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象的较量——中国和印度地缘政治环境比较
温骏轩
最近中国和印度在锡金（印度）-亚东（中国）边境爆发冲突，许多朋友希望我能从地缘政治角度做些分析。其实自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两国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冲突可以说一直就没有断过，只不过不一定都见诸媒体罢了。然而这一次的冲突，倒的确有些不同。原因在于，中印两军对峙的那片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洞朗地区），印度本身并不是当事方。真正的争议双方，是中国和不丹两国。印度之所以自认为有资格出头，是因为不丹的外交、军事事务完全交由印度处理，经济上亦严重依赖印度，甚至因此没有和联合国五常建交。

附：中印对峙区域示意图



中国和印度是不丹仅有的两个邻国，并且是两个有很深矛盾的大国。可想而知，不丹的处境有多么的尴尬。从不丹的角度来说，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一方，而与另一方为敌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些年尽管没建交，中、不两国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甚至有解决边境争议和建交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情况，印度显然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这次与其说是印度为不丹强出头，倒不如说是逼迫不丹明确表态站队。
我在解读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新世界岛论”中，曾列出过五个可以参与全球竞争的一类地缘政治板块，包括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不包括俄罗斯部分），以及印度。苏联解体之前，美、俄这两个分别代表海洋、大陆势力的前超级大国，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冷战之后，除了中国逐渐成长为美国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之外，印度作为欧亚大陆的另一个边缘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也已是个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附：新世界岛论地缘结构示意图




说到中国和印度，可比的东西的确很多：都是文明古国，人口都有十几亿，都被列强入侵过，现在都在复兴阶段。。。。总之比下来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印度前景好，一种是认为中国后劲足。印度人认为他们前景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他的地理位置好，两面靠洋（跟美国多像啊！），而中国很难冲出第一岛链。不过从印度本身的位置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来说，却存在无法弥补的短板。这使得印度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注定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包括直接来自中国的压力。

附：中美印海上战略示意图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区大体在长城以南，东北方向的“东北平原”，北方的“蒙古高原”，西北的“西域”，西部的“青藏高原”，一直影响着中央王朝的稳定。中国强盛时，这些地方可以采用羁縻、朝贡的方式加以制约。一旦衰弱，居于其上的马上民族便有可能觊觎中原。当某个马上民族入主中原并融入华夏后，新的部落和威胁又开始在上述边缘地区滋生，如此周而复始。

附：中央王朝及周边各主要势力示意图



现在上述边缘地区大都纳入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除外），中国的国防线得以大幅度推进，中央集权力也得到极大加强。客观的说，如果从实际管控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内部地缘政治状况，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候。
从外部环境来看，历史上中国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即使在海洋成为全球博弈主战场之后，这一战略威胁也并没有被削弱。在游牧势力被工业革命的力量碾压殆尽后，俄国成为了中国在陆地方面最大的压力源。当然，工业技术也让人口占优的中国，有机会积蓄更多的力量并反制北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有鉴于此，外蒙古从中国、中亚五国从俄国（苏联）中分离出来，作为中俄两国之间的缓冲国，客观上为中、俄两国建立互信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建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背靠背”式的战略伙伴关系。
既然中国在内外地缘政治环境上，都比较乐观，甚至解决了北方压力问题，那么一直对飙中国的印度，情况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印度”更多是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真正统一的时间非常少。大英帝国在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史，反倒给了印度一个整合甚至扩张的机会。只不过在上世纪中叶，全球迎来民族独立潮之时，完全被动依赖前宗主国制定整合原则的印度（而不是像中国主动争取），并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边境线，推进到一个安全的程度。
不管印度当日到底有多大机会做到这点，将英国控制下的南亚地区，包括曾经划入“英属印度”范围的缅甸放在一起，拿来与中国内部诸板块（包括独立的外蒙古）进行一个对应比较，都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由此大家也能够看到，中国和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差异。

附：印度周边示意图




附：地缘环境变化假想图

1、巴基斯坦—西域。从地理结构上看，巴基斯坦的核心区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也是印度文明的起源之地。然而历史上，印度河流域一直处在印度次大陆，抵御外部压力的前线。一支支跨过开伯尔山口的中亚民族，最终使得印度河流域的居民，放弃了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本土宗教信仰，转而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一员。最终导致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巴基斯坦脱离印度成为了独立国家。

附：印巴分治前印度国土范围示意图




除去与中亚相接的地理位置以外，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巴基斯坦与印度渐行渐远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与南亚整体所呈现的湿热“热带季风气候”不同的是，印度河流域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属于的“热带沙漠气候”区。这一环境特点，使之更容易与同样身处干热气候区的中、西亚民族，在文化上找到共同点。
从位置上看，失去巴基斯坦并与之交恶，意味着印度失去了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张的可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半数居民呈现相同信仰（与巴基斯坦），并且在气候、位置上亦极为相似的西域地区，建立了受中央政权管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在上个世纪失去了新疆，那么中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帮助中国西进的平台，同样难以成型。
2、孟加拉国—西套平原。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孟加拉国所处的恒河三角洲地区，历来是印度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英属印度最初的突破点。70年前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孟加拉国因为信仰的关系，也被划入了巴基斯坦的范围（称之为“东巴”）。然而印度居于其间的格局，使得这一整合完全不具备持久性。1971年，在印度的军事支持下，孟加拉国终结了自己“东巴基斯坦”的身份，成为了独立国家。
由于与印度核心区地缘关系紧密，且远离其它伊斯兰国家，孟加拉国与印度的关系并没有像印、巴关系那么紧张。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上游地区，依托“西套平原”而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地缘类型上可以与之对应。很显然，就中国内部的情况而言，无论从民族还是与核心区的地缘关系来看，宁夏地区都较新疆地区更为稳定。当然，无论是宁夏还是新疆，现在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有问题也容易在内部调解掉。至于印度，即使是现实威胁没有那么大的孟加拉国，也同样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上为对手所利用。
3、山南地区—蒙古高原。中国的北方强邻是俄国，印度的北方强邻是中国。大国之间需要一条稳定的地理分割线，或者缓冲国来维持平衡。中国北方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是蒙古高原；印度则希望最起码能够将中国阻止于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之北。
就中国北方的情况而言，蒙古高原因中间的大漠戈壁分割，结构上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历史上，为保护长城以南核心区的安全，中原王朝一直试图控制漠南诸游牧部落。今天，漠南地区加上漠北的呼伦贝尔地区，形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同时大部分的漠北地区，并没有被新北方强邻俄国所吞并，而成为缓冲国的现实，足以让中国的北方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
与之相比，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南地区）的收获也差不多。在喜马拉雅山东、西两端，印度的控制线大体都推进到了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这其中就包括与中国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在中段，尽管大英帝国在19世纪将尼泊尔、锡金、不丹三个王国，纳为了自己的保护国，却没有将此三国变成“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也导致印度，在独立之时无法顺势得到整个山南地区。
不过印度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1975年通过策动公投的方式，将锡金王国变成了印度的锡金邦，从而在尼泊尔与不丹之间，打开了一个与中国相接的缺口，此次中、印爆发冲突的地点正位于此。除此之外，印度还在极力阻止尼、不两个缓冲国倒向中国。从战略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就像上世纪中苏交恶之后，身处苏联阵营的蒙古国，加重了中国的北方压力一样。
4、锡兰岛—台湾岛。与台湾岛情况类似的是，锡兰岛的绝大多数和人口和文化，源自于对应的大陆，亦是同样位于大陆东南角最重要的外岛，战略位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在大英帝国控制南亚期间，这颗南亚明珠在行政上并没有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而是成为了英国王室的直属领地。
与印度人主要信仰印度教不同的是，锡兰岛上的主体民族“僧伽罗人”信仰的是佛教。在印度独立前夜，印度曾试图将锡兰拉入印度联邦。不过坚持以宗教信仰作为分治标准的英国并没有同意。独立之后的锡兰在1972年将国名变更为了现在的斯里兰卡。失去这个机会之后，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印度再想吞并斯里兰卡的机会基本为零。
相比之下，中国这边海峡两岸虽未统一，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统一只是时间和技术问题。成功将台湾问题拉回到“内政”范畴的中国，在外岛控制上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5、缅甸—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东亚的一部分，而属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部分；缅甸也同样不属于南亚版块，而属于东南亚。在中国现在的版图中，青藏高原目前大体被分为两部分：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其中除了青海省会西宁所在的河湟谷地以外（这部分可追溯到西汉），青藏高原绝大部分地区接受中原王朝统治时间点，起始于清朝。可以说，是最晚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边缘板块。
缅甸与印度发生政治联系的时间则要更晚些。公元1886年，英国有征服缅甸之后，将后者变身“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完成了英属印度的最后一块拼图。然而在英国势力衰退之后，这种基于外部力量的强行整合并无法持续。1937年缅甸脱离印度，直接接受英国的统治，并在1948年获得独立。
从技术上看，如果中国失去了青藏高原，哪怕仅仅是南部的西藏，印度的北方压力都将不复存在。反观印度，如果得到了缅甸，则不仅能够在争夺东南亚影响力的问题上占得先机，更能从云南方向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此消彼涨，地缘力量的天平在这个点上，开始明显向中国方向倾斜。
6、印度东北地区—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气候原因，除了南部少量土地以外，中国东北地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大规模农业开发的禁区。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东北地区在文化上，长期无法融入华夏。清朝建立之后，更是从留后路的角度出发，将东北地区圈禁为政治保护区。
然而受益于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中国内地人口在18世纪时就开始出现爆炸式增长，人口压力加上清朝开始进入衰弱期，导致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上千万人口快速填充了这片土地（史称“闯关东”）。使得中国东北地区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从低人口密度的边缘板块，彻底升格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
在中国开始利用人口优势，融合东北地区之时，印度则刚刚在英国的帮助下，将印度东北地区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内（1838年）。在此之前，印度东北地区并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一个叫“阿萨姆”的独立王国。今天享誉世界的阿萨姆红茶便是出产于此。
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印度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南半岛民族迁居之地。阿萨姆王国的建立者“阿萨姆族”，便是源于来自中南半岛的泰民族的一支。由于印度东北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东北地区那样的农业瓶颈（导致有足够数量的土著人口），且双方种族迥异，使得印度开始想融合这片土地时，面临非常大的障碍。以至于今天的印度东北地区，成为了印度分离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地区。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孟加拉国的独立，印度东北地区与核心区之间，仅仅依靠一条狭长的“西里古里走廊”相连，而这条与锡金相连的走廊，又在中国（亚东）的威胁之下。可想而知，即使没有种族、文化融合问题，印度东北地区也会天然产生分离倾向。

