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问我治国与治人的区别。

我的回答是：这二者是一个东西。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你把人治理好了，国家自然就治理好了。

有人说国家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政府的重要职能是抓经济。但如果你把每个人治好了，使得人尽其才，进而物尽其用，每个人的才能智慧都得到充分的发挥，难道国家不会发展，经济不会繁荣？

所以第一要务是发展，不是经济的发展，是人的发展。

研究历史也会发现：一个行业，国家不管的时候也许是该行业发展最好的时候，国家最无为的时候反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但我不是反对国家抓经济、抓发展，而是反对国家直接去抓发展、抓经济，反对国家用错误的方式去抓经济、抓发展。因为政府抓经济、抓发展有两大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并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这两个问题是：

腐败问题。国家直接抓经济，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会异化、腐化、扭曲社会经济，也直接促进了官僚集团与利益集团勾结和联盟，导致社会经济成为官僚经济、垄断经济、腐败经济。这是最危险的问题。比如自汉朝就开始推行的盐铁专营，最后都产生了严重的腐败。

违规问题。即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行政权力在短时间可以改变或无视经济规律，再加上行政的急功近利，就如在河道拦石头来改变河道一样，短期有效，是不能长远的，还影响了行洪，导致更大的问题。而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行的改变，带来的效果在短期内是可观的、显著的，行政权力就容易被迷惑，对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过于乐观，将短期的试验作为长期的经验运用，以至于像瘾君子一样爱上了这种方式。当真正的危机来临之时，才发现自己所做的、所取得的不仅没什么卵用，反而是个祸害。这是第二大危险和问题。
所有的经济学说也不过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总结提炼而已。

所以人是最核心的。把每个人发展好比什么都重要。

一、人的问题

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吃皇粮的，即公职人员，一类是交皇粮的，即民众。

这里先说吃皇粮的，他们有哪些问题？

大概有：人臃、人少、人庸、人浮、人苦、人困（发展）、人贫、人颓、人腐。

（一）人臃

就是财政供养人员不断增长，造成人员臃肿，人员一臃肿，机构自然就会膨胀，机构膨胀，财政支出就会增大，管理的难度也会增大。

我待过的单位不算多，先是在乡镇，后来到县级部门工作。对比来看，我参加工作时那个乡，当时全乡干部有20多人，现在50多人，20年增长了一倍；2008年进入第一个县级部门，当时是10来人，现在大概是40来人，10来年增长了3倍左右；现在的单位，是2013年进入的，进入前，原单位20多人（加派出机构共有50人左右），现在是80多人，现编制近100人（加派出机构），7年增长一倍。

从掌握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单位因机构改革撤销之外，相比10-20年前，所有单位都不程度地存在人员增长的情况，乡镇普遍在1倍以上，部门中有少数增长变化不大，但大部分都在1倍以上。

从全县总体来看，相比20年前，财政供养人员早已实现了翻番。

另外一个就是领导多。

现在的领导分为这么几类：一是实职领导，即班子成员，乡镇一般在10名左右，部门不等，要求是一正二副，但没几个单位做得到。二是二级机构领导。即内设机构，比如什么领导小组办公室、二级局等等，越是权力比较大、重要的单位二级机构就越多，有很多内设机构的级别比单位副职高，这也成了解决单位副职职务晋升的一种方式；三是退二线的领导，一些是到了年龄退居二线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因身体原因、个人原因辞去领导职务的；四是保留职级待遇的领导。大部分是因机构改革免去职务，保留职级待遇，还有少部分是受到处分免去职务的；五是挂派的领导，主要是上级下派挂职的，还有就是公务员考试的选调生，任助理职务的。

这样算下来，一个单位的领导就不少了，有的领导占单位人员的一半，甚至有单位除了办公室和财务不是领导，其余的都是领导。

从十八大以后，机构及人员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在这期间全县财政供养人员总体增长不大，主要是一些新机构的成立带来的。但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动力仍然存在，并且十分强烈，一旦控制减弱就会出现暴增。因为，我们在人臃的同时还存在人少的问题。

