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世界.温骏轩（第一部分《谁在世界中心》已出版）
2018/2/1
中世纪之前，由希腊、罗马文明主导的欧洲文明养成阶段，被称之为西方的“古典时期/代”，要是以此为标准套用在中国的历史时期，那就是“先秦时代”了。问题是，华夏文明并没有出现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那样的断层， 19世纪的中国，与周王朝时期的中国，在基本价值观和组织原则上并没本质差异。有的，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修正”（修正在此是个中性词）。从这一点来说，清王朝及其之前的历史时期，其实都是中国的“古典时代”。
好了，回到17世纪的台湾问题上来。大航海时代向环中国海地区的延伸，是中国固有地缘结构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尽管真正的改变，或者说对“中国古典时代”的冲击，要到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开启后才得以显现，但这次冲击对台湾海峡的地缘影响却是异常深远的。只是就当时之人来说，几乎不会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立足点，并由此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至于明朝政府方面，关注点则在于不要让这些海上逐利者，影响自己的大陆安全。最终的调和结果，便是荷兰人放弃已经中央之国视为海上案例屏障，并划入行政序列的澎湖列岛，转而经营台湾；而明朝地方政府则默许中国民间商船，前往荷兰人控制的台南港口进行贸易。
看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解决方案。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员们，不必再为帝国中央的问责而烦恼；荷兰人也得到了渴望的贸易渠道；至于那些在二者间斡旋的民间资本们，得到的则是中间利润。然而这种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在郑芝龙接受招安之后，很快便被打破了。从大明官员们的固有价值观来说，默许荷兰人以及民间贸易在台湾海岸的存在，本身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无奈之处，在于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无力对海疆，乃至出海口进行管控。有记录表明，在郑芝龙被招安前夕，他所领导的海上武装集团已经成为了海上最强者，归附于其旗下的商船，被编制为五大商业集团，以针对不同的贸易方向。而那些未能向郑氏缴纳保护费，并领取令旗护航的商船，往往在出海后即遭遇其武装袭击。这一做法，甚至使得荷兰人为了减少麻烦，有时都不得不通过中间人向郑芝龙购买令旗（虽然并不常见）
现在，随着郑芝龙的身份转变，环中国海的主控权貌似又回到了明朝政府手中。虽然与以往大多数招安事件不同的是，郑芝龙的被招安，并非他已经决心洗白身份上岸，就此融入帝国官僚体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身份的认定几乎是最高追求）。郑芝龙所渴望的，是台湾海峡乃至环中国海贸易的主导权。至于与明朝政府、荷兰人，以及其它势力的合作，本质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目标来进行选择的。在这一原则之下，郑芝龙在被招安前，既与明朝方面合力封锁过在澎湖的的荷兰人；又曾经受雇于荷兰人，袭击过西班牙船队；甚至还曾主动攻击厦门等地的明军，以彰显自己的实力。
尽管郑芝龙的归附形式不那么尽如人意，但不管怎么说，郑氏海上武装集团与明朝政府之间，达成了互利的合作关系。一黑一白两股强大力量的合作，很快便对台海贸易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明朝方面觉得郑芝龙的归顺，使之有了重塑海上秩序的资本；另一方面，郑氏集团也希望借此打击竞争对手。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明朝开始严格限制前往台湾荷兰殖民地贸易的商船数量（1630年）。尽管此后荷兰人仍然试图通过郑芝龙，从中国方面获得足够的货源，甚至帮助郑氏集团打击竞争对手以示好，但在商品的数量、利润的分配上，郑芝龙已经完全操控了主动权。
郑氏集团海上垄断地位的形成，不仅让荷兰人的利益受损严重，也触及到了其它不属于（或脱离）郑氏集团的民间海上武装的利益。顺便说一下，如果说郑氏集团具有浓厚的闽南地域性的话，那么他的反对者则显现出一定的广东背景。在习惯于相同地域背景结成同盟，并排挤其他背景者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上的分化并不足以为奇。
荷兰人希望台湾海峡贸易，重新回到多方争霸的局面，以让自己有更多选择；不服于郑氏的中国民间海上武装，则希望打破郑氏在中国方法垄断地位。对现在海上秩序的不满情况，促成了这两股势力的合作。的公元1633年5月，由荷兰军舰和中国海盗船所组成的联合舰队，开始战略性攻击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以及商船。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因为每年的5-10月是东南季风盛行的时段。那些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将在接下来日子，陆续返航中国在东南沿海的港口。
之所以将荷兰人的行动称之为“战略性”攻击，是因为荷兰人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单纯的海盗行为获利，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对海上秩序的破坏，逼迫明朝方面坐到谈判桌前，以回复到之前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根据统计，总计有9艘荷兰军舰，以及50余艘中国武装船只参与了行动，对潮汕、厦门、金门等重要出海地进行了攻击。由于攻击的突然性，上述各地及停泊在港口内的明朝水师、郑氏船只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此后郑芝龙代表明朝方面提出和解意愿，同意眼睁眼闭的恢复与荷属台湾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然而攻击计划的顺利实施，无疑增强了荷兰人制霸海上的信心。荷兰人进而希望，明朝断绝与葡萄牙、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往来，将与西方的贸易独家授权给荷兰，就像之前日本的选择一样。问题是，如此重大的要求，就不是明朝地方官员和郑芝龙所能决定的了。更何况即使帝国中央批准了荷兰人的要求，已经从供给端的垄断中尝到了甜头的郑芝龙，也绝不会坐视荷兰人完成市场端的垄断。二者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场海上混战。
公元1633年10月22日，地处福建金门岛东南料罗湾，成为了这场中、荷战争的最终决战地。与荷兰方面60余艘船只的规模相比，以郑氏武装船队为主的明朝方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总计有150余艘船只）。然而战争从来不是比拼数量的游戏，与可以借助地形保护的陆地相比，海上决斗要更加的讲求火力，也更加的公平。好在自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入中国东南沿海以来，东、西方的交流已经持续了1个多世纪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明朝军队学习到了佛郎机的技术，日本人也仿制出火绳枪。至于对丛林法则体会更深的“中国海盗”们，就更没理由拒绝先进军事技术了。
在郑芝龙的船队中，仅装备有西式火炮的船只，就与荷兰方面的船只数量总数相近（50余艘）。除此之外，明朝方面还征调、制造了数量不少于100艘的小型船只，以充作火攻之用。不过在实际作战中，这些火船中的大部分，在未迫近荷方军舰时就被击沉了，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认定这一点，有助于消除虚幻的民族自豪感。
最终，凭借郑氏武装精良的西式装备，包括郑芝龙的经济刺激（如参战者每人给银2至5两，一颗荷兰人的首级50两），明朝方面取得了料罗湾海战的胜利。大半荷军舰及其全部的中国合作者被歼。客观的看，这场胜利与其说是中央之国的政治胜利，倒不如说是民营“企业”在机制上的优势体现。如果说荷兰人在大航海时代的扩张，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现代企业机制来高效推进的，那么郑氏集团的野蛮生长，以及在海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证明了如果有了宽松的土壤，中国人同样能够在大航海时代，爆发巨大的潜力。
料罗湾海战的胜利，不仅让明朝政府彻底意识到，郑芝龙的私人军队已然是东南屏障的事实，更一举为郑氏集团扫平了最后的海上竞争者。政治、军事、经济的三重优势，让郑芝龙升级成为了环中国海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当然，这并不代表郑芝龙会就此切断与荷兰人的经济合作（同样也不代表双方就不会再有武装冲突）。对于一名商人来说，不会拒绝任何能够带来利益的合作。只不过，被削弱贸易话语权的荷兰人，接下来将花费更多的精力，把台湾岛打造为一个生产蔗糖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殖民地”，以使得他们在亚洲的这个基地，具备更大的抗风险能力。
相比西班牙人将北台湾纯粹打造成贸易据点的做法，荷兰人的做法要精明的多，也要成功的多。至于郑芝龙，已经合法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他，亦没有必要再去和荷兰人，争夺台湾的控制权。然而，随着大明王朝的覆灭，这一平衡再次被打破。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上图：厦门岛-金门岛位置示意图
中世纪之前，由希腊、罗马文明主导的欧洲文明养成阶段，被称之为西方的“古典时期/代”，要是以此为标准套用在中国的历史时期，那就是“先秦时代”了。问题是，华夏文明并没有出现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那样的断层， 19世纪的中国，与周王朝时期的中国，在基本价值观和组织原则上并没本质差异。有的，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修正”（修正在此是个中性词）。从这一点来说，清王朝及其之前的历史时期，其实都是中国的“古典时代”。
好了，回到17世纪的台湾问题上来。大航海时代向环中国海地区的延伸，是中国固有地缘结构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尽管真正的改变，或者说对“中国古典时代”的冲击，要到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开启后才得以显现，但这次冲击对台湾海峡的地缘影响却是异常深远的。只是就当时之人来说，几乎不会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立足点，并由此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至于明朝政府方面，关注点则在于不要让这些海上逐利者，影响自己的大陆安全。最终的调和结果，便是荷兰人放弃已经中央之国视为海上案例屏障，并划入行政序列的澎湖列岛，转而经营台湾；而明朝地方政府则默许中国民间商船，前往荷兰人控制的台南港口进行贸易。
看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解决方案。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员们，不必再为帝国中央的问责而烦恼；荷兰人也得到了渴望的贸易渠道；至于那些在二者间斡旋的民间资本们，得到的则是中间利润。然而这种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在郑芝龙接受招安之后，很快便被打破了。从大明官员们的固有价值观来说，默许荷兰人以及民间贸易在台湾海岸的存在，本身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无奈之处，在于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无力对海疆，乃至出海口进行管控。有记录表明，在郑芝龙被招安前夕，他所领导的海上武装集团已经成为了海上最强者，归附于其旗下的商船，被编制为五大商业集团，以针对不同的贸易方向。而那些未能向郑氏缴纳保护费，并领取令旗护航的商船，往往在出海后即遭遇其武装袭击。这一做法，甚至使得荷兰人为了减少麻烦，有时都不得不通过中间人向郑芝龙购买令旗（虽然并不常见）
现在，随着郑芝龙的身份转变，环中国海的主控权貌似又回到了明朝政府手中。虽然与以往大多数招安事件不同的是，郑芝龙的被招安，并非他已经决心洗白身份上岸，就此融入帝国官僚体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身份的认定几乎是最高追求）。郑芝龙所渴望的，是台湾海峡乃至环中国海贸易的主导权。至于与明朝政府、荷兰人，以及其它势力的合作，本质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目标来进行选择的。在这一原则之下，郑芝龙在被招安前，既与明朝方面合力封锁过在澎湖的的荷兰人；又曾经受雇于荷兰人，袭击过西班牙船队；甚至还曾主动攻击厦门等地的明军，以彰显自己的实力。
尽管郑芝龙的归附形式不那么尽如人意，但不管怎么说，郑氏海上武装集团与明朝政府之间，达成了互利的合作关系。一黑一白两股强大力量的合作，很快便对台海贸易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明朝方面觉得郑芝龙的归顺，使之有了重塑海上秩序的资本；另一方面，郑氏集团也希望借此打击竞争对手。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明朝开始严格限制前往台湾荷兰殖民地贸易的商船数量（1630年）。尽管此后荷兰人仍然试图通过郑芝龙，从中国方面获得足够的货源，甚至帮助郑氏集团打击竞争对手以示好，但在商品的数量、利润的分配上，郑芝龙已经完全操控了主动权。
郑氏集团海上垄断地位的形成，不仅让荷兰人的利益受损严重，也触及到了其它不属于（或脱离）郑氏集团的民间海上武装的利益。顺便说一下，如果说郑氏集团具有浓厚的闽南地域性的话，那么他的反对者则显现出一定的广东背景。在习惯于相同地域背景结成同盟，并排挤其他背景者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上的分化并不足以为奇。
荷兰人希望台湾海峡贸易，重新回到多方争霸的局面，以让自己有更多选择；不服于郑氏的中国民间海上武装，则希望打破郑氏在中国方法垄断地位。对现在海上秩序的不满情况，促成了这两股势力的合作。的公元1633年5月，由荷兰军舰和中国海盗船所组成的联合舰队，开始战略性攻击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以及商船。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因为每年的5-10月是东南季风盛行的时段。那些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将在接下来日子，陆续返航中国在东南沿海的港口。
之所以将荷兰人的行动称之为“战略性”攻击，是因为荷兰人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单纯的海盗行为获利，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对海上秩序的破坏，逼迫明朝方面坐到谈判桌前，以回复到之前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根据统计，总计有9艘荷兰军舰，以及50余艘中国武装船只参与了行动，对潮汕、厦门、金门等重要出海地进行了攻击。由于攻击的突然性，上述各地及停泊在港口内的明朝水师、郑氏船只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此后郑芝龙代表明朝方面提出和解意愿，同意眼睁眼闭的恢复与荷属台湾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然而攻击计划的顺利实施，无疑增强了荷兰人制霸海上的信心。荷兰人进而希望，明朝断绝与葡萄牙、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往来，将与西方的贸易独家授权给荷兰，就像之前日本的选择一样。问题是，如此重大的要求，就不是明朝地方官员和郑芝龙所能决定的了。更何况即使帝国中央批准了荷兰人的要求，已经从供给端的垄断中尝到了甜头的郑芝龙，也绝不会坐视荷兰人完成市场端的垄断。二者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场海上混战。
公元1633年10月22日，地处福建金门岛东南料罗湾，成为了这场中、荷战争的最终决战地。与荷兰方面60余艘船只的规模相比，以郑氏武装船队为主的明朝方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总计有150余艘船只）。然而战争从来不是比拼数量的游戏，与可以借助地形保护的陆地相比，海上决斗要更加的讲求火力，也更加的公平。好在自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入中国东南沿海以来，东、西方的交流已经持续了1个多世纪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明朝军队学习到了佛郎机的技术，日本人也仿制出火绳枪。至于对丛林法则体会更深的“中国海盗”们，就更没理由拒绝先进军事技术了。
在郑芝龙的船队中，仅装备有西式火炮的船只，就与荷兰方面的船只数量总数相近（50余艘）。除此之外，明朝方面还征调、制造了数量不少于100艘的小型船只，以充作火攻之用。不过在实际作战中，这些火船中的大部分，在未迫近荷方军舰时就被击沉了，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认定这一点，有助于消除虚幻的民族自豪感。
最终，凭借郑氏武装精良的西式装备，包括郑芝龙的经济刺激（如参战者每人给银2至5两，一颗荷兰人的首级50两），明朝方面取得了料罗湾海战的胜利。大半荷军舰及其全部的中国合作者被歼。客观的看，这场胜利与其说是中央之国的政治胜利，倒不如说是民营“企业”在机制上的优势体现。如果说荷兰人在大航海时代的扩张，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现代企业机制来高效推进的，那么郑氏集团的野蛮生长，以及在海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证明了如果有了宽松的土壤，中国人同样能够在大航海时代，爆发巨大的潜力。
料罗湾海战的胜利，不仅让明朝政府彻底意识到，郑芝龙的私人军队已然是东南屏障的事实，更一举为郑氏集团扫平了最后的海上竞争者。政治、军事、经济的三重优势，让郑芝龙升级成为了环中国海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当然，这并不代表郑芝龙会就此切断与荷兰人的经济合作（同样也不代表双方就不会再有武装冲突）。对于一名商人来说，不会拒绝任何能够带来利益的合作。只不过，被削弱贸易话语权的荷兰人，接下来将花费更多的精力，把台湾岛打造为一个生产蔗糖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殖民地”，以使得他们在亚洲的这个基地，具备更大的抗风险能力。
相比西班牙人将北台湾纯粹打造成贸易据点的做法，荷兰人的做法要精明的多，也要成功的多。至于郑芝龙，已经合法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他，亦没有必要再去和荷兰人，争夺台湾的控制权。然而，随着大明王朝的覆灭，这一平衡再次被打破。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上图：厦门岛-金门岛位置示意图
2018/2/7
【关键词：贰臣，南明，郑成功的北伐】
郑成功与郑芝龙父子，在明亡清兴之际的不同选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公元1646年，在清军入关后的第三年，善于把握风向的郑芝龙再次做出重要的政治选择，归顺了清朝；郑成功则成为了明朝复兴最后的希望。客观说，在每个王朝更迭之际，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的选择都很正常。很多时候，即使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标准来要求，你也很难正确评判一个服务于两代王朝者的忠奸。正因为如此，清王朝在修史之时，才会开创性的单列了一个《贰臣传》。悲剧的是，由于郑成功的关系，郑芝龙甚至没有机会被列入“贰臣”之列，而是与吴三桂等人一起列名于《逆臣传》。其在大历史层面，整合中国东南海上力量的贡献，同样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每一次中原王朝遭遇北方马上民族入侵之后，中央之国几乎都会阶段性的出现南北分治状态。对于马上得天下者来说，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战术上适应江、淮流域纵横交织的水网。与历代王朝更迭不同的是，长江这次没能成为替明王朝续命的天险，取而代之的是海洋属性的台湾海峡。事实上，郑成功并不是第一个试图依托海洋，挽救没落王朝命运弄潮儿。在南宋王朝的最后时刻，渡海前往越南建立复国基地的想法，一度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人和角度看，这种想法在当时都不具备可操作性。最终为世人留下的，只有“崖山之战”后的悲凉。
无论以中国人所尊崇的“忠”文化层面来看，还是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气节角度，以及将台湾纳入中央之国版图的贡献来说，郑成功的历史地位都是无可质疑的。相比之下，出身郑氏集团，后来帮助清王朝完成两岸统一的施琅，则成为了一个争议人物。点评这些历史人物的是非，并非我们今天的任务。只能说在历史的洪流中，郑氏父子以及施琅的选择，并不应该简单被看作他们的选择，而更应该被视为类似抉择的代表。
客观上说，即使郑氏家族全部选择追随郑芝龙，台湾海峡依然有可能成为博弈的战场。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清王朝的不信任。鉴于清王朝的异类出身，以及“剃发令”的高压推行，这种不信任感的存在非常普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反抗者们认定，他们在海上有足够的优势。这种优势，即来源于环中国海贸易的经济贡献，更取决于地缘政治上的退路。
所谓地缘政治上的退路，指的就是台湾岛了。对于郑成功所代表的东南反抗力量来说，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是其敢于直面北方压力的资本所在。相比之下，代表西南抗清力量的南明永历政权，虽然也能够依托险峻地形进行抵抗，但总得来说没有东南抗清力量那么有地理优势。将中南半岛诸国，视为退路的想法更是不具可操作性。这使得南明政权在西南的存在，较之在东南抗清力量，要更早退出历史舞台。（注：公元1659年，清军攻入昆明；1662年，南明永历帝于缅甸为吴三桂所绞杀。公元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
郑成功是在公元1661年发动台湾之役的。在此之前，其领导的以金门、厦门为基地的东南抗清力量，一直在从浙南到潮汕一线的沿海的军事对抗中占据优势（台州-潮州一线）。然而无论是期望收复中原，还是形成南北分治格局，做到这点都是远远不够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富庶的江南才是必须拿下天王山。对于依赖海外贸易提供资金的郑军来说，控制江南这个最重要的丝绸供给地的诱惑同样巨大。公元1657-1659，郑军先后三次由福建沿海起兵北伐，并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度沿长江而上，进逼江南的门户——南京。
尽管这三次北伐都遭遇了失败，但郑军在东南沿海的海上优势依然存在。要知道，即使在北伐失败之后，郑军依然在厦门全歼了乘势进犯的数万清军水师（1660年）。从战略上看，如果同时期以云贵高原为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能够稳定住并反攻四川成功的话，那么郑军再图江南，并形成南北分治局面并非没有可能。即使搞清力量内部无法统一，亦有可能形成三国分立的局面（包括更复杂的割据）。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常态的存在。然而南明永历政权在西南的失败，彻底让郑成功在战略上成为了一支孤军，不仅再次北伐在战略上机会渺茫，失守金、厦也成了一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向海外谋求一个即在战略上有自给能力，又能够发挥自己海洋优势的根基之地，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早在郑成功还寄希望于北伐之时，就已经与控制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过多次冲突，甚至先后两次发布针对台湾的禁令。包括禁止从中国港口启航的中外商船前向台湾贸易（1655年），以及严禁中国籍船只前往台湾贸易（1657年）。有记录表明，在郑成功切断台海贸易之后，损失惨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应允每年向缴纳5000两白银作为军响（及大量军用物资）、同意郑成功向前往台湾贸易的中国商船收取关税。然而郑成功的这些做法，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决心攻取台湾了，更多是争夺海上贸易的主导权， 以为自己在大陆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撑。
客观的说，如果不是东南海上贸易的昌盛，单凭对金门、厦门两座小岛的控制，郑成功是没有可能成为重要抗清力量的。反之，要是郑成功有机会进取江南，与清庭划江而治的话，也没有必要把荷兰人赶出台湾。事实上，在是否要攻台的问题上，郑军内部一直存在的很大分歧。从中国人的本性来说，作出背井离乡本身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与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的福建沿海不同的是，台湾南部的嘉南平原一带，属于热带气候区。纵然台湾当时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定居，但对于大多数未到过台湾者来说，对热带疾病的担忧心理依然会很强烈。
另一个担忧，则在于对环中国海经贸秩序的打破，有可能伤及郑军内部人员的现实利益。经由郑芝龙时代以来，亦官亦民的郑氏海上集团，实际已经主导了环中国海的贸易，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将荷兰人赶出台湾，意味着对旧有平衡的打破，谁也不敢保证荷兰人的反扑，会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种做法很像是杀鸡取卵。不过，台湾是否要取已经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如果不走这一步，明朝复兴的最后希望将成为泡影。另外，谁又能保证，归顺了清朝就一定还能享受之前的贸易自由度呢？要知道，正是明朝的积弱才导致了中国东南民间海上贸易及武装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新兴王朝，是很难继续给予这样的空间的。
在面临抉择之时，不同意见、不同角度的考量就是十分正常的。历史更加关注的，只会是决定之后所造成的战略后果。在台湾问题上，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郑成功的攻台决定，都使之从一个旧王朝最后守望者的角色，升级至国家、民族英雄的地位。尽管郑成功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中央之国开疆扩土，而是因为在大陆复明无望，退而求其次的经略台湾，但在历史的变迁中，地缘结构的变化有时就是这么吊诡。很多时候一个政权的失败，反而被动式的促成了族群的扩张，使得原本未被重要的边缘板块得到开发。一如西晋覆灭后造成的“衣冠南渡”现象，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样。
另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案例，是1949年以后旧政权对台湾的经营，使之在通行语言和文化上极大拉近了与华夏核心文化的距离。考虑到之前半个世纪，台湾岛刚刚经历过一次日本化，这次文化意义的衣冠南渡现象，在地缘层面无疑造成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大陆地区近年来兴起国学学习时，台湾地区的实践和模式，很大程度成为了仿效对象（比如《弟子规》热）。当然，政治上的长时间割据，不可避免造成了“台独”心理的蔓延。只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台湾岛的割据状态，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割据历史并没有本质区别。即使现实的“世界”概念，已经与中央之国独大于亚洲东部的时代有所不同，亦无法改变“大一统”结局的再次出现。
【关键词：贰臣，南明，郑成功的北伐】
郑成功与郑芝龙父子，在明亡清兴之际的不同选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公元1646年，在清军入关后的第三年，善于把握风向的郑芝龙再次做出重要的政治选择，归顺了清朝；郑成功则成为了明朝复兴最后的希望。客观说，在每个王朝更迭之际，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的选择都很正常。很多时候，即使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标准来要求，你也很难正确评判一个服务于两代王朝者的忠奸。正因为如此，清王朝在修史之时，才会开创性的单列了一个《贰臣传》。悲剧的是，由于郑成功的关系，郑芝龙甚至没有机会被列入“贰臣”之列，而是与吴三桂等人一起列名于《逆臣传》。其在大历史层面，整合中国东南海上力量的贡献，同样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每一次中原王朝遭遇北方马上民族入侵之后，中央之国几乎都会阶段性的出现南北分治状态。对于马上得天下者来说，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战术上适应江、淮流域纵横交织的水网。与历代王朝更迭不同的是，长江这次没能成为替明王朝续命的天险，取而代之的是海洋属性的台湾海峡。事实上，郑成功并不是第一个试图依托海洋，挽救没落王朝命运弄潮儿。在南宋王朝的最后时刻，渡海前往越南建立复国基地的想法，一度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人和角度看，这种想法在当时都不具备可操作性。最终为世人留下的，只有“崖山之战”后的悲凉。
无论以中国人所尊崇的“忠”文化层面来看，还是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气节角度，以及将台湾纳入中央之国版图的贡献来说，郑成功的历史地位都是无可质疑的。相比之下，出身郑氏集团，后来帮助清王朝完成两岸统一的施琅，则成为了一个争议人物。点评这些历史人物的是非，并非我们今天的任务。只能说在历史的洪流中，郑氏父子以及施琅的选择，并不应该简单被看作他们的选择，而更应该被视为类似抉择的代表。
客观上说，即使郑氏家族全部选择追随郑芝龙，台湾海峡依然有可能成为博弈的战场。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清王朝的不信任。鉴于清王朝的异类出身，以及“剃发令”的高压推行，这种不信任感的存在非常普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反抗者们认定，他们在海上有足够的优势。这种优势，即来源于环中国海贸易的经济贡献，更取决于地缘政治上的退路。
所谓地缘政治上的退路，指的就是台湾岛了。对于郑成功所代表的东南反抗力量来说，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是其敢于直面北方压力的资本所在。相比之下，代表西南抗清力量的南明永历政权，虽然也能够依托险峻地形进行抵抗，但总得来说没有东南抗清力量那么有地理优势。将中南半岛诸国，视为退路的想法更是不具可操作性。这使得南明政权在西南的存在，较之在东南抗清力量，要更早退出历史舞台。（注：公元1659年，清军攻入昆明；1662年，南明永历帝于缅甸为吴三桂所绞杀。公元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
郑成功是在公元1661年发动台湾之役的。在此之前，其领导的以金门、厦门为基地的东南抗清力量，一直在从浙南到潮汕一线的沿海的军事对抗中占据优势（台州-潮州一线）。然而无论是期望收复中原，还是形成南北分治格局，做到这点都是远远不够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富庶的江南才是必须拿下天王山。对于依赖海外贸易提供资金的郑军来说，控制江南这个最重要的丝绸供给地的诱惑同样巨大。公元1657-1659，郑军先后三次由福建沿海起兵北伐，并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度沿长江而上，进逼江南的门户——南京。
尽管这三次北伐都遭遇了失败，但郑军在东南沿海的海上优势依然存在。要知道，即使在北伐失败之后，郑军依然在厦门全歼了乘势进犯的数万清军水师（1660年）。从战略上看，如果同时期以云贵高原为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能够稳定住并反攻四川成功的话，那么郑军再图江南，并形成南北分治局面并非没有可能。即使搞清力量内部无法统一，亦有可能形成三国分立的局面（包括更复杂的割据）。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常态的存在。然而南明永历政权在西南的失败，彻底让郑成功在战略上成为了一支孤军，不仅再次北伐在战略上机会渺茫，失守金、厦也成了一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向海外谋求一个即在战略上有自给能力，又能够发挥自己海洋优势的根基之地，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早在郑成功还寄希望于北伐之时，就已经与控制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过多次冲突，甚至先后两次发布针对台湾的禁令。包括禁止从中国港口启航的中外商船前向台湾贸易（1655年），以及严禁中国籍船只前往台湾贸易（1657年）。有记录表明，在郑成功切断台海贸易之后，损失惨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应允每年向缴纳5000两白银作为军响（及大量军用物资）、同意郑成功向前往台湾贸易的中国商船收取关税。然而郑成功的这些做法，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决心攻取台湾了，更多是争夺海上贸易的主导权， 以为自己在大陆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撑。
客观的说，如果不是东南海上贸易的昌盛，单凭对金门、厦门两座小岛的控制，郑成功是没有可能成为重要抗清力量的。反之，要是郑成功有机会进取江南，与清庭划江而治的话，也没有必要把荷兰人赶出台湾。事实上，在是否要攻台的问题上，郑军内部一直存在的很大分歧。从中国人的本性来说，作出背井离乡本身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与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的福建沿海不同的是，台湾南部的嘉南平原一带，属于热带气候区。纵然台湾当时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定居，但对于大多数未到过台湾者来说，对热带疾病的担忧心理依然会很强烈。
