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祭奠 之 春 荒
龙 抬 头
正月十五一过，这年基本就算过完了。
但这个时候，天仍然比较冷，想找点农活干，实在没什么可干的。所以在正月里，还会再设置个节日——打囤。这个节日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个祝愿开春以后 五谷丰登的意思。形式也很简单，就是拿草木灰在自家院子里洒一个带缺口的圆圈，缺口朝向大门口，意思是粮食从门外流进来。目的无非是把过年剩下的鞭炮放一放，还有过年好东西吃多了，直接过渡到窝头玉米粥胃口不太适应，过渡一下而已。
二十五打完囤，过几天就是二月二龙抬头了。
二十四节气从立春开始，一般会在春节的前后几天，所以，二月二对应的是二十四节气的惊蛰。惊蛰的意思是，气候变暖，开始会有春雷响，惊动冬眠而蛰伏的各种生物。
我们老家的谚语说：二月二，烙火烧。这里所说的火烧，和现在人们通常所知道的驴肉火烧的火烧不是一个概念，不但外形不同，馅料也完全不同。这个时候天气变暖，头年秋后种下的大葱，这时候长出了两个叶子，有点像羊角，所以称为羊角葱。二月二的火烧是用羊角葱做馅儿，加上腊肉剁碎，夹在像平时烙的大饼那样大小，面条或者饺子皮儿那样厚度的两个面片中间烙熟，吃的时候像大饼那样切成三角块。
这种火烧，吃起来口感好，营养又好，在我们村附近是很受欢迎的。可能是因为做起来有点麻烦吧，在驴肉火烧大肆盛行的今天，羊角葱火烧这种特色食品，在全国各地难得一见了。
所谓“龙抬头”、惊蛰，我想都指的是蛇。在古代农民传统的观念里，蛇有财的寓意，即使谁家里的房子里发现了蛇，也是不允许打死的。有人把道家的太极图成为阴阳鱼，也有人叫成秩序双蛇，可见蛇，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但是人们又普遍比较怕蛇，不愿意见到，所以会用蛇形的羊角葱做馅儿烙火烧，意思是把蛇封起来，让它在自家房子的墙缝里别出来。房子的墙缝里边蛇是有食物的，老鼠，壁虎什么的都会存身于墙里边。据说这天是不能吃面条儿的，面条外形更像蛇，吃面条会把蛇招到外边来。
中国古代文化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轻易有所损伤的。清军入关，“留发不留头”打破了这种观念，人们开始理发了。传统说法中，正月不理头，理头爱死舅，我想，这不过是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随便毁伤”的一种委婉的纪念吧。你不是让理发留辫子吗，总得等过了年，我能拖一天算一天吧，实在拖不过去我也没办法。所以，所有的人集中到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再去剃头，实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修 房
其实生产队从破五过了就开始安排上班了，内容一般是往将要翻耕的地里推粪，或者到年前耕过的地里，拿个木榔头把大块的土坷垃打碎。但总起来说活儿不是很多，生产队不安排不行，总得让大伙儿混点公分。
一般人家，修房盖屋都会安排的正月，这时候人们大部分闲着不出门，生产队的活儿不忙，找人帮忙好找。
基本上，不盖房子的人家也会每年对土坯房子进行一次修缮，主要的内容是往房顶上或者房子外墙、院墙上边加一层泥，生产队的所有房屋，也会安排这样的“泥房”。记得我从上五年级，开始参与生产队的这项活动，开始挣工分。当然不仅仅是我，还会有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其他人。
泥房需要提前准备粘土，头天晚上把土堆成泥窝窝形状，用水阴上。第二天，把用铡刀铡成一寸左右长的麦秸洒进泥窝窝上边，我们岁数小、力量不足的孩子，被指派脱掉鞋子，光脚丫到泥窝窝上边去
踩。踩到麦秸和泥混合的比较均匀了，再用平底铁锨从底部开始翻，让泥土与水和麦秸充分混合均匀，成为熟泥，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是泥房顶，需要有壮劳力把和好的泥，一铁锨一铁锨的扔到房顶上。这是个力气活，也要讲究一些技巧，力量不足扔不上去，力量足的，如果不会干，同样也扔不上去。因为泥是有粘性的，会粘在铁锹上边，为了防止站锨导致泥上不去房顶而四散飞舞，需要事先用水把铁锹涮干净，然后每完成一次动作，铁锹都要用水涮一次。这样干起活来又省劲，干完活又干净，不至于把泥甩的到处都是。
我们小孩的任务，就是把别人甩到房顶上的麦秸泥，用铁锹在房顶均匀的散开，让掌刀的师傅把房顶用泥抹均匀。掌刀掌的好的，泥过的房顶厚薄均匀，光亮密实，下雨天不会漏水。所以，抹刀可不是我们轻易能拿的，那得是建筑的大工才行，小孩子，愣头青，只能干些和泥，运泥的小工活，也就是粗活。大工需要多年经验的积累，也需要一些悟性，有的人干一辈子建筑，始终不能成为掌刀，既不能砌墙，也不能抹墙。大工和小工，在“专业”的建筑队里，工资待遇是不同的。
用土坯垒起来的墙，外表是有一层麦秸泥作为保护层的，否则，土坯直接暴露在外边，夏天的雨稍微大一些，用湿土做成的土坯，一下就可能摊软成为烂泥。即使泥过的墙，如果头一年夏天雨大风大，也会把保护层冲掉一些，第二年春天需要重新上泥。 泥墙的程序，和泥房顶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不需要往房顶上甩泥，而是直接往竖着的墙上甩。为了保证甩上去的泥不至于直接就掉下来，需要提前在需要上泥的墙上泼上水，这样就可以让麦秸泥直接粘在墙上了。
如果修缮及时，土坯草顶的房子是可以使用很多年的。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家的房子，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记得什么时候盖的。
但是，房子终归是要盖新的。这但是因为房子早晚有坏的不能用的时候，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和更替。男孩子长大了，总是要娶媳妇添人口的，原来的房子不够住，必须得盖新的，这时候，即使家里经济困难，也必须省吃俭用，攒够了木头钱盖新房子。
一般需要盖房子的人家，会在头一年的秋后打好土坯，开春需要做的，是往宅基地拉土和土坯。这两样活，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累人的。当然，上过河工，和在盖房子的时候往房顶扔土坯的人对我说：那算个屁，你干那两样试试？因为年龄，和社会发展的原因，那两样活我始终没赶上。但是运土坯，拉土都干过，记忆深刻。尤其是运土坯，需要把土坯一块一块搬到马车上码好，然后跟车回来再一块一块往下搬。费力气不说，土坯上掉落的沙土，粘在不断冒出汗水的身上，摸上去沙沙作响，磨得肉皮生疼，而且很难用水洗干净。
当然，比起盖房子砌墙上大泥等来说，我只干过运土坯和拉土这样的杂活。至于上梁、上檩条这样既需要力气，又充满技术的大活儿，我都没有干过。一者是本人从小瘦弱缺乏力气，二者等到我能干这些活也有力气干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同了——土坯房已然过时，帮工的形式，也已经被专业建筑队包活所取代。

挖 野 菜 一
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过年过的是个精气神，日子过得好或者不好，过年都是个亲戚朋友来往的关键日子，即使日子过得并不好，门面和基本的尊严还是要的。
但是，过年每年只有一次，平时的日子必须还得过，这时候的生活就必须回归自然。
惊蛰一过，地里开始泛青，就到了挖野菜的时候。一般最早长出来的，是羊角（音假）子菜。这种菜，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没有梗，直接从土里钻出来两根长长的绿叶子，有点像韭菜叶子，但没那么长，叶子也有点微微往中间卷，地上部分是绿色的，地下部分白色。每年的第一场春雨一下，地里还没多少绿色的时候，羊角子菜的两只长叶子，一天的时间就长出来，在料峭的春风中摇曳，有一种飘然出世，忘却尘埃的感觉。
这种菜是我最喜欢挖，也最喜欢吃的，挖回去很干净，不用择，直接用水洗干净就可以食用。羊角子菜水气不大，适合蒸着吃，方法是洗干净后用玉米面拌上盐，然后用手搓，搓的菜叶里边的汁液差不多出完了，和玉米面充分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上篦子蒸。这种做法，在有的地方叫“苦累”，我们村叫“拿狗”，具体是哪两个字，我在字典没查到，反正就是这个音。
可能因为羊角子菜过于干净，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吧，自从化肥农药开始使用，这种野菜就难得一见，现在恐怕已经灭绝了。
适合像羊角子菜这样蒸着吃的野菜还有很多，比如竹扫帚、甜谷穗的叶子，包括不是野菜的榆钱、槐花、榆树叶、苜蓿，吃起来口感都很好。不过，这些普遍比较晚才能得到。由于后来金花虫的传入，榆钱和榆树叶已经没有人再吃了，而竹扫帚，甜谷穗，苜蓿，都还能采得到，市场上也有卖。但是再像当年在村里那样，找到雨后那种清新新鲜的感觉，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即使许多人花钱去找。