（二）人少

有人要说了，你上面不是刚说人多臃肿吗,为啥还会有人少的问题？其实，在现实中，人少与人臃的问题并存。

最近几年与各单位接触，听到最多的就是缺人，领导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人不够用。年终总结十有八九有一条就是关于人的，比如干部结构不合理、干部力量亟待充实等等。这种情况越到基层越严重，谁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大家都差人。也许差人、要人的多了，领导也不厌其烦，于是便听到了一句话：不要跟组织提人的问题。所以现在每个单位在人的问题上，无论是要人、要编制，还是为单位的干部要待遇、要官职，都变得小心翼翼、极为巧妙。

人为啥不够用？
缺人问题越是在基层越严重，特别是乡镇一级。

1.有编制招不到人，大学生普遍不愿到乡镇，特别是边远乡镇。

2.有编制留不住人。招来的人干着干着就走了，嫌条件太差、发展太慢。虽然一直在提高乡镇待遇，但乡镇是留不住人的。

3.流动频繁。上级部门动辄抽调、借调、跟班学习，抽着抽着就走了。再就是招考，中省市县以及部门年年在基层招考，招考的都是乡镇、部门精英，工作刚刚上手就走了。
乡镇、部门不敢得罪上级部门，也不想影响别人前程，因为好多人走后不久，就有可能在部门成为领导（比基层提拔快、官职比基层大），还反过来检查考核基层的工作，谁敢得罪？有些年轻人参加工作，就没有在基层工作的打算，心思都在看书应对招考、找关系借调抽调，一门心思想走。所以这种编制在基层、人不在基层，人在基层、心不在基层的情况相当普遍。

4.缺专人。常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但现在各部门各唱各的戏，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专人专岗，检查工作也是首先看有没有组织机构、是不是专人专岗？工作任务、职责、要求都按专人专岗下给基层、考核基层，加上基层年轻人流动快、人员老化，基层普遍存在一人多岗、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越能干事的人工作越多的情况。最近几年还出现了越干事的人越容易受处分的情况（工作多、要求高、任务重，肯定容易出现失误）。

5.缺年轻人。现在的工作要求信息化、数字化，要求熟练操作电脑，基层有丰富实践和矛盾处理经验的人往往年龄偏大，对这些工作很是吃力，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又很难留得住，导致基层年轻人缺乏。包括现在村一级的很多信息化、数字化工作，要么由县镇工作队员干，要么聘请信息员，村干部是很少能独立完成现有工作任务的。年轻人的缺乏，加上工作任务的增多、成长缓慢、形式主义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年轻人的工作压力，致使年轻人更不愿去基层、呆在基层的不良循环。

6.缺干事的人。这个情况每个单位都存在。有些部门说到缺人，几乎到了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的情况，可是你到部门一看，发现人员编制都是满满当当的，人并不少。但一深入了解，却发现这些单位真的差人，一个单位，真正在干事的、能够干事的就那么几个人，单位的工作就是几个干事的人撑着。其他的，要么是领导、要么是老人、要么是退二线的、要么是有关系的、要么是能力不行的。更可气的是，这些人，平时要像菩萨一样供着，不敢得罪，不然不干事还能坏事，到年底还能给干事的人给个差评。曾经有个部门领导说，他其实宁愿这些人回家玩着，也不想他们到单位来。
单位缺人，缺的是干事的人。

