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三十一、政策套餐
商业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不当政策，因此，提出的对策就是，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尽可能恢复自由市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针对中国的现实，我提出以下政策套餐。政策逐步深入，由易而难。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是政策套餐，但并不是对政府说，而是对公众说。政府由于自身的体制特点，并不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取向——虽然他们一直这么自称。他们必然以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取向。因此，对他们说什么，基本没用。即使他们明晓其中的道理，具体的利益也会让他们拒绝有利于社会利益、不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
但是，现代社会中，即使在非民主国家，公众舆论也会对公共政策形成巨大的牵制和影响作用。统治者可以任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归了。专制的统治者无比强大，根本无需顾忌被统治者的意见，这是一个神话。相反，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虽然貌似强大，实则更为脆弱，他们更加顾忌被统治者的意见，所以，他们才要压制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他们甚至不敢面对公共舆论，而只能采用鸵鸟政策。
因此，不管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公众普遍地从观念上接受某项公共政策，都将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最大推动力。公众的观念是塑造国家状况的基本因素。
政策套餐一：
¨ 减税，尽一切可能降低税收，减免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和其他行政性收费。
¨ 立即解除外汇管制，不再强迫出口企业把外汇收入交给央行，结算为人民币。同时，颁布时间表，比如在18个月内逐步解除固定汇率。这样，一方面可以结束弊端很大的固定汇率制，同时也可以让企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并建立稳定的预期。
¨ 立即停止疯狂的信贷扩张政策，收紧银根。停止各地的鼓励消费政策和政府投资行为，压缩公共开支。
¨ 改变目前的国进民退政策，重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退民进政策。现有的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立刻进行拆分，然后私有化。
¨ 积极鼓励民间投资，简化公司注册手续。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50人以下的小企业大幅减税。10人以下的个体经营户，完全免税，仅征收个人所得税。
¨ 鼓励民间慈善机构自由发展，放开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管制。
¨ 废除限制生育政策，立刻停止自我种族灭绝，努力改变人口资源衰退的严重局面。
¨ 废除房地产市场的所有交易管制政策，大幅降低房产交易税。
¨ 废除公积金制度，将现有的公积金归还所有者。
¨ 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大幅增加城市住宅土地供应量。
¨ 放开教育市场，允许私营资本、外国资本自由进入。废除非公立学校的教育大纲，允许民间办学自主确定教学内容。
¨ 放开医疗市场，废除卫生局主管医院的政策规定，鼓励国内外私营资本、非营利组织进入医疗市场，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尽快改变医疗产品供给不足、质次价高、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格局。
¨ 不干涉经济的自发调整，不制定短期的增长目标，停止一切饮鸩止渴、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所谓刺激经济政策。
政策套餐二：在套餐一的基础上，进一步
¨ 减税，尽一切可能降低税收，减免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和其他行政性收费。降低国税比例，提高地方税比例。
¨ 破除各种行政垄断，开放那些利润丰厚的上游产业，如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等，鼓励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把国家经济安全和消费者福利建立在市场竞争创造出来的高效率上，尽快摆脱目前的国有垄断企业挟持政府、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大肆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恶劣局面。
¨ 放开金融行业，允许民间中小投资银行自由经营。在100%准备金或者充分担保的基础上，允许自由成立储蓄银行，允许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 允许国际金融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 完全放开企业进出口自主权，大幅降低海关关税，简化进出口手续。
¨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将现有的反商业的商务部改组为贸易促进部，职能是清理废除所有妨碍国内统一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理废除所有的省际、县际和其他的地区间贸易壁垒。
¨ 明确土地产权，建立土地自由交易市场，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和改变土地用途。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大量增加住宅土地供应量。
¨ 废除城乡二元身份隔离制度，允许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
¨ 废除市场中介机构、评级机构、咨询机构、调查机构、研究机构等服务业的各项管制政策，允许这些行业自由发展。这些机构的发展健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看似市场失灵的现象，其实是这些机构的发展受抑制的表现。
¨ 停止国际收支统计，停止行政区划为单位的GDP统计，转而进行企业盈利率、金融机构优质贷款率、新建企业数量、中小企业健康指数、市场自由度等统计。
政策套餐三：在套餐一和套餐二的基础上，
¨ 建立单一所得税制，税率统一规定为5%
¨ 实行司法独立，在全国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司法区，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体系，建立人身保护法，不经严格的司法程序，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 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决算公布制度，接受纳税人监督、质询，同时公开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随时接受监督、质询。
¨ 所有商业银行私有化。立法禁止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担保或者救助银行。
¨ 大力削减政府机构数量，严格控制政府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制定逐年递减计划。目标是政府开支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宪法规定数值上限。除非出现战争等紧急状态，政府开支不得超过规定上限。而税收总额不得超过政府开支。超出部分，一律退还纳税人。
¨ 清理所有涉及企业管制的法律法规政策，统一合并到《公司法》《合同法》等少数法律中，其余管制规定，一律废除。
¨ 把不切实际、实际是虚假承诺、很快就要破产的公共福利体系私有化，在现代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基于商业运营的社会福利体系，解除政府的财政负担，为进一步的减税奠定基础。
¨ 大幅降低海关进出口税收，不超过5%，同时，建立一批沿海沿江贸易自由港，最终目标是彻底废除海关进出口税和进出口管制，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那时，在这个贸易保护渐渐横行的世界里，中国毫无疑义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富裕国家。
以上政策建议，还不能构成完整的自由主义政策纲领，但指导思路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我提请公众思考，这些公共政策和现实的政策相比，那一种更能促进公众的实际利益？
不必提醒我实行这些政策的难度很大，实行的可能性很小。那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从理论上分析，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实行什么公共政策？至于什么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渡船，那是专门的公共政策研究者的课题。
中国应该有实力强大、人才济济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具体深入地研究各项政策及实施方案，理清其中的利益纠葛，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过渡和执行方案。企业界应该赞助支持成立这样的机构。这符合企业界的长远利益，并有利于所有人。
不必夸大暴力和权势的作用，那只是过眼云烟。说到底，这个世界是由观念决定的。不相信观念力量的人，只能成为别人观念的俘虏和追随者。不愿意投资于智慧的社会，也只能任由命运和偶然摆布，并成为先进社会的附庸。
商业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不当政策，因此，提出的对策就是，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尽可能恢复自由市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针对中国的现实，我提出以下政策套餐。政策逐步深入，由易而难。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是政策套餐，但并不是对政府说，而是对公众说。政府由于自身的体制特点，并不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取向——虽然他们一直这么自称。他们必然以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取向。因此，对他们说什么，基本没用。即使他们明晓其中的道理，具体的利益也会让他们拒绝有利于社会利益、不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
但是，现代社会中，即使在非民主国家，公众舆论也会对公共政策形成巨大的牵制和影响作用。统治者可以任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归了。专制的统治者无比强大，根本无需顾忌被统治者的意见，这是一个神话。相反，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虽然貌似强大，实则更为脆弱，他们更加顾忌被统治者的意见，所以，他们才要压制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他们甚至不敢面对公共舆论，而只能采用鸵鸟政策。
因此，不管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公众普遍地从观念上接受某项公共政策，都将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最大推动力。公众的观念是塑造国家状况的基本因素。
政策套餐一：
¨ 减税，尽一切可能降低税收，减免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和其他行政性收费。
¨ 立即解除外汇管制，不再强迫出口企业把外汇收入交给央行，结算为人民币。同时，颁布时间表，比如在18个月内逐步解除固定汇率。这样，一方面可以结束弊端很大的固定汇率制，同时也可以让企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并建立稳定的预期。
¨ 立即停止疯狂的信贷扩张政策，收紧银根。停止各地的鼓励消费政策和政府投资行为，压缩公共开支。
¨ 改变目前的国进民退政策，重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退民进政策。现有的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立刻进行拆分，然后私有化。
¨ 积极鼓励民间投资，简化公司注册手续。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50人以下的小企业大幅减税。10人以下的个体经营户，完全免税，仅征收个人所得税。
¨ 鼓励民间慈善机构自由发展，放开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管制。
¨ 废除限制生育政策，立刻停止自我种族灭绝，努力改变人口资源衰退的严重局面。
¨ 废除房地产市场的所有交易管制政策，大幅降低房产交易税。
¨ 废除公积金制度，将现有的公积金归还所有者。
¨ 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大幅增加城市住宅土地供应量。
¨ 放开教育市场，允许私营资本、外国资本自由进入。废除非公立学校的教育大纲，允许民间办学自主确定教学内容。
¨ 放开医疗市场，废除卫生局主管医院的政策规定，鼓励国内外私营资本、非营利组织进入医疗市场，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尽快改变医疗产品供给不足、质次价高、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格局。
¨ 不干涉经济的自发调整，不制定短期的增长目标，停止一切饮鸩止渴、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所谓刺激经济政策。
政策套餐二：在套餐一的基础上，进一步
¨ 减税，尽一切可能降低税收，减免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和其他行政性收费。降低国税比例，提高地方税比例。
¨ 破除各种行政垄断，开放那些利润丰厚的上游产业，如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等，鼓励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把国家经济安全和消费者福利建立在市场竞争创造出来的高效率上，尽快摆脱目前的国有垄断企业挟持政府、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大肆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恶劣局面。
¨ 放开金融行业，允许民间中小投资银行自由经营。在100%准备金或者充分担保的基础上，允许自由成立储蓄银行，允许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 允许国际金融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 完全放开企业进出口自主权，大幅降低海关关税，简化进出口手续。
¨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将现有的反商业的商务部改组为贸易促进部，职能是清理废除所有妨碍国内统一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理废除所有的省际、县际和其他的地区间贸易壁垒。
¨ 明确土地产权，建立土地自由交易市场，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和改变土地用途。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大量增加住宅土地供应量。
¨ 废除城乡二元身份隔离制度，允许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
¨ 废除市场中介机构、评级机构、咨询机构、调查机构、研究机构等服务业的各项管制政策，允许这些行业自由发展。这些机构的发展健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看似市场失灵的现象，其实是这些机构的发展受抑制的表现。
¨ 停止国际收支统计，停止行政区划为单位的GDP统计，转而进行企业盈利率、金融机构优质贷款率、新建企业数量、中小企业健康指数、市场自由度等统计。
政策套餐三：在套餐一和套餐二的基础上，
¨ 建立单一所得税制，税率统一规定为5%
¨ 实行司法独立，在全国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司法区，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体系，建立人身保护法，不经严格的司法程序，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 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决算公布制度，接受纳税人监督、质询，同时公开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随时接受监督、质询。
¨ 所有商业银行私有化。立法禁止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担保或者救助银行。
¨ 大力削减政府机构数量，严格控制政府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制定逐年递减计划。目标是政府开支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宪法规定数值上限。除非出现战争等紧急状态，政府开支不得超过规定上限。而税收总额不得超过政府开支。超出部分，一律退还纳税人。
¨ 清理所有涉及企业管制的法律法规政策，统一合并到《公司法》《合同法》等少数法律中，其余管制规定，一律废除。
¨ 把不切实际、实际是虚假承诺、很快就要破产的公共福利体系私有化，在现代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基于商业运营的社会福利体系，解除政府的财政负担，为进一步的减税奠定基础。
¨ 大幅降低海关进出口税收，不超过5%，同时，建立一批沿海沿江贸易自由港，最终目标是彻底废除海关进出口税和进出口管制，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那时，在这个贸易保护渐渐横行的世界里，中国毫无疑义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富裕国家。
以上政策建议，还不能构成完整的自由主义政策纲领，但指导思路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我提请公众思考，这些公共政策和现实的政策相比，那一种更能促进公众的实际利益？
不必提醒我实行这些政策的难度很大，实行的可能性很小。那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从理论上分析，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实行什么公共政策？至于什么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渡船，那是专门的公共政策研究者的课题。
中国应该有实力强大、人才济济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具体深入地研究各项政策及实施方案，理清其中的利益纠葛，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过渡和执行方案。企业界应该赞助支持成立这样的机构。这符合企业界的长远利益，并有利于所有人。
不必夸大暴力和权势的作用，那只是过眼云烟。说到底，这个世界是由观念决定的。不相信观念力量的人，只能成为别人观念的俘虏和追随者。不愿意投资于智慧的社会，也只能任由命运和偶然摆布，并成为先进社会的附庸。
守夜人的经济学说
周其仁
守夜人，典出亚当·斯密。在《原富》里，斯密曾经分章分节，详细讨论了政府如何以守夜为天职。根据他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
1.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4页）。
2.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同上，第272页）。
3.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同上，第284页）。当然，为了维持政府的尊严，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同上，第373页）。
被误解的斯密
斯密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是他被许多人——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看成一个喜欢规范世界的经济学家。在本文的例子中，斯密似乎主张，一个规范的政府应该恪守守夜人的角色，应该将政府职能限于国防、司法和某些公共设施领域。更有好事之徒，将发明小政府、大社会的桂冠，也慷慨地安到了斯密先生的头上。
读一读《原富》吧，我们会知道斯密对真实世界的经验着迷，而对规范世界无甚兴趣。他概括经验、分析经验，得出对经验的经济学解释；又基于一般化的解释，提出可供以后经验来检验的推测。幸运的是，“他站在一门新科学的黎明和欧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见MaxLerner为《原富》1937年英文版作的序，张五常译）。当时的英国正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古老学说不能应付的新经验数之不尽，提供了开风气之先的现代经济学巨著的基础。更加幸运的是，斯密的分析和结论一再被后来的经验所验证。诚如张五常所言，他的主要论点的整体，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越来越对(张五常著,《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斯密不过陈述经验事实。试想一下，在那个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时代，除了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君主（政府）还能管什么事？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让我们更正一下：斯密从来没有主张过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斯密对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伟大思想，半点贡献也没有。
经验中出理论
斯密的贡献，在于分析政府怎样守夜，才更加经济、更加合乎社会的一般利益。举国防为例吧，斯密仔细分析了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以及农业文明的业余战士模式，虽然不需要政府专项财政开支来维持国防，但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和军事技术的复杂，为了保证制造业生产的连续进行，由政府抽税来维持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常规军，就越来越合算。更令人叫绝的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斯密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近代战争火药费用的庞大，显然给能够负担此庞大费用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利益，从而使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立于优胜地位。
再举一个例子。斯密怎样分析政府提供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他的重点，永远不在政府应该不应该提供公共工程，而在于根据对各种经验事实的考察，探索政府怎样收费、怎样花费来维持公共工程，才更加经济。运河的通行税嘛，交给利益不相干的委员会，不如像法国的兰格多克运河，交给监工的工程师，作为他的私家财产权利，维修的效果更好。但是道路的通行税，就不宜作同样的处理。因为运河不加修理，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却不会完全不能通行。至于靠委员会来维持道路通行，看来看去，当时的经验也没有最优模式，只好诸害之中取其轻。
那么，怎样看待那些声名赫赫的政府特许权公司？斯密的法门，永远集中于分析这些特许权公司的利弊。他用了几十页的篇幅，研究包括英国汉堡公司、俄罗斯公司、东方公司、土耳其公司、非洲公司、哈德森湾公司、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新、旧）以及英国制铜公司、熔铅公司和玻璃公司的经验，并引用1600年后在欧洲各地设立的55家取得专营特权公司的全部失败例证。斯密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到今天还是掷地有声：这些基于爱国心，即为着促进国家某特殊制造业而设立的特权公司，往往因为经营失当，以致减少了社会总资本，而在其他各点上，同样利少害多（〔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8页）。
理论的命运是受检验
各位读者，经济分析和经济解释不同于规范的地方，在于前者可以拿经验事实来检验。是的，谁也不必赞同斯密。但是，你可以拿事实来检查他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制造业相对于狩猎、游牧和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限条件下，常备军的模式是不是能比看似不多花费的全民皆兵更有效率？在战争花费日益庞大的局限条件下，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不是比穷兵黩武提供更可靠的国防基础？公共工程全部由财政包干，是不是带来许多可以减少的浪费？政府特许权公司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其设立时声称的爱国主义经济目标？所有这些，都可以拿可观察的事实作反复的检验。
谁都可以反对斯密，或者不把他当回事。天下形形色色的政府，更无理由对斯密关于守夜人的经济学理论——准确一点说，是探索合算的政府守夜人的经济学理论——言听计从。政府官员们可以选择他自认为更合理、更顺手的守夜方式，也可以守夜之余不辞辛劳参加白天五彩缤纷的经济活动，甚至可以根本不守夜，或者干脆充当市场秩序的破坏者。是的，一切悉听尊便。斯密就是尚未作古，也无计可施。他只留下一个经济学的传统，那就是分析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在事实上怎样影响着诸国财富的性质和形成。
周其仁
守夜人，典出亚当·斯密。在《原富》里，斯密曾经分章分节，详细讨论了政府如何以守夜为天职。根据他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