附：西里古里走廊位置示意图




结语：通过上述对比，以及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定位分析，相信大家心目对这场龙-象竞争今后的走势已经有了答案。客观说，在从古老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印度则多少有点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两国当下的地缘政治结构环境上，更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合法拥核国家身份，是显示大国身份的两个重要指标，也是印度这些年的努力方向。中国则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已经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以联合国席位及拥核国身份这两个指标来说，中国也是唯一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跻身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国家。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本是没有机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如此好的身位的。这一切，包括今天中国领土的形成，都不是因为当年那些列强的施舍，而是100年来（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从未间断的抗争，及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反观印度，70年前的“非暴力不合作”及听从宗主国安排的做法，固然为其求得了一个独立地位，但当印度希望自己成为世界一极时，就会发现付出和回报其实是成正比的。即使今后能够通过合纵连横，解决两个大国身份认证的问题，但对于印度来说，将自己国境线推进到一个更完美的程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征服，及后来所引发的一系列军事冲突，迫使大批原本以海峡东段港口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开始回流至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地区。之所以用“回流”这个词，是因为在马六甲苏丹国崛起之前，亚齐地区的巴塞苏丹国，一直是穆斯林商人在南洋地区最重要的中转地。
不过巴塞苏丹国并从马六甲的衰弱中收获利好，抓住这次机遇的，是与之相距200公里“亚齐占族人”。 占族人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原因之一是与他们在越南中部的同族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在南海地区开展贸易的穆斯林商人来说，这显然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开展海上贸易；同时，占城王族的背景，是“亚齐占族人”能够脱颖而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穆斯林100多年前扶植“三佛齐”王室后裔，在马六甲建国的理由一样，“亚齐占城人”自带的政治遗产，不仅意味着能够迅速建立成熟的国家组织，更能从看不到政治希望的占城故地，持续吸引人口加入。
事实上在此之前，客居班达亚齐数十年的占族人，还不得不接受时称“南浡里国”土著王国统治。在郑和舰队的记载中，这是一个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但人口不过千余户的小国。接受文明水平更高，且更有商业头脑的占族人定居，是这个小国发展经济的一个机遇。最起码有机会，在与邻国巴塞苏丹国的竞争中增加筹码。
然而逐渐掌控当地经济，并抓住马六甲王国衰弱战略机遇的占族人，很快便有了足够的力量反客为主，将“南浡里国”变成自己的“亚齐苏丹国”。一如马六甲苏丹国在15世纪初的崛起一样，在成为穆斯林商人最重要的中转地之后，占族人所建立“亚齐苏丹国”，迅速崛起为了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强国，甚至吞并了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巴塞苏丹国。今天的印尼“亚齐特别行政区”，便是在当日亚齐苏丹国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仅仅控制苏门答腊岛北端，并不是亚齐苏丹国的最终目标。毕竟从位置上看，马六甲海峡东端，要比西端更有利于开展贸易。那些原本在马六甲苏丹国庇护下开展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之所以选择投奔亚齐，很大程度也是希望有一股新的力量，能够带他们重夺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尤其是在看到马六甲苏丹的后裔，开始放弃这一目标之后。
亚齐人自然也知道南洋伊斯兰世界，及穆斯林商人们对自己的期待。有鉴于此，这个国家自建立之日起，就带着“圣战”的气质。也可以说，这些完成占城人向亚齐人身份转变的“越南人”清楚，通过战争和更纯粹的信仰，不仅能够让他们在南洋“马来-伊斯兰”世界立足，更有机会取代马六甲王室成为地区领袖。
为此，亚齐人的军舰，一次又一次的袭扰葡萄牙商船，甚至几乎攻陷马六甲城。只是从客观环境来看，占城王族后裔要想代表伊斯兰世界，重新控制马六甲海峡，所面临的挑战可要比100年前的三佛齐王室后裔要大的多。与当年试图扼杀马六甲苏丹国的暹罗、满者伯夷相比，葡萄牙人在军事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商人们的选择，并不是马六甲苏丹国得已强大的唯一原因，郑和舰队的安全背书，才是其完成原始政治积累真正依靠。
如果亚齐苏丹国希望击败葡萄牙人，那么它也必须寻找一个强大的外援，才有可能做到。问题是在郑和身故之后，大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央之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在海外的政治扩张（尽管还会有商业往来），更没有可能为了亚齐人的圣战，而专门组织一支舰队。亚齐苏丹国所期待的强援，只有可能从伊斯兰世界选取。从地理位置上看，印度是另一个可供求助的方向，尤其在这片大陆上，穆斯林在政治及海洋贸易上已经取向了主导权。只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已经击溃了印度穆斯林商人所策动的一次次反击。在家门口都无法对付葡萄牙人，更别指望他们能够在马六甲有所作为了。
那么，纯粹从实力上来看，谁又能够成为亚齐的强援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东地中海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毫无疑问，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足以让它担当伊斯兰世界指路明灯职责。问题是，即使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取得了埃及和红海的控制权，其与马六甲海峡之间还隔着一个印度洋呢。那么土耳其人有没有可能远赴马六甲，支支持当地的圣战事业呢？答案出乎很多人意料，在亚齐苏丹向奥斯曼帝国请求了支援后，土耳其人做出了积极回应
16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在它的巅峰期，在“圣战”层面，不仅吞并原为东罗马帝国所掌控的巴尔干，更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庇护下，夺得了匈牙利的宗主权。然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开拓，却为帝国的繁荣带来了一丝隐忧。原本为穆斯林商人所控制的印度洋贸易，尤其是能够带来暴利的香料贸易，在葡萄牙人的冲击下，受到了巨大损害。为此，在葡萄牙人刚刚抵达印度之时，奥斯曼帝国曾经联合当时还未被其吞并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与印度西海岸的穆斯林政权/商人一起，阻击葡萄牙人。不过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海战等一系列海战的胜利，葡萄牙人还是在印度站稳了脚跟。
现在亚齐苏丹国的强势崛起，给了奥斯曼帝国再次将棋下到东方的可能性。虽然二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土耳其人还是派出了一支由15支船组成的舰队前往马六甲（公元1565-1567年）。这支舰队的任务并不止是直接马六甲战局，更多是通过带支技术工人，为亚齐提供欧洲先进的火炮、火药，乃至造船技术。使之在技术层级上，不至于被葡萄牙人拉开太远。
有了奥斯曼帝国的庇护与帮助，亚齐苏丹国迅速得以强大。针对马六甲的战事，一直持续到1575年。不过葡萄牙人还是抵御住了奥斯曼-亚齐联合舰队的攻击，保住了马六甲。这一波军事行动最大的收获，反而是攻陷了柔佛苏丹国，使一直视自己为马来诸苏丹国宗主的柔佛，被迫接受向亚齐妥协。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惊讶？一场以圣战为名的战争，最终却开始同室操戈。
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感到意外，要知道第乌海战时，威尼斯人可以为伊斯兰联军提供了很大的技术支持（帮助拆运船只至红海）。无他，盖因为葡萄牙人所开拓的新航线，极大了影响了威尼斯人作为中间商的利益。亚齐与柔佛等国交恶也是如此，对于柔佛等马来亚国家来说，即使亚齐真的能够赶走葡萄牙人，接下来做的也一定是建立一个以马六甲城为者的，横跨马六甲海峡的“亚齐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接受配色定位的柔佛、霹雳两国，以及那些本已独立的马来亚国家，反倒会失去独立地位，倒不如利用葡萄牙人的存在，在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
这事情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持，基于意识形态而作出的1+1等2的设定，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实现。由于未能得到马来亚诸国的真心支持，亚齐最终暂缓了赶走葡萄牙的目标，转而用将武力对准了原马六甲苏丹国治下的其它地区。17世纪上半叶，彭亨、吉打、霹雳等苏丹国，相继被纳入了亚齐苏丹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还会看到，葡萄牙人与柔佛、北大年等马来苏丹国组成联军，一起与亚齐作战。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马六甲海峡三足鼎力的格局已然形成。无论是强势崛起的伊斯兰新势力——亚齐，还是旧势力的代言人柔佛，抑或是强势介入的葡萄牙人，都无法独占马六甲海峡和香料贸易的利益。这一僵局，直到荷兰人开始向东印度群岛扩张，才宣告打破。至于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2017/8/11
【关键词：布吉人，荷属马六甲，霹雳苏丹国，雪兰莪，锡矿，新柔佛王朝】
在阶级史观中，将“荷兰共和国”推向地缘政治舞台的那场革命，被称之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同时也被定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抛开阶级分析法不说，将这一历史事件定义为资本和商人阶层的胜利，是没有问题的。
荷兰人这一更纯粹、更“现代化”的属性，不仅体现在开创以“有限公司”形式主导海外殖民事业的模式（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貌似时间稍早一点），亦体现在香料贸易的争夺上。前面我们在提前介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情况时，就曾经解读过，将殖民中心放在爪哇岛（雅加达）的荷兰人，更注重从商品的源头处控制整个贸易。为此，他们不惜在香料群岛进行屠杀以及毁树行为。如果说前一项做法，是比较通行的逼迫土著居民就范的做法（使之不与其它商业集团合作），那么后一种将自己控制区以外的货源断绝的做法，真可以说的上是一种“商业创新”了。
荷兰人是在17世纪初，开始进入南洋并在爪哇岛建立殖民中心的。此后势力增长迅速的荷兰人，又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城（公元1641年）。不过正如之前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荷兰人并没有特别重视马六甲的经营。更注重从源头控制货源的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这个枢纽之地，拥有一个港口罢了。同时葡萄牙人之前的教训，也使得荷兰人明白想要彻底控制马六甲海峡，会遇到多么大的反弹。相比之下，蚕食爪哇岛上那些没那么多海外利益和关系的苏丹国，反而要容易些。
“葡属马六甲”变身为“荷属马六甲”，意味着葡萄牙退出南洋地缘政治舞台的中心。在荷兰人的步步紧逼下，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所能保留的唯一据点，就此只剩下最东端的半个帝汶岛了（东帝汶）。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南洋的开拓迎来的荷兰时代。不过没有变化的是，代表马六甲苏丹国政治遗产的“柔佛苏丹国”，以及更倾向于以圣战形式立威的“亚齐苏丹国”，仍然是马六甲海峡最为重要的两大力量。
事实上，在夺取马六甲城这件事上，荷兰人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才能。简单点说，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在柔佛军队的帮助下，攻下马六甲城的。而柔佛苏丹得到的，则是在荷兰人的支持下，继续充当马来亚诸苏丹国的盟主。唯一公开对此表示不满的，是同样具有马六甲苏丹血统的“霹雳苏丹国”。只不过在两个地区竞争者，一个从伊斯兰世界的最强者“奥斯曼帝国”借力（亚齐苏丹国），一个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代言人的“荷兰”合作的情况下，霹雳苏丹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结盟对象。
如果南海之北的中央之国，此时还有郑和时代的雄心，无疑将成为马六甲诸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悲剧的是，几乎与荷兰人夺取马六甲、重塑南洋地缘政治格局同时，曾经创造过远洋奇迹的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灭亡（公元1644年）。此后统治中央之国的清王朝，对海洋的唯一兴趣，是如何让海峡对岸的郑氏台湾臣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上得天下的满洲人，不仅没有进一步把视野扩张向“蓝海”（切断郑氏的海外的贸易链），反而是保守的选择了海禁。
不管清王朝当时的做法，是否更有利于结束海峡对峙的状态，中央之国没有在王朝更迭的强盛期，如元、明两代那样尝试强势介入南洋地缘政治，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战略上看，这意味着自认已经解除北方威胁的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海的那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更多是不屑）。直到200年后，大英帝国的炮艇驶入珠江口之后，古老的中国才真正明白，原来威胁并不仅仅来自长城以北。
当然，不重视海洋的锅完全让清王朝来背，也是有失偏颇的。根本上看，这还是华夏文明深处的大陆属性所造成的。这一属性在重压之下，并非没有可能改变，毕竟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央之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大陆国家。之前的重陆轻海，是因为一家独大于东方的地缘环境造成的。只是船大难调头，这一调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能够看到调整好的结果了。
回到马六甲海峡的博弈问题上来。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尽管在赶走葡萄牙人这个问题上，荷兰人与柔佛苏丹选择了互利合作，却并不代表荷兰人不需要从别的角度入手，加强自己在马六甲及至整个南洋的实力。对于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荷兰人来说，它始终面临一个和葡萄牙人一样的困境，那就是人口问题。葡萄牙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倾向于让男性葡萄牙人与土著婚配，然后诞生出一个身份认定为葡萄牙人，但又与本殖民地有亲缘关系“土生葡人”阶层。
葡萄牙人在种族问题上的宽容性，与伊比利亚半岛长期以来处在欧、非大陆博弈焦点的位置分不开。从迦太基时代至穆斯林统治时代，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经历上了上千年的混血史。而就欧洲整体情况而言，这一做法并不常见，尤其对于日耳曼血统的国家来说。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始作甬者便是以荷兰后裔为主的南非“布尔人”（现称阿非利卡人）。当然，所有的认知都是可能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普遍“民主”的今天，人口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南非白人，开始有接受混血阿非利卡人（棕色阿非利卡人）群体的趋势。问题是长期受其歧视，甚至被称为“杂种”的后者，未必愿意领这个情。
对于处在东印度群岛开拓期的荷兰商人来说，同当时那些定居南非的荷兰农民一样，还没有用“混血”来解决人口问题的想法。单纯就建立统治，或者维护利益的需要来说（而不要有“再造荷兰”的想法）。人口短板很大程度是体现在军事力量上。也就是说，荷兰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提供足够维持殖民统治的武器和物资，但还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来提升自己的武力值。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利用印度复杂民族结构而挑选出来，按英军模式训练、组织起来的印度军队（由英国军官团统领），是大英帝国维护南亚统治，乃至向外扩张的重要助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会发现，在当年“八国联军”的合影中，还有一个包裹头巾的第9方代表存在。