7.机制性缺人
这个目前很普遍，特别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有呼声说防疫部门缺人，还有野生动物动物执法缺人，医院缺人、应急部门缺人，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缺人。而且，还不是这一个部门缺人，我知道的缺人的部门很多，比如渔政缺人，毒鱼、电鱼屡禁不止；市场监管缺人，导致假冒伪劣横行；环境保护缺人，导致出现生态污染问题；金融监管缺人，地下金融泛滥……这种缺人的情况大概每个职能部门都存在，而且也是实情，比如3个人的渔政执法，负责全县的执法，要求24小时值班，不增加人能行？
同时，这类缺人还伴随着缺权力、缺编制、缺经费的问题，即：普遍反映自己的部门级别不够，引不起重视，要提升级别，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部门的二级局、内设机构要么与部门平级，要么低一级，但都比部门原职能科室级别高，也就是说，部门的主业还没有副业级别高。缺编制的问题，不仅表现为新增加的人没有编制，而且现有人员的编制也成问题，由于公务员编制的缺乏，很多负责行政执法的人员编制都是事业单位。另外就是缺乏经费，要执法车俩（同时也要司机）、工作经费、工作津贴等等。

这种需求的存在，也决定了机构、人员管制一旦松懈，随时都可能引发机构、人员的膨胀。
但是，从总量上来看，我们不仅不缺人，而且还有臃肿问题，也就是说，现有人员规模，已经足够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也不是太难。

（三）人庸
人庸就是人员越来越平庸。
从历史上来看，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家建立之初良臣猛将层出不穷，个个都是人才，用不完的人才，朝代越到后期，社会越发展，越重视人才培养，越加大人才选拔、考核、使用力度，官僚队伍越庞大，官僚越平庸，优秀的人才越得不到任用。人才流落乡野，最后揭竿而起的个个都是英雄豪杰。

国家不遗余力地选拔人才，实行推选、科举，严把入口关，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结果发现官员倒是越来越听话，就是能力越来越低下。武将面对敌情丢盔弃甲、弃城投降，文臣面对问题只会喊“万岁”说“圣裁”，要么就是挖坑送人头的主意。宋朝的官僚最多，敌人来攻，好不容易出来个能战的种师道、李纲，结果还得不到信任，敌人来了就割地、赔款，后来还请了个神棍，大开城门，结果父子俩一起被金人俘虏，不禁感叹，这朝廷都养了些什么人？

（四）人浮
即人浮于事。

一是数量上的。一直以来，中国的官民比例是比较高的，而且越到朝代后期，这个比例就越高，朝廷一方面财政紧张、社会矛盾激化，一方面又要更多的人和钱来解决社会矛盾，所以官民比例越来越高。

官民比例虽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官民比例过高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意味着管理人员增多、劳动人员减少，意味着财政费用的支出加大、民众的负担加重。但官民比例过低也不见得就是好事，过低了就很难保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难以保证社会管理的需要。
我们现在的公务队伍庞大吗？人员过多吗？从纵向对比来看，我们目前的官民比是比较高的，高于任何一个朝代，当然，我们现在是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肯定要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过高。从横向对比来看，我们也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二是质量上的。如果我们真正调动发挥了每一个公务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都发挥积极作用，行使好自己的职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那么，官民比例高一些也就不是坏事了。

但在实际中，很多工作看起来热热闹闹、意义重大，其实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来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没有一点实际效果，还浪费了精力物力财力。

A是我看着参加工作的，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相对于其他年轻人来说，A没有大学生参加工作的傲气，待人真诚，工作态度端正、积极主动。在一次谈话中了解到：原来A在学校毕业之后，招聘到一家待遇很不错的企业工作，在企业里，虽然工资待遇还不错，但工作强度太大，不顾职工的健康，吃了很多苦，然后辞职回来考入了单位工作。相对于现在的工作，用A的原话是：现在的工作相比私企真是天堂，我肯定要好好珍惜。
不久，A就调入到了机关办公室工作。
2018年，我遇到A,问了一下她对象的情况，A眼泪花只转，委屈地说：再这样下去，怕是要请组织给她找个对象了。当时已经连续几个月没休周末了，男朋友也只能在电话中联系。说到工作，A说，每天看到文件、电话飞来飞去，有忙不完的事，就是找不到这些形式有什么价值，干的都是些没什么意义的工作，现在已经没有了激情，只是把工作当做一个谋生工具而已，最后感概地说：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
2019年，A找到我，说现在有了减轻基层负担的文件了，我们应该能松口气了。我说你的负担不仅减轻不了，还会加重，因为你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减轻基层负担的统计及资料报送，哦，还有总结、调研。A当然不相信。
年底，开会，再见。我问怎么样，负担减轻了没？A白了我一眼，怪我是个乌鸦嘴，说现在很多工作不发文件了，要么通过电话通知，要么发没有文号的。
我笑，苦笑。

