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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单说几句，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文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可以说是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巨星画卷。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
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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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1916）岁尾，有几件大事发生：10月31日，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八天之后，护国军之父蔡锷病逝日本，年仅34岁。11月12日百名参、众两院议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拜跪”。国会宪法审议会开会审议宪法草案条文时，“孔教”能否定为“国教”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
12月21日，《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12月）21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居观莱园陈宅。”
26日，被北洋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黎元洪，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布就职大总统后，正式任命单枪匹马只身北上的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就是说，他将要主政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
其实，三个月前，蔡元培在旅法时，就接到驻法国公使转来教育总长的电报，是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的继任者范源濂发来的。这位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在电文中充满了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接到电报，乘法国邮轮11月8日抵达上海。翌日赶到福开路黄兴灵堂吊祭。又接到蔡锷去世的噩耗，他与上海的革命党人，都沉浸于一片悲痛之中。
蔡元培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是以主丧友人的名义，主持黄兴悼念活动的。

辛亥革命后，大总统宝座拱手相让，又痛失宋教仁、黄兴这两位文武主将，孙中山悲痛至极，神情黯然，面容憔悴。蔡元培见之，自然也心情沉重。但孙中山能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同盟会，重建国民党，那么以他屡战屡败的摄人魂魄的浩然之气，再造共和伟业，充满希望。
望着面前这位身材不高，留两撇威严口髭的伟人，蔡元培决心与他干一番宏图大业。
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昔日旧友为他北上就职北京大学校长的鼓励诗：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火车在冬季空旷的原野上，不快不慢地行驶，蔡元培凭窗远眺。他赴京就北大校长职，多数朋友不赞同，广西马君武就劝他不要去蹚这池浑水。那北京大学的腐败尽人皆知，民国以来，走马灯般不知换过几任校长，又有何人全身而退？那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连忙告饶抽身，算是聪明之择。你乃前清翰林，若整顿不好，可败坏一世清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支持他办教育的话，却声如洪钟，在耳际回响。在那个夜雨萧瑟的晚上，在中山先生的寓所，先生用惯有的平和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谈到教育时说，“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得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想到这里，中山先生那略显威仪的脸庞，特别是清澄得如一泓秋水般的双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知为什么，在自己人生困顿、彷徨乃至灰心的时候，想起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走向的伟人清澈又坚毅的眼睛，就激奋自信起来。

北京大学在动荡的政局下，一片乌烟瘴气，名声狼藉。教师中不少人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学生中有不少人整天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上课，不读书，混日子。北京大学所处的马神庙、沙滩一带，成了市井闹肆、酒楼，暗娼招摇过市，与文化圣地形成绝妙的讽刺。
如今，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再次走进军阀盘踞下的日渐颓败衙门式的旧大学堂、眉宇间还是泛出凝重的忧虑。
校门坐北朝南，有两只苍老却威猛的石狮，蹲守在大门两侧，门头上依旧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进门，虽然大雪遮盖了小院，但那不小的荷塘，前立一日晷，石柱上刻有篆文，不远处有一棵苍古的老槐，却清晰可辨。往北，有五间高大殿宇，乃公主府正殿，上方的藻井与殿柱，虽油漆早已斑驳，但依然一派皇家气象。走过组组建筑群，来到后院，有座两层砖木楼房，原是公主楼，改为京师大学堂后，已成为藏书楼。往西，有几进宽敞大屋，昔日公主在此起居，现改成学校办公的地方。
和嘉公主府改成京师大学堂后，几经扩展，至北京大学建立，已将周边的汉花园、松公府划为校址。今年9月，校方又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在校门处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想到这里，蔡元培脸上似又浮起欣慰的微笑。
蔡元培重新回到校门口时，突然发现一排校役整齐地列队在大门两侧，脱帽向他鞠躬行礼。他们得知校长在东方未曙时已进校，便自动提前上班，聚在校门口。蔡见状，也忙脱帽向他们一一鞠躬还礼。从此，每天蔡校长遇到校役或师生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地对他们鞠躬回礼。从这件小事，人们欣喜地看到，校长给封建习气浓重的旧北京大学带进一缕平等、民主之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平等、民主、自由之风不仅鼓荡在北大校园，还强劲地涤荡整个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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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黄包车跑过雪后明丽阳光下的前门城楼，碧瓦上积雪灼灼闪光，刺得蔡元培睁不开眼。不一会儿，黄包车就停在前门外一家旅舍门前。陈独秀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就有了一位前清名翰林，一个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在分别一个年轮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
陈独秀见到蔡元培，向前跨了一步：“蔡先生吧，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
蔡元培两眼闪光：“啊，仲甫先生，乱世重逢，幸哉幸哉！”
二人手拉手走进旅舍客房，两手烫人，面色潮红。坐定后，彼此微笑相视，极富语言天赋的老朋友，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十多年的往事，却瞬间涌上心头。
1904年秋，一批从日本留学归国，志在推翻清廷的文人，在上海法租界余庆里、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里，成立了暗杀团。蔡元培、陈独秀这对爱国学社的师生参加了暗杀团。加入暗杀团，像会党结社般“歃血盟誓”。
那天，他们一伙文人，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每人痛饮三口，豪情万丈，义无反顾。
他们早已在日本横滨秘密建立炸药制造所，研制炸药。归国后，蔡元培发展上海爱国女校化学老师钟观光和俞子夷，制出威力很大的毒药。但考虑使用不便，转向研制炸药，当时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钊。章士钊又拉来陈独秀。有了炸药，拟订刺杀慈禧。于是北下京城，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终因防备森严，经费耗尽，返回上海。