身为商人的荷兰人，更倾向于用“雇佣军”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一如当年纵横地中海的商业国家迦太基、威尼斯那样。被荷兰人选中雇佣对象，是一支来自于南苏拉威西地区的马来人部族——布吉人（又译武吉斯人、布吉斯人）。在地理分割严重、部族林立的苏拉威西岛，布吉人算是比较大的族群（目前的人口约为350万人）。不过鉴于苏拉威西岛的地形和地理条件，布吉人在岛上建立一个强大政权的机会并不大。即使在南苏拉威西地区，布吉人也还面临位置更好的“望加锡人”的竞争。后者控制了岛屿最南端的“望加锡港”，并因为处在马六甲海峡、大巽他群岛与香料群岛航线的中端（且与南北向的望加锡海峡相交）而获益匪浅。最先在苏拉威西岛上建立了“苏丹国”的，便是望加锡人。
貌似有航路之利，但身位又不是最好的布吉人，选择了另一份有前途的传统职业——海盗。在南洋诸民族中，布吉人以善于海上冒险及 “经商”而著称。只不过布吉人的“海商”之路，武力成份要显著的多。立足于爪哇岛的荷兰人，在向望加锡地区扩张势力时认识到布吉人的潜力。后来双方还通力合作控制了望加锡港这个重要的贸易中枢（公元1667年）。
布吉人的海商/盗事业，与荷兰人的贸易版图都不会局限于望加锡。在控制马六甲之后，作为第三方合作者，布吉人也被荷兰人引入了马来亚地区，以为自身的安全增加筹码。荷兰人为这些强悍受雇者所选定的区域，位于今马亚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是因为一种重要矿藏——锡矿。
采矿业的兴起曾经是华人流入南洋，特别是西加里曼丹地区的重要原因。在马来亚的一些地区，如吉打州也有金矿，不过真正让马来亚从资源的角度，吸引殖民者及华工目光的还是锡矿。吉隆坡是南洋地区最早发现锡矿的区域，早在荷兰人还未进入南洋的16世纪末，就有西方考察者在吉隆坡一带的河流中，发现了富含锡矿的泥沙。
“锡”对于很多中国老人来说，往往意味着两种制品：一用锡制作的器皿。如酒壶、烛台等；二是祭祀先人用的“锡箔”。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还会知道青铜是一种合金，在冶炼过程中加入了少量的锡（或铅）。其实在西方包括阿拉伯世界，锡也被大量用来制造家用器皿和宗教用品。这使得锡算得上是一种普及性比较高的金属了。不过荷兰人对东方航线的开拓，还为锡找到了另一个用途。
众所周知，在中国出口西方的商品当中，能够与丝绸、瓷器齐名的就是茶叶了。不过相比前两样商品，欧洲人熟悉茶叶的历史要晚得多，而最初将茶叶大量运往欧洲，开启欧洲茶叶消费市场的，就是16世纪初打通东方贸易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兴起，间接的刺激了锡的需求。为了防潮，木制茶叶箱的外层会覆盖一层俗称“铅皮”的铅锡合金；箱内也会用锡箔包裹茶叶（跟香烟用锡箔包裹是一个道理）。
及至今天，马来亚及整个南洋群岛地区，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产锡区之一，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马来西亚都是世界最大的产锡国。马来亚地区的每一个州都有锡矿，其中最重要的产锡地又是西部霹雳州-雪兰莪义一带（吉隆坡位于雪兰莪州内）。两州东临的“吉保山脉”，则是锡矿资源的输出地。在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期间，马六甲城客观上成为了两个马六甲苏丹国继承者：柔佛苏丹国和霹雳苏丹国的分割点。也就是说，在马来亚地区最早靠“锡”致富的，是在政治争霸中不太得志的霹雳苏丹国。
尽管柔佛苏丹国拥有更好的航路优势，以及地缘政治遗产，并使得葡萄牙人、荷兰人，都更愿意将之视为马来亚诸苏丹国的领袖，但霹雳苏丹国境内的发现的锡矿资源，无疑为后者增添了独立自主的筹码。控制资源以形成垄断，是荷兰贸易帝国兴盛的秘诀。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增强对马来亚锡矿资源的影响力，雇佣军身份布吉人，被荷兰人有意识的安置在了马六甲城与霹雳州之间的雪兰莪地区。很显然，霹雳苏丹不会满意荷兰人的这种做法。不过面对兼具海盗和雇佣军身份的布吉人，身份“高贵”的霹雳人并没有更好的办法。1740年，在雪兰莪地区经营近一个世纪后，羽翼渐丰的布吉人，终于完成了政治上的进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雪兰莪苏丹国”。
布吉人在马来亚取得的成功还不止于雪兰莪。17世纪的最后一年，马六甲王室在柔佛苏丹国的统治，为其首相家族所取代（一如先秦之“田氏代齐”一般）。这种常见的宫庭权力更替，并没有让柔佛苏丹国灭亡或者走向分裂。只不过从血统上来说，霹雳苏丹国终于成为了马六甲王室唯一的合法继承者。对于今天以“马六甲苏丹国”为国家源头，并希望在南洋伊斯兰世界的更有心理优势的马来西亚来说（比之印尼），能够有这样一支纯正马六甲王室血统的存在，还是很有意义的。
尽管“柔佛第二王朝”的统治家族，曾长期与旧主家族通婚，并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有资格继承柔佛，乃至马六甲王室的地缘政治遗产，但在霹雳州还有马六甲王室直系继承者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招致的普遍质疑，并给了觊觎柔佛地理位置的其它国家以入侵口实。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悍的布吉人雇佣军团再次被寄予厚望，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掌握了柔佛的军、政大权。19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的认可下，武吉斯人终于登堂入室建立了“柔佛第三王朝”。鉴于自己的出身远不及前两个王朝，这个延续至今的新柔佛王朝，更愿意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曾经与之联姻的某个阿拉伯贵族那里。
其实一般情况下，王室之间的这些恩怨，并不是地缘解读的主方向。在这里解读布吉人之于马来亚的历史，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旧苏丹国的继承者，至今仍是所在州的世袭元首，并对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发挥决定性影响。如果中国想在南洋乃至更远的蓝海有所作为，多了解一点相关背景总是没有坏处的；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再次体会下，种族乃至宗教上的共同点，从来不是左右地缘政治关系的主因。在政治家眼中，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绍定入洛 2017-08-12 10:28:44
看鄙视兄的冰与火之歌解读，我也很喜欢冰与火之歌，看得我好失望，那个是文化解读不是地缘解读！！！地缘解读应该是河间地，是维斯特洛的中原，属于四战之地，类似战国时期的魏国，艾林谷，山谷围绕，四塞之地类似战国的秦国，凯岩城为啥那么有钱，兰尼斯特有债必偿，多恩为啥这么凶悍，多恩壮士密如沙，唯此一人甲天下。您是我的地缘启蒙老师，看到您的文章越来越空洞，很失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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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写冰火有两个原因吧：一是自己也喜欢看，之前有很多读者也希望解读下，它的真实背景；二是出版方觉得这是个话题，希望能写下配合宣传。纯粹为了宣传的事，我是不愿意去做的，能合自己兴趣的事，去写下倒也无妨。最初稿件，的确是偏重地理、地缘政治，包括分析现实世界影射的板块。不过毕竟不是所有喜欢冰火的读者，都有特别专业的需求的。出版方把初稿做过市场调查后，发生普通读者还是更希望从人物入手。于是便有了现在的写法。
最后我还是想说一点，其实一直在说“地缘”不是地理，也不只是政治、军事。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从地缘角度切入，寻到新鲜的理解的。比如从发色角度切入，探寻龙家的背景，以及日耳曼人的种族特征，本身也是一种地缘解读。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感兴趣的点，我还是希望大家只是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看的就是。就冰火这件事来说，解读一个虚幻世界的地缘军事逻辑，远没有将它对应的现实细节剥离来得有趣吧。

@落实精确扶贫 2017-08-07 02:28:01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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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更新丢了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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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鄙视抢沙发的 时间:2017-08-06 16:57