挖野菜 二
苦苣（qu，三声）菜也是比较早能采到的，量比羊角子菜大得多，到处都是。小时候出去挖野菜，这是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基本上除了盐碱地，所有的地里都会长。现在市场上偶尔有从郊外挖回来卖的，但很多情况下不太敢吃，因为你闹不清上边有没有农药和除草剂。苦苣菜吃起来口感有点像油麦，或者生菜，但是带比较重的苦味，适合蘸酱吃。不过，苦苣菜只适合嫩的时候吃，稍微长老一点，叶子上会有一种白色的寄生虫虫卵，人就不能吃了，只能用来喂猪。
和苦苣菜类似的，是蒲公英，我们村里边叫婆婆丁。嫩的时候，蒲公英的叶子和苦苣菜长相相似，味道相似，以此，我们村的孩子们都把这种菜叫做“苣菜娘子”，不同的是，苦苣菜并不像蒲公英那样开花散播种子。当婆婆丁的种子长成以后，随风飘走，剩下的花盘，高高的杆儿仍然是嫩的，就成了一种玩具——用指甲把它掐下来，将种子用力一吹，种子就随风飞走了。然后将花盘倒个个，将空心的圆杆开个十字口，然后含在嘴里，花盘的杆儿就会自然向外卷起来，形成一种很漂亮的花形。婆婆丁的汁液是奶白色，含在嘴里没有苦味，微甜，所以许多时候，玩婆婆丁的花，对小孩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和苦苣菜同时长起来的，有一种带刺儿的青蓟菜，也叫刺儿菜，还有的地方叫扎扎菜，嫩的时候也可以吃，不过吃的人比较少。这种菜基本上所有的地里都能生长，因为带刺儿，猪也不怎么爱吃，需要剁碎了喂猪。所以尽管量很大，并不怎么受欢迎，能找到其他菜的时候，一般没人愿意要。尤其是长得老了，刺儿变得很硬，就不能要了。但蓟菜的汁液有消毒止血的功能，小孩子在地里挖野菜割草，经常让镰刀砍了自己的手，这时候就随手揪几片青蓟菜的叶子，放在手心里揉，揉到汁液开始往外出了，叶子成为一个团儿，就把这个团儿按到伤口上，不但能消炎止血，据说还能让伤过的地方不留下疤痕。
还有一种比较受欢迎的野菜，我们村叫秃噜酸。秃噜酸也是随处可见，叶子没那么多汁液，叶子外表有一层细软的白色的绒毛，不但家里的猪爱吃，小孩大人也都喜欢吃。摘一片嫩的秃噜酸叶子，用嘴吹一下，然后放在嘴里嚼，有一种说不清楚像什么的酸味儿，水果似的，口感特别好。
再晚一点儿，马齿笕长起来了。这也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菜，不但因为干净，更因为食用起来口感好。食用的方法，是在嫩的时候采回去，用开水焯过，晾成干菜，然后泡发了做馅儿。我们那个时候，每年的春天，都会用马齿笕做馅儿，加点蒜包菜团子，也就是玉米面包子。这样的菜团子有一种干菜特有的香味儿，又有马齿笕本身滑腻腻的感觉，咬起来还筋道，口感十足，村里的大部分人谈起来都是赞不绝口。
那时候农村不发达，过完年，到了春天基本上各家的储存菜都已经吃完了，有没有新菜上市，野菜经济实惠，又有营养又好吃，自然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再者，那时地里既不上化肥又不打农药，野菜吃起来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我们挖野菜，并不是主要为了人吃，而是用来养猪。每年春天，是各家准备抓猪仔的时候，卖猪仔的，也基本上以春天卖为主。所以，这个时候挖野菜，是我们的任务，并不像前边说的吃野菜那样充满乐趣。而且，野菜当中，有许多种人并不能吃。
筐是那时候人们离不开的工具，如果哪个成年人下地的时候不背个筐，人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人不勤快，不会过日子。小孩子们一般的要求是，每天上午至少一筐头的野菜，下午一筐头菜，或者一筐草。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完成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地里的野菜野草不少，但是架不住人多，所有人都干同样的活儿，需要仔细的去寻找，有的时候走很多路都不能完成任务。毕竟孩子的天性是玩，有的时候几个人作伴出去，不知道见到什么好玩的就把自己的任务忘了。抬头一看天快晌午，自己的筐里只有一点点野菜，再加班也不能达到要求，有的时候为了不挨打，只好耍点小聪明，在筐的半腰里架上几根树枝，进家门之前用手把筐里的野菜翻腾一下，就显得不像本来的那么少。当然，不能蒙混过关，被毒打一顿的时候比较多。
在雨季来临之前，地里可以割的青草不多，我只记得有一种芦草，是可以割回去晒干了交生产队的。
芦草的叶子很像芦苇，只有一点区别，芦苇是站着的，芦草是趴着长的。新鲜的芦草，羊最喜欢吃。一般那个时候，每个家庭会养一两只山羊，让小孩子牵着去放，当然那是小孩子还不能砍草挖野菜的时候。等能拿动镰刀了，就没有了放羊的乐趣，或者依然放羊，但是草和野菜的任务不能少。

我们村有句老话，形容一个人容易受冤枉背黑锅会这么说：那个人傻得，别人牵羊他拔撅。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家的羊，是在地上楔个橛子拴着去放的，一般不会有人偷。原因吗，绝不是那时候社会风气好，没有人偷东西，而是因为那时候人们没有交通工具，偷了后没地方放，也运不出去。在村里，哪个人，什么时候去过哪里，干过什么，生产队都是掌握的。如果谁家突然多了某个比较大的东西，或者是某个活物，生产队是不会不闻不问的。外来的人，因为口音的问题，就更不敢胡乱作为——只要你跑不到天边，顺着问路的口音就能找到你的方向。

烀 咸 菜
春天的阳关是最灿烂的，很少阴天，适合晒东西。
春天也是比较难过的。没有暖棚，不可能有新鲜的蔬菜，家里的餐桌除了野菜，就只有咸菜了——头一年储存的菜开始长芽，不能吃了，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没有菜吃了。
灿烂的阳光，晒得最普遍的，是各种酱和咸菜。春天的阳光除了灿烂，还很干净，几乎没有苍蝇蚊子的滋生，晒东西上干比较快。每家的院子里，都会有几个大盆，上边盖了洗的特别白的纹路很稀疏的布，布的下边盖着的，是用馒头，或者豆子做的甜面酱，或者大酱。具体做法记不清楚了，只知道需要发酵，需要煮，最后就是晒，才能把酱从黄色变成黑色。
同样需要晒成黑色的，还有咸菜。每年的春天，几乎每家的咸菜都能晒满院子，成为那时候的一道风景。上一年秋后腌上的芥菜、萝卜以及它们的缨子，还有自己家种的洋姜、胡萝卜等等许多的能腌的东西，这个时候被从腌菜缸里捞出来准备烀了。据我们村的老人说，咸菜必须要腌透了才能吃，否则会有毒。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我不知道，只知道没有腌好没有烀熟的咸菜普遍都不好吃，味道不好，口感也不好。烀咸菜的做法，跟炖肉有点类似：在做饭的大锅里放进了水和炖肉的香料，控干水分的咸菜放进锅里，像炖肉那样炖熟了，然后捞出来晾晒。刚烀熟的咸菜有一股香料的香味，还没有晒成黑色的时候口感也很好，既烂糊又筋道，几乎是所有人的最爱。
等到烀好的咸菜晒成了黑色，就可以收起来作为储备菜了。新菜下来之前，或者冬天作为补充，这样的咸菜会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天。据说这样的咸菜，最多可以储存三四年，因为水分已经晒干了，如果不受潮，不生虫，确实不容易坏。不过储存的时间越长，咸菜本身会变得越来越硬，口感不好不说，恐怕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基本上没多少保留，在勉强吃饱肚子的年代，只剩下下饭这一个功能了。

