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记得，第一次开各科学长会议的时候，就是徐崇钦首先向他发难。当时，蔡校长希望陈独秀多抓文科的建设和教材选置，不必亲自给学生上课。以陈独秀的才学和见识，以及超群的口才，登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定大受欢迎。然而徐崇钦却抓住陈独秀不上课一事，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身为文科学长，居然不给学生上课，真是天下奇闻。开不出课乎？不敢开课乎？”说罢阴阳怪气一笑。
想到这些，陈独秀不屑地说：“徐崇钦应当开除。”
理科学长夏元琛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夏原是蔡元培在中国教育会和南洋公学的同事，又是一起留学德国的密友。他曾追随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是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对陈独秀说：“仲甫先生，这徐崇钦在教学上是有能力的，虽脾气不好，为人却正派。当年姓舒的主任，曾拉他参加‘倒蔡运动’，反遭到他的痛骂。兄弟以为，徐崇钦还是留任为好。”
其实，陈独秀知道，徐崇钦在北河沿预科学长室里，将前来说项的舒某当场轰出，并大骂：“我徐某人历来光明磊落，最看不起背后搞阴谋！”
然而陈独秀还是不满地瞪了老资格的夏元琛一眼，几乎用教训的口气讥讽道：“夏先生究竟是搞相对论的还是搞中庸论的？怎么总是偏袒北大旧人！”教授们听罢，脸色多有不悦。他们纷纷发言，支持夏元琛。连沈尹默都被陈独秀目空一切的霸悍所震惊，他与马叙伦表达了不满。

会议室的空气有些凝固，蔡元培说话了：“徐崇钦还是要用的，我们不能以一己私见对待学者专家。徐先生反对过我，但说句公道话，他治理预科，比北大各科都严。不论是谁，无论他持何政见，只要对北大有过贡献，我们都要把他的大名写入北大校史，诸位意下如何？”
教授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蔡元培又将新的庶务主任人选向大家介绍。此人就是陈独秀亲自向蔡元培推荐的安徽同乡、留学过日本办过《安徽白话报》的李辛白。蔡元培怕遭人非议，说是他自己推荐的。
陈独秀听罢，方才的怨气消散了，对自己的狭隘心胸颇有自责。他的眼神与夏元琛再度相遇时，表示了歉意和愧疚。夏元琛也以微笑回应。
蔡元培向教授们又汇报了成立各科评议会，一切权力交给教授管理；希望大家举贤荐能。
只见陈独秀站起来，向蔡元培推荐刘半农，说此公虽只有高中水平，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如能进北大，宣传新文化运动，当是一员骁将。
话音未落，马叙伦就插了话：“足下给你《新青年》写东西，或可马马虎虎。可这等脚穿鱼皮鞋的浮夸文人进北大任教，就未免根基太浅了吧？”
陈独秀瞪了马叙伦一眼，不再多说。跟随众人离开会场。看得出来，刚才的会开得不错，但这群书生，见复辟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地在北京敲打，个个已心乱如麻，默然离去。
7月1日凌晨，新华门上的五色旗，在辫子兵的枪声中跌落下来，然后换上了一面黄龙旗。殊不知，就在此刻，天津段祺瑞的公馆里，各省的军督们进进出出，如过江之鲫，带走了一道道倒辫子军的密令。连梁启超都走出“饮冰室”宅第，如约走进热闹非凡的段公馆，将一份替段起草的讨伐复辟通电稿，交给段祺瑞。段读后大赞梁启超是大手笔。更令段祺瑞感动的是梁还向天津交通银行筹措了六十万大洋的军饷，供他差遣。
不久，段祺瑞在河北青田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总共只有三千人马的辫子军已军心动摇。成了孤家寡人的张勋战必败，和不成，只好求东交民巷的列强使馆帮忙，却十分不顺。鼓动这次复辟的康有为见状，逃进美国公馆，躲了起来。
7月12日，讨逆军出动两架飞机，在隆宗门外、御花园水池、西长安街隆福门分别扔下一枚炸弹后，在故宫小皇帝的哭声中，张勋乘车逃至荷兰公使馆。折腾了十二天的复辟丑剧就草草落幕了。