（五）人苦
我要说当国家公务人员很辛苦，很多人肯定会骂我。谁不知道当干部“一杯茶、一报纸、一整天”？这已经是过去时了。
干部辛苦，是不争的事实。
1.古代的官僚的辛苦。
一是上班时间早。古代的上班时间,比现在早多了。《诗经•齐风•鸡鸣》中写道,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也就是说,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二是考核严。现在考勤是打卡,迟到者会罚钱,古代官员迟到、早退,可能会被打屁股,甚至革职、坐牢。
三是饿肚子。古代上朝规矩,除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可以骑马或坐椅轿外,其余人一律步行入宫。所以为了赶时间,大伙儿半夜就起来了,没有时间吃早饭的。虽然从唐代起,朝官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的招待宴——“朝食”。但是皇帝退朝的时间大约在九点多钟,一个人早晨3点起床6个小时不吃东西,肚子肯定是饥肠辘辘。
四是交通不便。朝臣上朝还有另外一个烦恼:上朝时间太早,黑灯瞎火的很不方便。据《天咫偶闻》记,明代紫禁城皆有路灯照明,天启时太监魏忠贤当权,才下令尽废路灯,方便夤夜出入。其后,该制度又为清朝继承,紫禁城内,除朝房及各门外,绝无灯火,理由为消弭火患。结果便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因为无灯照明,还发生过有人在雨夜趋朝时因路滑失足跌入御河溺死的意外,这种死法相当郁闷。
五是责任大。古代的工作不像现代分工细致，官员基本上是全能型的，什么工作都要干，都要会，工作自然也会很多。如果官员很敬业，就有干不完的事，加之政务处理手段的落后，对人的健康损害很大。比如诸葛亮，就是军政一把抓，事无巨细，最后累死在五丈原。古代的清官，都是有忙不完的事，工作都很辛苦。
六是风险大。由于缺少对君权的制约，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权至上的时代，官员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喜恶、一念之间。工作没完成，贻误工作，你得死；工作干得好了，功高震主，你也得死；当忠臣，与君主意见不一致，死；当奸臣，被君主发现，死；当清官，遭人诬陷，死。而且，还不是自己一个人死了就行，还要连累家人、亲属，甚至无辜的族人。
2、现代公务人员
当下公务人员已与古代官员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是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各项权益都得到了基本保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形式之苦。大家都反感形式主义，其实，形式主义不是那么好区分的，有的形式主义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有的形式主义要很长时间才让人认识到真面目。形式主义还有一种魔力：意识不到的形式主义，会让你在其中找到“存在感”、“价值感”，当你认清时已经浪费了时间、精力、物力；一眼看清的形式主义，个人又无法、无力反对，还必须去干。
形式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到基层越能发现哪些是形式主义，因为群众不买形式主义的帐。但基层对形式主义最没有抵抗力，只能一边硬着头皮搞形式，一边做群众的工作，所好的是，基层的群众只要自己不掏钱，加上一些利益引导，群众倒是没多大意见，大多数情况下也就配合着完成了，但有些工作，群众不买账，那基层干部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了。
我曾见过一个单位，一共才10来人，领导有7个，而就是这么多领导，竟然常常出现参会无领导可派的情况。
我原来在办公室工作过，那时候单位一年发近300份文件，大概有三分之一其实都是为了应付形式不得不发的文件。一次与现任办公室主任见面，他看似是诉苦其实是炫耀地告诉我，现在单位太忙了，太重要了，一年经他手发的文件有800多份。这只是一个县级单位啊，一天平均2份多的文件，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觉得发文越多越体现了单位在全县部门中的重要性以及其个人在单位的重要性。
当然，现在没那么多了，因为现在好多发文已经不用文号了，再过段时间，估计还会流行“阅后即焚”的模式。
二是权益之空。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是有很多权益的，古代也有休假等工作福利，现代更不用说，有双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年休假、加班补助等等，应该说福利待遇很不错了。但是这些权益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现在有些领导，觉得地方经济没发展，是干部工作不尽力，提出“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甚至是“五加二、白加黑”的要求；一开展工作，或者工作一有问题，亦或是完不成任务，就取消干部的双休日、节假日、年休假，也不准请假。有人要问了，这是违法的呀，但工作要求是不会发文件的，执行的却比文件彻底；取消节假日等，虽然发文件了，但文件要求事毕后各单位调休，所以不违法，但调休那就是一句空话，加班补助是另一句空话，至于为什么成了空话，嘿嘿，其中奥妙不能在此处说。
三是工作之累。
前面已经说了两种：年轻人累、干活的人累。还有就是基层累，再多的工作，再宏大的改革，最终要靠基层干部来落实，工作越多，检查督查就越多，考核也越多，基层也就越累。另外工作本身累，现在的工作无论是工作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极大的增加，越来越规范、完善、复杂，上级和群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么上级不满意，要么群众不买账，干部两头不是人，还有一些工作趋向完美化、理想化，更加重了干部的压力。
这几年，官员得抑郁症的多了，还有自杀的，有很多人说是贪官畏罪自杀，但不尽然是。这几年我身边的抑郁症，都是因为工作而抑郁的。有些单位，包括我自己的单位，也注意到干部不断增大的压力，请心理学医生做心理压力测试，发现很多人已经有严重的心理压力，有很多人整夜整夜的失眠，虽然做了心理辅导，实际效果并不大，因为工作不减压，光靠心理减压是不行的。
有个单位2017年招考了一个小姑娘，正好是我老乡，经常与她们单位有联系，所以就关注的多一些。到她单位去，总是见到她在埋头干事，领导评价也是工作认真负责、话比较少、与同事交往不多。有一次遇到与她一起参加工作的人，说起她，才知道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哪天走在街上，被车撞伤，然后就可以在医院躺着休息了。当时听到这个，把我吓一跳，因为她的领导很严苛，加上工作量大，又刚参加工作，三者叠加起来，一个小姑娘是无法承受的，幸好单位主要领导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迅速对她的工作进行了调整。

