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先生

黄侃的狷介，士林无人不晓。1908年，在日本求学的黄侃得知母病危，便买舟归国侍母。客居蕲州高等官学堂旁的黄氏公屋。斯时，正逢光绪与慈禧前后亡故，大清正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田桓，在“哭临”时表示不满。堂长杨子绪于翌日清晨，高悬虎头牌，宣布开除田桓学籍。黄侃得知，冲进学堂，砸了虎头牌，在众师生面前昂首而去。后经多方调解，田桓保住学籍。没几日，田桓又带头剪辫，怒不可遏的杨子绪又将虎头牌悬起，不赶走田桓誓不罢休。黄侃手持木棒愤愤而至，不仅将虎头牌砸烂，还要痛打杨子绪。杨子绪落荒而逃，躲入工友床下，方免遭棍棒之苦。于是湖北都督陈夔龙派人缉拿黄侃，黄再度亡命日本。
黄侃之狂，常令人忍俊不禁。陈独秀早就听说，一次黄侃去拜访名流王闿运。此公曾为曾国藩军幕，辞归后主讲于成都尊经书院、衡州船山书院等，宣统年间特授翰林院检讨。民国二年（1913）任清史馆馆长。复辟论起，乃辞官归卧故里湖南湘潭。其为人洽谈洒脱，言行警拔，门生满天下。好治经学，诗文有汉魏六朝遗风，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仰为泰斗。他对黄侃的诗极为赞赏，见黄侃来访，便说：“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犬子虽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黄侃受此美誉，应感激泰斗才尽情理，孰料他却口出狂言：“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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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还听钱玄同说，同为章太炎门生，黄侃总以大师兄自称，而戏称钱玄同为“钱二”。一次在章太炎住处，黄侃见钱玄同也在，就大呼“钱二疯”，也不管钱玄同面色已有不悦，他依然说：“二疯，你好可怜哪！近来你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竟玩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一直很尊敬黄侃，闻此言，忍无可忍，拍案大怒：“我就要弄注音字母，就要弄白话文，你这混账管得着吗？”
黄侃桀骜不驯，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过人，国学功底深厚，为一大家。有一次有人求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六日以后来取，等人家取时，他却早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忙让其就座，接着研墨铺纸，凝思片刻，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到最后一格。观者莫不叹服……
陈独秀脑际闪过黄侃的趣闻逸事，不禁脸上露出笑容，不再计较黄侃刚才那番话和鄙夷的怪笑，忙追上去在蓝色缎子团花长袍背后嚷道：“季刚兄，请留步！”黄侃回转身，见陈独秀满面诚恳的笑容，怔住了。他知道，这个陈仲甫也是一个叱咤政坛、文坛的狂人，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给自己面子，令他有些感动。

只见陈独秀向他拱手道：“季刚兄，当年仲甫有所冒犯，实无恶意，但还容我向兄道歉。”同时，他又向钱玄同使眼色。
此刻，钱玄同早已领会陈独秀的意思，站出来，扯住黄侃，笑道：“师兄，要不让我讲讲当年咱俩偷听章师与仲甫的‘湖北无能人论’，给诸位教授听听？”
黄侃也乐了：“二疯，不可造次！”之后，满屋子的沉闷之气，渐渐活跃起来。
陈独秀随后向诸位同人讲了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口头禅。所谓八部书者，系黄侃平生信奉推崇的八部经典，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皆不可论，遑论白话文。黄侃听陈独秀介绍能传达自己精神的口头禅，自然有些得意，但他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打断陈独秀：“还是听听你的‘毁孔子庙罢其祀’吧！”众人心里明白，二人的较量，仅仅是个开始。

7
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上任之后，即给远在重洋的胡适写信，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掌灯时分，陈独秀将信拿给蔡元培校长看，蔡校长看罢，点头笑曰：“写得好！”遂拉起陈独秀去见老朋友。
他们走上北大不远处饭庄的木楼梯，进入一间包厢。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迎上前，拉起两位器宇轩昂的老朋友的手惊呼：“原来是行严兄、守常兄啊，快哉，快哉！”
行严者，名士章士钊也，字行严，湖南长沙人。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么评价章士钊：“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文，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并说“导前路于严复”。

