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3 蜀道与秦南谷地
三国时代的入川通道，并没有在阳平关镇转而向南顺嘉陵江河谷而下。造就关城道的这条谷地也没有在嘉陵江河谷戛然而止，而是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穿越白龙江直至嘉陵江的另一条支流——涪江河谷。如果在行政地图上观察的话，分布其上阳平关镇、白龙湖、青溪古镇等的地标，可以帮助大家更准确的锁定它的位置。位于四川境内的青川、平武两县县城，亦都位于这条谷地之中，其中在三国时被称之为“广武”的后者充当着谷地的西南终点。
整个谷地的位置可以被概括为“西秦岭山脉南麓”，为此我们可以将之标注为“秦南谷道”。从汉中盆地到涪江河谷，直线延伸的秦南谷道总长约210公里。结合刚才列举的地名，大家会很容易在地形图或者卫星图上将之识别出来。请大家务必把它给找出来，因为这条谷道不仅能够告诉我们，当下诸葛亮和姜维加起来十几次的北伐，都是借由什么样的路径出川，还能够帮助解决“阴平道”位置的千古谜团。
在嘉陵江以西，与西秦岭共同成就“秦南谷道”的已经不再是米仓山，而是一条叫作“龙门山”的山脉。“龙门山脉”在地理上一般被认定为岷山的东部延伸，平均海拔约在1000～1500米。而岷山的平均海拔则在2500米，山脊更是超过4000米。这使得二者虽然结合紧密，但还是很容易将之分离出来。分区来看的话，岷山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龙门山脉则直接参与围就四川盆地，尤其是与之相接的成都平原。
龙门山脉和岷山山脉的西南端都为岷江河谷。这里说的岷江并不是白龙江上游那条总长只有100公里的羌水，而是发源于岷山西北的四川省松藩地区，沿岷山西麓南行至四川省汶川市境内后，向东穿透山体进入成都平原的岷江。
比起位于宕昌的那条羌水，这条仅干流长度就超过700公里的岷江地位可要高得多。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认定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之前，它一直被认定为是长江的源头。除了滋养成都平原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龙门山脉的起点。在中国范围内以“龙门”为名的山体有很多，比如洛阳龙门石窟所在的龙门山。但凡如此为山体命名者，所认定自己看到的这座山与“凿龙门”治水的大禹有关，四川盆地西北侧的这条龙门山亦不例外。显而易见的是大禹并没有涉足过四川，不过龙门山倒的确和一项古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有关。
伟大的都江堰工程，正位于岷江东出龙门山南沿的位置上。将龙门山脉视为一条独立山体的话，其范围自都江堰起向东北方向延伸约280公里至嘉陵江河谷。以位于山脉中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老县城为界，还可以将之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较窄的南段与岷山走势一致呈南北向，直接参与造就了成都平原，较宽的北段则更接近于东西走向。
以北龙门山脉的位置来看，其实你很难说它到底是岷山、秦岭，还是大巴山脉的延伸。这一地理特点不由得让人想起由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及喜马拉雅山脉共同造就的克什米尔山地。如果说克什米尔的得失关乎着印度半岛的北方安全，那么关乎成都平原乃至整个四川盆地北方安全的“北龙门山脉”，可以算得上是四川的克什米尔山地了。
换个角度理解：南出北龙泉山脉的那些河道，包括：嘉陵江、白龙江、涪江，作用是提供进出四川通道；以岷江为代表的东出南龙泉山脉之水，作用则是润泽成都平原、打造天府之国。当然，流经成都平原的这些河流同样能够有通道作用，只是它们所对接的是高大的岷山及青藏高原。最起码在三国时代，蜀汉政权并不需要过于担心来自这个方向的威胁。
除了“龙门山脉”这个地理名称以外，这条山体还有一个地质名称——龙门山断裂带。虽然作为一条山脉，龙门山脉为川西的稳定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作为一条不那么稳定断裂带，它却与地震二个字联系在一起。发生于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使得“龙门山断裂带”第一次出现公众视线中。罗列出那次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县市，如：汶川县、北川县、青川县、都江堰市、平武县等等，你会现它们都位于龙门山脉之上。
强烈地震造成的损失虽然大，但毕竟是个低概率事件，并且也没有办法预测。开发和利用那些山地通道，是人类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改变之一。具体到金牛道的开拓来说，从武侯镇经行60公里到阳城关镇（阳安关——关城）之后，道路可以继续沿“秦南谷地”延伸至白龙江河谷。时下这个位置已经因为水库的修筑而变身成为了一个人工湖泊——白龙湖。巧合的是白龙湖与阳城关镇之间的距离同样是60公里。
关于白龙江与洮河的通道连接问题，在之前的内容已经解读过了。对于蜀汉来说，白龙江河谷意味着一条通过陇右高原西部，乃至河湟地区的通道。两汉时建制的“羌道”及后来姜维屯田驻军的“沓中”，都在白龙江的上游。单凭连接白龙江上游与秦南谷地的位置，白龙湖的位置也不应该被无视。在这个重要节点上，两汉三国建制有白水县，也就是三国演义中提到的“白水关”，具体位于青川县营盘乡五里垭。。
白龙江与嘉陵江在穿透龙门山脉之后，于四川省广元市西南的“昭化古城”相会。很显然，位于两水交汇处的昭化古城的位置也是一个节点。即便以后的入蜀通道开始走嘉陵道，也不会影响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在秦汉及三国时代，昭化古城建制有叫作“葭萌”（或“葭明”）的县。鉴于它扼守重要通道的作用，世人多通称其为“葭萌关”，在三国演义中，张飞与马超挑灯夜战之处便是葭萌关。
相比阳平关镇之南的嘉陵江河谷，白水关与葭萌关间的白龙江下游河谷要更为的宽阔。对于金牛道的开拓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好的通行条件。正因为如此，先秦及秦汉的“金牛道”才没有在阳平关镇之南转入嘉陵道，而是西行60公里后由“白水关”转入白龙江河谷再南入葭萌关。这条古道在三国时代有一个专属名称——马鸣阁道。
马鸣阁道虽然总体较嘉陵道更为宽阔，但同样有部分路段需要架设栈道，这点从名字便可以看出。所谓“阁”道通俗点讲就是架设在空中的道路，放在谷地中就是栈道的另一种称呼，其栈道遗址又被后世称为“粗石栈”。遗址位于昭化古城西北的宝轮镇境内）。有趣的是，以白水关、葭萌关为端点确定马鸣阁道的交通距离，你会发现同样是的60公里。
离开葭萌关之后，接下来将面对的将是整个蜀道最南端的一段，也是最为著名的“剑阁道”。不过葭萌城的战略位置虽然显著，但却没有成为姜维抵御魏军南下的最后选择。这是因为沿马鸣阁道南行的魏军并不需要攻下葭萌城，而是可以在距今昭化古城约5公里的宝轮镇境内转向西南。在这个位置上，龙门山脉与它的南部延伸山地间，拉开了一条剑阁县城、东至宝轮镇，东西长约20公里的宽阔谷地。
当然，这里所说的宽阔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是一公里左右宽的河谷冲积平原，已经足以让在蜀道中艰难穿行的人感到惊喜了。造就这一小段河谷平原的是白龙江的一级支流——清江河。清江河又名清水河、青竹江，发源于白龙江水系与涪江水系的分水岭——摩天岭之上，向南由青川县清溪古镇穿越“秦南谷道”，之后在纵穿龙门山脉后转向东北方向汇入白龙江。
借助清水江河谷，剑阁县城至马鸣阁道的这段“剑阁道”通行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只是走完这20多公里的河谷大道之后，接下来的南段行程又将变得艰难了。一条由南向北在剑阁县城汇入清水江的溪流——剑溪以及沿峡谷修筑的栈道，将帮助那些从秦国而来的石牛走完最后的蜀道。这段曾无数次被蜀汉所用的峡谷通道，也是成都平原最后的守护者，狭义的“剑阁道”亦仅限于此。
剑溪其实分为两条：小剑溪与大剑溪。前者发源于剑阁县汉阳镇，正北向流淌；后者发源于剑阁县剑门关镇，西北向流淌。两条溪流在县城之南2公里处的“两河口”（古称“水会渡”）相会共同注入清水江。公元217年，刘备在小剑溪源头处建制了名为“汉德”的县，以控守蜀道的起点，不过剑门关的位置却是位于剑门关镇。换句话说成就“剑阁道”的是大剑溪峡谷。当下将汉阳镇、剑门关镇、剑阁县城、宝轮镇串连起来的108国道，可以让我们清晰的感受到剑溪-清水江河谷，以及剑阁道的位置。
如果说“关城”是蜀汉的北大门，那么“剑阁”就是蜀汉的“命门”。失了大门固然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中，但若是“命门”有失丢的可就是命了。公元263年，司马昭遣钟会、邓艾等将领率五路大军伐蜀。在阳安关、关城、阴平、白水关等重要关口纷纷被攻破的情况下，姜维决定收缩防线并集结数万蜀军于剑阁道做最后的抵抗，久攻不下的钟会被迫后撤。如果不是邓艾出阴平道绕过剑阁道直取成都，相信蜀汉虽最终仍然难以逃脱覆灭的结果，但魏蜀双方应该还会再拉锯一段时间。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清晰的从这片复杂的山地中，剥离出了一条由汉中盆地通道四川盆地金牛道主线。以当下的行政区做连线的话，自东往西可供大家参考主要地标包括：勉县武侯镇、宁强县阳平关镇、青川县营盘乡、广元市宝轮镇，剑阁县城及其下辖的剑门关镇。以之所经的地理单元为标识的话，则是涉及到：秦南谷地、白龙江下游河谷、清水江下游河谷，以及大剑溪峡谷。悲剧的是，由于整条金牛道的枢纽点“白水关”一带已经蓄积成了名为“白龙湖”的水库，时下并没有一条高等级公路能够帮助我们走完全程。
之所以说白水关是整条金牛道的枢纽，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向东经“秦南谷地”连通汉中、向南经白龙江水系进入四川，还能够向北、向西打通两条重要的战略通道。沿白水江上溯的通道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它能够通过两汉所置的“羌道”、姜维屯田的沓中打通一条连接洮河，进入陇右的通道。后来司马昭五路伐蜀之时，邓艾亦是借助这条通道反向攻入白龙江河谷。现在要说的并不是白龙江河谷，而是它南面的白水江河谷。
白水江与白龙江最重要的支流。时下沿白水江河谷建制有两个县，上游为隶属四川的九寨沟县，中下游为甘肃县最南端的文县。相比后者，前者那宛若仙境的风景使之要知名的多。不过神仙呆的地方总是不那么接地气，这一特点应该能让大家意识到，在位置上已经处于岷山山脉中的九寨沟地区，并不是人类开发与博弈的重心。退回到三国时代，更有烟火气的文县可比九寨沟要重要的多。
但凡对三国略感兴趣的人，没有不知道邓艾出阴平偷袭蜀汉的故事。在三国故事中，“阴平”一词有三重含义：阴平郡、阴平城与阴平道。所谓阴平城的故址便是在文县县城西北五里的位置上。阴平城在两汉时的名字是“阴平道”，经由之前的解读大家应该明白，这里说的“道”并不是指道路，而是在氐人聚居地所建制的县级行政区。好在曹操在占据白水江河谷之后，将之改制为“阴平县”，使得我们不至于在称呼道路属性的“阴平道”时，将这两个概念混淆。
曹操之所以做出这个改变，是因为它决定将两汉的“广汉属国”改制成以阴平城为中心的“阴平郡”。在两汉的行政区划中，关城、白水关以南，直至成都北部的区域被建制为“广汉郡”，属于益州的核心板块。白水关以西地区，包括白水江河谷及与之隔分水岭相望的涪江上游河谷，退而求其次的建制了控制力稍弱的“广汉属国”。在这个属国中，除了位于文县的阴平道以外，还有位于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境内的“甸氐道”和涪江上游平武县城位置上的“刚氐道”，三地同属西汉“十三氐道”的成员。
以阴平城的位置来说，一定会有一条沿白水江而下连接白水关的河谷通道。白水关所在的位置当时又被称为“景谷”，这条连接阴平城与白水关的河谷通道，遂被称之为“景谷道”。在整条景谷道上还有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白水江与白龙江交汇之地。公元247年，魏将郭淮曾与蜀将廖化在此对抗并筑垒以自守，史称“郭淮城”，后世在此还修筑过名为“玉垒关”的关隘。不过这个节点最为知名出场，是最后一战时的姜维在从阴平退军之时，曾在此遭遇魏将诸葛绪的围堵，险些无法退守剑阁。这个两水交汇的位置在那一战中被称之为“桥头”，基于其位于阴平郡东南角的位置，后世多称之为“阴平桥头”。
景谷道的存在让白水关进一步变成了一个三叉路口，而这还不是它的最终定位。不要忘记，在从这片大山中剥离出“秦南谷地”的概念时我们曾经说过，这条谷地向西一直延伸到了涪江上游河谷。涪江上游河谷能够与白水江一同划入阴平郡，意味着二者之间同样会有有道路相连。更为重要的是，在涪江河谷还有一座决定蜀汉命运的关口——江油关。其位置在今平武县南坝乡的位置上，北距平武县城约50公里。这意味着我们要找的，应该是一条能够连接白水关与江油关的通道。
连接江油关与景谷（白水关）的这条道路，并不是一条正式的官道，在历史记载中被称之为“步道”（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所谓步道，通俗点讲就是不能供车马通行只能步行的小道。考虑到这条小道原本为边缘板块属性的“广汉属国”所有，没有被正式开发并不让人奇怪。鉴于其作用在于连接江油、白水两关，我们可以更具体的将之标注为“江白步道”。而江油关以南沿涪江而下的古道，在邓艾袭蜀的计划中被称之为“左担道”（又名“左儋道）。江白步道+左担道的价值在于能够自白水关起，打通一条经由江油关斜插入成都平原的小道。这条能绕过剑阁道的通道，战略意义到底有多么重大，相信三国迷们都不会感到陌生。
对于这样一条小道的存在，蜀汉并非不重视。事实上，江油关并不是一个在两汉时就存在的关隘，而是刘备在控制蜀地后，向北攻取曹魏控制下的阴平、武都两郡后才分刚氐道南部兴建而成。它的作用就是为了封堵这个可能的入口。整条“江白步道”的主体位于秦南谷地之上。需要注意的是秦南谷地与涪江河谷的连接问题。秦南谷地虽然一路向西延伸至现在的平武县城，也就是西汉刚氐道的位置上，但谷地延伸至青溪镇一带已成强弩之末。此后“江白步道”开始向西南方向偏转，最终接入涪江河谷的江油关。
通过剥离现“秦南谷地”和“江白步道”，不仅能够让大家更清晰的感受白水关的枢纽位置，更有能帮助大家了解阴平郡的交通问题。然而这样一条路线，是否就是邓艾阴平奇谋中所要利用的道路呢？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受篇幅所限，想要从地缘角度解开这个千古之迷，还是要等到历史线延伸至事件发生时。如果大家有足够耐心的话，一定能够等到谜底揭晓的那一天。

成都平原与都江堰
从剑阁道穿出，循例还需要穿越一片丘陵地带才能够真正进入大平原地带。这片位于北龙门山脉与成都平原之间的丘陵，主要是由古称“涪水”的涪江所覆盖。为了控制这片中间地带，两汉在涪江干流之侧设置了涪县、涪江左岸支流“梓潼水”之侧设置了梓潼县。前者即当下有“中国科技城”之名的绵阳市，后者时下仍被命名为梓潼县。
位置上看，如果入川者是从剑阁道而来，梓潼将首当其冲。而如果江油关失守的话，敌军将沿涪江而下直取绵阳。公元263年冬，在邓艾攻袭江油关之时，诸葛亮之子诸葛赡受命率成都蜀军前往涪县御敌。问题在于，对于防御者来说，绵阳一带的河谷平原还是太过开阔了。如果蜀军能够及时机动，溯江而上在涪江出龙门山脉之前封锁峡谷的话，赢面将要大得多。只是诸葛赡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选择了在绵阳所在的河谷平原迎战魏军。
历史终究是不能假设的，诸葛赡最终还是在绵阳败于邓艾，不得不向成都平原方向后退。在距绵阳20公里处的“绵竹关”，诸葛赡率领蜀军与魏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并兵败身亡，身在成都的后主刘禅旋即出城投降。事实上，绵竹距离成都还有将近100公里的路程。姜维所率领的蜀军主力，也还在邓艾之北与钟会鏖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击溃了刘禅的心理防线，让这位后主还没有到无牌可打时就主动投降呢。
想要搞清件事情，必须先了解一下四川盆地的基本结构和成都平原的地形。整个四川盆地腹地依地形可以划分为：川西平原、川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三大地理单元。其中切割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的，是一条叫作龙泉山的山体。由都江堰出发东行80公里，你便会看到这条南北向延伸的山体。与周边那些高大山脉相比，龙泉山平均10公里的宽度、700-800米的海拔并不突出。后面我们会解读到，类似龙泉山这样南北向的细长山体，在川东地区比比皆是，但鹤立于盆地西部却意义重大。
所谓成都平原或者说川西平原，本质就是由龙泉山从四川盆地中切割而出的。总长约220公里的山体从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一路向南延伸至乐山市，山体两端与四川盆地的边缘山体相连接，不仅完美的将成都平原与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带分割开来，更将四川西部的这块平原，包夹成一个类盆地结构。事实上，它在地质时期的确可能是一个湖盆。
俯看成都平原，最让人惊奇的有两点：一是整个平原西侧几乎看不到山地与丘陵间常见丘陵地带。整个地势一下子高海拔上千米的山地骤降为平原；二是整个平原为两大水系所覆盖：北部的沱江水系和中南部的岷江水系。然而无论沱江还是岷江，它们在成都平原的部分都是中上游水系。两条江水都是在穿透龙泉山后再在川中丘陵地带汇入长江。正常情况下，遵循水往低处走的原则，一条河流上游位于高原之上的河流，总是先流行山麓的丘陵地带，然后在下游或者河口形成流域内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沱江、岷江两大水系这种，上游高原、中游平原、下游丘陵地貌的结构，无疑颠覆了这个常例。
造就这一结构的关键就是龙泉山。简单点说，龙泉山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天然大坝。在地质时代，从岷山奔涌而下的沱江、岷江两大水系，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倾斜到成都平原所在的湖盆中。受龙泉山的阻挡，这些泥沙更多沉积在到龙泉山以西地区。在河水年复一年的塑造下，先是变身为一片类似云梦泽的湖泽之地，然后再逐渐干燥成陆。这本身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平原形成过程。只不过由于龙泉山对泥沙的阻滞，龙门山东麓的丘陵逐渐消失于平原之下，同时川中丘陵地带随之减少了成就大平原的机会。
以龙泉山为分割线划定成都平原范围的话，这片平原当下主要为三个行政区所瓜分，包括北部的德阳地区、中部的成都地区，以及南部的眉山地区。东北角的绵阳、西南角的雅安、东南角的乐山三个地级市，亦有少量辖区可以归入这个范畴。回溯到两汉时期，你会发现当时参与切割成都平原的同样还是三个行政区。由北向南分别是：广汉郡、蜀郡以及犍为郡。仅以这三个古老行政区在成都平原的份额来说，当下的行政划分几乎就是2000多年前的翻版。
如此稳定的行政结构，背后的原因必然是相对稳定的地理结构。先来说说广汉郡的情况，它在成都平原的辖区覆盖的是沱河流域。不过两汉的广汉郡比现在的德阳地区要大得多，还向东横穿整个川中丘陵地带，几乎将整个涪江流域包含在内，甚至还向北扩张至了嘉陵河谷的关城。及至蜀汉建立之后，方以龙泉山为界对这个地域过于广大的郡做了进一步的细分。
在龙泉山以北至关城的区域，蜀汉建制了以梓潼为郡治的“梓潼郡”，其地缘政治上的作用为屏护成都平原的北方安全，金牛道而是这个行政区的主线。龙泉山以东的沱江下游地区，则分割出了川中丘陵属性的“东广汉郡”。如果一定要将上述蜀汉建制的郡，与现在的地级市相对应。那么蜀汉的梓潼郡相当于广元市+绵阳市，东广汉郡则对应遂宁市，剩下在成都平原北部的蜀汉广汉郡，则对应现在的德阳市。
蜀汉广汉郡所除的这部分成都平原，水系上对应的是沱江，可将之单独称之为“沱江平原”。这长江支流并没有岷江那么长，南龙门山脉是它的集水区。由北向南扇面形排列的：绵远河、石亭江、湔江（鸭子河）、青白江、毗江等发源于龙门山脉东坡的上游支流，在龙泉山西麓的金堂县境内汇聚而成沱江，然后向东穿越峡谷穿出龙泉山。正因为如此，穿越龙泉山的峡谷也由此被称之为“金堂峡”。
在传说中，龙泉山西麓原本是一个大泽并且水患频频。古蜀国的蜀王“鳖灵”率众开凿金堂峡，将沱江水顺利排出后，才让生活在沱江平原的蜀国民众得以安宁。这个传说有几分真实度很难考证，不过沱江平原是古蜀文明的摇篮却是可以肯定的。相比“德阳”这个地级市，时下隶属德阳、继承了“广汉”之名的广汉市，知名度反而要高得多。这个知名度倒不是两汉、三国的广汉郡造就的，而是因为广汉市西出土了足以证明古蜀国辉煌的三星堆遗址。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其时间跨度长达2000余年，相当于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值得玩味的是，东汉及三国广汉郡的郡治“雒城”，也是在广汉市的位置上。而无论是三星堆、雒城还是广汉市，又都位于湔江南岸。考虑到湔江正位于沱江五水的中心，这个位置相当于沱江平原的中心。只是从军事角度看，身处平原腹地的雒城，并无法承担御敌于成都平原之外的任务。就这个战略任务来说，依托绵远河而建制的“绵竹”城才要更为合适。
绵竹之名源出于它所依托的“绵远河”，据称当年沿河一带长满了竹林，绵竹遂因此而得名。但这里说的绵竹城并不在绵竹市，因为现在这个绵竹的位置还是太靠 原腹地。三国时的绵远河是沱江上游五大支流中最北边的一条，东南向流出龙门山脉30公里后，开始贴着龙泉山西麓南行直至注入沱江。古绵竹县城便位于南行后的绵远河西岸（今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西北距现在的绵竹市在其东南向20公里处。
与古绵竹城隔绵远河相望的就是龙泉山，这段充当蜀汉广汉郡与梓潼郡的地理分割线的山体，同样也是一道庇护广汉郡和成都平原的天然长城。结合地形你可以看出，隶属梓潼郡的“绵阳”（涪县）处在龙泉山北麓，隶属广汉郡的“绵竹”则处于龙泉山南麓。如果魏军攻破绵竹的话，便等于进入了成都平原。有鉴于此，当年诸锡赡与邓艾的“绵竹之战”发生地，可能并不在绵竹城下，而是在穿越龙泉山连接涪县、绵竹的峡谷中。这个可以被称之为“绵竹关”的关联，被后世称之为“白马关”或“鹿头关”。
