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一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增量，抵消了腐败的消耗。当时中国拥有巨大而又封闭的市场，这种市场的突然放开吸引全世界的投资，这种情况下的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增量快速增长，高过了腐败的消耗。

二是对腐败的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没有放松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加大党员领导干部腐败的查处力度，使得腐败在一定程度下得到了控制，其发展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三是腐败自身的发展。腐败也是有一个发展成长过程的，一开始也是小打小闹，比如在审批、管理过程中收取贿赂，这种行为对企业带来的伤害不大，一定程度上，企业通过这种行贿取得快速的审批和放行，企业能占得先机，其付出与所取得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比走正常渠道更划算（所以，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不仅要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规范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如果任由腐败发展下去，就会不满足于这种小利了，他们会提出分成或者占有股份的方式，获取利益，发展到最后，就是鸠占鹊巢，实现控股，而真正的投资者沦为腐败官僚权贵的打工者，这时候对经济的伤害就是毁灭性的，所有投资都是以腐败权贵为靠山，大家都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个时候想要扭转局面就需要下很大的力气。

所以，用腐败体量除以经济总量加经济增量，就是腐败危害指数。即腐败危害指数=腐败总量÷（经济增量+经济存量），当这个指标数值越大，腐败的危害就越大。就拿东北来说，它的腐败总量相比于沿海来说，是赶不上沿海的，但其经济存量和增量远远小于沿海，所以他的腐败危害指数就大于沿海，这也就造成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局面。

所以说，腐败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滞后性，一开始你很难发现它的危害，还觉得它能促进发展，很容易得出腐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当你发现它的危害时，那已经危害到相当程度了。

就如生长的树木内部出现蛀虫一样，在初始阶段你是很难发现问题的。

6.受欢迎的反腐败为什么会讨人厌？

其实，反腐败是应该受到大家欢迎的。

一、利益集团方面。

从利益集团来看，他们中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在得到大量财富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历史上财富分配的经验教训，他们知道腐败会加剧对民众财富的侵占，加剧财富的过度集中，致使民不聊生，发生动乱，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财富灰飞烟灭的局面。他们总结了“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以民为本”等众多的名言警句，警告为富者、为官者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重视民生，行善积德。

现实中他们也重视教育、注重乡民救济、施舍，不希望这种国破家亡的局面出现。因为民众发生动乱，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他们这些富人。他们也希望国家采取措施，能遏制腐败蔓延发展的势头，消除腐败。这样至少能保全他们既得的成果，所以当王莽以身作则，给腐朽衰落的西汉政坛注入新风时，他们对他充满了希望，对他的事迹大肆宣扬，并一步步将他送上了最高的权力宝座。这就是王莽为什么当上皇帝的原因。

二、官僚集团方面

从官僚集团来讲，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这些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光宗耀祖、清正廉洁、为民做主的，是让他们要做一个好人、好官的；其次，读书人最注重名声、气节，他们也害怕死后遗臭万年，为后世所耻笑；他们更害怕贪腐行为得到查处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鲜有人一开始当官就想当贪官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当上贪官，也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贪腐的原因也是多种的：

一是薪酬微薄。中国历史以来，由于官僚职能定位和设置的不合理，导致官僚数量的增多，所以很难保证官员有较为合理的薪酬。在不仅家人要养，还有属下要用物质激励，加上常年读书的投资需要回报的情况下，官员自然会寻找薪酬之外的收入。

二是利益的诱惑。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在利益的诱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围猎下，家人、亲属、下属，都会相继失陷，个人也难独善其身。

三是系统的贪腐。当上级贪腐，亦或者整个官僚系统都贪腐的时候，即贪腐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作为官员个人，要么服从潜规则，要么被规则淘汰，个人是无力对抗整个腐败系统的。所以不得不贪，最终走上了贪腐之路。人们都喜欢和崇拜清官，但当清官是很难当的，它需要坚强的毅力和比贪官更高的智慧。

他们在享受贪腐带来的福利时，也同样承受着压力，更多的是上级贪腐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不得不违背初心、搜刮民财，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充填上级的贪欲。他们更知道，如果任由贪腐发展下去，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不是最后一棒。所以，他们其实也盼望政坛的风清气正，没有贪腐行为，大家都按规矩办事，心安理得地享用俸禄。

三、民众方面

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所有贪腐行为的最终受害者，所以他们毫无疑问是最拥护反腐败的。

四、统治者方面

从统治者角度来看，只要智力稍微正常一点的，他们也知道腐败是不利于政权的稳定的，苏绰的用贪官论也不过是一剂毒药。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积极地开展了反腐败工作，只是效果不好，没有根治腐败罢了。

所以，正确的反腐败，应该是有利于统治者、官僚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民众的，虽然中间有一些阵痛，有一些取舍，但都是对大家不好的东西，最终是有利于四个群体的利益的，是会受到肯定和欢迎的。