1.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4页）。
2.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同上，第272页）。
3.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同上，第284页）。当然，为了维持政府的尊严，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同上，第373页）。
被误解的斯密
斯密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是他被许多人——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看成一个喜欢规范世界的经济学家。在本文的例子中，斯密似乎主张，一个规范的政府应该恪守守夜人的角色，应该将政府职能限于国防、司法和某些公共设施领域。更有好事之徒，将发明小政府、大社会的桂冠，也慷慨地安到了斯密先生的头上。
读一读《原富》吧，我们会知道斯密对真实世界的经验着迷，而对规范世界无甚兴趣。他概括经验、分析经验，得出对经验的经济学解释；又基于一般化的解释，提出可供以后经验来检验的推测。幸运的是，“他站在一门新科学的黎明和欧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见MaxLerner为《原富》1937年英文版作的序，张五常译）。当时的英国正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古老学说不能应付的新经验数之不尽，提供了开风气之先的现代经济学巨著的基础。更加幸运的是，斯密的分析和结论一再被后来的经验所验证。诚如张五常所言，他的主要论点的整体，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越来越对(张五常著,《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斯密不过陈述经验事实。试想一下，在那个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时代，除了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君主（政府）还能管什么事？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让我们更正一下：斯密从来没有主张过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斯密对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伟大思想，半点贡献也没有。
经验中出理论
斯密的贡献，在于分析政府怎样守夜，才更加经济、更加合乎社会的一般利益。举国防为例吧，斯密仔细分析了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以及农业文明的业余战士模式，虽然不需要政府专项财政开支来维持国防，但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和军事技术的复杂，为了保证制造业生产的连续进行，由政府抽税来维持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常规军，就越来越合算。更令人叫绝的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斯密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近代战争火药费用的庞大，显然给能够负担此庞大费用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利益，从而使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立于优胜地位。
再举一个例子。斯密怎样分析政府提供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他的重点，永远不在政府应该不应该提供公共工程，而在于根据对各种经验事实的考察，探索政府怎样收费、怎样花费来维持公共工程，才更加经济。运河的通行税嘛，交给利益不相干的委员会，不如像法国的兰格多克运河，交给监工的工程师，作为他的私家财产权利，维修的效果更好。但是道路的通行税，就不宜作同样的处理。因为运河不加修理，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却不会完全不能通行。至于靠委员会来维持道路通行，看来看去，当时的经验也没有最优模式，只好诸害之中取其轻。
那么，怎样看待那些声名赫赫的政府特许权公司？斯密的法门，永远集中于分析这些特许权公司的利弊。他用了几十页的篇幅，研究包括英国汉堡公司、俄罗斯公司、东方公司、土耳其公司、非洲公司、哈德森湾公司、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新、旧）以及英国制铜公司、熔铅公司和玻璃公司的经验，并引用1600年后在欧洲各地设立的55家取得专营特权公司的全部失败例证。斯密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到今天还是掷地有声：这些基于爱国心，即为着促进国家某特殊制造业而设立的特权公司，往往因为经营失当，以致减少了社会总资本，而在其他各点上，同样利少害多（〔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8页）。
理论的命运是受检验
各位读者，经济分析和经济解释不同于规范的地方，在于前者可以拿经验事实来检验。是的，谁也不必赞同斯密。但是，你可以拿事实来检查他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制造业相对于狩猎、游牧和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限条件下，常备军的模式是不是能比看似不多花费的全民皆兵更有效率？在战争花费日益庞大的局限条件下，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不是比穷兵黩武提供更可靠的国防基础？公共工程全部由财政包干，是不是带来许多可以减少的浪费？政府特许权公司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其设立时声称的爱国主义经济目标？所有这些，都可以拿可观察的事实作反复的检验。
谁都可以反对斯密，或者不把他当回事。天下形形色色的政府，更无理由对斯密关于守夜人的经济学理论——准确一点说，是探索合算的政府守夜人的经济学理论——言听计从。政府官员们可以选择他自认为更合理、更顺手的守夜方式，也可以守夜之余不辞辛劳参加白天五彩缤纷的经济活动，甚至可以根本不守夜，或者干脆充当市场秩序的破坏者。是的，一切悉听尊便。斯密就是尚未作古，也无计可施。他只留下一个经济学的传统，那就是分析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在事实上怎样影响着诸国财富的性质和形成。
我这里的文章大多来源铅笔社。
这贴的本意就是在天涯上发些铅笔社的文章，让大家看待经济学能有不同的视角。
一开始的是李子旸系列。已经注明
这贴的本意就是在天涯上发些铅笔社的文章，让大家看待经济学能有不同的视角。
一开始的是李子旸系列。已经注明
三十二、结束语
结束语的内容是，再一次重申深化改革、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在本系列文章中，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一个批评重点。上万亿的外汇储备，给中国和世界都造成了棘手的问题，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人为了得到票子而付出了大量资源和辛苦的劳动。
可是，在当年外汇紧缺的背景下，如果有人指出不应该盲目地增加外汇储备，想必是根本不会有人理睬的。只有当外汇储备扶摇直上，而各种棘手问题纷至沓来时，理解力不足的人才会意识到，看来这么做确实很有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总结其中的教训呢？
理解力不足的人可能会再一次得出可笑的结论。如果储备外汇是不合算的，那我们应该储备黄金，储备石油，储备粮食，储备珍稀矿产资源。或者，我们应该把人民币变成下一个国际通行货币，那样，我们就可以借机掠夺其他国家了。如果得出这样的教训，那只能说，这些人根本没什么长进。
从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无尽麻烦中，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才是真正可靠的保障，或者说，到底是什么能够保证一国的国民能够保持长久的高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的持久繁荣？
对于个人和公司来说，储存国际通行货币，储存黄金，储存房产，收藏文物，购买大公司的股票、债券，都是可靠的保障手段，足以确保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无忧。可惜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这些保障手段都是无效的。万亿美元储备带来的无尽麻烦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基础永远是资源和劳动。某个个人，有可能安逸地躲在前辈或者他人的成功下享受，逃避艰辛的劳动，但一个稍大一些的国家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保障伞的。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持续的资源正确投入和有效劳动上。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源的正确投入和劳动的有效？
只能靠正确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其实是一种协调机制，协调亿万人的努力，让他们彼此造福、互相协作，而不是彼此妨碍、互相剥夺。当亿万人的努力被成功协调，形成合力，每个人都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时，这个国家就有了持久繁荣的最佳保障。
可见，国家的最佳保障不是有形的物，而是无形的制度。只有那些在制度方面领先的国家，才能在世界上左右逢源，一直居于主动和优势地位。中国存下大笔美元，又怎样呢？还不是要去买美国国债，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再借给美国人去花。何以如此不堪？制度使然。美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优势是这一切的原因。
如果中国不能在社会制度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今后还会继续发生这种不堪的事情。而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大幅进步。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是优秀的制度呢？毫无疑问，那就是自由的制度。不管有多少罔顾、轻蔑、仇视自由的人，自由社会从来都是最强大、最优秀、最文明、最智慧的社会。自由人从来都是最优美、最道德、最富裕、最自尊的人。没人能够改变这一点。如果让人们用脚投票，绝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奔向自由社会，包括那些独裁者、强盗和流氓。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实际上正是一个自由不断增长的过程。巨大的成就是自由扩展的结果。一些蠢人被现象所迷惑，看不到真正的历史大势，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剥削加重、自由减少的过程。这完全是胡言乱语。虽然有种种的不足和缺陷，其中一些还很严重，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许多人类伟大的历史进程一样，充分展示了自由的强劲力量。
即使是不充分的，即使是阻碍重重的，只要有了自由，人们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完成超乎想象的巨大成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繁荣和进步，就有文明的伸张、道德的扩展和人性的激扬。繁荣和进步会进一步彰显自由的意义，并为人们指引出通往更加自由的道路。人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走向自由。
虽然是结束语，但后面还有最后一节附录，介绍那些创造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伟大头脑。
结束语的内容是，再一次重申深化改革、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在本系列文章中，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一个批评重点。上万亿的外汇储备，给中国和世界都造成了棘手的问题，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人为了得到票子而付出了大量资源和辛苦的劳动。
可是，在当年外汇紧缺的背景下，如果有人指出不应该盲目地增加外汇储备，想必是根本不会有人理睬的。只有当外汇储备扶摇直上，而各种棘手问题纷至沓来时，理解力不足的人才会意识到，看来这么做确实很有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总结其中的教训呢？
理解力不足的人可能会再一次得出可笑的结论。如果储备外汇是不合算的，那我们应该储备黄金，储备石油，储备粮食，储备珍稀矿产资源。或者，我们应该把人民币变成下一个国际通行货币，那样，我们就可以借机掠夺其他国家了。如果得出这样的教训，那只能说，这些人根本没什么长进。
从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无尽麻烦中，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才是真正可靠的保障，或者说，到底是什么能够保证一国的国民能够保持长久的高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的持久繁荣？
对于个人和公司来说，储存国际通行货币，储存黄金，储存房产，收藏文物，购买大公司的股票、债券，都是可靠的保障手段，足以确保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无忧。可惜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这些保障手段都是无效的。万亿美元储备带来的无尽麻烦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基础永远是资源和劳动。某个个人，有可能安逸地躲在前辈或者他人的成功下享受，逃避艰辛的劳动，但一个稍大一些的国家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保障伞的。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持续的资源正确投入和有效劳动上。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源的正确投入和劳动的有效？
只能靠正确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其实是一种协调机制，协调亿万人的努力，让他们彼此造福、互相协作，而不是彼此妨碍、互相剥夺。当亿万人的努力被成功协调，形成合力，每个人都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时，这个国家就有了持久繁荣的最佳保障。
可见，国家的最佳保障不是有形的物，而是无形的制度。只有那些在制度方面领先的国家，才能在世界上左右逢源，一直居于主动和优势地位。中国存下大笔美元，又怎样呢？还不是要去买美国国债，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再借给美国人去花。何以如此不堪？制度使然。美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优势是这一切的原因。
如果中国不能在社会制度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今后还会继续发生这种不堪的事情。而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大幅进步。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是优秀的制度呢？毫无疑问，那就是自由的制度。不管有多少罔顾、轻蔑、仇视自由的人，自由社会从来都是最强大、最优秀、最文明、最智慧的社会。自由人从来都是最优美、最道德、最富裕、最自尊的人。没人能够改变这一点。如果让人们用脚投票，绝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奔向自由社会，包括那些独裁者、强盗和流氓。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实际上正是一个自由不断增长的过程。巨大的成就是自由扩展的结果。一些蠢人被现象所迷惑，看不到真正的历史大势，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剥削加重、自由减少的过程。这完全是胡言乱语。虽然有种种的不足和缺陷，其中一些还很严重，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许多人类伟大的历史进程一样，充分展示了自由的强劲力量。
即使是不充分的，即使是阻碍重重的，只要有了自由，人们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完成超乎想象的巨大成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繁荣和进步，就有文明的伸张、道德的扩展和人性的激扬。繁荣和进步会进一步彰显自由的意义，并为人们指引出通往更加自由的道路。人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走向自由。
虽然是结束语，但后面还有最后一节附录，介绍那些创造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伟大头脑。
三十三、附：那些死去的白种男人
商业周期理论，正式的名称是米瑟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Mises-Hayek theory of the bosiness cycle），成形于1920年代。他们二人在创建这个理论上的贡献尤其重大。商业周期理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奥地利学派和其他经济学派的重要区分。
虽然民族主义者会感到有些沮丧，但事实就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观念的创造者，他们都属于同一群人。这群人的特点是：死去的白种男人。商业周期理论也不例外。不过，世界上一些最糟糕、最危险的观念也是由这群人创造的。
以下列出的死去的白种男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先驱和创造者。感谢他们伟大的头脑揭示出商业周期这个深刻而内在的规律。他们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市场经济，还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人性的本质。
当然，为商业周期理论做出贡献的不只是只有这几个人。几代奥地利学派学者都为此付出了努力。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深入研究仍在进行中。最新出版的一些大部头作品有待翻译成中文。
商业周期理论并未被经济学主流所接受。从最近的舆论来看，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理论甚至一无所知。这或许是因为商业周期理论存在理论上的不足，或许是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还不充足。其实，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商业周期理论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投资和风险控制机制。率先实现这个设想的人，将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
期待着伟大的头脑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出现。
萨伊
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国人。法国是个思想非常左倾的国家，是好几种重要左翼思想的发源地，但也有萨伊、巴斯夏、托克维尔、雷蒙·阿隆这样优秀的自由主义者。
萨伊其实是凯恩斯之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算一代宗师。萨伊定律影响了无数人，成为他们理解经济世界的基础思想。这种真知灼见后来被凯恩斯主义所否认，并被人们遗忘。
对于经济学来说，新的理论并不见得就是好的理论。萨伊定律是最古老的市场经济理论之一，但现在确实很有“返回萨伊定律”的必要。
奥地利学派可能是目前唯一坚持萨伊定律的经济学派。在重视储蓄、强调生产、主观效用等方面，萨伊定律都和商业周期理论有密切的内在一致。
门格尔
C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不过，他写作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主流的经济学派，而不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门格尔非常热爱经济学，他的写作经常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下进行。他说过，如果有七个儿子，他都会送他们去学经济学。
能够找到的这张门格尔照片，不太符合他本人的社会地位。这张照片更像一个俄国苦役犯，还留着俄式大胡子，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物。门格尔是奥匈帝国王储的老师。社会地位很高。
不过，门格尔晚年的情绪倒很符合照片传递的信息，他亲眼目睹十九世纪的自由逐渐被侵蚀、被破坏，并因此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混乱、战争和道德退化的可怕境地。他的预言在二十世纪都变成了现实。可怜的王储可能受到老师情绪的传染，1889年自杀身亡。
《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并不厚，读起来似乎也并不难，但其实内容非常厚重，几乎每一章都在以后发展成经济学的一门学科。而且，虽然出版已经很久，但并不仅仅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当代的奥地利学派仍然不断从这本书中汲取知识。
门格尔的生产结构理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一。
庞巴维克
Eugen Bohm-Bawerk（1851～1914），门格尔的学生，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人，在他那个时代，奥地利学派仍然没有形成独立的门派。庞巴维克等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主流经济学派，研究的就是经济学，而不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庞巴维克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与利息》，其中第二卷为《资本实证论》。本系列文章的一部分知识就来自这本书。在经济学史上，庞巴维克头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利率产生于不耐，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学的利息问题。庞巴维克的原创性非常显著，难以企及。
庞巴维克的书驳倒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资本与利息》就是为此而写的。庞巴维克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所以流行，是因为反对者的水平太低。于是，他这个高手就出马了。果然有效。《资本与利息》面世以后，《资本论》就写不下去了，到最后也没有完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庞巴维克以后，马克思主义就已经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从精神病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从经济学角度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意义。
庞贝维克在奥地利学派中的独特性是：他是少数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奥派学者。奥地利学派，从根本上否定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分析只有从微观和主观的角度才有意义，但庞巴维克的理论是标准的宏观分析。
据说，门格尔认为，庞巴维克“犯了伟大的错误”。尚未见到更进一步的论述。不知门格尔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庞巴维克在门格尔生产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迂回生产概念。迂回生产和利率理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两大基础。
米瑟斯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是庞巴维克的学生。虽然不是创始人，但米瑟斯是奥地利学派的真正“教主”，一生著述颇丰。
米瑟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研究》（原著是德文，英文书名为《货币和信贷理论》）的中文译本已经翻译完，但尚未出版。在这本书中，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已经具备。
米瑟斯和德国历史学派就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学先验方法论。当时，德国历史学派居于学术主流地位，他们轻蔑地把米瑟斯等人称为“奥地利学派”。这个起初带有轻蔑意味的名称后来就成为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
1920年代，米瑟斯和哈耶克一直预言美国正在进行的信贷扩张将导致经济危机，当然，他们不能预测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其他人根本不相信这个预言。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因此声名大盛。
人们蜂拥来到米瑟斯哈耶克那里，求教危机对策，得到的答案仅仅是自由放任，让市场自发调整。这确实是最佳的危机对策，但人们显然想听到更积极的干预政策。“政府总得干点儿什么”。
米瑟斯们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积极的干预政策，那等于他们自我否定。但凯恩斯主义却提供了。也因此，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奥地利学派则被边缘化。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一定是那些总能拿出“办法”的经济学才是好的经济学吗？经济学必须参与改造这个世界吗？经济学就不能局限于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吗？
米瑟斯以性格倔强著称，“眼里不揉沙子”。早年在欧洲，因为银行不保证按照他的建议改造金融体系，他就拒绝出任收入丰厚的银行董事会成员职位。在自由主义团体“朝圣山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怒斥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为“一群社会主义者”，然后跺脚而去。