白马关之名与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三国人物庞统有关。在《三国志》的记载中，庞统是在由围攻雒城时中箭身亡。在《三国演义》的描述中，这位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则是在涪城前往雒城的路上，于峡谷地形的落凤坡中伏。由于演义中庞统所骑的是刘备所赠之的卢马，后世遂称此孔道为“白马关”（今为德阳市白马关镇）。
其实演义中描述那匹妨主的“的卢马”只是额头上生有白点，肯定不是白马了。不过名字只是一个标签，不管卧龙之子和凤雏到底是否殒命于此，白马关的位置都可以算得上是成都平原的北大门。失守涪县诸葛儋还有机会依托龙泉山据险以自守，但如果再丢失了白马关，蜂拥而来的魏军势必如水银泻地般的涌入成都平原。由此可以看出，诸葛赡在绵竹之战的失败，对身在成都的刘禅心理冲击有多大。
再来说说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造就成都城的从来不是险要的位置，而是由岷江水滋养就大片良田。由广汉郡南入成都所在的蜀郡地界，就进入了岷江水系的覆盖范围，这部分成都平原我们可以统称为岷江平原。与沱江平原不同的是，岷江平原上的水系有更多人工疏导的痕迹。再具体点说，是受都江堰工程的影响。想要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就要先看看岷江在这一地区的走势。
发源于岷山西北麓的岷江，在南下至岷山南端时开始向东转折，由都江堰所在的位置注入成都平原。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地理分割点，都江堰以北对接的是龙门山脉，以南对接的则是邛崃山脉。所谓邛崃山脉指的是都江堰以南直至雅安市的山体。也就是说，成都平原的西侧，实际是由龙门山脉与邛崃山脉所共同围就的。
有了岷山、邛峡山两大山脉相助，岷江在东出成都平原时收集到了足多的淡水。而它的上游集水区与中游平原之间又几乎不存在台地、丘陵过渡，这种大水量、高落差的特点，使得岷江平原遭遇水患的风险比之百川归流式的沱江平原要更大。由此大家也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古蜀文明最初发源于沱江平原。
在岷江之水的冲击下，原始状态的岷江平原势必拥有许多泄洪通道，就像黄河曾经在华北平原所做的那样。不过受地形的影响，岷江干流河道最终还是固定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一条位于邛崃山脉与龙泉山之间的支脉——总岗山，成为了重要的地理分割线。如果你看过地形图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在成都、眉山、雅安三个地级市之间，还有一段插入成都平原南部的山体，这段山体就是总岗山（又名长秋山）。
总岗山在地理上一般被归类为邛崃山脉的支脉。向东南方向奔涌而出的岷江水，在总岗山的龙泉山的两次阻挡下，其干流最终从总岗山北端及龙泉山南端穿出，由四川省乐山市进入川中丘陵地带。你会发现，无论是当下的眉山市、还两汉时犍为郡的郡治“武阳”（今彭山县），都位于总岗山与龙泉山之间的岷江之畔，而充当整个地区中心的成都，反倒离岷江干流有一段距离，实际处于岷江与沱江水系之间。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水固然是生命之源，但在不缺乏降水的地区，人类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防御水患的问题。都江堰工程的伟大之处，在于从岷江注入平原的水口处引水，将这些高原之水按照人类的需要，铺满沱江平原与岷江干流之间三角地带。这些将岷江水引向成都方向的水渠被称之为“内江”，包括：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府南河等河道；原本的岷江干流则被称之为“外江”。
通过开创性的“无坝引水”技术，都江堰工程可以做到丰水季时4成江水引入内江，6成江水流入外江，枯水季时则反过来。更让人惊艳的是，它还能够利用岷江口的高流速和工程设计，将容易堰塞沟渠的沙石导入外江。此外，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内江水系最最北端的蒲阳河、柏条河两河，还连通了沱江水系最南端的青白江、毗河。这不仅打通了岷江与沱江的连接通道，让人类在控水时有了更多的选择，还进一步向北扩张了都江堰的灌区面积。
狭义的“成都平原”，所指向的正是这片受益于都江堰工程的平原，它的另一个名称是“都江堰老灌区”。之所以要加个“老”字，是因为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都江堰之水已经能够润泽更多的区域。将之剥离出来，有助于我们找到天府之国的原始范围。至于它更多的技术细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找。
整个“都江堰老灌区”的范围西至岷江干流、北至青白江、东至龙泉山西麓。大家还可将总岗山北端的新津县、都江堰所在的都江堰市、金堂峡所在的金堂县作为连点，画出一个连长约为70公里等边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所圈定的范围，大致就是古都江堰工程的惠及范围了。这部分核心平原，加上总岗山以北、外江以西的这部分成都平原基本就是三国蜀郡的范围了。
一般认为，这一伟大工程是在秦代蜀郡太守李冰的主持之下修建而成。有水利而无水患，正是在都江堰的加持之下，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才有了两千多年繁荣。具体到三国时代，如果没有都江堰的贡献，蜀汉也不可能以一州之力与魏、吴两国鼎足而立。鉴于都江堰工程只润泽了以成都为核心的这片三角地带，广义的成都平原更用“川西平原”来代指会更好。
去除掉广汉郡所覆盖的沱江平原、蜀郡所管辖的都江堰灌区及总岗山以北区域，你会发现总岗山与龙泉山之间，还剩下一片今天归属眉山市的川西平原。这片以岷江为轴心的川西平原东南角，在行政上属于一个覆盖川中丘陵南部的郡——犍为郡。下一节我们就将移步川中，去看看这片丘陵之地又有什么样的地缘特点。

川中丘陵与米仓道
很多时候，大家喜欢用“蜀地”来代表四川。如果仅仅指向现在的四川省，这种说法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要是泛指整个四川盆地，已经独立为直辖市的重庆估计不会答应。提到重庆，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火锅和“山城”的别称。要是说对重庆的行政变迁有什么印象，估计就是在抗战时做陪都，以及在1997年脱离四川成为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事了。
重庆与四川间的地缘政治差异，早在先秦时就已然凸显出来。当时在重庆地区兴起的是与蜀国齐名的巴国。蜀国四川的核心区对应的是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巴国和重庆的核心范围对应的则是盆地东部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正因为如此，如果你想找一个古色古香的名称代指整个四川盆地的话，“巴蜀之地”会更为准确。
既然四川盆地三大地理单元的东、西两部，都成就了重要的国家，那么居于其间的川中丘陵地带有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呢？要知道在四川盆地腹地，川中丘陵可是最大的，其面积占比能够达到五成。只是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并没有因此诞生出独立、强势的政治力量来。基于巴、蜀间这种东西相对而立的格局，“川中丘陵”更多成为了成为了两股地缘力量博弈战场。
在两汉的行政设置中，这种巴、蜀共治川中的格局被完整的延伸了下来。两汉时期的四川盆地总计建制有：广汉、蜀郡、犍为、巴郡四个郡。其中在前面的内容中出现过前三个郡，所对应的就是古蜀国故地，而它们的核心区又分别对应着成都平原的北、中、南三部分。这点从广汉郡的郡治“雒县”、蜀郡的郡治“成都”、犍为郡的郡治“武阳”，都位于龙泉山以西便可看出来。至于巴郡则独自对应着先秦的巴国，它在两汉时的郡治“江州”就是现在重庆市的前身。
作为被保护对象的蜀郡，并没有向龙泉山以东延伸辖区。直接参与分割川中丘陵的是广汉、犍为、巴郡三郡，其中广汉郡负责西北部、巴郡负责东北部，犍为郡则独立负责南部。这样说看起来还是十分笼统，没办法让大家了解川中到底是怎么充当巴、蜀连接部的。没关系，不管再复杂的地形，河流总能帮我们找到解开问题的钥匙。当大家对四川盆地的水系结构有所了解后，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
整个四川盆地的河流都属于长江水系，而长江的干流则在盆地之南沿着山麓向东流淌。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长江在四川盆地的支流都在左岸，而且流程都还挺长的，基本都是从不同角度纵穿盆地汇入长江。这当中从川中丘陵穿越的支流包括：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五大河流。以当时的人口说，并无可能开发整个川中丘陵。所以控制与争夺川中的关键，只在沿这几条河建制的城邑。
把这五条河流剥离出来，川中在两汉的行政划分就清晰了。其中总岗山以南的岷江、龙泉山以东的沱江属于犍为郡的领地；中部涪江属于广汉郡的领地；东侧的嘉陵江和渠江则为巴郡所有。你会发现两汉在川中所布设的县，都是沿上述河流的河谷分布的。开发这些河谷，除了滋养人口之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养护巴蜀之间，及它们与外部交流的战略通道。
先来看看两汉广汉郡的情况。这个行政区在川中丘陵的存在，之前在解读绵阳时已经说过了，是通过涪江体现出来的。沿干流建制有涪县、广汉、德阳等城邑。值得一提的是，涪江中游的绵阳市本身虽然在地形上整体属于丘陵地貌，但因为河谷平原较宽，且方位上处于成都平原之北，因此地理上并不被划入川中丘陵的范畴，地缘上更愿意进入成都的朋友圈。
向东南方向流淌的涪江，在水系上属于嘉陵江的右岸支流，与嘉陵江左岸支流身份的渠江，共同在川东平行岭谷西麓合流，然后横切岭谷在重庆完成与长江的交融。由此打造出了一条蜀地通往巴地的战略通道。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个位置川中与中东相接处的三江合流之地。这个地理枢纽点有一个直白显露出这一水文特征的名称——合川。如果你知道它在后来的宋元战争中还有一个名称——钓鱼城，相信对这个节点的地缘政治价值，会有更深的感悟。
作为重庆和川东的门户，合川在两汉建制有“垫江”县并被划入巴郡的范畴，时下的行政身份亦是重庆市合江区。虽然直辖市属性的重庆，守住了这个向川中扩张势力范围的枢纽，但这个省级行政区设立的初衷是为服务于东部三峡工程。这一地缘政治任务，使之注定在分家之时，不会在川中丘陵获得太多份额。整个巴郡在川中的辖区大体对应现在巴中、南充、广安三个地级市辖区，目前均在在四川省范围内，成为了蜀地的组成部分。
相比时下四川、重庆两地的地缘关系，我们在这里更关心的是川中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原始状态。以巴郡的情况来说，依托嘉陵江河谷建制了阆中（今阆中县）、安汉（今南充市）等县；依托渠水河谷建制了汉昌（今巴中市）、宕渠（今渠县三汇镇）等县。对于文中出现的古地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逐一对照地图找到它们的对应位置，觉得复杂的朋友可以略过不看，聚焦于这些河流的通道价值之上。
嘉陵江之于巴郡来说，很显然是提供一条对接古金牛道的通道。然而基于地理距离的原因，以成都平原为后盾的蜀地对金牛道，显然有着更多的控制力。换句话说，如果当年的巴国想通过金牛道去争夺汉中，会非常的困难。不过位置上看，通过沿嘉陵江延伸控制力，巴国在川中的控制区已经位于汉中盆地之南了。那么这个以巴为名的板块，有没有一条不用借由金牛道，直接越过米仓山进入汉中盆地的通道呢？答案是有的。一条被称之为“米仓道”的古道能够帮助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米仓道在四川盆地所借助的是古称潜水的渠江。渠江正源是发源于米仓山中部的西源——“巴水”，而沿巴水而兴的最重要城市，是米仓山之南的“巴中市”。从这两个地名你也可以看出，它们与古巴国间的地缘联系。如果观察汉中市与巴中市的地理关系，你们发现两汉时名为“汉昌”的巴中市，几乎位于汉中市的正南方。以汉中市南郑区为起点，测量与巴中市的交通线，交通距离为160余公里。这条近乎直线的线路就是“米仓道”主线。
时下的米仓古道由南北两条省道所用，其中陕西境内的北段被标定为S211，四川境内的南段为S101。位于陕西、四川两省交界处的“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是两条省道的分割点，同时也是汉水水系与嘉陵江水系的分水岭。整个古道的大部分路段，都是依托巴水河谷打通。在流过巴中后，巴水开始向东南方向转折。于现在的渠县东北也就是两汉建制的“宕渠”县，接入渠江东源“州河”（古称不曹水）后开始以渠江为名，并最终在合川汇入嘉陵江。
虽然由于不能像金牛道那样，在方向上直接对接成都平原，但米仓道同样在三国时期同样有所表现。公元215年，阳平关为曹军所破，暂时还没想好到底是降曹还是降刘的张鲁，通过米仓道避走巴中。此后在张鲁选择北上降曹之后，留守汉中的张郃曾顺势通过米仓道占领巴中，然后沿巴水而下进攻宕渠。只是在这个节点受到张飞阻击，不得不退回汉中。至于说除勾连川西的金牛道、连通川中的米仓道之外，历史上还有没有一条连通汉中与川东的战略通道，等到解读川东地缘结构的时候再来研究。
现在将视线南移，看看立足成都平原南部、控制川中丘陵南部的犍为郡，在行政设置上又有哪些特点。如果结合金牛道和米仓道在广汉郡和巴郡的存在，两汉在四川盆地南沿设置的城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再找到几条具备重要战略价值的古道。不过想要了解四川盆地有哪些通往南方古道，首先要知道的是在它的南方所对应的是哪些地理单元。
总得来说，四川盆地之南的这片高地可以分为两大地理单元：西部的横断山脉、东部的云贵高原。这意味着在这个方向，理论上最少应该有两条通道，帮助四川盆地连通这两个地理单元。所谓路是能走出来的，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动机、经济支撑，再艰险的地形也是可以开拓道路，唯一的问题是汉帝国有没有动力这么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最直接的动力源自于张骞带回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张骞曾在大夏国境内看到出产自蜀地的蜀布和邛竹杖，而这些蜀地特产却又是由时称身毒的印度商人所转售着。这意味着，除了饱受羌胡困扰的河西走廊、青海高原之外，还有一条由四川出发经由南亚通道西域的西南战略通道存在。为了寻找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汉武帝曾多次派出使者向西南方向探路，并最终借助强大的国力和武力，于崇山峻岭中打通了这条被称之为“蜀身毒道”的西南通道。正是由于汉帝国对“蜀身毒道”的开拓，才有了后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基于这个思考方向，有三个隶属犍为、紧贴盆地边缘而存在的城邑特别值得关注，分别是：南安、僰道、江阳。以它们的位置来说，都有机会作为“蜀身毒道”的起点。
这三个汉代城邑的名字大家肯定会感到陌生，不过要是换成乐山、宜宾、泸州，是不是一下子熟悉了许多。宜宾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五粮液，乐山大佛和沪州老窖更是直接把这两座城市名，镶嵌在城市名片之中。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变化的只是城市的名称，并没有让它们的位置出现位移。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乐山、家宾、泸州三市时下的行政定位都是地级市，从这一行政地位可以看出它们在区位上必有过人之处。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上述城市都是河口城市，位于两条甚至三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些河流不仅包括来自盆地北部的长江左岸支流，还包括那些从南部高地而来的右岸支流，而后者能够帮助巴蜀之民向南走得更远。
先来看看乐山的情况。不看河流的走势光看山势的话，你也会觉得乐山的位置挺重要的。这是一个位于龙泉山脉与南部山地之间的位置，无论是岷江还是想南出成都平原的人，都需要经过这个点。从水系上来说，乐山的位置交汇有三条河流，分别是：岷江、青衣江以及大渡河。其中大渡河与青衣江属于岷江的支流，二者在乐山以西五公里处交汇，然后再共同在乐山汇入岷江。
由于大渡河的流程更长，它在水系上被认定为是大渡河的支流，也就是岷江的二级支流。著名的乐山大佛便位于岷江与大渡河的交汇之下，俯视着脚下繁忙的水道。其实要是从长度来说，大渡河才是岷江的正源。要是从这个角度说，青衣江的地理地位倒是能够提升一级。不过这种名分之争完全不重要，重要是的它们的位置和潜力。就像岷江虽然已经不再被认定是长江上游，但沿岷江地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比地理正源的金沙江要更为重要。
大渡河发源于横断山区，既然如此它应该有可能指引我们，找到一条通往横断山区的古道。由乐山沿大渡河向西上溯约250公里，在一个相对开阔点的河谷盆地中，建制有一个名为汉源的县。尽管位置偏远，但汉源县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两汉时的“旄牛”的县（旄牛就是牦牛）。而汉朝之所以将行政触角延伸至此，正是因为这个位置是切入横断山区的古道——灵关道上的重要节点。
然而奇怪的是，古旄牛县并没有和乐山一起，被纳入犍为郡的范围。它在西汉时的是蜀郡最南端的一个县，自东汉中期（公元122年）开始则归属于从蜀郡划出的“蜀郡属国”。想要了解灵关道之谜，以及它与犍为郡的地缘关系，先要对这个神秘的属国有所了解，这也将这我们下一节的解读方向之一。

川中丘陵与米仓道
很多时候，大家喜欢用“蜀地”来代表四川。如果仅仅指向现在的四川省，这种说法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要是泛指整个四川盆地，已经独立为直辖市的重庆估计不会答应。提到重庆，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火锅和“山城”的别称。要是说对重庆的行政变迁有什么印象，估计就是在抗战时做陪都，以及在1997年脱离四川成为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事了。
重庆与四川间的地缘政治差异，早在先秦时就已然凸显出来。当时在重庆地区兴起的是与蜀国齐名的巴国。蜀国四川的核心区对应的是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巴国和重庆的核心范围对应的则是盆地东部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正因为如此，如果你想找一个古色古香的名称代指整个四川盆地的话，“巴蜀之地”会更为准确。
既然四川盆地三大地理单元的东、西两部，都成就了重要的国家，那么居于其间的川中丘陵地带有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呢？要知道在四川盆地腹地，川中丘陵可是最大的，其面积占比能够达到五成。只是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并没有因此诞生出独立、强势的政治力量来。基于巴、蜀间这种东西相对而立的格局，“川中丘陵”更多成为了成为了两股地缘力量博弈战场。
在两汉的行政设置中，这种巴、蜀共治川中的格局被完整的延伸了下来。两汉时期的四川盆地总计建制有：广汉、蜀郡、犍为、巴郡四个郡。其中在前面的内容中出现过前三个郡，所对应的就是古蜀国故地，而它们的核心区又分别对应着成都平原的北、中、南三部分。这点从广汉郡的郡治“雒县”、蜀郡的郡治“成都”、犍为郡的郡治“武阳”，都位于龙泉山以西便可看出来。至于巴郡则独自对应着先秦的巴国，它在两汉时的郡治“江州”就是现在重庆市的前身。
作为被保护对象的蜀郡，并没有向龙泉山以东延伸辖区。直接参与分割川中丘陵的是广汉、犍为、巴郡三郡，其中广汉郡负责西北部、巴郡负责东北部，犍为郡则独立负责南部。这样说看起来还是十分笼统，没办法让大家了解川中到底是怎么充当巴、蜀连接部的。没关系，不管再复杂的地形，河流总能帮我们找到解开问题的钥匙。当大家对四川盆地的水系结构有所了解后，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
整个四川盆地的河流都属于长江水系，而长江的干流则在盆地之南沿着山麓向东流淌。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长江在四川盆地的支流都在左岸，而且流程都还挺长的，基本都是从不同角度纵穿盆地汇入长江。这当中从川中丘陵穿越的支流包括：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五大河流。以当时的人口说，并无可能开发整个川中丘陵。所以控制与争夺川中的关键，只在沿这几条河建制的城邑。
把这五条河流剥离出来，川中在两汉的行政划分就清晰了。其中总岗山以南的岷江、龙泉山以东的沱江属于犍为郡的领地；中部涪江属于广汉郡的领地；东侧的嘉陵江和渠江则为巴郡所有。你会发现两汉在川中所布设的县，都是沿上述河流的河谷分布的。开发这些河谷，除了滋养人口之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养护巴蜀之间，及它们与外部交流的战略通道。
先来看看两汉广汉郡的情况。这个行政区在川中丘陵的存在，之前在解读绵阳时已经说过了，是通过涪江体现出来的。沿干流建制有涪县、广汉、德阳等城邑。值得一提的是，涪江中游的绵阳市本身虽然在地形上整体属于丘陵地貌，但因为河谷平原较宽，且方位上处于成都平原之北，因此地理上并不被划入川中丘陵的范畴，地缘上更愿意进入成都的朋友圈。
