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圭战争的反思
【关键词：逆袭之路，破灭大巴拉圭之梦，航行自由 ，丛林法则】
小国并非没有可能通过战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做到这点，大体有三条道路。第一种最为古典。即通过体制建设，激发出超常的军事效率，完成对周边大国的逆袭。历史上从人口到经济上都处于绝对弱势的游牧民族，能够入侵周边文明成功者，基本都是遵循这样的路径。其通过游牧生活不断强化的军事能力，使之天然拥有更高的军事效率。然而必须注意的，能做到这点必须有其它条件相辅（比如你自身要先完成区域力量整合，比如准备入侵的国家正处在衰弱期）。有鉴于逆袭的难度过大，历史上真正能够成功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其实只是少数。多数历史时期，无法形成合力的游牧者们，最多只能偶尔去那些富庶的农耕之地打打草谷。
总得来说，巴拉圭还是想遵循这样一条古典路径，完成它的晋升之路。不幸的是，巴拉圭的军事独裁者过于迷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忽视了地缘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要知道，即使是历史上曾经如日中天的蒙古人，在攻灭金王朝（蒙古各族曾经的宗主）时，也知道与南宋结盟。同时挑战巴西、阿根廷两个地区大国的做法，只能用一句英语来形容：no zuo no die。
小国逆袭的第二种做法，是敏锐的抓住新技术革命的窗口，凭借暂时性的技术代差上位。在这个问题上，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完成工业化，并对老大帝国的中央之国发动“甲午战争”、“侵华战争”的日本，是大家最熟悉的案例。由于越是大国，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时，旧有的内部利益越难平衡，小国往往具备“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获得先发优势。只不过要想将之转化为地缘优势，就必须在先发之后，完成在地缘政治上的突破，否则时间终将会拉平技术上的代差。到那个时间，决定彼此身位的将依然是人口、资源等硬指标。这一点，相信未能抓住历史机遇，现在不得不焦虑于中国崛起的日本，最深有体会。
不幸的是，巴拉圭并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在南美各国独立之初，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都面临一个内部整合工作。比如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期，并非一直是阿根廷的天然代表。这个富庶的前“拉普拉塔总督区”政治中心，在独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带着周边那些经济落后省份一起发展，甚至一度脱离阿根廷建立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国”（1853至1860年）。
相比之下，在殖民时间就已经完成地缘融合、国族认同的巴拉圭，进入状态就容易得多了。这使得巴拉圭能够在工业化效率上，领先周边国家一步，并在阿根廷内部一地鸡毛时，试图入侵阿根廷、吞并乌拉圭。然而本质来说，乌拉圭的这种先发并不具备代差优势。无论是巴拉圭还是巴西、阿根廷都没有完成自我造血能力。这一短板，在战争中显露无疑。虽然“巴拉圭战争”被视为是工业革命后，军事工业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现（在战争中使用了诸如：侦察热气球、加特机枪、电报等现代化武器），但参战各国的装备几乎都是从欧美进口。巴拉圭海军迅速失去战斗力，很大程度便是因为自身不具备修理能力（同时无法将受伤的军舰，送出去修理）。

再来说说小国逆袭的第三条道路。这条路通俗讲就是 “大树底下好乘凉”。依托有所图的域外大国支持，赢得最后的胜利。典型的案例就是由美国做安全背书的以色列。就19世纪中期的情况，以及对南锥体地区的影响力来说，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无疑就是现在的美国。几乎所有在后殖民时代发生在拉美的战争，都有英国势力做幕后推手。然而这并不代表英国人的深度介入，是在为“日不落帝国”扩张版图。这些做法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投资，希望在这片分裂的大路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就像美国在中东的所做所为，也不是为了领土一样）。
当你用商业思维来看待一件事情时，没有谁是不能够成为合作伙伴的。在投资巴拉圭的同时，巴西、阿根廷同样在与英国人合作建造工厂、铁路等。相比地域狭小的巴拉圭，这两个国家的市场要大得多。这意味着，最起码从生意角度来说，巴拉圭并没有筹码让英国人站在自己一边。不幸的是，巴拉圭在不经意间还犯了英国人的大忌。对于试图用贸易来控制世界的国家来说，航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顺畅且不受相关国家干扰的航路，才能支撑全球化的贸易网。
今天美国（包括英、法），执着于用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便是基于这一战略因素考虑。如果有一天，中国也成了“航行自由”的坚决拥护者，大家同样不用感到奇怪，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实力不仅已经上升到，不需要在意有没有人在自己家门口遛弯，还可以去别人的后花园里彰显力量了。那么，这一天有没有可能到来呢？“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切都会有时间去验证的。最起码十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会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而美国转而以“美国优先”原则自我封闭，应该是很少会有人相信的。
以巴拉圭战争相关国家的情况来说，航行自由的问题同样存在。具体来说，就是拉普拉达水系的自由航行问题。在整个流域相关国家，都拥有大量投资的英国人，非常希望航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尤其是他们在巴西的投资，能够顺畅的通过巴拉圭河、巴拉那河两条河流，打通前往大西洋的通路。问题是，这两大河流当时都是从巴拉圭的控制区经过。巴拉圭人虽然同样是航行自由的受益者，但却不愿意给予巴西以同样的方便。而一旦巴拉圭吞并了乌拉圭，拉普拉达水系的航行自由问题，将变得更加的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巴西会不愿意看到一个“大巴拉圭”出现，对本地区形势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英国，同样会不愿意看到一个搅局者出现。整个战争期间，巴拉圭不仅没有办法从外部获得资源，甚至出现了英国人提供借贷和武器，帮助“三国同盟”的局面。当我们把这一切呈现在大家面前，还有谁会认为最终的胜利，会属于巴拉圭呢？毫无疑问，面对“三国同盟”的巴拉圭，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的输家。战争中损失的人口，可以通过时间来恢复，但失去的领土再想拿回来，那就就千难万难了。
既然巴拉圭败局已定，那我们接下来就把目光放在具体的领土问题上，看看谁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首先，整个战争的导火索“乌拉圭”，在领土上并没有任何变化。当然巴西和阿根廷人也可以告诉乌拉圭人，如果不是他们出手，乌拉圭已经成为了“大巴拉圭”的一部分，这场战争是在帮助乌拉圭人“维护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只不过撕下这层面具之后，谁都清楚无利不起早的道理。如果不是因为两强之间需要制衡，不用等到巴拉圭出手，乌拉圭早就成为巴西、阿根廷的一部分了。
开战之时，巴拉圭试图吞并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之间的“科连特斯”地区。这个有独立倾向的阿根廷省份，是巴拉圭打通出海口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唯有如此，才能够将巴拉圭与乌拉圭连成一片。现在不仅这个战略目标无法实现，巴拉圭还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来补偿两个强邻。被阿根廷拿走的两块领土，分别位于皮科马约河以南以及巴拉那河以东/乌拉圭河以北。其中前一部分是巴拉圭与阿根廷存在争议的中查科地区。这一变化，意味着阿根廷完全拿到了中查科地区，将两国的边境线锁定在更有识别度的皮科马约河之上。
后一变化，则让原本贯穿巴拉圭境内的巴拉那河段，变成了一条两国共有的边境河流，对这一变化感到满意的并不止于阿根廷。身处上游的巴西、力主航行自由的英国同样也会感到满意。最起码从战略上看，即使以后再有一国像巴拉圭这样设置航行障碍，航道共有的现状也会大大降低受阻的风险。事实上，航行自由对于巴西来说尤为重要。毕意巴西所主导的“巴拉那高原”，在水系上是被以巴拉那河为核心的拉普拉塔水系所覆盖。这片巴西领土如果想打通外贸窗口的话，水路要比陆路更加的节约成本。
除了保卫航行自由以外，巴西在这场战争后同样有领土上的收获。巴拉圭北部与巴西的边界，原本定位于巴拉那河右岸支流“伊维涅马河”一线，战后则不得不退后到现在的位置；其在巴拉圭河以东失去的领土，阿根廷其实只拿到了西半部，东半部则归属了巴西。如果不计算巴拉圭与玻利维亚存在争议的“北查科”地区，巴拉圭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几乎与其剩下的领土相当。
单纯从地理角度来说，巴西对巴拉圭的存在一直不满意的。在地理结构上，这个小国并非一个纯粹的低地国家。尽管以亚松森为核心的“巴拉圭河河谷”，是整个国家的地缘重点，但巴拉圭河以东的约大部分巴拉圭领土，实际是位于巴拉那高原之上的。自这部分高地森林中迁出的瓜拉尼人，成为了巴拉圭立国的基础。只是如果巴西人一定要固执的认为，自己应该占据所有高地优势的话，巴拉圭估计就只能灭国了。
从大国沙文主义的角度说，本质处在潘帕斯平原的“乌拉圭”，以及一只脚跨在巴拉那高原上的“巴拉圭”，算是两个高、低属性明显的地区大国（巴西和阿根廷），各让出了一块天然疆土，以充当缓冲国。纵观历史，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中国与俄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中。看起来都有些历史依据染指蒙古高原和图兰低地的中、俄两国，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后，博弈出了两个缓冲区——高地属性的蒙古，以及整体低地属性的哈萨克斯坦。
尽管上述角度看法，一定会伤害到相关国家的民族自尊心，但悲哀的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就必须明白一点：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更多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表面已经形成秩序，给小国以更多的政治空间，但丛林法则始终是大国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最终救济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大国们总是进行要军备竞赛）。对于小国来说，正视自己的定位，更多利用外交手段拓展空间，要比一味的穷兵黩武要用益的多。历史上，正视自己大国缓冲地位的泰国，能够奇迹般的在殖民时代，成为除日本、中国以外的，唯一一个能够保持独立地位的亚洲国家(如果不把土耳其视为亚洲国家的话）。与过高估计自己能量，最终不得不惨淡收场的巴拉圭,算得上是一正一反的两个案例了。

石油与查科战争
【关键词：工业革命，石油，查科战争】
在人类改变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河流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项地缘因素。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平原地区都会有一条“母亲河”。巴拉圭的国名，来源于纵贯境内的“巴拉圭河”。不过即使巴拉圭独立100年时，这条巴拉圭人的母亲河，还不能说在几何层面体现出，对巴拉圭国土的纵贯性。原因很简单，因为巴拉圭河以西的北查科地区，当时还不能确定是巴拉圭的国土。
在“拉普拉塔总督区”时期，各殖民省之间并不会进行特别明确的划界，也没有人有兴趣，去争夺那些即没有什么人烟，也没有什么经济潜力的地区北查科地区就属于这种情况。以西班牙的政治遗产来看，它更应该归属于玻利维亚。因为按照最初的行政设计理念，身为“拉普拉塔总督区”（包括它的前身）的一员，玻利维亚需要在这片平原拥有一片土地作为身份标识。问题是，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上秘鲁”身份的玻利维亚，跟阿根廷（而不是秘鲁）捆绑在了一起，它的地缘重心始终都是在安第斯地区，长期以来并没有针对北查科地区进行移民。
一个地区地缘属性的变化，表面上看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居民的属性，从这点看，巴拉圭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应该拥有北查科（最起码是南部）。一如之前曾经说过的那样，在争端未起之前，能够利用北查科地区资源的，主要是那些与之隔河相望的巴拉圭人。进入北查科地区的巴拉圭人主要是放牧者。这种粗放经济本身并不能支撑太多人口，甚至前往北查科放牧的大部分巴拉圭人，本质还算不上定居者。因此这一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对玻、巴两国的关系造成影响。直到某一天，一个看起来能够极大改变北查科地缘价值的发现被各方获知，情况才开始变得复杂化。
没有一片土地是毫无价值的，只是人类有没有能力发现和利用罢了。人类进入文明期不过300代左右的时间，在生物进化史中，这点时间不足以引发任何质变。假定有一个6000多年前的儿童，穿越到今天并接受教育，他在生理指标和学习能力上，将不会与现代人有什么区别。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在于拥有比其它生物更高的创造力。在这短短的300代时间里，人类经历了数次技术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对这个星球的地缘生态造成了重大影响，并改变了各地理单元在人类社会中的权重。
人类文明史中，农业革命被视为第一次“技术革命”。涵盖种植经济和畜牧经济的“农业”，取代了纯粹靠天吃饭的采集/渔猎经济。这次革命，不仅极大增加了每片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更让一些适宜发展农业的土地脱颖而出，成为了人类活动的中心，并将人类整体推进到文明阶段。这场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并非单点起源，最起码新大陆的人类在选育玉米、土豆，驯化羊驼时没有得到旧大陆的任何帮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流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交流，人类才能够更好的开发，每一片土地的地缘潜力。
最起码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美洲人还没有找到有效利用拉普拉塔平原的好办法。不管是北查科地区的热带草原、灌木林，还是高草草原性质的潘帕斯，对美洲文明及原住民人口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在旧大陆驯化动植物被引进之后，整个拉普拉塔地区开始焕发了生机。从这个层面看，西班牙人的殖民开发，算是在为包括巴拉圭在内的“拉普拉塔地区”补上“农业革命”的课。
当19世纪初，拉美各国开始纷纷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时，历史其实已经将他们拉到了另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关口。如果说之前的农业革命，还只是一场事关：“水、土壤、阳光”三要素的自然经济革命，那么工业革命无疑是一场由科学技术所主导的革命。随着人类认知这个世界能力的加强，一些在自然经济时代价值不高，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的土地，开始因为特殊资源的发现，显露出了自己的价值潜力，甚至因此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地区。
因为资源而提升权重的案例，在自然经济时代同样存在。以人类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金、银、铜、铁、盐等矿产资源，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大航海时代，最能引发探险家热情的，正是金、银等贵金属。只不过，并不是每一片土地，都存在这些能够直接充当天然货币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本身是不可再生（会枯竭的）。殖民经济的重点，才逐渐转移到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开发上。
工业革命赋予了“资源”以更多的含义。在重新定义的资源概念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被喻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关于石油产品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相信已经不用多言了。如果没有这一资源，原本只能滋生绿洲经济的海湾地区，并没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地区，更不会引发如此之多的政治博弈。90多年前，将北查科地区引向战争边缘的工业资源同样是石油。为了争夺这一重要资源，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在1932年—1935年期间，在北查科地区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史称“查科战争”。
要想搞清楚“查科战争”前因后果，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尤其是“工业”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大影响。如果说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巴拉圭战争，是工业革命成果在战争中的第一次集中体现，那么20世纪1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力量的第一次总爆发了。这场主战场在欧洲的战争，不仅涌现出了坦克、飞机等现代军事装备，更对参战各国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这场工业战争，消灭了贵族对军事的垄断性，使得战争的形态由可控的“有限战争”，向全面比拼国力、资源的“全面战争”转变。
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转变早在2600多年前，就已随着宋襄公的失败而完成了。后来发生于战国时代的那些战争，尤其是异常残酷的“长平之战”，更是让中国人清醒的认识到，战争实际就是一场资源的比拼。只是鉴于欧洲人开创和引领的工业革命，在这个新时代，他们的认知转变会变得更为关键。
随着一战的爆发与结束，石油的作用被空前的强化。没有石油，那些受益工业革命而研发的军事装备，将变成一堆废铁。以此为契机，自20年代开始，由各国石油公司主导，在全世界范围内触发了一场寻找石油的狂热。海湾地区的石油潜力，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发掘出来的（1927年，伊拉克基尔库克地区最先被发现有石油）。在这场寻找石油的狂热中，中国同样没有缺席。只是主导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直觊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就已经开始在东北地区秘密寻找石油资源，随着918事变的爆发，得以全面控制东北的日本人，开始了更为细致的探矿工作。然而日本虽然从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大量战略资源，却始终没有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石油。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如果日本当时能够在东北找到“大庆油田”的话，很可能就不会冒着与美、英开战的风险，选择“南下”战略，并触发太平洋战争了。要是历史这样演化下去，今天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将呈现成什么样，还属于一个未知数。
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即使日本当时在东北发现了石油，也很难说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抛开其它因素不说（如日军内部的海、陆之争），单就资源来说，这一观点亦很难成立。要知道地域狭小的日本，所缺乏的并不仅仅是石油。比如东南亚的橡胶同样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然而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初，石油成为了各方关注的重要资源（甚至是最重要的），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疯狂的资源争夺中，即有日本与“大庆石油”擦肩而过的“遗憾”；也有英美等国错误的认定北查科地区，存在石油资源的黑色幽默。
是的，你没有看错。这场引发两国大战，一共造成了十几万军人死亡，并改变北查科地区地缘政治命运的战争，竟然源自于一份错误的勘测报告。不过大家也不必纠结于如果没有“石油”，两国的命运会否因此而改变的假设中。就一场战争而言，导火索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以北查科地区的情况而言，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必然。石油的错误，更多是一个催化剂。这场战争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以及相关国家的表现，才是我们下一节的关注方向。

