《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从语言游戏和怀疑论到人性的“不可言说”》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例子并不局限在数学中，但是用数学举例有它自然的优点。当我们问一个人，这个信号灯是什么颜色的，那么他要同时满足两点才能保证回答的正确性：
1、自己不是色盲；
2、他对于颜色词汇的使用包含着正确的意义。
而数学问题中，不会存在经验干扰的成分，因此，讨论起来更为方便。
1、自己不是色盲；
2、他对于颜色词汇的使用包含着正确的意义。
而数学问题中，不会存在经验干扰的成分，因此，讨论起来更为方便。
事实上这个例子可以用在任何词汇上：
例如，在英语的语义学中，考虑「table（桌子）」这个词，它在过去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表示“桌子（table）”，另一个意思是表示“tabiar”。我们将一个对象称为“tabiar”，假如“它”不在艾菲尔铁塔下，并且是一张“桌子”，或者，它在艾菲尔铁塔下，并且是一张“椅子”。这种拼凑概念的做法可以用于任何概念：
例如，“grue（雪）”——如果有一个“对象（雪）”过去是绿色的，或者“这个对象”现在是白色的，那么它的“颜色（可以是绿色，也可以是白色）”就是“grue（雪）”，而我们要如何说明我们过去使用「green（绿色）」的时候，表达的是绿色，而不是 “grue（雪）”呢？
例如，在英语的语义学中，考虑「table（桌子）」这个词，它在过去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表示“桌子（table）”，另一个意思是表示“tabiar”。我们将一个对象称为“tabiar”，假如“它”不在艾菲尔铁塔下，并且是一张“桌子”，或者，它在艾菲尔铁塔下，并且是一张“椅子”。这种拼凑概念的做法可以用于任何概念：
例如，“grue（雪）”——如果有一个“对象（雪）”过去是绿色的，或者“这个对象”现在是白色的，那么它的“颜色（可以是绿色，也可以是白色）”就是“grue（雪）”，而我们要如何说明我们过去使用「green（绿色）」的时候，表达的是绿色，而不是 “grue（雪）”呢？
又例如说“键鼠”，一个对象是“键鼠”，假如说这个对象的造价高过了成本，“它”则是“鼠标”，否则就是“键盘”。我们如何证明我们过去使用“键盘”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说“键鼠”，而是真的就表示“键盘”呢？这种做法，被称为概念的“地区歧视（Gerrymandering）”，其来源可以参考傑利蠑螈。
克里普克所做的最后一步是，将梯子踢掉。既然我们过去的“话（语言）”没有意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话（语言）”有意义呢？但是，这就真的构成一个“悖论”吗？如果我们的语言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
克里普克通过谈论过去的意义来构建这个悖论，而如果稍微不小心一点，我们甚至无法将这个悖论说出来。当然，这里的最后一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及便是我们能够断言任何过去的“话（语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被任意诠释），这也对我们的语言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为说到底，我们根本就没有（现在）这种“东西”。凡是，说出来的东西，都是过去说出来的东西。
当然，对于加法，我们会说，当我们在说加法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地通过看的方式学习，我们有一些感性的认识，比如说“3+4”就是把 “3个东西”和“4个东西”放在一起，数一共有多少个东西。因此，加法实际上是基于计数的。但是我们又要如何保证计数就真的是指计数，而不是指一个别的概念呢？
例如在英语的语义学中，对应“数（count）”这个概念，我们有“quount”这种说法；即当数额小于“n”的时候，是正常地“数（count）”，当数额大于“n”的时候，无论数到多少都是“五个”。并且，我们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动手，因为概念之间的连接总是依赖于别的概念。
如果我们期望用诠释来排除怀疑，只会陷入无限的倒退中。（我认为倒退并不会无限下去，停止的地方是我们对于「所有」这个词的解释，我们无法解释「所有」这个词，或者说，我们无法定义所有这个词，当然，这个词有一些类似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全部」，比如说「任意」，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人类语言的概念框架的问题。）
要说（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怀疑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怀疑论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怀疑论仅仅是让你没有经验知识，而这个怀疑论让你连思考都无法进行。如果，任何词汇都没有确定的意义，思想要怎么进行？“语义（学）怀疑论”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做出的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我还真没有看过这个怀疑论的古典版本。
克里普克自然给出了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所持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怀疑论者的解决方案”：意义的确不存在，但是我们使用语言是能够得到辩护的，语言依然是一种规范性的行为。对于这种规范性的支持，来自于社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使用语言，为什么在问及艾菲尔铁塔下的那个“东西”叫什么的时候回答“椅子”而不是“桌子”呢？为什么面对“68+57”我们会回答出“125”呢？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大部分人都有一种生物学上的倾向，以正常的方式回答问题，这里的正常并不是真正的正常，而仅仅是基于大多数，或者基于惯例的正常。
但是，如果能够体会后期维特根斯坦做事情的方法，就会知道克里普克的思路大概是错的。维特根斯坦本人不可能认为意义不存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依赖“科学常识”的人，不可能给出这样一个如此反常的“东西（概念）”。
维特根斯坦说：“这是我们的悖论——‘行动’不可能是由规则决定的，因为每个‘行动’都可以纳入‘符号’规则。答案是——如果每个‘行动’都可以纳入‘符号’规则，那么‘它’也可以带来冲突。所以，‘这里’是‘协议的冲突’”
维特根斯坦接着说：“（语言游戏）在这里有一个‘误解’的事实表明，在（语言游戏）推理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解释’背后的另一个‘地方’，好像每一个至少能‘满足’我们，直到我们想到另一个‘谎言’。从而为我们展示是一种把握‘规则’而不是‘解释’，但是，‘（语言游戏）案例的程序’其实是‘遵守规则’或者‘违背’，仅此而已。”
这就说明了，（概念需要诠释）这件事情，是一个误解。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需要诠释，存在一些概念，我们不是通过诠释来理解它们的。因此，“照章办事矛盾（或者语言形式化规则）”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如果每个概念都需要诠释，而每个诠释也都需要诠释，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无穷倒退中，因此语言没有意义。但是，并不是每个概念都需要诠释。
也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用「诠释」对应「解释或翻译（interpretation）」，用「解释」对应「说明或辩解（explanation）」。因此，在我们学习很多基础概念的时候，我们（如同）还是很小很小的小孩，甚至连“要求解释”都做不到。我们根本就不是通过问诠释的方式来学习基本概念的。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规则站在那儿像一个路标（A rule stands there like a signpost）”；而克里普克把这句话读成了：“一个规则站在那儿‘就’像一个路标（A rule stands there "just" like a signpost）”，即，克里普克理解成了（所有对象都需要诠释之后才具有意义）这种观点的动机。
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即考虑一个路牌，路牌上画着一个人伸出他的左手指着你的右边（你面向路牌），这种情况下，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路牌的意思是叫我们往右走，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即考虑一个路牌，路牌上画着一个人伸出他的左手指着你的右边（你面向路牌），这种情况下，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路牌的意思是叫我们往右走，但是果真如此吗？
为什么不是叫我们学着这个人的姿势站着，伸出左手，因此是往左走？为什么不是叫我们学着这个人伸手往右边一指，然后回家，或者在这里一直站着？反过来考虑这个路牌，这个路牌有什么含义呢？这个路牌本身有任何意义吗？它是铁做的，0.2 厘米厚，上面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色块，我们可以通过将涂料刮下来分析的方式知道这是什么漆，然后呢？
路牌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都是人为赋予的。而在接触一个陌生文化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试图用自己的语言给对方的语言文字以及日常符号做出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