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世界.温骏轩（第一部分《谁在世界中心》已出版）
无论冲绳基地是否还能为美军所使用，作为美国直接控制下的最西端领土，关岛及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价值都是肯定的。今天面积为549平方公里的火山岛，有1/3的土地为美军基地所覆盖。除了这两片以特殊形式存在于“美国领土”范围内的土地以外，马里亚纳北部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火山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最西端的雅浦群岛、帕劳群岛。都是第二岛链的组成部分。其中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归属于日本，雅浦、帕劳在地理上，则是加罗林群岛的一部分。
在日本的地缘政治划分中，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这两个离日本本土较近的岛群，曾经被统称为“南方群岛”。与被日本称之为“南洋群岛”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不同的是，日本在发现并移民这些岛屿时，岛上并没有原住民。因此美国在决定重新定位太平洋诸岛的政治归属时，将上述岛屿的主权归还给了已定位为盟友的日本。需要注意的是，“小笠原群岛”的概念，有的时候会出“南方群岛”重叠，将拥有三个火山岛的硫磺岛，及其邻近归属于日本的其它岛屿包含进去。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太平洋岛屿，今天在行政上都归属于日本“东京都小笠原村”所辖。
除了硫磺岛这种，在二战中爆发过激烈战役的岛屿以外，在被日本归入南方群岛的独立岛屿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两只“鸟”了。一只是位于关岛与冲绳两大美军基地中间点的“冲之鸟礁”（东经136度05分、北纬20度25分）；另一只则是有日本最东端领土之称的“南鸟岛”（北纬24°18′，东经153°58′）。后者面积为1.2平方公里；礁石属性的前者，露出水面的面积则仅为8平方米（分为两块礁石）。
在太平洋战争中，南鸟岛也如其它岛屿一样驻扎过日军。不过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这两个弹丸之地已无军事价值，但凭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它们孤立于海洋深处的位置，却可能圈出数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虽然目前这些深海区，即使蕴含着再丰富的矿藏，暂时也无法开发，但所谓政治要的就是未雨绸缪，谁又能保护它们有朝一日，不会改变日本的国运呢？只是冲之鸟礁要想成为一个享有专属经济区的天然岛，着实有着难度。即使日本费尽心力在其周边建立混凝土保护圈，并着手珊瑚养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发育成岛屿。
今天，日本在第二岛链上的军事存在，主要落在了硫磺岛上，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此建立有重要的军事基地。这座浸透了血与火的岛屿，目前是日本目前唯一能够展开陆、海、空三个自卫队联合作战演习的地点。之所以会选择硫磺岛，是因为从位置上看，硫磺岛正处在塞班岛与东京连线的中点上（与二者的直线距离均为1170公里）。二战中，从塞班岛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军战机，每每因为硫磺岛守军的预警而效果欠佳。为此，已经决定绕过那些守备强硬岛屿，用“跳岛战术”攻取日占太平洋岛屿的美军，不得不于1945年2月19日战斗至3月26日，展开了硫磺岛战役。战役中，美军28686人的伤亡代价（其中牺牲6821），甚至超过了日本守军（日本为22786人，几乎全部阵亡）。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美国控制以塞班岛为核心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情况下，日本选择继续为塞班岛抹上一丝军事色彩，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在美日亲善的大旗下，美军同样会使用硫磺岛的空军基地进行演练。
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到主线上来。假如离开关岛的麦哲伦，向西南方向航行的话，他将会发现“第二岛链”上的另两组成员：雅蒲和帕劳。这两个小型群岛上亦都生活着土著的密克罗尼西亚人。其中雅蒲群岛目前是密克罗尼西亚最西端的一个州；而帕劳则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这当中比较特别的是帕劳，因为它是当下为数不多的，没有选择与中国大陆建交，而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西太平洋岛屿地区也是台湾保持国际存在感的重要板块之一。除了帕劳以外，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岛国还有：密克罗尼西亚属性的马绍尔群岛、瑙鲁、基里巴斯；波利尼西亚属性的图鲁瓦；以及美拉尼西亚属性的所罗门群岛等5个国家。虽然这些小国在当下的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但多少也表明中国如果想在西太平洋上有所作为，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探索“第二岛链”或者考察密克罗尼西亚人，并不是麦哲伦此行的目的。预感到自己即将成功的麦哲伦，没有偏离航向，而是一路向正西方向航行。在离开关岛向西航行2000公里后，密集的岛屿出现在了西班牙人面前。这组后来被统称为“菲律宾”的群岛，在帮助麦哲伦载入史册的同时，也成为了他生命的终结地。
在日本的地缘政治划分中，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这两个离日本本土较近的岛群，曾经被统称为“南方群岛”。与被日本称之为“南洋群岛”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不同的是，日本在发现并移民这些岛屿时，岛上并没有原住民。因此美国在决定重新定位太平洋诸岛的政治归属时，将上述岛屿的主权归还给了已定位为盟友的日本。需要注意的是，“小笠原群岛”的概念，有的时候会出“南方群岛”重叠，将拥有三个火山岛的硫磺岛，及其邻近归属于日本的其它岛屿包含进去。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太平洋岛屿，今天在行政上都归属于日本“东京都小笠原村”所辖。
除了硫磺岛这种，在二战中爆发过激烈战役的岛屿以外，在被日本归入南方群岛的独立岛屿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两只“鸟”了。一只是位于关岛与冲绳两大美军基地中间点的“冲之鸟礁”（东经136度05分、北纬20度25分）；另一只则是有日本最东端领土之称的“南鸟岛”（北纬24°18′，东经153°58′）。后者面积为1.2平方公里；礁石属性的前者，露出水面的面积则仅为8平方米（分为两块礁石）。
在太平洋战争中，南鸟岛也如其它岛屿一样驻扎过日军。不过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这两个弹丸之地已无军事价值，但凭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它们孤立于海洋深处的位置，却可能圈出数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虽然目前这些深海区，即使蕴含着再丰富的矿藏，暂时也无法开发，但所谓政治要的就是未雨绸缪，谁又能保护它们有朝一日，不会改变日本的国运呢？只是冲之鸟礁要想成为一个享有专属经济区的天然岛，着实有着难度。即使日本费尽心力在其周边建立混凝土保护圈，并着手珊瑚养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发育成岛屿。
今天，日本在第二岛链上的军事存在，主要落在了硫磺岛上，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此建立有重要的军事基地。这座浸透了血与火的岛屿，目前是日本目前唯一能够展开陆、海、空三个自卫队联合作战演习的地点。之所以会选择硫磺岛，是因为从位置上看，硫磺岛正处在塞班岛与东京连线的中点上（与二者的直线距离均为1170公里）。二战中，从塞班岛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军战机，每每因为硫磺岛守军的预警而效果欠佳。为此，已经决定绕过那些守备强硬岛屿，用“跳岛战术”攻取日占太平洋岛屿的美军，不得不于1945年2月19日战斗至3月26日，展开了硫磺岛战役。战役中，美军28686人的伤亡代价（其中牺牲6821），甚至超过了日本守军（日本为22786人，几乎全部阵亡）。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美国控制以塞班岛为核心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情况下，日本选择继续为塞班岛抹上一丝军事色彩，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在美日亲善的大旗下，美军同样会使用硫磺岛的空军基地进行演练。
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到主线上来。假如离开关岛的麦哲伦，向西南方向航行的话，他将会发现“第二岛链”上的另两组成员：雅蒲和帕劳。这两个小型群岛上亦都生活着土著的密克罗尼西亚人。其中雅蒲群岛目前是密克罗尼西亚最西端的一个州；而帕劳则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这当中比较特别的是帕劳，因为它是当下为数不多的，没有选择与中国大陆建交，而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西太平洋岛屿地区也是台湾保持国际存在感的重要板块之一。除了帕劳以外，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岛国还有：密克罗尼西亚属性的马绍尔群岛、瑙鲁、基里巴斯；波利尼西亚属性的图鲁瓦；以及美拉尼西亚属性的所罗门群岛等5个国家。虽然这些小国在当下的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但多少也表明中国如果想在西太平洋上有所作为，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探索“第二岛链”或者考察密克罗尼西亚人，并不是麦哲伦此行的目的。预感到自己即将成功的麦哲伦，没有偏离航向，而是一路向正西方向航行。在离开关岛向西航行2000公里后，密集的岛屿出现在了西班牙人面前。这组后来被统称为“菲律宾”的群岛，在帮助麦哲伦载入史册的同时，也成为了他生命的终结地。
2017/11/27
【关键词：菲律宾，米沙鄢群岛，吕宋岛，天主教，香料群岛】
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是众说周知的事实，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麦哲伦实际没能完成环球旅行，而是死于菲律宾。从时代背景来说，没有麦哲伦，这件事终究还是会有人去完成的。就像19世纪末期，我们会看到很多重大发明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实验室被发明出来（比如电话），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专利纠纷一样。然而如果没有麦哲伦的执着，西班牙的这次环球探索工作却是注定无法成行的。
更为重要的是，麦哲伦在抵达菲律宾后，客观上已经验证了地球是圆的，并且帮助西班牙得到了这个重要的亚洲殖民地。因此虽然没能亲身绕地球一圈，这一遗憾亦无损于麦哲伦应得的荣誉。基于麦哲伦曾经参与过葡萄牙夺取马六甲的战役，他离完成绕地球一圈的梦想，实际只间隔了一个南海。讽刺的是，虽然西方人主导了大航海时代，但如果一定要从个人角度，来授予“环球旅行第一人”称号的话，得到这份荣誉的说不定是麦哲伦在马来亚购买的那个贴身奴仆（也许是出于对恩里克王子的敬仰，麦哲伦同样给他取名恩里克）。如果这个出身于苏门答腊的马来人，没有在回到老家前丧生的话（麦哲伦死后，他脱离了船队）。
麦哲伦船队最先登陆的菲律宾岛屿叫作“萨马岛”。在菲律宾数千个岛屿中，这座面积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岛屿，算是仅次于吕宋（面积104688平方公里）、棉兰老岛（面积94630平方公里）两座主岛第三大岛。让麦哲伦感到欣喜的是，他的马来亚奴仆能够和岛上的土著，用马来语进行简单交流（尽管具体语言会有方言差），这足以证明麦哲伦在关岛上的预感：他和他的船员们已经抵达了，之前被划入葡萄牙人势力范围的“东印度群岛”。
离开萨马岛之后，麦哲伦的船队继续在吕宋岛与棉兰老岛之间，数量众多的小岛之间穿行。这些岛屿与萨马岛一起，被称之为“米沙鄢群岛”。今天菲律宾内部最大的民族，并不是世居于吕宋、棉兰老岛上的民族，而是世居于这些中央岛屿上的“米沙鄢人”（约占4成）。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证明地球是圆的也好、发现一些无人或者有人居住的岛屿也罢，本身并不是类似探险的主要目标（更多是副产品）。无论被说动资助此类航行的是国王还是商人，打动他们的都是经济利益。哥伦布即使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富庶景象，也要向西班牙和世人宣布，他发现的是“印度”；葡萄牙人在垄断了东方航线后，对从世界另一头开辟新航线毫无兴趣，本质都是因为此。
“香料”是葡萄牙人开拓东方航线的源动力，对于跨越半个地球来到“马来群岛”的麦哲伦来说，这些软黄金是用来交差的最好的商品。令人失望的是，并不是所有马来人覆盖的区域，都盛产这些珍贵的植物。实际只有位于苏拉威西岛与新几内亚岛之间，包括摩鹿加、班达两群岛的香料群岛，才是香料的原产地。另外，在整个马来群岛范围内，菲律宾群岛的位于处于东北边缘，并不处在传统的贸易线上。虽然米沙鄢群岛不再是荒无人烟的大洋岛，也蓄积了不少人口，但无论文明还是经济都处在较为原始的状态。这意味着，麦哲伦在菲律宾看到的景象，与哥伦布在所谓“西印度群岛”没有太大差异。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才有可能为王国产生利益。
当然，完全说大航海时代是被经济利益所驱动，或者说考察一次远洋探险行为是否成功的指标，只有经济收益也是不正确的。最起码教廷会关心，到底有多少异教徒被上帝所感化，而为了在欧洲获取更多的话语权，伊比利亚双雄亦会不遗余力的帮助扩张天主教世界的版图。本质上，这的确也是一件双赢的事。就像穆斯商人明白，如果交易对象也是穆斯林的话，交易当中的信任成本将大大降低。
无论是出于开拓天主教版图的目的，还是为殖民统治打基础，西班牙将来都一定会在菲律宾推行传播天主教的。就传教这件事来说，曾经为处在欧洲抵御异教徒入侵最前线的西班牙、葡萄牙，可以说是最彻底的执行者。作为广义基督教组织最为严密的分支，罗马教廷领导下的天主教体系，为西、葡两国的殖民作出了最大贡献。以至于脱胎于二者前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今天几乎都为天主教国家。
在亚洲，天主教世界的版图落在了两个国家身是：一个就是西班牙苦心经营的菲律宾；另一个则是葡萄牙人在南洋最后的殖民地——东帝汶。不过是否传教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传教者的力度，同样也受被传播地区的文明程度影响。比如在澳门和已经深受伊斯兰影响的大部分马来群岛西部地区，类似的努力就收效甚微。
问题在于，作为一次验证之旅，麦哲伦此行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教，安全回到西班牙复命才是他最应该做的。更何况在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绝望航行后，他的船队和船员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船只也从出发时的5条减损为3条。只是暂时看不到经济收益的麦哲伦，希望在政治上向西班牙有个交待。
在探索至米沙鄢群岛中部的宿务岛时，麦哲伦终于找到了愿意接受他建议的土著地土著首领，而后者皈依天主教的交换条件，则是让西班牙人帮助打头阵，以征服自己东侧的小岛“麦克坦岛”。在西方殖民者的海外开拓过程中，类似的利益交换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一些土著王国实际是在西方人到来之后，才迅速做大崛起的（比如刚果王国）。同时会有很多西方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殖民”而只是一个合作者身份。只是麦哲伦显然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以至于在登陆进攻过程中，被强悍的麦克坦部落所杀。今天，这座终结麦哲伦生命的珊瑚岛，除了树立有麦哲伦的塑像以外，同时也屹立着当时领导这次反侵略战斗的土著首领——“拉普拉普”的塑像。
附图：麦哲伦船队航行路线图
【关键词：菲律宾，米沙鄢群岛，吕宋岛，天主教，香料群岛】
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是众说周知的事实，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麦哲伦实际没能完成环球旅行，而是死于菲律宾。从时代背景来说，没有麦哲伦，这件事终究还是会有人去完成的。就像19世纪末期，我们会看到很多重大发明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实验室被发明出来（比如电话），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专利纠纷一样。然而如果没有麦哲伦的执着，西班牙的这次环球探索工作却是注定无法成行的。
更为重要的是，麦哲伦在抵达菲律宾后，客观上已经验证了地球是圆的，并且帮助西班牙得到了这个重要的亚洲殖民地。因此虽然没能亲身绕地球一圈，这一遗憾亦无损于麦哲伦应得的荣誉。基于麦哲伦曾经参与过葡萄牙夺取马六甲的战役，他离完成绕地球一圈的梦想，实际只间隔了一个南海。讽刺的是，虽然西方人主导了大航海时代，但如果一定要从个人角度，来授予“环球旅行第一人”称号的话，得到这份荣誉的说不定是麦哲伦在马来亚购买的那个贴身奴仆（也许是出于对恩里克王子的敬仰，麦哲伦同样给他取名恩里克）。如果这个出身于苏门答腊的马来人，没有在回到老家前丧生的话（麦哲伦死后，他脱离了船队）。
麦哲伦船队最先登陆的菲律宾岛屿叫作“萨马岛”。在菲律宾数千个岛屿中，这座面积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岛屿，算是仅次于吕宋（面积104688平方公里）、棉兰老岛（面积94630平方公里）两座主岛第三大岛。让麦哲伦感到欣喜的是，他的马来亚奴仆能够和岛上的土著，用马来语进行简单交流（尽管具体语言会有方言差），这足以证明麦哲伦在关岛上的预感：他和他的船员们已经抵达了，之前被划入葡萄牙人势力范围的“东印度群岛”。
离开萨马岛之后，麦哲伦的船队继续在吕宋岛与棉兰老岛之间，数量众多的小岛之间穿行。这些岛屿与萨马岛一起，被称之为“米沙鄢群岛”。今天菲律宾内部最大的民族，并不是世居于吕宋、棉兰老岛上的民族，而是世居于这些中央岛屿上的“米沙鄢人”（约占4成）。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证明地球是圆的也好、发现一些无人或者有人居住的岛屿也罢，本身并不是类似探险的主要目标（更多是副产品）。无论被说动资助此类航行的是国王还是商人，打动他们的都是经济利益。哥伦布即使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富庶景象，也要向西班牙和世人宣布，他发现的是“印度”；葡萄牙人在垄断了东方航线后，对从世界另一头开辟新航线毫无兴趣，本质都是因为此。
“香料”是葡萄牙人开拓东方航线的源动力，对于跨越半个地球来到“马来群岛”的麦哲伦来说，这些软黄金是用来交差的最好的商品。令人失望的是，并不是所有马来人覆盖的区域，都盛产这些珍贵的植物。实际只有位于苏拉威西岛与新几内亚岛之间，包括摩鹿加、班达两群岛的香料群岛，才是香料的原产地。另外，在整个马来群岛范围内，菲律宾群岛的位于处于东北边缘，并不处在传统的贸易线上。虽然米沙鄢群岛不再是荒无人烟的大洋岛，也蓄积了不少人口，但无论文明还是经济都处在较为原始的状态。这意味着，麦哲伦在菲律宾看到的景象，与哥伦布在所谓“西印度群岛”没有太大差异。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才有可能为王国产生利益。
当然，完全说大航海时代是被经济利益所驱动，或者说考察一次远洋探险行为是否成功的指标，只有经济收益也是不正确的。最起码教廷会关心，到底有多少异教徒被上帝所感化，而为了在欧洲获取更多的话语权，伊比利亚双雄亦会不遗余力的帮助扩张天主教世界的版图。本质上，这的确也是一件双赢的事。就像穆斯商人明白，如果交易对象也是穆斯林的话，交易当中的信任成本将大大降低。
无论是出于开拓天主教版图的目的，还是为殖民统治打基础，西班牙将来都一定会在菲律宾推行传播天主教的。就传教这件事来说，曾经为处在欧洲抵御异教徒入侵最前线的西班牙、葡萄牙，可以说是最彻底的执行者。作为广义基督教组织最为严密的分支，罗马教廷领导下的天主教体系，为西、葡两国的殖民作出了最大贡献。以至于脱胎于二者前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今天几乎都为天主教国家。
在亚洲，天主教世界的版图落在了两个国家身是：一个就是西班牙苦心经营的菲律宾；另一个则是葡萄牙人在南洋最后的殖民地——东帝汶。不过是否传教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传教者的力度，同样也受被传播地区的文明程度影响。比如在澳门和已经深受伊斯兰影响的大部分马来群岛西部地区，类似的努力就收效甚微。
问题在于，作为一次验证之旅，麦哲伦此行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教，安全回到西班牙复命才是他最应该做的。更何况在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绝望航行后，他的船队和船员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船只也从出发时的5条减损为3条。只是暂时看不到经济收益的麦哲伦，希望在政治上向西班牙有个交待。
在探索至米沙鄢群岛中部的宿务岛时，麦哲伦终于找到了愿意接受他建议的土著地土著首领，而后者皈依天主教的交换条件，则是让西班牙人帮助打头阵，以征服自己东侧的小岛“麦克坦岛”。在西方殖民者的海外开拓过程中，类似的利益交换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一些土著王国实际是在西方人到来之后，才迅速做大崛起的（比如刚果王国）。同时会有很多西方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殖民”而只是一个合作者身份。只是麦哲伦显然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以至于在登陆进攻过程中，被强悍的麦克坦部落所杀。今天，这座终结麦哲伦生命的珊瑚岛，除了树立有麦哲伦的塑像以外，同时也屹立着当时领导这次反侵略战斗的土著首领——“拉普拉普”的塑像。
附图：麦哲伦船队航行路线图
政治本身就是一场交易。失去被利用价值的西班牙舰队，很快反过来成为了宿务岛人的洗劫对象，这使得麦哲伦的船队又损失了一条船和20几名船员。悲哀的是，西班牙实际是在1565年才重新回到“宿务岛”完成征服工作，并将之作为征服整个菲律宾的跳板。这一时间差，多少也让人为麦哲伦的付出感到不值。
在后来西班牙的统治中，菲律宾群岛最北部的吕宋岛，成为了他们的统治中心。与“渤泥”一样，“吕宋”也是记录于明朝史书中，曾经来朝贡的南洋小国。其范围最初指向的是吕宋岛西南部的马尼拉一带。后期这个概念，才扩张至整个岛屿，甚至整个菲律宾。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吕宋国王室已经完成了伊斯兰进程，其王室据称来自渤泥（文莱）的王室家族。在麦哲伦身后整整50年（1571年），西班牙人得到了马尼拉，并正式开启了在菲律宾的统治。
作为菲律宾面积最大、农业条件最好的岛屿，吕宋岛的被选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就整个吕宋岛当时的情况来说，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远远还达不到普及的地步。马尼拉苏丹的统治范围，仅仅限于马尼拉湾一带。这为后来西班牙人推广天主教减少了很大的障碍。这一选择地缘后果之一，是让世居于吕宋岛中南部的“他加禄人”，实际成为了菲律宾的主体民族，他加禄语亦因此晋升为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尽管从人口上看，他加禄人较之南方的米沙鄢人要少（约占总人口27%）。当然，在宗教信仰均为天主教的情况下，米沙鄢人、他加禄人之间的这些异同，大体相当于中国各省人之间的差异。真正有可能将民族差异上升为政治矛盾的，是南部接受伊斯兰影响较深的摩洛地区。
摩洛地区的情况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了。植根于苏禄群岛，并向苏禄海周边的巴拉望岛、棉兰老岛，乃至加里曼丹岛扩张的“苏禄苏丹国”，是菲南部的政治代表。在整个西班牙统治期间，西班牙人实际是并未对苏禄苏丹国，以及棉兰老岛进行过有效统治，但却还是实质压缩了穆斯林的生存空间。今天这些被称之为“摩洛人”的菲律宾穆斯林，集中生活在苏禄群岛以及棉兰老岛的苏禄海沿岸地区。由于西班牙及后来继承其殖民统治的美国，有意识将信仰天主教的中北部菲律宾人（以米沙鄢人为主），向棉兰老岛中北部导入。今天棉兰老岛1800万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换句话说，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棉兰老岛作为一个整体，从菲律宾分裂出去的风险实际是很小的。
回到麦哲伦的主线上来。虽然幸存者们绝对不会再想着去吕宋岛或者棉兰老岛尝试冒险了，但作为此行的主要目标，香料仍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指挥官的不幸离世，让船队暂时失去了方向。剩余的两条船在苏禄海周边地带，整整盘桓了半年时间。棉兰老、巴拉望、加里曼丹等岛屿，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直到找到一个愿意为他们带路的土著向导，船队在才1521年11月-12月，抵达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和班达群岛。幸运的是，葡萄牙的势力此时还仅仅局限于马六甲一带。认为已经垄断了香料贸易的葡萄牙人，之前并没有马来地区东部，包括香料群岛布设殖民点和海军力量。此时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乘势穿越南海，打通前往中国的海上贸易线才是重心。
由于没有葡萄牙人的干扰，麦哲伦船队剩下的100余名船员，很快便同香料群岛上的穆斯林统治者愉快的完成了交易，将香料装满了船舱。不过这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对于没有麦哲伦那样远大抱负的船员来说，这些倾尽所有交换来的香料，如果不能安全运抵西班牙，这次航行将变得毫无意义。
很显然，葡萄牙人绝不会坐视西班牙人从自己的口中夺食。为了规避风险，麦哲伦残余的手下决定分兵两路，其中麦哲伦的旗舰特亚尼达号原路返回。虽然不能亲身完成环球旅行，但这条来时的路线最起码可以规避葡萄牙的围追堵截。然而葡萄牙人并非海上唯一的挑战。如果说来的时候，麦哲伦和它的旗舰恰好规避了太平洋上的台风季，那么重新穿越太平洋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522年4月离开香料群岛的特亚尼达号，正好一头撞上了当年的台风季。连续不断的风暴，甚至将它吹到了千岛群岛附近海域。以至于不得不在4个多月后返回了摩鹿加群岛。不幸的是，感觉到西班牙人威胁的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航行并不是秘密），正派出一支舰队前往香料群岛选址修筑据点。倒霉的西班牙人很快便成为了葡萄牙舰队的俘虏，那些辛苦收购来的香料自然成为了葡萄牙人的战利品（最终只有4名水手，活着回到了西班牙）。
相比之下，另一条名叫“维多利亚号”的船只要幸运一些（只是相对而言）。它的航向是选择向南，从帝汶岛东部进入印度洋，向好望角方面航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绕过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及整个印度洋周边布设的据点。为了做到这一点，西班牙人在南印度洋航行了将近4个月时间。然而就算西班牙人能够绕过好望角，也并不代表规避了风险。要知道，葡萄牙人已经开拓了整个非洲西海岸。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被迫伪装进入佛得角群岛补给时，维多利亚号就差点被葡萄牙人扣压。尽管得以逃脱，也还是有13名船员被俘（后经外交途径获释）。
在离开西班牙几乎整整3年后（1519年9月20日-1522年9月6日）， “维多利亚号”终于驶入了西班牙港口，此时船上已经只剩下18名船员。坏血病和各种意外夺去了大部分船员的生命。之所以要叙述这些细节，是因为这次环球探索之旅，无论从意义还是难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航海行动。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终于实地验证了地球是一个“球”；从当时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之前的“教皇子午线”，已经不能再帮助天主教双雄分割地球了，一场改变世界的新博弈即将拉开序幕。
在后来西班牙的统治中，菲律宾群岛最北部的吕宋岛，成为了他们的统治中心。与“渤泥”一样，“吕宋”也是记录于明朝史书中，曾经来朝贡的南洋小国。其范围最初指向的是吕宋岛西南部的马尼拉一带。后期这个概念，才扩张至整个岛屿，甚至整个菲律宾。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吕宋国王室已经完成了伊斯兰进程，其王室据称来自渤泥（文莱）的王室家族。在麦哲伦身后整整50年（1571年），西班牙人得到了马尼拉，并正式开启了在菲律宾的统治。
作为菲律宾面积最大、农业条件最好的岛屿，吕宋岛的被选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就整个吕宋岛当时的情况来说，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远远还达不到普及的地步。马尼拉苏丹的统治范围，仅仅限于马尼拉湾一带。这为后来西班牙人推广天主教减少了很大的障碍。这一选择地缘后果之一，是让世居于吕宋岛中南部的“他加禄人”，实际成为了菲律宾的主体民族，他加禄语亦因此晋升为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尽管从人口上看，他加禄人较之南方的米沙鄢人要少（约占总人口27%）。当然，在宗教信仰均为天主教的情况下，米沙鄢人、他加禄人之间的这些异同，大体相当于中国各省人之间的差异。真正有可能将民族差异上升为政治矛盾的，是南部接受伊斯兰影响较深的摩洛地区。
摩洛地区的情况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了。植根于苏禄群岛，并向苏禄海周边的巴拉望岛、棉兰老岛，乃至加里曼丹岛扩张的“苏禄苏丹国”，是菲南部的政治代表。在整个西班牙统治期间，西班牙人实际是并未对苏禄苏丹国，以及棉兰老岛进行过有效统治，但却还是实质压缩了穆斯林的生存空间。今天这些被称之为“摩洛人”的菲律宾穆斯林，集中生活在苏禄群岛以及棉兰老岛的苏禄海沿岸地区。由于西班牙及后来继承其殖民统治的美国，有意识将信仰天主教的中北部菲律宾人（以米沙鄢人为主），向棉兰老岛中北部导入。今天棉兰老岛1800万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换句话说，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棉兰老岛作为一个整体，从菲律宾分裂出去的风险实际是很小的。
回到麦哲伦的主线上来。虽然幸存者们绝对不会再想着去吕宋岛或者棉兰老岛尝试冒险了，但作为此行的主要目标，香料仍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指挥官的不幸离世，让船队暂时失去了方向。剩余的两条船在苏禄海周边地带，整整盘桓了半年时间。棉兰老、巴拉望、加里曼丹等岛屿，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直到找到一个愿意为他们带路的土著向导，船队在才1521年11月-12月，抵达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和班达群岛。幸运的是，葡萄牙的势力此时还仅仅局限于马六甲一带。认为已经垄断了香料贸易的葡萄牙人，之前并没有马来地区东部，包括香料群岛布设殖民点和海军力量。此时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乘势穿越南海，打通前往中国的海上贸易线才是重心。