青 黄
春天，除了可以采野菜，最主要的，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季节。
清明前后，点瓜种豆（也有说谷雨前后的），棉花、花生也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那时候没有播种机，粮食类的用耧耩，棉花花生这样的，只能靠人工。
布谷鸟开始叫起来的时候，一场春雨过后，田野里到处充满了泥土和青草特有的清香。年前耕过的土地，潮湿细软，正是播种的好时候。生产队组织所有的劳动力，每人拿一个小铲，拿一个小口袋，提前将花生的种子每人几斤分好，开始种。为了防止社员在种的时候偷吃，花生种都需要提前在尿盆里过一遍，但这样的措施，显然并不是特别有效。尽管要求大家在种地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口说话，尽管从尿盆里旅游了一圈的花生米会有不好的味道和感觉，仍然会有人偷偷将其送进口中。
我们村比较重视花生和豆类的种植，目的就是让大伙儿不至于太缺乏营养。秋后种麦子的地，一般不会超过所有耕地的半数，其余的种玉米、棉花、花生、豆子。除了棉花出苗比较晚，其余的庄稼一般种下去三天左右开始出苗。刚出的小苗嫩绿中带着黄白的颜色，这时候麦苗早已经长到了一拃高，绿色渐渐将土黄色遮盖，春风微微的吹拂下，一闪一闪的很是养眼，整个冬天带给人的视觉疲劳一扫而空。
唐代诗人王维有首诗这样写：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我们那里也养过蚕，我小的时候还有桑树地，对养蚕我还有一点印象，家里的墙上还有蚕做茧以后留下的痕迹。我的记忆中，蚕不但吃桑叶，也可以吃蓖麻的叶子，对于蚕在桑叶或者蓖麻叶子中间沙沙蠕动的情景，还有一些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不养蚕了，只留下桑树。在“麦苗秀”的季节，可以有红的白的桑葚吃，这是我的记忆中除了枣、杏之外可以算是水果的东西，可以等生产队分，也可以偷偷爬到树上摘着吃。现在，桑葚很难见到了，市场偶尔能见到，根本就没有原本的甜酸味儿，据说可能是没有成熟就摘了，然后用糖水泡了卖。
平原地区没有雉，不会听见雉的叫声，但是有一种类似的会叫的鸟，叫“饿啦”，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村里人都这么叫。“饿啦”差不多有麻雀那么大，飞得很高，叫起来“饿啦饿啦”的，似乎是提醒劳作的人们，中午到了，该回家吃饭了。每年到麦收的时候，是饿啦产卵的时候，偶尔在割麦子的时候捡到饿啦蛋，比鹌鹑蛋小多了，煮熟了味道很好。麦地里也能见到秃尾巴鹌鹑，据大人们说鹌鹑飞不高，起飞也特别慢，如果离得近，可以在它起飞之前追上抓住。但是我那时候还小，跑不快，一次都没能追上，只是偶尔捡到鹌鹑蛋。
枣花，也在这个时候开了。圆圆的绿色的小花，掩映在深绿色的叶子中间，显得细小平淡无奇，没有见过的不会知道这是花，还以为也是叶子，但香味是掩藏不住的。当初春，榆柳桑槐杨树都开始发呀变绿的时候，枣树却似乎并不着急，似乎预示着它的果子的金贵而姗姗来迟。我们村没有过放蜜蜂的，养蜂人都是从南方来的。一个一个的木箱子，在村子旁边的枣林里，蜜蜂在绿色的栆叶间飞舞穿梭，嗡嗡的声音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好奇的孩子把蜜蜂捉来去舔，没有舔到蜂蜜，只曾经被蜜蜂螫了舌头。听人说，蜜蜂蜇过人以后，它的针就会留在人的肉里拔不出来，而蜜蜂自己，也就为自己的反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枣花蜜，也曾经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直到今天，在所有市场可见的蜜产品当中，我仍然独爱枣花蜜。

要 饭
“饿啦”鸟的叫声，不但提示着人们该吃饭了，还预示着，有人要挨饿了。
之前，每个家庭为了过年，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的人家就几乎是全力一搏，用尽了一年的储存。到麦收之前的青黄不接，有很多的家庭是不能接续下来的。当然我没有经历过粮食不够吃的年代，小的时候虽然吃的不好，不管用什么东西吧，好歹能把肚子填饱。但并不是村里的所有人家都是这样，有的家庭孩子多，劳动力不足，成为“缺粮户”。“缺粮户”的意思是，一个家庭所挣的公分，不足以保证分到足够让家庭的所有成员吃一年的粮食，或者虽然分到了粮食，但是需要欠生产队的工分，欠债是早晚要还的。或者有的家庭虽然不缺粮，但是主妇不精于算计，不会“过日子”，每次新粮食下来一家人猛吃，不考虑搭配瓜菜等等，这样的人家到了春天也会吃不到头。如果从生产队，从邻居家里借不出来粮食，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所谓的办法，无非是出门讨饭。一家人每人背个口袋，拿个碗柱个棍子去要饭的，那时候是经常能见到的。我们村因为地多，粮食不够吃的家庭，断了粮能从生产队，或其他人家借出来粮食，所以要饭的几乎没有。但周围地少的村子，每年都会有人家里边不开火，外出要饭。
要饭的可不像现在电影电视里的丐帮那么潇洒，懒懒的躺在某个地方晒太阳，是不可能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的。因为大家都不是很富裕，不可能一个村子把几个乞丐养起来，而是需要不断地走村串户，一家一家的乞讨。而且，出门去要饭，一定要走得远，避免见到熟人双方尴尬。如果哪位有兴趣，可以自己体会一下，在离自己家不远，有可能碰见熟人的地方开口乞讨试试，第一次的心理障碍是很难突破的。因此，要饭所走的地方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哪里有村子，这个村子的民风如何，富裕程度如何，是否有地方可以让自己在晚上栖身，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晚春的时候虽然天气不是很冷了，早晚还是很凉的，一旦错过了村子，要不到东西饿肚子不说，还要在野地里住宿，那个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还真是不好体会。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情乞讨者，大多数给的是冷眼。一般人会认为女人的同情心会多一点，要饭的时候喜欢找女人，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孩子们玩要饭的游戏，一般都会说的是“大爷大娘给口吃的吧”，其实这都是一种想当然。一般来讲，上了岁数的妇女，她们的同情心仅限于口头上，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并不如男人慷慨。作为家庭主妇，过日子是他们第一要考虑的，对于乞丐，她们也会从过日子的角度去考虑这家人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因为平时不会过等等。
乞讨的过程中，见人就要赔着笑脸，大爷大娘的喊着，心里忐忑着，大多时候遭受的是白眼。如果别人给半碗剩粥，就自己喝掉。有幸给半块窝头，自己实在饿了的时候吃掉，不是特别饿或者刚喝过粥的时候，就把窝头装进口袋带回家。不管要回来的是什么，回到家以后都需要晾晒以免发霉，因为你不知道要到的东西是否能足够一家人吃到麦秋。
那时候的孩子普遍有这样一种体会，就是别人家的干粮比自己家的好吃，尽管原料一样，做法也相同。不管出去干活还是玩耍，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在自己口袋里装上半块窝头或者饼子，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多是用稀粥把肚子填饱的，俩小时不到就会消化完毕。长时间吃自己母亲所做的饭食，见到别人家的就会有一种味道不同的新鲜感，大家会把所带的干粮交换来吃。
至今，我对一种食物深恶痛绝，那就是小米干饭。读过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都知道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米烂了，就是说的小米干饭的制作过程。但我们村并不是像小说里说的那样，将小米煮的软了捞起来蒸，而是直接在锅里开煮，直到把水煮干了。这样煮出来的饭，锅底有一层锅巴，黄黄的，很多人觉得好吃，我对这种锅巴痛恨尤甚，发誓这辈子吃不到也不会想它。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大饥荒刚过，基本上是当年收获了什么就一直吃什么，没有别的东西替代。不知道我具体几岁，肯定不会超过三岁，那年家里似乎一直都在吃小米干饭，而且家里人似乎也一直在把锅巴给我吃。如果现在的人，能一连三天把小米干饭吃下去而不感到难受——不，不用三天，一天三顿就可以，我就会认为是我自己当时太娇气，虽然当时我才只有两岁左右。
其实当时讨饭的人不是很少，我们村也不是没有，只是大家心照不宣，不愿意提及伤心往事而已。但是我们附近的村子，出去有过要饭经历的，不在少数。去年清明回家上坟，老婆遇到了一个儿时的同村同学，说起童年时同学家每年要饭的事，俩人唏嘘不已。说到后来，老婆不停地跟人家道歉：我们那时候小，太不懂事了，你家那么不容易来的干粮（窝头）在那里晒着，我们还要去拿来吃，真是太对不起了。俩人尽管一直在笑着说，但是泪水却始终在脸上没干，就算在旁边事不关己，我的心里也同样酸酸的。

