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巴西——葡萄牙的海外再造
公元1532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圣保罗州的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虽然距离发现巴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2年，但这当中的时间并没有被浪费。在巡航巴西海域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已经对自己将要经营的这段海岸线相当了解。这点从第一个殖民点——“圣维森特岛”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教皇子午线的存在，决定了巴西可以“合法”的登陆巴西，不过参看普遍被各方引用的1494年教皇子午线（实际是西班牙方面在1495年划出），会发现葡萄牙精挑细选的这个登陆点，竟然是在教皇子午线的西侧。
实际上，在分割地球的《托德西拉斯条约》签订之后，关于教皇子午线的具体位置曾长期存在着争议。这一方面是由于条约的约定过于模糊造成的。比如到底将计算的起点，放在佛得角群岛西部还是中部，就存在很大的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个星球的表面状况还不够了解，计算方面的误差再所难免。因此在教皇子午线诞生后的50年间，基于不同的技术标准和立场，曾经出现过很多版本的教皇子午线。其中在葡萄牙决定殖民巴西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西葡两国专家，在1524年初步认定的西经46度36分线。当你把在地图上拉出这条经线之后，就会发现它与巴西东南岸线的交汇点，就是“圣维森特岛”。
在西班牙人已经开始探索拉普拉塔平原，并且巴西东南沿海地带更具经营潜力的背景下，将“圣维森特岛”作为殖民巴西的首要目标，无疑具有非常强的地缘政治意义。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在教皇子午线早已不再具有约束力的今天，这座三面被大陆包围的近岸小岛，仍然在地缘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位于岛屿东部的桑托斯港，当下是整个拉美地区最大的港口。这点再次证明了，葡萄牙人一开始就选择了地缘条件最好的区域，作为整个巴西的起点。
圣维森特岛和桑托斯港的存在，与背后的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市”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看起来有些奇怪，虽然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圣保罗市，在地图上看起来离海岸很近，但其实却并不沿海。换句话说，桑托斯港在功能就是圣保罗的港口。二者的地理关系，看起来颇有点像天津与北京的关系。问题是，北京的地缘位置是东亚大陆数千年来大陆思维的体现，在华北平原的主压力源来自北方的时代，直面燕山-太行山脉交汇缺口的北京，必须倾注更多的资源（并由此成为地区中心）。而在海洋时代来临之时，这个距离海洋仅150公里的中国政治中心，在对应的海岸线上定位一个地缘政治副手，算是一种补救措施。
然而在大航海时代，海岸线和海港从一开始就是经营的重心，葡萄牙和巴西未能直接将桑托斯港或其周边沿海地区打造成地区中心，内陆属性（尽管离海洋是如此的之近）圣堡罗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选择站在国际空间站的高度俯视地球，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巴西高原的地理结构，并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时你会发现圣保罗市与桑托斯港的地缘关系，其实是整个巴西高原地理结构的一个缩影。在海洋时代，一片大陆最好的结构应该是向海洋方向缓缓倾斜。这样的话，纵横交错的河网将成为海洋与大陆腹地的天然联络纽带。巴西高原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海岸山脉固然为其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充沛而又稳定的降水，以及能出产巴西红木的“大西洋沿岸森林”，但也使得高原腹地没有办法通过河流，与沿海港口联接起来。
作为巴西高原上的主分水岭，均高1000-2000米巴西海岸山脉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分水岭以西的高原腹地，大部为亚马逊河及拉普拉塔水系的集水区。唯一的例外，是沿“埃斯皮尼亚苏山脉”西麓向北延伸，然后在主脉尽头向东转折，注入巴西东南海域的“圣佛朗西斯科河”（山脉北延部分则一直延伸到布朗库角）。这条河流在规模上虽然位列南美第四，仅次于亚马逊河、拉普拉塔-巴拉那河，以及奥里诺科河，但相对巴西高原5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60多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所占比例还是偏低，并不足以帮助高原腹地，与沿海港口形成紧密的地缘关系。另一个问题在于，圣佛朗西斯科河在河口地区，并没有形成大规模冲积平原，限制了其自身发展以及辐射力。
优良的海港如果不能将影响力透过河流深入大陆腹地的话，那么它的潜力将受到很大制约，尤其是这种切割往往是因为山地分割而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位于珠江口的广州，能够在海洋时代成为一线城市；覆盖华北平原北部的海河水系从天津出海，亦为这座城市成为“直辖市”加分，而青岛、大连、连云港这类依山傍海的纯海港城市，却总是差一口气的原因。
巴西高原在地理结构上的尴尬之处，在圣保罗这个点上表现得尤为有代表性。分割铁特河与“圣维森特岛”狭长山地，算是巴西海岸山脉位置最近接近海洋的分水岭。滋养圣保罗的母亲河叫作“铁特河”，虽然铁特河的源头距离“圣维森特岛”所处的海湾，仅有不到10公里，但铁特河却是巴拉那水系的上游河流。理论上圣堡罗市的人和商品可以沿铁特河-巴拉那河顺水飘流，然后从拉普拉塔河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海。不过实际操作中是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因为这条横穿巴拉那高原、拉普拉塔平原的河海通道，里程超过3000公里，更不用说河流的上游通航条件并不理想。
铁特河的流向，同样影响了圣维森特岛的发展空间。鉴于这座优良海港，本身容量和辐射力有限，能够辐射内陆的圣保罗成为了地区中心（1554年建市）。尽管从水系角度说，圣保罗市与海洋的关系真可谓是“咫尺天涯”，但水运只是一种最经济的，而不是唯一的的运输手段。无论是对于16世纪的葡萄牙，还是今天的巴西来说，依赖铁特河与圣维森特岛之间的陆地通道交流，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更为深远的内陆地区，克服这一结构性短板所需花费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
在1864年至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中，巴西之所以选择与阿根廷结盟压制巴拉圭，而不是扶植巴拉圭以削弱地区最大竞争对手阿根廷（这种选择看起来更符合巴西的利益），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巴西的部分领土需要借道巴拉那河出海。即使巴西选择支持巴拉圭，并助其完成吞并乌拉圭的目标，在阿根廷所控制的巴拉河下游的情况下，巴西的同样不能打通巴拉那河的河海通道。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削弱巴拉圭，与阿根廷共同维护拉普拉塔水系的航行自由，会更符合巴西的需要。
对比巴西海岸难以向内陆辐射的窘境，拉普拉塔平原的地理结构要完美的多。不仅地势平坦更利于开发，可以透过拉普拉塔水系，将整个区域结成更紧密的地缘关系。不过最终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却是西班牙治下的“拉普拉塔总督府”分裂为了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三国，而内部结构看起来更容易分裂的葡属美洲，却整个成了一个巨无霸体量的巴西。所以“地缘”之所以为“地缘”而不是研究单纯的自然地理，在于要考虑到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类群体在社会性层面层面的表现。拥有一片“风水宝地”所带来的仅仅是潜力和空间，如果没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那么这个潜力的被挖掘出来的时间，可能会遥遥无期。
曾经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案例，来简单解读下“地缘”和“地理”的区别。“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出自《孟子》的概念倒很是适合。如果你认定“地缘”只是“地理”，那么研究的对象就只会是“地利”（并由此引出“地理决定论”的错误认知）。而如果你真的理解了这里所说的“地缘”概念，就会发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得到汉朝政治遗产的“天时”；孙权虎据江东，坐拥长江之险的“地利”；刘备以宗亲之名，聚汉家遗民之意的“人和”，其实都是地缘的一部分。（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虽然地理学家们试图将地理的概念扩张到人文层面，包括设立“人文地理”的分类，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提及地理仍然是单纯认定为“自然地理”）。
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地缘视角将为大家呈现一个即熟悉而又陌生的“三国”时代。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把视角投向大航海时代和巴西。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葡萄牙与西班牙在海外扩张的道路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双方相同的伊比利亚背景，更让人容易忽视他们之间的区别。拉丁美洲这个包含前“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在内的地缘概念，便是基于二者之间的趋同性诞生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在欧洲相爱相杀的英、法两国。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会愿意与对方被归为一类。
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一样。西葡两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及欧洲的身位，决定了葡萄牙相对西班牙要更为重视对海外殖民地的掌控，包括更先将视线投向大洋深处。当你从地图上，看到葡萄牙被挤压在欧洲边缘，并且只有西班牙一个强邻时，相信就应该很理解葡萄牙人的危机感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与葡萄牙本土地缘关系紧密的海外殖民地，葡萄牙应该已经和加泰罗尼亚一样，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事实上，在1580年-1640年的60年间，葡萄牙的确一度被并入西班牙，与后者组成了由西班牙主导的“共主联邦”。而能够脱离西班牙再次独立，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功不可没。
基于根植于国家基因中的这种危机感，葡萄牙对于海外殖民地的经营程度要高于西班牙。简单点说，更注重将海外殖民地打造成“葡萄牙”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源提供地。这种心态上的细微差别，在英、法两国身上同样有所体现。究其根源，在于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因其在欧洲大陆及地中海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更热衷于参与大陆争霸，从主观上倾向于将海外殖民地，视为单纯的资源供给地。
在经营新大陆的问题上，西葡国态度上的差距，从一开始就有所体现。回顾哥伦布及后来那些冒险家，对墨西哥、秘鲁等地的征服我们会发现，西班牙王室的做法本质是一种外包形式。王室支持殖民扩张活动，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提供资金，冒险家们需要自行为行动筹资金。当然，投资与收益本身也是成正比的。每当征服一片土地后，投资者可以自行决定对土地的分配。
虽然出于征收赋税的需要，在完成最初的征服之后，西班牙王室会逐渐将殖民地的管理纳入正轨，包括委派新的总督取代那些征服者。但对于征服初期的那种杂乱的土地归属状态，基本只能采取追认的态度。尤其在那些看起来经济价值不那么大的边缘地区（如中美洲地峡地区），王室及其代理人（总督）的影响力要更为薄弱。这种先天不足，造就了西属美洲内部各自各自为政的地缘政治传统。可以这样说，虽然地理上看，西属美洲几乎没有可能整合成一个国家，但如果西班牙当时不那么热衷于欧洲事务，而是对西属美洲的内部整合工作倾注更多的注意力，那么现在拉丁大陆的国家数量，应该最起码会少上一半。
反观葡萄牙，在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上则要用心的多。这甚至导致葡萄牙，成为了最后一个放弃旧“殖民帝国”身份的国家（其它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对海外殖民地的独立都持开放态度）。在决定海外扩张之时，葡萄牙王室并没有简单的把殖民权，外包给那些普遍出身不高，试图到海外改变命运的冒险家。而是由王室出面组织、投资各项探险活动。从恩里克王子、迪亚士、达伽马等人的显赫贵族出身，亦可以看出这点。在西班牙决定投资哥伦布的探险活动之前，这位美洲发现者曾经尝试过与葡萄牙合作。除了认定投资东方航线会更有价值以外，哥伦布的身份及在殖民权上过高的要求，亦是葡萄牙态度冷淡的原因之一。
巴西的发现同样始于一次纯粹的官方行动。在决定殖民巴西之后，王室将巴西东南沿海地带划分为了十几个领地，分封给葡萄牙原有的统治阶层（尤其是贵族集团）。这种颇为“封建”的做法，一方面保障了巴西的经营者们，从一开始就属于葡萄牙原有的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葡萄牙本土力量，开发巴西的热情。
其实葡萄牙的这种做法并非创新，可以说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几乎都采取过这种列土封疆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存在优点和不足，只能说对于自身人力不足，但又希望海外殖民地能与本土融为一体的葡萄牙来说，这种封建意味浓厚的殖民方式，比之西班牙那种更显粗放的做法，要更符合葡萄牙地缘政治需要。
然而以血源关系或者说原有统治集团为基础，所实施的“分封制”，固然在初期扩张时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分封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在“分”。如果没有其它的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凝聚力，沿巴西漫长海岸线分布的封建领地，仍然具备各自为政的基础。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

附图：葡萄牙在巴西的扩张

萨尔瓦多与三角贸易
用一句话形容葡萄牙在巴西的统治，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领主们对王室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二：一是效忠于王室；二是上交20%的收入作为税赋。与荷兰人用有限公司形式经营殖民地的方式相比，这种古老的“封建”方式看起来要落后的多。只是任何方式都是有利有弊的。王室和封建思维，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上，有限公司的形式则更能积发资本的活力。站在大历史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就会理解为什么有女王和东印度公司的“大英帝国”，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殖民帝国。
荷兰人的方式，让一个没有历史的商业小国，快速成长为17世纪的全球霸主，但却没有给后来的世界留下太多地缘遗产；而葡萄牙人虽然在先发优势丧尽之后，一直处于节节后退的境地，但却顽强的守住了巴西。然而以后人在大历史范畴中总结出的“上帝视角”，去求全责备当时之人总归是不公平的。以当时之人的想法来说，只是为了寻找一片最有利可图的土地。
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的殖民开拓都是紧贴着“巴西海岸山脉”所对应的岸线在进行着。葡萄牙人最初能够考察“巴西”也只是这条岸线。在将之划分为十几个省份并开始经营后，岸线内部地缘差异开始显现。这条初代殖民地内部，在地理上最起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除了被称为“马尔山脉”的南段以外，里约热内卢州以北的北段部分，又可单独被称之为“埃斯皮尼亚苏山脉”。从地理特点来说，南、北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需要说明的是，马尔山脉的葡萄牙语原意就是“海岸山脉”，狭义的巴西海岸山脉即指向于此。
马尔山脉所对应的海岸线，会更容易受到航海者的青睐。巴西高原在这个方位陡然下降到海岸线边缘，形成了沿大西洋岸线的大峭壁景观。这种山海紧密相连的特点，有利于天然港口的营造。然而这种结构也带来了两个负面后果：一是沿海与内陆的交通分割的更加厉害；二是沿海平原的体量更为狭小。以曾经充当巴西的首都的里约热内卢为例，你会发现其与圣保罗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海港城市。而圣保罗在地理上是所对应的巴拉那高原，与大西洋沿岸的中继点。
里约热内卢所对应的海湾叫作“瓜纳巴拉湾”（原名为里约热内卢湾，目前之名得自于港口）。最初发现这个海湾的葡萄牙人，除了惊叹它所具备的天然海港条件以外，原本还认定这个海湾是条大河的河口。既拥有天然良港，又能够有大河向腹地延伸，这样的条件的确再理想不过了。然而在向内陆探索之后，葡萄牙人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个海湾并不是一条大河的河口。相比南边的圣维森特岛，瓜纳巴拉湾所对应的山地，要更具峭壁特质。这种峭壁特质，除了让通高只有38米的基督像看起来更伟岸以外，更多是一种障碍。
当年从圣维森特岛向内陆探索的葡萄牙人，翻过一道山脊就能够发现“铁特河”的上游，并顺着河流向巴拉那高原腹地继续探索（包括建立圣保罗）；反观从 “瓜纳巴拉湾”出发的葡萄牙人，虽然同样能够在山脊之北发现一条河流（被命名为“南帕拉伊巴河”），但这条横穿整个里约热内卢州的河流，却并不是巴拉那河的上游，而是独流入海。其与海岸线平行的特质，非但没有办法帮助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人向内陆探索，更为这个港口与内陆高原之间的交流增加了障碍。
里约热内卢的地理困境，是整个巴西高原沿海地区与内陆地理切割的一个缩影。不过对于当时的葡萄牙人来说，这个问题暂时还不成为问题。大西洋沿岸森林所孕育的巴西红木，以及依托雨林气候所开拓的蔗糖种植园，便足以让这片殖民地变得有诱惑力了。以今天巴西的经济和人口分布来看，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一线，看起来应该是绝对的核心区。然而在殖民初期，情况却并非是这样的。埃斯皮尼亚苏山脉所对应的北部地区，很快显出了更高的经济潜力。
北部地区的潜力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西洋沿岸森林中的红木资源，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二是拥有更多平坦土地，能够开拓更多的甘蔗种植园。巴西东北城市萨尔瓦多，是这一区域的代表性城市。对的，你没有看错，这座巴西城市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共和国”重名。类似的情况在新大陆实在是太多，比如智利首都叫“圣地亚哥”，而美墨边界还有一个美国城市叫“圣地亚哥”。我们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将它们混淆。
沿岸探索的葡萄牙人发现，萨尔瓦多的结构堪称完美。从港口角度来说，萨尔瓦多所位于的托多苏斯桑托斯湾，同样是一个向大陆内侧凹陷的海湾，并且体量比“瓜纳巴拉湾”更大。更为重要的是，“托多苏斯桑托斯湾”是一条中型河流的入海口。这条叫作“帕拉瓜苏河”的河流，能够帮助在萨尔瓦多登陆的葡萄牙人，向内陆直线渗透250公里（河流总长为500公里）。换句话说，最起码在沿海地带的经营过程中，“托多苏斯桑托斯湾”与“帕拉瓜苏河”的存在，结合了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两个选址的优点，完美的解决的港口和腹地的问题。
另一个加分项在于，萨尔瓦多的地理位置更接近巴西东南岸线的中心（偏北一些）。在葡萄牙殖民地开始向东北岸线扩张后，这种南北兼顾的优势体现的更为明显。港口、腹地、区位三大优势相加，使得萨尔瓦多不仅成为整个巴西第一个真正的城市，更在1549年——1763年的200多年间，充当了巴西的政治中心。以人口数量来说，今天的萨尔瓦多仍然是仅次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巴西第三大城市。在萨尔瓦多之后，巴西政治中心南移到里约热内卢（1763-1960年），1960年后，又西移到高原腹地的“巴西利亚”
一个国家的首都位置，从来不是一件可以随意选择的事，地缘政治因素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关于巴西这两次迁都地缘背景，将在后面的内容中一一展开。现在，还是来看看葡萄牙人在开拓巴西时，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这个瓶颈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源的不足。与直接竞争对手西班牙相比，葡萄牙在人力资源上处于绝对下风状态。首先西班牙的人口要远高于葡萄牙（今天西班牙的人口数量约为4600万，而葡萄牙仅为1000万出头），当时人口不过百万的葡萄牙，并没有太多的人力投入海外。18世纪初，为了避免巴西吸收太多的本土人口，葡萄牙王室甚至出台了禁止令。
其次西班牙在新大陆所控制的地区，是建立在美洲三大文明的基础上。在玉米和土豆的帮助下，西班牙在新大陆一开始就拥有了上千万的人力资源。尽管随着天花等旧大陆疾病的扩散，西班牙殖民地上的原住民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缩减，但庞大的基数还是为西班牙人的殖民活动，提供的有力的支撑。反观葡萄牙人控制下的巴西，人力资源就相当的紧张了。据估计，整个巴西境内的原住民人口在16世纪仅为100-400万。鉴于这些原住民分散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并且葡萄牙人一开始殖民的地点仅在沿海的狭长地带，葡萄牙人一开始在巴西所能利用的原住民人力，可以说的是少得可怜。
相对来说，说服原住民合作（或者雇佣）采伐红木资源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与原住民原本的生活方式并不相违背。类似的合作，普遍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比如俄、法等殖民者，在西伯利亚和加拿大所收集的毛皮，大多数就是通过向土著渔猎部落的收购完成。然而将崇尚自由的原住民，固定在甘蔗种植园及糖厂就是另一回事了。政治和文明的成熟，意识着人的心理更趋向于稳定。在以印加为代表的政治和农业发达地区，土著居民会更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巴西那些尚处在原始公社结构的土著居民，则更难接受这种定位。这也是为什么，北美印第安人的数量是如此的稀少，但在整个历史中的反抗案例，看起来要比拉美洲三大文明的覆盖区更突出。
在葡萄牙殖民活动开始后，受其影响的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土著，不得不陆续向整体向大陆腹地迁移。这意味着本来就稀缺的人力资源进一步的缩减。好在葡萄牙人在海外种植园的经营上，已经是相当的有经验了。先期对非洲的发现，让葡萄牙人发现了一个为种植园补充人力资源的好办法，那就是“黑奴贸易”。将欧洲出产的食盐、布匹、酒，甚至不值钱的玻璃珠运至非洲西海岸换取奴隶，再将黑奴运往巴西的种植园，最终将巴西的红木和蔗糖出口欧洲。这种在商业层面呈良性循环状态、航迹为三角形的贸易模式，史称“三角贸易”。
葡萄牙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大西洋上采取三角贸易形式的国家。在19世纪末，美洲各国的奴隶制被废除之前，这种罪恶的贸易形式存续了3个多世纪。数以千万计的黑人奴隶，不仅为殖民地的开拓提供了人力资源，更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后，改变了新大陆很多地区的民族结构。作为当时巴西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萨尔瓦多是当时葡萄牙三角贸易在巴西的主要节点。1558年，第一批非洲奴隶运抵萨尔瓦多，今天黑人及黑白混血儿，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居民。不过黑奴贸易对巴西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黑色种族。在这个问题上，巴西表现的比较特别。下一节，这个问题将得到展开。
附图：萨尔瓦多，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