由于没有葡萄牙人的干扰，麦哲伦船队剩下的100余名船员，很快便同香料群岛上的穆斯林统治者愉快的完成了交易，将香料装满了船舱。不过这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对于没有麦哲伦那样远大抱负的船员来说，这些倾尽所有交换来的香料，如果不能安全运抵西班牙，这次航行将变得毫无意义。
很显然，葡萄牙人绝不会坐视西班牙人从自己的口中夺食。为了规避风险，麦哲伦残余的手下决定分兵两路，其中麦哲伦的旗舰特亚尼达号原路返回。虽然不能亲身完成环球旅行，但这条来时的路线最起码可以规避葡萄牙的围追堵截。然而葡萄牙人并非海上唯一的挑战。如果说来的时候，麦哲伦和它的旗舰恰好规避了太平洋上的台风季，那么重新穿越太平洋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522年4月离开香料群岛的特亚尼达号，正好一头撞上了当年的台风季。连续不断的风暴，甚至将它吹到了千岛群岛附近海域。以至于不得不在4个多月后返回了摩鹿加群岛。不幸的是，感觉到西班牙人威胁的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航行并不是秘密），正派出一支舰队前往香料群岛选址修筑据点。倒霉的西班牙人很快便成为了葡萄牙舰队的俘虏，那些辛苦收购来的香料自然成为了葡萄牙人的战利品（最终只有4名水手，活着回到了西班牙）。
相比之下，另一条名叫“维多利亚号”的船只要幸运一些（只是相对而言）。它的航向是选择向南，从帝汶岛东部进入印度洋，向好望角方面航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绕过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及整个印度洋周边布设的据点。为了做到这一点，西班牙人在南印度洋航行了将近4个月时间。然而就算西班牙人能够绕过好望角，也并不代表规避了风险。要知道，葡萄牙人已经开拓了整个非洲西海岸。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被迫伪装进入佛得角群岛补给时，维多利亚号就差点被葡萄牙人扣压。尽管得以逃脱，也还是有13名船员被俘（后经外交途径获释）。
在离开西班牙几乎整整3年后（1519年9月20日-1522年9月6日）， “维多利亚号”终于驶入了西班牙港口，此时船上已经只剩下18名船员。坏血病和各种意外夺去了大部分船员的生命。之所以要叙述这些细节，是因为这次环球探索之旅，无论从意义还是难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航海行动。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终于实地验证了地球是一个“球”；从当时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之前的“教皇子午线”，已经不能再帮助天主教双雄分割地球了，一场改变世界的新博弈即将拉开序幕。
2017/12/4
【关键词：帝汶岛，萨拉戈萨条约，新教皇子午线，欧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第一个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葡萄牙，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放弃海外殖民地的国家。从1415年攻占北非休达到1999年澳门政权移交，葡萄牙殖民帝国前后延续了584年。在将澳门移交中国之前，葡萄牙还在1975年被迫放弃了它在亚洲的另一个殖民地——东帝汶，只不过脱离葡萄牙统治的东帝汶旋即被印尼占领，直到1999年印尼迫于国际压力，同意东帝汶退出印尼，才算真正获得独立。
如果说获取澳门，是为了对接庞大的中国市场，那么葡萄牙在失去几乎所有南洋据点之后，仍然保留着东帝汶，这点就不免让人心里打个问号。不过在看过麦哲伦船队（实际只剩下维多利亚号）的回程路线，一切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小巽他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东帝汶所在的帝汶岛正位于香料群岛的南方，且远离人烟兴旺的爪哇岛。在葡萄牙人已经控制了马六甲，并与爪哇这些传统昌盛之地频繁进行贸易时，从帝汶岛两侧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直接向好望角航行，将是最安全的线路。
正是在获知西班牙人“偷窃”香料后的逃跑路线后，葡萄牙人开始了在帝汶岛的殖民统治，以监控这条非传统航线。只是当时的葡萄牙人应该没有想到，120年后荷兰人不仅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马六甲，更在整个印尼建立更为严密的统治。甚至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帝汶岛。这一变化使得葡萄牙，反而必须依赖这条非常规航线，进行欧亚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失去了全部地南洋，葡萄牙人仍然需要力保半个帝汶岛。
尽管葡萄牙人肯定会愤怒西班牙人进入香料群岛，甚至将之视为偷窃行为，但当初的教皇子午线，只是在大西洋当中划定了一条分割线，并没有考虑到地球是圆的这个因素。如果西班牙人是从好望角航线过来，那么葡萄牙人无疑将占据法理优势。只是现在，西班牙人却是从地球的另一边过来的。即使葡萄牙人日后通过在帝汶岛的据点，阻止西班牙人利用东方航线，西班牙人也同样可以横穿太平洋把香料运抵美洲，再转运加欧洲。
对西班牙人颇为有利的一点是，在他们抵达菲律宾群岛之前，葡萄牙人还没有涉足这片土地。鉴于教皇子午线的局限性，西班牙人不仅能够声称拥有菲律宾的主权，更能要求分割香料群岛。说起来这也不能怪葡萄牙，以葡萄牙那捉襟见肘的人口来说，即有的成熟市场还开发不过来，实是在没有精力再去这些边缘之地拓展贸易版图。
经过数年的外交谈判，西、葡两国终于在1529年达成了新的协议，明确划定了双方在太平洋上的势力线，在这份新协议中（萨拉戈萨条约），马鲁古群岛（摩鹿加群岛）以东约1653公里处的东经144度线，成为了西葡两国在东方的分割线。依照这条分割线来看的话，菲律宾、香料群岛、中国乃至日本列岛都属于葡萄牙的开拓范围。
就这条“新教皇子午线”位置来说，西班牙貌似是吃了大亏。讽刺的是，西班牙愿意“吃亏”，不是因为他们太弱，而恰恰是因为太强。如果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话，那么16世纪的世界最强者则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桂冠，最早也是指向西班牙。西班牙在欧洲取得霸权的标志，是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查理五世）。要知道，神对罗马帝国法理上的范围，从德意志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半岛北部。
对西班牙在德意志、意大利渗透最为不满的，当属法国了。在通过百年战争，迫使英国放弃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后，法国认为自己才是欧陆当然不让的王者。以这一事件为导火索，此后40年间，西班牙和法国一共发生了6次战争，直到1559年才算终结。几乎欧洲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卷入了西、法争霸的战争中。为了取得胜利，法国甚至几度和奥斯曼帝国结盟。
如果欧洲即是世界的话，西班牙和法国的争霸战争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说第一次“欧洲战争”了（就象一战又被称为“欧战”一样）。在欧洲人看来，只有在欧洲取得霸权才算真正站上了人生颠峰，至于那些海外殖民地，不过是随时可以用来交换的筹码罢了。就象19世纪的法国和俄国，为了欧洲战事会将自己在北美的殖民地卖给美国一样。反而是英国、葡萄牙这种自知在地缘政治上，无力争夺欧陆霸权的国家，会将海洋利益放在首位。
将整个亚洲的利益让渡给葡萄牙后，西班牙得到了35万达卡金币（当时通用的国际代币，由威尼斯发行）发的补偿款，以用于弥补对法战争的开销。即使不去仔细研究当时的购买力，你应该也感受到这是一笔巨款。然而这并不代表，西班牙就此放弃了菲律宾。菲律宾在条约中的定位，实际是处于很模糊的状态。当时并没有人特别在意菲律宾问题，双方争夺的焦点，是能够产生巨额经济利益的香料群岛归属权。
西班牙在亚洲埋下的伏笔，可以从东经144度经线的选择看出来。决定这条“新教皇子午线”位置的原因并不在香料群岛或者说菲律宾群岛，而在于关岛。如果你在地图上划出这条线来，就会发现关岛恰好位于这条分割线的东侧。以今时今日的地缘政治格局套用的话，相当于西班牙人暂时放弃了第一岛链，而保有了在第二岛链上的跳板。事实上，在最初的协议中，双方商定的分割线本来是在134度线的。不过无论哪条经线，客观上都意味着西班牙暂时放弃菲律宾和香料群岛。为了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补偿（只要不把关岛划过去），西班牙并不在乎再多让出一点海域。
最终的事实证明，条约和国际法永远只是一件工具。只要需要，你永远能够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解读方式。急于获取资金的西班牙让葡萄牙相信，菲律宾本身并不成为问题；葡萄牙人也认为，付出去的金币并不仅仅是获得香料贸易的垄断权。然而在解决完与法国的战事之后，西班牙很快又回到的菲律宾（1565年），并正式拉开了对菲律宾的殖民序幕。这一被“欧战”耽误了40多年的殖民进程，多少让我们为麦哲伦感到不值。最起码如果他知道事先自己的发现成果，在这么长时间中只是充当一个抵押物的话，应该不会因为急于传教而丢失性命了。
在西班牙方面看来，“谁发现、谁占有”的地理大发现原则，以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他们继续声索菲律宾殖民权的理由，即使西葡双方已经在太平洋上拉出了一条新的势力分割线。至于葡萄牙人，自然是不会认可西班牙人的想法。问题是，西班牙的实力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加之葡萄牙自己很快也因为入侵摩洛哥的失败（1578年葡萄战争），而大大削弱了自身实力，并被西班牙借机吞并（1580）。
尽管以“共主联邦”形式合并的西、葡两国，在内部管理、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上，还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体系，但很身为宗主一方的西班牙，显然不会在菲律宾问题上，倾向于葡萄牙方面的。更何况当年葡萄牙人，不是也因为对巴西的发现而要求调整过教皇子午线嘛。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几经调整的“教皇子午线”，还是西葡两国对大航海事业的垄断都只是暂时的。在更多的玩家加入后，这些法理上的所谓依据，更多只是“师出有名”的借口，至于这个借口在法律层面，有多大效力抗辩与之相左的理由，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在菲律宾处于空窗期的这40多年间，葡萄牙人同样没有试图对这片处女地进行过开拓。要知道，即使西班牙人声称麦哲伦船队曾经涉足过的岛屿，都应为西班牙领土，葡萄牙也大可在其它菲律宾岛屿上布点。尤其是麦哲伦并没有“发现”的吕宋岛。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整个菲律宾地区，并没有吸引葡萄牙利益。就像被现代中国人在教科书称之为“宝岛”的台湾岛，在当时同样被各方势力所忽视一样。一直到荷兰人无法在中国大陆，象葡萄牙人那样争取一个立足点（包括从葡萄牙手中夺取澳门），台湾岛才有机会进入地缘政治舞台。
在此之前，一定要让这些来自欧洲的航海者选择一个岛屿开拓的话，他们更愿意将视线投向日本。最起码已经进入文明国家序列1000多年的日本，生产力要远高于台湾岛、菲律宾群岛上那些南岛土著。换句话说，与日本的贸易才是真正的有利可图。
【关键词：帝汶岛，萨拉戈萨条约，新教皇子午线，欧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第一个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葡萄牙，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放弃海外殖民地的国家。从1415年攻占北非休达到1999年澳门政权移交，葡萄牙殖民帝国前后延续了584年。在将澳门移交中国之前，葡萄牙还在1975年被迫放弃了它在亚洲的另一个殖民地——东帝汶，只不过脱离葡萄牙统治的东帝汶旋即被印尼占领，直到1999年印尼迫于国际压力，同意东帝汶退出印尼，才算真正获得独立。
如果说获取澳门，是为了对接庞大的中国市场，那么葡萄牙在失去几乎所有南洋据点之后，仍然保留着东帝汶，这点就不免让人心里打个问号。不过在看过麦哲伦船队（实际只剩下维多利亚号）的回程路线，一切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小巽他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东帝汶所在的帝汶岛正位于香料群岛的南方，且远离人烟兴旺的爪哇岛。在葡萄牙人已经控制了马六甲，并与爪哇这些传统昌盛之地频繁进行贸易时，从帝汶岛两侧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直接向好望角航行，将是最安全的线路。
正是在获知西班牙人“偷窃”香料后的逃跑路线后，葡萄牙人开始了在帝汶岛的殖民统治，以监控这条非传统航线。只是当时的葡萄牙人应该没有想到，120年后荷兰人不仅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马六甲，更在整个印尼建立更为严密的统治。甚至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帝汶岛。这一变化使得葡萄牙，反而必须依赖这条非常规航线，进行欧亚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失去了全部地南洋，葡萄牙人仍然需要力保半个帝汶岛。
尽管葡萄牙人肯定会愤怒西班牙人进入香料群岛，甚至将之视为偷窃行为，但当初的教皇子午线，只是在大西洋当中划定了一条分割线，并没有考虑到地球是圆的这个因素。如果西班牙人是从好望角航线过来，那么葡萄牙人无疑将占据法理优势。只是现在，西班牙人却是从地球的另一边过来的。即使葡萄牙人日后通过在帝汶岛的据点，阻止西班牙人利用东方航线，西班牙人也同样可以横穿太平洋把香料运抵美洲，再转运加欧洲。
对西班牙人颇为有利的一点是，在他们抵达菲律宾群岛之前，葡萄牙人还没有涉足这片土地。鉴于教皇子午线的局限性，西班牙人不仅能够声称拥有菲律宾的主权，更能要求分割香料群岛。说起来这也不能怪葡萄牙，以葡萄牙那捉襟见肘的人口来说，即有的成熟市场还开发不过来，实是在没有精力再去这些边缘之地拓展贸易版图。
经过数年的外交谈判，西、葡两国终于在1529年达成了新的协议，明确划定了双方在太平洋上的势力线，在这份新协议中（萨拉戈萨条约），马鲁古群岛（摩鹿加群岛）以东约1653公里处的东经144度线，成为了西葡两国在东方的分割线。依照这条分割线来看的话，菲律宾、香料群岛、中国乃至日本列岛都属于葡萄牙的开拓范围。
就这条“新教皇子午线”位置来说，西班牙貌似是吃了大亏。讽刺的是，西班牙愿意“吃亏”，不是因为他们太弱，而恰恰是因为太强。如果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话，那么16世纪的世界最强者则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桂冠，最早也是指向西班牙。西班牙在欧洲取得霸权的标志，是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查理五世）。要知道，神对罗马帝国法理上的范围，从德意志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半岛北部。
对西班牙在德意志、意大利渗透最为不满的，当属法国了。在通过百年战争，迫使英国放弃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后，法国认为自己才是欧陆当然不让的王者。以这一事件为导火索，此后40年间，西班牙和法国一共发生了6次战争，直到1559年才算终结。几乎欧洲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卷入了西、法争霸的战争中。为了取得胜利，法国甚至几度和奥斯曼帝国结盟。
如果欧洲即是世界的话，西班牙和法国的争霸战争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说第一次“欧洲战争”了（就象一战又被称为“欧战”一样）。在欧洲人看来，只有在欧洲取得霸权才算真正站上了人生颠峰，至于那些海外殖民地，不过是随时可以用来交换的筹码罢了。就象19世纪的法国和俄国，为了欧洲战事会将自己在北美的殖民地卖给美国一样。反而是英国、葡萄牙这种自知在地缘政治上，无力争夺欧陆霸权的国家，会将海洋利益放在首位。
将整个亚洲的利益让渡给葡萄牙后，西班牙得到了35万达卡金币（当时通用的国际代币，由威尼斯发行）发的补偿款，以用于弥补对法战争的开销。即使不去仔细研究当时的购买力，你应该也感受到这是一笔巨款。然而这并不代表，西班牙就此放弃了菲律宾。菲律宾在条约中的定位，实际是处于很模糊的状态。当时并没有人特别在意菲律宾问题，双方争夺的焦点，是能够产生巨额经济利益的香料群岛归属权。
西班牙在亚洲埋下的伏笔，可以从东经144度经线的选择看出来。决定这条“新教皇子午线”位置的原因并不在香料群岛或者说菲律宾群岛，而在于关岛。如果你在地图上划出这条线来，就会发现关岛恰好位于这条分割线的东侧。以今时今日的地缘政治格局套用的话，相当于西班牙人暂时放弃了第一岛链，而保有了在第二岛链上的跳板。事实上，在最初的协议中，双方商定的分割线本来是在134度线的。不过无论哪条经线，客观上都意味着西班牙暂时放弃菲律宾和香料群岛。为了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补偿（只要不把关岛划过去），西班牙并不在乎再多让出一点海域。
最终的事实证明，条约和国际法永远只是一件工具。只要需要，你永远能够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解读方式。急于获取资金的西班牙让葡萄牙相信，菲律宾本身并不成为问题；葡萄牙人也认为，付出去的金币并不仅仅是获得香料贸易的垄断权。然而在解决完与法国的战事之后，西班牙很快又回到的菲律宾（1565年），并正式拉开了对菲律宾的殖民序幕。这一被“欧战”耽误了40多年的殖民进程，多少让我们为麦哲伦感到不值。最起码如果他知道事先自己的发现成果，在这么长时间中只是充当一个抵押物的话，应该不会因为急于传教而丢失性命了。
在西班牙方面看来，“谁发现、谁占有”的地理大发现原则，以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他们继续声索菲律宾殖民权的理由，即使西葡双方已经在太平洋上拉出了一条新的势力分割线。至于葡萄牙人，自然是不会认可西班牙人的想法。问题是，西班牙的实力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加之葡萄牙自己很快也因为入侵摩洛哥的失败（1578年葡萄战争），而大大削弱了自身实力，并被西班牙借机吞并（1580）。
尽管以“共主联邦”形式合并的西、葡两国，在内部管理、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上，还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体系，但很身为宗主一方的西班牙，显然不会在菲律宾问题上，倾向于葡萄牙方面的。更何况当年葡萄牙人，不是也因为对巴西的发现而要求调整过教皇子午线嘛。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几经调整的“教皇子午线”，还是西葡两国对大航海事业的垄断都只是暂时的。在更多的玩家加入后，这些法理上的所谓依据，更多只是“师出有名”的借口，至于这个借口在法律层面，有多大效力抗辩与之相左的理由，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在菲律宾处于空窗期的这40多年间，葡萄牙人同样没有试图对这片处女地进行过开拓。要知道，即使西班牙人声称麦哲伦船队曾经涉足过的岛屿，都应为西班牙领土，葡萄牙也大可在其它菲律宾岛屿上布点。尤其是麦哲伦并没有“发现”的吕宋岛。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整个菲律宾地区，并没有吸引葡萄牙利益。就像被现代中国人在教科书称之为“宝岛”的台湾岛，在当时同样被各方势力所忽视一样。一直到荷兰人无法在中国大陆，象葡萄牙人那样争取一个立足点（包括从葡萄牙手中夺取澳门），台湾岛才有机会进入地缘政治舞台。
在此之前，一定要让这些来自欧洲的航海者选择一个岛屿开拓的话，他们更愿意将视线投向日本。最起码已经进入文明国家序列1000多年的日本，生产力要远高于台湾岛、菲律宾群岛上那些南岛土著。换句话说，与日本的贸易才是真正的有利可图。
2017/12/11
【关键词：银两，邪马台，大和，九州岛】
葡萄牙人开始尝试进入日本，是在16世纪40年代。在此之前，他们的主要精力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获得一个稳定的贸易据点，而这个点就是大家熟知的澳门。虽然日本的国力以及贸易潜力，完全没有办法和中国相比，但日本有一样产品却是人人都喜欢的，那就是“白银”。
受武侠小说和相关影视剧影响，很多人会误以为，“银两”和“银票”通行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实际上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铜”和“铜钱”才是中国最主要的硬通货。白银是在明朝中后期，才成为代币舞台的主角，至于“银票”出现的时间就还要稍晚一点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银票”，是指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那种，由私营钱庄发行，能够在其下属各分号兑现白银的凭证。如果一定要把“银票”的概念，扩张到由官方发行的，可以兑换铜币的纸质凭证概念，那么这个时间则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发行的“交子”。只不过，虽然这样追溯可以让中国人，以纸币最早使用者的身份，提升下民族自豪感，却实是与我们通常理解下的“银票”不是一回事。
铜币在中国能够流行那么长时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重农轻商的中央之国，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包括中央政权所征服的税赋，民众大多数也是以实物和劳役的形式上缴。这导致铜币这种看起来价值不高的货币，长期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二是铜本身还是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比如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铜钱的面值低于铜的价格，甚至会出现民间熔铸铜钱，铸造铜器的现象。历史上还出现过，中原王朝限制金属出口草原之时，游牧民族用贸易所得来之铜币，铸造武器的情况。
葡萄牙人之所以要开拓日本市场，本质还是和与中国的贸易有关。中国出产的那些垄断性商品，如：瓷器、茶叶、生丝，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需求量。对于已经进入文明期（能消费起这些奢侈品）的日本来说，同样渴望得到中国的产品。然而在明朝，日本却是中国重点的“海禁”对象，受外交关系影响而时断时有的“朝贡”贸易，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日本方面的需求。甚至在1567年的“隆庆开关”之后，对日本的私人贸易仍然处于被官方封锁之列。中国商船一旦被发现前往日本，依旧会被以“通倭”论处。
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促使明朝决心对日本继续进行经济封锁。简单来说，身为明朝附庸的朝鲜，是中央之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日本觊觎大陆的跳板。出于保护朝鲜的考虑，明朝政府并不希望，日本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增强实力。当然，这并不代表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海禁”是造成倭乱的根源，包括知道所谓“倭寇”的核心，实际是因海禁政策而利益受损的中国走私商人。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点，明朝政府才希望透过开放对外贸易、让东商沿海商人寻得生路的办法，将这股核心力量剥离出倭寇的范畴。
事实证明，开关政策的确对倭患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此后，“倭寇”逐渐淡出了中国的视线。随之而起的，则是以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为代表，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商”集团。只不过从技术上看，一个政权对海洋的掌控要远比陆地上更难。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在弱肉强食的海上，无论东西方，海商与海盗之间的界限却总是显得那么的模糊。
尽管明朝政府，仍然在政治上执行着封禁日本的政策，但客观上的开放海禁，实际已经难以阻止中、日贸易的开展了。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官方这种禁绝的态度，反而让参与中日贸易的中国走私商人，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并壮大了武力。这点与美国在20世纪初的禁酒令，导致黑手通过控制地下贸易而迅速壮大的情况类似。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以至有观点认为，如果让赌博、性产业甚至毒品交易合法化，或者说为需求者设定官方控制下的消费平台，能够有效抵制犯罪集团的滋生（包括为国家增加税收）。至于这种观点是否可取，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畴。
吊诡的是，这些一直被明朝政府所警惕的民间海上力，却在明、清更迭之际，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保卫者。相信大家已经意识到，这里指的是郑成功及其所代表东南海商集团。相比之下，参与中、日贸易的葡萄牙人，反倒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最终并没有实际卷入亚洲政治当中。即使是后来与郑氏争夺台湾的荷兰人，看起来也没有对东亚旧有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根本性影响。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相继被西方的绝对技术优势所打开，一切才发生根本性转变
无论出于了解这段历史，还是了解日本与西方交流的历史，我们都需要对日本这个即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做一个解析。作为第一岛链的最重要成员，日本本土向有“日本四岛”之称，由北至南分别是：北海道岛、本州岛、四国岛与九州岛，这四个大岛即为狭义的“日本列岛”。其中面积最大亦为日本地缘中心的，是居中的“本州岛”。面积相当于广西省的本州岛，不仅比其它三岛的面积总和，还要高出将近9万平方公里，人口占比亦高达80%。
虽然本州岛在日本列岛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依照地理位置来说，最有可能与中国以及葡萄牙人发生贸易关系的，是最南部的九州岛。由于日本长期以来与中国的纠葛，以及“东洋”之名的存在，很多人印象中会以为，日本列岛处在东海正东部，与中国大陆相对。实际上，日本列岛的纬度要高得多，位于最南部的九州岛，纬度大体与江苏南部及上海相当。除了与中国隔东海相望之外，九州岛还与朝鲜半岛隔“朝鲜海峡”相望。
真正与中国大陆隔东海相望的，是时称琉球的冲绳群岛。至于日本列岛，则与朝鲜半岛、库页岛以及俄国控制下的外东北地区，一起围就了日本海。不幸的是，由于俄国在向远东扩张时，极力打通了自己与朝鲜半岛的陆地通道，导致中国被挤出了日本海沿岸国家的行列。单从日本海的存在与日本列岛的地理关系来说，日本的历史似乎应该更多同俄国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外东北的恶劣环境，日本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进行地缘沟通的对象都是朝鲜半岛，以及西南方向的中国大陆。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俄国坐实了对远东的控制，日本海才开始进入地缘政治舞台。在此之前，尤其是中、日开始与西方进行接触的15世纪上半叶，日本本土甚至还没有形成“四岛”的地理观。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北海道”当时还没有出现在日本的版图中，而是为“虾夷人”所控制。尽管日本更愿意以单一“和族”国家自居，但事实上北方的虾夷人却一直存在于日本历史中。所谓“吓夷人”，今天被称之为“阿努伊人”。其族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过其与日本主体民族在体质上的区别，却还是很明显的。针对北方虾夷人的战争，从虾夷人手中夺取新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内部最重大的事项之一。以至于“征夷大将军”一职，最后成为了幕府将军的专有头衔。
如果麦哲伦准备从太平洋返航的旗舰，遇到的台风再猛烈些的话，说不定就把他们刮到日本尚未控制的北海道了。只不过，就算登岸的话，这片土地估计也会让西班牙人失望。事实上，日本一直19世纪后期，才算真正控制北海道。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寒冷的北海道，无法种植日本人的主粮——水稻。当然，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培育出耐寒水稻的日本，最终还是完成了对北海道的融合。这一技术，后来甚至使得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优质大米的产地（北海道亦是日本顶级大米的出产地）。
一片连基本农业潜力都不具备的土地，暂时是不会引发欧洲人的关注的。真正在日本历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地域占优的本州岛，以及面积虽小但位置占优的九州岛。一般认为，今天以日本人自居的“和族”，主体是从朝鲜半岛迁入的。基于这一背景，和族最有初在日本所控制的土地应为九州岛及本州岛南部地区。事实也的确如此，和族的民族和政治起点，是被曾被《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所记载的“邪马台国”，是当时分布于日本南部地区，上百个部落国家中的一员。这些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的东海小国，被统称为“倭国”（人则被称为“倭人”）。“倭”字的本意为矮小之人，其得名盖因当时的日本人，身材较中国及朝鲜之人要明显矮小。
九州岛的北部，是邪马台最初的国境，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之更容易从朝鲜半岛南部，乃至中国大陆地区获得经济及技术优势。公元四世纪，邪马台之名开始从中国的史书中消失，取而代之成为日本政治代言人的，是一个叫作“大和国”的国家。然而所谓“大和国”，很有可能就是向本州扩张成功的“邪马台国”。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音译，后者的“和”字则是日本引入汉字后，用以取代侮辱性的“倭”而更迭的族名。未能更改的，是“大和国”的日语训读发音——Yamato。因为翻译误会造成的认知混乱，在中国史书中比比皆是。也可以说，对于这些蛮夷的辨识工作，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史官们，态度从来算不上特别认真。然而正是这些不算认真的记录，却为周边许多国家追溯自己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关键词：银两，邪马台，大和，九州岛】
葡萄牙人开始尝试进入日本，是在16世纪40年代。在此之前，他们的主要精力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获得一个稳定的贸易据点，而这个点就是大家熟知的澳门。虽然日本的国力以及贸易潜力，完全没有办法和中国相比，但日本有一样产品却是人人都喜欢的，那就是“白银”。
受武侠小说和相关影视剧影响，很多人会误以为，“银两”和“银票”通行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实际上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铜”和“铜钱”才是中国最主要的硬通货。白银是在明朝中后期，才成为代币舞台的主角，至于“银票”出现的时间就还要稍晚一点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银票”，是指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那种，由私营钱庄发行，能够在其下属各分号兑现白银的凭证。如果一定要把“银票”的概念，扩张到由官方发行的，可以兑换铜币的纸质凭证概念，那么这个时间则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发行的“交子”。只不过，虽然这样追溯可以让中国人，以纸币最早使用者的身份，提升下民族自豪感，却实是与我们通常理解下的“银票”不是一回事。