2018/7/10
潘塔纳尔的开发与玻利维亚的出海梦
【关键词：巴拉圭盆地/潘塔纳尔湿地，移民，出海口，北查科地区的分割】
按照我们之前对“大查科平原”的解读，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争夺的“北查科”地区，应该就是巴拉圭河以西，皮科马约河以北的“拉普拉塔平原”了。这种看法，对也不对。因为北查科地区并不是这片平原的全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在巴拉圭的北部，还有一片盆地状的平原，为巴拉圭河水系所覆盖。这片平原的主体却即不属于巴拉圭，也不属于玻利维亚，而是属于巴西。
隶属巴西的这片“拉普拉塔平原”有两个地理标签。一个是巴拉圭盆地；另一个则是潘塔纳尔湿地。巴西高原这这个方向，向内存在一个明显的凹陷。从高地上倾泻而下的雨水，在盆地中汇集成了巴拉圭河，然后再向南纵穿巴拉圭，并最终与巴拉那河合流。无论是巴拉圭盆地，还是巴拉圭共和国，名称其实都是来源于巴拉圭河。这一关联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拉圭是否曾经对巴拉圭盆地享有主权。
事实上，在西班牙与葡萄牙相争的殖民时代，巴拉圭盆地的主权并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西班牙治下的传教士与巴拉圭人，仅仅渗透到了这个盆地区的最南端，便遭遇了葡属巴西的阻击。19世纪初，在南美各国纷纷独立之时，身处高地的巴西顺势取得了这个盆地的主导权。整个湿地分别被划入了马托格罗索和南马托格罗索两州。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这于片土地在当时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听到这，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片身处热带的土地，是一片干旱的不毛之地。恰恰相反，从“潘塔纳尔湿地”的名字可以看出，这片土地的问题在于水太多。如果要为这个星球上的的湿地做个排名，潘塔纳尔湿地无疑将排在第一。受困于每年高达1500毫米的降水、周边高地的慷慨馈赠，以及整体的盆地构造，潘塔纳尔有80%的土地常年浸泡在水中。
高地并不仅仅为这个盆地区提供了过量的水，同时还带去了营养丰富的土壤。在高温、多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潘塔纳尔地区成就了全球生物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如果不是因为与之相邻的亚马逊地区名声和面积太大，潘塔纳尔的知名度要比现在高得多。要知道仅从面积来看，这处在水系分类上属于“巴拉圭河上游平原”的沼泽，面积差不多有27万平方公里，如果加上相邻亚马逊平原的部分沼泽地（这部分湿地通常也会被视为潘塔纳尔的一部分），整个湿地的面积将近有30万平方公里。
在潘塔纳尔湿地，紧靠盆地西侧穿行的巴拉圭河，成为了巴西和玻利维亚的政治分割线，其中位于巴西境内的湿地为24.2万平方公里。至于巴拉圭，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要低得多。巴西从“巴拉圭战争”中得到的战利品，就包括部分原为巴拉圭所控的潘塔纳尔湿地。葡萄牙人是在18世纪初开始进入潘塔纳尔湿地，并尝试在这片潮湿的土地建立定居点。不过葡萄牙人来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农业开发，而是冲着水下的金沙来的。今天位于湿地北部边缘的库亚巴市（同时也是马托格罗索州首府），最初便是本地区最大的淘金者定居点。
采金业将葡萄牙人引入了潘塔纳尔，但却并没有为葡萄牙和后来的巴西，带入多少人口。当然，考虑到淘金者对当地生态的破坏性，矿脉衰竭也不是坏事。只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潘塔纳尔湿地的弱开发性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巴拉圭人还抱有一颗扩张梦时。因此，在巴拉圭战争结束之后，巴西开始有意识的向湿地移民。愿意迁入这片私地的移民，甚至有机会免费获得土地。这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今天巴西境内的潘塔纳尔湿地，绝大部分所有权归属于私人。大量农场、牧场开始兴建。
很难说，将一片原本动植物乐园属性的土地，变成能够滋养更多人口的鱼米之乡，是对还是错，只能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吧。在已经不再视温饱为问题，有更高精神追求者看来，那些未受人为干扰的生态系统是那么的可贵。出于这个看似高尚的追求，那些身处丛林的原始部落，甚至会被以“保护”之名，剥夺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力；而如果这种保护与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相矛盾，你又很难说后者的追求就一定是低级的。
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目前在潘塔纳尔湿地中生活的人口，大约在100多万（半数生活在库亚巴）。然而必须正视的一点是，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湿地的消亡。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被焚毁的森林以及被排干水的沼泽地，是耕地的最主要来源。对于“大河文明”属性的中央之国来说，后一种做法尤其是引以为豪的常规做法。历史上，通过对诸如云梦泽之类的湿地改造，古老的中央之国获得了大量的耕地。即使时间推进到了20世纪后半叶，这一进程仍然没有结束。在机械的帮助下，同为湿地属性，被世人称之为 “北大荒”的“三江平原”，被开发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产粮基地。
与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将“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做法相对比，巴西人在这样一片面积甚至超过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平整土地上，滋养如此之少的人口，实在不算成功。问题只在于，人类是否有权力为了自身的生存，破坏这个星球的生物多样性。这种掠夺性开发，又是否更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今天，环保主义者仍然忧心于，潘塔纳尔湿地的原生态系统被人类活动所破坏。有趣的是，巴西政府当年出于地缘政治原因而推行的土地政策，可能反过来阻止了该地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在私有土地权的分割下，无论是后来者的进入，还是基础设施的推进都将遭遇更多的困难（更不用说现在已经有了保护区的设定）。
总得来说，潘塔纳尔湿地的开发，还处在相对可控的状态，前提是不要试图为这片土地注入太多的工业化因素。因为农业化的话，更多还是遵循“光合文明”的规律，对地表生态加以改造，但工业化的本质则是将地下资源开采出来，或者将外部那些难以预知后果的物资带进来。从这个角度说，潘塔纳尔湿地的金矿枯竭，以及北查科地区当年没有发现石油，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现在我们知道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所争夺的，并不是拉普拉塔平原的全部。潘塔纳尔湿地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巴西在这片低地区的存在感。加上“拉普拉塔水塔”性质的巴拉那高原，以及南部的“北乌拉圭草原”，巴西对几个拉普拉塔邻居，都占据着明显的地缘优势。当然，这一优势本质是一个战略优势，并不代表巴西要去影响每一场地区纷争。最起码在查科战争中，巴西人并没有像巴拉圭战争那样深度介入，而是让阿根廷人取得了主导地位。
巴西的旁观，与阿根廷的深入介入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巴西人来说，巴拉圭当年试图吞并乌拉圭，阻止巴西使用航道的做法，对其地缘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而北查科地区的权属问题，更多是西属殖民地国家内部的事情，并不会影响巴西人利益。至于阿根廷人的介入就更好理解了。将自己定位为西属“拉普拉塔”地缘遗产继承者的阿根廷，不会放弃任何在乌拉圭、巴拉圭事务上发挥影响力的机会。与“巴拉圭战争”时期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在那场战争中联合巴西，共同压制巴拉圭的阿根廷，却在60多年后的“查科战争”中，全力支持巴拉圭。
“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记久的敌人”。当巴拉圭人试图将两强对峙的局面，变成三足鼎力的局面时，阿根廷人并不介意和巴西人合作，共同削弱这个心生反骨的缓冲国。反过来，当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争夺北查科的主权时，阿根廷人则又转而全力支持巴拉圭了。这当中潜在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在地缘政治上，巴拉圭依然存在与阿根廷合为一体的可能性。一旦这个模糊愿景成为现实，那么巴拉圭今天得到的，也将是阿根廷将来得到的。
这一支持对于巴拉圭人来说至关重要。要知道，尽管之前的“巴拉圭战争”已经证明了，拥有瓜拉尼印第安人血统的巴拉圭人是多么的勇敢，但在那场战争中，巴拉圭的国力遭遇了重大损失，军事力量被两大强邻有意识的瓦解。这使得巴拉圭无论是在人口、资金，还是武器装备上，都与玻利维亚有着明显的差距（甚至在战争初期只是弯刀和弓箭）。至于玻利维亚背后也并非没有邻居支持，最起码它南面的智利倒是很表示支持（后面我们会解读到，两国在上一场战争中还是敌人）。然而与能够直接与北查科接壤的阿根廷相比，智利能够发挥的直接影响力要弱得多。最起码玻利维亚要想把控制线，推进到分割中、北查科的皮科马约河，阿根廷一定会作出激烈的反应。
作为一场“石油战争”，背后有大国撑腰、手握大量资金的国际石油巨头们，才是幕后最大的推手。为了争夺北查科地区的石油开采权，美孚石油公司，与英荷壳牌公司，分别站队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尤其是前者，更是为玻利维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协助其购买了坦克、飞机等先进武器装备。这使得在战争初期，玻利维亚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了优势。
然而在陆地战争中，地理因素往往为弱小的一方，提供额外的支持，前提是后者要熟悉战争所在地的环境。北查科平原很大部分，是属于半年干旱、半年洪涝的热带草原气候区。如果你是看着“动物世界”长大的，对这种情况应该相当熟悉。每当旱季来临，都会大量的动物死于干渴。草原上仅存的地表水，更是成为动物们的搏命之地；至于雨季，则是动植物们的狂欢之季。问题是，充沛的雨水虽然意味着生机，但对于战争状态下的人类来说，却未必是好事。
现在，玻利维亚人在北查科地区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在延绵3年的战争中，那些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玻利维亚士兵，根本没有办法适应北查科旱、涝不定的热带气候。每当旱季，深入北查科地区作战的玻利维亚士兵，就要面临缺乏淡水补给的困难；而在雨季，饮水固然不再成为问题，但那些向石油公司贷款，重金买来的坦克、汽车等重装备，却又寸步难行。相比之下，长期在北查科放牧的巴拉圭人，对地形、环境就要熟悉的多了。在战争中，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手的巴拉圭人，通过灵活的战术消耗对手，并从玻利维亚人手中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最终，在双方总计战死了约十万人之后，查科战争在以阿根廷为主的国家调停之下结束。从战损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经济经济代价和人员伤亡。悲剧的是，当战争结束之后大家才发现，被彼此都视为国家经济支柱的石油，并不存在。至于地缘政治爱好者们更关注的领土问题，阿根廷支持下的巴拉圭显然算得上是赢家。这个在“巴拉圭”战争中损失了半数领土的国家，收获了70%以上的北查科地区。以面积来说，不仅比当初损失的领土面积要大，更是比巴拉圭河以东的固有领土要大。
不过，玻利维亚人倒也算不上输家。一方面，玻利维亚人本来就没有可能拿下全部的北查科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周边国家甚至远在北美的美国，曾经多次试图以帮助两国解决纠纷，并在地图上划出了多条横平竖直的分割线。这本身就意味着，玻利维亚人拿下全部北查科地区的概率几乎为零。只不过，由于在战争中表现不佳，玻利维亚人拿到的份额，比预想中要更低罢了；另一方面，玻利维亚人之所以发动“查科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些虚无飘渺的地下黑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原因——打通驶往大西洋的出海口。
表面看，就算玻利维亚人拿倒全部北查科地区，甚至吞并巴拉圭，也不可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太平洋国家的。否则当初巴拉圭，又为什么要冒着被三国同盟群殴的风险，去发动一场不对称战争呢？我们这里说的出海口，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既通过河道，以及相关国家的谅解出海。具体来说，玻利维亚希望能够像巴西、巴拉圭那样，无障碍的利用拉普拉塔河水系出海。由于玻利维亚、巴拉圭两国长期的领土争端，巴拉圭很难给对手这样一个待遇。
要想做到借河出海，玻利维亚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拥有一片隶属于拉普拉塔河水系的土地，并得到能够透过拉普拉塔河水系出海的承诺。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如果把“北查科”局限在巴拉圭河或者说拉普拉塔河水系的话，巴拉圭人分得的比例还要高得多。玻利维亚所获得的北查科地区，有相当部分实际属于分水岭之北的亚马逊水系。问题是，如果以分水岭原则来划定北查科地区的归属，玻利维亚的就完全没有办法出海了。对于玻利维亚人最为重要的，只有拥有部分巴拉圭河的航道，才能让玻利维亚有机会打通出海通道。
最终在多方调解下，玻利维亚人还是得站上了拉普拉塔平原。巴拉圭河上游的部分河段，成为了玻利维亚与巴西的分割线。同时，巴拉圭人亦在条约中承诺，不会阻止玻利维亚使用自己境内的航道出海。然而这样一种出海模式的战略风险是极大的。既然当年巴拉圭连巴西的出海问题都敢卡，谁又能保证有朝一日，巴拉圭人又不会为难玻利维亚呢？想要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玻利维亚必须拥有真正的海岸线。而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一希望应该在太平洋方向。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争夺太平洋出海口的战争中惨败，玻利维亚人也一定会在北查科地区下重注的。至于玻利维亚为什么会失去太平洋出海口，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2018/7/12
地缘认知的三个层面
看了下日子，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正好应是《地缘看世界》一贴开写的九周年纪念日，《谁在世界中心》一书出版也有一年了。九年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在时政研究中，“地缘”一词似乎有变成一个热词的倾向。以“地缘看世界”和“谁在世界中心”两个名称的选用来说。四年前策划书籍出版时，最起码出版方对于“地缘”一词的使用是很没有信心的。如果放在今天出版，也许“地缘看世界”本身，就有机会成为一个系列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的合作者是我见过，最严谨和最用心的出版方，并没有去选择一个泛娱乐化的书名。“谁在世界中心”这个书名，还是很好的体现了那本书，在地缘政治层面的主要观点。只不过，就像我一直在说的：“地理”不等于“地缘”，“地缘”亦不等于“地缘政治”。最起码我希望，在写了那么多年后，一些基本认知能够得到厘清。
我在行文常常会提到一片土地的属性，并将之称这“地缘属性”。地缘属性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物理环境、人文/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政治环境的变化又是最容易被关注到的。一片土地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又可能会属于哪个国家，通常是地缘政治爱好者，所最热衷于推演的方向。我们可以将之认定为是“第一层面”的地缘认知。从这个角度说，过往大多数“地缘政治”研究，以及9年前所写的“新世界岛论”（并成为《谁在世界中心》书名的来源），都算是在满足这种“第一层面”的需求。
在国家和领土问题还普遍存在的今天，将“地缘”研究用来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并非没有价值。问题只在于，这种大开大合的浅层次推演，虽不是地缘研究的全部，但却又是最有市场的。而当大家不再满足于土地归属层面的推演后，宗教、种族、民族等人文层面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成为下一个被关注点。这种地缘认知，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升级到“第二层面”。
比如西班牙人对美洲的殖民，就极大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地缘属性”，关注这片土地的民族、宗教等属性变化，比单纯的关注南美各国的国境线变化，要更加的有意义。建立这种认知之后，更可以将关注点由现实政治博弈，上升到关注人类命运的层面。在中国试图推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当代，这一层面的地缘认知显得尤为有现实意义。
不幸的是，当地缘研究推进到这第二层面后，并不能保证就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尤其是这种决定是由政治家作出后。比如亚洲中部干旱地带，对河流上游水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所导致的下游生态恶化；另一更为难以把握的后果，则是将“第二层面”地缘认知，直接用来为“第一层面”地缘认识服务。在这方面，纳粹德国基于对地缘政治研究的这种片面理解，所引发的在种族、领土扩张等方面的极端做法，是最恶劣的案例之一。这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悲剧，甚至使得地缘政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视为邪恶政治家的“理论工具”，以至于几乎从学术领域消失。
也许“地缘政治”这个概念在今后的历史中，还是会阶段性的背负污名。然而最起码就我个人一直以来认定来说，“地-缘”视角的本质，是在探索“人与环境”如何相处。它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大方向的选择上做出相对正确的抉择。就像我一直认定，中国国家地理是我最合适的合作者（反过来也同样是），时间最终也证明了这点一样。至于政治，只是它服务的一个方向，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向。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只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
这种将“地缘”视角运用在普通人，特别是自己人生抉择上的认知，就是我所认定的“第三层面”的地缘认知。即使你暂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视角能够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何帮助也没关系。我会尽力将那些大家平时未曾关注到的地缘因素，通过一篇篇解读展现在大家面前。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认知这个世界的方法（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在这样的地缘认知下我们终将会发现，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做所为，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改变你可以改变的，适应你不能改变的”。