章士钊（1881—1973），少年时即好文章，1910年求学于武昌两湖学院，与黄兴结识。次年，赴南京，入陆师学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霞的赏识。又一年，拒俄运动兴起，章士钊率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相识，受其器重。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和邹容义结兄弟，互换兰谱。一日，年岁最小的邹容问章士钊：“大哥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哥（张继）写《无政府主义》，小弟我著《革命军》，你有何作？”章士钊大窘，于是根据日本人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为蓝本，写了一本《孙逸仙》，自己在序中说：“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为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此书一问世，影响极大。当时国内尚不甚知晓孙中山，自有此书，孙中山名声大扬。此期间，章士钊还编著《黄帝魂》《沈荩》等，唱响革命劲歌。1903年6月至7月，由章太炎推荐，章士钊主持《苏报》一个多月，宣传“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6月9日，他亲自写《读〈革命军〉》，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邹容的《革命军》广告。次日，他又编发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个多月来，《苏报》发表四十多篇革命言论，在上海舆论界大放异彩，令《申报》等黯然失色。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命令有关部门查禁《苏报》。6月29日《苏报》仍刊出章太炎之《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热赞革命，力抨光绪为“小丑”。清政府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而舆论震惊。连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与《苏报》有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
面对迫害，章士钊主持《苏报》仍继续出版七天，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7月7日，《苏报》被封。从7月到12月，由于租界当局与清廷的分歧，直至年底，“苏报案”仍未了结。章士钊写《苏报案纪实》，扩大革命影响。1904年初，章士钊回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组建华兴会，准备武装起义，因事泄乃流亡日本。

到日本后，“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祸发且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文、黄兴，不欲交往，则发愤自力于学”（《现代中国文学史》）。同盟会成立时，章太炎强逼婉劝，邀其参加，章士钊坚拒不从。于1908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攻读政治、逻辑。
武昌起义不久，章士钊从英归国，黄兴、宋教仁、张继邀其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再遭拒绝。于右任请他主编《民主报》，但他因与党人议论不合而遭排挤，愤然离去。南北议和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为复辟，以优厚条件语之，章士钊宵遁上海，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联系，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去日本，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专制独裁。同办《甲寅杂志》者，就有陈独秀和李守常。
陈独秀认为章士钊不是纯粹书生，而是一位懂得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闹起来时，章士钊以极大热情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就在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曾极力拉拢章士钊，章对应聘北大兴趣不大。
而守常则是李大钊。章士钊此次拉李大钊与蔡元培和陈独秀会面，自有他的打算。是年年初，《甲寅杂志》改为月刊后，由李大钊和高一涵协助他主编。他觉得今后与《新青年》的许多事情，李大钊都可多帮他分担一些。
陈独秀特立独行，举止霸悍，但又有柔情，见到老友章士钊和李大钊，想起与他们亡命日本的种种情景。就在两三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办《甲寅杂志》，几次来信邀他去协助办刊……陈独秀的眼睛湿润了。

陈独秀站起来举起杯，很动情地对章士钊说：“行严老弟呀，你办《甲寅杂志》，收留为兄，使我们找到思想革命救国之路，后来才有《新青年》哪。”
章士钊笑道：“仲甫兄一到《甲寅杂志》，这里便成了徽籍士人的清谈馆了，硬是把我和守常弄成了局外人。”
见李大钊憨憨地笑着，陈独秀又站起来给李大钊敬酒：“守常啊，兄要感激你的宏文《青春》哪。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期，登了你的《青春》一文，洋洋洒洒七千余字，充斥着浩然正气，给《新青年》增了光彩呀，我至今还记得文章结尾之妙哇，弟高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何等磅礴的青春之气，青春之气气冲霄汉哪！”
这番话也把李大钊的思绪带到日本东京的“月印精舍”。那虽是一座简陋的民宅，他和几位学友合住在那里。舍外萋萋荒草掩住假山古刹，他和学友边赏樱花边论救国之道。当时他已读过一些日译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他把一些这方面的书寄给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正苦苦寻找救国之路，有些消沉……
蔡元培也端起酒杯，走向李大钊发出邀请：“守常啊，真希望你也到北大，我们一同建设新北大呀！”
蔡元培了解李大钊：河北乐亭人，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与反袁运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蔡元培此刻心中已有安排，让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