糖厂与“棕-白”色的巴西
在解读阿根廷时，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阿根廷在种族属性上要显得更“白”。高达95%白种人的比例，使得阿根廷人认定自己在血统上出身更高贵。相比之下，巴西就显得“黑”了许多。不管政治家们愿不愿意正视，阿根廷与巴西在足球等方面的竞争，本质都带有种族方面的成分。这种差异归根溯源的话，与两地的地理环境，以及初始经济特点有着直接的关联。
一提到阿根廷，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高草漫野的“潘帕斯草原”。对于已经在旧大陆谙熟畜牧之道的欧洲人来说，这片尚未被土著利用的土地，蕴含着巨大的农业潜力，而他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将牛、羊、马等大牲畜带到拉普拉塔河口，然后再顺着河流而上，划出一片片的牧场。这种这种简单有效的经济模式，并不需要太多的人口。以大家印象中的畜牧大国蒙古国为例，其总计300万的人口中，少口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中（仅乌兰巴托有就160万人口）。仍在广袤草原上从事牧业的人口不过百万，但却饲养着6600万头的牲畜。
反观巴西则不一样，在热带雨林气候属性的沿岸殖民地，采伐红木等自然资源，以及开拓热带作物属性的种植园，才是挖掘地缘潜力的基本做法。即使没有了红木，巴西人也总能找到其它矿藏提振经济（比如现在的铁矿）；即使蔗糖经济因为其它地区的竞争问题而受影响，也可以改种其它作物。比如在16世纪和整个17世纪，蔗糖生产是巴西的农业支柱，而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起同样作用的又是咖啡。
无论是伐木、采矿，还是开辟种植园，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种植业的影响要更为深远。从对土地的利用率来看，精垦细作的农垦模式，要远高于粗放管理的牧业。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开发一片土地的所需的人口数量，需要呈指数级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相应上升。中国人精细管理了数千年的东部地区，能够承载10几亿的人口，便是这个星球上最典型的例证。换句话说，尽管葡萄牙最初在巴西所控制主力开发的，只是沿岸的狭长地带，远没有西班牙人在拉普拉塔平原渗透得深（西班牙人一开始就渗透到巴拉圭，并一度将亚松森定业政治中心），但最初的巴西在吸纳人口的问题上，要强于西班牙人治理下的拉普拉塔。
然而对比西班牙，葡萄牙的人口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即使西班牙所要管理的殖民地，对人力的需求总体要高于葡萄牙。被用来解决巴西人力资源短缺问题的，自然是那些从非洲西海岸贩运过来的黑奴了。据估算，从第一船黑奴被贩至巴西时起（1538年），一直到19世纪中叶，巴西开始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止（真正完全废除奴隶制要到1888年），总计有大约3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其数量，远远超过葡萄牙本土移民巴西的人口。
虽然被贩卖至巴西的黑奴以男性为主，但如此庞大的基数还是为巴西的种族色彩，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今天巴西的人口数量要远超它的地区竞争对手阿根廷（巴西人口约2.1亿，阿根廷人口约4400万）。即使考虑到双方在面积上的差异，从人口密度这个看似更公平的角度考量，阿根廷16人/平方公里的承载量，也大大低于巴西25人/平方公里。要知道，阿根廷适于开发成人类居住地的土地，还要高于巴西的。二者之间的这个差距，很大程度就是初始设置时，对农、牧侧重点不同而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葡萄牙没有因为种植经济而引入那么多黑人奴隶，那么最起码今天的巴西在人口密度上并不会比阿根廷更高。
事实上，如果没有非洲人力资源的补充，巴西能够壮大成今天这般规模是非常成疑的。毕竟觊觎这片土地的，当年可不止葡萄牙一家。另外，初始设置中的蔗糖经济，还为巴西的地缘属性带来了另一个影响，那就是更多的工业基因。与牛羊等畜牧产品不同是，蔗糖是农产品精细加工后的产物。在巴西，第一个糖厂的历史与第一片甘蔗种植园的历史一样悠久。农场主们在开辟种植园的同时，需要同时建设糖厂，以将收获的甘蔗就近加工。在巴西种植园里种植甘蔗与在糖厂提炼蔗糖，法律上身份虽然都可能是奴隶，从分工角度来说却分属于农民和工人（虽然这种身份可能会周期性转换）。
工业基因并不仅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还取决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本质来说，工业是与商业紧密相连的两种经济模式。也可以说，工业是由贸易催生的。这其中，规模化、集约化是一个要点。在习惯“男耕女织”式小农经济的古代中国，家庭主妇们所织就的丝绸布匹，一般仅仅是自用、纳税或者拿出去交换一点生活所需，并不能被称之为工业模式下的“产业”。只有在巨大贸易需求下，组织起来的集约化生产形式，才是工业模式的体现，也更有技术革新的敏感。
葡萄牙人在巴西生产蔗糖，包括生产咖啡等加工产品，从一开始就不是着眼于本地需求，而是为了出口欧洲。初代巴西的沿海性，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并增加了巴西经济的商业色彩及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与巴西相爱相杀的阿根廷了。虽然比起巴西来，阿根廷无论在人口和面积上都处于劣势，但人口和面积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机会进入工业时代的根本原因。在世界工业时代，大到如中国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小到人口只有800余万的瑞士，都能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阿根廷之所以让人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除了它温带属性的自然条件，不由自主的让人联想到，温带地区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引领文明的发展达2000多年以外（换句话说，应该比热带属性的巴西更有机会），更是因为其高达95%的欧洲后裔保有量。在欧洲几成先进文明和生产力代言人的时代，如此“优良”的基因却表现的那么差强人意，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尤其在环境热带、种族混杂的巴西对比下，这种表现更是让人费解。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不含有欧洲血统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地区），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后发崛起，用带有种族色彩的眼镜来看待经济潜力的做法，早已不合时宜了。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历史相近、同样在一张白纸上零基础诞生的国家，恰好提供了一个对比案例。今天，尽管整个拉美经济在工业化的问题上，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在能够生产支线飞机，拥有深海钻井技术的巴西，比之成为“拉美化现象”代言人的阿根廷，还是有更有希望的多。一定要说基因在起作用的话，倒不如说在工业时代真正来临之时，比起阿根廷那种“牛+草原”的地缘基因，巴西这种“糖+港口”的初始模式，更容易赢在起跑线上。
回到蔗糖经济及黑奴贸易，对巴西种族结构的影响问题上来。在世界民族之林，巴西素以“种族大熔炉”著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文化和人种和谐共存。虽然美国常常也会被视为“种族大熔炉”，但如果仔细观察，美国其实并不是个“熔炉”而是“拼盘”模式。在美国当下的法律框架和价值观下，各色人种虽然尚能和谐共存，但彼此间却泾渭分明，跨种族婚姻并不是普遍现象。反观巴西，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强烈的混血倾向。
雨林、阳光、音乐、桑巴舞、狂欢节，以及被惊叹为艺术的巴西足球，这些带有热带属性的元素是一般人对巴西的印象。不过要提到巴西人的种族属性，印象就有些模糊了。总得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有些“黑”的国家，尤其是在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基础曾经建立在黑奴经济之上后。然而仔细去研究巴西种族构成的官方数据，却发现真正被认定为黑人的巴西人，比例仅为6.84%（2008年数据）。要知道，法国黑人的保有量，估算下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虽然基于身体方面的优势，黑皮肤的法国人在足球、田径等体育项目中占比较高，甚至在网络上引来法国将成为黑人国家的嘲讽，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人真正认为法国人整体不是一个白种人国家。
感观观与数据之间的误差，在于无论种族还是民族，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问题，而更多是一个文化和法律问题。先从纯粹的血统问题上，来看看巴西的情况如何。“哥伦布大交换”给新大陆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三大种族的交融之地。美洲本土的黄色土著、欧洲而来的白色殖民者，以及从非洲贩运而来的黑色奴隶，经由几个世纪时间里碰撞和交融，产生了大量基因层面的混血种人。在巴西和拉美地区，“白-黑”混血种人一般被统称为“穆拉托人”；“白-黄”混血种人被称为“卡博克洛人”（西属美洲则称为“梅斯蒂索人”）。此外还有被西班牙语命名为“桑博人”，葡萄牙语称为“卡富佐人”的“黑-黄”混血种人。如果再细分的话，还有白人与亚裔，白人与印第安人、黑人三重混血等类型。
巴西的“穆拉托人”及西属美洲的“梅斯蒂索人”是拉美混血种群的两大类型。后者的产生，得益于美洲三大文明孕育出的强大土著人口基数；前者则是葡萄牙在殖民时代，依赖黑人奴隶开拓巴西的遗产。在巴西，被认定为是白种人的比例为47.3%，混血种人的占比则为43.1%（2010年数据），其中大部分混血种人为“穆拉托人”。单纯以肤色来划定种族的话，以穆拉托人为代表的混血种族可以被称之为“棕色人种”。这意味着，与其说巴西是一个“黑-白”色彩的国家，倒不说它是一个“棕-白”色的国家。当然，由于黑人基因在体育及音乐上的优势，世人通过足球、桑巴舞等更容易通过传媒看到的巴西，会更偏重于棕色印象。
说巴西是一个“棕-白”色的国家，并不仅仅因为它在种族上所呈现的混血性。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和法律问题。想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篇幅加以展开。