铜币在中国能够流行那么长时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重农轻商的中央之国，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包括中央政权所征服的税赋，民众大多数也是以实物和劳役的形式上缴。这导致铜币这种看起来价值不高的货币，长期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二是铜本身还是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比如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铜钱的面值低于铜的价格，甚至会出现民间熔铸铜钱，铸造铜器的现象。历史上还出现过，中原王朝限制金属出口草原之时，游牧民族用贸易所得来之铜币，铸造武器的情况。
葡萄牙人之所以要开拓日本市场，本质还是和与中国的贸易有关。中国出产的那些垄断性商品，如：瓷器、茶叶、生丝，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需求量。对于已经进入文明期（能消费起这些奢侈品）的日本来说，同样渴望得到中国的产品。然而在明朝，日本却是中国重点的“海禁”对象，受外交关系影响而时断时有的“朝贡”贸易，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日本方面的需求。甚至在1567年的“隆庆开关”之后，对日本的私人贸易仍然处于被官方封锁之列。中国商船一旦被发现前往日本，依旧会被以“通倭”论处。
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促使明朝决心对日本继续进行经济封锁。简单来说，身为明朝附庸的朝鲜，是中央之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日本觊觎大陆的跳板。出于保护朝鲜的考虑，明朝政府并不希望，日本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增强实力。当然，这并不代表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海禁”是造成倭乱的根源，包括知道所谓“倭寇”的核心，实际是因海禁政策而利益受损的中国走私商人。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点，明朝政府才希望透过开放对外贸易、让东商沿海商人寻得生路的办法，将这股核心力量剥离出倭寇的范畴。
事实证明，开关政策的确对倭患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此后，“倭寇”逐渐淡出了中国的视线。随之而起的，则是以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为代表，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商”集团。只不过从技术上看，一个政权对海洋的掌控要远比陆地上更难。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在弱肉强食的海上，无论东西方，海商与海盗之间的界限却总是显得那么的模糊。
尽管明朝政府，仍然在政治上执行着封禁日本的政策，但客观上的开放海禁，实际已经难以阻止中、日贸易的开展了。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官方这种禁绝的态度，反而让参与中日贸易的中国走私商人，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并壮大了武力。这点与美国在20世纪初的禁酒令，导致黑手通过控制地下贸易而迅速壮大的情况类似。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以至有观点认为，如果让赌博、性产业甚至毒品交易合法化，或者说为需求者设定官方控制下的消费平台，能够有效抵制犯罪集团的滋生（包括为国家增加税收）。至于这种观点是否可取，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畴。
吊诡的是，这些一直被明朝政府所警惕的民间海上力，却在明、清更迭之际，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保卫者。相信大家已经意识到，这里指的是郑成功及其所代表东南海商集团。相比之下，参与中、日贸易的葡萄牙人，反倒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最终并没有实际卷入亚洲政治当中。即使是后来与郑氏争夺台湾的荷兰人，看起来也没有对东亚旧有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根本性影响。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相继被西方的绝对技术优势所打开，一切才发生根本性转变
无论出于了解这段历史，还是了解日本与西方交流的历史，我们都需要对日本这个即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做一个解析。作为第一岛链的最重要成员，日本本土向有“日本四岛”之称，由北至南分别是：北海道岛、本州岛、四国岛与九州岛，这四个大岛即为狭义的“日本列岛”。其中面积最大亦为日本地缘中心的，是居中的“本州岛”。面积相当于广西省的本州岛，不仅比其它三岛的面积总和，还要高出将近9万平方公里，人口占比亦高达80%。
虽然本州岛在日本列岛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依照地理位置来说，最有可能与中国以及葡萄牙人发生贸易关系的，是最南部的九州岛。由于日本长期以来与中国的纠葛，以及“东洋”之名的存在，很多人印象中会以为，日本列岛处在东海正东部，与中国大陆相对。实际上，日本列岛的纬度要高得多，位于最南部的九州岛，纬度大体与江苏南部及上海相当。除了与中国隔东海相望之外，九州岛还与朝鲜半岛隔“朝鲜海峡”相望。
真正与中国大陆隔东海相望的，是时称琉球的冲绳群岛。至于日本列岛，则与朝鲜半岛、库页岛以及俄国控制下的外东北地区，一起围就了日本海。不幸的是，由于俄国在向远东扩张时，极力打通了自己与朝鲜半岛的陆地通道，导致中国被挤出了日本海沿岸国家的行列。单从日本海的存在与日本列岛的地理关系来说，日本的历史似乎应该更多同俄国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外东北的恶劣环境，日本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进行地缘沟通的对象都是朝鲜半岛，以及西南方向的中国大陆。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俄国坐实了对远东的控制，日本海才开始进入地缘政治舞台。在此之前，尤其是中、日开始与西方进行接触的15世纪上半叶，日本本土甚至还没有形成“四岛”的地理观。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北海道”当时还没有出现在日本的版图中，而是为“虾夷人”所控制。尽管日本更愿意以单一“和族”国家自居，但事实上北方的虾夷人却一直存在于日本历史中。所谓“吓夷人”，今天被称之为“阿努伊人”。其族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过其与日本主体民族在体质上的区别，却还是很明显的。针对北方虾夷人的战争，从虾夷人手中夺取新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内部最重大的事项之一。以至于“征夷大将军”一职，最后成为了幕府将军的专有头衔。
如果麦哲伦准备从太平洋返航的旗舰，遇到的台风再猛烈些的话，说不定就把他们刮到日本尚未控制的北海道了。只不过，就算登岸的话，这片土地估计也会让西班牙人失望。事实上，日本一直19世纪后期，才算真正控制北海道。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寒冷的北海道，无法种植日本人的主粮——水稻。当然，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培育出耐寒水稻的日本，最终还是完成了对北海道的融合。这一技术，后来甚至使得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优质大米的产地（北海道亦是日本顶级大米的出产地）。
一片连基本农业潜力都不具备的土地，暂时是不会引发欧洲人的关注的。真正在日本历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地域占优的本州岛，以及面积虽小但位置占优的九州岛。一般认为，今天以日本人自居的“和族”，主体是从朝鲜半岛迁入的。基于这一背景，和族最有初在日本所控制的土地应为九州岛及本州岛南部地区。事实也的确如此，和族的民族和政治起点，是被曾被《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所记载的“邪马台国”，是当时分布于日本南部地区，上百个部落国家中的一员。这些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的东海小国，被统称为“倭国”（人则被称为“倭人”）。“倭”字的本意为矮小之人，其得名盖因当时的日本人，身材较中国及朝鲜之人要明显矮小。
九州岛的北部，是邪马台最初的国境，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之更容易从朝鲜半岛南部，乃至中国大陆地区获得经济及技术优势。公元四世纪，邪马台之名开始从中国的史书中消失，取而代之成为日本政治代言人的，是一个叫作“大和国”的国家。然而所谓“大和国”，很有可能就是向本州扩张成功的“邪马台国”。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音译，后者的“和”字则是日本引入汉字后，用以取代侮辱性的“倭”而更迭的族名。未能更改的，是“大和国”的日语训读发音——Yamato。因为翻译误会造成的认知混乱，在中国史书中比比皆是。也可以说，对于这些蛮夷的辨识工作，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史官们，态度从来算不上特别认真。然而正是这些不算认真的记录，却为周边许多国家追溯自己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2017/12/18
【关键词：关东-东京，关西-京都，征夷大将军，倒幕四强藩，濑户内海地缘圈】
地形、气候，以及与亚洲大陆的相对位置，长期决定了日本内部诸板块身位。在一个山地占比达71%的国度，平原显得异常的珍贵。日本最大的平原地带，是位于本州岛东北海岸的“关东平原”，面积超过16000平方公里，大体与北京市的辖区面积相当。排名第二的石狩平原（北海道中西部）则为4000平方公里；再往下的浓尾平原、近畿（大阪）平原，面积更是只有1700-1800平方公里。然而并不是平原面积越大、地形越平，就一定越有潜力的。就像西西伯利亚平原虽然是亚洲第一大平原，但却因气候异常寒冷而长期无法开发；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面积达560万平方公里的南美亚马逊平原。这片世界最大的平原，所蓄积的总人口不过1500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因寒冷、干旱而形成地广人稀之地处于同一量级。只不过亚马逊平原的问题在于降水太多，对土壤伤害过大（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相比之下，在火山岛性质的日本，包括最大的关东平原，土壤倒不成为问题。
“关东”的称谓，总是不由自主的让人联想起曾经被称为“关东”的中国东北地区，后者同样拥有中国境内最大的平原。在日本的地缘政治设想中，中国的“关东”地区曾经占据异常重要的位置，占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被之视为日本崛起的关键。日本甚至在战略上，有将政治中心移至中国东北的设想。另外在日本帝国时代，“关东”称谓常常是与被视为日本陆军战力最强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
“关东军”的称谓，源自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起点——关东州。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东北地区成为了日、俄两大强在争霸之地。1899年8月16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得到到以旅顺港为中心辽宁半岛南部地区，因其位于山海关之东，各方遂称之为“关东州”。5年之后，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战略要点，并随之建立经略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
回到日本“关东”的话题上来。身处海洋腹地的日本列岛，气候上比之同纬度的东亚大陆，要更为温润一些。关东平原及其以南地区，能够跻身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以北地区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越往北越气候越寒冷。这直接导致了北海道虽然拥有日本第二大平原，但人口潜力却非常低。拥有日本1/5土地的北海道岛，总人口还不到600万。比较下来，面积大、气候温暖的关东平原，可谓占尽了地利。今天日本首都东京，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聚居于这片平原。
尽管名字相同，但从位置和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两个“关东”在所在国的地位不尽相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时间以及气候类型，更接近于地理意义上的“日本东北地区”——北海道。两个“东北地区”都是在19世纪末，因政治上的开放政策，而开始大量从各自核心区导入人口。再从更深层来说，则与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大爆炸有关。比较下来，日本关东平原其实更接近于华北平原在中央之国的身位。只不过，相较于华北平原在华夏文明中的先发地位，日本对于关东地区的开发却要晚得多。
这里说的“晚”，准确说是和族对关东地区的开发较晚，在此之前，虾夷人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息了。基于以大和族为意识认知的日本文明，起自与朝鲜半岛相邻的九州及本州南部地区，位置偏北的关东平原曾长期为日本的边缘之地，日本进入“幕府时代”时（12世纪），为了摆脱身处关西的传统政治势力掣肘，关东正式开始进入了开发阶段。一直到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后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1603年—1867年），关东地区才算进入繁荣期，东京在政治上的崛起便是起自于此（江户是东京的古称）。
在天皇还是名义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幕府在关东地区的强势政治、军事存在，需要有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理由。一直被和族向北挤压空间的虾夷人，无疑是最好的理由。如此带来的政治表现，便是以关东为根基之地的幕府将军，正式头衔为“征夷大将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幕府需要不断为其治下的军事力量，寻找到新的土地，才能维系自己的强势地位。只有关东及更北方的土地（历史上被称为“东国”地区），才能为之提供这样的空间。随着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少（包括如北海道之类的土地，暂时无法农垦），以及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朝鲜半岛乃至中国，遂成为了日本不得不西顾的扩张方向。
既然有“关东”和“东京”，自然也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关西”和“西京”了。事实的确如此。东京在日本的首都地位，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确定的（1868年）。在此之前，以天皇驻地为标志的日本首都，一直身处本州南部的“关西”地区，时间长达1000多年（公元794—1868年）。只是在没有其它都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都城并没有必要被叫作“西京”，而是被称之为“京都”。
因为京都政治地位的存在，关西地区又被称之为“近畿地区”，其所处的这片平原之地，自然也可被命名为“近畿平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关西、关东两大平原之间延绵有300公里左右的山地，以及以名古屋为中心，与此二者共称日本三大中心平原的“浓尾平原”，所以关东、关西两地的地理分割线，或者说那个“关”在哪里，实是有些争议的。
“风水”角度看，身处近畿平原东北角的京都，背靠山地以及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三面临山的类盆地结构，使在在安全上有很大保障；源出琵琶湖“淀川”的水系，则帮助京都西南方向与太平洋相通。在淀川下游为京都拱卫出海口的，则是日本另一个著名城市大阪（这片平原有时也因此被命名为“大阪平原”）。二者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北京与天津的关系。
【关键词：关东-东京，关西-京都，征夷大将军，倒幕四强藩，濑户内海地缘圈】
地形、气候，以及与亚洲大陆的相对位置，长期决定了日本内部诸板块身位。在一个山地占比达71%的国度，平原显得异常的珍贵。日本最大的平原地带，是位于本州岛东北海岸的“关东平原”，面积超过16000平方公里，大体与北京市的辖区面积相当。排名第二的石狩平原（北海道中西部）则为4000平方公里；再往下的浓尾平原、近畿（大阪）平原，面积更是只有1700-1800平方公里。然而并不是平原面积越大、地形越平，就一定越有潜力的。就像西西伯利亚平原虽然是亚洲第一大平原，但却因气候异常寒冷而长期无法开发；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面积达560万平方公里的南美亚马逊平原。这片世界最大的平原，所蓄积的总人口不过1500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因寒冷、干旱而形成地广人稀之地处于同一量级。只不过亚马逊平原的问题在于降水太多，对土壤伤害过大（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相比之下，在火山岛性质的日本，包括最大的关东平原，土壤倒不成为问题。
“关东”的称谓，总是不由自主的让人联想起曾经被称为“关东”的中国东北地区，后者同样拥有中国境内最大的平原。在日本的地缘政治设想中，中国的“关东”地区曾经占据异常重要的位置，占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被之视为日本崛起的关键。日本甚至在战略上，有将政治中心移至中国东北的设想。另外在日本帝国时代，“关东”称谓常常是与被视为日本陆军战力最强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
“关东军”的称谓，源自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起点——关东州。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东北地区成为了日、俄两大强在争霸之地。1899年8月16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得到到以旅顺港为中心辽宁半岛南部地区，因其位于山海关之东，各方遂称之为“关东州”。5年之后，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战略要点，并随之建立经略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
回到日本“关东”的话题上来。身处海洋腹地的日本列岛，气候上比之同纬度的东亚大陆，要更为温润一些。关东平原及其以南地区，能够跻身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以北地区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越往北越气候越寒冷。这直接导致了北海道虽然拥有日本第二大平原，但人口潜力却非常低。拥有日本1/5土地的北海道岛，总人口还不到600万。比较下来，面积大、气候温暖的关东平原，可谓占尽了地利。今天日本首都东京，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聚居于这片平原。
尽管名字相同，但从位置和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两个“关东”在所在国的地位不尽相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时间以及气候类型，更接近于地理意义上的“日本东北地区”——北海道。两个“东北地区”都是在19世纪末，因政治上的开放政策，而开始大量从各自核心区导入人口。再从更深层来说，则与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大爆炸有关。比较下来，日本关东平原其实更接近于华北平原在中央之国的身位。只不过，相较于华北平原在华夏文明中的先发地位，日本对于关东地区的开发却要晚得多。
这里说的“晚”，准确说是和族对关东地区的开发较晚，在此之前，虾夷人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息了。基于以大和族为意识认知的日本文明，起自与朝鲜半岛相邻的九州及本州南部地区，位置偏北的关东平原曾长期为日本的边缘之地，日本进入“幕府时代”时（12世纪），为了摆脱身处关西的传统政治势力掣肘，关东正式开始进入了开发阶段。一直到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后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1603年—1867年），关东地区才算进入繁荣期，东京在政治上的崛起便是起自于此（江户是东京的古称）。
在天皇还是名义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幕府在关东地区的强势政治、军事存在，需要有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理由。一直被和族向北挤压空间的虾夷人，无疑是最好的理由。如此带来的政治表现，便是以关东为根基之地的幕府将军，正式头衔为“征夷大将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幕府需要不断为其治下的军事力量，寻找到新的土地，才能维系自己的强势地位。只有关东及更北方的土地（历史上被称为“东国”地区），才能为之提供这样的空间。随着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少（包括如北海道之类的土地，暂时无法农垦），以及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朝鲜半岛乃至中国，遂成为了日本不得不西顾的扩张方向。
既然有“关东”和“东京”，自然也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关西”和“西京”了。事实的确如此。东京在日本的首都地位，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确定的（1868年）。在此之前，以天皇驻地为标志的日本首都，一直身处本州南部的“关西”地区，时间长达1000多年（公元794—1868年）。只是在没有其它都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都城并没有必要被叫作“西京”，而是被称之为“京都”。
因为京都政治地位的存在，关西地区又被称之为“近畿地区”，其所处的这片平原之地，自然也可被命名为“近畿平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关西、关东两大平原之间延绵有300公里左右的山地，以及以名古屋为中心，与此二者共称日本三大中心平原的“浓尾平原”，所以关东、关西两地的地理分割线，或者说那个“关”在哪里，实是有些争议的。
“风水”角度看，身处近畿平原东北角的京都，背靠山地以及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三面临山的类盆地结构，使在在安全上有很大保障；源出琵琶湖“淀川”的水系，则帮助京都西南方向与太平洋相通。在淀川下游为京都拱卫出海口的，则是日本另一个著名城市大阪（这片平原有时也因此被命名为“大阪平原”）。二者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北京与天津的关系。
京都的选址体现了日本农业文明的背景。然而日本毕竟是个被海水四面包围的国家，并且资源匮乏。无论古代日本是不是想封闭自成一体，都必须通海上贸易从外部获取资源、技术，乃至政治、文明层面的经验。包括内部诸板块的交流，也很大程度海上交通。基于这一地缘背景，身为京都门户的大阪，很早就成为了一座商业味道浓厚的城市。以至于今天中国网络上，广为流传着关于“大阪商贩”、“大阪师团”的种种笑话传闻。
“京都-大阪”式的地缘关系，与自视“地大物博”“四海之内”的中央之国有很大区别。北京以及其它中国古都，只需要通过陆地运河从境内富庶之地征调资源，便可满足王朝运行，并不需要一个能够直通海外的门户。在明清两代，东临渤海的天津，之于帝都北京来说，长期以来的功能只是一个“卫城”（天津卫），其被选择的原因甚至不是因为沿海，而是因为地处南北运河的交接点。直到中国的大门被从海上打开之后，天津方有机会凭借沿海优势成为华北工商业中心，并获取一个“直辖市”的政治地位。
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作出“脱亚入欧”决定之时，日本同时在文明属性上也面临着一个转型。之前未充分挖掘的海洋，成为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本身临海（东京湾）拥港、加上江户幕府两百多年的经营，已使得东京和关东地区成为了日本最具实力的板块，这样的位置显然比京都要更为优势。另外，从内部稳定的角度来说，如果重新坐上权力巅峰的天皇，不亲自坐镇关东的话，这块风水宝地难免不会再为割据势力所据。
虽然从城市位置上来说，“东京”取代“京都”有一定层面的海洋因素，但从板块说，本州岛南部以及九州乃至四国岛，会更容易从海外交流中获益。将这四个地理区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片狭长的内海——濑户内海（其意即为“狭长海峡”）。可以说，日本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这片内海所展开的。如果说邪马台国的地望还有些不确定的话，那么随后代表日本的 “大和国”（公元4-7世纪），是以关西为兴盛之地，则是没有异议的。以至于京都东南部的奈良，在历史中曾长期以“大和国”之名，存在于日本的行政区划内。
从地缘角度来说，濑户内海的存在，使得邪马台国起始于北九州，并与大和国同源成为可能性。来自北九州的邪马台国，虽然能更易方便的同东亚大陆交往、获取先进技术经验，但九州岛本身潜力有限，如果想称雄日本列岛的话，势必要向本州岛扩张。既然邪马台人有能力跨越海洋，甚至与中国、韩国进行贸易，自然不需要从本州岛的最南端，一路向东扩张至关西平原，而是有能力沿海岸东行400公里，夺取濑户内海中最居潜力的关西平原，作为新的根基之地，并变身成为统率日本各部的“大和国”。这一进程，与后来日本的地缘政治中心，由关西向关东转移，遵循着同样的地缘规律。
在日本由“幕府时代”向“明治时代”转进的过程中，濑户内海周边地区能更多从海上交流获益的特点，同样有所体现。倒幕运动中进入支持还政于天皇的政治精英，多出自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史称“倒幕四强藩”。其中萨摩藩位于九州岛最南部、肥前蕃位于九州岛的西部；长州藩位于本州岛的西端（这一区域在本州岛内部又被称为“中国地方”）；土佐藩则位于四国岛。这三个板块加上天皇所处的近畿地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与关东形成南北之争的“濑户内海地缘圈”。
单从日本内部的南北之争来说，在权力中心向关东地区转移之后，向为日本文化、经济中心、如此却被边缘化的“濑户内海地缘圈”，向幕府发起挑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倒幕运动并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一个王朝内部的南北之争（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情况一样），而更应该从日本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进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这一切。比之保守的江户幕户，能够更多从海上贸易中获益，并由此接受更多西方理念的上述四藩，在经济、技术，乃至变革的欲望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在日本崛起的道路上，地缘背景的影响无处不在。以陆军、海军分立的日本军队为例，一直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之说。身处日本核心区（本州岛）与近畿地区陆地相连的长州藩，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多保存了日本传统军队的内核。籍此打造出来的日本陆军，更像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言者；相比之下，身处日本四岛最南端也是最边缘的萨摩，客观上则拥有更多的海洋属性，并最终在日本海军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与同时代的中国（清朝）海军，高级军官几乎皆出于福建（福州船政学堂），地缘上的原因趋同。
“京都-大阪”式的地缘关系，与自视“地大物博”“四海之内”的中央之国有很大区别。北京以及其它中国古都，只需要通过陆地运河从境内富庶之地征调资源，便可满足王朝运行，并不需要一个能够直通海外的门户。在明清两代，东临渤海的天津，之于帝都北京来说，长期以来的功能只是一个“卫城”（天津卫），其被选择的原因甚至不是因为沿海，而是因为地处南北运河的交接点。直到中国的大门被从海上打开之后，天津方有机会凭借沿海优势成为华北工商业中心，并获取一个“直辖市”的政治地位。
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作出“脱亚入欧”决定之时，日本同时在文明属性上也面临着一个转型。之前未充分挖掘的海洋，成为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本身临海（东京湾）拥港、加上江户幕府两百多年的经营，已使得东京和关东地区成为了日本最具实力的板块，这样的位置显然比京都要更为优势。另外，从内部稳定的角度来说，如果重新坐上权力巅峰的天皇，不亲自坐镇关东的话，这块风水宝地难免不会再为割据势力所据。
虽然从城市位置上来说，“东京”取代“京都”有一定层面的海洋因素，但从板块说，本州岛南部以及九州乃至四国岛，会更容易从海外交流中获益。将这四个地理区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片狭长的内海——濑户内海（其意即为“狭长海峡”）。可以说，日本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这片内海所展开的。如果说邪马台国的地望还有些不确定的话，那么随后代表日本的 “大和国”（公元4-7世纪），是以关西为兴盛之地，则是没有异议的。以至于京都东南部的奈良，在历史中曾长期以“大和国”之名，存在于日本的行政区划内。
从地缘角度来说，濑户内海的存在，使得邪马台国起始于北九州，并与大和国同源成为可能性。来自北九州的邪马台国，虽然能更易方便的同东亚大陆交往、获取先进技术经验，但九州岛本身潜力有限，如果想称雄日本列岛的话，势必要向本州岛扩张。既然邪马台人有能力跨越海洋，甚至与中国、韩国进行贸易，自然不需要从本州岛的最南端，一路向东扩张至关西平原，而是有能力沿海岸东行400公里，夺取濑户内海中最居潜力的关西平原，作为新的根基之地，并变身成为统率日本各部的“大和国”。这一进程，与后来日本的地缘政治中心，由关西向关东转移，遵循着同样的地缘规律。