除了商业周期理论以外，米瑟斯的理论贡献还有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这又是一次大辩论的内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基本就是和对手进行辩论的历史。他指出，因为排斥了价格信号，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无法进行经济计算，无法比较不同投资之间的优劣，无法作出合理的经济决定。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无法维持的。这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致命攻击，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三种理论武器的第一种。
二战中，犹太人米瑟斯来到美国，但始终没有在美国大学中得到正式教授席位。罗斯巴德将此痛斥为美国学术史的最大污点。确实如此。不过，虽然米瑟斯在美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但也没有遇到任何干扰。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办自己的私人讲座，并从支持他的私人基金那里得到收入。
米瑟斯、哈耶克等人在二战中来到美国，也就把奥地利学派及其传统带到了美国，并在美国成功地培养出罗斯巴德等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现在，奥地利本国已没有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在美国。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机构是位于美国的米瑟斯研究院。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米瑟斯的学生和同事。在米瑟斯研究的基础上，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理论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据说，哈耶克是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知识分子。他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代表著作是《物价与生产》，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稿结集，出版于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很早以前出版过中文译本，现在从网上可以下载到。
在《物价与生产》中，哈耶克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对迂回生产结构进行了直观的描述。“哈耶克三角”已经成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之一。
1974年，哈耶克凭借商业周期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学派重新开始振兴。
哈耶克终生致力于批判凯恩斯主义。不过，在《物价与生产》之后，他的研究重点就逐渐从商业周期理论和经济学转向了更广泛的法治、宪政研究。同时，哈耶克和米瑟斯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分歧。当然，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二人的私人关系。
哈耶克早年曾经和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等人展开论战，芝加哥学派的人受到他们的导师奈特的影响，一直在学术上不接受哈耶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得到经济学教职，只得到社会学教职。哈耶克的货币理论遭到了货币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反对，甚至是嘲笑。晚年，哈耶克对他的货币理论没有得到学界重视而感到遗憾。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哈耶克评传》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哈耶克传》是了解哈耶克生平和学术思想的很好著作，推荐阅读。
费雪
Irving Fisher（1867—1947），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费雪是个有些矛盾的人物。一方面，费雪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一脉相承，并且，大大深化了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费雪的《利息理论》也是原创性难以企及的著作。并且，这本书似乎终结了利息理论。费雪之后，想在利息理论上再做研究，不太明智。
但费雪同时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积极支持者。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对费雪多有批评。罗斯巴德就在《美国大萧条》中多次列举和批评了费雪鼓吹政府干预市场的举动。费雪对于商业周期理论也并不赞同，事实上，1929年大萧条前夕，费雪还公开表示市场稳定。这个表态对费雪的学术威望损害不小。费雪也因此投资失败，据说损失了几百万美元。
费雪的利息理论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商业周期理论也可以从中得到支持。而且，后来费雪还著有《100%的货币》，观点符合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
《利息理论》有很好的中文译本，译者陈彪如先生是优秀的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上都有很深造诣。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不能说自己懂经济学。
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我最喜爱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虽然我并不赞同他的彻底无政府主义观点。
如果说米瑟斯之于奥地利学派，好象马克思之于马克思主义，那么，罗斯巴德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列宁。他不仅进行学术研究，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千百万普通人的思想，让他们加入到争取和保卫自由的行列。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还是一个绝不妥协的斗士。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用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这本书的第一章是理论部分，介绍了商业周期理论。本轮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中译本出了新版。这倒和英文本的命运类似。该书的英文本差不多就在每次经济危机时再版。不过，仅仅看这本书很难理解商业周期理论。一章的篇幅太短，对初学者来说太简略了。
虽然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学术贡献，但罗斯巴德也有创新，比如关于调整期通缩的正面作用等等。
罗斯巴德不但从米瑟斯那里继承了知识和理论，也继承了米瑟斯的倔强，甚至发展为极端和偏激。他的偏激，即使在美国那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也往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比如，他主张父母有拒绝赡养儿童的权利。他主张立刻、彻底、全部地废除国家，转为无政府状态。
理论上，罗斯巴德对米瑟斯、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诺齐克等自由主义大师都有批评，指出他们理论的不彻底性。米瑟斯和罗斯巴德的个人气质，深深影响了当代的奥地利学派。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罗斯巴德最吸引我的是，他赋予自由主义理论以强烈的道德意义。一般来说，反市场的左翼人士往往愿意抢占道德制高点，自称道德使者或者正义在手。许多自由主义者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满足于以效率论证自由。其实，自由包含着最大的道德。无谓地放弃道德诉求，不但是理论的不完整，而且，在争取公众支持方面也非常不利。
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罗斯巴德除了有自己的创见以外，还评述和批驳了其他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的、熊彼特的、货币主义的等等，指出了其中的错误。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商业周期理论很有助益。
除了这些死去的白种男人，奥地利学派以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去世的和在世的，各个种族的——也很重要。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赞同商业周期理论，甚至有人明确反对，但他们的理论同样致力于理解经济世界的规律和人的本性。我深受他们的影响，其影响之深，已经到了难以分辨的地步。他们的理论已经融入我的基本观念之中，只有在重读他们的著作时，我才能意识到，原来某个知识是当初从这里学到的。
他们是：亚当·斯密、李嘉图、巴斯夏、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阿尔钦、巴泽尔、雅赛、大卫·弗里德曼、大卫·鲍兹、马克·斯库森、张五常、薛兆丰。他们的著作都有中文本，市面上可以买到。
好了，写完了。
商业周期理论，正式的名称是米瑟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Mises-Hayek theory of the bosiness cycle），成形于1920年代。他们二人在创建这个理论上的贡献尤其重大。商业周期理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奥地利学派和其他经济学派的重要区分。
虽然民族主义者会感到有些沮丧，但事实就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观念的创造者，他们都属于同一群人。这群人的特点是：死去的白种男人。商业周期理论也不例外。不过，世界上一些最糟糕、最危险的观念也是由这群人创造的。
以下列出的死去的白种男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先驱和创造者。感谢他们伟大的头脑揭示出商业周期这个深刻而内在的规律。他们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市场经济，还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人性的本质。
当然，为商业周期理论做出贡献的不只是只有这几个人。几代奥地利学派学者都为此付出了努力。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深入研究仍在进行中。最新出版的一些大部头作品有待翻译成中文。
商业周期理论并未被经济学主流所接受。从最近的舆论来看，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理论甚至一无所知。这或许是因为商业周期理论存在理论上的不足，或许是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还不充足。其实，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商业周期理论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投资和风险控制机制。率先实现这个设想的人，将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
期待着伟大的头脑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出现。
萨伊
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国人。法国是个思想非常左倾的国家，是好几种重要左翼思想的发源地，但也有萨伊、巴斯夏、托克维尔、雷蒙·阿隆这样优秀的自由主义者。
萨伊其实是凯恩斯之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算一代宗师。萨伊定律影响了无数人，成为他们理解经济世界的基础思想。这种真知灼见后来被凯恩斯主义所否认，并被人们遗忘。
对于经济学来说，新的理论并不见得就是好的理论。萨伊定律是最古老的市场经济理论之一，但现在确实很有“返回萨伊定律”的必要。
奥地利学派可能是目前唯一坚持萨伊定律的经济学派。在重视储蓄、强调生产、主观效用等方面，萨伊定律都和商业周期理论有密切的内在一致。
门格尔
C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不过，他写作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主流的经济学派，而不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门格尔非常热爱经济学，他的写作经常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下进行。他说过，如果有七个儿子，他都会送他们去学经济学。
能够找到的这张门格尔照片，不太符合他本人的社会地位。这张照片更像一个俄国苦役犯，还留着俄式大胡子，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物。门格尔是奥匈帝国王储的老师。社会地位很高。
不过，门格尔晚年的情绪倒很符合照片传递的信息，他亲眼目睹十九世纪的自由逐渐被侵蚀、被破坏，并因此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混乱、战争和道德退化的可怕境地。他的预言在二十世纪都变成了现实。可怜的王储可能受到老师情绪的传染，1889年自杀身亡。
《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并不厚，读起来似乎也并不难，但其实内容非常厚重，几乎每一章都在以后发展成经济学的一门学科。而且，虽然出版已经很久，但并不仅仅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当代的奥地利学派仍然不断从这本书中汲取知识。
门格尔的生产结构理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一。
庞巴维克
Eugen Bohm-Bawerk（1851～1914），门格尔的学生，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人，在他那个时代，奥地利学派仍然没有形成独立的门派。庞巴维克等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主流经济学派，研究的就是经济学，而不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庞巴维克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与利息》，其中第二卷为《资本实证论》。本系列文章的一部分知识就来自这本书。在经济学史上，庞巴维克头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利率产生于不耐，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学的利息问题。庞巴维克的原创性非常显著，难以企及。
庞巴维克的书驳倒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资本与利息》就是为此而写的。庞巴维克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所以流行，是因为反对者的水平太低。于是，他这个高手就出马了。果然有效。《资本与利息》面世以后，《资本论》就写不下去了，到最后也没有完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庞巴维克以后，马克思主义就已经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从精神病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从经济学角度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意义。
庞贝维克在奥地利学派中的独特性是：他是少数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奥派学者。奥地利学派，从根本上否定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分析只有从微观和主观的角度才有意义，但庞巴维克的理论是标准的宏观分析。
据说，门格尔认为，庞巴维克“犯了伟大的错误”。尚未见到更进一步的论述。不知门格尔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庞巴维克在门格尔生产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迂回生产概念。迂回生产和利率理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两大基础。
米瑟斯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是庞巴维克的学生。虽然不是创始人，但米瑟斯是奥地利学派的真正“教主”，一生著述颇丰。
米瑟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研究》（原著是德文，英文书名为《货币和信贷理论》）的中文译本已经翻译完，但尚未出版。在这本书中，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已经具备。
米瑟斯和德国历史学派就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学先验方法论。当时，德国历史学派居于学术主流地位，他们轻蔑地把米瑟斯等人称为“奥地利学派”。这个起初带有轻蔑意味的名称后来就成为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
1920年代，米瑟斯和哈耶克一直预言美国正在进行的信贷扩张将导致经济危机，当然，他们不能预测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其他人根本不相信这个预言。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因此声名大盛。
人们蜂拥来到米瑟斯哈耶克那里，求教危机对策，得到的答案仅仅是自由放任，让市场自发调整。这确实是最佳的危机对策，但人们显然想听到更积极的干预政策。“政府总得干点儿什么”。
米瑟斯们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积极的干预政策，那等于他们自我否定。但凯恩斯主义却提供了。也因此，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奥地利学派则被边缘化。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一定是那些总能拿出“办法”的经济学才是好的经济学吗？经济学必须参与改造这个世界吗？经济学就不能局限于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吗？
米瑟斯以性格倔强著称，“眼里不揉沙子”。早年在欧洲，因为银行不保证按照他的建议改造金融体系，他就拒绝出任收入丰厚的银行董事会成员职位。在自由主义团体“朝圣山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怒斥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为“一群社会主义者”，然后跺脚而去。
除了商业周期理论以外，米瑟斯的理论贡献还有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这又是一次大辩论的内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基本就是和对手进行辩论的历史。他指出，因为排斥了价格信号，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无法进行经济计算，无法比较不同投资之间的优劣，无法作出合理的经济决定。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无法维持的。这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致命攻击，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三种理论武器的第一种。
二战中，犹太人米瑟斯来到美国，但始终没有在美国大学中得到正式教授席位。罗斯巴德将此痛斥为美国学术史的最大污点。确实如此。不过，虽然米瑟斯在美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但也没有遇到任何干扰。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办自己的私人讲座，并从支持他的私人基金那里得到收入。
米瑟斯、哈耶克等人在二战中来到美国，也就把奥地利学派及其传统带到了美国，并在美国成功地培养出罗斯巴德等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现在，奥地利本国已没有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在美国。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机构是位于美国的米瑟斯研究院。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米瑟斯的学生和同事。在米瑟斯研究的基础上，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理论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据说，哈耶克是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知识分子。他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代表著作是《物价与生产》，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稿结集，出版于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很早以前出版过中文译本，现在从网上可以下载到。
在《物价与生产》中，哈耶克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对迂回生产结构进行了直观的描述。“哈耶克三角”已经成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之一。
1974年，哈耶克凭借商业周期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学派重新开始振兴。
哈耶克终生致力于批判凯恩斯主义。不过，在《物价与生产》之后，他的研究重点就逐渐从商业周期理论和经济学转向了更广泛的法治、宪政研究。同时，哈耶克和米瑟斯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分歧。当然，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二人的私人关系。
哈耶克早年曾经和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等人展开论战，芝加哥学派的人受到他们的导师奈特的影响，一直在学术上不接受哈耶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得到经济学教职，只得到社会学教职。哈耶克的货币理论遭到了货币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反对，甚至是嘲笑。晚年，哈耶克对他的货币理论没有得到学界重视而感到遗憾。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哈耶克评传》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哈耶克传》是了解哈耶克生平和学术思想的很好著作，推荐阅读。
费雪
Irving Fisher（1867—1947），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费雪是个有些矛盾的人物。一方面，费雪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一脉相承，并且，大大深化了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费雪的《利息理论》也是原创性难以企及的著作。并且，这本书似乎终结了利息理论。费雪之后，想在利息理论上再做研究，不太明智。
但费雪同时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积极支持者。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对费雪多有批评。罗斯巴德就在《美国大萧条》中多次列举和批评了费雪鼓吹政府干预市场的举动。费雪对于商业周期理论也并不赞同，事实上，1929年大萧条前夕，费雪还公开表示市场稳定。这个表态对费雪的学术威望损害不小。费雪也因此投资失败，据说损失了几百万美元。
费雪的利息理论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商业周期理论也可以从中得到支持。而且，后来费雪还著有《100%的货币》，观点符合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
《利息理论》有很好的中文译本，译者陈彪如先生是优秀的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上都有很深造诣。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不能说自己懂经济学。
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我最喜爱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虽然我并不赞同他的彻底无政府主义观点。
如果说米瑟斯之于奥地利学派，好象马克思之于马克思主义，那么，罗斯巴德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列宁。他不仅进行学术研究，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千百万普通人的思想，让他们加入到争取和保卫自由的行列。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还是一个绝不妥协的斗士。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用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这本书的第一章是理论部分，介绍了商业周期理论。本轮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中译本出了新版。这倒和英文本的命运类似。该书的英文本差不多就在每次经济危机时再版。不过，仅仅看这本书很难理解商业周期理论。一章的篇幅太短，对初学者来说太简略了。
虽然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学术贡献，但罗斯巴德也有创新，比如关于调整期通缩的正面作用等等。