另一个担忧，则在于对环中国海经贸秩序的打破，有可能伤及郑军内部人员的现实利益。经由郑芝龙时代以来，亦官亦民的郑氏海上集团，实际已经主导了环中国海的贸易，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将荷兰人赶出台湾，意味着对旧有平衡的打破，谁也不敢保证荷兰人的反扑，会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种做法很像是杀鸡取卵。不过，台湾是否要取已经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如果不走这一步，明朝复兴的最后希望将成为泡影。另外，谁又能保证，归顺了清朝就一定还能享受之前的贸易自由度呢？要知道，正是明朝的积弱才导致了中国东南民间海上贸易及武装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新兴王朝，是很难继续给予这样的空间的。
在面临抉择之时，不同意见、不同角度的考量就是十分正常的。历史更加关注的，只会是决定之后所造成的战略后果。在台湾问题上，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郑成功的攻台决定，都使之从一个旧王朝最后守望者的角色，升级至国家、民族英雄的地位。尽管郑成功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中央之国开疆扩土，而是因为在大陆复明无望，退而求其次的经略台湾，但在历史的变迁中，地缘结构的变化有时就是这么吊诡。很多时候一个政权的失败，反而被动式的促成了族群的扩张，使得原本未被重要的边缘板块得到开发。一如西晋覆灭后造成的“衣冠南渡”现象，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样。
另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案例，是1949年以后旧政权对台湾的经营，使之在通行语言和文化上极大拉近了与华夏核心文化的距离。考虑到之前半个世纪，台湾岛刚刚经历过一次日本化，这次文化意义的衣冠南渡现象，在地缘层面无疑造成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大陆地区近年来兴起国学学习时，台湾地区的实践和模式，很大程度成为了仿效对象（比如《弟子规》热）。当然，政治上的长时间割据，不可避免造成了“台独”心理的蔓延。只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台湾岛的割据状态，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割据历史并没有本质区别。即使现实的“世界”概念，已经与中央之国独大于亚洲东部的时代有所不同，亦无法改变“大一统”结局的再次出现。
2018/2/20
【关键词：荷属台湾的兵力，台江内海，沙洲，大员水道，棱堡】
现在，还是让我们把思绪拉到到300多年前。公元1661年4月，代表大明王朝的25000名明郑官兵、数百艘船只，由当年郑芝龙击败荷兰舰队的金门岛-料罗湾启航，向澎湖列岛进发。这一年，可以被视作台湾岛进入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版图的起点。由于之前荷兰人早已与明朝方面达成协议，完全放弃在澎湖列岛的军事存在，因此郑成功军队入驻澎湖并没有遇到阻碍。
驻守荷兰人其实已经预感到郑成功有可能攻台，尤其在明郑几次北伐失败之后。这一担忧，使得台湾荷兰当局很早就希望能够增强台湾的守备。然而远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却并没有感觉到风险即将到来。驻守台湾的荷兰军队数量，长期只能维持着1000人左右的规模。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在于荷兰的人力资源着实有限。从印度洋到环中国海的整个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范围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兵力只有8000人左右。除去那些常驻一地的兵力，能够用以应对各据点异动的机动兵力，在就只有1000余人。这样一算，驻守台湾的兵力本身已经不算少的了。
如果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战前，完全没有向台湾派出过增援力量，也是不公平的。在距离郑成功开始渡海还有一年时间时，荷台当局观察到原来在台南经商的华人商贾，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财产和家属。由此判断出危机将至，并向巴达维亚总部发出了救援信号。一支由12艘船、600余名所组成的援军于1660年7月抵台。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台湾荷兰当局难以判断郑成功具体的攻台时间，以至于援军在盘桓数月后失去耐性，在留下4条船和500余名士兵后返回了爪哇。这次增援，使得驻守台湾的荷军总兵力增至1500余人。
尽管在郑成功攻台之前，荷兰人的兵力有所增加，但从人数上来说，攻台的明郑军队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武器看起来是荷兰人可以倚重的技术优势，不过料罗湾海战已经证明了，郑氏家族完全可以向其它欧洲国家购买先进武器（主要是炮），以拉平双方的技术差。出于与中国方面搞好关系，并且压制竞争对手的想法，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很乐意充当供货商的。在最后的决战之前，郑成功就曾从金厦调运了45门大炮赶赴台湾前线，而这些大炮便都是从澳门购买。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葡萄牙人的做法无可厚非。更何况自从荷兰人染指亚洲之后，双方就已经不再是朋友了。即使在控制台湾后，荷兰人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谋夺澳门的想法。就像刚才提到的荷兰援军，其实在出发之前就把再次攻击澳门作为了备选方案。甚至可以说，在始终不相信危机将至的巴达维亚当局看来，澳门才是这次出征的主目标，台湾之行只是为了有个交待罢了。只不过，在荷台当局的极力反对下，这些援军未能前往澳门罢了。
现在，真正能够帮助荷兰人保住台湾的，就只有“地利”了。人数和装备从来不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地理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海上贸易线的维护者来说，能够控制重要水道的港口，是至关重要的支点。依托构筑于港口之上的城堡，以及优于舰炮射程的岸炮，攻陷一个港口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学生时代接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荷兰人在台湾构筑了两座主要城堡：热兰遮城和赤嵌城。在明郑攻台之役中，这两座城堡成为了胜负的节点。不过这背后的战略、战术原因却少有人知。
先来看看二者的位置关系，热兰遮与赤嵌两城的直线距离为4000多米（之前内容中曾写错了数字），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范围。然而沧海桑田，今天台南市的地理格局，已经完全不能展现三个半世纪前的局面。事实上，从荷兰人初登台湾的1624年算起，一直到离开台湾的1661年这37年间，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双方的战事亦造成了重大影响。
对接澎湖列岛，以吸引中国商人前来贸易，是荷兰人选择在嘉南平原建立殖民点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个理由，自浊水溪起到台南市有超过100公里的岸线可供选择。从经营海上据点的角度来说，避风和防御是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以此来说，17世纪初的台南市沿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在热兰遮城（今称“安平古堡”）之北，找到“台江国家公园”这样一个地标。每一座郊野公园，都有它的自然属性。台江公园是一座沿海湿地公园，在荷兰人前来勘察地势之时，这个湿地公园则还是内海的属性。
这片内海，被后人称之为“台江内海”。在17世纪初，其靠近台湾海峡一侧的外围，是由总数为11个的一系列沙洲所围就，由北至南分别被中国人命名为：海翁线、加荖湾、隙仔、北线尾、大鲲身、二鲲身……直至七鲲身。沙洲的形成，是因为内陆河流携带的泥沙，在遇到海水阻力之后，沉淀在海岸线附近。比如身在长江口、行政上隶属上海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就是沙洲成陆的典型。这一特点，使得沙洲的形态实际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仍以崇明岛为例，其每年可以增加5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预计50年后将与北面的南部陆地相连。
台江外沿沙洲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帮助阻挡了外海的恶劣气候，使得台江内海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对于希望营造一个各方商船汇聚之地的荷兰商人来说，这一地形结构显然是有利的。理论上看，11个沙洲加上两测陆地，应该可以提供12条出入内海的天然通道。然而上述台江外沿沙洲，虽然被人类以露出水面部分分别命名，但实际从水下形态来说，都属于相互连接的同一沙洲。每两片沙洲之间水道的深浅不一，并不都具备通航条件。
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时，台江外围水道中，具备通航条件的水道只有一条，位置处在中部的“北线尾”与“大鲲身”之间，我们可称之为“大员”水道。对于荷兰人来说，只有一条水道具备通行条件，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结构可以大大降低管理成本。想要控制进出台江内海的商船，以及那些授权在内海东侧开发的中国人，只需要在水道两侧建筑城堡，并使得城堡火力能够覆盖水道即可。
【关键词：荷属台湾的兵力，台江内海，沙洲，大员水道，棱堡】
现在，还是让我们把思绪拉到到300多年前。公元1661年4月，代表大明王朝的25000名明郑官兵、数百艘船只，由当年郑芝龙击败荷兰舰队的金门岛-料罗湾启航，向澎湖列岛进发。这一年，可以被视作台湾岛进入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版图的起点。由于之前荷兰人早已与明朝方面达成协议，完全放弃在澎湖列岛的军事存在，因此郑成功军队入驻澎湖并没有遇到阻碍。
驻守荷兰人其实已经预感到郑成功有可能攻台，尤其在明郑几次北伐失败之后。这一担忧，使得台湾荷兰当局很早就希望能够增强台湾的守备。然而远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却并没有感觉到风险即将到来。驻守台湾的荷兰军队数量，长期只能维持着1000人左右的规模。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在于荷兰的人力资源着实有限。从印度洋到环中国海的整个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范围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兵力只有8000人左右。除去那些常驻一地的兵力，能够用以应对各据点异动的机动兵力，在就只有1000余人。这样一算，驻守台湾的兵力本身已经不算少的了。
如果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战前，完全没有向台湾派出过增援力量，也是不公平的。在距离郑成功开始渡海还有一年时间时，荷台当局观察到原来在台南经商的华人商贾，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财产和家属。由此判断出危机将至，并向巴达维亚总部发出了救援信号。一支由12艘船、600余名所组成的援军于1660年7月抵台。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台湾荷兰当局难以判断郑成功具体的攻台时间，以至于援军在盘桓数月后失去耐性，在留下4条船和500余名士兵后返回了爪哇。这次增援，使得驻守台湾的荷军总兵力增至1500余人。
尽管在郑成功攻台之前，荷兰人的兵力有所增加，但从人数上来说，攻台的明郑军队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武器看起来是荷兰人可以倚重的技术优势，不过料罗湾海战已经证明了，郑氏家族完全可以向其它欧洲国家购买先进武器（主要是炮），以拉平双方的技术差。出于与中国方面搞好关系，并且压制竞争对手的想法，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很乐意充当供货商的。在最后的决战之前，郑成功就曾从金厦调运了45门大炮赶赴台湾前线，而这些大炮便都是从澳门购买。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葡萄牙人的做法无可厚非。更何况自从荷兰人染指亚洲之后，双方就已经不再是朋友了。即使在控制台湾后，荷兰人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谋夺澳门的想法。就像刚才提到的荷兰援军，其实在出发之前就把再次攻击澳门作为了备选方案。甚至可以说，在始终不相信危机将至的巴达维亚当局看来，澳门才是这次出征的主目标，台湾之行只是为了有个交待罢了。只不过，在荷台当局的极力反对下，这些援军未能前往澳门罢了。
现在，真正能够帮助荷兰人保住台湾的，就只有“地利”了。人数和装备从来不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地理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海上贸易线的维护者来说，能够控制重要水道的港口，是至关重要的支点。依托构筑于港口之上的城堡，以及优于舰炮射程的岸炮，攻陷一个港口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学生时代接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荷兰人在台湾构筑了两座主要城堡：热兰遮城和赤嵌城。在明郑攻台之役中，这两座城堡成为了胜负的节点。不过这背后的战略、战术原因却少有人知。
先来看看二者的位置关系，热兰遮与赤嵌两城的直线距离为4000多米（之前内容中曾写错了数字），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范围。然而沧海桑田，今天台南市的地理格局，已经完全不能展现三个半世纪前的局面。事实上，从荷兰人初登台湾的1624年算起，一直到离开台湾的1661年这37年间，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双方的战事亦造成了重大影响。
对接澎湖列岛，以吸引中国商人前来贸易，是荷兰人选择在嘉南平原建立殖民点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个理由，自浊水溪起到台南市有超过100公里的岸线可供选择。从经营海上据点的角度来说，避风和防御是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以此来说，17世纪初的台南市沿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在热兰遮城（今称“安平古堡”）之北，找到“台江国家公园”这样一个地标。每一座郊野公园，都有它的自然属性。台江公园是一座沿海湿地公园，在荷兰人前来勘察地势之时，这个湿地公园则还是内海的属性。
这片内海，被后人称之为“台江内海”。在17世纪初，其靠近台湾海峡一侧的外围，是由总数为11个的一系列沙洲所围就，由北至南分别被中国人命名为：海翁线、加荖湾、隙仔、北线尾、大鲲身、二鲲身……直至七鲲身。沙洲的形成，是因为内陆河流携带的泥沙，在遇到海水阻力之后，沉淀在海岸线附近。比如身在长江口、行政上隶属上海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就是沙洲成陆的典型。这一特点，使得沙洲的形态实际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仍以崇明岛为例，其每年可以增加5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预计50年后将与北面的南部陆地相连。
台江外沿沙洲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帮助阻挡了外海的恶劣气候，使得台江内海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对于希望营造一个各方商船汇聚之地的荷兰商人来说，这一地形结构显然是有利的。理论上看，11个沙洲加上两测陆地，应该可以提供12条出入内海的天然通道。然而上述台江外沿沙洲，虽然被人类以露出水面部分分别命名，但实际从水下形态来说，都属于相互连接的同一沙洲。每两片沙洲之间水道的深浅不一，并不都具备通航条件。
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时，台江外围水道中，具备通航条件的水道只有一条，位置处在中部的“北线尾”与“大鲲身”之间，我们可称之为“大员”水道。对于荷兰人来说，只有一条水道具备通行条件，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结构可以大大降低管理成本。想要控制进出台江内海的商船，以及那些授权在内海东侧开发的中国人，只需要在水道两侧建筑城堡，并使得城堡火力能够覆盖水道即可。
作为17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人的海上实力是众所周之的。然而你不一定知道，荷兰人在陆地防御战中，同样颇有建树。16世纪后期，荷兰人开始了脱离西班牙帝国的努力。这场战争绵延的时间是那么的长，以至于荷兰独立战争又被称之为“八十年战争”（1568年－1648年）。由于身处无山可依的低地，为了对抗强大的西班牙步兵方阵，荷兰人将意大利人发明、法国人率先使用了的“棱堡”战术发扬光大，其所构筑棱堡密度之大、设计之精巧，堪称欧洲之冠。
棱堡技术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有所解读，简单点说，就是在城堡的外侧构筑多个凸面（这些凸面就是“棱”了），以使进攻者无论从什么方向而来，都会被交叉火力所覆盖。 欧洲人在几何研究上的成就，使得棱堡的设计一度变得非常的复杂，并且颇具设计感。当然，棱堡设计的革命之处，并不只是构筑交叉火力那么简单。比如为了适应火炮的攻击，棱堡不再象中世纪城堡那样使得砖石做外立面，而是更多采用泥土堆筑的方式，以吸收炮弹的能量。
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棱堡的大量使用，荷兰人即使拥有再强的海上实力，他们根基所在的那片狭小的低地，也早就被被西班牙帝国扫平了。这场战争之所以延绵那么久，很大程度在于，战争对于攻击方来说的消耗要大得多。一个属于中国历史的案例，是位列乾隆十大武功的“大小金川之役”。防御方的三万兵力，依托川西高原上的数百碉楼，让帝国在5年战争期间，付出了7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要知道，乾隆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5000万两左右。
比照“大小金川之役”的艰难，就很好理解荷兰棱堡战术，在其独立战争中所发挥造成的战略影响了。西班牙人无法一个战争周期中，拔除掉足够迫使荷兰人屈服的棱堡。濒临破产的风险，使得帝国最终不得不最终放弃对荷兰的统治权。在台湾的防御问题上，荷兰人倾力打造的两个棱堡，尤其是作为主城存在的热兰遮城，同样有可能把战事时间拉长到对手难以忍受的程度。关键在于，一定要把它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作为台江内海的唯一入口，大员水道两侧的岛屿岸线，无疑是棱堡最合适的选址。大员水道的南侧，是一系列以“鲲身”命名沙洲的起点——“大鲲身”沙洲。不过这个发育成陆的沙洲，还有一个经常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名称“大员”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道航海称之为“大员水道”。至于“大员”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认同度比较高的说法，是源自原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平浦族部落“台窝湾”社（“社”是对台湾原住民部落的通称）。除了“大员”这两个汉字以外，这个岛屿还有一个同源的转译汉字——台湾。简单点说，大员、台湾实属一词，只不过经闽南语-官话转音之后，变化成了不同的汉字。基于同样的认知，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台风”实际上是闽南语“大风”的转音。
为了控制大员水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初登台湾时，就着手在大员岛北侧构筑棱堡，这就是荷属台湾的主城——“热兰遮城”。现在我们知道了，台湾一名最初所指的地域，其实就是热兰遮城所在的这个小岛。在荷属台湾时期，中文资料中多以“大员”来称呼这座岛屿和城堡，乃至代指整个台湾岛。而在明郑入主台湾，尤其是清朝统治台湾之后，“台湾”一名则正式替代了大员。以至于在很多资料中，热兰遮城又会被标注为“台湾城”。至于“台江”之称，很显然也是源自于此。
从大员岛与其南部6个沙洲同样被命名为“鲲身”这点来看，这七个沙洲之间的地理关系是十分紧密的。最起码在荷兰人入主台湾之时，诸鲲身之间已无可通航的水道。及至郑成功攻台之时，大员岛与另外六个鲲身之间实际已经连为一条沙堤，并且与海岸相连。从防御角度来说，这条沙堤的形成并不是坏事。这样一来，荷兰人就更不用担心，明郑水师的船只从大员水道之南进入台江内海了。然而凡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沙也是如此。30多年时间，随波而来的泥沙，不仅仅帮助荷兰人弥合了防线隐患，同样也淤塞了大员水道。
由于水底沙洲的作用，大员水道的西侧，原本分身出来了两个入口，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北航道”和“南航道”。在荷兰人入主台湾之后，除了立即在大员岛北侧构筑热兰遮城以外，还随即在“北航道”北侧的“北线尾岛”西南构筑一方形海堡（公元1627后），并试图以其为中心，打造商业基地。因其遗址位于今台南四草湖，今称之为“四草海堡”。不过北线尾岛的成陆状况，并没有大员岛那么好，包括四草海堡本身，亦于1656年被海水冲毁，因此并没有为荷兰人的防御作出贡献。
荷兰人没有修复四草海堡，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在郑成功攻台之前，北水道已经由于淤塞而完全不能使用了。有鉴于此，修复四草海堡并不是很有必要。然而通行条件较好的南港道，实际也淤塞很厉害。以至于在低潮之时，水深只有一米多，无法通航大型船只。前往大员贸易的大型商船，经常只能在水道之西卸货，以小船向台江内海转运物资。
未对航道进行有效疏浚，并非技术原因。甚至可以说，在处理海陆关系问题上，荷兰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一群人。今天，荷兰有差不多1/5的国土，是通过围海造陆得到的，荷兰独立战争是这一延绵了数百年的改造自然工程的战略起点。在将沿海滩涂改造成陆地的同时，荷兰人同时也挖掘出了很多人工港口（比如著名的荷兰鹿特丹港）。可以说，先天不足的荷兰，能够成为17世纪的海上商业帝国，正是受益于他们改造自然的能力。
来自明郑方面的威胁，一定程度影响大员的疏浚。一方面，荷属台湾当局需要花费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郑成功方面（包括向巴达维亚当局争取资源）；另一方面，一条无比通畅的大员水道，对于已经预感到危险的荷台当局来说，未必是好事。在很多战役中，明显处于被动一方的防御者，会采取主动堵塞航道的办法，来迟滞对手的进攻。比如在1937年，为了阻止日本军舰溯江而上，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经组织43艘军舰商轮、185条民船，在长江航道江阴段自沉。
对于荷兰人来说，在还没有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主动阻塞航道无异于自断财路。不过要是因此而对疏浚航道有所顾虑，亦属正常。问题在于，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人类虽然有改造自然力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自然力面前，还是显得十分渺小。至于荷兰人在防御问题上，算漏了什么事，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台湾西南海岸线变迁图》高清图址：www.gzlytj.com/Upload/admin/2018-2-2224.jpg
棱堡技术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有所解读，简单点说，就是在城堡的外侧构筑多个凸面（这些凸面就是“棱”了），以使进攻者无论从什么方向而来，都会被交叉火力所覆盖。 欧洲人在几何研究上的成就，使得棱堡的设计一度变得非常的复杂，并且颇具设计感。当然，棱堡设计的革命之处，并不只是构筑交叉火力那么简单。比如为了适应火炮的攻击，棱堡不再象中世纪城堡那样使得砖石做外立面，而是更多采用泥土堆筑的方式，以吸收炮弹的能量。
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棱堡的大量使用，荷兰人即使拥有再强的海上实力，他们根基所在的那片狭小的低地，也早就被被西班牙帝国扫平了。这场战争之所以延绵那么久，很大程度在于，战争对于攻击方来说的消耗要大得多。一个属于中国历史的案例，是位列乾隆十大武功的“大小金川之役”。防御方的三万兵力，依托川西高原上的数百碉楼，让帝国在5年战争期间，付出了7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要知道，乾隆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5000万两左右。
比照“大小金川之役”的艰难，就很好理解荷兰棱堡战术，在其独立战争中所发挥造成的战略影响了。西班牙人无法一个战争周期中，拔除掉足够迫使荷兰人屈服的棱堡。濒临破产的风险，使得帝国最终不得不最终放弃对荷兰的统治权。在台湾的防御问题上，荷兰人倾力打造的两个棱堡，尤其是作为主城存在的热兰遮城，同样有可能把战事时间拉长到对手难以忍受的程度。关键在于，一定要把它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作为台江内海的唯一入口，大员水道两侧的岛屿岸线，无疑是棱堡最合适的选址。大员水道的南侧，是一系列以“鲲身”命名沙洲的起点——“大鲲身”沙洲。不过这个发育成陆的沙洲，还有一个经常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名称“大员”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道航海称之为“大员水道”。至于“大员”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认同度比较高的说法，是源自原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平浦族部落“台窝湾”社（“社”是对台湾原住民部落的通称）。除了“大员”这两个汉字以外，这个岛屿还有一个同源的转译汉字——台湾。简单点说，大员、台湾实属一词，只不过经闽南语-官话转音之后，变化成了不同的汉字。基于同样的认知，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台风”实际上是闽南语“大风”的转音。
为了控制大员水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初登台湾时，就着手在大员岛北侧构筑棱堡，这就是荷属台湾的主城——“热兰遮城”。现在我们知道了，台湾一名最初所指的地域，其实就是热兰遮城所在的这个小岛。在荷属台湾时期，中文资料中多以“大员”来称呼这座岛屿和城堡，乃至代指整个台湾岛。而在明郑入主台湾，尤其是清朝统治台湾之后，“台湾”一名则正式替代了大员。以至于在很多资料中，热兰遮城又会被标注为“台湾城”。至于“台江”之称，很显然也是源自于此。
从大员岛与其南部6个沙洲同样被命名为“鲲身”这点来看，这七个沙洲之间的地理关系是十分紧密的。最起码在荷兰人入主台湾之时，诸鲲身之间已无可通航的水道。及至郑成功攻台之时，大员岛与另外六个鲲身之间实际已经连为一条沙堤，并且与海岸相连。从防御角度来说，这条沙堤的形成并不是坏事。这样一来，荷兰人就更不用担心，明郑水师的船只从大员水道之南进入台江内海了。然而凡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沙也是如此。30多年时间，随波而来的泥沙，不仅仅帮助荷兰人弥合了防线隐患，同样也淤塞了大员水道。
由于水底沙洲的作用，大员水道的西侧，原本分身出来了两个入口，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北航道”和“南航道”。在荷兰人入主台湾之后，除了立即在大员岛北侧构筑热兰遮城以外，还随即在“北航道”北侧的“北线尾岛”西南构筑一方形海堡（公元1627后），并试图以其为中心，打造商业基地。因其遗址位于今台南四草湖，今称之为“四草海堡”。不过北线尾岛的成陆状况，并没有大员岛那么好，包括四草海堡本身，亦于1656年被海水冲毁，因此并没有为荷兰人的防御作出贡献。
荷兰人没有修复四草海堡，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在郑成功攻台之前，北水道已经由于淤塞而完全不能使用了。有鉴于此，修复四草海堡并不是很有必要。然而通行条件较好的南港道，实际也淤塞很厉害。以至于在低潮之时，水深只有一米多，无法通航大型船只。前往大员贸易的大型商船，经常只能在水道之西卸货，以小船向台江内海转运物资。
未对航道进行有效疏浚，并非技术原因。甚至可以说，在处理海陆关系问题上，荷兰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一群人。今天，荷兰有差不多1/5的国土，是通过围海造陆得到的，荷兰独立战争是这一延绵了数百年的改造自然工程的战略起点。在将沿海滩涂改造成陆地的同时，荷兰人同时也挖掘出了很多人工港口（比如著名的荷兰鹿特丹港）。可以说，先天不足的荷兰，能够成为17世纪的海上商业帝国，正是受益于他们改造自然的能力。
来自明郑方面的威胁，一定程度影响大员的疏浚。一方面，荷属台湾当局需要花费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郑成功方面（包括向巴达维亚当局争取资源）；另一方面，一条无比通畅的大员水道，对于已经预感到危险的荷台当局来说，未必是好事。在很多战役中，明显处于被动一方的防御者，会采取主动堵塞航道的办法，来迟滞对手的进攻。比如在1937年，为了阻止日本军舰溯江而上，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经组织43艘军舰商轮、185条民船，在长江航道江阴段自沉。
对于荷兰人来说，在还没有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主动阻塞航道无异于自断财路。不过要是因此而对疏浚航道有所顾虑，亦属正常。问题在于，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人类虽然有改造自然力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自然力面前，还是显得十分渺小。至于荷兰人在防御问题上，算漏了什么事，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台湾西南海岸线变迁图》高清图址：www.gzlytj.com/Upload/admin/2018-2-2224.jpg
2018/2/27
【关键词：鹿耳门，明郑，第二、第三次攻台之战，潮汐，天文大潮】
公元1661年4月30日凌晨，取道澎湖的明郑大军进抵台江内海外围，晨雾消散之后，驻守热兰遮城的荷兰人惊恐发现，大员水道之侧已是如森林般密布的船桅。更让他们惊恐的是，固若金汤热兰遮城，并没有能有效阻止明郑大军。仅仅过了半天时间，郑军主力便借由鹿耳门水道涨潮之际进入台江内海。鹿耳门水道位于北线尾岛之北，与“大员水道”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尽管荷兰人在此前，已经知晓这条水道有某些特定时间，可以通行小船，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它能够成为正式航道，以供商船和战舰出入。荷兰人对鹿耳门水道的放任态度，使得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人相信，明郑大军是遇到了多少年一遇的特大潮水，才使得船队能够如此快速突破荷兰人的海上防线。然而，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公元1683年7月，曾为郑成功部将的施琅，以几乎与明郑攻台之役相当的兵力，再次经由澎湖向台湾渡海之役。只不过这次，攻击方变成了已经坐稳天下的清王朝，而上一次的攻击方，成为了防御方。与22年前那场战役有所差异的是，吸取荷兰人教训的明郑军队决定御敌于门外，集结主力（2万兵力）在经略多年的澎湖列岛进行海上决战。悲剧的是，在准备充分、战术得当的对手面前，明郑在澎湖海战中遭遇惨败，战损比例高达85%。顺利攻取澎湖的清军，修整之后于当年9月3日攻入台江内海。2日之后，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对，你没有看错，就是被韦小宝整的那个人）向施琅递交降书，并于当年10月8日正式“剃发易服”。
说到这里，要顺便解决一个法律问题。明郑在经略台湾之后并没有能够扶植一个新的皇帝，而是继续使用南明“永历”帝的年号。尽管后者已经在公元1662年（也就是永历十六年）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但明郑控制下的台湾，却一直使用其年号至“永历三十七年”。从这个角度看，“南明”政权的终结，似乎也可以定位在公元1683年10月8日。然而这当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明郑时期的台湾并没有一位真正的皇帝存在。有鉴于此，最起码“南明”政权的政治生命，最晚只能定位到1662年。至于说“明郑”政权到底算什么政治属性的割据政权，本身倒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明郑上下都没有想过脱离中央之国的范畴。换句话说，如果有台独主义者，将这段历史用来佐证他们观点的话，无论在法律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里插叙20多年后的“第二次攻台之战”，重点并不在于讨论法律问题（当然也不是为了八卦韦爵爷的风流债了），而是二者在战术上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隔20多年，月份相差4个月的施琅，也是借助潮水上涨之际，顺利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湾内海的。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在39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公元1722年4月，台湾爆发了“朱一贵起义”事件。号称明朝宗室后裔的起义者，以“大明重兴”为口号起事，一个月后便控制了整个台湾。然而民军的战斗力，与当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明郑大军不可同日而语，尤其不具备海上对抗能力，及至6月便被渡海而来的清军镇压。
与前两次渡海攻台之战如出一辙的是，这次清军水师依然是借涨潮之机，穿鹿耳门水道登陆台湾（领军者是施琅之子施世骠，亦是上次战役的参与者）。鹿耳门水道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选择，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这条水道在涨潮时已具备通行大船的条件；二是足以让大船通行的潮水，并不是什么多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奇事，而是在短时间会便会周期性出现的常态。要想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就得先来看看潮水是如何产生的，又有着什么样的规律。
受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影响，地球上大多数海岸线，一天都会感受到两次的海水水位的变化，俗称“半日潮”。所谓“昼涨称潮，夜涨称汐”，潮、汐两种现象本质都是指海水的涨落现象，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出现在白天，一个出现在晚上。以台湾西海岸的情况来看，云林县及其以北地区，属于正规半日潮；嘉义、台南，高雄地区最北端，则为“不正规半日潮”（指的是两次涨、落潮的时间、高度不相同）；高雄大部（冈山区以南）及屏东县海岸线，则属于“不规则全日潮”（指大部分日子为全日潮，少数日子为半日潮）