2017/8/5
【关键词：马六甲，廖内，柔佛苏丹国，占族人，亚齐苏丹国，土耳其人的远征】
在通过荷兰人与加里曼丹华人采矿公司之间的恩怨，了解了婆罗洲的前世今生后， “马来亚”地区（东马）将是下一个需要详解板块。很快大家会发现，在大英帝国开始染指马来亚之后，这一地区很快成为了下南洋华人的主要目的地。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大航海的历史中，还是当今的地缘政治舞台上，马来亚地区都是一个各方关注的枢纽点。
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回到大航海时代的原点，回看下最早代表西方打通马六甲航线的葡萄牙人是怎么做的。在取得“第乌海战”（1509年）胜利后，已经能够在印度立足的葡萄牙人，立即向控制海峡的“马六甲苏丹国”派遣了使者，以期尽快打开通往香料群岛的航路。
有记录表明，当时的马六甲苏丹不仅拒绝了葡萄牙使者要求开放港口“请求”，还率焚烧了葡萄牙人的船只。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两年后由17艘船只组成的葡萄牙舰队，抵达马六甲海域。事实上，马六甲苏丹是否应该强硬的将葡萄牙人拒之门外，并不重要，斯瓦希里海岸与马拉巴海岸发生的一切，足以使马六甲苏丹打消幻想，以及让葡萄牙人迷信自己的火炮，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多。
一如之前在印度洋上的多场海战一样，葡萄牙舰队在前后两场海上决战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损失了几乎所有军舰之后，马六甲的穆斯林统治者，放弃了家族经营已逾百年的马六甲城，退守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柔佛地区（今马来西亚柔佛州），并将都城迁至扼守新加坡海峡入口“宾丹岛”（廖内群岛主岛之一）。这一事件造成的另一个地缘影响是，尽管今天的马来世界被主要分割为印尼、马来西亚两大板块。印尼人也一直试图在强调，他们在民族与语言上与马来西亚有区别（包括将自己的语言命名为“印尼语”），但各方（包括文莱）都认为，廖内语是包括印尼语在内的，广义“马来语”的发源地。当然，如果不是今天廖内群岛被划归了印尼，印尼方面愿不愿意做这样的认定，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马六甲苏丹国异地复国之举并不能让他们满意，尤其马六甲人还一直希望能够夺回自己的祖地。后者虽然没有力量与之正面对抗，但却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上袭扰葡萄牙人。问题在于，葡萄牙人并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控制整个马来亚地区。反观被迫移驻廖内群岛的马六甲苏丹国，在经历过十几年的对抗后，也意识到自己并无力量赶走这些异教徒。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在公元1528年达成了协议，互相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并不再主动发起攻击。
事实上，马来亚地区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值得葡萄牙人去开拓，攻占马六甲只是开拓通往香料群岛的航路。如果能够拥有这个当时马六甲海峡最好的港口，且不再为保障马六甲海峡航路的安全付出额外的代价，对于志在东方的葡萄牙人来说，与马六甲苏丹国议和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不过对于准备接受现实的马六甲苏丹国来说，葡萄牙人的插入确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一方面海峡两岸那些原本臣服于马六甲苏丹国的地区，开始重获独立；另一方面从今马来西亚霹雳州，到柔佛州等靠近马六甲海峡东段的部分（及其附属岛屿），虽然一直是马六甲苏丹国重点经营的直属区，但由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切入，这一尚且认同马六甲王室统治的区域，也顺势分裂为了两部分：“柔佛苏丹国”和“霹雳苏丹国”（由两个末代苏丹的王子分别建立）。
简单点说，在葡萄牙人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入侵马六甲之后，原本借力伊斯兰教东进，及华夏文明史无前例的海洋开拓之举（郑和下西洋）而兴盛一时的“马六甲苏丹国”宣告解体。在这场文明竞逐的舞台上，西方人开始在南洋乃至全球取得主导地位。然而这并不代表，伊斯兰势力就会这么快的放弃南洋这个必争之地。在马六甲王室无力代表马来伊斯兰世界，展开对异教徒的反击后，在原本最早接受伊斯兰文化（南洋范围内）的亚齐地区，一个新的苏丹国开始代之扛起了圣战大旗。
这个新苏丹国并非是之前曾经与马六甲王室联姻的“巴塞苏丹国”，而是由一次来自“越南”的马来人所建立的。乍一看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不过看过之前的内容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这些“越南马来人”就是占城人。从民族分类的角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占族人。
在马六甲苏丹国引领“马来族群”进入一个新时代的15世纪，人种和语言上同属马来民族的占城人，在越南中部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公元1470年，时称“安南”的越南攻陷了占城的都城，并兼并了占城的大量领土。此后的占城虽然还保有南部一小块领土不至于灭祀，但已彻底沦为了越南的藩属国，并在17世纪末完全并入越南。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占族人，开始向逃亡海外，这其中就包括一支由占城王族率领，迁往亚齐地区的占族人。
占族人聚居的区域位于苏门答肛岛的最北端，东距巴塞苏丹国约200公里。这个后来改名叫“班达亚齐”的港口城市，今天也是印度尼亚亚“亚齐特别行政区”首府所在地的。民族、信仰，以及长期以来参与海上贸易的经历，是占族人将亚齐地区定为迁徙目的地之一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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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天涯还是这样周期性的。。。

一如所谓的“马来人”内部，存在多样性现象一样，在马来亚这个文明交汇之地，华人群体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19世纪以前，最远可以上溯到明朝的小规模华人移民，由于不具备种群优势，大多都一定程度开启了土著化进程。这一进程显现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迎娶了当地的马来女子，使得血统上呈现了一定的混血性；二是在语言上同样呈现出混合性，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纯正的华语（主体为福建方言），而是混杂了很多马来语甚至泰语的成分。由于这些马来 “土生华人”的社群中的男性，又被称之为“峇峇”（女性则被称之为“娘惹”），因此这一语言又被称之为“峇峇语”。整个土生华人社群则被统称为“峇峇娘惹”。
尽管无论在血统还是文化上，都出现了一定混合性，但峇峇娘惹无疑还是华人的一份子。在这个土生华人社群形成之后，一般并不会选择再与马来族通婚，而是会从相同背景的家族，或者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中选择婚姻对象，以避免被马来人同化。这也使得整个峇峇娘惹群体，在文化上仍具有鲜明的中华特征。
在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英国主导马六甲政局之后，土生华人社群在文化上又出现了新变化。这些兼具华人优秀品质，又与当地马来社群沟通无碍的“峇峇”，成为了英国经营海峡殖民地的得力助手。而接受这一定位的土生华人，除了在自己的语言技能上，再增加一项“英语”之外，很多也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开始在生活方式上模仿西方。
与土生华人群体相对应的，是“新华人移民”群体。19世纪初，在英国开始渗入马六甲海峡，并率先占得槟榔屿之后，便已开始主动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招募华工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英国对华贸易额的的剧增，马来华人的数量出现了质的飞跃。对于这些为了生计而“下南洋”的新华人移民来说，并不愿意视那些完成本土华进程，并成为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统治助手的“土生华人”群体为同类。“海峡华人”，是那些坚守故乡传统的华人移民，对这些出现西化倾向华人群体的称呼。
由于最先成为英国统治助手的，主要是“峇峇娘惹”群体，这也造成“峇峆娘惹”与“海峡华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然而即使是19世纪后期移民马来亚的“新”华人群体，也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三代成峇”。新华人移民对自己的第二代，还能够灌输故乡的记忆，但到了第三代，其本土化认同往往就要压倒自己的中国认同了。类似的情况，同样出出现在政治分割的台湾岛。以至于绿营的台独主义者们，认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时间为之创造了“天然独”群体。
总得来说，“海峡华人”并不能等同于“峇峇娘惹”群体。如果说后者所吸收的，主要是马来文化的话，那么前者所表现出的则是西化或者说英国化了。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为例，李光耀的曾祖父，广东大浦客家人“李沐文”是李氏家族移民新加坡的第一代（公元1862年）。从时间上来看，李氏家族无疑属于“新华人移民”群体而非峇峇娘惹群体。然而作为移民家族的第四代，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2岁便前往英国留学。以至于后来被英国人评价为“苏伊式运河以东最纯正的英国人”。
有趣的是，李氏家族的祖籍也是兰芳公司成员的来源地。如果不是以兰芳为代表的华人采矿公司，在西加里曼丹势衰的话，李沐文下南洋的目的地，应该很有可能是西加里曼丹了。不过兰芳公司这段历史，对李光耀亦有很大影响。最起码在日后建立新加坡的过程中，李光耀在处理与马来人来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吸取了兰芳公司的教训，并使得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具备了独特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尽管很多中国人，对于李光耀的亲西方倾向，以及其甚至更希望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联邦的想法颇有微词，但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说，他只是选择了一条最适合在夹缝中求生的道路吧。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移民南洋的华人，都务实的接受西方化的“海峡华人”定位。事实上，无论是李光耀及其所代表的“海峡华人”，还是被很多坚守纯粹华人文化的南洋华人所轻视的“峇峇娘惹”，都只是华人在适应环境时，所做出的一种选择罢了。是否选择吸收土著或者强势文化，并不会改变他们“华族”认同（不是政治上的中国认同）的本质。这是因为，一个身处异地的族群，如果不想被融合并失去自己原本优势的话，坚守自己的文化核心，与周边民族划清界限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从技术角度看，移民群体自身的文化越强大，能做到的机率就越高。就这点来说，有5000年文明史做依靠的华人，以及用“犹太教”来武装自己的犹太人，都算是成功者了。
需要说明的事，并不是所有峇峆娘惹都能被归类于“海峡华人”，同样也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是“海峡华人”。在这个概念形成之初，真正能够接受英式教育，并成为英国统治“海峡殖民地”的助手阶层的毕竟是少数。只不过新加坡在立国之后，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海峡华人”群体，的确从国家和文化角度一直在强化“海峡华人”的属性。以至于英语教育主导新加坡华人群体，与坚守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然而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的选择，说到底只是个务实的选择。基于维持自身种群特征的需要，即使在一定历史阶段淡化了华文教育，也无改自己“华族”的定位。因此尽管新加坡在立国之后，显现出了很强的英国化特征，甚至在地缘政治上倾向于依靠西方力量，来维持地区平衡，但在中国强大之后，海峡华人文化中务实因子，也同样会促使其开始强调自己的“华人”属性。

@格兰蒂亚 2017-08-21 17:16:00
@鄙视抢沙发的 ：本土豪赏1个 赞 （100赏金）聊表敬意，点赞是风气，越赞越大气【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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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认可这个角度，就是对我最大的褒赏了，这种打赏就不要了，我也不会提现的

@amoy737 2017-08-19 12:17:25
追了一周，只看楼主，也才看到28页，实在忍不住翻了最后一页，8年了，没想到楼主还在更！内牛满面！书我倒是买了，看了一点，还是看帖子更丰富。
膜拜先生！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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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全看，很累的

@威武wave 2017-08-17 23:41:27
有个提议：
看惯了楼主风格的地图，咋一看新书中的插图，一下适应不了。不过细细品味之后，倒不失为另一种风味。
鉴于大家都喜欢收集楼主的高清图，于是突发奇想，能否请该书地图编辑程远（“我就是个画地图的”）将书中的60多幅地图的原稿打包，供鄙粉下载？
另，微信号中的“地图会说话”，也有不少精美的地图，可惜微信下载太小，可否一并打包？
大家意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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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编辑的图是专业范，用的是测绘局认可的数据。这些插图能一次过审，也算是国家有关部门的一次认可吧。现在地图审查越来越紧，绝大多数出版社对于地图，是能不碰就不碰，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制图才合乎规范。我之所以在中国国家地理还没有联系我之前，就认定这是最合适的平台，也是基于对他们的专业背景判断。事实证明，这个等待是对的，也算是一次小小的战略分析实践吧。地图能否打包供大家下载使用，我会去沟通下。毕竟已经翻做过，版权不在我这了。