8
初春的北京，风沙弥漫，乍暖还寒。北京城里围绕着对德宣战之事，闹得沸反盈天，亲美派和亲日派的“府院之争”已白热化。对此陈独秀等人看得很明白：无非是列强想借中国参战之机，多瓜分一点德国在华利益而已。日本人为此，已秘密与段内阁签订《中国军械借款》，先下手多分几杯羹。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读者不解，便致函《新青年》问：“为什么你们主张中国向德宣战？”陈独秀著文答曰：一、对德宣战不是想获得赔款，也不是报旧怨，与主张公理更无关，而是要为中国争得一点弱者的生存空间。既然已与德国断交，已非中立，与其骑墙，莫若宣战。二、不喜欢战争，是中国人的旧疾。几千年来，只配当奴隶，图一时之苟安。所以要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我们是绝对不敢赞同的。如果什么事都由多数决定，您就看吧，留辫子、裹小脚、复科举、辟帝制，难保不会都有多数人赞成。三、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一日，亲美外交总长伍老博士伍廷芳，到新婚的蔡元培家拜访，以求其新夫人黄仲玉的画为名，实际上是拉社会名流支持亲美派的对德方略。一位清末显宦名流，低声下气地到士子群里寻求支持，让蔡元培不胜感伤——想不到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下作！相较之下，北大真是一块干净的地方。不走仕途的学者再愚蠢、癫狂，文人的操守、道义还在，也有真学问在。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终于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告结束。段祺瑞带随员移师天津。就在这一天，蔡元培在吴玉章等人的陪同下，也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蔡元培此行，一是应南开中学邀请去演讲，二是应陈独秀之请去见一个人。

到天津车站，老朋友严修和张伯苓如今是南开中学的校董和校长，早已在站台等候多时。中午老友设宴，席间自然谈南开趣事。
蔡元培在南开中学礼堂，演讲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博得莘莘学子的阵阵喝彩。会后，张伯苓特别向他介绍了南开的高才生——后来成了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周恩来眉宇存英豪之气，谈吐不凡。他向蔡元培深鞠了一躬，说自己速记了一份先生的讲稿，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
蔡元培看到周恩来的记录，一下子被这位少年郎的飘逸而有魏碑风骨的小字吸引，所记似无差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趁吴玉章与南开敬业乐群会座谈之际，蔡元培决定去请自袁世凯死后一直隐居天津的刘师培。蔡元培此次来津之前，陈独秀去广济寺听人讲学，无意中见到穷困潦倒、一身是病的刘师培。老友偶遇，惊喜中又添些伤感，分手后，陈独秀去见蔡元培校长，希望给这位与章太炎（枚叔）并称“海内二叔”的申叔在北大谋一教职。于是，蔡元培决定借去南开演讲之便亲自去请他出山。往事如烟。路上，想的都是刘师培。
刘师培，字申叔，改名光汉，号左盦，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证一个书香门第。其家三世传经，曾祖、祖父、父亲皆为清代乾、嘉时的经学家，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