在日本由“幕府时代”向“明治时代”转进的过程中，濑户内海周边地区能更多从海上交流获益的特点，同样有所体现。倒幕运动中进入支持还政于天皇的政治精英，多出自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史称“倒幕四强藩”。其中萨摩藩位于九州岛最南部、肥前蕃位于九州岛的西部；长州藩位于本州岛的西端（这一区域在本州岛内部又被称为“中国地方”）；土佐藩则位于四国岛。这三个板块加上天皇所处的近畿地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与关东形成南北之争的“濑户内海地缘圈”。
单从日本内部的南北之争来说，在权力中心向关东地区转移之后，向为日本文化、经济中心、如此却被边缘化的“濑户内海地缘圈”，向幕府发起挑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倒幕运动并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一个王朝内部的南北之争（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情况一样），而更应该从日本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进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这一切。比之保守的江户幕户，能够更多从海上贸易中获益，并由此接受更多西方理念的上述四藩，在经济、技术，乃至变革的欲望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在日本崛起的道路上，地缘背景的影响无处不在。以陆军、海军分立的日本军队为例，一直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之说。身处日本核心区（本州岛）与近畿地区陆地相连的长州藩，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多保存了日本传统军队的内核。籍此打造出来的日本陆军，更像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言者；相比之下，身处日本四岛最南端也是最边缘的萨摩，客观上则拥有更多的海洋属性，并最终在日本海军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与同时代的中国（清朝）海军，高级军官几乎皆出于福建（福州船政学堂），地缘上的原因趋同。
2017/12/25
【关键词：马可波罗，红肉与鲸，三岛倭寇，平户岛，汪直，铁炮传来】
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欧洲已经对日本有了初步印象。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那位自称受过元朝宫庭礼遇的马可波罗的宣传。在他的游记当中，日本被描述为一个盛产黄金的国度。这对于以寻找黄金为主要目标的欧洲探险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录，欧洲人知道日本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国隔海相望。以至于哥伦布在横穿大西洋时，认定自己应该最先发现日本，并将他最先见到的大岛“古巴岛”当成了“日本岛”。
尽管日本被描绘的极具诱惑力，但马可波罗的听到的另一传言，估计会让哥伦布心里有一丝担忧，那就是日本人最喜欢吃的肉类是“人肉”。很显然这是一个谣言了，事实上受宗教影响，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极少食用“红肉”（牲畜的肉），其身材过于矮小，亦与这一习俗有很大的关联。以至于明治维新时，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天皇需要带头食肉，以打破这一禁忌。这一政策除使日本产出了“神户牛肉”这样的顶级食材以外，还意外威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鲸的生存。由此日本地力有限，这些庞然大物，成为了日本当时非常重要的肉类补充。即使今天的日本，已经不需要通过鲸肉来补充蛋白质，这一新传统的惯性也依然存在。只不过，针对鲸的屠杀，都必须打着所谓科学研究的名义来做罢了。
顺便说下，日本并不是唯一被马可波罗认定会吃人肉的国度。在所有类似描述中，最让有意外的是关于福州一带的山地之民喜食人肉的记录。在他的文字中，那些打仗时会把头发打散、脸涂成淡蓝色的战士，甚至会在战场上迫不及待地吮吸敌人的鲜血。考虑到马可波罗写下这段文字时已是福建早已开化的14世纪（南宋时闽籍状员及进士甚至位居各地之首），这段记录实在没有什么可信度。
不管怎么说，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触发了欧洲人对亚洲的探索热情。即使日本实际没有出产那么多黄金，它巨大的白银产量也可让贸易者不虚此行。要想详尽解读日本地缘政治结构，公元15世纪中——16世纪末的“日本战国”时代是最好的切入点。一如今天中国核心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在战国时代实际已奠定基础一样，日本列岛的行政区划，在它那个比中国晚开启两千年的战国时代，一样能够找到对应点。二者共同拥有的地缘逻辑是：长时间的政治割据与军事对抗，总能让地理、地缘因素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然而就“大航海”这个主题来说，详解日本暂时并无必要。即使在日本凭借“脱亚入欧”之策崛起成海洋大国后，其影响世界的也是它整体的地缘位置。大多数情况下，了解日本诸岛的位置，便已可以作出战略性判断了。以向为日本门户的九州岛来说，位置决定了它在日本的对外交流史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问题是，在明朝针对日本封禁海疆的大背景下，九州所获额外资源大都不是通过正常贸易来获取的。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源出日本“倭寇”，被迫成为了九州乃至日本通往世界的非正常渠道。
与大陆邻但又孤悬于海中的外岛，特别是群岛，向为海盗所喜，就像加勒比海盗在巴哈马群岛的存在一样。对于剑指东亚大陆的“倭寇”来说，没有比位于九州岛西北部的平户、壹岐、对马三个较大岛屿，更是为合适的基地了。通过这三个位于朝鲜海峡外岛，倭寇们即可避开日本主流政治圈的威胁（迫于外交压力，日本幕府政权不时会清剿海盗），又可非常方便的控制航路、侵扰东亚大陆，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朝鲜半岛。为此朝鲜方面曾经颇具地理指向性的，将早期来自日本的海盗威胁称之为“三岛倭寇”。
平户岛上述三岛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它与九州的距离最近，仅仅相隔一条狭窄的海峡（三岛均属于“平户藩”的领地）。其中在早期倭乱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平户豪族“松浦源氏”，以至于“松浦党”一度成为了倭寇在日本的代名词。后期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中，则夹有大量中国沿海走私商人。明史甚至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二三”。在这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取代九州豪强，成为倭乱主体的转折过程中，一个名叫汪直的徽州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要特别提一下汪直的籍贯，是因为这个被视为史上最大倭寇的中国人，曾经自号“徽王”，并在建立自己的私人军队和政权。
由于走私贸易不受中、日两国法律保护，筹建海上私人武装以保护自己的商船成为了一种通例。基于中国方面在商品输出、人口、资金上的优势，来自中国的走私商人成为中日非正常贸易的主导，实属必然。然而，汪直所代表的中国走私商人并没有武力入侵日本，而是受松浦氏邀请前往平户一带落户的。将这股最大的海上力量定位为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有利于维持“平户”之于日本的门户地位。
葡萄牙人的到来，并没有动摇中国走私商人对贸易的主导权。相反，葡萄牙人能够染指日本，其实就是汪直做的中间人。公元1542年，汪直正式进入平户打造自己的海上王国，次年便接引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与之早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前往平户。只不过，受海上风暴影响，载有三名葡萄牙商人的船只，被吹到九州岛南端的种子岛。
登陆日本的这段波折，被一些研究者误读为，葡萄牙人是因为一场风暴偶然“发现”日本的。虽然在大航海的历史中，有许多发现的确是这种无心插柳的情况（比如巴西），但已经在南洋和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了30年贸易的葡萄牙人，显然是没有可能不知道日本这个巨大市场的。更何况“日本岛”早已被马可波罗渲染为了一片遍地是黄金，并且拥有成熟政治、社会治理模式的国度。
葡萄牙人之所以如此晚的接触日本，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海上走私集团，对中日海上贸易航线的垄断。如果说针对中国的贸易，主要取决于大明王朝的官方态度，那么针对日本的贸易，中国海商就是不可能绕过的屏障了。随着汪直所代表的中国海商势力，与日本方面的政治合作，横亘在葡萄牙人面前的障碍瞬间消融。将拥有技术优势，并可以贸易互补的葡萄牙人引入平户，客观上有助于汪直把平户建设成为自己控制下的，东亚海上贸易枢纽。
在前往日本之前，葡萄牙人曾经试探性的接触过贸易位置更为重要的琉球。然而拥有中国官方贸易通道（朝贡权）的琉球，对于葡萄牙人的到来十分警惕。这一方面是因为，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军事征服，使得琉球人害怕引狼入室；更重要的是，琉球王国的崛起，本质上是因为明朝政府剑指日本的海禁政策。在中央之国无意开拓海疆，而日本客观上又需要大量中国商品（甚至包括货币）的情况下，琉球凭借转口贸易在东亚地缘政治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一旦拥有更强海洋能力的葡萄牙人，成为了亚洲海洋的贸易主导者，势必会影响琉球的战略利益。
在日本，葡萄牙人的到来要受欢迎的多。除了一直被中国封锁，渴望有更多海外贸易渠道以外，对于还处在“战国时代”的日本人来说，葡萄牙人带来的先进武器，更是让他们眼前一亮。这当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武器，便是被日本人称之为“铁炮”的火绳枪。从这个角度说，汪直也是日本“铁炮传来”事件的直接推手。当然，将葡萄牙人引入并限定在自己掌控下的平户岛进行贸易，这其中的垄断意味亦是不言而喻的。
当葡萄牙人第一次出现在种子岛，他们随身携带的火绳枪便引发了日本人极大的兴趣（因此日本第一代仿制品曾被称为“种子岛铳”）。通过研究交易而来的火绳枪，日本工匠很快就做出了合格的仿制品，并且在战场上推广。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则更青睐于“佛朗机炮”这样的重武器。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是因为对山地纵横、资源有限的日本来说，火炮应用场景不多，且过于昂贵。更为灵活的火枪则更为适应日本的战争需要。只不过，等到日本凭借火枪优势侵朝，再遇到明朝军队的火炮后，就会明白二者在火力上的差距了。
铁炮传入，极大改变了日本的战争形态。之前充当战场胜负手的骑兵，逐渐退居二线。能够控制多少铁炮，成为了体现日本战国诸侯实力的硬指标。当然，并非只要有了火枪就一定能够改变战争形态，更重要的还是战术。为了克服火枪发射频率低的问题，日本人摸索出了著名的“日本三段击”技术。具体做法是：由一名火枪手充当射手；射手瞄准射击的同时，一人充当装弹手，从枪管前方为另一支火枪装填、压实弹药；同时一人在后端调整火绳的位置，将扳机复位。然后把火枪递给射手，替换下空枪，从而实现不间断射击。
实际上，在火器时代，类似多人配合、提升火枪射击频率的的做法，在各国都有出现，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有所差异。战争是武器技术的催化剂，日本当时所处的战国时代，让其得以从制造工艺、战术两个角度，迅速推进到火器时代。以至于后来明军在与日军的交战过程中，发现日本的“铁炮”设计制造工艺，要比中国同期引进仿造的“鸟枪”（中国方面对火绳枪的称谓）更为先进。遂开始在日本铁炮的基础上，改进了鸟枪的技术。
附图：倭寇入侵示意图
【关键词：马可波罗，红肉与鲸，三岛倭寇，平户岛，汪直，铁炮传来】
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欧洲已经对日本有了初步印象。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那位自称受过元朝宫庭礼遇的马可波罗的宣传。在他的游记当中，日本被描述为一个盛产黄金的国度。这对于以寻找黄金为主要目标的欧洲探险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录，欧洲人知道日本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国隔海相望。以至于哥伦布在横穿大西洋时，认定自己应该最先发现日本，并将他最先见到的大岛“古巴岛”当成了“日本岛”。
尽管日本被描绘的极具诱惑力，但马可波罗的听到的另一传言，估计会让哥伦布心里有一丝担忧，那就是日本人最喜欢吃的肉类是“人肉”。很显然这是一个谣言了，事实上受宗教影响，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极少食用“红肉”（牲畜的肉），其身材过于矮小，亦与这一习俗有很大的关联。以至于明治维新时，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天皇需要带头食肉，以打破这一禁忌。这一政策除使日本产出了“神户牛肉”这样的顶级食材以外，还意外威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鲸的生存。由此日本地力有限，这些庞然大物，成为了日本当时非常重要的肉类补充。即使今天的日本，已经不需要通过鲸肉来补充蛋白质，这一新传统的惯性也依然存在。只不过，针对鲸的屠杀，都必须打着所谓科学研究的名义来做罢了。
顺便说下，日本并不是唯一被马可波罗认定会吃人肉的国度。在所有类似描述中，最让有意外的是关于福州一带的山地之民喜食人肉的记录。在他的文字中，那些打仗时会把头发打散、脸涂成淡蓝色的战士，甚至会在战场上迫不及待地吮吸敌人的鲜血。考虑到马可波罗写下这段文字时已是福建早已开化的14世纪（南宋时闽籍状员及进士甚至位居各地之首），这段记录实在没有什么可信度。
不管怎么说，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触发了欧洲人对亚洲的探索热情。即使日本实际没有出产那么多黄金，它巨大的白银产量也可让贸易者不虚此行。要想详尽解读日本地缘政治结构，公元15世纪中——16世纪末的“日本战国”时代是最好的切入点。一如今天中国核心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在战国时代实际已奠定基础一样，日本列岛的行政区划，在它那个比中国晚开启两千年的战国时代，一样能够找到对应点。二者共同拥有的地缘逻辑是：长时间的政治割据与军事对抗，总能让地理、地缘因素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然而就“大航海”这个主题来说，详解日本暂时并无必要。即使在日本凭借“脱亚入欧”之策崛起成海洋大国后，其影响世界的也是它整体的地缘位置。大多数情况下，了解日本诸岛的位置，便已可以作出战略性判断了。以向为日本门户的九州岛来说，位置决定了它在日本的对外交流史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问题是，在明朝针对日本封禁海疆的大背景下，九州所获额外资源大都不是通过正常贸易来获取的。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源出日本“倭寇”，被迫成为了九州乃至日本通往世界的非正常渠道。
与大陆邻但又孤悬于海中的外岛，特别是群岛，向为海盗所喜，就像加勒比海盗在巴哈马群岛的存在一样。对于剑指东亚大陆的“倭寇”来说，没有比位于九州岛西北部的平户、壹岐、对马三个较大岛屿，更是为合适的基地了。通过这三个位于朝鲜海峡外岛，倭寇们即可避开日本主流政治圈的威胁（迫于外交压力，日本幕府政权不时会清剿海盗），又可非常方便的控制航路、侵扰东亚大陆，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朝鲜半岛。为此朝鲜方面曾经颇具地理指向性的，将早期来自日本的海盗威胁称之为“三岛倭寇”。
平户岛上述三岛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它与九州的距离最近，仅仅相隔一条狭窄的海峡（三岛均属于“平户藩”的领地）。其中在早期倭乱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平户豪族“松浦源氏”，以至于“松浦党”一度成为了倭寇在日本的代名词。后期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中，则夹有大量中国沿海走私商人。明史甚至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二三”。在这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取代九州豪强，成为倭乱主体的转折过程中，一个名叫汪直的徽州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要特别提一下汪直的籍贯，是因为这个被视为史上最大倭寇的中国人，曾经自号“徽王”，并在建立自己的私人军队和政权。
由于走私贸易不受中、日两国法律保护，筹建海上私人武装以保护自己的商船成为了一种通例。基于中国方面在商品输出、人口、资金上的优势，来自中国的走私商人成为中日非正常贸易的主导，实属必然。然而，汪直所代表的中国走私商人并没有武力入侵日本，而是受松浦氏邀请前往平户一带落户的。将这股最大的海上力量定位为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有利于维持“平户”之于日本的门户地位。
葡萄牙人的到来，并没有动摇中国走私商人对贸易的主导权。相反，葡萄牙人能够染指日本，其实就是汪直做的中间人。公元1542年，汪直正式进入平户打造自己的海上王国，次年便接引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与之早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前往平户。只不过，受海上风暴影响，载有三名葡萄牙商人的船只，被吹到九州岛南端的种子岛。
登陆日本的这段波折，被一些研究者误读为，葡萄牙人是因为一场风暴偶然“发现”日本的。虽然在大航海的历史中，有许多发现的确是这种无心插柳的情况（比如巴西），但已经在南洋和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了30年贸易的葡萄牙人，显然是没有可能不知道日本这个巨大市场的。更何况“日本岛”早已被马可波罗渲染为了一片遍地是黄金，并且拥有成熟政治、社会治理模式的国度。
葡萄牙人之所以如此晚的接触日本，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海上走私集团，对中日海上贸易航线的垄断。如果说针对中国的贸易，主要取决于大明王朝的官方态度，那么针对日本的贸易，中国海商就是不可能绕过的屏障了。随着汪直所代表的中国海商势力，与日本方面的政治合作，横亘在葡萄牙人面前的障碍瞬间消融。将拥有技术优势，并可以贸易互补的葡萄牙人引入平户，客观上有助于汪直把平户建设成为自己控制下的，东亚海上贸易枢纽。
在前往日本之前，葡萄牙人曾经试探性的接触过贸易位置更为重要的琉球。然而拥有中国官方贸易通道（朝贡权）的琉球，对于葡萄牙人的到来十分警惕。这一方面是因为，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军事征服，使得琉球人害怕引狼入室；更重要的是，琉球王国的崛起，本质上是因为明朝政府剑指日本的海禁政策。在中央之国无意开拓海疆，而日本客观上又需要大量中国商品（甚至包括货币）的情况下，琉球凭借转口贸易在东亚地缘政治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一旦拥有更强海洋能力的葡萄牙人，成为了亚洲海洋的贸易主导者，势必会影响琉球的战略利益。
在日本，葡萄牙人的到来要受欢迎的多。除了一直被中国封锁，渴望有更多海外贸易渠道以外，对于还处在“战国时代”的日本人来说，葡萄牙人带来的先进武器，更是让他们眼前一亮。这当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武器，便是被日本人称之为“铁炮”的火绳枪。从这个角度说，汪直也是日本“铁炮传来”事件的直接推手。当然，将葡萄牙人引入并限定在自己掌控下的平户岛进行贸易，这其中的垄断意味亦是不言而喻的。
当葡萄牙人第一次出现在种子岛，他们随身携带的火绳枪便引发了日本人极大的兴趣（因此日本第一代仿制品曾被称为“种子岛铳”）。通过研究交易而来的火绳枪，日本工匠很快就做出了合格的仿制品，并且在战场上推广。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则更青睐于“佛朗机炮”这样的重武器。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是因为对山地纵横、资源有限的日本来说，火炮应用场景不多，且过于昂贵。更为灵活的火枪则更为适应日本的战争需要。只不过，等到日本凭借火枪优势侵朝，再遇到明朝军队的火炮后，就会明白二者在火力上的差距了。
铁炮传入，极大改变了日本的战争形态。之前充当战场胜负手的骑兵，逐渐退居二线。能够控制多少铁炮，成为了体现日本战国诸侯实力的硬指标。当然，并非只要有了火枪就一定能够改变战争形态，更重要的还是战术。为了克服火枪发射频率低的问题，日本人摸索出了著名的“日本三段击”技术。具体做法是：由一名火枪手充当射手；射手瞄准射击的同时，一人充当装弹手，从枪管前方为另一支火枪装填、压实弹药；同时一人在后端调整火绳的位置，将扳机复位。然后把火枪递给射手，替换下空枪，从而实现不间断射击。
实际上，在火器时代，类似多人配合、提升火枪射击频率的的做法，在各国都有出现，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有所差异。战争是武器技术的催化剂，日本当时所处的战国时代，让其得以从制造工艺、战术两个角度，迅速推进到火器时代。以至于后来明军在与日军的交战过程中，发现日本的“铁炮”设计制造工艺，要比中国同期引进仿造的“鸟枪”（中国方面对火绳枪的称谓）更为先进。遂开始在日本铁炮的基础上，改进了鸟枪的技术。
附图：倭寇入侵示意图
最近的地图，都被天涯压缩了，问过说是要VIP才能上高清的。我不是VIP，也不想做VIP，所以暂时只能这样。过几日找到法子再说吧
@鄙视抢沙发的 2012-12-25 01:25:02
http://static.tianyaui.com/img/static/2011/imgloadingerr.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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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煸豆角94 2017-12-20 16:04:56
还是不能打开，我看你的帖有三年了，今年还卖了你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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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你先看着，在这上图会被天涯压缩，可能看不太清楚。微信公众号里应该有高清图打包下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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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煸豆角94 2017-12-20 16:04:56
还是不能打开，我看你的帖有三年了，今年还卖了你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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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你先看着，在这上图会被天涯压缩，可能看不太清楚。微信公众号里应该有高清图打包下载的。
2018/1/2
【关键词：南蛮贸易，天主教，长崎，出岛】
葡萄牙人的到来，为日本对外贸易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为了与之前的对华贸易相区别，日本人将与西方所展开的贸易称之为“南蛮贸易”。很显然，这一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源出自中央之国的“华夷之辩”。只不过基于方位原因，日本把这些中国人眼中的“西洋人”，称之为“南蛮”罢了。
南蛮贸易的中心，并不在九州岛传统的对外窗口——平户，而是在平户之南的“岛原半岛”。这个半岛地带还有另一个更知名的标签——长崎。对，你没有看错，就是1945年8月，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那个长崎。就长崎这个名称来说，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的，包括：长崎港、长崎市以及长崎县。其中“长崎港”是“长崎”这个标签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起点；遭遇原子弹袭击的“长崎市”，地域则包括以长崎港为中心的，岛原半岛核心地区。至于“长崎县”的辖区，则不仅包括整个岛原半岛，亦包括平户、壹岐、对马等九州外岛，及上述岛屿所对应的九州岛沿海地区（松浦半岛）。行政上除长崎市以外，还包含有平户市、松浦市等十几个市。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日本的行政区划中，“县”实际上相当于“省”的一级行政区。整个日本一共有43个县，另外还有：一都、一道、两府，四个同级行政区。其中“一都”指的便是关东乃至日本核心所在的“东京都”；一道就是“北海道”；两府则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京都府”与“大阪府”。由此也可看出，在日本以“地方自治”为原则进行内部管理的背景下，诸如“冲绳县知事”一类官员，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当然，虽然这47个一级行政区，在法律地位上并无高低之分，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被命名为都、府、道的行政区，的确亦有其特别之处。就像 “直辖市”、“自治区”在中国的存在一样。
回到葡萄牙人与长崎港的话题上来。尽管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贸易，受到了日本方面的欢迎及中国海商的接纳，但这些种族、文化迥异的“南蛮”，还是不可避免的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冲击。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葡萄牙人强烈的天主教背景。通过之前的解读我们知道，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在海外开拓问题上，与教廷达成后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后者利用其超然的宗教地位，为伊比利亚双雄进行政治加持；前者则许诺，为教廷增加子民。在这种情况下，西、葡两国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除了赚取利润以外，更是把传播天主教当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来做。
当然，是否要把传播意识形态当成贸易的先决条件，更多还是取决于一个供求关系。面对巨大而又政治统一的中国市场，葡萄牙人并没有过分强调他们的宗教目的，但在对外贸依存度极大，且内部分裂的日本，葡萄牙人显然感觉到了，日本诸侯们对丰厚贸易利润以及 “铁炮”的渴望。允许其自由发展天主教徒，成为了葡萄牙人寻找贸易合作伙伴的前提。
相比日本其它地区，平户的开放程度向来是很高的。这使得平户的统治者，即能够以帮建“国中之国”的方式，引来中国的合作者，又能以容忍葡萄牙人传教的态度，吸引葡萄牙人前来贸易。只是作为一个已经聚落了大量人口的海港城市，葡萄牙人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很大。在日本，传统信仰为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以及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本质上看，这两个宗教都属于多神教体系。尽管教义上会有所不同，但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参考一下中国佛、道的两教的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然而天主教基于 “一神”信仰所产生的强烈的排它性，使之难以如佛教那样，单纯的成为日本信仰体系的一部分。随着天主教人口的增加，双方的矛盾开始显现。
公元1561年，14名葡萄牙水手在一场冲突中丧命平户。这场冲突被认为是信仰差异所导致矛盾爆发。感觉到危险的葡萄牙人，开始寻找新的合作者。这一次，葡萄牙人吸取在平户的教训，希望合作者能够转信天主教，以此来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同时，更要求港口方圆3里范围内的土地，尽皆交付给教会使用（包括将不愿意信仰天主教者迁走）。这一过程并不算顺利，经历过几次挫折之后，葡萄牙人最终在长崎找到了合适的港湾与合作者（1570年），并且在这个深入陆地的海湾，从无到有的建起了“长崎港”。这一变化，使得日本的对外贸易门户，逐渐由平户向南转移至了长崎。
加上稍早时候，从明朝方面拿到的澳门，葡萄牙人终于在东海两边，锁定了两个贸易基地，并开始在亚洲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葡、日贸易中，中国人的影响始终存在。一定程度上，葡萄牙人在平户受到攻击，与汪直为明朝政府所诱杀（1557年）后，所形成的混乱局面不无关联。即便在长崎开港之后，最终在长崎贸易中占据最大份额的，仍旧是来自中国的商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拥有更高的人口基数，而在于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供给方。那些东南民间资本，会更加愿意相信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甚至宗族关系的中国海商。
葡萄牙人在长崎的落户，使得长崎成为了日本天主教的发端之地。问题是，葡萄牙人对宗教的执着，以及用吸收教徒方式来保障安全的做法，终究还是会引发日本方面的政治警觉。日本当时所处的“战国时代”的大背景，帮助葡萄牙人在寻找合作者这件事中掌握了主动权。为了得到葡萄牙人的帮助，其它战国诸侯即使没有如长崎的领主那样，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葡萄牙人的传教行为亦表现出很大的宽容度。
然而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特别是稳坐天下的“江户幕府”，将统治中心迁往关东之后，葡萄牙人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一方面从地缘角度来说，九州及其所代表的濑户内海地缘圈，无疑“南蛮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江户幕府来说，这种对外开放并不利于自己控制日本南部地区；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自上而下的强势传教，不可避免的会激发当地的矛盾（包括摧毁寺庙建教堂）。同时基于罗马教廷强烈的中心感，这些聚落在一起日本天主教徒的国民认同，开始出现了偏移。
对地缘政治失衡及外来文化入侵的担忧，促使日本如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开启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当然，完全禁绝对外贸易，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自视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自给的中央之国，在海禁的同时也同样会留下特定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1634年，江户幕府开始着手为葡萄牙人在长崎兴建全新的、封闭式的贸易点。具体的做法，是由当地日本人兴建一个人工岛并建筑房屋出租给葡萄牙人，然后将葡萄牙商人在日本的活动范围限定在这个人工岛上。这个长120米、宽70米，通过一座桥梁与长崎市区相接的人工岛，被称之为“出岛”