@whowto 2017-08-15 21:05:00
楼主大才，我几乎从2009年楼主一开贴就开始追楼主的帖子，之后还复习过几次。
楼主近期从水底潜出水面，又是出书（应该是终于出书，好希望楼主能够以后出一系列的书，我等能够收藏），又是上各大媒体，光芒外露。
我想请问下楼主，这种情况是否和现在的形式有关。现在好像离韬光养晦渐离渐远，大国强国意识愈来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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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说，的确有关吧。“地缘”在中国的学院派研究里，一直是有些禁忌的。主要是这个词惯常的理解是跟“地缘政治”等同视之，而地缘政治又一直被国内视为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工具，处于被批判的定位。因此即使是最有资格开展这项研究的地理学家们，实际也没有办法开展这项研究。
我不属于体制内，亦不属于地理、历史、国际政治等学科的科班出身，客观上来说，倒是少了些束缚。另外自己一直不认为，自己重新定义的“地缘”是“地缘政治”，或者说把研究的方向，只局限在当代国际关系的解读上（虽然这样做能吸引流量）。至于现在国家的实力愈发走强，开始走出去时，大势上“地缘政治”学说有用武之地这事，当初写这些文字时也是想到的（做战略分析，看不到这点倒是失败）。只是说风口真的来了，自己也借着出书挣了些虚名，反倒未必是件好事。
此对我个人伙说，不忘初心最是重要，这个初心无外乎三点：一是自己是在做一个心得分享，或者说是对“地缘”概念的推广。因此不管有没有出书，在网络分享新内容仍然是第一重要的；二是既然实质是在以地理为经、历史为纬，做些“人与环境”关系方向战略分析，那么即使再多的邀约，那些快餐式、煽动式的时评依然是不会出写的。精力还是要放在那些生命力更长久（最起码我儿子长大后看到时，仍然不会过时），并最终能够形成一个体系文字上；三是不要因为追逐名、利，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我对现在的生活节奏很满足，这个节奏也有利于思考。人生短短几十年，能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专心做好一件事，足矣。

@烧豆腐2008 2017-08-15 12:21:51
在凤凰网上看到楼主的文章了，哈哈
文| 温骏轩 瞭望智库特约国际观察员
原标题为《诸神的战场——地缘视角下的“印巴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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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注意到原标题我很开心，原标题是我特别让瞭望智库留在文中的。现在各大网络平台，为了引流做标题党也是没办法的事。只是于我来说，最不喜欢的就是“标题党”。这样做也算是鱼和熊掌兼得了吧。

2017/8/27
【关键词：君主立宪，马来联邦，马来属邦，马来亚联合邦】
荷兰人更加纯粹的商人属性，使之在17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有些“唯利是图”的属性，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今天大家会看到，一些前殖民地居民会怀念大英帝国曾经的统治，包括精英阶层以受封英国“爵士”为荣，但在荷兰人殖民最成功的南非、印尼，却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对殖民者的认同，好似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将之称为“被殖民综合征”并不为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技术角度，分析下大英帝国为什么能够更加成功。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管理工作的话，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在“分权”与“集权”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打造了一套适合自身特色的平衡体系。这种平衡反映在政商关系上，就是即可以通过高度授权的“东印度公司”进行扩张，同时也没有被商业阶层所绑架。
从结构上来说，经济无疑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则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以期维持社会的运行。任何为单一力量所主导的政治体系，本身都面临着瓶颈。荷兰这种纯粹由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商业共和国”，与威尼斯这类“中世纪商业共和国”，乃至“迦太基”这种“古典商业共和国”的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办法被更多的人，尤其是被统治者产生国家归属感。一旦觉得不能从联邦中受益，组成“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那些省，甚至会毫不犹豫的脱离这个体系。
与荷兰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组织模式相左的另一个极端，是常见的“军政府”模式。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和混乱时，最为强调意识统一和权力集中的军人阶层，往往会被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是说无论当时的客观效果是好是坏，带有明显军事主导色彩的政治模式，都将对社会多样性及决策的战略性造成致命影响，并最终造成体系的崩溃。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便是典型案例。
以大英帝国的情况来说，并没有出现过商业力量和军事力量，主导帝国走向的情况。这一文一武两股力量，更多是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下相辅相成。在这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以至被当时的荷兰、法国资产阶级所摒弃的传统权力核心——王权。17世纪末，英国率先爆发了带有新兴商业力量（资产阶级）崛起性质的革命——“光荣革命”。不过与后世很多类似性质革命不同的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而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改革——君主立宪。
所谓“君主立宪”制，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统而不治”，在保留君主作为国家统一标志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英国的这一创新，不仅让它在权力分配上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为后来各君主国所仿效），更在体系里保留了旧制度中的有用部分。在大英帝国成为过去式后，邦联性质的“英联邦”成为了英国与诸前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平台。至今仍有16个国家（包括英国），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名义元首。不得不说，君主的存在为这个“共主邦联”性质的组织找到了一个聚结点。
相比之下，法国为前殖民地所打造的政治圈子“法兰西共同体”就要失败得多了。这当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法国没有办法推出一个，让前殖民地共同认同的聚结点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追溯历史的话，大家会发现，将中国推上“中央之国”定位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类似英联邦的“共主邦联”模式。只是基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在运行模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日本则是又一个采纳“君主立宪”制而完成转型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基于日本与英国类似的地理位置，以及天皇长期以来本已成为“虚位君主”背景，英国一直是日本在崛起之时所效法的直接对象。作为欧、亚两洲最成功的殖民帝国，让“君主”和其所代表的阶层，以新形式继续发挥作用的做法，最起码使得两国在这个危险的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内部消耗。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是否选择一个“君主”作为名义元首，要看君主的存在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内部矛盾。历史上最为失败的案例，当属曾经认为只有恢复君主制，才能避免中央之国分裂的袁世凯了。对于积重难返，并且在认知当中一直视“君权”为“集权”代名词的华夏文明来说，一场推倒重建的革命看起来会更有号召力。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荷兰，荷兰在17世纪的崛起，可以说是“商业共和”力量或者说资产阶层的胜利。不过在19世纪初，荷兰模式走向没落后，荷兰人又重新请回了国王，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荷兰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王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在佛朗哥结束军人 统治时代后，西班牙人重新迎回了自己的国王（1975年）。至于说有是否能够找到适合的人选，这在欧洲倒完全不是问题。即使是变革最为彻底的法、德、俄等国，如果有一天需要国王的话，也一定能够找到血统和法理上合规的人选。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时，都需要更多考虑自身的客观环境，并基于环境作出最合理的战略设计，在海外扩张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今天作为曾经的一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已经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美国自二战以后，不遗余力的以自身制度为模板，对外推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一个“地缘量变期“（50-60年）过后，无论是曾经被美式普世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国家，还是美国自身都对这个“一套模板打天下”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在扩张政治控制力问题上，最让美国有挫败感的地区当属中东。自外向内的暴力重建（伊拉克）及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两种手段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对美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无论你以哪种形式摧毁一个旧世界，都未必能够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一个新世界。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就是最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以至于美国不得不默认埃及重回军政府模式，并对那些看起来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做法视而不见（如一次判处数百人死刑）。
今天，特朗普这个看似异类的美国总统上台，以及他关于“将停止推翻外国政权的竞赛”一类的外交政策表述，都表露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依然将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很有可能在外交取向问题上出现反复，不过如果想反思得更彻底点的话，其前宗主国“英国”的帝国史，应该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海外“殖民”过程中，大英国帝国在制度上的创新可以说是最多的。与欧洲其它国家多采取直接统治模式，尽力将被殖民地与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融为一体的做法不同的是，英国人更愿意采取相对柔性的“间接”统治模式。纯粹从扩张者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做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不过如果你的目标地区，是不与本土相连的海外地区的话，英国人更为柔性的方式会更具性价比罢了。
这种更具弹性的殖民模式，在马来亚地区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帝国在马六甲海峡的直接支点，英国在由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组成的“海峡殖民地”，统治力度是最强的。这一直接统治模式所造成的一个地缘后果，就是英国人能够更加自由根据需要，塑造海峡殖民地的民族结构。今天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区域，与马来人比例相当（2015年），占比超过40%。马六甲亦有将近4成的华人比例。
公元1895年，英国在马来亚南部，组建了一个控制力度稍弱于“海峡殖民地”的，包含有四个马来亚苏丹国：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以及彭亨的“马来联邦”。在这个殖民政治体中，上述四国原有的统治者，除了涉及马来-伊斯兰文化的事务可以自行决定以外，其它的外交、内政事务均由英国负责或者“指导”。
一直认为自己是诸马来亚国家领袖的“柔佛苏丹国”，并没有成为马来联邦的一部分。从殖民控制的角度看，最有“历史”的柔佛苏丹国也是最晚进入英国殖民体系的马来亚政治体（1914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作为最后一个被荷兰人征服的苏丹国，亚齐苏丹国的独立一直维持到了1904年。不同的是，今天在马来西亚联邦中，柔佛和它的苏丹家族仍然享有很高的自治权。而在更愿意走单一制模式的印度尼亚，自认在宗教、政治两方面都拥有光荣历史的亚齐，却成为了整个印度尼西亚境内最有独立倾向的区域。在印尼整体奉行世俗化政治原则的背景下，亚齐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苏丹国”。
在马来半岛，仅仅控制南部地区并不会让英国人感到安心。从将控制线推进到更符合天然疆界的角度来说，即使不能将克拉地峡以南马来半岛尽数收入囊中，最起码也要把依附于以大汉山为核心的，包括吉保山脉、东海岸山脉的山地，及其沿岸平原的马来亚地区，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方位上，英国人面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时称“暹罗”的泰国。

@威武wave 2017-08-28 21:41:44
补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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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鄙视抢沙发的 时间:2017-08-28 14:33