苦 夏

麦子收完了之后，夏天就真的来了。
一般年份，不等到麦子收完，就该开始下雨了，收完麦子的麦茬地不会晾很长时间，地里掉落的麦穗不管能不能拾干净，雨一下就必须翻地种夏茬作物。
放完麦假重新开学了，这时候正是天长夜短，中午开始有午休了，小学生们可是不敢在家睡午觉的，没有闹钟，一不小心就会睡过了，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就只剩下到学校去，在教室睡觉。先不说那时候教室都是长条板凳土台子，可以想象三几十个六岁到十岁的孩子关在一个教室没人约束，能不能睡得着？
所以，下坑洗澡游泳似乎就成了最为正确的选择。
游 泳
在学会游泳之前，小孩子只能在大坑的边缘缓坡玩水，会游泳的到里边的深水区去畅游，另小孩子们羡慕不已。
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游泳”这个词，只知道叫洗澡。每家的父母，对小孩子下坑洗澡都会再三告诫，绝对禁止，知道了私自下坑，都免不了一顿暴打。因为那时候水多，家里的孩子多，父母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照顾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大的看小的，或者自律。所以，如果哪家的孩子回家晚了，首先可能会想到要去坑里、井里去找——淹死的孩子不在少数。但是，天太热了，水里的吸引力，不是打能打掉的。
但是坑的边缘同样不是那么安全。因为冬天的水位比较低，在结冰之前，挑水的人们会在当时的水边挖一些小的坑，以方便自己灌满水桶。到了夏天水位上涨，这些小坑就成了不会游泳的小孩子的杀手，大家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挪到小坑的边缘，玩耍戏水。有人会问，这些孩子也真是，不会远离那些危险地带吗？其实大家是远离不了的：一般人们跳水，都会选择地势比较好的地方，靠近经常有人走的路，挖坑也同样会在这些地方。有人走的地方，相对来讲地势会比较平缓，地面也比较坚硬，到了夏天被水泡过，不会像没人去的地方那么多的淤泥，水也相对比较浅，所以这些地方是下水的人们的最爱。
曾经多少次，在戏水的过程中掉进深水坑，也曾经和别的伙伴打闹，被推进深水坑。大家都是一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被救过程中，慢慢熟悉了水性，自己学会游泳。等学会了游泳，被打的机会就更多了。不会游的时候，还只敢在白天人比较多的时候下水，还不敢到深水里去，安全性也相对大一点。等学会了，胆子也就相应变大，不管有没有大人，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几个人，都可能下水。
尽管那时候孩子多，所有的家庭都对自己家的孩子照顾的不那样周到，但要求同样会很严，尤其是对安全的要求。所以在送进学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对老师嘱咐一句：不听话就揍，只要不打死不打残，就是对他好。自然的，老师们也会尽自己所能对孩子各方面负责，尤其是安全，对于私自下坑洗澡的更是不会客气，一律木棍伺候。但是中午时父母和老师午休的时间，学生们尽管也困，睡不着的时候还是会偷偷的跑到坑里。
其实那个时候老师的责任也是很重的，尽管挣得不多。有一次我和别的同学去公社办事，给我们老师领工资，当时老师已经四十岁了，工资才十七块五！我们村是出过举人的，尽管很多人都不认识字，却有着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的传统。现在我们有了免费上学的机会，能不能学到东西人们并不知道，但是听先生的话是必须的，最基本的要求。所以那个时候，男孩基本上能保证三天不被老师打，就是最听话的学生。不过，最听话的，显然是少数，大多数是会趁着老师午休偷偷下坑的。对付这样的小子，老师有自己的办法，一个是把组长都设置成女生，让她们监督，报告。等我们把女生都贿赂的不报告了，老师就开始自己出马，上课后先观察，看哪个人头发有湿过的痕迹，或哪个人身上干净的发白，拿指甲在肚子上一划，就知道谁下过坑。
老师处罚我们，也有独到的办法。最普遍的当然是教鞭，就是一根手指粗，一米来场的木棍，往屁股或者后背上抽。当然力道是由老师掌握的，一般不会留下血印。还有一种，如果是俩男孩犯了错，那么这俩人会站到讲台上，互相打耳光。刚开始，俩人都不太好意思互相打，谁都不想先开头，开头的也不会使劲。但是在老师的监督下，最终大都会演变成暴力的报仇表演。
中国的农村，几千年来其实是和所谓的传统文化没多大关系的，即使是出过举人的村子，同样大部分人并不识字。因而，对于能够不用花学费而学习认字，几亿农民可以感恩戴德几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记得。同样，那时候农村的师资力量极度匮乏，老师们许多都是高小(小学五年级）毕业考师范，文化水平大概略低于今天的六年级学生，教学水平肯定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以那样的文化程度，在村里进行包括今天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在内的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力不从心的。所以，那时候老师会用各种方法对付孩子，惩罚孩子，即使孩子被惩罚后有所损伤，也不会有家长领孩子去找老师，而会对自己的孩子继续进行惩罚。
在当时，许多乡村教师完全凭着一腔热血，凭着终于跳出农门不再用面朝黄土所带来的成就感，凭着不负乡亲所托的责任心，在给村里的乡亲们“看孩子”。即使后来我上到了初中，情况不但没多大改善，反有每况愈下之势。初中毕业教初中，返乡知青当教师的模式，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教育。现在，可以被人称为老师的人，数量比那时候多了几十倍，学历比那时不知高了多少倍，但是合格老师的数量、比例，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会教的不好好教，好好教的不会教、教不好，这种恶性循环，不知道还得持续多少年才能改变？

歇 凉
可以名正言顺下坑洗澡而不必担心被打，是在晚上。
当夜幕降临，所有的家庭吃完晚饭收拾完毕的时候，大人们会拿个木凳来到坑边纳凉。男人们会集体下到坑里，女人们也有自己洗澡的专属区域，男孩跟着男人，女孩跟着女人，大家一起到坑里泡着。大人们大都会游泳，在深水里，小孩子不会游的，在边上浅水处学习。人很多，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没有手表和钟表，不知道时间早晚，人们会在凉透了的时候回到坑边歇着，等着天凉下去，可以回家睡觉。我们村的房子一般只会有一个小后窗，是在堂屋，朝前的窗户被窗户纸糊上了，能打开的，也不会产生对流风，家里根本就没办法睡觉。再说，那时候蚊子多，开门开窗会进蚊子，家里边都会在吃完饭后，点起艾蒿绳熏蚊子，门窗关得很严实，根本没办法睡，需要等熏烟散了，蚊子差不多熏死了才能回家去。
坑的四周，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集团，坐着木凳，摇着蒲扇的人们东拉西扯的摆古。孩子们自然是坐不下来的，有心的，从摆古的人们那里听点新鲜故事，或者吓人的故事；调皮的，不知道跑到哪里藏猫猫去了。三伏天太难过，有的时候下半夜才会起点风，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起风。雨季已经过去了，人们盼着下雨，大多时候很难如愿。远方的天空有微弱的闪电亮起来，更多的时候是“露水闪”，大人们这样称呼，意思是只能带来露水不会下雨。
就是在这样纳凉的过程中，通过达人的摆古，了解了许多信息，包括村庄的历史渊源，包括过去的传统，包括奇人轶事。其实那时候，很多农村孩子的知识是这样学到的，也增长了不少的见识。有认字的，会讲不少书上的东西；有喜欢看戏的，会讲不少戏曲的故事；有经常出门的，带来远方的见闻。还有，那时候的电影基本上都是战争题材的，因为战争刚过去。村里哪一座到他的房子是谁家的，是怎么倒的，那个人是怎样受的伤，那个人怎么英明神武，或胆小如鼠等等，有的和电影演的差不多，有的差距很大。
不知道那时候人们是怎样把握时间的，反正只要是不下雨的晚上，大家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散去回家睡觉，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早点儿起床下地干活儿，免得起晚了天热晒病了。