（七）人贫
就是收入低下。
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历史以来，谁不知道当官收入高？谁不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谁不是为了当官争得头破血流？你竟然说官吏收入低下？
是的，按照历朝历代官僚的官方给的报酬来讲，官员的报酬是很低的，历史上官员的薪酬比较高的有宋朝，最低的要属明朝（前面说了：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一定腐败）；最不合理的是汉朝、北魏的薪酬（官员没有薪酬），比较合理的是清朝的雍正（俸禄+养廉银）。
我们抛开道德层面，抛开奉献，以其劳动付出和责任来衡量官员的薪酬，你还觉得官员的薪酬合理吗？你将州府县交给官员治理，结果官员的薪酬仅仅能维持温饱，你还进行折扣（明），其他朝代大多也只能达到中低收入水平，负责办公的秘书、打杂等人的工资大多还要官员自己解决，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默许或者迫使官员贪污受贿。属吏工资越高积极性越高，自己的收入高，才能还上寒窗苦读欠下的债务，才能对得起十年寒窗的辛苦，才能让家人过上好生活，才能得到上级的庇护和提携，于是，腐败成为绝大多数官僚心照不宣的共识，大家一起掩护、一起腐败。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的公务人员都是优中选优，用的都是社会精英，都是聪明人，你给一个聪明人中等偏下的薪酬，他能不腐败吗？用精英就得匹配与之相称的报酬，用理想、奉献来要求精英是靠不住的，可能一时管用，时间久了，精英就会一边讲理想、讲奉献，一边大肆腐败，因为他们是聪明人。
再者，一直以来，中国的官僚的权力很大，在古代更大，掌握巨大的行政资源，常常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左右一个人的生死，你给拥有巨大权力而又缺乏制约的人这样的薪酬，就相当于让肚子没吃饱的人管理没人监督的仓库一样，他能不偷吃？
所以，官员的薪酬，可以提倡道德和奉献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发放基本符合其职责和工作的报酬，建立起合理的薪酬和奖励体系，是防止腐败的基础。