作为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欧美殖民的国家，泰国善于左右逢源的政治技巧，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英国并不是唯一在19世纪，大肆在东南亚扩张的欧洲国家，与之相爱相杀的法国，也同样在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南半岛布局。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将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整合成了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在英国控制缅甸的情况下，泰国则面临着被英法两国瓜分的巨大风险。 不过除了被瓜分，泰国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充当英、法两国的缓冲国。最终经过努力，泰国取得了这个定位。当然，与此同时泰国所能控制的区域也大为缩水，这点在马来半岛的分割问题上亦有体现。在整个19世纪，泰国人认为他们的控制线最起码应该包括马来亚北部的：吉打、北大年、吉兰丹、丁加奴（登加楼）四个马来地区。尽管这一区域的马来人，自己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至多与泰国之间维持着一种类似泰国人认定的“朝贡”关系，但英国在建立“马来联邦”时，未能将范围继续向北扩张，不得不说是因为泰国利益线存在的关系。
20世纪初，在柏林会议为各殖民帝国催生明确边界线的大背景下，英国也终于与泰国就两国签订了分割马来亚的正式条约（1909年曼谷条约）。其中泰国政治渗透较深，已经进行直接统治的北大年地区被划入了泰国，其余三地则在已和英国签订保护条约的情况下，正式划入了英国势力范围。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今天马来西亚最西北部，也是最小的一个州——玻璃市州。
玻璃市州长期是吉打苏丹国的一部分。19世纪中叶，迫于泰国的压力，吉打苏丹被迫将玻璃州割让给了泰国。1909年，英泰两国签订条约，在马来半岛划分势力范围时，玻璃州成为了英国殖民地（但却没有回归吉打）。这段历史，一方面使得面积狭小的玻璃州市得以在马来西亚，获得一个与吉打平级的行政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玻璃州王室，只能以“拉惹”自称（比苏丹略低一级，相当于“亲王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除了缺失北大年这个角以外，英国基本完成了以“马来-伊斯兰教”为地缘特点的“马来亚”板块的控制。这一地缘结构上的错位，虽然可以被视为泰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但却为今天泰南的局势的稳定埋下的伏笔，以至于北大年苏丹国故地，成为了泰国分离主义思维最为严重的区域。
1909年，在解决好与泰国的关系后，英国旋即将北马来亚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四地，打包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政治体——“马来属邦”。在这个内政自主权高于“马来联邦”的政治体中，英国人也不忘补上“英属马来亚”的最后一块拼图——柔佛苏丹国（1914年被迫加入）。在英国解决好与地区另两大势力：荷兰、泰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后，这个自视最有资格成为马来亚领袖的苏丹国，最终失去了独立的筹码。
事实上，类似马来联邦、马来属邦这种灵活的政治归类法，英国人在印度已经操练得很熟了。那些在“英属印度”范围内，尚能维持传统君主制的土邦，根据保留权力的不同，大体也是被分为了这两大类。其在地缘上的共同点，就是英国并不会刻意支打破被殖民地原有的民族、宗教，乃至习惯法结构。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也为英国人的统治留下了一个宽松统治的“好”名声。以至于今天还有那么多前殖民地，对英国人曾经的统治存有好感。单单从争取认同感上来看，英国人的这种做法的确比美国过往那种，一定要逼迫他国政治结构、价值观向自己看齐的做法，要更有效得多。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最强海洋国家的标志，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战后为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美国人并不愿意看到欧洲那些老大帝国，仍然在海外殖民地拥有主导权，同时在大陆以外缺乏殖民地的俄国人，亦同样对此耿耿于怀。因此随着二战对世界霸权的重新定义，以及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衰弱，全球范围内迎来民族国家独立的高峰期。
1946年，作为殖民时代向民族独立时代过渡的产物，英国治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合并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并于1957年获得了正式的独立国家地位。不过此时的英国，还对在马六甲保有一个直属殖民地存在幻想，因此并没有把位置最好的新加坡放入这个新生国家的范围。然而在大势面前，英国最终还是不得不把自己在南洋的殖民地，打包为了“马来西亚”。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合并建立了今天的“马来西亚联邦”。唯一的例外，是同样在婆罗洲拥有最强宗教、政治历史的“文莱苏丹国”。如果英国人决定让“砂文沙”地区单独成立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文莱应该是很愿意充当这个新国家核心的。那样的话，这个新国家的历史源头，将毫无疑问的指向15世纪初的文莱。然而一旦与马来亚地区组成联邦，那么无论在政治还是宗教上充当源头的，就只能是更有资格的“马六甲苏丹国”了。
事实证明，文莱的选择是对的。今天在东马人认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遭遇了马来亚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文莱却得以凭借独立国家地位，以及海底的石油过得顺风顺水。与文莱的处境类似的还有新加坡。不过与文莱主动选择不加入“马来西亚”不同的是，新加坡却是被“踢”出去的。这其中，潜在的种族矛盾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那个过渡性的“马来亚联邦”中，华人人口占比为40%。而在吸收进新加坡，及东马的砂拉越、沙巴两州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2%。加上以印度人为主的其它族裔（目前印度裔占马来西亚总人口7.3%），成立之初的马来西亚，马来人与非马来族裔之间形成的均势。很显然，这一比例将对力推“马来人优先”原则的马来人不利。两年之后，“新马分离”议案在马来人主导的议会全票通过，新加坡被动的迎来了独立。随着新加坡的独立，以及出生率上的差异，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比例则下降到了1/4。
在族群争端中，每个民族都会希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从这点来说，以原著民自居的马来人，试图为自己多加一层政治保护并非不可理解。马来西亚地缘结构的复杂之处，不仅体现在种族层面，还体现在特殊的联邦政治结构上。在马来亚地区，当年被英国保留在“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中的马来亚国家，在联邦结构中亦完整保留下来。吉兰丹、森美兰、彭亨、霹雳、玻璃市、雪兰莪、森美兰、登嘉楼、柔佛等9个“苏丹国”不仅直接转身为马来西亚联邦的9个州，其旧统治家族（亦仍然承袭着所在州的“元首”之位。
至于马六甲、槟城这两个原英国直属的“海峡殖民地”，以及东马的砂捞越、沙巴两州，则因在殖民时代终结了“国家”传承，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推举“州长”一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马来西亚的三个“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布城、纳闽。今天马来西亚最为知名城市，应该就是马来半岛南端的吉隆坡也是马来西亚的首都。不过这个首都的定位与中国人脑海中的印象多少有些区别。2001年为疏导首都压力，将城市功能更好为商业、金融服务，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南25公里处新建了行政中心“布城”，并将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行政部分迁驻于这个新“联邦直辖区”。
对比中国最近为疏导北京“非首都功能”而做的雄安新区规划，大家也可看出二者虽然在动机上相似，但在具体做法上的选择，却大相径庭。对于中央集权体系的中国来说，首都的“政治功能”是最为核心的功能，更能因此吸引大量的资源附着。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哪天真把管理全国事务的行政部门从北京迁出，那就真是迁都了。同样的选择放在马来西亚这种联邦体国家身上，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政治中心的定位，并不能天然带来更多的资源。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更多源自于它在商业层面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吉隆坡宁愿把行政中心迁出去，也要力保其金融、商业中心地位的原因（华盛顿的弱势也是如此）。
参照中国的行政结构，“联邦直辖区”的定位相当于中国的“直辖市”。相比其它行政区，无论在殖民时代还是现代国家，“直辖区”的设立，往往都带有更多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如果说吉隆坡、布城直辖地区的取得，是因为它们的“首都”功能的话，那么“纳闽”的直辖则更多源自于殖民时代的定位。在渗透婆罗洲的过程中，英国人也同样需要一个类似于新加坡的离岸港口，作为强力支点。
这个点最终便落在了原属文莱领土的“纳闽岛”身上。1906年，纳闽岛被从英国治下的“北婆罗洲”（沙巴）分离出来，并入了“海峡殖民地”。尽管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纳闽曾一度回归沙巴，但基于这段历史及它的地理位置，它还是在1984年获取了“联邦直辖区”的地位。今天定位为自由港及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纳闽，更多是作为一个类似香港的存在，在拉动东马来西亚经济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地缘作用。
好了，透过对马来西亚前世今生的解读，历史、地理、政治这三个看似独立的学科，再一次在地缘视角下完成了一次交叉。接下来，我将将重回“大航海”这根主线，随着葡萄牙人及其后来者的航迹，向南海之北航行。接下来，这些欧洲人将遇到他们整个扩张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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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最近天涯吃贴越来越频繁了。唉

2017/9/1
【关键词：珠江口，香港，屯门/西草湾海战，佛郎机，蜈蚣船】
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1511年），很大程度是为了香料群岛的香料。不过在这条东方航路上，香料可不是唯一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商品。最起码来自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同样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公元1514年，在稳定住马六甲局面后，在中国商人和季风的帮助下，葡萄牙人派出的探路船只，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中国之旅。然而这个完全不被帝国官员了解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获准登陆。三年之后，葡萄牙人决定珠江口选择了一处离岛，以用实际行动试探中央帝国的反击力度。
作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门户，珠江口是葡萄牙人此行的海上终点。在日后的历史中，位于珠江口东、西两侧的香港、澳门两个港口城市，成为了西方殖民者在古老中央之国留下的最深烙印，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的行政序列里，存有“两个特别行政区”。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500年前葡萄牙探路者们最初选定登陆区，并不是在现在的澳门，而是在香港。
彼时的香港、澳门并没有今日的风光和政治地位。其中香港是东莞县境内的一个小岛；澳门则是隶属于香山县。后者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并因此而改名为“中山”（1925年改为中山县，1988年升级为地级市）。造就香港、澳门特殊历史及政治地位的，是二者的地理位置及结构。作为一个标准的喇叭形湾口，位于珠江口湾底的广州，因其扼守东、西两江交汇处，且南通大海的中心地理位置，自2000多年前秦征南越时起，就已确立起岭南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了。




尽管从长江口到太仓，到福建泉州一带的东南沿海城市，历史上都曾经为中国的海上贸易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广州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它在面对南中国海的贸易中，一直承担着门户作用。与大陆仅仅相隔一条海峡的“离岛”，是欧洲殖民者建立海外统治基地的最爱。这样的离岛即可享受贸易之便，又在安全上有最大的保障，尤其是在海上实力占优的情况下。如果势力继续扩张的话，再以离岛为跳板，向对应的陆地海岸扩张。英国在香港、槟城的扩张就是典型案例。
为了对接这个门户，同时又不至于引发保守帝国官员的担心，无论葡萄牙人、英国人，还是其它西方人，如果想获得一个贸易支点，最好的办法都是在这个喇叭形弯口的外口处，寻找一处离岛。作为一个海洋贸易的支点，除了靠近大陆以外，还需要具备天然的避风功能。由于珠江口坐北朝南的走向，能够承担港口功能的水道，需要在南向有陆地进行遮挡。观察香港与澳门的位置，就会发现它们的这一共同特质。
今天我们所说的“香港”，内部分为三块：香港岛（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其中最为核心的，也是英国人最初通过《南京条约》所获取的是“香港岛”。只是后来随着此后清王朝的持续衰弱，英国人得以将殖民范围延伸到港岛对面的九龙、新界地区。从地理结构上看，九龙-新界整体呈现为半岛结构，“深圳河”与“深圳湾”是这个半岛与大陆地区的海陆分割线。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承接香港的经济辐射，深圳河之北也应运而生了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中最年轻的“深圳市”。

葡萄牙人选定的登陆地带叫作“屯门”。在看着港片长大的一代人脑海中，这个地名多半会联想起“色魔”来。今天的“屯门”是隶属香港新界的一个区，但在明朝，屯门概念的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简单点说，今天整个包含新界、九龙、港岛三个分区的“香港”乃至深圳在深圳湾的沿海地带，都可以被归入“屯门”概念。从名称和地理位置来看，你应该能感受到这是广州和珠江流域的海上门户。
葡萄牙人在古屯门选定的“离岛”，并不是后来被英国人选定的“香港岛”，而是港岛之西面积更大的“大屿山”岛（具体为西侧的大澳）。由于隶属当时的“屯门”境内，葡萄牙人将这座岛屿命名为“屯门岛”。不过在今日香港，与左近的港岛相比，大屿山则要安静和原生态的多。1998年启用的“香港国际机场”，算为这座港人周末渡假之地，带来了一丝现代化的气息。
从建港的角度看，香港岛北沿的维多利亚港，其实比大屿山要更合适做离岛基地的，只不过代表整个欧洲初控中国的葡萄牙人，暂时还不敢太过深入水道。如果遇到攻击，离大陆更远的“大澳”会更有利于葡萄牙人向外洋撤退。事实上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大屿山便因为上述地理特点，成为了走私商人们交易的场所。在大屿山建立据点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放弃从外交层面，打通贸易通道的努力。包括那些走私商人为谋得庇护，与地方官员所做的灰色交易，葡萄牙人也同样都做过，并继续向“屯门”其它地区试探性扩张贸易据点。
总得来说，广东地方官民对于葡萄牙人的到来，整体并不排斥。毕竟这样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贸易利益。然而葡萄牙人明显的“蕃人”身份，很难不让身处华北的保守帝国中央官员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法。因此在权衡之后，明王朝决定彻底驱逐这些葡萄牙人，让帝国的东南海岸继续回到一个可控的程度。