潘塔纳尔的开发与玻利维亚的出海梦
【关键词：巴拉圭盆地/潘塔纳尔湿地，移民，出海口，北查科地区的分割】
按照我们之前对“大查科平原”的解读，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争夺的“北查科”地区，应该就是巴拉圭河以西，皮科马约河以北的“拉普拉塔平原”了。这种看法，对也不对。因为北查科地区并不是这片平原的全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在巴拉圭的北部，还有一片盆地状的平原，为巴拉圭河水系所覆盖。这片平原的主体却即不属于巴拉圭，也不属于玻利维亚，而是属于巴西。
隶属巴西的这片“拉普拉塔平原”有两个地理标签。一个是巴拉圭盆地；另一个则是潘塔纳尔湿地。巴西高原这这个方向，向内存在一个明显的凹陷。从高地上倾泻而下的雨水，在盆地中汇集成了巴拉圭河，然后再向南纵穿巴拉圭，并最终与巴拉那河合流。无论是巴拉圭盆地，还是巴拉圭共和国，名称其实都是来源于巴拉圭河。这一关联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拉圭是否曾经对巴拉圭盆地享有主权。
事实上，在西班牙与葡萄牙相争的殖民时代，巴拉圭盆地的主权并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西班牙治下的传教士与巴拉圭人，仅仅渗透到了这个盆地区的最南端，便遭遇了葡属巴西的阻击。19世纪初，在南美各国纷纷独立之时，身处高地的巴西顺势取得了这个盆地的主导权。整个湿地分别被划入了马托格罗索和南马托格罗索两州。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这于片土地在当时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听到这，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片身处热带的土地，是一片干旱的不毛之地。恰恰相反，从“潘塔纳尔湿地”的名字可以看出，这片土地的问题在于水太多。如果要为这个星球上的的湿地做个排名，潘塔纳尔湿地无疑将排在第一。受困于每年高达1500毫米的降水、周边高地的慷慨馈赠，以及整体的盆地构造，潘塔纳尔有80%的土地常年浸泡在水中。
高地并不仅仅为这个盆地区提供了过量的水，同时还带去了营养丰富的土壤。在高温、多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潘塔纳尔地区成就了全球生物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如果不是因为与之相邻的亚马逊地区名声和面积太大，潘塔纳尔的知名度要比现在高得多。要知道仅从面积来看，这处在水系分类上属于“巴拉圭河上游平原”的沼泽，面积差不多有27万平方公里，如果加上相邻亚马逊平原的部分沼泽地（这部分湿地通常也会被视为潘塔纳尔的一部分），整个湿地的面积将近有30万平方公里。
在潘塔纳尔湿地，紧靠盆地西侧穿行的巴拉圭河，成为了巴西和玻利维亚的政治分割线，其中位于巴西境内的湿地为24.2万平方公里。至于巴拉圭，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要低得多。巴西从“巴拉圭战争”中得到的战利品，就包括部分原为巴拉圭所控的潘塔纳尔湿地。葡萄牙人是在18世纪初开始进入潘塔纳尔湿地，并尝试在这片潮湿的土地建立定居点。不过葡萄牙人来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农业开发，而是冲着水下的金沙来的。今天位于湿地北部边缘的库亚巴市（同时也是马托格罗索州首府），最初便是本地区最大的淘金者定居点。
采金业将葡萄牙人引入了潘塔纳尔，但却并没有为葡萄牙和后来的巴西，带入多少人口。当然，考虑到淘金者对当地生态的破坏性，矿脉衰竭也不是坏事。只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潘塔纳尔湿地的弱开发性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巴拉圭人还抱有一颗扩张梦时。因此，在巴拉圭战争结束之后，巴西开始有意识的向湿地移民。愿意迁入这片私地的移民，甚至有机会免费获得土地。这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今天巴西境内的潘塔纳尔湿地，绝大部分所有权归属于私人。大量农场、牧场开始兴建。
很难说，将一片原本动植物乐园属性的土地，变成能够滋养更多人口的鱼米之乡，是对还是错，只能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吧。在已经不再视温饱为问题，有更高精神追求者看来，那些未受人为干扰的生态系统是那么的可贵。出于这个看似高尚的追求，那些身处丛林的原始部落，甚至会被以“保护”之名，剥夺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力；而如果这种保护与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相矛盾，你又很难说后者的追求就一定是低级的。
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目前在潘塔纳尔湿地中生活的人口，大约在100多万（半数生活在库亚巴）。然而必须正视的一点是，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湿地的消亡。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被焚毁的森林以及被排干水的沼泽地，是耕地的最主要来源。对于“大河文明”属性的中央之国来说，后一种做法尤其是引以为豪的常规做法。历史上，通过对诸如云梦泽之类的湿地改造，古老的中央之国获得了大量的耕地。即使时间推进到了20世纪后半叶，这一进程仍然没有结束。在机械的帮助下，同为湿地属性，被世人称之为 “北大荒”的“三江平原”，被开发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产粮基地。
与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将“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做法相对比，巴西人在这样一片面积甚至超过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平整土地上，滋养如此之少的人口，实在不算成功。问题只在于，人类是否有权力为了自身的生存，破坏这个星球的生物多样性。这种掠夺性开发，又是否更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今天，环保主义者仍然忧心于，潘塔纳尔湿地的原生态系统被人类活动所破坏。有趣的是，巴西政府当年出于地缘政治原因而推行的土地政策，可能反过来阻止了该地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在私有土地权的分割下，无论是后来者的进入，还是基础设施的推进都将遭遇更多的困难（更不用说现在已经有了保护区的设定）。
总得来说，潘塔纳尔湿地的开发，还处在相对可控的状态，前提是不要试图为这片土地注入太多的工业化因素。因为农业化的话，更多还是遵循“光合文明”的规律，对地表生态加以改造，但工业化的本质则是将地下资源开采出来，或者将外部那些难以预知后果的物资带进来。从这个角度说，潘塔纳尔湿地的金矿枯竭，以及北查科地区当年没有发现石油，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现在我们知道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所争夺的，并不是拉普拉塔平原的全部。潘塔纳尔湿地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巴西在这片低地区的存在感。加上“拉普拉塔水塔”性质的巴拉那高原，以及南部的“北乌拉圭草原”，巴西对几个拉普拉塔邻居，都占据着明显的地缘优势。当然，这一优势本质是一个战略优势，并不代表巴西要去影响每一场地区纷争。最起码在查科战争中，巴西人并没有像巴拉圭战争那样深度介入，而是让阿根廷人取得了主导地位。
巴西的旁观，与阿根廷的深入介入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巴西人来说，巴拉圭当年试图吞并乌拉圭，阻止巴西使用航道的做法，对其地缘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而北查科地区的权属问题，更多是西属殖民地国家内部的事情，并不会影响巴西人利益。至于阿根廷人的介入就更好理解了。将自己定位为西属“拉普拉塔”地缘遗产继承者的阿根廷，不会放弃任何在乌拉圭、巴拉圭事务上发挥影响力的机会。与“巴拉圭战争”时期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在那场战争中联合巴西，共同压制巴拉圭的阿根廷，却在60多年后的“查科战争”中，全力支持巴拉圭。
“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记久的敌人”。当巴拉圭人试图将两强对峙的局面，变成三足鼎力的局面时，阿根廷人并不介意和巴西人合作，共同削弱这个心生反骨的缓冲国。反过来，当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争夺北查科的主权时，阿根廷人则又转而全力支持巴拉圭了。这当中潜在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在地缘政治上，巴拉圭依然存在与阿根廷合为一体的可能性。一旦这个模糊愿景成为现实，那么巴拉圭今天得到的，也将是阿根廷将来得到的。
这一支持对于巴拉圭人来说至关重要。要知道，尽管之前的“巴拉圭战争”已经证明了，拥有瓜拉尼印第安人血统的巴拉圭人是多么的勇敢，但在那场战争中，巴拉圭的国力遭遇了重大损失，军事力量被两大强邻有意识的瓦解。这使得巴拉圭无论是在人口、资金，还是武器装备上，都与玻利维亚有着明显的差距（甚至在战争初期只是弯刀和弓箭）。至于玻利维亚背后也并非没有邻居支持，最起码它南面的智利倒是很表示支持（后面我们会解读到，两国在上一场战争中还是敌人）。然而与能够直接与北查科接壤的阿根廷相比，智利能够发挥的直接影响力要弱得多。最起码玻利维亚要想把控制线，推进到分割中、北查科的皮科马约河，阿根廷一定会作出激烈的反应。
作为一场“石油战争”，背后有大国撑腰、手握大量资金的国际石油巨头们，才是幕后最大的推手。为了争夺北查科地区的石油开采权，美孚石油公司，与英荷壳牌公司，分别站队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尤其是前者，更是为玻利维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协助其购买了坦克、飞机等先进武器装备。这使得在战争初期，玻利维亚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了优势。
然而在陆地战争中，地理因素往往为弱小的一方，提供额外的支持，前提是后者要熟悉战争所在地的环境。北查科平原很大部分，是属于半年干旱、半年洪涝的热带草原气候区。如果你是看着“动物世界”长大的，对这种情况应该相当熟悉。每当旱季来临，都会大量的动物死于干渴。草原上仅存的地表水，更是成为动物们的搏命之地；至于雨季，则是动植物们的狂欢之季。问题是，充沛的雨水虽然意味着生机，但对于战争状态下的人类来说，却未必是好事。
现在，玻利维亚人在北查科地区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在延绵3年的战争中，那些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玻利维亚士兵，根本没有办法适应北查科旱、涝不定的热带气候。每当旱季，深入北查科地区作战的玻利维亚士兵，就要面临缺乏淡水补给的困难；而在雨季，饮水固然不再成为问题，但那些向石油公司贷款，重金买来的坦克、汽车等重装备，却又寸步难行。相比之下，长期在北查科放牧的巴拉圭人，对地形、环境就要熟悉的多了。在战争中，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手的巴拉圭人，通过灵活的战术消耗对手，并从玻利维亚人手中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最终，在双方总计战死了约十万人之后，查科战争在以阿根廷为主的国家调停之下结束。从战损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经济经济代价和人员伤亡。悲剧的是，当战争结束之后大家才发现，被彼此都视为国家经济支柱的石油，并不存在。至于地缘政治爱好者们更关注的领土问题，阿根廷支持下的巴拉圭显然算得上是赢家。这个在“巴拉圭”战争中损失了半数领土的国家，收获了70%以上的北查科地区。以面积来说，不仅比当初损失的领土面积要大，更是比巴拉圭河以东的固有领土要大。
不过，玻利维亚人倒也算不上输家。一方面，玻利维亚人本来就没有可能拿下全部的北查科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周边国家甚至远在北美的美国，曾经多次试图以帮助两国解决纠纷，并在地图上划出了多条横平竖直的分割线。这本身就意味着，玻利维亚人拿下全部北查科地区的概率几乎为零。只不过，由于在战争中表现不佳，玻利维亚人拿到的份额，比预想中要更低罢了；另一方面，玻利维亚人之所以发动“查科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些虚无飘渺的地下黑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原因——打通驶往大西洋的出海口。
表面看，就算玻利维亚人拿倒全部北查科地区，甚至吞并巴拉圭，也不可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太平洋国家的。否则当初巴拉圭，又为什么要冒着被三国同盟群殴的风险，去发动一场不对称战争呢？我们这里说的出海口，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既通过河道，以及相关国家的谅解出海。具体来说，玻利维亚希望能够像巴西、巴拉圭那样，无障碍的利用拉普拉塔河水系出海。由于玻利维亚、巴拉圭两国长期的领土争端，巴拉圭很难给对手这样一个待遇。
要想做到借河出海，玻利维亚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拥有一片隶属于拉普拉塔河水系的土地，并得到能够透过拉普拉塔河水系出海的承诺。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如果把“北查科”局限在巴拉圭河或者说拉普拉塔河水系的话，巴拉圭人分得的比例还要高得多。玻利维亚所获得的北查科地区，有相当部分实际属于分水岭之北的亚马逊水系。问题是，如果以分水岭原则来划定北查科地区的归属，玻利维亚的就完全没有办法出海了。对于玻利维亚人最为重要的，只有拥有部分巴拉圭河的航道，才能让玻利维亚有机会打通出海通道。
最终在多方调解下，玻利维亚人还是得站上了拉普拉塔平原。巴拉圭河上游的部分河段，成为了玻利维亚与巴西的分割线。同时，巴拉圭人亦在条约中承诺，不会阻止玻利维亚使用自己境内的航道出海。然而这样一种出海模式的战略风险是极大的。既然当年巴拉圭连巴西的出海问题都敢卡，谁又能保证有朝一日，巴拉圭人又不会为难玻利维亚呢？想要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玻利维亚必须拥有真正的海岸线。而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一希望应该在太平洋方向。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争夺太平洋出海口的战争中惨败，玻利维亚人也一定会在北查科地区下重注的。至于玻利维亚为什么会失去太平洋出海口，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鸟粪与秘鲁的国运
【关键词：玻利维亚，秘鲁寒流，鸟粪岛，化肥，洪堡】
谁是南美洲历史上最悲催的国家。在解读过巴拉圭之后，这个曾经以一敌三，在巴拉圭战争中丧失半数领土的内陆小国，看起来将毫无争议的入选。而如果把范围扩展到整个美洲，墨西哥应该有机会向这一“荣誉”发起挑战。抛开在殖民时期，西班牙拱手相让的那些，本有机会由墨西哥继承的领土不说，美国在墨西哥独立之后，通过战争从后者身上割取的领土，就有：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利亚三地。这一结果导致美国在墨西哥湾的控制力能够压倒墨西哥，并对加勒比国家实施更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上帝太远，美国太近”的民谚，是墨西哥人对自己尴尬定位的真实写照。
不过总得来说，上述两国虽然在独立之后，被强邻夺去了大量领土，但总得来说对自己的地缘属性以及身位没有造成致命影响。相比之下，有资格参与这个“悲剧之王”头衔竞争的另一个国家——玻利维亚，情况则要更加的惨淡。在经历一系列博弈之后，这个以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为名的国家，不仅丧失了将近半数国土，还由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变身成为了一个内陆国。反观原本就是内陆缓冲国身份的巴拉圭，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坏，更何况巴拉圭人还在查科战争后，得到了领土上的补偿；至于墨西哥人，依然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甚至仍然是这个星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时直面两洋的国家之一。
玻利维亚的悲剧并不是巴拉圭人造成的。事实上，爆发于1932年—1935年的查科战争，反倒一定程度是因为，玻利维亚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战争中，输掉了自己的出海口。在那场战争中，“上秘鲁”属性的玻利维亚与秘鲁组成联军，同智利争夺阿塔卡马沙漠的主权。在这场战争中，智利成为了最大赢家，并由此成为了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玻利维亚则彻底失去了它在太平洋的岸线。
这场发生于1879年——1883年间的南美三国混战，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称——“南美太平洋战争”。除此之外，战争还流传着两个另类的名称：硝石战争和鸟粪战争。这两项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资源，被认定为是战争的导火索。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先来谈谈鸟粪吧。鸟粪能够成为资源，初看起来着实有些无厘头。一提到这种动物排泄物，以农为本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肥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善于耕种的国家，与几千年来的精垦细作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经由改造，很多原本不太适合耕种的土地变得肥沃而高产。在改良土地肥力的过程中，人畜的粪便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来源。可以这样说，在古老的中国农村，几乎没有粪便会被浪费掉。即使进入近现代，中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中的旱厕很大程度也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资源，被收集、运输到周边农村。以至于出现了“粪霸”这种带黑社会性质的行业垄断者。年纪稍长些的人，应该会记得一个曾经被大力宣传的劳动模范 “时传祥”。在关于这位掏粪工人的宣传资料中，就有他在旧时被粪霸剥削的情节。
其实岛粪能够成为一项重要资源，也是因为它能够肥田。不过，用鸟粪来肥田，甚至引发一场战争，还是有点超乎中国人的想象边界。最起码你很难想象，鸟类的那点排泄物要怎样才能收集起来。应该这样说，此“鸟粪”非“彼鸟粪”。很多名字相同的词汇，内在涵义却未必一致。就像平常大家所听闻的所谓滋补圣品“燕窝”，并不是旧时房檐下，家燕用口水和泥做的窝，而是一种生活在海边的“金丝燕”，在崖洞中用海藻、苔鲜等植物织维，混合唾液胶结而成的。要是想当然的在屋檐下掏个燕窝来炖，我可以保证你将喝到一锅泥浆水。
这里所说的“鸟粪”，也不是树上经常掉下来，砸到车上的鸟粪，准确说是“海鸟粪”。海鸟粪之所以有机会成为一种资源，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海鸟的食谱多为海水中的鱼，这使得它们的粪便会更富含氮、磷等可以补充土壤肥力的矿物质；二是在陆地上，鸟类很难大规模聚居于一地，并把粪便蓄留下来，但在一些尚未被人类干扰，却被高密度海鸟覆盖的小岛上，这种集中性却成为可能。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海鸟的共同努力下，这些被称之为“鸟粪岛”的小岛，甚至有机会累积出超过十米鸟粪层。在这种情况下，鸟粪将有机会成为一种可供开采的资源。
尽管人类利用动物粪便肥田的历史，在自然经济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农夫们都明白粪便能促进植物生长的道理，但海鸟粪的利用却是工业时代和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这首先取决于人类对土地肥力认知的一个突破。19世纪初，当科学家们试图解读，植物生长所需的物资从何而来时，普遍观点是认定，植物生长依靠的是诸如粪便、落叶一类的腐殖质。简单点说，植物生长被认定为是一个把一种“无用”有机物，变成“有用”有机物的循环利用过程。这一看法，看似完美的解读了，为什么那些有机肥能够如此明显的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然而将对植物肥力的认知停留在“有机肥”层面，并无助于海鸟粪成为一种资源。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只有新鲜的鸟粪才具备成为肥料的条件，而鸟粪岛上那些千万年来累积下来的鸟粪都已经矿化了。你很难让传统思维下的农民，相信这些石头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丰产。所幸，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19世纪中期，化学家们终于搞明白了，决定植物生长的其实是那些无机物。有机质的腐殖过程，只是在帮助分解释放出矿物质。也就是说，肥料并不一定要来源于新鲜的动、植物腐殖物，而是可以在矿物中寻找。前提是你要明白，到底是哪些矿物质能够帮助植物生长。
在这种新的认知下，人工合成的“化学肥料”开始出现。工业化的生产，大大加速了人类改造土地的能力，一片土地由不适合耕种的“生土”，变成能够带来丰产的“熟地”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粮食单产亦大大的提高。这场发源于在19世纪中叶的肥料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农业革命”。顺便说一下，随着科技的进步，也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中，能够看到人类直接用无机物在工厂中合成食物，并大规模应用的“第三次农业革命”。至于这场革命，会对人类和地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是等到这一天到来后再分析吧。
回到海鸟粪的话题上来。总得来说，化肥可以被分为：氮肥、磷肥、钾肥，以及将上述元素复合在一起的“复合肥”。任何一种富含上述物质的矿物，都有机会被制作为化肥。海鸟粪的最初形态，决定了它本身含有动、植物所需的矿物质，具体来说就是磷和氮。为了与那些新鲜鸟粪相区别，矿化后的鸟粪石被称之为“鸟粪石”。然而并非所有的无人小岛，都有机会成为鸟类生存的乐园，并累积出鸟粪石密布的“鸟粪岛”来。
通常情况下，鸟粪岛都位于鱼类资源丰富热带海域。最著名的鸟粪岛当属中太平洋地区的“瑙鲁”。在密克罗尼亚人划着独木舟迁入这个面积仅21.1平方公里的小岛之前，海鸟们已经在岛上积累了厚达5-10米的鸟粪层。不过瑙鲁人的生活中，鸟粪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一项资源。一直到20世纪初，这些肥料才被英国人发现及开采。此后德、英、日等老牌殖民帝国，以及邻近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曾先后染指这座鸟粪岛。
20世纪60年代，瑙鲁终于摆脱殖民统治，独立成为了“瑙鲁共和国”。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来看，这个南太平洋小国都属于倒数第三小（面积仅高于梵蒂冈和摩纳哥，人口仅比梵蒂冈和图卢瓦多）。在拥有天赐资源的情况下，这种小倒也不是坏事。通过对鸟粪石的超量开采，瑙鲁一度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悲剧的是，海鸟们累积如此厚度的资源，需要成千上万年时间，但在机械的助力下，开采起来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尤其当瑙鲁人认定，他们只需要鸟粪就可以永远过上好日子时。
过度开采，使得瑙鲁的鸟粪资源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接近枯竭。以至于不得不开始依靠国际援助，及某些主权国家特有的政治筹码来过日子（比如反复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做选择；比如成为避税和洗钱天堂）。在这里举瑙鲁的例子，是想让大家明白，海鸟粪作为一项资源，真的有机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引发战争。当然，鉴于瑙鲁的人口不过万人，这样的案例似乎缺乏普遍性。那么，在我们即将展开的南美洲，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鸟粪资源呢？这些鸟粪资源，又与那场100多年前的“太平洋战争”，又是否有直接关联呢？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的确存在不少“鸟粪岛”。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岛屿主要分布在南纬7°到14°的区间，也就是今天的秘鲁沿岸地区，而并不是引发战争的阿塔卡马沙漠沿岸。两个因素造就了秘鲁鸟粪岛的存在。首先，秘鲁沿岸的小型岛屿数量较多，能够为鸟类提供躲避人类影响的生存环境。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引发战争的“阿塔卡玛沙漠”（目前绝大部分归属智利）沿岸，特别上争议领土一带，就会发现岛屿的数量几近于无。
当然，无人岛只是“鸟粪岛”生成的条件之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岛屿附近的海域，能不能够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这时，我们又要提到一个跟秘鲁有关的地缘概念了，那就是“秘鲁渔场”。海洋鱼类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并不是每一片海域都能够生成，有捕捞价值的渔业资源。那些渔业资源密集的海域，会被称之为“渔场”。在世界范围内，传统上一直有四大渔场之说，分别为：日本的北海道渔场；加拿大的纽芬兰渔场；英国的北海渔场；以及我们将要解读的秘鲁渔场。
上述海域成为渔业资源密集之地，都与洋流有关。除秘鲁渔场以外，都是由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暖流相遇而形成的。温度的不同，带来了海水密度的差异。在暖流与寒流相遇后，密度大的冷水下沉，密度小的暖水上升，使得海水发生垂直搅动现象。海底沉积的矿物质被带到海面后，滋生了大量浮游生物，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秘鲁渔场的情况本质也是如此，只是造成底层海水的垂直搅动现象原因略有不同。为秘鲁渔场提供营养物质的寒流名叫“秘鲁寒流”。这股寒流始于智利南部的西风带，然后沿海岸向北运行。当进入南纬5°——25°的东南信风带时，在风力的作用下，海水开始出现垂直搅动现象。原本在下层的寒流，带着海底的资源上升到海水表层，进而让处在食物链中的：浮游生物、鱼类、鸟类，以及人类受益。
顺便说一下，秘鲁寒流和秘鲁渔场的存在，还在动物学和气象学上造成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件是温带企鹅生产；一件是厄尔尼诺现象。在绝大多数人的影响中，企鹅是生长在南极冰原上的可爱精灵。不过借助北上的秘鲁寒流，以及寒流所带来的食物，企鹅甚至能够上溯到赤道附近生存。由于厄瓜多尔沿岸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这种企鹅最著名及最北端的聚集地，这种企鹅被命名为“加拉帕戈斯企鹅”。与绝大多数跨气候带生存的动物一样，身处热带的“加拉帕戈斯企鹅”，比它们在南极的亲戚们体型要小的多（身高只有50厘米左右。而体型最大的帝企鹅，身高最多能达到120厘米）。
企鹅在赤道附近的存在，以及体型上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只不过，人类所面对的环境，不仅仅有自然环境还有人文环境。如果说，通过研究人类还能够知道，为什么企鹅能够成为一种跨气候带动物的话，那么与秘鲁寒流有关的另一个气象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就没有那么容易让人了解到规律了。在西班牙语里，“厄尔尼诺”是“圣婴”之意。19世纪初，在秘鲁渔场捕鱼的渔民发现，每隔几年的圣诞节前后，就会有一股暖流南下，将表面海水的温度升高。由于秘鲁渔场的鱼类，大都是适应的寒流的冷水鱼。海水温度的升高会造成鱼类大量死亡，并给依靠他们生存的鱼民造成重大损失。无法了解背后原因的渔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与“上帝之子”（圣婴）的诞生联系在一起。
后来科学家们发现，厄尔尼诺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秘鲁渔场，在它发生之时，整个赤道一带的中、东太平洋水温，都会出现出现上升的情况。这一变化，还会对赤道洋流及东南信风的造成影响，进而让全球气候出现反常。尽管科学家们，还无法完全释读厄尔尼诺现象背后的原因。不过最起码我们知道，只要新闻里不断出现这个名词的话，那么今年的气候就会有些不正常了。
与厄尔尼诺现象相比，秘鲁渔场的知名度反而要低一点。不过关于秘鲁渔场的情况，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并非一无所知。这片渔场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捕鱼者，其中就包括中国人。2010年12月，由山东出发的“鲁荣渔2682号”渔船，载33名船员出海。8个月后，这条渔船再次回到中国海域之时，船上只剩下了11名船员。记录这一真实案件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杀》曾经爆红网络。而这条恐怖渔船的出海目标，就是秘鲁渔场的鱿鱼。
（注：就我个人来看，《太平洋大逃杀》如果有机会不加改编的搬上银幕的话，将成为一部现象级高分电影。可惜的话，改编的版权被乐视影业所买。在乐视没有从现在的泥潭中抽身而出的情况下，这部电影很难进入实操阶段）
1个半世纪之前，远洋捕渔业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不过秘鲁鸟粪岛上的资源，已经可以影响到秘鲁的国运了。在这些鸟粪岛中，储量最大的是北距秘鲁首都利马约180公里的“钦查群岛”。整个群岛聚集一上千万只海鸟，其中最多的一个岛屿，海鸟数量能够达到500万之巨，并累积出超过十米的鸟粪石。而这些为秘鲁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海鸟中就包括企鹅。
加拉帕戈斯企鹅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洪堡企鹅”，秘鲁寒流也有一个别称为“洪堡寒流”。这是因为，寒流和企鹅的最初发现者，是19世纪初在此考察的著名德国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这位伟大的学者，同时还敏锐的发现，秘鲁沿岸的原住民，会不时的将岛上的鸟粪运往大陆，抛洒在农田中。不过，不管是用鸟粪肥田的农夫还是洪堡，当时都无法获知鸟粪石肥田的原理是什么。
事实上，与瑙鲁等地的鸟粪资源相比，秘鲁鸟粪岛上的出产要更为优质。这是因为，鸟粪中所富含的磷和氮都是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资。然而在多雨地区，氮很容易融解于水并流失掉，因此瑙鲁出产的鸟粪石被称之“磷质鸟粪石”（磷含量最高可达40%）。至于秘鲁沿岸的鸟粪，感谢上帝为这一地区安排的热带沙漠气候，并没有多少降雨去融解鸟粪石中的氮（最高可达15%），为了区别前者，这种能够复合肥属性的秘鲁鸟粪石，被称之为“氮质鸟粪石”。
很显然，成分更丰富有秘鲁鸟粪会更具经济价值，这些“氮质鸟粪石”甚至不用再进行化合工作，就可以在粉碎后直接施用在农田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石等无机肥料，以满足工业时代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另一个利好消息是，当19世纪中期，秘鲁开始在外国资本下，大力开发这些上天的恩赐时，身处北美的美国也正处在西部大开发阶段。为了让那些新增农田得到有效开发，当时的美国甚至出台了一部《鸟粪岛法案》（1856年）。这一法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只要在无主之地的岛屿上发现了鸟粪石，这个岛屿都将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悲剧的是，已经开启了400多年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并没有给美国留下太多的无主之地。进口，成为了美国肥沃土地的必然选择。
这场席卷半个地球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当时处在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等国，并不在此列），极大了推高的秘鲁鸟粪石的价格，使得秘鲁在19世纪下半叶，进入了“鸟粪经济”时代。及至“南美太平洋战争”开启之前的1870年，鸟粪石出口收入已经占到了秘鲁政府财政收入的80%。将这一时期的秘鲁称之为“建立在鸟粪上国度”，一点也不夸张。那么，接下来即将展开的“南美太平洋战争”，真的是一场“鸟粪战争”吗？下一节，我们将揭晓谜底。