附图：巴西种族分布图；三角贸易

“一滴血原则”与巴西的“牛奶咖啡”
将巴西的穆拉托人称为“棕色人种”，并不在做严格意义上的人种分类，而仅仅是针对 “黑白混血”族群，肤色特征的一种显性认定。生物学上认定的“棕种人”，指向的是生存在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鉴于他们的数量是如此稀少，目前提到世界人种分类，通常只会说到“黄-白-黑”三大人种。
从种族角度说，黑白混血属性的巴西棕色族群是一个过渡体。问题在于，尽管跨种族混血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比如欧亚黄白人种发生剧烈碰撞的亚洲中部、有人种博物馆之称的印度，但并不是每一个混血族群都有机会获得一个独立的法律认证。最起码在经常被误认为种族政策宽容的美国，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单纯从肤色来看，大家在看到一些美国黑人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些还是黑人吗？（比如著名影星哈莉•贝瑞）尤其当你前一秒刚看过他们的非洲远亲时。从肤色来说，被归入黑色种族的美国黑人，有相当部分并不比巴西的“穆拉托人”看起来更黑。目前由于黑人一词带有明显的种族色彩，所以目前在“美国黑人”在法律上的准确定义是“非洲裔美国人”。这种文字上的修饰，并不妨碍我们从种族认定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美国黑人的肤色整体显得比较浅，与巴西穆拉托人所呈现的“棕色”属性，原因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漫长的奴隶史中，女性黑奴作为一笔可以增殖的资产，并不会被限制生育。一个怀孕的黑奴，甚至能够卖个更高价。问题在于，在丛林法则下的生育权争夺，白色人种的奴隶主及他们雇佣的白人管理者自然是更占据优势。虽然很少有白种人，愿意主动与他们的黑色女奴生下合法的后代，但无需要负责的性行为，还是为新大陆的黑色群体，注入的大量白色基因。
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美国黑人都带有白人基因，其整体所带有的白种人基因比例达到16%。然而这些大多源自父系的白种人基因，并不能帮助一个美国黑人变成白人，甚至是获得一个如“穆拉托人”那样的，介于黑白之间的种族属性。基于过往的白人至上观点，以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才在法律层面终结的“种族隔离”制度。传统美国白人社群，尤其是南部地区的美国白人，在种族认知上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一滴血原则”。
所谓“一滴血原则”，指的是一个人血液里只要有一滴来自黑人的血，都应该被认定为黑人，即使他的外表拥有完全的白人种族特征。这个原则甚至被以法律的形式在很多州固定了下来。只不过由于美国的联邦制特点，每个州在具体的认定时，会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在1977年的一个案例中，一个从未怀疑过自己白人身份的路易斯安娜州妇女，在上溯族谱时被发现，自己七代之前的女性先祖是一名黑人。这意味着她的体内含有16分之一的黑人血统，而当时该州的法律规定，有色人种血统的占比必须少于三十二分之一，才能被忽略不计。这意味这位女士，在种族上必须被认定为黑人。尽管类似法律，后来在很多州都废除了，但社会认知却并没有随之改变。
关于“一滴血原则”的形成缘由，以及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问题，在美国部分会详细展开。现在我们最起码知道，美国主流社会在种族融合，或者说白种人是否要与其他种族融合的问题上，有多么的保守了。反观巴西，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在巴西也存在“一滴血原则”，只不过是反向的。在巴西，一个人的父母分别属于黑、白两个种族，几乎是不可能被认定为黑人的。肤色显得浅一点，获得白人身份也完全不是问题。
要是我说著名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的自我认定，以及出身证上的种族认定是“白人”，相信很多人会惊掉下巴。然而这就是事实，虽然罗纳尔多的父亲是一名黑人，并且认定自己的儿子也应该是黑人，但被白人母亲抚养长大的罗纳尔多并不这样认为（尽管纯粹从种族角度看，罗纳尔多的母亲无疑也是混血）。这种情况在美国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像刚才提到的黑珍珠“哈莉.贝瑞”，以及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其实都拥有一个白人母亲，但在即使是一滴黑人的血，都有可能让你做不了白人的情况下，这两位半黑半白的美国名人就更没有机会了。
当然，即使在对种族归属问题相当宽容的巴西，罗纳尔多外貌中过于显著的非洲特征，还是使他本人的种族属性有些争议的。有人认为他应该是巴西黑人的骄傲，有人认为他更应该自我认定为“穆拉托人”。不过对罗纳尔多的后代来说，这个困惑将不再存在。如果回顾罗纳尔多的几段恋情和婚姻会发现，他所寻找的伴侣都是具有典型白人特征的女性。这意味着他的后代，在种族特征上会越来越趋向于白人。
种族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血统问题，而是历史和社会认知的产物，并且可以通过政治和法律重新界定。今天，生在岭南地区的中国人与长在东北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在体质特征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大到普通人也能看出差别来），但却完全不会影响彼此共同的国族认同。更为典型的案例是以色列，在这里你会看到白、黄、黑各种种族的犹太人。人口上处于劣势的犹太人，在种族问题上与巴西有相似之处，同样选择的是与美国相反的“一滴血原则”，任何一滴能够被证明的犹太血液，都有可能让一个人变成犹太人。
当然，想成为一名犹太人，拥有一滴“犹太血”只是必备的条件之一。能够成为一名犹太人、一名以色列公民，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犹太教信仰），这些都是需要专门认定的。相比之下，在巴西做一名“白人”就要简单的多了。因为标准就是直观标准，并不需要去验血或者追查系谱。如果一个人皮肤相对较浅，五官又更据欧洲人特征，那么他就可以在法律层面认定自己是一名“白人”。由于巴西在种族认定上的宽松性， 导致“巴西白人”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最起码生活在美国或者阿根廷的白人，很难认为部分巴西白人与自己是同一种族。
除了罗纳尔多这个在巴西境内都颇具争议的案例以外，目前巴西当家球星内马尔在欧洲征战职业联赛时，也屡屡因种族问题而在球场上遭遇语言暴力。在欧洲的种族主义者看来，内马尔显示了黑人的属性。然而在巴西，内马尔的种族特征却已经足以让他认定自己是一名白人了。那么，巴西如此宽松的种族政策，是否代表着这个国家并不存在种族歧视，而是希望呈现这样异彩纷呈的景象呢？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当下这种反向“一滴血原则”操作，其根源恰恰是种族歧视。
与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今天巴西人中的白色基因，大部分并不是由葡萄牙人带来的。基于葡萄牙本身的人口数量有限，甚至为保本土国力，对移民葡萄牙进行过限制，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难理解。巴西建国之后，欧洲由于工业化及人口膨涨问题，造成了大量富余人口。包括美国、阿根廷、巴西在内的新大陆各国，借此机会吸纳了大量来自欧洲的移民（仅1870年至1920年年间，巴西就吸纳了300万欧洲移民）。独立并废止奴隶制之后的巴西，与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一样，面临一个如何定位黑人的问题，毕竟黑人已经获得了合法国民地位。
出乎意料的是，巴西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在种族问题上选择“拼盘式”的存在。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放任自流，定位为一个混血国家，而是如阿根廷一样将定位为了一个“白人国家”。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巴西并不能就此抹去原来的黑色基因。尤其巴西的历史文化，已经烙上了深深的非洲印记。为此，巴西建国伊始就给自己定立了一个“白化计划”。一方面，利用客观存在的“白人优于混血人，混血人优于黑人”种族鄙视链（虽然巴西这条鄙视链的程度，比很多国家要淡得多），让巴西的黑人包括其它有色人种，愿意通过改变种族属性，来提升自己有鄙视链中的身位；另一方面则制定的相当宽松的政策，让国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外貌特征，来认定自己的种族属性。还有一点也颇为重要，那就是在吸收新移民时，避免再注入新的非洲基因，而主要从欧洲吸纳新鲜血液。
巴西独立后这种标准宽松的“白化政策”，与葡萄牙人当年对种族融合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伊比利亚半岛是地中海南北两端地缘博弈的焦点，这样的地缘政治位置，使得西、葡两国本身就成为了种族融合之地。比如在收复失地运动结束之后，很多摩尔人被允许留在了伊比利亚，成为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国民。前提是他们愿意做出信仰上的改变。事实上，早在迦太基罗马争霸的时代，来自亚非的基因就已经大量融入了这片土地。在殖民巴西之初，前往新大陆的葡萄牙人几乎都是单身男性。与原住民或者女性黑奴繁育后代，成为了大部分人的选择。
最初制定白化政策的政治家，曾经希望在21世纪初，将黑色的巴西人完全融合掉，取而代之的是超过80%的白人认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不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种族认定其实并不是一个血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范畴的问题。既然巴西有这样的国策，并且人都有提高自己社会层级的内在驱动力，那么假以时日，巴西还是很有机会成为他期待中的“白人”国家的。如果巴西的国力上升到足够身位，外部认同的障碍将会变得更小。就像同样叫“罗纳尔多”的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罗），虽然基因层面的种族问题存疑，但他的优异成绩使得生活在英国和其它欧洲地区的，那些看起来更纯种的白人，从心理上更愿意认定他为白人之光。
有一种说法是，人类如果能够摒弃种族藩篱，无障碍进行融合的话，那么将来的地球人应该只会拥有一种肤色——咖啡色。现在看来，这种世界大同式的梦想，应该会最先在巴西实现。鉴于咖啡之于巴西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其心理趋向又是做一个白种人国家，将这个有趣国家的种族色彩认定为“牛奶咖啡”倒是十分贴切。至于说心理认同是白色，种族特征又像是“咖啡”的巴西，到底算不算真正的白人国家，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情况，没有一种药方是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历史上，巴西奴隶制的实施，并没有带来天然的种族隔离制度，跨种族通婚情况在殖民时代就非常普遍。黑奴获得自由的比例也远高于对血统问题极其敏感的美国。肯定现实存在的“彩虹式”种族结构，然后再以“白化”为战略方向进行融合，是我们对巴西种族政策的一个总结。不管这个方向中所隐含的“白人至上”观念是否政治正确，但巴西致力于消除种族差异，并给予国民一个标准宽松的选择权，还是很利于形成统一“国族认同”的。这一点，对于一个以种族多样性而著称的国家来说，相当的不容易。
反观另一个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南非，虽然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虽然将自己誉称为“彩虹之国”，但在种族共存和融合问题上，却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纵观历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血统上是所谓的纯血国家。在种族问题上呈现一定的宽容度，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在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中，对血统本身同样存在很大的宽容度。一个家族或者族群，只要认同华夏文明（包括在姓氏使用规则上趋同），外貌特征差异又不是巨大到完全看不出黄种人特征来，一般很少会遇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恶性攻击。
当然，从一开始便多种族共存的巴西社会，对待种族问题的宽容度，还是要远高于中国社会。最起码大部分巴西人认可并以此这荣的“彩虹式”种族结构，在长期自循环于东亚的中国社会，还是很难被接受的。虽然巴西在种族融合问题上，做法有颇多可取之处，但这并不代表巴西内部，就不存在因种族问题而引发的潜在地缘矛盾。由于历史、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的原因，巴西的种族分布呈现出了地域性明显的南、北两部分。
要了解这点，得先来看看巴西的行政分区情况。当下巴西共有26个州，加上首都巴西利亚所处的“联邦区”，总计27个一级行政区。与中国根据地理、地缘情况，虚划华北、西北等地理分区一样，地域面积比中国小不了多少的巴西，内部也被划分为五个大区，包括有：覆盖大部分亚马逊地区的“北部地区”；以巴拉圭盆地为地理核心的“中西部地区”；布朗库角为基点，向西延伸至亚马逊河口、向东延伸至萨尔瓦多所在巴伊亚州的“东北地区”；包含圣堡罗、里约热内卢两大经济中心的“东南地区”；以及圣堡罗州以南，延伸到北乌拉圭草原的“南部地区”。
白种人比例超过全国平均值的计有“东南地区”、“南部地区”，以及纬度大体与二者相当的“中西部地区”。其中南部地区的占比接近80%，东南的占超过55%，人口稀少的中西部地区亦达到50%。与这三个区相比，巴西“东北地区”及“北部地区”白种人的占比就要弱上许多。前者不到30%，后者更低至1/4以下。取而代之的优势种族，则是以“穆拉托人”为核心的混血种族。
假如只把巴西分为南、北两个分区的话，那么当下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是一个很好的是地缘分割点。在巴西利亚以南地区“巴西南方”，白种人的比例开始占据优势，并且越往南占比越高，其中最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比例高达85.7%（2009年数据）。巴西利亚以北的“巴西北方”，黑人的基因则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鉴于当下法律意义上的黑人比例已经降到了个位数（各地区的黑人比例亦相差不大），巴西这种暗藏于熔炉文化之下南北种族分割线，更像是一种“棕-白”之别。包括北部、东北部两个地理分区的“巴西北方”，明显呈现更多混血的“棕色”色彩；包含东南、南部、中西三个地理分区的“巴西南方”，而表现出更多的“白色”色彩。要是仍用牛奶、咖啡来形象比喻的话，那就是“咖啡色的北方”与“牛奶色的南方”。
用两分法来切割世界，其实是一个很偷懒的办法。巴西人还是更愿意，把他们的种族色彩定位为“彩虹色”。然而巴西种族地区分布中的咖啡、牛奶现象产生，却帮助我们揭示出了巴西历史中的两条地缘扩张路径。一条是以萨尔瓦多为起点，沿海岸线向北扩张，在绕过布朗库角后，继续向亚马逊河口方向延伸控制线，然而再溯流而上控制原本应该归属于西班牙的亚马逊流域；另一条则是以圣保罗为起点，向南部及中西部地区渗透。直至从西班牙人手上，夺取巴拉圭盆地和北乌拉圭草原。单纯从方向来说，这两条扩张路线可以分别称之为“西北线”和“西南线”。
西北和西南两条扩张路线，帮助当年的葡萄牙人绕着巴西外围，划出了一个大大的包围圈，从而为后来巴西的854.74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奠定了基础。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既然萨尔瓦多在大部分的殖民时代是巴西的政治、经济中心，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西北线”是如何扩张的。说起来，西北线很大程度算是巴西的主线或者说“官方线”，至于由圣保罗出发的西南线，最初的时候则带有很大的自发色彩，将之称为“民间线”并不为过。
西北线之所以成为主线，与教皇子午线的存在有关。虽然这条线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失去了价值，但一开始对南美双雄还是颇有约束力的。毕竟这是一条由教廷亲自主持议定的分割线。如果按照教皇子午线的分割，圣保罗的扩张空间十分有限，甚至依1495年西班牙自我认定的位置来看，圣保罗都已经在教皇子午线的西侧了。比较而言，萨尔瓦多则在东北沿海地区，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另一个让巴西“东北地区”成为葡萄牙初期重点开拓方向的原因，在于这一地区拥有相对更大的沿海平原，以及更适宜甘蔗生长的热带气候（南回归线从圣保罗穿过）。以甘蔗种植园和蔗糖贸易为经济支柱的葡萄牙人，能够从这一地区获得更多的收益。然而教皇子午线的存在，并不能约束到西、葡两国之外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准备摆脱教廷束缚的新教徒。这当中，最先对巴西造成威胁的是来自法国的新教徒。
16世纪，即是地理大发现的黄金年代，也是欧洲内部地缘矛盾爆发的年代。鉴于天主教在整个中世纪，对欧洲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当时的欧洲内部地缘政治博弈，很大程度以宗教战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这场变革之后，欧洲诞生了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新教国家。法国则是内部博弈最为激烈的地区，16世纪60年代起至世纪末的30余年间，法国南部的新教徒与北部的天主徒之间，前后进行了八次战争。史称“法国宗教战争”（又称“胡格勒战争”）。
跟王权结合更为紧密的天主教，在这场法国内战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战争结束之时，天主教被宣布为法国国教。至于新教（加尔文派，法国称“胡格勒派”）也不能算完全的失败，他们被允许保留信仰自由。不过从政治角度来说，新教徒已经意识到在法国没有了空间。没有最高层的政治保护，天主教徒的这种承诺并不保险（后来也的确出现了反复）。要想摆脱天主教徒的掣肘，前往新大陆建立殖民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国家角度来说，用带有不稳定因素的人口去固边或者开拓新殖民地，是一个常规选项。中国历史上，将被贬谪的官员和罪犯发配边疆，以及后来英国清教徒们移民北美，都是典型案例。当然，即使内部宗教矛盾的影响，法国作为欧洲大国也是断然不会缺席这场殖民盛宴的。只不过欧洲的这场宗教之争，对后来北美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以及美国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在这里不妨先借着法国在巴西的扩张先预热一下。
乘着葡萄牙人立足未稳，以新教徒为主的法国人，在整个巴西东北、东南地区的岸线上多次尝试建立殖民地。其中有两次努力较为知名：首先是在1555进入瓜纳巴拉湾登陆并建立名为“南极法国”的殖民地。葡萄牙人则在十年后，重新夺回了瓜纳巴拉湾，并将法国留下的殖民地扩张成了现在的里约热内卢；二是1594年，在巴西东北岸线的马拉尼昂州地区登陆，建立以“圣路易斯”（这座城市的名字便来自于当时的法国国王）为中心的“赤道法国”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同样只坚持了二十一年，便被葡萄牙人控制。
上述两处殖民地分别位于当时葡属巴西的南北两端。从地缘政治上看，如果坐视法国人成功的话，那么就葡萄牙就算不失去所有的殖民地，今天的巴西也将失去它面积最为广大的亚马逊地区，以及人口最多的南部地区。好在葡萄牙军队于公元1615年夺取圣路易斯，将法国势力彻底赶出了巴西。单纯从国力来说，这一点似乎令人费解，毕竟葡萄牙比法国弱上许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法国作为欧洲大国，受内部及欧洲事务牵制过多，并不能集中精力扩张。在宗教战争结束后，法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塑内部政治格局，将权力收归王室。
对于新教徒在巴西的殖民行为，法国在国家层面只是持默许态度，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支持。同时，这也与法国选择了天主教为国教有关。虽说意识形态是服务于利益的，但既然法国觉得留在天主教体系更有利于自身，那么总归要对教廷表示出一定的尊重。容许新教徒在法国的信仰自由，已经让教廷极为不满了，如果再在国家层面公开支持新教徒，去侵夺另一个天主教国家的领地，最起码在这个时间段是不合适的。
法国在殖民巴西问题上的患得患失，让葡萄牙得有机会将法国势力赶出巴西。至于另一个与法国如影随行的欧洲大国“英国”，看起来也不应该缺席巴西。尤其是在宗教革命后，英国已经选择了新教作为国教，并不会顾忌罗马教廷的想法。不过英、葡两国早在1386年就缔结条约，就已结为永久同盟。这个延续至今的战略同盟，几乎算得上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早的国家同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英国这个同盟在，葡萄牙早已被西班牙吞并。而英国也通过在西班牙卧榻之侧的盟友，牵扯住西班牙这个主要竞争对手。
英、葡两国之间的这种同盟关系，再次证明了意识形态选择，只是服务于政治和利益的。在双方这种合纵关系下，英国如果想在新大陆有所作为，对标的就会是原本划给西班牙的势力范围。然而对于葡萄牙来说，风险并没有真正过去。在法国势力消退后不久，葡萄牙迎来了它一生中最大的克星——荷兰。下一节，我们讲讲述这两个欧洲小国的之间的博弈。
附图：法国与荷兰在巴西的殖民