向东南方向流淌的涪江，在水系上属于嘉陵江的右岸支流，与嘉陵江左岸支流身份的渠江，共同在川东平行岭谷西麓合流，然后横切岭谷在重庆完成与长江的交融。由此打造出了一条蜀地通往巴地的战略通道。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个位置川中与中东相接处的三江合流之地。这个地理枢纽点有一个直白显露出这一水文特征的名称——合川。如果你知道它在后来的宋元战争中还有一个名称——钓鱼城，相信对这个节点的地缘政治价值，会有更深的感悟。
作为重庆和川东的门户，合川在两汉建制有“垫江”县并被划入巴郡的范畴，时下的行政身份亦是重庆市合江区。虽然直辖市属性的重庆，守住了这个向川中扩张势力范围的枢纽，但这个省级行政区设立的初衷是为服务于东部三峡工程。这一地缘政治任务，使之注定在分家之时，不会在川中丘陵获得太多份额。整个巴郡在川中的辖区大体对应现在巴中、南充、广安三个地级市辖区，目前均在在四川省范围内，成为了蜀地的组成部分。
相比时下四川、重庆两地的地缘关系，我们在这里更关心的是川中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原始状态。以巴郡的情况来说，依托嘉陵江河谷建制了阆中（今阆中县）、安汉（今南充市）等县；依托渠水河谷建制了汉昌（今巴中市）、宕渠（今渠县三汇镇）等县。对于文中出现的古地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逐一对照地图找到它们的对应位置，觉得复杂的朋友可以略过不看，聚焦于这些河流的通道价值之上。
嘉陵江之于巴郡来说，很显然是提供一条对接古金牛道的通道。然而基于地理距离的原因，以成都平原为后盾的蜀地对金牛道，显然有着更多的控制力。换句话说，如果当年的巴国想通过金牛道去争夺汉中，会非常的困难。不过位置上看，通过沿嘉陵江延伸控制力，巴国在川中的控制区已经位于汉中盆地之南了。那么这个以巴为名的板块，有没有一条不用借由金牛道，直接越过米仓山进入汉中盆地的通道呢？答案是有的。一条被称之为“米仓道”的古道能够帮助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米仓道在四川盆地所借助的是古称潜水的渠江。渠江正源是发源于米仓山中部的西源——“巴水”，而沿巴水而兴的最重要城市，是米仓山之南的“巴中市”。从这两个地名你也可以看出，它们与古巴国间的地缘联系。如果观察汉中市与巴中市的地理关系，你们发现两汉时名为“汉昌”的巴中市，几乎位于汉中市的正南方。以汉中市南郑区为起点，测量与巴中市的交通线，交通距离为160余公里。这条近乎直线的线路就是“米仓道”主线。
时下的米仓古道由南北两条省道所用，其中陕西境内的北段被标定为S211，四川境内的南段为S101。位于陕西、四川两省交界处的“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是两条省道的分割点，同时也是汉水水系与嘉陵江水系的分水岭。整个古道的大部分路段，都是依托巴水河谷打通。在流过巴中后，巴水开始向东南方向转折。于现在的渠县东北也就是两汉建制的“宕渠”县，接入渠江东源“州河”（古称不曹水）后开始以渠江为名，并最终在合川汇入嘉陵江。
虽然由于不能像金牛道那样，在方向上直接对接成都平原，但米仓道同样在三国时期同样有所表现。公元215年，阳平关为曹军所破，暂时还没想好到底是降曹还是降刘的张鲁，通过米仓道避走巴中。此后在张鲁选择北上降曹之后，留守汉中的张郃曾顺势通过米仓道占领巴中，然后沿巴水而下进攻宕渠。只是在这个节点受到张飞阻击，不得不退回汉中。至于说除勾连川西的金牛道、连通川中的米仓道之外，历史上还有没有一条连通汉中与川东的战略通道，等到解读川东地缘结构的时候再来研究。
现在将视线南移，看看立足成都平原南部、控制川中丘陵南部的犍为郡，在行政设置上又有哪些特点。如果结合金牛道和米仓道在广汉郡和巴郡的存在，两汉在四川盆地南沿设置的城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再找到几条具备重要战略价值的古道。不过想要了解四川盆地有哪些通往南方古道，首先要知道的是在它的南方所对应的是哪些地理单元。
总得来说，四川盆地之南的这片高地可以分为两大地理单元：西部的横断山脉、东部的云贵高原。这意味着在这个方向，理论上最少应该有两条通道，帮助四川盆地连通这两个地理单元。所谓路是能走出来的，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动机、经济支撑，再艰险的地形也是可以开拓道路，唯一的问题是汉帝国有没有动力这么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最直接的动力源自于张骞带回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张骞曾在大夏国境内看到出产自蜀地的蜀布和邛竹杖，而这些蜀地特产却又是由时称身毒的印度商人所转售着。这意味着，除了饱受羌胡困扰的河西走廊、青海高原之外，还有一条由四川出发经由南亚通道西域的西南战略通道存在。为了寻找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汉武帝曾多次派出使者向西南方向探路，并最终借助强大的国力和武力，于崇山峻岭中打通了这条被称之为“蜀身毒道”的西南通道。正是由于汉帝国对“蜀身毒道”的开拓，才有了后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基于这个思考方向，有三个隶属犍为、紧贴盆地边缘而存在的城邑特别值得关注，分别是：南安、僰道、江阳。以它们的位置来说，都有机会作为“蜀身毒道”的起点。
这三个汉代城邑的名字大家肯定会感到陌生，不过要是换成乐山、宜宾、泸州，是不是一下子熟悉了许多。宜宾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五粮液，乐山大佛和沪州老窖更是直接把这两座城市名，镶嵌在城市名片之中。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变化的只是城市的名称，并没有让它们的位置出现位移。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乐山、家宾、泸州三市时下的行政定位都是地级市，从这一行政地位可以看出它们在区位上必有过人之处。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上述城市都是河口城市，位于两条甚至三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些河流不仅包括来自盆地北部的长江左岸支流，还包括那些从南部高地而来的右岸支流，而后者能够帮助巴蜀之民向南走得更远。
先来看看乐山的情况。不看河流的走势光看山势的话，你也会觉得乐山的位置挺重要的。这是一个位于龙泉山脉与南部山地之间的位置，无论是岷江还是想南出成都平原的人，都需要经过这个点。从水系上来说，乐山的位置交汇有三条河流，分别是：岷江、青衣江以及大渡河。其中大渡河与青衣江属于岷江的支流，二者在乐山以西五公里处交汇，然后再共同在乐山汇入岷江。
由于大渡河的流程更长，它在水系上被认定为是大渡河的支流，也就是岷江的二级支流。著名的乐山大佛便位于岷江与大渡河的交汇之下，俯视着脚下繁忙的水道。其实要是从长度来说，大渡河才是岷江的正源。要是从这个角度说，青衣江的地理地位倒是能够提升一级。不过这种名分之争完全不重要，重要是的它们的位置和潜力。就像岷江虽然已经不再被认定是长江上游，但沿岷江地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比地理正源的金沙江要更为重要。
大渡河发源于横断山区，既然如此它应该有可能指引我们，找到一条通往横断山区的古道。由乐山沿大渡河向西上溯约250公里，在一个相对开阔点的河谷盆地中，建制有一个名为汉源的县。尽管位置偏远，但汉源县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两汉时的“旄牛”的县（旄牛就是牦牛）。而汉朝之所以将行政触角延伸至此，正是因为这个位置是切入横断山区的古道——灵关道上的重要节点。
然而奇怪的是，古旄牛县并没有和乐山一起，被纳入犍为郡的范围。它在西汉时的是蜀郡最南端的一个县，自东汉中期（公元122年）开始则归属于从蜀郡划出的“蜀郡属国”。想要了解灵关道之谜，以及它与犍为郡的地缘关系，先要对这个神秘的属国有所了解，这也将这我们下一节的解读方向之一。

益州6 何处是“南中”
熟读三国的人一定不会对“南中”这个概念感到陌生。所谓“南中”包括现在的云南省、贵州省以及四川省西南部，地理上是指四川盆地以南的那片高地。早在秦朝时，就已尝试对这片土地进行征服。只是这个强大帝国存续的时间实在太短，无论是南越还是南中很快又都陷入独立状态。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之国才又重新在这些板块建立统治，并在其上设置了4个郡。
蜀汉建立之后，为了控制这片地缘结构复杂的土地，不仅进一步将之分割为了七个郡，还设立了“庲降都督”（全称“平夷庲降都督府”）一职，以从军事的角度对这个大后方进行管理。只是这些行政措施并未能阻止这一地区的异动。公元223年，借刘备兵败夷陵之机，南中诸郡皆叛。两年后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这场叛乱。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极尽渲染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史称“南中之战”。
关于孟获这个人是否存在，包括它的族属问题，历史上一直有争议。不过“七擒孟获”的故事，肯定是艺术加工了。这个故事背后所对应的是“南中七郡”的行政设置。既然这片土地被蜀汉分割为了七块，又全都陷入了叛乱的危机，那么从文学逻辑上来说，自然是应该通过七场胜利才能打消最终的反抗之心了。真实的历史中，其实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只需要通过一两场胜利，击败叛乱者主力即可，其余跟风、观望者即会望风而降。
想要在进入历史线后，去拔开笼罩“南中之战”身上的迷雾，我们还是需要先从地理面入手，对之进行一个地理分区。这片视蜀汉视为大后方的高地，总体来说分为两大块：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先来看看横断山脉的位置和结构。横断山脉是青藏高原东南部一系列南北向平行山脉的总称。地理上西起西藏境内的“伯舒拉岭”及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东至四川盆地西南部的“邛峡山”及盆地之南的“大凉山”。
横断山区行政上包括四川省的西南、云南的西部和西藏的东部，在地势上属于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区。它的北部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东、南部则地势略低，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一样属于第二阶梯。鉴于青藏高原一直到唐朝，才出现以“吐蕃”为名的强大政治力量，两汉三国时代的益州控制者，并没有尝试深入这片世界屋脊。换句话说，云南西部及四川南部的这部分横断山区，才是当时需要关注的对象。
作为一片上能够深入青藏高原、下能够对迎印度洋季风的山脉，在横断山脉那些高山纵谷中所流淌的河流，都拥有着非常巨大的水量。厘清这些河流的位置及关系，比记忆那些山脉要更容易搞清横断山脉的地理结构。由西向东将这些河流的名字排列出来，它们主要包括有：独龙江、怒江、澜沧江、红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六大河流。再进一步归类的话，又可以将之分为两大类——中南水系及金沙江水系。
所谓“中南水系”包括有独龙江、怒江、澜沧江、红河四条河流。之所以用“中南”命名，是因为这四条河流均为跨境河流，都是发源于横断山脉向南流入中南半岛。其中独龙江和怒江流入缅甸境内，更名为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流入印度洋；红河与澜沧江下游则在流经中南半岛后注入太平洋。前者成就了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后者在更名为湄公河之后，更是串连起了中南半岛全部五个国家（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成为中南半岛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在中南半岛的主要河流中，只在泰国境内的湄南河没有发源于中国。可以想见全境处在中国范围内的横断山脉，客观上能够帮助中国向外辐射多么大的影响力。再来看看金沙江水系，这一水系主要包含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大河流。后两者实际是金沙江的左岸支流。从横断山脉北部流淌而下的金沙江，先是和雅砻江、大渡河一样南流。行至至云南大理东北60公里处时，突然向东转折流入四川攀枝花，然后在绕过大凉山后北行至宜宾汇入长江。在这个U字形的转折中，先是在大凉山西南将雅砻江纳为支流，然后在进入四川盆地后，在宜宾将先行与岷江交融的大渡河水相合，共同开始了以“长江”为名的漫漫东征路。
以中南、金沙江两大水系在横断山区的覆盖范围，我们可以对这片高山纵谷做第一次分区：将对应中南水系的部分之命名为“西横断山区”，对应金沙江水系的部分命名为“东横断山区”。金沙江长江正源的身份无疑在告诉我们，东横断山区之水并没有成为国际战士，而是东流贡献给了中央之国。两大水系在流向上的不同，源自于东、西横断山区在地理结构上的差异。
先来看看西横断山脉的结构。滋养了中南水系的这片山地总体为两头宽、中间细的走势。其在西藏的部分及在云南西南部的延伸段，分别向西北和东南方向呈放射状分布，东西纵深均超过400公里。而在它的中部，云南省最北部的行政区——怒江傈僳州自治州一带，这部分横断山区的东西纵深骤然收紧，最西侧的独龙江河谷与最东侧的澜沧江河谷之间的直线距离仅50余公里，大家在脑海中想像一下，一把蓬松的稻草中间用绳子骤然收紧，就能脑补出“西横断山区”的形态了。
事实上，在这个位置上金沙江河谷同样相去不远，以之与独龙江的直线距离来算也不过100公里。这一在如此短的距离中，同向流淌四条大型河流的奇观被称之为“四江并流”。观察云南省的轮廓，你会发现它在西北和东北方向各延伸出了一个角，西北方向这个延伸部的地理核心，就是“四江并流”的横断山脉。
西横断山脉的中间束紧，使得我们可以对这部分山地做第二次分区，将西横断山区分为西藏境内的北段，及云南境内的南段两部分。前者在地理上属于第一阶梯的青藏高原范畴，海拔较低的后者则与云贵高原一样属于第二阶梯。这意味着，对于这片复杂山地我们现在已经遵从它的地理形态，分割出了东、南、北三个亚板块。如果对照时下的行政划分，你会发现这一地理结构支撑的，大体是四川、西藏、云南三个省级行政区，在横断山脉的份额。其中西藏得到的是“北横断山区”；四川得到的是“东横断山区”；云南得到的则是“南横断山区”。
西横断山区呈现出典型的高山纵谷状态，云南境内的“南横断山区”更是在地缘上成为了中央之国与中南半岛、印度交的地理障碍。横断山脉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在地缘上的“横断交通”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狭义的横断山脉即指向“南横断山区”。而沟连四川与印度的“蜀身毒通道”或者说“西南丝绸之路”能否开通，最终亦取决于这部分山地能否纳入汉帝国的统治范围，包括找到一条横切它的通道。幸运的是，经过不懈的努力，两汉终于完成了打通“蜀身毒通道”的任务。南横断山区也成为了蜀汉最南部国土。
这片全境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山地，轮廓呈现为三角形状态。其最西侧的山脉为矗立于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南北走向的高黎贡山东侧是怒江河谷。这一山一江也是横断山区为西南丝绸之路设置的最后一道障碍。2000多年的风月洗礼，并没有减轻它们的地缘价值。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高黎贡山的南端发动“强渡怒江战役”，以1:6的伤亡比占上了高黎贡山。这场战役不仅为中国军队进入缅北扫清了障碍，更抛开了整个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在南横断山脉面对中国腹地方向围边的，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云岭山脉”。这条宛如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山脉，主体在云南北部的“四江并流”处充当着金沙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不愿意向中南半岛延伸的金沙江，先是在云岭东侧先是做了一个V字形的转折，然后又做了一个U字形的回转注入长江。这段处于东、西横断山区之间，上接青藏高原、下连云贵高原的V字形金沙江河谷及其附属地区，对云南的旅游业贡献巨大，丽江和香格里拉两个旅游圣地，便位于这个V字形南北两端的高山盆地中。
这样一个地理交界地，交融性一定会在民族属性上有所体现。原名中甸的香格里拉市，目前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反观丽江人数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是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纳西族”和“彝族”。回到2000年前，你会发现在汉帝国的版图中，丽江属于南中的范畴并已建制了名为“遂久”的县，而香格里拉则还属于化外之地。
云岭山脉之侧，并非只成就了香格里拉和丽江。云岭主脉最南端的十九个山峰有一个武侠迷们不会感到陌生的名字——点苍山。在武侠世界里，点苍派虽然比不上少林、武当这些中原大派，却也经常能够跻身名门正派之列。与之相依的还有一个云南省排名第二的湖泊——洱海，以及同样在武侠世界里有一席之地的“大理”。仅从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大理国”一名，你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点苍山和大理以南的云岭支脉，继续在向东向方向一直延续到中越边境地带。这段支脉被单独称之为哀牢山。为了更准确的表达整条山脉的地缘属性，我们可以把这条位于“南横断山脉”边缘的山脉，称之为“云岭-哀牢山脉”。将之剥离出来的地理意义，在于找到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位于云岭-哀牢山脉东北向的：丽江、大理、楚雄、玉溪、红河等地级市，在地理上都属于云贵高原的范畴。
搞清“南横断山脉”的范围后，再来看看金沙江以北的“东横断山区”是什么结构。相比前者，这一地区高山纵谷和横断的特征就要弱一点。透过金沙江的走向你也可以看出，这片山地并没有向南延伸至边境地带，而是止步于云南与四川交界之地。金沙江河谷成为了这部分横断山区的地理边界。整片山地在青藏高原边缘，由西向东分布有沙鲁里山、大雪山、邛崃山等高大山脉。
然而这些平均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大量山峰常年为冰雪所覆盖的山脉，并不是汉帝国的扩张方向。与西横断山区一样，真正有地缘政治价值的，是这些山脉在第二阶梯的延伸山地。这部分西起云南、四川两省交界之地，东至金沙江河口的山地，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缘标签——大小凉山。说它神秘是因为一直到上世纪中期，生活在这片山地的腹地部分彝族还存有奴隶制。在抗日战争时，甚至有跳伞逃生至此的美国飞行员被困为奴隶的案例发生。
凉山一名得自于金沙江左岸的“大凉山”，这也是整个横断山脉位置最东的一条山脉，金沙江在与大凉山相伴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程后，就是宜宾与岷江会合变成了长江。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地缘概念，大小凉山地区范围要广得多。香格里拉-丽江以东那片被U字形金沙包夹下的山地，便是它的地理范围，覆盖其核心区行政区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说完了横断山区的结构，我们再来看看与之地理相连的“云贵高原”又是什么情况。云贵高原内部又可分为两部分，西部身处云南的部分被称之为“云南高原”，东部身处贵州部分则被称之为“贵州高原”，这种分割并不是因为这片高原分别成为了两个省的领地。恰恰相对，正是因为这两部分存在地理上的差异，才导致了这种行政结果。帮助切割云南高原与贵州高原的地理分割线，主要是一条长约250公里的山体——乌蒙山。这是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体。这一走向与横断山脉整体西北-东南的走向相左。意味着乌蒙山已经脱离的横断山脉的影响力。
云南高原与贵州高原最本质的地理区别正在于此。你会发现无论是在2000多年前成就过“滇国”的昆明，还是在1000多年前诞出过“大理国”的大理，都处在大小凉山与南横断山区之间。其它云南高原上的城市，也都与这两片横断山区有着紧密的地理关系。反观乌蒙山以东的贵州高原，在地理则完全与横断山区无关。无论是高原上隐约可见的那些山脉还是纵横其间的河谷，都更多呈现出西南-东北向的走势，与之前在荆州部分解读过的“武陵山区”相一致。
结合东西两大山区山脉的走势，你会发现云南高原更像是“横断山区”山势走弱之后，向东所延伸出来的一片高地；而贵州高原则可被视为“武陵山区”向西的扩展。这一地理及位置关系，决定了两片高原虽然被“云贵高原”这一地理概念所统一，其内部地缘差异却早在先秦时便已呈现。在秦、汉两代王朝向此扩张时，这一差异同样被敏锐的意识到。至于这种差异是如何在当时的行政区划中体现出来，为了深入这片当时的不毛之地，具体又开凿了哪几条道路，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益州7 南夷和“朱提道”