刘师培虽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名流，其个性极为复杂，其操守也被诟病。从弱冠算起，由热心科举的士子，到提倡“光复”的志士，再到出卖革命友朋，甘当清廷密探，甚至跻身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其多变、背叛行径被学人所诟病。爱其才者，以“外恨党人，内惧艳妻”为其开脱，而1907年刘师培自家“输诚”的《致端方书》中，解说自己误入“排满”歧途，把自己的背叛丑行说成是受人教唆，一股脑儿推给蔡元培、黄兴诸人，就有些无耻了。
刘师培8岁学《周易》，12岁可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禀赋极高。有载：“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其1901年17岁中秀才，次年中举人，于是意气风发地于1903年赴开封会试，不料落第，懊丧不已。在回仪征的归途中，常饮酒买醉，对会试屡有微词，癫狂时，把科举伪弊骂得体无完肤。官府闻之欲拿问治罪，故有“由扬州以政嫌遁沪”之语。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因在日本东京与邹容等人联手剪掉清朝学监姚煜的长辫，被日本遣送回安徽老家安庆。他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讲，令听众热血沸腾。两江总督闻之，电饬安徽省督韩大武，将“陈仲甫等一体缉获”。陈独秀逃到上海，于是有了与刘师培修好的机缘。
陈独秀与刘师培先后参与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的创办，并且都在报社做编辑工作。相同的经历，共有的志趣，使他们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朋友。刘师培笔锋劲健，其文《论激烈之好处》发表在《中国白话报》，为他博得“激烈第一人”的荣誉，遂名声大振。不仅革命党人对他另眼相看，崇拜英雄才子的美人，也纷纷投怀送抱。
刘师培与陈独秀年轻气盛，为文也狂飙激烈，在报社多受限制。思想自由的陈独秀不愿受人限制，于1903年冬回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告别章士钊和刘师培时，赋诗言志：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陈独秀将此诗抄于宣纸之上，书法气度恢宏。章士钊两眼放光，对刘师培说：“诗标其人，仲甫就是一匹不羁之骏马！”刘师培也为陈独秀的诗所打动，挥笔在诗下题曰：“由己，由己，由一己之所欲。”

有长江相系，陈独秀与刘师培常互寄稿件和报纸，牢牢占领舆论阵地。1904年，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春季，陈独秀却从章士钊和刘师培那里得知友人何梅士病逝的消息。虽疾病缠身，还是写了《哭何梅士》诗。刘师培、章士钊读之，怆然而涕下。即刻发在《警钟日报》。不久，陈独秀又寄《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诗，给刘师培。刘编发后，即在诗稿上写道：“由己乎？不由己已。不由己已耳，不由己已耳矣！”
是年秋，蔡元培等组建“暗杀团”，刘师培易名“光汉”，参与谋略。刘师培与章士钊向蔡推荐“江淮志士”陈独秀，他们介绍陈入盟的理由是：“此君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坡弗上的斗志，而且人格甚美，忠于人，忠于事，不乏侠士之风。”刘师培则力荐曰：“陈君还是吾报的作者，他重友情，讲信用”云云，蔡元培当即拍案相邀。
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失败，刘师培蛰居不出，而早就不愿“做人尾骥”在安徽办报的陈独秀，已做了“岳王会”的首领，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故写信催刘师培至芜湖任教。刘师培化名为金少甫，偷偷来到芜湖，但刘师培到芜湖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不愿依人成事”的陈独秀发生龃龉。正在两个极具个性的狂人各执一端、相持不让之际，芜湖候补道汪云浦告密江督端方，下令捕拿陈、刘。二人于1907年双双亡命日本，再度成为“前路知己”。
在日本，刘师培受到日本社会党影响，始信奉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与妻子何震发起“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报》，对蒲鲁东、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悉数介绍，甚至，刘师培还为《共产党宣言》作序。
想到这里，蔡元培已走进失意政客们藏身的天津英租界。清灭之后，清朝贵胄，官僚政要走马灯似的在这里出出进进。但如今昔日无限风光的石库门前，已显得很落寞和破旧，一股中药的气味弥漫在四周。
蔡元培径直走进大门，见刘师培咳嗽得气喘吁吁，一张苍白而清秀的脸上布满皱纹，两鬓已染上了霜。他突然忆起1903年在上海，他正和章士钊、陈独秀等友人在梅福田闲聊，忽听大门一声响，见一短襟敞开、头发蓬乱的少年郎仓促推门而入。这就是年方十九，却目睹了震惊海内外的《苏报》案的刘师培。那时，刘师培的一部《攘书》发表之后，如同重磅炸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刘师培的《攘书》最具革命性的政见，是力主仿西周纪年之旧制，以黄帝降生为纪年，反对传统的以帝王生卒纪年的旧制。对此文，同盟会的宋教仁极为赞赏，《民报》也发表评论支持，刘师培也自称是天下“激烈派第一人”。17岁的钱玄同读《攘书》后，毫不犹豫地剪掉辫子。那时的刘师培是何等的青春年少、意气风发！
蔡元培见如今已老气横秋的刘师培，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忙伸出手拉住刘师培冰凉而纤细的手：“申叔！”
刘师培想说什么，却又咳嗽起来，半日才说：“蔡先生，我是戴罪之身，又何苦劳你来看我。”
蔡元培见此心情也很沉重，说：“申叔，朋友们都没有忘记你，仲甫力荐你到北京大学任教。钱玄同、季刚也都想请你到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地抬起头，苍白的脸上有两行清泪。