现在我们知道了，无论是郑成功、施琅还是施世骠，都会在抵达台湾当天，看到水道变深、变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潮水上涨的高度，是否能够达到通航条件。这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潮差；二是船只的吃水。就潮差的情况来说，台湾西海岸的情况同样不尽相同，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中部如台中港可达4.4米；南北端如高雄、台北就只有0.5米上下。至于台南的话，约在2.6米左右。
明郑船队的大型主力战舰，吃水亦在2.6米左右。这意味着，如果鹿耳门水道如果在低潮时显露沙洲的话，涨潮时仍是无法法供大船出入的。悲剧的是，鹿耳门水道在当时正是这种情况。其在低潮期时，并不能显露出航道。即使在涨潮之时，也仅能通行小舟。这也是为什么，荷兰人一直没有在鹿耳门附近设防。对于在台港内海驻守有大型军舰的荷兰人来说，敌人如果选择用小船接驳进入内海，无异于以身饲虎。
然而正如我们上节结尾所说的那样， “人类虽然有改造自然力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自然力面前，还是显得十分渺小”。荷兰人算漏的一点在于，在大员水道逐渐淤塞之时，海洋力量在鹿耳门水道的却呈现出了相反的作用力。简单点说，鹿耳门水道在潮汐和岁月的磨砺下，不知不觉的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对于人类来说，沙洲之间的接口是通行的水道，而对于塑造这一切的海洋来说，它们只是为自己预留的潮汐通道。受潮汐和风浪影响，沙洲的形态和位置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所谓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旦某条水道被堵塞了，潮汐势必会另寻出入口。
将鹿耳门水道的变迁情况，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期，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自然力在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在郑成功入台后不久，尤其进入清朝统治时期后，变得越来越通畅的鹿耳门水道，逐渐取代淤塞严重的大员水道，成为了进入台江内海的主通道。这一变化，甚至使得原来鹿耳门水道之南的“北线尾岛”，更名为 “鹿耳门岛”，水道之北的岛屿则变身成为新的“北线尾”。沧海桑田的是，曾经繁忙无比的鹿耳门水道，到了19世纪初同样淤塞至不堪大用。已经更名为“安平”的大员，重又成为了台南最重要的港口。
用“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这句心灵鸡汤，来解读大员水道与鹿耳门水道的相生相克，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只不过，在上帝视角之下，同样的门、扇可不只会关启一次。人类并非没有办法接受这一视角，从技术上看，所谓“上帝视角”就是找到事情发展的规则。可以这样说，相比世界其他族群，中国人在哲学层面是最接受拥有“上帝视角”的。善于总结和记录历史的中国人，很早就对这些周期律以及平衡之道有了深刻的理解。道家的阴阳哲学，可以说是对这一认知的最好阐述。
这种文化底蕴，在鹿尔港水道的发现过程中，便起到了作用。在郑成功决心攻台之前，一名为荷兰人服务的中国官员，以“三年水朝东,三年水流西”的认知，对鹿耳港水道现状进行了实地勘测。这一情报并没有上报给荷兰人，而是和精心准确的其它情报一起，送给了郑成功。至于荷兰人自身，他们在台湾的时间来说，并不足以帮助他们认知到两条水道互为因果的特殊关系。同时比之中国人来说，西方人对这种阴阳相成的变化，缺乏敏锐的感知力。
在清朝攻取台湾后，有历史记述者认为，在郑成功接到的报告中，鹿耳门在涨潮时的水面之下，已经显露出了一条深约四尺的航道的航道，也有明郑入台后的实测数据表明，航道水深为七尺。在明朝时期，一尺的长度大约为32公分。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此换算下来，即使是采信更为可信7尺的数据，郑成功的主力战船，也是不可能顺利进入台江内海的。然而客观事实却是，郑成功的主力船队，在公元1661年4月30日这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进入了台江内海。以至于当时的明郑将士，大都认定自己的军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
对于这支军队的统帅来说，自然也是愿意让将士相信神迹的存在，甚至引导后者相信，是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虔诚的供奉行为，感动了上天。毕竟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士气和凝聚力往往比人数和装备更为重要。又有什么比上天的神迹更有说服力呢？揭开这层神秘面纱，从科学角度看，说郑成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其实倒也不为过。只不过这个“上天”即不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口边的“老天爷”，也不是荷兰人口中的“上帝”，而是天上的月亮和太阳。
造成涨潮现象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与地球关系最为紧密的这两个星体。通俗点讲，就是月球和太阳的自有引力，会对地球上的物体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70.8%的海洋，最能直观将这一影响力，汇集成潮汐现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两相比较的话，质量虽小但离地球更近的月球，在引潮力上的贡献要比太阳更大（高出2.17倍），而在每个月总有那么两天，太阳和月亮又会和地球处在同一条线上，合二者之力将潮汐推至最大。这种有别于平常潮水的大潮，被称之为“天文大潮”。至于日子，就更好记了。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初一、十五（也有可能是十六）。
不过海洋实在太过广阔，海洋把天文大潮的力量推至海岸边，通常要花个一两天。也就是说，如果是太阳和月亮遥相呼应的日子是在初一的话，那么海边之人看到涨大潮的时间，则在初二或者初三。明郑大军抵达鹿耳门的那天，正是当年阴历四月初二凌晨。此时呈现在将士面前的，还是只能通行小船的狭窄水道。不过等到中午时分，情况就完全变化了。在两股强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平时涨潮时只有7尺的水道，被推高至一丈有余。 同时变化的，还有猛增数十倍的水面宽度。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觉冲击，加上天堑变通途的实际效果，对军心的提振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关键词：鹿耳门，明郑，第二、第三次攻台之战，潮汐，天文大潮】
公元1661年4月30日凌晨，取道澎湖的明郑大军进抵台江内海外围，晨雾消散之后，驻守热兰遮城的荷兰人惊恐发现，大员水道之侧已是如森林般密布的船桅。更让他们惊恐的是，固若金汤热兰遮城，并没有能有效阻止明郑大军。仅仅过了半天时间，郑军主力便借由鹿耳门水道涨潮之际进入台江内海。鹿耳门水道位于北线尾岛之北，与“大员水道”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尽管荷兰人在此前，已经知晓这条水道有某些特定时间，可以通行小船，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它能够成为正式航道，以供商船和战舰出入。荷兰人对鹿耳门水道的放任态度，使得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人相信，明郑大军是遇到了多少年一遇的特大潮水，才使得船队能够如此快速突破荷兰人的海上防线。然而，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公元1683年7月，曾为郑成功部将的施琅，以几乎与明郑攻台之役相当的兵力，再次经由澎湖向台湾渡海之役。只不过这次，攻击方变成了已经坐稳天下的清王朝，而上一次的攻击方，成为了防御方。与22年前那场战役有所差异的是，吸取荷兰人教训的明郑军队决定御敌于门外，集结主力（2万兵力）在经略多年的澎湖列岛进行海上决战。悲剧的是，在准备充分、战术得当的对手面前，明郑在澎湖海战中遭遇惨败，战损比例高达85%。顺利攻取澎湖的清军，修整之后于当年9月3日攻入台江内海。2日之后，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对，你没有看错，就是被韦小宝整的那个人）向施琅递交降书，并于当年10月8日正式“剃发易服”。
说到这里，要顺便解决一个法律问题。明郑在经略台湾之后并没有能够扶植一个新的皇帝，而是继续使用南明“永历”帝的年号。尽管后者已经在公元1662年（也就是永历十六年）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但明郑控制下的台湾，却一直使用其年号至“永历三十七年”。从这个角度看，“南明”政权的终结，似乎也可以定位在公元1683年10月8日。然而这当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明郑时期的台湾并没有一位真正的皇帝存在。有鉴于此，最起码“南明”政权的政治生命，最晚只能定位到1662年。至于说“明郑”政权到底算什么政治属性的割据政权，本身倒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明郑上下都没有想过脱离中央之国的范畴。换句话说，如果有台独主义者，将这段历史用来佐证他们观点的话，无论在法律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里插叙20多年后的“第二次攻台之战”，重点并不在于讨论法律问题（当然也不是为了八卦韦爵爷的风流债了），而是二者在战术上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隔20多年，月份相差4个月的施琅，也是借助潮水上涨之际，顺利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湾内海的。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在39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公元1722年4月，台湾爆发了“朱一贵起义”事件。号称明朝宗室后裔的起义者，以“大明重兴”为口号起事，一个月后便控制了整个台湾。然而民军的战斗力，与当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明郑大军不可同日而语，尤其不具备海上对抗能力，及至6月便被渡海而来的清军镇压。
与前两次渡海攻台之战如出一辙的是，这次清军水师依然是借涨潮之机，穿鹿耳门水道登陆台湾（领军者是施琅之子施世骠，亦是上次战役的参与者）。鹿耳门水道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选择，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这条水道在涨潮时已具备通行大船的条件；二是足以让大船通行的潮水，并不是什么多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奇事，而是在短时间会便会周期性出现的常态。要想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就得先来看看潮水是如何产生的，又有着什么样的规律。
受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影响，地球上大多数海岸线，一天都会感受到两次的海水水位的变化，俗称“半日潮”。所谓“昼涨称潮，夜涨称汐”，潮、汐两种现象本质都是指海水的涨落现象，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出现在白天，一个出现在晚上。以台湾西海岸的情况来看，云林县及其以北地区，属于正规半日潮；嘉义、台南，高雄地区最北端，则为“不正规半日潮”（指的是两次涨、落潮的时间、高度不相同）；高雄大部（冈山区以南）及屏东县海岸线，则属于“不规则全日潮”（指大部分日子为全日潮，少数日子为半日潮）
现在我们知道了，无论是郑成功、施琅还是施世骠，都会在抵达台湾当天，看到水道变深、变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潮水上涨的高度，是否能够达到通航条件。这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潮差；二是船只的吃水。就潮差的情况来说，台湾西海岸的情况同样不尽相同，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中部如台中港可达4.4米；南北端如高雄、台北就只有0.5米上下。至于台南的话，约在2.6米左右。
明郑船队的大型主力战舰，吃水亦在2.6米左右。这意味着，如果鹿耳门水道如果在低潮时显露沙洲的话，涨潮时仍是无法法供大船出入的。悲剧的是，鹿耳门水道在当时正是这种情况。其在低潮期时，并不能显露出航道。即使在涨潮之时，也仅能通行小舟。这也是为什么，荷兰人一直没有在鹿耳门附近设防。对于在台港内海驻守有大型军舰的荷兰人来说，敌人如果选择用小船接驳进入内海，无异于以身饲虎。
然而正如我们上节结尾所说的那样， “人类虽然有改造自然力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自然力面前，还是显得十分渺小”。荷兰人算漏的一点在于，在大员水道逐渐淤塞之时，海洋力量在鹿耳门水道的却呈现出了相反的作用力。简单点说，鹿耳门水道在潮汐和岁月的磨砺下，不知不觉的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对于人类来说，沙洲之间的接口是通行的水道，而对于塑造这一切的海洋来说，它们只是为自己预留的潮汐通道。受潮汐和风浪影响，沙洲的形态和位置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所谓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旦某条水道被堵塞了，潮汐势必会另寻出入口。
将鹿耳门水道的变迁情况，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期，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自然力在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在郑成功入台后不久，尤其进入清朝统治时期后，变得越来越通畅的鹿耳门水道，逐渐取代淤塞严重的大员水道，成为了进入台江内海的主通道。这一变化，甚至使得原来鹿耳门水道之南的“北线尾岛”，更名为 “鹿耳门岛”，水道之北的岛屿则变身成为新的“北线尾”。沧海桑田的是，曾经繁忙无比的鹿耳门水道，到了19世纪初同样淤塞至不堪大用。已经更名为“安平”的大员，重又成为了台南最重要的港口。
用“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这句心灵鸡汤，来解读大员水道与鹿耳门水道的相生相克，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只不过，在上帝视角之下，同样的门、扇可不只会关启一次。人类并非没有办法接受这一视角，从技术上看，所谓“上帝视角”就是找到事情发展的规则。可以这样说，相比世界其他族群，中国人在哲学层面是最接受拥有“上帝视角”的。善于总结和记录历史的中国人，很早就对这些周期律以及平衡之道有了深刻的理解。道家的阴阳哲学，可以说是对这一认知的最好阐述。
这种文化底蕴，在鹿尔港水道的发现过程中，便起到了作用。在郑成功决心攻台之前，一名为荷兰人服务的中国官员，以“三年水朝东,三年水流西”的认知，对鹿耳港水道现状进行了实地勘测。这一情报并没有上报给荷兰人，而是和精心准确的其它情报一起，送给了郑成功。至于荷兰人自身，他们在台湾的时间来说，并不足以帮助他们认知到两条水道互为因果的特殊关系。同时比之中国人来说，西方人对这种阴阳相成的变化，缺乏敏锐的感知力。
在清朝攻取台湾后，有历史记述者认为，在郑成功接到的报告中，鹿耳门在涨潮时的水面之下，已经显露出了一条深约四尺的航道的航道，也有明郑入台后的实测数据表明，航道水深为七尺。在明朝时期，一尺的长度大约为32公分。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此换算下来，即使是采信更为可信7尺的数据，郑成功的主力战船，也是不可能顺利进入台江内海的。然而客观事实却是，郑成功的主力船队，在公元1661年4月30日这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进入了台江内海。以至于当时的明郑将士，大都认定自己的军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
对于这支军队的统帅来说，自然也是愿意让将士相信神迹的存在，甚至引导后者相信，是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虔诚的供奉行为，感动了上天。毕竟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士气和凝聚力往往比人数和装备更为重要。又有什么比上天的神迹更有说服力呢？揭开这层神秘面纱，从科学角度看，说郑成功得到了上天的帮助，其实倒也不为过。只不过这个“上天”即不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口边的“老天爷”，也不是荷兰人口中的“上帝”，而是天上的月亮和太阳。
造成涨潮现象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与地球关系最为紧密的这两个星体。通俗点讲，就是月球和太阳的自有引力，会对地球上的物体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70.8%的海洋，最能直观将这一影响力，汇集成潮汐现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两相比较的话，质量虽小但离地球更近的月球，在引潮力上的贡献要比太阳更大（高出2.17倍），而在每个月总有那么两天，太阳和月亮又会和地球处在同一条线上，合二者之力将潮汐推至最大。这种有别于平常潮水的大潮，被称之为“天文大潮”。至于日子，就更好记了。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初一、十五（也有可能是十六）。
不过海洋实在太过广阔，海洋把天文大潮的力量推至海岸边，通常要花个一两天。也就是说，如果是太阳和月亮遥相呼应的日子是在初一的话，那么海边之人看到涨大潮的时间，则在初二或者初三。明郑大军抵达鹿耳门的那天，正是当年阴历四月初二凌晨。此时呈现在将士面前的，还是只能通行小船的狭窄水道。不过等到中午时分，情况就完全变化了。在两股强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平时涨潮时只有7尺的水道，被推高至一丈有余。 同时变化的，还有猛增数十倍的水面宽度。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觉冲击，加上天堑变通途的实际效果，对军心的提振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有生丝、日本有白银，然后自傲的中央帝国又不认为日本是个可信的贸易伙伴，于是这其中的空间自然就被东南海商，以及秉持商业思维开拓海上之路的欧洲诸国所利用了。然而这种转口贸易能不能做成，本质取决于中国市场是否有稳定供给。从贸易链的构成角度来说，无论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是荷兰还是葡萄牙，中国方面的合作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以荷兰人与郑芝龙的关系来说，双方即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者。虽然在郑芝龙整合中国民间海上势力之后，荷兰人在合作中的话语权变弱，但总得来说还是能够压倒葡萄牙、西班牙两个直接竞争对手，获取不少货源。
问题出在清军入关之后。由于明朝崩溃过快，这个朝代更迭之际并没有阶段性的形成南、北分治格局。清军在入主北京之后，仅仅用一年时间便拿下了江南的门户南京。此后席卷东南的战事，使得中国的生丝生产遭遇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明郑军队仍愿意与荷兰人进行贸易，荷兰人也无法拿到之前数量的生丝。 以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尝试从其它地区寻找货源，以供应欧洲和日本市场。
一个比较大的认知误区，是只有中国才出产生丝和丝绸。然而蚕宝宝的秘密其实并没有办法被保守。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是东罗马帝国曾经在公元6世纪，通过几名来自印度的伴侣，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蚕种和技术。实际上，诸如古代印度的克什米尔、孟加拉地区，以及越南北部等地区，很早便从中国方面得到技术，开始了生丝及丝绸生产。在中国生丝货源不足之后，荷兰人曾经从孟加拉、越南等地大量进口生丝，以弥补贸易缺口。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生丝会失去自己在世界贸易的重要地位。由于桑蚕养殖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蚕种很容易受到疾病影响包括退化（孟加拉的养蚕业后来就因此消失了），中国人“男耕女织”的经济特点，保证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所出产的生丝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来自中国的生丝被称之为“中国白丝”，以区别于其它地区出产的生丝。一旦政治趋于稳定，中国白丝是很容易夺回市场的。只是当时的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台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的地位。毕竟这个殖民点的设立，初衷很大程度是为了从中国获取生丝。一旦台湾不能因此而创造利润，势必会影响到荷兰台湾当局的支出预算，以及巴达维亚当局力保的决心。在预感到郑成功有可能攻台，而荷兰方面的备战情况不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便是因为此。
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岛的被开发，并不是简单一个环中国海地缘政治博弈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全球贸易链。不过这种融入也让台湾内部的稳定，有可能受到全球其它地区的影响。17世纪40年代，随着巴西内部的稳定，以及恢复蔗糖的出口，台糖出口及生产曾遭遇了很大的冲击，并直接影响到了蔗农的利益。以及至1652年，作为台湾生产、贸易中心的赤嵌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国人武装反抗事件，史称“郭怀一事件”。关于这次事件，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解读。然而蔗糖贸易的不景气，才是一切发生的根源。很多在经济景气时被掩盖的矛盾，都会在经济不景气时集中爆发。从这个角度看，与88年后（1740年）发生在印尼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 则又是一次“郭怀一事件”的翻版。
在1652年的这场冲突中，大约有4-5000名大陆移民被杀。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陆移民都参与了起事。有相当部分在军事冲突中向荷兰方面寻求保护（甚至事前报信）。至于原住民（平埔族）方面亦是如此，部分站在了起事者一面，而荷兰人在剿灭起义的过程中，同样征召了2000名原住民。正因为如此，荷兰人在台湾的经济生产，并没有就此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是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正常。
此前，荷兰人一直认为，只要通过控制大员水道便可控制台湾。赤嵌地区的这次流血行动，让荷兰人意识到了在这一地区构筑军事据点的必要性，最起码在下一次内部危机到来之时，定居于此的荷兰人能够第一时间受到保护。这座构筑于1653年的新城堡，就是大家熟知的“赤嵌城”，荷兰人将之称为“普罗民遮城”（意为“省城”）。可以这样说，如果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能够一直延续下来，随着台湾地区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并且开发越来越深入，类似赤嵌城这样，用以控制内部局势的军政中心，将会越来越多。只不过，荷兰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会那么快失去台湾，更没有想到赤嵌城这个用来内控的军事据点，会在明郑大军来袭的第一天就变成了前线。
由于热兰遮城才是荷兰人的防御重心，大部分军力和物资亦囤积于此。身处赤嵌城只有大约400人（其中士兵仅百人），期间热兰遮城守军虽然试图派出一支200人的援军增援，但在明郑军队的阻击之下，只有大约50人进入了城内。最大的问题在于，这座城堡固然让身处赤嵌地区的荷兰人及时受到了保护，但战略准备不足的赤嵌城内只有5、6天的粮食储备，并且很快被明郑方面切断了通往城内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坚守了4天，赤嵌城守军便不得不出城投降。至此，热兰遮城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
问题出在清军入关之后。由于明朝崩溃过快，这个朝代更迭之际并没有阶段性的形成南、北分治格局。清军在入主北京之后，仅仅用一年时间便拿下了江南的门户南京。此后席卷东南的战事，使得中国的生丝生产遭遇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明郑军队仍愿意与荷兰人进行贸易，荷兰人也无法拿到之前数量的生丝。 以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尝试从其它地区寻找货源，以供应欧洲和日本市场。
一个比较大的认知误区，是只有中国才出产生丝和丝绸。然而蚕宝宝的秘密其实并没有办法被保守。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是东罗马帝国曾经在公元6世纪，通过几名来自印度的伴侣，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蚕种和技术。实际上，诸如古代印度的克什米尔、孟加拉地区，以及越南北部等地区，很早便从中国方面得到技术，开始了生丝及丝绸生产。在中国生丝货源不足之后，荷兰人曾经从孟加拉、越南等地大量进口生丝，以弥补贸易缺口。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生丝会失去自己在世界贸易的重要地位。由于桑蚕养殖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蚕种很容易受到疾病影响包括退化（孟加拉的养蚕业后来就因此消失了），中国人“男耕女织”的经济特点，保证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所出产的生丝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来自中国的生丝被称之为“中国白丝”，以区别于其它地区出产的生丝。一旦政治趋于稳定，中国白丝是很容易夺回市场的。只是当时的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台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的地位。毕竟这个殖民点的设立，初衷很大程度是为了从中国获取生丝。一旦台湾不能因此而创造利润，势必会影响到荷兰台湾当局的支出预算，以及巴达维亚当局力保的决心。在预感到郑成功有可能攻台，而荷兰方面的备战情况不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便是因为此。
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岛的被开发，并不是简单一个环中国海地缘政治博弈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全球贸易链。不过这种融入也让台湾内部的稳定，有可能受到全球其它地区的影响。17世纪40年代，随着巴西内部的稳定，以及恢复蔗糖的出口，台糖出口及生产曾遭遇了很大的冲击，并直接影响到了蔗农的利益。以及至1652年，作为台湾生产、贸易中心的赤嵌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国人武装反抗事件，史称“郭怀一事件”。关于这次事件，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解读。然而蔗糖贸易的不景气，才是一切发生的根源。很多在经济景气时被掩盖的矛盾，都会在经济不景气时集中爆发。从这个角度看，与88年后（1740年）发生在印尼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 则又是一次“郭怀一事件”的翻版。
在1652年的这场冲突中，大约有4-5000名大陆移民被杀。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陆移民都参与了起事。有相当部分在军事冲突中向荷兰方面寻求保护（甚至事前报信）。至于原住民（平埔族）方面亦是如此，部分站在了起事者一面，而荷兰人在剿灭起义的过程中，同样征召了2000名原住民。正因为如此，荷兰人在台湾的经济生产，并没有就此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是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正常。
此前，荷兰人一直认为，只要通过控制大员水道便可控制台湾。赤嵌地区的这次流血行动，让荷兰人意识到了在这一地区构筑军事据点的必要性，最起码在下一次内部危机到来之时，定居于此的荷兰人能够第一时间受到保护。这座构筑于1653年的新城堡，就是大家熟知的“赤嵌城”，荷兰人将之称为“普罗民遮城”（意为“省城”）。可以这样说，如果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能够一直延续下来，随着台湾地区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并且开发越来越深入，类似赤嵌城这样，用以控制内部局势的军政中心，将会越来越多。只不过，荷兰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会那么快失去台湾，更没有想到赤嵌城这个用来内控的军事据点，会在明郑大军来袭的第一天就变成了前线。
由于热兰遮城才是荷兰人的防御重心，大部分军力和物资亦囤积于此。身处赤嵌城只有大约400人（其中士兵仅百人），期间热兰遮城守军虽然试图派出一支200人的援军增援，但在明郑军队的阻击之下，只有大约50人进入了城内。最大的问题在于，这座城堡固然让身处赤嵌地区的荷兰人及时受到了保护，但战略准备不足的赤嵌城内只有5、6天的粮食储备，并且很快被明郑方面切断了通往城内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坚守了4天，赤嵌城守军便不得不出城投降。至此，热兰遮城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
2018/3/5
【关键词：粮食，坚壁清野，海战，季风】
赤嵌城与热兰遮城两座古堡所在地，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一部分，二者间的直线距离仅4000多米。在明郑大军攻台之时，不仅以“大员岛”为首的七外鲲身已然连为一体，鲲身与大陆之间的沙洲，在低潮期时也已露出水面。这使得明郑大军除了强行在大员岛登陆以外，还能够沿陆路在热兰遮城与赤嵌城之间调遣兵力。配合停泊在大员水道两侧的船只，以及在北线尾岛登陆，移动到大员水道北侧的军队，郑成功很快便完成了对整个热兰遮城包围工作。
荷兰人唯一的机会，在于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待外部增援。与赤嵌城不同的是，一直作为防御重心的热兰遮城，物资储备一直较为充分，并且守备更强。与之相比，郑成功要想为25000人的军队提供给养，是十分困难的。粮食其实一直是郑成功军队最大的短板，毕竟金门、厦门这两个小岛，是完全没有能力养活数万军队的。在抗清过程中，郑军的很多军事行动，本质都是围绕着获取给养这一目标来进行的。因此在攻台一役中，郑成功本希望能够通过奇袭鹿耳门，迫使荷兰人尽早投降。
在防御战中，坚壁清野一直有效甚至必要的战略之一。在通过在台华人的异动，预感到郑成功可能来袭的1660年3月之时，荷兰人其实已经有过坚壁清野的做法了。除了将当地华人首领集中于热兰遮城内监控以外，荷兰人甚至将城外尚未收割的稻谷付之一炬，以免为郑军所利用。虽然直到一年后明郑大军才开始攻台，让这次坚壁清野行动，显然有点风声鹤唳，不过这种做法在战略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遭受攻击之后，荷兰人尽力焚毁了囤积于城外市镇各处的粮食，以免它们落入明郑军队的手中。不过郑成功的部下，仍然在赤嵌城外得到了半个月的口粮。很显然，这个结果与荷兰人未曾预料到，身处二线的赤嵌城，会那么快成为攻击目标有关。不过总的来说，荷兰人在热兰遮城的顽强抵抗，还是让战役时间大大超出了郑成功的预计。为此，郑成功除了以台湾腹地、大陆沿海购买、征收粮食以外，甚至还必须在未能将荷兰人赶出台南之前，就提前开始执行屯垦计划，以让时间站到自己一边。
一个对郑成功较为有利的因素，是在争取在台中国人的问题上，荷兰人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台南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开发，亦具备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在整个攻台期间，数千大陆移民自发前往前线支援。很多原本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原住民部落（包括皈依基督教），也站到了明郑一边。然而不利的因素则在于，即使是播种成熟期较短的蕃薯等作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收获。更不不利的是，粮食紧张问题，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明郑军队与台湾居民，尤其是原住民部落之间的一些矛盾。
现在，时间对于双方来说都异常宝贵。身为17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人原本应该寄希望于他们的海上实力的。不过在台海风云变化的这个阶段，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正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事件的起因仍然是一个经济问题，荷兰人“海上马车夫”的名号，可不是单纯通过内部贸易博得的。凭借廉价、高效的口碑，荷兰商人得以承接大量其它国家的海上运输需求，这其中就包括英国与诸殖民地内部的贸易往来。深感利益受损的英国人，甚至不得不通过立法，要求将外国商船排除出英国海上贸易（1651年）。
在荷兰垄断国际海上贸易的情况下，英国的做法显然是在针对荷兰。一场由贸易争端所引发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不过英国人敢这样做，自然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战事爆发前的十年间，英国急速扩张了它的海上实力。主力战舰由40艘扩张到了120艘。当在台湾的荷兰人，正在为赤嵌地区的中国人反叛事件头疼，并开始构筑赤嵌城时，英国舰队则开始欧洲海域攻击荷兰商船。公元1652-1653年，英、荷之间正式爆发 “第一次英荷战争”。