最起码在汉朝征服这片土地时，云南与贵州的区别就已经被意识到了。《史记》中曾经专门为分布于四川盆地西、南方向的边缘民族列过一篇《西南夷列传》，将他们统称为“西南夷”。需要注意的是，“西南”并不是一个方位词，而是“西”和“南”两个。在汉朝的认知中，这些山地民族被分为了“西夷”与“南夷”两支。至于谁是西夷、谁是南夷，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区别：分布于云南及四川西南山地中的就是“西夷”，贵州境内的则是“南夷”。
西南夷进入中央之国的视线，最早源自于解读荆州武陵郡时提到过的“庄硚入滇”事件。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率军通过金牛道攻灭巴蜀。然而攻灭巴蜀只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秦国的真正目的是以身处长江上游的蜀地为基地，顺江而下直取楚国在江汉平原的核心之地。这一由司马错提出的战略主张被概括为“得蜀即得楚”。在此之前，秦楚两国对抗前线，是对接关中平原与南阳盆地的“武关道”，据蜀攻楚在战略上相当于开辟第二战场。
为了应对秦国透过长江传递过来的压力，楚国也试图征服一片新的土地，开辟对秦国的第二战场。基于云贵高原位于四川盆地之南，楚国将目标锁定在了这片高原之上，这就是“庄硚入滇”事件的战略动机。当时存在于贵州高原上的最主要边缘民族政权，是成语“夜郎自大”中提到的夜郎国及其东面的且兰国；云南高原上的核心政权，则是围绕滇池一带立国的滇国。
庄硚率领的楚军先是顺着沅江河谷穿越武陵山区进入贵州高原，征服且兰和夜郎两国后，再跨越乌蒙山进入云南高原征服滇国。只是还没来得及开辟对秦第二战场，秦军就已攻占武陵山区切断了这支远征军和他们母国的联系。控制巴蜀之后的秦国，后来虽然尝试过向西南方向开拓，但实际并没有深入。而孤立无援庄硚只能在滇池一带称王。并因地理隔绝而融入当地部族
中央之国在云贵高原的真正突破，与汉武帝对南越之地的征服有关。所谓南越指的是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关于它的地缘结构我们在交州部分会具体解读。珠江和红河是纵穿南越之地的两大河流，前者的水系横穿了中国境内的广西、广东两省；后者则横穿了越南北部。比起云贵高原，这片在地缘上又被称之为“岭南”的土地，要更能吸引中央之国的关注。
岭南的吸引力在于珠江下游成就了一片大型冲积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这是一片面积与成都平原相当，都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岭南地区能够在两汉时单独建制出“交州”来，亦是有赖于这片平原的存在。此外红河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平原”，面积同样不小于珠江三角洲平原，它的存在进一步提升了岭南的吸引力。反观处在横断山区和武夷山区包夹之中云贵高原，却并不存在大型冲积平原。能够成为农业中心的，只是一个个被称之为“坝子”的小型山间盆地、河谷平原。
中原王朝对于南越之地的征服始于秦始皇时代。秦帝国崩溃后，当年秦远征军的副统帅赵佗封闭了南下通道，建立了独立的“南越国”。至汉武帝时，中原王朝再次发兵征服了这片土地。前后相隔一个世纪的两次征服行动，最大的差异在于后者比前者在路线上选择上更为丰富。秦朝的那次征服跨越的是横亘于两广北部的“南岭”，路线上相当于从湖南、江西两省，攻入广西、广东两省。而在汉武帝决定分兵几路征服南越国的时候，除利用秦人当年南岭开辟的那些通道之外，还在东、西两侧尝试打通由浙江、福建沿海岸线而下的海路；以由巴蜀入云贵高原，然后顺珠江水而下水路。
正是后一条征南越通道的开发，让云贵高原上那些原本游离于汉朝统治之外的西南夷，变成了汉朝直接统治下的臣民。就对接珠江这件事来说，云南和贵州各拥有一条进入珠江水系的入口。所谓珠江其实是由西江、北江、东江三条江在珠三角合流而成的。其中流程最长且能够连通云贵高原的是“西江”。横穿整个广西和半个广东的西江，在乌蒙山两侧各拥有一条上源，分别是位于贵州境内的“北盘江”和位于云南境内的“南盘江”。
北盘江发源于乌蒙山北部的云南省宣威市和贵州省咸宁县交界处后，旋即向东穿越贵州省西部，东南向往广西方向流淌；南盘江则发源于乌蒙山西南的云南省曲靖市，在东南方向接入隶属云南省玉溪市的抚仙湖水后（抚仙湖为云南第二大湖泊，面积仅次于滇池），继续南流直至遇到哀牢山余脉的阻挡，再转向东北方向。两条西江上源在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相汇后进入广西境内。
准备借由西江水道讨伐南越的汉帝国此时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选择北盘江还是南盘江作为起点。前者当时在滇国的控制下，后者则属于夜郎国的领地。历史上，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对两个国家都做了考察，还为世人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和成语。其实当时向汉使说出“汉与孰大”疑问的不仅有夜郎王还有滇王。如果以先后顺序来说，滇王还要比夜郎更早提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问题。
单从地缘潜力来说，汉朝似乎应该优先选择滇国，这是因为云南高原的整体土地条件要优于贵州高原。借用云贵特色的说法，就是云南的“坝子”要比贵州更大。这个“大”不仅是说平原的总面积，更是指单个坝子的体量。你很容易在云南省的版图内，找到滇池、抚仙湖、洱海这样的知名湖泊。这些大型高原湖泊之所以能够生成，正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坝子”面积够大、更接近盆地结构。
以云南面积最大的八个坝子来说，最小的是洱海东南部的“祥云坝子”（大理市祥云县），面积也差不多有400平方公里。最大的是包含云南省会昆明和滇池在内的“昆明坝子”，其面积更是超过1000平方公里（包括滇池的面积）。比较之下，贵州地区的坝子在体量上就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了。其面积最大的“涟江坝子”（惠水县），面积还不到80平方公里。全省上万个坝子，每个坝子的平均面积仅为0.5平方公里。
有了这些散布于高原上的大坝子，云南地区的地缘潜力一直要比贵州地区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庄硚没有选择在贵州，而是在昆明一带称王的原因。同样因为拥有更大单体平原，以“昆明坝子”为核心的滇国，在提出“汉与我孰大”的问题时，才没有听闻此言的汉使认为是狂妄自大。相反，汉使还告知汉武帝滇国的确是个西南大国。地无三尺平的夜郎国，便只好独自背起这口自大的黑锅了。
回到究竟选择南盘江还是北盘江进军南越的问题上来。虽然从土地的角度来说，滇国相比夜郎来说要更值得征服，但这次的选择事关的是一个区位问题。以勾连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要求来说，昆明坝子同样拥有优势。滇池本身属于金沙江右岸支流普渡河的源头，这意味着昆明坝子属于长江水系，并在理论上应该拥有一条北连通大小凉山地区，乃至四川盆地的天然通道。此外，昆明坝子的东、南两面都处在南盘江水系的包围之下。在滇池东南20公里处，就是刚才提到的隶属南盘江水系的抚仙湖。这意味着汉朝在控制滇国之后，完全能够以之为基地顺南盘江而下进入珠江中下游地区。
至于夜朗国的中心位置，如今还是一个迷。鉴于“夜郎自大”这句成语已经是成为了一笔，从贵州到湖南境内都有城市参与争夺。以汉朝后来在贵州的行政设置来看，且兰国应该在东部的沅江流域，包括北盘江水系在内的贵州中西部地区，都是夜郎国的势力范围。这也是为什么，由湖南方向而来的楚人庄硚最先击败的是且兰国，而由四川出发的汉朝使者，具体考察的是夜郎国。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在控制云贵高原的问题上，四川盆地要比两湖平原要更具优势。这一方面是前者在距离上更占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宜宾南下就已进入了这片高原，而从湖南西进的话却要穿越同样地缘结构复杂的武陵山区。基于这一地理关系，四川盆地成为了西路汉军的大后方，准备沿西江而下的这路汉军，人员物资皆从巴蜀征调。
如果你对西南各省的方言有所了解的话，同样能够感受到这种地理关系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你会发现无论云南话还是贵州话，整体感觉都与四川话如出一辙。再深究的话，它们都属于“西南官话”的范畴。所谓“官话”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然后随人口的南迁向江淮流域、西南地区扩散。这种语言关系的背后，是一条华夏文明借由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扩散的大历史路径。
回到在南、北盘江中具体选择谁作为征南越通道的问题上来，这场PK的最终胜利者是北盘江。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北盘江上游的距离要更接近四川盆地。在这片复杂山地中维持一条战略补给线，越早借助水路会越节约资源和时间；二是长度问题。整体位于乌蒙山以东的北盘江，与西江的连接更接近于一条直线。它从源头到南、北盘江相汇之地的长度为449公里；反观南盘江则是在乌蒙山以西蜿蜒了400公里，再东北向跑到黔桂两省交界地与北盘江相合。这使得南盘江的长度拉长到了914公里，超出了北盘江的一倍。
陆路接驳距离短、水路又更趋于直线，这道选择题已经变成了送分题。不过汉朝的这种选择，对于南夷属性的夜郎、且兰两国来说却不是好事。因为汉朝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借道，还需要征调两国的人员和物资。虽说闭守于西南一隅的夜郎、且兰两国未必听闻过“假途代虢”的典故，但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却是不得不考虑的。为了维持原有的独立模式，且兰选择了武力对抗，而夜郎选择了倒向南越。在这种情况下，原本预备进攻南越的西路军队，转而被用来展开一场“征南夷之战”。
战争的结果是且兰国被汉朝直接攻灭、夜郎国臣服投降。胜利后的汉军还没来得及顺江而下，南越国就已被其他几路大军攻灭。贵州高原顺势变成了汉朝直接统治下的“牂牁郡”。以此命名，是因为北盘江上游当时被称之为“牂牁江”。至此，南夷和贵州开始正式进入中央之国的行政序列。了解这段历史后，接下来我们需要一条道路，一条能够将四川盆地与北盘江连接起来的这条道路。鉴于夜郎、且兰的“南夷”身份，这条能够帮助汉军进入贵州境内的道路，被称之为“南夷道”。
南夷道大部分是依托一条更古老的官道——五尺道而修筑的。公元前220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的官道——驰道。“五尺道”就是由蜀地驰道延伸至云贵高原的部分。从“驰道”之名也可以看出，它的设计初衷是要能够在上面通行马车。只是受限于地形，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够做到这点。“五尺道”就属于这种情况。
为了在这片复杂山地中开辟道路，秦人在一些路段采取了积薪烧岩的方法。即在岩石上烧火然后用水迅速冷却，使得岩石崩裂的方法开凿道路。如此费力开凿出来的道路，自然不会太宽。秦汉时期的一尺在23厘米左右，以此计算的话五尺还不到1米2的宽度，最多只能供单人匹马通行。当然，这一宽度是在通行特点困难的地段，所采用的最低标准，并非整个“五尺道”沿线都只有这么宽。只是对于一条道路来说，它的通行难易程度，恰恰是为这种瓶颈路段所决定的。
由于存续的时间过短，大秦帝国并没有透过五尺道对西南夷进行过军事征服，道路本身也修筑的比较粗略，汉朝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进行了维护和延伸。以当下的行政设置做连线的话，五尺道的起点是在四川省宜宾市，然后向盐津县、昭通市，延伸至曲靖市。值得一提的是，这后三个点当下均位于云南省境内。如果你去观察云南地图，会发现云南在西北、东北两个方向，分别延伸出了两个触角。前者对接的是青藏高原，地理上对应的是包含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四条大河的“四江并流”地区；后者之所以能够在贵州、四川之间向北延伸，便是源自于“五尺道”的延伸。
为了控制五尺道，汉朝分别在宜宾、盐津、昭通、曲靖四个节点，建制了僰道、南广、朱提、味县四县。将这几个点连接起来，你会得到一条总长约550公里的南北通道。上述四个行政区，每一个都代表着对特定地理单元的控制。以汉称“僰道”的宜宾来说，它所对应的是岷江与金沙江的交汇点。这意味着从成都平原出发的军队和商旅，可以顺岷江而下至此，然后开始它的云贵高原之旅。
水流湍急、峡谷深切的金沙江河谷本身，并没有成为五尺道的修筑基础。真正帮助向南延伸道路的，是金沙江右岸支流“横江”，这条又名“关河”的河流，也是金沙江右岸所纳入的最后一条支流，其河口距宜宾仅30公里，建制有云南省位置最北的县城“水富县”。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发源于昭通西南的横江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溯江而上可以帮助完成差不多一半的路程。同时整条通道还可以依托关河水道提升运力。只不过由于地形复杂、水流湍急，这条水道的很多路段要依靠纤夫辅助通行。
由于沿线多处水电大坝的修建，关河水道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停运。不过在过往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这条水道与沿岸修筑的五尺道一起，将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连接起来。汉朝在盐津设置“南广”县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这条“关河通道”。由于关通道的终点是汉称“朱提”的昭通，这段五尺道也被称为“朱提道”。当下经过这一地区的213国道，大部分路段便是在这条古道的基础上修筑的。
昭通东南便是归属于贵州的“威宁县”。刚才我们说了，北盘江上游从隶属贵州的威宁县，与隶属云南的宣威市交界处流过。这意味着沿关河上溯至昭通，然后再东南方向接入北盘江，便有机会打通了通往贵州的通道。至于这条通道沟通云贵高原的古道，在昭通以南到底是怎么走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益州8 南夷道与青衣江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秦朝的“五尺道”、汉朝的“南夷道”，还是能够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昭通都可以称得上是主要枢纽。这种枢纽地位的形成除了地理位置的加持以外，还由于其本身优越的地理环境。在东亚季风区，平原面积是评判一片土地潜力大小的重要指标，放在云贵地区就是“坝子”的大小。朱提城所处的这个坝子被称为“昭鲁坝子”，其主体为当下昭通市城区属性的“昭阳区”所有，西南角建制有昭通所辖的鲁甸县县城。
在云南乃至整个云贵地区的排名中，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昭鲁坝子能够跻身前五，仅此一条就足以让它成为整个“朱提道”的中心。顺便说一下，秦人最初修建的五尺道有可能只抵达昭通。只是不管秦五尺道到底有没有继续向南延伸，在此基础上修筑的汉朝“南夷道”肯定是肯定这样做了。想从昭通向南开辟道路，最期待的自然是再找到一条南北向的河流作为依托。在这个问题上，大自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昭鲁坝子西南方的山体被称之为“朱提山”（鲁甸县龙头山镇境内）。这座以朱提为名的山体，早在汉代便以出产银、铜而闻名于天下。由于出产的白银品质高，“朱提银”的价格较一般白银高出将近6成。毫无疑问，朱提银的存在能够进一步提供昭通乃至云贵高原的吸引力，不过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朱提山的分水岭作用。
“朱提山”所分割的河流是关河与另一条金沙江支流——牛栏江。发源于昆明坝子北麓的牛栏江古称涂水，北流至昭通市东南后，再转向西北注入金沙江。这意味着利用牛栏江河谷，昭鲁坝子与昆明坝子之间将拥有一条近乎直线的通道。关河、牛栏河的存在，将能够完美的将宜宾、昭通、昆明连接起来，打通一条连通川滇的交通大动脉。
然而汉朝南夷道却并没有借助牛栏江河谷修筑，昆明也没有成为这条川滇交通主线的终端，真正承担这一战略任务的是位于昆明东北140公里处的曲靖。作为在云南境内，人口和辖区面积都仅次于昆明的地级市，曲靖地区拥有两个面积上名列前茅的大坝子。一个是位于曲靖市区所在的“曲靖坝子”，面积为436平方公里；一个是曲靖市之南，主体为曲靖市陆良县所覆盖的“陆良坝子”，面积为772平方公里。如果不计算滇池的面积，刚被我们列为云贵第一大坝子的“昆明坝子”，面积甚至还要比陆良坝子小一点。
曲靖在汉代的名称是“味县”，它之所以选定为“南夷道”的终点，是因为南盘江发源于曲靖坝子北部山地。这意味着将南夷道延伸至此，便可在曲靖接入南盘江水道。要知道南盘江云贵高原南部流淌了900多公里，流域面积高达5.7万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北盘江流域面积只有2.65万平方公里。无论出于将帝国控制力做更大范围延伸的想法，还是仅仅为了多一条连通岭南的水道，汉王朝都有足够的动机将官道主线的终点延伸至曲靖。
另一个影响南夷道走向的因素在于，即便没有沟通南盘江的需求，为了完成打通珠江水系的战略任务，南夷道在经停昭通坝子之后，也必须修建一条东南向连接北盘江水系的道路。将这条道路向南延伸至南盘江上游，可以做到用一条官道路兼顾云、贵的效果。在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整个南夷道在昭通以南便没有再利用金沙江水系，而是转向东南方向的乌蒙山区，以打通一条能够连接南、北盘江源头的道路。
先来看看南夷道是如何连通北盘江水系的。从昭通向东南方向沿贵州境内的S102省道驱车100公里，你会看到一个名为“草海”的高原湖泊，以及位于它东北方向的名叫“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县城。虽然水域面积46.5平方公里的草海，比起滇池、洱海、抚仙湖等面积2、3百平方公里的湖泊要小得多，但这已经是贵州境内最大的湖泊了，而威宁也是贵州位置最西端的行政区。
更值得关注的，是草海盆地的地理位置。这个高原湖泊本身是关河（横江）支流洛泽河的上源湖泊，盆地的东北麓同时还成就了贵州北部的另一条大河“乌江”的源头（位于威宁县城东北部15公里的盐仓镇营洞村龙山梁子）。而盆地之南的这片山地，则是北盘江北源“可渡河”的集水区。打通昭通坝子与草海间那段100公里的山路，就拥有了东连接乌江水系，进入贵州北部；南接北盘江水系，辐射贵州西南的可能性。
由于乌江并不能帮助汉朝连通岭南的任务，南夷道主线在穿越草海盆地后，接入的是可渡河谷。这条充当云贵两省分界线的河流之所以得名，正是因为当年的古道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此渡河后进一步向南延伸，其具体的渡河之处后世称之为“可渡关”。位于威宁县城正南30公里处的可渡关（杨柳乡可渡村），当下行政归属为云南省宣威市。与宣威城的交通距离约70公里路程。
不过以出产火腿（云腿）而著称的宣威城，却并不属于可渡河流域。滋养这座古城的，是北盘江的南源“革香河”。这使得由草海开始向南延伸的“南夷道”，不仅能够在可渡关打通一条经“可渡河”连通珠江水系的水道，还能够在宣威城连接一条经“革香河”连通南夷之地的水道。为了控制这两个连接北盘江的节点，汉武帝在宣威一带设立了名为“郁邬”的县。至于说为什么位置更北的可渡关没有被选择，原因倒也简单，因为受革香河上游滋养的宣威拥有更多的平原，换句话说就是坝子够大。
在地质运动的作用下，自宣威以南的坝子在体量明显出现质的飞跃，生成了曲靖、昆明、陆良等一系列大型坝子。大型坝子的相对集中，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类连通这些坝子的难度。从宣威城向南沿革香河上溯40余公里，有一座不起眼的小丘陵——马雄山，被管辖它的曲靖市认定为南盘江的源头，并据此设立了“珠江源风景区”。事实上，不仅南盘江发源于马雄山东麓，北盘江南源属性的革香河同样发源于它的北麓。地势开阔、河源相接的地理特点，使得从宣威至曲靖的道路连接难度，要远小于在昭通以北打通“朱提道”的难度。
既然为了接通北盘江，已经费力将南夷道延伸至了可渡河，眼前就是两个既能打通新的珠江水道，平原条件又优越的坝子，自然是没有理由放弃了。 至此，一条由北向南经由四川境内的宜宾市，云南境内的水富县、盐津县、大关县、昭通市、宣威市、曲靖市，贵州境内的威宁县，串连起金沙江口、关河河谷、昭鲁坝子、草海盆地、可渡河、宣威坝子、曲靖坝子等地理单元，连通长江、珠江水系的“南夷道”，已经跃然于纸上。
地理上处于云贵川交界之地“南夷道”，对汉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从它开通的初衷来说，主要是为了打通经由贵州进入岭南的西南通道，正因为如此才被称这“南夷道”。为了控制这条通道，西汉最初将宣威及其以北的南夷道沿线地区，尽数划给了以岷江下游为核心的“犍为郡”，以使得这条生命线能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虽然这种设置在地缘政治上很有道理，但控制一片土地并不是靠行政设置，及沿线设置据点就能够做到的，更多是需要人口的支撑。悲剧的是，这片中原王朝眼中的烟瘴之地，对移民的吸引力不够强大。无大型冲积平原的现实，也使得中原王朝难以像在岭南那样，通过控制珠江三角洲，打造出绝对优势的统治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东汉以后，盐津至宣威一线的南夷道沿线，被迫从犍为郡割裂出去建制为“犍为属国”。
“犍为属国”的设置并非孤立。同一时期，负责成都平原北部和西南安全的在蜀郡、广汉郡，同样分置出了蜀郡蜀国和广汉属国。对于这种被纳入中央之国直接统治序列、治下之民为边缘民族的地区，汉朝虽然仍会设置都尉一职进行军事管理，但变化本身已经告诉大家，中原王朝在这些地区的地缘融合并不成功。及至蜀汉统治这片土地之时，情况同样没有得到好转，否则丞相也不会煞费苦心“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了。