（八）人颓
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最容易沮丧、失望，这样的情况长期下去，就会颓废。
由于没有建立合理的薪酬机制、激励机制以及晋升渠道的狭窄，公务人员特别是最下层的最容易颓废，他们不再对自己的前途或理想抱有希望，逐渐安于现状，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知道形式主义，但不再抵制或反对，他们会熟稔地应付形式主义，并转移给民众；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和问题门清，但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对腐败反对的态度了，而是想办法也去分一杯羹，不失时机地插上一脚。

二、人的改革
历史以来，有问题就有改革。

（一）古代围绕人进行的改革

人这方面有这么多问题，当然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几乎每个朝代都围绕人事、机构进行了改革（机构改革其实也是人事改革）。

周厉王改革官僚，不再从周召两大政治家族选用卿士，而是唯才是举，任用了经济专才荣夷公和军事干才虢公长父。改革国家机构，设法肢解大的诸侯国，向各国派出周王室的直属官员。

秦朝废除人殉制度，解决人才的生存问题；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总揽全国一切军知政大权；中央政府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别管理行政、军政和监察；地方上推行县制，全国统一规划，合并乡邑为县，县设令、丞，由国君直接任免。改革和完善了行政机构，建立了封建社会基本行政机构。推行郡县制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爵制，畅通民众、官僚晋升发展渠道。

汉武帝改革官职，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中央集权；大量选拔人才，重视官吏的任用与考核；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立司隶校尉，监督和检举京师百官和皇族的不法行为，在地方设刺史，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强化监察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僚的控制。

隋唐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地方去除郡级，形成州县两级制，进一步优化国家机构设置；完善科举制，建立了人才选拔、发展渠道，影响深远。

明张居正创设颁行考成法，建立了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使政风大变，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所有官员，百事惟谨，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

清雍正设军机处，强化中央机构政务处理；设密折制度，加大政务信息收集处理；建养廉银制度，提升官员待遇。

总之，每个朝代，不仅在建立之初，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也在中后期，针对出现的问题，对国家机构、人员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机构设置来解决国家机构设置不合理，不能充分发挥人才作用，效率不高、臃肿、腐败等问题，通过改革人才选拔制度、任用制度、考核制度、检查制度来优化人才的选拔、使用、奖惩，还通过反腐败来清除腐坏变质的人才。人才及围绕人才的改革已成为历代改革的前提和重点，从一定程度来讲，人才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改革的成功和持久。国家统治者和起义者都知道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广泛笼络人才和正确使用人才，他们求贤若渴，三顾茅庐，他们不仅自己对人才非常重视，形成了丰富的、庞大的人才论，并试图将对人才的选拔、使用等制度化，但似乎都没找到持久有效或一劳永逸的方法，人及其问题最终导致了朝代的灭亡。