但从历史上看，反腐败都失败了。虽然我们的反腐败可以说是穷尽办法，结果都只能取得一些短暂的成果，腐败在一时、一定范围得到遏制，但随后就迅速反弹，最终将反腐和改革吞噬。在具体实施中，反腐和改革也先后遭到官僚集团、利益集团的消极应付、极力抵制和大力反对，最后连民众也对改革和反腐失望。

为什么理应受到大家欢迎和拥护的反腐败，最后却受到大家的抵制和抛弃？最终走向失败？

所以，正确地认识腐败和反腐败最重要。

网友“执着的尘埃”说到：历史上王朝的崩溃，往往就发生于她开始变革的时期。比如新莽、元末、清末；还有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开始自君主改革的时代，俄国的二月革命以及苏东剧变（当然苏东剧变要复杂些涉及到西方势力的干预）也如是。

这个观点，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值得细读、深读）中也说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你所采取的改革（反腐败）措施是各方面都关切的，统治者要革除问题、巩固统治；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要增加利益、巩固地位；民众要改善民生、革除腐败。结果你采取了错误的改革措施，致使官僚集团反对，利益集团抵制，民众失望和仇恨。也就是说你原来只有民众一个敌人，现在通过失败的改革，又使得官僚集团、利益集团也跟你同床异梦，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增加了2个暗中的敌人，焉有不败之理？

就是这个原因。

另：每一个为政者以及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看一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还有杨伯对此书的解读。

大家都听说或经历过卖菜刀的预言吧。

我大概在读初中时，村里来了一批卖钢精锅、菜刀的，一种是现钱交易，一种是打借条，价格比现钱贵一倍，但没有具体期限，说是等稻谷涨到一块钱时来收账，当时，稻谷是2毛钱一斤，让人不可思议。

后来身边又陆陆续续收到一些卖类此东西的信息，都是类似模式，说的收账条件与你现实情况差距很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最后都实现了，也有人来收过帐。

最近两年，我倒是没见过，但听人说的条件大概有两方面的：一个是房价降到1000多的时候来收账；一个是山下的人往山上搬的时候来收账。目前。我们这的房价是4000多，人呢，正在从山上望山下搬（扶贫搬迁的力度很大）。

目前，这两个预言一个也没实现，我也不希望出现，因为这两个预言一旦实现，对大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从目前全球的疫情发展，以及疫情引起的民族主义的抬头来看，加上我对移民搬迁的掌握来看，很难说没有这种可能。

我也曾在记事贴说到，人类自有史以来，和平的时光是非常短暂的，没超过百年的和平时期。

从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经74周年了，无数先辈用生命鲜血换来的和平和经验教训，也随着这些人的老去、逝去，逐渐被年轻人所怀疑、忽视，年轻人不懂得战争的残酷，也不尊重和平，并越来越不敬畏那些鲜血换来的成果。

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族主义相互交织、快速发展时，历史以来，人类都只会采取唯一的一种解决方式。

所以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学到任何教训。

怎样改革？
个人认为要做好四个方面工作：做好充分准备、找准问题症结、稳步实施改革，建立改良机制。
今天先谈谈改革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主要有五项准备工作：权力准备、人才准备、财政准备、制度准备、机制准备。

看到新闻，报道多个粮食出口国禁止粮食出口。
这是一个信息量很大的新闻，在灾难面前，所有的繁华都会转眼即逝，只有生存是最要的。
我看到全国各地发展的这产业、那产业，不知道会不会最终回到粮食产业？

一、权力准备
权力改革主要有集权、分权、授权、制权、监权，即权力的控制集中、分权制约、授予履行、制度管理、权力监督。

因为在改革准备阶段重点是集权，分权、授权、制权、监权是后面改革中要进行的，所以在此只说集权。

就是在实施改革前，要进行权力的集中和控制，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大多数改革家都知道这个道理，特别是在身边有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权臣时，特别要注意这方面。因为都晓得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的道理。改革家知道除掉权臣和大老虎才能推动改革，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也知道只要除掉改革者，改革就会偃旗息鼓，回到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上来。但历史上还是有很多帝王在没有最好集权准备，就仓促启动改革，不是被软禁、废掉，就是莫名其妙地死了，像光绪、宋神宗。

所以，改革在实施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权力的改革，而是对权力的集中、控制，以保障改革者人身安全、改革政策的生存安全。