恼 人 的 青 纱 帐
在电影里，诗歌里，华北平原的青纱帐是那么美，美得充满诗情画意。
青纱帐里，确实发生过很多故事，有的还很美好。但它留给我的，却都是不堪忍受。因为当村里的青纱帐长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盛夏三伏，村里人没事是不肯进去的。试想一下，三十八九度的高温下，还没怎么活动就出了一身的透汗，进到密不透风的大深庄稼棵里边，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张带齿的锯，拉到汗透的肉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谚语说，七月十五定旱涝。意思是，到了七月十五，庄稼已经不再怕淹，即使还有大雨，这一年的收成基本上算是保住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不会再有大的降雨，气候比较稳定了。但是我们的活儿还得干，任务还得完成。就如今年的现在这个时候，气温高达四十多度，这样的感觉，记得小的时候是家常便饭——冬天基本上比现在冷，夏天基本上比现在热。因为青纱帐人们去的少，所以这时候是割草的黄金季节，青草会随着青纱帐一起长高，完成任务的效率会比平时高很多。
在我的记忆中，姐姐带我的时候比较多，相对的，感觉是她对我比较和善。但那个夏天，她似乎变得不太顾及我的感受。大概是在五岁左右吧，一个可以在地面晒熟鸡蛋的下午，因为根本睡不着，所以午休起的比较早，估计也就三点钟的样子。姐姐和她的几个伙伴相约下地去割草，但是天实在太热，大家磨磨蹭蹭的不愿意早点下地，一遍又一遍地下坑去，希望可以凉快点儿。我也一样，比姐姐他们在水里的时间更长一点儿。
大概那时候我比较听话，跟姐姐也跟惯了，所以尽管心里特别不愿意去，面上却没表现出来。可别的人看出来了，四五个轮番做姐姐的工作：你弟弟这么小，别带他去了，别热坏了。但那次也怪了，或许是因为姐姐遗传了妈妈的基因，特别会过日子，平时特别能理解我，能为我说话的姐姐，那次是铁了心，不管谁说什么，就是不松口。我是多么盼望她说一句“你别去了，回家吧”啊！但是没有。经过数次的下水，最终我和她们一起下地去了。今天写下这些字，在这个同样炎热的夏天，坐在空调屋里，我头上脸上的汉不停地淌下来，那感觉似乎真的已经进了青纱帐一样。
关于那次的事情，后来四十年以后有机会跟大姐提起来，她莞尔一笑：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儿？尽管那个夏天的事可能真的已经忘记了，但无数个夏天，背筐走进青纱帐的感觉，相信任何有体验的人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中 秋
其实，物质特别匮乏的年代，对于各种传统节日，并没有现在的人这样重视，除了春节。
尽管不少传统节日一直能延续几千年传下来，但是里边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不是根本原因。旧时侯讲，过年是富贵人家的事，对穷人来讲，过年不如叫做过关。中秋节更是如此，对于农民来讲，八月半，正是抢种抢收最忙的时节，纯粹为了过节而讲究团圆，太过奢侈了。之所以这时候要求在外的人在中秋回家团圆，无非是因为活多活重，家里人手不够，找人回来帮忙。学校放秋假，也正是这个意思。
所谓文明，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农业的发达，古人对于农业的重视，对于收获的艰辛和不确定性，充分体现在中秋这一节日当中。一年的辛劳，终于在这个时候见到了希望，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所以要加派人手，抓紧时间抢收。古时候不但会有窃贼，还会有敌对势力的觊觎，同时也要防止天气的突然变化——六月飞雪，不仅仅是传说。当然，这些情况现在可能都不是问题了，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农村的农民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团圆，就是落实这些理由和措施的最好的借口。
农谚说：七月葡萄八月梨，八月，是梨子成熟的季节。梨离同音，所以，吃梨子，被赋予了离人归家这一新的内涵。古人特别重视尊祖，凡是家庭成员都应该享受在祖宗的庇佑之下所获得的田地里的收成，所以回家享受一番也是应该的。所以在百忙之中，中秋节还要准备一些丰盛的食品，以犒赏全家人一年的辛劳。一般来讲，除了水果、月饼，中秋节的饭食以鱼为主。当然，在历史上最贫穷的年代，吃鱼只能是奢望。
记忆最深刻的，在中秋的时候家里必须要做一样菜——煎茄夹。做法是将大个的嫩茄子，切成薄薄的片，然后将本来很薄的茄子片从中间再切开，不要切到底，使两片最底下的部分的茄子皮连着，然后装满馅料，外边裹上浆下锅煎。煎茄夹讲究的是慢火，少放油，才能使茄子保持原味的同时，又能与馅儿的味道充分融合。煎制食品之所以好吃，原因就在于煎的过程中需要慢火，可以使各种材料的味道在慢慢加热的过程中充分融合从而相互发生作用，发生质的变化，不但味道独特，口感也妙不可言。尤其是茄子本身比较难入味，适宜和葱蒜韭菜等辛辣食物一起烹调，才会可口。
说起来简单，现在一般的饭店里也有，不过饭店里的茄夹，两片茄子也是分开的，是裹了面下油锅油炸的。油炸的东西，不但不能保持茄子的原味儿和水分，而且茄子本身不能与馅儿从味道上充分融合，吃起来形似神不似，相去甚远。由于加工的复杂，现在许多菜品都是油炸，包括各种鱼。炸出来的东西又干又硬，又没有味道，让人难以下咽。
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快了，凡事讲求效率，却失去了生活的本真，和生活本身的过程所带来的乐趣。

蝉 鸣
蝉，又叫知了。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种天越热叫得越响的动物。古籍当中有记载，用竹竿沾上熬制的浆糊粘树上的知了，唐朝的骆宾王也专门把蝉写进诗里。一般人都认为 ，蝉吸风饮露，志气高洁，就是叫声烦人，是为蝉噪。
村里树木多，还都是土地，蝉的生存环境好，所以那时候蝉的数量很多。一场大雨过后，每棵树的周围都可见许多蝉的幼虫钻出后留下的小孔，有手指粗细。今天，金蝉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珍品，营养价值极高。那时候，是很少有人能捉到金蝉的——手电属于奢侈品，除非偶尔起得特别早的人，能捡到少数的几个。盖房子或者挖猪圈的时候，偶尔会见到一个湿的泥团，拳头大小，有点像屎壳郎滚成的土球。据说蝉的幼虫可以在土里活很多年，遇到大雨的时候，不管多深，都会顺着松软的泥土钻出地面，爬到树上去，成为会叫的知了。
似乎那时候人们也都知道蝉的营养价值高，全身都是蛋白质，因而，捉不到金蝉，就捉成虫。其实在我的印象中，蝉的成虫比金蝉吃起来口感要好，原因无非是它好抓，吃的比较多而已。做法很简单，将头天晚上捉到的蝉去掉翅膀，放到盐水里泡，第二天洗干净，用油锅一煎，虽不如炸金蝉好看，味道和口感都要超过金蝉。那时候人们平时肉食缺乏，这是补充动物蛋白的重要方式之一。
当然，小孩子们可不会像古人那样有耐心，拿根竹竿一个一个的去粘，也没那技术。我们所采取的是烟熏火燎战术，蝉和许多昆虫一样，夜晚有趋光的特点，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机会。没人捡一点干柴，在树木旁边的路上点起火来，小一点的树直接用脚踹，大一点的树拿一堆土坷垃往树枝上扔，就会有许多知了鸣叫着从树上飞下来，飞蛾扑火一般向着火堆飞过去。但是蝉毕竟不是飞蛾，或许比飞蛾聪明一点，或许感受到了火堆的热度，一般都不会直接落到火上，而是距离火堆有一定的距离。于是大家或者根据叫声，或者在火光映衬下，很容易的将落地的知了收入囊中。运气好的时候，两三个人一晚上可以有几百个的收获。
每个盛夏的夜晚，只要不下雨，到处的路上都可见火光点点，也可以听见知了紧一阵慢一阵，或欢快或惊恐的叫声，成为夏夜里的一景。