从法律上来说，出岛可以被视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租界。只是这个租界的政治地位，实在与鸦片战争后，出现在中国的那种租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个最初为葡萄牙人兴建的租界，实际并没能帮助葡萄牙保留在日本的贸易影响力。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离出岛，取而代之入驻出岛，并随之成为“南蛮贸易”在日唯一代表的，是在全球范围蚕食葡萄牙殖民地的荷兰人。
让江户幕府下定决心驱逐葡萄牙人的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岛原半岛东南端武装暴动，史称“岛原之乱” （1637年—1638年 ）。参与者包括部分在日本统一后失去封地的武士（浪人），以及三万多受灾农民。与以往历次被定性为“农民起义”的反抗之举有所不同的是，将起义者凝结在一起的是天主教信仰。这一点，与200多年后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颇有些相似。不同点在于，岛原之乱并没有在战略上造成日本的混乱，而是很快被幕府军队镇压了下去。
尽管岛原之战并没有形成新的割据政权，但起义者几乎全数殉教的做法，还是对江户幕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如果说，罗马教廷严密的组织结构、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帮助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消化了不少殖民地的话，那么在拥有成熟固有文化的日本，这些属性带来的就是负面效应了。相比之下，荷兰人对于宗教信仰就没那么执着了。事实上，荷兰人所信仰的“新教”，正是为摆脱天主教组织束缚而进行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荷兰人让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是纯粹的商人，对主动传播宗教信仰毫无兴趣。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既然只是需要一个针对“南蛮”的外贸窗口，同时又担心对方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渗透，那么“有限公司”属性的荷兰，肯定比“天主教王国”属性的葡萄牙要更适合了。
附图：长崎行政地理图
高清图址（复制粘贴入地址栏）
www.gzlytj.com/Upload/admin/2018-1-348.jpg
【关键词：南蛮贸易，天主教，长崎，出岛】
葡萄牙人的到来，为日本对外贸易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为了与之前的对华贸易相区别，日本人将与西方所展开的贸易称之为“南蛮贸易”。很显然，这一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源出自中央之国的“华夷之辩”。只不过基于方位原因，日本把这些中国人眼中的“西洋人”，称之为“南蛮”罢了。
南蛮贸易的中心，并不在九州岛传统的对外窗口——平户，而是在平户之南的“岛原半岛”。这个半岛地带还有另一个更知名的标签——长崎。对，你没有看错，就是1945年8月，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那个长崎。就长崎这个名称来说，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的，包括：长崎港、长崎市以及长崎县。其中“长崎港”是“长崎”这个标签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起点；遭遇原子弹袭击的“长崎市”，地域则包括以长崎港为中心的，岛原半岛核心地区。至于“长崎县”的辖区，则不仅包括整个岛原半岛，亦包括平户、壹岐、对马等九州外岛，及上述岛屿所对应的九州岛沿海地区（松浦半岛）。行政上除长崎市以外，还包含有平户市、松浦市等十几个市。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日本的行政区划中，“县”实际上相当于“省”的一级行政区。整个日本一共有43个县，另外还有：一都、一道、两府，四个同级行政区。其中“一都”指的便是关东乃至日本核心所在的“东京都”；一道就是“北海道”；两府则关西的政治、经济中心“京都府”与“大阪府”。由此也可看出，在日本以“地方自治”为原则进行内部管理的背景下，诸如“冲绳县知事”一类官员，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当然，虽然这47个一级行政区，在法律地位上并无高低之分，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被命名为都、府、道的行政区，的确亦有其特别之处。就像 “直辖市”、“自治区”在中国的存在一样。
回到葡萄牙人与长崎港的话题上来。尽管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贸易，受到了日本方面的欢迎及中国海商的接纳，但这些种族、文化迥异的“南蛮”，还是不可避免的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冲击。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葡萄牙人强烈的天主教背景。通过之前的解读我们知道，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在海外开拓问题上，与教廷达成后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后者利用其超然的宗教地位，为伊比利亚双雄进行政治加持；前者则许诺，为教廷增加子民。在这种情况下，西、葡两国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除了赚取利润以外，更是把传播天主教当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来做。
当然，是否要把传播意识形态当成贸易的先决条件，更多还是取决于一个供求关系。面对巨大而又政治统一的中国市场，葡萄牙人并没有过分强调他们的宗教目的，但在对外贸依存度极大，且内部分裂的日本，葡萄牙人显然感觉到了，日本诸侯们对丰厚贸易利润以及 “铁炮”的渴望。允许其自由发展天主教徒，成为了葡萄牙人寻找贸易合作伙伴的前提。
相比日本其它地区，平户的开放程度向来是很高的。这使得平户的统治者，即能够以帮建“国中之国”的方式，引来中国的合作者，又能以容忍葡萄牙人传教的态度，吸引葡萄牙人前来贸易。只是作为一个已经聚落了大量人口的海港城市，葡萄牙人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很大。在日本，传统信仰为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以及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本质上看，这两个宗教都属于多神教体系。尽管教义上会有所不同，但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参考一下中国佛、道的两教的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然而天主教基于 “一神”信仰所产生的强烈的排它性，使之难以如佛教那样，单纯的成为日本信仰体系的一部分。随着天主教人口的增加，双方的矛盾开始显现。
公元1561年，14名葡萄牙水手在一场冲突中丧命平户。这场冲突被认为是信仰差异所导致矛盾爆发。感觉到危险的葡萄牙人，开始寻找新的合作者。这一次，葡萄牙人吸取在平户的教训，希望合作者能够转信天主教，以此来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同时，更要求港口方圆3里范围内的土地，尽皆交付给教会使用（包括将不愿意信仰天主教者迁走）。这一过程并不算顺利，经历过几次挫折之后，葡萄牙人最终在长崎找到了合适的港湾与合作者（1570年），并且在这个深入陆地的海湾，从无到有的建起了“长崎港”。这一变化，使得日本的对外贸易门户，逐渐由平户向南转移至了长崎。
加上稍早时候，从明朝方面拿到的澳门，葡萄牙人终于在东海两边，锁定了两个贸易基地，并开始在亚洲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葡、日贸易中，中国人的影响始终存在。一定程度上，葡萄牙人在平户受到攻击，与汪直为明朝政府所诱杀（1557年）后，所形成的混乱局面不无关联。即便在长崎开港之后，最终在长崎贸易中占据最大份额的，仍旧是来自中国的商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拥有更高的人口基数，而在于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供给方。那些东南民间资本，会更加愿意相信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甚至宗族关系的中国海商。
葡萄牙人在长崎的落户，使得长崎成为了日本天主教的发端之地。问题是，葡萄牙人对宗教的执着，以及用吸收教徒方式来保障安全的做法，终究还是会引发日本方面的政治警觉。日本当时所处的“战国时代”的大背景，帮助葡萄牙人在寻找合作者这件事中掌握了主动权。为了得到葡萄牙人的帮助，其它战国诸侯即使没有如长崎的领主那样，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葡萄牙人的传教行为亦表现出很大的宽容度。
然而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特别是稳坐天下的“江户幕府”，将统治中心迁往关东之后，葡萄牙人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一方面从地缘角度来说，九州及其所代表的濑户内海地缘圈，无疑“南蛮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江户幕府来说，这种对外开放并不利于自己控制日本南部地区；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自上而下的强势传教，不可避免的会激发当地的矛盾（包括摧毁寺庙建教堂）。同时基于罗马教廷强烈的中心感，这些聚落在一起日本天主教徒的国民认同，开始出现了偏移。
对地缘政治失衡及外来文化入侵的担忧，促使日本如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开启了“闭关锁国”的国策。当然，完全禁绝对外贸易，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自视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自给的中央之国，在海禁的同时也同样会留下特定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1634年，江户幕府开始着手为葡萄牙人在长崎兴建全新的、封闭式的贸易点。具体的做法，是由当地日本人兴建一个人工岛并建筑房屋出租给葡萄牙人，然后将葡萄牙商人在日本的活动范围限定在这个人工岛上。这个长120米、宽70米，通过一座桥梁与长崎市区相接的人工岛，被称之为“出岛”
从法律上来说，出岛可以被视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租界。只是这个租界的政治地位，实在与鸦片战争后，出现在中国的那种租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个最初为葡萄牙人兴建的租界，实际并没能帮助葡萄牙保留在日本的贸易影响力。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离出岛，取而代之入驻出岛，并随之成为“南蛮贸易”在日唯一代表的，是在全球范围蚕食葡萄牙殖民地的荷兰人。
让江户幕府下定决心驱逐葡萄牙人的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岛原半岛东南端武装暴动，史称“岛原之乱” （1637年—1638年 ）。参与者包括部分在日本统一后失去封地的武士（浪人），以及三万多受灾农民。与以往历次被定性为“农民起义”的反抗之举有所不同的是，将起义者凝结在一起的是天主教信仰。这一点，与200多年后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颇有些相似。不同点在于，岛原之乱并没有在战略上造成日本的混乱，而是很快被幕府军队镇压了下去。
尽管岛原之战并没有形成新的割据政权，但起义者几乎全数殉教的做法，还是对江户幕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如果说，罗马教廷严密的组织结构、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帮助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消化了不少殖民地的话，那么在拥有成熟固有文化的日本，这些属性带来的就是负面效应了。相比之下，荷兰人对于宗教信仰就没那么执着了。事实上，荷兰人所信仰的“新教”，正是为摆脱天主教组织束缚而进行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荷兰人让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是纯粹的商人，对主动传播宗教信仰毫无兴趣。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既然只是需要一个针对“南蛮”的外贸窗口，同时又担心对方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渗透，那么“有限公司”属性的荷兰，肯定比“天主教王国”属性的葡萄牙要更适合了。
附图：长崎行政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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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8
【关键词：海上马车夫，徐家汇，澎湖列岛】
在大航海时代，荷兰的存在有如威尼斯的升级版。尽管中国人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找到的“共和”二字来翻译republic一词，并似乎能够将中央之国的“共和”史上溯到西周，但本质上说，其与泊来的“共和”内涵，实有很大区别。就威尼斯与荷兰，两个不同时代 “共和国”代表的情况来说，商业属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贸易活动中所追求的契约精神以及平等关系，奠定了政治共和的基础。并反过来，促使政治更加清晰的服务于商业利益。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荷兰人与威尼斯人得以不受意识形态（宗教）之争的束缚，借助更纯粹的商业手段称霸一时。
在取代葡萄牙，成为日本闭关后唯一指定的“南蛮贸易”合作国之前，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便已前往平户展开贸易了。可以说，在这个属于荷兰人的世纪（17世纪），任何葡萄牙人的利益所在，都是荷兰人的蚕食对象。就东亚的情况来说，双方的争夺并不仅仅限于日本，葡萄牙人千辛万苦得来的澳门，更是荷兰人的觊觎对象。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公元1601年），两国就已在澳门海域交过火。此后的20余年间，荷兰人又展开了四次军事行动。
荷兰人未能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立足点，包括在澳门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葡萄牙治下的澳门，已经与明朝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敏感的传播天主教问题上，葡萄牙和教廷的使者们完全没有了在日本的强势，更多是以不触怒中央帝国敏感神经的心态谨慎推进。那些源自欧洲的科学技术，成为了天主教徒们敲开紫禁城大门的秘密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为知名的人物当属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以及明朝官员徐光启了。前者因其科学素养，得以进入中国宫廷发挥影响力，而他的合作者徐光启，则受其影响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并被后世定义为一名科学家。
今天，魔都上海最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徐家汇”，其名称便是源自徐光启。身处上海之西徐家汇，之所以上海开埠后被优先开发，正是基于定居于此的徐氏家族，在此传承200余年的天主教信仰。使之成为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中心，以及法租界扩张的方向（法国为天主教国家）。也可以说，徐光启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一个决定，对后来上海的城市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当然，一如在日本的情况一样，葡萄牙人和罗马教廷的努力虽然有所收获，但总得来说只是为两国的文化增加了一丝丝多样性罢了。
本质上，保守的中国和日本，都只需要保留一个对外窗口。这一心理不仅使得日本选择了荷兰，亦让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办法让明朝政府也租借给它一个 “澳门”。只是基于世界对中国商品的渴望，放弃中国市场对荷兰人来说，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想法，是在远离中国东南海岸线的外海上，寻找一个岛屿作为跳板。说到这里，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台湾了。不过这个最初被选定的跳板，并不是大家熟知的，曾被荷兰占领的台湾岛，而是台湾与福建之间的“澎湖列岛”。
作为台湾海峡当中的唯一一离岸岛屿，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中线以东，距离台湾岛的直线距离为45公里；距离相对应的福建厦门，亦不过140余公里。包括64个大小不一的岛屿，其最大岛屿为面积64.24平方公里的澎湖岛。虽然以“大陆思维”来看，面积达36192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似乎才是最应该抢滩的桥头堡，但就控制贸易线这点来说，澎湖列岛却更居性价比。
对于贸易者来说，一片没有被开发的陆地吸引力并不大，更有可能遭遇原住民势力的威胁。反之，类似澎湖列岛这样体量不大，且岸线蜿蜒、拥有天然避风港的岛屿，会更有利于控制及作为贸易据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前往中国北方、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商船来说，台湾海峡同样是必经之路，控制了这个点，荷兰人就可以有机会从葡萄牙人的东亚贸易中分一杯羹，甚至全面压倒对手了。
当然，如果有得选得的话，荷兰人肯定更青睐于厦门岛或者与之相邻的金门岛的。只不过，这样的位置显然没有办法躲过北京的视线。3个半世纪后，金门之所以成为了台湾割据政权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大陆需要它作为一个纽带，让台湾主动抹平海峡海峡的间隔。这个极具地缘意味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再把眼光放远些的话，未来在海峡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台海隧道被提上议事日程后，连通厦门-金门-澎湖-台湾南部的线路，将会是备选方案之一。
回到澎湖的话题上来。与台湾岛不同的是，澎湖列岛并没有被我们统称为“高山族”的原住民存在。宋元时期，源自福建泉州地区的移民开始迁居于澎湖。在元朝政府准备经略海洋，甚至攻取日本的大背景下，澎湖以“澎湖寨巡检司”之名，进入了中央之国的统治序列。尽管这在当时并非是一个行政常设机构，而更像一个军事管制区的设置。
然而无论中央之国的统治者是元是明，在维持海洋存在这一点上，始终缺乏足够的动机，很容易因为管理成本的原因而放弃。明朝开国封禁海疆之时，鉴于岛上之民难以管理，曾经一度放弃对澎湖的统治，将岛上之民尽数内迁于福建。问题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既然中央之国无法通过海禁政策，真正阻止海上走私现象的存在，自然也没有办法让澎湖列岛，重新为那些来自福建的“天朝弃民”所利用了。
当汪直所代表的“假倭”，将中国东南沿海作为经略方向后，扼守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成为了倭寇南下的必经之地及补给地。在明朝政府方面看来，澎湖俨然已经成为倭寇为患帝国的重要跳板。在汪直被诱杀，倭患趋于平复之后，明朝政府再次取得了澎湖的控制权。这一次，明朝方面意识到，内迁之策治标不治本。若想让台湾海峡安宁，必须对澎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于是，“澎湖寨巡检司”这个行政标签，复又出现在这组岛屿之上，并加强了行政管理（1563年）。
类似的权衡与反复，同样出现在中央之国对台湾岛的态度上。公元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使有意见认为应该“迁其人，宜其地”。很显然，作出这种建议的朝臣，并没有汲取澎湖的教训。所幸这种缺乏战略性的意见，并没有被帝国中央所采纳。施琅的“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的说法，打动了当时的康熙大帝。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台湾岛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已经足以自给，并不会增加中央财政的负担。
公元1604年，攻取澳门不利的荷兰舰队，转而将目标指向澎湖，试图在这个远离大陆岸线的岛屿，以贸易之利及对相关官员的贿赂，复制葡萄牙人谋取澳门过程。如果时间再倒退几十年，在明朝政府未对澎湖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荷兰人的想法并非没有可能成功。只不过，在澎湖已明确归入中央之国行政体系的情况下，负有军事守卫职责的明朝官员，并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而荷兰人在明确被拒绝之后，亦没有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
从大历史的角度说，即使荷兰人这次能够在澎湖立足，对后来的历史也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在中央之国的周期律里面，原本没有任何影响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很快就要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了。只不过，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在这场改变中央之国地缘格局的变化中，自己似乎成为了牺牲品。抛开领土双方的既定立场，事件的复杂程度，的确远非只用侵略与反侵略的思维定式来概括那么简单。当我们把台湾岛及其在17世纪的命运，放置在“大航海时代”这个大背景中来审视，一切就会清晰的多，而这也将是下一节的解读方向。
【关键词：海上马车夫，徐家汇，澎湖列岛】
在大航海时代，荷兰的存在有如威尼斯的升级版。尽管中国人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找到的“共和”二字来翻译republic一词，并似乎能够将中央之国的“共和”史上溯到西周，但本质上说，其与泊来的“共和”内涵，实有很大区别。就威尼斯与荷兰，两个不同时代 “共和国”代表的情况来说，商业属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贸易活动中所追求的契约精神以及平等关系，奠定了政治共和的基础。并反过来，促使政治更加清晰的服务于商业利益。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荷兰人与威尼斯人得以不受意识形态（宗教）之争的束缚，借助更纯粹的商业手段称霸一时。
在取代葡萄牙，成为日本闭关后唯一指定的“南蛮贸易”合作国之前，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便已前往平户展开贸易了。可以说，在这个属于荷兰人的世纪（17世纪），任何葡萄牙人的利益所在，都是荷兰人的蚕食对象。就东亚的情况来说，双方的争夺并不仅仅限于日本，葡萄牙人千辛万苦得来的澳门，更是荷兰人的觊觎对象。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公元1601年），两国就已在澳门海域交过火。此后的20余年间，荷兰人又展开了四次军事行动。
荷兰人未能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立足点，包括在澳门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葡萄牙治下的澳门，已经与明朝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敏感的传播天主教问题上，葡萄牙和教廷的使者们完全没有了在日本的强势，更多是以不触怒中央帝国敏感神经的心态谨慎推进。那些源自欧洲的科学技术，成为了天主教徒们敲开紫禁城大门的秘密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为知名的人物当属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以及明朝官员徐光启了。前者因其科学素养，得以进入中国宫廷发挥影响力，而他的合作者徐光启，则受其影响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并被后世定义为一名科学家。
今天，魔都上海最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徐家汇”，其名称便是源自徐光启。身处上海之西徐家汇，之所以上海开埠后被优先开发，正是基于定居于此的徐氏家族，在此传承200余年的天主教信仰。使之成为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中心，以及法租界扩张的方向（法国为天主教国家）。也可以说，徐光启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一个决定，对后来上海的城市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当然，一如在日本的情况一样，葡萄牙人和罗马教廷的努力虽然有所收获，但总得来说只是为两国的文化增加了一丝丝多样性罢了。
本质上，保守的中国和日本，都只需要保留一个对外窗口。这一心理不仅使得日本选择了荷兰，亦让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办法让明朝政府也租借给它一个 “澳门”。只是基于世界对中国商品的渴望，放弃中国市场对荷兰人来说，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想法，是在远离中国东南海岸线的外海上，寻找一个岛屿作为跳板。说到这里，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台湾了。不过这个最初被选定的跳板，并不是大家熟知的，曾被荷兰占领的台湾岛，而是台湾与福建之间的“澎湖列岛”。
作为台湾海峡当中的唯一一离岸岛屿，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中线以东，距离台湾岛的直线距离为45公里；距离相对应的福建厦门，亦不过140余公里。包括64个大小不一的岛屿，其最大岛屿为面积64.24平方公里的澎湖岛。虽然以“大陆思维”来看，面积达36192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似乎才是最应该抢滩的桥头堡，但就控制贸易线这点来说，澎湖列岛却更居性价比。
对于贸易者来说，一片没有被开发的陆地吸引力并不大，更有可能遭遇原住民势力的威胁。反之，类似澎湖列岛这样体量不大，且岸线蜿蜒、拥有天然避风港的岛屿，会更有利于控制及作为贸易据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前往中国北方、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商船来说，台湾海峡同样是必经之路，控制了这个点，荷兰人就可以有机会从葡萄牙人的东亚贸易中分一杯羹，甚至全面压倒对手了。
当然，如果有得选得的话，荷兰人肯定更青睐于厦门岛或者与之相邻的金门岛的。只不过，这样的位置显然没有办法躲过北京的视线。3个半世纪后，金门之所以成为了台湾割据政权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大陆需要它作为一个纽带，让台湾主动抹平海峡海峡的间隔。这个极具地缘意味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再把眼光放远些的话，未来在海峡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台海隧道被提上议事日程后，连通厦门-金门-澎湖-台湾南部的线路，将会是备选方案之一。
回到澎湖的话题上来。与台湾岛不同的是，澎湖列岛并没有被我们统称为“高山族”的原住民存在。宋元时期，源自福建泉州地区的移民开始迁居于澎湖。在元朝政府准备经略海洋，甚至攻取日本的大背景下，澎湖以“澎湖寨巡检司”之名，进入了中央之国的统治序列。尽管这在当时并非是一个行政常设机构，而更像一个军事管制区的设置。
然而无论中央之国的统治者是元是明，在维持海洋存在这一点上，始终缺乏足够的动机，很容易因为管理成本的原因而放弃。明朝开国封禁海疆之时，鉴于岛上之民难以管理，曾经一度放弃对澎湖的统治，将岛上之民尽数内迁于福建。问题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既然中央之国无法通过海禁政策，真正阻止海上走私现象的存在，自然也没有办法让澎湖列岛，重新为那些来自福建的“天朝弃民”所利用了。
当汪直所代表的“假倭”，将中国东南沿海作为经略方向后，扼守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成为了倭寇南下的必经之地及补给地。在明朝政府方面看来，澎湖俨然已经成为倭寇为患帝国的重要跳板。在汪直被诱杀，倭患趋于平复之后，明朝政府再次取得了澎湖的控制权。这一次，明朝方面意识到，内迁之策治标不治本。若想让台湾海峡安宁，必须对澎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于是，“澎湖寨巡检司”这个行政标签，复又出现在这组岛屿之上，并加强了行政管理（1563年）。
类似的权衡与反复，同样出现在中央之国对台湾岛的态度上。公元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使有意见认为应该“迁其人，宜其地”。很显然，作出这种建议的朝臣，并没有汲取澎湖的教训。所幸这种缺乏战略性的意见，并没有被帝国中央所采纳。施琅的“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的说法，打动了当时的康熙大帝。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台湾岛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已经足以自给，并不会增加中央财政的负担。
公元1604年，攻取澳门不利的荷兰舰队，转而将目标指向澎湖，试图在这个远离大陆岸线的岛屿，以贸易之利及对相关官员的贿赂，复制葡萄牙人谋取澳门过程。如果时间再倒退几十年，在明朝政府未对澎湖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荷兰人的想法并非没有可能成功。只不过，在澎湖已明确归入中央之国行政体系的情况下，负有军事守卫职责的明朝官员，并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而荷兰人在明确被拒绝之后，亦没有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
从大历史的角度说，即使荷兰人这次能够在澎湖立足，对后来的历史也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在中央之国的周期律里面，原本没有任何影响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很快就要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了。只不过，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在这场改变中央之国地缘格局的变化中，自己似乎成为了牺牲品。抛开领土双方的既定立场，事件的复杂程度，的确远非只用侵略与反侵略的思维定式来概括那么简单。当我们把台湾岛及其在17世纪的命运，放置在“大航海时代”这个大背景中来审视，一切就会清晰的多，而这也将是下一节的解读方向。
2018/1/10