硝石与南美太平洋战争
【关键词：荷兰病/西班牙病，智利硝石，炸药，化肥】
当看到鸟粪石出口收入，曾经一度占秘鲁财政收入的80%时，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替秘鲁政府担心了。没有一种矿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一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对于单一资源过于依赖，那么它的危机也就不远了。这种案例，即使在特别讲求务实的中国同样存在。相信很多人几年前曾经看过新闻，陕北的“神木县”在09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县级行政区。只是大多数人在关注这场医疗改革的社会意义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经济基础是否夯实。
支撑神木及周边很多县市财政的经济基础，是大家熟悉的煤炭资源。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阶段，关于“煤老板”们挥金如土各种的描述，一度传遍街头巷尾。从这个角度说，神木县的主政者愿意把钱花在全民医疗上并不是件坏事。只不过，无论是挥金如土的煤老板们，还是想做点政绩的官员们，都有意无意的忘记了一件事：就算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煤炭资源还不会枯竭，但它的价格却并未必能够一直坚挺。后来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煤老板这个词一度消失在新闻媒体的视界里；而神木的免费医疗，同样变得难以为继。
上述这种“初级资源依赖症”现象有一个专属的名词——荷兰病。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一次，阿拉伯国家们决定将石油作为战略武器，通过抬高石油出口价格向以色列和它的西方支持者们施压。由此带来的危机被称之为“第一次石油危机”。迅速上涨了将近4倍油价，同时拉高了天然气等资源的价格。作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开发、出口国（如果不认为俄国是欧洲的话），荷兰意外的成为了这场危机的受益国。爆增的天然气出口收入，被用来大幅提高社会福利，并同时拉高了平均工资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荷兰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急速下滑。
当第一次石油危机解除，油价又恢复正常后，荷兰人终于发现，自己原本健康的经济，已经被天然气经济打乱了正常的成长节奏。80年代初，荷兰陷入了通货膨胀上升、失业率增加的困境。 “荷兰病”也成为了过度依赖某一初级产品资源，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情况的代名词。讽刺的是，荷兰原本是最不应该得这种病症的国度。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始创者，以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精明的荷兰商人原本非常明白，他们几乎是欧洲最缺乏天然资源的一群人。荷兰人能够在17世纪成为“海上马车夫”，得益于他们对商业体系的构筑。
只能说再精明的人，也有可能被迅速增长的财富冲昏头脑。好在荷兰人的商业基因，使之很快走出了低谷，重塑了自己的经济及福利结构。问题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能力的。一定程度看，今天我们谈论阿根廷所代表的“拉美化现象”，也是“荷兰病”的一种体现。如果潘帕斯草原不是那么肥美、牛不是那么多的话，也许阿根廷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就会更有点危机感了。
追根溯源的话，潘帕斯的牛及秘鲁的鸟粪石，都不是第一种对拉美经济造成深刻影响的初级产品。在西班牙统治时期，美洲所出产的白银，无论从知名度还是影响范围来说都要更高更大。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中国自明朝中后期开启的“银本位”货币体系，与西属美洲殖民地所开采的白银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西班牙的白银，中国人经常在武侠小说中看到的：银票、镖局等标准配置，都未必会出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从大航海时代伊始，其实就已经深入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了。
西班牙帝国所出产的白银，源自于阿兹特克和印加的遗产。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之后，西班牙人所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在墨西哥高原和安第斯山脉中寻找贵金属的矿脉。很快，在这两个板块发现的“萨卡特卡斯银矿”及“波托西银矿”，让西班牙在自16世纪后半叶起，一直到19世纪初结束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止，长期占据世界白银开采、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以16世纪末的情况来说，仅从波托西银矿一地开采的白银，就占据了全球白银开采量的60%（整个西属美洲的开采量，占比更是超过80%）。然而银矿并非是采之不竭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开采之后，秘鲁的波托西银矿开始枯竭。反过来，墨西哥的白银产量则在18世纪增长了5倍，成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白银出产地。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秘鲁白银”在历史上地位显赫，但要是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玻利维亚白银”。因为盛产白银的“波托西”当下位于玻利维亚境内、阿尔普拉诺高原的东南部。当然，在波托西银矿的产出，影响全球银价的时期，整个波利维亚都还是属于“秘鲁总督区”的领地，利马亦牢牢的控制着这些白银的出口，因此在研究历史时，将白银视为16、17世纪时，秘鲁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没有问题（只是要搞清，这个秘鲁的范围）。
旧的矿脉会衰竭，新的矿脉也会被发现。在后来的“秘鲁共和国”境内，陆续又发现了很多银矿，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白银等贵金属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今天的秘鲁虽然在白银产量上能够长期维持世界前三，但产值不过数亿美元，事实上，现在南美洲的白银产业，更多只是铜矿等矿藏开采时的副产品。相比那些能够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铜、铝、铅、锌、锡等“基本金属”，白银最起码已经没有办法成为“荷兰病”的起因了。
西班牙人在大航海时代，因为掠夺美洲贵金属而过上的富足生活，以及他们在工业时代的后知后觉，一直为研究者所诟病。以此来看，所谓“荷兰病”其实更应该被称之为“西班牙病”。而让曾经靠构筑全球贸易网而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背上一个不思进取的“荷兰病”称号着实有些冤枉。另一个可以帮助西班牙夺取这项“荣誉”的证据是，荷兰人很快就重建了被天然气破坏掉的经济体系。反观那些前西班牙殖民地身份的拉美国家，绝大多数却都还患有“初级资源依赖症”（比如油价一下跌，就陷入政治、经济危机的委内瑞拉）。
现在把视线拉回到19世纪下半叶的秘鲁身上。鸟粪石出口固然为秘鲁带来了大量财富，但我们一直在说，资源不是无限的。不幸的是，仅仅用了数十年时间，秘鲁的鸟粪石就陷入了枯竭状态。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秘鲁每年从鸟粪出口中获得的收入，甚至还不及1869年的万分之一。考虑到鸟粪收入之前在财政收入中的高占比，很显然秘鲁政府已经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荷兰人那种拔乱反正的能力的，最起码19世纪的秘鲁没有。当时的秘鲁政府，所能想到的就是尽快找到另一种可迅速变现的资源，以填补鸟粪经济消退所带来的财政黑洞。那么，秘鲁真的有那么好的运气，能够再找到这样的资源吗？答案即不肯定，也不否定。说肯定，是因为真有这样的一种资源，看起来有机会让秘鲁再过上几十年好日子。那就是阿塔卡马沙漠里的“硝石”；说否定，则是因为秘鲁并不是这片沙漠的天然主人。与之相邻的智利、玻利维亚，同样对这些硝石虎视眈眈。
上述三国所觊觎的“硝石”，现在又被称为“智利硝石”。这一名称的产生，显然是智利后来取得了“南美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控制了所有争议地区的结果。考虑到相关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至今能对这个结果耿耿于怀，“阿塔卡马硝石”的命名，看起来会更加没有争议。
关于硝石的作用，最普遍的看法是用来制作火药。在中国四大发明中，火药的配方一般被归结为：硝1-硫2-炭3，既硝、硫、炭的配比为1:2:3。这当中的“炭”指的是木炭，“硫”指的是硫磺，至于“硝”则指的是硝酸钾。不过，中国古人见过的“硝酸钾”，大多并不是以矿石的形象出现。人们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了现这些“硝”的存在，所需要做的工作只是将它们收集起来。
这种自然生成的，成分不太纯的硝酸钾，被民间称之为“土硝”或者“硝土”。通常在秋冬季节，呈盐花状覆盖在地面、墙脚。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土壤中含氮有机物质会分解、氧化成硝酸，然后再与土壤中的钾化合而成硝酸钾，然后在天气转而干燥析出。由于粪便中含有大量氮元素，所以在厕所、牲畜棚等粪附近的墙角尤为常见。
将含硝的土块加水浸泡、过滤后，再把滤液熬煮或者晒干，就能得到硝酸钾结晶，并被用来配置火药了。其实硝的作用并不止于制作火药，这一发明更多只是炼丹师的一个无心之得。中国人用“硝”来鞣制皮革历史要更为久远。从牲畜身上取得的皮革被称之为“生皮”，由于过于硬，一般并不会直接使用（除非你用来制作铠甲等防护装备）。只有在经过熟化变软成“熟皮”之后，才容易用来制作成衣服和日常用品。硝酸钾就能够很好的起到熟化作用，以至于这鞣制皮革在民间常常被称之为“硝皮子”。
当然，近代化学已经揭示了，土硝或者说硝酸钾本身也是一种无机肥。只是土硝这种东西，很大程度就是粪肥的副产品。在有机肥盛行的年代，即使有人发现它可以用来促进植物生长，也不会有人费力收集来肥田的（不如直接用粪肥）。用来制作火药或者硝制皮革，能够产生的效益要大得多。那么，智利硝石的成分是和中国人常说的“土硝”成分一样吗？它的主要用途是否也是用来制作火药呢？
想搞清这点，首先必须弄明白“火药”的分类。所谓“四大发明”中所陈列的火药，准确说是“黑火药”。在2016年，张艺谋所拍摄的那部视效大片《长城》中，主角被设定为一个前往中国宋朝寻找黑火药配方的西方人。如果从技术背景来说，黑火药配方的确是在13、14世纪初传入西方，并开始制霸战争的。不过欧洲人应该是通过与M斯林的战争，学习到黑火药及火器技术的。
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思想及科技革命运动，让西方人在黑火药武器的制作上，很快走到了中国的前面。以至于在明朝后期乃至清朝，从欧洲流入的佛朗机、红夷大炮、鸟枪等武器，成为了东方军队的标配。尽管如此，要是火器一直处在黑火药时代的话，中国人依旧可以因初创者的身份而感到自豪。然而历史的车轮驶入19世纪后，随着“黄火药”的产生，“黑火药”在军事上的空间几近消亡。一如你不能将“蹴鞠”认定为现代足球的鼻祖一样，“黑火药”与威力巨大的“黄火药”之间，本身并没有继承关系。
“黄火药”是近代化学的产物。第一种黄火药被称之为“苦味酸”（化学名称： 2，4，6-三硝基苯酚），是1771年由英国的P•沃尔夫首先合成。这种黄色结晶体，最初只是作为黄色染料使用。100年后的一次偶然爆炸事件，使方得军方发现了它的军事价值。“黄火药”或者说“黄色炸药”，遂成为了近代火药的代名词，以区别之前的黑火药。虽然苦味酸威力巨大，但使用安全性一直有问题。军队需要一种更安全可靠的炸药，来帮助他们在攻击敌人的时候，更好的保护自己。除了歪打正着成为第一种近代火药的“苦味酸”之外，在这个科技大爆发的年代，众多化学家也在尝试不同的配方，以制作出安全炸药来。这当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大家熟知的“炸药之父”诺贝尔了。
诺贝尔发明的炸药，中文化学名称为“硝化甘油”，这种物质其实不是诺贝尔最先合成的，而是在1846年由意大利化学家A•索布雷首次合成。诺贝尔家族的贡献，在于发明了硝化甘油的安全生产法，并将之制成为安全炸药（准确说，诺贝尔是“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者）。至于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深感这一发明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诺贝尔，在临终之时捐献出部分遗产，设立了诺贝尔奖。
随着科技的发展，近现代还有不少炸药品种被发明出来，比如大家熟知的TNT炸药（化学名：三硝基甲苯）。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古代科技的产物“黑火药”，还是近代科技的产物“黄火药”，它的成分里看起来都有一个“硝”字。用化学的视角来解读这个“硝”字，所谓“硝”本质就是“硝酸盐”，能被称为“硝石”的物质，具体包括：硝酸钾、硝酸铵、硝酸钠钙、硝酸钙等硝酸类物质。再深入一点来说，硝酸盐中能够帮助其合成炸药的元素，是成分中的“氮”，更准确的定义是“硝态氮”。如果一种矿物中含有硝态氮，那么它就有机会成为炸药的原材料。
智利硝石又被称为“钠硝石”，主要成分为硝酸纳。基于智利硝石被发现的年代，与黄火药被合成的时代相重叠，的确有理由相信，这种盛产于阿塔卡马沙漠的矿藏，可以充当生产炸药的材料。然而智利硝石真正让相关各国为之疯狂的价值，其实并不是体现在做炸药原料上。不要忘了，上一节再解读鸟粪与秘鲁国运的关系时，我们曾经说到，19世纪后半叶也是一个化学肥料兴起的时代。矿物中的“硝态氮”，同样可以成为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相比炸药，化肥的运用场景要广阔的多。
智利硝石也是世界上最早一批，被发现并运用到化肥生产的天然矿藏。这主要是因为，硝酸盐极易融于水，而阿塔卡马沙漠极端干燥的气候，使之有机会稳定保存下来。这种条件可遇不可求，因此一直到一战之前，智利硝石都是合成氮肥的主要材料。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年代，一片权属未定的土地，一项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垄断的资源，这样的理由如果没有引发一场战争，倒是有些不正常了。

地理、地缘环境并非一成不变的。相比地理环境，涉及因素更复杂的地缘环境的变化要大得多，也要复杂的多。这并不仅仅是因为 “地缘”中包含了“人”的因素，更是因为“人”可以凭借技术进步发现自然、改造自然。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第一次技术革命，都整个世界的地缘格局造成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近的内容中，会侧重解读化肥、炸药等事关农业、工业革命的技术变化。
在当下的人类文明正面临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窗口时（信息革命），用动态及与时俱进的思维，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尤为重要。阿拉伯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创建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地下的那些黑色液体和海岛上的那些鸟粪，有朝一日会影响这片土地的国运。但今天的我们却有能力预测到，贵州高原上那些原本只能充当旅游资源的溶洞，有机会助力这个落后偏远地区，分享大数据时代的红利。
大航海时代将人类带入了人流、物流的新阶段，在工业、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联系变得愈发的紧密，每一次经济动荡都有可能透过贸易网，传导到世界其它角落。放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看，关于“南美太平洋战争”的起因会更加的清晰一些。1873年对于工业时代的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年，西方爆发了19世纪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前后延绵的时间长达五年。关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这里就不深入分析了。只能说，在资本主义或者说商品经济环境下，经济出现周期性过热及回调是必然的。
对于资源性国家来说，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出口锐减，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因为他们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提振经济。秘鲁的情况是，他们之前过度依赖鸟粪经济，那么在这场战争中，与之争夺阿塔卡马沙漠的智利，是不是也有这种“初级资源依赖症”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要忘了，“智利”同样是前西班牙殖民地身份。甚至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之时，两国都还同属于一个总督区。有鉴于此，智利似乎没有理由不患上这种“西班牙病”。
“铜”是工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基本金属”之一，同时也是智利最为富贵的财富。今天，智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产铜国及出口国（储量全球占比达30%）。国际铜价的涨跌，直接影响着智利经济的兴衰。经济危机所导致的铜价下跌，使得智利同样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于当时的玻利维亚，经济同样受困于国际银价的下跌。对于这些资源性国家来说，如果不想费力工业化的话，多找几样出口型资源分散风险，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身处经济危机中的国家来说，战争是一个转移民众视线和国内矛盾的好办法。同时，战争状态下所必须强化的集权体制，亦能抑制反对声音、保证政府的稳定运行。当然，从技术上看，战争只是暂时压制了矛盾，矛盾最终能够解决，取决于能够从战争的结果中获益。很多时候，能否获益并不能光看领土得失（最起码短期内是这样）。查科战争就是这样一个负面例子，由于英、美石油公司的失误，不管是看起来吃了大亏的玻利维亚，还是战后分得更多领土份额的巴拉圭，都没有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直接经济收益。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债务，让两国在战后都陷入了长时间的动荡。
就19世纪70年代的情况看，硝石的存在以及价值是确切无疑的。这项稀缺资源在18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发现，并引发了国际矿业公司及相关三国的争夺。这意味着，最终的胜利者并不会出现如“查科战争”那样的尴尬结局。“硝石战争”不同于“查科战争”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这是一场三方博弈的战争。在一场三国战争中，双方结盟对抗另一方属于基本模式（尽管结盟的对象可能会在战争中发生变化）。具体到“硝石战争”来说，秘鲁与玻利维亚属于结盟的一方，而智利则独立对抗这两个北方邻居。
在西班牙统治末期，秘鲁和智利都属于“秘鲁总督区”的剩余部分。玻利维亚则和拉普拉塔国家一起，被打包进了“拉普拉塔总督区”。从这点来看，似乎秘鲁和智利应该关系更近，更有理由结盟来压制玻利维亚。然而行政划分，从来不是严格按照彼此的原始地缘属性来做的。之前的内容已经分析过，将玻利维亚与阿根廷捆绑在一起，初衷更多是希望这个远离利马的沿太西洋地区，不要与西班牙在南美的统治中心过于疏离。 这种做法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在中国行政设计中，区划原则被归纳为八个字：“山川形便，犬牙相入”。所谓“山川形便”，指的是在行政区划中，尽量顺应原有的地理结构特点；“犬牙相入”则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入手，让诸行政板块互相牵扯，以利于中央政府的管理。
从地理基本面来看，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两个 “中安第斯国家”的关系，显然要近得多。共同的山地气质、相邻的位置，使得这两个地区在印加帝国时期就已经结成了紧密的地缘联系。以至于玻利维亚原本被称之为“上秘鲁”。比较而言，智利的地缘气质就很有些不同的。尽管其背靠的安第斯山脉，为之贡献了铜矿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但你很容易感受到，这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更多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如果评选世界最狭长的国家，智利将毫无争议的夺得第一。单从南美地图上，你虽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狭长，却还是难以感受到它真实的长度。就像要是不把拉普拉塔平原的面积，跟中国那几大平原做对比，大家估计也很难感觉到，在亚马逊平原的阴影下，还隐藏着这么个大平原。
智利的南北跨度约4250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你坐飞机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直飞西沙的永兴岛，恰好也是这个距离。考虑到智利的平均东西纵深也就170公里，比朝鲜半岛的最窄处还要窄一点，这样地理结构的国家能够存在，本身就有些奇迹的感觉。抛开这么狭长的国土是否合理不看，智利的地理结构其实也很简单，可以用“依山傍海”四个字来形容。“山”指的是其背靠的南安第斯山脉；“海”指的是太平洋。
在印加帝国时代，印加的军队虽然已经扩张至今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之南，但总得来说，这片土地并没有被印加文明所融合。生活在智利境内的诸多原住民部落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支被称之为“马普切人”。依然保持原住民身份的马普切人，目前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最大的原住民民族。一般而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地区，即使原生文明已经消亡，但较大的人口基数也能保证原生文明的继承者，以某一个有别于后来者的族群留存下来。比如在南亚次大陆，最初创造“古印度文明”的达罗毗荼人，并没有在种族上完全被后来的雅利安人所取代。即使这些肤色更黑的达罗毗人，在文化上已经被雅利安人所同化，但被压缩至印度南部的他们，仍然在地缘文化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
在印加文明覆盖的中安第斯地区，情况同样如此。秘鲁和玻利维亚，至今仍然存有很高比例的印加后裔。至于智利的原住民，在历史上更多是为所谓“印欧混血”民族的产生，提供母本基因。在种族族上认定自己属于白人，并且出生于新大陆的美洲人，一般会被统称之为“克里奥尔人”或者“土生白人”。不过纯粹从血统上说，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界定。如果让阿根廷人来看，土生白人就应该保持血统纯正，但在巴拉圭人看来，正因为拥有了瓜拉尼基因，才保证了他们不被阿根廷吞并。至于智利人，他们的情况与巴拉圭人类似，混入土著血统并不会被认为是一件丢脸的事。
今天，智利有75%的人在种族上属于混血。在殖民时代，混血属性的智利、巴拉圭人“土生白人”，都能够在本地区享受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两个民族的另一个相似之处，体现在军事上的强势，并且对强权时代留有更多的美好记忆。一个经常为军事迷所关注到的细节是，智利军服脱胎于二战中的德国军服，以至于看到智利阅兵的影相资料时，会有一种穿越感。这种对军事强权的崇拜感，甚至让智利成为了二战后最大的德国战犯庇护地（有资料表明，二战后有近万名德国战犯逃往智利）。
如果说巴拉圭的大国梦，很大程度是一种海洋梦，那么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智利就不存在出海的问题了。历史上，受益于这种天然优势，智利会比两个北方邻国更注重海军的建议。智利能够在以一敌二的局面下，完胜秘鲁和玻利维亚联军，这一优势发挥了很大作用。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智利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1973-1990年期间担任总统），同时也是其三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甚至还是一位知名的地缘政治领域专家（著有《智利地理大纲》、《地缘政治学杂文》等书）。看到这里，相信已经很多人为玻利维亚捏一把汗了。可以这样说，无论是通过军事还是和平手段，玻利维亚想从智利手中拿回一个出海口的愿景都很难实现。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地理基本面上，去看看秘鲁为什么当年会和玻利维亚结盟。地缘上的相近性，并不是结成政治联盟的必须条件。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同属“东斯拉夫”，并且拥有那么长共同历史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今天的关系变得如此的紧张；政治家们作出判断，更多是基于当时局面与形势。就阿塔卡马的争夺来说，看看争议地区的位置，其实就很容易明白，这种博弈局面为什么会出现了。
无论是在印加还是西班牙统治时期，阿塔卡马沙漠几乎都没有体现过任何地缘价值。印加帝国在征服智利北部的安第斯山脉后，所延伸的沿海国道，在经过阿塔卡玛沙漠时，也不得不绕道于山地之上。一如人烟稀少的北查科平原一样，西班牙人同样不认为，为这片不毛之地划定一条明确的边境线有什么必要。这种情况，在世界其它干旱地区同样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撒哈拉大沙漠等地区，看到那么多横平竖直的边境线。
必须为一片人烟稀少的沿海争议地带划定边境时，最为公平的分配方式，是按照彼此在内陆核心区的边境线，向海洋自然延伸。阿塔卡玛沙漠整体位于南纬18°-28°之间。当我们在地图上标定出这个区间，就会发现，按照刚才所说的内陆边境自然延伸原则，玻利维亚可以主张南纬18°-23°之间的海岸线。以南部分，智利则更有理由控制。这样划分的话，大体相当于玻利维亚和智利对分了这片盛产硝石的土地。至于秘鲁，其实是没有什么理由，在阿塔卡玛沙漠分一杯羹的。从地理安全角度看，一定要这么做的庆，等于为自己延伸了一块没有依托的危险突出部。
然而阿塔卡马沙漠的硝石资源实在是太诱人了，尤其是秘鲁鸟粪石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因此在纷争骤起之时，秘鲁率先将自己的控制线，推进到了南纬21°50′。这块看起来，更应该属于玻利维亚的沿海沙漠地带，被称之为“塔拉帕卡”地区。秘鲁的这种主张，相当于从玻利维亚本可以主张的区间划走了大半，并且使局面变得更加的复杂。随着三国矛盾的激化，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在了争议地带。甚至网络流传，太平军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们下一节再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团。