决战巴西——荷葡争霸的历史背景
荷兰人在东方航线上与葡萄牙人的竞争，前面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笔墨来描述。荷兰人海外事业，几乎就是建立在葡萄牙东方殖民大厦的废墟上。这样做很大程度是因为，两国都属于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小国，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贸易线及沿岸据点的经营上。在荷兰崛起之后，葡萄牙在东方航线上的两个最重要枢纽点：好望角与马六甲海峡，以及让所有欧洲国家都垂涎三尺的香料群岛，最终都落入了荷兰人的手中。这一变化对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就是诞生了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
葡萄牙并非只在东线进行扩张，受益于教皇子午线以及巴西的发现，葡萄牙人同样在西线进行了扩张。既然荷兰处处针对葡萄牙，似乎也没有理由无视南美大陆的存在。问题是，除了被更名为“苏里南”的原“荷属圭亚那”，今天我们并没有在南美大陆发现荷兰人的政治遗产，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年的荷兰并没有在西线进行过努力，没有试图夺取巴西呢？情况并非如此。
对于欧洲人来说，一直到一战之时，欧洲以外的博弈都是被认定为欧洲内部博弈的外延。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很多时候只是被称之为“欧战”。所谓“欧战”之时，日本作为亚洲的代表、美国作为新大陆的代表，其实已经具备了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实力。这场战争本身，亦成为了“欧洲中心”观点的转折点。然而在大航海时代初期，情况自然不会是这样的。尽管欧洲人还没有展现出对世界的统治力，但却并不妨碍他们基于欧洲内部博弈的需要，对全球利益做一个分配。
想要全景式的了解荷兰与葡萄牙之间竞争，需得对16、17世纪相交时的那段欧洲历史有所了解。二者之间的竞争，牵扯到两个历史事件。一件是在台湾部分曾经解读过的“荷兰独立战争”（又称“尼德兰革命”、“八十年战争”）。16世纪的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如日中天。通过继承、战争等手段，西班牙王室除了在海外占得大量殖民地以外，还在意大利南部、法国东部等地拥有不少领地。这其中就包括荷兰所处的“尼德兰”地区（尼德兰的字面意为“低地”）。
这两起事件的另一个主角都是西班牙。从地缘角度来看，尼德兰地区脱离西班牙实属必然。抛开地理距离不淡，当时尼德兰地区的居民多属于商人阶层，并且受宗教改革影响，选择信仰了不受传统宗教、政治势力约束的基督教新教。政治上则倾向权力结构更加分散的共和体制；相反，作为天主教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西班牙则极力维持着其天主教的意识形态，以及王国属性。
1568年，尼德兰地区爆发革命，开启了独立之路。实际上，这场战争在进入17世纪时，就已经分出了胜负。通过在战场上的胜利，荷兰人获得了他们想要的自由和独立，并且就此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只是由于后来双方仍然摩擦不断，直到1648年西班牙才算正式承诺了荷兰的独立。因此所谓“八十年战争”，前半段可以算是荷兰在争取独立；后半段则是荷兰崛起成全球霸主的过程。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西班牙失去荷兰，并不得不接受荷兰崛起的同时，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将葡萄牙收入囊中。其实以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来看，能够一直顽强的独立于西班牙之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早在14世纪末，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就曾经尝试过武力吞并葡萄牙。与英格兰的结盟，是葡萄牙能够逃出生天的重要保障。侥幸逃生的葡萄牙，不久之后便开始走向海外探索之路，试图通过海外资源来摆脱西班牙的阴影。
然而该来的始终还是会来，如果大航海的事业能够一直被葡萄牙所垄断，那么葡萄牙的确很有机会，凭借东方贸易所获得的利润对抗西班牙。问题上，哥伦布的发现，帮助西班牙同样成为了一个海外殖民大国。并且从美洲三大文明身上直接掠夺贵金属，收益要比经营东方航线的收益更加的直接和稳定。公元1580年，通过王位继承与武力威胁，西班牙完成了对葡萄牙的吞并，此后一直到1640的60年间，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处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之下。
这种“共主”模式并没有影响到葡萄牙内部的行政、法律、经济及海外殖民地等方面的独立运作。欧洲在国家关系上所偏向的“模块式结构”，确保了无论是分手还是合并，都能够较平稳的进行。鉴于西班牙实际并没有融合葡萄牙，而是像后来的“奥匈帝国”那样，呈现出二元结构。因此历史上伊比利亚这60年的统一状态，又被称之为“伊比利亚联盟”。
荷兰与葡萄牙身份的对调，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荷兰人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率先以有限公司这种商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贸易主导权。在荷兰人的强势出击下，原本已对世界完成分割的西、葡两国，利益都受到了影响。其中葡萄牙的利益受损最为严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进逼之下，葡萄牙最终只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保留东帝汶、澳门两个贸易点。东线战场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荷兰人的自信。1622年，用于开拓跨大西洋贸易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从美国到巴西的美洲大西洋海岸线，都成为了荷兰舰队和商人的猎场。
在教皇子午线的西侧，也就是西班牙的预定利益范围内，荷兰西印度公司先是夺取了曼哈顿岛（也就是现在的美国纽约），并以之为起点扩张出了名为“新尼德兰”的荷属北美殖民地。紧接着，荷兰人又在圭亚那建立殖民地（地缘政治遗产就是现在的苏里南），以及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安的列斯群岛占得5个半岛屿，建立“荷属安的列斯”。关于荷属圭亚那及荷属安的列斯的情况，在圭亚那部分已经解读过了。新尼德兰部分，则会在北美部分展开。
在这里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尽管荷兰人的独立、崛起之路，一直在摆脱西班牙的影响，但在扩张殖民地的上，却并没有把主要扩张方向对准西班牙。仔细观察荷兰在北美、加勒比海、圭亚那建立的殖民地，都是西班牙没有余力开拓的点，并没有侵害到西班牙的核心利益。这一方面是一个技术问题，拉美作为“新西班牙”的核心之地，是建立在美洲三大文明的废墟之上。尽管那些黄金非常诱人，但想要打破西班牙人的垄断就需要深入内陆。就这点来说，在海上如鱼得水的荷兰商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荷兰与西班牙的关系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鉴于双方的体量对比，想要全面击溃西班牙是不现实的，荷兰人在战略上谋求的，是逼迫西班牙彻底放弃吞并荷兰的想法。
无论从实力对比还是外交后果来看，侵夺葡萄牙的海外利益，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1601年荷兰战舰第一次试图攻击澳门时起，一直到1661年双方达成协议，荷兰完全退出巴西时止，荷葡之间的战争延绵了长达60年的时间。这期间，由于“伊比利亚联盟”的存在，使得荷兰人在东、西两线所面临的压力并不相同。在东线战场，独立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博弈的葡萄牙，整体上处于劣势。以至于几乎丧失所有的贸易据点。
在西线战场，尤其是西葡都在开拓的南美大陆，荷兰人面临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既然葡萄牙已经在表面上成为了西班牙的一部分，那么西班牙最起码在战略上，不能坐视葡萄牙的利益被荷兰人侵蚀。更何况为了西班牙一直不愿意放弃对荷兰的统治权，让葡萄牙人心甘情愿的和自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也是西班牙的需要。公元1624年，刚刚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对葡萄牙在巴西的首府“萨尔瓦多”发动的攻击，并占领了这座城市，由此拉开了“葡荷战争”西线战场的序幕。次年，在西葡联合舰队的共同攻击下，葡萄牙夺回了萨尔瓦多，暂时稳定住了巴西局面。
除了在军事上合作对抗荷兰以外，伊比利亚联盟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影响，还体现在淡化“教皇子午线”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很正常，大家都已经成为一家人了，再坚持这条分家线看起来的确没有必要。有鉴于此，在巴西的葡萄牙人开始合法合理的越过教皇子午线，往原先被划入西班牙势力范围内的内陆地区渗透。在以圣保罗为起点的“西南线”，这种渗透行为主要体现在：缺乏人力资源的种植园主们，深入巴拉那高原劫掠土著人口；在而以萨尔瓦多为中心的“西北线”，葡萄牙人不仅在进入17世纪后，开始经营原本划给自己的那部分巴西东北岸线，更于1612年开始进驻原本归属于西班牙的亚马逊河口。
关于葡萄牙“西南”、“西北”两条扩张线所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解读。现在我们知道了，在“伊比利亚联盟”这面政治大旗的影响下，葡萄牙在巴西的经营，开始摆脱了“教皇子午线”的束缚。然而西班牙和教皇子午线，并不是葡萄牙争夺巴西的唯一障碍，最起码通过之前的解读，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国和荷兰同样对这片土地感兴趣。如果说法国新教徒渗透巴西的初衷，更多是基于政治理想，那么荷兰人的目的就简单的多了。
荷兰人前往巴西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再直接点说是“蔗糖”。说起来，荷兰人急于占领巴西也与西班牙的影响有关。西班牙默许葡萄牙人越界渗透的前提，是希望葡萄牙人能够与自己一起，坚定的站在反叛者的对立面。这其中就包括禁绝巴西与荷兰的蔗糖贸易。要知道，荷兰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它拥有更为低廉的海上运输成本。如果没有国家之力进行干涉的话，那么商人们几乎肯定会选择“海上马车夫”们来帮助他们运输或者销售蔗糖。
虽然西、葡两国断绝对荷贸易的做法，不能完全杜绝走私行为的产生，但势必会对荷兰人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专注于贸易的荷兰，产生了在巴西进行土地开发，兴建种植园和糖厂的想法。由于巴西东北地区，无论在气候和土地资源上都更有利于蔗糖的生产，这一地区成为了葡、荷两国的争夺焦点。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发生于新大陆的博弈，不仅对巴西日后的版图走向造成了重大影响，还出人意料的影响到了中国。至于“荷属巴西”到底在哪里，双方的战争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蝴蝶效应”下的巴西与台湾
葡萄牙人以三角贸易的形式开发巴西，荷兰人同样也可以这样做。及至1630年，从法国人开辟的“圣路易斯”城，一直到布朗库角的中心城市“累西腓”，都成为了“新荷兰”的一部分（同时将累西腓定为新荷兰的首府）。鉴于位于圣弗朗西斯科三角洲之南的萨尔瓦多，是“葡属巴西”的首府。如果荷兰人就此止步的话，那条唯一突破“巴西海岸山脉”入海的巴西第三大河流“圣弗朗西斯科河”河口，将很有可能成为“荷属巴西”与“葡属巴西”的地缘分割线。
只是荷兰人的野心并不止于此，将位于东南岸线的“累西腓”定为“新荷兰”的首府，意味着荷兰人还希望继续向南扩张。由于巴西诸殖民地沿岸分布的特点，几乎每座葡萄牙控制下的城镇，都处在荷兰舰队的攻击范围内。当然，荷兰人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巴西经营的种植园以及糖厂，亦经常要受到葡萄牙及至西班牙舰队的攻击。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巴西的蔗糖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了重大打击。
巴西的蔗糖，已经提高了欧洲人对甜味的需求。就像香料如果一直没有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日子其实也就这样过了。一旦熟悉的某种味道，再断掉的话，那实在是一件相当难受的事。好在巴西并不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够种植甘蔗的地区。只要有充足的降水和足够高的积温，甘甜多汁的甘蔗可以在世界很多地区种植。然而再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寻一个稳定的蔗糖产地是相当困难的。尤其适合甘蔗这种热带经济作物种植的土地，只集中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沿海地区。在同样适合甘蔗种植的加勒比地区，岛屿星罗棋布的局面，使得参与竞争的玩家要更加的多。
除了气候原因缩小了选择范围以外，种植园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提练蔗糖，尤其是高品质蔗糖的过程，在当时亦需要相当的技术含量。那么，最好不要在多方博弈的大西洋地区，又要有适宜甘蔗生长的温度和降水，同时还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甚至技术工人。对了，天然的港口也是不可或缺的。地球上有这样一片土地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台湾南部的沿海地区。
关于台湾的问题，之前已经做过详细解读了。如今在了解过荷葡巴西战争的起因和过程后，再回头看1624年荷兰人在台南的登陆，相信就更容易理解，中国没有缺席大航海时代的结论了。需要指出的是，荷兰人在巴西及台湾的尝试，最初并不存在谁替代谁问题。虽然从战略和大历史层面，产自台湾的蔗糖，的确很大程度填补了巴西战争所引发的供应缺口，但在荷兰内部，东印度公司与稍后成立的西印度公司之间，实际是一种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双方都看到了蔗糖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后者依托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经营台南，而前者则试图靠“三角贸易”模式开发巴西。
在郑成功决心以台湾为基地，复兴大明王朝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南的经营还算是平稳。在无法从政治上打开中国贸易窗口的情况下，台湾的蔗糖成为了荷兰人能够留在东亚的重要经济支撑。比较而言，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由于不能像东印度公司那样，从香料等传统贸易上获利（并且还必须为在巴西的战争投入大量资金），看似在新大陆获得不少殖民地的西印度公司，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
上述问题简单点说，就是东印度公司争夺的是一条已经形成了上千年的成熟贸易路线，只要能够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诸取马六甲那样的关键贸易据点，那么就算自己不去贩运，也能从使用相关商路的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身上获利。而在新大陆，所有的贸易都面临一个白手起家的问题。除了要布设贸易据点以外，更要通过兴建种植园、糖厂等手段来创造商品，这一特点无疑拉长了投资回报期（以至于在1636年就已经难为为继了）。如果荷兰人，能够与西班牙、葡萄牙这种，已经对新大陆进入深度开发的国家进行贸易合作，情况当然会好很多。问题是，就算没有荷兰独立这一出，单纯出于竞争的关系，荷兰人想垄断大西洋贸易的想法，也会遭遇到国家层面的阻力海上。
正当荷兰人在巴西进退两难之际，它的对手却送上了一份大礼。公元1640年，葡萄牙人决定摆脱西班牙王室的控制，重新恢复独立王国身份。葡萄牙人有这种想法并不意外，特别是当初的合并并非出于葡萄牙人的本意。由于西班牙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欧洲事务，包括压制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事情上。葡萄牙的这次独立，并没有引发双方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了一些局部冲突）。只是对于西班牙来说，肯定是没有办法马上接受这个结果的。事实上，一直到1668年，西班牙人才算从法律上承认了葡萄牙的独立。
即使西、葡两国就后者的独立问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延续60年的“伊比利亚联盟”拆伙，本身对荷兰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最起码这个强大的组合，不会在外交事务上保持一致了。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借机吞并巴西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是已经在巴西列土封疆的葡萄牙贵族们，显然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想彻底占领巴西，甚至是只保有已经控制的东北地区，荷兰西印度公司都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此时对于难以为继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和东印度公司合并，以借助东印度公司的财力支撑在西线的投入。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荷兰并不是一个传统的集权式国家，这个国家本质是由一群商人组成的商业联合体。从东印度公司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并不觉得有什么义务帮助西印度公司渡过难关。至于蔗糖，台湾同样可以出产。到底是让自己独自掌控下的台湾蔗糖来占领市场，还是与西印度公司的投资人一起去投资巴西，商人们心里自有一笔帐。
一个令人玩味的结果是，在葡萄牙宣布独立的第二年（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借着这个历史机遇，占领了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马六甲（葡萄牙则只剩下了东帝汶）。从商业角度来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似乎无可厚非。这就像现在的大公司，习惯在投资每一个项目时，设立一个独立法人性质的子公司一样。模块式的结构，使得一项投资受损之后，不至于影响其它投资的安全。另一个同样看起来颇为合理的商业思维是：集中资源在某一地区完成垄断，好过将投资分散在那些激烈的区域。
然而问题在于，纯粹的市场模式固然可以让行动更加的有活力，但很多时间亦容易局限于眼前利益。反观“国家”和“政府”之所以出现在人类文明中，便在于它有从顶层调配资源，做战略统筹的功能。虽然集权与分权，永远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不过荷兰人商业色彩过于明显的决断模式，显然并没有办法让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殖民帝国。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并没有多东印度公司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在巴西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的西印度公司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退出巴西，以换取葡萄牙人与之进行贸易合作。当然，毕竟荷兰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如果说完全没有从国家利益考虑巴西的去留问题，也是不对的。只是摆脱西班牙帝国控制、踩在葡萄牙人身上崛起的荷兰，此时同样面临来自大英帝国的挑战。从公元1652年开始，一直18世纪末，先后发生了四次“英荷战争”。
在这种复杂的博弈局面之下，你不可能与所有的国家为敌，合纵连横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就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来说，荷兰人在东方的全面碾压，并不妨碍它与前者在新大陆的和解。另外，做出这种取舍本身，还与荷兰人重贸易、轻开发的“贸易立国”特点有关。毕竟就算勉强控制了巴西，也还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经营。而在这个问题上，摈弃了封建制的荷兰做起来，并不比葡萄牙王国更有优势。
1652年，荷兰与葡萄牙在巴西实现和解，将“新荷兰”交还给葡萄牙。其后虽有荷兰人虽然一度反悔，希望拿回荷属巴西的领地（直到1661年重新订立条约退出），但巴西整体上在17世纪中实现了和平。如蝴蝶效应一般，这次发生在大西洋之滨的变故，再次影响到了太平洋之滨的台湾。受巴西蔗糖产量恢复的影响，运程更为遥远的台湾蔗糖开始出现滞销。经济景气时，矛盾容易被隐藏，毕竟大家都有钱赚。一旦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中国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激化了，而这个机会，被正需要退路的明郑抓住。在放弃台湾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蔗糖产业转移至了爪哇岛的巴达维亚。后面的事情前面同样已经解读过了，随着巴西蔗糖产业的现次复苏，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这次，再没有郑成功式的政治人物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被历史记录下的，只有屠杀中国人的“红溪惨案”（1740年）。
用一句话来形容荷兰的扩张特点，那就是“贸易比土地重要”。即使是开拓种植园，目的亦不是为了长久控制这片土地，而仅仅是将之作为贸易链上的一环。在那段历史成为过去后，亦没有留下太多的殖民遗产。相比之下，葡萄牙王国则凭借那点“封建残余”对土地的执念，为后世留下了一个远超自己本土面积的葡语国家。现在，通过与荷兰人的博弈，葡萄牙扫除了他们经营巴西的最后一个障碍。接下来，葡萄牙治理下的巴西将向巴西高原腹地，以及亚马逊平原强力扩张，以完成巴西的最后拼图。我们也将继续沿着西北、西南两条线路出发，去了解巴西的扩张史。