客观说，虽然早在2000年前，中原王朝就已经在云贵高原设置郡县，但中央之国对于这片高原尤其是云南部分的控制力度，长期以来都是较为薄弱的。从公元738年到公元1253年，长达5个多世纪的时间，云南地区被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政权牢牢控制，时间跨度从唐朝中期一直到南宋末期。如果不是蒙古人与南宋的正面战场处于僵持状态，试图从借道云贵开辟第二战争，云南地区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王朝统治序列的时间还会有所延迟。
云南的地缘优势，不仅在于拥有更多大型坝子，还因为这部分高原能够对接南横断山脉。这一区位优势使得云南可以成为四川盆地与中南半岛、印度之间的连接板块，并从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毫无疑问这些经济上的优势将映射在地缘政治层面。以至于后来除起点处的宜宾，以及同时还承担连接乌江河谷任务的威宁以外，其它“南夷道”沿线地区时下皆位于云南境内。
纵观南夷道你会发现，这条大动脉整体位于金沙江以东地区。如果从成都出发，需要先顺岷江而下至宜宾再转而南下。那么被金沙江包裹的这片东横断山脉中，就没有一条能够直接连通云南高原与成都平原的通道吗？答案是有的，它就是与西夷道。想要知道这条道路的走向，我们先把视线拉回到四川盆地。
西夷道的正式起点即不是大渡河、岷江相交处的乐山，也不是金沙江与岷江相合处的宜宾，而是汉称“临邛”的邛峡市。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把成都平原内部都过了一遍，不过总岗山以北、岷江以西的西南角似乎对遗忘了。这块没有被都江堰工程润泽，同时又不像眉山那样直面川中的成者平原，其中心城市就是邛峡市。2000多年前的临邛曾是汉代才女卓文君的家乡，这位作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佳句的才女与才子司马相如私奔的故事，几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情故事。鲜为人知的是，因卓文君而熟悉临邛的成都人司马相如，也是西夷道的发现者和开拓者。
由临邛进入成都平原西南方向的山地，首先要面对的横亘其间的青衣江。青衣江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出现过了。它的下游在乐山西南与大渡河相汇，共同于乐山注入岷江。虽然成就乐山和大佛的风头让大渡河抢了，但青衣江中上游在东汉时却也成就过一个郡级行政区——蜀郡属国，其地域大体对应现在的雅安市的辖区。
位于青衣江上游的雅安市也是一个地级市，俯视雅安市的位置你会发现，它与乐山、宜宾、泸州一样，都位置四川盆地的南部边缘。与另外三个城市相比，雅安为世人所知倒不是因为旅游和特产，而是发生于2013年的4.20雅安地震。这是由于处于邛崃山脉与总岗山相接之处的雅安，地质构造上属于多震的“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由于周边的山体过于密集，整个青衣江总体都是在山地中蜿蜒前行，青衣江河谷虽然在低山中冲积出属于自己的河谷平原，但却并没有与成都平原连为一体。这意味着与成都平原看起来地理相接青衣江河谷，与绵阳所在的涪江河谷一样，并不属于成都平原的一部分。
如果西夷道是以邛崃为起点直入横断山区，那么正处于邛崃山与总岗山的夹角中的雅安，将是帮助它登上这片山地的跳板。时下这两座相距70公里的城市，也正通过318国道和成都至雅安的“邛名高速”，以近乎直线的线路相连。不过与同处四川盆地南边缘的乐山、宜宾、泸州等城市，两千多年来不变的位置相比，这个位于青衣江上游的节点，位置还是发生的些许位移的。汉时在此设立的中心城市并不在雅安市，而是其下辖的芦山县
溯青衣江而上30公里，就能看到位于雅安市西北的芦山县，汉朝在这个位置上建立了名为“青衣”的县，青衣江即因此而得名。一条发源于邛崃县西侧、邛崃山东坡的青衣江支流“沫河”，向南流经古老的青衣县后注入青衣江干流。邛崃的母亲河是一条与“沫河”河源相邻的的岷江支流——“西河”。两千多年前，从临邛出发的司马相如，先沿西河上溯至邛崃山麓，然后再通过沫河进入青衣江河谷。
进入青衣江河谷后，最自然的选择是交通选择是顺江而下直抵乐山，再沿岷江水而下的话就能够抵达宜宾接入“南夷道”。问题是，如果汉朝的青衣县和现在的雅安市，只能在交通上起到这个作用的话，那么这个板块也就没有必要进入我们的视线了。至于属于它们的“西夷道”又是如何延伸的，我们下了节再具体展开。

益州9 西夷道与永昌道
你很难用现在的民族划分，去对应两汉三国时期的民族。不过如果一定要给孟获找一个民族的话，他最有可能的民族是“彝族”。彝族的“彝”字本意是一种祭祀用的青铜酒器，更早的时候并没有用这个“彝”字为名的民族。真正用来称呼现代彝族的是西南夷的“夷”字。只是这个显然带有歧视成分的称呼，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在上世纪中叶被同音但却寓意更好的“彝”字所取代。
把这两个夷/彝的关联理顺了，你很自然会想到现在的彝族是当年西南夷中某个部族的后代。那么彝族先民在两汉时期，到底是被归类为“西夷”还是“南夷”呢？想知道问题的答案，不妨先看看现下彝族的分布范围。在四川、云南两省，现下存在有三个涉及到彝族的自治州，包括：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以及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除此之外，还有多达20个行政名中包含彝族的自治县。无论在四川还是云南，彝族都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所谓“大凉山”的地缘范围，指的是以凉山州为核心的地区，与之接壤的彝族地区则被称为“小凉山”。
除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之外，所有的彝族自治地区均位于云南和四川省南部。而作为贵州最西端的突出部，拥有省内最大湖泊“草海”的威宁，本身在地理、地缘上与云南的关系就是最为紧密的。这意味着彝族的地理分布范围，涉及到的是云南高原与横断山脉两大地理单元。虽然民族世居之地并不一定会固定不动，但在迁徙时一定会沿途留下痕迹。这一分布特点意味着回溯到“西南夷”时代，彝族的先民应该属于西夷系统。
如果再深入探究，你会发现彝族先民与中央之国的故事，并不是起始于这片西南高地上。在汉王朝所列出的西夷名单中，有很多以“羌”为名的部族。比如刚才说的到“青衣县”，就是汉朝在征服青衣羌人之后建制的行政区。另一项鲜为人知的研究是彝族在语言上，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又称党项羌）亲缘关系密切，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一切证据都指向，那些被汉王朝笼统归入西南夷或者说西夷范畴的边缘部族，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来自黄土高原。只是相隔如此之远的距离，这种情况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在解读氐人时，作为原始西羌民族南下部分的代表，他们的分布范围看似止步于西秦岭与龙门山一带，并没有入主成都平原。倘若被古蜀国阻断南迁路径，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
这条南迁云南之路如果存在的话，必定会在沿途留下痕迹，并且被后世所使用。这条通道并非位于岷山之东的四川盆地，而是位于岷山之西的青藏高原之上，由于这部分高原当下为四川所辖，所以被统称为“川西高原”。其内部又依方位和地理特点分为“川西山地”和“川西北高原”两部分。前者对应的就是雅安以北的这部分东横断山脉，行政上主要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所辖；后者则与西秦岭相接，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核心地理。
羌族在川西高原的存在，补上了黄土云贵两大高原间这条南迁之路的中间环节。战国时期秦国在陇右高原的强势扩张，被认为是触发羌人南迁的重要因素。在此之前，羌人已经自然渗透到了青藏高原和西秦岭山地。前者后来大部成为融合成为了藏族；后者在被湿润环境塑造出细微差异后，开始以“氐”人之名出现在商周的历史记录中。在秦人沿渭水上游向洮河的扩张时，不愿意臣服于秦人的羌人部落，除继续朝这两个方向迁徙外，还转而进入川西高原向南转进。
有两件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事件，能够帮助我们感受到这条羌人南迁之路的存在。公元1253年，与南宋在四川反复拉锯的蒙古大军，决定兵分三路取道川西高原攻取大理国；一次是1935-1936年，红色军队主力由溯青衣江而上进入川西高原，反向利用羌人南迁之路进入陇右高原，最终抵达陕北。
可农可牧的属性，使得羌人能够在气候差异如此巨大的范围内进行迁徙。这些羌系部落在进入横断山脉和云南高原，与当地原有的部落融合之后，并没有停下迁徙的脚步。有一支羌系部落后来穿越南横断山脉进入缅甸境内，并最终形成现在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此外整个地区复杂的地形，还分割造就了众多同源民族。仅明确可归类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就包括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基诺族、拉祜族、怒族等等。
想要彻底弄清西南众多民族的历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也不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一话题的初衷。这段虽然在历史上没有被认真梳理、记录过，但地缘脉络清楚的民族迁移史，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两点：无论是否设置郡县，中原王朝想彻底在文明和民族层面融合这片土地，都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二是能够对接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的青衣江，应该能够还能够向南打通一条，透过大小凉山地区进入云南高原的通道，而这条通道就是我们在寻找的“西夷道”。
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有需要再艰难的地形人类也可以开拓出道路来。在一片纵横数百里山地中穿行，最能够影响道路走向的是山间平原的面积。一片山间平原的体量越大、自给能力越强，以之为基础建立的统治力就越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历史上中央之国对岭南的统治力要强于云贵。当下城市在扩张时，热衷于在中心城区之外打造副中心，同样出于这个道理。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汉中盆地在秦巴谷地以为中继，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地缘交流是否会变得更为艰难。在南夷道上，担当这一承上启下任务的是昭通所在的“昭鲁坝子”。而在西夷道上，承担这一职责的则是大凉山西麓的“安宁河谷”。
南北向的安宁河是一条全长337公里金沙江左岸支流，在与之同向流淌的金沙江最大支流雅砻江会合后，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东注入金沙江。虽然在地理上安宁河被认定为是雅砻江的支流。不过从地缘角度看，安宁河却在整片山地发挥着主导作用。造就这一江湖地位的是安宁河平原的面积。这段南北长约150公里的狭长河谷平原，总面积达960平方公里，平地面积甚至比云南最大的坝子还要更大。可以说，在整个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坝子，仅此一项即可奠定它在金沙江左岸的地缘地位。
“安宁河谷”全境处于四川省凉山州境内，由北向南覆盖冕宁县、西昌市、德昌县三个城市。其中以火箭发射中心闻名于中国的西昌市为凉山州首府所在。这座火箭之城在汉时的行政身份是“邛都”。回想一下成都平原西南那座当年叫作“临邛”现在叫作“邛崃”的城市，大家应该能够意识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了。邛都原本是控制安宁河谷的土著部落名，这个部落也是整个金沙江江左地区实力最强的部落。按照汉使当时做调查的说法就是“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考虑到安宁河谷的体量，这一记录是相当客观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临邛”作为西夷道在成都平原的起点，它的名字也可以被理解为“与一条通往邛都的道路相临”。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西夷道在成都平原的起点“临邛”，进入横断山区的跳板“青衣”，又找到了整条道路和整片山地地缘核心“安宁河谷”及其代表“邛都”，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果让它们对接起来，并继续向云南高原乃至缅北、印度延伸的问题了。先来看看如果从青衣江上游转进到安宁河谷的问题上。
水系上看，横亘于青衣江与安宁河之间的河流是“大渡河”。这意味着当年的汉朝需要在雅安与西昌之间的大渡河谷，寻找一个相对开阔的坝子作为中继点。由雅安出发沿108国道经荥经县南行约140公里，便可以在大渡河畔找到这个关键节点——汉源县。当然，鉴于青衣江和大渡河会在乐山相汇，你也可以尝试从雅安出发顺流而下，去仰望一下乐山大佛，然后再溯大渡河而上到达汉源。只是那样的话，线路就要拉长到400公里以上了。
帮助完成这一更接近直线连接路线的，是青衣江右岸支流“荥经河”，以及大渡河北岸支流“流沙河”。时下为雅安所辖的荥经、汉源两县，在两千年前的名称分别是“严道”与“旄牛县”，它们建制的初衷便是控制这两条河谷及依附于它们的道路。以“道”为后缀的前者可以证明在汉朝的眼中，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后者则是汉朝在征服一支叫作“旄牛羌”的羌人部落后建制的。
“旄牛羌”顾名思义是一支以畜牧牦牛为主的羌人部落（旄牛即牦牛）。这种特产于青藏高原的牲畜出现在此，进一步验证了羌人透过川西高原南迁的路径。同时，这个大渡河畔的县也是西汉蜀郡最南端的城邑，由临邛经青衣、严道至此的道路亦因此被称之为“旄牛道”。沿着雅安与汉源间的108国道南下，大致就能体会到它的走向了。
由于无力改变这一地区的民族成分，从青衣至旄牛的这部分山地在进入东汉后，还是分割建制为了“因俗而治”的蜀汉蜀国。及至蜀汉统治这片土地后，为了巩固成都平原的大后方，一地区的统治反而得以加强。此后青衣县更名为“汉嘉县”，蜀郡属国亦更名为“汉嘉郡”。 作为与成都平原直接对接的西南夷地区，旄牛道所它所贯穿的雅安地区最早被四川盆地消化并不让人意外，而汉嘉郡也因此不被视为“南中七郡”的组成部分。
从汉源再往南，有两河大渡河右岸支流可以帮助近安宁河谷。一条位于汉源县西40公里处的石棉县，这里有一条大渡河右岸支流“楠桠河”直指安宁河谷方向。108国道亦沿这条更短的线路向南延伸，进入凉山州境内的冕宁县。围绕这条连接线，发生过两个著名历史事件。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部曾在此寻路进入大渡河谷，试图横渡大渡河沿牦牛道攻取成都。最终未能渡河成功渡过大渡河的石达开，在石棉县西的“安顺场”渡口全军覆没；另一件是著名的“彝海结盟”事件。刘伯成与小叶丹结盟的“彝海”，便在石棉与冕宁之间（今冕宁县彝海乡）。
不过汉时的“西夷道”在牦牛道之南并没有走这条线路，而是透过汉源以东40公里的另一条大渡河右岸支流“越嶲河”（今名越西河）完成的。之所以稍微弯了这么一下，是因为越西河上游生成有一个比汉源还在大的坝子。这个今天为凉山州越西县县城所有的坝子，在汉朝的名字是“阑县”。时下将之与大渡河连接起来的是一条编号为S208的省道。
理论上，南出安宁河谷之后，西夷道将沿着安宁河与雅砻江南下，在四川省最南端的地级市“攀枝花”境内渡过金沙江。不过如果顺着刚才提到的108国道走的话，你会发现当下的交通主线并没有沿江而下，而是从安宁河谷东南侧的会理县（汉名会无县）境内而过，然后横渡金沙江河谷。考虑到雅砻江河口以东的金沙江在两汉时的名称为“泸水”，诸葛亮又有“五月渡泸”的说法，相信大家会对这个渡口的位置具体在哪感兴趣。只是这一切要等到进入历史线后再做展开了。
不管具体选择了哪里渡过金沙江河谷，安宁河谷的存在都让汉帝国在大小凉山地区找到了统治支撑。为了控制这片至关重要的山地，以安宁河谷为核心设置了“越嶲郡”，并以西昌为郡治。这个诞生于2100年前的行政区，演变到现在就变成了隶属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对比云南省通过昭通市向北的延伸，你会发现四川和云南两省在这金沙江下游的交错存在，其核心正是出于对西夷道与南夷道的争夺。换个角度你也可以认为，在中央之国以四川盆地为基地，向西南地区扩张的过程中，U状蜿蜒的金沙江河谷客观上成为了一道天然防线与地缘分割线。
渡过金沙江，意味着从东横断山区穿出进入顶面相对较平缓的云南高原。此后西夷道可以和南夷道一样，向昆明方向延伸支路（108国道亦如此延伸）。不过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大家更关注的是道路在连接云南高原上那些大坝子后，接下来是如何穿越南横断山脉进入缅甸境内的。唯有如此，一条连接蜀地与印度的“蜀身毒道”才能成立，才会有“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出现。
这段对接西、南夷道，对接缅北的道路被称之为“永昌道”。大理所在的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坝子”，是它在云南高原的起点。两汉时建制于此的城邑名叫“叶榆”（楪榆）。选择大理作为起点，一是因为大理的位置更接近缅北与印度；二是因为由此向西170公里横穿横断山区，在澜沧江河谷与怒江河谷之间，生成有一个西横断山区中最大的坝子——保山坝子。这个面积150余平方公里的坝子，能够为中央之国控制这片纵谷提供有力的支撑。
为了打通蜀身毒道，汉武帝在保山坝子建制了帝国在这个方向上最后一个行政区——不韦县（今云南省保山市）。并将之与大理、昆明两个高原中心放在一起建制了“益州郡”。不韦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吕不韦，以至于有人认为是汉武帝将吕不韦的子孙迁徙至此而得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汉朝在攻灭南越国之后，将当时带领南越国抵抗汉朝的丞相吕嘉的族人迁移至此，并以“不韦”二字作为警示。
然而占据南横断山区最大的坝子，并不代表控制了这片山区。整个山区实际还是被称之为史称“哀牢国”的哀牢部落联盟所控制。这也是为什么这片山地与云南高原交接处的山脉被叫作“哀牢山”。哀牢国在东汉时归附汉朝，以保山为核心的整个南横断山脉遂被遵循其地缘属性重新划并在一起，建制出帝国最西南向的边郡——永昌郡。这也是为什么，这条连接云南高原与缅甸地区的道路被称之为“永昌道”。
好了，通过对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的地理分区，以及南夷道、西夷道、永昌道走向的解读。大家对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包括中央之国当年是如此在此延伸统治力的，已经有了基本了解。更为详细的细节，将在以后随着蜀汉的“南中之战”展开。接下来我们将把视线投向四川盆地的东部，去看看这片以“巴”为名的土地又是怎样的存在。

益州10 重庆、涪陵与荔枝道

在南中山地中盘桓多日之后，终于可以把视线转回到四川盆地了。在对川西、川中的地缘结构有所了解后，接下来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川东”。地缘上看，巴国、巴郡、重庆等名称所代指的主体都是川东。地理上除了“川东平行岭谷”这个地理概念以外，还有一个位于大巴山脉与武陵山区中的连接线——三峡，将在这部分重点解读。
川东平行岭谷（简称川东岭谷）是由三十多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包括支脉），平行于排列于四川盆地的东部。其最西侧的山脉是通过小说《红岩》而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华蓥山；最东侧的山脉为处于长江右岸，将之与武陵山区分割开来的方斗山。整片山地东西宽约140公里、南北长300余公里。总面积逾5万平方公里。
就其形态来说，很容易让人想到横断山脉那些纵谷。其实不管叫什么名字，它们的确都宛如一把面条或者稻草那样同向分布着。只不过横断山脉的结构更像是一捆从中间束紧的稻草，稻草与稻草之间因为这层挤压而缺少空隙；反观川东岭谷却更像刚切好摊放在桌上的手擀面，为避免粘着在一起而保持着一定距离。
如果说大家还要费力在横断山脉中去找寻河谷，那么在川东岭谷就完全没有这一烦恼。因为每一条山脉都绅士般的与它的邻居们保持着少则数公里，多则二十公里的距离。很显然，每一条岭谷中都会有与之同向流淌的河流相间其中。只不过这些顺势而流的河水，并没有把岭谷之间完全填充成大型河谷平原。岭谷低地整体呈现出丘陵、平原相间的地貌。
“坝子”一词并非只存在于云贵地区，这个名词其实是伴随着西南官话从四川盆地散播出来的。就现在的重庆地区而言，最大的坝子是位于重庆主城区东北约200公里的“梁平坝子”（重庆市梁平区），面积不过100平方公里。整个重庆的平原面积相加亦只有2000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有如天然大坝一般存在的龙泉山，对成都平原有多么的重要。如果不是它在地质时期拦截从青藏高原奔涌而出的河水，让那些泥沙得以在川西淤积，川西的地势并不会比川中、川东更为平坦。
虽然这些被山岭包夹的川东谷地，还没有被水流淤平成像成都平原那样的千里沃野，但与川中地区一样，整个地区拥有大量丘陵和介于丘陵与平原之间，坡度在15度以下的浅丘，同时山脉的平均海拔也只在1000余米。这使得川东岭谷较之横断山区会更容易为人类所开发，与外界的地缘隔离更是低得多。相比之下，海拔更高、河谷呈现V状深切状的横断山区，更多是因为层次丰富的地形、气候环境，所造就的丰富物种与多彩民族而闻名于世。