上图：南太平洋战争示意图

硝石经济的衰退与智利/阿根廷的领土纠纷
毫无疑问，智利是“硝石战争”最大的赢家，而玻利维亚则是最大的输家。这片沙漠中，不仅有能够充作化肥的硝石矿，还是智利最引以为豪的铜矿（及伴生的银矿）。当然，硝石始终是引发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这项足以在当时支撑一国经济的垄断性资源，“南美太平洋战争”很可能就打不起来了。这样的话玻利维亚即使得到最少的份额，也不至于从一个沿海国家退缩成一个内陆国。
讽刺的是，这项让相关国家打得头破血流的资源，生命力并没有持续太久。前面我们说了，硝酸盐是极易融于水的。阿塔卡马沙漠世界极端干旱的环境，为这项资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沙漠地带都天然生成硝石矿。然而不要忘了，智利硝石中能被用在化肥和炸药中的成分是“氮”，而空气中有78%的成分就是氮气。考虑到智利硝石的储量有限，当时的化学家们普遍认为，依靠阿塔卡马沙漠的产出，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农业革命。如果人类希望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产量问题，就必须找到将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的方法。
很快，化学家们便找到了利用氮、氢两种气体合成氨气，进而制作硝酸、硝酸盐的方法。1913年，第一座利用合成法生产“合成氨”、硝酸的工厂在德国诞生。一战后这项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为人类粮食产量的增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让军火商们可以更容易的扩大他们的炸药产量。然而对于智利的硝石产业来说，这一发明无疑是致命的。有了便宜的硝酸盐，谁还会去高价买那些天然硝石呢？
顺便说一下，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化肥看起来和炸药之间，好像就隔了一层纸。既然化学家们有本事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那么会不会有人想到方法，把化肥变成炸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多此一举的转换，并不会出现在军工产业中，但对于难以获得制式武器的恐怖分子来说，却有着特殊的价值。化肥炸药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是1995年4月19日发生在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在那次恐怖袭击中，有168人死于利用了化肥制作的土制炸弹中。而有调查表明，塔利班组织所使用的炸弹，化肥炸弹的比例高达60%。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化肥都那么容易，在手工作坊里被制作成炸弹。曾经发生过一伙恐怖分子，用错化肥而导致恐怖袭击失败的案例。在此，特向这伙恐怖分子的化学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另一个需要致敬的对象，则是将军事、农业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门类，放在CCTV7频道的决策者。能够被普遍利用制作“土炸弹”的化肥，准确说是“硝酸铵”。以至于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硝酸铵会被作为一种管制物质。
很显然，中国在这方面的管制不会是宽松的。因此看到上述内容后，最好不要产生找配方、做试验的想法。虽然警察叔叔很有可能，在你在把自己炸死之前就找你喝茶、畅谈人生，不过有得选的话，还是自己泡的茶喝得舒服。彻底禁售硝酸铵，看起来会更能解决问题。问题是，硝酸铵同时又是一种对农业生产贡献极大的氮肥，简单禁止将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最好的办法，是科学家们找到新的配方，让氮肥不再那么容易被加工成炸药。
好了，让我们把注意力从枯燥的化学课，拉回到更多人感兴趣的地缘政治层面上来。不管硝石的价格如何波动，它们与玻利维亚都没有关系了。此后，这个与太平洋近在咫尺的安第斯国家为了“借道出海”，与巴拉圭展开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查科战争”，在失去70%争议地区的情况下，得到了通过巴拉圭河出海的承诺。悲剧的是，这并不是玻利维亚，第一次为了间接出海的问题而受制于人。
此前，玻利维亚与巴西曾经在亚马逊平原存在大量争议领土。1860年，双方达成协议，对分争议地区。归属于玻利维亚的部分，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然后到了1903年，失去出海口的玻利维亚，却不得不同意将自己分得的这部分领土卖给巴西，以换取巴西允许其借道亚马逊河出海贸易的请求。这片已经开发出很多橡胶园的土地，遂成为了巴西最西端的行政区—— “阿克里州”。事实上纵观历史，玻利维亚的每个邻国都曾经割取过，玻利维亚曾经控制或者主张的领土（包括秘鲁在内），把这些土地的面积加起来，几乎可以再造一个玻利维亚了。虽说在后殖民时代，诸独立国家有领土争端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像玻利维亚这样只出不进的情况还是非常少的。
相比玻利维亚的委曲，无论是从领土争端，还是海岸线的角度来说，智利都堪称人生赢家。千万不要以为，智利仅仅是在与玻利维亚的领土争端中占尽了便宜，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在智利，同时也是美洲大陆的最南端，会发现智利在南部领土和海岸线的争夺上，同样优势明显。而在这个方向与，与之博弈的可是一直以大国自居的阿根廷。
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安第斯山脉分水岭是智利与阿根廷的天然地理分割线。问题是，这一原则，实际仅仅适用于潘帕斯草原所对应的这段安第斯山脉。在西班牙殖民时期，以阿根廷为核心的“拉普拉塔总督区”是最晚建制的总督区（1776年）。为了避免这个面朝大西洋的行政区，脱离利马的影响。殖民当局一方面将“上秘鲁”属性的玻利维亚划给“拉普拉塔总督区”；一方面麦哲伦海峡及火地群岛留在了秘鲁总督区内（准确说是“智利都督府”的辖区）。至于荒凉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则如阿塔卡马沙漠一样，长期为相关国家也忽视（阿根廷直到1870年，才开始对生活在这片荒漠的土著居民，进行征服工作）
上述历史意味着，在拉美国家纷纷独立，并开始明晰边界时，智利在理论上可以主张整个火地群岛，及麦哲伦海峡北侧的土地，为自己的领土。然而这种把手伸到安第斯山脉以东的做发，注定会引起阿根廷的不满。如果说身处中安第斯山脉之上的玻利维亚，难以尽占原本划给它的北查科平原，那么太平洋属性的智利，想在阿根廷眼皮底下拿到这么一大块土地，也是千难万难。只是既然有了这一依据，想让军事上强势的智利完全放弃，同样也是困难的。荒凉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也许暂时没什么价值，但地缘政治意义重大的合恩角和火地群岛，价值早在大航海时代就已是众人皆知了。
安第斯山脉延伸至南美大陆的最南端，被海水分割出了包括“火地岛”在内，被统称为“火地群岛”的一系列岛屿。整个群岛中，包含有两条重要的海峡：比格尔海峡和麦哲伦海峡。前者位于“火地岛”（又称“大火地岛”)的南端，与附属岛屿之间；后者则位于“火地岛”与大陆之间。合恩角，则位置整个群岛的最南端岛屿——合恩岛。在大航海时代，上述两条陆间通道几乎是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必经之路。表面上看，走合恩角也是方案之一，但常年远洋的海员们知道，在南纬40°以南至60°的海域，西风将变得非常的狂躁，被称之为“四十度咆哮风带”。在强大风力的影响下，这一地区海面的波浪常常高达四五米，且纬度越高风力越大。海员们将则形象的这一特色描述为：“四十度以下没有法律，五十度以下没有上帝”。
不幸的是，合恩角的纬度为55°56‘，正是风力最盛的区间。由于距离冰冷的南极大陆，直线距离不到1000公里，且位于两洋之间。在冷暖洋流交汇的影响下，合恩角附近海域还终年笼罩在大雾之中。根据统计，仅在17-19世纪中的200年当中，就有超过2万名船员葬身于此。以至于合恩角成为了最著名的“海洋坟场”。相比之下，受到陆地保护的比格尔、麦哲伦海峡，通行条件就要好的多了。同时，海峡易守难攻的特质，让西班牙能够投入较少的成本，就能够严控对手的侵扰。只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后来称霸海洋的荷兰人还是英国人，都很难在太平洋地区获得战略优势。问题是，当智利和阿根廷必须进行地缘政治分割时，这两条海峡及其附属岛屿的政治归属，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最终，在硝石战争激战正酣的1881年，智利和阿根廷双方签订了边界条约，确定了现在双方现有的边界。不考虑殖民时代的政治遗产，纯粹从地理分割原则的角度来看，智利算是在领土分配上占据了优势。在分配方案中，麦哲伦海峡的东入口成为了分割基点。围绕着这个入口，智、阿两国划出了一条大体呈直角状的分割线。智利得到了整条麦哲伦海峡、将近半个火地岛，以及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南部。同时，比格尔海峡的东段中线，成为了两国最南端的边界。包括合恩角在内的火地群岛南部附属岛屿都归属于智利，比格尔海峡以东的领土则归属于阿根廷。
总得来说，1881年的边界条约，解决了智利了阿根廷在这个敏感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只是这并不代表，两国在条约的具体理解上就毫无争议了。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比格尔海峡东端的三个岛屿：皮克顿岛、伦诺克斯岛、努埃瓦岛）的归属问题。此后一百年间，两国为了这三个岛屿的归属问题矛盾不断，甚至差点引发战争。智利方面认为，比格尔海峡的主航道应该延伸至这三个岛屿的北端；而阿根廷方面则认为，这三个岛屿已经不属于比格尔海峡范畴，而是位于海峡以东。
最终在教皇及相关国家，包括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下，智、阿双方还是在1984年，签订了和平条约，上述三个岛屿成为了智利合法领土的一部分。单从当下的边界划分来看，凭借对麦哲伦海峡的掌握，智利成为了这个星球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在两片大洋拥有出海口的国家。然而阿根廷其实也并没有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吃亏。在1984年的边界条约中，阿根廷除了要求智利保障自己的通航权以外，智利在麦哲伦、比格尔海峡东端外延的权力边界，被严格限定在3海里以内。而在合恩角以南海域，贯穿合恩角、充当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合恩子午线”，成为了两国对合恩角以南，至南极洲海域的分割基准。
对于阿根廷来说，将海权线推进到“合恩子午线”，不仅意味着可以从海洋经济中获取更多利益，更能为其争夺南极大陆的领土权增加筹码。从合恩角到马岛海域，所对应的这片南极大陆，被英国认定为“英属南极领地”，而阿根廷则认定这些南极领土属于自己领土、领海的影射部分，应该归属于自己。虽然南极洲的政治地位，目前被《南极条约》限定为“仅用于和平目的”，但对于相关国家的领土主张，所使用的限定词仅为“冻结”。在这种情况下，用三个在地理层面上，本来就应该归属于智利的小岛，换取对对1,709,400平方公里土地（英属南极领地的面积）的声索权，实在是一件划算的事。

上图：玻利维亚曾经控制或主张的领土

“新格拉纳达”与“大哥伦比亚”梦的幻灭
玻利维亚的悲剧，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在地缘位置过于封闭，在进入阿塔卡马沙漠争夺硝石之前，这个国家本质就是一个内陆国。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独立之初，其对外贸易通道更多是依赖利马。随着智利阻断它与太平洋的联系，这种劣势变得愈发的明显（大部分被邻国占据的争议领土，都是在硝石战争后失去的）。不过说玻利维亚是丢掉领土最多的拉美国家，那些原本在殖民时期，身为各自总督区政治中心的国家，如秘鲁、墨西哥、阿根廷，说不定还会有人不认可。毕竟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们原本认为自己在独立之后，有机会完整继承西班牙人的地缘政治遗产的。
如果按照西班牙人设置的总督区，并剔除掉互相制约的因素来建立独立国家，少数有大国梦的墨西哥人，可以认为应该对地峡国家、西属加勒比岛屿施加更多影响力；阿根廷人则能够继续觊觎巴拉圭和乌拉圭；至于秘鲁，就算对与智利建成联合国家缺乏信心，对同属中安第斯国家的玻利维亚，也还是可以有想法的（双方曾在1835年合并，组成“秘鲁—玻利维亚联邦”，并于1839年重回独立状态）。
说到这里，好像还漏了一个板块。目前为止，南美大陆的最北端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视线。这个方位最起码还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三个国家，属于前西班牙殖民地。此外，这个总督区还有一个重要成员，那就是后来打通运河的巴拿马。在殖民时期，这四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标签为“新格拉纳达”。其脱离秘鲁成为独立总督区的时间要比拉普拉塔早一些（是在1771年）。
今天，如果只以南、北来划定美洲大陆的话，巴拿马运河通常被认定为是两片大陆的地理分割线。而从地缘政治上看，巴拿马又往往与其它地峡国家一道，被打包进“中美洲”或者说“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概念中去。历史上，巴拿马地区与南美洲能够在地缘政治上联系在一起，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以外，主要是因为它是西班牙人征服南美的起点（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探险队由此出发）。
“新格拉纳达”这个名称源自于西班牙。对“西班牙运动”还有印象的人，应该能够记得，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曾经有一个“格拉纳达王国”。这个王国的名称更准确说是“格拉纳达埃米尔国”。作为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王国，对它的征服标志着延绵700余年的“西班牙光复运动”结束。不过西班牙人将南美北部的殖民区称之为“新格拉纳达”，本身并没有太深的象征意义。仅仅是因为它最初的征服者，以及波哥大城的建立者，成长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地区的小镇“圣菲达”。
每一个殖民地的建立，都需要定位一个地缘政治中心。“新格拉纳达”地区的中心点是今天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这座始建于1538年的城市，最初的名称就是刚才提到的“圣菲达”。现在大家习惯称呼的“波哥大”则是源自于原住民，对这一地区的称呼（全称应该是“圣菲达-波哥大”）。抛开相对恒定的地理因素以外，地名差不多是其它地缘因素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项了。许多曾经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的国家和民族，即使已经被时间及后来者抹去了所有痕迹，却往往还能够透过地名的传承，来向后人显露自己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源自于穆斯林的“格拉纳达”是如此；带着美洲原住民气息的“波哥大”也是如此。
波哥大一词在当地印第安语中的原意为“高地上的田地”。这个称呼倒是很好的诠释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从地理结构上看，将“新格拉纳达”地区串连在一起的，是安第斯山脉的北段。我们可以在厄瓜多尔与秘鲁的交界处，看到安第斯山脉在此有一个明显向东北方向偏移的转折。无论是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还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都是建立在北安第斯山脉上的城市。
事实上，除了上述三个首都以外，本地区的其它主要城市，或者说人口密集地区，大多也是分布于“北安第斯山脉”及相关的沿海地区。这一特点，与印加人曾经苦心经营的“中安第斯山脉”地区相仿。有鉴于此，在研究“新格拉纳达”地区的地缘特点时，并不能把重心放在山地背后的大平原之上。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赤道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穿过。如果你把厄瓜多尔的发音放在西班牙里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是“赤道”。紧邻赤道的位置意味着，北安第斯地区与中安第斯地区一样，在纬度上属于热带范畴。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则可以中和掉低纬度所带来的高温。
既然北安第斯地区的情况，与中安第斯的情况有那么多共同点，那么当年印加帝国有没有在此扩张呢？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印加人的确这么做了。基多城就是印加帝国最北部的中心城市（原意为“有人居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新大陆的这个帝国，倒算是人类历史上不多见的，横跨南、北球的国家了（虽然赤道以北的领土很少）。不过印加帝国将厄瓜多尔尔入帝国范围内后，基本就止步了。当时控制哥伦比亚的，主要是被称之为“奇布查人”的美洲原住民。
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奇布查人还没有建立像印加帝国这样的，政权覆盖面积巨大的广域王国，而是分布有9个氏族特征明显早期小王国（波哥大的前身就是奇布查人的城镇）。这也是目前在美洲文明的序列中，没有定位出“奇布查文明”（只能称之为“奇布查文化”）的原因之一。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奇布查人能够同时接收到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既会像印加人那样，开凿梯田、种植土豆，包括铸造金器、铜器；也能像玛雅人那样播种玉米，诞生发达的贸易经济。由于降水较多，亚马逊森林部落所主食的木薯，同样会出现在奇布查人的食谱中。
总得来说，处在两大文明之间的“奇布查文化”，在政治结构上主要模仿印加帝国，在宗教文化上，则与玛雅人更为接近。如果不是被西班牙人打断了进程，还是很有机会在北安第斯地区，塑造独特文明和跻身帝国行列的。当然，也不排除印加帝国，在控制厄瓜多尔的山地之后，继续向哥伦比亚境内扩张。不过，西班牙人的到来让这一切假设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整个西班牙殖民时期，利马对于“新格拉纳达”地区的统治都是薄弱的。除了地理距离以外，这很大程度与这地一区之于海洋的地缘属性不同有关。就地缘属性来说，秘鲁与最后留在“秘鲁总督区”的智利，都属于太平洋地区；而委内瑞拉全部，哥伦比亚、巴拿马的半数海岸线，所面对的则是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如果说秘鲁总督还可以要求圣地亚哥的贸易必须经由利马，那么对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乃至巴拿马的大西洋贸易，就无力这样要求了。至于基多，这一被纳入印加帝国不久，便被西班牙人的征服的中心城市，在大部分的殖民时期，与波哥大的政治关系更为紧密。
与利马、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这三个曾经在殖民时代的地区政治中心，在后殖民时代的曾经有过的想法一样，波哥大以及哥伦比亚在独立之初，也希望能够完整继承“新格拉纳达”的地缘政治遗产。1819年，包含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四地在内的“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为了与现在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区别，这个野心勃勃的共和国，一般被称之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哥伦比亚”这个国名源自于哥伦布，这样做一定程度是为了与旧殖民统治做一个切割，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就像“上秘鲁”在独立之时，用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之名建立玻利维亚一样。戏剧性的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建立者就是玻利瓦尔本人（因此反而不能用自己的名字）。然而理想很丰富，现实很骨感。与其它地区政治中心所作的类似努力最终失败一样，这个“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也仅仅存在了13年。在玻利瓦尔逝世之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相继宣布独立。
尽管有两个重要国家退出，但巴拿马还在哥伦比亚的控制下。基于巴拿马有开通运河，成为世界枢纽的潜质，哥伦比亚就算不再对合并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抱有想法，也希望能够继续控制这个潜力地区，并在有朝一日通过运河的开通，改善自己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身位。为了与之前的“大哥伦比亚”区别，1831年——1861年间，这个包含了现哥伦比亚、巴拿马的国家，曾一度更名为“新格拉纳达共和国”（后又更名回哥伦比亚）。
最终，哥伦比亚人果然等到了巴拿马运河开通的那一天。然而这一变化，却并没有改善哥伦比亚的经济以及地缘政治地位。因为在运河开通的1903年，巴拿马便宣布脱离哥伦比亚，建立独立的“巴拿马共和国”。很明显，相较于哥伦比亚的体量来说，如果只是巴拿马想这么做，是完全没有可能做到这点的。问题是，对于力图主导运河的美国、英、法等国来说，一个弱小、独立的巴拿马，可比哥伦比亚好打交道的多。而对于巴拿马人来说，独享运河带来的收益，也肯定比跟哥伦比亚人一起分享要划算得多。
1903年11月3日，在运河投资、控制权的争夺中，击败英、法两国的美国，派出军队在巴拿马登陆，帮助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今天，哥伦比亚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对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一事耿耿于怀。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称为“哥伦比亚人”，而更愿意自称“新格林纳达人”。这一称谓，即使不能帮助他们继续做“大哥伦比亚”梦，也能够让自己的心中，留有一点对巴拿马的念想。

哥伦比亚的古柯与委内瑞拉的野望
抛开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遗产不说，单从现有的基本面看，哥伦比亚仍然有资本视自己为新格拉纳达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不仅仅是因为哥伦比亚11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以及将近5000万的人口数量，在新格拉纳达地区居于首位，更因为即使失去了巴拿马，哥伦比亚仍然是一个横跨两洋的国家。当然，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先天条件，就一定能够上位，否则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只要比拼资源就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哥伦比亚留给世人的印象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毒品。再准确点说，是“可卡因”。
可卡因提取自于一种名叫“古柯”的灌木，安第斯山脉中北部正是这种灌木的原产地。在安第斯地区，嚼食古柯叶的历史由来以久。之前在解读印加帝国时我们曾经说过，西班牙人在登陆南美之后，很快就从印加人那里发现，咀嚼古柯叶不仅能够让人提神醒脑，还能帮助他们对抗高原反应。可别小看了这点，长期以来，羸弱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嗯，一定要强调下是男足），一直希望透过昆明的主场来为自己加成。只不过要想真正拥有高原优势，前提是这些拿着高薪的国脚们，自己得先到昆明的海梗基地训练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天，国脚们必须选定个主场来与安第斯国家比赛，那么昆明肯定就不会是好的选择。海拔还不到2000米的昆明主场，在海拔3640米玻利维亚埃尔南多•希勒斯球场；海拔2800米的厄瓜多尔阿塔华尔帕球场、海拔3300米秘鲁城市库斯科的加尔西拉斯科•韦加球场，以及海拔2600米哥伦比亚康宾球场面前，实在是没有任何优势。一些建筑于安第斯山脉之上的魔鬼主场，甚至能够将世界杯预先赛的主场胜率提高到80%。悲剧的是，即使是拉萨的海拔也不过3685米。所以中国足球，想靠高原主场来占点便宜的想法，最起码对安第斯国家无效。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药物能够像古柯一样，帮助对抗高原反应。只不过在体育比赛中，这些药物都属于禁止之列。相比之下，地理特点所带来的好处就要“合法”的多了。为了平息低地国家的愤怒，国际足联曾经在2007年出台限高令，要求不得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球场进行正式的国际比赛。只不过在玻利维亚等高地国家将官司打到联合国之后，这一规定不得不在第二年取消。
如果说，地缘优势在足球层面的影响，还不足以上升到政治层面，那么哥伦比亚的毒品产业，对该国政治曾经的影响力，以及在国际政治层面引发的轩然大波，就绝对值得一提了。虽然整个中、北安第斯山脉都是古柯的原产地，但想要把它做成一项有“前途”的产业，仅靠国内市场肯定是不行的。在出口创汇的问题上，能够通过海路对接美国东、西海岸线的哥伦比亚，优势得天独厚。美国人巨大的消费力，不仅使之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及进口国。
凭借向美国走私可卡因，哥伦比亚的“麦德林集团”在上世纪7、80年代一度成长为全球最强大的毒品集团，控制了美国80%的可卡因市场。这个拥有数万武装毒贩，全面控制其所处的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的贩毒联合体，其军事实力甚至能够与哥伦比亚政府军相抗衡。其存在不仅让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更迫使美国进行直接干预。1994年，在世界杯中进了个乌龙球，导致哥伦比亚队出局的球员埃斯科巴，在回国后不久便被麦德林集团枪杀。而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其实只是哥伦比亚“可卡因经济”所引发的杀戮事件中微不道的一起。要知道，在麦德林集团猖獗时期。哥伦比亚每年有都过20000万人死于各种谋杀案。包括法官、警察、议员，乃至总统候选人，都经常成为毒犯们暗杀的对象。
在连续打击之下，目前哥伦比亚社会已经走出了可卡因经济的阴影。不过随着麦德林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崩溃，其所“让”出的美国市场，很快便被墨西哥所完全填补。在这次“产业转移”中，地缘位置再一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哥伦比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地及海路走私上的话，那么美墨之间漫长的边境线，则是墨西哥毒贩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在海、空走私路线日趋收紧的情况下，即使是原产于南美的毒品，大部分亦不得不选择透过墨西哥毒犯，陆路转运进美国。从这点看，特朗普修筑“美墨边境墙”的想法，要阻止的并不止是非法移民。只是老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美国这个巨大的毒品消费市场还在，问题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抛开法律层面不说，古柯也算得上一是种资源性产品了。即使可卡因交易能够合法化，哥伦比亚经济如果患上古柯依赖症，也同样不是一件好事。当然，当下是肯定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国家振兴、地缘政治博弈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种非常规的资源上的。不过如果换作石油等合法性资源，那么多少有点富贵病属性的“西班牙病”，又将不自觉的侵入骨髓。与哥伦比亚相邻，同属“新格拉纳达”地区的委内瑞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本地区国家中，处在秘鲁与哥伦比亚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厄瓜多尔，明显是一个过渡性的缓冲国定位；，巴拿马虽然凭借运河成为全球航运重要的节点，但所能期盼的最多是做个富家翁。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在本地区能和哥伦比亚一争高下，那就只有委内瑞拉了。
在现代地缘政治舞台上，委内瑞拉最出名的有两点：一是它丰富的石油储备；二是其极端的反美政治立场。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四个创始国之一，委内瑞拉当下的石油储量，甚至能够排名世界第一。尽管这个排名一直在变化当中，但足以证明石油能够帮助委内瑞拉带来巨额收益，以及对该国经济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后，拉美国家在政治上的偏左及反美立场并不鲜见。2008年时，甚至出现了，除哥伦比亚以外，其余拉美国家政府均被左翼党派所控的情况。虽然偏左的政治立场并不一定代表着反美，但基于美国的政治属性，反美却可以成为支撑左派立场的重要标志。往深了看，拉美国家的这种倾向性，一定程度是西班牙与英国在殖民时代恩怨的延续。“天堂太远，美国太近”的想法并不只有墨西哥人才有。尤其在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伊比利亚属性的拉美国家，绝大多数都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挣扎，甚至背负上一个”拉美化”的污名时。拉美国家迫切想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并将自己的失败迁怒于美国是很好理解的。

并不是所有的拉美人都厌恶美国，但对政治家来说，树立这样一个靶子会更容易煽动民粹思想，甚至因此而增强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上述这种情况，位于中东的另一个产油国伊朗，是更为知名的案例。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经历过五次中东战争后，决定政治和解的大趋势下，什叶派舒心的伊朗，决心扛起反以大旗，以树立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威望，并在中东地区的领导权争夺中占据主动。