罗斯巴德不但从米瑟斯那里继承了知识和理论，也继承了米瑟斯的倔强，甚至发展为极端和偏激。他的偏激，即使在美国那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也往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比如，他主张父母有拒绝赡养儿童的权利。他主张立刻、彻底、全部地废除国家，转为无政府状态。
理论上，罗斯巴德对米瑟斯、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诺齐克等自由主义大师都有批评，指出他们理论的不彻底性。米瑟斯和罗斯巴德的个人气质，深深影响了当代的奥地利学派。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罗斯巴德最吸引我的是，他赋予自由主义理论以强烈的道德意义。一般来说，反市场的左翼人士往往愿意抢占道德制高点，自称道德使者或者正义在手。许多自由主义者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满足于以效率论证自由。其实，自由包含着最大的道德。无谓地放弃道德诉求，不但是理论的不完整，而且，在争取公众支持方面也非常不利。
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罗斯巴德除了有自己的创见以外，还评述和批驳了其他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的、熊彼特的、货币主义的等等，指出了其中的错误。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商业周期理论很有助益。
除了这些死去的白种男人，奥地利学派以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去世的和在世的，各个种族的——也很重要。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赞同商业周期理论，甚至有人明确反对，但他们的理论同样致力于理解经济世界的规律和人的本性。我深受他们的影响，其影响之深，已经到了难以分辨的地步。他们的理论已经融入我的基本观念之中，只有在重读他们的著作时，我才能意识到，原来某个知识是当初从这里学到的。
他们是：亚当·斯密、李嘉图、巴斯夏、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阿尔钦、巴泽尔、雅赛、大卫·弗里德曼、大卫·鲍兹、马克·斯库森、张五常、薛兆丰。他们的著作都有中文本，市面上可以买到。
好了，写完了。
北京要利用县际竞争处理劳动法
张五常
不久前有朋自远方来，谈中国经济，他们问外资会否再光顾神州。地球不景，有外资（尤其是韩资）撤离，而问津中国的外资是减少了。我说：「外资还会再来的。虽然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么好，但比起世界各地，投资下注还是中国最上算。投资环境永远是相对的。」说了这几句，我想到新劳动合同法，想到不久前几家考虑到中国下注的美国机构，提到此法有恐惧感。我于是说新劳动法一定要取缔。只轻轻带过：这些朋友知道我骂过不少笔墨，再大骂一番会触犯边际效用下降定律。
几天前再查询形势，有点好消息：中国的工业有复苏的迹象！南中国的工业区，水静河飞大半年，市面有点热闹了；昆山的厂房租金，暴跌后最近回升了十多个百分点；工业发展最可靠的指数——纸盒的销量——止跌回升。解释有两方面。其一，次要的，是央行放宽了银根，借贷较为容易。其二，主要的，是地方政府不仅不执行新劳动法，而且提供避去该法的门径。
经过了一年的发展，避开新劳动法的门径是简化了。厂家提供的劳动合同只写下最低工资，其它皆以奖金的形式处理。只要雇主言而有信，员工接受。偶尔有守法的厂家——例如超时工资加倍。但这些守法的管得紧，对员工的产出表现苛求。据说在初时，守法的工厂比较容易聘请员工，但过了不久员工怕管得紧，纷纷选取「奖金」制。二者之间显然达到一个均衡点，一起共存，而二者与新劳动法的意图皆有出入。一般之见，是如果此法全面严厉执行，大部分的工厂会倒闭。
今天，说外资见新劳动合同法而生畏，不是全对。港资也算外资，懂得怎样处理。据说台资也学得快。但来自西方的厂家就远为头痛了。新劳动合同法是非常复杂的文件，通过律师解释也天旋地转，且费用不菲。选大城市下注是个问题，不善于跟地区干部打交道是个问题，而字号有点分量，招牌有点金漆，也是个问题了。这是说，中国愈需要引进的外资，应付新劳动法愈困难。
顺便提及，因为新劳动法的存在，一门搞事的行业出现。听说有些「搞事」之徒是以分帐的形式由「专人」指导的。说搞事，因为这些「员工」基本上不打算安分守己地工作。他们受聘一两个月，找到雇主的「非法」行为，要求赔偿和解。要求不多，三几千元一般不难拿到。这样，新劳动法是鼓励了不事生产的「劳工」。这方面，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球上所有劳工法例都有类同的效果。
地区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工业，纷纷采用有「弹性」的方法来处理新劳动法，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弹性安排。我于是想到，北京为什么不容许甚至鼓励不同地区各自为战，或各出奇谋，设计自己的劳动合同法，务求争取自己的工业发展有成效呢？
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中国发明的县际竞争制度了不起，是天才之笔，也是九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困境中出现奇迹的主要原因。虽然近几年这制度的运作是被中央上头削弱了，但性能仍在。让我提出如下的构思，或建议，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建议如下。选一个地点及资源属中等的县，让该县的政府设计及策划自己的劳动法例。可以是前所未闻的，或者说明完全不管（让个别机构设计自己的雇用员工的规则），又或者是一字不改地接受北京上头定下来的新劳动合同法。重点是要说清楚，要履行，好叫劳资双方没有混水摸鱼的机会。这样，不管劳方怎样大呼剥削，或资方怎样认为不合理，我们只看效果论成败。这是说，如果这个中庸的县推出的劳动法例使投资者相争下注，劳动人口不断涌至，明显地带起该县的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增加，那么事实胜于雄辩，该县的劳动法例是优胜的了。投资者有选择的自由，劳动员工也有选择的自由。佛利民说得好：自由选择是民主的真缔。但如果这个县设计的劳动法例找不到投资者问津，或劳工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怎样夸夸其谈也没有用。当然，上述只是一个例子，北京要让所有的县设计及履行自己的选择，衡量成败不会困难。
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县其实是一家商业机构，或是一间公司。我们知道，在竞争下，只要政府容许，不同机构会有自己的公司法（bylaw），而类同机构的公司法设计，在竞争下会偏于类同。在中国，县际竞争激烈，但因为地理环境与资源分配往往有大差别，不同劳动法例的设计可能出现，但大致上类别不会多。我的估计，是县际竞争最后达到的均衡点，是个别的县设计的劳动法不会超过三类，而且会是清楚明确的。历史的经验说，在竞争下，模糊的法例，或过于复杂的，一定是输家。这些不可取的法例通常只在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出现，而中国付不起应酬个别团体的代价。
如果不同的县真的有个别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例的自由，而他们一般还是选择现有的新劳动合同法，我这个老人家是无话可说的。北京能否容许这样的自由——没有幕后左右的自由——有关键性。四十年前我研读过西方的合同法律的演变，很欣赏英国传统的智慧。今天我很欣赏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那是非常聪明的中国人在经济压力下想出来的一套承包合约的安排的组合。如果北京能真的放手，让县政府在竞争下设计自己的劳动法（包括不管，只让个别商业机构设计自己的），中国的经济会再急升可以断言。外资必将蜂拥而至也。
让我再解释一次。在地区或县际竞争的运作下，让每个县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例，或让他们选择处理劳工的安排，如果某县能搞起工业发展，比有同样资源局限的县跑出一个马位，这个县对劳动员工的贡献一定是较大的。七十多年前英国的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推出雇主剥削劳工的可能性，但只可以在缺乏雇主竞争的情况下出现。机构之间的竞争会保障劳工的收入，而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县际竞争是多了一层非常重要的竞争，西方求之不得也。今天我想到，如果劳动法例由县际各自设计，各出奇谋，在达到经济整体的均衡点下，这法例对劳工的收入增长一定是最上算的。
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的衡量，不要单看人均收入的转变。更重要是租值的升幅与累积。不要因为劳动员工持有的物业不多而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租值可言。历史的经验说，知识租值比物业租值远为重要。目前的新劳动合同法对工人的知识租值的增长，乏善可陈，是负值。我深信，让县际竞争决定劳动法例的取舍，工人的知识租值会急速上升。
在县际竞争下，不管他们推出怎么样的劳动法例，甚或选择完全不管为最佳的均衡方案，北京也应该接受。重点是每个县要说清楚，要让工人明白他们可以选择的是些什么。我不担心工人受到剥削，但担心他们可能被骗，也担心他们因为无知而作错误的选择。
立下法例而不执行，长远来说不是办法。撤销新劳动合同法看来不易，但让县作选择，包括可选现有的，然后带动着不仅是资方的选择，劳方的选择有更重要的决定性。除了压力团体，有谁可以反对呢？正如上文提到的一个例子，有执行与不执行新劳动法的类同工厂，工人选不执行的，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生得蠢。但我认为要让工人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些什么。我也不能排除，在县际竞争下，一种前所未见的有经济效率的劳动法例可能出现。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斗经济智商有胆摆擂台，可惜在局限下竞争而衍生出来的合约安排，我很少事前猜中！
张五常
不久前有朋自远方来，谈中国经济，他们问外资会否再光顾神州。地球不景，有外资（尤其是韩资）撤离，而问津中国的外资是减少了。我说：「外资还会再来的。虽然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么好，但比起世界各地，投资下注还是中国最上算。投资环境永远是相对的。」说了这几句，我想到新劳动合同法，想到不久前几家考虑到中国下注的美国机构，提到此法有恐惧感。我于是说新劳动法一定要取缔。只轻轻带过：这些朋友知道我骂过不少笔墨，再大骂一番会触犯边际效用下降定律。
几天前再查询形势，有点好消息：中国的工业有复苏的迹象！南中国的工业区，水静河飞大半年，市面有点热闹了；昆山的厂房租金，暴跌后最近回升了十多个百分点；工业发展最可靠的指数——纸盒的销量——止跌回升。解释有两方面。其一，次要的，是央行放宽了银根，借贷较为容易。其二，主要的，是地方政府不仅不执行新劳动法，而且提供避去该法的门径。
经过了一年的发展，避开新劳动法的门径是简化了。厂家提供的劳动合同只写下最低工资，其它皆以奖金的形式处理。只要雇主言而有信，员工接受。偶尔有守法的厂家——例如超时工资加倍。但这些守法的管得紧，对员工的产出表现苛求。据说在初时，守法的工厂比较容易聘请员工，但过了不久员工怕管得紧，纷纷选取「奖金」制。二者之间显然达到一个均衡点，一起共存，而二者与新劳动法的意图皆有出入。一般之见，是如果此法全面严厉执行，大部分的工厂会倒闭。
今天，说外资见新劳动合同法而生畏，不是全对。港资也算外资，懂得怎样处理。据说台资也学得快。但来自西方的厂家就远为头痛了。新劳动合同法是非常复杂的文件，通过律师解释也天旋地转，且费用不菲。选大城市下注是个问题，不善于跟地区干部打交道是个问题，而字号有点分量，招牌有点金漆，也是个问题了。这是说，中国愈需要引进的外资，应付新劳动法愈困难。
顺便提及，因为新劳动法的存在，一门搞事的行业出现。听说有些「搞事」之徒是以分帐的形式由「专人」指导的。说搞事，因为这些「员工」基本上不打算安分守己地工作。他们受聘一两个月，找到雇主的「非法」行为，要求赔偿和解。要求不多，三几千元一般不难拿到。这样，新劳动法是鼓励了不事生产的「劳工」。这方面，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球上所有劳工法例都有类同的效果。
地区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工业，纷纷采用有「弹性」的方法来处理新劳动法，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弹性安排。我于是想到，北京为什么不容许甚至鼓励不同地区各自为战，或各出奇谋，设计自己的劳动合同法，务求争取自己的工业发展有成效呢？
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中国发明的县际竞争制度了不起，是天才之笔，也是九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困境中出现奇迹的主要原因。虽然近几年这制度的运作是被中央上头削弱了，但性能仍在。让我提出如下的构思，或建议，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建议如下。选一个地点及资源属中等的县，让该县的政府设计及策划自己的劳动法例。可以是前所未闻的，或者说明完全不管（让个别机构设计自己的雇用员工的规则），又或者是一字不改地接受北京上头定下来的新劳动合同法。重点是要说清楚，要履行，好叫劳资双方没有混水摸鱼的机会。这样，不管劳方怎样大呼剥削，或资方怎样认为不合理，我们只看效果论成败。这是说，如果这个中庸的县推出的劳动法例使投资者相争下注，劳动人口不断涌至，明显地带起该县的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增加，那么事实胜于雄辩，该县的劳动法例是优胜的了。投资者有选择的自由，劳动员工也有选择的自由。佛利民说得好：自由选择是民主的真缔。但如果这个县设计的劳动法例找不到投资者问津，或劳工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怎样夸夸其谈也没有用。当然，上述只是一个例子，北京要让所有的县设计及履行自己的选择，衡量成败不会困难。
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县其实是一家商业机构，或是一间公司。我们知道，在竞争下，只要政府容许，不同机构会有自己的公司法（bylaw），而类同机构的公司法设计，在竞争下会偏于类同。在中国，县际竞争激烈，但因为地理环境与资源分配往往有大差别，不同劳动法例的设计可能出现，但大致上类别不会多。我的估计，是县际竞争最后达到的均衡点，是个别的县设计的劳动法不会超过三类，而且会是清楚明确的。历史的经验说，在竞争下，模糊的法例，或过于复杂的，一定是输家。这些不可取的法例通常只在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出现，而中国付不起应酬个别团体的代价。
如果不同的县真的有个别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例的自由，而他们一般还是选择现有的新劳动合同法，我这个老人家是无话可说的。北京能否容许这样的自由——没有幕后左右的自由——有关键性。四十年前我研读过西方的合同法律的演变，很欣赏英国传统的智慧。今天我很欣赏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那是非常聪明的中国人在经济压力下想出来的一套承包合约的安排的组合。如果北京能真的放手，让县政府在竞争下设计自己的劳动法（包括不管，只让个别商业机构设计自己的），中国的经济会再急升可以断言。外资必将蜂拥而至也。
让我再解释一次。在地区或县际竞争的运作下，让每个县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例，或让他们选择处理劳工的安排，如果某县能搞起工业发展，比有同样资源局限的县跑出一个马位，这个县对劳动员工的贡献一定是较大的。七十多年前英国的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推出雇主剥削劳工的可能性，但只可以在缺乏雇主竞争的情况下出现。机构之间的竞争会保障劳工的收入，而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县际竞争是多了一层非常重要的竞争，西方求之不得也。今天我想到，如果劳动法例由县际各自设计，各出奇谋，在达到经济整体的均衡点下，这法例对劳工的收入增长一定是最上算的。
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的衡量，不要单看人均收入的转变。更重要是租值的升幅与累积。不要因为劳动员工持有的物业不多而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租值可言。历史的经验说，知识租值比物业租值远为重要。目前的新劳动合同法对工人的知识租值的增长，乏善可陈，是负值。我深信，让县际竞争决定劳动法例的取舍，工人的知识租值会急速上升。
在县际竞争下，不管他们推出怎么样的劳动法例，甚或选择完全不管为最佳的均衡方案，北京也应该接受。重点是每个县要说清楚，要让工人明白他们可以选择的是些什么。我不担心工人受到剥削，但担心他们可能被骗，也担心他们因为无知而作错误的选择。
立下法例而不执行，长远来说不是办法。撤销新劳动合同法看来不易，但让县作选择，包括可选现有的，然后带动着不仅是资方的选择，劳方的选择有更重要的决定性。除了压力团体，有谁可以反对呢？正如上文提到的一个例子，有执行与不执行新劳动法的类同工厂，工人选不执行的，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生得蠢。但我认为要让工人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些什么。我也不能排除，在县际竞争下，一种前所未见的有经济效率的劳动法例可能出现。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斗经济智商有胆摆擂台，可惜在局限下竞争而衍生出来的合约安排，我很少事前猜中！
工会问题的本质
江小鱼
对一些词语，人们普遍似乎都有着自然而然的好感，他们乐意把赞颂的辞藻献给这些词语。这些词语，似乎带有天生的光环，注定要接收敬仰一般。工会，无疑就是其中一个。
然而我相信，大部分人对工会这词倾注的热情赞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会是何物，而仅仅是来自于字面的理解：那是工人的组织，代表了工人阶级。这种简单的字面上的理解模糊了它真正应有的概念，通过含糊不清的定义来以偏概全。
工会的本质是一种卡特尔（cartel）。卡特尔的一般意义是指联合订价，用在企业上是指厂商之间合谋操纵价格。用在工会上，是指工人通过一个集体和雇主谈判，来取得例如最低工资、降低劳动强度、增加福利等目的。
那些错误的认识正是由此而起：工会代表了工人，雇主是对立的概念。工人通过集体和雇主谈判，能够迫使雇主增加工人工资。然而，这句话追查起来，至少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
第一，工会不可能代表所有的工人，而仅仅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最需要通过工会保护的是那些收入低、无技术的底层工人，因此按道理工会当然主要是由这些人构成的，然而实际上，国外工会的构成，主要是那些高收入的技术较高的工人。美国国内提高最低工资的最强大政治压力也并非来自相对低工资的工人，而是来自代表技术工人的工会。
这些由收入较高的技术工人所形成的工会，他们的目的，自然是要为团体争取利益了。争取利益不外乎两个目标，其一是争取更高工资，其二是争取更多的职位。如果是试图为行业争取更高工资，弗里德曼教授分析过，将使得该行业就业人数减少。多出的人会进入其他行业，从而导致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工资的下滑。
如果是试图为工会争取更多的职位，赫舒拉发教授有过更细致和精彩的阐述。工会领袖如果要为其代表的技术工人争取更多的职位，他们惯用的手段是呼吁立法订立最低工资保护。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其中的逻辑问题，否则可能会有人迷糊：代表技术工人的工会争取最低工资，这不是有问题么？似乎最需要最低工资保障的是无技术工人才对啊。工会领袖不是笨蛋，他们希望提高最低工资，是认为制定最低工资会降低对无技术工人的需求。因而，对他们技术工人争取更多职位就是有利可图了。
不要在这里恍然大悟，精彩还在后头。赫舒拉发教授进一步阐述，工人领袖的这种希冀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上面的分析是假设了一个逻辑，就是无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对无技术工人的需求减少，会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然而社会上最通常的情况是技术工人和无技术工人互为互补品。我这里举个例子，是生产电子设备的行业。技术工人把电子设备设计好，生产配件出来，然后通过技术较低的工人装配好，再通过无技术工人装箱、运输。这个流程，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他们就是互补关系，也是最常见的模式。这样的情况，无技术工人就业减少会降低而非增加了对工会所代表的技术工人的需求。只有当两者互为替代品时，最低工资更高才可以使工会代表的技术工人获得更多的职位，然而这种情况反而是不常见的。
这些分析说明，工会不是慈善家，不是代表所有工人利益，它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并且，工会所希望达到的一些目的在市场之下很难实现。
第二，有关集体行为的逻辑问题。懂得卡特尔概念的人应该清楚，卡特尔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张五常教授的话最直接，也最清晰：“卡特尔的困难，是互相订价之后，静静地减价的成员有利可图。”工会既然是一个卡特尔，那么，在市场上维持下去当然也是很困难的。每个工人都会偷偷工作，每个工人可能都会认识到，虽然，集体决策是通过所有个体来投票决定的，但是在大集体之中，他自己的选择对谈判结果影响力基本为零。因此，他会搭便车，会违背罢工的誓言。
或许疑惑的你会问了：既然在逻辑意义上工会难以维持，但实际中为什么还是广泛存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拥有1000多万会员，截至2005年末，工会成员占美劳动力总人数的12.5%，上世纪中鼎盛时期，这个数字是30%多。欧洲一些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超过70％的工人加入工会。
是很好的提问。我们知道，企业卡特尔，所谓联合提高产品价格行为，政府有反托拉斯法，可以起诉。然而工会却没此等“优待”，政府似乎也和大多数人一般，认为工人和雇主相比，他们是弱者，因此也格外照顾。可以参考一下历史上英美两国的一些相关法例：
英国，《1906年劳资纠纷和解条例》，工会有一种免除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使它或其成员实施了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亦可以不用承担此种行为的民事责任；
美国，《1914年克莱顿条例》，使工会免受《谢尔曼法》有关反垄断规定的限制。《1932年诺里斯－拉加蒂条例》，又是对劳工组织侵权行为立法免责。1935年《瓦格纳法案》禁止雇主干预工人组织工会。
可见，工会的存在并且得到广泛的发展，根本原因是政府之力。其恶果是有目共睹的，略举两例：
2005年10月，包括海岸警卫队、海关、税务局、移民局、气象局、申请就业保险部门等12万人的加拿大联邦政府雇员参加罢工，约有70个政府部门停止服务。
2006年元旦，欧洲大陆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他们目的是抗议欧盟提出的港口自由化草案。比利时的欧洲第二大港安特卫普，法国马赛港，欧洲第一港鹿特丹，还有希腊、瑞典、葡萄牙、丹麦的港口，均卷入其中。而欧盟港口自由化计划的真正目的，是旨在引进更多竞争。
这些难道不足以警醒那些不吝赞颂的人们吗？他们还会把那些那么美好的文采辞藻，献给了一个并非如他们原来心中所认为那么美好的一个利益团体么？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一些观点认为，工会是结社自由，是工人们之间达成的契约。认为工会有权为了集体利益来限制某些个体行为，譬如限定工人必须参加罢工。然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指出，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契约自由原则只意味着所有契约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性规则加以裁断，而且任何权力机构也都不应当被赋予许可或不许可某些契约的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工会的产生、发展似乎是和自由有关，我也想，人们对它的赞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然而，需要知道，自由的单位应当回到个体上面去，没有集体的自由。那些所谓集体自由的论断，本质上是反自由的。为集体争取自由的口号，我们应该不会陌生。这些集体，有各种各样的名词，如地区、国家、民族，工会当然也不例外。许多对前者抱有警惕的人，却同情、赞扬后者，这是令人颇为费解的。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前者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政府的强制力和集体对个人自由的压制，而后者却往往因为人们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不容易看到。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的目的，并非提倡取缔或禁止工会。我认同工人们有结社的自由。本文只是在烽烟尚未散尽的沃尔玛工会事件背景之下，试图拨开工会概念的一些迷雾。工会并非你原本眼中那么好的一个褒义词，它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益团体，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里头的故事与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一下旧案。国内媒体在报道沃尔玛工会事件的文章中，有人用无不讽刺的口吻嘲笑说，中国的工会和外国的不同，有中国特色。他们的原意，是嘲讽工会在中国并不能起作用，因为政府实际上不会支持。我却宁愿把这种结果当作庆幸：或许，在中国特色之下，工会会改变传统理念，成为一个工人之间的带有保险意义的互助组织，以此来弥补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对欠缺呢。
让我在文章的最后，对这篇仓促写就的小文所参考的文献作者，几位前辈们，表示我衷心的谢意，他们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理查德·波斯纳、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曼瑟尔·奥尔森，当然，还有张五常教授和他的老师赫舒拉发。
江小鱼
对一些词语，人们普遍似乎都有着自然而然的好感，他们乐意把赞颂的辞藻献给这些词语。这些词语，似乎带有天生的光环，注定要接收敬仰一般。工会，无疑就是其中一个。
然而我相信，大部分人对工会这词倾注的热情赞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会是何物，而仅仅是来自于字面的理解：那是工人的组织，代表了工人阶级。这种简单的字面上的理解模糊了它真正应有的概念，通过含糊不清的定义来以偏概全。
工会的本质是一种卡特尔（cartel）。卡特尔的一般意义是指联合订价，用在企业上是指厂商之间合谋操纵价格。用在工会上，是指工人通过一个集体和雇主谈判，来取得例如最低工资、降低劳动强度、增加福利等目的。
那些错误的认识正是由此而起：工会代表了工人，雇主是对立的概念。工人通过集体和雇主谈判，能够迫使雇主增加工人工资。然而，这句话追查起来，至少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