村庄的祭奠 之 那些人 那些事
寄 养
在集体化的时代，很少有人不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如果说有例外，小脚的老年妇女，可以算是那时候一个特殊群体。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村那时候大概有十来个小脚的，年龄从六十岁到八十岁不等。
其他人都是必须要参加的，哪怕你是孕妇或者产妇——农村本来就没有产假，也没有幼儿园，两三个月大的孩子，如果家里没老人看，就只好穿上土裤子在炕上围着。所谓围着，就是前后左右都是被子或者褥子，小孩在炕上半躺半坐。每天上下午，母亲们可以各有一次回家喂奶的时间——限定时间的。自从四个月大的时候我奶奶去世，我始终享受这围着的待遇直到有一天，貌似我八九个月大，能爬了，围不住了，自己从炕上掉下来，不知道是摔死，还是冻死了——当然是假死，暂时没有了生命迹象。
那时候不发达，村里人有了病，一般不会首先想到医院和医生。我们村有一个妇女会叫魂，就是会做粉饹馇那个，十来年后到我们家打饹馇的时候就是我给她打下手，烧火。但是她们家成分不好，是地主，那时候正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文革的时代，所以尽管我的母亲说了不少的好话，她仍然不敢到我家来。后来我母亲急中生智，交代她装作到我们家借落子，这才让我保住了一条小命。
为了摆脱宣扬迷信的嫌疑，对“叫魂”这件事，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后来我见过几次别人叫魂的场面，基本上都是受到惊吓，或者发生了意外的孩子，有的是神志不清，有的是昏迷。叫魂的人一般会要求其他人回避，我想恐怕是为了增加外人对自己的神秘感。对于昏迷比较重的，家人一般不会按要求回避，关心则乱，谁还会在意这个？所以我有了观摩的机会。一般施救者都会用自己的手在孩子的头上不断抚摸，另只手在孩子的胸部也不断抚摸，这应该是在按摩的同时，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和抚慰。古代本来就是巫医不分的，叫魂，一般人都会归于巫一类，但实际上，这里边巫的成分恐怕是掩人耳目、不让外人随便学会的成分更多一点，以增加自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神秘感，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最终起关键作用的，应该就是按摩，和心里抚慰。
自从叫魂事件发生后，家里不再让我自己在炕上围着，给我找了个“保姆”，白天把我送到她们家，吃饭的时候接回家，母亲上工所挣的公分，生产队给人家记四分，我们家记四分。这种半寄养的模式，不仅仅是我，许多家里没有老人看的孩子，都经历过。
“保姆”是个小脚老太太，我叫她桥嫂。桥嫂人特别和善，在村里的名声很好。几年以后年以后我上小学了，因为她家离学校近一点，且她始终会在家里，有的时候下课，肚子饿了还会到她家里要干粮吃。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年，由此可见，她在看我的时候，对我肯定是极好的。
桥嫂家一共五口人住在一起，她和自己女儿住一个屋，丈夫桥哥和后任夫人以及他们的儿子住在一起。据说桥哥以前在京里当很大的官，因为参加革命，就和家里包办的桥嫂离了婚，另娶了一个桥嫂。后来因为历史不是特别清白，倒霉了，就带着老婆儿子回到自己的老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听村里的老人们说，桥哥曾经非常神奇，神奇到当时电影里所演的抗日英雄，所有的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所以在京里任很高的职务，后来他的同学、战友，曾经达到过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这个时候桥哥赋闲在家，身上自然有一股无形的威严，我非常的怕他，从来没主动跟她说过一句话，现在回想，那是杀气体在身上的自然流露吧。
但是桥哥在外边跟村里人闲聊的时候，也非常和蔼，他的儿子虽然比我大十来岁，对我也不错。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是桥哥作为村里第一个高中生的才华。在全民都必须贴伟人像的年代，他们家堂屋祖宗牌位的位置上，是桥哥自己画的伟人像，看起来跟从商店买的没多大区别。
后来，文革快到结束的前一年，桥哥带着新家到县城去了，据说历史问题并没有结论，补发了四千多元的工资，在县城安排了交通局长的职务。四千多元，可是天文数字！再后来，大桥嫂和女儿也走了，走的时候还把带不走的缸茬子（水缸坏掉以后，剩下的部分，还有些许利用价值）给了我们家。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不在家了。

桥 哥
桥哥是我们村第一个高中生。他的家在生产队的大院子里，一个独立的小院。据说生产队的大院子以前就是他们家的，是我们村最富的家族，那一片大院子被村里人称为“后楼上”，以前那里有楼房，不过我没见到过。
桥哥上高中的时候，和后来的某位副 同班同学。也不知道是谁影响谁，后来他们都成了共 产 党，参加了抗日，一个任当时的冀南地区书记，桥哥任公安处长。其间打鬼子杀汉奸，许多的英雄事迹，老人们说起来眉飞色舞，小孩子听起来心驰神往。不过桥哥自己从来不谈那时候的事。因为怕，在他家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去招惹他，更不会缠着他讲抗日故事。
记忆比较深的，有三个关于桥哥的故事，被村里人津津乐道。第一个，是桥哥有一次回村，不知道什么原因正赶上鬼子扫荡，于是他被鬼子抓住了，于是出现了很经典的电影里的情节：鬼子把全村老百姓集合起来，让大家认人。当桥哥的妈妈走到桥哥面前时，鬼子自己都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这娘儿俩长得太像了！于是桥哥逃过了一劫。
还有一个关于桥哥只身空手进入石门侦查、抓叛徒的故事。解放石家庄前夕，组织派桥哥到石家庄城里化妆侦查。在茶馆喝茶的时候，巧遇到了之前抗日时期的老同事，后来投奔国军的某个人。桥哥趁着冷静，巧妙与之周旋，不但得到了情报完成了任务，最后还把叛徒押解回到了解放区。
因为我那个时候太小，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只是记住了大概情节，至于其中的惊险细节，等我长大以后想了解清楚的时候，知情人都已经不在世了，所以今天叙述起来不免干巴，没有传奇性。但大家当时提到桥哥，都是很兴奋很神秘的样子，因为村里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说到像桥哥那样据说亲手杀过数百人的事情，大家没法理解，只能称之为神奇。
至于桥哥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赋闲在家，当时的人没人提这个事。后来桥哥去世以后，有了解大概情况的老人告诉我，抗日时期，桥哥有一次战斗中被日本人抓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辗转到了国军手里，才保住了性命。对于这段历史，桥哥自己的说法得不到任何人的印证，当事人基本都作古了。但是历史上某次反共高潮发生的时候，桥哥正是那时候在国军手里，组织上怀疑桥哥跟那次的惨案有关，但也没有证据。于是桥哥就因为“历史不清白”被抓了，被判了，出狱之后就赋闲在家，直到七五年“反击右 倾 翻 案 风”之前，才被在县里安排了工作。
之后桥哥就很少回村了，只有每年的年初二上坟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身影。再后来，桥哥老了，退休了，就不回家了。我在他们家被寄养的那一段时间的记忆，也就永远的成为了我一个人的历史，许多事情也许永远得不到印证了。