委内瑞拉的情况本质与伊朗一样。从地缘位置上看，与加勒比海相接的委内瑞拉，认为自己正处在拉美国家对抗美国的前线位置。这样的位置即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权力（最起码委瑞瑞拉是这样认为的）。虽然以委内瑞拉的体量来说，不可能成为整个拉美国家的代言人，不过在加勒比海施加影响力，却还是有一定基础的。2001年，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委斯曾经提出过一个意在加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这了联盟最初被称为“美洲玻利瓦尔国家替代计划”，被替代和抵制的对象，则是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
目前这一组织的成员，除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这两个新格拉纳达国家，以及以“玻利瓦尔”之名为荣的玻利维亚以外，其余7个均为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小国（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古巴、多米尼克、尼加拉瓜、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很显然，委内瑞拉是这一区域组织的旗手。能够这样做，又是基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或者说，委内瑞拉当下极端的反美立场，与石油收入所带来的自信心有着很大关系。不幸的是，作为一个有资源的西班牙前殖民地，委内瑞拉同样是”西班牙病”的患者。在原油价格下跌的这几年，委内瑞拉经济遭遇了什么，相信大家已经通过新闻有所了解了。
在委内瑞拉执着于扩大地区影响力的这些年，最为不爽的是它的邻国哥伦比亚。2018年8月4日，委内瑞拉总统在阅兵之时遭遇无人机刺杀事件，哥伦比亚政府便被指是幕后黑手。不管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都再次凸显了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顺便说一下，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目前已经庇护了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长达6年之久。这个南美小国之所以敢于站在美英的对立面这样做，与委内瑞拉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支持不无关系。只是鉴于厄瓜多尔的地缘位置以及体量，如果最终转变了政治取向，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即使是委内瑞拉，也存在有一天在外交上转向的可能性。就像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应该最有机会成为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反美阵营代言人的沙特，之前会务实的选择与美国合作一样（当然，不是每个沙特人都会这样选，所以才会有本拉登的出现）。然而在整个Y斯兰世界被西方文明压制的情况下，这面大旗总是会有人愿意扛起的，并用它来谋取影响力的，就像现在冲在前面的伊朗一样。拉美的问题也是如此，作为美国定位的后花园，美国人虽然很难让这个后花园的成员全部顺从自己，但让局势变得可控，以及警惕外部大国势力的介入却是必须要做的。
归根结底看，无论阿拉伯世界还是拉美，都在尝试以自己的地缘属性为集成点，做整合工作。当下这种以经济融合为基础，包含政治远景的整合工作，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在进行。其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欧盟”。只是相比已经完成工业化（打下了经济基础）的欧洲来说，拉美国家在加强经济联系的问题上，基础要薄弱的多。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如果区域内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患有“资源依赖症”，内部又缺乏将这些初级产品加工升级的工业体系，那么彼此间加强经济合作又从何谈起呢？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的石油、智利的铜、阿根廷的牛肉，并不能成为拉美一体化进程的加分项。
欧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定程度的整合，在于有德、法两个工业强国为核心。拉美国家如果想推进一体化进程，同样需要一个在体量和能力上，都担得起来的核心国家。综合来看，非前西班牙殖民地身份的巴西，几乎是必须的选择。接下来，我们的解读方向将指向这块前“葡属美洲”，以及在地缘属性上不属于“拉丁美洲”范围的地缘板块——圭亚那。

谁是“圭亚那”
“拉丁美洲”的概念，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地缘政治概念。通常情况下，这一概念涵盖有美国以南的所有美洲地区。也可以说，在这片新大陆上，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两个源出大英帝国的国家以外，其余都被认定为是“拉丁美洲”。之所以会加上“拉丁”的前缀，是因为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都属于源出意大利的“拉丁语系”。以这种命名方式来看，美、加两个英语国家，倒是可以安上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名头了。不过要是这样定义，最起码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会强烈抵触，因为面积达154.2万平方公里“魁北克省”，有超过80%的的居民是说法语，并且由于地缘属性上的差异，一直在闹独立。
魁北克独立问题，源自于其前法国殖民地的属性。事实上在刚才说的所谓“拉丁美洲”概念中，同样存在这样的殖民遗产，并且比魁北克问题更容易突显于地缘政治舞台上，这当中的典型就是“圭亚那”。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美洲地区，圭亚那的地缘政治结构是最为复杂的。想要弄清楚圭亚那问题，首先要知道哪里才是“圭亚那”。如果你看过美洲地图，一定会注意到，在南美洲的东北角，位于委内瑞拉和巴西之间，由西至东排列有：圭亚那、苏里南，以及法属圭亚那三个政治体。尽管被分为三部分，但你很容易感觉到，它们内在应该存在某种联系。
上述三个政治体，都属于“圭亚那”概念的地部分。历史上，“圭亚那”这个概念，经常被加上各种前缀，组合出 “西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英属圭亚那”、“荷属圭亚那”的概念。其中 “英属圭亚那”位于委内瑞拉的东侧，就是现在独立国家性质的“圭亚那”（全称“圭亚那合作共和国”）；与“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相邻的“苏里南共和国”，对应的则是“荷属圭亚那”的概念； “法属圭亚那”，目前还是叫“法属圭亚那”。之所以没有变化，是因为这片土地当下还没有独立，而是以法国“海外省”的身份，存在于法国的版图之上。而西班牙人则认定，上述三个圭亚那，原本都应该是“西属圭亚那”的范畴（关于“西属圭亚那”范围的具体认定及变化，后面会解读）
在欧美列强瓜分世界的年代，即使一个国家对某一关键地区形成压倒性优势，其它竞争者也会想办法在这一地区保留或者获得一个立足点，以搭建自己的全球贸易网。葡萄牙在被荷兰、英国等后来者挤压殖民空间后，还艰难保有“葡属印度”、东帝汶、澳门等据点，就是典型案例。对于欧洲诸强来说，坐视西、葡两国垄断新大陆的利益是难以接受的，尤其在欧洲与美洲共享大西洋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能够在加勒比地区，看到很多被标注为“英属”、“法属”，甚至“荷属”的岛屿，便是这种全球观的结果。
从技术上看，即使西班牙帝国能够一直强大，也很难完全垄断加勒比海上的岛屿。毕竟这些岛屿太过分散，即便是被各国政府打击的海盗，都能够在当中寻得秘密基地，以躲避海军的追捕。相对而言，后来者想在对方已经形成优势大陆地区登陆，难度就有点大了。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在大英帝国垄断印度利益的情况下，保有几个沿海据点，得益于它与英国长期维持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共同应对西班牙）。就圭亚那问题来说，关键点并不在于，那些后起的海上强国为什么要在南美洲寻求一个沿大西洋的据点，而在于为什么是圭亚那。当一片土地，能够同时被几个竞争者所看中，并且最终能够形成共存的局面，必定有其独特之处。
圭亚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核心是一片独立高原，这片高原被称之为“圭亚那高原”。抛开那些独立性不大的附属板块不看，南美洲的整体地形特点可以用“三高两低”来概括。“三高”指的是安第斯山脉、巴西高原，以及即将展开的“圭亚那高原”；“两低”指的则是亚马逊平原及拉普拉塔平原。可以说南美的每一个国家，其核心地理区都涉及上述一或者两个地理单元。比如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在地理上属于呈现出明显的安第斯属性；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三国，则属于拉普拉塔板块； “巴西高原”及“亚马逊平原”两大块，构成了巴西绝大部分的领土。至于圭亚那高原，则为英属、荷属、法属三个圭亚那的出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果把上述三个不能被归入“拉丁美洲”范畴的政治单元，视为圭亚那的全部的话，那么圭亚那板块的面积约为45万平方公里。而如果以“圭亚那高原”为核心（包含山间及沿海平原地区）定义广义“圭亚那板块”的话，其面积约将达到145万平方公里左右。还有约100万平原公里的圭亚那地区，分属于今天的委内瑞拉和巴西。其中委内瑞拉控制的西部地区，面积约为44万平方里；巴西则得到了南部将近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述格局的形成，与圭亚那高原的地理结构有关。整个圭亚那高原的海拔约在300—1500平方米，在湿热气候的长期侵蚀下，高原整体呈现为破碎的丘陵状，并且分割为东、西两部分。其中大部分位于委内瑞拉境内的“西圭亚那高原”海拔较高，且形态更为完整；“东圭亚那高原”则更多呈现为分散的丘陵状。然而海拔高低，并不是诸国分割圭亚那板块的主要参考。如果高地之上，缺乏支撑规模化农业的河谷、盆地，而更多只是起个屏障作用的话，那么对于平均身高不只有1米多的人类来说，海拔500米的山地，与海拔1000米的山地并没有太大区别。
山地在地缘分割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会通过河流体现出来。作为一片高地，其所收集的雨水并没有可能只往一个方向流淌。在地缘切割中，围绕一片山地整合成一个地缘板块的情况，与同流域整合的情况是同时存在的。依托“兴都库什山脉”建国的阿富汗，以及围绕“黄山山脉”生成的古徽州地区，便属于前一原则的体现。相比之下，同流域整合的情况要更为普遍。这是因为依托水路，居住于同流域的人类会更容易通过交流、迁徙而形成共同的地缘认同感。历史和现实中，在两种地缘整合原则的共同作用下，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矛盾。如今，阿富汗内战中所明显呈现的南、北对立状态（北部以塔吉克人为主，南部以普什图族为主）；以及原属古徽州地区的“婺源”，依流域整合原则被划入江西，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总得来说，圭亚那高原为作南美北部的天然水塔，其所收集的雨水被分为了北、西、东三个方向。参照这一特征，可以把整个圭亚那地区，划分为“北圭亚那地区”、“西圭亚那地区”、“南圭亚那地区”三个板块。在原住民的语言中，“圭亚那”一词的原意为“多水之乡”。在这片年均降水最高甚至能够超过3000毫米的土地上，流域整合的原则看起来会更为适用。事实也的确如此，以分水岭来审视圭亚那诸政治单元的边界，脉络将非常清晰。
先来看看“北圭亚那地区”的情况。基于圭亚那高原与海洋之间紧密相连的地理关系，这个朝向的河流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汇集成为一条河流。数十条短促，但又都能独流入海的河流，使得圭亚那高原北麓的沿海地区，在政治上缺乏统一的基础。“北圭亚那地区”最终出现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三个异类，地理基础就在于此。不过这并不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类似地区不能形成更高程度的政治统一，单从流域整合的角度来说，这种在地理上拥有一定独立性的小型政治单元，往往又会被周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国所整合。比如有同样地理特点的波罗的海地区，内部形成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板块（通称“波罗的海三国”），而在沙俄和苏联时期，这三个国家又被迫成为俄国的一部分。
本质上看，波罗的海三国能够独立，得益于西方在国的介入。同样，如果没有英、法、荷等海上强国的强势插入， “北圭亚那地区”亦将肯定成为西班牙-葡萄牙；委内瑞拉-巴西角力的战场，并最终呈现出两分天下的局面。对于从海洋而来的搅局者来说，山海相连的地理格局正是其所希望的。一方面，他们可以透过那些独流入海的河流，深入大陆寻找避风港及建立定居地；另一方面，又可依托高地防御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进攻。同时，位于西属、葡属美洲结合部的位置，更为上述三国的登陆，提供了更多合纵连横的空间。
不过圭亚那高原为英、法、荷等国提供的庇护，只能是面朝大西洋的方向。在其它朝向上，高原之水与大陆腹地的河流紧密相连，使得西、葡两国能够通过水路延伸自己的控制力。在高原的南麓，从山脉而下的所有雨水，都注入了那条世界最大河流——亚马逊河体内。也就是说，所谓“南圭亚那地区”所对标的就是高原南部（包括东部），隶属于亚马逊流域的部分。想要寻找“南圭亚那地区”，与其它两部分的分割线，或者说分水岭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只需在地图上，找到巴西与：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以及法属圭亚那，这四个地区相关国家/地区之间的边界线就行了。
换句话说，巴西在这场横跨数个世纪的地缘博弈中，得到了圭亚那地区中的“亚马逊流域”部分。鉴于当年的葡萄牙人，是由亚马逊河口而入，沿河道向平原腹地扩张，形成这种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对于当年参与竞争的其它国家来说，圭亚那高原南面的那些地广人稀的热带雨林地区，并没有太大的争夺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面朝大海，北靠高原”的“北圭亚那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葡萄牙和后来巴西，看起来在圭亚那地区得到了最大份额，并且能够在南美腹地，扩张出如此广袤土地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葡萄牙人在亚马逊流域的优势，使得后来的巴西得到了“南圭亚那地区”，那么西班牙人的优势，就在与安第斯山脉相邻的“西圭亚那地区”了。在这个方向，从西圭亚那高原上流域下来的雨水，刚刚流到山麓，便碰到了来自北安第斯山脉南坡之水。在两大高地的共同作用下，一条紧贴圭亚那高原西麓，向东注入大西洋的大河大河——奥里诺科河，出现在了南美洲的土地上。由这条河流在圭亚那高原与安第斯山脉之间，所打造的“奥里诺科平原”，面积虽然不能与亚马逊平原、拉普拉塔平原等同视之，但8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仍然能使之成为南美第三大平原。考虑到中国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平原相加，面积亦不过85万平方公里。相信奥里诺科平原的农业和人口潜力，又会让大家有些无限遐想了。
目前奥里诺科平原北部为委内瑞拉所有，南部则为哥伦比亚所有。如果不是因为圭亚那高原的分割，或者说高原与安第斯山脉结合更紧密些的话，奥里诺科河流域将毫无悬念的成为亚马逊平原的一部分，并有可能让巴西的版图进一步向西北方向扩张。尽管流域的分割，对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直接影响，但从基本的地理、生态属性上来看，奥里诺科平原与亚马逊平原并无二异，被视为后者的一部分亦并无不妥。因此这片土地将放在巴西和亚马逊平原正式登场后一并解读。
委内瑞拉所控制的“圭亚那地区”，本质就是奥里诺科河以东，隶属于“奥里诺科河流域的“西圭亚那”地区，其范围包括大部分的“西圭亚那高原”。如果委内瑞拉对继承“西属圭亚那”的地缘遗产还有想法的话，首当其冲的将是旧身份为“英属圭亚那”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那么，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了吗？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附图：圭亚那地区地缘结构图；北圭亚那三国地图：埃塞奎博河西岸地区

圭亚那的历史与现实
作为最早进入南美洲以及圭亚那地区的国家，西班牙人对依山靠海、战略位置重要的“北圭亚那地区”有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参照西葡两国在1494年所划定的“教皇子午线”来看，圭亚那应该是西班牙的殖民范畴。当然，这条瓜分世界的分割线，线即使在西、葡两国之间也未被完全遵守。否则那片让无数人为之眼馋的亚马逊平原，就不会是巴西领土，而是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身份了。
关于西、葡两国对亚马逊平原的征服，会放在巴西部分展开。事实上在当时，类似亚马逊平原这样的原始森林地区，并不是探险家们优先考虑的对象，海岸线才是各方博弈的焦点。在伊比利亚双雄瓜分世界之后，最先在政治上发起挑战的，是摆脱西班牙帝国统治，凭借商人头脑统治17世纪海洋的荷兰。基于构筑全球贸易网的需求，荷兰人在整个美洲东海岸地区与西、葡两国，包括同样觊觎这片新大陆利益的英、法等国展开争夺。
代表荷兰争夺美洲得益的平台，是不太著名的“荷兰西印度公司”。之所以说它不太著名，是因为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群岛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西印度公司的所取得的成就要乏善可陈的多。在诸殖民帝国纷纷瓦解的20世纪中叶，能够以前荷兰殖民地身份，进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地区，在美洲只有两个。除了“荷属圭亚那”以外，就是位于加勒比海东南的“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这组岛屿属性的荷兰海外领地共分为两组：北组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西端，包括：圣尤斯特歇斯岛、圣马丁岛、萨巴岛三岛；南组包括阿鲁巴、博奈尔岛、库拉索岛三岛，距离委内瑞拉本土仅数十公里（最近的阿鲁巴岛，直线距离仅26公里），又被称之为“ABC群岛”。
目前，包括ABC群岛在内的原“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仍然以各种形式留在荷兰王国的范围内。其中最有可能国际时政新闻中露头的，是南组的“ABC群岛”。依托为委内瑞拉近海丰富的石油资源（主要是从进口委内瑞拉原油，冶炼后出口欧洲）以及旅游资源，ABC群岛的经济算是相当的不错。问题在于，它们离委内瑞拉实在是太近了。在委内瑞拉热衷于介入地区事务，甚至敢于直接挑战美国的时代，你很难想象它不会对自己的近海，存在这个一只欧洲触角心生反感。如果有一天，ABC群岛脱离荷兰王国成为独立国家的话，背后肯定会有委内瑞拉的影响。当然，从现实利益考虑，要是没有了荷兰这个欧洲窗口存在，ABC群岛上的居民是否还能过上好日子，是很成疑虑的。
像荷兰这样曾经在大洋上称霸一时的前殖民帝国，如今在海洋上拥有一些小岛，完全不让人意外。事实上，在民意能够对政治归属起决定性影响的体制下，绝大多数还未能独立的前殖民地属性岛屿，都是出于经济原因主动留下的。甚至会出现宗主国不堪重负希望对方独立，岛屿居民却不愿意独立的情况。对于后者来说，宗主国发达国家的身份，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从前者的角度来说，既然已经无力参与全球竞争了，如果不是有特别价值的话，贴钱维持那些距离本土十万八千里的小岛，又容易引发本土国民的不满。
相比岛屿，诸殖民帝国在大陆的地缘渗透，面临的局面要复杂一些，尤其对于荷兰这种以构筑贸易体系见长，却不善于政治整合的商业国家来说。纵观历史会发现，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经营出大片宗主国语言区不同的是，即使是在东印度公司苦心经营的印度尼西亚，也没有在语言和文化上呈现出荷兰化倾向。荷兰人在大陆地区唯一值得一提的成就，只在非洲南端的“南非”，以及南美北部的“圭亚那”。
鼎盛时期的荷兰人，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北圭亚那地区。除亚马逊河口地区以外，整个圭亚那高原、巴西高原所对应的北部岸线，一度都曾经为荷兰人所控制。与荷兰人在这条大西洋岸线上展开竞争的，除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以外，还有英、法两个在全球展开竞争的欧洲大国。最终的结果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葡萄牙人顽强的驱逐一荷兰人和其它竞争者，西班牙人则没有如愿的控制整个“北圭亚那地区”。
经由数百年的博弈后，在南美国家相继独立之时，北圭亚那地区自西向东形成了：英、荷、法三足鼎立的局面。从位置上看，这一格局反倒保障了荷属圭亚那，能够不受拉美独立运动热潮的影响。在西线，委内瑞拉如果想继承西班牙的政治遗产，首先就必须直面大英帝国的阻击；而在东线，法国人则有效的阻止的，巴西进占北圭亚那的企图。然而这并不代表，相关国家就不会再有领土争端。最起码委内瑞拉人，在面对独立后的“圭亚那”，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声索更多的领土。
委内瑞拉提出主权要求的这片土地，被称之为“埃塞奎博河西岸地区”。埃塞奎博河是英属圭亚那的核心河流，这条河流发源于圭亚纳高原南部、纵贯其全境，北向注入大西洋。在“北圭亚那地区”数十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中，埃塞奎博河是唯一长度超过1000公里的河流。能够拔得头筹，得益于其与海拔更高、南北纵深更广的“西圭亚那高原”紧密相连 。然而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为委内瑞拉主张主权提供了地理层面的依据。在委内瑞拉人看来，以埃塞奎博河作为“西属圭亚那”和“英属圭亚那”的政治分割线会更为合理。毕竟埃塞奎博河西岸之水，来源于委内瑞拉占据绝对优势的“西圭亚那高原”。有鉴于此，在委内瑞拉国内，“西属圭亚那”一词是被用来特指“埃塞奎博河西岸地区”的。
委内瑞拉所主张的“西属圭亚那”，面积达15.9万平方公里，占了当下圭亚那合作共和国面积的2/3。考虑到面积稍大一点的克什米尔地区，实际已为印、巴两国所对分（这意味着两国声索主权的，都是对方占领的部分），委内瑞拉所要求的这片领土，算得上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争议领土了。当然，如果委内瑞拉的实力再强点，抑或介入的势力更弱点，应该能找到更多的理由直接将圭亚那吞并，甚至再去寻找下苏里南归属于“西属圭亚那”的历史依据。只是在圭亚那、苏里南等国的独立地位，相继被国际社会承认之后，将之吞并的风险并不亚于直面它们的前宗主国。
1975年，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吞并，以及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吞并，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当中西方国家的干预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并非完全没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同样在1975年，印度对锡金王国的吞并，就没有引发太大的国际关注。只是被圭亚那不是锡金，委内瑞拉也没有那么大的比较优势。很显然，英、荷所处的西方世界，并不会坐视委内瑞拉吞并圭亚，亦不会坐视委内瑞拉拿走圭亚那2/3的领土。如果有一天，委内瑞拉试图通过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那么圭亚那的海岸线，将保证它能够获得来自英国及其盟友的帮助。
既然委内瑞拉作为西班牙殖民遗产的继承者，在北圭亚那地区的西线有领土争端存在，那么在东线、南线呢？要知道在这两个方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三块前殖民地，面对的可是南美最为强大的巴西。不过从历史和地缘关系来看，南线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隶属于亚马逊流域的“南圭亚那地区”，其实并不会成为一个常见地缘政治概念。这种情况就好像一般我们说“中亚”，会直接指向曾归属于苏联的“中亚五国”，而不会把新疆包括进去一样。只是从地理层面看，新疆又的确位于亚洲中部，并且与天山另一侧有着千丝万缕的地缘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在解读这片土地时，会用一个“大中亚”的概念将之涵盖进去。
在历史进程中，亚马逊平原地区并不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在亚马逊流域拥有绝对优势的巴西，在圭亚那地区以分水岭原则，确定与上述三国的边界线，算得上是一个各方满意的结果。这使得在地缘政治层面谈到“圭亚那”时，地理上的“南圭亚那地区”往往并不会被涵盖进去。然而在谈到“圭亚那”时，巴西往往又被认为是分了一杯羹，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巴西和它的前宗主国，曾经与法国人在“法属圭亚那”的边界问题上，有过长期博弈。这片争议领土被称之为“阿马帕”。
阿马帕地区位于今天的“法属圭亚那”之东，与亚马逊河口之间，面积大约14万平方公里。将阿马帕州认定为是“北圭亚那”或者说“法属圭亚那”的一部分，在地理上并非没有依据。如果不考虑阿马帕地区最东端的亚马逊河口，阿马帕地区的绝大部分河流，都是源出于圭亚那高原再独流入海的。包括西端充当今天“法属圭亚那”与巴西界河的“奥亚帕克河”，以及东端几乎要贴着亚马逊河口的“阿拉瓜里河”。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人就有理由认定，巴西人在法理和地理上，不能以自己对亚马逊河的绝对控制权，来向阿马帕地区延伸主权。
关于阿马帕地区的争夺，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参照委内瑞拉人对“埃塞奎博河西岸地区”的命名，巴西人本可以将“阿马帕”地区称之为“葡属圭亚那”。不过巴西人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片土地早在1900年12月，就通过设在日内瓦的国际仲裁庭判给了巴西。巴西则在20世纪40年代将之升级为一级行政区——阿马帕州。在这种情况下，巴西人完全没有必要像委内瑞拉一样，执着于强调前宗主国的地缘政治遗产。
事实上，在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已经结束的博弈史中，英国人亦曾要求过，将英属圭亚那的边界扩张到奥里诺科河口。这些历史纠葛中，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纯粹从地理平衡的角度来说，委内瑞拉和巴西，完整的得到了奥里诺科河口及亚马逊河口；英、法等国能够在南美洲大陆留有一个触角，算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局面吧。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法属圭亚那”并没有独立，而是以法国海外省的身份留在法国版图之内，其公民亦享有完全的法国公民权。
法属圭亚那的独特存在，最起码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如果以“欧盟”的范围，来确认欧洲地缘政治边界的话，那么“法属圭亚那”的存在，意味着“欧洲”的边界延伸到了南美大陆；二是法国在靠近赤道的低纬度地区，获得了一片珍贵的低纬度领土。这片领土甚至能够让整个欧盟受益。对于航天发射来说，纬度越低地表与绕地轨道距离就越短，也就能够节约更多的成本。法国人建设的“圭亚那太空中心”，不仅是世界公认的优良航天发射场，更是“欧洲航天发射中心”的所在。单以这个用处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法属圭亚那都将继续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法属圭亚那的居民，同样能够从这种独特性中获益）。
通过上述解读，大家应该清楚了，在所谓“拉丁美洲”的范围内，还存在这样三个与欧洲关系密切的异类。这种地缘属性上的异质性，甚至使得圭亚那、苏里南两国（更别说法国属性的“法属圭亚那”了），对于融入南美地区事务缺乏热情（比如不加入南美足协）。这种地理与地缘上的错位，其实在世界很多地理板块相接处都存在的。比如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高加索国家，包括被阿拉伯国家排挤，但与西方关系密切的以色列，尽管在地理上完全属性亚洲，却没有选择加入亚足联而是欧足联（更别说拥有一点欧洲领土的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了）。而无论在地理还是地缘上，都不属于亚洲的澳大利亚，却为了拥有更多的机会，加入的亚足联。所谓地缘解读，很大程度就是帮助我们厘清这当中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的以某一项指标划分阵营）。
附图：1、荷属安的列斯群岛；2、阿马帕地区示意图，3、1650年的南美洲