发现亚马逊
与荷兰达成和解，将“新荷兰”重新纳入葡属巴西的范围，是葡萄牙人取得重大战略进展。这片土地的稳定，不仅为巴西的蔗糖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更从地缘政治角度，让葡萄牙离亚马逊河口更进了一步。能够得到亚马逊流域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关键，在于河口的争夺。葡萄牙人并不是亚马逊河口的最先发现者。如果从时间来看，西班牙人探索亚马逊流域，包括发现亚马逊河口的时间要远早于葡萄牙人。事实上，甚至英国、法国、荷兰进入亚马逊流域的时间，都要早于葡萄牙。葡萄牙能够笑到最后，除了自身努力以外，很大程序还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助力。
早在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后不久（1541年），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就迫不及待进入亚马逊平原探索了。这次探险的起点是厄瓜多尔最大的港口“瓜亚基尔”。这座由西班牙人始建的城市（1535年），当下也是厄瓜多尔的第一大城市。在瓜亚基尔东北方向的安第斯山脉上，是印加帝国的北方中心“基多”城（现在是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城东侧有一条名叫“科卡河”的河流，顺着这条河流而下可以离开安第斯山脉，汇入亚马逊河的上源之一“纳波河”。由瓜亚基尔出发的西班牙探险队，正是先是北上“基多”，然后再进入亚马逊流域的。
从地形上看，西班牙人如果想从太平洋方向进入亚马逊流域，与亚马逊河源头相邻的“基多”是个很合适的点。在这个位置上，分隔沿海平原与亚马逊平原的山体，宽度是最窄的，还不到200公里。更为重要的是，基多城是印加帝国的北方中心，拥有足够的人力和物资储备支撑这次远征。当然，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优势。要知道，印加的很多城市都是建立在亚马逊河上游谷地中的。比如它的都城“库斯科”以及著名的“马丘比丘”，都位于亚马逊河的另一条上源“阿普里马克河”流域。这意味着印加人肯定知道，自己的帝国之侧有那么一大片神秘莫测的热带雨林，并且知道如何进入。
印加人没有向亚马逊流域扩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不适应热带雨林气候区，这点在印加部分已经解读过了。在这一地区，优势的农作物是喜欢高温多水环境的木薯，而不是喜欢冷凉环境的土豆。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西班牙人，在征服如此富庶的一个帝国之后，就迫不及待的向下一站出发呢？答案是“香料”，更具体的说是“肉桂”。香料对于大航海时代的意义自不必多言，对于那些拿生命做赌注的探险家而言，它的吸引力不亚于黄金。
肉桂在东西方都具有广泛的市场。只不过中国人习惯将这种被称之“桂皮”的香料，用在炖煮食物中；西方人则喜欢将之研磨成肉桂粉，用在食物和饮料中。不过各地产的肉桂，来源并不相同。这是因为“肉桂”并不是特指某一种植物，准确说是樟属植物的树皮。樟属植物在很多热带、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都有分布，这其中就包括南美洲。当然，不同的树种因为所含的香料物质、成分会有所区别，品质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中国人常用的，原产于亚洲的“桂皮”，比起西方人常用的，原产于加勒比海地区的“肉桂粉”，从香味的角度来说，品质会稍微差点。
基于香料和黄金的价值，在每一片被发现的土地上，寻找它们的踪迹成为了探险家们的常规选项。有记录表明，在安第斯山脉进行先期探索的西班牙人，得到了一些他们认为有商品价值的肉桂树。并据此认定，安第斯山脉东侧存在一片生长有大量肉桂树的“肉桂谷”。至于这个信息有多少可信度，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大航海时代，仅仅是出于传说甚至臆测，就足以触发一次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更何况西班牙人已经从这种冒险中收获了许多。
面对亚马逊雨林，西班牙人并非不知道艰险之处。坦率说，面对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一头扎进去是需要勇气的。为了这次探险，组织者一共招募了240多名西班牙人，以及4000名印加人（当然还有马匹和各种装备），领导者则为印加征服者皮萨罗的弟弟（同时也是基多的总督）。其中西班牙人的数量，甚至比几年前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时还要多。只是这么充足的准备，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获得最后的成功。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一片呈现原始状态的土地，所蕴含的风险甚至要远大于一片文明之地。对付后者，“斩首行动”式的精确打击，往往能够收到奇效。至于前者，风险并不仅仅来自于人类。
有一种说法，是西班牙人在探索之中，还从土著居民口中获知的雨林深处有黄金的存在。这种说法，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片雨林的吸引力。然而西班牙人大大低估了探险的难度，这使得他们花了整整9个月时间，才从安第斯山脉下到山麓，并且将所带的给养消耗殆尽。疾病和各种来自雨林的各种危险，让远征队损失了140名西班牙人，以及3000名印第安人。后者中的大部分应该是在行进过程中逃散的，毕竟对于习惯了高地生活的印加人来说，亚马逊森林同样是另一个世界，被雇佣或者征用的他们，没有理由拿生命去冒险。然而从探索整个亚马逊平原的角度来说，西班牙人的征程才算刚刚开始。之所以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开这个头，是因为之前的行程大部分是在河道狭窄、水流湍急的山地之中。换句话说，河流固然能够为探险者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但却没有办法用来行船。
身处山麓的西班牙人面临一个抉择，继续前进还是返程。由于已经进入平原地带，河道开始变得宽阔，使得借助河道航行成为了可能。西班牙人决定用尽最后的气力打造一艘帆船。公元1541年12月，在花费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后，一艘用新鲜树木打造的简易帆船建造成功。不过这艘帆船的使命并不是延续亚马逊之旅，远征队的副领队“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以及57名西班牙人受命驾驶这艘简陋的帆船，前往下游地区收集粮食，以帮助大部队有命返回基多。
远征队打造帆船的地点，位于科卡河汇入纳波河的河口处。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也是安第斯山脉与亚马逊平原的相接之处。如果你在谷歌地图上用“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的名字定位，很快就能够在厄瓜多尔中部定位到这个关键点。不过这位副领队之所以能够冠名这个关键点，并不是因为他拯救了整个远征队，而恰恰是因为他并没有这样做。领导先遣队的德奥雷利亚纳，在顺流而下后很快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有了湍急的水流和帆船的助力，他们的行进速度大大被提升；二是即使能收集到粮食，再逆流而上的话，也很难按照指定时间回到出发点（要求是12天内回去会和）。换句话说，那些翘首以盼等于他们回去救命的队友，很可能在他们返航之前就饿死了。
常识告诉德奥雷利亚纳，这样一条身处多雨地带的大河一定是有出海口的。这意味着比起回去再爬一次安第斯山脉，乘船顺流而下的话生存机率将更大。残酷的是，做出这个决定同时也意味着，那些等待补给的队友将被无情的抛弃在雨林中。最终这艘简陋的帆船和五十多名西班牙人，还是没有回程，而是继续向东延续他们的亚马逊之旅。只是令德奥雷利亚纳和他的同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接下来还有差不多6000公里的航程在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亚马逊流域并非不毛之地，沿岸的雨林地带存在不少从事渔猎和原始农业的土著村落。当然，如果没有船只的助力，想穿越雨林看到这些村落几乎做不到的。通过沿途劫掠原住民的村落，这支决定抛弃同伴的队伍，在经历过8个月的航程之后，终于再次看到了海洋（1542年8月）。在这个过程中，顺流而下的西班牙人只损失了十几名同伴（活着抵达亚马逊河口的西班牙人有43名）。除了疾病以外，大部分损失是在和土著居民的冲突中造成的。其中给西班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今亚马逊中心城市马瑙斯以东约130公里的马代拉河河口，遇到的一群骁勇善战的土著女战士。
在希腊传说中，小亚细亚的密林中生活有一群同样骁勇善战的“亚马逊女战士”。在荷马史诗的记录中，这些强悍的女人曾经与希腊人发生过很多次战斗。看到这群生活在南美洲雨林深处的女战士，西班牙人很自然的联想到了“亚马逊女战士”，并用这个标签把她们记录了下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亚马逊河并没有正式的名称，而是被笼统的称之为“大河”。不过当人们决定为之取一个正式的名称，并翻看相关历史时，“亚马逊”这个即浪漫又神秘的名称，便成了最终的选择。
在回到西班牙，向国王汇报过这次史诗般的穿越行动后，王室将亚马逊地区命名为“新安达卢西亚”，并授予它的发现者以殖民权。顺便说一下，当日被抛弃的队友，竟然还有数十人在一年多后，奇迹般回到了基多，其中就包括领队皮萨罗的弟弟。不过这些幸存者的控诉，虽然让亚马逊的发现者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麻烦，但基于这次发现的潜在价值，西班牙还是决定原谅了德奥雷利亚纳的背叛行为。并且授命他组织一支新的探险队去征服亚马逊。
征服工作并非再次从上流出发，而是从亚马逊河口开始。从技术的角度看，由上游向下游扩张的做法并不可取。一方面，将扩张所用的物资，由安第斯山脉运送到亚马逊平原的代价将非常大；另一方面，从船只的角度来说，你必须就地制造船只，而没有办法从其它地方调用。像在发现之旅中，用没有干燥过的树木打造船只，只能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征服一条未开发的河流，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控制河口，然后再溯河而上，沿岸一步步的布设据点，直到渗透整个流域。然而德奥雷利亚纳这次行动，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仅仅向内陆方向探索了数百公里，那些跟随他到亚马逊实现梦想的队员们，便被热带疾病和土著人的攻击吓破了胆。实际上，在大航海时代，这种失败是很正常的。如果有足够的价值，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的尝试。问题是而在此后，西班牙人再也没有真正尝试过建立所谓“新安达卢西亚”。放弃所谓亚马逊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暂时看不到收益。
就一片殖民地来说，能够获得收益永远是第一的。也许那些雨林中真的存在黄金和香料，但你首先要有办法在河口处立足。要是葡萄牙人没有从巴西海岸发现红木及开拓甘蔗种植园的潜力，那么他们也不会选择开拓巴西。然而当时的亚马逊河口，并没有类似红木这种，能够马上变现的资源。既然如此，倒不如把注意力继续放在收益显著的加勒比海周边地区和安第斯山脉。

上图：西班牙人对厄瓜多尔的征服及对亚马逊的探索、亚马逊流域地缘结构图

葡萄牙在亚马逊的渗透
相比西班牙，葡萄牙在经营亚马逊河口的问题上更有地理优势。早在“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发现亚马逊时，葡萄牙就向他抛出的橄榄枝，希望他能够代表葡萄牙去开拓亚马逊。不过从技术上来看，当时还刚刚开始经营巴西东南岸线的葡萄牙，其实也是无力在亚马逊进行扩张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在西葡两国之间还横亘着“教皇子午线”。如果严格遵守这条分割线，今天巴西的版图将很有可能是另一幅模样。
亚马逊河口地区有两个主要出海口，两个河口之间是一片叫作“马拉若岛”的三角洲地带。再仔细观察，会发现东边那个河口似乎与其南面的“托坎廷斯河”，能够自成体系。从这个角度说，托坎廷斯河也是可以认定自己不是亚马逊河的支流。当然，大多数这种情况，二者还是会被视为一个流域的。就象乌拉圭河也是在河口地区与巴拉那河合流，珠江流域的东江、西江、北江三条河流，同样是在珠江口才汇集到一起一样。
之所以在这里指出“托坎延斯河”的独立性问题，是因为根据最有利于葡萄牙的释读，“托德西拉斯条约”中的约定“教皇子午线”将恰好从马拉若岛中间穿过。这意味着如果双方对这条分割线足够尊重，西班牙如愿在亚马逊建立“新安达卢西亚”的话（并且结合实际地理结构做出些许调整），葡属巴西与西属“新安达卢西亚”之间的政治分割线，很可能就会落在亚马逊河与托坎廷斯河之间的分水岭上。
公元1616年，葡萄牙在托坎廷斯河口建立殖民点“贝伦”（今天来亚马逊地区第二大城市），标志着葡萄牙开始正式将触角延伸到这个敏感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贝伦”都是葡萄牙渗透亚马逊河流域的地缘中枢（包括在此设立舰队以控制亚马逊的出海口）。不过由于大部分河道处于巴西高原之上，托坎廷斯河的通航状态并不好。相比之下，亚马逊河的情况就要好得多。如果有适合内河航行的船只，你甚至可以由马拉若岛一路向西，一路航行到厄瓜多尔境内的“弗朗西斯科-德 奥雷亚纳港”。这一点，当年这座港口的冠名者，已经用亲身行动证明过了。
鉴于西班牙暂时无力经营亚马逊流域，而葡萄牙又已经触及到亚马逊河口，想要说服后者不觊觎亚马逊河流域，似乎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进入17世纪后，葡萄牙已经在巴西东南岸线站稳脚跟，开始经营东北岸线，将殖民线迫近亚马逊河口，在技术上变得可行。随着“伊比利亚联盟”的组建，葡萄牙跨越教皇子午线收集资源的障碍，看起来已经消失了。亚马逊河沿岸生存的那些原始部落，是吸引葡萄牙探索亚马逊雨林的一大诱因。不过葡萄牙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贸易，而是为种植园和糖厂补充劳动力。换句话说，除了通过三角贸易输入黑奴以外，葡萄牙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就地掠夺人口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方案。
不过前面我们也说了，本质上葡萄牙与西班牙组建的只是一个共主联盟，双方的内政及殖民地运行都各自保持的独立性。在西班牙的领地上探索甚至掠夺人口是一回事，建立殖民地又是一回事。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在合并期间，葡萄牙也只能将在亚马逊的殖民中枢放在地理身份模糊的托坎廷斯河河口，而不是明确归属于西班牙的亚马逊干流河口。真正让西班牙决心，将整个亚马逊河口交给葡萄牙人管理，并事实让渡亚马逊平原开发权的，是来自法国的压力。
前面我们已经解读过法国在巴西的渗透过程了。16世纪末，法国的新教徒曾经在亚马逊河口以南的“圣路易斯”建立过名为“赤道法国”的殖民地（1594-1615年）。在将法国人从圣路易斯驱逐出去后，葡萄牙人方得以迫近亚马逊河口，并在托坎廷斯河河口建立殖民点。失去在巴西的殖民点，并不意味着法国就此放弃南美。在教皇子午线以西的圭亚那，法国人同样在17世纪初开始尝试殖民，并在之后的岁月里，逐步向亚马逊河口方向扩张。
法国在圭亚那地区的扩张，造就了现在的法国海外省——“法国圭亚那”。而一旦法国扩张到亚马逊河口，西班牙人将面临着失去整个亚马逊的风险。问题是，这一阶段的西班牙正面临着多方挑战，并没有余力去经营亚马逊。在葡萄牙已经成为西班牙一部分，并且对亚马逊表现出极大兴趣的情况下。西班牙方面在1637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亚马逊河口以北，至今天法属圭亚那之间的“阿马帕”地区，建立一片叫作“北角海岸领地”的殖民地。同时将这片殖民地交给葡萄牙人管理，以借助后者的力量阻挡法国人的扩张（很显然，法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阿马帕的主权）。
对于西班牙来说，这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让已经成为自己一部分的葡萄牙去管理亚马逊平原，好过自己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进来。要知道，除了在政治上构成威胁的法国以外，在亚马逊缺乏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来自荷兰、英国等国的商人，也已经开始深入亚马逊流域寻找商业机会了。如果再不加以有效管理的话，天知道这片热带雨林将来会出现什么样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现在在“伊比利亚联盟”的政治框架下，这最起码留下了从内部解决的可能，更何况西班牙交给葡萄牙的只是个“管理权”。
在得到阿马帕地区的当年，葡萄牙迫不及待的组建了一支探险队，沿着当年德奥雷利亚纳的探索线路，上溯到亚马逊河的源头附近。并且将纳波河与它的支流“阿瓜里科河”河口处，定为了自己辖区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分割点。这个点，最终也成为了厄瓜多尔的东部顶点（与秘鲁的边界所在）。悲剧的是，在做出将亚马逊河口交给葡萄牙人管理后，仅仅过了三年，葡萄牙就宣布了独立（1640年）。此后，葡萄牙一方面与法国在阿马帕地区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清；另一方面则加紧在亚马逊平原的扩张。18世纪初，在染指亚马逊无望之后，法国最终与葡萄牙签订条约，承认了后者对亚马逊平原的所有权。关于阿马帕地区的主权争夺，则一直延伸到巴西独立之后，一直到1900年时通过国际仲裁，才算是明确划清了法属圭亚那与巴西的边界。
合并期间做出的承诺，并不会让西班牙真正退出亚马逊的竞争，在葡萄牙独立之后，西班牙完全可以尝试用武力，重新拿回阿马帕地区的控制权。问题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西班牙势必在这个点上遭遇法国与葡萄牙的双重压力。一个国家再有雄心壮志，也不可能把所有蛋糕都吃掉的。即使在看起来应该更有潜力的北美大陆，西班牙依旧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就亚马逊的情况而言，在拥有工业力量助力之前，这片雨林的性价比并不算高。
简单点说，对于那些地缘政治舞台更大的国家来说，深入内陆的雨林地带着实有些“鸡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位列亚马逊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雨林——非洲的“刚果雨林”身上。这片雨林早在大航海时代初期就已经被葡萄牙人发现了。此后数百年间，虽然有不少来自欧洲各国的探险家，试图深入了解他的内部情况，但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在各殖民大国加紧瓜分世界，但同时又不希望其他大国染指的情况下，比利时这个欧洲小国，出人意料的在19世纪末成为了刚果雨林的宗主国。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从上游地区向亚马逊平原渗透，有着诸多的困难，但西班牙和继承其殖民地的南美诸国，并非在亚马逊一无所获。实际上巴西只是占得了不到2/3的亚马逊流域（比例约为64%），前西班牙殖民地国家则得到了剩余部分。其中秘鲁15.6％，玻利维亚国11.7％，哥伦比亚5.6％，厄瓜多尔2.1％。委瑞内拉和圭亚那，同样有非常少的领土属于亚马逊流域。只是这些国家的重心，基本都在安第斯地区，领土内的亚马逊平原部分更多属于边缘地带。
其实亚马逊平原之于巴西来说，也是边缘地带。只是对于人类居住的这颗蓝色星球来说，这片雨林实在太过重要。对于巴西来说，亚马逊则是保证其跻身大国行列的筹码。就像西伯利亚能够让俄国，永远保持做一个大国的潜力一样。即使是被周边国家分走了一部分，依然不妨碍巴西独自代言亚马逊。尤其是几乎所有亚马逊国家，想要把资源低成本的运出来，都必须经由巴西出海。之前在解读玻利维亚时，就曾经描述过为个悲剧的内陆国家，为了换得亚马逊的通行权，不得不将放弃15万平方公里亚马逊平原主权的故事。
拥有潜力是一个问题，能不能有效进行开发，又是一个问题。亚马逊河在平原地带的落差并不大，腹地大都在海拔100米以下。如果不是遇上汛期，水流整体是非常缓慢的。因此在知晓航程和规律之后，在亚马逊河干流航行的风险并不大，真正的困难来自于土壤和降水。这条世界最大河流拥有1.5万条支流，除了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上游部分，其下游河流多发源于巴西高原和圭亚那高原。一般提到亚马逊，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标签就是“雨林”。如果只把“亚马逊”的概念限定在平原区，也就是亚马逊平原，这个理解大体是没有错的。只是将“亚马逊”的概念扩张到整个流域，那就会有问题了，因为除掉少部分身处安第斯高山气候区的河源以外，亚马逊流域还有相当部分属于 “热带草原气候区”
一个简单有效的区分方法是，将亚马逊平原部分认定为“热带雨林气候”；这部分约占流域面积的70%；剩下在高原部分的，则基本为“热带草原气候”。二者的区别在于，热带雨林气候区全年高温多雨，热带草原气候则分为明显的干、湿两季。受那些身处热带草原气候区支流的影响，亚马逊河干流的宽度甚至长度都并不是恒定的。以至于长期以来，关于亚马逊河的长度是否超过尼罗河，存在一定争议。在这些支流的共同作用下，亚马逊干流的平均宽度就有3000米，雨季时则能够扩张到数十甚至一百公里。
水位的不稳定，在亚马逊河两岸造就了大片的沼泽地（越到下游情况越严重）。超量的降水及河流的不稳定性，又使得亚马逊平原的土壤极易流失（如果不是被那些雨林固定的话）。这种情况无疑为亚马逊河的开发平添了很大难度。一直到18世纪初，葡萄牙人也只在干流及主要支流的下游布设了少量殖民点。今天生活在亚马逊平原的巴西人亦不过1000余万。
好在对于葡萄牙和后来的巴西来说，一切都可以慢慢来。只要控制了河口，就守住了这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这片无边无际的雨林，总是能够为巴西甚至世界带来惊喜。抛开 “地球之肺”这种高大上的定位，单就经济价值来说，亚马逊也是十分慷慨的。其贡献的最具代表性产品，并不是西班牙人曾经苦苦寻找的“肉桂”而是橡胶。
橡胶对于工业及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自是不必多言的。大到轮胎、小到避孕套都离不开这种具有弹性的原料。今天被广泛使用的“合成橡胶”，是在二战之后真正研制成功，并广泛进入应用领域的。在此之前能够为人类所用的，是割采自橡胶树的“天然橡胶”。二战期间，日本之所以决定冒着与美英等国开战的风险进占东南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需要东南亚出产的“天然橡胶”。在中国移民东南亚的“下南洋”历史事件中，橡胶园亦是主要目的地这一。
东南亚没有生长有野生橡胶树，亚马逊平原才是橡胶的原产地。在考察亚马逊雨林时，欧洲人很早发现那些被他们称之为“印第安人”的美洲土著，喜欢玩一种带有弹性的球，而这种球的制作原料，产自一种“会流眼泪的树'，这种树就是橡胶树。不过从发现橡胶到将其变成一种工业原料，中间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最初，这些来自巴西雨林的橡胶，只是被用来制作成橡皮擦和新奇的礼物送人。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家发现经过硫化的橡胶更具弹性，并用来制作轮胎，橡胶才真正变成一件有价值的商品。
由于英国人在19世纪末，将橡胶树大规模引种到东南亚之前，巴西曾是最大的橡胶出产国，并由此加深了对亚马逊的开发。尽管随着橡胶树在全球的引种，巴西的橡胶产业受到了很大影响，后来因为合成橡胶出现更是彻底陷入了衰退。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片神秘的雨林，总是会不断的给他的主人以惊喜。

