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第一部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茅盾偕夫人到毛泽东下榻的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后毛泽东又约茅盾和马寅初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内战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1981年3月27日逝世。
茅盾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七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五十多篇，另有十多本散文集和一出剧本。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触及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能引发读者关于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深沉思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值得深思的是，茅盾的作品太过崇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对人性开掘却缺乏深度和广度，而且1949年后，鲜有一篇与他文学才情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叶绍钧、冰心们的悲剧，也是巴金、沈从文、郭沫若、老舍、曹禺们的共同悲剧。
这些有才华的作家们原本可前仆后继，咨嗟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于江山风景之兴替，践行自己的庄重使命，把人民的焦灼与痛苦、追求与奋斗浓缩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来折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革中的真容。但政治却限制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文学成为一曲悲壮的交响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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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12月，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响亮口号，之后的20年代，胡适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整理国故”的事业中，与旧的“国故社”针锋相对。既使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又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起到重要的阻遏作用，文化意义非常深远。
胡适是以过人的胆识和眼力，整理、考证、研究古典白话小说的，把它们提升到“中国活文学应有的地位”。他用“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方法，即“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口述自传》）。
他于1921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其书充盈着新眼光、新见解、新思维、新哲学和新文化观，以大破大立的气概，向旧红学宣战，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为整理国故，为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他接着在1922年发表《跋〈红楼梦〉考证》、1927年发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8年又有《考证〈红楼梦〉新材料》发表、1933年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一扫笼罩了《红楼梦》一百五十多年的疑云迷雾”。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便屡屡引证胡适的考证，批驳种种谬说，认为胡适的观点“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在他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就赞同了胡适的结论：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及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后经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承袭、推扬，后又有刘大杰、周汝昌等人的阐发，胡适的研究成果，已无“疑辨的余地”。
1921年，胡适为研究《红楼梦》曾与俞平伯、顾颉刚有过大量书信往来，期间俞、顾二人也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据统计胡适与俞平伯通信二十七次，后由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出版。他们师生通力合作、努力开拓的精神颇令人感动。
有趣的是，自诩“当代庄子”的北大教授刘文典，后来在西南联大，竟也开了“红楼梦讲座”。刘文典称自己是“红学家”，不同意吴宓的对《红楼梦》的某些观点，常常别出心裁。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字，接着说道：《红楼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了一幅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溆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当弟媳妇了……”刘文典讲《红楼梦》，还是“索隐派”的老套。看来新旧红学的争论，还在继续。到了1949年后，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胡适的“新红学”，更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精神，此不多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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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内部终于分裂。标志着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人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中国文化史上可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比肩的一个文化思想高峰大好形势，由此逐渐变化成两峰对峙的充满阴谋和血腥的局面。是进步还是倒退，历史已给出答案。从此，民国清流开始分化瓦解，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风范情怀和人格魂魄。
1920年岁尾，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电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之前，他是准备去西南大学的。
临行前，陈独秀想让陈望道负责《新青年》工作，并写信给在京的胡适、高一涵等《新青年》的同人。陈独秀此举有些欠妥，他去广州，可将《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同人本可有能力办好刊物，突然宣布交由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办，自然引起同人的不满。
胡适原本就不同意把《新青年》办成宣传政治和主义的期刊，过去碍于情面，不好直说，既然陈独秀远去广州，《新青年》怎么办，由谁办确实是个问题。胡适只好写信与大家商议。1921年1月22日，他《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信中对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说，陈独秀年底曾写信给他，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以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胡适说，对此，他曾致信陈独秀，“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
在这封信中，胡适对如何办刊提出几点意见，“再请你们各位一看”。一、不再提“停办”办法；二、周氏兄弟“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三、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此信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反馈，有赞同也有不赞同胡适意见的。周作人表示，“赞成在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所以索性任他分裂”。鲁迅表示“不必争《新青年》这一名目”。钱玄同的意见，“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主张停办”。