【关键词：巴士海峡，台湾岛的地缘位置，日本战国三杰，壬辰倭乱，福尔摩萨，琉球王国】
西班牙人完全有机会比荷兰人更早一步登陆台湾。要知道，尽管麦哲伦“发现”菲律宾后，西班牙因为欧洲战事的原因，延缓了对这片亚洲殖民地的开发，但殖民吕宋岛的起点时间（1571年），仍然比荷兰人登陆台湾的时间（1624年）早了半个多世纪。而台湾岛与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之间，直线距离仅360公里，大半海程还有隶属菲律宾的一系列岛屿以为中继。
在台湾岛与吕宋岛之间，最宽的水道是台湾岛与菲最北部巴丹群岛之间，宽140公里 “巴士海峡”；巴丹群岛与吕宋岛之间，另有一组被称之为“巴延布群岛”的岛屿。分布于这些群岛之间（包括与吕宋岛之间）的诸条水道，被统称为“菲北海峡”。其中，巴丹群岛与巴延布群岛之间的水道，被称之为“巴林塘海峡”；巴延布海峡与吕宋岛之间的水道，则被命名为“巴延布海峡”。相比之下，巴士海峡的名声看起来会更大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宽度，更在于这个地标频繁与“风”、“浪”一起，出现在海洋天气预报中。
巴士海峡、菲北海峡所处的海区，是西太平洋著名的大浪区，在季风影响下，出现大风、大浪频率很高。考虑到海峡两侧并没有大片陆地为之缓冲，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恶劣气候看起来，似乎影响西班牙人登陆台湾的信心，然而对比航海者们在茫茫大洋中遇到过的那些风险，这个理由并不充分。真正让西班牙人止步于吕宋岛的原因，在于“南下”要比“北上”看起来更有价值。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荷兰人，不远千里的来到南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香料群岛上的那些硬通货。西班牙人更愿意以吕宋岛、米加鄢群岛为基地，向南扩张势力范围，以迫近这片盛产香料的土地。
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台湾岛看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先来看看台湾岛的地缘位置。从位置上看，台湾无疑是东亚大陆（中国）、东亚外岛（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交会点。这意味着，如果从地缘属性上看，台湾岛被划入哪一个地缘政治圈，都是说得过去的。比如以台湾岛的原住民的语言及种族属性上来说，无疑与南洋群岛上的马来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很多研究者定位为，马来人的迁徙源点。今天那些试图摆脱中国大陆影响，希望将对外政、经交流主方向定位东南亚甚至印度（比如经济上的“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的台独主义者，同样更愿意突出台湾的这一属性。
然而，从台湾岛与福建处于同一纬度区间的位置及其距离来看，无疑却又属于东亚大陆附属岛屿。如果东亚大陆一如欧洲那样政治分裂，那么台湾岛谋得一个如英国、爱尔兰那样的独立国家地位，几乎是没有悬念的。问题在于，这片在“家国天下”理念下融合而成的大陆，与欧洲的情况完全相反。尽管台湾海峡的宽度要数倍于英吉利海峡，但东亚大陆诸板块整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足以将地缘影响力延伸到台湾岛。这一点帮助长期秉持大陆优先政策的中央之国，最终能够将台湾岛纳入自己的政治范畴。
作为东亚外岛以及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台湾的企图是尽人皆知的。单纯从地理属性上看，作为东亚外岛中的最强者，日本沿岛链向南扩张，在其战略上并非没有可行之处。一个很多人都了解的事实，是关于日本在二战时的“南下”“北上”之争。所谓北上，说到底就是坚持以大陆为扩张方向。所必须承受的战略后果，就是与苏联开战；南下，则是不惜向美、英宣战，以东南亚地区为扩张方向。前者更多依赖于日本的陆战实力及大陆属性；后者则仰仗于它的海战能力及海洋属性。
最终，日本还是选择了“南下”政策，并且通过珍珠港事件开启了太平洋战争。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能够在19、20世纪相交的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抓住这个千年一遇的机会崛起，受益于其“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而这一国策的根本点在于，摆脱受中国影响而形成的“大陆属性”，通过强化“海洋属性”完成逆袭。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性调整对于日本来说是正确的。表现在军事上，则是使得日本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海军，并且有信心在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东南亚进行决战；二是相比冰封的西伯利亚，东南亚资源在丰富的多，尤其已经被西方列强开发出来的橡胶、矿产、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更是日本所急需的。
从更高的战略层面来看，日本在二战中决定挑战潜力巨大的美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问题是，就政治家的决策来说，当时决策势必要受经济因素所影响。如果一项决定，不能迅速达到经济上的收支平衡，即使大方向再正确也是难以为继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是，在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中，台湾进入日本视线中的时间，要远早于大多数人的认知。早在16世纪末，当时刚刚结束战国时代的日本就已经考虑过是否要南下台湾。
对日本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日本的战国时代结束之时，共经历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任主导者（史称“日本战国三杰”），然后进入了内部矛盾趋于稳定的“江户时代”。这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历史期，又被称之为“织丰时代”（公元1573-1603年）或“安土桃山时代”（安土、桃山两城为织田、丰臣的本城）。当我们习惯性的将“英雄史”放置于在大历史的进行审视后，会发现日本战国三杰实际承担了日本当时的三个需求：其中织田信长结束了日本的战国分裂期；德川家康则最后稳定局面，将日本带入200余年“江户幕府”时代。
结束一个动乱时代，并开创一个稳定的新时代，固然是一个历史周期律，但在承上、启下之间，一定还存在一个武力过剩的问题需要消化。通常情况下，如果不再迎来一个新的混乱时代，就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进行软着陆了。比如秦朝在统一六国之后立即的征南越之役。在日本的战国三杰中，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时代需求。为此，公元1592——1598年，丰臣秀吉策动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军事入侵。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之为“文禄.庆长战争”，半岛则命名为“壬辰倭乱”。而在中国，由于发生于明万历年间，且中国出兵援朝，遂被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者“万历援朝战争”。
万历朝鲜战争的过程，并非我们这一阶段的解读重点。关于朝鲜半岛对日本地缘政治扩张的重要性，自是勿需多言。大航海时代对这场战争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中、日军队所引入的西式火炮、火枪技术来体现出来。然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即使没有大航海时代所引发的技术影响，以当时的日本国力来说，想拿下有中央之国为后盾的朝鲜半岛同样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我们感兴趣的是，在16世纪末的这场日本扩张冲动中，日本除了朝鲜半岛这个一直觊觎的方向以外，将台湾岛所代表的南下路线也纳入了考虑之中。南蛮贸易所带来的想象空间，以及台湾海峡在中日贸易及中国东南倭乱中，所展现出来的重要价值，突显了台湾岛的地缘政治价值。换句话说，在日本急需用开疆扩土之举，消化战国时代所蓄积的武力压力之时，尚处在政治开发空白期，却又已经显现出枢纽潜力的台湾，成为了选项之一。
在发动侵朝战争的第二年（1593年），丰臣秀吉所派出的使者抵达台湾岛，以探查这个岛屿的政治现状及资源。在使者带回的报告中，台湾岛被称之为“高山国”，而在后来的日据时间，居住于岛上的原住民则被命名为“高砂族”。令日本方面失望的是，当时的台湾岛尚处在几乎没有被开发的状态，居住于中央山地及山前平原生存的原住民部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处于原始阶段（甚至有猎头的习惯）。对于急于获取资源、以战养战的日本来说，这样一座未开发的岛屿并不是理想的对象。相比之下，朝鲜半岛所能给予日本贵族、武士阶层的回报要大得多。
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在于征服者和贸易者的目标是在于土地本身。在人类已经有能凭借工业之力，高效开发每一片土地的潜力之后，这样的认知并不算错误。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列强虽然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全球争夺，但直至1884年的柏林会议后，才开会真正分割世界。然而在工业时代以前，“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一片土地上如果没有通过生产力的进步蓄积足够人口，往往并不会被认定是有价值的。同样的心理也体现在葡萄牙人对台湾的态度上。早在1542年，葡萄牙水手就已经发现台湾岛，并将之命名为“福尔摩萨”（意为美丽的岛屿），这个标签遂长期成为了台湾岛在西方的名称。
然而出于经济因素考虑，人力缺乏的葡萄牙却对台湾岛完全没有兴趣，宁愿大费周章的从中、日两国租界澳门、长崎这两个弹丸之地。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同样没有多余的人力向台湾移民，如果台湾岛本身没有足够的人力供他们征服，且他们眼中的“高山国”之民又是那么难服王化的话，那么即使是出于长期经营的角度，这片征服这片土地的前景也实在堪忧。随着日本在征朝之役的失败，以及江户时间的锁国政策开启，作为B计划的臣服台湾想法，亦随之无疾而终。
其实就算接下来的江户幕府有想法，远征台湾的想法也是难以实现的。要知道，日本与台湾岛之间，当时还间隔有独立的琉球王国。在征朝之后结束、江户幕府建立后不久（公元1609年），位于九州岛也是日本最南端的萨摩萨，派军征服了近在咫尺的琉球王国。在这场战争中，日本自战国时代所蓄积的武力，包括大量从葡萄牙人那时仿制得来的“铁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两个战略、战术因素，使得琉球从此沦为了萨摩/日本的藩属。
然而接下来的日本，并没有直接吞并琉球。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一方面，中国方面仍然对日本实行海禁，如果说琉球之所以能够在15世纪后崛起，是因为明朝政府对日实施海禁，但却将允许琉球拥有官方贸易渠道的话，那么当时日本方面之所以要征服琉球，所图谋的主要也是这个渠道。而维系这个贸易渠道的根本，在于让琉球继续以独立国家的身份，留在中国的朝贡体系内（同时实际上臣服于日本）。
简单点说，自公元1609年起，琉球王国在政治上实际就处在中、日两属的境地，并且被迫向中国方面隐瞒实性。是不是看起来很难？其实也不是很难。毕竟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原王朝，对这些蛮夷的政权更迭，本身并不是特别在意。尽管在后来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曾经产生了些许怀疑，但并没有去深究。在这种顾虑之下，日本即使有能力登陆台湾岛，也不会冒引发明朝政府警觉的风险。
臣服琉球，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在西征朝鲜失败后，在南线所得到的一种补偿。当然，如果有能力的话，日本肯定是想鱼和熊掌兼得的。公元1879年，通过明治维新崛起为帝国的日本，终于在法律上正式吞并琉球，将之变成了现在的日本“冲绳县”。16年后，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又通过《马关条约》，从当时的清王朝手中得到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列岛）。
有趣的是，日本使者出现在台湾岛的消息，一度让身在吕宋岛的西班牙人产生了恐慌。在西班牙将吕宋岛，打造为自己的亚洲贸易基地后，西班牙商船作为日本“南蛮贸易”的一部分，同样被获准前往平户贸易。这使得身处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政府，第一时间收到了日本遣使南下的消息。基于台湾岛与吕宋岛的距离，西班牙人产生了是不是要抢在日本之前抢滩台湾的想法，包括派出了先遣船北上台湾探查情况（被风暴吹了回来）。只不过，随着日本方面的放弃，西班牙方面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菲律宾的经营上。
在日、西两国，将台湾岛纳入政治视线的16世纪初，与台湾岛地理关系更为紧密中央之国，似乎没有理由缺席。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只不过在中央政权无意于海外扩张，且必须优先应对北方压力的情况下，先行代表中央之国向台湾岛渗透的，是来自东南沿海的民间力量。事实上，在东亚海上贸易大部为中国海商所控制的情况下，台湾岛能够进入日本的政治视线，信息很有可能便是源自于与之交好的中国商人。下一节，我们就将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力量为台湾烙上了中国印记。
【关键词：巴士海峡，台湾岛的地缘位置，日本战国三杰，壬辰倭乱，福尔摩萨，琉球王国】
西班牙人完全有机会比荷兰人更早一步登陆台湾。要知道，尽管麦哲伦“发现”菲律宾后，西班牙因为欧洲战事的原因，延缓了对这片亚洲殖民地的开发，但殖民吕宋岛的起点时间（1571年），仍然比荷兰人登陆台湾的时间（1624年）早了半个多世纪。而台湾岛与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之间，直线距离仅360公里，大半海程还有隶属菲律宾的一系列岛屿以为中继。
在台湾岛与吕宋岛之间，最宽的水道是台湾岛与菲最北部巴丹群岛之间，宽140公里 “巴士海峡”；巴丹群岛与吕宋岛之间，另有一组被称之为“巴延布群岛”的岛屿。分布于这些群岛之间（包括与吕宋岛之间）的诸条水道，被统称为“菲北海峡”。其中，巴丹群岛与巴延布群岛之间的水道，被称之为“巴林塘海峡”；巴延布海峡与吕宋岛之间的水道，则被命名为“巴延布海峡”。相比之下，巴士海峡的名声看起来会更大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宽度，更在于这个地标频繁与“风”、“浪”一起，出现在海洋天气预报中。
巴士海峡、菲北海峡所处的海区，是西太平洋著名的大浪区，在季风影响下，出现大风、大浪频率很高。考虑到海峡两侧并没有大片陆地为之缓冲，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恶劣气候看起来，似乎影响西班牙人登陆台湾的信心，然而对比航海者们在茫茫大洋中遇到过的那些风险，这个理由并不充分。真正让西班牙人止步于吕宋岛的原因，在于“南下”要比“北上”看起来更有价值。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荷兰人，不远千里的来到南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香料群岛上的那些硬通货。西班牙人更愿意以吕宋岛、米加鄢群岛为基地，向南扩张势力范围，以迫近这片盛产香料的土地。
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台湾岛看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先来看看台湾岛的地缘位置。从位置上看，台湾无疑是东亚大陆（中国）、东亚外岛（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交会点。这意味着，如果从地缘属性上看，台湾岛被划入哪一个地缘政治圈，都是说得过去的。比如以台湾岛的原住民的语言及种族属性上来说，无疑与南洋群岛上的马来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很多研究者定位为，马来人的迁徙源点。今天那些试图摆脱中国大陆影响，希望将对外政、经交流主方向定位东南亚甚至印度（比如经济上的“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的台独主义者，同样更愿意突出台湾的这一属性。
然而，从台湾岛与福建处于同一纬度区间的位置及其距离来看，无疑却又属于东亚大陆附属岛屿。如果东亚大陆一如欧洲那样政治分裂，那么台湾岛谋得一个如英国、爱尔兰那样的独立国家地位，几乎是没有悬念的。问题在于，这片在“家国天下”理念下融合而成的大陆，与欧洲的情况完全相反。尽管台湾海峡的宽度要数倍于英吉利海峡，但东亚大陆诸板块整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足以将地缘影响力延伸到台湾岛。这一点帮助长期秉持大陆优先政策的中央之国，最终能够将台湾岛纳入自己的政治范畴。
作为东亚外岛以及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台湾的企图是尽人皆知的。单纯从地理属性上看，作为东亚外岛中的最强者，日本沿岛链向南扩张，在其战略上并非没有可行之处。一个很多人都了解的事实，是关于日本在二战时的“南下”“北上”之争。所谓北上，说到底就是坚持以大陆为扩张方向。所必须承受的战略后果，就是与苏联开战；南下，则是不惜向美、英宣战，以东南亚地区为扩张方向。前者更多依赖于日本的陆战实力及大陆属性；后者则仰仗于它的海战能力及海洋属性。
最终，日本还是选择了“南下”政策，并且通过珍珠港事件开启了太平洋战争。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能够在19、20世纪相交的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抓住这个千年一遇的机会崛起，受益于其“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而这一国策的根本点在于，摆脱受中国影响而形成的“大陆属性”，通过强化“海洋属性”完成逆袭。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性调整对于日本来说是正确的。表现在军事上，则是使得日本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海军，并且有信心在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东南亚进行决战；二是相比冰封的西伯利亚，东南亚资源在丰富的多，尤其已经被西方列强开发出来的橡胶、矿产、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更是日本所急需的。
从更高的战略层面来看，日本在二战中决定挑战潜力巨大的美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问题是，就政治家的决策来说，当时决策势必要受经济因素所影响。如果一项决定，不能迅速达到经济上的收支平衡，即使大方向再正确也是难以为继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是，在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中，台湾进入日本视线中的时间，要远早于大多数人的认知。早在16世纪末，当时刚刚结束战国时代的日本就已经考虑过是否要南下台湾。
对日本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日本的战国时代结束之时，共经历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任主导者（史称“日本战国三杰”），然后进入了内部矛盾趋于稳定的“江户时代”。这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历史期，又被称之为“织丰时代”（公元1573-1603年）或“安土桃山时代”（安土、桃山两城为织田、丰臣的本城）。当我们习惯性的将“英雄史”放置于在大历史的进行审视后，会发现日本战国三杰实际承担了日本当时的三个需求：其中织田信长结束了日本的战国分裂期；德川家康则最后稳定局面，将日本带入200余年“江户幕府”时代。
结束一个动乱时代，并开创一个稳定的新时代，固然是一个历史周期律，但在承上、启下之间，一定还存在一个武力过剩的问题需要消化。通常情况下，如果不再迎来一个新的混乱时代，就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进行软着陆了。比如秦朝在统一六国之后立即的征南越之役。在日本的战国三杰中，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时代需求。为此，公元1592——1598年，丰臣秀吉策动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军事入侵。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之为“文禄.庆长战争”，半岛则命名为“壬辰倭乱”。而在中国，由于发生于明万历年间，且中国出兵援朝，遂被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者“万历援朝战争”。
万历朝鲜战争的过程，并非我们这一阶段的解读重点。关于朝鲜半岛对日本地缘政治扩张的重要性，自是勿需多言。大航海时代对这场战争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中、日军队所引入的西式火炮、火枪技术来体现出来。然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即使没有大航海时代所引发的技术影响，以当时的日本国力来说，想拿下有中央之国为后盾的朝鲜半岛同样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我们感兴趣的是，在16世纪末的这场日本扩张冲动中，日本除了朝鲜半岛这个一直觊觎的方向以外，将台湾岛所代表的南下路线也纳入了考虑之中。南蛮贸易所带来的想象空间，以及台湾海峡在中日贸易及中国东南倭乱中，所展现出来的重要价值，突显了台湾岛的地缘政治价值。换句话说，在日本急需用开疆扩土之举，消化战国时代所蓄积的武力压力之时，尚处在政治开发空白期，却又已经显现出枢纽潜力的台湾，成为了选项之一。
在发动侵朝战争的第二年（1593年），丰臣秀吉所派出的使者抵达台湾岛，以探查这个岛屿的政治现状及资源。在使者带回的报告中，台湾岛被称之为“高山国”，而在后来的日据时间，居住于岛上的原住民则被命名为“高砂族”。令日本方面失望的是，当时的台湾岛尚处在几乎没有被开发的状态，居住于中央山地及山前平原生存的原住民部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处于原始阶段（甚至有猎头的习惯）。对于急于获取资源、以战养战的日本来说，这样一座未开发的岛屿并不是理想的对象。相比之下，朝鲜半岛所能给予日本贵族、武士阶层的回报要大得多。
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在于征服者和贸易者的目标是在于土地本身。在人类已经有能凭借工业之力，高效开发每一片土地的潜力之后，这样的认知并不算错误。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列强虽然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全球争夺，但直至1884年的柏林会议后，才开会真正分割世界。然而在工业时代以前，“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一片土地上如果没有通过生产力的进步蓄积足够人口，往往并不会被认定是有价值的。同样的心理也体现在葡萄牙人对台湾的态度上。早在1542年，葡萄牙水手就已经发现台湾岛，并将之命名为“福尔摩萨”（意为美丽的岛屿），这个标签遂长期成为了台湾岛在西方的名称。
然而出于经济因素考虑，人力缺乏的葡萄牙却对台湾岛完全没有兴趣，宁愿大费周章的从中、日两国租界澳门、长崎这两个弹丸之地。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同样没有多余的人力向台湾移民，如果台湾岛本身没有足够的人力供他们征服，且他们眼中的“高山国”之民又是那么难服王化的话，那么即使是出于长期经营的角度，这片征服这片土地的前景也实在堪忧。随着日本在征朝之役的失败，以及江户时间的锁国政策开启，作为B计划的臣服台湾想法，亦随之无疾而终。
其实就算接下来的江户幕府有想法，远征台湾的想法也是难以实现的。要知道，日本与台湾岛之间，当时还间隔有独立的琉球王国。在征朝之后结束、江户幕府建立后不久（公元1609年），位于九州岛也是日本最南端的萨摩萨，派军征服了近在咫尺的琉球王国。在这场战争中，日本自战国时代所蓄积的武力，包括大量从葡萄牙人那时仿制得来的“铁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两个战略、战术因素，使得琉球从此沦为了萨摩/日本的藩属。
然而接下来的日本，并没有直接吞并琉球。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一方面，中国方面仍然对日本实行海禁，如果说琉球之所以能够在15世纪后崛起，是因为明朝政府对日实施海禁，但却将允许琉球拥有官方贸易渠道的话，那么当时日本方面之所以要征服琉球，所图谋的主要也是这个渠道。而维系这个贸易渠道的根本，在于让琉球继续以独立国家的身份，留在中国的朝贡体系内（同时实际上臣服于日本）。
简单点说，自公元1609年起，琉球王国在政治上实际就处在中、日两属的境地，并且被迫向中国方面隐瞒实性。是不是看起来很难？其实也不是很难。毕竟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原王朝，对这些蛮夷的政权更迭，本身并不是特别在意。尽管在后来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曾经产生了些许怀疑，但并没有去深究。在这种顾虑之下，日本即使有能力登陆台湾岛，也不会冒引发明朝政府警觉的风险。
臣服琉球，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在西征朝鲜失败后，在南线所得到的一种补偿。当然，如果有能力的话，日本肯定是想鱼和熊掌兼得的。公元1879年，通过明治维新崛起为帝国的日本，终于在法律上正式吞并琉球，将之变成了现在的日本“冲绳县”。16年后，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又通过《马关条约》，从当时的清王朝手中得到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列岛）。
有趣的是，日本使者出现在台湾岛的消息，一度让身在吕宋岛的西班牙人产生了恐慌。在西班牙将吕宋岛，打造为自己的亚洲贸易基地后，西班牙商船作为日本“南蛮贸易”的一部分，同样被获准前往平户贸易。这使得身处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政府，第一时间收到了日本遣使南下的消息。基于台湾岛与吕宋岛的距离，西班牙人产生了是不是要抢在日本之前抢滩台湾的想法，包括派出了先遣船北上台湾探查情况（被风暴吹了回来）。只不过，随着日本方面的放弃，西班牙方面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菲律宾的经营上。
在日、西两国，将台湾岛纳入政治视线的16世纪初，与台湾岛地理关系更为紧密中央之国，似乎没有理由缺席。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只不过在中央政权无意于海外扩张，且必须优先应对北方压力的情况下，先行代表中央之国向台湾岛渗透的，是来自东南沿海的民间力量。事实上，在东亚海上贸易大部为中国海商所控制的情况下，台湾岛能够进入日本的政治视线，信息很有可能便是源自于与之交好的中国商人。下一节，我们就将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力量为台湾烙上了中国印记。
@无畏的风2017 2018-01-13 10:42:40
楼主地理学优异，能不能谈谈藏水入疆可行性？
-----------------------------
挺困难的吧，青藏高原的水资源虽然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东、南两侧，受印度洋季风影响的地带。而与塔里木盆地相接的藏北高原、柴达木盆地，本身都是缺水地带。能入疆的冰川之水，都已经通过和和田河等水系入了疆了。除非说气候变暖，冰川大量融化。想调水的话，比如从雅鲁藏布江调水，这个技术难度太大。
这件事，以及青藏高原的地缘结构（包括克什米尔部分），我在《谁在世界中心2》的书稿里正好也写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大家应该能看到
楼主地理学优异，能不能谈谈藏水入疆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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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困难的吧，青藏高原的水资源虽然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东、南两侧，受印度洋季风影响的地带。而与塔里木盆地相接的藏北高原、柴达木盆地，本身都是缺水地带。能入疆的冰川之水，都已经通过和和田河等水系入了疆了。除非说气候变暖，冰川大量融化。想调水的话，比如从雅鲁藏布江调水，这个技术难度太大。
这件事，以及青藏高原的地缘结构（包括克什米尔部分），我在《谁在世界中心2》的书稿里正好也写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大家应该能看到
2018/1/19
【关键词：葡荷澳门战役，南台湾，蔗糖，潮汕，两个林凤，马尼拉】
在17世纪参与亚洲贸易权争夺的三个欧洲国家之中，荷兰人是最晚到来的参与者。葡萄牙人苦心经营的澳门仍然是荷兰人夺取东亚基地的首选。公元1622年，荷兰舰队又一次针对澳门发动了军事进攻。这次史称“葡荷澳门战役”的海战，也是历史上双方在澳门所进行的最大规模战役。荷兰方面总计准备了12条船（1000余士兵），未能取胜的荷兰人方面损失将近300人（包括战死、受伤和被俘）。在大航海时代的海战中，这样的损失是相当大的。
攻取澳门，只是荷兰人的A计划，他们的B计划仍然是18年前未能通过谈判，染指的澎湖列岛。换句话说，在西班牙据有吕宋岛，葡萄牙人固守澳门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是铁了心要在这片枢纽海域拿下一个支点。由于明朝政府并没有在澎湖常备驻军，准备充分的荷兰人虽然遇到当地中国民众的抵抗，但还是得以在澎湖岛西端的“风柜半岛”登陆，并建立据点（风柜尾荷兰城堡）。
很显然，已经将澎湖列岛上升至东南海防重心的大明王朝，是不会坐视其它势力染指澎湖的，福建地方政府，也无法承担将已经纳入中央之国行政区划的澎湖，拱手让于外夷的责任（至于台湾岛则无此责任）。公元1624年，在经历过长时间的交涉，包括对风柜尾荷兰城堡的军事围困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荷兰人主动退出澎湖（包括拆除城堡），并在台湾西海岸择港另建基地。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来说，这已是最好的结果。
问题在于，荷兰人图谋台湾之时，中国民间恰好开启大规模移民囤垦之举，那么二者之间难道不会起冲突吗？从战略角度看的确会，不过暂时却并不会。是不仅是因为台湾仅面向大陆方向的海岸线（西海岸），总长就有500公里，双方有足够的空间各自拓展，更因为二者在一开始处于战略合作状态。这一合作，很大程度并不是针对大明王朝，而是与荷兰在东亚水域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尤其是已经成为葡萄牙宗主国的西班牙帝国。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场关于争夺台湾的竞赛中，西班牙人并非无所作为。在荷兰人称霸台湾之前，台湾事实上经历过一场由荷、西、中三方参与的“三国演义”。