第一英荷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不甘失败，卧薪尝胆的荷兰，则于1664年发动了“第二次英荷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明郑攻台之役便是发生于这两次英荷战争之间。很显然，相比事关国家生死的欧洲战场，远在万里之外的台湾，并不足以引起荷兰高层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在失去台湾之后，荷兰方面其实从未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再夺回这个据点的原因之一。与控制台湾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相比，卷入这个庞大东方帝国的内部政治斗争，所带来的风险实在过于巨大。要知道，虽然中央帝国本身并没有海外扩张的驱动力，但它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土地的执念，使得中央帝国有能力惩罚任何试图影响其主权完整的国家。对于试图在21世纪介入台海问题的外部国家来说，这同样是必须考虑的风险。
在明郑攻台之际，荷兰人在台湾并没有驻守有大型主力战舰，整个台江内海的荷兰船只只有七艘（加上若干小舢板），其中能够参与战斗的中型武装船只仅有三艘（吨位在600吨左右）。荷兰人的唯一优势，在于单舰的体量和火力，还是较之明郑水师要更为强大些。不过在单舰火力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中国人用数量和战术弥补了这一差距。在明郑水师的战术中，接弦战和火攻是最为常用的手段。通过上述战术，在开战第二天（5月1日），明郑水师便击沉了对手的一艘主力战舰（并且是最大的那艘）。讽刺的是，这种不过分依靠火力，靠制造混乱取胜的战术，本来是荷兰人的特长，尤其是在对抗火力更为强大、阵法更为严明的英国舰队时。
困守于热兰遮堡的荷兰人，看起来完全没有机会，依靠自有的海上力量反制郑成功的军队了。他们所剩余的船只，只能驻守于大员水道之侧，与热兰遮城互为依托等待援军到来。以当时台湾的内部地缘政治格局来看，荷兰人于19年前，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的北台湾地区，似乎不应该置身于事外。在北台湾地区，西班牙人曾经在阳明山东西两侧，分别构筑了两处城堡：淡水港的“圣多明哥城”，以及基隆港的“圣萨尔瓦多城”，作为自己的统治基地。后期出于人力及财力所限，西班牙人主动放弃了淡水港，而集中兵力固守基隆港。
公元1641年，荷兰舰队攻陷了西班牙人据守的基隆港（时称“鸡笼”），将西班牙势力彻底赶出了台湾。鸡笼之战也使得西班牙人苦心经营的“圣萨尔瓦多城”被毁。取而代之的荷兰人，并没有继续选择基隆港，而是转而在淡水港修复被西班牙人拆毁的“圣多明哥城”，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安东尼堡”。不过中国人对这座荷属台湾时期，北台湾的统治中心，有着自己的称谓，那就是“红毛城”。之所以会有这种叫法，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将荷兰人称之为“红毛鬼”。究其根源，则是荷兰人的鲜亮发色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身处南欧并大量混血的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在发色上就没有很大的差异了。
尽管荷兰人拿下了北台湾，并在淡水构筑据点，但这个位置更多只是充当一个对日贸易中继点，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花费太大的精力去进行开发。在荷属台湾时期，据守于此的荷兰士兵只有80人，即使全部调往南部战场，也是杯水车薪。不过在失去热兰遮城，并且与郑成功签订停战条约之后，荷兰人倒是想过继续保留在北台湾的统治。一直到6年之后（1668年），荷兰人才算彻底放弃在北台湾的经营。在荷兰人最后告别台湾之时，原有的城堡和军事设施再一次遭遇到破坏。
由于明郑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澎湖-金厦这条传统攻台路线上，因此在荷兰人撤离淡水之后，明郑实际并没有派军驻守于北台湾。这也使得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明郑的统治范围只限于嘉南平原一带，而没有延伸至整个台湾岛。当然，这种看法明显是有失偏颇的，“不能”与“不为”是两个概念。一个点是否要在军事和政治上有所部署，取决于实际需要。事实上，在清军即将攻台之前，由于担忧清军会绕道北台湾登陆，然后沿陆路南下，明郑曾经派军北上基隆、淡水修复那些废弃的城堡。从战略上看，一旦南台湾有失，明郑希望北台湾能够成为其保留希望的新基地，就象当年的荷兰人一样。
然而北台湾最终并没有成为明郑的下一个希望，在施琅攻陷澎湖，并开始向台湾本岛发攻政治攻势期间。驻守北台湾的郑军，其实是最早表达归顺意向的。只能说，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无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明郑方面，虽然都曾有过最利用北台湾重整旗鼓的想法，但实际都未能实施。造成这一结果的地缘背景，在于台湾的经济命脉，很大程度与大陆贸易有关。基于位置关系，与澎湖相对的南台湾是经略台海贸易的枢纽点。一旦失去了这个枢纽点，北台湾并不足以单独对台海贸易施加影响力。有鉴于此，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明郑，在北台湾的经营上都算不上用心。
在整个明郑攻台之役中，北台湾方向所发挥的作用，大概就只有在开战后的第30天，提供一艘货船为热兰遮城补给了（实际是从日本返航的）。只是由于大员水道的通航情况实在堪忧，这艘远道而来的货船在躲避郑军攻击时不慎搁浅，最终不得不自焚，以免物资落入郑军手中。而在整个战役期间，大员水道糟糕的通航条件，对荷兰人的困扰并不止于此。只能说，任何做法都可能是双刃剑，在为难了对手的同时，自己也同样有可能深受困扰。
现在，唯一能够支撑热兰遮城守军的希望，就只剩下来自巴达维亚的增援了。对于这一点，郑成功并非没有预料到。单纯从利用鹿耳门水道的角度来说，提早至2-3月攻台会更为有利。因为此时东北季风尚未结束，借助风势与天文大潮的叠加，鹿耳门水道的潮位会更高一些。比如生成于农历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的钱塘江大潮，就是这种叠加效应的代表。只不过，喇叭口朝向东南的杭州湾，需要借力的是东南季风。在不确定鹿耳门水道是否能真的通行大船的情况下，这些许的潮差也许就是致命的。
不过郑成功最终还是选择了在西南季风骤起的4月攻台。这是因为，明郑方面判断，西南季风将大大延缓巴达维亚收到消息的时间。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逆风航行对于熟练的荷兰水手来说，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仅仅用了54天（1662年6月24日），热兰遮城派出的通讯船就抵达巴达维亚。要知道，即使是顺风航行，走完这段3600公里的航程，也需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
收到消息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几乎立即作出了增援决定，并组织远征舰队启航。这意味着，热兰遮城实际只需坚守三个月，便能够得到有力的外援。当然，这个消息对于久攻不下，且正面临粮食危机的进攻方来说绝对不是好事。至于事态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关键词：粮食，坚壁清野，海战，季风】
赤嵌城与热兰遮城两座古堡所在地，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一部分，二者间的直线距离仅4000多米。在明郑大军攻台之时，不仅以“大员岛”为首的七外鲲身已然连为一体，鲲身与大陆之间的沙洲，在低潮期时也已露出水面。这使得明郑大军除了强行在大员岛登陆以外，还能够沿陆路在热兰遮城与赤嵌城之间调遣兵力。配合停泊在大员水道两侧的船只，以及在北线尾岛登陆，移动到大员水道北侧的军队，郑成功很快便完成了对整个热兰遮城包围工作。
荷兰人唯一的机会，在于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待外部增援。与赤嵌城不同的是，一直作为防御重心的热兰遮城，物资储备一直较为充分，并且守备更强。与之相比，郑成功要想为25000人的军队提供给养，是十分困难的。粮食其实一直是郑成功军队最大的短板，毕竟金门、厦门这两个小岛，是完全没有能力养活数万军队的。在抗清过程中，郑军的很多军事行动，本质都是围绕着获取给养这一目标来进行的。因此在攻台一役中，郑成功本希望能够通过奇袭鹿耳门，迫使荷兰人尽早投降。
在防御战中，坚壁清野一直有效甚至必要的战略之一。在通过在台华人的异动，预感到郑成功可能来袭的1660年3月之时，荷兰人其实已经有过坚壁清野的做法了。除了将当地华人首领集中于热兰遮城内监控以外，荷兰人甚至将城外尚未收割的稻谷付之一炬，以免为郑军所利用。虽然直到一年后明郑大军才开始攻台，让这次坚壁清野行动，显然有点风声鹤唳，不过这种做法在战略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遭受攻击之后，荷兰人尽力焚毁了囤积于城外市镇各处的粮食，以免它们落入明郑军队的手中。不过郑成功的部下，仍然在赤嵌城外得到了半个月的口粮。很显然，这个结果与荷兰人未曾预料到，身处二线的赤嵌城，会那么快成为攻击目标有关。不过总的来说，荷兰人在热兰遮城的顽强抵抗，还是让战役时间大大超出了郑成功的预计。为此，郑成功除了以台湾腹地、大陆沿海购买、征收粮食以外，甚至还必须在未能将荷兰人赶出台南之前，就提前开始执行屯垦计划，以让时间站到自己一边。
一个对郑成功较为有利的因素，是在争取在台中国人的问题上，荷兰人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台南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开发，亦具备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在整个攻台期间，数千大陆移民自发前往前线支援。很多原本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原住民部落（包括皈依基督教），也站到了明郑一边。然而不利的因素则在于，即使是播种成熟期较短的蕃薯等作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收获。更不不利的是，粮食紧张问题，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明郑军队与台湾居民，尤其是原住民部落之间的一些矛盾。
现在，时间对于双方来说都异常宝贵。身为17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人原本应该寄希望于他们的海上实力的。不过在台海风云变化的这个阶段，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正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事件的起因仍然是一个经济问题，荷兰人“海上马车夫”的名号，可不是单纯通过内部贸易博得的。凭借廉价、高效的口碑，荷兰商人得以承接大量其它国家的海上运输需求，这其中就包括英国与诸殖民地内部的贸易往来。深感利益受损的英国人，甚至不得不通过立法，要求将外国商船排除出英国海上贸易（1651年）。
在荷兰垄断国际海上贸易的情况下，英国的做法显然是在针对荷兰。一场由贸易争端所引发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不过英国人敢这样做，自然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战事爆发前的十年间，英国急速扩张了它的海上实力。主力战舰由40艘扩张到了120艘。当在台湾的荷兰人，正在为赤嵌地区的中国人反叛事件头疼，并开始构筑赤嵌城时，英国舰队则开始欧洲海域攻击荷兰商船。公元1652-1653年，英、荷之间正式爆发 “第一次英荷战争”。
第一英荷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不甘失败，卧薪尝胆的荷兰，则于1664年发动了“第二次英荷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明郑攻台之役便是发生于这两次英荷战争之间。很显然，相比事关国家生死的欧洲战场，远在万里之外的台湾，并不足以引起荷兰高层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在失去台湾之后，荷兰方面其实从未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再夺回这个据点的原因之一。与控制台湾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相比，卷入这个庞大东方帝国的内部政治斗争，所带来的风险实在过于巨大。要知道，虽然中央帝国本身并没有海外扩张的驱动力，但它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土地的执念，使得中央帝国有能力惩罚任何试图影响其主权完整的国家。对于试图在21世纪介入台海问题的外部国家来说，这同样是必须考虑的风险。
在明郑攻台之际，荷兰人在台湾并没有驻守有大型主力战舰，整个台江内海的荷兰船只只有七艘（加上若干小舢板），其中能够参与战斗的中型武装船只仅有三艘（吨位在600吨左右）。荷兰人的唯一优势，在于单舰的体量和火力，还是较之明郑水师要更为强大些。不过在单舰火力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中国人用数量和战术弥补了这一差距。在明郑水师的战术中，接弦战和火攻是最为常用的手段。通过上述战术，在开战第二天（5月1日），明郑水师便击沉了对手的一艘主力战舰（并且是最大的那艘）。讽刺的是，这种不过分依靠火力，靠制造混乱取胜的战术，本来是荷兰人的特长，尤其是在对抗火力更为强大、阵法更为严明的英国舰队时。
困守于热兰遮堡的荷兰人，看起来完全没有机会，依靠自有的海上力量反制郑成功的军队了。他们所剩余的船只，只能驻守于大员水道之侧，与热兰遮城互为依托等待援军到来。以当时台湾的内部地缘政治格局来看，荷兰人于19年前，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的北台湾地区，似乎不应该置身于事外。在北台湾地区，西班牙人曾经在阳明山东西两侧，分别构筑了两处城堡：淡水港的“圣多明哥城”，以及基隆港的“圣萨尔瓦多城”，作为自己的统治基地。后期出于人力及财力所限，西班牙人主动放弃了淡水港，而集中兵力固守基隆港。
公元1641年，荷兰舰队攻陷了西班牙人据守的基隆港（时称“鸡笼”），将西班牙势力彻底赶出了台湾。鸡笼之战也使得西班牙人苦心经营的“圣萨尔瓦多城”被毁。取而代之的荷兰人，并没有继续选择基隆港，而是转而在淡水港修复被西班牙人拆毁的“圣多明哥城”，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安东尼堡”。不过中国人对这座荷属台湾时期，北台湾的统治中心，有着自己的称谓，那就是“红毛城”。之所以会有这种叫法，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将荷兰人称之为“红毛鬼”。究其根源，则是荷兰人的鲜亮发色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身处南欧并大量混血的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在发色上就没有很大的差异了。
尽管荷兰人拿下了北台湾，并在淡水构筑据点，但这个位置更多只是充当一个对日贸易中继点，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花费太大的精力去进行开发。在荷属台湾时期，据守于此的荷兰士兵只有80人，即使全部调往南部战场，也是杯水车薪。不过在失去热兰遮城，并且与郑成功签订停战条约之后，荷兰人倒是想过继续保留在北台湾的统治。一直到6年之后（1668年），荷兰人才算彻底放弃在北台湾的经营。在荷兰人最后告别台湾之时，原有的城堡和军事设施再一次遭遇到破坏。
由于明郑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澎湖-金厦这条传统攻台路线上，因此在荷兰人撤离淡水之后，明郑实际并没有派军驻守于北台湾。这也使得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明郑的统治范围只限于嘉南平原一带，而没有延伸至整个台湾岛。当然，这种看法明显是有失偏颇的，“不能”与“不为”是两个概念。一个点是否要在军事和政治上有所部署，取决于实际需要。事实上，在清军即将攻台之前，由于担忧清军会绕道北台湾登陆，然后沿陆路南下，明郑曾经派军北上基隆、淡水修复那些废弃的城堡。从战略上看，一旦南台湾有失，明郑希望北台湾能够成为其保留希望的新基地，就象当年的荷兰人一样。
然而北台湾最终并没有成为明郑的下一个希望，在施琅攻陷澎湖，并开始向台湾本岛发攻政治攻势期间。驻守北台湾的郑军，其实是最早表达归顺意向的。只能说，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无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明郑方面，虽然都曾有过最利用北台湾重整旗鼓的想法，但实际都未能实施。造成这一结果的地缘背景，在于台湾的经济命脉，很大程度与大陆贸易有关。基于位置关系，与澎湖相对的南台湾是经略台海贸易的枢纽点。一旦失去了这个枢纽点，北台湾并不足以单独对台海贸易施加影响力。有鉴于此，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明郑，在北台湾的经营上都算不上用心。
在整个明郑攻台之役中，北台湾方向所发挥的作用，大概就只有在开战后的第30天，提供一艘货船为热兰遮城补给了（实际是从日本返航的）。只是由于大员水道的通航情况实在堪忧，这艘远道而来的货船在躲避郑军攻击时不慎搁浅，最终不得不自焚，以免物资落入郑军手中。而在整个战役期间，大员水道糟糕的通航条件，对荷兰人的困扰并不止于此。只能说，任何做法都可能是双刃剑，在为难了对手的同时，自己也同样有可能深受困扰。
现在，唯一能够支撑热兰遮城守军的希望，就只剩下来自巴达维亚的增援了。对于这一点，郑成功并非没有预料到。单纯从利用鹿耳门水道的角度来说，提早至2-3月攻台会更为有利。因为此时东北季风尚未结束，借助风势与天文大潮的叠加，鹿耳门水道的潮位会更高一些。比如生成于农历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的钱塘江大潮，就是这种叠加效应的代表。只不过，喇叭口朝向东南的杭州湾，需要借力的是东南季风。在不确定鹿耳门水道是否能真的通行大船的情况下，这些许的潮差也许就是致命的。
不过郑成功最终还是选择了在西南季风骤起的4月攻台。这是因为，明郑方面判断，西南季风将大大延缓巴达维亚收到消息的时间。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逆风航行对于熟练的荷兰水手来说，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仅仅用了54天（1662年6月24日），热兰遮城派出的通讯船就抵达巴达维亚。要知道，即使是顺风航行，走完这段3600公里的航程，也需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
收到消息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几乎立即作出了增援决定，并组织远征舰队启航。这意味着，热兰遮城实际只需坚守三个月，便能够得到有力的外援。当然，这个消息对于久攻不下，且正面临粮食危机的进攻方来说绝对不是好事。至于事态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2018/3/9
【关键词：台风，大员海战，荷清联盟，鞑靼人】
从收到消息到舰队出发，荷兰人仅仅花费了十天时间。驰援台湾的舰队总计有十艘船，其中大半为战舰，士兵数量则为700余人。虽然这个兵力，只达到其在东印度群岛战略机动力量的一半，但仓促之间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至于能不能救援成功，谁也没有把握。只不过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丢失台湾这个战略要点的责任，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
俗语说“麻杆打狼两头怕”，明郑方面同样担心荷兰方面的增援，否则也就不会选择在西南季风开启之季攻台了。当8月12日，荷兰舰队出现在明郑军队视线中时，他们对明郑大军造成的心理压力，并不亚于104天前，睡眼惺忪的荷兰人，看到郑成功兵临城下时的心情。对于明郑方面来说，一个不利的因素在于，他们的大部分兵力当下正在台南各地屯垦，以解决粮食问题。真正部署于大员、鹿耳门水道一线的军队，只有2000余人，驻守于赤嵌城的兵力亦不过300余人。
在热兰遮城守备坚固的情况下，明郑分别屯垦的做法在战略上并没有错误。毕竟在一场持久战中，笑到最后的总是更能解决后勤压力的一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外援的话，热兰遮城就算再坚固，也有出城投降的一天。问题是，荷兰人的外援迅速的到达了。如果荷兰人的援军，能够象当日郑成功那么有效率，抢在明郑大军从各处回援之前，拿下赤嵌城并且控制两条关键水道，那么形势战争的胜负天平，势必向荷兰方面倾斜。
然而大员水道糟糕的航道状况，大大阻碍了荷兰舰队的行动。这条在低潮期只有一米多深的水道，无法帮助远道而来的荷兰舰队快速进入台江内海，以至于用来补给热兰遮城的火药和粮食，都只能先用小船转运至大员岛。等待于大员水道外侧的荷兰舰队，需要象郑成功那样的运气（如果那真是运气的话），才能够顺利进入台江内海。然而风水并没有轮流转， “运气”这次并没有站在荷兰人这边。在等待水位上升的过程中，台风来临了。在强大风浪的作用下，不仅大船难以通过狭长的大员水道，甚至连小船转运物资行动也不得不中止。
如果说“运气”只是垂青郑成功，本身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海上谋生者来说，几乎是没有可能完全避开恶劣气象影响的。以明郑为例，在3年前的第二次北伐行动中，就因为突遇台风而一次性损失了8000多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台风季横跨每年的5-12月份，7、8月则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与荷兰人这次的遭遇一样，郑军的那次重大损失，也是在台风高峰期。当然，虽然人力控制不了气象活动，但还是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摸索，来增加成功机率。象郑成功选择在西南季风骤起，台风季又将来未来，且同时有天文大潮的4月30日攻台，就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唯一算漏的是，西南季风并没有阻止荷兰援军的到来。
在大员水道难以通行的情况下，荷兰人并没有尝试在鹿耳门水道突破。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条水道在明郑水师的控制之下，在没有己方城堡火力支援的情况下，突破的机率只会更低；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鹿耳门航道的通行条件并不比大员水道更好，并且荷兰人完全不熟悉鹿耳门水道的状况。要知道，真正能够提供船只通行的水道，并不象水面看到的那样宽阔。如果没有熟悉情况的领航员带路，强行突破几乎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三个多月前明郑主力战船在鹿耳门水道的通行，也是在事先探查清水道地形，并有三艘小船领航的情况下做到的。而荷兰人在30多年前能够进入台江内海并成功登陆，同样受益于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国人领航。
由于巴达维亚处于赤道无风区的范围，长期驻守于此，并以菲律宾以南东印度群岛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荷兰增援舰队，与身处中国海域的明郑水师引比，要更缺乏应对台风的经验。恶劣气象迫使荷兰舰队急于找到一个避风港，以避免遭遇灭顶之灾。在无法进入台江内海的情况下，近在咫尺的澎湖列岛成为了最好的选择。虽然在攻台过程中，郑成功已经先行在澎湖列岛留驻军队，但明郑军队并无法覆盖这个由64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在其主力已经前往台湾的情况下，荷兰舰队亦有信心击败郑成功在澎湖的守军。
最终驻守澎湖的明郑军队，并没有尝试阻击荷兰舰队（很显然这是做不到的）。荷兰人在澎湖修整了三周时间，于9月初重返台湾。利用这段时间，郑成功及时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调集回了赤嵌城及台江水域，同时加固防御工事、整肃军备。荷兰人面临的另一个坏消息是：在舰队驶往澎湖避风的过程中，恶劣的气象还是对他们造成了一定损失。一艘荷兰舰船被风吹向距鹿耳门水道之北，约20公里的海岸处搁浅，并被明郑守军俘获。这一意外，不仅导致郑成功第一时间获知，荷兰舰队将前往澎湖避风的情况，更暴露了荷兰援军的实力。
荷兰援军的数量，让明郑方面松了一口气。700多名士兵加上十艘船，并不能改变实力的天平。更何况因为台风的关系，这支生力军失去了奇袭的机会。其实荷兰人同样意识到了自身的实力有所欠缺。以至于在开战之时，将原本不在战斗序列的十余艘小船投入到一线，以期用火攻和接舷战的方式，消灭对手的战船（同时大船在后面炮火支援）。悲剧的是，前面我们也说过，这种乱中取胜的战法，对付讲究船坚炮利的英国舰队，也算的上是一种扬长避短战术，但中国人看起来却更善长此技。因此在开战之后，荷兰人的海上肉搏战术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
1661年9月16日，大员海战正式打响。此战荷兰舰队的战术目的有二：一是消灭停泊于大员水道东南侧的数十艘明郑战船（其中大船十余艘）；二是与热兰遮城守军配合，消灭城下的明郑军队（数量约为1500人）。只是基于我们前面的解读，荷兰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仅仅在第一天的战斗中，荷兰人就付出了了两船主力战舰、3艘小船，以及100多名士兵阵亡的代价。尽管中国人的伤亡可能更大些，但这种损失对荷兰人来说，显然是完全无法承受的。
不过，荷兰人在单舰火力以及城堡防御上的优势，使得明郑方面亦很难快速结束战争。此后，除了小规模的偷袭活动，双方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饱受粮草问题始终困扰的郑成功大军，仍然不得不分兵于台湾各种屯垦及征集粮草，并应对由此引发的反抗活动（主要是原住民）。至于同样无力扭转战局的荷兰人，期望就只能落在新的援军身上了。如果巴达维亚当局决定倾力救援台湾的话，他们应该会在紧急启航的援军出征之后，再派出第二舰队驰援的。
然而东印度公司高层实际并没有这么做，在17世纪中叶，荷兰人在南洋的霸权，还远远达不到稳定的程度。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迫使亚齐、巨港、柔佛、望加锡等地区的马来苏丹国臣服。以地缘位置来说，台湾岛在只能算是东亚贸易的一个节点，而马六甲一线，则是太平洋与印度洋贸易的枢纽。与其赌上全部军力去和强大的中国人，争夺经济价值已经萎缩的台湾岛，倒不如把军力放在维护从香料群岛至马六甲海峡的势力范围上。
在第二批增援舰队遥遥无期的状态下，荷属台湾可能的外援，就只有在中国东南沿海与明郑缠斗的清廷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感知到危险即将到来之时，焦虑的荷台当局似乎应该主动去联络清廷。然而荷兰人实际并没有在战前做这种努力。之所以会无视这一战略盟友，很大程度源自于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惧。与其说西方人眼中的 “黄祸”，包含整个亚洲民族，倒不如说这一被匈奴人、蒙古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强化的概念，源自于亚洲草原。当然，如果从地缘属性角度细分的话，满洲人并不属于游牧体系，而应该归属于渔猎民族。
不过无论是对于欧洲人，还是中央之国的农民来说，这种划分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知道一批又一批的马上民族，从那片遥远的荒蛮之地而来，入侵自己美丽的家园。在中原王朝以“夷狄”之类的蔑称，来概括这些北方民族时，欧洲人则将这些从东方而来亚洲马上民族统称为“鞑靼人”。相比野蛮的鞑靼人，荷兰人更愿意相信富足、文明，并且能够生产美丽丝绸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已经熟悉了西方贸易规则的东南海商们。实际上，并不止于荷兰人这么想，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同样是这样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朝与清朝的战争中，葡萄牙人曾经不遗余力的支持前者。甚至在身处云贵的南明政权即将覆灭时，还愿意提供支援。
当然，一旦鞑靼人最终确定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荷兰、葡萄牙，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仍然是会尽力适应这个新合作对象的，就象他们同样不忌讳，与那些苏丹们合作一样。问题是在尘埃落定之前，荷兰人还是希望能够与他们认可的贸易对象——郑成功和平解决争端。为此，荷兰人甚至提出每年十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对方放弃攻台的打算。如果这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这个方案并非没有被接受的可能。只是在明郑急需台湾岛作为大后方存在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了。
寄希望于与明郑维持合作关系，使得荷台当局没有认真思考过与清廷建立联盟的可能性。不过联盟可能性的存在，就在于这是件于双方都有利的事。虽然荷兰方面出于陌生感，没有向清廷发出示好的信号，但在台江战事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刻，清廷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主动抛出了橄榄枝（1661年11月初），希望合作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接到来信的荷兰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决定抓住这最后一丝机会。前来增援的荷兰舰队，则承担了前往福建联络的任务。
然而荷兰人实际对这次联盟并不抱希望，这点从荷兰人浪费了那么多宝贵时间，才作出回应便可以看出。尤其对于完全不熟悉中国政局的荷兰增援舰队司令来说，更加不相信战局能够在清军的帮助下扭转。以至于在舰队出发后不久，这位承载最后希望的使节便决定独自返回巴达维亚（舰队则不得不返回大员），此后热兰遮城再没有派出新的信使。对潜在合作者的陌生感，是荷兰人放弃努力的主要原因。直接向荷兰人寄信表达合作诚意的，是清廷在福建的主政者——两位在关外便已降清的汉八旗官员（靖南王耿继茂、闽浙总督李率泰）。即使不考虑他们已经成为鞑靼人一员的身份，仅仅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地缘背景，已使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取信于荷兰人了。
此前在与明朝政府的交往过程中，西方诸国已经深刻感受到，相比那些身处帝国北方的官员，出身于东南沿海的本地官员，在处理对外合作的问题上，要务实灵活的多。从清廷角度，无论是与西洋诸国进行外交往来，还是以战争方式打击明郑，最好的办法都是启用熟悉东南沿海地缘环境的本土官员。20多年后，源出明郑的施琅成为清军攻陷台湾的主帅便是最好的例证。以这次与荷兰人的合作来说，满洲人最好的代表其实应该是已经降清的郑芝龙。毕竟早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前，这位郑氏海上帝国的建立者，便凭借他的语言和组织天赋，与荷兰人建立良好关系了。
除了彼此间的熟悉度以外，另一个让荷兰人能够相信郑芝龙的原因，是郑成功向荷兰人索取台湾的理由，在于这是其父亲先一步开拓的土地。在郑成功看来，台湾只是郑芝龙暂借给荷兰人使用的。而荷兰人则认为，他们当日与郑芝龙签订的合作条约中，并没有此类意思表达。假定郑芝龙代表清廷出面谈判，以承认荷兰对台湾主权为前提谋求合作的话，那么精于计算的荷兰人，是有很大可能相信对方合作诚意的。
然而虽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当时已几乎已经尽数清军所有，但以郑成功为核心的反抗力量，仍然活跃于东南沿海。此前的历次战争中，出现过多次战败投降清军，其后又复叛的案例。甚至连施琅这位最后的平台者，亦是两度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和归附者之间，需要时间来建立互信关系。至于郑芝龙本人，在清朝福建当局的信使出发后不久（1661年11月24日），便被失去耐心的清廷诛杀。而此时的荷兰人，甚至还在激烈讨论要不要寄希望于这一联盟。
清廷在明郑与荷兰人开战半年之久，才向荷兰人发出建立联盟的信号，实际也证明了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征服者，对与这些跨海而来的西洋人打交道，同样充满着疑虑。与其说郑芝龙的死，是因为清廷没有意识到，他有可能在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倒不如说对海洋感到陌生的满洲人，更希望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认知下，郑芝龙的政治作用，就只剩下招降他那位忠于前朝的继承者了。一旦意识到，郑成功无法被说服的话，那么郑芝龙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彼此间缺乏信任的基础，使得潜在的荷清联盟，刚刚有点征兆便胎死腹中。至此，荷属台湾在战略上的失败，已是无可逆转了。至于这最后的时刻是如何到来的，明郑统治台湾之后，又对环中国海的地缘政治生态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关键词：台风，大员海战，荷清联盟，鞑靼人】
从收到消息到舰队出发，荷兰人仅仅花费了十天时间。驰援台湾的舰队总计有十艘船，其中大半为战舰，士兵数量则为700余人。虽然这个兵力，只达到其在东印度群岛战略机动力量的一半，但仓促之间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至于能不能救援成功，谁也没有把握。只不过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丢失台湾这个战略要点的责任，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
俗语说“麻杆打狼两头怕”，明郑方面同样担心荷兰方面的增援，否则也就不会选择在西南季风开启之季攻台了。当8月12日，荷兰舰队出现在明郑军队视线中时，他们对明郑大军造成的心理压力，并不亚于104天前，睡眼惺忪的荷兰人，看到郑成功兵临城下时的心情。对于明郑方面来说，一个不利的因素在于，他们的大部分兵力当下正在台南各地屯垦，以解决粮食问题。真正部署于大员、鹿耳门水道一线的军队，只有2000余人，驻守于赤嵌城的兵力亦不过300余人。
在热兰遮城守备坚固的情况下，明郑分别屯垦的做法在战略上并没有错误。毕竟在一场持久战中，笑到最后的总是更能解决后勤压力的一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外援的话，热兰遮城就算再坚固，也有出城投降的一天。问题是，荷兰人的外援迅速的到达了。如果荷兰人的援军，能够象当日郑成功那么有效率，抢在明郑大军从各处回援之前，拿下赤嵌城并且控制两条关键水道，那么形势战争的胜负天平，势必向荷兰方面倾斜。
然而大员水道糟糕的航道状况，大大阻碍了荷兰舰队的行动。这条在低潮期只有一米多深的水道，无法帮助远道而来的荷兰舰队快速进入台江内海，以至于用来补给热兰遮城的火药和粮食，都只能先用小船转运至大员岛。等待于大员水道外侧的荷兰舰队，需要象郑成功那样的运气（如果那真是运气的话），才能够顺利进入台江内海。然而风水并没有轮流转， “运气”这次并没有站在荷兰人这边。在等待水位上升的过程中，台风来临了。在强大风浪的作用下，不仅大船难以通过狭长的大员水道，甚至连小船转运物资行动也不得不中止。
如果说“运气”只是垂青郑成功，本身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海上谋生者来说，几乎是没有可能完全避开恶劣气象影响的。以明郑为例，在3年前的第二次北伐行动中，就因为突遇台风而一次性损失了8000多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台风季横跨每年的5-12月份，7、8月则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与荷兰人这次的遭遇一样，郑军的那次重大损失，也是在台风高峰期。当然，虽然人力控制不了气象活动，但还是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摸索，来增加成功机率。象郑成功选择在西南季风骤起，台风季又将来未来，且同时有天文大潮的4月30日攻台，就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唯一算漏的是，西南季风并没有阻止荷兰援军的到来。