热带草原，黄金，与巴西利亚
拥有巨大潜力的亚马逊平原，之于巴西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如果只有亚马逊，那么巴西最多也就是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级别的国家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真正能够帮助巴西蓄积人口、发展经济的还是巴西高原及其沿海地区。在了解过葡萄牙人得到亚马逊平原的过程之后，现在我们再把视线南移，看看究竟是什么帮助摆脱海岸线，向巴西高原渗透的。
先来了解下巴西高原的气候及生态结构。气候及受其影响下的原始植被状态，是最为重要的地缘因素之一。人类在相信自己有改变自然能力的同时，也必须敬畏自然。总的来说，巴西高原的植被类型可以分为两种：沿东、南边缘“雨林”，覆盖高原腹地的“热带草原”。后者依照植被的类型不同，又可分为两个区块：一是东北方位的“卡廷加草原”（又译“卡丁加”）；二是面积约为前者三倍的“喜拉多草原”。之所以在地理相连的情况下，从生态角度上又区分为两块，是因为这两片草原的降水量有所有同。
热带草原气候区的年降水量一般在750-1500毫米。在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这样的降水量一般足以孕育出茂密的森林来了。可惜的是，热带草原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分为明显的雨、旱两季。雨季到来，万物复苏，整个草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生物多样性亦要远高于温带草原；一旦进入旱季，则呈现出一派死亡的景象。从植物的角度来说，这种降水状态，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以及根系发达的灌木会更为适应。乔木则需要有点特殊的本事，才能够生存下来。比如说进化成能够在树干内储存大量淡水的瓶子状（因此被称之为”瓶子树）。
喜拉多草原算是这个世界上，条件最好的热带草原之一。它的年平均降水能够达到年降雨量800-2000毫米，其雨季的时间也比旱季要更长些，并孕育了更多的生物种类，以及相对更多的乔木（仅植物品种就超过1万种）。分布在喜拉多草原上的乔木，抵御旱季的最主要秘诀跟灌木一样，就是进化出发达的根系，以更多的吸收蕴藏在地下的水分。其深入地下的部分，甚至比地上部分要高出一部，以至于喜拉多草原的树木又被形容为“颠倒的森林”。
如果说喜拉多草原是优质热带草原的代表，那么卡廷加草原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其年平均降水只有250-1000毫米。旱季时间比雨季时间要更长，最长的区域甚至能达到11个月。这片草原的优势植物，是那些能够在旱季蛰伏的灌木，以及亚乔木属性的刺树。而在漫长的旱季，整片草原呈现出一片灰色的荒漠景象，能够看到的绿色，几乎就只有适应仙人掌科植物。
在温带属性的欧亚草原中，以南俄草原为核心的“西干草原”，条件要比以蒙古草原为核心的“东干草原”好得多。相对多水的“喜拉多草原”，与呈现荒漠草原状态的“卡廷加草原”对比，大体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只是这片草原并没有产生强悍游牧民族，原因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那就是没有大牲畜，尤其是没有马。既然条件优越得多的潘帕斯草原，在前哥伦布时期都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肃杀景象，巴西高原上这两片面临旱季挑战热带草原，就更难吸引原住民入住了。
葡萄牙人的到来，从技术上解决了巴西高原的开发问题。大牲畜和农业技术的引进，使得这两片热带草原，有机会成为人类的居住地。不过在沿海地带的红木以及蔗糖经济还有潜力可挖时，这种有些勉强的农业潜力，暂时对殖民者没有吸引力。然而这并不代表殖民者就不会对内陆地区进行探索。相比农业潜力，葡萄牙人更看中的是高原腹地的矿藏潜力。更准确点说，是希望在当中发现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金属矿藏。
西班牙人在安第斯山脉所获得的那些黄金白银，足以让所有的身处其侧的葡萄牙人眼红。矿藏大多生成于山地之中，最吸引人的金矿，又往往可以从河流中淘取。技术上看，巴西海岸山脉周边的河流当中，同样可能有矿脉。唯一的区别在于，西班牙征服的是一片已经被印加人开发过的熟地。这使得他们在殖民初期，就很快能够从印加人口中，获知矿脉的所在。反观葡萄牙人如果想在高地中有所发现的话，就需要靠自己去寻找了。
向高腹地扩张的路线大体有两条：一条是沿着那条唯一绕过“巴西海岸山脉”入海的河流——圣弗朗西斯科河，一路向上游地区探索；一条则是从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出发，翻越马尔山脉，进入巴那拉河与圣弗朗西斯科河的源头处。在整个17世纪，不断有抱着黄金梦的葡萄牙人，在原住民的带领下依照上述路线，一步步的沿河寻找矿脉。这一努力在17世纪末收到了回报。寻宝者们终于在埃斯皮尼亚苏山脉西南麓的“圣弗朗西斯科”源头处，发现在大量金矿。
如果这个世界上，能够有一样东西能够让人疯狂的话，那一定是黄金了。那些蕴藏在黑色河沙中的金砂，迅速在葡萄牙人中掀起了一股移民潮。不仅如此，还有数以万计的黑奴，不再在种植园和糖厂劳作，而成为了矿藏的劳动力。更为让人兴奋的是，18世纪20年代，圣弗朗西斯科河上游地区，还发现了更让人垂涎的钻石矿。地球上总是会有那么一些幸运的地区，能够同时黄金和钻石的垂青。就像南非即是著名的黄金之国，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大钻石出产地一样。钻石矿发的发现，进一步刺激了巴西高原的经济和人口导入。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去淘金的。大量人口的导入，势必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由此，金矿周边的喜拉多草原地带，开始被大量开垦成牧场、农场。金矿催生了今天巴西的第四大城市——贝洛哈里桑塔（又译“贝洛奥里藏特”），这座初建于1698年的高原城市，最初的名称就叫作“黑金城”， 是整个矿区的交易中枢。受整个产业链影响，又生成了以贝洛哈里桑为政治中心的巴西 “米纳斯吉拉斯州”。不仅如此，这些黄金、钻石还为整个巴西经济带来的一个“矿业周期”。在将近100年的时间中，巴西的经济支柱由蔗糖转向了这些贵重的矿藏。一直到18世纪末，随着矿脉的枯竭，巴西才不得不寻找新的支柱产业。
尽管矿藏终有枯竭之时，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足以帮助深入高原腹地的开拓者们，在米纳斯吉拉斯落地生根，以及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了。在矿脉衰竭后的19世纪30年代，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高原西南，适合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高原地区引种的咖啡树，被引入了这一地区（这也是为什么，云南是中国咖啡的主产区）。此后一个世纪期间，巴西经济迎来了一个以咖啡为支付产业的“咖啡周期”。今天，在大豆成为全球大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米纳斯吉拉斯和喜拉多草原的土地，又被大量用来种植大豆。
就喜拉多草原的情况来说，目前已经有近半数为人类所开发，追根溯源的话，黄金是这一切的起点。除了贝洛哈里桑塔和米纳斯吉拉斯以外，还有一座城市是这股淘金热的直接受益者，它就是“里约热内卢”。在红木和蔗糖是巴西的经济支柱时，巴西的地缘重心更为偏向于以萨尔瓦多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作为离金矿最近的大型港口，里约热内卢借助“矿业周期”迅速成为了整个巴西最重要的港口。大量黑奴和物资由此登陆，被送往矿区（里约热内卢市也因此面为东南地区黑人比例最高的城市）；开采出来的黄金、钻石亦主要通过里约热内卢运回欧洲。此后由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引领的咖啡周期，进一步帮助里约热内卢，巩固了巴西第一经济城市的地位。
里约热内卢在经济上迎来的战略机遇，亦在的政治上结出了硕果。公元1763年，这座“上帝之城”取代萨尔瓦多成为了葡属巴西的首都，并一直延续到巴西独立后的1960年。不过，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剥离，逐渐成为了一股潮流。尤其在联邦制的国家，这种剥离可以避免权力过于向某个点集中，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经济上并没有特别的优势。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开发内陆地区，避免经济和人口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区，巴西政府决定在内陆地区，寻找一个合适的点营建新的首都。基于巴西的面积是如此庞大，这种选择并非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到底新都的地址应该选在哪里。从其所将要承担的功能来说，最好是越接受地理中心越好。这里说的地理中心，并不是几何意义上的，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将巴西几个地理单元连接起来的中心。
首先，巴西当下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是以“巴拉那河”为轴心的东南、南部地区。新巴西首都的位置，不能与巴拉那水系相去太远；其次，以圣弗朗西斯科河为轴心的巴西东北地区，同样是巴西的人口重地，必须处在巴西新首都的辐射范围。由于圣弗朗西斯科河的源头，与巴拉那河河源相近，在这两河相接之地选择一个点建都，将可以打通一条贯通巴西：东北、西南、南部三大地区连接线，看起来应该是个完美方案。
按照上述方案，覆盖有圣弗朗西斯科河和巴拉那河源头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不过且慢，兴建新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加强这些传统发达地区之间的联系，而是成为经济和人口都处于弱势的巴西北部地区，或者说亚马逊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联系纽带。从这个角度说，新首都的选址在地理上，又必须与亚马逊河右岸的某条重要支流相接。
最终，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西侧的“巴西利亚”脱颖而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个即能够透过“托坎廷斯河”连通亚马逊河口，又可通过巴拉那河接入南部、东南地区；还可透过圣弗朗西斯科河，影响东北地区的点，被选择成为了“巴西利亚”。1960年，经过将近4年的建设，巴西在这个三方交汇之地兴建了全新的“巴西利亚”城，并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移至此（同时在其周边兴建了8个卫星城，共同组建中央直属的“联邦区”）。
今天的巴西利亚，已经从无到有的拥有了260万人口。甚至因为其全新的规划，快速增长的人口，以及地缘意义强烈的选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考虑到巴西利亚被认证时（1987年），建城时间还不到30年，获得这项殊荣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同时还有研究者认为，巴西利亚是全球20世纪新兴城市中的最大
者。只不过，巴西人如果看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的规模，相信不会好意思接受一殊荣的（深圳市于1979年设立;2017年常住人口1252.83万)。

巴拉那高原的森林与“圣保罗旗队”
黄金、钻石带来的矿业收益，为18世纪的巴西打开了通往高原腹地的大门。有了这根延续百年的经济支柱，以“米纳斯吉拉斯”为核心的高原热带草原地带，开始变得有吸引力了。虽然对于农民来说，山地并不是最能产生效益的土地，但对于工业时代所需要的各种矿藏来说，却往往蕴藏于高地之中。今天，这片曾经的黄金之地，正在用另一种矿藏——铁矿来显示它的存在价值。作为世界两大铁矿石公司之一的巴西“淡水河谷”（另一家为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其核心资产便是位于米纳斯吉拉斯的赤铁矿。
即使有一天铁矿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巴西高原应该还会有机会，寻找到新的资源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正是由于资源优势，今天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得以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数量在巴西各州中排名第二），城市数量亦具巴西各州之首。不得不说，如果在巴西找一个地区，最能代表巴西国旗中的黄色（黄色代表的是丰富的矿产资源），那么米纳斯吉拉斯州当是第一人选。
红木和蔗糖经济，拉动了以萨尔瓦多为核心的巴西东北地区的经济；黄金和钻石，又带动了以米纳斯吉拉斯为代表的高原腹地，以及充当其出海口的“里约热内卢”的经济发展。那么，一直在行文中出现，但还没有重点解读的“圣保罗”，包括其以南的巴西“南部”地区，又是怎么崛起的呢？要知道，看起来没有沿海之利的“圣保罗”现在可是巴西人口排名第一的城市（也是唯一人口上千万的城市）；南部地区更是巴西人口密度最大、白种人比例最高的地区。
先来看看这一地区在地理上有什么特点。地理层面上看，圣保罗以及巴西“南部地区”，包括充当巴西“中西部地区”地理核心的“巴拉圭盆地”，都属于拉普拉塔河水系（包括受拉普拉塔水系辐射的沿海平原）。行政上则包含有：圣保罗州、戈亚斯州、巴拉那州、圣卡塔琳那州、南里奥格兰德州、南马托格罗索州六个州的全部，以及马托格罗索州、米纳斯吉拉斯州、联邦区的部分，总计约1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巴西领土总面积的1/5强。考虑到上述地区的总人口约9000万，约占巴西总人口的43%（白种人比例亦最高），并且经济上最为发达，其对巴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下与巴西互为瑜亮的阿根廷了。阿根廷的总面积约为278万平方公里，考虑到这个面积中有将近70万平方公里属于荒芜的“巴塔哥尼亚地区”，你会发现单从面积上来说，阿根廷之于巴西，在拉普拉塔的争夺中也没占得太大优势。更别说阿属“拉普拉塔”的总人口，只有巴属“拉普拉塔”总人口的一半了。在今天巴西的国力很大程度展现于“拉普拉塔流域”的情况下，假设当年西班牙能够完控拉普拉达河流域的话，那么如今有潜力代表南美争夺世界中心地位的，可能就是阿根廷了。

在争夺拉普拉塔的博弈中，葡萄牙人的初始设置并不好。抛开“教皇子午线”几乎将整个拉普拉达河流域划给西班牙的政治障碍不说。在西班牙以拉普拉塔河口为起点，向上游地区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葡萄牙人在这个方向的扩张，无疑将直面西班牙人的阻力。要知道西班牙之所以放弃亚马逊平原的主导权，是因为没有办法在孤悬于西属美洲之外的亚马逊河口，承受来自葡萄牙、法国两个方向的压力，而这块短板在拉普拉塔流域并不存在。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葡萄牙在这场争夺中占据了上风呢？
回到地理原点的话，这一切都与一条森林地带有关。这条帮助巴西压倒阿根廷的雨林地带，并不是举世闻名的亚马逊雨林，而是之前我们已经解读过大半的“大西洋沿岸森林”。正是生长在这条森林带中的红木，帮助葡萄牙人找到了经营巴西的初动力。之所以说是解读了大半，是因为这条森林地带其实并非只是沿“巴西海岸山脉”分布。在圣保罗以西，森林地带开始向内陆的“巴拉那高原”扩散，并一直延伸到巴拉圭河河畔。
以巴拉那河为轴心，从海岸线一直到乌拉圭河的巴西高原南部，便是“巴拉那高原”的范围。结合地缘政治格局看，从北向南沿海岸线延伸的“大西洋沿岸森林”，在漫延过巴西南部的高地区之后，终止于巴拉圭南部。至于阿根廷，除了顽强介入巴拉圭与巴西之间的那个狭长突出部以外（今天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以潘帕斯草原闻名于世的阿根廷，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森林地带。其实这个突出部大家并不陌生。回顾“巴拉圭战争”部分你会发现，这部分森林地带原本是属于巴拉圭领土。如果不是因为在战争中落败，巴西又希望将乌拉圭河，变成自己和阿根廷的界河（以避免巴拉圭影响其出海权），这片森林的故事将与阿根廷无关。
后面的内容会解读到，为什么阿根廷被排除在了“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带之外。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这片森林地带有什么特别之处。尽管连成一片，但如此漫长的森林地带，在每个区域的属性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真正 “热带雨林”属性的森林带，只是沿巴西东南海岸的山麓分布。虽然雨林整体的面积不大，但这条跨越回归线，一路南延伸到南纬30度线的狭长雨林带，却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雨林带，并为葡萄牙最初经营巴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向内陆扩张的森林带，则渐渐失去了典型的“热带雨林”特征，变身成为了：热带季雨林、温带落叶林等多种类型。正是由于兼顾了热带、亚热带的气候特点，其间还相杂有红树木等海岸植被，以及少量热带草原，“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带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区域之一。
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带的存在，首先影响的是“图皮人”的分布。在前哥伦布时代，原本生存于亚马逊雨林的图皮人，带着在雨林中累积的渔猎生存方式，以及以“木薯”种植为代表的等原始农业技能，向东南方向迁徙，并散布于整个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带。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图皮人都一定生存在森林地带，也会有部分人，如散布于乌拉圭草原的“查鲁亚人”，会在自然竞争中选择进入草原地带以游猎、捕渔为生。只是资源和生产方式决定了，脱离森林进入草原的原住民，人口数量是非常少的。这片土地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口潜力，主要还是体现在森林地带。
葡萄牙对沿海雨林地带的开发，迫使大量图皮人部落沿着森林地带，向内陆方向迁徙。与红木资源较多、蔗糖经济发达的东北地区相比，身处南回线之上的圣保罗地区处于明显的劣势。已经偏离热带雨林气候的圣保罗，并不适宜种植甘蔗，前往此地开拓的葡萄牙人，更多只能从事粮食作物的种植，以及蓄养牲畜来发展经济。由于没有办法生产欧洲所需要的产品，财力有限的圣保罗人很难成为“三角贸易”的一环。不能像萨尔瓦多那样大量购入黑奴发展蔗糖经济，同时又有大片未开发土地的现状，使得圣保罗人将目光投向自己身后的“巴拉那高原”，试图通过猎取那些生活在内陆森林地带的土著居民，来开展传统农牧业。
圣保罗人组织的民间猎奴队被称之为“旗队”。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领队，总是会手持一面大旗，以在密林中为后面的人指明方向。除了法律身份以外，“旗队”其与官方组织的开拓队，不同点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渗透方向锁定在巴拉那高原的森林地带。官方开拓队则更多着眼于在沿海地带的开拓，以及顺着亚马逊河、圣弗朗西斯河的河道，向上游地区扩张；二是目的为单纯的掳掠人口。后者则带着布设殖民点的政治任务。
在西方殖民史上，类似“圣保罗旗队”这样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非官方团队并不鲜见。比之更为知名的，是俄国的“哥萨克人”。在西伯利亚，追逐毛皮的哥萨克人帮助俄国打通了通往远东的扩张之路。在渴望从对外扩张中获得利益的欧洲国家，类似哥萨克、圣保罗旗队这样民间团队，虽然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客观上却符合了国家利益（并因此为国家默许甚至授权）。他们所走过的路，最终亦都成为了国家的地缘政治资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将民间追逐海外利益的举动，置于国家利益对立面的中央之国。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尽管大航海时代初期，中央之国的民间海上力量能够在西太平洋占据明显优势，并且有大量中国人出海谋生，但最终却与这个时代擦肩而过（回顾历史，中央之国在这个时代的唯一收获，只有与东亚大陆地理相近，同时又卷入内部政治斗争的台湾岛）。
在殖民巴西之初，圣保罗一带的有组织猎奴行为就已经开始出现。1580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合并，更是扫除了葡萄牙人跨越“教皇子午线”，进入内陆森林地带猎奴的政治障碍。此后，更大规模的猎奴行为浮出水面，并很快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爆发了利益冲突。事实上，猎奴队的参与者并非只来自于圣保罗，最早为葡萄牙人所殖民并开拓甘蔗种植园的桑托斯岛，也是猎奴工作的策源地之一。然而既然这一地区的经济并非像当时巴西的其它殖民一样，依赖“三角贸易”这样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而是向内陆森林地带要资源，那么桑托斯岛的地理优势，自然也就比不上身处巴拉那河上游的圣保罗了。这种差异除了让“圣保罗”之名成为了“旗队”的前缀，更使得本一地区的人口和资源，逐步向内陆属性的圣保罗倾斜。及至今天，圣保罗成为了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巴西第一大城市，而看起来拥有港口之利的桑托斯岛，却只能成为前者的附属港口。

