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父系母系，皆是书香门第，江冬秀的外祖父吕佩芳曾是个翰林。胡适考证，“江家考取高第的很多”。江冬秀大胡适一岁，故胡适一直以姐相称，订婚后的1911年，胡适曾写信给江冬秀，要求她多读，多上进，希望她“勿恤人言”，毅然放脚，“宜为一乡首倡”。1914年7月4日信：“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姐已肯将双脚放大，闻之甚喜……”
胡适母亲对这桩洋学生与村姑的婚姻也有担忧，曾多次致函给儿子：“人情变态，不可端倪，况在重洋异国。此后于社会交际上种种谨慎为妙，余如男女之际，尤当留心。”
为使母亲放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绝无背信弃义之心。如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约，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不取。”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婚约的严肃态度。
胡适在美康奈尔读书时，应学生会之邀，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彼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封建包办婚姻多有批评，认为中国式婚姻是“盲婚”。对此，演讲时胡适又一番妙论：“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

这不仅是胡适的机智幽默，也是他对自己婚姻的美妙憧憬。从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胡适对婚约有什么缺憾或抗拒。不过有一次，他对婚约有过动摇。1917年胡适从美归国回家乡省亲，兴冲冲去看江冬秀，囿于乡俗，江冬秀不好与他相见。胡适在日记上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
事后胡适还作了两阕《如梦令》：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子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结婚后的1918年8月，江冬秀到北京，胡适与之再忆这桩旧事，又写《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词写得妙趣横生，其闺房之乐绝非强装出来。后来，不识相的陈独秀，拍桌子骂胡适不敢反抗旧式婚姻，让他与江冬秀离婚，胡适以笑对之。
1918年5月，新婚五月的胡适在写给挚友胡近仁的信中说：
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吾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接受这桩不和谐的婚姻，接受江冬秀，并非因为爱情，而更多的是对母亲至纯的孝道。而胡适对江冬秀人格的尊重，婚后共同生活超过三十年，一直紧紧牵住这根红线，表现了胡适的崇高人格：“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胡适的婚姻被列为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一直以来，这桩“奇事”始终受到怀疑或否定。不少文字写过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之后，多次又向别的女性示爱。怀疑是正常的，胡适虽貌不如潘安，但才却似子建，却甘与一乡下小脚女人相守一生，似确悖常理。但猜度文字，多语焉不详，很无说服力。对胡适单相思的女性是真真切切有的，对胡适做出种种追求的女性也不乏其人。比如江冬秀就看到陈西滢（陈源）的妹妹喜欢胡适，曾大大方方地对胡适说：“我死之后，你可续娶这位陈小姐为妻。”
胡适应该感激江冬秀，这位太太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从不要胡适做官，一个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好女人。胡适的事业成功及名声显赫有江冬秀的心血和智慧。
周树人与胡适的婚姻一样，也是父母包办，不得不奉母之命与朱安结婚拜堂。但这桩婚姻对朱安来讲一辈子是有名无实。她只是周家的一个使女而已。后来一贯贯彻个性主义的周树人个性解放了，与许广平自由恋爱，但朱安呢？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的矛盾，造成了朱安这个可怜女人的悲剧。这个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周树人。

第二章 民国七年 （1918）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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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1918）伊始，北京少雪，极严寒。在南方，因粤督莫荣新拘捕大元帅卫队六十余人，1月3日晚，孙中山下令驶入广州大沙头的“永丰”“水翔”“楚豫”三艘军舰，猛烈向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开炮。广东督军莫荣新没有下令还击。
次日，孙中山召莫荣新至大元帅府，指责他执政无方，将广东弄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莫恭敬认错，并答应孙中山拨财政收入给军政府使用的要求。但与此同时，莫暗派刺客，不料被孙中山亲军侦破缉拿。局势颇为混乱。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一月间《新青年》开会，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
1917年9月，刘半农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进入北京大学，然后又同时投入到几乎已经陷入停顿的《新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中。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曾致信钱玄同：“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吧……比如作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它，你说对不对呢？”
应该说，这是有案可稽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因为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共同努力，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四卷一号开始，转为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