11
北京恢复了平静，老百姓照常过日子，北京大学也到了放暑假的时候。
一天，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到沙滩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刘半农笑曰：“近日各家饭店酒楼都有‘总统鱼’卖，咱就来道‘红烧总统鱼’品尝品尝如何？”
陈独秀和钱玄同不解，问：“什么是‘总统鱼’，莫非是总统养的鱼？”
“非也，容我道来。”刘半农就说了关于冯国璋与“总统鱼”的段子，“冯国璋代总统后，迟迟不来京赴任，段祺瑞几次致电催促。彼时，冯国璋正忙着勾结江苏的张謇，合伙做一笔上千箱的鸦片生意。段祺瑞听说后，不急不恼地说：‘我素知此君爱财，就做个顺水人情吧。’后那冯代总统住进中南海，发现中海、南海养有很多历代珍贵之鱼。老袁执政时，从河南弄了不少黄河红鲤，放在中南海里养。据说其中有五六百年的金鲤。冯代总统闻之，令手下张网捕鱼，果然网网不虚。有人说，不少是康乾时的鱼呢，便高价出售，银子流入代总统的腰包，美食家也大快朵颐，享了口福。”
陈独秀听罢，放声大笑：“此乃张勋复辟殃及池鱼呀！我可不吃‘总统鱼’，怕脏了我的肠胃。”

席间，三人谈到正题，给《新青年》组稿之事。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自然很关注作者，他想起自己正在北大读书的德清小同乡俞平伯，诗文皆好，是俞曲园的玄孙辈。钱玄同对陈、刘介绍说，俞曲园，道光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精于古文字学，曾与曾国藩、李鸿章有交往。主讲于苏州、上海诸书院，授徒多人，章太炎出其门下。
钱玄同又谈了周启明和周树人兄弟，说启明文笔不错，其兄文风老辣，类龚自珍，兄弟俩在日本时还译过一本《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本，但有勇气尝试，也值得敬重。钱玄同表示试试去，拿几篇稿子。
钱玄同几杯老酒入肚，由谈周氏兄相扶相携、亲密无间，竟联想起自家兄弟。
钱玄同父亲钱振常，中年擢进士，湛深经学，精于考据，乃饱学之士。钱玄同三岁时，就由父亲亲授《尔雅》，每日站立书架前，一条条诵读，直站到两腿僵直。掌灯时，才由仆人抱回卧室。后来他每思“庭训”，常感慨“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日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钱玄同对父亲的“爱之深责之切”十分感恩。
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都寄托了其父的一片苦心。钱玄同对此解释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足见父亲对幼子的喜爱和期许。

@金陵周如风 2015-08-06 16:29:27
原来那个帖子好像看不到了呀。。
支持汪老。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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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洛2014 2015-08-07 18:05:53
怎么不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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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更

@锦瑟十弦2009 2015-08-07 15:50:53
楼主继续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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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钱玄同12岁时，父亲去世，又四年母也辞世。此后，其兄钱恂撑起这个家。钱恂长钱玄同32岁。在幼承庭训中，成为博学之士。他一生不以学问名世，却把大量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早年入薛福成、张之洞幕下，1907年，任出使荷兰、意大利大臣，为晚清著名外交家，与维新派、革命派多有联系。自父母亡故后，长兄如父，对钱玄同悉心照顾，疼爱有加。钱玄同留学日本，直至入北大教书，都得到兄长的提携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嫂嫂单士厘，乃奇人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钱恂结为秦晋之后，二人相濡以沫，抚养照顾钱玄同更是尽心尽力，钱玄同在日留学时生病，嫂子亲自为他煎药喂食，陪他去医院治疗。凡小叔子索钱，她都一一满足，所谓长嫂如母。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单士厘以三寸金莲，随夫钱恂走遍世界，且有《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书问世，使其扬名，流传至今。
毛泽东的老师、钱玄同的老友语言学家黎锦熙，这样描写钱玄同与兄嫂的关系：“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不再行跪拜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阴历年底带妻子到家里去跟着拜祖先……”
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破“旧礼教”与“新文化”之间，骨子里常常选择前者。茅盾曾是钱玄同的学生，当年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时，炎炎夏日他亲眼见到街头一番别样光景：钱恂衣着单长衫，手持蒲扇，悠悠地走着，其子钱稻孙高撑洋布伞跟在他身后，钱玄同与侄子并排，跟着长兄漫步。
长兄钱恂替钱玄同包办了婚姻大事，主张“新文化”的钱玄同，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姻。长兄为他找的夫人，名徐婠贞，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举人，曾任兵部郎中，在绍兴建“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多年。徐婠贞的父亲徐元钊与钱振常同为龙门书院门生，两家交谊甚深。观钱玄同1906年5月日记，对新婚之夜他这样描述：“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
钱玄同和鲁迅的婚姻一样。一个是长兄安排，一个是母亲所定，个中苦楚，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中默默品尝了。但他们的结果却各有不同——鲁迅最后冲破封建樊篱，收获了许广平的爱情；而钱玄同却执徐婠贞之手，一直走到终老。