发现巴西
“新世界岛论”为这个世界分割出了：美、中、俄、欧、印五大一级地缘政治板块，并且将世界其它地区，归类为这五大板块所争夺的利益区。很显然，这样的简单粗暴的归类，难免有大国沙文主义之嫌，并且让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自视甚高的国家忿忿不平。一定要在这五大板块之外，再寻找一个候选者的话，大多数人往往会把视线投向巴西。这种看好一定程度是因为巴西身处美国的后院。
鉴于美国当下在这个世界的权重比例，巴西是否能够崛起，不仅仅是巴西和南美的问题，还将对美国的存在感造成致命影响。理论上，如果巴西真的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那么它势必会以南美洲为自己的地缘利益区，而美国的后院范围，最起码在地缘政治层面，将向北美及加勒比海收缩。这种局面的出现，最起码中、俄等站在美国对面的国家是非常愿意看到的。由此也产生了“金砖国家”这样的，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组织。这种色彩，“南非”成为金砖的一员后变得愈发的明显。不过能够在“金砖国家”组织中，与中、俄、印三个一级地缘政治板块平起平坐的巴西、南非两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跻身第一集团，实在还是个未知数。仅从各方面指标来看，巴西要比南非要有潜力的多。
先来看看巴西的一些硬指标吧。毕竟想做大国，有些指标是必须拿得出手的。领土面积看起来是最没有争议的，854.7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巴西在这项指标上能够在全球国家中排行第五，仅次于俄、加、美、中四国。只是领土面积大，并不代表地缘潜力一定大，人口数量是另一项必须考虑的硬指标。否则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并且在经济上已算发达的国家，潜力排名就应该在巴西之前了。当下，巴西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2017年数据为2.09亿)，这个数字比五大一级板块中人口最少的俄罗斯（2017年人口为1.445亿）还要多出6000多万，在世界各国人口排名中同样能够排到第五。对比之下，只有122万平方公里土地、5600万人口的南非，想进入第一集团就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再来看看GDP的情况。尽管GDP的计算标准，以及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有着诸多争议。不过作为一项指标来看，GDP还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同样在2017年，巴西的GDP排名为全球第9。排在巴西之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8个国家。由于到德、法、意三国同属于欧盟国家（并且是核心国家），如果将它们合并计算的话，那么巴西的排名可以上升至第七名。考虑到排名第14位的俄罗斯，依然毫无争议的被视为一类大国，巴西的这个排名似乎对其综合实力也是一个加分项。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GDP仅仅是一个指标，并不是综合实力的全部，更何况巴西当下的GDP，仅仅只占全球总量的3%，并不足以弥补其它方面的短板。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能够参与全球竞争，还要看它在政治、军事层面是否有这个实力。对比美、中、俄、欧四个凭借二战遗产，能够在联合国获得常任理事国身份，并且拥有终极战略安全保障——“核武器”的四大板块，巴西在这方面的短板是十分明显的。能够超越巴西，勉强能跻身大国行业的印度，则已经事实拥有了核武器，且在世界政治权力重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更高的热情和参与度。而印度能获得这样的认定，又与其普遍被看好的经济潜力有关。
好了，关于巴西的粗线条战略描绘，暂时就写到这了。这些见诸于各类公开资源的数据，并不是接下来的解读重心。将之摆在台面上，主要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南美这片土地上，巴西会更值得大家关注。可以肯定的是，巴西的确是有潜力异军突起的。与俄国这种早早在历史进程中展示潜力，现在却只能凭借“瘦死骆驼”的惯性，保留大国地位板块相比，大家对于巴西的了解还是很缺乏的。通过地缘解读，这片神秘土地将全景式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全球化时代，海岸线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潜力的重要指标。以和海洋的关系来说，巴西属于大西洋国家，不计算岛屿的话，海岸线长达7491公里。这个数字足以让巴西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唯一的遗憾在于，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抢先登陆了安第斯山脉，并通过对印加帝国的征服，打造了依托安第斯山脉而生成的“西属南美洲”殖民地。这使得后来继承葡萄牙遗产的巴西，在起点上就失去了成为一个两洋国家的机会。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格局，又与当年西、葡两国在“大航海时代”的竞争有关了。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葡萄牙人最初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开拓一条绕过非洲的航道，打通一条通过东方的商路。随着1488年迪亚士对好望角的发现，葡萄牙终于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窗口，并非很自然的将资源和梦想投向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方向。在葡萄牙醉心于开拓新航路的时候，伊比利亚半岛的霸主西班牙，正醉心于在地中海继续与异教徒们圣战。按照传统的，以地中海为核心的地缘博弈模式，西班牙的做法不仅能够获得更多可见的利益，更可以为其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话语权加分。
自视没有机会参与欧洲和地中海博弈的葡萄牙，开拓新航路后所展示的巨大经济前景，迫使西班牙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的大西洋岸线，以在未知世界的开拓中分一杯羹。这才有了1492年—1504年，哥伦布四次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之旅，以及著名的“教皇子午线”。尽管这条瓜分世界的子午线，后来并没有得到其它竞争者的尊重，但它的诞生还是极大影响了后世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影响，在南美体现得尤为明显。
最初的“教皇子午线”，是被定位在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位置上，分割线以东归属于葡萄牙，以西归属于西班牙。“里格”是一种古老的欧洲计量方法，在海洋测距中，大约相当于5.556公里。这种划分，可以保证当时已经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佛得角、亚述尔两个群岛，位于子午线以东。然而这条纵贯大西洋的分割线，很快就被再次调整，并且让葡萄牙“合法”的登陆南美大陆。不过，仅仅凭借“教皇子午线”，葡萄牙还是没有可能扩张出巴西的。因为无论怎么划，今天的巴西都有大批领土处在这条分割线的西面。这个问题的解读，将在后面的内容中逐渐展开。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葡萄牙人怎么会发现巴西。
一般认为，葡萄牙人对巴西的发现，源自于一次美丽的失误。公元1497年，达迦马率领四条船、140名船员帮助葡萄牙王国打通了前往印度的航线。公元1500年，葡萄牙人组织了第二次印度洋之旅，以巩固达迦马的成果及运回更多的香料。这场规模浩大的远洋行动，总计有12条船、1200名船员参与，此前的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亦是这支船队中的一名船长。由于航路方面的设计失误，本来准备通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舰队，却离奇的登陆巴西海岸。当然，最终船队还是得以绕过好望角，并且完成的国王交付的任务。问题是，好望角离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登陆地点（今天巴西塞古鲁港），直线距离超过6000公里，并且一个在葡萄牙的东南方，一个在葡萄牙的西南方，再怎么脑回路清奇，看起来也不可能绕这么大个圈子呀！
这就牵扯到一个航线选择的问题了。在探索一条未知航线时，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沿海岸线航行。这样的选择，不仅能够及时获得陆地补给，更能够在恶劣气象来临之时，得到陆地的庇护。迪亚士当年探索好望角的工作，也是遵循这样的线路进行的。从葡萄牙出发的船队，一路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最终抵达大陆的最南端。然而事实证明，在纵穿大西洋的旅行中，这样的航线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首先非洲西海岸并非不是条直线。佛得角群岛是葡萄牙人远洋之旅最重要的中继点，无论是南下好望角，还是后来对巴西的开发，一般都会先到这个西非近岸群岛休整，然后再继续前行。只是佛得角之南的海岸线并非是平直的。沿海岸航行的航海者，必须先向东航行，横穿整个几内亚湾，然后再转折向南。这种看似安全的做法，将使得整个航程将被拉长到9000公里。而如果沿“佛得角——好望角”之间的直线航行，航程将缩短将近2000公里。
其次，近岸航行并非想象中那么安全。佛得角的被发现过程就是一例。佛得角群岛正对应着撒哈拉沙漠与西非热带草原地区的交界点。最起码从腓尼基和罗马时代，航海者们就开始尝试突破撒哈拉沙漠的阻隔，探索撒哈拉以南的世界。摩洛哥所处的阿特拉斯山脉西端，是航海者进入西撒哈拉沿岸地带之前，所能见到的最后一片绿色。此后，他们必须在绝望中航行2000公里，才能够抵达佛得角所处的纬度，看到下一片绿色。在完全不知道前路有多长的情况下，如此经历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在葡萄牙人认定撒哈拉以南存在一个黄金国度，并且一定能够从海路前往南部非洲的15世纪，从恩里克王子派出第一支南下船队起（1419年）到发现佛得角（1456年），也花了将近40年时间。只不过，无论是在探索过程还是后续的航行中，你都无法从西撒哈拉的沙漠海岸获得补给。回忆非洲部分，大家应该能够想起，在南部非洲的海岸线上，同样存在这样一段令人绝望的航程，那就是纳米比亚沙漠对应的那段海岸线。更让人不安的是，这段沙漠海岸的气象水文情况复杂，很容易造成海难事故，以至于被后来的航行者称之为“骷髅海岸”。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充满生机的海岸线，对于航海者来说也未必安全。并非所有的土著部落，都会乐于看到外来者的出现。在数百年的航海史中，曾经有无数出海者丧生在土著部落的长矛弓箭之下，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做首次环球旅行的麦哲伦。穿越骷髅海岸的艰辛，以及整个航程中遭遇的种种磨难，对迪亚士船队的水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至于当年迪亚士在明确知晓自己，已经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并希望继续探索印度洋时，遭到了所有船员的反对。这项荣誉，亦不得不让渡给后来的达伽马。
如果目的地明确的话，航海者们更愿意带够充足的给养做直线航行。达加马就是选择了这样的路线，尤其是他从好望角回到佛得角的路线，更是近乎于一条直线。然而在没有机械助力的风帆时代，直线航行并不一定是最经济的选择，因为你还必须考虑到风向的问题。在地球上，每一个纬度区间风向不尽相同。从葡萄牙向好望角航行的航者者，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风向问题。通过对三角帆的使用，航海者们已经掌握了“逆风航行”的技术（具体的做法，之前已经解读过了）。最大的挑战在于，无论你从哪里出发横穿赤道，都必须经过“赤道无风带”。
在风帆时代，位于南、北纬5度之间的“赤道无风带”让风帆成为了鸡肋。好在海水并非静止不动的，无风带之外那些被风带动的洋流，并不会说进入赤道附近后就会戛然而止。在风力作用下形成的洋流被称之为“风海流”。能够帮助船只航行的表层洋流，大多属于这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因海水密度差所引发的“密度流”、周边海流带动而形成的“补偿流”等多种类型。对航海者来说，洋流属于哪种哪种类型、形成机理如何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观察出规律并加以利用。像身处赤道无风带的马六甲海峡，就被观察到有一股从东南流向西北方向的“补偿流”，能够帮助航海者由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
经由80年的远洋航行积累，葡萄牙的航海者们已经敏锐的发现的洋流的规律与作用，并且通过迪亚士和达伽马的探索，了解到整个航线中，每个区间的风向和洋流的走向。在1500年的那次远洋行动中，航海者们设计了一条不同寻常的线路，那就是利用赤道暖流先向西航行，然后在切入西风带之后，再转而向东航行至好望角。那么，赤道暖流真的能做到这点吗？理论上看的确有机会。
在大西洋，有两股被信风驱动、由西向东流动的洋流，被称之为“赤道暖流”。包括在北纬10度至20度区间流动的“北赤道暖流”，以及向北能够延伸到北纬5度的“南赤道暖流”。这意味着，“南赤道暖流”可以帮助进入无风带的船舶，完成向西航行的愿望。然而即使南赤道暖流，能够助力葡萄牙人向西航行，这个航向看起来也是离好望角越行越远啊？！那么，这一切到底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附图：南大西洋环流示意图

现在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原来是想利用“赤道暖流”一路西行，然后切入西风带，绕个圈子后再抵达好望角。只要带足充足的给养，这样花费的时间虽然可能更长点，却胜在能全程利用洋流和风力。问题在于，赤道洋流如果是向正西方向漂流的话，那么船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切入到西风带的。葡萄牙人敢于这样尝试，在于他们已经发现，赤道洋流的流向并不是正西。
简单点说，北赤道暖流最终的方向是偏向西北，南赤道暖流的最终流向则是偏向西南。一般认为，这种偏差与“地球偏转力”有关。正是有这种方向上的偏差，葡萄牙人才相信，他们只要顺着洋流一路漂流下去，就可以切入西风带。然而葡萄牙人并不知道，这股将他们带向西南方向的洋流，并不会直接把船队带入西风带，而是会先带向新大陆。不过相信葡萄牙人就算明确获知会会抵达巴西，也不会改变行程了，毕竟发现一片新殖民地的功劳也不想。事实上，有一些历史学家怀疑，1500年的这次意外发现，包括人葡萄牙坚持把教皇子午线向西移动并非巧合（登陆巴西的地点，正好位于新教皇子午线的东部）。在此前的航行中，某位葡萄牙航海家可能已经在顺“南赤道暖流”的漂流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巴西。
在大航海时代，推演方向正确，过程却大大出乎意料的尝试比比皆是。比如哥伦布认定向西航行能到达日本和中国并不算错误，只是没想到距离会那么远，并且中间还隔着片新大陆；麦哲伦在横穿太平洋之前，同样低估了这片大洋的宽度，以至于差点在太平洋腹地全军覆没。疑问在于，葡萄牙人在1500年的这次航行，本质并不是一次探索之旅，而是为了巩固之前的成果、带回利润可观的香料。以这次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来说，去走一条完全未知的航线，的确有些太过冒险。至于发现巴西和修订版的教皇子午线这两件事，谁为因、谁为果，目前看起来已经很难认定了，但可以明确的是，葡萄牙人肯定是在“南赤道洋流”的帮助下发现了巴西。
回到洋流的问题上来。向西南方向漂流的“南赤道暖流”在遇到巴西大陆之后，转而开始沿巴西东海岸南下。与赤道渐行渐远的洋流，从此不再以“赤道”为名，而是改名为“巴西暖流”。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葡萄牙人看到了隆起的巴西高原，并在巴西中东部的塞古鲁港登陆。对于船队来说，这次发现不仅让他们给国王带回了一份大礼，更能够为船队及时提供补给，以及舒缓船员的心理压力。否则的话，兜这么一个大圈子才看到非洲大陆，天知道船上会发生什么。
虽然发现巴西是个意外，但兜着圈子去好望角的设计并非没有可行性，顺着巴西暖流一路南下，葡萄牙人的确可以在南纬40度左右进入西风带。从洋流的角度说，这一地带又被称之为“西风漂流”。由于南半球大陆诸大陆与南极洲的距离较远，整个西风带的洋流还能够形成一个环流系统（被称之为“西风环流”）。理论上看，光靠这条环流带就可以完成环球旅行，并验证地球是圆的了。不过在当时，即使发现这一规律，应该也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尝试的。所谓“四十度以下没有法律，五十度以下没有上帝”，南半球西风环流带的恶劣海况，足以让你打消借助顺风顺水完成环球旅行的诱惑。
尽管“西风环流”区的海况那么不尽如人意，赤道暖流还造成了意外（虽然是个美丽的错误），但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环境如何，而在于人类能不能发现规律，并加以利用。比如要是从巴西南下的葡萄牙人，在接近好望角后由于某种原因不想继续前行，而是想回到葡萄牙的话，对应的南部非洲海岸线还有一股被称之为“本格拉寒流”的洋流，把它们带加赤道附近。也就是说，南赤道暖流-巴西暖流-西风漂流-本格拉寒流，在南大西洋组成了一个“南大西洋环流”。事实上这种环流现象在每片大洋上都存在，航海者们用时间和生命积累的经验，就包括对这些洋流流向的了解。
最终西风并没有对1500年的这支船队起到直接帮助。登陆巴西的葡萄牙船队，很快抛弃了巴西暖流。在沿海岸线航行了600多公里之后，船队开始回归了原来目标。这是因为，在沿海岸线南行至里约热内卢之北时，船员们发现这片大陆开始向西收缩，海岸线变成了东西向。这意味着继续沿海岸线前行的话，将再次与好望角的方向背道而驰。一边是前景明确的香料贸易；一边是地理和政治风险不明的探索工作，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不需要太多的权衡。此后船队开始转向东南，朝着好望角方向直航。
葡萄牙人开始转向东南时，已经进入了东南信风带的范围。船员们需要调整它们的风帆，以适应逆风航行的状态。同时这样的线路，使得船队基本上没办法沾上西风带的光。考虑到西风环流带的海况如此不稳定，这样的选择也许是一种幸运。事实上，即使是处在西风带外围的好望角海域，气象状况都很是捉摸不定。一个让人叹息的情况是，好望角的发现者、巴西之旅的参与者——迪亚士，最终就是在这次航行中葬身于好望角水域（同时还有4条船只沉没），至死都没有完成进入印度洋的梦想。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来说。假如当时葡萄牙人继续沿巴西海岸线继续南下，实现接入西风带的做法，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做出另一项重大的发现。南纬40度正位于潘帕斯草原与巴塔哥尼亚草原的交汇处。这意味如果航路紧贴着海岸线的话，葡萄牙人将很有可能先于西班牙人进入拉普拉塔河口。那样的话，葡萄牙人将很有机会，抢在西班牙人之前控制河口，并向沿拉普拉塔——巴拉那水系向整个平原腹地扩张。
当然，当年登陆巴西的葡萄牙人，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再继续沿海岸线向西、南方向探索的话，将很快进入西班牙人预设的势力范围。只是在实践当中，教皇子午线所带来的法律问题，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障碍。要知道，这条分割线本质是对天主教双雄发现的追认，而不是真正由教皇决定的。就像后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登陆、葡萄牙人在亚马逊平原的扩张，都没有遵守最初的约定一样。假如不是肩负着去印度洋购买香料的任务，葡萄牙人并非没有可能先一步发现拉普拉塔河口。
其实葡萄牙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还是有机会先行一步的。然而每个国家的国力都是有限的，尤其西、葡两国的人力都不是特别足。像西班牙人在发现菲律宾之后，也是在数十年后才开始殖民（此前要更多应对欧洲战争）。在发现巴西之后，葡萄牙人同样没有马上开始经营这片土地。当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人开始真正殖民巴西，并沿海岸线向南探索时，西班牙探险家的航船已经抢先一步驶入拉普拉塔河口之时。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是：西班牙成为了整个拉普拉塔平原的主宰，而葡萄牙只能在乌拉圭与西班牙展开争夺。
登陆巴西的葡萄牙人，在登陆地点竖起了一具刻有王室徽章的十字架，以及来宣示天主教和葡萄牙王国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这片新殖民地，亦被称之为“圣十字架之地”。尽管这片土地上，缺乏印加那样的文明体，但却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尤以红木最具经济价值。这种当时被称之为“巴西”的红木，遂成为了巴西的国名。关于巴西国名的来历，还有一种更传奇的说法，那就是船队在漂流过程中，发现了漂浮在海上的巴西红木树，然后知道了附近有大陆。为了纪念这段经历，而用这种木材的名字命名了整片殖民地。
后一种说法，显然带有文学创作色彩。不过巴西红木对于当时的葡萄牙来说，的确是一项重要经济资源。葡萄牙人后来之所以愿意在这片大陆上投入资源，一定程度与巴西红木的商业价值有关。说到这，很多人肯定会联想到家具制作了。毕竟这些年，红木家具在中国很是火了一把。其实巴西红木的用途并非是做家具，这种“红木”的重点不在于“木”字，而在于一个“红”字。
红色应当是人类最喜欢的一个颜色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艺术创作中，鲜艳的红色都是最多被运用的色彩。巴西红木的树干，含有大量水溶性的红色成分。葡萄牙商人将之制成粉末状运回欧洲，用来为高档布料染色。这项颇具垄断性的资源，为葡萄牙人治下的巴西，带来了大量经济利益。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则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当中，这种原本普遍生长于巴西的树木被采伐殆尽，以至于今天的巴西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保护。
对于登陆美洲的葡萄牙人来说，初期其实是感到很遗憾的。毕竟在探索完巴西之后，他们未能发现类似印加、阿兹特克这样的文明体。这意味着，殖民者们并不能依靠掠夺土著居民的累世积累来迅速致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巴西红木这样的，预想之外的资源会被逐渐开发出来。这片土地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原生状态，亦直接影响到了后来巴西的地缘气质。接下来，我们将用更多的篇幅，来展现这一切。