在大员水道难以通行的情况下，荷兰人并没有尝试在鹿耳门水道突破。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条水道在明郑水师的控制之下，在没有己方城堡火力支援的情况下，突破的机率只会更低；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鹿耳门航道的通行条件并不比大员水道更好，并且荷兰人完全不熟悉鹿耳门水道的状况。要知道，真正能够提供船只通行的水道，并不象水面看到的那样宽阔。如果没有熟悉情况的领航员带路，强行突破几乎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三个多月前明郑主力战船在鹿耳门水道的通行，也是在事先探查清水道地形，并有三艘小船领航的情况下做到的。而荷兰人在30多年前能够进入台江内海并成功登陆，同样受益于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国人领航。
由于巴达维亚处于赤道无风区的范围，长期驻守于此，并以菲律宾以南东印度群岛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荷兰增援舰队，与身处中国海域的明郑水师引比，要更缺乏应对台风的经验。恶劣气象迫使荷兰舰队急于找到一个避风港，以避免遭遇灭顶之灾。在无法进入台江内海的情况下，近在咫尺的澎湖列岛成为了最好的选择。虽然在攻台过程中，郑成功已经先行在澎湖列岛留驻军队，但明郑军队并无法覆盖这个由64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在其主力已经前往台湾的情况下，荷兰舰队亦有信心击败郑成功在澎湖的守军。
最终驻守澎湖的明郑军队，并没有尝试阻击荷兰舰队（很显然这是做不到的）。荷兰人在澎湖修整了三周时间，于9月初重返台湾。利用这段时间，郑成功及时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调集回了赤嵌城及台江水域，同时加固防御工事、整肃军备。荷兰人面临的另一个坏消息是：在舰队驶往澎湖避风的过程中，恶劣的气象还是对他们造成了一定损失。一艘荷兰舰船被风吹向距鹿耳门水道之北，约20公里的海岸处搁浅，并被明郑守军俘获。这一意外，不仅导致郑成功第一时间获知，荷兰舰队将前往澎湖避风的情况，更暴露了荷兰援军的实力。
荷兰援军的数量，让明郑方面松了一口气。700多名士兵加上十艘船，并不能改变实力的天平。更何况因为台风的关系，这支生力军失去了奇袭的机会。其实荷兰人同样意识到了自身的实力有所欠缺。以至于在开战之时，将原本不在战斗序列的十余艘小船投入到一线，以期用火攻和接舷战的方式，消灭对手的战船（同时大船在后面炮火支援）。悲剧的是，前面我们也说过，这种乱中取胜的战法，对付讲究船坚炮利的英国舰队，也算的上是一种扬长避短战术，但中国人看起来却更善长此技。因此在开战之后，荷兰人的海上肉搏战术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
1661年9月16日，大员海战正式打响。此战荷兰舰队的战术目的有二：一是消灭停泊于大员水道东南侧的数十艘明郑战船（其中大船十余艘）；二是与热兰遮城守军配合，消灭城下的明郑军队（数量约为1500人）。只是基于我们前面的解读，荷兰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仅仅在第一天的战斗中，荷兰人就付出了了两船主力战舰、3艘小船，以及100多名士兵阵亡的代价。尽管中国人的伤亡可能更大些，但这种损失对荷兰人来说，显然是完全无法承受的。
不过，荷兰人在单舰火力以及城堡防御上的优势，使得明郑方面亦很难快速结束战争。此后，除了小规模的偷袭活动，双方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饱受粮草问题始终困扰的郑成功大军，仍然不得不分兵于台湾各种屯垦及征集粮草，并应对由此引发的反抗活动（主要是原住民）。至于同样无力扭转战局的荷兰人，期望就只能落在新的援军身上了。如果巴达维亚当局决定倾力救援台湾的话，他们应该会在紧急启航的援军出征之后，再派出第二舰队驰援的。
然而东印度公司高层实际并没有这么做，在17世纪中叶，荷兰人在南洋的霸权，还远远达不到稳定的程度。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迫使亚齐、巨港、柔佛、望加锡等地区的马来苏丹国臣服。以地缘位置来说，台湾岛在只能算是东亚贸易的一个节点，而马六甲一线，则是太平洋与印度洋贸易的枢纽。与其赌上全部军力去和强大的中国人，争夺经济价值已经萎缩的台湾岛，倒不如把军力放在维护从香料群岛至马六甲海峡的势力范围上。
在第二批增援舰队遥遥无期的状态下，荷属台湾可能的外援，就只有在中国东南沿海与明郑缠斗的清廷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感知到危险即将到来之时，焦虑的荷台当局似乎应该主动去联络清廷。然而荷兰人实际并没有在战前做这种努力。之所以会无视这一战略盟友，很大程度源自于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惧。与其说西方人眼中的 “黄祸”，包含整个亚洲民族，倒不如说这一被匈奴人、蒙古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强化的概念，源自于亚洲草原。当然，如果从地缘属性角度细分的话，满洲人并不属于游牧体系，而应该归属于渔猎民族。
不过无论是对于欧洲人，还是中央之国的农民来说，这种划分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知道一批又一批的马上民族，从那片遥远的荒蛮之地而来，入侵自己美丽的家园。在中原王朝以“夷狄”之类的蔑称，来概括这些北方民族时，欧洲人则将这些从东方而来亚洲马上民族统称为“鞑靼人”。相比野蛮的鞑靼人，荷兰人更愿意相信富足、文明，并且能够生产美丽丝绸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已经熟悉了西方贸易规则的东南海商们。实际上，并不止于荷兰人这么想，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同样是这样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朝与清朝的战争中，葡萄牙人曾经不遗余力的支持前者。甚至在身处云贵的南明政权即将覆灭时，还愿意提供支援。
当然，一旦鞑靼人最终确定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荷兰、葡萄牙，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仍然是会尽力适应这个新合作对象的，就象他们同样不忌讳，与那些苏丹们合作一样。问题是在尘埃落定之前，荷兰人还是希望能够与他们认可的贸易对象——郑成功和平解决争端。为此，荷兰人甚至提出每年十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对方放弃攻台的打算。如果这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这个方案并非没有被接受的可能。只是在明郑急需台湾岛作为大后方存在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了。
寄希望于与明郑维持合作关系，使得荷台当局没有认真思考过与清廷建立联盟的可能性。不过联盟可能性的存在，就在于这是件于双方都有利的事。虽然荷兰方面出于陌生感，没有向清廷发出示好的信号，但在台江战事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刻，清廷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主动抛出了橄榄枝（1661年11月初），希望合作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接到来信的荷兰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决定抓住这最后一丝机会。前来增援的荷兰舰队，则承担了前往福建联络的任务。
然而荷兰人实际对这次联盟并不抱希望，这点从荷兰人浪费了那么多宝贵时间，才作出回应便可以看出。尤其对于完全不熟悉中国政局的荷兰增援舰队司令来说，更加不相信战局能够在清军的帮助下扭转。以至于在舰队出发后不久，这位承载最后希望的使节便决定独自返回巴达维亚（舰队则不得不返回大员），此后热兰遮城再没有派出新的信使。对潜在合作者的陌生感，是荷兰人放弃努力的主要原因。直接向荷兰人寄信表达合作诚意的，是清廷在福建的主政者——两位在关外便已降清的汉八旗官员（靖南王耿继茂、闽浙总督李率泰）。即使不考虑他们已经成为鞑靼人一员的身份，仅仅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地缘背景，已使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取信于荷兰人了。
此前在与明朝政府的交往过程中，西方诸国已经深刻感受到，相比那些身处帝国北方的官员，出身于东南沿海的本地官员，在处理对外合作的问题上，要务实灵活的多。从清廷角度，无论是与西洋诸国进行外交往来，还是以战争方式打击明郑，最好的办法都是启用熟悉东南沿海地缘环境的本土官员。20多年后，源出明郑的施琅成为清军攻陷台湾的主帅便是最好的例证。以这次与荷兰人的合作来说，满洲人最好的代表其实应该是已经降清的郑芝龙。毕竟早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前，这位郑氏海上帝国的建立者，便凭借他的语言和组织天赋，与荷兰人建立良好关系了。
除了彼此间的熟悉度以外，另一个让荷兰人能够相信郑芝龙的原因，是郑成功向荷兰人索取台湾的理由，在于这是其父亲先一步开拓的土地。在郑成功看来，台湾只是郑芝龙暂借给荷兰人使用的。而荷兰人则认为，他们当日与郑芝龙签订的合作条约中，并没有此类意思表达。假定郑芝龙代表清廷出面谈判，以承认荷兰对台湾主权为前提谋求合作的话，那么精于计算的荷兰人，是有很大可能相信对方合作诚意的。
然而虽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当时已几乎已经尽数清军所有，但以郑成功为核心的反抗力量，仍然活跃于东南沿海。此前的历次战争中，出现过多次战败投降清军，其后又复叛的案例。甚至连施琅这位最后的平台者，亦是两度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和归附者之间，需要时间来建立互信关系。至于郑芝龙本人，在清朝福建当局的信使出发后不久（1661年11月24日），便被失去耐心的清廷诛杀。而此时的荷兰人，甚至还在激烈讨论要不要寄希望于这一联盟。
清廷在明郑与荷兰人开战半年之久，才向荷兰人发出建立联盟的信号，实际也证明了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征服者，对与这些跨海而来的西洋人打交道，同样充满着疑虑。与其说郑芝龙的死，是因为清廷没有意识到，他有可能在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倒不如说对海洋感到陌生的满洲人，更希望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认知下，郑芝龙的政治作用，就只剩下招降他那位忠于前朝的继承者了。一旦意识到，郑成功无法被说服的话，那么郑芝龙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彼此间缺乏信任的基础，使得潜在的荷清联盟，刚刚有点征兆便胎死腹中。至此，荷属台湾在战略上的失败，已是无可逆转了。至于这最后的时刻是如何到来的，明郑统治台湾之后，又对环中国海的地缘政治生态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2018/3/12
【关键词：制高点，乌特勒支，条约，荷清联盟的复活与失败，淡水】
在对抗明郑大军的过程中，荷兰人的表现其实并不算差。除了凭借火炮和城堡固守以外，荷兰人甚至还多次主动出城攻击，以争夺北线尾岛等战略要点。只是在对手的数量优势面前，这些军事行动无一例外的都遭遇了重大失败。在整个相持过程中，情报工作显得即重要又不重要。说重要，是因为双方都想知道，对手是否比自己更先到达崩溃的边缘；说不重要，是因为在这个比较意志力的过程中，彼此都不缺乏对手阵营的俘虏和叛逃者。
荷兰人的顽强抵抗，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了一场跨年之战。不过对于以月亮运行周期来计算年份的中国人来说，战争还是在当年结束了。公元1662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初七），最后的决战打响。这天距离中国新年还有23天时间。显然，郑成功和他的部下们，非常希望能够在热兰遮城，迎来他们登陆台湾的第一个新年。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海战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明郑水师的火炮，除了被用来监控荷兰船只以外，还被用来支援陆地战斗。
看起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取决于明郑的炮弹何时能够击垮热兰堡的城墙。一个事关军事地理的细节，在于决战胜负手，其实并不系于热兰遮城主城之上。一如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墙，而是一整套由城墙、墩堡、营城、卫所等军事设施，相互配合而成的防御体系一样，西方人在设计棱堡时，同样会有辅助设计。在主城周围布设一些小型堡垒互为依托，是一种常规手段。利用城堡间的交叉火力，对手将更加难以逼迫城墙之下。
并不是所有棱堡，都会修筑附属堡垒，但如果主城左近有制高点，那么在此制高点上修筑堡垒就是必须选项了。否则一旦为对手所利用，防御方将暴露在对手的视线甚至火力之下。为此我们会有无数战场上，看到双方投入巨大兵力，去争夺一个以数字为代号的高地。在关于制高点决定战场胜负的战例中，最为经典的当属日俄战争中的“203高地争夺战”。这个与旅顺（今大连旅顺区）市区和港口近在咫尺的高地，让身为进攻方的日军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包括指挥官乃木希典两个儿子在内的上万日军，在此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尽管这场战役在战术层面上争议颇多，但取胜后的战略成果却是极为显著的。日军在203高地上建立的炮兵观察哨，让被封锁于旅顺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成为了日军的靶子。一个月后，旅顺俄军被迫投降，整场战争乃至日俄在中国东北角逐的天平，开始倒向日本。
在热兰遮城的西南方向，同样存在一个制高点，为此荷兰人在上面修筑了一座堡垒，并以荷兰城市“乌特勒支”（Utrecht）命名。公元1568年，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诸省纷纷爆发起义，荷兰独立战争拉开了序幕。1579年，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荷兰北方诸省，在乌特勒支缔结同盟，史称“乌特勒支同盟”。两年之后，这个政治同盟升级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国家形象的荷兰正式出现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之上。可以说，乌特勒支是荷兰这个国家的政治起点。只是在台湾，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名称，并没有再次为荷兰人带来新的荣誉。
兵力匮乏的荷兰人，原本在战前准备放弃乌特勒支堡，并削平这个制高点。如果在防御上没有把握的话，那么让制高点消失，以避免主城被反制的做法，在战术上并没有问题。此前西班牙人在荷、西“鸡笼之战”（1642年）这点上就有深刻教训。同样受困于兵力不足的西班牙人，不仅放弃和夷平了在淡水的“圣多明哥城”，还决定将附属于基隆“圣萨尔瓦多城”的几座附属堡垒拆毁（最近保留了一座）。在荷兰人的进攻开始之后，这些堡垒所在的山丘很快被攻克。通过架设在制高点上的大炮，荷兰人仅仅用了几天时间，使迫使西班牙人投降。
悲剧的是，荷属台湾当局虽然有足够的前车之鉴，做出正确的判断，却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削平乌勒支堡所在的山丘。最终，乌特勒支堡和它所在的制高点，还是被保留了下来。现在，荷兰人能够期待的，就只能是乌特勒支堡坚固度和守军的能力了。更为悲剧的是，郑成功已经意识到这个制高点的重要性。在最后的决战中，乌特勒支堡成为了明郑军队的主攻目标，80%的炮火被倾泄在这个制高点之上。在开战的当天傍晚，荷兰人便不得不放弃已经被轰击得千疮百孔的堡垒。有记录表明，一名向明郑投降的德国籍雇佣军，为郑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并圈定了进攻的重点。不过，即使没有这份情况，出于基本的军事常识，乌勒支堡也势必会成为攻击的重点。
得到制高点的明郑军队，很快开始在堡垒遗址上构筑工事、布设重炮，至此热兰遮城的陷落已成定局。2天之后，荷兰人决定投降，并遣使与明郑方面沟通投降的细节，一切都有如20年前，西班牙人在基隆的重现。公元1662年2月1日，中国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荷属台湾总督揆一在双方议定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台湾正式进入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版图。至于其后明郑与清廷的博弈，则应被完全视作中国内政了。
尽管双方兵戎相见，但总得来说，荷兰方面还是认可并尊重郑成功这位对手的。在荷兰人看来，熟悉西方游戏规则的郑成功，比那些野蛮的鞑靼人要更为值得信任。这一点，也体现在最后的谈判上。荷兰人按照西方战争法则提出的条件，几乎完全被对手接受，只是做了些许无关紧要的修改。比如荷兰人在条约中提出郑方应交还“所有的公司职员、自由民、妇女、儿童、男奴、女奴”（荷方文本第9条），但明郑方面修改过的条款中，只是言明“所有的荷兰人，男的、女的、孩童、黑人”，以至于在最后受降时，荷兰人索要他们所有的奴隶时（奴隶并不止于黑人），被对方严辞拒绝了。这一细节，反过来证明了，在海洋贸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郑氏家族，的确具备欧洲人所尊崇的契约精神（附荷兰投降书之荷方、郑方版本）。
最后的决战中，荷兰人能期待的唯一机会，是郑成功会在第一时间进入乌特勒支堡验收他的胜利成果，并且被守军所布设的延时炸药所炸死。只是这个小伎俩，虽然在将城堡夷为平地的同时，消灭了最先进入城堡的数十名明郑士兵，却并没有带来更高层级的伤亡。不过荷兰人其实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如果郑成功真的因此丧命的话，荷兰人接下来不仅没有可能体面的撤出台湾，更可能面临一场报复性屠杀。至于明郑与清王朝隔海对峙的局面，倒是不会受影响。郑芝龙当年为整个海上集团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明朝地缘遗产的存在，使得即使明郑即使失去了领导人，也不至于陷入混乱。
在企业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坠机理论”。评估一个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是否健康，可以假设一下在面临突失领导人（比如坠机）的危机时，是否还能正常运行。事实上，仅仅在4个多月后（1662年5月8日），郑成功便因病离世。具体是什么病，当时并没有明确论断。一种说法是，郑成功在攻台之时便已染病，入驻台湾之后，病情加重；另一种说法是，炎热气候所导致的中暑，夺去了这位明郑领导者的生命。不管哪种说法成立，南台湾的热带气候都有可能是诱因之一。
在郑成功身故之后，他的两个继承人之间，发生了一场继承者战争。驻守金厦的郑成功之子郑经，很快战胜了当时主政台湾的郑成功之弟郑袭，成为了明郑最高统治者，并迅速稳定了局面。抛开惯常的权谋视角，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在强大外敌压力之下，明郑并没有因为这场内部战争，而被对手乘虚而入。由此亦可看出，明郑在体系上已然是一个成熟政治体了。
公元1662年2月17日，在战争中幸存的荷兰人带上被允许带走的私人财产，离开了台湾。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加上援军在内的2200余名士兵中，有半数再无机会回到荷兰了。不过，这并不代表荷兰与台湾的缘份至此终结。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1668年才真正放弃在北台湾（淡水）的据点。之所以会有这个时间差，是因为荷兰人对于重新夺回台湾还抱有一定幻想。
虽然在战争期间的“荷清联盟”胎死腹中，不过清廷主动抛出的橄榄枝，还是让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希望不仅仅是拿回台湾，更是从中央帝国的新主人那里，获得通商许可。事实上，数年前荷兰人曾经遣使试探过清廷的态度，希望能够获得通商许可。然而这个新王朝完全对西方式的贸易交流不感兴趣，只同意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1793年，这一幕又在英国身上上演。大英帝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同样没有能够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唯一的差别，在于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从康熙换成了乾隆。
这次失败的接触，加深了荷兰人对他们眼中的鞑靼人朝廷的不信任感。只是既然这次是清廷主动示好，那么事情或有转机。此后荷兰人两次派出舰队前往福建沿海，试图以帮助清军进攻明郑为条件，来换取贸易权和台湾。然而清廷福建当局对是否要借助外部势力解决内政问题，充满着疑虑。如果荷兰人愿意以雇佣军的身份参与，那么事情要好处理的多。涉及到贸易开放和台湾主权这样的政治大事，这个责任是他们无法承担的。为此，荷兰人退而求其次的将合作目标具体到：荷军帮助清廷拿下被明郑控制的金、厦，之后清军再帮助荷兰人拿回台湾。
1663年-1664年期间，在荷兰人的协助下，清军夺取了金厦，明郑势力随之正式放弃大陆，退守台湾、澎湖。然而清军却并没有紧接着“帮助”荷兰人夺回台湾。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清朝方面是完全没有诚意的。原因在于，随着台湾开发的深入，即使没有明郑割据的政治因素，生活在台湾的大陆移民无可避免的会越来越多。随着数量的增长，中原王朝并不能容忍一个有自给能力，且与中央之国有千丝万缕的地缘关系板块独立。因为这样一片土地必将会在地缘政治层面，对中央之国造成影响。作为海盗基地，仅仅是这一影响的初级表现。讽刺的是，在为台湾引入大陆移民的问题上，荷兰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军事角度看，荷兰人的协助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荷兰人示好，清军也势必能拿下金厦；反之，即使有荷兰人的协助，拿下台湾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在这一问题上，清朝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得荷兰人的协助，更多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事实上，在20世纪后半叶，台海重新陷入对峙状态之后，当时的情形与17世纪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区别在于，17世纪的中央政权，在做足战略准备后，最终得以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20世纪的中央政权，在面对有强力外援的台湾岛时，一时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金门、马祖两处近岸岛屿，被刻意留给台湾割据政权，并通过“金门炮战”一类的手段，在客观上淡化台湾海峡的地理分隔作用。
战争本身也是一种交流手段，在没有正常交流渠道的情况下，对抗本身同样能起到淡化疏离感作用。一旦地理分割使得两个地缘政治板块，连对抗的机会都没有了的话，那么彼此之间剩下的就只有回忆了。当然，在大陆经济经济开放，台海两岸都成为全球贸易一环的情况下，已经不需要通过军事对抗这种非常规交流手段，来保持双方的接触频率了。如果有一天，台海战事再起的话，武装统一将是唯一的目的。
回到荷兰对台湾余情未了的问题上来。荷兰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清廷在合作问题上缺乏诚意。只不过出于对中国商品的渴望，即使对方只是在利用自己，这种示好也是一种必须付出的成本。在这一问题上，葡萄牙人费尽心力讨好明朝政权，并成功拿到澳门的案例，总是会让后来者抱有同样的期待。最终在一时看不到重返热兰遮城希望的情况下，荷兰人决定把注意力放在明郑势力暂时无暇顾及的北台湾身上。淡水的“红毛城”被正式修复（1664年），并成为荷兰人在台湾的新基地。
对荷兰人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做法。如果清朝方面有更进一步的行动，那么身处北台湾的荷兰人，将可以给予配合，并期待清朝在取得胜利后，能够让自己重新控制整个台湾（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清军暂时没有行动，或者攻取台湾后不能让荷兰人得偿所愿。那么北台湾的据点，也仍然能够有机会，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贸易中分一杯羹。
然而荷兰人最终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象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失去热兰遮城后的第6个年头（1668年），荷兰人主动放弃的淡水的据点。彻底退出台湾的荷兰人，此后也再没有真正思考过重返台湾的问题。请注意，与热兰遮城的战败投降不同的是，荷兰人是“主动”放弃淡水的。军事压力并不是荷兰人这样做的原因所在。尽管在荷兰人经营淡水的过程中，明郑的确尝试过军事驱逐。不过在需要直面清军强大压力的情况下，明郑并没有足够力量做到这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荷兰人放弃最后希望的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2018/3/19
【关键词：迁海令，马尼拉，传教士】
能够让荷兰人彻底放弃台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作为一群商人所组建的共和国，荷兰较其它王政国家要更加注重经济核算。当然，这并不代表荷兰人就一定短视。商人们同样会为了长期利益，而承受暂时的损失。只是说，在成本计算上会更为的精明罢了。从经济层面来说，蔗糖价格的波动、生丝货源的不稳定，都还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只要东亚贸易的量还在，荷兰人又有稳定的基地，东印度公司终归还是有机会的。这也是为什么，巴达维亚当局失去台湾之后，还试图和他们不信任的鞑靼朝廷合作，以期重返台湾。
然而清朝与明郑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让荷兰人找到火中取栗的机会，反而让他们更加看不到希望。公元1655年，为了断绝明郑战略补给线，清廷颁布了著名的“禁海令”。这一法令被概括为“无许片帆入海”。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在于明郑在东南海上拥有很大的优势。清廷并无能力，为从其港口驶出的商船提供护航。在这种情况下，在环中国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势必会继续向明郑购买令旗以自保。既然没有办法，阻止对手从海上贸易中获利，那么海禁之策，就成了大陆思维下的必然选择。这一点，同当年明朝没有办法根治东南倭患，而选择一禁了之的做法，并没有区别。
清朝的禁海令，的确对明郑造成了很大影响。此后明郑的三次北伐（1657-1659年），与因此造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系。荷兰人同样是清朝禁海令的受害者，这使得他们从中国东南沿海获取生丝的可能性急剧下降。不过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法律是一回事，能不能够完全落实下去又是一回事。就像当年明朝用禁海令，没有能够遏制走私贸易，反而壮大了东南民间海上武装；美国在20世纪2、30年代的禁酒法案，让黑手党得以从私酒贸易中获得大量财富一样。在明郑海上力量依然强大，并且在大陆沿海拥有据点的情况下，单纯的禁海令并没有断绝，明郑从大陆及海上贸易中获得战略补给的可能性。这些战略补给，不仅包括从海洋贸易中的收益，更包括人员、粮草、情报等方面的获取。
公元1661年，也就是郑成功攻台的那一年，清廷颁布了更为严格的“迁海令”，并于次年开始实施。这一法令要求从山东半岛至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向内陆迁移30-50里，以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划出一个军事管控下的“无人区”。在没有力量管控所有出海通道的情况下，让驻守于沿海的清朝军队，报告自己的辖区内是否有人烟居留，要比阻止沿海居民偷偷与明郑交往，技术上反而要简单得多。只不过这种战略层面的坚壁清野之策，对自身经济及地缘稳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谓“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如果不是中央之国本身有着巨大的纵深及经济基础，这种做法是没有可能性的。换句话说，如果清廷的实力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话，这种釜底抽薪之策是实施不下去的。
“迁海令”对中国东部沿海，尤其是重点管控的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反抗事件。然而就象刚才所分析的那样，相比应对海上渗透，马上得天下的清廷，在陆地管制的问题上要得心应手的多。这一决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便是郑成功无论如何要拿下台湾，否则单就粮食补给一项，便可很快让他的军队迅速崩溃。要知道，在郑成功围攻热兰遮城的过程中，明郑大军尚能够从大陆沿海收集到部分粮食补给，而随着“迁海令”的实施，明郑就只能依靠台湾自体供血了。
清廷通过海禁打压郑成功的做法，不仅促使后者一定要拿下台湾，战事的拉锯更让荷兰人看不到东亚贸易重回正常轨道的希望。更何况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正式许诺过，在战事结束之后将给予荷兰人以贸易特权，以及重返热兰遮城。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在北台湾的存在，便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巨大经济负担，并促使荷兰人在退出热兰遮堡后的第6年（1668年），彻底放弃淡水的“安东尼堡”，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红毛城”。
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在决定不再押注清朝方面后，荷兰人与明郑之间仍然保持了贸易往来。不过，就明郑和台湾来说，荷兰人的存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与台海岛隔海峡相望的吕宋岛，反而在地缘政治上，更有可能引起郑成功的注意。对从事海上贸易的中国人，以及郑氏海上集团来说，西班牙人控制下的吕宋岛，并不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仅在公元1603年发生于马尼拉的那场大屠杀中，就有2万余华人遇难。而在距离中国大陆距离更近的台湾岛，荷兰人所吸引的大陆移民也不过是这个数字。
在对待华人的态度上，西班牙帝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知道想在环中国海地区开展贸易，包括殖民地的繁荣，都必须依靠华人；另一方面，却又对华人在人口、经济上的尾大不掉，以及他们背后强大的中央帝国充满着疑虑。一旦预感到华人势力将对自己身安全产生威胁，那么暴力解决方案便成为了选项。事实上，在东南亚地区，这一对待华人群体的矛盾心理一直延续至今。只能说，母国的强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西班牙人在17世纪初的那场大屠杀，使得马尼拉的华人数量锐减到数百。随之而来的宽松政策，又使得17世纪30年代末，吕宋岛华人的数量再一次上升至17世纪初的水平。考虑到西班牙人在马尼的数量，不到这个数字的10%，风险的蓄积再一次到达一个临界点。公元1639年，马尼拉当局与华人社群之间的矛盾激化，镇压行动让当地华人的数量再一次锐减。如果说上一次事件发生之时，万里之外的明朝皇帝（万历）还能够发声谴责一下的话，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就完全没有余力去关注这些化外之民了。
与菲律宾有密切贸易关系的郑氏海上集团，自然是了解这一切的，只是同样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到郑成功拿下台湾，成为大明王朝的唯一合法代言人之后，才有机会将菲律宾纳入自己的政治视线中。基于菲律宾与台湾的地理关系，以台湾为基地的明郑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重新定位与西班牙关系的问题。一种说法认为，郑成功有过远征马尼拉的计划。考虑到明郑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局势，这样做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不过郑成功在入主热兰遮城之后，的确对西班牙方面有过外交举动，并因此引发了一场新的骚乱。
1662年4月下旬，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成为了郑成功的信使，奉命从台湾出发前往马拉尼。在信件中，郑成功首先谴责了西班牙人对华人包括郑氏商船有过的攻击行为。然而整封信件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用荷兰人的失败威慑对方，以使菲律宾臣服于台湾，并以纳贡的形式为明郑提供支持。这种情形，实际与明郑以金厦为核心，经营中国东南沿海时，对荷兰人的要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考虑到在清廷的重压之下，在中国大陆的存在已经难以为继，已经表示顺从的荷兰人，可能现在还占据着台湾。这意味着，如果西班牙人也愿意这样做，而明郑又能把清军阻止在海峡西侧的话，那么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其实并没有战争风险。
信使的到来，使得身处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陷入了恐慌之中。毕竟以台湾的地缘位置来说，无论是谁拿下，都将对菲律宾构成现实的威胁。当年日本人、荷兰人开始向台湾岛渗透时，西班牙人就曾经试图反制过。如果说那两次都还只是战略上的未雨绸缪，那么这次来自明郑的威胁，则要现实得多。一个让西班牙人忧心不已的问题是，此时吕宋岛上的华人数量，已经再次上升至了2-3万人，一旦明郑大军来袭，这些自己治下的华人，很有可能成为对手的内应。考虑到明郑攻台之役中，华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举动，西班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关键词：迁海令，马尼拉，传教士】
能够让荷兰人彻底放弃台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作为一群商人所组建的共和国，荷兰较其它王政国家要更加注重经济核算。当然，这并不代表荷兰人就一定短视。商人们同样会为了长期利益，而承受暂时的损失。只是说，在成本计算上会更为的精明罢了。从经济层面来说，蔗糖价格的波动、生丝货源的不稳定，都还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只要东亚贸易的量还在，荷兰人又有稳定的基地，东印度公司终归还是有机会的。这也是为什么，巴达维亚当局失去台湾之后，还试图和他们不信任的鞑靼朝廷合作，以期重返台湾。
然而清朝与明郑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让荷兰人找到火中取栗的机会，反而让他们更加看不到希望。公元1655年，为了断绝明郑战略补给线，清廷颁布了著名的“禁海令”。这一法令被概括为“无许片帆入海”。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在于明郑在东南海上拥有很大的优势。清廷并无能力，为从其港口驶出的商船提供护航。在这种情况下，在环中国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势必会继续向明郑购买令旗以自保。既然没有办法，阻止对手从海上贸易中获利，那么海禁之策，就成了大陆思维下的必然选择。这一点，同当年明朝没有办法根治东南倭患，而选择一禁了之的做法，并没有区别。