以葡萄牙人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不能和平获取贸易权，甚至垄断贸易权的话，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用武力迫使对方屈服的尝试的。公元1521年，在做好充分备战后，明朝军队向葡萄牙人的据点发动了两次攻击，史称“屯门海战”。在第一次攻击遭遇失败后，第二次攻击取得了大胜，总计6艘葡萄牙船只中，只有三艘逃出生天。只不过在战争过程中，葡萄牙人的技术优势，也让明军的指挥官大为惊叹。海战的胜利，更多是基于地利与人和优势。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火攻及派出“水鬼”凿船成为了致胜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形容西方列强优势时，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船坚炮利”。虽然中国在这个历史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不足，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的思维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其实都并不忌讳在技术上向外族学习的。战国时期赵国的“胡服骑射”，以及晚清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洋务运动”，便是典型安全。不过真正要说向欧洲人学习技术的开端，却是“屯门海战”之后的明朝。
在屯门海战中，葡萄牙人灵活快速的“桨帆船”给广东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地中海，桨帆船被称之为“加莱船”。除了使用帆以外，细长的船体两侧还如蜈蚣足般排列有船桨，使之能够快速和灵活的航行。在古希腊、罗马，乃至威尼斯称霸地中海的过程中，桨帆船一直都是海战的主角。虽然中国人也很早就使用帆、桨，甚至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可以控制方向、提供动力的“橹”，但鉴于没有地中海那样的战争环境，中国船在近战性能上并没有地中海式的桨帆船那么优越。
附：加莱船



很快，葡萄牙桨帆船那状如蜈蚣的排桨技术，便被运用到了明朝守军的船只之上。以此为特点，结合中国硬帆技术营造的新船式，被称之为“蜈蚣船”。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船型特点也被东南沿海的走私商人所借鉴，以利用其灵活快速的特点，躲避官军的追捕（又称“快蟹船”）。然而更利于远洋的卡瑞克帆船，包括后来升级版“盖伦船”，却并没有为明朝所仿制。
这一定程度，是因为中国帆船本身在远洋性能上也还不错。由于资源有限，从斯瓦希里海岸到中国的南海，葡萄牙人所能够调用的卡瑞克帆船数量不超过30艘。同时马六甲苏丹国的残余力量，仍在试图夺回马六甲，因此葡萄牙人实际并没有余力，向中国派出它的主力战舰。在这种情况下，远洋中国的葡萄牙舰队实际是以以更容易建造的桨帆船及从中国商人手中购买的中国式帆船所组成。不过即使是后来有机会观察到更先进的远洋船只，中国方面也没有进行过仿制，究其原因，盖因为中国方面的目的只在近海防御，并没有远洋的打算。
附：蜈蚣船


仅仅有了“快船”，还不足以提升明朝水师的战斗力。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用舰首切割对方的排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模式，但历史推进到16世纪，决定战争结果的，已经变成了分列于船弦两侧的火炮了。葡萄牙人的火炮技术，同样给明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作为火药的发明国，中央之国此时在火药武器的设计制作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
葡萄牙人所使用的火炮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佛郎机”一词同时也是明朝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追根溯源的话，这个标签来自于“法兰克”（Frank）。公元8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以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为主的穆斯林政权，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才算完全退出西班牙。由于北非的摩洛哥是这些穆斯林跨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跳板，因此欧洲人遂将之统称为“摩尔人”（摩洛哥人的意思）。同时由于西班牙的沦陷，西欧的法兰克成为了这场基督教圣战的前线政权与民族。于是相应的，欧洲人在阿拉伯世界，也一度被笼统的打上了“法兰克”的标签。
经由阿拉伯商人的传播，“法兰克”之称也被中国人所知晓，并在汉语转译中变成了“佛郎机”。鉴于 “机”字本身就有机械之意，所以本应被称为“佛郎机炮”的火炮，很多时候便直接简化成了“佛郎机”。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佛郎机一词原本代指的并不只是葡萄牙，只不过葡萄牙人是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最先接触到的欧洲人，所以后来与之各方面相近的西班牙人甚至初期的荷兰人，常常也被这个标签所覆盖（为示区别，行文中会以“佛郎机炮”一词来代指对应的火炮）。
就早期火炮乃至火枪的发展史来说，前装都是一个必经阶段。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初的火炮制造，炮筒都呈现为底部封闭、凿有点燃引信的小孔的筒状。在实战中，必须先从炮口处装填火药，再装置入炮/子弹。这种前装方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等到炮筒冷却后才能再行装弹，从而导致射速非常的慢。比如公元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战中，土耳其人为破墙而专门制造的几门重炮，虽然能够将700公斤重的石弹，发射到1500米远之外，但每天仅能发射数发炮弹（且移动不便）。
所谓“佛郎机炮”最大的创新则是后装。具体的做法，是将炮身分解为大、小两个部分。由于中国人当时将枪炮统称为“铳”，因此这两个部分又被称之为“母铳”、子铳”。简单点说，母铳就是炮管，子铳则用来预装将火药与炮弹（可以是单个实心弹，也可以是铁沙、弹丸），在发射时将子铳镶入母铳后面预设的凹槽，铳口相接形成一个整体。在第一大铳可配备3-4支小铳的情况下，这种预装弹药的方式，使得火炮的射速大为提高。因为这种装配方式，明朝仿制的佛郎机炮，也被称之为“子母炮”
附：佛郎机炮





当然，这种流行于大航海时代初期的后装火炮，同样亦有它的不足之处。一则受限于这种现场装配方式，佛郎机炮的本身的重量不能太大；二是子铳与母铳之间做不到严丝合缝，致命火药所产能的动能浪费很大。这两点都很限制了种早期后装炮的威力和射程，以至从15世纪中叶起一直到19世纪后期，在口径和射程上可以做到更大的前装炮，重又成为了世界战场的主角。
屯门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522年），不甘失败的葡萄牙人再次组织了由5条军舰、300余人所组成的舰队进入珠江口，准备以武力索回前次被俘的葡萄牙人。早有准备的明朝水师这次并没有等到对手进入珠江口，而是在珠江口西，今广东台山市境内的“甫草湾”（史书记名为“西草湾”）一带以优势兵力截击。仓促应战的葡萄牙舰队没有能够预料到的是，中国军队此时已经仿制出了部分佛郎机炮并投入战斗。
西草湾海战最终以葡萄牙舰队的再次惨败而告终。2艘葡萄牙船只、20余门佛郎机炮，以及42名葡萄牙人被明军俘获（另有35人战死）。这些缴获的佛郎机被迅速送往了北京。相比于在海上贸易问题上的犹豫，帝国中央对于火器的态度倒是非常的积极。这源自于明朝本身重视火器使用的传统。一身戎马的永乐大帝深知，骑、射为游牧力量的来源。在无法战略性补上“马”这块短板的情况下，发展远程武器是抵御骑兵冲击的重要手段。在火器成熟及大量装备之前，承担这一重任的主要是“弩”。
公元1410年，明朝军队在南征越南（安南）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火器技术，永乐大帝随之组织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器”。作为明军的主力之一，神机营甚至被列入禁军三大营之列（另两营为“五军营”、“三千营”）。对火器的一贯重视，使得佛郎机的仿制品很快成为了提升明军战力的特种武器，并在陆防、海防两线发挥重要作用。在16世纪的万历援朝之战中，这些西式火器亦对侵朝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

2017/9/10
【关键词：葡摩战争，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吞并，澳门，横琴岛，卜加劳铸炮厂，高铁】
以葡萄牙的人口和国力来说，想要挑战中央帝国还是有些自不量力的。这一阶段，欧洲人在火器和船只的建造上，的确已经开始领先东亚，但领先幅度还远达不到拉平整体地缘潜力差的地步。大明王朝在接战之后，能够迅速吸收佛郎机和桨帆船两顶技术便是明例。只不过古老的中央帝国内部并没有适合创新的环境，300多年后，当这一差距拉大到“代差”之时，大门被打开也就再所难免了。
事实上，即使在控制马六甲和香港群岛贸易问题上，葡萄牙人也并非一帆风顺。新崛起的亚齐苏丹国，以及为之提供政治和技术支撑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在马六甲海峡发起对葡萄牙人的挑战。尽管葡萄牙人终于还是艰难的保住了马六甲城，但实际并没办法做到整个贸易线的垄断。以香料贸易为例，16世纪70年代后，无论是在产地（香料群岛）还是贸易线，葡萄牙人都已经开始边缘化，大量香料透过穆斯林商人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输往地中海周边地区。当然，在这一贸易中，也并非没有欧洲商人获益。最起码威尼斯人是非常乐见这种情况出现的。
葡萄牙陷入衰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作为欧洲的一部分，除了力主将重心放在海外贸易的势力之外，希望在地中海更有作为的势力始终还是非常强大的。对于大多数葡萄牙贵族来说，海外贸易及控制的那些港口，存在的意义仅仅是财政上的。这种观点认为葡萄牙只有在欧洲及其地缘利益区中取得成绩，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并在战略上与西班牙抗衡。
类似的观点并非只有葡萄牙人才有。后来的英、法争霸海洋时代，英国人之所以走得更远，就在于它在战略上已经放弃称霸欧洲的想法，而将大英帝国的存亡系于海外。一个印证双方这一思维差的典型事例，是拿破仑将法国在北美剩下的殖民地卖给了美国，以集中精力（包括换取资金）支持其在欧洲的争霸事业。虽然从战略上看，拿破仑的这种做法可以被理解为釜底抽薪，即通过控制了“世界中心”（欧洲），来控制整个世界，但决策当中的重心所在是一目了然的。在美国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这件事上，俄国的大陆属性同对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欧洲争霸事业中，仅有一个陆地邻国的葡萄牙，暂时没有在欧洲大陆扩张的想象空间。要想在被西班牙压制的情况下，谋得一个反制的身位，西面临洋（大西洋）、东面临海（地中海）的摩洛哥，也是葡萄牙唯一能够有机会控制的地中海周边地区。最起码从战略上看，如果葡萄牙一定要在北非扩张，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从地理结构上看，如果拿下来摩洛哥，意味着在地中海直通大西洋的通道上（直布罗陀海峡），葡萄牙人将拥有与西班牙一样的发言权。更别说这场全欧洲都看得见的圣战，将为之带来多大的政治声誉了。
事实上，葡萄牙人一直就没有放弃控制摩洛哥的想法，恩里克王子的海洋事业，便是由葡萄牙攻战“休达”一役开始的。只不过在此之后，这位大航海的先驱敏税的感知到，葡萄牙的发展空间并不是地中海。而在葡萄牙本土，希望在摩洛哥有所作为的势力则一直很强大，甚至在恩里克王子离世之后，一度放缓海外探索之旅。15世纪末、16世纪初，凭借海外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葡萄牙一度在摩洛哥控制了多个港口。只是穆斯林王朝的反击之下，这些据点在16世纪中叶几乎损失殆尽。
公元1578年，葡萄牙人在国王的带领下，再次开启了对摩洛哥的入侵战争。在这次针对异教徒的圣战中，葡萄牙人总共集结了2.5万的军队。尽管这当中大部分是雇佣军，但考虑到葡萄牙的人口总量，这样的规模完全可以用倾国之力来形容了。由于摩洛哥方面先后有两位国王（包括一位被废庶的国王）参与战争，因此这场决定葡萄牙命运的战争也被称为“三王之役”（也被称为“马哈赞河之战”或“葡摩战争”）。
战争的最后以葡萄牙人的惨败而告终。葡萄牙国王及8000人战死，其余的远征军几乎全部成为对手的俘虏。这场战争不仅宣告葡萄牙人控制摩洛哥的战略终结，更成为“葡萄牙帝国”走向衰弱的转折点。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坐山观虎斗的西班牙便顺势吞并了葡萄牙。这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者，此后迎来了长达60年的西班牙统治时期（公元1580年-1640年）。直接17世纪中叶，西班牙自身陷入衰弱之后，葡萄牙才通过一场新的战争重获独立。
需要说明的是，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吞并，并非完全的控制，而是通过取得葡萄牙王位的方式组成“共主联邦”。 一位君主身兼数国国王，是欧洲王国兼并中最常见的方式。比如在英格兰吞并苏格兰的过程中，同样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公元1603-1707年）。直到18世纪初，苏格兰王位才正式消失，英格兰、苏格兰组成了新的“大不列颠王国”，并将整个大不列颠岛置于一个王位、一个政府管辖之下。
西班牙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葡萄牙完全融入西班牙的体系。葡萄牙仍然保有包含政府、议会等机构一套运行体系，包括主导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当然，这种合并的影响还是巨大的。最起码在西、葡两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天平会向西班牙一方倾斜。另一方面，在欧洲已无政治空间的葡萄牙，开始将重点经营自己唯一大规模控制的海外殖民地——巴西。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以巴西为代表的海外殖民地支撑，葡萄牙几乎是没有可能摆脱西班牙控制的。一个可供参照的对比，是身处地中海沿岸的加泰罗尼亚，至今仍在为从西班牙独立而不懈努力。
回到葡萄牙人打通东亚贸易线的问题上来。在东方问题上，葡萄牙人显得比在北非问题上冷静的多了（不冷静也不行）。在闯入珠三角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葡萄牙人还尝试过北上福建沿海寻找机会。只是他们很快意识到，中央帝国统治下的沿海地区，与之前在非洲“斯瓦希里海岸”、印度“马拉巴海岸”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些沿海港口是真正处于一个“帝国”统治之下，而不是实质独立的贸易城邦。为此，葡萄牙人很快的改变的策略，试图以让大明王朝意识到他们存在价值的方式，获得与中国贸易的许可。
想要获得贸易权，葡萄牙人必须做到三点：一是不再炫耀武力；二是不谋求贸易垄断权；三就是服从管理。葡萄牙人在澳门取得的成功，证明他们这三点做得还不错。在最初的时候，澳门并非葡萄牙人的专属港口，这个生成于珠三角西海岸的小型半岛，是广州地方政府对接海外贸易的一个窗口。换句话说，葡萄牙人最开始只是获准前往澳门进行贸易的商人之一。
不过葡萄牙人的独特优势，还是使得他们在16世纪50年代获准在澳门半岛南部建立居住点，并最终成就了现在的澳门。一个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当时的广州地方官员受贿后，才批准葡萄牙人登陆的。尽管在具体的沟通过程中，这种做法很可能存在，但葡萄牙人能够在澳门立足长达400年，并且历经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背后的原因决非是一笔灰色交易那么简单了。