那天，会议由陈独秀主持。除了六位编委，尚请撰稿人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王拱星、陶孟和等人参加。陈独秀见与会者阵容齐整，人才济济，先就多了几分兴奋。为此，他先为与会者泡了一壶茶，亲自端给大家，在热茶袅袅飘香之时，他说，《新青年》去年发行一万多册，上海的群益书社虽嫌发行量少，但在全国，《新青年》仍是最有号召力的刊物。并告诉诸位，接受钱玄同的建议，自今年始，《新青年》改竖排为横排，每期15日发行。
钱玄同大声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建议以后所有文章应都用白话文体。”
陈独秀笑道：“同意你的意见，却不应太绝对。”
陈独秀见一贯慷慨激昂的钱玄同并不坚持己见，就点将身边的沈尹默：“沈二，你也发表一下宏论。”
沈尹默推了推鼻上的深度眼镜，一向不善辞令的他，今天却拿多年前陈独秀评价他的字的话幽默了一下：“不敢、不敢，‘其俗在骨’也！”
众人会意地大笑后，沈尹默看看周树人说：“还是听听编委之外的豫才兄的高见吧。”
沈尹默小周树人两岁。沈尹默生于吴兴，周树人生于绍兴，算是同乡。早在1909年秋，沈尹默经其弟沈兼士介绍，在杭州与周树人相识。那时，周树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记得，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常饮酒吟诗，印象深刻。1913年，沈尹默应北京大学之聘，到预科任教，周树人则经蔡元培（一说许寿裳）推荐，已在北京教育部任职。自此时始，两人交往密切。
钱玄同又插话：“豫才兄已答应给《新青年》作小说。”
周树人不在北大教书，又不是《新青年》的编委，自然是抱着听听的态度来的。他手里捏着烟，用浓重的乡音说：“玄同几次登门索稿，我就作篇白话小说试试。”

陈独秀高兴地对很深沉的周树人说：“太好了，《新青年》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就差新小说了。另外，下次开会，还望多发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了嘛。”
李大钊很朴实谦和，一直在静静地听大家议论。他与周树人并不熟。他知道周树人也曾在日本留过学。祖父罹罪，家道中落，其父早丧。16岁时，即背囊外出求学，26岁时，由寡母为他娶一房媳妇。妻子既无文化，且裹小脚。周树人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事。而李大钊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抚养，老人怕日后无人照顾，在他11岁时，为他迎娶了大他9岁的妻子。他与周树人表面接受、心里抗拒不同，他既接受了祖父的安排，又与贤良的妻子好好过日子。他知道旧时代知识分子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之间，是很难调和的。你自己可以抗拒婚姻，个性解放，但另外一个人却遭遗弃。
当陈独秀请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谈谈办刊的意见时，李大钊忙收回思绪，说：“既然是同人刊物，我想最好实行轮流编辑，发挥个人所长，面貌当为之一新。当然，为保证《新青年》的质量和风格的一贯性，建议对稿件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陈独秀频频点头，他很喜欢敦厚的李大钊，便高声道：“守常的建议极好，就照此办理，诸位仁兄以为如何？”
众人表示支持。刘半农就新诗创作重申了两条意见，一曰改用新韵，二曰增多诗体。刘半农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有感而发，在当年五月的《新青年》上，即著《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在美国读后，很赞赏，遂在日记中表示支持。钱玄同后来以《新青年》的编辑身份在给刘半农的信中说：“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在会上，发给大家的《新青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号）上，不仅登了此信，还附有刘半农去年11月28日的答信。其时刘半农到北大预科任教正好半年。

巧合的是，沈尹默与胡适的同题诗《鸽子》《人力车夫》也发表在这期《新青年》上。尽管两诗意境和手法各有千秋，但都抒发了对劳苦车夫的人道主义同情。胡适用对话体，写坐车者不忍心坐年轻车夫的车，但又要让车夫赚到钱，不得不坐。沈尹默则用对比写实手法：“人力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而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沈之诗都反映了作家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注，为到会者所称赞。
坐在沈尹默身边留着浓髯的周作人，就捧着《新青年》，温和欣喜地对沈尹默说：“好诗，好诗！尹默兄善用旧诗音节，双声叠韵，音调抑扬顿挫，意境别致，耐人寻味。”
沈尹默抱拳回敬。
快散会时，钱玄同从他永不离身的皮包中，取出一封胡适1月12日写给他的并问候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的信，念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此次新婚，曾作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吧！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钱玄同刚刚读罢还要说些什么，沈尹默却抢了话头，摇头晃脑，有些口吃地说：“两情相悦，琴瑟相得呀，适之好快活。”

@吉士113 2015-08-11 15:41:05
您是当代那主编 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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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退休了：）

众人跟着笑起来。
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树人和李大钊，然后叫道：“适之回来，喝他的喜酒！”
胡适回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尚未赶回北大，没能参加《新青年》改组同人刊物的会议，但改成同人刊物，是他与陈独秀经认真探讨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新青年》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核心的，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前，《新青年》是胡适主导的一个非政治的学术期刊，以“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胡适参与《新青年》那一两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思想文化工程上；把文学从“死”变“活”，把“神”“鬼”变成人；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下，诞生了一批崭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把被称为俗文学的白话文学变成为正宗“国语文学”；大量介绍了世界新文学、新学术、新思潮，历史证明，《新青年》为文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做了开创性舆论准备，功不可没。