清朝的禁海令，的确对明郑造成了很大影响。此后明郑的三次北伐（1657-1659年），与因此造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系。荷兰人同样是清朝禁海令的受害者，这使得他们从中国东南沿海获取生丝的可能性急剧下降。不过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法律是一回事，能不能够完全落实下去又是一回事。就像当年明朝用禁海令，没有能够遏制走私贸易，反而壮大了东南民间海上武装；美国在20世纪2、30年代的禁酒法案，让黑手党得以从私酒贸易中获得大量财富一样。在明郑海上力量依然强大，并且在大陆沿海拥有据点的情况下，单纯的禁海令并没有断绝，明郑从大陆及海上贸易中获得战略补给的可能性。这些战略补给，不仅包括从海洋贸易中的收益，更包括人员、粮草、情报等方面的获取。
公元1661年，也就是郑成功攻台的那一年，清廷颁布了更为严格的“迁海令”，并于次年开始实施。这一法令要求从山东半岛至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向内陆迁移30-50里，以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划出一个军事管控下的“无人区”。在没有力量管控所有出海通道的情况下，让驻守于沿海的清朝军队，报告自己的辖区内是否有人烟居留，要比阻止沿海居民偷偷与明郑交往，技术上反而要简单得多。只不过这种战略层面的坚壁清野之策，对自身经济及地缘稳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谓“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如果不是中央之国本身有着巨大的纵深及经济基础，这种做法是没有可能性的。换句话说，如果清廷的实力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话，这种釜底抽薪之策是实施不下去的。
“迁海令”对中国东部沿海，尤其是重点管控的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反抗事件。然而就象刚才所分析的那样，相比应对海上渗透，马上得天下的清廷，在陆地管制的问题上要得心应手的多。这一决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便是郑成功无论如何要拿下台湾，否则单就粮食补给一项，便可很快让他的军队迅速崩溃。要知道，在郑成功围攻热兰遮城的过程中，明郑大军尚能够从大陆沿海收集到部分粮食补给，而随着“迁海令”的实施，明郑就只能依靠台湾自体供血了。
清廷通过海禁打压郑成功的做法，不仅促使后者一定要拿下台湾，战事的拉锯更让荷兰人看不到东亚贸易重回正常轨道的希望。更何况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正式许诺过，在战事结束之后将给予荷兰人以贸易特权，以及重返热兰遮城。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在北台湾的存在，便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巨大经济负担，并促使荷兰人在退出热兰遮堡后的第6年（1668年），彻底放弃淡水的“安东尼堡”，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红毛城”。
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在决定不再押注清朝方面后，荷兰人与明郑之间仍然保持了贸易往来。不过，就明郑和台湾来说，荷兰人的存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与台海岛隔海峡相望的吕宋岛，反而在地缘政治上，更有可能引起郑成功的注意。对从事海上贸易的中国人，以及郑氏海上集团来说，西班牙人控制下的吕宋岛，并不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仅在公元1603年发生于马尼拉的那场大屠杀中，就有2万余华人遇难。而在距离中国大陆距离更近的台湾岛，荷兰人所吸引的大陆移民也不过是这个数字。
在对待华人的态度上，西班牙帝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知道想在环中国海地区开展贸易，包括殖民地的繁荣，都必须依靠华人；另一方面，却又对华人在人口、经济上的尾大不掉，以及他们背后强大的中央帝国充满着疑虑。一旦预感到华人势力将对自己身安全产生威胁，那么暴力解决方案便成为了选项。事实上，在东南亚地区，这一对待华人群体的矛盾心理一直延续至今。只能说，母国的强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西班牙人在17世纪初的那场大屠杀，使得马尼拉的华人数量锐减到数百。随之而来的宽松政策，又使得17世纪30年代末，吕宋岛华人的数量再一次上升至17世纪初的水平。考虑到西班牙人在马尼的数量，不到这个数字的10%，风险的蓄积再一次到达一个临界点。公元1639年，马尼拉当局与华人社群之间的矛盾激化，镇压行动让当地华人的数量再一次锐减。如果说上一次事件发生之时，万里之外的明朝皇帝（万历）还能够发声谴责一下的话，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就完全没有余力去关注这些化外之民了。
与菲律宾有密切贸易关系的郑氏海上集团，自然是了解这一切的，只是同样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到郑成功拿下台湾，成为大明王朝的唯一合法代言人之后，才有机会将菲律宾纳入自己的政治视线中。基于菲律宾与台湾的地理关系，以台湾为基地的明郑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重新定位与西班牙关系的问题。一种说法认为，郑成功有过远征马尼拉的计划。考虑到明郑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局势，这样做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不过郑成功在入主热兰遮城之后，的确对西班牙方面有过外交举动，并因此引发了一场新的骚乱。
1662年4月下旬，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成为了郑成功的信使，奉命从台湾出发前往马拉尼。在信件中，郑成功首先谴责了西班牙人对华人包括郑氏商船有过的攻击行为。然而整封信件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用荷兰人的失败威慑对方，以使菲律宾臣服于台湾，并以纳贡的形式为明郑提供支持。这种情形，实际与明郑以金厦为核心，经营中国东南沿海时，对荷兰人的要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考虑到在清廷的重压之下，在中国大陆的存在已经难以为继，已经表示顺从的荷兰人，可能现在还占据着台湾。这意味着，如果西班牙人也愿意这样做，而明郑又能把清军阻止在海峡西侧的话，那么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其实并没有战争风险。
信使的到来，使得身处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陷入了恐慌之中。毕竟以台湾的地缘位置来说，无论是谁拿下，都将对菲律宾构成现实的威胁。当年日本人、荷兰人开始向台湾岛渗透时，西班牙人就曾经试图反制过。如果说那两次都还只是战略上的未雨绸缪，那么这次来自明郑的威胁，则要现实得多。一个让西班牙人忧心不已的问题是，此时吕宋岛上的华人数量，已经再次上升至了2-3万人，一旦明郑大军来袭，这些自己治下的华人，很有可能成为对手的内应。考虑到明郑攻台之役中，华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举动，西班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为了避免引发骚乱，西班牙人试图严密封锁郑成功信使来访的消息。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郑成功威慑西班牙人的消息，还是迅速在当地华人社群中传播。马尼拉当局对信件内容的保密，反而让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惶恐的气氛中，无论是华人、西班牙人，还是原住民都愿意选择相信，马尼拉将是郑成功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即使没有正式的官方渠道了解信息，仅凭郑成功拿下台湾这一点，已足以引发马尼拉华人社团的舆论波动。在59年前的那次悲剧事件中，有关中国皇帝有可能远征马尼拉的假消息，就成为了事件的推手，而这一次明郑大军来袭的可能性，在客观上要远大于上一次。
并不是所有在菲律宾的华人，都会期盼郑成功的到来，毕竟战争将会对旧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并让一部分华人的利益受损。不过，即使是不愿意看到明郑大军来袭的华人，也同样难以取信于西班牙人。要知道，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惨案中，即使是部分皈依了天主教的马尼拉华人，也成西班牙人的清除对象。从技术上看，族群间的这种不信任感一旦上升到暴力解决层面，那么为了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种族归属往往就成为了划分敌我阵营的标准。
公元1662年5月25日，笼罩在马尼拉城的恐慌，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新的流血冲突。与其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性的起义或者屠杀，倒不如说是害怕被预防性清洗的华人，与担忧华人成为明郑内应的西班牙人之间，不信任情绪的集体爆发。至于最初的流血事件是由谁引发的，反倒不是重点。在一场紧张的对峙当中，意外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引发极其严重的连锁反应。在镇压行动当中，一些被认为隶属明郑的商船被马尼拉当局所扣留。尽管这些商船持有者，很可能只是向明郑购买令旗以寻求保护的中国人，但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这种暧昧的身份被渲染为了明郑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在西班牙和荷兰人的官方文件中，都出现过郑成功派出舰队来袭的记录。
关于这场冲突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十分确定。不过流血的规模，应该并不会超过前面两起。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马尼拉当局清楚的知道，郑成功此时并未发出真正的战争威胁，一旦预防性措施过激的话，反倒可能会加剧战争的风险。混乱之后的解决方案是，幸存的华人被获准带着财产乘船离开菲律宾。在当时双方的信任程度来就，这已然算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了。在调解的过程中，天主教社团和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居间作用。与很多人的过往认知有所不同的是，自认为是上帝代言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们，通常并不愿意主动成为哪一方的政治帮手（尽管客观上会有此作用）。在他们看来，信仰是唯一的身份识别标识，而暂时没有皈依天主教的多神论或者无神论者，则是最好的传教对象。有鉴于此，罗马教廷和它所派出的使者们，经常会主动在政治博弈中充当调解者。
相比那些没有强烈普世信仰的普通人，主观上没有政治企图的传教士们，客观也更值得信任。在明郑与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外交活动中，那些承担外交任务的翻译、官员，常常会因为自身的属性和利益，作出不利于委托方的事情。比如大员水道及台湾军力的部署情况，就是由一位充当荷兰使者的，东印度公司中国藉官员提供给郑成功的；而在后续战争中，郑军用攻台之战中投诚的荷兰翻译员，向荷兰人示好（试图破坏荷清联盟）时，同样遭遇了背叛。相比之下，那些接受委托的传教士，往往更会忠于自己的使命。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所最期待的回报，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增加天主教徒的数量，尤其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上层人物。这些上层人物，并非不知道传教士们的这种想法，但并不会觉得这种想法，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影响，毕竟是否转信天主教，或者在自己的信仰中加入一个西方的上帝，主动权完全在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清两代的宫廷中，传教士们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最终，马尼拉方面严辞拒绝了郑成功的要求，并向后者发出了正式回信（1662年7月）。西班牙人之所以敢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因为已经知道郑成功病故，而他继承者正在稳定权力的消息。不过，这并没有从战略层面，消除掉明郑来袭的风险。一旦台湾失守的话，那么地理位置最为接近的吕宋岛，仍然有可能重新上演，当年荷兰人在台湾所面临的一幕。
事实上，在施琅攻台、明郑失守澎湖后，台湾内部的确有过此想法（1683年）。只是此时明郑所面临的形势，又与当年有很大不同。在郑成功攻台之时，明郑尚能在以金厦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占据军事优势，并据此从大陆沿海获得火炮、粮食、人员等物资的补给。然而澎湖海战的惨败，使得明郑已经无力稳固自己的后方。这意味着如果明郑一定要集合最后的力量，去攻取马尼拉的话，那么不仅台湾会马上落入施琅的手中，孤注一掷的明郑远征军也势必会陷入“清西联盟”的前后包夹之中。考虑到当年在拥有大后方，并且荷清联盟未能达成的情况下，准备充分郑成功都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攻下台湾，仓促成行且后有追兵的明郑，在菲律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并不是所有在菲律宾的华人，都会期盼郑成功的到来，毕竟战争将会对旧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并让一部分华人的利益受损。不过，即使是不愿意看到明郑大军来袭的华人，也同样难以取信于西班牙人。要知道，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惨案中，即使是部分皈依了天主教的马尼拉华人，也成西班牙人的清除对象。从技术上看，族群间的这种不信任感一旦上升到暴力解决层面，那么为了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种族归属往往就成为了划分敌我阵营的标准。
公元1662年5月25日，笼罩在马尼拉城的恐慌，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新的流血冲突。与其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性的起义或者屠杀，倒不如说是害怕被预防性清洗的华人，与担忧华人成为明郑内应的西班牙人之间，不信任情绪的集体爆发。至于最初的流血事件是由谁引发的，反倒不是重点。在一场紧张的对峙当中，意外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引发极其严重的连锁反应。在镇压行动当中，一些被认为隶属明郑的商船被马尼拉当局所扣留。尽管这些商船持有者，很可能只是向明郑购买令旗以寻求保护的中国人，但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这种暧昧的身份被渲染为了明郑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在西班牙和荷兰人的官方文件中，都出现过郑成功派出舰队来袭的记录。
关于这场冲突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十分确定。不过流血的规模，应该并不会超过前面两起。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马尼拉当局清楚的知道，郑成功此时并未发出真正的战争威胁，一旦预防性措施过激的话，反倒可能会加剧战争的风险。混乱之后的解决方案是，幸存的华人被获准带着财产乘船离开菲律宾。在当时双方的信任程度来就，这已然算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了。在调解的过程中，天主教社团和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居间作用。与很多人的过往认知有所不同的是，自认为是上帝代言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们，通常并不愿意主动成为哪一方的政治帮手（尽管客观上会有此作用）。在他们看来，信仰是唯一的身份识别标识，而暂时没有皈依天主教的多神论或者无神论者，则是最好的传教对象。有鉴于此，罗马教廷和它所派出的使者们，经常会主动在政治博弈中充当调解者。
相比那些没有强烈普世信仰的普通人，主观上没有政治企图的传教士们，客观也更值得信任。在明郑与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外交活动中，那些承担外交任务的翻译、官员，常常会因为自身的属性和利益，作出不利于委托方的事情。比如大员水道及台湾军力的部署情况，就是由一位充当荷兰使者的，东印度公司中国藉官员提供给郑成功的；而在后续战争中，郑军用攻台之战中投诚的荷兰翻译员，向荷兰人示好（试图破坏荷清联盟）时，同样遭遇了背叛。相比之下，那些接受委托的传教士，往往更会忠于自己的使命。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所最期待的回报，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增加天主教徒的数量，尤其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上层人物。这些上层人物，并非不知道传教士们的这种想法，但并不会觉得这种想法，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影响，毕竟是否转信天主教，或者在自己的信仰中加入一个西方的上帝，主动权完全在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清两代的宫廷中，传教士们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最终，马尼拉方面严辞拒绝了郑成功的要求，并向后者发出了正式回信（1662年7月）。西班牙人之所以敢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因为已经知道郑成功病故，而他继承者正在稳定权力的消息。不过，这并没有从战略层面，消除掉明郑来袭的风险。一旦台湾失守的话，那么地理位置最为接近的吕宋岛，仍然有可能重新上演，当年荷兰人在台湾所面临的一幕。
事实上，在施琅攻台、明郑失守澎湖后，台湾内部的确有过此想法（1683年）。只是此时明郑所面临的形势，又与当年有很大不同。在郑成功攻台之时，明郑尚能在以金厦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占据军事优势，并据此从大陆沿海获得火炮、粮食、人员等物资的补给。然而澎湖海战的惨败，使得明郑已经无力稳固自己的后方。这意味着如果明郑一定要集合最后的力量，去攻取马尼拉的话，那么不仅台湾会马上落入施琅的手中，孤注一掷的明郑远征军也势必会陷入“清西联盟”的前后包夹之中。考虑到当年在拥有大后方，并且荷清联盟未能达成的情况下，准备充分郑成功都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攻下台湾，仓促成行且后有追兵的明郑，在菲律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2018/3/26
【关键词：朝鲜例，敦煌的命运，人口，台湾四大民系】
以华夏文明的原始属性来说，能够在大航海时代拿到台湾，已经是能力的极限了，尤其这座岛屿还曾经被荷兰殖民过。至于很多人所期盼的东南亚地区，则已超出了中央之国的地缘辐射范围。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来自中国的移民，能够在东南亚的局部地区占据人口优势，甚至生成一些准国家体，但在没有母国为之提供后盾的情况下，都成为了历史的过客。
正因为如此，郑和那次奇迹般的远洋冒险，并没有成为本文的一条主线；而郑成功与台湾的前世今生，却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尽管以中央之国走向海洋，及服务 “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而言，前者会更具象征意义，但郑和的壮举客观上并没有对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作出过根本改变。至于台湾，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层面，它的样本价值对于华夏文明和中央之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即可以透过台湾，看到古老的华夏文明，最初是如何与西方文明交汇；又能够通过探究当中的地缘因素，预测今后两岸关系的走向。
如果说明郑和郑成功的贡献，在于从大的地缘框架中，将台湾纳入了“中央之国”的范畴，那么清朝和施琅的贡献，则在于将台湾从政治上融入了中央之国。在这个转变之中，并非没有意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郑成功病故之后，他的继任者已经意识到，反攻大陆在战略上的不可行。金门、厦门等大陆沿海据点的相继丧失，更加深了这一认知。因此，此后郑氏台湾现实追求的，并非是恢复明朝的在中央之国的政治地位，而是试图通过承认清朝的法统地位，换取台湾的实际独立地位。
这一诉求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依“朝鲜例”，即比照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台湾的政治属性。如果清朝能够同意当时的台湾，能够象朝鲜那样保留自己的独立运营权，包括不剃发改制，那么明朝的神主牌位，将会很快被抛弃。问题在于，台湾的情况又与朝鲜有所不同，在台湾已经在“人”的属性上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且在地缘政治上能够对中央之国构成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共存方式并不会被接受。由古及今，在海峡两岸重新陷入分裂状态的今天，300多年前的政治博弈仍然有借鉴作用。假如有一天，台湾迫于现实放弃了独立的想法（就象郑成功死后的明郑那样），那么追求一个“联邦主体”的身份，将是其下一步的诉求（就象当年的“从朝鲜例”诉求）。只是这个诉求，同样不会被接受。
前面已经分析过，与300年前的情况相比，台海地缘政治走向的唯一变化，在于这座岛屿成为了全球地级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这使之能够从外部获得强力支撑，而不是象当年的明郑那样独立无援。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取决于大陆在实力上，取得对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同时还取决于当下中国，在整个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身位变化。换句话说，只有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话语权，上升到可以和最强者抗衡的地步，台湾才有可能摆脱这股离心力，回归它应有的定位。
回到地缘基本面问题上来。无论是当年清廷拒绝台湾依“朝鲜例”的要求，还是今天大陆坚定不移的“一个中国”诉求，根本原因都在于台湾的地缘属性，与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央之国历史纠葛更多的区域有所不同。虽然历史上，中央之国曾经多次尝试，将这两片与大陆紧密相连，且在经济层面适合华夏文明生长的土地，纳入自己的政治范畴，不过这两个东亚突出部顽强生成的本土属性，最终使得中央之国彻底放弃了这一努力。由此可见，地缘属性的远近亲疏，并不单单受地理距离影响，更多由“人”来决定的。
以台湾华夏属性的形成来说，荷兰为开发台湾而主动引入的大陆移民，为台湾今日的地缘文化属性奠定了基础。当然，即使没有荷兰人的顺势引入，同一时间的东南沿海之民，也已在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的助力下，开启了规模性的移民行动。明郑在控制台湾之后带入的数万军民，使台湾迎来一第二拔移民潮。不出意外的话，清朝在统一台湾之后，台湾的人口密度将稳步提升至，与中国东南地区相当的程度。
然而意外并非不会出现。在郑氏子孙无可奈何的选择“剃发-登岸”后，封闭保守的大陆思维，一度在帝国中心的廷议中占据上风。这一意见的核心，是将台湾之民悉数迁回原藉地，以降低管理成本。在中央之国的历史扩张中，这种做法并不鲜见。比如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极点，并非一直都是大家熟悉的万里长城第一关—— “嘉峪关”。在明朝初年，明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范围，仍然包括嘉峪关西部的的 “敦煌”地区。只是在16世纪初，当明朝无力在西域渗透影响力，尤其来自哈密地区的压力倍增后，酒泉之西的嘉峪关便重新定位为了帝国的西部极点。
明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战略决定，是因为敦煌地区所依附的疏勒河，与河西走廊其它河流在地理属性上有所不同。向西注入罗布泊的流向，使得疏勒河及敦煌地区，在地理和地缘政治属性上，被应该被定位为塔里木盆地的东大门，或者说新疆与河西走廊的连接部。当明朝不准备象汉、唐那样，通过深入西域来维护自己的北方安全后，再固守敦煌这个突出部，在成本上就变得不合算了。随着嘉峪关防线地位的确立，敦煌地区原有的汉族居民被迁入嘉峪关以东。虽然这并不代表，明朝在嘉峪关以西的河西走廊，就不会谋求军事存在了。不过此后再承担这一职责的，就是那些内附的游牧部落了。
在是否要经营台湾的问题上，这个身处海洋的突出部，面临和当年敦煌一样的命运。从王朝属性上来看，马上得天下的清王朝，似乎更有理由放弃这片化外之地。不过，这种情况最终并未出现。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是以施琅为代表的，与明郑地缘背景一致的力量。换句话说，清王朝并非依靠自己的传统优势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因为利用了东南海上力量及思维。这种情况下，虽然王朝的原始属性更偏向于大陆思维，但就台湾问题来说，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建议会更值得重视。
最终，出于台湾重新被东南民间海上力量控制，进而成为反清基地的担忧，清王朝并没有弃守台湾。基于南台湾的地缘地位，清王朝最初在台湾设立的“一府三县”，都位于嘉南平原，包括：台南的“台湾县”、高雄的“凤山县”，以及嘉义的“诸罗县”。三县之上设置有“台湾府”，行政上则隶属于福建省。基于此时的中央之国，正因为政治稳定及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开始进入人口大爆炸时期。可以预见台湾的开发及人口导入势必会迎来一个高峰期。不过，这一高峰的到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而是被政策性的延缓了。
对于清王朝来说，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放弃的话，势必很快成为东南沿海之民外迁的主要目地的，并成为海盗甚至割据政权的基地，就象之前它一直承担的地缘政治角色那样。即使决定将之纳入行政管理，在缺乏海外管理经验的情况下，清王朝仍然担心台湾形成强大的自给能力之后，会重新成为不稳定因素。在这一患得患失心理主导下，清王朝最初在台湾实行的政策，客观类似于军管。不仅要求原有移民中，未有家室者及经济较差者返回原籍，更禁止民间偷渡入台。同时，因军事、屯垦需要被官方允许入台者，亦被禁止携带家属，以避免台湾人口存量出现不可控式的增长。
从大历史和实际操作层面来说，这种封闭政策很难持久，在人口压力之下，民间私渡台湾的现象一直未能断绝。就象清王朝曾经长期封禁被自己视为战略退路的东北地区，但进入19世纪后，人口大爆炸的压力，还是让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并迫使清王朝在法律层面废止之前的禁令。不过禁令仍然对台湾的地缘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平埔族的消融。由于对入台人口性别上的控制，即使私渡台湾谋生者，绝大多数亦为男性。这使得台湾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初100年间，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迫于现实，与大陆移民在生产、生活习惯上相近，遂成为了大陆男性移民的重要通婚对象。在这场竞争中，经济上相对更为弱势的平浦族男性并没有优势（18世纪初，台湾的娶妻成本上升至白银100两），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部落规模缩减直至消失。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用“高山族”这个名称，来对台湾原住民群体进行覆盖。
上述现象，在1949年后，台湾因为再次割据而徒增上百万青壮年男子时，也同样出现过。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台湾演艺明星，比如张雨生、徐若瑄、罗志祥等，都拥有1/2的原住民血统。随之而来的，则是原住民比例的进一步降低（今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当然，原住民群体的消融，并不代表台湾内部就不再有族群差异问题。今天台湾社会以45年为时间点，划分本省人、外省人，只是最近的一个案例罢了（今外省人比例约为13%）。鲜为人知的是，在300多年前清王朝统治台湾初期，关于移民来源地的选择问题，曾经上升到政治高度。
从与澎湖和南台湾的相对位置来看，闽南及粤东地区在开发台湾的竞争中，具备几乎同级的优势。在最初的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竞争中，以及对台湾的最初利用上，亦可同时看到这两个板块的存在。即使源出闽南的郑氏海上集团，最终在这场竞争中胜出，但在郑成功的军队中，仍有20%-30%来自于广东潮汕、惠州两地。然而在清朝控制台湾之后，并有有限开放移民政策后，潮惠地区曾经被有意识的排除在外。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从郑芝龙时代起，闽南籍大陆移民就已经在移民台湾问题上，占据了优势。这一优势，随着明郑的割据行为得到进一步加强。施琅等帮助平台的清军将领，大多数亦原籍闽南。在明郑治理台湾时期，地域差异所产生的矛盾与竞争已经出现，不过在“反清复明”的大旗之下，这种地域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很大程度会被掩盖，而当这面大旗不再，矛盾便容易被凸显出来了。
既然清王朝已经决定，不再以坚壁清野的做法将台湾变成无人区，那么稳定台湾内部地缘结构，就成为了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需要下，台湾形成可以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并不符合统治的需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明末清初的招安浪潮中，来自闽南的民间海上力量，更多成为了受益者。而为了与之对抗，潮惠海上武装则保留了更多的海盗成份。由此也对当时统治者造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闽南力量更容易成为王朝稳定东南海疆的基石。
及至康熙末年，针对潮、惠两地的移民禁令被取消，来自潮惠两地的移民数量开始大幅上升。不过作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潮汕民系”，最终却并没有在台湾拥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潮汕之民本身便是源出于闽南。潮汕方言，亦属于闽南语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导，这种相近性，使得两地移民最终融为一体，并占据了今天台湾人口的70%。反倒是来自惠州的客家人（与广东府、潮汕并称广东三大民系），因其独特的方言，以及更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成为了台湾民系组成部分（今台湾客家人比例约为15%）
台湾四大民系：原住民、闽南人（包括潮汕人）、客家人、外省人的形成史，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族群与族群之间，即可以因为差异而产生竞争，又可能因为彼此间的共同点而趋向融合。至于说到底是突出差异还是求同存异，则要看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一如今天的台独主义者，会更愿意突出他们的特异性。只不过，一旦政治上的统一成为现实，建立统一的国族认同感，在技术上并没有障碍。
好了，大航海时代的台湾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古老而又封闭的中央之国来说，台湾是为数不多，能够与这个波澜壮阔时代交融的点。然而放眼全球，台湾的得失在当时却又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荷兰人丢失“福尔摩萨”的消息传至欧洲，甚至都没有能够成为话题。如果让欧洲人选择，那片位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新大陆，会更值得关注。结下来，我们也将随着西、葡、英、法等国的风帆，将目光重新投向这片未知世界，去解开大航海时代最后也是最大的的地缘谜题。
【关键词：朝鲜例，敦煌的命运，人口，台湾四大民系】
以华夏文明的原始属性来说，能够在大航海时代拿到台湾，已经是能力的极限了，尤其这座岛屿还曾经被荷兰殖民过。至于很多人所期盼的东南亚地区，则已超出了中央之国的地缘辐射范围。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来自中国的移民，能够在东南亚的局部地区占据人口优势，甚至生成一些准国家体，但在没有母国为之提供后盾的情况下，都成为了历史的过客。
正因为如此，郑和那次奇迹般的远洋冒险，并没有成为本文的一条主线；而郑成功与台湾的前世今生，却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尽管以中央之国走向海洋，及服务 “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而言，前者会更具象征意义，但郑和的壮举客观上并没有对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作出过根本改变。至于台湾，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层面，它的样本价值对于华夏文明和中央之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即可以透过台湾，看到古老的华夏文明，最初是如何与西方文明交汇；又能够通过探究当中的地缘因素，预测今后两岸关系的走向。
如果说明郑和郑成功的贡献，在于从大的地缘框架中，将台湾纳入了“中央之国”的范畴，那么清朝和施琅的贡献，则在于将台湾从政治上融入了中央之国。在这个转变之中，并非没有意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郑成功病故之后，他的继任者已经意识到，反攻大陆在战略上的不可行。金门、厦门等大陆沿海据点的相继丧失，更加深了这一认知。因此，此后郑氏台湾现实追求的，并非是恢复明朝的在中央之国的政治地位，而是试图通过承认清朝的法统地位，换取台湾的实际独立地位。