先来了解一下台湾的地理、地形结构。台湾岛素有五大山脉之说，自西向东分别为：阿里山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中央山脉、海岸山脉。上述山脉合称为“台湾山脉”，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贯通南北、位置偏东的中央山脉。之所以说位置偏东，是因为台湾的主要平原都位于中央山脉之西。这样的地理格局对于这座岛屿来说，倒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基于位置原因，台湾处于“台风”高发地带，每年平均要遭遇3-4次台风侵袭，其中登陆台湾的台风中，有接近9成是在岛屿的东海岸登陆（剩余的则在西南岸线登陆，西北岸线几无压力）。假定台湾的主要平原是面朝太平洋腹地的话，单就这一点来说，也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平原所具备的农业/人口潜力，以及面对台湾海峡的航线优势，使得台湾的地缘重心无可避免的偏向于中央山脉以西地区。这一点，从台湾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亦可看出。关注台湾当下政治生态的人，应该注意到过“台湾五都”的提法。在台北的绝对政治中心地位，因选举政治被动摇之后，台湾逐渐沿西部平原地带，由此形成了五个地缘政治中心的概念，行政上谓之曰“直辖市”。这五个中心由北至南包括有：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位于台湾山脉以西的平原地带，在地理上可以被分为：台北盆地、桃园台地、台中盆地、彰化平原、嘉南平原、屏东平原等部分。简单从命名规则上，大家很容易找到它们的位置，以及对应的行政区。其中台北、新竹两市，位于北部的“台北盆地”；台南、高雄两市，则位于嘉南平原的南部。再以天然的地缘分割来看，前者属于“北台湾”的核心；后者代言的则是“南台湾”。
总的来说，台湾因为地域狭小，河流都不甚长，以至于河流几乎都以“溪”来命名。其中最大的河流，是源出中央山脉西麓，向西经“彰化平原”注入台湾海峡的浊水溪。这条河流亦被认定为台湾岛的南北分割线。当然，这一分割法是建立在西台湾的强势地位上。在进行地缘分割时，高大山地通常只是作为附属部分。“东台湾”是否能够成为独立板块，取决于是否有核心平原。在中央山脉之东，与海岸山脉之间，存在一条狭长的“台东纵谷平原” 建制有台东、花莲两个县市；中央山脉之北、雪山山脉以东还有一块沿海的“宜兰平原”，建制有宜兰县。上述两块平原、三个县市，即为地理上的“东台湾”概念（狭义情况下，仅指台东、花莲两地）。
纯粹以浊水溪来分割台湾地缘的话，荷兰人与中国人最先登陆的地点，都算是位于“南台湾”了。更准确说，是位于嘉南平原的北部。其中颜思齐最早引入的中国移民，屯垦于云林、嘉义两县交界的北港溪一带；荷兰人先后营建的热兰遮城（1624年）、赤嵌城（1653年）两个政治、军事中心，则位于今台南市境内。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60余公里。中、荷两股海上势力，之所以同时选择嘉南平原北部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片土地，较岛上其它平原更为肥沃，而在于其与彭湖列岛的位置对应关系。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台南市与浊水溪之间的纬度区间，正是彭湖列岛所处的区间。很显然，这样选择有利于控制南北航线，以及对接中国大陆。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荷两股海上势力几乎在同一时间登陆台湾，是基于已经达成的协议（郑芝龙亦是在1624年抵达台湾，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授予通事之职），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双方的确是存在事实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来自原住民的压力，是双方得以合作的原因之一；合作瓜分中、日，乃至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份额，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有能力富庶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弄到货源，包括提供大量商船，而荷兰人则可以拓展贸易市场及提供军事支持。
事实上，双方的合作深度，远不止于上述两点。就开发台湾的问题上来说，有国家为之背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开发台湾的人力，而被明朝政府视为海寇的闽南走私商人们，又有能力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不过如果来台的中国人，仅仅是种植粮食作物，那么他们的存在对于荷兰人的意义是不大的。对于商人来说，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用，才是他们渴求的。
在西方殖民化全球的过程中，生产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曾经对全球人口分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那些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为了给种植园提供劳动力；那些“下南洋”的中国人，亦有很大部分是作为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的劳动力，被引入南洋诸地的。对于荷兰人来说，允许甚至主动招募中国人前往台湾落户的重要原因，在于两个甜蜜的字眼——蔗糖。
解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扩张时，我们曾经就蔗糖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在当时华、荷双方关系中的基础作用，作过深入解读。在香料贸易逐渐衰弱之后，蔗糖一度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并由于赚取了巨额利润。而爪哇岛甘蔗种植园（包括蔗糖加工厂）的兴起，以及华工、华人资本的大量涌入，本质上源于郑成功对台湾的收复。换句话说，早在荷兰人决心经营台湾之时，这些精明的海上马车夫，已经发现中国人不仅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农夫，还掌握了高超的制糖技术。
就与西洋人展开贸易这一点来说，荷兰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葡萄牙人同样曾经与中国海上走私商人们有过合作，比如郑芝龙就是在澳门受洗成不一名不那么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问题在于，为了示好明朝政府以获得澳门的居留权，在官军与海盗发生冲突之时，葡萄牙人往往更愿意跟官军队站在一起。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是入主菲律宾之后的西班牙人。不过在吕宋岛发生的几次事件，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班牙人的信任感。
基于与澎湖的地理距离，源自闽南地区的移民在台湾占据了主体，今之所谓“台语”，在语言学上亦被视为闽南语的分支。不过隶属广东 ，与闽南相接“潮汕”地区，同样在东南海疆开拓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说起来，闽南、潮汕两地也是颇有渊源。实际上，作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潮汕人”本身便是源自于闽南，潮汕话亦是属于闽南话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闽南方言”的覆盖范围，并不止于闽南地区，以至于有将这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乃至海外的，操闽南话者，合称为“福佬民系”的提法。
当然，从板块划分角度看，潮汕地区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并不能被视为闽南板块的次板块。最早在台湾沿海寻求力足之地，并经略海上贸易的，很有可能是潮汕人而不是闽南人。这当中的代表性人物叫作“林凤”。不过这位籍贯潮汕（具体为饶平县）的林凤，最引人注目的事迹并非发生在台湾，而是在菲律宾。公元1574年，在西班牙人立足吕宋未稳之时，林凤所部5000余人（60余艘船只）攻入马尼拉，试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这个基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明朝水师的围追堵截之下，这支被视为海盗的民间武装，在澎湖及台海沿海已经难以立足了。
尽管一度攻入马尼拉，甚至击毙了西班牙派驻的总督，但在坚持数月之后，林凤还是在西班牙人的攻击下，不得不撤回台湾海峡，不久之后便从历史记录中消失。这次为很多中国人所扼腕的远征之举，与其说是一次战术失败，倒不如说一开始在战略上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与英国海盗们的“奉旨私掠”不同的是，中央之国并没有海盗们的存在的政治空间（除非被招安，转而代表朝廷）。为了打击这股海盗，明朝政府甚至在马尼拉之战中，向西班牙方面派出武官表明态度。
战略上的腹背受敌，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对菲律宾的政治开拓，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还有一位随郑成功入台，并在台湾开拓史中发挥作用的闽南籍林凤（具体为东山县康美镇康）。两个林凤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间，前后相差了差不多90年。只不过在很多资料中，这两个林凤的事迹被混为一谈了。顺便说一下，这种乌龙事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后羿射日”故事，其实也是混淆两个人的事迹。一个是三皇五帝时期，身为“尧”的射师的“大羿”，也就是传说中嫦娥的丈夫；而所谓“后羿”，则是在一度夺取夏朝王权的，来自东夷“有穷氏”的君主。
回到我们的主线上来。尽管曾经与中国海盗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在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中心，拓展海上贸易版图的过程中，华人和华人资本仍然西班牙人不得不倚重的对象。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苏丹控制之下的马尼拉，便已有通过华商展开了与中国贸易记录。及至马尼拉成为西班牙亚洲贸易的枢纽点后，华人在马尼拉的数量开始急剧扩张（仅1588年，马尼拉城的华人就有将近2万）。这种尾大不掉的情况，引发了西班牙的人忧虑，尤其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后，西班牙人很清楚，这些意识形态顽固的中国人，很难像那些菲律宾土著一样臣服于天主教（即使接受了洗礼）。换句话说，西班牙人判断，如果中国政府愿意给予他们以政治支持，这些旅居于马尼拉的华人，几乎是肯定会听从召唤的。
公元1603年，一则关于中国皇帝准备远征马尼拉的谣言，引发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前后持续达3个月之久，据信有2万五千余名华人死于这场屠杀之中。悲哀的是，虽然远在北京的明朝宫廷获知了此事，但却并没有这些海外华商远征的想法，毕竟无论是擅离故土也好，经商为生也罢，都为天朝上国的礼法所不耻。针对西班牙方面的“严厉”谴责、教化，以及“断绝海泊”的威胁，成为了明朝方面的最终态度。
相比更注重王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西班牙人，商人定位的荷兰人要显得务实的多。这也为他们与中国人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很多中国海盗船，甚至直接受雇于荷兰人，以袭击前往日本和中国沿海贸易的西班牙商船。这场关于海洋的争夺，同时也延续到了台湾岛。至于此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关键词：葡荷澳门战役，南台湾，蔗糖，潮汕，两个林凤，马尼拉】
在17世纪参与亚洲贸易权争夺的三个欧洲国家之中，荷兰人是最晚到来的参与者。葡萄牙人苦心经营的澳门仍然是荷兰人夺取东亚基地的首选。公元1622年，荷兰舰队又一次针对澳门发动了军事进攻。这次史称“葡荷澳门战役”的海战，也是历史上双方在澳门所进行的最大规模战役。荷兰方面总计准备了12条船（1000余士兵），未能取胜的荷兰人方面损失将近300人（包括战死、受伤和被俘）。在大航海时代的海战中，这样的损失是相当大的。
攻取澳门，只是荷兰人的A计划，他们的B计划仍然是18年前未能通过谈判，染指的澎湖列岛。换句话说，在西班牙据有吕宋岛，葡萄牙人固守澳门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是铁了心要在这片枢纽海域拿下一个支点。由于明朝政府并没有在澎湖常备驻军，准备充分的荷兰人虽然遇到当地中国民众的抵抗，但还是得以在澎湖岛西端的“风柜半岛”登陆，并建立据点（风柜尾荷兰城堡）。
很显然，已经将澎湖列岛上升至东南海防重心的大明王朝，是不会坐视其它势力染指澎湖的，福建地方政府，也无法承担将已经纳入中央之国行政区划的澎湖，拱手让于外夷的责任（至于台湾岛则无此责任）。公元1624年，在经历过长时间的交涉，包括对风柜尾荷兰城堡的军事围困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荷兰人主动退出澎湖（包括拆除城堡），并在台湾西海岸择港另建基地。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来说，这已是最好的结果。
问题在于，荷兰人图谋台湾之时，中国民间恰好开启大规模移民囤垦之举，那么二者之间难道不会起冲突吗？从战略角度看的确会，不过暂时却并不会。是不仅是因为台湾仅面向大陆方向的海岸线（西海岸），总长就有500公里，双方有足够的空间各自拓展，更因为二者在一开始处于战略合作状态。这一合作，很大程度并不是针对大明王朝，而是与荷兰在东亚水域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尤其是已经成为葡萄牙宗主国的西班牙帝国。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场关于争夺台湾的竞赛中，西班牙人并非无所作为。在荷兰人称霸台湾之前，台湾事实上经历过一场由荷、西、中三方参与的“三国演义”。
先来了解一下台湾的地理、地形结构。台湾岛素有五大山脉之说，自西向东分别为：阿里山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中央山脉、海岸山脉。上述山脉合称为“台湾山脉”，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贯通南北、位置偏东的中央山脉。之所以说位置偏东，是因为台湾的主要平原都位于中央山脉之西。这样的地理格局对于这座岛屿来说，倒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基于位置原因，台湾处于“台风”高发地带，每年平均要遭遇3-4次台风侵袭，其中登陆台湾的台风中，有接近9成是在岛屿的东海岸登陆（剩余的则在西南岸线登陆，西北岸线几无压力）。假定台湾的主要平原是面朝太平洋腹地的话，单就这一点来说，也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平原所具备的农业/人口潜力，以及面对台湾海峡的航线优势，使得台湾的地缘重心无可避免的偏向于中央山脉以西地区。这一点，从台湾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亦可看出。关注台湾当下政治生态的人，应该注意到过“台湾五都”的提法。在台北的绝对政治中心地位，因选举政治被动摇之后，台湾逐渐沿西部平原地带，由此形成了五个地缘政治中心的概念，行政上谓之曰“直辖市”。这五个中心由北至南包括有：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位于台湾山脉以西的平原地带，在地理上可以被分为：台北盆地、桃园台地、台中盆地、彰化平原、嘉南平原、屏东平原等部分。简单从命名规则上，大家很容易找到它们的位置，以及对应的行政区。其中台北、新竹两市，位于北部的“台北盆地”；台南、高雄两市，则位于嘉南平原的南部。再以天然的地缘分割来看，前者属于“北台湾”的核心；后者代言的则是“南台湾”。
总的来说，台湾因为地域狭小，河流都不甚长，以至于河流几乎都以“溪”来命名。其中最大的河流，是源出中央山脉西麓，向西经“彰化平原”注入台湾海峡的浊水溪。这条河流亦被认定为台湾岛的南北分割线。当然，这一分割法是建立在西台湾的强势地位上。在进行地缘分割时，高大山地通常只是作为附属部分。“东台湾”是否能够成为独立板块，取决于是否有核心平原。在中央山脉之东，与海岸山脉之间，存在一条狭长的“台东纵谷平原” 建制有台东、花莲两个县市；中央山脉之北、雪山山脉以东还有一块沿海的“宜兰平原”，建制有宜兰县。上述两块平原、三个县市，即为地理上的“东台湾”概念（狭义情况下，仅指台东、花莲两地）。
纯粹以浊水溪来分割台湾地缘的话，荷兰人与中国人最先登陆的地点，都算是位于“南台湾”了。更准确说，是位于嘉南平原的北部。其中颜思齐最早引入的中国移民，屯垦于云林、嘉义两县交界的北港溪一带；荷兰人先后营建的热兰遮城（1624年）、赤嵌城（1653年）两个政治、军事中心，则位于今台南市境内。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60余公里。中、荷两股海上势力，之所以同时选择嘉南平原北部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片土地，较岛上其它平原更为肥沃，而在于其与彭湖列岛的位置对应关系。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台南市与浊水溪之间的纬度区间，正是彭湖列岛所处的区间。很显然，这样选择有利于控制南北航线，以及对接中国大陆。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荷两股海上势力几乎在同一时间登陆台湾，是基于已经达成的协议（郑芝龙亦是在1624年抵达台湾，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授予通事之职），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双方的确是存在事实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来自原住民的压力，是双方得以合作的原因之一；合作瓜分中、日，乃至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份额，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有能力富庶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弄到货源，包括提供大量商船，而荷兰人则可以拓展贸易市场及提供军事支持。
事实上，双方的合作深度，远不止于上述两点。就开发台湾的问题上来说，有国家为之背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开发台湾的人力，而被明朝政府视为海寇的闽南走私商人们，又有能力从自己的家乡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不过如果来台的中国人，仅仅是种植粮食作物，那么他们的存在对于荷兰人的意义是不大的。对于商人来说，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用，才是他们渴求的。
在西方殖民化全球的过程中，生产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曾经对全球人口分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那些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为了给种植园提供劳动力；那些“下南洋”的中国人，亦有很大部分是作为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的劳动力，被引入南洋诸地的。对于荷兰人来说，允许甚至主动招募中国人前往台湾落户的重要原因，在于两个甜蜜的字眼——蔗糖。
解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扩张时，我们曾经就蔗糖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在当时华、荷双方关系中的基础作用，作过深入解读。在香料贸易逐渐衰弱之后，蔗糖一度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并由于赚取了巨额利润。而爪哇岛甘蔗种植园（包括蔗糖加工厂）的兴起，以及华工、华人资本的大量涌入，本质上源于郑成功对台湾的收复。换句话说，早在荷兰人决心经营台湾之时，这些精明的海上马车夫，已经发现中国人不仅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农夫，还掌握了高超的制糖技术。
就与西洋人展开贸易这一点来说，荷兰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葡萄牙人同样曾经与中国海上走私商人们有过合作，比如郑芝龙就是在澳门受洗成不一名不那么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问题在于，为了示好明朝政府以获得澳门的居留权，在官军与海盗发生冲突之时，葡萄牙人往往更愿意跟官军队站在一起。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是入主菲律宾之后的西班牙人。不过在吕宋岛发生的几次事件，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班牙人的信任感。
基于与澎湖的地理距离，源自闽南地区的移民在台湾占据了主体，今之所谓“台语”，在语言学上亦被视为闽南语的分支。不过隶属广东 ，与闽南相接“潮汕”地区，同样在东南海疆开拓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说起来，闽南、潮汕两地也是颇有渊源。实际上，作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潮汕人”本身便是源自于闽南，潮汕话亦是属于闽南话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闽南方言”的覆盖范围，并不止于闽南地区，以至于有将这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乃至海外的，操闽南话者，合称为“福佬民系”的提法。
当然，从板块划分角度看，潮汕地区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并不能被视为闽南板块的次板块。最早在台湾沿海寻求力足之地，并经略海上贸易的，很有可能是潮汕人而不是闽南人。这当中的代表性人物叫作“林凤”。不过这位籍贯潮汕（具体为饶平县）的林凤，最引人注目的事迹并非发生在台湾，而是在菲律宾。公元1574年，在西班牙人立足吕宋未稳之时，林凤所部5000余人（60余艘船只）攻入马尼拉，试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这个基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明朝水师的围追堵截之下，这支被视为海盗的民间武装，在澎湖及台海沿海已经难以立足了。
尽管一度攻入马尼拉，甚至击毙了西班牙派驻的总督，但在坚持数月之后，林凤还是在西班牙人的攻击下，不得不撤回台湾海峡，不久之后便从历史记录中消失。这次为很多中国人所扼腕的远征之举，与其说是一次战术失败，倒不如说一开始在战略上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与英国海盗们的“奉旨私掠”不同的是，中央之国并没有海盗们的存在的政治空间（除非被招安，转而代表朝廷）。为了打击这股海盗，明朝政府甚至在马尼拉之战中，向西班牙方面派出武官表明态度。
战略上的腹背受敌，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对菲律宾的政治开拓，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还有一位随郑成功入台，并在台湾开拓史中发挥作用的闽南籍林凤（具体为东山县康美镇康）。两个林凤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间，前后相差了差不多90年。只不过在很多资料中，这两个林凤的事迹被混为一谈了。顺便说一下，这种乌龙事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后羿射日”故事，其实也是混淆两个人的事迹。一个是三皇五帝时期，身为“尧”的射师的“大羿”，也就是传说中嫦娥的丈夫；而所谓“后羿”，则是在一度夺取夏朝王权的，来自东夷“有穷氏”的君主。
回到我们的主线上来。尽管曾经与中国海盗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在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中心，拓展海上贸易版图的过程中，华人和华人资本仍然西班牙人不得不倚重的对象。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苏丹控制之下的马尼拉，便已有通过华商展开了与中国贸易记录。及至马尼拉成为西班牙亚洲贸易的枢纽点后，华人在马尼拉的数量开始急剧扩张（仅1588年，马尼拉城的华人就有将近2万）。这种尾大不掉的情况，引发了西班牙的人忧虑，尤其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后，西班牙人很清楚，这些意识形态顽固的中国人，很难像那些菲律宾土著一样臣服于天主教（即使接受了洗礼）。换句话说，西班牙人判断，如果中国政府愿意给予他们以政治支持，这些旅居于马尼拉的华人，几乎是肯定会听从召唤的。
公元1603年，一则关于中国皇帝准备远征马尼拉的谣言，引发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前后持续达3个月之久，据信有2万五千余名华人死于这场屠杀之中。悲哀的是，虽然远在北京的明朝宫廷获知了此事，但却并没有这些海外华商远征的想法，毕竟无论是擅离故土也好，经商为生也罢，都为天朝上国的礼法所不耻。针对西班牙方面的“严厉”谴责、教化，以及“断绝海泊”的威胁，成为了明朝方面的最终态度。
相比更注重王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西班牙人，商人定位的荷兰人要显得务实的多。这也为他们与中国人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很多中国海盗船，甚至直接受雇于荷兰人，以袭击前往日本和中国沿海贸易的西班牙商船。这场关于海洋的争夺，同时也延续到了台湾岛。至于此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2018/1/24
【关键词：
事实上在16后半叶-17世纪初，在各种力量交织东亚海域，没有政府为后盾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在做出选择时是非常务实的。任何力量，包括明朝政府都可以是合作对象。鉴于其民间属性，分属不同集团的海上力量，在某个具体事项上的选择，并不会天然保持一致。比如在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博弈当中，各方都有可能雇佣中国船。这种情况，直到郑芝龙依靠明朝政府的授权成为最强者之后，方才得到彻底改变。
虽然很多人会认为，那些与外夷尤其荷兰人合作的中国人不爱国，但在明朝封禁海疆，而东南沿海地区山多地少，不得向海谋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并不能被简单视为卖国行为，而更多只是一种经济合作关系。如果中央之国能够在政治上给予认可的话，那么这股力量是非常乐于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的。后来郑芝龙的被招安，以及郑成功在大明王朝即将崩溃之际的坚持，便这是价值观取向的证明。
在大明王朝，还未能将业已存在的民间海上武装，与王朝的命运有机结合起来之前，荷兰人在台湾迎来的自己的黄金发展期。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荷兰人不仅得以开发台湾，并获取蔗糖，更是击败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人。前面我们也说了，西班牙人本来是无意登陆台湾的，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从葡萄牙人控制的香料贸易分一杯羹才是他们最想做的。不过荷兰人的到来，打乱了西班牙人的计划。这些贪婪的海上马车夫，不仅觊觎香料贸易，甚至还试图垄断东亚贸易。
荷兰人在台湾的登陆，无疑让西班牙人感到强烈不安，尤其是前者吸引中国移民，将台湾从只具备港口价值的“贸易殖民地”定位，向“生产殖民地”转变的做法，更是让西班牙人感到的危机。这意味着荷兰人接下来，很有可能将尝试在台湾岛全境建立统治，而不仅仅是象葡萄牙人那样，谋求一两个贸易据点。在登陆台湾的第二年，荷兰人还完成了环岛航行，并制作出了第一张台湾全图。在此之前，欧洲人甚至一度以为台湾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群岛。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尽管历史记录表明，三国（东吴）、隋朝时期，台湾就可能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视线中了，但在大陆优先的价值导向上，从来没有去关心过这片化外之地的地理结构。
基于台湾岛的体量和位置，荷兰人控制全台湾这种做法很显然会对西班牙在亚洲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即使西班牙人放任荷兰人控制台湾海峡，他们也必须保证台湾岛东、北两侧的航线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是因为，在西班牙殖民马尼拉后（1570年），横跨太平洋的航线，就已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生命线之一。在西班牙控制的跨太平洋贸易中，往来于美洲与菲律宾之间的商船，一边将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运回加勒比地区（再横跨大西洋转运回欧洲）；另一边则把墨西哥等地出产的白银输往亚洲。由于中国是供欧主要商品的主要提供地，并且几乎进口商品需求，这些承担货币功能的白银中，绝大多数都流入了中国。
在最初的时候，往来于太平洋两岸的西班牙商船，都是直航于墨西哥与马尼拉之间。不过日本接受西班牙成为贸易伙伴后，平户、长崎一带则成为了西班牙商船的中转地。在明朝政府并不愿意与西班牙进行直接贸易的情况下，往来于平户-马尼拉之间的商船，并不需要进入情况复杂的台湾海峡，而是会经由台湾台湾岛东、北侧两侧打通航线。除了季风以外，一股源自赤道、经由菲律宾群岛，沿台湾岛东侧、琉球群岛西侧北上日本的暖流——黑潮，能够帮助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商船驶往日本。基于这一特点，这条直连日本与菲律宾的航线，我们可以称之为“黑潮航线”。
以长崎/平户、马尼拉为这条直连航线起始点的话，二地之间的航距约为2300公里。虽然在明确目的地的情况下（仅靠黑潮的话，一昼夜亦可能航行60-90公里），航行期间可以不需要另外补给，但一旦中间的某个节点，为竞争对手所控制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整条“黑潮航线”中，最有可能影响到航线安全的战略要点，是位于台北盆地东北方向的天然良港“基隆”。
“基隆”目前是台湾岛内，仅次于高雄港的第二大港口。其原名为“鸡笼”，一种说法是，鸡笼之名是因为港口背后的山形似“鸡笼”；另一种说法则称其源自当地原住部落的闽南语译名。不管到底是哪种说法，“鸡笼”一名无疑是有些下里巴人的，因此在1875年，当时的清王朝决定为“鸡笼”建制行政区时，将之改称为更为阳春白雪的“基隆”。
说起来，类似的同音转换现象，在历史是并不鲜见。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南海最南端“陆地”曾母暗沙，很多人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一命名应该与一位姓曾的妇人有关。然而实际上，这个中国传说味十足的名字，是转译自英国人的标注的James Shoal（詹姆斯暗沙）。虽然这一事实，多少会让人有些不舒服，但考虑到曾母暗水位于水下降近20米，并不会对中国渔民的航行造成影响，未能更早重视并命名也是情有可原的。缺少这一“自古以来”的证据，也不会影响中国对南海的权力主张。
在各种政治势力介入台湾之前，源自中国的海商/海盗，已经有过多次利用鸡笼补给的历史记录了。同时，如果在长崎、基隆、马尼拉做连线，我们会发现基隆正处在日本与菲律宾航线的中点。这一特点，使得“鸡笼”成为了那位从日本-马尼拉贸易中获益的“长崎远征军”组织者，南下台湾的直接目标。现在，在荷兰人已经着手经营南台湾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最起码希望能够控制以鸡笼港为支点的北台湾地区。这样的话，即使西班牙接下来仍然无法拓展对华直接贸易，亦可为黑潮航线增加安全系数。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台北东北部的基隆港，除了可以扼守“黑潮航线”以外，亦是台北盆地的天然出海港口之一。不过就接入台北盆这这点来说，基隆港却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流行台北盆地的核心河流——淡水河，是从台北的西北方向，今隶属新北市的淡水港注入东海的。公元1626-1628年，西班牙人在基隆、淡水两港兴建了两座城堡以为基地，分别被称之为：圣多明哥城和圣萨尔瓦多城。