很多人对葡属美洲为什么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而西属美洲却分裂为将近20个国家感到迷惑。其实关于西属美洲为什么会分裂，之前的内容已经解读的很清楚了。从地理结构上说，西属美洲是依附于科迪勒拉山系而存在的。单就跨度来说，已经很难想象在如此之大的跨度之上，能够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在西班牙人登陆之前，阿兹特点、玛雅、印加等文明的独立发展亦证明了这点。在建立殖民统治后，西班牙人逐渐分割出：新西班牙、秘鲁、新格拉纳达、拉普拉塔四个总督区，并在各总督区内部进一步细分行政区（建立了数十个郡），更是因为认知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分裂性。
那么巴西的面积看起来也不小，为什么却最重整合成了一个国家呢？这是因为，巴西的面积虽大，但核心区却很集中。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部拥有几个不必互相依存的核心区，那么分裂的风险就会加大。以西属美洲的情况来说，身处新墨西哥城的“新西班牙总督”，没有办法让身在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听命于自己；同样，秘鲁总督又很难让波哥大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臣服于自己。
反之一个核心板块如果能够集中境内大部分资源，那些地广人稀的边缘地区，一般并没有力量分裂出去。俄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无论是人口、经济、工业，它的欧洲部分在总量中的占比都超过了80%。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能够在绝对实力上压倒俄国的外部势力介入，否则将西伯利亚从俄国手中分裂出去的计划，就只能停留在臆想阶段。
现在我们知道了，葡属美洲之所以通常演变成“巴西”而不是分裂成多个国家，基础原因在于它有一个能集中大部分资源的核心区。那么这个核心区在哪里呢？很显然，并不会在亚马逊平原。即使在今天，这片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土地，大部都还处于未开发状态（当然，人类应该为此感到庆幸）。生活在亚马逊地区的巴西人，主要居住于在河口及干流沿岸地区，整个区域的人口加起来也只有1800万左右。要知道，巴西的总人口在2018年可是达到了2.12亿，这个数字几乎仅为一个零头。
这样看来，亚马逊地区在巴西内部的地缘政治定位，类似于西伯利亚在俄罗斯内部的定位。如果没有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包括外东北），只拥有欧洲部分的俄国依然会是个欧洲大国。问题是，缺少亚洲部分所提供的想象空间，俄国能否长期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将成为一个疑问。就像现在的英、法、德、日，虽然曾经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成为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但在诸后发板块纷纷崛起的今天，又都很难凭一己之力成为一类地缘政治区。正因为如此，法、德才会抱团搭建欧盟这个平台；英、日等没落的海洋帝国，才会紧紧的依附于美国这个“新世界岛中心”国家。
亚马逊地区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无疑是跻身大国行业的加分项。不过巴西能否成为大国，还是要看另一大地理单元——巴西高原的情况。要是这片高原同样的地广人稀，那么巴西的潜力最多不过是另一个加拿大罢了。好在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一片能够承载2亿人口的高原，是无论如何不能说条件差的。假如巴西高原内部不存在分裂风险的话，那么以它的地缘力量来说，控制亚马逊平原完全不成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巴西高原”，还包括高原对应的狭长沿海平原。如果没有海岸线，这片高原的地缘价值将大打折扣。航海者们认知一片大陆，永远是从海岸线开始的。由于未发现成熟文明的踪迹以及期望中的贵重金属，登陆巴西之后的葡萄牙人，并没有马上开始开拓工作。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向更有利可图的东方航线。迟至16世纪30年代，殖民巴西的计划才开始实施。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只是定期派驻一些舰船前往巴西海岸线巡航，以向其它觊觎这片土地的欧洲国家宣示主权。
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大事件，成为了葡萄牙开发巴西的助推剂。1522年9月8日，麦哲伦船队中的幸存者“维多利亚号”，在历经种种磨难后返回了西班牙。尽管麦哲伦本人已经身死于菲律宾，但却丝毫不会有损他在对这次发现的贡献，以及这次航行的意义。对于人类来说，麦哲伦的航行验证了世界是一个球体的推断；而对于西班牙来说，菲律宾的发现使之有了从自己势力范围，靠近香料产地的可能性。
1494年的教皇子午线，只是在大西洋中央划定了一条分割线，并不能让两颗牙完美瓜分一个球面世界。因此在西班牙人登陆菲律宾后，如何在太平洋方向再划定一条新的分割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以葡萄牙人的想法，以及当初“教皇子午线”的划定初衷来说，明显位于“东方”的菲律宾，应该是葡萄牙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在太平洋腹地的某个位置再划出一条新线来，看起来会更为公平。无奈西班牙人没有经由葡萄牙人的东方航线发现菲律宾也是事实。1529年，在教庭的调解之下，西、葡两国在太平洋上的势力分割线划定。西班牙人退出香料群岛及整个东方贸易的争夺，并同时坐实对菲律宾及太平洋诸岛的占领。
西班牙人在葡萄牙势力范围内的这次“挖肉”之举，不仅利用了之前条约的漏洞，更让葡萄牙人开始重视巴西的开发。虽然并不能很肯定，发现巴西与“教皇子午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教皇子午线帮助葡萄牙站上了，原本应该完全归属于西班牙的“新大陆”，亦是不争的事实。在被迫让出菲律宾后，葡萄牙人一方面不失时机的，在合约上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对巴西的主权；另一方面紧锣密鼓的开启了殖民巴西的计划。要知道，此时觊觎新大陆的，可不仅仅是西班牙。如果葡萄牙人不抓点紧的话，从欧洲事务中抽身的英、法等国，才不会管教皇到底把世界交给了谁。
要想守住巴西，首先要守住的就是海岸线。整个巴西的岸线呈现为直角状，分为西北和东南两部分。两段沿海地带的交汇处叫做“布朗库角”，这个海岬亦是整个南美大陆的东部极点。不过葡萄牙人并没在同时进行两段海岸线的开拓工作，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都是围绕着东南岸线来进行的。从布朗库角北部城市纳塔尔起，一直到靠近乌拉圭的阿雷格里港，葡萄牙人苦心经营了一系列据点。这段长达3500公里的岸线，至今仍然是巴西的精华所在。今天，巴西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总共为12个，这一区间就占了5个，包括：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阿雷格里港这四个占据前四位置的城市，以及累腓西这个排名前十的城市（上述城市大都始建于16世纪）。
葡萄牙人在1500年发现巴西时所登陆的塞古鲁港，正位于东南岸线的中部。不过这并不是葡萄牙人选择经营这段岸线的根本原因。就像哥伦布在南美的登陆点其实是委内瑞拉地区，但帝国后来的殖民重心却在西部的安第斯地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巴西东南岸线的地理和资源结构，能够有利于葡萄牙人的经营。从地理条件上看，紧邻大西洋的“巴西海岸山脉”，虽然没有延伸出太多沿海平原，但蜿蜒的海岸线却是航海者的最爱。尤其覆盖里约热内卢地区及其以南岸线的“马尔山脉”，更是几乎与海洋到了无缝对接的程度。这段向大西洋方向急剧倾斜的山体，创造了很多优良的天然海港。
在巴西东岸线的诸多港口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里约热内卢”了。相信在影视作品中，关注过这座“上帝之城”的人，一定都对两点印象深刻：一是依山而建的贫民窟；二是矗立于城郊山颠的那座，张开双臂拥抱城市的耶稣像。这两张城市名片正体现了这一区域山、海相依的特色。在后来的历史中，里约热内卢曾经长期作为殖民地的政治中心，并在1960年之前充当巴西的首都。
不过天然海港只是被选择的一个因素，一座海港还需要具备贸易潜质，才会更具吸引力。泛泛而谈的话，一个地点或者一个区域能够被选择，无非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自然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比如西班牙人选择把重心放在安第斯地区，更多是侧重于人的因素。这是由于印加人已经在安第斯山脉之上完成了文明积累，并且开发了这片高地的农业潜力。单纯通过掠夺和奴役拉美诸文明所获得的收入，就能够西班牙站上世界之巅了。假如西班牙人面对的是一片原始地带，他们一开始所能做的，应该是沿海布设一些贸易据点，然后透过与当地部族的沟通，看看大陆腹地有什么值得贩卖到欧洲的资源。
那么，葡萄牙人在入驻巴西之时，巴西东南海岸有没有原住民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尚未进入文明阶段的原住民，被统称为 “图皮人”。所谓“图皮”并非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种语言（图皮语系）。这些操图皮语的美洲原住民最初生活在亚马逊雨林当中，然后在大约3000年前由亚马逊河口走出，向巴西东南海岸线扩散。尽管最初登陆于此的葡萄牙人，毫无疑问的曾经得到过图皮部落的帮助。然而这些已经熟悉了海洋的图皮人，大部并没有成为葡属巴西的一员，而是在家园被葡萄牙人入侵之后，逐渐大规模的向秘鲁方向迁徙，以寻找另一片海洋（并最终消失于茫茫大陆）。
类似因外部压力而造成的迁徙并不鲜见。在英国人入主北美大陆之后，东海岸的印第安部落同样发生过很多整部落迁徙事件。只不过，相比北美大陆所发生的这一切，图皮人的历史要模糊的多。事实上，即使没有外部压力，一个族群在面临人口压力之后，也会向其它地方迁徙。比如后来参与创造巴拉圭历史的“瓜拉尼人”，就是属于迁徙部落中的一支，其向内陆迁徙的时间，应该早于葡萄牙人的登陆时间。然而具体到巴西沿海地带土著文化的消失，仍然与葡萄牙人的到来有着直接的关系。
今天，由于能够参与巴拉圭的历史进程，瓜拉尼人和瓜拉尼语，很大程度成为了“图皮人”的代言人。乌拉圭的“查鲁亚人”，算是另一支还留有部族文化痕迹的图皮人。至于大多数图皮语部落，则消融于历史长河之中，或是以原始部落的形象，在亚马逊地区成为受保护对象。
原本生活在亚马逊河口以南地区的图皮人，并非是唯一从亚马逊雨林地带中迁出的族群。生活在河口以北地区的，隶属于“阿拉瓦克语系”的原住民，则选择了向北迁徙，并成为圭亚亚、委内瑞拉，及加勒比海原住民的主体。也有观点认为，图皮语、阿拉瓦克语的独立性还不足以支撑它们各自成为一种语系，这些分布在西起安斯第山脉，东至大西洋，以赤道或者说亚马逊河为轴心区域的南美洲原住民（赤道恰好横穿亚马逊河口），在语言上应该被归入覆盖面更广的“安第斯-赤道语系”。
不管语言学家们去如何归类，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曾经分为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向加勒比海及大西洋沿岸迁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基于其原生区域与赤道的关联性，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赤道印第安人”。这些源自雨林低地“赤道印第安人”，与被印加帝国整合的“安第斯印第安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更适应多雨的热带地区。如果说安第斯文明的农业基础，是适应干凉气候的“土豆”；那么赤道印第安人在农业上贡献，则是之前曾经解读过的“木薯”。这种非常适应湿热环境的热带作物，虽然未能在安第斯山脉以东地区创造出文明来，却还是为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人口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木薯及图皮人种植的其它粮食作用，虽然能够为原住民的人口增长作出贡献，包括为前来落户的葡萄牙人提供粮食补给，却无法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渴望作出贡献。葡萄牙需要在巴西东南海岸以及图皮人那里，寻找到足够的经济理由，以支撑殖民地的运行（以及为王国财政作出贡献）。

毋庸置疑，追求 “财富”是航海者们勇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大海的主要原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甚至是唯一原因。航海者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每到一处，最先关心的是有哪些特产能够被贩运回欧洲谋利。金、银，及让欧洲人为之疯狂了上千年的香料，是大航海初期最具诱惑力的硬通货。上帝在这方面看起来是公平的，在葡萄牙人垄断东方香料贸易的同时，又帮助西班牙人得到了美洲诸文明的黄金。
通常情况下，资源信息最初都是从从土著居民口中获知。不幸的是，登陆巴西的葡萄牙人发现，那些天真烂漫的图皮人还处在种种木薯（当然还有玉米等其它作物）、捕捕鱼的自然经济状态，金银矿和香料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不过在地大物博的巴西，并不缺少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很多通过足球了解巴西的人应该已经注意到，巴西的国旗有三个基本色：绿色的背景、黄色的菱形，以及菱形中间的蓝色圆形。其中绿色代表着巴西的茂密森林，黄色则代表着地下的矿藏。
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生长于地上及埋藏于地下的资源，支撑了巴西的存在。然而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市场开拓需要一个过程。比如今天大量出口中国的巴西铁矿，对于当时的葡萄牙人来说就毫无用处。葡萄牙人需要一项能够很快变现的资源，帮助他们打开巴西与欧洲的贸易通道。这种资源可以是原本在欧洲已经有市场的，也可以是新的品类。葡萄牙人很快发现，图皮人喜欢在身上涂抹一种红色颜料，而这种颜料取自于海岸山脉上出产的一种树木。
这种树木就是之前提到的“巴西红木”。通过将红木出口欧洲制作成红色染料，葡萄牙人找到了留在巴西的第一个经济支撑点。不过今天如果你去巴西，会发现残存的巴西红木的分布地，主要在亚马逊雨林当中。而位于“教皇子午线”以西的亚马逊雨林，并不是葡萄牙人最先开发的地区。这意味着那些生长于亚马逊的巴西红木，并不是16世纪的葡萄牙人所挖到的第一桶金。
分析巴西的整体气候类型，有助于我们找到答案。总得来说，巴西的气候类型依地势分为两种：地势低平且赤道横穿其间的亚马逊地区，整体为热带雨林气候（边缘有热带草原相杂）；纬度和地势相对较高，但绝大部分在纬度上仍属热带范畴的巴西高原，则属于雨、旱两季分明的“热带草原气候”。然而巴西东南海岸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在南半球，“东南信风”终年在南纬5-25度的区间内向西北方向吹拂。从副热带高气压带吹向赤道低气压带的信风，并不总在带来降水。事实上，无论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信风都造成了很多干旱的荒漠地带。
如果信风是从洋而来，并且在登陆大陆时，恰好遇见高大山脉的阻隔，那么就能够为山脉的迎风面带来充沛的降水。巴西东南海岸就是这种情况，充当巴西高原脊梁的海岸山脉，恰好在东南信风盛行的区间，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延伸。信风从海面带来的水气，使得巴西海岸山脉的迎风面，即使高原腹地进入旱季之时也不缺少降水。由此体现在生态层面，则是在巴西东南海岸延伸出了一条热带雨林属性的，狭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地带。
巴西红木便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带中。可以这样说，上帝对葡萄牙人是厚爱的，沿海岸线分布的红木，意味着更低的开发与物流成本。乘船而来的葡萄牙商人，能够用很低廉的价格雇佣原住民们采伐这些红木，然后通过河流漂运至港口，再装船运往欧洲。根据估算，在红木贸易存续的2个世纪中，有大约5000万株红木被采伐运往欧洲。
身在巴西的葡萄牙人是如此的依赖红木经济，除了用它的名字命名殖民地以外，在最初的100年间，葡萄牙人甚至没有向内陆地区进行渗透，以至于被嘲讽为只能紧紧依附于海岸线生存。不过从在大历史层面，葡萄牙这种做法，恰恰帮助后来的巴西，得到了能够排名世界第五的领土面积。因为除了西班牙人有机会从西面渗透巴西高原和亚马逊地区以外，其余竞争者想觊觎这片土地，都必须在大西洋岸线上压倒葡萄牙。由于西班牙的经营重心一直在安第斯山脉一线，并没有过多的余力向东扩张，所以只要能够把英、法、荷等竞争者阻挡在海岸线，葡萄牙人就能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向内陆扩张的问题。
现在我们清楚了，从生态角度看，最初的巴西即不是在亚马逊森林，也不是在巴西高原的热带草原上，而是是扎根于“大西洋沿岸森林”地带。当年走出亚马逊森林的图皮人，之所以没有向巴西腹地迁徙，而是沿海岸线进入巴西东南海岸，同样是因为这条狭长雨林地带的存在（与他们在亚马逊的生存环境类似）。然而经由500年的开发，这条成就巴西的森林地带，今天已经和巴西红木一样几近消失。如今能够在圣保罗等地尚能看到的雨林，尚不足其原始覆盖面积的10%。在森林消失的同时，以“巴西海岸山脉”为核心的这片山、海相接的区域，却滋养了高达1.6亿的巴西人。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人口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森林的消失。客观说，在葡萄牙人落户巴西之前，大西洋沿岸森林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图皮人需要焚烧森林，以种植木薯等作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大大加速了森林消失的进程。这是因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在这片土地上开展种植业的目的，就不再仅限于满足土地定居者的温饱问题了。大量的森林被开发成种植园，在地缘政治层面其实也是一种必然。虽然葡属美洲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葡萄牙要想长久的经营巴西，再多的资源也有消耗完的一天。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几乎是让一片土地做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唯一途径。在这一问题上，巴西红木所染指的红色颜色市场，正好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案例。
虽然葡萄牙人垄断了巴西红木，但却没有能够垄断欧洲红色颜料市场。西班牙人同样在他们的领地上，发现了一种可供制作红色颜色的特产。不过这种特产并不是植物而是一种昆虫——胭脂虫。这种以仙人掌为食物的昆虫，体内含有大量的红色素（胭脂红素）。西班牙人在从墨西哥原住民那里获知胭脂虫的秘密后，开始有意识的集中种植仙人掌，以喂养这种能够制造红色颜料的昆虫。这种匪夷所思的商品，为新西班牙获得的经济利益，甚至仅次于从墨西哥高原开采的金、银。
与巴西红木相比，胭脂虫贸易要更加的有可持续性。一棵适合采伐提供红色颜料的巴西红木，一般需要生长30年左右的时间。即使是在现在，也很难有资本去做如此长周期的投资。反观仙人掌的生长则要迅速的多，虽然在干旱地带开拓“仙人掌种植园”并饲养昆虫，看起来有些奇怪。不过从本质上看，这和其它农业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使得在红木资源几尽消耗殆尽的18世纪，全球胭脂红的产量反而迎来了高峰。
胭脂红不仅能够作为纺织物的染料（比如为英国著名的红色军服染色），还可以为化妆品和艺术品提供红色元素。基于胭脂红的市场是如此广阔，其原料又有可以通过可再生的手段获取，西班牙人曾经费尽心机的保持这一秘密，并禁止活虫出口。甚至对外宣称它和巴西红木一样，提取自天然植物（干胭脂虫的形态看起来很像植物的种子）。一直到18世纪末，科学家才通过显微镜获知，这种能够制作红色颜料的种子其实是一种昆虫。
在获知胭脂虫的秘密，并进一步探知它养殖方法后。法国等国家开始将胭脂虫和仙人掌，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引种至自己的控制下的热带沙漠气候区（比如北非阿尔及利亚）。在无法保守这一秘密后，西班牙同样在自己殖民的其它地区，扩张胭脂虫的产量（比如北非近海的加那利群岛），以对抗外部竞争。需要说明的是，工业时代的到来，再一次打乱了这个世界的经济结构。1860年，科学家们研究出了从煤焦油中提供红色颜色的方法，终结了胭脂红贸易黄金期。就像合成化肥的研制成功，终结了硝石矿的暴利一样。
不过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殖民者，用以挖掘殖民地潜力的技术手段，更多还只能停留在农业层面。比如引入旧大陆的驯养哺乳动物，就使得潘帕斯草原的潜力得以开发。而在大航海时代，能够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并对国际政治造成直接影响的，则主要是那些更适合长距离贸易、更具利润空间的“经济作物”。广义来说，除了粮食作物以外的农作物，都可以被称之为“经济作物”。热带地区的高温多雨环境，及其所造就的生物多样性，使得这一区间成为了大多数经济作物的原产地。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身处高纬度地区的欧洲人，只能间接通过贸易获得香料等，原产于热带地区的经济作物。即使有种植的想法，亦会因为环境的不适应性而无法实施。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推进，欧洲人重新规划世界贸易版图的同时，亦开始尝试在自己控制的殖民地中开拓种植园。包括把一些有巨大市场需求热带经济作物，异地移植到自己控制的殖民地中。原产至美洲的胭脂虫产业，被转移到北非只是其中的一例罢了。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者，葡萄牙才是最先尝试进行海外经济作物种植的国家。1418年，着手探索非洲岸线的葡萄牙探险家，被风暴吹向了距离摩洛哥海岸700公里远的马德拉群岛。这次意外，使得葡萄牙人收获了第一片海外殖民地。15世纪中叶，这片远离航线的无人群岛，建成了欧洲第一个甘蔗种植园。产自马德拉种植园的蔗糖，不仅帮助葡萄牙打开了欧洲蔗糖市场（此前只能从亚洲进口），更为后来的航海事业提供了经费。
此前在东方航线，葡萄牙人更多是在进行“贸易殖民”而不是“土地殖民”。这是因为，东方航海所经过的地区，本身就是传统全球贸易的一部分。葡萄牙在这一方面优先关注的，是在与其它竞争者争夺贸易份额。反之在新大陆，贸易模式包括商品品类，都需要从零开始规划。巴西东南沿海地带充足的日照及积温，使得葡萄牙人在殖民伊始，就决定引入他们熟悉的蔗糖经济，以作为红木之外的另一个经济支撑点。
有了蔗糖和红木，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计划，最起码有了经济层面的基础。不过，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葡属美洲”没有如“西属美洲”那样陷入四分五列的境地。要知道，巴西的海岸线长达数千公里，葡萄牙沿岸建立殖民地，而不是急于深入内陆的做法，并不能降低殖民地分裂的风险。相反，这种各殖民点都拥有自己出海通道的情况，恰恰更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状况。参考中美洲地峡的分裂，就应该更容易理解这点。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从更多的角度切入，以帮助大家了解巴西是怎样形成的。
上图："巴西红木在大西洋沿岸的分布" "巴西红木" "教皇子午线与巴西" "巴西及其周边地形原始植被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