12
民国六年（1917）9月4日，大约是张勋复辟闹剧过去不到两个月，与其兄周树人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补树书屋的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上用楷书写有“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字样。
这之前，北大方面已与周作人谈妥，让他担任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教授，每周各三学时，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校长蔡元培不无关系。蔡元培与周氏兄弟同住一城，有同乡之谊。蔡住城内笔飞弄，身为前清翰林，几乎家喻户晓。周作人年少时，曾无意中在家的书堆里，发现蔡元培的一册朱卷。文皆为短章，非八股体，只觉新鲜。光绪末年，绍兴人请蔡翰林办学务公所。蔡元培想请周作人帮忙，因周作人正读书不愿辍学，故回绝蔡元培之邀。后蔡元培被朝廷排挤，到德国游学去了，周作人与蔡元培失去了一次合作机会。
转眼到了1911年9月，周作人偕夫人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然而，昔日清幽古雅充满诗意的小城，已变得败落不堪，让他极为失落。他写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从文中，可读出周作人面对家乡疏离，他人不解的那种难耐的孤独。几天后他作诗道：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周作人的心境又添了悲凉。这悲凉让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王金发光复了绍兴，一切又归于沉寂之后，心怀疑虑而冷漠。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长沈钧儒委任周作人为本省视学后，他的态度仍不积极。到了1913年春，中华民国虽立，但大权旁落袁世凯，宋教仁被暗杀。不久，周作人应聘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但周作人的真正兴趣，是读古书，抄古书，有时也译些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有关儿童文学的东西。从中却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周作人还继续着在日本即已开始的介绍俄国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工作。1914年，周作人出版了在日本就翻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并经常系统地在杂志上介绍拜伦、谢甫琴科、裴多菲等诗人，同时，他还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段时间的译著精选编成《异域文谈》出版。
周作人在此期间，除帮其兄周树人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外，还自己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及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在《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周作人还对绍兴古迹颇感兴趣，不仅著文介绍，还撰文《论保存古迹》，呼吁珍爱文化遗产。周作人受其兄影响，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价值很高。
周作人就是在赏玩古玩、追怀先贤，秉烛夜谈，写作翻译的悠闲和孤寂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再次与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
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辆洋车，从山会邑馆前往沙滩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因车夫听错了浙江口音，拉错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长外出仍未能谋面。蔡元培得知，翌日亲自登山会邑馆见周作人。告之，学期中间，难设新课，建议他先到预科任教。周作人犹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议，让他到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张勋复辟前后，周作人刚刚到国史编纂处工作一个月，一日突发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虚惊一场。经历全过程的兄长周树人，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兄弟》。

周作人到北大后，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当属刘半农。他们第一次谋面，是在刘半农暂居的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刘半农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文笔极好，寥寥几句，便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写出。不过“上海少年”与“俄国英雄”一见倾心，却很有趣。当然，两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周作人笔下“头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刘半农，11岁在家乡江阴翰墨林小学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因与同学瞿秋白等参与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与二弟刘天华参加本地革命团体，后又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书与英文翻译。1912年初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兼演员。为生存，刘半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经陈独秀引导，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以刘半农署名的《灵霞馆笔记》。
周作人正是读到《灵霞馆笔记》，方了解刘半农的。他以为，原是些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组织，却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与刘半农接触中，感到他虽有革新之志，却在谈吐间流露出文人的幽默灵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灵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无恶意。”