然而虽然川东的整体地理条件还算不错，平原稀少却始终是个缺憾。这也让川东长期在地缘政治上，接受成都的领导并一度笼统的以“蜀”为名。问题是在先秦的历史中，巴国可是与蜀国并立于四川盆地的双雄。这意味着山地多多的川东必有其过人之处，这一优势首先体现在区位上。刚才说了，每一条岭谷间天然形成有顺势而流的河流。那些发源于大巴山南坡的河流，在纵穿岭谷之后均在盆地东南缘汇入长江。这种梳齿状结构，让川东岭谷内诸地理单元，虽然有山岭为之阻隔，但却能够借助水运增强彼此的融合度。
更为重要的是，从蜀地方向流淌而来的长江，必须透过川东才能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意味着富庶的蜀地和同样物产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互通有无时，川东的控制者都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展现这一区位优势的最好办法，是在长江上寻找一个节点筑城以控之。两水交汇之处是展现水运枢纽地位的最佳选址，以帮助川东寻找地缘中心的要求来说，需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条能够在四川盆地内，最大程度扩张腹地的河流。找到这样一条河流及其与长江的交汇点，也就找到川东的地缘中心了。
以辐射四川盆地的要求来说，没有比嘉陵江更为合适的了。这条从盆地西北角而下在东南角江汇入长江的河流，中穿了整个盆地。涪江和渠江这一左一右两大支流，更是将嘉陵江水系覆盖面，扩张到整个盆地的东北部。此三江在“合川”合流之后并没有顺华蓥山西麓而下，而是接连穿透了华蓥山的三条支脉，蜿蜒曲折90公里于重庆注入长江。这个嘉陵江与长江相接的节点，更具体说是现在的重庆核心城区“渝中区”。嘉陵江在与长江合流之前与之并行了一段路程。由此包夹而成的一条长7公里，最宽处约2公里的半岛，这个半岛即为渝中区的所在，也因此被称之为“渝中半岛”。
渝中半岛并不是由沙洲发育而成，它本质是川东那些山岭的一部分。尽管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山地总不如大平原那样容易扩张，但比起那些因水患而频频位移的平原城市，山城的位置却是要稳定的多。更何况在千城一面的今天，谁又能够否认5D魔幻式的城市结构，是一种独特的魅力呢？
当然，纯粹从陆地交通的角度来说，完全处于川东岭谷的保护中的山城重庆，对外交流是困难的。以透过嘉陵江连通川中的需求来说，横切三条山脉的特点，使得嘉陵江在合川以南形成了被称之为“嘉陵江小三峡”（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的三个峡谷节点。古人必须借助栈道方能通过这些节点。至今你仍然能够在这些峡谷的崖壁上，看到当年的栈道痕迹。由于在刘备与刘璋反目时，“义释严颜”的故事发生在时名江州的重庆，张飞也被推测曾经使用过这些栈道。
不过在这片岭谷中，陆地通道始终只是辅助线。重庆与外部交流主要是通过水道运输。一提到成都大家总会想到沃野千里的平原及成就“天府之国”美誉的都江堰工程；而一提到重庆最容易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两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水运和码头成就了重庆，早在巴蜀争霸于四川盆地时，渝中半岛便以其西连蜀地、东通荆楚，北入秦巴、南依云贵的位置成为了巴国的都城。
重庆与成都平原乃至长江中下游的连接路径是十分清晰的，长江在这当中充当着主线作用。现在的疑问是之前我们厘清的那些“蜀道”，包括几条向云贵高原延伸的通道，都是从成都平原的视角出发。作为一个独立地缘政治板块存在时，川东有没有自己南北通道来做到这一切呢？答案是有的。在解读川中时我们提到的，借助渠江西源“巴水”，有能对接一条由汉中出发的“米仓道”。当年张郃即是顺着米仓道而下向川东进发，并为张飞所击败。
除了连接汉中与川中的“米仓道”之外，川东还有在唐朝声名大震的古道——荔枝道，能够与秦巴谷地相连。“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称得上家喻户晓。提到荔枝，大家首先想到的这是岭南产物。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成为了岭南荔枝的最佳宣传语。不过贵妃所食的荔枝可不是岭南所产，要知道从长安到南岭的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交通距离约为1500公里。荔枝在自然状态下“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身在长安的贵妃倘若一定要吃岭南荔枝的话，八百里加急也是吃不到鲜荔枝的。
杨贵妃所吃的荔枝实际产于四川。时下盆地南端的乐山、宜宾、泸州一线仍产有荔枝。由这些地区采摘新鲜荔枝送往长安，交通距离可以缩短到800余公里。以唐朝驿马传输的最高要求，日行600里来说（约合270公里），杨贵妃能够在吃到采摘后三天的荔枝，只是新鲜度会有所欠缺。当然，这位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美人，最终还是吃到了更新鲜一点荔枝。这是因为唐朝的气候比之现在要更为温暖。不仅盆地南沿有荔枝产出，川东岭谷内亦能产出荔枝。具体来说是重庆主城区东部的涪陵一带。
荔枝道由涪陵向北延伸，比之由泸州等地出发，可以大约再缩短半日路程。整体线路由长江北岸出发，借助岭谷通道北上后，在四川省达州市借助渠江东源“州河”进入大巴山与米仓山相接之地，然后在隶属陕西省汉中地区的镇巴县转入汉水水系。此后北上的荔枝会经停汉中盆地与安康盆地间的“西乡盆地”（为汉中市西乡县所有），并最终透过直指长安的“子午道”穿越秦岭。
广义理解荔枝道的话，包括有从重庆至西安的整条线路，狭义理解的话则可仅用来指向穿越大巴山脉的这段古道。作为狭义荔枝道在大巴山脉南北麓的两个节点，西乡与达州分别在两汉建制有隶属汉中郡的“南乡”县，与隶属巴郡的“宣汉”县。渠江东源的“州河”亦以“不曹水”之名被记录在史料中。这让人不由得猜测，荔枝道是否在两汉三国时期，就已发挥过重要作用。
然而纵观整个历史时期，这条在唐朝声名大振的古道，却并没有为军事家所青睐。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整条道路的绝大部分都在复杂山地中盘桓。传输一封急信或者荔枝固然可用，但用做大军通行实是有些勉强。只是荔枝道的存在，终究还是成就了沿线城市，尤其名字本身就为“通达”之意的达州。虽然在重庆从四川析出时，地级市属性的达州市，与它覆盖的荔枝道沿线地区被留在的四川境内，但其身处川东岭谷北端位置，以及广义荔枝道的走向，仍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川东板块的地缘属性。
既然重庆所代表的川东纵谷，在北线拥有一条直通陕西的通道，那么在南线与云贵高原对接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可以绕道为蜀地所控制的南夷道，打通一条自己的南向地缘扩张之路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那个位于重庆主城区东部的“涪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视线中。在解读武陵山区的结构时，这座以盛产榨菜而闻名的城市，已经被定位过了。它能够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自然不是因为榨菜，而是基于其乌江、长江交汇的地理位置。
在两汉时，涪陵的名字叫作“枳县”。以之为基点溯江而上，两汉及蜀汉在乌江及其支流郁江河谷设置了：涪陵、汉葭、丹兴、汉复等县，并将之归入益州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涪陵并不是位于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地，而是位于是位于乌江与郁江相交之地，即现在的重庆市彭水县。以古涪陵为中心，蜀汉在乌江流域建制出了“涪陵郡”。这与时下重庆在这一地区的辖区如出一辙。
渝中半岛所控制的嘉陵江口与涪陵所控制的乌江口，长江水路距离约为150公里，控制这两个节点，再借助长江左岸的嘉陵江及右岸的乌江水系，当年的巴人和现在的重庆，可以将地缘影响力向南、北两个方向扩散。由于乌江下游可以被视为武陵山区与贵州高原的地理分割线，重庆通过乌江水道所辐射的控制力，不仅可以向武陵山区延伸，还可以向贵州高原延伸。考虑到乌江横亘整个贵州北部，这一延伸路径似乎更应该偏向于贵州方向。
然而无论是当年隶属益州的涪陵郡，还是现在的重庆市东南部，其所覆盖的区域都更多属于与湖南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武陵山区。这意味着在地缘联系上，较之南面的贵州高原，川东板块与之东面的武陵山区联系要更为紧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倾向，当年的巴人还有什么秘密武器与蜀人对抗，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益州11 巴盐与三峡
资源也能拉升一片土地的地缘潜力，就像波斯湾周边那片荒芜的沙漠，因为出产石油而不时牵动着世界神经一样。当年的巴人也有一件资源武器——食盐。在中国很多地方，食盐都被称之为“盐巴”。盐巴里的这个“巴”字指向的就是巴人。
盐对于人类及国家财税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盐是从海水中提取的。海盐的确是食盐的重要来源，不过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不沿海且与沿海地区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类，又是怎样获取食盐的呢？实际上，食盐除了海盐以外还有岩盐、池盐井盐等品种，这些品种大大丰富了食盐的分布范围。然而这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出产食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盐与金属一样成为了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谓岩盐就是古代海水或者咸水湖干涸之后，结晶成矿产生的矿盐。而池盐、井盐、海盐都是融于水中，需要通过日光曝晒或者熬煮蒸发水分后结晶成盐。其中池盐产自于天然咸水湖，这种生成于内陆并被用来提炼食盐的咸水湖，在古代中国被称之为“盐池”。生成于山西运城地区的盐池“解池”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盐池，早在西周时期解池之盐就已大规模开采。春秋时晋国之所以雄霸一方，甚至能够从中分解出战国七雄中魏、赵、韩三国，便有解池之功。
井盐则是抽取深藏于地下的卤水炼制而成。四川中南部的自贡市，是中国最重要的井盐出产地，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采。甚至“自贡”这座城市，都是在1939年出于控制这一重要资源的需要而设置的（合“自流井”和“贡井”之名）。这种为了控制某一重要资源，而在行政上予以特别对待的情况，在之前的内容已是屡见不鲜。包括位于大小凉山之南的攀枝花市，亦是一座因钢铁而兴的新兴城市。
虽然资源型城市总难免遇到资源枯竭而面临的转型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拥有某项特殊资源，都足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2000多年前巴人所控制的食盐资源，在天然形态上属于比较特别的“盐泉”。这些富含盐份的卤水即不像井盐一样需要钻井开采，也不像一般的盐池那样静处于地表，接受阳光和季风的洗礼，而是如山泉一般从山间缝隙不断流出。
巴人所控制的盐泉，位于武陵山区和长江一线。主要包括清江下游的“清江盐泉”（长阳县）；郁水上游的“伏牛山盐泉”；长江沿线的“涂井溪盐泉”（忠县）、“彭溪盐泉”（彭水县）、“宝源山盐泉”（巫溪县）。这些盐泉中除了位于武陵山区东北部的清江盐泉属于湖北以外，其余皆位于现在的重庆市境内。不过在历史记录中，巴人最初的兴起之地，却是在清江盐泉所处的湖北省长阳县，然后再成长为足以和楚、蜀两国对抗的地区大国。这意味着巴人很可能便是凭借区域内的盐泉脱颖而出，然后在追逐食盐之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除了盐以外，巴地还出产有其它丹砂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丹砂又名朱砂，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除加热后可以析出水银以外，还可当作红色染料、用来入药炼丹。东汉末年，刘漳曾在郁水上游的重庆市黔江区建制“丹兴县”。再往前看，还有以丹砂开采而富甲一方，并曾被秦始皇亲自表彰过的“巴寡妇清”。能够拥有这一资源，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这片山地的价值。
不过相比区位来说，矿产资源总是不那么可靠。除了自身资源可能枯竭以外，还会面临其它地区的竞争。就像川中的自贡井盐得以开采之后，巴盐再想向西扩张市场就有些困难了。相比之下，区位价值会更为的恒定。以重庆的地缘价值来说，其西连蜀地、东通荆楚的地缘位置，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就具体的地缘连接来说，涉及到两个地理概念——三峡与巫山。
在中国有很多河流都会有“三峡”，比如嘉陵江三峡、黄河三峡。现在我们说的自然是“长江三峡”。只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实是没有必须在它前面多余标注“长江”，因为提到三峡大家自然想到的会是长江三峡。三峡由西向东包括：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行政上西起重庆市奉节县城东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北的“南津关”。中间还经过隶属重庆的巫山县和隶属湖北的巴东市和秭归市。
三段峡谷在排列时并非首尾相接，具体来说从奉节县白帝县到巫山县大溪乡的部分为瞿塘峡，总长仅8公里；巫山县城至巴东市为巫峡，长度为46公里；秭归县香溪村至南津关的66公里为西津峡。包含未被具体纳入这三段峡谷的部分，从白帝城到南津关被统称为“三峡”的长江峡谷共计长190公里。
从三峡当下的行政归属可以看出，这条咽喉水道在地缘政治上为巴蜀和荆楚所共有，这实际也是历史的常态。毕竟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任何一方完全控制三峡水道都将对另一方构成威胁。这一点在三国时代就得到了充分验证。刘备在痛失关羽和荆州之后，东出三峡发动了三国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战——夷陵之战（另两战为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战败之后两国的分割线便定位于瞿塘峡东。
两汉三国时的“夷陵”又名“西陵”，对应的即是现在的宜昌，其具体位置位于现在的宜昌市主城区“西陵区”。三峡中最东段的成员“西陵峡”亦因此而得名。宜昌在战略上存在的最大意义，便是控守近在咫尺的南津关和西陵峡。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南津关”之称，它在那场战争中有一个更能显示其地理属性的名字——峡口。传说中正是因为刘备当年驻军于峡口之南，后世方将这个三峡的东端出入口命名为“南津关”。
与“南津关”相比，距之190公里的白帝城，在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赫赫有名。有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做宣传，作为一名中国人想不知道它的存在都难。当然，对于三国迷来说，刘备的“白帝城托孤”才是这个三峡西大门声名彰显的开始。当年由夷陵败走的刘备并没有退回江州或者成都，而是退守白帝城。因为他知道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如果白帝城和三峡让东吴控制的话，即便东吴没有侵入蜀地的计划，在接下来的议和谈判中也会得到更多的筹码。
那么，白帝城、三峡、夷陵在位置上究竟有什么特点，让它们能够在那场大战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先来看看三峡的位置特点。这段水流湍急的峡谷总共涉及四个地理单元，分别是：川东岭谷、两湖盆地、大巴山脉，以及武陵山区。这四大地理单元对长江的影响，通过水道的宽度便能看出来。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川东岭谷和非常平缓的江汉平原，长江水道宽度分别能够超过500米和1000米，但在受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挤压挤压的三峡水道，三峡蓄水之前的江面很多只有100多米宽。
古人并没有能力去细究三峡南北两岸的山体归属，往来于这段水道的文人墨客，为这段直接造就三峡的沿江山体，取了一个专属名字——巫山。也就是说无论是“三峡”还是“巫山”，所指向的都是这段景色奇绝却又无比重要的峡谷。现在问题来了，理论上这段将近200公里的长江水道，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作为截断水道的节点，为什么白帝城会表现的特别突出。
说白帝城表现突出，并不仅仅因为刘备在最后的时刻选择在此驻军震慑东吴。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解读蜀道时我们曾经提到过法正对刘备说过的一句话——“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关头的位置前面已经确定了，位于嘉陵江河谷与秦南谷地交汇处的阳平关镇。虽然这个阳平关，并不是出现在三国历史中的阳平关（阳安关），但以关城或关头为名的它，的确提得起益州北大门的称号。至于鱼复则是两汉依白帝城而设置的县。
“鱼复”之名最早指向的是在先秦存在于此的“鱼复”国。当然，这种先秦小国实际都只是部落性质。它真正成为一个战略节点，是在巴、楚两国对三峡展开争夺之时。当时的巴国为了防御楚国进攻，在此构筑关城并称之为“江关”。如果以关城来认证这个节点，后世一般称之为瞿塘关。至于白帝城之名，则是因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益州曾被自称白帝的公孙述所割据。这个益州东大门属性的节点，遂被公孙逊命名为“白帝城”。
公元222年，兵败夷陵后退守白帝城的刘备将鱼复县更名为“永安县”，这也是为什么刘备的托孤之处被后世称为“永安宫”。从永安一名的寓意，也可彰显白帝城之于巴蜀安危的重要性。这些历史都在告诉我们，白帝城所在的这个位置，天然就是巴蜀的门户。视角抬高，你会发现以白帝城的位置来说，它所标定的是川东岭谷的尽头。此后的长江水道，将处在大巴山脉与武陵山脉的挤压之下。这意味着白帝城正处在三峡的西端，更具体说是处在瞿塘峡的西端。
瞿塘峡是整个三峡中水道最窄处，白帝城所扼守的这个出入口被称之为“夔门”，不管在行政上你把这个节点叫鱼复、白帝城、瞿塘关还是奉节，它们存在的基础都是“夔门”。作为整个三峡中最窄处，数百米宽的长江在夔门骤减至不到百米，长江水由两岸峡壁间呼啸而过的场景，让每一个由此而过者心生心生感叹。
不过三峡工程的修建让整个地区的水位上升不少，使得时下景致与当年会有些差异。在一条V字型峡谷中，水位上升意味着水面宽度增加，时下夔门江面已拓宽到了两百余米。除此之外白帝城所在的白帝山也变成了一座需要通过桥梁，与江岸相连的岛屿，控制这个水口的瞿塘关亦被淹没于水下。尽管如此，你在身临其境时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川东门户的气势。如果感到遗憾，想要是想看夔门往日风光倒也不是很费事，打开钱包（如果你还有的话）找到一张10元人民币，它背面印刷的就是夔门风光。
如果说三峡西端的夔门充当的是巴蜀门户，那么东端的“南津关”以及为控制这个门户而建制的夷陵城，充当的就是荆楚门户了。现名宜昌的古夷陵城，在地理上位于江汉平原与巫山间的过渡丘陵地带。三峡大坝前修筑的长江最大水电工程“葛洲坝”，便是选址于宜昌之北。从地缘政治上看，倘或当年陆逊不能在这片丘陵地带阻击刘备成功，放蜀军入江汉平原的话，那么就算刘备不能拿下南郡和江夏郡，也很有可能进入荆南四郡与东吴隔江对峙，就像在赤壁之战结束之初所形成的局面一样。
围绕三峡水道，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1937年末，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次年大量人员、设备聚集于宜昌。这是由于三峡江面狭窄，由长江中下游航行至此的大型江轮需要在宜昌更换小型船只再溯江而上。这场时间紧迫的大转移行动，遂被称之为“宜昌大撤退”。在战略大转移的同时，中国军队距南津关12公里处的“石牌”构筑要塞，作为抵御日军西进的第一道防线。选择“石牌”是因为这是长江西入西陵峡后的第一个转折。
1943年，日军对石牌要塞发动进攻，双方共计20余万军队在此厮杀。最终凭借有利地形和顽强的斗志，中国军队取得了“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选择成都而是重庆，作为偏安时都城，与刘备在夷陵兵败后没有退回成都而是亲驻白帝城，都是为了直面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威胁。
后来在三峡工程选址时，石牌也是大坝选址之一。整个选址过程历经二十余年，可供选择的河段多达15个。最终结合地质、水文情况选定了东距石牌20公里处的三斗坪镇。而这些选址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均位于湖北或者说宜昌地区境内的“西陵峡”。这点倒并不难理解，想要截上游之水实现“高峡出平湖”的愿望，自然要选择三峡中更下游的峡谷来拦截江水。