看 电 影
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 ，村里的人们对除了春节之外的节日并不十分重视，倒是偶尔看一场电影，弄得像过节似的，很是热闹。
那时候村里没电，到了晚上没什么活动，早点睡觉又睡不着，十分的无聊。之前的人们，也就是偶尔大伙碰钱请个戏班子唱唱戏，除此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以老人们喜欢听戏，没别的爱好。这时候村里有的人家有收音机，偶尔公社放映队来放一场电影，相对来讲娱乐比以前多了。
但是电影不是经常有，一年演不了几次，因为新电影没那么多。而且，一个公社几十个村子，总演那几个旧片子也没什么劲，所以就更显得少。每当放映队一来，大家早早的就知道了，他们会在下午早点来到村里，趁着天大亮的时候架起来两根杆子，绑好显示屏幕。
这时候，各家的小孩子们就会早早的在现场摆好自家的櫈子，占座。先占的，自然是最利于观看的中间部位，距离也合适。那些来得晚的，就只能在外围，或者远距离观看。天一黑，电影现场已经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了，各种声音都有，但是大多是小孩子的声音，直到电影正式开演，才会消停下去。因为电影一开演，小孩子们的精力体力到了极限，就只剩下睡觉这一个节目了。

往往，电影现场，都会发生许多故事。不管哪个村看电影，都会聚集许多村子的人，有的是本村人请来的亲戚，有的是互相转告自己来的。那时候人们的通讯不发达，但让我想不通的是，每天那个村子放电影，放什么片子，大家经常都会知道。所以在放电影之前，会有许多语言上的，甚至肢体上的冲突，因为占座抢位置，或者不同村子的人以前有矛盾，这个时候不期而遇，就会捎带着解决一下。解决的方法，当然是关于和张飞那样——开打，或者二人单打，或者演变成群殴，这都成了看电影的一种常态。这次解决不完，或者结下了新怨，留待下次看电影解决，不管下次是在哪个村子看。有许多人，是不怎么看电影的内容，主要在找人的，有的是找仇人，也有不少是找心仪的人，趁这个时候幽会的。尤其是断片的时候，或者是发电机坏了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电影就那么几部，没多少新的。新片子到了农村，会有好几个公社抢着先放，大家争执不下，于是发明了传片。为了对新电影先睹为快，三个或者更多的村子同时开始放，第一个村子放完第一卷片子，第二个村子的人在现场接上，骑自行车飞快的送回自己的村子，用手摇的方法将放完的片子倒回来重新放。下一个村子的人会在第二个村子等着，以此类推。一般派去传片的会有好几个人，因为一般的电影会有四卷左右的拷贝，放完一卷传一卷。那时候自行车少，路不好走，放映机老旧不好用，种种因素结合起来，就有一个村子传完片子，电影放完天快亮了的现象。
人类，从诞生开始就应该是群居动物，所以老子所谓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只能是作为理想说一说。既然是群居动物，爱热闹也就是天生的，伴随着爱热闹这一现象，互相之间的冲突和纠纷也永远不会停止。再怎么发达，也是为了方便联系方便交流，而不是相反。现代社会，网络的发达使得宅男宅女增多，这绝不应该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状态，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人只要互相交往，就会发生很多故事，就会不断的有新的电影产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电影里的主角，同时也是别人的电影里的配角，谁都一样，不管能力大小，钱多钱少。

挖 地 道
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战争的硝烟味道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几十年。
在说到村庄及其发展的历史的时候，说到我可以以自己的角度观察村庄进而观察社会的时候，战争，相对于国家来说，却是正在进行时。或者，最起码可以说，离村庄很近。电影里的“高家庄地道”，那时候刚过去二十年，每个村子里有不少房子，有的倒塌了，有的虽然没有倒塌，但是没人住，是和刚过去的战争脱离不了关系的。村里的很多人，也曾经和战争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有的身上有许多关于战争的故事，有的身上被战争留下了记号。
所以，当“深挖洞，广积粮”提出来的时候，村里的人们不需要动员，不需要解答疑问，自然地会积极参与其中。前边说过，村子里的建筑，一般会建在水面比较深，挖下去几米不会出水的地方，这些地方才有可能保证地倒在开挖的时候不至于潮湿或出水而不能住人，也才能保证在夏天雨季雨下大了的时候，地道不会因为因为雨水而坍塌。我的记忆中，村子里适合挖地道的地方并不是很多，这也是当年战争存在的时候，地道在我们那里并不是很盛行，没有高家庄地道那么发达的根本原因吧。
但是这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核”、“原子弹”这样的概念。似乎很不协调的是，住着最原始的房子，用最原始的耕种方法获得食物的人们，却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理论和物品不是原本的那样陌生，最起码是有所耳闻。是不是显得比较滑稽和不可思议？
我们村深挖洞的时候，应该是个春天。记忆中的地道口有三个，我们生产队的院子里一个，其他两个在别人的家里边。我参与了其中一个的挖掘，不过，只是看。显然，村里的主要精力没放在这里，只有几个老弱病残在，最终，到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个洞没有挖成，洞口就被雨水给泡了。而最热闹，人最多的，是在生产队大院里那个，集合了全生产队的所有精壮劳力，洞口架起了辘轳，不断地从里边传来进度的汇报：三十米了。。。。。五十米了。而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孩子，也是在这里的更多。
地洞口的辘轳，下边系的箩筐，把挖出的土一筐一筐的摇上来，也不断地把一个一个的人放下去。参与的人，丝毫没有战争将临的严肃气氛，而是和平时干其他的活儿一样，热闹而轻松。显然，并没有多少人真的认为战争会降临，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样两三米深的地道对抵御光辐射冲击波放射性沾染是否能起作用。人们相信，在伟人的领导下，“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因而，在工作的间隙，或者歇工的时候，辘轳上下的，都是进去参观的小孩子——一箩筐里可以做进去两个人，上边有人送，下边有人接。
洞里边怎什么样子，我早就记不清了；洞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不太清楚。反正热闹了一阵，挖地道就像一阵风，后来就无声无息了。

走 亲 戚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边，亲戚之间的往来是十分重要的维持社会关系的方法。从汉朝以来，官家也用“和亲”的方法，把仇敌变成暂时的亲戚。
民间也一样，所谓的亲情，亲戚来往，是需要不断地有来有往的。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关系，关，指的是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而系，就是指不断地互相走，才能保持联系。尽管大家都很困难，没什么东西，关系还是要维持的。你村种山药我们村不种，我村种花生多你们村种的少，你们家院子里枣树多，我们家院里有石榴，这都是互相来往的理由。再有就是各种节日：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巧八月半，九九重阳，十月一祭祖上坟等等，过年就更不用说了。
不是每次串亲戚都有特产带，自己家里也有限，时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平时走亲戚，大家一般都会带的，有两样东西：馒头，油条，稍微富裕点而对方家里有小孩的，一般可能会买上10块二十块水果糖，仅此而已。水果糖一分钱两块儿，二十块儿是一毛。这样看起来，走亲戚带的东西很少，但是每次去可不是那样简单，需要提前做准备的。一般的人家，平时根本不会蒸馒头，要去走亲戚了，带的馒头不能太难看，往往因为生疏，馒头蒸不了难么好，不是碱放的不合适馒头不白，就是火候掌握不好馒头不“起发”，这样就得重新再来，总要把要带的馒头蒸的又白又大又圆又光滑才合适。
炸油条就更不好掌握。这本来就是个技术活儿，平常人家根本不会，会的也因为不经常做掌握不好而使油条不好看。即使是赶集专门炸油条卖的，也不见得能把每根油条炸的漂漂亮亮的。那位说了，既然集上有卖的，那还费那么大劲自己炸干啥？说实话，我也想不通，不是那时侯的人们太笨，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大家连买油条都不会，都想不到，是不是活该受穷？反正大家都是自己发面，自己和矾，自己烧火，炸了油条去走亲戚。到集上买的肯定也会有，要不集上炸油条的早就消失了。
这个时候村里已经开始有自行车了，只不过比较少。其实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富村，斗地主的时候村里就有三辆自行车，都因为工作需要，归了当时的大队干部。到我记事的时候，自行车似乎并没有增加几辆，大家串亲戚都还是下步，不管多远。当然，再远的怎么去，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一二十里当天不能打来回，需要住宿。所以那时候人们找对象，一般都不会距离太远。