两个港口所依托的，都是为台北盆地北部封边的“阳明山”。这一因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而得名的台北名山，在地图上非常好找，台湾岛最北端的那个突出部就是它的所在，淡水、基隆两港则分列于这个岬角两侧。不过从类型上看，两个港口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其中淡水港实际是位于河口处的“河港”，而基隆港则是拥有天然港湾的海港。前者虽有通过水路连通内陆之利，但需要不断的清淤维护。这一地理上的差异，使得基隆港最终压倒淡水港，成为北台湾最主要的贸易港口，淡水港则因为不断的淤塞成陆，退出了主要港口的行列。
然而淡水、基隆两港横向比较的优缺点，暂时不是西班牙人关心的。因为西班牙并不象荷兰人那样，准备把台湾经营为一个“生产型殖民者”，而是仅仅希望通过控制北台湾的港口，保障其商船在第一岛链附近的航行安全。有鉴于此，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台北盆地并没有得到开发。事实上即使是郑氏台湾时期，受困于人力的不足，以及澎湖及南台湾地区直面大陆威胁的现实，对台北盆地开发仍然处在搁置状态。一直到18世纪初，两岸统一问题解决后，第一批来自闽南的移民才开始进入台北盆地开拓。此后随着北台湾开发的深入，以及新移民的渗入，台湾的地缘重心开始在清朝后期北移台中、台北。到日据时期，与日本地理最为接近的台北，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得以延续。只是在台湾开始走入封闭自守的“小确幸”时代，内斗成为主流政治剧目后，台北中央集权式的单政治中心地位，不可避免为分权式“台湾五都”概念所替代。
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1642年。在此期间，除了通过基隆、淡水两港，名义控制台北盆地以外，还基于维护航线需要，在宜兰平原（宜兰县）及台东纵谷平原的北部（花莲市）尝试建立统治。至于台东纵谷平原南端的“台东县）一带，则因其与南台湾地理接近的关系，成为了荷兰人势力范围。换句话说，一定要为西班牙在台湾的统治，划出一条明确行政边界的话，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大台北地区”（包括台北、新竹、基隆），以及宜兰、莲花两个县市。就现在的地缘分区来看，上述地区除了莲花以外，都属于“北台湾”的概念。
虽然看起来在北台湾建立了殖民统治，但相比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台湾的经营力度，西班牙王国对台湾重视度其实是相当不足的。被派驻台湾殖民地的西班牙士兵，常年维持在两三百人的规模，并且还要分散于各个据点。大量的菲律宾人，被征召入台补充人力的不足。由于未能有效对台湾殖民地进行经济开发，维持殖民机构运营的资金、物资，则一直依赖于马尼拉方面的补给。
其实西班牙殖民政府，并非没有考虑过象荷兰人那样，引入中国移民开发土地，只是在王国体制下，这一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现象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批准。这使得西班牙在北台湾的统治基础，在战略层面就已经输给了荷兰。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甚至使得西班牙人主动拆除包括淡水等地的军事设施，并将本就不多的士兵大部调回菲律宾，以至于在后来遭遇荷兰人攻击时，西班牙剩余在基隆的兵力仅仅只有百人。另一个打击在于，原本西班牙人还寄希望中以优惠政策，吸引中、日走私商人前往基隆贸易，为殖民地的生存提供财税支持，但荷兰人在日本江户幕府闭关锁国之后，取得了南蛮贸易垄断权（1641年）的现实，让这一想法成为了泡影。
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对荷兰的独家贸易开放，彻底终结了北台湾之于西班牙帝国的地缘价值，并不可避免的让北台湾成为了马尼拉当局眼中的鸡肋。这一切，当然全部被已经在南台湾站稳脚跟，并且垄断欧洲对日贸易的荷兰人看在眼里。公元1642年，装备优良、补给充足荷兰舰队，仅仅用了200多人就顺利攻取士气低落的基隆港。要知道，20年前荷兰人可是调用了千人，也没有人拿下葡萄牙人苦心经营的澳门。此后一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1662年）的20年间，荷兰人成为了台湾全岛的统治者。
从更高的政治背景来看，荷西“基隆之战”属于整个“荷西战争”的一部分。这场因荷兰谋求独立地位，西班牙帝国却始终不愿意正视而时断时续、延绵了76年的战争（1572-1648），在荷兰人将西班牙驱逐出北台湾后的第6年终于划上了句号。此后西班牙正式承认了荷兰的独立地位，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殖民地统治。换句话说，西班牙人如果能够在北台湾投入多点，再坚持几年的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要面对的，估计就不止是荷兰人了。
当然，西班牙人能否进入那段历史，实际是不重要的。因为即使郑氏台湾的统治范围，不向北台湾扩张，清王朝在解决台湾问题后，也必定不会容忍台湾还存有一个外夷基地的。另外，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在经营台湾问题上，始终面临一个和荷兰人一样的问题，那就是人力不足。无论是象荷兰人那样，吸引中国人前来开拓，还是继续坚持从马尼拉输血，都不会改变台湾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大势。
【关键词：
事实上在16后半叶-17世纪初，在各种力量交织东亚海域，没有政府为后盾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在做出选择时是非常务实的。任何力量，包括明朝政府都可以是合作对象。鉴于其民间属性，分属不同集团的海上力量，在某个具体事项上的选择，并不会天然保持一致。比如在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博弈当中，各方都有可能雇佣中国船。这种情况，直到郑芝龙依靠明朝政府的授权成为最强者之后，方才得到彻底改变。
虽然很多人会认为，那些与外夷尤其荷兰人合作的中国人不爱国，但在明朝封禁海疆，而东南沿海地区山多地少，不得向海谋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并不能被简单视为卖国行为，而更多只是一种经济合作关系。如果中央之国能够在政治上给予认可的话，那么这股力量是非常乐于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的。后来郑芝龙的被招安，以及郑成功在大明王朝即将崩溃之际的坚持，便这是价值观取向的证明。
在大明王朝，还未能将业已存在的民间海上武装，与王朝的命运有机结合起来之前，荷兰人在台湾迎来的自己的黄金发展期。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荷兰人不仅得以开发台湾，并获取蔗糖，更是击败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人。前面我们也说了，西班牙人本来是无意登陆台湾的，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从葡萄牙人控制的香料贸易分一杯羹才是他们最想做的。不过荷兰人的到来，打乱了西班牙人的计划。这些贪婪的海上马车夫，不仅觊觎香料贸易，甚至还试图垄断东亚贸易。
荷兰人在台湾的登陆，无疑让西班牙人感到强烈不安，尤其是前者吸引中国移民，将台湾从只具备港口价值的“贸易殖民地”定位，向“生产殖民地”转变的做法，更是让西班牙人感到的危机。这意味着荷兰人接下来，很有可能将尝试在台湾岛全境建立统治，而不仅仅是象葡萄牙人那样，谋求一两个贸易据点。在登陆台湾的第二年，荷兰人还完成了环岛航行，并制作出了第一张台湾全图。在此之前，欧洲人甚至一度以为台湾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群岛。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尽管历史记录表明，三国（东吴）、隋朝时期，台湾就可能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视线中了，但在大陆优先的价值导向上，从来没有去关心过这片化外之地的地理结构。
基于台湾岛的体量和位置，荷兰人控制全台湾这种做法很显然会对西班牙在亚洲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即使西班牙人放任荷兰人控制台湾海峡，他们也必须保证台湾岛东、北两侧的航线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是因为，在西班牙殖民马尼拉后（1570年），横跨太平洋的航线，就已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生命线之一。在西班牙控制的跨太平洋贸易中，往来于美洲与菲律宾之间的商船，一边将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运回加勒比地区（再横跨大西洋转运回欧洲）；另一边则把墨西哥等地出产的白银输往亚洲。由于中国是供欧主要商品的主要提供地，并且几乎进口商品需求，这些承担货币功能的白银中，绝大多数都流入了中国。
在最初的时候，往来于太平洋两岸的西班牙商船，都是直航于墨西哥与马尼拉之间。不过日本接受西班牙成为贸易伙伴后，平户、长崎一带则成为了西班牙商船的中转地。在明朝政府并不愿意与西班牙进行直接贸易的情况下，往来于平户-马尼拉之间的商船，并不需要进入情况复杂的台湾海峡，而是会经由台湾台湾岛东、北侧两侧打通航线。除了季风以外，一股源自赤道、经由菲律宾群岛，沿台湾岛东侧、琉球群岛西侧北上日本的暖流——黑潮，能够帮助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商船驶往日本。基于这一特点，这条直连日本与菲律宾的航线，我们可以称之为“黑潮航线”。
以长崎/平户、马尼拉为这条直连航线起始点的话，二地之间的航距约为2300公里。虽然在明确目的地的情况下（仅靠黑潮的话，一昼夜亦可能航行60-90公里），航行期间可以不需要另外补给，但一旦中间的某个节点，为竞争对手所控制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整条“黑潮航线”中，最有可能影响到航线安全的战略要点，是位于台北盆地东北方向的天然良港“基隆”。
“基隆”目前是台湾岛内，仅次于高雄港的第二大港口。其原名为“鸡笼”，一种说法是，鸡笼之名是因为港口背后的山形似“鸡笼”；另一种说法则称其源自当地原住部落的闽南语译名。不管到底是哪种说法，“鸡笼”一名无疑是有些下里巴人的，因此在1875年，当时的清王朝决定为“鸡笼”建制行政区时，将之改称为更为阳春白雪的“基隆”。
说起来，类似的同音转换现象，在历史是并不鲜见。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南海最南端“陆地”曾母暗沙，很多人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一命名应该与一位姓曾的妇人有关。然而实际上，这个中国传说味十足的名字，是转译自英国人的标注的James Shoal（詹姆斯暗沙）。虽然这一事实，多少会让人有些不舒服，但考虑到曾母暗水位于水下降近20米，并不会对中国渔民的航行造成影响，未能更早重视并命名也是情有可原的。缺少这一“自古以来”的证据，也不会影响中国对南海的权力主张。
在各种政治势力介入台湾之前，源自中国的海商/海盗，已经有过多次利用鸡笼补给的历史记录了。同时，如果在长崎、基隆、马尼拉做连线，我们会发现基隆正处在日本与菲律宾航线的中点。这一特点，使得“鸡笼”成为了那位从日本-马尼拉贸易中获益的“长崎远征军”组织者，南下台湾的直接目标。现在，在荷兰人已经着手经营南台湾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最起码希望能够控制以鸡笼港为支点的北台湾地区。这样的话，即使西班牙接下来仍然无法拓展对华直接贸易，亦可为黑潮航线增加安全系数。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台北东北部的基隆港，除了可以扼守“黑潮航线”以外，亦是台北盆地的天然出海港口之一。不过就接入台北盆这这点来说，基隆港却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流行台北盆地的核心河流——淡水河，是从台北的西北方向，今隶属新北市的淡水港注入东海的。公元1626-1628年，西班牙人在基隆、淡水两港兴建了两座城堡以为基地，分别被称之为：圣多明哥城和圣萨尔瓦多城。
两个港口所依托的，都是为台北盆地北部封边的“阳明山”。这一因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而得名的台北名山，在地图上非常好找，台湾岛最北端的那个突出部就是它的所在，淡水、基隆两港则分列于这个岬角两侧。不过从类型上看，两个港口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其中淡水港实际是位于河口处的“河港”，而基隆港则是拥有天然港湾的海港。前者虽有通过水路连通内陆之利，但需要不断的清淤维护。这一地理上的差异，使得基隆港最终压倒淡水港，成为北台湾最主要的贸易港口，淡水港则因为不断的淤塞成陆，退出了主要港口的行列。
然而淡水、基隆两港横向比较的优缺点，暂时不是西班牙人关心的。因为西班牙并不象荷兰人那样，准备把台湾经营为一个“生产型殖民者”，而是仅仅希望通过控制北台湾的港口，保障其商船在第一岛链附近的航行安全。有鉴于此，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台北盆地并没有得到开发。事实上即使是郑氏台湾时期，受困于人力的不足，以及澎湖及南台湾地区直面大陆威胁的现实，对台北盆地开发仍然处在搁置状态。一直到18世纪初，两岸统一问题解决后，第一批来自闽南的移民才开始进入台北盆地开拓。此后随着北台湾开发的深入，以及新移民的渗入，台湾的地缘重心开始在清朝后期北移台中、台北。到日据时期，与日本地理最为接近的台北，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得以延续。只是在台湾开始走入封闭自守的“小确幸”时代，内斗成为主流政治剧目后，台北中央集权式的单政治中心地位，不可避免为分权式“台湾五都”概念所替代。
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1642年。在此期间，除了通过基隆、淡水两港，名义控制台北盆地以外，还基于维护航线需要，在宜兰平原（宜兰县）及台东纵谷平原的北部（花莲市）尝试建立统治。至于台东纵谷平原南端的“台东县）一带，则因其与南台湾地理接近的关系，成为了荷兰人势力范围。换句话说，一定要为西班牙在台湾的统治，划出一条明确行政边界的话，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大台北地区”（包括台北、新竹、基隆），以及宜兰、莲花两个县市。就现在的地缘分区来看，上述地区除了莲花以外，都属于“北台湾”的概念。
虽然看起来在北台湾建立了殖民统治，但相比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台湾的经营力度，西班牙王国对台湾重视度其实是相当不足的。被派驻台湾殖民地的西班牙士兵，常年维持在两三百人的规模，并且还要分散于各个据点。大量的菲律宾人，被征召入台补充人力的不足。由于未能有效对台湾殖民地进行经济开发，维持殖民机构运营的资金、物资，则一直依赖于马尼拉方面的补给。
其实西班牙殖民政府，并非没有考虑过象荷兰人那样，引入中国移民开发土地，只是在王国体制下，这一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现象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批准。这使得西班牙在北台湾的统治基础，在战略层面就已经输给了荷兰。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甚至使得西班牙人主动拆除包括淡水等地的军事设施，并将本就不多的士兵大部调回菲律宾，以至于在后来遭遇荷兰人攻击时，西班牙剩余在基隆的兵力仅仅只有百人。另一个打击在于，原本西班牙人还寄希望中以优惠政策，吸引中、日走私商人前往基隆贸易，为殖民地的生存提供财税支持，但荷兰人在日本江户幕府闭关锁国之后，取得了南蛮贸易垄断权（1641年）的现实，让这一想法成为了泡影。
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对荷兰的独家贸易开放，彻底终结了北台湾之于西班牙帝国的地缘价值，并不可避免的让北台湾成为了马尼拉当局眼中的鸡肋。这一切，当然全部被已经在南台湾站稳脚跟，并且垄断欧洲对日贸易的荷兰人看在眼里。公元1642年，装备优良、补给充足荷兰舰队，仅仅用了200多人就顺利攻取士气低落的基隆港。要知道，20年前荷兰人可是调用了千人，也没有人拿下葡萄牙人苦心经营的澳门。此后一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1662年）的20年间，荷兰人成为了台湾全岛的统治者。
从更高的政治背景来看，荷西“基隆之战”属于整个“荷西战争”的一部分。这场因荷兰谋求独立地位，西班牙帝国却始终不愿意正视而时断时续、延绵了76年的战争（1572-1648），在荷兰人将西班牙驱逐出北台湾后的第6年终于划上了句号。此后西班牙正式承认了荷兰的独立地位，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殖民地统治。换句话说，西班牙人如果能够在北台湾投入多点，再坚持几年的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要面对的，估计就不止是荷兰人了。
当然，西班牙人能否进入那段历史，实际是不重要的。因为即使郑氏台湾的统治范围，不向北台湾扩张，清王朝在解决台湾问题后，也必定不会容忍台湾还存有一个外夷基地的。另外，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在经营台湾问题上，始终面临一个和荷兰人一样的问题，那就是人力不足。无论是象荷兰人那样，吸引中国人前来开拓，还是继续坚持从马尼拉输血，都不会改变台湾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大势。
@威武wave 2018-01-27 21:50:16
这是《谁在世界中心》地图编辑微博上透露的第二部动向。
当中一张图中，隐约看到第二部的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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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我上个月已经提交了，你看到的是目录的一部分吧。最终的标题以及内容，应该还会有所调整的
这是《谁在世界中心》地图编辑微博上透露的第二部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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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平埔族/高山族，中台湾，大肚国，八卦山，大明王朝1644】
在各方角逐的台湾岛上，这座岛屿上的原住民，似乎不应该被忽视。然而现实情况是，在殖民开拓中，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原住民，无论在人口数量、组织形式，还是生产力、技术方面都无法与文明程度更高的外来势力相抗衡。最终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往往就只剩下山地和茂密的森林。由此也导致了一些误解，那就是这种阶段的原住民，似乎就是天然更适应于山林。一如我们将台湾原住民统称为“高山族”，便是源自于这种认知。
在自然演化过程中，人类族群并不会天然只选择山地森林作为栖身之地的。平坦的平原或者台地，在经济上会更具吸引力。实际情况是，在外来势力介入之前，这种竞赛就已经在原住民内部产生了。最终选择在山地森林中生存的部族，更多可以被看成是这场土地竞争中的失败者。在台湾岛，“高山族”的概念，本质只是指向那些尚生活在山地中的部族；生活在低地上的原住民部族则被称之为“平埔族”。在日本开始经营台湾的20世纪初，这些来自北方的殖民者，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其中平埔族氏族为十个，高山族为九个。
高山族之名，几乎成为了整个台湾原住民群体，是因为随着外来势力的介入以及开拓，居住于低地的平埔族，不可避免的将与与外部力量发生交融，并学习对方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即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这些原住民中的先发者，可以获得比山地同胞更多的资源壮大自己；挑战则在于，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低地的原住民将不可避免被融合（或退入山林）。基于大陆移民在台湾开发中的主导地位，平埔族失去自己氏族特征的过程，一般就被视为被“汉化”了。
很显然，对外来者来说，平埔族会更容易和平共处。来自大陆的移民根据这一特点，一般会将之归类于“熟蕃”；生活在山地之中，更希望维持原始生活的（甚至猎头）原住民则被归类为“生蕃”。没有人能够真正统计出，从17世纪20年代，台湾岛正式进入移民开发阶段后，到底有多少生活在低地的平埔族原住民，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历史关注的，更多是那些曾经造成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和事件。正如要是没有1930年，发生于阿里山脉中的原住民反抗事件——雾社事件，也不会有2012年台湾上映的史诗剧作《赛德克.巴莱》。
“雾社事件”是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发生的100多起原住民反抗事件中，最为惨烈的一起，上千原住民及160余日本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尽管这一事件，后来对日本统治原住民的政策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雾社事件及类似事件（不限于日据时期）的发起者，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更多是一种自然反抗。在荷兰统治台湾时期，一度出现在台湾中部的“大肚”国，算是勉强彰显过原住民政治的存在。
在台湾的地缘政治版图上，除了南、北台湾以外，与东台湾板块一样存在感不太强的，还中“有台湾”板块。以方位来对应的话，大家很容易想到，这应该是以“台中市”为核心的一个区域划分。事实的确如此，如果单纯以浊水溪这条地理中线，来分割台湾西部平原地带的话，位于溪水之北的中台湾地区，在地缘上则算是附属于北台湾板块。在今日台湾的蓝绿选战中，浊水溪亦经常成为各方津津乐道的地缘分割线。在浊水溪之南，由早期移民形成的所谓“本省人”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在浊水溪之北，被认定为“外省人”身份者，比例则明显上升。
以核心平原来看，中台湾包括有台中盆地、彰化平原两个地理单元。台湾山脉以西平原地带南宽北窄的走势，使得中台中盆地、彰化平原北部的新竹、苗栗两县，存在大量依山靠海的丘陵地带（地理名称为“苗粟丘陵”）。在南台湾的大片平原地带为大陆移民所开拓的情况下，平埔族的生存空间，渐渐向北退向这些中台湾。这也为荷立足嘉南平原，向北扩张的荷兰人制造了障碍，其中最大的原住民势力，就是刚才说的大肚国。好在荷兰人的扩张是依靠的海路，只是在他们从西班牙人手中，拿下北台湾的沿海据点，并臣服其腹地的原住民部落后，依旧无法实际控制中台湾地区。
由中平埔族建立的“大肚国”，有时会被认定为一个“王国”。不过客观的看，它的组织形式更像是一个部落联盟。源出中央山脉，西经台中盆地、彰化平原注入台湾海峡的“大肚溪”（现名乌溪）下游地区，是归属于这个联盟的近20个村社的生息之地。与大肚溪相伴而生的，是一条由浊水溪起向西北方向延伸，跨越大肚溪与苗栗丘陵相接的小型山脉——八卦山脉。这条海拔仅有百米的小型山脉，亦是分割台中盆地与彰化平原的地理分割线。
可以这样说，大肚部落联盟之所以有机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正是依托了八卦山、大肚溪一带这种：依山、靠水、近海（增加了打通台湾南北通道的难度）的地理条件。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大肚联盟以允许荷兰人通过为条件，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即使在郑氏台湾时期，其政治独立地位亦未被动摇。清王朝收服台湾之后，经历过一系列的争斗，这个平埔族的政治代表，终于还是湮灭于历史之中。不过，这个枢纽点的地缘地位，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基于中台湾连接南、北台湾的重要位置，清王朝在台湾建省之后，曾一度以台中市为行政中心。八卦山、大肚溪一带易守难攻的地形，亦使之屡屡爆发战事，并一度被命名为“定军山”。比如在日本吞并台湾之初，由台湾本土力量组织义军反抗的“乙未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便是发生于八卦山一带。
客观上，平埔族和大肚国都只是在台湾的地缘政治史中，匆匆露了一面。在这里拿出来解读，一是为了管中窥豹式的，了解一下台湾原住民历史；二是让大家对台中和中台湾的地理结构、地缘位置有个更清晰的了解。真正能够在台湾地缘政治史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始终是有“国家”为之背书的岛外力量。公元1642年，击败西班牙王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全台湾岛的统治者。看起来，能够阻止荷兰人坐实台湾的，就只有来自海峡对岸的力量了。
然而此时统治中央之国的大明王朝，正陷入最为危急的时刻。在帝国的核心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所代表的农民军，正是各地攻城掠地，动摇帝国根本；在长城以北，皇太极领导的清王朝，取得了“松锦之战”的胜利。满洲人的这场决定性胜利，不仅将大明王朝的军事力量彻底逐出了山海关以北地区，更标志着清王朝，接下来的目标将是逐鹿中原。两年以后，在李自成的进逼下，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后山以身殉国，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终结。这一变故，不仅使得大明王朝的长城防线瞬间瓦解（吴三桂降清），更让满洲八旗在明朝终结的公元1644年，就得以入主北京。
304年后的1948年，中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又上演了相似的一幕。在锦州战役获胜的东北解放军，并同样只花了数月时间，便通过“平津战役”的胜利，帮助红色政权成为北京城的主人。只不过，这一次在关内承担瓦解任务的，不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民军，而是同属红色军队序列的其它野战军。
中央之国在17世纪中发生的这一幕，以及300年后的地缘政治轮回，似乎可以向我们揭示两个道理：一是中央之国的政治博弈、王朝更迭，自有其地缘政治上的规律可循。以“地理为经，历史为纬”的地缘研究法，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掌握这些规律；二是在荷兰人经营台湾，包括击败西班牙这个竞争对手时，混乱的中央之国应该是没有政治力量，会去关注这块化外之地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地缘也好、地缘政治也罢，影响其走向的地缘因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17世纪的情况来说，在大航海时代的助力以及日本的贸易需求下，中国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换句话说，即使大明王朝崩溃，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强大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也未必会坐视荷兰人对台湾的占领。
在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的做大过程中，大航海时代的助力尤为重要。研究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早在元朝时期就已经以“倭乱”的面目出现的。只不过，基于日本的地缘位置原因，这一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包括朝鲜半岛西海岸，以及中国北方沿海的黄海地区。及至16世纪，葡萄牙人“帮助”激活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后，环中国海的博弈局面，开始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由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欧洲市场所额外发生的巨额利润，相当部分都流入了中国东南民间资本手中。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以闽南为核心的中国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实力了发生质的飞跃。16世纪中期，在东海海域纵横的“假倭”， 取代在黄海海域为乱的“真倭”，便是这一变化对地缘政治的显著影响之一。其后，大明王朝在无力解决东南海患的情况下，招安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更是使得这一变化上升到，影响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版图的层面。
就“招安”这件事来说，通常的套路都如那本造反圣经《水浒》中所描述的那样，被招安者最终消融于他们的洗白过程中。这并不是说，被招安者只有死路一条，只是说中央之国的集权体系决定了，他们无法再作为一个能享有独立军事自主权的集团继续存在。在郑芝龙之前，明朝政府所招安成功的多股海上势力，都被分化瓦解了。不过，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给了这些民间海上武装另一个选择的机会，那就是与前者达成事实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简单点说就是一方面接受中央政府所授予的官职，并在政治上成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在军队招募、粮饷供给上完全自主。换句话说，被招安之前的私人武装及其所维持的海上贸易体系，在结构并无变化。在以“公司”模式开拓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欧洲人看来，上述模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是在集权体系下的中国，这样的合作通常只存在于乱世，并且被招安者往往会急于抛弃过往不容于正统价值观的生存模式，让自己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
明朝政府之所以最终选择和郑芝龙合作，包括实际允许其拥有私人属性的军队，在于经营海洋与陆地实有很大的不同。在海洋之上，经济收入并非如陆地上那般，由固定的田产计算出来，而是通过贸易通路的垄断来实现的。劫掠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并非是海上经营的常规手段。为过往商船提供武装保护，并收到一定比例的“保护费”，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保护甚至不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次航行上。在郑氏海上帝国做大之后，由郑氏发出的令旗成为了环中国海商船的护身符。一旦因受到其它势力攻击而遭遇损失后，护身符的发放者甚至会第一时间对船主给予经济补偿，以维护自己的信誉。
这种看似很黑社会的做法，本质与政府收取赋税，并承担维护秩序职责并无二致，所缺少的无非是一个官方认证罢了。中央之国在17世纪中期的政治乱局，以及海上贸易的繁荣，客观上都为东南民间海上武装提供了展示政治存在感的契机。公元1628年，一直在各方势力间游走，并已做大成环中国海最大民间武装的郑芝龙，正式接受明朝政府的招安，成为了帝国海上秩序的实际维持者。依靠这层官方认证，郑氏海上贸易帝国不仅得压倒其它同样背景的竞争者，还拥有了与荷兰人对角的资本。
上图：中台湾地理结构图
高清图址：www.gzlytj.com/Upload/admin/2018-1-296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