虽然三峡大坝的选址是在宜昌，但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却是重庆。这座川东重镇，早已希望世人能够正视自己不同于成都的地缘属性。三峡工程所造就的移民安置问题，帮助重庆完成了这一愿望。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80年代讨论这一新的省行政区时，最早提出的方案是建制以宜昌为省会，向西延伸到涪陵的“三峡省”。后来落地的重庆市与这个初始方案相比，主要差别就在于以重庆置换了宜昌。
让楚地属性的宜昌去整合川东，在地缘上将面临的很多问题。现在的重庆市整体相当于从原来的四川省东部拆分出来，重庆在川东的长久以来的地缘中心地位，使得这一行政重组要顺畅的多。由于形成的四川-重庆-湖北并立的格局，本质是恢复先秦蜀-巴-楚三大板块沿江而立的传统地缘格局。从这个角度看，三峡工程的修建只是提供了一根导火索。
好了，通过这部分的解读，重庆与三峡的前世今生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益州部分的地理解读也至此告一段落。下一节，东汉十三州部的最后一个成员——交州将成为我们的关注目标。

南岭之南 交州1 烟瘴岭南
公元前112年，赵佗所建立的南越国终为汉朝所兼并。6年之后，汉武帝将天下划分为十三刺史部，南越国故地被命名为“交趾刺史部”，东汉初被正式更名为“交州刺史部”。这个身处岭南的州部虽远离三国主战场，却在当时依然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目标。曹操、刘表、孙权都曾经向交州派驻过官员。刘备在赤壁之战前，还考虑过万一荆州有失，前往交州安身立身。此后东吴在控制交州之后，还发生过很多故事。
对于很多人来说，最为感兴趣的倒不是交州在三国时的表现，而是这片土地有三分之一位于越南境内。无论是想地图开疆，还是了解这片土地为什么会从中央之国分离，交州的前世今生都足以引发大家的兴趣。东汉在交州分别设置了七个郡，分别是：南海郡、苍梧郡、合浦郡、郁林郡、交阯郡、九真郡、日南郡。其中前四郡对应的是中国境内的两广地区；后三郡对应的便是越南北部。为了便于识别，接下来我们可以把中国境内的四郡称为“北交州”，而把越南境内的三郡称为“南交州”
交州并不属于九州之列。在禹贡九州概念被设计出来之时，中央之国的范围还没有扩展到这片岭南之地。从地理上看，它既可以被视为扬州的延伸，也可以被视为荆州的延伸。公元213年，曹操在晋位为“魏公”之时，曾经假天子之名将天下重新划并为“九州”。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冀、并两州及司州的河东、河内部分，以“大河之北”的原始设定归入冀州，再以冀州牧的身份直接控制更多的区域。
在曹操的这次操作中，交州被归入了荆州范围。只是随着曹魏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以及三国鼎立格局的正式出现，曹氏九州的划分法很快便成为历史。对于远在曹操势力范围之外的交州来说，这次行政调整并没有什么影响。在三国时代，交州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都是由刺史士燮及其家族所控制，即便后来士燮后来归附了东吴，其半独立属性依然延续了十余年。这些历史都在告诉我们，交州有着自成一体的地理基础。
“一岭两河”是交州的地理核心。一岭指的是“南岭”，二水指的是北交州境内的“珠江”和南交州境内的“红河”。南岭的概念在荆州部分已经解读过了，这是一条横亘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边境，分隔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无论是两广地区还是越南北部，都处在这条分水岭之南，亦因此被称之为“岭南”。随着中央之国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变迁，岭南所代指的范围也会随之变化。从军事角度看，你也可以将南岭看作一道天然长城。对南岭沿线关口的控制力大小，将决定交州有多少独立性。
如果安排岭南的行政地位，并不是九州概念落地时所遇到的唯一问题。随着对河西、河套、两辽地区征服，中央帝国在西、北边缘同样面临着如何给这些板块一个行政定位的问题。只是以中原王朝对环境的适应性来说，在岭南所遇到的困难要更大。这样说是因为在南岭之南，气候类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具体统治和地缘融合时，中原王朝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人类所生活的这颗星球，依各地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热量可划分为三大温度带：寒带、温带、热带。纬度是划分气候带的最重要参照，三大温度带中的寒带，位于北极圈和南极圈里。前者被称为北寒带，后者被称为南寒带，占比不到五分之一；热带则大略处于以赤道为轴心的南北回归线之间，占比将近五分之二；处在热带与寒带之间，也是面积最大的是温带。在此基础上结合降水情况，又可细分出多种气候类型，如温带季风气候、热带雨林气候等等。
季节变化是区分温度带的重要参考。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四季轮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现象。然而所谓“四季”并不是存在于全球范围的现象，只是一个存在于温带的概念。在热带地区并没有春夏秋冬四季，而是一般被分为干季、湿季，或者旱季、雨水季的两季。在降水过多的热带雨林及降水非常少的热带沙漠地区，你甚至只能感受到一季的存在。
冰雪覆盖的南北两极，冬季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当然，南极圈和北极圈每年会交替出现半年皆白天和半年皆黑夜的“极昼”和“极夜”现象。很显然，在极昼现象出现时，这两片极寒之地的温度会稍高点。一定要将之区分出冬夏甚至四季来，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只是即便最暖的月份里，这两片寒冷的土地上平均气温也只有零下8度；最冷的月份，平均气温则在零下20度-零下40度。对于绝大多数人类来说，二者的区别无非是温度很低的冬季和温度非常低的冬季罢了。
就中央之国当下的领土情况来说，绝大部分领土都属于温带范围，横跨温带的全部四种细分类型，由北至南包括：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以古代中国的核心统治区来说，主要覆盖的是长城至秦岭淮河一线的“暖温带”，以及秦岭淮河以南，以长江为核心的“亚热带”。换句话说，这两个气候区是最适宜华夏文明生长的“舒适空间”。
由温带向另外两个温度带扩张，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在岭南地区，中央之国所派出的军队将面临热带季风气候的挑战。相比他们原本生存的环境，这一气候所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是过于湿热，最直接的影响是会因此传染一些热带所特有的疾病。在古人的认知中，这些都是丛林中的雾气导致的，并将之称之为“烟瘴”。虽然生物的适应性很强，一个种群总会产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产生大量牺牲品。
更值得关注的是，种群的适应不代表政治的融合。对于征服者来说，一片被征服的土地如果与自己的原生地缘环境差异过大，将很难阻止后者在政治上再次成为一个独立体。即便从征服者在政治上，的确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历史上曾有无数次来自中亚干旱地带的游牧者，征服热带季风气候属性的印度，却始终都无法建立一个横跨中、南亚的帝国。那些入主印度的游牧者，最后的选择都是变成“印度人”，并建立一个热带属性的南亚国家。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你征服了这片土地，倒不如说是被这片土地所同化。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北回归线从广州所在的珠三角平原北端穿过，时下的充当两广省会的广州和南宁，都除在这条纬度线之南，更别说位置更为偏南的越南北部了。不过受地势和气流、洋流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到底是属于哪个温度带，并不是严格依纬度来划分的。仍以印度为例，由于青藏高原阻止的北方冷空气南下，加之影响南亚次大陆的西南季风会携带有更多的热量，使得喜马拉雅山南麓在这一地区成为了热带气候的北界。热带区间在此能够扩张至北纬30°一带（南北回归线在23°26′附近）。
就当下的情况来说，无论是广州还是南宁都还是被归类为温带季风气候，更准确说是“亚热带季风气候”。能够最归入热带季风气候的板块主要四部分，包括位于横断山脉南麓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广东南部的雷州半岛、海南岛，以及台湾岛南部。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在宋朝以前较之现在要更高。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时候，北回归线在划分温度带的问题上，会显得更为称职些。
不管怎么说，帝国在岭南的统治都将面临全新的环境适应问题。尤其是在完全属于热带环境的交趾郡。热带传染病所带来的致命威胁，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原王朝只能用流放的方式为岭南派驻官员。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都曾经遭遇过这种待遇。虽然被发配往西北边地同样会遇到诸如气候寒冷、马上民族侵扰的问题，但这种风险在认知范围内都是可以有办法规避的。相较而言，烟瘴所带来的疾病风险，更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魔法攻击，让南迁之人总想着回归故土。除非你象吃货属性的苏东坡一样，能够每至一地都寻到美食安慰自己。只是你真的让他在“日啖荔枝三百颗”和回归中原中选择，估计还是会放弃荔枝的。
总得来说，古代中国在热带地区的尝试并不算很成功。无论是在几度北属的越南北部地区，还是晚期在缅甸北部的扩张，都未能使之最终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些努力还是让中国的概念得以在热带地区覆盖几个桥头堡，为文明兼容性的扩张做出积极尝试。值得玩味的是，中国经过数千年扩张史形成的国土气候结构，与经由一百余年时间所形成的美国颇为相似。这个温带属性的强大国家，同样也只是在迈阿密、夏威夷几个点上拥有热带气候。
气候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地缘属性。除了纬度以外，地形也会影响气候的归类。如果说参考纬度所做的分类是一种横向切割，那么海拔就是一种垂直影响了。这两种影响会同时存在甚至角力。一如非洲东部的很多地带虽然在纬度上属于热带区间，但在夏季却因海拔较高不如中国南方那般闷热。以至于每年三伏天时，都会有在华非洲留学生中暑或回非洲避暑的趣新闻出现。又如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的海拔实在太高，内部的高差也大。在气候分类时往往更侧重依海拔所做的垂直分类。
广东、广西两省所覆盖的这片土地，整体属于东南丘陵的一部分，被称之为“两广丘陵”。在交州的那些核心低地，温度气候更多是受纬度所影响。这些低矮山地对气候的整体影响并不算大，尤其对那些核心低地。作为整片丘陵中最大的平原，珠江三角洲的存在是交州得以出现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基础。今时今日，珠三角的影响力更是远甚于当年。能够与长三角、京津冀共同成就了中国三大都市圈，生成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知名城市。
身为广东省会的广州，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然奠定了自己区域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南越国国都名叫“番禺”，对应的就是后来的广州。今天你甚至能够在繁华的广州城区找到当年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追根溯源，这座城市的政治地位是由珠江口所造就的。然而当下的广州市中心城区并不临海，其中心城区与珠江口是通过一段80余公里的水道相连。这段水道也就是狭义的珠江，依惯例成为了整个水系的代名词。
狭义珠江水道在两汉时期并不存在的，当年这个点位之所以被选择，便是因为它能够面朝大海、背靠珠三角平原扼守。其与珠江口的位置关系变迁，与杭州之于杭州湾的关系类似。杭州在2000年前以“钱唐”之名立县时，也是因其对接钱塘江与杭州湾的位置。随着上游泥沙在江口沉积，钱塘江同样向杭州湾方向延伸了80余公里。
沧海桑田的变迁，让这些拥有漫长历史的城市与海洋渐行渐远。在中央之国闭关自成一体的时代，这种距离反而会成为一种优势，不仅让它们拥有了更多可供开发的土地，更在面临海洋威胁时多了一重保护。问题是在海洋经济变得愈发重要的今天，内陆化的倾向客观上成为了短板。而那些原本位于各自三角洲平原边缘，却又拥有海港之利的城市（比如宁波、深圳），在经济和政治上变得愈发强势。有鉴于此，无论是杭州还是广州都会热衷在于更靠近海湾的地方，兼并重组建立新的城区，以期让自己的城市属性中多一分海洋的气息（比如杭州吞并原萧山县建立 “萧山区”；广州在珠江口建立副中心属性的“南沙区”）。
珠江口的位移虽然对珠三角平原的面积，及广州的控制力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这片土地的潜力始终还是由珠江水系所决定的。了解珠江水系的结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央之国是如何将控制力延伸至此的。珠江经常被称之为中国第三大河流，其径流量仅次于长江之后位列第二。只是从长度和流域面积来说，充当中俄界河的黑龙江（阿穆尔河）及其右岸支流松花江，在中国境内的长度和流域面积都要比珠江更长些、大些。
若综合各项地缘因素，珠江无疑还是担得起这第三之名的。与古时被称之为“四渎”的江、河、淮、济四水一样，珠江也是一条自西向东，独流入海的河流。在流域上串连起云贵高原与两广丘陵的珠江，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置于自己的辐射范围内。这意味着，中央之国即可以在征服岭南时，借助云贵高原的上游之利，就像西汉通过南夷道连通珠江水道一样；也可以消化岭南之后，反过来帮助向云贵渗透。可以说如果四渎之名出现时，珠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后人看到的很可能就是“五渎”之说了。
珠江虽说成为了整个水系的代名词，但狭义珠江始终只是一个最终受益者。真正为为整个水系扩张流域面积，并珠江三角洲成陆作出贡献的，是分别由三个方向汇集于珠江三角洲的河流。这三条被归入珠江概念的河流，依方位被命名为：西江、北江以及东江。下一节，我们就将沿着三条河流的上溯，去看看它们是如何打通岭地地区，与周边板块交流通道的。

交州2 南海郡与苍梧郡
珠江三水中最长者为西江，承担着串连云贵、两广的任务，北江和东江则分别指向江西与福建方向。从这个角度说，北江和、东江在地理上应该属于西江的支流，不过无论从最初的地理关系，还是彼此的地缘关系来看，三条同属珠江水系的河流都更应该被视为独立河流，并承担着不同的地缘任务。
两汉以珠三角为核心划定的行政区被命名为“南海郡”，从拱卫南海郡的角度出发，汉称溱水的北江称得上是它的门户。这条由广州市北注入珠三角的河流，向北串连起清远、韶关两个地级市。由清远城沿江上溯60余公里，北江在它的右岸会迎来最大的一条支流——连江。这条发源于广东、湖南边界，古名洭水、湟水的河流，与湘江上游的分水岭是位列五岭的“骑田岭”。此外继续溯北江干流继续而上，经其东源浈水还可指向五岭的另一个成员“大庾岭”。
五岭之所以能够在南岭山地中声名彰显，皆因为它们能够指向一条连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秦汉古道。由南向北翻越这两处分水岭，便可接入湘江与赣江水系。具体来说，由北江支流连江对接湘江支流春陵水，可打通一条粤湘通道；以北江东源浈水对接赣江西源章江，能打通一条粤赣通道。为了控制这两条Y形相接的通道，汉朝分别在三个节点上各构筑了一道关口。其中位于连水上游（今阳山县西北）的关口名为“阳山关”；大庾岭之上的关口名为“横浦关”（后称梅关）；连水与浈水两江合流之处，构筑了名为“洭浦关”的关口（秦时名为“湟溪关”）。
上述被合称为“岭南三关”的关口，在荆州部分就已经出现在我们视线中。之所以提早出现，是因为尽管整个北江水系和三个古关，当下都依它们的流域属性都划入广东省境内，但在汉朝的行政区划中，连、浈两水交汇的“洭浦关”才是交州和珠三角的北大门。洭浦关以北的整个北江上游地区，以及“阳山关”都被划入了隶属荆州的桂阳郡治下。处在赣江与北江分水岭之上的“橫浦关”，则为扬州治下的豫章郡所控。这使得扬州的控制线，同样触及到北江水系。
依地理归属划分行政区是一项基本的地缘原则，这一被称为“山川形便”的划分原则，能够最大限度尊重各板块的地缘属性。只是大家不要忘记，基于地缘政治需要，“犬牙交错”也是行政区域中的常用原则。将荆、扬两州的控制线推进到北江上游，背后透露出的是中原王朝对交州稳定性的担忧。当年赵佗在秦末乱局中闭关自立的过往，以及南越国在被汉朝军事征服之前，再次闭关自守的尝试，让帝国中央觉得有必要跨越分水岭，将荆州的控制线延伸到珠江流域。
技术上看，这种做法可以保证交州再次发生叛乱时，来自北方的控制者不用再有争夺分水岭的困扰，而是能够在一开始就能够利用水道保证后勤补给。可以这样说，三国时代的交州虽然在事实上长期保持自治状态，但在政治上并没有谋求成为一方诸侯，很大程度便是因为当年汉武帝的行政设计，使之失去了南岭这条天然长城。此后的历史中，两广地区逐渐被完全消化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并成为华夏文明对外交流的主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与江西、湖南两省的行政分割，遂逐渐回复到了“山川形便”状态。
将北江中上游划分给荆州的做法，相当于让南海郡的北大门向荆州方向虚掩。让清远市区以北包括韶关在内的粤北地区，都成为了荆州的组成部分。比较而言，南海郡在东江流域的管辖范围倒是与现下的广东无异，除源头外基本能够做到全覆盖。东江源头指向闽粤赣三省相接之地，具体来说源出江西最东南部的寻乌县，再西南方向流经广东境内的河源、惠州、东莞等城市汇入珠江口。
在这个方向没有再用“犬牙交错”原则强行错配，是因为东江的源头虽然也与赣江东源属性的贡江隔分水岭相望，但却没有成为中原王朝南下的主通道。这本身倒也不难理解，就连通赣江与的战略需求来说，沿赣江西源章江南下对接北江的线路，比之经由贡江对接东江的线路要更趋近于直线。以赣南中心城市赣州与广州的距离来说，由大庾岭而过的线路交通距离约为420公里，若一定绕道东江的话，路程将再增加50%。
鉴于北江通道在距离上的显著优势，这一通道在2000多年时间里一直稳定承担着由赣入粤的官道任务。先期沿此通道入驻珠三角的岭北移民，与原住居民融合后演变成了广东三大民系中的“广府民系”。基于广州及珠三角千年不变的核心地位，广府民系所使用的方言成为了“粤语”和“广东话”。然而广东并不只有“广府民系”和一种方言。三大民系中的另两个成员“潮汕民系”与“客家民系”，在方言与源流上与之存在着显著差异。
先来说说客家民系。客家民系的来源最早可追溯到西晋与东晋交替之际。五华乱华时代的开启，不仅让大一统属性的西晋王朝变成了偏安南方的东晋，更开启了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历史，始称“衣冠南渡”。此后唐安史之乱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又造成了两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事件。这些南迁之民，有部分直接迁入了岭南，有部分在江西、福建等省定居之后，再因为新的战乱被迫再次南迁。
由于以珠江三角洲代表的大平原经由长期开发，已然为早期移民所占据，那些后期南迁的中原人口，更多只能在赣南、闽西南、粤东/北的山地中寻找较小的平原谷地定居，并逐渐在与早期移民的争斗中融合形成客家民系。作为一条能够对接赣江上游的河谷通道，东江成为了客家人南迁的走廊之一。流域内除珠三角属性的东莞以外，河源、惠州两地区都因此成为了客家人的核心分布区。包括北江通道最北部的韶关一带，亦因处在南迁通道之上，但又不属于核心平原区而成为了客家民系的覆盖区。只不过粤北地区由于同时拥有两条对接湘、赣的官道，在语言结构上会更为复杂些，还存在与周边湘、赣、粤、桂方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都有关联的“粤北土话”。
在广东省的东部，东江并不是唯一的河流，亦不是唯一的客家走廊。东江以东还有一条与之河源相近，发源于福建西南端的长汀县的“韩江”同向流淌。只是韩江并没有接入珠江水系，而是在现在的潮州市注入南海。由于长汀古称“汀州”，因此韩江在福建的上游部分被称之为“汀江”。当年那些南迁之民，除沿东江、北江直接由赣南进入广东境内以外，还会向东经由武夷山脉与南岭的连接部，进入汀江流域。繁衍聚落之后再沿韩江而下进入中游的广东梅州地区。
由于赣江上游的赣州、东江中游的惠州、汀江流域的汀州、韩江中游的梅州，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上述四州被研究者合称为“客家四州”。唐宋之际，是客家地区的深入开发期，宋元更迭之际则是客家民系的具体形成时期。回溯到两汉三国时期，虽已东江流域建制了博罗、龙川两县（对应现在的广东省博罗县、龙川县），但这些后来的客家之地无论在扬州和交州内部，都还属于不能左右大局的边缘版块。
如果说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本质是新老中原移民的区别，那么广东三大民系中的另一个成员“潮汕民系”，来源就略有些不同了。潮汕民系在地理上所依托的，是广东境内第二大沿海平原——潮汕平原。这片平原与珠三角一样亦属于沿海平原，面积约为1200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潮州、揭阳、汕头、汕尾四个地级市。