9
北京有新民谣曰：西洋人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灯市东口北，有个椿树胡同，西临紫禁城，一繁华之地。该胡同十七号，住着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一辈子不背叛忠君保皇立场，而又名扬海内外的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又名汤生，以字行，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曾任清政府外务部主事。青年时，留学英国，又遍游德、法、意诸国，考察政治文艺，归国后精研四书五经，其后，张之洞邀入幕府，主办外交。各国文学皆通，被视为异才。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一辈子不剪发辫，却用洋文译我国古籍，向西方世界推介，著有《读易堂文集》。
椿树胡同十七号辜宅，是一座小四合院。进门是一个花园，一棵古老的千头椿树，高高地傲立，浓密的嫩叶，给小花园遮出一片阴凉。一棵枣树，细细的枝条倔强地刺向蓝天，如同主人脑后的细细发辫。
三间正房，摆满书籍，这是辜鸿铭的书城，他每天在书海里探寻他的理想世界。一根细细的长辫和厚厚的西洋书及一摞摞线装书，再加上他那根长长的烟袋，构成了一个和谐而又芬芳的世界。这里也堆集着东西方的文明和温馨的关于文化的故事。他浸漫其间，总感到东西先哲的召唤，龙袍和天乾的恩泽，他必须承担起士的责任。但是，每当他看到花园里的花木不断荣枯时，总有些失落。民国后，他断断续续到北京大学去讲过课，后来就赋闲在家，与仆人度过寂寞时光。

终于有一天，他家那两个古旧的铜门环被敲响，范文澜和罗家伦代表校长蔡元培，将大红的聘书交到辜鸿铭的手里。范文澜即将毕业，已被校长留下做秘书，开始处理一些公务。
刚刚睡完午觉的辜鸿铭，正在院里坐着喝茶，他那与红丝线合编起的长辫，在春阳里格外光彩夺目。已过六旬的他，保养得不错，面白而红润，神清而气爽，如常言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颇有名流风采。
辜鸿铭客气地让两位年轻人落座，然后看了眼聘书，面含微笑。
范文澜和罗家伦，都听过辜先生的课，对他的“金脸罩、铁嘴皮”和博学多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还记得不少辜鸿铭的趣事。前些日子，辜鸿铭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开演讲售票先河。令世人瞠目的是，票价竟比听梅兰芳的戏还贵。听梅兰芳的戏，是一元二角大洋，听辜鸿铭讲演却要两块大洋。外国人趋之若鹜，一票难求。
袁世凯筹备“参政院”，以为辜鸿铭是位帝制派，特请他担任议员。这位留着长辫的保皇派，到会场领了出席费三百大洋，便学先朝名士，历代风流，跑到烟花柳巷八大胡同去放浪形骸。这风流才子，行走风尘之中，每见一妓女，就舍钱一元，连逛了数家青楼，直至将银圆花光，才放声大笑，将那与红丝线编在一起的长辫，往身后一甩，唱着《马赛曲》，扬长而去。