2018/10/25
圣保罗旗队与耶稣会碰撞（上）
结合地理特点，分布于巴拉那高原上的“大西洋沿岸森林”可以被单独称之为“巴拉那森林”。圣保罗“旗队”于巴西地缘政治所作出的贡献，便在于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帮助巴西得到了这片潜力之地。必须指出的是，在原始森林中探索是一件很困难和危险的事，尤其当这片森林生长在高地之上时。由于地势起伏较大，且经常有瀑布出现，河流往往只能帮助探索者指明前行的方向，却没有航运价值。来自圣保罗的“旗队”成员，要依靠双脚逐步深入巴拉那森林。
猎奴行动在17世纪被推向了高峰，几乎每一名圣保罗的成年男性，都被卷入了这项看起来十分危险的事业中去。历史上最大的猎奴队，人数曾达到4000之巨。其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利益，是猎奴者们对这项事业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根据计算，捕获一名土著居民，并将之带回圣保罗的平均成本，仅相当于购买一名黑奴价格的20%。考虑到黑奴在跨大西洋运输过程中的高死亡率，这一计算应该是可信的。事实上，如果有足够土著居民的话，蔗糖经济发达的巴西东北地区，同样会考虑就地解决劳动力问题。只是从“大西洋沿岸森林”北窄南宽的走向你也可以看出，东北沿海地区的原住民数量并不大。更何况在葡萄牙人与土著居民的矛盾激化后，沿海的图皮人很快便向内陆地区大量迁徙。
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时期，是旗队猎奴行动的高峰期。根据估算，仅在双方分手前（1640年）的30年间，奴隶猎手们平均每年都能够从密林中带回上万原住民。这些被迫成为奴隶的原住民，成为了圣保罗城市发展的第一桶金，并因此而让这座内陆小镇成长为巴西最大城市。只是对于土著居民来说，这种行为却是灾难性的。除了因猎奴行为损失的人口以外，猎奴者们带来的各种旧大陆传染病，同样对原住民人口的影响巨大，以至于到17世纪末，巴西境内的土著居民数量比之16世纪初减少了三分之二。
在拥有先进装备的“旗队”面前，土著居民的抵抗总体来说是无力的。猎奴者队伍中所吸收的原住民成份，更是大大抵消了被逐猎者的地缘优势。即使不依靠这些原住民成分，土生于圣保罗地区的葡萄牙人，也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片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在血液中渗入了原住民基因，更能熟练使用原住民的语言。当然，这种“土生白人”的国族认同，包括宗教信仰自然还是葡萄牙无疑。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自力更身的发展过程，使得圣保罗人比起那些沿海地区，更加的不愿意接受来自官方的束缚。
像圣保罗人这样，虽然认同自己大的民族身份，但同时又具备鲜明地域性及文化独特族群，在民族学中被称之为“民系”。以中国人自己的例子来说，典型的如“客家人”。有时候民系也会被称之为“亚民族”，其与被认定为独立民族，往往只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往往就是政治因素。一个族群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不仅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识别度影响，更取决于其政治上的独立性。就这点来说，“巴拉圭人”的产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在拉普拉塔部分，我们曾经花费了不少笔墨，来解读巴拉圭人和“巴拉圭共和国”的悲惨故事。现在，圣保罗旗队在巴拉那森林中的猎奴行动，将为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展示巴拉圭人的故事。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下，西班牙是如何在巴拉圭开始殖民工作的。公元1537年，溯河而上的西班牙人在巴拉圭河左岸建立了“亚松森”城。在拉普拉塔河流域，亚松森城也是最早建立的城市，并因此在本地区有“城市之母”之称。如果遵循常理的话，西班牙人应该是先在拉普拉达河口建立长期据点，然后再逐步向内陆地区扩张的。按照这个规律来说的话，“城市之母”的称号应该被位于拉普拉塔河口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关于这一问题，之前已经解读过了。西班牙人的确这样尝试过，无奈河口地区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原住民为之提供补给。少量在乌拉圭草原游猎、捕鱼的原住民（如查鲁亚人），更是对这些外来者又抱着仇视态度。
作为拉普拉塔-巴拉那河的主要支流，沿着“巴拉那高原”的西麓向南流淌的巴拉圭河下游，大体可以被认定为 “大西洋沿岸森林”或者说“巴拉那森林”的地理分割线。不过每一条身处低地的大河，都会在河畔冲积出一条平原地带来，巴拉圭河也不例外，因此这条分界线其实并没有真正定位在巴拉圭河。在溯河而上的西班牙人抵达巴拉圭河下游平原时，他们接触到了部分抵达森林边缘的原住民。这些操图皮语的原住民，就是瓜拉尼人。
相比之前在拉普拉塔河口遇到的查鲁亚人，已经进入原始农业阶段的瓜拉尼人显得要温和的多。尽管在传统认识中，殖民者大多被描述为残酷的掠夺者，但大多数情况下，殖民者更愿意用贸易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原住民。既然一些在欧洲完全谈不上价值东西（比如玻璃珠）就能够换来大量物资，又何必用竭渔而泽的方式去掠夺他们呢？
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往往来自于土地。将大量土地变身成为农场、牧场，会极大打破原有的平衡。虽然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生产方式能够为土地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些溢价亦足以保证原住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但并不是所有原住民都会接受这种改变，尤其是那些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需要更广阔天地维持旧有生活方式的游牧、渔猎民族。要是像葡萄牙那样去掠夺大量劳动力来充实种植园的话，双方矛盾将变得更加的尖锐。
由于亚松森的位置实在过于偏远，在依靠瓜拉尼人的帮助完成最初的立足工作后。16世纪末的西班牙人，还是决定把经营重心转移回了南部的潘帕斯草原（1580年，布谊诺斯艾利斯港得以重建）。在这一选择中，气候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可以选择，大多数来自温带气候区的欧洲人，并不会优先选择移民热带地区。更何况潘帕斯草原的牧业潜力，决定了西班牙人很容易通过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完成定居工作。
潘帕斯草原的牧业潜力，同时决定了西班牙并不需要太多人力来经营这片土地，这与在巴西大规模开拓经济种植园、农场的葡萄牙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技术上看，即使西班牙人想这样做，将奴隶固定在牧场上的难度也远高于圈禁在种植园中。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高乔人”。在拉普拉塔流域的草原上，原住民基因更多存在于崇尚自由的草原流浪者——“高乔人”的血液中。
“高乔人”并非纯粹的原住民血统。与南美大多数这样的族群一样，他们在父系基因中融入了不少欧洲成份，并在语言和宗教上西班牙化（但在文化上还保留有鲜明的原住民特点）。在南美独立战争中，习惯以马背为生的高乔人，曾经作为骑兵主力，加入对抗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战斗中，其坚毅、勇敢的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上述地缘属性来看，“高乔人”与哥萨克颇有些相似之处。这些特质和经历，使得今天的阿根廷和乌拉圭这两个建立在草原上的国家中，都存在以“高乔人”精神为荣的文化基因。一如很多俄国人、美国人，会以哥萨克、牛仔精神自豪一般。
回到巴拉圭人的话题上来。在巴拉圭战争部分，我们已经知道所谓“巴拉圭人”，更准确说应该是“巴拉圭-瓜拉尼人”。其血液和文化里，融合了大量土生瓜拉尼人的基因，并以这种属性为荣。西班牙人将经营重心转移回下游地区，以及圣保罗旗队在巴拉那森林中延续上百年的猎奴行为，共同助推了“巴拉圭-瓜拉尼人”的形成。当巴拉圭地区，在地缘政治层面被殖民当局边缘化后，受命于天主教廷的耶稣会，承担起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渗透任务。
无论你认为这个理由是高尚还是虚伪，向异教徒传教都是大航海时代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其它宗教相比，有罗马教廷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天主教，在组织结构和执行力上，显得要更为严密、有力。早在十字军时代，作为教廷前线代理人的骑士团们，就已经在血与火中，向世人验证过天主教的扩张力了。而在大航海时代，教廷同样需要类似的团体在陌生的土地上传播天主教教义。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耶稣会”。
尽管从最终使命上看，大航海时代的传教团体，与十字军时代的骑士团是一致的。甚至前者在组织理论上同样讲究集权与服从，组织形式上亦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但二者在具体的手段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十字军时代，信仰传播更多是以战争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来推进的。简单点说，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政治和战场上的胜利，最终将转化为信徒的增长。西班牙在取得“收复失地运动”的胜利后，强制境内穆斯林改变信仰或迁移出境，就是这种“自上而下”式进行信仰改造的典型案例。
本质上说，地中海如此尖锐的宗教之争，并导致骑士团这种“武装僧侣”组织出现，源起于两大宗教系出同源的“一神教”属性（既然都只承认一神，那么必然要排他）。然而在大航海时代，呈现在天主教徒们眼前的“异教徒”们，在宗教信仰上却大多属于多神教或者原始信仰。技术上看，后者并非不可以接受，在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再加入一位神灵的操作。就像中国人最熟悉有宗教背景小说《西游记》所描述的那样，滋生于本土的道家天庭，与定位于佛家的“西天”之地，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由于不存在明确的敌人，并且存在和平渗透的机会，类似骑士团这种军事色彩明显的“硬”传教组织，在大航海时代并不适用。通过教育、医疗、商业等行为，全方位影响目标群体，并使之最终接受天主教义的“软”传教方式，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传教工作的主要手段。基于这种战略性手段，内心拥有坚定信念的耶稣会的教士们，除了不再需要在表面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在服饰和生活习惯上主动融入目标群体以外，甚至还可能会淡化自己的宗教色彩，更避免被人认为带有政治目的。回顾在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知名耶稣会教士，都能看到这些特点。
抛开耶稣会的终极目标不说，这种不以意识形态为先的软传教方式，的确对世界文明的交流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封闭保守的中央之国，在大航海时代能够吸收一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技术，很大程度亦是通过这些教士。虽然由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明积淀，天主教和耶稣会在中国的终极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在其它本土意识形态薄弱的区域，这种软传教方式还是收到了很大效果的。在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中，巴拉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教士们的努力，才最终促成了巴拉圭民族、国家的形成。

圣保罗旗队与耶稣会碰撞（下）
作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信仰，基督教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分裂，每次分裂又都有着很深的地缘政治背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为认知差异出现新的教义、教派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并不是每次宗教创新，都会造成革命性影响，只有能够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相契合的宗教改革，才有可能造成结构性影响（甚至才能被称之为“改革”）。以基督教第一次分裂的情况来说，11世纪中叶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已然稳定分裂为了东、西罗马两部分。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在王权和教权的关系上采取了东方模式，即王权在神权之上的“政教合一”专制模式。帝国皇帝同时也拥有最高宗教领袖的身份。至于以罗马为中心，被日耳曼人分裂的西罗马地区，则很难走这样的模式。天主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政教分离”的状态，以充当日耳曼诸国间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共同面对伊斯兰世界及拜占庭帝国的竞争。
然而罗马教廷和它布设的分支机构并非生活在空气中，在实际运行中难免会出现无法平衡与世俗政权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总会有国家在与教廷的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教廷能够从部分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需要投桃报李。在大航海时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因为能够帮助教廷在海外扩张宗教版图，成为了天主教最大的恩主。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则是在16世纪初，试图摆脱天主教祭祀阶层控制的基督教“新教”教派，与不愿意看到伊比利亚双雄独占宗教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板块展开合作，并最终成功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成为了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耶稣会一类的教团成立，很大程度就是为了对抗新教的崛起。双方的战场不仅在欧洲本土，也在大航海时代所延伸的每一片土地（耶稣会初创于1534年，并在1540年得到教皇认可正式组建）。16世纪70年代，耶稣会开始进入巴拉圭地区传教。当西班牙人将经营重心回归至下游地区时，耶稣会的教士们仍然坚守在最能接触到土著群体巴拉圭，并在巴拉那森林中兴建了数十处能够吸纳瓜拉那人的传教村。圣保罗旗队猎奴行动，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耶稣会教士们的传教行动。为了自由，大量操图皮语的瓜拉那人逃往耶稣会的传教村以寻求庇护。在耶稣会和部落酋长的合力组织下，这些传教村不仅在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自治，更组建了自己的民兵武装。
耶稣会不追求改变土著居民原有社会结构的“和平演变”方式，为拉美地区的天主教化铺平了道路。虽然作为了一个受命于教廷，与世俗政权并无隶属关系的教团，耶稣会本质上并不具备国家属性，但这并不妨碍其与相关国家互相借力，整个发展过程中又以与西班牙的合作最为顺畅。可以说，脱胎于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今天几乎都成为了天主教国家，与耶稣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种结果，又得益于西班牙控制了美洲人口最多的区域。包括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亦是伊斯兰教传播链的末端。如此众多信奉多神教或原始宗教的人口，让天主教教士们有了广阔的传教空间。
葡萄牙殖民地虽然也是耶稣会重要的活动区域，但他们在巴西的猎奴行为，与耶稣会的和平传教行为之间，构成了结构性矛盾。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则是：在旗队所代表的葡萄牙势力，以“猎奴”为主要手段，向巴拉那森林扩张的过程中，耶稣会和天主教化的瓜拉那人，不得不将自身军事化，并在客观上帮助西班牙守住了这块殖民地。不过耶稣会在这当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担忧，毕竟教士们忠于的是教，而不是王室。18世纪60年代末，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在整个西属美洲范围内驱逐耶稣会。就像十字军的事业进行到末期，法国国王认定圣殿骑士团的存在，已经对自己的统治构成致命威胁后，宣布解散这个最具代表性的骑士团一样。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骑士团成员在大航海时代加入了耶稣会，以另一种组织形式继续他们的传教事业。
在接受耶稣会组织，并皈依天主教的历史进程中，瓜拉尼人不可避免的在血统上，与西班牙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并形成了新的“巴拉圭-瓜拉尼”民族。在抵御葡萄牙人侵扰的过程中形成的军事基因，加之西班牙殖民当局并没有发挥什么支持作用，造就了巴拉圭人强烈的军事性与独立性，并最终形成了独立的巴拉圭共和国。当然，后来巴拉圭贸然与周边两大强邻为敌，导致巴拉圭战争的惨败，同样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格。
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没有圣保罗旗队的猎取奴隶行为，巴西今天应该很难得到几乎全部的巴拉那高原。而如果没有耶稣会的努力，瓜拉尼人和巴拉圭，亦很有可能不会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不过要是说，掠夺人口是圣保罗旗队，在拉普拉塔流域扩张的唯一动力，也是不尽然的。最起码在巴拉圭河上游的“潘塔纳尔湿地”（也就是巴拉圭盆地），巴西能够得到这片特别的低地，初始原因是因为黄金。
黄金始终是探险家们最为之热衷的目标。深入原始森林猎奴的旗队成员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黄金的存在。18世纪20年代，在猎奴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在潘塔纳尔湿地北部发现了金矿，并由此在这片原本应归属西班牙的土地一，同耶稣会和西班牙人展开争夺。今天我们去研究巴西五大分区中的“中西部”地区，会发现这片包含了部分亚马逊河、拉普拉塔河上游部分高地的板块，地理核心就是这片曾经出产黄金的湿地。如果没有黄金的诱惑，当年的圣保罗旗队很可能就止步于巴拉那森林，而不会继续向西探索，帮助后来的巴西得到这片土地了。
圣保罗旗队在“西南线”的扩张行为，之于巴西还说还有个重大贡献，那就是帮助整体热带属性的巴西，得到了一片温带属性的土地。今天的巴西白人，很大部分并不是殖民时代的葡萄牙人后裔。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整个欧洲由于战争和人口压力，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主要输出国包括：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拥有大量未开发土的的美洲，成为了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其中，美国、阿根廷、巴西三国，是这次移民潮的最大受益者。
基于欧洲的环境原因，移民们会更愿意选择温带属性的地区，作为移民目的地。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圣保罗旗队在巴西南部扩张的这片温带之地，巴西想与上述两个竞争对手展开人口竞争是非常困难的，更谈不上制定所谓“白化政策”了。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亚洲的中国与日本最初亦是巴西吸引移民的对象国之一。只不过，当时正处在崩溃边缘的清政府对，并无暇顾及这个来自遥远之地的邀请。反而是日本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有组织的向巴西展开了移民工作。今天的巴西，亦因此成为仅此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日裔定居国（人口约为140万）。由于从亚洲吸引移民，有悖于巴西的“白化政策”，因此总得来说，巴西还是更倾向于从欧洲吸引移民。而那些来自欧洲的白人，不仅帮圣保罗州及其以南的巴西“东南地区”变成了白色，更帮助巴西迈入了工业时代。
圣保罗旗队的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悟出两个道理：一是领土扩张行为，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动机。即使政治家们觉得，某一片领土从地缘政治角度上来说具备战略价值。也必须让这片土地，彰显出他的经济价值来（以吸引人口导入）。反过来，民间海外逐利行为，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最终亦有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利益；另一个领悟则是，一片高地要是没有人口潜力，那么它们通常的地缘政治定位，只是成为下游平原地区的附属边缘区。反之，则可以对低地区形成战略压力，甚至并扩张至低地区。就像巴西能够得到隶属拉普拉塔平原的北乌拉圭草原、潘塔纳尔湿地一样。
上述规律是我们在巴西“西南线”的扩张史得出来的。再回顾下“西北线”在亚马逊平原的扩张，重点又不一样了。在这种原始状态的雨林扩张，河口的争夺才是一切的关键。如果说，巴西因为控制河口，而得到亚马逊平原的主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与之相接的“奥里诺科平原”的政治归属问题，则可以充当另一个案例。
作为南美第三大水系，奥里诺科河及其所冲积而成的这片平原，名气远没有亚马逊，以及孕育了潘帕斯草原的拉普拉塔水系大。甚至很多时候，这片平原会被误认为是亚马逊的一部分。事实上，从生态分区的角度来说，奥里诺科平原地区动、植物资源，整体环境的确与亚马逊地区趋同。如果圭亚那高原能够向北位移一点，与北安第斯山脉延伸部分相接的话，奥里诺科河应该在入海之前，就与亚马逊河合流了。圭亚那高原的横空出世，使得奥里诺科河最终在圭亚那高原之北，独立注入了大西洋。这片临海高原的存在，同时还让 “英、荷、法”三国，有了在南美大陆获得支点的机会。
三国在圭亚那高原的强势插入，使得葡萄牙和后来的巴西，没有办法染指奥里诺科河河口。西班牙及其在这个方向的继承者“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现在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成为了这个重要河口的博弈者。与巴西在亚马逊河口的争夺中压倒法属圭亚，得到亚马逊河口一样。委内瑞拉也在与英属圭亚那的博弈中，凭借自己的区位优势，最终拿到了奥里诺科河口的完整控制权。由此带来的，则是身后数十万平方公里奥里诺科中下游平原的主导权（上游平原则归属于哥伦比亚）。
好了，相信解读至此，大家对南美这片神奇而又陌生的土地，终于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知。接下来，大航海部分的压轴板块——北美，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写在“大航海时代——英美篇”之前
不好意思，隔了这么久才开始新的更新。新的篇章开始之前，总是要进行一下大脑切换，以适应接下来的内容。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压轴篇，对美国的解读将成为接下来的主线。然而，将这部分内容理解为解读美国，又是不够全面的。我们需要从更高的纬度，来看待接下来所以展现的一切。
在政治领域，主角似乎总是那些具备“帝国”属性的国家。虽然按照“帝国”二字的愿意来划定范围的话，应该只有君主制国家才有机会被称之为“帝国”，但在全球仅剩余二十多个君主制国家，且君主权力大为受限的今天，“帝国”概念的使用范围，早已不再局限于君主制国家。国家是否强大，并非认定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帝国”属性的唯一标准。能够被视为“帝国”，甚至被冠以“帝国主义”之称，更要看是不是有强烈的扩张欲望。当然，在现实政治中，一个强大国家是很难摆脱“国强必霸”倾向的。最起码你不能阻止你的竞争对手，基于你的强大而产生危机意识。因此不管自身认不认可，“美帝国主义”乃至“中华帝国”这样的标签，始终会不时出现在人类的视线中。
如果要评选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帝国，一战结束时的“大英帝国”，以及冷战结束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是最有力的竞争者。前者凭借对德国的胜利，将殖民地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3370万平方公里 （1920年）；后者则击败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大陆帝国——苏联，成为当下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要说区别的话，那就在核武器讽刺性的成为人类和平捍卫者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趋进于零，领土争夺亦不再是国家博弈的重点。如果仍要用“帝国”这个带着腐朽气息的名词，来形容参与竞争的大国们，那么帝国们的战场，更多体现在经济及价值观层面的竞争上。
虽然老话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历史经验不能简单套用在当下。不过“太阳底下无新事”，在人性和这个世界的物理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及其之后的历史，能够完整的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变迁尤为显得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代表，更在于地缘关系复杂的英美两国，还在对今天以及今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再来说说“大航海时代”的定义吧。狭义理解“大航海时代”或者“地理大发现”的概念，通常指向的是15世纪中到17世纪末。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世界的范围其实只局限于由欧亚大陆及北非所组成的“世界岛”内。及至17世纪末，地球表面90%的陆地及海洋，都已经为人类的足迹所涉及。当然，这依然是一个政治不正确，或者说从旧大陆人类文明角度出发的说法。最起码美洲、澳洲、黑非洲等地的原住民后裔，有理由认定他们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代表人类做过这些工作了。
狭义理解“大航海时代”的话，英国并没有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因为回顾历史，英国真正击败对手，称霸海上是在18世纪。然而从“地理大发现”的角度来说，旧大陆人类对一片陆地的“发现”，并不能局限于某一个航海家，机缘巧合的经过这片陆地的某个点，并将之标注于地图之上。以澳大利亚为例，17世纪初的西班牙、荷兰航海家，就已经看到甚至登陆过这片大陆。只不过，一直等到1770年，著名的英国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东海岸后，这片土地才因为英国的殖民，慢慢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另一个案例是旧大陆势力对刚果雨林的探索。尽管葡萄牙人早在15世纪，就已经触及这片雨林的边缘，但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有探险家能够深入这片全球第二大雨林，并得以窥见它的全貌。其后关于刚果的争夺，直接触发了1884年-1885年的“柏林会议”。正是这次会议，掀起了西方诸国对非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瓜分狂潮。可以这样说，柏林会议之前的“世界”，还处在不断被“发现”的阶段。此后则进入了政治版图重组阶段，并对今日世界的政治版图造成了深远影响。如果你认为“大航海时代”的核心价值是“地理大发现”的话。19世纪末或者说柏林会议本身，更应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终结。
上述断代的意义，在于能够让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窥探当下世界的形成过程。 一片土地的“地理”属性往往是十分稳定的，但“地缘”属性却因为“人”的因素介入，相对没那么稳定。种族、宗教、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重塑，才会造就一片土地新的“地缘属性”。大英帝国的扩张以及美国的形成，为我们探索这两个词的区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可以让我们看到，最初来自英国的一群移民，是如何将一片未开发的土地，塑造成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甚至认定自身能够成为“历史终结者”的。
需要说明的是，接下来这段时间所展开的内容，虽然是以发生在北美，或者说美国土地上的事件为主线，但同时还会将对大洋洲的解读纳入。回顾大英帝国的“殖民史”你会发现，单纯从“殖民”一词的本意来说，因英国移民而形成的国家，只有身处北美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尽管大英帝国的遗产中，包括“英联邦”这个由50余个独立国家组成的邦联体，以及让英语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但真正能够与英国结成核心联盟的，只上述四个与之有共同文明基础的国家。五国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性，在当下很多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二战后由上述五国情报部门共同搭建的情报共享平台——“五眼联盟”了。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在21世纪的崛起，人类内部的竞争将不可避免的更多体现为文明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除了更准确的认知和挖掘自身文明的长处，更需要认清世界其它文明的特点。将全球竞争简化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或者笼统认定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并不足以构建清晰的认知模式。从历史和文明定义角度来说，由英国而起、美国进行升级，英、美、加、澳、新五国为核心政治成员的地缘共同体，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文明体的存在。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英美文明”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文明”。
有鉴于此，与其说接下来的内容是在解读美国，倒不如说是在从地缘角度，全方位的认知“英美文明”的形成了。