2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有条绒线胡同，在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林纾字琴南，乃古文家、翻译家。光绪八年举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自称“清处士”，矢忠于光绪。此公并没受到前清的多少恩宠，却在清亡之后，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伏地磕头，失声痛哭，往往弄得守陵人也跟着垂泪。这有点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的情景。
末代皇帝溥仪为褒奖林纾民前对清的忠心，曾赐题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此，林纾九顿伏地，泪如雨下，过后还写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林纾对前清的孤忠，并非做做样子，以求名扬士林。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第四天，亲自到绒线胡同林宅，请林纾出任顾问。林纾以前清遗民自居，拒绝应聘。
林纾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林纾为人热情，好急人之难，性淡荣利。能诗善文，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文章崇尚韩柳，擅叙事抒情，婉媚动人。他又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因翻译了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一百七十余篇欧美小说而风靡文坛。有趣的是，他并不懂外语，而是靠朋友口述，用一手漂亮的桐城古文为之。他著作颇丰，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官场新现形记》多种。林纾晚年日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念一21 2015-08-12 08:52:43
终于在一篇文里看到所有我想看的了。点赞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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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阅读愉快！

北京的三月，寒风凛冽，绒线胡同的林纾看到《新青年》四卷三月号上“文学革命的反响”的总标题下，有一篇王敬轩致《新青年》的信，作者自称是留学日本学过政法，坚持“中体西用”的人。文章顽固维持封建伦理、罗织种种罪状，恶毒攻击白话文学。林纾读罢，觉得王敬轩有股古道热肠。可再看记者写的《复王敬轩书》，就觉得有些刺眼。记者酣畅淋漓地逐条批驳了王敬轩的谬论，竭尽冷嘲热讽地将矛头对准封建文化的神位。
此信的开头写道：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词”，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来看，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记者的《复王敬轩书》，矛头直指林纾，将之批得体无完肤，最后，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字送给“王敬轩”们。

林纾乍读《复王敬轩书》颇为气愤，但当他冷静下来，发现“王敬轩”致编辑部的信中的口气、文字，有些像自己独步海内的古文造诣，而记者的批驳又丝丝入扣，从中看出了些端倪。他于是一笑，心中骂道：“竟用这等下三烂手段羞辱老夫！”
大约与此同时，《新青年》的同人们还有周氏兄弟在编辑部，也高高兴兴地议论王敬轩与记者的这场辩论。
沈尹默不知就里，问陈独秀：“这位顽固的王敬轩是何许人氏？记者又是哪位？”
陈独秀诡异一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
沈尹默见钱玄同与刘半农得意地笑，明白了：“啊，原来是二位演的一出‘双簧戏’呀，妙，妙！”
钱玄同道：“那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仲甫、适之兼新文学运动，嚣张得很，于是我与半农就这般羞臊他。”
陈独秀表示：“玄同与半农借此造些气氛，打杀一下老顽们的气焰，斗争之所需，要得，要得。”
胡适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玩这种文字游戏，未尝不可，但既为严肃论战，这么做有悖正人君子的磊落。《新青年》靠的是大气和正气。”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的学究气，对大家说：“适之反对走极端，有君子‘刍议’之风。”
胡适听后，笑了。就在去年，北大有一出身官僚家庭的学生，行为多有不端，就有人写了“征伐”其人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上。傅斯年也憎此君，遂写匿名揭帖参与“征伐”。引来众人观看，不少人还在上面进行圈点，语言也多出奇。

校长蔡元培对此颇有微词：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同砚，不合作人的道理，诸君若对他不满意，出之同砚之谊应当劝诫。这样的做法才是耿直的。至于匿名揭帖，看着博彩，大肆挞伐，受之者纵然有过，也不易悔过，而施之者则为吃亏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洗心革面，否则这种行为必致品性沉沦。
虽然校长没有指名道姓，但这番用心良苦的批评，让傅斯年大彻大悟。于是胡适对钱玄同和刘半农说：“尊重对手，有理有据。与人辩论，不要达到顶点和争吵的地步，纵使你认为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但发表意见总得谦逊一点，冷静一点（［英］吉斯特菲尔）。”
周氏兄弟一直在认真地听，周树人捏着烟，不时会意一笑。
后来，周树人对陈独秀和胡适有一段独特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座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抢，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