袁世凯殁命，政府下令举哀三天，可辜鸿铭却在椿树胡同十八号小院，弄了个堂会，硬是把那鼓乐奏得喧天，二黄西皮在胡同婉转。警察循声而至，推开大门，见院里搭着戏台，台上花花绿绿的生旦净末，正唱得热热闹闹。台下，辜鸿铭与洋人和各界名流听得摇头晃脑。见此状，警察只好悻悻而退，其中一个不识时务的愣头青警察，忠于职守，上前大喝一声：“好大胆子，你们竟公开闹法，该当何罪！”辜鸿铭走过来，拍拍小警察稚嫩的脸蛋儿，笑道：“去回禀你们主子，就说不就死了个总统吗？怎敢影响我辜某与洋人朋友在此赏戏！”
辜鸿铭的十八号小院，一连唱了三天戏。三天禁令一过，这里也偃旗息鼓。
范文澜知道校长大红聘书一下，辜鸿铭就是北大正式教授了。在决定聘辜鸿铭之前，蔡校长曾与陈独秀商量。陈独秀说：“蔡先生的决定是对的，为保留身怀绝学的读书种子，先生聘‘汉滨读易者’，极有眼光。”接着陈独秀讲了不少辜鸿铭的趣事。
辜鸿铭随义父布朗（英国人）夫妇前往英国留学，在布朗的栽培下，他不仅对语言、文史、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还极有语言天赋，通晓英、德、法、意等国语言，他先入爱丁堡大学，师从卡莱尔，专攻西方文学，后又入莱比锡大学，得工科文凭。
在英国读书时，租房而居，每年冬季，辜鸿铭都不忘备酒馔，行跪拜大礼，遥祭祖先。开始，房东太太不解，等他祭毕，问他：“你的祖先何时来吃祭品呢？”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就在贵国的祖先嗅到你们所奉献的鲜花之香的时候。”陈独秀评道：“机敏至极，诙谐隽永，令人会心解颐。”

《民国清流》海报。

西洋人一直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在华人面前趾高气扬。辜鸿铭乘公共汽车，故意将英文《泰晤士报》倒着看。英国人一看，又找到羞辱华人的机会，便嘿嘿大笑：“看这位拖着长辫的中国乡巴佬，不懂英文，却偏偏装有学问的样子读报，可偏偏把报纸拿倒了！哈哈！”于是满车厢都放肆地讥笑辜鸿铭。
辜鸿铭不慌不忙等笑声平息后，用纯正而流利的英语道：“英文这玩意儿太过简单。”然后又用同样地道的法语说：“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说，不倒着看报还有什么意思。”车厢鸦雀无声。
一次盛大宴会上，名流权贵和洋人买办聚在一起。边喝酒边高谈阔论，纵论时局。只有辜鸿铭，专注佳肴，大快朵颐，大口饮酒。这时一位洋记者过来向他讨教如何看待中国政局，又如何治理。他眼顾四周，大声说道：“把在座的洋人和官僚政客统统拉出去枪毙，中国政局一定会安定些。”某日，他去真光影院看电影，见前排有一苏格兰人，他遂用长烟袋敲苏格兰人的秃顶，让他点烟，那秃顶点了几次才点着，辜鸿铭这才说声“谢谢”。
陈独秀不独推崇辜鸿铭为了民族尊严戏弄狂妄的洋人，更赞赏他不事权贵的人格力量。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大吏入军机处。一次宴会上，袁世凯对德国驻华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一幕僚将此话传给辜鸿铭。辜说：“诚然，那袁世凯是办事的，但要看办什么事，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之人可以办好的。”幕僚自然听得出，这是讥讽袁氏没有给国家和朝廷办过什么好事，其鄙视憎恶皆在语中。
辜鸿铭于1885年到广东之后，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处理翻译、邦交事宜。1893年，兼任武昌自强学堂讲习。1905年，任外务部侍郎，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督办。1910年，被清廷列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列第二，排在严复之后。辜鸿铭政治态度保守，反军阀而不反朝廷，与他多年得到清廷的眷顾有关。那条拖了一辈子的辫子，就是证明。
范文澜和罗家伦，恭维了辜鸿铭一阵子后，准备告辞。临行前，范文澜转述了蔡校长对他们二人说的话：“我到德国考察时，辜先生已是德国学界名流了，德国许多大学教材都选了辜先生的文章，还有许多俱乐部以辜先生命名，辜先生是很值得敬重的名流学者。请辜先生到北大任教，是北大之幸。”
听罢范文澜的转述，辜鸿铭有些感动了，说道：“蔡先生点了翰林，却辞官革命，老朽跟了张中堂，做了前清的官，至今仍保皇，惭愧呀。”说罢，拿出一本发黄的英文杂志，用毛笔在上写了“孑民方家清赏，学兄辜鸿铭”。说，“这是十年前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写给我的长信，烦二位交孑民一阅。”