没有权，怎敢实施改革？

三、财政准备

人穷志短，改革没钱命短。
改革启动前一定要做好财政准备。

一是对已形成的问题进行改革需要钱。有很多问题是积累和发展带来的，有其客观原因，所以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解决，有些问题必须通过钱来解决，这样才能减少改革阻力，确保改革顺利进行。二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实施需要钱。改革新措施需要钱，新的制度、机构、人员、项目都需要钱，特别对于那些有宏图大志的改革家来说，需要大量的钱。比如秦始皇、杨广实施那么多工程，就因为没做好财政准备，加征赋税，而加重农民负担，导致民众不堪重负，致使改革成为苛政、暴政。三是腐败会流失钱，改革虽然也在反腐败，但腐败一日没有停止过，原有的官僚集团和新实施的改革中都会存在腐败，造成国家财富的流失。四是国家财政的减少。上面三个方面说的是国家财政的支出加大，而在实施改革时，由于新政策的实施，反腐败的推进，旧的利益集团的抵制和观望，官僚集团的磨洋工和下绊子，导致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在成长，旧的经济正在洗牌，所以就会出现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

一旦启动改革，你就有可能面临支出不断加大、税源减少的情况，改革者很容易面临国家财政的危机，导致改革推行困难。改革失去财政支持是走不远的。

崇祯就是例子，在财政危机下手忙脚乱，昏招频出。崇祯在诛杀魏忠贤之后，在东林党的蛊惑之下，停征了商业税（商业税损害了东林党的利益），在外患吃紧的情况下，将税赋加征到民众头上，又引发农民起义，造成了越乱越急、越急越乱的局面，最终内外患一起爆发，导致明朝灭亡。崇祯是改革家典型的反面教材，他除了敬业之外，短视、多疑、急躁、虚荣，他的敬业又加剧了这些缺点带来的伤害。

历史上，汉武帝的盐铁专营、杨炎的两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直接对财税进行改革的，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财政税收的增加，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

四、制度准备

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反思时，提到法国大革命中的二月革命，迅速摧毁了旧制度的一切，却又迅速将旧制度重新拾起来，并使旧制度中不好的东西发扬光大，结果是情况更糟，民众被以革命的名义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剥削，最终在四个月后又爆发了6月革命。

清朝坐观老人面对清朝的腐败衰亡，也深刻地总结道：清之亡，不亡于新政之不善，而亡于旧政之不修。

我们2000多年的封建轮回过程中，那个朝代不是砸烂了旧政权，又迅速将旧王朝那一套拾起来，修修补补再用？

所以制度准备有两方面：一是指新制度的出台，尽量实现改革及其政策的制度化，减少改革的随意性，保持相对稳定性，不要仓促出台一项又一项的改革制度，不能让改革政策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和问题的根源，要让改革在实施过程中的不断得到改良，保证改革一步一步走好走稳。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不仅有自己的思考，也在自己当地方官时进行了长期实践，看到效果良好时才推行到全国的，拿到全国来用还不是问题一大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执拗，听不得不同意见，把地方经验运用到全国时不加以消化、改变。

二是对旧的制度不能一棍子打死。很多旧的制度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修改完成的，制度问题大多是落实机制出现问题，致使制度落实不彻底、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找出旧的制度中不好的、引发问题的部分，特别是注意甄别那些隐藏在制度中、看似正确却起反作用的部分，我们很多制度就被这样的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样的地方要坚决进行革除。

旧制度不一定全是坏的，新制度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对制度的准备主要是稳步出台新制度、修改完善旧制度，最终建立制度的改良机制。如果制度能实现自我改良，就不会发展到要改革的地步。

五、机制准备

主要是运行机制的准备，如果没有机制上的准备和革新，改革及其措施还是以老的机制运行，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最终还是被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扭曲、同化、腐化，成为他们新的腐败途径和利益来源。

我们从制度准备中也得知，很多制度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的一个社会制度一般要运行很长时间，比如封建社会就运行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不会对大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只不过是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上个朝代遗留下来的旧制度进行修改完善，以及出台新的制度，对大的社会制度进行补充完善。说白了，也就是对政策制度进行修修补补。

但吊诡的是：这些制度政策，随着发展，最后都出现一个现象：对民众有利的方面从内容上越来越多，但民众得到的实惠却越来越少；有时候好的政策制度落实到民众身上就成了坏的，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而制度、政策中对民众不利的看似越来越少，帝王也一直强调告诫以民为本，但在实际运作中对民众的伤害却是加倍出现。

即政策制度的好处民众看得见得不到，坏处躲不过加倍承受。

再精简一点就是：好处不好、坏处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既往的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和不断完善的制度都能变成坏，那么，改革作为新生儿的改革措施，能幸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改革措施政策最后大都成了改革的对象。

所以要找到旧的政策为什么被扭曲、异化、腐化，以及失去改良机会的内因，也许比出台改革政策要重要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主要还是我们的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要做好机制的准备。

以上就是改革进行前要进行的准备工作，但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大部分只做了第一项准备——权的准备（有的连这个都没准备好）。所以很多改革来势汹汹，把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吓了一大跳，结果发现黔驴技穷，不过如此，然后反噬，改革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