这一诉求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依“朝鲜例”，即比照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台湾的政治属性。如果清朝能够同意当时的台湾，能够象朝鲜那样保留自己的独立运营权，包括不剃发改制，那么明朝的神主牌位，将会很快被抛弃。问题在于，台湾的情况又与朝鲜有所不同，在台湾已经在“人”的属性上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且在地缘政治上能够对中央之国构成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共存方式并不会被接受。由古及今，在海峡两岸重新陷入分裂状态的今天，300多年前的政治博弈仍然有借鉴作用。假如有一天，台湾迫于现实放弃了独立的想法（就象郑成功死后的明郑那样），那么追求一个“联邦主体”的身份，将是其下一步的诉求（就象当年的“从朝鲜例”诉求）。只是这个诉求，同样不会被接受。
前面已经分析过，与300年前的情况相比，台海地缘政治走向的唯一变化，在于这座岛屿成为了全球地级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这使之能够从外部获得强力支撑，而不是象当年的明郑那样独立无援。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取决于大陆在实力上，取得对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同时还取决于当下中国，在整个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身位变化。换句话说，只有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话语权，上升到可以和最强者抗衡的地步，台湾才有可能摆脱这股离心力，回归它应有的定位。
回到地缘基本面问题上来。无论是当年清廷拒绝台湾依“朝鲜例”的要求，还是今天大陆坚定不移的“一个中国”诉求，根本原因都在于台湾的地缘属性，与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央之国历史纠葛更多的区域有所不同。虽然历史上，中央之国曾经多次尝试，将这两片与大陆紧密相连，且在经济层面适合华夏文明生长的土地，纳入自己的政治范畴，不过这两个东亚突出部顽强生成的本土属性，最终使得中央之国彻底放弃了这一努力。由此可见，地缘属性的远近亲疏，并不单单受地理距离影响，更多由“人”来决定的。
以台湾华夏属性的形成来说，荷兰为开发台湾而主动引入的大陆移民，为台湾今日的地缘文化属性奠定了基础。当然，即使没有荷兰人的顺势引入，同一时间的东南沿海之民，也已在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的助力下，开启了规模性的移民行动。明郑在控制台湾之后带入的数万军民，使台湾迎来一第二拔移民潮。不出意外的话，清朝在统一台湾之后，台湾的人口密度将稳步提升至，与中国东南地区相当的程度。
然而意外并非不会出现。在郑氏子孙无可奈何的选择“剃发-登岸”后，封闭保守的大陆思维，一度在帝国中心的廷议中占据上风。这一意见的核心，是将台湾之民悉数迁回原藉地，以降低管理成本。在中央之国的历史扩张中，这种做法并不鲜见。比如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极点，并非一直都是大家熟悉的万里长城第一关—— “嘉峪关”。在明朝初年，明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范围，仍然包括嘉峪关西部的的 “敦煌”地区。只是在16世纪初，当明朝无力在西域渗透影响力，尤其来自哈密地区的压力倍增后，酒泉之西的嘉峪关便重新定位为了帝国的西部极点。
明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战略决定，是因为敦煌地区所依附的疏勒河，与河西走廊其它河流在地理属性上有所不同。向西注入罗布泊的流向，使得疏勒河及敦煌地区，在地理和地缘政治属性上，被应该被定位为塔里木盆地的东大门，或者说新疆与河西走廊的连接部。当明朝不准备象汉、唐那样，通过深入西域来维护自己的北方安全后，再固守敦煌这个突出部，在成本上就变得不合算了。随着嘉峪关防线地位的确立，敦煌地区原有的汉族居民被迁入嘉峪关以东。虽然这并不代表，明朝在嘉峪关以西的河西走廊，就不会谋求军事存在了。不过此后再承担这一职责的，就是那些内附的游牧部落了。
在是否要经营台湾的问题上，这个身处海洋的突出部，面临和当年敦煌一样的命运。从王朝属性上来看，马上得天下的清王朝，似乎更有理由放弃这片化外之地。不过，这种情况最终并未出现。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是以施琅为代表的，与明郑地缘背景一致的力量。换句话说，清王朝并非依靠自己的传统优势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因为利用了东南海上力量及思维。这种情况下，虽然王朝的原始属性更偏向于大陆思维，但就台湾问题来说，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建议会更值得重视。
最终，出于台湾重新被东南民间海上力量控制，进而成为反清基地的担忧，清王朝并没有弃守台湾。基于南台湾的地缘地位，清王朝最初在台湾设立的“一府三县”，都位于嘉南平原，包括：台南的“台湾县”、高雄的“凤山县”，以及嘉义的“诸罗县”。三县之上设置有“台湾府”，行政上则隶属于福建省。基于此时的中央之国，正因为政治稳定及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开始进入人口大爆炸时期。可以预见台湾的开发及人口导入势必会迎来一个高峰期。不过，这一高峰的到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而是被政策性的延缓了。
对于清王朝来说，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放弃的话，势必很快成为东南沿海之民外迁的主要目地的，并成为海盗甚至割据政权的基地，就象之前它一直承担的地缘政治角色那样。即使决定将之纳入行政管理，在缺乏海外管理经验的情况下，清王朝仍然担心台湾形成强大的自给能力之后，会重新成为不稳定因素。在这一患得患失心理主导下，清王朝最初在台湾实行的政策，客观类似于军管。不仅要求原有移民中，未有家室者及经济较差者返回原籍，更禁止民间偷渡入台。同时，因军事、屯垦需要被官方允许入台者，亦被禁止携带家属，以避免台湾人口存量出现不可控式的增长。
从大历史和实际操作层面来说，这种封闭政策很难持久，在人口压力之下，民间私渡台湾的现象一直未能断绝。就象清王朝曾经长期封禁被自己视为战略退路的东北地区，但进入19世纪后，人口大爆炸的压力，还是让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并迫使清王朝在法律层面废止之前的禁令。不过禁令仍然对台湾的地缘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平埔族的消融。由于对入台人口性别上的控制，即使私渡台湾谋生者，绝大多数亦为男性。这使得台湾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初100年间，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迫于现实，与大陆移民在生产、生活习惯上相近，遂成为了大陆男性移民的重要通婚对象。在这场竞争中，经济上相对更为弱势的平浦族男性并没有优势（18世纪初，台湾的娶妻成本上升至白银100两），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部落规模缩减直至消失。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用“高山族”这个名称，来对台湾原住民群体进行覆盖。
上述现象，在1949年后，台湾因为再次割据而徒增上百万青壮年男子时，也同样出现过。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台湾演艺明星，比如张雨生、徐若瑄、罗志祥等，都拥有1/2的原住民血统。随之而来的，则是原住民比例的进一步降低（今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当然，原住民群体的消融，并不代表台湾内部就不再有族群差异问题。今天台湾社会以45年为时间点，划分本省人、外省人，只是最近的一个案例罢了（今外省人比例约为13%）。鲜为人知的是，在300多年前清王朝统治台湾初期，关于移民来源地的选择问题，曾经上升到政治高度。
从与澎湖和南台湾的相对位置来看，闽南及粤东地区在开发台湾的竞争中，具备几乎同级的优势。在最初的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竞争中，以及对台湾的最初利用上，亦可同时看到这两个板块的存在。即使源出闽南的郑氏海上集团，最终在这场竞争中胜出，但在郑成功的军队中，仍有20%-30%来自于广东潮汕、惠州两地。然而在清朝控制台湾之后，并有有限开放移民政策后，潮惠地区曾经被有意识的排除在外。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从郑芝龙时代起，闽南籍大陆移民就已经在移民台湾问题上，占据了优势。这一优势，随着明郑的割据行为得到进一步加强。施琅等帮助平台的清军将领，大多数亦原籍闽南。在明郑治理台湾时期，地域差异所产生的矛盾与竞争已经出现，不过在“反清复明”的大旗之下，这种地域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很大程度会被掩盖，而当这面大旗不再，矛盾便容易被凸显出来了。
既然清王朝已经决定，不再以坚壁清野的做法将台湾变成无人区，那么稳定台湾内部地缘结构，就成为了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需要下，台湾形成可以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并不符合统治的需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明末清初的招安浪潮中，来自闽南的民间海上力量，更多成为了受益者。而为了与之对抗，潮惠海上武装则保留了更多的海盗成份。由此也对当时统治者造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闽南力量更容易成为王朝稳定东南海疆的基石。
及至康熙末年，针对潮、惠两地的移民禁令被取消，来自潮惠两地的移民数量开始大幅上升。不过作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潮汕民系”，最终却并没有在台湾拥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潮汕之民本身便是源出于闽南。潮汕方言，亦属于闽南语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导，这种相近性，使得两地移民最终融为一体，并占据了今天台湾人口的70%。反倒是来自惠州的客家人（与广东府、潮汕并称广东三大民系），因其独特的方言，以及更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成为了台湾民系组成部分（今台湾客家人比例约为15%）
台湾四大民系：原住民、闽南人（包括潮汕人）、客家人、外省人的形成史，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族群与族群之间，即可以因为差异而产生竞争，又可能因为彼此间的共同点而趋向融合。至于说到底是突出差异还是求同存异，则要看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一如今天的台独主义者，会更愿意突出他们的特异性。只不过，一旦政治上的统一成为现实，建立统一的国族认同感，在技术上并没有障碍。
好了，大航海时代的台湾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古老而又封闭的中央之国来说，台湾是为数不多，能够与这个波澜壮阔时代交融的点。然而放眼全球，台湾的得失在当时却又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荷兰人丢失“福尔摩萨”的消息传至欧洲，甚至都没有能够成为话题。如果让欧洲人选择，那片位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新大陆，会更值得关注。结下来，我们也将随着西、葡、英、法等国的风帆，将目光重新投向这片未知世界，去解开大航海时代最后也是最大的的地缘谜题。
最近国际政治层面的大事有两件，都与中国有关。一是特朗普宣布对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二是朝鲜最高领导人访华。一件与经济有关，一件与核问题有关，但说到底都与中国的大国身份，以及与美国正在形成的微妙竞争关系有关。
今天先说说贸易战吧。贸易战很显然对双方都会有损伤，但竞争并不一定导致这样的结果。更多要看双方的经济捆绑程度。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阵营，铁幕一拉，贸易层面本身就是自身成体系。两条几乎不相交的平行线，拼的就是谁的机制在长线上更有优势。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缺乏活力和创新的苏联，在差距拉大到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轰然倒下。
今天俄国与西方之间，仍然缺乏有效的贸易联系。或者说，彼此之前的依存度不高。虽然部分欧洲国家，会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产品，但这些产品并非不可取代的。即使断绝它们的供应，也不至于引发战略性影响（反过来对俄国的影响却会更大）。俄国的市场规模，对于西方来说同样属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反观俄国，有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级的背靠背战略伙伴，也不必担心因对抗造成的商品短缺现象。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一个双面间谍被毒杀事件，便能够小事化大的演变成数十个国家，与俄国的外交风波。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生命不值得尊重。不过政治就是这样，如果有需要，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借口和导火索；如果投鼠忌器的话，再大的事情也可能被掩盖。
比较下来，中美关系就没那么简单了。中国在1978年后，决定淡化之前的意识形态之争，融入当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除了自身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原因，就是希望增强彼此间的经济关系性，来获取安全保障。经济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任何想影响中国政局的企图，都必须三思而后行。目前看，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也很大程度保证了，美国很难象对付俄国那样，屡屡祭出“小冷战”的手段。
至于特朗普这次看似声势浩大的征税之举，很难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更象是一次选举政治背景下的战术举动。就象他的上台，在大历史层面只是美国的一次试错。当美国面临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认定全球化政策对自己对手有所帮助时，试错的心理再所难免。说起来，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在初期选择顺从西方，也是一次试错。只不过试完之后，俄国人发现这还种做法还真是“错”。
虽然中国全面贸易战很难打起来，但对于“试错”性质的特朗普政府来说，这个态度却是必须摆明的。在奥巴马时代，试图维持“世界警察”地位的美国，将中国视为直接挑战，其外交战略有一个看透不说透的指向，那就是再造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体系。比如积极推进，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战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孤立中国”；特朗普时代的变化，则在于将美国目前的困境，不仅仅归罪于中国，而认定美国为维护世界秩序牺牲了太多自我利益，在美国优先原则被确立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变成了“自我孤立”。尽管中国因为体量的问题，仍然是美国最需要遏制的对象，但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美国的很多做法已经让他的很多盟友感到不舒服了。
每一位美国总统上台之后，都面临一个如何兑现承诺的问题。所谓“站在说话不腰疼”，在野的永远比在朝的，更容易占据道德制高点。只是真到自己来平衡柴米油盐的问题时，做的却未必会比前任更好了。因此不管是美国，还是其它国家地区（比如台湾地区），被选者上台之后，或多或少都会做些打脸的事。比较下来，特朗普算是很说话算数的一个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无论做多少妥协，也不可能让增加那些反对者一丝的好感。稳定自己的基本盘、拉拢摇摆州选民才是最重要的。
为此我们会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成立之后，对竞争时的一些承诺，做起来还是很雷厉风行的。比如在美墨边境造墙，甚至要墨西哥出钱的做法。问题在于，总统并不是美国政治的唯一，甚至只是三权之一。一项动议的推进、落地，不是那么简单的。特朗普当然不是意识不到这点，有可能到他任期结束，这道墙的预算从哪出，还属于未知数。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强硬姿态却是一定要做出来的。
对中国摆出的贸易战姿态也是这种心理。以竞选时对中国的强力批评来说，很多人都认为这种强硬态度，应会在其一上台就摆出来的。只是特朗普政府后来对很多国家，甚至盟友下手，制裁中国的政策却迟迟未落地。理解这点，还是要从美国的选举政治背景来看。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于是除了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国会选举以外，还会有一次在两次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这就是“中期选举”。
2018年3月6日，3月6日，得克萨斯州率先开始初选，美国正式进入2018年中期选举。规则来看，众议员2年一任（共有435席），与中期选举的间隔重叠；参议员6年一任，每两年替换三分一左右（共有103个席位）。基于国会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重要性，美国两党对中期选举的重视程度，并不比总统选举低多少。中国人说“好钢要使在刀刃上”，对中国发难这个大招，不现在放更待何时。在筹码的收放问题，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算计起来显然是很有心得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并对美国的一超霸主地位构成威胁，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作为被追赶方的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原有的地位，终究会与身为追赶者的中国产生不少摩擦的。只不过中、美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在零和游戏之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互相都无法取代对方的情况下，牺牲它国的利益。就象在中国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中，经常出现的老大老二激烈竞争，共同把老三老四挤出局，然后老大老二再合并垄断市场的套路（比如滴滴对的崛起）。回看历史，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地球上拉开一道铁幕，各自经营自己的世界，又何尝不是这一模式呢？当下与历史的区别，无非在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暗战时代，大国间无谓的消耗反而会更少些。
前几天有消息称，中国打算把原来从韩国、台湾地区进口的半导体份额，转移一部分给美国，便颇有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味道。这也使得在这场贸易之争中，美国的传统盟友们并没有给它站台。除了认为美国这样做，实在有违自由贸易法则，更因为担心自己成为牺牲品。更何况中国庞大的购买力在那，没有必要为了“美国优先”原则，而把自己卷进是非中去。既然新的“铁幕”没有生成，那么大家都把政治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吧。
今天先说说贸易战吧。贸易战很显然对双方都会有损伤，但竞争并不一定导致这样的结果。更多要看双方的经济捆绑程度。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阵营，铁幕一拉，贸易层面本身就是自身成体系。两条几乎不相交的平行线，拼的就是谁的机制在长线上更有优势。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缺乏活力和创新的苏联，在差距拉大到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轰然倒下。
今天俄国与西方之间，仍然缺乏有效的贸易联系。或者说，彼此之前的依存度不高。虽然部分欧洲国家，会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产品，但这些产品并非不可取代的。即使断绝它们的供应，也不至于引发战略性影响（反过来对俄国的影响却会更大）。俄国的市场规模，对于西方来说同样属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反观俄国，有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级的背靠背战略伙伴，也不必担心因对抗造成的商品短缺现象。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一个双面间谍被毒杀事件，便能够小事化大的演变成数十个国家，与俄国的外交风波。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生命不值得尊重。不过政治就是这样，如果有需要，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借口和导火索；如果投鼠忌器的话，再大的事情也可能被掩盖。
比较下来，中美关系就没那么简单了。中国在1978年后，决定淡化之前的意识形态之争，融入当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除了自身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原因，就是希望增强彼此间的经济关系性，来获取安全保障。经济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任何想影响中国政局的企图，都必须三思而后行。目前看，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也很大程度保证了，美国很难象对付俄国那样，屡屡祭出“小冷战”的手段。
至于特朗普这次看似声势浩大的征税之举，很难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更象是一次选举政治背景下的战术举动。就象他的上台，在大历史层面只是美国的一次试错。当美国面临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认定全球化政策对自己对手有所帮助时，试错的心理再所难免。说起来，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在初期选择顺从西方，也是一次试错。只不过试完之后，俄国人发现这还种做法还真是“错”。
虽然中国全面贸易战很难打起来，但对于“试错”性质的特朗普政府来说，这个态度却是必须摆明的。在奥巴马时代，试图维持“世界警察”地位的美国，将中国视为直接挑战，其外交战略有一个看透不说透的指向，那就是再造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体系。比如积极推进，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战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孤立中国”；特朗普时代的变化，则在于将美国目前的困境，不仅仅归罪于中国，而认定美国为维护世界秩序牺牲了太多自我利益，在美国优先原则被确立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变成了“自我孤立”。尽管中国因为体量的问题，仍然是美国最需要遏制的对象，但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美国的很多做法已经让他的很多盟友感到不舒服了。
每一位美国总统上台之后，都面临一个如何兑现承诺的问题。所谓“站在说话不腰疼”，在野的永远比在朝的，更容易占据道德制高点。只是真到自己来平衡柴米油盐的问题时，做的却未必会比前任更好了。因此不管是美国，还是其它国家地区（比如台湾地区），被选者上台之后，或多或少都会做些打脸的事。比较下来，特朗普算是很说话算数的一个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无论做多少妥协，也不可能让增加那些反对者一丝的好感。稳定自己的基本盘、拉拢摇摆州选民才是最重要的。
为此我们会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成立之后，对竞争时的一些承诺，做起来还是很雷厉风行的。比如在美墨边境造墙，甚至要墨西哥出钱的做法。问题在于，总统并不是美国政治的唯一，甚至只是三权之一。一项动议的推进、落地，不是那么简单的。特朗普当然不是意识不到这点，有可能到他任期结束，这道墙的预算从哪出，还属于未知数。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强硬姿态却是一定要做出来的。
对中国摆出的贸易战姿态也是这种心理。以竞选时对中国的强力批评来说，很多人都认为这种强硬态度，应会在其一上台就摆出来的。只是特朗普政府后来对很多国家，甚至盟友下手，制裁中国的政策却迟迟未落地。理解这点，还是要从美国的选举政治背景来看。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于是除了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国会选举以外，还会有一次在两次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这就是“中期选举”。
2018年3月6日，3月6日，得克萨斯州率先开始初选，美国正式进入2018年中期选举。规则来看，众议员2年一任（共有435席），与中期选举的间隔重叠；参议员6年一任，每两年替换三分一左右（共有103个席位）。基于国会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重要性，美国两党对中期选举的重视程度，并不比总统选举低多少。中国人说“好钢要使在刀刃上”，对中国发难这个大招，不现在放更待何时。在筹码的收放问题，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算计起来显然是很有心得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并对美国的一超霸主地位构成威胁，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作为被追赶方的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原有的地位，终究会与身为追赶者的中国产生不少摩擦的。只不过中、美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在零和游戏之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互相都无法取代对方的情况下，牺牲它国的利益。就象在中国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中，经常出现的老大老二激烈竞争，共同把老三老四挤出局，然后老大老二再合并垄断市场的套路（比如滴滴对的崛起）。回看历史，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地球上拉开一道铁幕，各自经营自己的世界，又何尝不是这一模式呢？当下与历史的区别，无非在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暗战时代，大国间无谓的消耗反而会更少些。
前几天有消息称，中国打算把原来从韩国、台湾地区进口的半导体份额，转移一部分给美国，便颇有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味道。这也使得在这场贸易之争中，美国的传统盟友们并没有给它站台。除了认为美国这样做，实在有违自由贸易法则，更因为担心自己成为牺牲品。更何况中国庞大的购买力在那，没有必要为了“美国优先”原则，而把自己卷进是非中去。既然新的“铁幕”没有生成，那么大家都把政治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吧。
文明的本质与中美洲的“玉米文明”
【关键词：前哥伦布时期，奥尔梅克文明，光合文明，玉米】
说到美洲文明，一直以来都有三大文明之说，包括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印加文明。其中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的位置，在今天墨西哥南部；印加文明的范围，则大体覆盖有今天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及阿根廷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后者在地理范围上属于南美范围，前者则属于中美洲。不过美洲本土诞生的文明，实际并不止于上述三个。考古发现，在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还广泛分布有多处互相没有从属关系的文明点。准确的说，这三大文明是哥伦布和西班牙人抵达后，尚存于世的美洲主要文明。从时间上来看，中美洲文明的源起时间要早于南美洲。然而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南美洲文明是被中美洲文明所唤醒的。考虑到在旧大陆，包括中央之国的文明初始阶段，都诞生过很多互相没有继承关系的文明，这种情况实属正常。
基于哥伦布在“发现”美洲过程中的贡献，被西方殖民者改变之前的美洲历史，有时会称之为“前哥伦布时期”。这个时间点，并非被机械的定在哥伦布登上美洲土地的1492年，毕竟此后西班牙人代表欧洲，征服美洲三大文明还花了数十年时间。与中美洲相接的加勒比海地区，是哥伦布和西班牙人最先接触到的“美洲”，这使得玛雅和阿兹特克人，会稍早一点为外部所知。不过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都不是中美洲文明的初创者。考古证据表明，能够戴上“中美洲文明之母”桂冠的，是在地理上与相邻的奥尔梅克人。这意味着后来的中美洲诸文明，实际都是奥尔梅克文明开枝散叶的结果。
奥尔梅克文明兴盛于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400年期间。基于其兴起的年代与商朝后期的时间重叠，所谓中国殷商后裔渡海成印第安人的传说，大多直接指向奥尔梅克人。中美洲文明的几个代表性特征，包括：金字塔、羽蛇神、象形文字、美洲虎崇拜、玉米等，都能够在奥尔梅克文明中找到源头。热衷于将华夏文明与美洲文明进行比较，进而引发民族自豪感的研究者，相信这些特征都能够在华夏文明中找到对应点。比如将美洲金字塔，与中国早期帝陵的“覆斗”式封土相对应（虽然这种下宽上窄的建筑形制，只是一种物理层面的自然选择。并且二者在建筑材料和功能上完全不同）；将中美洲人所崇拜的，身带羽毛的蛇神形象，视为中国龙的变种（虽然这种蛇形神祗，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将奥尔梅克人及其它遗留下来的石像，认定为是中国人的形象（虽然怎么看都象是黑人形象）。
然而无论你有多么的愿意相信，美洲文明或者说仅仅是中美洲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次生文明，有一个文明要素却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中国，乃至旧大陆找到出处的，那就是“玉米”。事实上，不仅仅是玉米，美洲文明培育出了诸多作物，都没有办法在旧大陆找到出处，却又对美洲文明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地缘角度来说，相比发现美洲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包括今天出来以美国为核心的“新世界岛”，从美洲扩散出来的这些新物种，对人类社会的改变要深远的多。500年前的这次地理大发现，不亚于太空时代的人类，在地球之外又发现了一颗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并由此为地球带回来了新的物种和基因。
美洲那些高产农作物，扩张到全球之后，对全球人口增长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内容中多次致敬过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原产美洲的物种中，哪一种或者几种贡献最大。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评比，而是关乎到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文明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问题。关于什么样的社会，才能跻身“文明”行列，一直以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文字”一度被认为是认定文明体的必备条件，然后没有文字的印加人，在组织结构和生产力上，却明显应该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又比如以青铜冶炼为标准的话，拥有文字和一系列科学成就的玛雅人，则又必须归类于野蛮人行列了。
抛开这个外在的技术标准不说，其实文明的产生有一个非常通用的基础，那就是“食物”。通俗点讲，人类必须在有余粮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更繁杂的社会分工，去供养专注于政治、宗教、文化，乃至手工业等，非直接生产食物的人口。一个社群或者文明的整体实力能够发展到多高，很大程度取决于它在食物生产方面的生产力。农业革命，帮助人类在获取食物的能力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一个文明的潜力，往往取决于它的农业生产效率。
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在工业化之后，食物的生产效率以及总量，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文明实力核心标准了。工业化之前的人类，向地球索取能量的方式，归结于一点就是“光合作用”。无论是狩猎者猎取了一头野猪，来为整个部落提供了几天的食物；还是一个农民通过春播秋种，收获了足够一家人生存一年的口粮，归根结底都在于对植物本身的光合能力的利用。是那些不会说话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固定在地球上，并通过生物链，全方位的以“衣食住行”等表现形式，作用在人类身上。而人类所作出的改变，本质是通过对食物链上物种的选育，以及集约化生产，更高效的收获这些能量。