娶 亲
《水浒传》里有个王干娘，职业是拉皮条，最后被杀了，原因是她没有执照，属于黑皮条。正式的媒婆需要在政府部门注册的，不会干死活拉皮条，《花为媒》里边的媒婆就是。
历史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政府注册有执照的媒婆已经不见了，但这一职业却是农村不可缺少的，因而一直沿袭下来。如今天这样的自由恋爱，那时候是不被人们接受的，在村里被称为“乱爱”。试想，以原始方式生活在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村民们，习惯了宗法制观念的约束，怎么可能接受子女脱离自己的束缚自己安排自己的婚姻大事？这个接受的过程其实并不是特别长，三四十年而已。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保媒的方式和包办的婚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学校的建立，对这样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挑战，加上政府的提倡，原始的婚姻制度地位开始动摇，岌岌可危。
当然，在那个时候，婚姻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延续后代，所以尽管也有个别自由恋爱成功的，但婚姻的形式，仍然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即使是自由恋爱，仍任跨不过媒人这个门槛，在即将结婚时仍然会由男方出面再找一个媒人进行接洽。
结婚之前，订婚这一项是不可或缺的。细想起来，订婚最主要的目的是双方家长见个面，认识一下，一般也会顺带着让男女双方见一下。即使男女双方对对方不太满意，一般也会以父母是否满意为标准。尤其是女方，自己对男方说“满意”，是要受到村里的人耻笑的。所以只要父母愿意，订婚最主要的程序是过彩礼，订结婚的日子。
结婚之前，媒人最辛苦，需要在男女两家不断地跑来跑去，协商一些细节。所谓五里不通风，十里不同俗，尽管媒人在介绍时尽可能做到门当户对，条件相当，仍可能在结婚时会出现不少的问题。比如彩礼的数目，迎亲接亲的人数，各种零杂活——牵轿、押轿、挂门帘、装枕头、下轿等分别需要给多少钱等等。虽然这时候接亲已经没有了花轿，但是花轿迎亲的许多规矩还在沿袭着，听前边说的名称就知道了。
花轿已经被破四旧破掉了，但新娘子总不能自己走路到婆家去吧？好在生产队一般还有马车，花轿换成了马车。接亲的一般需要新郎的嫂子，没有亲嫂子堂的，堂的也没有，婶子大娘也可以。但是都需要有个前提，不管是嫂子还是婶子大娘，必须自己生过的孩子里边儿女双全。与嫂子同行的，还需要一个童男，一般是小叔子，或者侄子。这俩人是要与新娘子一起坐车的。至于其他人，基本全是汉子，是要开步走的，没人挑一个扁担，担俩箩筐，用来装乘女方的嫁妆尽管嫁妆特别简单。
男女双方所要置办得的物品里，只有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被褥。那时候讲十全十美，一般是男方准备四铺四盖，女方六铺六盖。其它的，什么都可以从简。印象中专门为结婚盖新房子的特别少，因为能盖起来的人家几乎没有，所以新郎新娘一般也会和家里人合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屋。除了被褥，基本上也就是些脸盆、镜子等梳妆用品，以及暖水瓶等。至于城市里所讲究的多少条腿，还都在城市里等着农民们去追呢。

娶 亲
《水浒传》里有个王干娘，职业是拉皮条，最后被杀了，原因是她没有执照，属于黑皮条。正式的媒婆需要在政府部门注册的，不会干死活拉皮条，《花为媒》里边的媒婆就是。
历史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政府注册有执照的媒婆已经不见了，但这一职业却是农村不可缺少的，因而一直沿袭下来。如今天这样的自由恋爱，那时候是不被人们接受的，在村里被称为“乱爱”。试想，以原始方式生活在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村民们，习惯了宗法制观念的约束，怎么可能接受子女脱离自己的束缚自己安排自己的婚姻大事？这个接受的过程其实并不是特别长，三四十年而已。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保媒的方式和包办的婚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学校的建立，对这样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挑战，加上政府的提倡，原始的婚姻制度地位开始动摇，岌岌可危。
当然，在那个时候，婚姻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延续后代，所以尽管也有个别自由恋爱成功的，但婚姻的形式，仍然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即使是自由恋爱，仍任跨不过媒人这个门槛，在即将结婚时仍然会由男方出面再找一个媒人进行接洽。
结婚之前，订婚这一项是不可或缺的。细想起来，订婚最主要的目的是双方家长见个面，认识一下，一般也会顺带着让男女双方见一下。即使男女双方对对方不太满意，一般也会以父母是否满意为标准。尤其是女方，自己对男方说“满意”，是要受到村里的人耻笑的。所以只要父母愿意，订婚最主要的程序是过彩礼，订结婚的日子。
结婚之前，媒人最辛苦，需要在男女两家不断地跑来跑去，协商一些细节。所谓五里不通风，十里不同俗，尽管媒人在介绍时尽可能做到门当户对，条件相当，仍可能在结婚时会出现不少的问题。比如彩礼的数目，迎亲接亲的人数，各种零杂活——牵轿、押轿、挂门帘、装枕头、下轿等分别需要给多少钱等等。虽然这时候接亲已经没有了花轿，但是花轿迎亲的许多规矩还在沿袭着，听前边说的名称就知道了。
花轿已经被破四旧破掉了，但新娘子总不能自己走路到婆家去吧？好在生产队一般还有马车，花轿换成了马车。接亲的一般需要新郎的嫂子，没有亲嫂子堂的，堂的也没有，婶子大娘也可以。但是都需要有个前提，不管是嫂子还是婶子大娘，必须自己生过的孩子里边儿女双全。与嫂子同行的，还需要一个童男，一般是小叔子，或者侄子。这俩人是要与新娘子一起坐车的。至于其他人，基本全是汉子，是要开步走的，没人挑一个扁担，担俩箩筐，用来装乘女方的嫁妆尽管嫁妆特别简单。
男女双方所要置办得的物品里，只有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被褥。那时候讲十全十美，一般是男方准备四铺四盖，女方六铺六盖。其它的，什么都可以从简。印象中专门为结婚盖新房子的特别少，因为能盖起来的人家几乎没有，所以新郎新娘一般也会和家里人合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屋。除了被褥，基本上也就是些脸盆、镜子等梳妆用品，以及暖水瓶等。至于城市里所讲究的多少条腿，还都在城市里等着农民们去追呢。
其实，那个年代的婚礼当中，婚宴恐怕是花费的最主要内容。也是，那时候除了吃穿，别的东西几乎都是可以省略的，只要有一间屋子，冻不着饿不着，人们已经可以满足了，所以会一切从简。婚宴上是猪肉唱主角，所谓的八个盘子八个碗，“八大碗”里边猪肉就会有四碗，两碗红烧肉片，两碗红烧肉块，再加上鸡、鱼，其他两碗就可以随便凑合了。尽管那时候红包只有区区一块左右，少的甚至给五毛，但是吃肉喝酒不可少。
村里的乡亲，平时没什么来往的，会由生产队组织每家收两毛钱，那时候叫“对子”钱，意思是可以为事主家买点写对联、喜字的红纸。交两毛对子钱的，不会派人到事主家吃饭，但事主家会在婚宴结束以后召集所有出过对子钱的家庭喝酒，每家一个人，散酒大锅菜，不管吃饭。一般人家因为只出了两毛，大人不好意思去，基本上这时候喝喜酒的就全部是小孩子，男孩。
即使把婚事办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也会让全家人好长一段时间内吃不上白面。为了一个孩子娶媳妇，会带来全家人对新郎新娘的不满，从而造成相互之间的矛盾。有人说那时候人们之间矛盾少，大家不会因为各种不公平而有怨气，虽然穷但是牢骚少，我不知道这样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在我的记忆中，村里每天的黄昏，都会是“大合唱”的演出时间，“独唱”，“对唱”，“乱唱”。人们确实不敢公开发牢骚，但是会因为一切今天的人们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理由而互相谩骂，甚至大打出手，将心理的气发出来。哪天村里没人骂街，大家都会觉得不太习惯。而刚刚取过媳妇的家庭，基本上会成为这一段时间演出的主角，最起码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