第一，工会不可能代表所有的工人，而仅仅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最需要通过工会保护的是那些收入低、无技术的底层工人，因此按道理工会当然主要是由这些人构成的，然而实际上，国外工会的构成，主要是那些高收入的技术较高的工人。美国国内提高最低工资的最强大政治压力也并非来自相对低工资的工人，而是来自代表技术工人的工会。
这些由收入较高的技术工人所形成的工会，他们的目的，自然是要为团体争取利益了。争取利益不外乎两个目标，其一是争取更高工资，其二是争取更多的职位。如果是试图为行业争取更高工资，弗里德曼教授分析过，将使得该行业就业人数减少。多出的人会进入其他行业，从而导致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工资的下滑。
如果是试图为工会争取更多的职位，赫舒拉发教授有过更细致和精彩的阐述。工会领袖如果要为其代表的技术工人争取更多的职位，他们惯用的手段是呼吁立法订立最低工资保护。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其中的逻辑问题，否则可能会有人迷糊：代表技术工人的工会争取最低工资，这不是有问题么？似乎最需要最低工资保障的是无技术工人才对啊。工会领袖不是笨蛋，他们希望提高最低工资，是认为制定最低工资会降低对无技术工人的需求。因而，对他们技术工人争取更多职位就是有利可图了。
不要在这里恍然大悟，精彩还在后头。赫舒拉发教授进一步阐述，工人领袖的这种希冀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上面的分析是假设了一个逻辑，就是无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对无技术工人的需求减少，会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然而社会上最通常的情况是技术工人和无技术工人互为互补品。我这里举个例子，是生产电子设备的行业。技术工人把电子设备设计好，生产配件出来，然后通过技术较低的工人装配好，再通过无技术工人装箱、运输。这个流程，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他们就是互补关系，也是最常见的模式。这样的情况，无技术工人就业减少会降低而非增加了对工会所代表的技术工人的需求。只有当两者互为替代品时，最低工资更高才可以使工会代表的技术工人获得更多的职位，然而这种情况反而是不常见的。
这些分析说明，工会不是慈善家，不是代表所有工人利益，它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并且，工会所希望达到的一些目的在市场之下很难实现。
第二，有关集体行为的逻辑问题。懂得卡特尔概念的人应该清楚，卡特尔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张五常教授的话最直接，也最清晰：“卡特尔的困难，是互相订价之后，静静地减价的成员有利可图。”工会既然是一个卡特尔，那么，在市场上维持下去当然也是很困难的。每个工人都会偷偷工作，每个工人可能都会认识到，虽然，集体决策是通过所有个体来投票决定的，但是在大集体之中，他自己的选择对谈判结果影响力基本为零。因此，他会搭便车，会违背罢工的誓言。
或许疑惑的你会问了：既然在逻辑意义上工会难以维持，但实际中为什么还是广泛存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拥有1000多万会员，截至2005年末，工会成员占美劳动力总人数的12.5%，上世纪中鼎盛时期，这个数字是30%多。欧洲一些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超过70％的工人加入工会。
是很好的提问。我们知道，企业卡特尔，所谓联合提高产品价格行为，政府有反托拉斯法，可以起诉。然而工会却没此等“优待”，政府似乎也和大多数人一般，认为工人和雇主相比，他们是弱者，因此也格外照顾。可以参考一下历史上英美两国的一些相关法例：
英国，《1906年劳资纠纷和解条例》，工会有一种免除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使它或其成员实施了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亦可以不用承担此种行为的民事责任；
美国，《1914年克莱顿条例》，使工会免受《谢尔曼法》有关反垄断规定的限制。《1932年诺里斯－拉加蒂条例》，又是对劳工组织侵权行为立法免责。1935年《瓦格纳法案》禁止雇主干预工人组织工会。
可见，工会的存在并且得到广泛的发展，根本原因是政府之力。其恶果是有目共睹的，略举两例：
2005年10月，包括海岸警卫队、海关、税务局、移民局、气象局、申请就业保险部门等12万人的加拿大联邦政府雇员参加罢工，约有70个政府部门停止服务。
2006年元旦，欧洲大陆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他们目的是抗议欧盟提出的港口自由化草案。比利时的欧洲第二大港安特卫普，法国马赛港，欧洲第一港鹿特丹，还有希腊、瑞典、葡萄牙、丹麦的港口，均卷入其中。而欧盟港口自由化计划的真正目的，是旨在引进更多竞争。
这些难道不足以警醒那些不吝赞颂的人们吗？他们还会把那些那么美好的文采辞藻，献给了一个并非如他们原来心中所认为那么美好的一个利益团体么？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一些观点认为，工会是结社自由，是工人们之间达成的契约。认为工会有权为了集体利益来限制某些个体行为，譬如限定工人必须参加罢工。然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指出，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契约自由原则只意味着所有契约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性规则加以裁断，而且任何权力机构也都不应当被赋予许可或不许可某些契约的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工会的产生、发展似乎是和自由有关，我也想，人们对它的赞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然而，需要知道，自由的单位应当回到个体上面去，没有集体的自由。那些所谓集体自由的论断，本质上是反自由的。为集体争取自由的口号，我们应该不会陌生。这些集体，有各种各样的名词，如地区、国家、民族，工会当然也不例外。许多对前者抱有警惕的人，却同情、赞扬后者，这是令人颇为费解的。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前者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政府的强制力和集体对个人自由的压制，而后者却往往因为人们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不容易看到。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的目的，并非提倡取缔或禁止工会。我认同工人们有结社的自由。本文只是在烽烟尚未散尽的沃尔玛工会事件背景之下，试图拨开工会概念的一些迷雾。工会并非你原本眼中那么好的一个褒义词，它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益团体，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里头的故事与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一下旧案。国内媒体在报道沃尔玛工会事件的文章中，有人用无不讽刺的口吻嘲笑说，中国的工会和外国的不同，有中国特色。他们的原意，是嘲讽工会在中国并不能起作用，因为政府实际上不会支持。我却宁愿把这种结果当作庆幸：或许，在中国特色之下，工会会改变传统理念，成为一个工人之间的带有保险意义的互助组织，以此来弥补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对欠缺呢。
让我在文章的最后，对这篇仓促写就的小文所参考的文献作者，几位前辈们，表示我衷心的谢意，他们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理查德·波斯纳、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曼瑟尔·奥尔森，当然，还有张五常教授和他的老师赫舒拉发。
海耶克大战奥巴马
张五常
已故的海耶克一九八八年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Fatal Conceit》的书——中译《致命的自负》——其中一个要点说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官员以为在没有足够的讯息及赏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把产品定价，指导市场。顾题思意，这是「自负」，对经济会带来「致命」之伤。
今年六月十四日，贝加（Gary Becker）在他的博客以同一题目为文，指责奥巴马及他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犯上相同的「自负」行为，试图左右数以百计的企业高职人员的薪酬。凡是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大机构，例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AIG、通用汽车等，其高职行政人员的薪酬与花红等要由政府委任的一个「沙皇」拍板决定，而拍板后是不能上诉更改的。
这就带来一个似浅实深的话题︰政府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我想知道读者怎样看。不要读下去，把自己的答案先写下来才读，你可能发觉你的想法跟我的很不一样。
首先要说的，是通用汽车已成国企，既为国企，政府要怎样处理职员薪酬是政府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对。政府应不应该把通用收归国有是另一回事，但米已成炊，市场的薪酬只能用作参考，仅此而已。AIG的性质略为不同，但我也看不到政府左右薪酬有什么不妥。这家庞大的企业面对破产，无可救药，生意暴跌，政府挽救接管。不难想象，政府不左右薪酬是难以止血的。美银、花旗及其它接受政府资助的大机构怎样看呢？政府大手资助，某些获助的机构出现了大派花红的例子，也不难想象，政府不管，资助的钱很容易花清光！我不知道政府有否事先言明︰向我借钱资助我要管你们的薪酬。如果言明，政府跟着左右薪酬理所当然。如果没有，但政府见受助者大手花钱，借出去的可能输清光，左右薪酬有点不对，但可以理解。政府是为了自保，说不上是自负，不管薪酬，获「致命」伤的可能是政府。
面对可能破产倒闭的企业，或大或小，好些时的确有点乱来的意向。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效应，政府资助出现了一些乱来的行为，但我欣赏的是大部分遇上财政困难的企业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政府应否资助是不容易决定的。我认为除了银行政府不应该挽救。一位货币大师认为银行也不应该挽救。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及专家今天认为政府当时（去年九月）应该挽救雷曼兄弟。是复杂的问题，我不知细节，就是知道也不一定有答案。我的观点是，既然政府出手挽救，耗资甚巨，为了自保，左右被救的企业的某些职位的薪酬，算不上是海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
海耶克大战奥巴马，战到此间，奥巴马胜。当然，海耶克是不会同意政府出手挽救企业的，但这是另一回事。
写到这里，困扰我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这就是金融的专业或行政人员的收入非常高，究竟值不值那么多钱呢？就是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该约束或管制他们的收入吗？这些问题由我这个教授提出，读者可能以为我发了神经。无可置疑，金融行业的收入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市场说值那么多钱，海耶克不可能错。然而，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森穆逊写的专栏，简直破口大骂。森氏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者，平生作出的贡献无数，也是个深知市场运作的大师人物。他认为十多年来金融专业的收入上升了不知多少倍，近于发神经，不成理，言下之意是政府早应考虑干预。也是去年，我读到一份报告，说有些出道不久的金融「天才」，几分钟赚佣金五万美元也嫌少！不知读者怎样看这个问题。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收入，怎可以是「过高」的呢？
金融这门专业学问起自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我当时有染指。主要是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加上风险，其后转到芝加哥及麻省理工等大学发扬。因为收入比较高，从经济学转到金融学的研究生不少。这是指在美国兴起的金融学，与当时的老一套的英国传统的金融学是不同的。一九八二年起我到香港大学主事那里的经济系，跟着发展为经济金融学院，经验上我遇到一个大难题。论求学的难度，经济与金融差不多，而到了研究院，从经济转读金融不会有困难。然而，起码有十多年的时间，从国际的市场看，大学聘请一个初出道的金融学博士的薪酬，要比一个经济学博士的高出一倍！香港大学不同学系的薪酬是划一的，所以金融学不容易搞上去。当时我们逼着起用经济老师教金融，没有困难，因为金融学的基础文献一律出自经济学者之手。
为什么金融博士的出道薪酬会比经济的高出那么多呢？事实上，有一段长时期，金融专业的收入冠于所有行业，比医生还要高。当时我的解释，今天回顾没有错，是大学之外的市场对金融专业人材的需求很大，而这需求不断上升。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的学生没有大部分转到金融那边去，可能因为经济学的趣味性比较高，也可能因为恐怕金融市场的需求增加会缓慢下来。
我要到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知道，美国的借贷量十多年上升了三倍！这惊人的升幅显然是由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及保险安排的发明促成的。这个迅速的发展，加上分红制度很自然地在金融市场流行，金融专材的收入动不动每年逾美元百万。算不算是过高呢？政府要不要管？经济学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是市场的运作使然。
问题是，不管好些经济学者认为这个由无数衍生工具组合而成的金融制度是伟大的发明，给美国带来繁荣，但到头来从效果衡量，这制度奇劣无比。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任何制度，可以在几个月之内使整个地球输那么多的钱！事实上，这些年整个金融行业赚得的高收入，全部回吐也不能填补一小部分的损失。是艰深难明的制度：股神毕菲特早就说这制度会带来灾难，但事到临头他自己还是中了大计。我呢？当然更不懂，但还是认为去年十月十七发表的《浮沙指数：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解释：借贷与抵押的比例不应该高于一，而美国的新潮金融制度把这指数弄得远高于一。另一方面，我认为金融借贷与保险合约的纵横织合是愚蠢的安排。
这里的重点问题是：如果美国的金融制度是纯由市场自由发挥地搞起来的，市场难辞其咎：海耶克会一铺输清光。但明显地，美国的金融制度不是自由市场的杰作。政府的管制法例不少；评级机构是得到政府认许的；格林斯潘 联储局时，几次赞赏美国的金融制度！我历来欣赏的格老，当时被奉若神明。
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加起来的混合制度容易闯祸，不少经济学者指出过，只是没有谁想到会闯出那么大的祸。这制度的深不可测使我无从判断，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不应该左右金融专家们的收入。一个近于肯定的看法，如果政府早就约束这收入——不容易说得通——美国的金融行业不会发展得那么疯狂，为祸也因而不会是那么严重了。这可能是森穆逊去年的直觉吧。
张五常
已故的海耶克一九八八年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Fatal Conceit》的书——中译《致命的自负》——其中一个要点说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官员以为在没有足够的讯息及赏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把产品定价，指导市场。顾题思意，这是「自负」，对经济会带来「致命」之伤。
今年六月十四日，贝加（Gary Becker）在他的博客以同一题目为文，指责奥巴马及他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犯上相同的「自负」行为，试图左右数以百计的企业高职人员的薪酬。凡是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大机构，例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AIG、通用汽车等，其高职行政人员的薪酬与花红等要由政府委任的一个「沙皇」拍板决定，而拍板后是不能上诉更改的。
这就带来一个似浅实深的话题︰政府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我想知道读者怎样看。不要读下去，把自己的答案先写下来才读，你可能发觉你的想法跟我的很不一样。
首先要说的，是通用汽车已成国企，既为国企，政府要怎样处理职员薪酬是政府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对。政府应不应该把通用收归国有是另一回事，但米已成炊，市场的薪酬只能用作参考，仅此而已。AIG的性质略为不同，但我也看不到政府左右薪酬有什么不妥。这家庞大的企业面对破产，无可救药，生意暴跌，政府挽救接管。不难想象，政府不左右薪酬是难以止血的。美银、花旗及其它接受政府资助的大机构怎样看呢？政府大手资助，某些获助的机构出现了大派花红的例子，也不难想象，政府不管，资助的钱很容易花清光！我不知道政府有否事先言明︰向我借钱资助我要管你们的薪酬。如果言明，政府跟着左右薪酬理所当然。如果没有，但政府见受助者大手花钱，借出去的可能输清光，左右薪酬有点不对，但可以理解。政府是为了自保，说不上是自负，不管薪酬，获「致命」伤的可能是政府。
面对可能破产倒闭的企业，或大或小，好些时的确有点乱来的意向。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效应，政府资助出现了一些乱来的行为，但我欣赏的是大部分遇上财政困难的企业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政府应否资助是不容易决定的。我认为除了银行政府不应该挽救。一位货币大师认为银行也不应该挽救。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及专家今天认为政府当时（去年九月）应该挽救雷曼兄弟。是复杂的问题，我不知细节，就是知道也不一定有答案。我的观点是，既然政府出手挽救，耗资甚巨，为了自保，左右被救的企业的某些职位的薪酬，算不上是海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
海耶克大战奥巴马，战到此间，奥巴马胜。当然，海耶克是不会同意政府出手挽救企业的，但这是另一回事。
写到这里，困扰我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这就是金融的专业或行政人员的收入非常高，究竟值不值那么多钱呢？就是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该约束或管制他们的收入吗？这些问题由我这个教授提出，读者可能以为我发了神经。无可置疑，金融行业的收入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市场说值那么多钱，海耶克不可能错。然而，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森穆逊写的专栏，简直破口大骂。森氏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者，平生作出的贡献无数，也是个深知市场运作的大师人物。他认为十多年来金融专业的收入上升了不知多少倍，近于发神经，不成理，言下之意是政府早应考虑干预。也是去年，我读到一份报告，说有些出道不久的金融「天才」，几分钟赚佣金五万美元也嫌少！不知读者怎样看这个问题。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收入，怎可以是「过高」的呢？
金融这门专业学问起自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我当时有染指。主要是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加上风险，其后转到芝加哥及麻省理工等大学发扬。因为收入比较高，从经济学转到金融学的研究生不少。这是指在美国兴起的金融学，与当时的老一套的英国传统的金融学是不同的。一九八二年起我到香港大学主事那里的经济系，跟着发展为经济金融学院，经验上我遇到一个大难题。论求学的难度，经济与金融差不多，而到了研究院，从经济转读金融不会有困难。然而，起码有十多年的时间，从国际的市场看，大学聘请一个初出道的金融学博士的薪酬，要比一个经济学博士的高出一倍！香港大学不同学系的薪酬是划一的，所以金融学不容易搞上去。当时我们逼着起用经济老师教金融，没有困难，因为金融学的基础文献一律出自经济学者之手。
为什么金融博士的出道薪酬会比经济的高出那么多呢？事实上，有一段长时期，金融专业的收入冠于所有行业，比医生还要高。当时我的解释，今天回顾没有错，是大学之外的市场对金融专业人材的需求很大，而这需求不断上升。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的学生没有大部分转到金融那边去，可能因为经济学的趣味性比较高，也可能因为恐怕金融市场的需求增加会缓慢下来。
我要到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知道，美国的借贷量十多年上升了三倍！这惊人的升幅显然是由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及保险安排的发明促成的。这个迅速的发展，加上分红制度很自然地在金融市场流行，金融专材的收入动不动每年逾美元百万。算不算是过高呢？政府要不要管？经济学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是市场的运作使然。
问题是，不管好些经济学者认为这个由无数衍生工具组合而成的金融制度是伟大的发明，给美国带来繁荣，但到头来从效果衡量，这制度奇劣无比。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任何制度，可以在几个月之内使整个地球输那么多的钱！事实上，这些年整个金融行业赚得的高收入，全部回吐也不能填补一小部分的损失。是艰深难明的制度：股神毕菲特早就说这制度会带来灾难，但事到临头他自己还是中了大计。我呢？当然更不懂，但还是认为去年十月十七发表的《浮沙指数：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解释：借贷与抵押的比例不应该高于一，而美国的新潮金融制度把这指数弄得远高于一。另一方面，我认为金融借贷与保险合约的纵横织合是愚蠢的安排。
这里的重点问题是：如果美国的金融制度是纯由市场自由发挥地搞起来的，市场难辞其咎：海耶克会一铺输清光。但明显地，美国的金融制度不是自由市场的杰作。政府的管制法例不少；评级机构是得到政府认许的；格林斯潘 联储局时，几次赞赏美国的金融制度！我历来欣赏的格老，当时被奉若神明。
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加起来的混合制度容易闯祸，不少经济学者指出过，只是没有谁想到会闯出那么大的祸。这制度的深不可测使我无从判断，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不应该左右金融专家们的收入。一个近于肯定的看法，如果政府早就约束这收入——不容易说得通——美国的金融行业不会发展得那么疯狂，为祸也因而不会是那么严重了。这可能是森穆逊去年的直觉吧。
从日本的经验看地球一体化的不幸形势
张五常
上期写《从森穆逊与他的中国观说起》，字数超越了篇幅，不想把题材分期，又不愿意少说一点我对森穆逊的回忆，以致该文后半部的分析是过于简略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读者大都可从其它文章找到补充，但有一点，重要的，此前我没有写过，行内的众君子也未曾提及，这里补充一下吧。
该文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森穆逊提到，在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走上保护主义的路。我认为如果奥巴马的政策成员真的有森氏说的水平，保护主义是不会出现的。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与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开放而又满是廉价劳工的发展中国家无数，在产品的成本上这些国家与先进之邦出现了一个差距很大的断层，『保护』对成本高的国家会带来灾难性的发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约束中国的玩具进口美国，进口商会转到印度等地方购买，就是对所有国家封杀也不容易找到投资者在美国设厂制造玩具。这是说，今天，保护主义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国际要全面，制造品也要全面。这样一来，美国的物价大幅上升不会被消费者接受。」
让我从日本说起吧。五十年前，日本的制造品在国际上开始发难，价廉，且质量不断改进。先进之邦斗不过，约十年英国输得面目无光，继而美国及西欧。在保护主义的压力下，日圆大幅升值。记不清楚时日，也不记得过了多久。记得的是日圆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升到八十兑一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这就带来一个经济奇迹︰日圆上升了那么多，但日本的产品还在国际上畅销，还是满布地球。日本当时继续有贸易顺差不奇，因为弹性系数有决定性，但出口产量依旧强劲却是奇迹。相比之下，两年前人民币兑美元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强，中国的厂家就遇到困难，在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之前好些工厂开始关门了。
日本当年的际遇与中国今天的际遇大为不同，可不是因为中国产品质量的改进速度比不上人家，而是五十年前落后国家的制造品能大量地攻进先进之邦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人口一亿多。七十年代加进亚洲三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八十年代再加上第四小龙——韩国。连日本一起算，这些新兴之区的总人口只约二亿。世界人口是五十亿强。
拉丁美洲的际遇历来风风雨雨，这里不说。地球一体化始于三十年前中国开放改革，跟着是印度，再跟着是苏联瓦解，东欧参与国际竞争，又再跟着是越南、非洲及那些「斯坦」之邦。这是说，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竞争产出的人口增加了不止三十亿（劳动人口当然较少），比日本与什么亚洲小龙的人口多了十多倍！六年前，美国的商场满是中国货，但当人民币兑美元只升约百分之十，那里的商场不同国家的品牌无数。
想当年，日本的国际竞争形势与今天的中国很不相同。在缺少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下，日本承受得起先进之邦的保护主义，而他们选择让日圆的国际币值大幅提升，换取先进之邦不大加进口税，是明智的选择。可惜跟着的处理出现了问题。是的，跟着而来的日本故事是悲哀而又有趣的学问了。
是经济学博士生也不容易考得及格的问题。当年日圆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日本货还是销售得好，失业率没有多大变动，经济整体的均衡点要怎样调整才对呢？答案是三方面的合并：提升外汇储备，提升工资，提升租值（是经济租值，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章第三节）。日本的外汇储备无疑是大幅提升了，但从他们经济整体的实力看，微不足道。工资提升得快，而当时的日本，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普及，这提升主要是以分花红的方法处理。当年日本员工的「分红」的夸张，使举世哗然。