基于植物光合作用在工业化之前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我们可以用“光合文明”一词来概括。工业化的改变，在于人类在直接或间接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之外，用科学的手段找到了新的能量补充方式。这其中最先帮助人类打开这扇魔法大门的，就是那些沉淀于地球之中的化石能源了。以人类生活必须品中的“衣”为例，工业化以前的人类，无论是简单的将兽皮改造为衣物，还是通过丝织、棉纺等方式，更复杂的制作出一件衣服，本质都还是对通过生物链，对光合资源的浅层利用。现在，人类则完全可以用化学合成方法，绕过生物链来制作衣服了。在粮食生产问题上，工业化亦极大提升了驯化植物和动物的生产效率。虽然这离完全绕过生物链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可以预见的将来，食物是可以合成的），但人类透过“工业”力量，在能量获取以及应用方式上的飞跃，已经将人类文明整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以化石能源形成理论来说，化石能源的利用，说到底还是对远古时代光合能源的利用。只不过地球母亲，将自己上亿年的积存，一下子拿出来便宜了现代人。然而通过对能源的利用，人类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能源获取和利用方式（比如核能）。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完全摆脱化石能源的束缚，那么人类文明的发展必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人造太阳的成功）。很难预测，在这个可以预见的时代，人类社会在各方面将升级成什么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点，到那个时候，“地缘”概念中的“地”，范围应该不再仅仅局限在这颗蓝色星球了。
不管人类文明进步到什么阶段，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决定人类整体或者一个族群、政治体实力的，都是在于如何获取更多的“能量”。将思维从遥远的未来和外太空，拉回到“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我们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美洲人到底驯化了什么样的高产植物，帮助他们完成从原始社会向“光合文明”的转变。答案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它们就是：玉米和土豆。之所以会有两种植物，在于美洲文明整体上分为中美洲和南美洲两支。其中玉米是中美洲文明的推进剂，土豆则是南美安第斯文明的推进剂。我们可以不太严肃的称之为“玉米文明”、“土豆文明”。
在一片相连大陆上，出现两种核心粮食作物的情况，完全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基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原因，每一片土地最适应的作物不尽相同。比如今天中央之国在主粮种植上，就长期呈现出地“南稻北麦”的结构。当然，这一结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东北地区因大量人口迁入，迅速升级为核心文明区后，受益于丰富水资源及农业技术的进步，成为了新的重要稻作农业区。另一个变化的案例，是在华夏文明在北方孕育的初期，最初承担助推剂功能的，并不是现在占据耕种优势的小麦，而是俗称“小米”的“粟”（古称 “稷”）。同时参与竞争的，还有位五谷的“黍”（黄米）、菽（大豆）等原产于中国作物。至于小麦，则是由亚洲西部传入的。只不过，受益于旧大陆诸文明之间的地理交流，最迟在唐代就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主粮了。
中国本土培训的小米、大豆等物种，在这场主粮竞争中的落败，并不能抹杀它们在华夏文明起源中作出过的卓越进步。同时，这也不妨碍我们去客观评定，那些由不同民族培育出来的物种，对世界人口增长贡献力的大小。事实证明，文明及技术的相互交流，对于各方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就现在全球粮食作物的重要性来说，小麦、稻谷、玉米，被称之为“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三者合计的播种面积，约占世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72%（1990年数据），其中玉米的总产量和平均单产均居于首位。由此可见，玉米对当下的人类有多么的重要。
回溯历史，我们需要在玉米的源起之地，寻找玉米被驯化的完整链条，以找到打开中美洲农业革命的锁匙。这当中，“野生玉米”的存在证据，看起来是一切问题的源点。问题是，寻找玉米的野生形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旧大陆那些曾经或仍在充当主粮功能的作物，其野生形态往往与现在的样子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你在收获季节，看到小米植株形态，会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它与狗尾巴草之间的亲缘关系；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果惠，在形态上也没有质的区别。然而玉米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实际上是没有野生玉米的。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由人类培育出来的新物种，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光合文明时代，人类在物种改良层面最成功的杰作。
玉米的中文学名又叫作“玉蜀黍”。这个名字源自于它晶莹透亮的质感，及其与“蜀黍”相似的颗粒感了。所谓蜀黍，其实就是高粱了。中国人在给新引进物种取名时，通常会遵循一个规律，那就是在本土找到一个相近的物种，然后再冠以一个前缀。通常这个前缀会直接表露出这一引进物种的外籍身份：比如蕃、西、洋。由此诞生了诸如：番茄、西瓜、洋芋等一些耳熟能详的称谓。相比这种简单，甚至带有歧视性命名法，无论是“玉蜀黍”还是“玉米”的称谓，都算是很高大上了。
由于“玉蜀黍”的学名，玉米那个在形态上完全不同的直系祖先，中文名被标定为“类蜀黍”。网络时代，你很容易找到两位“蜀黍”的对比图片。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预见了解相关信息，你是绝对想象不到它与玉米之间的亲缘关系的。由于类蜀黍的果实实在太小。小到你光从形态上，无法相信它能生出玉米这样高帅的后代来，因此它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称——大刍草。
关于中美洲原住民，是如何将类蜀黍变身成为玉蜀黍的，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当中，并已初步揭开了迷底。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相比其它野生植物的驯化，人类在玉米的华丽转身过程中，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更多的运气。目前在中美洲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玉米样本，位于墨西哥南部城市“提瓦坎”的河谷当中，距今大约6000年。这些早期玉米，棒长不到三厘米，谷粒也只有50颗左右。形态大小，与近年来方从美国引进的“玉米笋”类似。一般认为，仅仅将“类蜀黍”变成为“玉米笋”形态的初级玉米，美洲原住民就花费了3、4000年时间。
解读玉米的前世今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向培育玉米（及其它美洲原生农作物）的美洲原住民致敬，更在于揭示一个道理：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一个族群和一个文明更是如此。简单凭借一些文化符号的相似性，就牵强附会的将其它文明，视为自己的次生文明，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退一万步讲，即使历史上真的存在部分殷人登陆美洲的情况，他们对美洲文明的成长也很难造成质的影响。就象你不能因为中央之国在成长过程中，从旧大陆的地区，吸取并消化的部分文明因子，就认定华夏文明是由西而来的一样。
【关键词：前哥伦布时期，奥尔梅克文明，光合文明，玉米】
说到美洲文明，一直以来都有三大文明之说，包括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印加文明。其中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的位置，在今天墨西哥南部；印加文明的范围，则大体覆盖有今天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及阿根廷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后者在地理范围上属于南美范围，前者则属于中美洲。不过美洲本土诞生的文明，实际并不止于上述三个。考古发现，在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还广泛分布有多处互相没有从属关系的文明点。准确的说，这三大文明是哥伦布和西班牙人抵达后，尚存于世的美洲主要文明。从时间上来看，中美洲文明的源起时间要早于南美洲。然而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南美洲文明是被中美洲文明所唤醒的。考虑到在旧大陆，包括中央之国的文明初始阶段，都诞生过很多互相没有继承关系的文明，这种情况实属正常。
基于哥伦布在“发现”美洲过程中的贡献，被西方殖民者改变之前的美洲历史，有时会称之为“前哥伦布时期”。这个时间点，并非被机械的定在哥伦布登上美洲土地的1492年，毕竟此后西班牙人代表欧洲，征服美洲三大文明还花了数十年时间。与中美洲相接的加勒比海地区，是哥伦布和西班牙人最先接触到的“美洲”，这使得玛雅和阿兹特克人，会稍早一点为外部所知。不过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都不是中美洲文明的初创者。考古证据表明，能够戴上“中美洲文明之母”桂冠的，是在地理上与相邻的奥尔梅克人。这意味着后来的中美洲诸文明，实际都是奥尔梅克文明开枝散叶的结果。
奥尔梅克文明兴盛于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400年期间。基于其兴起的年代与商朝后期的时间重叠，所谓中国殷商后裔渡海成印第安人的传说，大多直接指向奥尔梅克人。中美洲文明的几个代表性特征，包括：金字塔、羽蛇神、象形文字、美洲虎崇拜、玉米等，都能够在奥尔梅克文明中找到源头。热衷于将华夏文明与美洲文明进行比较，进而引发民族自豪感的研究者，相信这些特征都能够在华夏文明中找到对应点。比如将美洲金字塔，与中国早期帝陵的“覆斗”式封土相对应（虽然这种下宽上窄的建筑形制，只是一种物理层面的自然选择。并且二者在建筑材料和功能上完全不同）；将中美洲人所崇拜的，身带羽毛的蛇神形象，视为中国龙的变种（虽然这种蛇形神祗，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将奥尔梅克人及其它遗留下来的石像，认定为是中国人的形象（虽然怎么看都象是黑人形象）。
然而无论你有多么的愿意相信，美洲文明或者说仅仅是中美洲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次生文明，有一个文明要素却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中国，乃至旧大陆找到出处的，那就是“玉米”。事实上，不仅仅是玉米，美洲文明培育出了诸多作物，都没有办法在旧大陆找到出处，却又对美洲文明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地缘角度来说，相比发现美洲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包括今天出来以美国为核心的“新世界岛”，从美洲扩散出来的这些新物种，对人类社会的改变要深远的多。500年前的这次地理大发现，不亚于太空时代的人类，在地球之外又发现了一颗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并由此为地球带回来了新的物种和基因。
美洲那些高产农作物，扩张到全球之后，对全球人口增长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内容中多次致敬过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原产美洲的物种中，哪一种或者几种贡献最大。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评比，而是关乎到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文明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问题。关于什么样的社会，才能跻身“文明”行列，一直以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文字”一度被认为是认定文明体的必备条件，然后没有文字的印加人，在组织结构和生产力上，却明显应该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又比如以青铜冶炼为标准的话，拥有文字和一系列科学成就的玛雅人，则又必须归类于野蛮人行列了。
抛开这个外在的技术标准不说，其实文明的产生有一个非常通用的基础，那就是“食物”。通俗点讲，人类必须在有余粮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更繁杂的社会分工，去供养专注于政治、宗教、文化，乃至手工业等，非直接生产食物的人口。一个社群或者文明的整体实力能够发展到多高，很大程度取决于它在食物生产方面的生产力。农业革命，帮助人类在获取食物的能力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一个文明的潜力，往往取决于它的农业生产效率。
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在工业化之后，食物的生产效率以及总量，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文明实力核心标准了。工业化之前的人类，向地球索取能量的方式，归结于一点就是“光合作用”。无论是狩猎者猎取了一头野猪，来为整个部落提供了几天的食物；还是一个农民通过春播秋种，收获了足够一家人生存一年的口粮，归根结底都在于对植物本身的光合能力的利用。是那些不会说话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固定在地球上，并通过生物链，全方位的以“衣食住行”等表现形式，作用在人类身上。而人类所作出的改变，本质是通过对食物链上物种的选育，以及集约化生产，更高效的收获这些能量。
基于植物光合作用在工业化之前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我们可以用“光合文明”一词来概括。工业化的改变，在于人类在直接或间接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之外，用科学的手段找到了新的能量补充方式。这其中最先帮助人类打开这扇魔法大门的，就是那些沉淀于地球之中的化石能源了。以人类生活必须品中的“衣”为例，工业化以前的人类，无论是简单的将兽皮改造为衣物，还是通过丝织、棉纺等方式，更复杂的制作出一件衣服，本质都还是对通过生物链，对光合资源的浅层利用。现在，人类则完全可以用化学合成方法，绕过生物链来制作衣服了。在粮食生产问题上，工业化亦极大提升了驯化植物和动物的生产效率。虽然这离完全绕过生物链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可以预见的将来，食物是可以合成的），但人类透过“工业”力量，在能量获取以及应用方式上的飞跃，已经将人类文明整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以化石能源形成理论来说，化石能源的利用，说到底还是对远古时代光合能源的利用。只不过地球母亲，将自己上亿年的积存，一下子拿出来便宜了现代人。然而通过对能源的利用，人类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能源获取和利用方式（比如核能）。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完全摆脱化石能源的束缚，那么人类文明的发展必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人造太阳的成功）。很难预测，在这个可以预见的时代，人类社会在各方面将升级成什么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点，到那个时候，“地缘”概念中的“地”，范围应该不再仅仅局限在这颗蓝色星球了。
不管人类文明进步到什么阶段，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决定人类整体或者一个族群、政治体实力的，都是在于如何获取更多的“能量”。将思维从遥远的未来和外太空，拉回到“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我们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美洲人到底驯化了什么样的高产植物，帮助他们完成从原始社会向“光合文明”的转变。答案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它们就是：玉米和土豆。之所以会有两种植物，在于美洲文明整体上分为中美洲和南美洲两支。其中玉米是中美洲文明的推进剂，土豆则是南美安第斯文明的推进剂。我们可以不太严肃的称之为“玉米文明”、“土豆文明”。
在一片相连大陆上，出现两种核心粮食作物的情况，完全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基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原因，每一片土地最适应的作物不尽相同。比如今天中央之国在主粮种植上，就长期呈现出地“南稻北麦”的结构。当然，这一结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东北地区因大量人口迁入，迅速升级为核心文明区后，受益于丰富水资源及农业技术的进步，成为了新的重要稻作农业区。另一个变化的案例，是在华夏文明在北方孕育的初期，最初承担助推剂功能的，并不是现在占据耕种优势的小麦，而是俗称“小米”的“粟”（古称 “稷”）。同时参与竞争的，还有位五谷的“黍”（黄米）、菽（大豆）等原产于中国作物。至于小麦，则是由亚洲西部传入的。只不过，受益于旧大陆诸文明之间的地理交流，最迟在唐代就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主粮了。
中国本土培训的小米、大豆等物种，在这场主粮竞争中的落败，并不能抹杀它们在华夏文明起源中作出过的卓越进步。同时，这也不妨碍我们去客观评定，那些由不同民族培育出来的物种，对世界人口增长贡献力的大小。事实证明，文明及技术的相互交流，对于各方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就现在全球粮食作物的重要性来说，小麦、稻谷、玉米，被称之为“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三者合计的播种面积，约占世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72%（1990年数据），其中玉米的总产量和平均单产均居于首位。由此可见，玉米对当下的人类有多么的重要。
回溯历史，我们需要在玉米的源起之地，寻找玉米被驯化的完整链条，以找到打开中美洲农业革命的锁匙。这当中，“野生玉米”的存在证据，看起来是一切问题的源点。问题是，寻找玉米的野生形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旧大陆那些曾经或仍在充当主粮功能的作物，其野生形态往往与现在的样子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你在收获季节，看到小米植株形态，会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它与狗尾巴草之间的亲缘关系；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果惠，在形态上也没有质的区别。然而玉米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实际上是没有野生玉米的。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由人类培育出来的新物种，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光合文明时代，人类在物种改良层面最成功的杰作。
玉米的中文学名又叫作“玉蜀黍”。这个名字源自于它晶莹透亮的质感，及其与“蜀黍”相似的颗粒感了。所谓蜀黍，其实就是高粱了。中国人在给新引进物种取名时，通常会遵循一个规律，那就是在本土找到一个相近的物种，然后再冠以一个前缀。通常这个前缀会直接表露出这一引进物种的外籍身份：比如蕃、西、洋。由此诞生了诸如：番茄、西瓜、洋芋等一些耳熟能详的称谓。相比这种简单，甚至带有歧视性命名法，无论是“玉蜀黍”还是“玉米”的称谓，都算是很高大上了。
由于“玉蜀黍”的学名，玉米那个在形态上完全不同的直系祖先，中文名被标定为“类蜀黍”。网络时代，你很容易找到两位“蜀黍”的对比图片。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预见了解相关信息，你是绝对想象不到它与玉米之间的亲缘关系的。由于类蜀黍的果实实在太小。小到你光从形态上，无法相信它能生出玉米这样高帅的后代来，因此它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称——大刍草。
关于中美洲原住民，是如何将类蜀黍变身成为玉蜀黍的，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当中，并已初步揭开了迷底。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相比其它野生植物的驯化，人类在玉米的华丽转身过程中，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更多的运气。目前在中美洲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玉米样本，位于墨西哥南部城市“提瓦坎”的河谷当中，距今大约6000年。这些早期玉米，棒长不到三厘米，谷粒也只有50颗左右。形态大小，与近年来方从美国引进的“玉米笋”类似。一般认为，仅仅将“类蜀黍”变成为“玉米笋”形态的初级玉米，美洲原住民就花费了3、4000年时间。
解读玉米的前世今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向培育玉米（及其它美洲原生农作物）的美洲原住民致敬，更在于揭示一个道理：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一个族群和一个文明更是如此。简单凭借一些文化符号的相似性，就牵强附会的将其它文明，视为自己的次生文明，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退一万步讲，即使历史上真的存在部分殷人登陆美洲的情况，他们对美洲文明的成长也很难造成质的影响。就象你不能因为中央之国在成长过程中，从旧大陆的地区，吸取并消化的部分文明因子，就认定华夏文明是由西而来的一样。
2018/4/17
中美洲与墨西哥文明
【关键词：阿美利加，中美洲，地峡，墨西哥】
虽然哥伦布代表“旧大陆”发现了“新大陆”，但比较意外的是，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得到用自己名字，冠名这片大陆的殊荣。赢得这一荣誉的，是一位叫作“阿美利哥•维斯普西”的意大利商人。1499-1501年，这位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人，先后参与数次探索了南美东北部海岸，并发现了亚马逊河河口。虽然完成这些工作的，显然不止阿美利哥一个人（甚至不会是主导者），但欧洲人正是通过他记录探险过程的出版物，获知了之前哥伦布发现的其实并不是亚洲，而是一片新大陆。有鉴于此，“阿美利哥”（拉丁文Americus）之名，开始成为了整个新大陆的名称。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命名之时，“阿美利哥”的发音转变为了“阿美利加”（America），于是整个新大陆就变成了“阿美利加洲”。在拉丁文中，以a结尾的名字为阴性。America与Americus 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女性化的名称。之所以要有这种变化，是因为欧洲人在为各大洲命名时，习惯性的为除欧洲之外的各大洲，取一个女性化的名称。很显然，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命名法，但却无可厚非。就象热衷于“华夷之辩”的中央之国，在对自己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命名时，同样会凸显自己的优越感一样。
中国人在使用时，一般会将“阿美利加洲”简称为了“美洲”。至于将新大陆名称放进自己国名的那个国家，则被译名为“美国”。只不过，为了避免和大陆名混淆，美国的中文译名全称，并没有采用“阿美利加”而是“美利坚”。假如当年哥伦布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中国人脑海中的世界霸主，兴许就叫“哥国”了。
哥伦布没能让自己的印记，出现在美洲和美国的名称里，说到底还是他自己的失误或者私心造成的。如果不是固执的将新大陆报告成印度，并为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冠以一个错误的“印加安人”之名，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名字变得更伟大些的。当然，单纯从让自己的名字，成为某个地名的角度来说，哥伦布倒也不用感到遗憾。相信大家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会听到“哥伦比亚”这个名称。比如那个经常因某位女校友嫁了明星或者富豪，出现在中国娱乐新闻中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用这个名称作为国名的南美“哥伦比亚共和国”。所谓“哥伦比亚”，其实就是“哥伦布之地”的意思。从这点来说，哥伦布倒是应该能得到一丝安慰了。
之所以要在这里探讨一下“美洲”这外名称的由来，是因为“美洲”只是一个泛称，具体在地理上还会分为“南美洲”与“北美洲”。而从地缘角度看，美洲的概念要更为复杂。最起码还可以多出个“中美洲”及“拉丁美洲”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美洲的板块轮廓，也完全是由西方殖民分割造成的。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寻找原因。探索中美洲文明的产生及扩散路径，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先来看看，中美洲的范围。在地图上确定中美洲的范围，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很容易在南、北美洲之间，找到一条系带般存在的狭长陆地。这种连接两片大陆的狭长陆地带，地理上被称之为“地峡”，位于南北美之间的这条地峡，自然就是“中美洲地峡”了。除了“中美洲地峡”以外，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地峡还有连接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连接亚、非两洲的“苏伊士地峡”等。
由于地峡两侧为海洋，并且宽度较窄，一直以来“地峡”二字往往都跟“运河”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人类有限的改造能力，能够对地理环境造成些许变化的话，那么用以连通两片海洋的“地峡运河”，无疑是最见成效的工程。在这一前景诱惑下，苏伊士地峡变身为了“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也成为了“中美洲地峡”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一张名片。
巴拿马运河的诞生，还产生了一个地理层面的后果，那就是这条从巴拿马中部横穿而过的运河，成为了南、北美洲的地理分割线。这使得从地理角度看，巴拿马的南部成为了“南美洲”的一部分。不过在地缘政治层面，这种纯地理划法并没有意义。巴拿马全境，仍然被视中美洲的一部分。实际上，最初设计运河时，位于中美洲最南端的巴拿马并非是唯一的选择。与苏伊士地峡选址的唯一性不同，“中美洲地峡”要狭长得多（使之选择面要更广）。即使在今天，在尼加拉瓜构筑一条新运河的设想，仍然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让中国人感兴趣的情况是，出现在媒体中的“尼加拉瓜地峡”，背后的投资者来自于中国。基于中国当下过剩的产能、基建狂魔的名声，以及充裕的资金，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发生。问题是，在如此重要的地理单元，修筑一条新的咽喉要道，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和尼加拉瓜的内政问题了。可以想见的是，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看不见的地缘政治之手，在中间发挥重要影响力。
之所以会有因运河而产生的种种事端，归根结底是源起于“中美洲地峡”的狭长地形。事实上，这并不是地形因素第一次在地缘政治层面，影响“中美洲地峡”的命运。超过2000公里的长度、平均100多公里的宽度，以及两面靠洋的开放性，使得你很难在整个地峡区中，找到一个能够把影响力辐射到整个板块的中心区。由此造成的一个地缘政治后果就是，在这个总面积仅比四川省大一点的地峡区（总面积为52.328万平方千米），建制有：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等7个国家。
中美洲与墨西哥文明
【关键词：阿美利加，中美洲，地峡，墨西哥】
虽然哥伦布代表“旧大陆”发现了“新大陆”，但比较意外的是，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得到用自己名字，冠名这片大陆的殊荣。赢得这一荣誉的，是一位叫作“阿美利哥•维斯普西”的意大利商人。1499-1501年，这位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人，先后参与数次探索了南美东北部海岸，并发现了亚马逊河河口。虽然完成这些工作的，显然不止阿美利哥一个人（甚至不会是主导者），但欧洲人正是通过他记录探险过程的出版物，获知了之前哥伦布发现的其实并不是亚洲，而是一片新大陆。有鉴于此，“阿美利哥”（拉丁文Americus）之名，开始成为了整个新大陆的名称。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命名之时，“阿美利哥”的发音转变为了“阿美利加”（America），于是整个新大陆就变成了“阿美利加洲”。在拉丁文中，以a结尾的名字为阴性。America与Americus 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女性化的名称。之所以要有这种变化，是因为欧洲人在为各大洲命名时，习惯性的为除欧洲之外的各大洲，取一个女性化的名称。很显然，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命名法，但却无可厚非。就象热衷于“华夷之辩”的中央之国，在对自己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命名时，同样会凸显自己的优越感一样。
中国人在使用时，一般会将“阿美利加洲”简称为了“美洲”。至于将新大陆名称放进自己国名的那个国家，则被译名为“美国”。只不过，为了避免和大陆名混淆，美国的中文译名全称，并没有采用“阿美利加”而是“美利坚”。假如当年哥伦布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中国人脑海中的世界霸主，兴许就叫“哥国”了。
哥伦布没能让自己的印记，出现在美洲和美国的名称里，说到底还是他自己的失误或者私心造成的。如果不是固执的将新大陆报告成印度，并为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冠以一个错误的“印加安人”之名，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名字变得更伟大些的。当然，单纯从让自己的名字，成为某个地名的角度来说，哥伦布倒也不用感到遗憾。相信大家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会听到“哥伦比亚”这个名称。比如那个经常因某位女校友嫁了明星或者富豪，出现在中国娱乐新闻中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用这个名称作为国名的南美“哥伦比亚共和国”。所谓“哥伦比亚”，其实就是“哥伦布之地”的意思。从这点来说，哥伦布倒是应该能得到一丝安慰了。
之所以要在这里探讨一下“美洲”这外名称的由来，是因为“美洲”只是一个泛称，具体在地理上还会分为“南美洲”与“北美洲”。而从地缘角度看，美洲的概念要更为复杂。最起码还可以多出个“中美洲”及“拉丁美洲”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美洲的板块轮廓，也完全是由西方殖民分割造成的。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寻找原因。探索中美洲文明的产生及扩散路径，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先来看看，中美洲的范围。在地图上确定中美洲的范围，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很容易在南、北美洲之间，找到一条系带般存在的狭长陆地。这种连接两片大陆的狭长陆地带，地理上被称之为“地峡”，位于南北美之间的这条地峡，自然就是“中美洲地峡”了。除了“中美洲地峡”以外，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地峡还有连接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连接亚、非两洲的“苏伊士地峡”等。
由于地峡两侧为海洋，并且宽度较窄，一直以来“地峡”二字往往都跟“运河”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人类有限的改造能力，能够对地理环境造成些许变化的话，那么用以连通两片海洋的“地峡运河”，无疑是最见成效的工程。在这一前景诱惑下，苏伊士地峡变身为了“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也成为了“中美洲地峡”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一张名片。
巴拿马运河的诞生，还产生了一个地理层面的后果，那就是这条从巴拿马中部横穿而过的运河，成为了南、北美洲的地理分割线。这使得从地理角度看，巴拿马的南部成为了“南美洲”的一部分。不过在地缘政治层面，这种纯地理划法并没有意义。巴拿马全境，仍然被视中美洲的一部分。实际上，最初设计运河时，位于中美洲最南端的巴拿马并非是唯一的选择。与苏伊士地峡选址的唯一性不同，“中美洲地峡”要狭长得多（使之选择面要更广）。即使在今天，在尼加拉瓜构筑一条新运河的设想，仍然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让中国人感兴趣的情况是，出现在媒体中的“尼加拉瓜地峡”，背后的投资者来自于中国。基于中国当下过剩的产能、基建狂魔的名声，以及充裕的资金，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发生。问题是，在如此重要的地理单元，修筑一条新的咽喉要道，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和尼加拉瓜的内政问题了。可以想见的是，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看不见的地缘政治之手，在中间发挥重要影响力。
之所以会有因运河而产生的种种事端，归根结底是源起于“中美洲地峡”的狭长地形。事实上，这并不是地形因素第一次在地缘政治层面，影响“中美洲地峡”的命运。超过2000公里的长度、平均100多公里的宽度，以及两面靠洋的开放性，使得你很难在整个地峡区中，找到一个能够把影响力辐射到整个板块的中心区。由此造成的一个地缘政治后果就是，在这个总面积仅比四川省大一点的地峡区（总面积为52.328万平方千米），建制有：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等7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