胡适和李大钊等“绝对的不赞成”停办。胡适说：“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钱玄同附注：“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摊牌以后，北京同人的意见令陈独秀颇为不满，他认为众人要重起炉灶，是反对他个人的。钱玄同是直性子，对陈独秀的霸道耿耿于怀。他觉得，陈独秀以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为学人敬重，怎么对《新青年》同人以家长自居？钱玄同听说，陈独秀两个儿子来京看他，他还让儿子先递名帖，上书“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封建家长式的行为，很被钱玄同瞧不起。两年以后，已成为共产党最高领袖的陈独秀，这一家长作风，仍无收敛，以致追随他多年的陈望道愤怒地坚决退党。同时，邵力子、沈玄庐也要求退党。
争执间，北京同人的稿件寥寥，《新青年》在上海陈望道的操持下，艰难地存活着。鲁迅的《故乡》帮了《新青年》的大忙。陈望道感动地给鲁迅回信，望继续得到他的鼎力支持。
谁料就在2月11日，上海新青年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大洋五十元，限三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八卷六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辞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大洋一百元。
《新青年》被查封，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迁到广州。陈独秀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信索稿，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望他们兄弟帮助。
就这样，一场无谓的争论烟消云散，北京学人失去了一块哲学文艺的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再无精神高地，呈现了复杂的局面。
胡适决定在北京创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医院的周作人写信，希望周氏兄弟加入进来。这样再加上与周氏兄弟交好的钱玄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与此同时，周作人、郑振铎等作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沈雁冰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最初是在这里连载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远不如《新青年》激进，过多关注政治。诚如《晨报》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所提出的，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人们已看到，这些进步的报刊，“已渐渐地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进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早期《新青年》精神之精髓。
《新青年》的分裂，自然是发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分道扬镳，并不单单是陈独秀在办刊宗旨上与同人们的分歧所致。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炮声之后，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借新文化运动，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急先锋们，最早选择了马列主义，成为共产党人，《新青年》的分裂，正是他们豪迈狂傲地选择世界观的分裂。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其目的是办教育并趁机建党。他是拉着他在北京大学的弟子陈公博、谭平山一起赴任的。陈、谭曾以创办《广东群报》而小有名气。
陈独秀在其寓所门口贴了“看云楼”三字，意为笑看政治风云变幻。他一到任，就向陈炯明提出：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陈独秀这类似霸王条款，竟被陈炯明全部接受。只是对第二条中一项“宣讲员养成所需三十万经费”不解，陈独秀坦然告之：“此乃宣传社会主义的教校，将来造就一大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当时陈炯明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只好同意。
有了陈炯明的表态，“看云楼”车水马龙，成了激进派的中心。陈独秀每天忙于参加集会，发表演讲，夜深人静时，挥笔撰写政治论文，批判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集团。
在陈独秀的授意下，陈公博、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当时，两位苏俄人米诺尔和别斯林也奉命到广州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将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荐给他们二人，竟然也组织了共产党，除两个苏俄人还有七个中国人。苏俄人还在广州建立了通讯社，给九人以经济接济。陈独秀找到米诺尔与别斯林戳穿了那七个人的真相，并以教训道：“你们只有放弃这七个人，我才同意你二人加入共产党。”
结果是，两个苏俄人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分手。七人转而联手一些污七八糟的人，制造很多谣言，攻击陈独秀专横，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驱陈”运动。以致连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都向陈独秀问了个究竟。
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荷兰人马林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罢免了在上海搞共运工作的维经斯基，由尼科斯基代替他。来上海之前，马林在北京拜访过李大钊，希望中国早些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正合李大钊之意，但因他正率“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向政府请愿，无法脱身，便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到上海。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李达发信给陈独秀及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二人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七月正式建党，并派包惠僧到广州，请陈独秀至上海主持建党工作。陈独秀因正争取款项建大学校舍，便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出席一大。毛泽东接到通知后，也决定与何叔衡赴沪。李大钊因率团索薪，与军警冲突受伤，只能派张国焘、刘仁静到沪。
各路代表秘密聚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开幕，有13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位党员。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
为了安全，众代表们又转移到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通过了会前陈独秀拟就的第一个党纲。就这样，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由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精英为核心的共产党，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下，高举铁锤镰刀旗帜，在农业社会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了艰难曲折又充满光明的历程。
会后，马林派包惠僧再赴广州，让陈独秀尽快回沪干总书记的工作。不料陈炯明爱才心切，从广西桂林发回电报，极力挽留陈独秀，措辞令人感动：“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陈独秀请辞不允，假借治病请假，偷偷回沪。甫一到上海，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不干了，争辩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国情，凭什么按你们的旨意行动！谈得不投机不欢而散。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找到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岂能例外？”
憋了很久的陈独秀，把桌子拍得山响，怒斥：“我们必须保留独立自由的权利，绝不能让外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