既然要从“文明”的高度，来审视“英美文明”的存在，那么我们就需要从源头，也就是从英国入手，梳理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中文语境下，过去有用“英伦三岛”代指英国的说法。关于“英伦”二字是怎么来的，并没有很确切的说法。从发音来看，应该是“英格兰”在民国时期的一种译法，就像“剑桥”当时又被译为“康桥”，并成就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一样。也许是觉得“英伦”听起来，比“英国”更显浪漫吧，当下在形容某种来自英国的时尚风格时，经常还会使用这个词。
相比讨论“英伦”还是“英国”两个词哪个更显浪漫，我们还是更关心所谓“三岛”到底指的是哪里。地理上，英国及现在的爱尔兰所处的这片群岛，被称之为“不列颠群岛”。一定要在将之对应成三个岛屿，那么它对应的应该是：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以及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第三大岛屿“马恩岛”。不知道“马恩岛”的朋友倒是不要因此自责知识面窄，因为相比面积将近21万平方公里的“不列颠岛”、8.4万平方公里的“爱尔兰岛”，处在二者之间的“马恩岛”实在太小了（仅有572平方公里）。其在地缘政治上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它在法律上并不是英国一部分，而只是英国王室的属地。不过要说马恩岛一点名气也没有，肯定会有人不服气。最起码在机车迷中，有“世界上死亡率最高比赛”之称的“曼岛TT”，可是殿堂级般的存在。对，你没有看错，这里说的“曼岛”就是“马恩岛”（你把“马”、“恩”二字连起来快速念就明白了）
将不列颠群岛中面积排名前三的岛屿，与“三岛”之说对应起来，只能说是一种“地理正确”吧。就“英伦”一词出现的年代来说，它更应该指向的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部分。从1707年起至1927年的220年期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曾经是英国的正式国名。其中的“大不列颠”，指向的是1707年，由英格兰、爱尔兰两大王国联合组建的“不列颠王国”。前者在地理上，位于不列颠岛的北部，地形上高地多、低地少；后者位于不列颠岛的中、南部，地形上则以平原为主。
20世纪20年代，随着爱尔兰大部独立，仅保留“北爱尔兰”部分的英国，将国名再次改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要不是早在1301年，英格兰就吞并了不列颠岛西部的“威尔士”，（而不是组成联合王国）并且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作为了英国王储的封号，估计按照英国人这种直白的命名方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国名会更加的复杂。好在英国的国名虽然变来变去，内部结构看起来也错综复杂，但英格兰始终是一切的主导。换句话说，这种国名上的变化，展现出来的更多是一部英格兰的兴衰史。只要英格兰本身不陷入分裂，那么“英国”就将一直存在于地缘政治舞台上。就像剥离了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之后的俄罗斯，并不会被外部置疑，有没有资格继承沙俄及苏联的地缘遗产一样。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英国名字如果变成“英格兰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甚至回归为300多年前“英格兰王国”，相信也不会让人感到特别意外。一个曾经叱诧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多少会让一些有帝国情结的朋友感到一丝凄凉。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后面你会发现，“英美文明”在价值观上原本就不追求中央集权模式，组织结构上亦一以贯之的搭建模块式结构。正是这种价值观和模式，帮助英国从一个边缘岛国，快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由此带来的益处还在于，政治上的脱钩并不天然导致彼此关系的恶化。无论上在帝国内部还是外部，维持彼此关系的主线，都是这一价值观和经济上的共同利益。
将“大英帝国”视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帝国，并不仅仅因为他称霸四海200多年，并一度控制了地球上1/4的陆地，还在于即使在大英帝国已然崩溃的今天，英国的君主仍然能够在法律上，被认定为16个国家的元首，并且能够通过“英联邦”这种被视为带有“后殖民时代”色彩的组织平台，与大部分前殖民地保持密切的经贸、文化交流。尽管你可能不认为，这种帝国遗产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但在可以选择自由进入的情况下，仍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愿意这样做，很难说这不是一种软实力优势的体现了。对比已经解体的，由法国和原法属非洲殖民地所组成“法兰西共同体”，以及名存实亡的，由前苏联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种感受会更加的明显。
再来说说“英美国文明2.0版”的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虽然很难再维持一超独大的局面。在实践中，美国所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亦被证明其实没有那么普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美国模式没有如愿成为“历史终结者”，其仍然不失为一个成功的模式，并且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而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内部中的其它类型，并未取得过这样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英美文明”单独从“西方文明”中剥离出来，以英、美在北美的地缘扩张史为主线，将之全景式的展现出来。
准确说，“英美文明”是脱胎于“西方文明”的一个次生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源头在希腊，而政治源头则在罗马。作为一个近岸离岛，英格兰地区融入西方文明圈的时间已经有了两千年时间。公元前58—前51年，凯撒率领罗马军团征服了整个高卢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法国）。在征服高卢期间，志得意满志的凯撒大帝，连续两次入侵不列颠。只不过在高卢战事未平的情况下，登陆不列颠的罗马大军很快又撤回了高卢。公元43年，卷土重来的罗马军团再次登陆不列颠。这次准备充分的罗马人，用了1/4世纪的时间，完成了对英格兰地区的征服，并将之变身为罗马的“不列颠尼亚”行省。 原本世居于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则被挤压到了岛屿的西、北部，演化成为了今天仍然在英国民族序列中的：威尔士人、凯尔特人。
基于上述历史，“不列颠”成为了英国代名词，“高卢”成为了后来法国的标签。从罗马征服的角度来看，法国要比英国更早融入西方文明圈，加之岛屿之于大陆的边缘属性，因而法国长期保持对英国的心理优势。即使今天，英语及“英美文明”已然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者，依然改变不了高卢雄鸡的高傲心态。反观不列颠，最起码在大英帝国崛起之前，客观上亦是认可这种定位的。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法国，是因为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法国不仅长期以欧洲代言人定位自身，更因为其与英国相爱相杀的地缘关系，对“英美文明”的形成起到的推动作用。换个说法则是：在英国脱离欧洲单独存在，以及“英美文明”从“西方文明”中剥离而出，显出更多独特性的进程中，法国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就当下的情况来说，法国依然是 “英美文明”成为独立文明重要推手。变化在于，当法国有资格视自己为西方文明中心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其它国家，实际是认可这种地位的。整个欧洲的上游社会，曾经长期以法语为通用语言。现在的情况则是，处在弱势的法国和它所希望代表的西欧，战略上则是在尽力维持欧洲在地缘属性上的独特性。不希望外部产生，“英美文明”既“西方文明”的错觉。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以“欧洲”为名的地缘概念，比如心底里对英国退群，呈欢迎态度的“欧洲联盟”。
既然“英美文明”的强势已经是现实，甚至有“英美”即“西方”即视感，那么我们需要帮助这个历史不太长的“文明”，确定一个起点。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显然并不能成为“英美文明”的发端。罗马人在不列颠3个半世纪的经营，只能说是将这片荒蛮之地，带上了文明的台阶。公元5世纪初，即将被日耳曼人摧毁的罗马帝国，已经无力再顾及这个海外行省，驻守岛上的罗马军团被调回了欧洲大陆。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已经在岛上安身立命的罗马人，决定从欧洲中北部（今丹麦与德国交界之地）引入几支日耳曼人部落，作为雇佣军帮助他们抵御凯尔特人的反扑。这些日耳曼部落，包括广为人知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不那么广为人之的“朱特人”。
跨海而来的日耳曼人，最终没有成为罗马遗民的护卫者，而是很自然的落地生根，变化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公元7世纪，这些移民不列颠的日耳曼部落进入了王国时代。其中，盎格鲁人在英格兰地区的中、北部一共建立了3个的王国，包括：诺森布里亚王国、麦西亚王国、东盎格鲁王国；生活在英格兰南部撒克逊人，同样建立了三个王国，分别为：埃塞克斯王国、韦塞克斯王国，以及萨塞克斯王国；人口较少的朱特人，则只在位于泰晤士河口与英吉利海峡之间土上，建立了肯特王国。公元7-9世纪的这段历史，也因此被称之为英格兰的“七国时代”
“七国时代”于“英美文明”的贡献，在于帮助奠定了英格兰乃至英美文明的民族基础，使之脱离“日耳曼人”序列（日耳曼人的地缘遗产，后来则为德国所继承）成为独立民族。众所周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称谓，便是由此而来的。实际上，“英格兰”这个地缘标签，同样是出自于这段历史。因为这个称谓便是由“盎格鲁”演化而来的。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不列颠人”在信仰上完成基督教化的历史阶段。事实上，基督教的引入与七国时代的开始是同步的。因为在后来的西方文明看来，一个中世纪民族（最起码是统治阶层）只有在信仰上皈依的基督教，并按照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组织结构行事，才算真正进入了文化序列。
现在，有了独立的民族属性、有了基督教， “七国时代”的形成期看起来应该很有机会，被确立为“英美文明”的历史起点。然而，此时的“英格兰”还没有看出，与西方文明圈的其它成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或者说，它在文明层面还缺乏创新度，使之能够脱颖而出。那么，这个文明的起点，到底应该定位于什么时代呢？我们下一节将揭晓这一答案。

@csgyy 2018-11-19 10:25:17
无意间从观网转发文章中了解到这个系列文章，非常喜欢。看到上面这些目录，更是欣喜。
请问楼主出书了么？请告知具体书名，还是喜欢看纸质书，喜欢那种感觉，也方便有疑问时回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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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倒是出了一本，不过也没太大必要买吧。内容是最初写的那些，还是显得浅薄，而且出版内容也原稿相比，并不全面。只是一个“新世界岛论”，大开大合的，看起来有些吸睛罢了。

@15041627755 2018-11-22 10:21:11
地缘看世界——读后感

《地缘看世界》是2008年发表在天涯论坛的一个帖子，楼主十年来持续更新，至今笔耕不辍。十年来，几度重读，几度揣摩，至今仍沉醉期间，喜乐不已。今天早晨，突然间想起了以下这段想说的话，特别记录下来，算作偷艺十年，对楼主的一个汇报。
何谓地缘——可以理解为“缘地”，简而言之“因为地理因素”。这就引出两个问题：一、是谁因为地理因素？二、因为地理因素形成了什么？我的理解：一是“人”因为地理因素。二是人因为地理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体系。纵观全篇，楼主讲述了由于地理因素，造成对人类的影响，促使不同人群形成不同的社会体系，进而形成了当今的世界格局。如果我们可以从根源上了解当今世界格局的起因、发展途径，就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掌握规律，进而把控事情发展方向，顺势而行，事倍而功半矣。
汇报完大的方面，再来汇报一下小的方面之所得。何为地理因素？我的理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范畴，但是究其根源，唯有“能量”二字。由于不同时期人们所掌握的生产力有所不同，因此温度、水量、矿藏、核能等，均在不同时期成为地理因素的主角。其实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人类本身也是能量循环中的一部分，只不过人们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待能量的循环过程，也就横看成岭侧成峰了。
“看世界”——看世界的什么东西？我想楼主要看的并非山川秀丽，波澜壮阔，而是要看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什么特点？这个世界会向何处去？而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来源于对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规律找到了，发展方向也就了然于心了。
以上汇报，仅为本人点滴所想，管中窥豹，难免偏颓。不过对楼主的敬仰之情，却是从心而出，不掺水分。借此机会，一表心中感谢之情，再祝楼主万事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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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悟，亦是我心中所思。这些文字的作用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这个视角并参与进来。只是汇报二字，万万是不敢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