是在租值大幅增加的发展中，日本当年的政策闯大祸！他们变本加厉地禁止农产品进口──这是增加租值的一种方法。七十年代后期我路经日本时，在一间高级零销店见到如下的订价：一只西红柿五美元，一粒温室葡萄一美元。我带两个孩子到可能是最高档次的花园餐馆进午餐，最相宜的套餐每位美元一百五十。
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时代的大地主们的财力，百多年后还存在。他们要地价高，而禁止农产品进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七十年代日本的工资急速提升，主要通过分红制，有需要时下调不困难。然而，房地产的价格（属租值）上升，下调却不容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政治压力下，农产品进口不容易解禁。其二是房地产一般押进银行借钱，水涨船高，借贷大幅上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比香港的高出不止一倍。
大约一九八六我发表《日本大势已去》，年多后，我见中国的发展有看头，接受邀请在日本的《朝日新闻》的头版发表了一篇对日本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文章。由他们翻作日语，而据说《朝日新闻》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大报。好些日本朋友读后不开心。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日圆兑美元大升了好几倍，以美元及先进之邦的币值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很快就与先进之邦打成平手。但因为工资与租值跟着大幅上升，在禁止农产品进口的局限下，日本人的实质生活水平其实升得远没有那么高。这个发展，促使七十年代至大约一九八七年，日本人大手调动资金到外地作房地产投资，到泰国等地投资设厂的也无数。这些投资一般不是那么理想——日本要到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进军中国才算是有所斩获。美国的朋友应该记得，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国际机场满是日本学生及小孩子。这是日圆大幅上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利益了。
一九八六年底或八七年初，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崩溃，不到一年大城市的高级商业楼宇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导致那里的银行纷纷步入困境。通缩出现，经济不景大致上持续到今天。这个日本不景现象连带着的，是那里的货币量推不上去。佛利民很关心这个发展，他谢世前数年几次跟我谈及日本的货币政策问题。日本有关当局不放宽银根困扰着他。到二○○一，佛老说日本可能有转机。我的看法不同，但没有向佛老提出自己当时还是有点模糊的见解。
我认为德川时代的地主演变成为后来的资本家的后代，不少是日本的国会议员。他们反对日圆贬值。这个意向与放宽银根及搞起通胀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经过那么多年的向外投资的发展，维护日圆的强势是需要的。君不见，几年前日本的舆论就出现了「日日贸易」之说：日本输出物品到中国去给那里的日本人及厂家，日本在中国的厂家的产品输出到日本去。这个有趣的舆论是正面的，大有感谢中国之意。
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重点。日本的经验，是日圆大幅升值，以先进之邦的币值衡量，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快就追上先进之邦（实质生活水平是另一回事）。但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先进之邦可以不困难地把他们的国民收入拉上去。香港昔日只五百万人，七十年代工业起飞，一九八二年初港元兑美元升至五兑一，也同样地把香港的人均收入拉上去。差一点的有台湾，有新加坡，到了八十年代再差一点的有韩国。说过了，连日本在内，这些算得上是有成就的发展中地区的总人口只约二亿，先进之邦可以维护自己的工会与最低工资而在某程度上把这二亿人的人均收入拉上去。
今天的地球局限有了大变。自中国开放改革以还，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止三十亿。增加了那么多的穷人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先进之邦是拉不上去的。拉不上去，先进之邦不能不面对下面由无数廉价劳力组成的低成本断层。上层不撒销工会与最低工资，早晚会被下层拉下去。撤销工会及最低工资会使上层的租值上升，原则上可以稳守。这是因为依照比较优势定理，先进之邦在没有工会及最低工资的约束下，大量廉价劳力参与国际竞争会使他们的知识租值大幅提升。这是经济学，可惜今天失传了。
我希望读者明白，今时不同往日，先进之邦再推出保护政策是愚蠢的，因为一定要很全面才有效，而这样做会无可避免地带来他们不可以接受的物价大升，知识租值会消散得快。另一方面，六年前我坚决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中国要面对的世界，与日本当年面对的很不相同。
张五常
上期写《从森穆逊与他的中国观说起》，字数超越了篇幅，不想把题材分期，又不愿意少说一点我对森穆逊的回忆，以致该文后半部的分析是过于简略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读者大都可从其它文章找到补充，但有一点，重要的，此前我没有写过，行内的众君子也未曾提及，这里补充一下吧。
该文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森穆逊提到，在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走上保护主义的路。我认为如果奥巴马的政策成员真的有森氏说的水平，保护主义是不会出现的。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与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开放而又满是廉价劳工的发展中国家无数，在产品的成本上这些国家与先进之邦出现了一个差距很大的断层，『保护』对成本高的国家会带来灾难性的发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约束中国的玩具进口美国，进口商会转到印度等地方购买，就是对所有国家封杀也不容易找到投资者在美国设厂制造玩具。这是说，今天，保护主义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国际要全面，制造品也要全面。这样一来，美国的物价大幅上升不会被消费者接受。」
让我从日本说起吧。五十年前，日本的制造品在国际上开始发难，价廉，且质量不断改进。先进之邦斗不过，约十年英国输得面目无光，继而美国及西欧。在保护主义的压力下，日圆大幅升值。记不清楚时日，也不记得过了多久。记得的是日圆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升到八十兑一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这就带来一个经济奇迹︰日圆上升了那么多，但日本的产品还在国际上畅销，还是满布地球。日本当时继续有贸易顺差不奇，因为弹性系数有决定性，但出口产量依旧强劲却是奇迹。相比之下，两年前人民币兑美元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强，中国的厂家就遇到困难，在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之前好些工厂开始关门了。
日本当年的际遇与中国今天的际遇大为不同，可不是因为中国产品质量的改进速度比不上人家，而是五十年前落后国家的制造品能大量地攻进先进之邦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人口一亿多。七十年代加进亚洲三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八十年代再加上第四小龙——韩国。连日本一起算，这些新兴之区的总人口只约二亿。世界人口是五十亿强。
拉丁美洲的际遇历来风风雨雨，这里不说。地球一体化始于三十年前中国开放改革，跟着是印度，再跟着是苏联瓦解，东欧参与国际竞争，又再跟着是越南、非洲及那些「斯坦」之邦。这是说，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竞争产出的人口增加了不止三十亿（劳动人口当然较少），比日本与什么亚洲小龙的人口多了十多倍！六年前，美国的商场满是中国货，但当人民币兑美元只升约百分之十，那里的商场不同国家的品牌无数。
想当年，日本的国际竞争形势与今天的中国很不相同。在缺少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下，日本承受得起先进之邦的保护主义，而他们选择让日圆的国际币值大幅提升，换取先进之邦不大加进口税，是明智的选择。可惜跟着的处理出现了问题。是的，跟着而来的日本故事是悲哀而又有趣的学问了。
是经济学博士生也不容易考得及格的问题。当年日圆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日本货还是销售得好，失业率没有多大变动，经济整体的均衡点要怎样调整才对呢？答案是三方面的合并：提升外汇储备，提升工资，提升租值（是经济租值，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章第三节）。日本的外汇储备无疑是大幅提升了，但从他们经济整体的实力看，微不足道。工资提升得快，而当时的日本，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普及，这提升主要是以分花红的方法处理。当年日本员工的「分红」的夸张，使举世哗然。
是在租值大幅增加的发展中，日本当年的政策闯大祸！他们变本加厉地禁止农产品进口──这是增加租值的一种方法。七十年代后期我路经日本时，在一间高级零销店见到如下的订价：一只西红柿五美元，一粒温室葡萄一美元。我带两个孩子到可能是最高档次的花园餐馆进午餐，最相宜的套餐每位美元一百五十。
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时代的大地主们的财力，百多年后还存在。他们要地价高，而禁止农产品进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七十年代日本的工资急速提升，主要通过分红制，有需要时下调不困难。然而，房地产的价格（属租值）上升，下调却不容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政治压力下，农产品进口不容易解禁。其二是房地产一般押进银行借钱，水涨船高，借贷大幅上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比香港的高出不止一倍。
大约一九八六我发表《日本大势已去》，年多后，我见中国的发展有看头，接受邀请在日本的《朝日新闻》的头版发表了一篇对日本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文章。由他们翻作日语，而据说《朝日新闻》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大报。好些日本朋友读后不开心。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日圆兑美元大升了好几倍，以美元及先进之邦的币值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很快就与先进之邦打成平手。但因为工资与租值跟着大幅上升，在禁止农产品进口的局限下，日本人的实质生活水平其实升得远没有那么高。这个发展，促使七十年代至大约一九八七年，日本人大手调动资金到外地作房地产投资，到泰国等地投资设厂的也无数。这些投资一般不是那么理想——日本要到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进军中国才算是有所斩获。美国的朋友应该记得，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国际机场满是日本学生及小孩子。这是日圆大幅上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利益了。
一九八六年底或八七年初，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崩溃，不到一年大城市的高级商业楼宇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导致那里的银行纷纷步入困境。通缩出现，经济不景大致上持续到今天。这个日本不景现象连带着的，是那里的货币量推不上去。佛利民很关心这个发展，他谢世前数年几次跟我谈及日本的货币政策问题。日本有关当局不放宽银根困扰着他。到二○○一，佛老说日本可能有转机。我的看法不同，但没有向佛老提出自己当时还是有点模糊的见解。
我认为德川时代的地主演变成为后来的资本家的后代，不少是日本的国会议员。他们反对日圆贬值。这个意向与放宽银根及搞起通胀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经过那么多年的向外投资的发展，维护日圆的强势是需要的。君不见，几年前日本的舆论就出现了「日日贸易」之说：日本输出物品到中国去给那里的日本人及厂家，日本在中国的厂家的产品输出到日本去。这个有趣的舆论是正面的，大有感谢中国之意。
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重点。日本的经验，是日圆大幅升值，以先进之邦的币值衡量，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快就追上先进之邦（实质生活水平是另一回事）。但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先进之邦可以不困难地把他们的国民收入拉上去。香港昔日只五百万人，七十年代工业起飞，一九八二年初港元兑美元升至五兑一，也同样地把香港的人均收入拉上去。差一点的有台湾，有新加坡，到了八十年代再差一点的有韩国。说过了，连日本在内，这些算得上是有成就的发展中地区的总人口只约二亿，先进之邦可以维护自己的工会与最低工资而在某程度上把这二亿人的人均收入拉上去。
今天的地球局限有了大变。自中国开放改革以还，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止三十亿。增加了那么多的穷人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先进之邦是拉不上去的。拉不上去，先进之邦不能不面对下面由无数廉价劳力组成的低成本断层。上层不撒销工会与最低工资，早晚会被下层拉下去。撤销工会及最低工资会使上层的租值上升，原则上可以稳守。这是因为依照比较优势定理，先进之邦在没有工会及最低工资的约束下，大量廉价劳力参与国际竞争会使他们的知识租值大幅提升。这是经济学，可惜今天失传了。
我希望读者明白，今时不同往日，先进之邦再推出保护政策是愚蠢的，因为一定要很全面才有效，而这样做会无可避免地带来他们不可以接受的物价大升，知识租值会消散得快。另一方面，六年前我坚决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中国要面对的世界，与日本当年面对的很不相同。
《经济解释》01：大师的教诲不解的缘份
作者：张五常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晚上，午夜思回，忍不住爬起床来，走到书桌前坐下，在稿纸上用英语写呀写的，写了几个小时。跟着交给女秘书，隔行打字二十多页。我为这文稿起了一个名目：《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The Theorem of Exchange and Market Demand）。于今回顾，那应该是我今天要写的《经济解释》这本书的前身。
当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文稿给几位专于价格理论的同事看。他们读后哗然，不约而同地说：“是那样简单的理论，为什么书本从来不是那样说？”书本怎样说是书本的事，要是我同意书本所说的，就用不着在午夜起来动笔了。历久以来，书本所说的市场供求关系及那所谓均衡点的市价，都是以十九世纪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剪刀”理论为依归的。作学生时我老是不明白那“剪刀”是受到什么压力而在“剪”什么，后来为人师表，教学生时自己还是不明白，胡乱地说一下，到后来要自己另寻分析。
华大的同事知道我历来敬仰马歇尔，但那文稿否定马氏的“剪刀”，就问我对马氏是否改观了。我说对马氏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我的基础导师，但马氏的理论有时拖泥带水，对世事知得不够深入，好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我认为马歇尔伟大，因为他的经济分析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其中有内容。一个顶级大师，综合了前人的思想，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天分，创立了一个架构，让我这一辈有一个思想的轮廓。我在这架构的小节上代为修改一下，是应该的吧。
对我影响很大的高斯（R.H.Coase）对马歇尔也是五体投地。马氏的巨著（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的不同版本的小差异，高斯皆了如指掌。然而，高斯反对功用（utility）的概念，反对长线（long run）与短线（short run）的概念，反对均衡（equilibrium）与非均衡（disequilibrium）的概念——这些概念大都是经马歇尔发扬而变得家喻户晓的。欣赏、佩服、反对，在科学上这些是没有矛盾的。
优厚条件游说出书
回头说上文提到的文稿，华大一位同事把它谱入他写的课本中，说明是我发明的。一家美国出版商——Prentice-Hall——的经济编辑读后，找到我“文稿”的原文，就带了合约来找我写一本经济学课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该出版商给我的条件优厚，且说明不用看大纲、不用评审，我要怎样写也可以。这是难得的际遇，但我说从来不打算写课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因为石油问题及价格管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通胀急剧，而自己又有两个还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赚点钱是人之常情。我于是叫出版商把合约留下来，让我考虑一下。他要我先给他一个书名，我就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Economic Explanation（经济解释）。这本书我终于没有动笔。
走进金矿获益良多
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在经济学上算不上是一个重镇。奇怪的是，在那研究院里我主要的四位经济学老师——A.Alchian，J.Hirshleifer，K.Brunner，R.Baldwin——都着重于以假说（hypothesis）来解释现象或行为。当时，除了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外，只有洛杉矶加大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重点。
求学——学知识——也要论先入为主。当年在加大还有一件今天不容易相信的事。那就是卡纳（R.Carnap）在该校的哲学系教大学一年级的逻辑学，是关于科学验证的方法的。卡纳是逻辑哲学大师，整个二十世纪无出其右！我当时不知道，但见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都嚷着要去听他的课，我就跟着去凑凑热闹了。一进课室，见到在人头涌涌的大堂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老头子。那是我们经济学系的大教授K.Brunner。这使我意识到我是走进了一个金矿，于是用心地听起课来了。那是四十年前，当时卡纳六十九岁。
“经济解释”这个名目，是从卡纳的教诲想出来的。他的课替“解释”一词作了明确的阐释，屡次提到“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那高不可攀的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有高人指导，学问就是那样迷人。
顾名思义，“经济解释”是说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去去只有一条：为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上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
毋庸讳言，在加大作研究生的第一年中，我花了起码一半的时间研读“福利经济学”，写过一篇获奖但自己讨厌的文章。那是关于“好不好”的问题了。回港任职后，以中文下笔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作过多项建议。那是关于“怎么办”的问题了。明知是不自量力，肯定自己半点影响力也没有，但还作点建议，谈谈价值观，是人之常情，用不着耿耿于怀的。引以为慰的，是自己历来都能把不同类的问题分清楚，在思维上没有混淆。
卷土重来以慰知音
《经济解释》这本书，说的是关于“为什么？”。我认为经济学应该集中在这问题上，始于一九六三年。当时听了几个星期艾智仁（A.Alchian）的课，就决定了在经济学术上自己要走的路。我认为只有在“为什么”这条路上我或许可以作出一点贡献。路是选对了的。三十多年来，我对自己建议的“好不好”或“怎么办”的外间回应，漠不关心。要是我以改进社会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奇怪，“经济解释”这个名目，与我结了不解缘。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时的讲座就职演辞，我选的题目是《经济解释》。最近北京出版的我的英语论著的中译结集，译者问及，我建议的名目又是《经济解释》。
这里动笔的《经济解释》是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上所写的书。写了十二期后，遇到当年的北京学运，而母亲又在街上跌倒，受了重伤，就停了下来，之后提不起劲再动笔。虽然只发表了十二期，但读者的反应显出那是我写过的最受欢迎的书。十一年来，要求我续笔的数以百计。可能是因为那十二期写得特别好。我衷心希望这次卷土重来，不会令读者失望。
简单理论解释世事
先此声明，《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我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众所周知的经济学，不用我再写出来吧。
不要误会，我绝对不会刻意地与众不同。我是因为要集中在解释世事下笔而逼着与众不同的。经济虽然是一门验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以解释现象为出发点的，但集中地那样下笔的经济学者不多。事实上，我对经济学的认识是从朋友及老师那里学回来的。我的贡献是清除废物，然后把剩下来的重新组合。引用的实例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观察所得。我喜欢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世事。我认为世界复杂无比，不用简单的理论，能成功地解释世事的机会是零。
话虽如此，《经济解释》不容易读。这是因为若要真的解释世事，简单的理论往往要用得相当深。比方说，所有在中学选修经济的同学都知道的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整本《经济解释》差不多来来去去都是那样说，虽然“需求定律”这一词我是不会常用的。很简单，但要懂得很通透才真的可以用。所以读者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显浅不过的理念我可能因为重要而写上几千字。
这本书不容易读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选择题材，我不会见“难”而却步。题材的选择是以趣味性及重要性为依归，是深还是浅，我是不会考虑的。其二是我决定了一幅图表也不用。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完全不用图表，我为什么要用？他的书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巨著，仿效他是刻意地高攀了。今天的困难是虽然不用图表，但什么曲线等名字还是要提及一下的。读过经济的同学会知道我是指什么。门外汉呢？没有见过什么曲线就当它们不存在算了。只读文字，你也会明白。不要因为某一节或某一章你看不明白，就认为跟着而来的也不容易明白。某部分看不懂，跳到你能看得懂的地方吧。
《经济解释》既然发表于香港报摊上出售的刊物，是为一般读者下笔的了。我很想知道，今天的数学方程式多于文字的经济学，可不可以成功地“复古”。让我试试吧。
作者：张五常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晚上，午夜思回，忍不住爬起床来，走到书桌前坐下，在稿纸上用英语写呀写的，写了几个小时。跟着交给女秘书，隔行打字二十多页。我为这文稿起了一个名目：《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The Theorem of Exchange and Market Demand）。于今回顾，那应该是我今天要写的《经济解释》这本书的前身。
当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文稿给几位专于价格理论的同事看。他们读后哗然，不约而同地说：“是那样简单的理论，为什么书本从来不是那样说？”书本怎样说是书本的事，要是我同意书本所说的，就用不着在午夜起来动笔了。历久以来，书本所说的市场供求关系及那所谓均衡点的市价，都是以十九世纪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剪刀”理论为依归的。作学生时我老是不明白那“剪刀”是受到什么压力而在“剪”什么，后来为人师表，教学生时自己还是不明白，胡乱地说一下，到后来要自己另寻分析。
华大的同事知道我历来敬仰马歇尔，但那文稿否定马氏的“剪刀”，就问我对马氏是否改观了。我说对马氏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我的基础导师，但马氏的理论有时拖泥带水，对世事知得不够深入，好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我认为马歇尔伟大，因为他的经济分析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其中有内容。一个顶级大师，综合了前人的思想，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天分，创立了一个架构，让我这一辈有一个思想的轮廓。我在这架构的小节上代为修改一下，是应该的吧。
对我影响很大的高斯（R.H.Coase）对马歇尔也是五体投地。马氏的巨著（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的不同版本的小差异，高斯皆了如指掌。然而，高斯反对功用（utility）的概念，反对长线（long run）与短线（short run）的概念，反对均衡（equilibrium）与非均衡（disequilibrium）的概念——这些概念大都是经马歇尔发扬而变得家喻户晓的。欣赏、佩服、反对，在科学上这些是没有矛盾的。
优厚条件游说出书
回头说上文提到的文稿，华大一位同事把它谱入他写的课本中，说明是我发明的。一家美国出版商——Prentice-Hall——的经济编辑读后，找到我“文稿”的原文，就带了合约来找我写一本经济学课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该出版商给我的条件优厚，且说明不用看大纲、不用评审，我要怎样写也可以。这是难得的际遇，但我说从来不打算写课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因为石油问题及价格管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通胀急剧，而自己又有两个还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赚点钱是人之常情。我于是叫出版商把合约留下来，让我考虑一下。他要我先给他一个书名，我就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Economic Explanation（经济解释）。这本书我终于没有动笔。