10

6月14日，北大校园里的行行槐树，正吐着一串串白色的花朵。香气弥漫在会议室里。一群应蔡校长之请，来北大的国内一流学者章士钊等，和本校各学科的学长，如陈独秀、夏元琛、王建祖及教授代表，商议有关学校的教学事宜，特别是有关成立北大评议会之事。
与会者一个个心事重重地沉默着，就在这一天，头戴瓜皮黑帽，身着长袍马褂，脚蹬黑缎粉底布鞋，脑后拖着一根细细花白长辫的张勋大帅，率着三千辫子军开进了北京城。
陈独秀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然后将烟扔在地上，狠狠蹍了几脚，抬头怒瞪双眼，打破沉默，数落起张勋的种种劣迹。
1913年，隆裕太后刚死，张勋就勾结溥伟等人，阴谋夺取济南，宣告复辟。后因联络冯国璋不成，又策动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反正”。田中玉表面“反正”，却密告主子袁世凯，同时破坏铁路，断了辫子军北上的交通。张勋不死心，趁去年7月与军阀联手镇压“二次革命”之际，再次拉冯国璋入伙，胁迫袁世凯复辟。袁世凯另有图谋，设计将这位辫帅流放到南京去对付革命党了。

陈独秀看了一眼章士钊，说：“这一丑行，严行兄最清楚。”然后又讲起张勋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那年9月，南京被张勋攻破，仇恨辛亥革命的辫帅，下令军队“三天不点名”。怂恿部下随意烧杀淫掠。可怜六朝金粉的春明城被从没见过这等繁荣的“辫子军”糟蹋得面目全非，连日本人开的店铺也被洗劫，并打伤了三个日本浪人，结果酿成“南京交涉案”。日本人把军舰开到南京示威，英美也为各自利益，逼张勋离开金陵古城，这正中袁世凯下怀，借机让张勋让出帅位。张勋不服，叫骂：“老子不能让出用脑袋换来的印把子！”结果向袁世凯要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又讨了个长江巡阅使的空头衔，这才率辫子军开拔走人。
陈独秀说：“这回黎元洪也引狼入室，诸位只看热闹就是。”
章士钊从政多年，消息颇为灵通，只见他脸上浮着愁云，说：“袁贼死后，张勋在徐州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以盟主自居，策划复辟清室。此次张勋入京，一定与复辟有关。”
话刚说完，沈尹默突然闯进会议室，叫嚷道：“大街上遗老遗少们，已在高呼皇帝万万岁！”
主持会议的蔡元培听罢，冷峻地看了看沈尹默，气度凛然地说：“不必慌张。天命难违，这群倒行逆施的丑类不会得逞，我蔡某一天也不停止整治北大的工作。”接着请在座的学者们对取消预科撤销其学长徐崇钦及庶务室舒主任、任命庶务室新主任等事发表意见。
撤销徐崇钦预科学长之职，陈独秀极为赞同，自他到北大工作，就一直受到徐崇钦等北大旧人的包围，他们几乎用尽一切卑鄙手段，对陈独秀进行诬陷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