除刘半农外，周作人与钱玄同也是终生不渝的文友。这三人，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评价钱玄同时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与刘半农见面就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诗：“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每当钱、刘大抬其杠，闹得面红耳赤之时，周作人总是在旁微笑倾听。文人间的斗嘴，常常妙语连珠，趣味无穷，其学养和性情尽在其中，听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刘半农的恶作剧，也常让周作人忍俊不禁。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回信竟无笺牍，而将二纸黏合如账册，封面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内文是：“（生）咳，方六（周作人）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
三位友人在新文化运动大潮即将涌涛而来之前，在闲逸中，抒写性灵的不悖于风雅，或是民国初，文人的拂衣而高蹈，不囿流俗的一种人生姿态。

13
1917年9月10日，也就是英、法、日、俄等协约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承认中国对德宣战所提的参战条件的第二天。在初秋温暖的下午，一位乌黑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进弥漫着皇家气派的北京大学。经人指点，他敲开了陈独秀办公室的门。虽从未谋面，陈独秀却断定这个二十六七岁的斯文学者就是他苦苦等待的人，便两眼放光，高声嚷道：“定是适之，我们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
听到“博士”二字，让胡适有些窘态。今年5月23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答辩口试。上年已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初试的笔试和口试，获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次答辩口试，博士论文通过，但须修改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胡适既未按需求修论文，也没交百本样册，因此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授衔仪式却一直拖到1927年。最后还是在胡适的导师杜威本人的请求劝说和主持下，在近乎赔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在他这次回国时，报界提前公布他的博士头衔，让他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耀。
陈独秀是1915年通过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知道胡适的。汪孟邹请胡适为《青年杂志》写稿，并诉胡适《青年杂志》的主撰为皖人陈独秀。不久，汪又致信胡适催稿，称：“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胡适于次年9月，以白话文译俄小说《决斗》，发《新青年》，11月作《文学改良刍议》寄陈独秀。1917年1月，胡适经陈独秀力荐，答应到北大任教。

从汪孟邹处，陈独秀得知，胡适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是自己的小老乡。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秀才，做过州县级的地方小官。上庄山水环抱，景色秀丽，古风犹存。胡适在家乡受九年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求学，两年后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转入中国新公学，兼英文教员。19岁考取留美官费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又转入文学院读哲学、经济、文学诸课程，1914年获文学学士，9月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汪孟邹讲，胡适13岁到上海，进梅溪学堂读书，尚不懂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被编入最低的一班。有位国文老师讲课时，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的“传”解释成《左传》。胡适课后，捧书到老师前，低声且恭敬地说：“先生，这个‘传’字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先是一惊，又将信将疑问胡适：“侬读过《易经》？”见胡适点头，就又问还读过什么书，胡适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更加吃惊，就以《孝悌说》为题，让胡适作文。从未开过笔作文的胡适就写了百字文。先生看罢，称赞不已，便拉着胡适，转到第二班，连升三级。
当时陈独秀听了，大为赞叹胡适的聪颖过人。汪孟邹笑曰：“若是你仲甫遇到这样谬解‘传’字的老师，还不将他轰将出去！性格使然。”

还是汪孟邹讲的，胡适早在1915年，即开始提倡白话文，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都不苟同，尤其对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更极力反对，于是双方发生笔战，胡适就给反对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话长诗逗他，其有：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陈独秀知道次年4月，胡适又写词《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之后，才有翻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页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向新世纪跨出惊世骇俗的第一步时，陈独秀的主张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张：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对此文，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谈到对胡适“首举义旗”之初，最坚定地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的，除陈独秀外，便是更武断更激进的章太炎门徒钱玄同。钱玄同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将时代提倡复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方苞等喻为“十八妖魔”后，他在1919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发表于《新青年》），又杜撰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钱氏将古文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后又载《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中，称古文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在陈、钱看来，三千年来所有古文宗师，三教巨头都应推下地狱。此调虽无科学性，但激烈的态度，也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
与陈独秀愉快地见面并愉快地交谈后，陈独秀把胡适引到北大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到校长室见蔡元培。一位老革命家、一位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思想领袖，与名震当代中国的宿儒，具有历史意义地相会了。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蔡元培生于丁卯年，陈独秀生于己卯年，胡适生于辛卯年），正是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他们的风云际会，不仅为改造繁荣北大，而且为改造繁荣中国思想文化奠下了沉厚的基石。
蔡校长一见胡适，先微笑，然后仰天长吁了一声：“总算等到胡博士了！”
胡适感动地向校长鞠躬：“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
蔡元培握住胡适秀气的手。他知道，随着胡适的到来，北大的整顿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14