（二）现代基层的机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得到极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现代科技作用下发展迅速，基层机构设置和治理模式也得到变化发展，以一个县为例：
1952年，该县设10区74乡；
1958年，人民公社化，设11公社，43管理区；
1972年，7区1镇42公社；
1989年，7区2镇41乡（将公社改为乡），下有6个居委会、329个行政村，1522个村民小组。
1996年，7区2镇41乡变成8镇11乡。这一年是笔者参加工作的前一年，将50个乡镇区机构撤并为19个乡镇机构。由于以前的乡为股级单位，乡党委书记、乡长都是股级，一部分干部提拔充实到新的乡镇，成为科级干部，一部分继续在乡镇担任站所室负责人或一般干部，所以干部消化上阻力不大，退下来的干部工作积极性也没受影响。
2001年，撤并2乡，变成8镇9乡，下设5个居委会、198个行政村。
2011年，去乡设镇，变成15镇2办事处；
2015年，撤并部分不足万人的镇，撤销办事处，设12镇。现有125个村民委员会、11个社区。
总体来讲有这么几个特点：
1.减中有增。虽然一直在减少基层行政层级和行政区设置，但财政供养人员一直在增加。也就是说干部的总量一直在增加，因为原来的一个乡一般只有十来人，而现在一个镇动辄几十人、上百人。
2.增中有减。撤并、减层级虽没有实现人员的精简，但防止了人员的过度膨胀。因为那些被撤并的乡如果依然存在的话，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按照现在的发展及工作要求，财政供养人员会比现在更庞大，人员会膨胀的更多。
3.越来越难。越到后面难度越大。一是撤并要面临干部消化的问题，特别是官员职数的消化。从2001年之后，每次撤并虽然不多，但比1996年难度大，有的是采取设办事处等过度措施才得以实施。所以2015年只保留10个镇的方案，也无人再提及。
二是由于机构撤并和城镇化，撤并之后当地的经济会大幅度退步，有的乡镇迅速退化为村。1996年还是几千人的乡，到如今已经是几百人的村了，原来繁华的乡镇驻地也逐渐荒凉，形成了一个小流域一个村，稍大一点的流域一个镇的格局。被撤并的当地群众闹事，集体上访。2015年另两个乡就是因为群众大规模聚集上访才搁置的。
三是并村的难度比并镇的难度小，因为不存在吃财政饭的人。但村的规模不宜过大。
4.撤并有利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生态恢复。撤并之后，特别是并乡，有力地促进了人员向集镇、城市的流动，促进了人员的劳务输出，绝大部分人流向了集镇、城市，原来的一个乡就成了现在的一个村。同时，也促进了生态的恢复，人走了，大部分土地弃耕，退耕还林，原来耕种的土地现已成为茂林。
5.现在村镇一级的撤并的潜力基本上已经挖完，只存在极少数村镇需要撤并、优化。

（三）我所经历的机构改革
参加工作后，印象中经历的改革不少，几乎一两年就要进行一次。
先是竞争上岗，我有点专业优势，所以没被淘汰，有岗位工作。可没多久，就发现没有竞争到岗位的人，却放到办公室等比较好的岗位（不用下乡、不用收税），有的甚至调回了城。
然后就是清退临时人员、工人身份人员的改革。这次到不涉及到我，但我印象深的最深的是：两个工人身份的人，一个工作能力强，回家种地去了，后来成为上访户，一个却因为关系过硬，找了个理由，临时保留、过渡，最终转变了身份，后来成为科级领导。
再后来就是精简分流，当时要求严格，下了硬指标，每个乡要分流人员到学校和企业。我所在的站要精简1人，当时站上有一名主任，一名站长，还有我和另外一名同志。我当时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负责站上的业务，而且乡上也没有人替换我，我一走业务就会瘫痪，县上对这个业务的考核又很重视。可党委会研究的结果是分流我到学校。在高人的指点下，我连夜“运作”，总算留了下来。
后来又经历了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改革，再后来的改革，虽然很多，但都不要紧了，不再涉及到饭碗问题，都是单位、机构的撤并，把机构和人员换来换去，只是换了一个岗位工作而已。特别是最近几年，改革成了地方的创新举措，是出亮点、出政绩的重要途径，那大大小小的改革就多了，基本上年年都有，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搬了11次办公室。
这些年，曾经撤销了乡武装部，现在早已恢复；党委书记兼任人大 ，现在也分设了；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现在不仅单设副书记，还增设副科级组织委员，纪委书记也恢复了，另设纪委副书记；司法所不仅恢复了，实职副科，还增加了工作津贴，比乡镇正科工资还高；市场监督所也恢复了，升级为副科；财政所独立了，也成为副科级单位；扶贫办分设了，主任升级为副科级；唯有苦哈哈的党政办，好像一如既往。而且，曾经规范津补贴时取消的行业和部门的工作津贴，现在都已经恢复，而且有的标准比以前更高，并且成为新的矛盾。
去年与我哥聊天，谈到他最近参加了一次培训，一个位置很重要的青年学者讲农村农民农业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基层治理。他感概地说，有好多基层平时不敢说的、没掌握的都讲了，真的是有水平、有研究呀，对基层了解的透彻呀，提出的整合基层力量、实行“□□□”对策水平高、优点多，不愧是专家呀。我哥有30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处理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和矛盾常常让我十分佩服，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肯定一个人或者说是政策。然而，我听后说了几个问题，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不欢而散。今年他已认同我的看法，因为很多矛盾已经初露端倪。