如果说英国人在香港的立足，是凭借其强大的武力，那么葡萄牙人能够在明、清两代留在中国沿海，战略原因上则是封闭的中央帝国，需要一个窥探西方的窗口。这一定位，与1949年以后，香港没有被顺势收复的地缘政治背景如出一辙。香港也因为这个窗口作用，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遇，并得以跻身“四小龙”之列。而当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将大门向世界敞开后，香港在地缘政治上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在凭借这一窗口优势，吃到大陆改革开放的第一拔红利后，接下来的衰弱再所难免。
在明王朝的考虑中，与葡萄牙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对一些地方官员来说会比较有吸引力）。这些商品无论交给谁贸易，本质对稀缺端口垄断供应地的中央之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更何况此时的明王朝，暂时还不认为海外贸易于自己的经济来说会很重要。然而在经历过长达40年的努力后，葡萄牙人最终还是正式从明朝得到一块租借地（公元1557年）。
在经营澳门的过程中，葡萄牙人除了构筑炮台等军事设施以外，甚至还建立了一个葡萄牙人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 卜加劳铸炮厂。作为一个对外“夷”渗入非常警惕的国度，葡萄牙人即使获准长驻澳门，本来也是没有机会像他们在其它地区那样，构筑堡垒、发展军力的。获得这一待遇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多年的接触与示好，明王朝已经相信葡萄牙人只是像其它“藩商”一样，只是为了贸易而来。其有限的军事存在，不仅不会影响帝国的安危，反而对帝国的存亡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内部缺乏创新机制的中央之国来说，透过葡萄牙这个窗口得到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欧洲先进的火炮技术。在佛郎机炮之后，后来在历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红衣大炮”也是由葡萄牙人帮助引入的。除了技术引进以外，澳门的兵工厂甚至直接获得过北京而来的定单。比如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葡萄牙人就曾受命铸造了十门大炮运往京师（被崇祯命名为““神威大将军”）。这些产自澳门的大炮，在明朝对抗后金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来的清王朝时期，葡萄牙人的这一作用依然得到了延续。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对于中国人来说，澳门和香港问题似乎都代表着一段屈辱的“殖民史”，但客观上看，澳门和香港问题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在澳门存在的问题上，中国更多是一种主动选择，香港则是被迫接受。这一区别在香港和澳门的面积扩张上亦有充分体现。今天澳门的管辖面积比之明朝时期，并没有太大变化，仅仅只有32.8平方公里。以至于前几年不得不在借助“一国”的大背景，向珠海租借横琴岛的部分土地修建“澳门大学”新校区。反观凭借强大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其统治下的 “香港”，范围则得以从最初的78.4平方公里（港岛），扩大至现在的1104.4平方公里。
巨大的面积差，决定了香港、澳门的发展空间。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在勾通海陆这个问题上，珠江口东、西两侧的机会本来是均等的。然而尽管澳门一直在地缘政治地位上，拥有与香港比肩的定位，但受限于土地困局，经济上只能剑走偏风的发展博彩业。并且无法成为香港那样的国际大都市。
香港、澳门及它们前殖民国的国际地位，对珠三角地区今日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样造成了重大影响。二个前殖民地在经济上的强弱反差，使得整个珠江口两岸的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对比深圳、东莞的强势，珠海、中山的话语权无疑要弱一些。时至今日，尽管珠海方面很希望，位置堪比香港岛的横琴岛，能够发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并以向澳门出借土地为契机成立了“横琴新区”，以试图更大范围的借力“两制”，但澳门本身潜力不足的短板，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补足的。
如果葡萄牙最初在今天的香港地区立足并成功。那么比之晚300年登陆珠江口的英国人，选择的就有可能是澳门半岛或者横琴岛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前者对应的是今天的九龙，后者则对应的是现在的港岛。依照英国人在香港的扩张路径，今天为了对接澳门经济辐射，与深圳同年建制而成的经济特区——珠海市，亦很有可能以“新界”的身份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以此推论，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到1980年时，对接“英属澳门”而成立的特区，估计就是现在的“中山市”了。
基于地缘比较层面的推导，意义并不在去探讨那段殖民历史，到底对珠三角乃至中国历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在于揭示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板块的中心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地理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微观历史层面中的一些政治、技术影响，很有可能影响一座城市的命运。比如在20世纪初的中国铁路干线建设，就让郑州、石家庄两个新兴城市，地缘政治地位原本更高的开封及正定，成为了地区中心。基于开封长久以来所保有的政治地位，开封人会更有理由哀怨，并产生如果当年的技术人员，认定开封段的黄河可以修建黄河大桥，情况将会怎样的联想。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嘲笑今天那些地理相近的县市，倾尽各种资源争夺高铁站的努力，因为这种偏差真的有可能影响一座城市的命运。最起码，这种努力比之力保“贫困县”资格的做法，要有价值的多。

2017/9/17
【关键词：海禁，倭寇，戚继光，隆庆开关，白银】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找到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并不成问题。毕竟在明朝以海禁为基本国策的大背景下，东南沿海利益受损严重，如果有国家愿意尝试叩开中国的海上贸易大门，部分在南海贸易链条上，处于灰色地带的中国商人，包括地方官员是很乐见其成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顾一下中国的海禁政策了。一般一提到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政策，大家更多想到的是“海禁”二字。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海禁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也没有哪个朝代从头到尾都会实施海禁的。很多时候战争会成为海禁的理由。比如被视为海洋政策比较开放的南、北宋，出于防御金辽等北方之地的目的，曾经封禁过前往渤海湾的贸易线；元朝在征爪哇之时，为避免走漏消息也短暂禁止过南海贸易。清朝初年的海禁政策，也是为了迫使台湾郑氏屈服。
更多的时候，海洋政策的制定与“垄断”有关。官方即不希望海上贸易处于失控状态，进而影响自己的权力集中度；也不希望由商业阶层，来主导因此而产生的巨额经济利益。如果说农业经济，主要是通过土地和人口普查来做到政治管理的话，那么海洋贸易的管束则主要是通过在规定港口贸易，以及颁发牌照，甚至直接由官营机构运营来加以垄断了。比如唐、宋、元、明，及清朝初年，都有“市舶司”这样的机构，专职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
虽然每个朝代的海上政策松紧程度不一，但总得来说，中央之国对于海外贸易是持比较谨慎态度的。一旦感到来自海洋的力量，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通常就会采取一禁了之的“堵”的办法。像明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针对民间贸易实施海禁政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备来自日本的骚扰，即俗称的“倭寇”。事实上现在很多人知道了，所谓倭寇中其实是有很多以海为生的中国人的，甚至中国商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朝廷愿意采取疏导的方式保护他们的利益，矛盾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只不过，带有鲜明农耕文明烙印的中央之国，在管理海外利益方面实在缺乏信心，战略上不愿意承担风险罢了。
郑和下西洋时期，代表着中国海洋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但这一阶段其实也是明朝针对民间海洋贸易管制最严格的时期。因为此时的大明王朝，有足够的实力统驭东、西两洋。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陈祖义为什么会没有生存空间。在郑和离世之后，大明王朝尽管还在竭力维持针对民间的海禁政策，但约束民间贸易的力量实际已经被削弱了。
有明一代，倭患都对大明王朝的海洋政策造成了非常深的影响。事实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的现象，在海洋政策宽松的元朝就已出现。本质上，倭寇的起源与日本的政局有关。我们知道，日本自有史以来，政治上一直实施着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能够在长达1000多年时间没有改朝换代，在于日本天皇长期以来并不是中央集权的代表，其政治的内核仍然是地方贵族自成体系的“封建制”。
就管理难度来说，中央集权的难度要大的多，这也造成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封建制”才是自然选择的常态，日本在开国之后也不例外。公元7世纪，通过开展与唐王朝的交流，原本处于封建状态的日本，曾经试图完全按照中央之国的模板，打造一套日本的中央集权体系，这次变革史称“大化改新”（公元646年）。这次向中国学习的经历，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形成造成了深远影响。直到1200年后，日本再次跨越海洋看到了新的模仿对象，并通过一场新的改革——“明治维新”让日本率先进入了现代国家行列（在亚洲）后，才为“日本”二字注入新的内涵。
所谓“天皇”一称，其实正是在“大化改新”后，被从中国引入日本政治体系的。最先在政治上采用这一称号的，是唐高宗李治。公元674年，在武则天的建议下，李治与武则天开始分别使用“天皇”、“天后”的称号。这一改称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抬高武则天的政治地位。只不过日本在模仿之时，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只是单纯的引入了“天皇”尊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