论得是否精辟，仁智互见，但从中可以看出周树人对陈、胡是存有戒心的，尤其对胡适，所谓“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无非是“阴险”的另一种表述，在文坛影响甚坏。而恰是周树人“更亲近的半农”，挺身而出，大批所谓胡适“阴险论”。那是周树人发表了上述有关陈胡的高论之后的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专门写下为胡适辩护：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诰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笑慰之”直陈刘半农之坦荡。孟真者，乃胡适学生，北大教授傅斯年。孟邻者，北大校长蒋梦麟，皆真君子。逵羽，是当时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对胡适的误会，遂与胡适成为好友。后半生一直追随蒋梦麟，后到台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
周作人至晚年，还以当事人的身份著文，造谣刘半农与胡适一直不睦，攻击胡适的人品，致使《新青年》团队的面貌混乱不堪。
但不管怎么说，钱玄同与刘半农联手演的这出“双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

北京的四月，春风吹绿了北河沿河畔的两行垂柳。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改良八事概括为四句话：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又提出建设的新文学论唯一的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意图在于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只遵从心灵的呼唤，就很可能说出真话、新话、惊世骇俗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过自己的路程。以“新质”冲破“旧文”，建设新的质文平衡，揭示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后三天，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召开成立“新民学会”大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等十三人参加会议。1915年秋，毛泽东写了一则征友启事，发给长沙各校，很快便有二十多位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新民学会”。本次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新民学会”成立之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了“进德会”，旨在改造社会风气，彻底清除不良现象。早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前，他就与同盟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起，建立过无强制约束力的进德会。还议定八条会约：一为不狎妓，二为不赌博，三为不置妾，四为不做管理，五为不做议员，六为不吸烟，七为不饮酒，八为不食肉。
后来蔡元培在孙中山的苦苦劝说下，决定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时，李石曾、章太炎等进德会会员，认定他官瘾太重，做人有失道义。但后来看清袁世凯的野心后，蔡元培与同盟会四总长集体辞职，人们才认识蔡元培为人的清正。
北大“进德会”建立后，胡适、李大钊等教授积极拥护并主动加入“进德会”，到“进德会”正式成立前，已有四百六十八位师生报名参加。
陈独秀有些尴尬。他与高君曼最近闹得很厉害，高君曼得知陈独秀到北京后常拈花惹草，还逛八大胡同，骂他无耻之徒。陈独秀第二次婚姻又出现了裂痕，以陈独秀的性格，自然不会低头认错与妻子修好。他的《丁巳除夕歌》，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绪。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蔡元培从沈尹默处知道陈独秀夫妻失和，也听不少人说陈独秀有狎妓绯闻，私德不端，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劝诫仲甫。于是，他利用“进德会”来约束他，在入会条件上写道：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唯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陈独秀自愿入了会，后又犯了戒律，果然被罚，那是后话。

湖南“新民学会”与北大“进德会”互为犄角。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就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知识分子，就要以身作则，垂范世人。用胡适的话说，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一可以律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自重。

4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有了这双峰相辉映，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和“乘势英雄”鲁迅，才有了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的辉煌。
谈新文化运动，谈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必然要谈胡适和鲁迅，否定谁，都违背历史真实。
胡适比较理性，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鲁迅则比较感性，主要是从文学的渠道批判传统。胡适的反思更直接，鲁迅的批判则较隐晦。
可惜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始，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为地把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对胡适只有批判、对鲁迅只能歌颂的既无根据又无研究的格局。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话有些说远了，暂时打住。
1918年清明节当晚，钱玄同与刘半农沐浴着仲春溶溶月色，走进补树书屋。周树人正吸着烟，喝着茶，油灯下眼里闪烁着喜悦，桌上除了放有几块小点心外，还有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在钱玄同、刘半农走进屋前，他刚刚用蘸了墨的毛笔，写下最后两行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呢？他在日本读书时，曾用过“迅行”这个别号，迅字保留了他青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鲁迅”吧。

钱玄同与刘半农在不甚明亮的油灯下，速速翻阅了一下。钱玄同忍不住大声读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钱玄同很激动，说：“豫才，好小说呀！”
第二天，钱玄同一大早就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把门关好，用整整一个上午，一口气读完。先拍案叫绝，复畅怀大笑。钱玄同进屋拉陈独秀到外面吃饭。陈独秀拉住钱玄同的手说：“玄同，豫才的《狂人日记》写得好哇，‘礼教吃人’揭露得深刻。你有功劳，走，我请你到学士居吃饭。”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间，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因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压迫，产生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自己就有可能被吃掉。狂人每句话都是疯话，却又都饱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小说借此，批判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