走进金矿获益良多
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在经济学上算不上是一个重镇。奇怪的是，在那研究院里我主要的四位经济学老师——A.Alchian，J.Hirshleifer，K.Brunner，R.Baldwin——都着重于以假说（hypothesis）来解释现象或行为。当时，除了芝加哥经济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外，只有洛杉矶加大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重点。
求学——学知识——也要论先入为主。当年在加大还有一件今天不容易相信的事。那就是卡纳（R.Carnap）在该校的哲学系教大学一年级的逻辑学，是关于科学验证的方法的。卡纳是逻辑哲学大师，整个二十世纪无出其右！我当时不知道，但见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都嚷着要去听他的课，我就跟着去凑凑热闹了。一进课室，见到在人头涌涌的大堂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老头子。那是我们经济学系的大教授K.Brunner。这使我意识到我是走进了一个金矿，于是用心地听起课来了。那是四十年前，当时卡纳六十九岁。
“经济解释”这个名目，是从卡纳的教诲想出来的。他的课替“解释”一词作了明确的阐释，屡次提到“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那高不可攀的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有高人指导，学问就是那样迷人。
顾名思义，“经济解释”是说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去去只有一条：为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上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
毋庸讳言，在加大作研究生的第一年中，我花了起码一半的时间研读“福利经济学”，写过一篇获奖但自己讨厌的文章。那是关于“好不好”的问题了。回港任职后，以中文下笔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作过多项建议。那是关于“怎么办”的问题了。明知是不自量力，肯定自己半点影响力也没有，但还作点建议，谈谈价值观，是人之常情，用不着耿耿于怀的。引以为慰的，是自己历来都能把不同类的问题分清楚，在思维上没有混淆。
卷土重来以慰知音
《经济解释》这本书，说的是关于“为什么？”。我认为经济学应该集中在这问题上，始于一九六三年。当时听了几个星期艾智仁（A.Alchian）的课，就决定了在经济学术上自己要走的路。我认为只有在“为什么”这条路上我或许可以作出一点贡献。路是选对了的。三十多年来，我对自己建议的“好不好”或“怎么办”的外间回应，漠不关心。要是我以改进社会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奇怪，“经济解释”这个名目，与我结了不解缘。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时的讲座就职演辞，我选的题目是《经济解释》。最近北京出版的我的英语论著的中译结集，译者问及，我建议的名目又是《经济解释》。
这里动笔的《经济解释》是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上所写的书。写了十二期后，遇到当年的北京学运，而母亲又在街上跌倒，受了重伤，就停了下来，之后提不起劲再动笔。虽然只发表了十二期，但读者的反应显出那是我写过的最受欢迎的书。十一年来，要求我续笔的数以百计。可能是因为那十二期写得特别好。我衷心希望这次卷土重来，不会令读者失望。
简单理论解释世事
先此声明，《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我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众所周知的经济学，不用我再写出来吧。
不要误会，我绝对不会刻意地与众不同。我是因为要集中在解释世事下笔而逼着与众不同的。经济虽然是一门验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以解释现象为出发点的，但集中地那样下笔的经济学者不多。事实上，我对经济学的认识是从朋友及老师那里学回来的。我的贡献是清除废物，然后把剩下来的重新组合。引用的实例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观察所得。我喜欢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世事。我认为世界复杂无比，不用简单的理论，能成功地解释世事的机会是零。
话虽如此，《经济解释》不容易读。这是因为若要真的解释世事，简单的理论往往要用得相当深。比方说，所有在中学选修经济的同学都知道的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整本《经济解释》差不多来来去去都是那样说，虽然“需求定律”这一词我是不会常用的。很简单，但要懂得很通透才真的可以用。所以读者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显浅不过的理念我可能因为重要而写上几千字。
这本书不容易读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选择题材，我不会见“难”而却步。题材的选择是以趣味性及重要性为依归，是深还是浅，我是不会考虑的。其二是我决定了一幅图表也不用。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完全不用图表，我为什么要用？他的书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巨著，仿效他是刻意地高攀了。今天的困难是虽然不用图表，但什么曲线等名字还是要提及一下的。读过经济的同学会知道我是指什么。门外汉呢？没有见过什么曲线就当它们不存在算了。只读文字，你也会明白。不要因为某一节或某一章你看不明白，就认为跟着而来的也不容易明白。某部分看不懂，跳到你能看得懂的地方吧。
《经济解释》既然发表于香港报摊上出售的刊物，是为一般读者下笔的了。我很想知道，今天的数学方程式多于文字的经济学，可不可以成功地“复古”。让我试试吧。
《经济解释》03：世上没有不可代替的理论
作者：张五常
第一章第三节：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
我们都知道，同样一件物品，在很高的山上其重量是会减少的。地心吸力的理论解释了这个现象。但在牛顿之前，人们会怎样想？我们知道在很高的山上，气温会下降的。假若我们说，寒冷的温度，由于某些缘故，会使物体的重量减少。这是一个理论。要证明这理论是对的，我们把同样的物品拿到海平之地，把它放在冰冻的房内，衡量其体重，但发觉体重没有减少，那么温度之说就被推翻了。
下文将会解释，凡是有解释能力的理论，都一定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refutable by facts），但却没有被事实推翻。以温度下降来解释物体重量减少这个理论被事实推翻了，我们应不应该视之为错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假若我们不管其他情况，一被事实推翻的理论就当作是错了，那么所有理论都是错了的。那不成。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以上文的高山物体重量的例子来说，温度下降之说是被推翻了，但我们可以说，在高山上，不仅气温较低，风也较大。于是，我们再作实验，将同样的物品放在冰寒之室后，加上电扇，再衡量其重量。这一衡量，又发现那温度之说是被推翻了的。
我们再接再厉，指出高山上的山坡是倾斜的。于是在有电扇的冰室内加上斜板，将物品安置在斜板上衡其重量，又发觉温度之说不可信。绝不气馁，我们继续指出高山的位置海拔上升。于是，我们耗巨资，将冰室高筑至云霄。终于，我们重复了高山上的情况，有冰寒，有电扇，有斜板，有高度，物体的重量果真少了，所以温度的理论是被证实了的。这个理论没有错，但却是一个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特殊理论也是理论，不过因为过于特殊，一般性的解释能力就谈不上。这不是理论的内容不足，而是内容太多，以致内容稍为一改，理论就会被推翻了的。
任何科学理论，若被事实推翻，我们总可以多加条件来挽救的。但挽救理论是须付代价的。过大的代价就不应该付。一个特殊得只能解释一个现象而完全不能伸展到其他现象去的理论，是毫无一般性的解释功能，所以其解释力小之又小，其代价是太大了。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可以挽救，也往往应该挽救，但不应该付出过大的代价。代价是否过大的衡量准则，是要基于一般解释力的大小。大小有程度之分。我们不应该见一个理论的解释能力不够广泛就放弃它──今天不够广泛的理论，明天可能有较广泛解释能力的取而代之，但在此之前，不够广泛的理论可能是最有用途的了。
世界上有真理，但没有不可以被更佳理论代替的理论。科学的进步，不是因为对的理论代替了错的，而是因为较有广泛解释能力的，代替了较狭窄的。人的思想可以深不可测，今天认为是绝佳的，明天可能被更有用场的代替了。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还未能将我们的思想能力加以限制。正相反，因为近四十年来科学突飞猛进，我们有更大的理由相信，人的思想所及，可能永无止境。
一个特殊理论，若是特殊到只能解释一个现象──如上文所述的例子，只能解释某物体在高山上的重量──是站在科学理论的一个极端，完全不能一般化，用场极少。站在另一端，却是一般化得离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是错的“理论”。不可能错，是因为完全没有内容。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套套逻辑（tautology）了。特殊理论内容太多了，而套套逻辑则没有内容。所以可取的理论，一定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之间。
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说得更严谨一点，套套逻辑不可能被想像为错！举一个例，假若我说：“四足动物有四只脚。”这怎可能会错呢？句子内的后半部重述了前半部的意思，即使我们花很大功夫也不可能想像到它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是错的。在地球上、火星上它不会错，在宇宙任何地方它也不会错。这句话的一般性确是厉害，但内容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想破脑袋也知道是对的，但不知其内容。那是说，套套逻辑的内容是空洞的，半点解释能力也没有。
一般而言，套套逻辑并不是“四足动物有四只脚”那么简单，那么一目了然。空泛而没有内容的，而又不可能错的“理论”多的是，然而很多时就是大学博士也不易察觉。且让我举一些例子吧。
在经济学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但一个人抽烟或跳楼，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害的。假若我们说抽烟或跳楼的行为，是因为“争取个人最大利益”，那就是套套逻辑了。在那个假设下，任何行为都算在其内，以“争取个人利益”来“解释”抽烟或跳楼，不可能错，因为假设的本身是一般地包括了人的所有行为。但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定义地、空泛地被解释了，那么整个经济学就没有什么内容。
举另一个例子。有一位经济学者，试图以事实考证，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但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所有私营企业，为了要图私利，必定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于是，这位学者所试图的考证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但也没有内容，因为定义本身不容许有可以减低生产成本而又故意不减低的行为。佛利民（M.Friedman）对这位学者的考证工作，可圈可点地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当然会得到愚蠢的答案！”什么是愚蠢的问题呢？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的问题──或答案不可能是错的问题──就是愚蠢了。
是的，套套逻辑并不肤浅，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甚至可以连饱学之士也看不出来。三十多年前，一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拿到经济学博士衔，其论文被该校选为最杰出并颁以奖状。后来该论文出版成书，大事宣扬。艾智仁（A.Alchian）读后所写的书评更有名。艾氏精辟地指出，获奖的整篇论文都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没有内容。这书评使哈佛尴尬之极。试想，一个博士学生的套套逻辑，可以使大名鼎鼎的哈佛经济学系的高手教授也看不出来，我们又怎可以低估这种逻辑的“高深”呢？
我说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没有内容，但并没有说这种言论绝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很多重要的科学理论，是从不可能错的套套逻辑所提供的概念而引起的。套套逻辑有一点很可取的特色：它有极大的一般性。假若我们能把范围加以约束、收窄，有时可以促成一个有内容的──可能错的──理论，其解释能力之强，令人拍案叫绝。
在经济学内，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例子。例如，上文所提及的“争取个人利益”与抽烟，把这二者天经地义地──好像下定义似的──混为一谈，是套套逻辑，没有内容；但假若我们能加以一些约束条件（即局限条件），使我们能推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多抽烟、少抽烟，或戒烟，那么理论就有内容，可以被验证。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从套套逻辑变为大有用场的理论的例子，是货币学说中大有名堂的币量理论。这理论的起点分明是套套逻辑：货币量（M）乘货币的流通速度（V），等于物品的价格（P）乘物品的成交量（Q）。这个MV=PQ的方程式不可能错，是因为前者（MV）与后者（PQ）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看同一数量。既然不可能错，这方程式就成为一个定义，又可以写为MV≡PQ了。很显然，这定义没有解释什么现象。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角度看世界，有启发力，若能适当地加以约束，就变为重要的币量理论，大有解释能力了。费沙（I.Fisher）、佛利民等学究天人，成功地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货币的流通速度在大致上是固定的，继而指出币量（M）与价格（P）的连带关系。近四十年来，币量理论被高手搞得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但归根究底，还是源于一个套套逻辑的概念。
有人说，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学上大行其道的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是套套逻辑。但我认为高斯定律大有用场，是因为识者可以将之技巧地加以约束，千变万化，引出不少具有灵活的、解释现象能力的理论。同是套套逻辑，到了本领不同的人手上，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那些批评高斯定律是套套逻辑而置之度外的人，可谓不知天高地厚。至于高斯定律是什么，我们要到本书的下半部才详尽地分析。
我们可在特殊理论及套套逻辑这两个极端之间下些结论。特殊理论内容过多，只能特殊地解释一个现象，完全没有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但特殊理论总要比完全没有理论好。嘉素（R.Kessel）说得好：“没有任何理论在手，什么辩论也胜不了。”只能解释一个现象，是比一个现象也解释不了优胜的。但好的科学理论，必定有一般性；不然的话，理论多如现象，那岂不是乱七八糟了？
另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广泛之极，不可能错，但如此一来，其内容就变得空洞，不着边际。套套逻辑的解释能力，比特殊理论还有所不如。但套套逻辑可以是个重要的概念，可以有启发性，因为它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认为套套逻辑内容空洞而置之不理的人，是低手。高手不会放弃任何角度看世界，而一旦认为大有瞄头，他们就会施出浑身解数，加上各种约束或局限条件，使套套逻辑增加内容，巧妙地将“定义”变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
大有可取的、足以解释世事的理论，都一定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这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往往是从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开始，逐步地向中间发展的。
作者：张五常
第一章第三节：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
我们都知道，同样一件物品，在很高的山上其重量是会减少的。地心吸力的理论解释了这个现象。但在牛顿之前，人们会怎样想？我们知道在很高的山上，气温会下降的。假若我们说，寒冷的温度，由于某些缘故，会使物体的重量减少。这是一个理论。要证明这理论是对的，我们把同样的物品拿到海平之地，把它放在冰冻的房内，衡量其体重，但发觉体重没有减少，那么温度之说就被推翻了。
下文将会解释，凡是有解释能力的理论，都一定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refutable by facts），但却没有被事实推翻。以温度下降来解释物体重量减少这个理论被事实推翻了，我们应不应该视之为错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假若我们不管其他情况，一被事实推翻的理论就当作是错了，那么所有理论都是错了的。那不成。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以上文的高山物体重量的例子来说，温度下降之说是被推翻了，但我们可以说，在高山上，不仅气温较低，风也较大。于是，我们再作实验，将同样的物品放在冰寒之室后，加上电扇，再衡量其重量。这一衡量，又发现那温度之说是被推翻了的。
我们再接再厉，指出高山上的山坡是倾斜的。于是在有电扇的冰室内加上斜板，将物品安置在斜板上衡其重量，又发觉温度之说不可信。绝不气馁，我们继续指出高山的位置海拔上升。于是，我们耗巨资，将冰室高筑至云霄。终于，我们重复了高山上的情况，有冰寒，有电扇，有斜板，有高度，物体的重量果真少了，所以温度的理论是被证实了的。这个理论没有错，但却是一个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特殊理论也是理论，不过因为过于特殊，一般性的解释能力就谈不上。这不是理论的内容不足，而是内容太多，以致内容稍为一改，理论就会被推翻了的。
任何科学理论，若被事实推翻，我们总可以多加条件来挽救的。但挽救理论是须付代价的。过大的代价就不应该付。一个特殊得只能解释一个现象而完全不能伸展到其他现象去的理论，是毫无一般性的解释功能，所以其解释力小之又小，其代价是太大了。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可以挽救，也往往应该挽救，但不应该付出过大的代价。代价是否过大的衡量准则，是要基于一般解释力的大小。大小有程度之分。我们不应该见一个理论的解释能力不够广泛就放弃它──今天不够广泛的理论，明天可能有较广泛解释能力的取而代之，但在此之前，不够广泛的理论可能是最有用途的了。
世界上有真理，但没有不可以被更佳理论代替的理论。科学的进步，不是因为对的理论代替了错的，而是因为较有广泛解释能力的，代替了较狭窄的。人的思想可以深不可测，今天认为是绝佳的，明天可能被更有用场的代替了。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还未能将我们的思想能力加以限制。正相反，因为近四十年来科学突飞猛进，我们有更大的理由相信，人的思想所及，可能永无止境。
一个特殊理论，若是特殊到只能解释一个现象──如上文所述的例子，只能解释某物体在高山上的重量──是站在科学理论的一个极端，完全不能一般化，用场极少。站在另一端，却是一般化得离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是错的“理论”。不可能错，是因为完全没有内容。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套套逻辑（tautology）了。特殊理论内容太多了，而套套逻辑则没有内容。所以可取的理论，一定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之间。
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说得更严谨一点，套套逻辑不可能被想像为错！举一个例，假若我说：“四足动物有四只脚。”这怎可能会错呢？句子内的后半部重述了前半部的意思，即使我们花很大功夫也不可能想像到它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是错的。在地球上、火星上它不会错，在宇宙任何地方它也不会错。这句话的一般性确是厉害，但内容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想破脑袋也知道是对的，但不知其内容。那是说，套套逻辑的内容是空洞的，半点解释能力也没有。
一般而言，套套逻辑并不是“四足动物有四只脚”那么简单，那么一目了然。空泛而没有内容的，而又不可能错的“理论”多的是，然而很多时就是大学博士也不易察觉。且让我举一些例子吧。
在经济学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但一个人抽烟或跳楼，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害的。假若我们说抽烟或跳楼的行为，是因为“争取个人最大利益”，那就是套套逻辑了。在那个假设下，任何行为都算在其内，以“争取个人利益”来“解释”抽烟或跳楼，不可能错，因为假设的本身是一般地包括了人的所有行为。但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定义地、空泛地被解释了，那么整个经济学就没有什么内容。
举另一个例子。有一位经济学者，试图以事实考证，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但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所有私营企业，为了要图私利，必定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于是，这位学者所试图的考证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但也没有内容，因为定义本身不容许有可以减低生产成本而又故意不减低的行为。佛利民（M.Friedman）对这位学者的考证工作，可圈可点地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当然会得到愚蠢的答案！”什么是愚蠢的问题呢？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的问题──或答案不可能是错的问题──就是愚蠢了。
是的，套套逻辑并不肤浅，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甚至可以连饱学之士也看不出来。三十多年前，一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拿到经济学博士衔，其论文被该校选为最杰出并颁以奖状。后来该论文出版成书，大事宣扬。艾智仁（A.Alchian）读后所写的书评更有名。艾氏精辟地指出，获奖的整篇论文都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没有内容。这书评使哈佛尴尬之极。试想，一个博士学生的套套逻辑，可以使大名鼎鼎的哈佛经济学系的高手教授也看不出来，我们又怎可以低估这种逻辑的“高深”呢？
我说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没有内容，但并没有说这种言论绝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很多重要的科学理论，是从不可能错的套套逻辑所提供的概念而引起的。套套逻辑有一点很可取的特色：它有极大的一般性。假若我们能把范围加以约束、收窄，有时可以促成一个有内容的──可能错的──理论，其解释能力之强，令人拍案叫绝。
在经济学内，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例子。例如，上文所提及的“争取个人利益”与抽烟，把这二者天经地义地──好像下定义似的──混为一谈，是套套逻辑，没有内容；但假若我们能加以一些约束条件（即局限条件），使我们能推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多抽烟、少抽烟，或戒烟，那么理论就有内容，可以被验证。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从套套逻辑变为大有用场的理论的例子，是货币学说中大有名堂的币量理论。这理论的起点分明是套套逻辑：货币量（M）乘货币的流通速度（V），等于物品的价格（P）乘物品的成交量（Q）。这个MV=PQ的方程式不可能错，是因为前者（MV）与后者（PQ）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看同一数量。既然不可能错，这方程式就成为一个定义，又可以写为MV≡PQ了。很显然，这定义没有解释什么现象。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角度看世界，有启发力，若能适当地加以约束，就变为重要的币量理论，大有解释能力了。费沙（I.Fisher）、佛利民等学究天人，成功地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货币的流通速度在大致上是固定的，继而指出币量（M）与价格（P）的连带关系。近四十年来，币量理论被高手搞得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但归根究底，还是源于一个套套逻辑的概念。
有人说，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学上大行其道的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是套套逻辑。但我认为高斯定律大有用场，是因为识者可以将之技巧地加以约束，千变万化，引出不少具有灵活的、解释现象能力的理论。同是套套逻辑，到了本领不同的人手上，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那些批评高斯定律是套套逻辑而置之度外的人，可谓不知天高地厚。至于高斯定律是什么，我们要到本书的下半部才详尽地分析。
我们可在特殊理论及套套逻辑这两个极端之间下些结论。特殊理论内容过多，只能特殊地解释一个现象，完全没有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但特殊理论总要比完全没有理论好。嘉素（R.Kessel）说得好：“没有任何理论在手，什么辩论也胜不了。”只能解释一个现象，是比一个现象也解释不了优胜的。但好的科学理论，必定有一般性；不然的话，理论多如现象，那岂不是乱七八糟了？
另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广泛之极，不可能错，但如此一来，其内容就变得空洞，不着边际。套套逻辑的解释能力，比特殊理论还有所不如。但套套逻辑可以是个重要的概念，可以有启发性，因为它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认为套套逻辑内容空洞而置之不理的人，是低手。高手不会放弃任何角度看世界，而一旦认为大有瞄头，他们就会施出浑身解数，加上各种约束或局限条件，使套套逻辑增加内容，巧妙地将“定义”变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