其实，蔡元培早就心仪陈独秀，陈独秀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蔡元培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过陈独秀。后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听说，后来出资人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全凭陈独秀独木苦撑了几个月，对其敬业精神十分钦佩。
谈到这里，陈独秀忙从里屋拉出汪孟邹。向蔡元培介绍：“讲起办报，全凭孟邹兄撑腰。”蔡元培知道汪乃上海滩的报界闻人。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是密友。
1903年夏，章士钊办的《苏报》被查封后，几经奔波又筹办了《民国日报》。当时，蔡元培也在上海，章士钊对他说，他和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一间小阁楼上。陈独秀足不出户，又撰稿又搞编务，经常彻夜工作。一日，章士钊忽闻异味，竟是从蓬头垢面从不换洗衣服的陈独秀身上飘来。他忙走近老友，见陈独秀肮脏污黑的衣领上竟爬满虱子。
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更是夙兴夜寐，是报社最为繁忙辛苦的一位。汪与陈的相识也颇有趣儿。一日，汪孟邹正在科学图书社办公，忽有一位剪了辫子、披着半长头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手执雨伞闯进来，说是要来办报。汪一怔，见面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两唇宽而红润，双目炯然放光，自报陈独秀。汪告诉他，这里一日两粥，清苦得很，他却说，有粥就好。当时芜湖尚无印刷厂，稿子编好后须到上海印刷，印毕再寄回。报纸一到芜湖，陈独秀包揽了分发，打包、邮寄，麻利而尽职。一次，因有事，汪曾到他的小屋找他。见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汪孟邹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有如此阔大心胸的年轻人，目前虽破衣烂衫，但前程无限。

汪孟邹的东亚图书社后来得以发展，与陈独秀的智慧点拨有关。自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曾与柏文蔚有交谊的陈独秀，颇被人看好。朋友都来劝他，出来做官吧。陈独秀却极为冷静地劝诫朋友，这时局不会长久。他颇有眼光地看好办报开书店，劝朋友凑股去办。
陈独秀日夜都梦想着革新大业，这几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趁着酒力，找到汪孟邹说，让我办份期刊吧，我让它名扬天下！
当时，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由汪孟邹承担，财力已拮据，无力再办期刊，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上海青年》雷同，和陈独秀商量后，改《青年杂志》为《新青年》。
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蔡元培到前门陈独秀下榻的旅社拜见他，并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求贤若渴地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说，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陈独秀听此，仓促无备，忙委婉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忙表示，那就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陈独秀被老友镜片后执着和慈爱的目光感动了，那目光里有领袖群伦、宽厚长者的情怀，但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他为难了。于是他说：“我向蔡先生推荐胡适博士，此人比我强，适合担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自然也喜欢胡适。他在《新青年》上读过胡适的《寄陈独秀》长信。对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十分赞赏。尤其对胡适在海外提出的“一个国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的主张，赞叹不已。蔡元培知道，他到北大主政，与旧势力必将有一场苦斗，他需要陈独秀这样的青年领袖，也需求胡适这样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身材短小，留着两撇细胡子的“桃园渔夫”，气度儒雅地微微一笑：“仲甫，我还会来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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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要彻底改造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他很清楚邀请陈独秀的重要性。北大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大学，但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是为培养封建官僚而创办的官校。进士学馆深造，也是举人进士出身之各京曹官吏获取官职的台阶。后来又有专门为新进士肄业设立的进士馆。学生个个是官吏老爷，旧贵族的没落腐朽习气弥漫学校。民国后，学生仍以官僚、巨富、名流子弟为主，前清遗少不在少数。时代理校长胡仁源也是前清进士，后留学英伦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大预科学长，后代理校长。他所聘教员多是前清遗老与封建士大夫名流，如文科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诸人。学生中不少身着长袍马褂、手捧水烟袋的公子哥，即便优秀者，也不过在二流小报写写花边文章，或以香艳之文捧捧女伶。下等者，整日打麻将，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校风极差。在严重缺乏学术空气的环境下，优秀人才寥若晨星。蔡元培要厉行改革，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于是才出现了清流云集、群贤毕至的局面。