（四）几点体会
1.用机构来解决问题，只会是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难管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2.机构最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改革。建立机构的改良机制比改革机构更重要。
3.机构的微调整比频繁的大动作要好。动的太多了，不仅干部人心惶惶，无法安心工作，群众也一时难以适应，常常找不着庙门。
4.机构改革的核心是人的改革，要改革人的选拔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淘汰机制。
5.人员裁撤最容易受害的往往是踏踏实实干事的人，裁撤一定要谨慎、要精准。

四、警惕踢猫效应
踢猫效应：老板在上班的途中，因为超速被罚款，回到公司后的他气急败坏的叫来经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无故被骂的经理心情自然不爽，就找来员工挑毛病。员工回到家中便把怒火撒到老婆身上，老婆一肚子怨气，拎起身边的孩子就打了几下。委屈的孩子左看右看，最终一脚踢到了自家的猫身上。
踢猫效应是指对弱于自己或者等级低于自己的对象发泄不满情绪，而产生的连锁反应。“踢猫效应”，描绘的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人的不满情绪和糟糕心情，一般会沿着等级和强弱组成的社会关系链条依次传递。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最底层，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那一个元素，则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其实，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的传染。
知府受了气，就会撒在县官头上，县官受了气，那么下面的属吏的日子就不好过，属吏的日子不好过，那么就会将怨愤出在更弱势的民众身上；官的日子不好过，吏的日子也就更不好过，吏受了气，那么百姓就遭殃了；官的待遇低了，就会收取下级或商人的贿赂，最下级的属吏就会通过剥削民众来聚敛钱财。最终受害的是民众，这就是踢猫效应在官场的结果。
而且，我们知道，好的东西，比如好的政策，在一级一级的传递过程中，会因为各级的截留而逐渐消减，而坏的东西，在一级一级的传递过程中，会因为一级一级的放大而不断加强，当传递到民众时，已经扩大不知多少倍，犹如蝴蝶效应一样。明朝给官员的俸禄最低，结果官员腐败“朝杀而暮犯”；君王让太监受身残之辱，致使其身体畸形、心里畸形，结果是太监一旦掌权，就祸乱朝政。官员有的是办法刁难和报复民众，在下级或民众身上获得心里平衡和物质补偿。所以，官员的日子越不好过，民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
其实，闭着眼睛也能想明白：你让掌握大量行政资源的聪明人收入低、工作苦、没前途，那么，这些人自然会轻易地将不利的因素转嫁出去，最终贻害国家、民众，吃亏的也是国家和民众。
所以，官不聊生不仅对官员是一个伤害，对国家、对民众来说更不是一个好事情。官不聊生会造成三输的结果。

为什么

不要封，有问题我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