与向内陆凹陷的珠江三角洲相比，潮汕平原向内陆延伸的不多，但海洋线却要更长。这使得潮汕地区显示出更多的海洋性和破碎性。在沿海丘陵分割之下，潮汕平原内部还可分为两个亚板块。包括由韩江、榕江、练江等共同打造的东潮汕平原；以及龙江、漯河、黄江等河流的西潮汕平原。整个区域内最大的河流，是中上游地区为客家民系所覆盖的韩江，其下游即为潮州市所在。而揭阳与汕头两座城市，则位于与韩江相邻的榕江下游。
在潮汕地区，东潮汕平原的面积要更大，也更多受到山地的保护。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东潮汕平原向为粤东沿海中心。早在秦汉时期，便在此建制了以“揭阳”为名的县。至于面积更小、地缘政治地位相对弱势的西潮汕平原，当下的中心城市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方在海丰、陆丰两县基础上新建的海港城市——汕尾市。正因为如此，西潮汕平原和汕尾地区又常常被称为“海陆丰”地区，并与另三座潮汕城市在地缘属性上有些许差异。
潮汕平原的这种破碎性，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与之相邻的福建地区。这片又称“八闽之地”的土地，沿海平原同样呈现出破碎性。即便一片看起来相对完整的小型沿海平原，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内部含有多条尚未融合的河流。将视角抬高，你会发现从浙江东南部的台州、温州两市，一直到珠三角平原东部的深圳市，将近1400公里的海岸线都呈现出类似的状况。
这部分东南沿海丘陵地带，生成了数十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却都没能向内陆延伸，连接其它重要地理单元。一直到上游直指云贵高原的西江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从这个角度说，将珠江三角洲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意义不仅仅在于岭南，还在于能够地理独立的浙东南和福建，彻底包夹融合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在远征南越时都同时推进着对瓯越、闽越的征服。
生成于东南沿海丘陵的这些独流之水，虽然将整个区域分割成为了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小形地缘板块，但却并不代表它们彼此就是封闭的。沿海岸线所开辟的航道，能够将这些小型沿海平原有机的串连起来。战国后期为楚国所灭的越国，其遗民便是由此向浙南、福建沿海平原迁徙，然后再溯一条条河谷向丘陵深处渗透。正因为有这样一条东南沿海通道存在，当年华夏文明的民族概念中，生活于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部族，才会统一以“越”为后缀进行标注。
潮汕民系的祖先同样属于这些以“越”为后缀的古代东南民族。其直接来源是福建东南地区，这点从潮汕话被归类为闽南语次方言便可看出。与客家地区一样，潮汕地区也是在唐宋之际开始深度开发，并在南宋之后大规模迁入人口。基于这些闽越之民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由内陆横穿丘陵的客家人，最终并无法顺韩江而下入主潮汕平原。与此同时，沿东江或北江而下的客家人，同样会被到生根于珠三角平原的广府民系的阻击。这使得客家民系与另两大沿海民系相比，呈现出更多的山地属性。
经过上述解读，广东三大民系及其所依附的核心地理单元，已然浮现清晰的浮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对照两汉三国时的行政区划，珠三角平原、潮汕平原，包括以东江为轴心的广东客家地区，正是当年南海郡的组成部分。核心水系包含有韩江、东江，以及北江中下游地区。至于珠江的干流——西江，却并不包含在南海郡的范畴内。对于这条全长超过两千公里的河流，当年的秦汉帝国另有安排。
西江是在今广东肇庆东北部穿越一段名为“高要峡”的峡谷后，注入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这段现名“羚羊峡”的峡谷，在两汉时充当着南海郡与苍梧郡的分割点。倘若广东想要继承南海郡的地缘遗产，并不会有什么争议，但苍梧郡的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地缘政治上看，这是一个与桂阳郡情况类似的枢纽郡。如果说桂阳郡是半属湖南、半属广东，那么苍梧郡则是由广东、广西两省所对分。
苍梧郡虽身处西江流域，但很显然你无法用一个郡来控制整个西江流域。需要说明的是，狭义的西江仅指梧州以东、广东境内的下游部分。梧州以西的“西江”各有其名，其中梧州至广西省桂平市的河段又被称为“浔江”。这倒也好理解，所谓“西江”之名明显是从珠三角的视角出发，广西自没有可能把一条横贯全境的河流用这样一个方位名来标注的。
虽然各有其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西江之名，来统称这条珠江干流。以西江沿线城市来划定范围的，苍梧郡西起广西省平南县、东至广东省肇庆市。其在两汉时的郡治正是分割狭义西江与浔江的梧州。追根溯源的话，梧州这座城市的名称起源便是汉时的苍梧郡。更值得关注的是，时名“广信”的梧州，在两汉时充当的不仅是苍梧郡的郡治，还同时充当的交州的州治。一直到公元217年，方由东吴将州治迁至当年被南越国选定的都城番禺。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荆州部分我们曾说到“广信”还是两广的分割点。广东的原始含义即为“广信以东”；广西则为“广信以西”。当下的梧州亦因为这个定位，成为了广西最东端的地级市。种种迹象表明，梧州的位置必有其过人之处。那么这个过人之外究竟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在荆州部分同样已经揭晓过了。
梧州位于古称“漓水”的桂江，与西江的交汇之地。这条发源于湘桂交界之地、东南向流淌的西江左岸支流，流经桂林的上游部分当下仍然叫做漓江。让梧州晋升为交州地缘政治中心的，当然不是漓江那甲天下的山水。连通漓江与湘水的“灵渠”才是问题的关键。当年在南越之地举步维艰的秦军，如果不是因为打通了这条穿越五岭的运河，并因此能源源不断的获得后勤补给，很有可能在亡国之前也拿不下岭南。
表面看，横贯其境的西江应是苍梧郡的地理轴心，并帮助梧州成为了两广相接的枢纽点。然而以设置“广信”的原始动机来说，对接漓水与西江的位置才是它地缘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说，由桂林延伸至此的桂江才是苍梧郡的地理轴心。在大秦帝国征服这片土地时，它的名字还不是“苍梧郡”而是“桂林郡”，今名兴安运河的“灵渠”成为了桂林郡与代表湖南的“长沙郡”的分割线。
应该说，秦王朝的这一分割是符合地理属性的。不过到了汉武帝为天下划定十三州部时，时名“兴安”的桂林、漓江和灵渠却成了荆州零陵郡的一部分。这一犬牙交错的设置，无疑还是为了防止这片南越之地再度独立。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荆州在跨越南岭、控制交州的问题上，较之扬州要占据明显优势。使得荆州的得失，不仅仅关乎能够多拥有一条北入中原的通道，同时还关系到谁能真正控制交州这个大后方。及至进入历史线后，将会有很多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

交州3 合浦郡与郁林郡
地跨广西桂林、贺州、梧州，广东肇庆、云浮五地区的苍梧郡，并非北交州四郡中，唯一分属两广的行政区，位于苍梧之南的合浦郡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具体来说对应现在广东境内的茂名、阳江、湛江，以及广西的钦州、防城港、北海、玉林七个地区。整个板块的轮廓看起来有如一只菌菇，菌柄为向海南岛方向延伸的“雷州半岛”；菌盖部分则由一条弧状丘陵带分割陆地而成。这条弧状丘陵带包含数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地，由西至东包括：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勾漏山、云开大山、云雾山等等。
与潮汕平原一样，合浦郡所管辖的这片土地，核心也是一个在地理上脱离珠江流域的板块。丘陵带北坡属于西江流域范畴，南坡则滋生出一系列南流入海的短促河流。在珠江三水集中于珠三角入海的情况下，珠江三角洲的西侧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独立存在的地理单元实属正常。区别在于这片垄断珠三角以西海岸线的土地，向南海延伸出了一个雷州半岛。
雷州半岛被称为中国三大半岛之一，排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后。不过与7.3万平方公里的山东半岛及2.94万平方公里的辽东半岛比，1.3万平方公里的雷州半岛体量要小得多。比起那两个合围出渤海的北方半岛相比，雷州半岛的地势看起来有些奇怪。大多数情况下，大型半岛都是山脉在海洋中的延伸。这些三面环海的山脉还会在河水的冲刷下，于沿岸形成断续的环岛平原带。观察山东、辽宁两大半岛的地理结构，都会发现这一特质。
比较下来，雷州半岛的地势却要单一和低平的多，并不存在一条纵贯半岛的高大山脉存在。整个半岛地势呈现为台地、丘陵和平原结构，且分布有76座火山，其中海拔最高者不过200余米，大多数只有数十米。这样的面积和地势，让人不由得让人认为，雷州半岛应该是一片堪比珠江三角洲潜力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个身处东亚大陆最南端半岛，在发展上最大的瓶颈却是旱灾。
这听起来是件很奇怪的事，无论从纬度还是与海洋的距离来说，雷州半岛都应该有充足的降水。事实也是如此，整个半岛的年平均降水处于1400-1800毫升之间。比起西北那些苦苦挣扎在十五英寸等雨线上的边地，着实要多出许多。只是雷州半岛已经身处于热带区间，这使得它的降水注定要集中于雨季。这一困境其实在很多干湿分明的热带地区都会遇到的。如果只追求一年一熟的农作物生产，自然不会干旱的困扰，但要是想充分利用充足积温一年三熟的话，必然会在一些月份遇到降水不足的情况。
通过兴修水库等水利工程，可以有效改善这一状况。不过你有没有发现，这类水利工程的实施大多与山地有关。或直接依托山地地形（比如三峡）修筑，或依赖天然水塔属性的山地补水。有鉴于此，缺乏高大山脉成为了雷州半岛最大的地理短板。一条纵贯其间的山脉，能够拦截更多的水气形成地形雨，并且在缺乏降水的季节为低地补水。更让人感到不乐观的，是雷州半岛的整体地形向海洋倾斜，且地表渗透性强。这些因素都使得雷州半岛缺乏地表径流，同时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不具备大兴水利的基础。只能说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山地会制约一片土地的农业和人口潜力，但这些土地利用率偏低的山地，却一直在默默的改变着我们的环境。
当下雷州半岛的政治中心为位于东北部的湛江市，但在两汉时立于雷州半岛的行政区，却只有最南端的“徐闻县”（古今同名），与海南岛隔琼州海峡相望。若从象征意义来说，在徐闻设县颇有点“天涯海角”的意味，帮助确定帝国的南部极限。然而琼州海峡的最窄处毕竟只有不到20公里，气象条件良好时甚至能够望见对面的海岸线。这一距离加上徐闻的位置，不由得让人产生联想：两汉是不是已经将“天涯海角”定位在三亚了。
虽然立于三亚的那块“天涯海角”石，历史只能追溯到清朝初期，但汉武帝在为南越国故地做行政规划时，的确已经将海南岛和三亚归划了进去。征服南越之后，西汉曾在海南岛设置“儋耳”、“珠崖”两郡。其中儋耳郡的郡治儋耳县位于岛屿的西北部（儋州市三都镇），管辖岛屿的西部沿海地带；珠崖郡的郡治位于岛屿的东北部（海口市遵谭镇），管辖岛屿的东部沿海地带。位于岛屿最南端的三亚亦设置有“临振县”，并为珠崖郡所辖。
尽管对海南岛的行政开发，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期，但这条狭窄的海峡还是对中央之国的扩张造成了很大障碍。不考虑热带环境所造成的适应问题，海洋所带来的隔绝感，便会让试图进入海南岛的大陆人口，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换句话说，在包括岭南在内的诸多边地，都需要人口填充的情况下。一片对帝国安全即不造成威胁，又缺乏经济价值的土地，在地缘政治上很难享有优先级。而那些地缘属性迥异的原住民，也很难对来自大陆的政权产生归属感。在汉朝统治期间，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反抗行动，让帝国中央无法在此做到收支平衡。
置郡后的第30年（公元前82年），儋耳郡的建制被率先撤销并入珠崖郡，又过了三十多年（公元前46），珠崖郡亦被撤并入合浦郡。整个岛屿上只留下设置于海口市东南的“朱卢县”（今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代表帝国宣示对这个岛屿的统治。此后三国时期，东吴虽然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重新整合为新的“朱崖郡”，但郡治却定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虽对时称“朱崖洲”的海南岛派军征伐且有所斩获，却并没有再建立直接统治。
以雷州半岛为基地“遥领”海南岛，成为了西汉罢设珠崖州后，中原王朝对海南岛统治的常规模式。一直到进入唐宋第二帝国时期，在两广地区在地缘上完全融于华夏文明的背景下，中央之国对海南的行政统治方趋于稳定。此后随着移民大规模的涌进入，海南岛终于彻底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强烈的海洋属性，使之与潮汕地区一样，迎来了从闽南为主的移民。由此造成现在的雷州话与海南话，亦属于闽南语的范畴。
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存在，还对相关海域造成了分割。这两处陆地与中南半岛之间的海域，被单独命名为“北部湾”。在越南北部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北部湾一如渤海一样成为了中国的内海。2000年12月，中越两国签署划界协定，以北部湾中间线与陆地边界的连线为准，以大体相当的比例解决了北部湾海域的归属问题，使之成为南海目前唯一明确划定海上边界海域。鲜为人知的是，大家所熟知的“九段线”最早其实是被称之为“十一段线”，多出来的两段线即位于北部湾，与当下中越在北部湾的海域分割线基本重合。
时下代表中国行使北部湾主权的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个省级行政区。然而在历史上，广东长期是中国在北部湾的唯一代言。大家比较熟悉的是1988年海南从广东分离出来独立建省的历史，不太熟悉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北部湾北部地区从广东划入广西的这段历史。这块大致对应现在广西钦州、防城港、北海三座海港城市管辖范围的土地，因原本设有隶属广东廉州府的钦县、合浦、灵山和防城四县，而被称之为“钦廉四属”。
这段历史意味着广西的历史地缘属性实为一个内陆省份。将钦廉四属划给广西，显然是为了给这个自治区带来一丝海洋属性。长远看这一举动必然会对广西的地缘属性带来深远的影响，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与沉淀。而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北部湾开发更多成为了传销者蒙骗世人的一个噱头。
从地理层面来看，广西长期未能拥有出海口的根源，在于西江是从珠三角而不是北部湾入海。这使得广西腹地若想通过西江打通海洋通道，只能借助于广东。后者由此做强的海洋属性，反过来又帮助自己将整个岭南的海岸线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细细观察合浦郡故地的语言结构，你会发现它俨然为广东三大民系的外延。
为广西境内的西江水系打通一条通往北部湾的出海通道，看起来能从基本面解决广西的地缘属性问题。技术上看，流经钦州的“钦江”与连通玉林、北海的“南流江”都有机会凭借一条跨越分水岭的运河，成为西江在广西境内的出海通道。前一方案对接的是西江最大支流，串连起崇左、百色、南宁、贵港等主要城市的“郁江”，被命名为“平陆运河”；后一方案对接的是西江右岸支流“北流江”，被命名为“南北运河”。上述两条线路，在历史上都曾被地方政府尝试开凿过，不过受技术所限并没有真正打通过。时至今日，虽然挖通运河在技术上已无难度，但受铁路、公路网修建的影响，水运在大宗物流上已经不再具备不可取代性，因此暂时还看不到计划落地。
既然广西在历史上并不沿海，那么这个省级行政区在地理结构上又有什么特点呢？去除掉钦廉四属部分，广西在水系上基本就是为西江水系所覆了盖。整个区域略成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状，又被称之为“广西盆地”。这一结构加之西江在中国名列前茅的流量，不由得让人憧憬，广西腹地是不是也能够冲积成类似关中平原、成都平原这样沃野千里的大平原。
不幸的是，密布于盆地腹地的山地丘陵打破了这个梦想。这些山体的海拔虽大多只有数百米，想要将它们埋藏于上游泥沙之下，却不是这一季人类文明所能够看到的。在河流与山地的角力之下，你会看到一个在广西常见的地理景观：一座座相互独立的山头，星罗棋布于一条条河谷平原之上，就像一片刚刚破土而出的竹笋一样；又如一座座藏身于海底的冰山，只将顶部的一角露出于海平面之上。
山地密布势必会造成内部地缘分割，这点从西江干流在广西境内没有形成统一名称便可看出。源出云贵高原的南、北盘江相会形成干流之后，被重新命名为红水河。红水河在广西中部接入左岸支流柳江之后，又被重新命名为黔江；继续东行至桂平市接入右岸支流郁江后，再次更名为浔江；直至在梧州接入南流而至的桂江后，方正式成为广东人口中的西江。
一条河流在名称上呈现出如此之多的变化，除意味着它所流经的区域地形复杂多变，地缘分割力大以外，同时也意味着那些直接导致这一变化的节点，所对应的支流必定在发挥着重要的地缘作用。沿岸城市的规模，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相关河流的身位。以桂江来说，它的代表无疑是拥有通湘水路的桂林；柳江的代表则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而广西首府南宁则位于郁江流域。上述广西主要城市所依托的河谷平原，面积都只在数百平方公里，与其它城市相比并无优势可言。缺乏核心大平原的另一个后果，是广西没有绝对的地缘政治中心。上世纪中叶，桂林、柳州、南宁，包括分割两广的梧州，都曾经是自治区首府的备选城市。
了解广西的基本地理结构后，让我们再次把视线拉回到2000年前。北交州四郡中剩下的郁林郡，是一个完全位于广西境内的汉代行政区。若以之来对应现在的区划，则包括：柳州、来宾、贵港、河池、南宁、百色、崇左等七地区，在广西总计十四个地级行政区中占比达到了一半。刚才所提到的四个首府候选城市中，亦有柳州、南宁这一南一北两座城市处在这个历史行政区中。
与身处南北通道上的苍梧郡，以及能够通过沿海通道，接受珠三角乃至闽南渗透的合浦郡相比，身处广西西部的郁林郡，在与岭北地区的交流上存在更多障碍。虽说对接云贵也是一大地缘优势，但历史上云贵高原融入华夏文明的时间，甚至还要晚于岭南。基于这一地缘背景你会发现，在自治区属性的广西，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浔江以西地区，并且越往西比例越高。
从中原王朝的角度说，苍梧郡的设置是为了维护以桂江为核心的南北水上交通；合浦郡的设置，是为了管理以雷州半岛为地理代表的，非西江流域的沿海地带。那么郁林郡的地缘政治价值，又主要体现在哪呢？不要忘了，当下我们解读的只是中国境内的“北交州”部分。在越南境内还有属于“南交州”范畴的四个郡。无论从岭北还是珠三角出发渗透越南，郁林郡都是必经之路。而如果单从交州七郡的位置关系来说，左右各有三郡的郁林郡，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整个区域的地理枢纽。
一条源起于中越边境的西江右岸支流，能够帮助完成连通越南的战略任务。依此标准寻找，你会发现郁江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可供佐证的是郁林郡郡治“布山”的位置，关于这个古县的位置当下还有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在的贵港市境内；一种观点认为在桂平市境内。不管定位在哪里，所对应的都是郁江下游。从这个角度说，源出中越边境、东北向接入西江干流的“郁江”才是整个郁林郡的地理核心。
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广西首府的南宁同样位于郁江河谷，只不过南宁所面对的这段郁江又被单独称之为“邕江”。在广西省变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成为自治区首府之前，长期身居广西省会的本是桂林。南宁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胜出，一方面因为相比桂林，南宁的位置更趋向于广西的地理中心，尤其在广西的行政边界向北部湾扩展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一个民族自治区来说，无论从政治还是拉动弱势地区经济的角度，一个在地理上更贴近少数民族地区的首府会更为适合。
此外当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后，向天然地缘利益区属性的中南半岛扩张影响力是必然的选择。这一趋势为能够水路对接越南的南宁和郁江，又平添了一项优势。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一般被认为完全处于中国境内的珠江，实际越南北部也有一小块延伸。下一节我们就将移步越南，去看看这条中越通道到底是怎么打通的，南交州和越南又有什么样的地缘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