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
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与钱玄同有同样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同门黄侃，对陈独秀却大不以为然。他依稀记得，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尽管那时陈仲甫喝了太多的酒。
人说章门多狂狷之士，他黄侃不仅狂而且疯。这位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的教授黄侃，过去运气不错，是先入师章太炎之门的幸运者。这位湖北佬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因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亡命日本的。他有诗曰：“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章太炎对钱玄同和黄侃的评价不错。宣统二年，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
黄侃是逐渐变得迂腐，以致将陈独秀视为洪水猛兽的。陈独秀与黄侃的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背后新旧思想的差异性。
正在北大校园议论纷纷之时，庶务长将陈独秀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斯时，他正在读刚到的《新青年》。陈独秀的电报写着：“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仲甫于一月十三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蔡元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要鸣锣登场了。蔡元培对他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路、先声夺人之举，也深表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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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杆胡同在东安门九号陈宅门前，有对石狮子，虽然不断被岁月剥蚀，依然威严生动。小院方正，陈独秀租住的是三间北房。两扇精美的雕花木隔断，将房子隔成三间。两边做卧室，堂屋做客厅和写作间。
陈独秀与现在的妻子高君曼同来北京。关于陈独秀和他昔日多情的小姨子高君曼的绯闻很多。他们是七年前在杭州先同居而后才结婚的。
听到敲门声，高君曼去开门。两张陌生却笑得灿烂的脸，让她有点儿惊疑，但还是客气地将他们请进客厅。
客厅里，陈独秀正埋头在书桌上挥毫疾书，抬头见是蔡校长和钱玄同，忙起身拱手向老友致意。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和如炬的目光，平添了几分感激。

三九隆冬，客厅却没有炉火，冷得像冰窖，三人搓着手交谈，高君曼送来热气袅袅的茶。陈独秀将高君曼介绍给客人。高君曼面色苍白，却很清丽。高君曼退下后，陈独秀说她正在咯血。然后话题又转到了北大的现状。钱玄同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同一把火，把北大烧得通红。蔡元培也说，陈老弟从美国引来的这把火，推动了北大的变革。陈独秀快活大笑后，突然打住，对蔡元培说，兄弟来放火，不愿给你添乱，如若你犹豫了，我会立刻回到上海。北大旧派人物云集，而我又是个准备将他们一个个掀翻的狂人。我刚写了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给胡适点起的火，再加把薪柴，正式亮出“文学革命”的旗号。

说着，他顺手从书桌上将文稿交给两位老友先睹为快——那题目“文学革命论”就让两人怦然心动。

对陈独秀凌厉而富有战斗性的文风，蔡元培和钱玄同是都领教过的。陈独秀18岁时便以《扬子江形势论略》给沉闷的学界甩出一记响雷。他因乡试，从安徽乘舟去南京，一路对长江水文地貌细心观察，进而提出长江江防问题，见解独到，令人惊异。1916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服务于“纲常阶级制”的孔子封建思想，是与近代“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绝不相容的。文章已从世界发展总趋向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改革了。现在，两人交换阅读文稿。文章开宗明义，纵横中点出发动文学革命的初衷要义，其文风更加霸气、磅礴，显现出这位有领袖欲的人的气魄和才情。文章开端曰：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新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然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
蔡、钱二位在冰窖似的小屋读得热血沸腾，小屋里生气勃勃。

见钱玄同心悦诚服地交口称赞《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有些快意。说实话，他和胡适发起文学革命，又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是有些担心的——北大是章门弟子云集的地方，国学深厚的刘师培、黄侃、钱玄同都是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章太炎乃古文经学大家，弟子众多。他在辛亥革命前，曾就《新学伪经考》痛批康有为。章门弟子对“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赞同。但眼前的钱玄同似可以争取过来，助“文学革命”之力。钱玄同对桐城派的归有光、方苞等人很不以为然，曾大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六年前，钱玄同又拜同乡前辈崔为师，研究起今文经学来。更让人瞠目的是，钱玄同竟在为康有为写的序文中，说了不少好话，与恩师章太炎唱对台戏。
陈独秀试探性地向这位狂且多变的钱玄同约稿，助“文学革命”一臂之力。钱玄同爽快答应，然后挟枪带棒地表示：“要搞文学革命，旧瓶装新酒不行。你和胡适都尚用腐儒腔，之乎者也，我提议，今后《新青年》应一律用白话文。”
陈独秀很高兴：“当今玄同的思想最激进。玄同乃国学大家，古文写得不让桐城派，却要改用白话，实在是有气魄。”