蔡元培校长在校长室见了胡适之后，拉着胡适，由陈独秀和钱玄同作陪，在饭店给胡适接风。席间，自然少不了谈到北大的校风。钱玄同快人快语，说不少学生不好好学习，逛妓院、打麻将、捧戏子；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特意提到辜鸿铭，既非批评，也非表彰，只讲现象，说他上课时，还让仆人给他点烟倒茶。上第一节课时，同学们见他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但见过大世面的辜鸿铭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学生一番，然后说：“你们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轻易剪掉，然而诸位长在脑袋里面无形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了。”又说辜鸿铭精通多种外语，在北大无人可望其项背，但中国字却马马虎虎。一次他讲《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误写成“宴”字。学生向他指出，他边改边发牢骚说：“汉字之晏与宴，不过是日字上下调换一下而已，却字义大不相同，英文就少了如此麻烦。”学生不服，站起说英语也有将“god”（上帝）倒过来写成“dog”（狗）的。老先生竟只有耸肩无语的份儿。

钱玄同举此例，实际上在夸校长兼容并蓄、冰火同炉，“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他的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

陈独秀是赞同兼容并包的，他推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便是明证。他对胡适说：“北大学生的旧学根基很深，有不少人才。”接着他向胡适介绍了李鸿章嫡孙的事：一次讨论学生周谷城提出成立“雄辩会”之事。一位个头细挑、器宇轩昂的理科学生，昂步走进会议室，发表了很精彩的演说，这些年来，兄弟一直研究洋务运动和中国前途。为什么中国洋务派与日本同时起步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之梦却破灭啦？还有，要救中国，“中体西用”究竟灵不灵？我以前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一位自然是先祖父李鸿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祖父成了千人唾骂的民族罪人。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他以74岁之高龄，带着“以夷制夷”的使命，率庞大使团游说欧美各国时，却意想不到地受到盛大欢迎。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日庆典时，他被排在七十多个国家使团的前列……当船抵日本横滨时，尽管日本多次邀请，这位自尊而固执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岸。他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曾发誓永不踏上日本国土。他多次告诫我们，永不要相信日本人，这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民族。在他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我是大清的功狗哇！记住，弱国无外交！”我尊敬的第二位伟人是梁任公，他敢于和那位老朽康南海决裂，提出“新民”说，真令人耳目一新哪！第三位伟人则是屡战屡败的孙文，但我佩服他的精神，那种为再造共和如印度国父甘地般的坚韧和气度。愚昧而孱弱的中国需要新的“孔子”来造就中国式的剑桥和哈佛……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自然忘不了那位北大高才生的演讲。
胡适听后，动情地透过窗子，望着深邃而高远的星空。
临近散席时，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三年前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他写的《非留学篇》，交给蔡元培。蔡元培回家读后，发现胡适和自己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9月17日，在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特地安排胡适给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
大礼堂场面很大，台下坐满了渴望一睹中国首位博士、文学革命领袖风采的师生和各报记者。留任和新来的手捧大红聘书的学界宿儒和名流也面带微笑或心存疑惑地恭候胡适。
胡适很从容地微笑着走上讲台。重点阐述了大学保留储积国家高等知识、高级人才及精研、开拓最新科学、发展国家文化的重要地位，鼓励要用西方现代的大学概念和管理观念来改造和经管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为北大的整顿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建立了具体依傍模式。最后，他激昂地说：“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过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掌声热烈。正襟危坐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章士钊、崔适、黄节诸人，发现胡适果然是位“旧学邃密，新知浑沉”的博士，也都报以掌声。

胡适在北大讲授英文学问、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科目，每周十二课时，月薪大洋二百八十块。年底，创办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是年又担任了新成立的校评议会评议员和新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编辑。
胡适到北大，无疑是给北京大学吹进一股东风，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们，已经感到胡适带来的新风将吹绿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界，他们也必将要跟着胡适，干一番大事业。
蔡元培体会最直接也最深。他确认胡适是他改造北大最得力的助手。胡适思想新颖，文章绝妙，堪当大任。
当时，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就说过：“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的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事实果真如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位巨人。自然，后来的周树人兄弟等一批文化精英的风云际会，不仅改造了北大、繁荣了北大，还为改造中国思想文化、繁荣中国文化奠基了坚实沉厚的基石。后来，因意识形态原因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周树人，而肆意贬损胡适和陈独秀，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