钱玄同来了精神，他听老乡沈尹默说过，陈独秀1909年在杭州任陆军小学教员时，正逢青春年少，颇有诗酒豪情，曾有诗曰：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陈独秀工宋诗，常以香草美人自况，有时也敢以屈子自吟。他的“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及“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便是。但如今陈独秀搞文学革命了，文章虽写得狂飙突进、文字激扬，诗却落后了。钱玄同对此不免有些惋惜。钱玄同记得陈独秀在杭州曾为沈尹默写过《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真是意境绝高，特别是《夜雨狂歌答沈二》更是瑰丽奇诡：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蟉。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扃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泯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岣嵝，江山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钱玄同觉得此诗抒高蹈愤世之情，非时人士流所能及也。

蔡元培先生

陈独秀先生

这沈尹默早年一度游学日本，1909年25岁时，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课。那时也在杭州的陈独秀在友人家里见到沈尹默的诗和字，就去造访他，一见面即说：“昨天在刘三处曾见你写的一诗，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
沈尹默虽觉刺耳，一想却颇有道理。回去后，始认真研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照此事件，日取一刀尺八纸，临写汉碑，两三年后改临写六朝碑版，兼临各大家精品，凡十数年探毫不辍，遂其字脱尽俗气。又多与陈独秀、柳亚子、章士钊交流，眼界不凡，书风、书格渐入化境，成为书界英俊。
陈独秀对书法的造诣极深。辛亥革命前后，他对书法的研习颇下苦功。1911年，他与妻妹高君曼私奔至杭州结婚后，同杭州的沈尹默、沈士远、马一浮相识，几乎整日谈诗论书。陈独秀“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马一浮语）。
陈独秀的书法不仅古厚苍拙，有文化底蕴，审美的境界也高。这从陈独秀《题刘海粟古松图》一诗，就见其见识。其诗曰，“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诗之所以在文人中广为流传，就在于诗中有辩证法，有大境界，“不孤”即俗，“孤”则不俗，即“气骨挺立”。从中还可以看出陈独秀的书法美学观与他的人生信仰、人格构建。
不管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有怎样的功过长短，人生是怎样的沉瓜浮李，但他深厚的学养、气骨挺立的人格风骨，永不会被湮灭。

从沈尹默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诗《月夜》来看，他是较早地主张“独立人格”的学者。诗中说：“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沈尹默这代年轻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及实践与陈独秀《警告青年》希望热血青年“是自由而非奴隶的”，“独立自主之人格”的精神是一致的。人格者，即个人存在的状态，独立的人格才是健全的。可惜，中国旧知识分子往往只有“依附人格”。

沈尹默是1914年被破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1916年又被蔡元培纳入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自此，成为书法大家。沈尹默因此对陈独秀直率而中肯的批评感激不尽。

陈独秀正是被他批为“字则其俗在骨”的沈尹默推荐给蔡元培，才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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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那天，校长蔡元培和钱玄同、沈尹默陪他走进教师休息室，与等候在那里的文科教授员工见了面。众教授碍于校长的面子，还算客气。但未等蔡元培介绍完陈独秀，突然有一人破门而入，此人身穿蓝缎子团花长棉袍，头戴黑色短绒瓜皮夹帽，众人一看，是章门众弟子的大师兄黄侃。他见满屋子人在欢迎新上任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便不屑地怪笑道：“好热闹，区区一桐城秀才，何需如此劳师动众！”话音未落，即转身拂袖狂笑而去。
黄侃与陈独秀早有积怨。光绪末年，众门徒随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求学。一日，章太炎办的《民报》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报名陈仲甫。听说此人也在搞汉学，兼修隶书。此刻，黄侃与钱玄同正好在屋里闲聊，闻有客人到访，便避进里屋，继续斗嘴扯淡，但章太炎与陈独秀的对话，却清晰地传入二人耳朵，于是好奇地静听。章陈在谈清朝汉学的状况。说到戴、段、王诸人，多出自安徽和江苏。陈独秀不知怎么就说到湖北。他说：“湖北就没有出现大学者。”章太炎表示同意：“说的是，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人才。”
在里屋的“湖北佬”黄侃闻此，跳将起来，对外屋主客吼道：“好个湖北没人才！湖北虽无大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出了不少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出这是黄侃的声音，觉得索然，便起身告辞。未承想，此事已过去多年，这“湖北佬”黄侃竟还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