大有可取的、足以解释世事的理论，都一定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这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往往是从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开始，逐步地向中间发展的。
2没贴，就贴3了。不好意思。这是2
经济解释》02：经济学常夹杂主观感情
作者：张五常
我坐在书桌前，拿起笔来，想着人类在科学上的惊人成就。科学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这是很有意思的。人为万物之灵，一点不错：我们脑子的发达，与其他生物相比，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感情的表达是艺术；理智的分析，却是科学了。但人的感情往往与理智混淆。这样，科学上的推断可能被感情左右，搞得拖泥带水，但也可以精彩绝伦，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是的，科学可以有艺术的美。
向美追寻，是人之常情，所以科学也有“唯美派”。但科学的本质可不是艺术。前者是以阐释现象为主旨的。另一方面，人到底是人，不能冷若冰霜，半点感情也没有。因此，说某一个科学理论是一件艺术作品，是恭维的话了。问题是，仅仅是美而不能解释现象的，是美中的不足，失却了科学的功能。科学家既然是人，我们不能期望他们是人类的例外，毫无感情，但感情是不可以在科学上滥用的。原则很简单：科学的著作可以将客观分析与主观感情结合、并用，但二者要分得很清楚。只要能这样做，科学文字倒大可加上感情之辞，点缀一下，减少枯燥，增加其可读性。
以经济学来说，主观感情与客观分析的清楚划分是比较困难的。这并非说不能做到，而是比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困难。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困难是，经济学者也是人，于是就难以避免地将自己的价值观连带在一起，甚至以主观的喜恶作为科学的结论。优秀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时有“忘我”之能；这是一心二用的本领了。天生有所不逮者，则要多加锻炼的。
第一章第一节：现象必有规律
我的书桌在窗旁。是深秋了。纱窗外，风摇翠竹。在人烟稠密的香港，窗外可以见到茂林修竹的环境是不容易有的。杜甫所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香港的人见不到这景象也会相信，那是为什么？是深秋，这里的竹还绿得可爱，那又是为什么？今年的气温下降得较早，只不过十一月初，已寒气逼人。两个月前我在窗外还见到的蝴蝶，现在已不知所终。但我知道，明年六月蝴蝶还会再来。我怎能这样肯定呢？
窗是向东的。我每天在晚间写作，没有在书桌旁见到太阳的上升，已有好几年了。但我不用看见，也敢跟任何人打赌，在早上我可以在书桌旁的窗外见到太阳。我见到海，知道海水是咸的，也知道潮水的高低与“月有阴晴圆缺”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我是钓鱼能手。见到海，我就想起钓鱼乐事。钓者负鱼，但却知道鱼的品性。月圆之夜，乌云盖天，是钓黄脚鱲的大好时机。这是规律。
大自然的规律是任何识者都会同意的。人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向窗外远眺，香港置地公司所建的置富花园的房屋，与政府所建的廉租的华富村，一左一右。后者比前者人烟稠密，任何人都会同意，不用调查了。在这些住宅区中较近我家的碧瑶湾，人口的密度比置富的还小一点。较高级的住宅，人口密度较低。这是规律。在更近的山坡上，木屋三三两两。这些木屋很简陋，是僭建的。僭建的房子没有地权，比有地权的房子简陋得多了。这也是规律。
是的，不管是大自然或人为的现象，都有规律可寻。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现象，是完全没有规律的——虽然有些现象，其规律要深入研究才能发现。现象有规律，自古皆然。我们知其然，但不一定知其所以然。既知其然，就很想知其所以然，这是人的好奇心。我们要作解释，科学也就由此而起。
科学的形成是基于三个重要的信念，是任何对科学有兴趣的人都要遵守的。第一，凡是现象或行为，其存在是靠主观的判断，而大家决不能在这主观上有分歧。我说太阳正在上升，是我个人的主观判断，要是你不同意，认为太阳正在下降，那么我和你就不可能一起科学地解释太阳的现象了。我看见的是花，你看见的也是花；我说下雨，你也同意雨在下着，是科学一般化的第一个条件。当然，世界上有一些人，什么也不同意。这些人非与科学绝缘不可。
奇怪的是，大家对主观现象的认同，是莫名其妙地容易一致的。一个现象，就算是主观不同，同意这现象的存在也不困难。例如，有色盲的人，会同意某一种他自己看不到的颜色的存在；失聪的人，听而不闻，但也不会否认有声音这回事。
主观的现象被客观地认同、共信，是科学的一个基础。但有一些主观的事，是不能为大众所认同，难以共信，所以这些事是科学以外的了。例如，中国大陆常提及的特异功能，信者言之凿凿，但不相信的人也屈指难算。我在北京曾看过最有名气的特异功能的表演，认为是假得离谱，就不相信了。特异功能是科学以外的事，不仅因为我不相信，也不仅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而是因为没有人曾严格地以考证的办法，使不信者信服。这好比一些人相信上帝，另一些人绝不相信，而从来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存在。这不是说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没有意义，而是说宗教并非科学。
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前文提过的：所有被众所认同的现象，都是有迹可寻，有规律的。某些现象的规律，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发现或被证实。经验告诉我们，现象的规律一向都是那样墨守成规，所以一个新现象的发现，虽然其规律不易找到，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会坚信这规律的存在，百折不挠地寻求。
为什么现象的规律是这样重要呢？答案是：假若现象的发生毫无规律，完全是随便或偶然（random）的，不可能知道与任何其他现象有联系，那么这现象就不可能被有系统地解释了。无迹可寻的现象，事前既无迹象，事后也没有根据，好像是耶稣升天似的，不能以逻辑推断。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毫无规律的现象。
这就带来第三个必需的信念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坚信任何事情的发生，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推测（不是预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假若我们推测在某一些情况下，由于某种缘故，某一种现象就会产生，那么这现象的产生就算是被解释了。例如，苍蝇的飞行速度不及飞机快，但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在机舱内苍蝇可以向前飞。解释苍蝇在机舱内可以向前飞，与推断苍蝇在机舱外飞时则不及飞机快，是用同一理论。假若苍蝇与飞机速度毫无规律，又或是这二者的速度在不同情况下无法比较，那么我们就无从解释机内或机外的飞行现象，科学又从何说起呢？
主观的现象要被众所认同，得有固定的规律，而其发生或出现，是必有原因的。这些是科学的必需条件。
第二节：事实不能解释事实
在科学上，现象（phenomenon）、事实（fact）、行为（behavior）或观察所得（observation）是同一回事——虽然有些现象是不能由肉眼观察到的。
解释现象是需要非事实的抽象理论的。为什么事实的解释要牵涉到抽象的思想那方面去呢？答案是：事实的规律不能不言自明，自我解释。天下雨，天上一定有云——这是现象的规律——但雨的出现不能解释云的存在。小麦在泥土中生——这是规律——但泥土不能解释小麦。私有产权带来经济繁荣——这也是规律——但繁荣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私产；倒过来说，也没有解释能力。事实的规律只可以使我们知其然，但却不能使我们知其所以然。
假若甲种现象的发生会连带着乙种现象的发生，而我们跟着说甲解释了乙，或乙解释了甲，我们就会有两个困难。第一，世界上的现象规律何其多也。数之不尽的现象规律，假若真的能自我解释，那么在任何一门科学内，理论就汗牛充栋，各个不同，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了。一个现象若真能解释另一个现象，那么只要某一现象的规律被发现了，我们于是以为这规律就有了自我解释，那么人的推理思想又有什么用场呢？第二，有规律的现象，在不同的情况下，其规律可能会改变。例如，羽毛应该下降，但在风中却可能上升。若以风解释羽毛的上升，那么有风而石头不上升又怎样了？我们应该以什么原则来分门别类呢？我们要找的原则，是一个科学的原理或理论。我们可以说，科学的一个用途，是将现象分门别类，作有系统的安排。
宾纳（K.Brunner）说：事实不能以事实作解释。佛利民（M.Friedman）说：事实的规律是要被解释的。在经济学界内，说得最好的还是马歇尔（A.Marshall）：“这些争议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经过理智的考究与阐释，我们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得些什么。这也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知道最鲁莽而又虚伪的，是那些公开声言让事实自作解释的理论家，而或者无意识地，自己在幕后操纵事实的选择与组合，然后提出如下类的推论：在这之后所以这就是原因。”
经济解释》02：经济学常夹杂主观感情
作者：张五常
我坐在书桌前，拿起笔来，想着人类在科学上的惊人成就。科学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这是很有意思的。人为万物之灵，一点不错：我们脑子的发达，与其他生物相比，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感情的表达是艺术；理智的分析，却是科学了。但人的感情往往与理智混淆。这样，科学上的推断可能被感情左右，搞得拖泥带水，但也可以精彩绝伦，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是的，科学可以有艺术的美。
向美追寻，是人之常情，所以科学也有“唯美派”。但科学的本质可不是艺术。前者是以阐释现象为主旨的。另一方面，人到底是人，不能冷若冰霜，半点感情也没有。因此，说某一个科学理论是一件艺术作品，是恭维的话了。问题是，仅仅是美而不能解释现象的，是美中的不足，失却了科学的功能。科学家既然是人，我们不能期望他们是人类的例外，毫无感情，但感情是不可以在科学上滥用的。原则很简单：科学的著作可以将客观分析与主观感情结合、并用，但二者要分得很清楚。只要能这样做，科学文字倒大可加上感情之辞，点缀一下，减少枯燥，增加其可读性。
以经济学来说，主观感情与客观分析的清楚划分是比较困难的。这并非说不能做到，而是比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困难。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困难是，经济学者也是人，于是就难以避免地将自己的价值观连带在一起，甚至以主观的喜恶作为科学的结论。优秀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时有“忘我”之能；这是一心二用的本领了。天生有所不逮者，则要多加锻炼的。
第一章第一节：现象必有规律
我的书桌在窗旁。是深秋了。纱窗外，风摇翠竹。在人烟稠密的香港，窗外可以见到茂林修竹的环境是不容易有的。杜甫所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香港的人见不到这景象也会相信，那是为什么？是深秋，这里的竹还绿得可爱，那又是为什么？今年的气温下降得较早，只不过十一月初，已寒气逼人。两个月前我在窗外还见到的蝴蝶，现在已不知所终。但我知道，明年六月蝴蝶还会再来。我怎能这样肯定呢？
窗是向东的。我每天在晚间写作，没有在书桌旁见到太阳的上升，已有好几年了。但我不用看见，也敢跟任何人打赌，在早上我可以在书桌旁的窗外见到太阳。我见到海，知道海水是咸的，也知道潮水的高低与“月有阴晴圆缺”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我是钓鱼能手。见到海，我就想起钓鱼乐事。钓者负鱼，但却知道鱼的品性。月圆之夜，乌云盖天，是钓黄脚鱲的大好时机。这是规律。
大自然的规律是任何识者都会同意的。人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向窗外远眺，香港置地公司所建的置富花园的房屋，与政府所建的廉租的华富村，一左一右。后者比前者人烟稠密，任何人都会同意，不用调查了。在这些住宅区中较近我家的碧瑶湾，人口的密度比置富的还小一点。较高级的住宅，人口密度较低。这是规律。在更近的山坡上，木屋三三两两。这些木屋很简陋，是僭建的。僭建的房子没有地权，比有地权的房子简陋得多了。这也是规律。
是的，不管是大自然或人为的现象，都有规律可寻。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现象，是完全没有规律的——虽然有些现象，其规律要深入研究才能发现。现象有规律，自古皆然。我们知其然，但不一定知其所以然。既知其然，就很想知其所以然，这是人的好奇心。我们要作解释，科学也就由此而起。
科学的形成是基于三个重要的信念，是任何对科学有兴趣的人都要遵守的。第一，凡是现象或行为，其存在是靠主观的判断，而大家决不能在这主观上有分歧。我说太阳正在上升，是我个人的主观判断，要是你不同意，认为太阳正在下降，那么我和你就不可能一起科学地解释太阳的现象了。我看见的是花，你看见的也是花；我说下雨，你也同意雨在下着，是科学一般化的第一个条件。当然，世界上有一些人，什么也不同意。这些人非与科学绝缘不可。
奇怪的是，大家对主观现象的认同，是莫名其妙地容易一致的。一个现象，就算是主观不同，同意这现象的存在也不困难。例如，有色盲的人，会同意某一种他自己看不到的颜色的存在；失聪的人，听而不闻，但也不会否认有声音这回事。
主观的现象被客观地认同、共信，是科学的一个基础。但有一些主观的事，是不能为大众所认同，难以共信，所以这些事是科学以外的了。例如，中国大陆常提及的特异功能，信者言之凿凿，但不相信的人也屈指难算。我在北京曾看过最有名气的特异功能的表演，认为是假得离谱，就不相信了。特异功能是科学以外的事，不仅因为我不相信，也不仅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而是因为没有人曾严格地以考证的办法，使不信者信服。这好比一些人相信上帝，另一些人绝不相信，而从来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存在。这不是说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没有意义，而是说宗教并非科学。
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前文提过的：所有被众所认同的现象，都是有迹可寻，有规律的。某些现象的规律，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发现或被证实。经验告诉我们，现象的规律一向都是那样墨守成规，所以一个新现象的发现，虽然其规律不易找到，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会坚信这规律的存在，百折不挠地寻求。
为什么现象的规律是这样重要呢？答案是：假若现象的发生毫无规律，完全是随便或偶然（random）的，不可能知道与任何其他现象有联系，那么这现象就不可能被有系统地解释了。无迹可寻的现象，事前既无迹象，事后也没有根据，好像是耶稣升天似的，不能以逻辑推断。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毫无规律的现象。
这就带来第三个必需的信念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坚信任何事情的发生，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推测（不是预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假若我们推测在某一些情况下，由于某种缘故，某一种现象就会产生，那么这现象的产生就算是被解释了。例如，苍蝇的飞行速度不及飞机快，但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在机舱内苍蝇可以向前飞。解释苍蝇在机舱内可以向前飞，与推断苍蝇在机舱外飞时则不及飞机快，是用同一理论。假若苍蝇与飞机速度毫无规律，又或是这二者的速度在不同情况下无法比较，那么我们就无从解释机内或机外的飞行现象，科学又从何说起呢？
主观的现象要被众所认同，得有固定的规律，而其发生或出现，是必有原因的。这些是科学的必需条件。
第二节：事实不能解释事实
在科学上，现象（phenomenon）、事实（fact）、行为（behavior）或观察所得（observation）是同一回事——虽然有些现象是不能由肉眼观察到的。
解释现象是需要非事实的抽象理论的。为什么事实的解释要牵涉到抽象的思想那方面去呢？答案是：事实的规律不能不言自明，自我解释。天下雨，天上一定有云——这是现象的规律——但雨的出现不能解释云的存在。小麦在泥土中生——这是规律——但泥土不能解释小麦。私有产权带来经济繁荣——这也是规律——但繁荣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私产；倒过来说，也没有解释能力。事实的规律只可以使我们知其然，但却不能使我们知其所以然。
假若甲种现象的发生会连带着乙种现象的发生，而我们跟着说甲解释了乙，或乙解释了甲，我们就会有两个困难。第一，世界上的现象规律何其多也。数之不尽的现象规律，假若真的能自我解释，那么在任何一门科学内，理论就汗牛充栋，各个不同，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了。一个现象若真能解释另一个现象，那么只要某一现象的规律被发现了，我们于是以为这规律就有了自我解释，那么人的推理思想又有什么用场呢？第二，有规律的现象，在不同的情况下，其规律可能会改变。例如，羽毛应该下降，但在风中却可能上升。若以风解释羽毛的上升，那么有风而石头不上升又怎样了？我们应该以什么原则来分门别类呢？我们要找的原则，是一个科学的原理或理论。我们可以说，科学的一个用途，是将现象分门别类，作有系统的安排。
宾纳（K.Brunner）说：事实不能以事实作解释。佛利民（M.Friedman）说：事实的规律是要被解释的。在经济学界内，说得最好的还是马歇尔（A.Marshall）：“这些争议的经验告诉我们，除非经过理智的考究与阐释，我们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得些什么。这也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知道最鲁莽而又虚伪的，是那些公开声言让事实自作解释的理论家，而或者无意识地，自己在幕后操纵事实的选择与组合，然后提出如下类的推论：在这之后所以这就是原因。”
《经济解释》04：具解释力重于斟酌对错
作者：张五常
第一章第四节：可能被事实推翻的重要性
假若读者问：在整个科学方法的结构中，哪一点最重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理论的推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可以说，所有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主旨，是要创立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句子或言论来作推测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confirmed）了。前文我说过，推测现象的发生与解释现象是同一回事。推测可能被现象推翻，但却没有被推翻，现象的发生证实了推测，那么现象就算是被解释了。当然，一个现象可以有多个理论解释。我将会在下文谈及不同理论的取舍问题。
但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能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既然不可能错，又怎可能被事实推翻呢？一个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一定要可以在想像中是错了的。套套逻辑不可能错，连在想像中是错了也不可能，所以没有解释力。除套套逻辑外，我们还可以指出其他四种情况，可使理论不能被事实推翻，因而废了理论的解释力。这些是第五节及第六节的内容。
可能被事实推翻是重要的，但假若一个理论的推测被事实推翻了，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将现有的理论放弃，另创理论；其二是设法附加条件以资挽救，但正如前文谈特殊理论时提及过，这样挽救理论须付代价，而代价是不应过大的。今天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的理论，明天可能晚节不保——这是科学进步必有的过程。但今天还没有被推翻，在今天也就有其用场。解释现象的用场是衡量理论的最重要准则。理论是不应该以对或错来衡量的。
以句子或言论作推测，是以可以被验证的含意（testable implication）为主。这些含意是由理论推出来的。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含意规则很简单：假若A的发生含意着B的发生（A→B），那么B的不发生就含意着A的不发生（Not B→Not A）。这是最基本的验证方法。举一个例：假若下雨（A），天上就一定有云（B），其含意是，没有云（Not B）就一定没有雨（Not A）。假若没有云但却有雨，那么下雨（A）必定有云（B）之说就被事实推翻了。
验证一个理论含意的唯一办法，是以事实反证。这点很重要。要验证下雨必定有云这个含意（验证A→B），是要以没有云就没有雨（Not B→Not A）的事实作反证。以没有雨就没有云（Not A→Not B）来验证，是一个很常见的谬误（在逻辑学上，这谬误叫做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A的发生含意着B的发生，A的不发生完全不含意着B会怎样。说没有A就没有B，是谬论，但在谬论中过日子的人何其多也！例如，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A），所以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努力工作（B）。有些低手认为人不一定争取最大利益（Not A），所以在同样条件下每个人不一定努力工作（Not B）；这是谬论。
一九四六年，一个名为纳斯德（R.A.Lester）的经济学者，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文章。他调查研究波士顿的私营运输公司雇用司机（驾驶员）的政策之后，就直指经济学上大有名堂的“边际生产定律”是错了的（“边际”一词，过些时我才作阐释，该词于此并不重要）。根据经济学的假设，每一个私营企业会设法争取最高的利润，所以在雇用货车的驾驶员时，在边际上一个驾驶员的生产贡献所值，是会等于他的工资（这就是“边际生产定律”其中的一个含意）。纳斯德遍问波士顿的运输公司的主事人，发觉他们往往不管“争取最高利润”为何物，所以就说，边际生产定律是错了：驾驶员的工资，不会等于他们在边际上的生产价值的。这就好像上文所说的没有雨就没有云的谬误。
我可举一个有趣（而非事实）的例子，来说明“A→B，所以Not A→Not B”这个谬误。话说有一群人，每个都是白痴，对世事茫然不解。经济学者却假设他们每个人明智地争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这些人都是白痴，所以这个经济假设显然是错了。这些白痴听说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个人都开办油站了。因为是白痴，他们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没有公路汽车经过，油站怎可以生存呢？但他们当中有几个同样的白痴，却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生存。事实上，他们是不知自己所为的。经济学者假设他们懂得怎样争取最大利益，显然是错了的，但留存下来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是错了，但却准确地推测了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这些行为于是就被解释了。说他们不知所为，所以油站不会建在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是谬论。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认为月蚀是一只很大的天狗把月亮吃掉。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中国人曾以这无稽的假设，准确地推测了月蚀所发生的时刻！这个月蚀时刻理论是错了的，但却大有解释（推测）能力，算是有用的理论了。我们今天的月蚀时刻理论代替了中国古时的，不是因为今天的对而昨天的错，而是今天的有较大的一般性，可以解释天体中的其他现象。说不定到了明天，今天的月蚀时刻理论也可能被证实是错了的。但对或错都无伤大雅。套套逻辑是绝对的，但没有解释力。有解释力的理论可能错，但更重要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不管是对还是错，有解释力的理论就是有用的理论。说没有天狗吃月亮，所以不能以此准确地推测月蚀的发生，是谬论。我们要将问题分得一清二楚。
作者：张五常
第一章第四节：可能被事实推翻的重要性
假若读者问：在整个科学方法的结构中，哪一点最重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理论的推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可以说，所有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主旨，是要创立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句子或言论来作推测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confirmed）了。前文我说过，推测现象的发生与解释现象是同一回事。推测可能被现象推翻，但却没有被推翻，现象的发生证实了推测，那么现象就算是被解释了。当然，一个现象可以有多个理论解释。我将会在下文谈及不同理论的取舍问题。
但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能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套套逻辑不可能错。既然不可能错，又怎可能被事实推翻呢？一个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一定要可以在想像中是错了的。套套逻辑不可能错，连在想像中是错了也不可能，所以没有解释力。除套套逻辑外，我们还可以指出其他四种情况，可使理论不能被事实推翻，因而废了理论的解释力。这些是第五节及第六节的内容。
可能被事实推翻是重要的，但假若一个理论的推测被事实推翻了，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将现有的理论放弃，另创理论；其二是设法附加条件以资挽救，但正如前文谈特殊理论时提及过，这样挽救理论须付代价，而代价是不应过大的。今天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的理论，明天可能晚节不保——这是科学进步必有的过程。但今天还没有被推翻，在今天也就有其用场。解释现象的用场是衡量理论的最重要准则。理论是不应该以对或错来衡量的。
以句子或言论作推测，是以可以被验证的含意（testable implication）为主。这些含意是由理论推出来的。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含意规则很简单：假若A的发生含意着B的发生（A→B），那么B的不发生就含意着A的不发生（Not B→Not A）。这是最基本的验证方法。举一个例：假若下雨（A），天上就一定有云（B），其含意是，没有云（Not B）就一定没有雨（Not A）。假若没有云但却有雨，那么下雨（A）必定有云（B）之说就被事实推翻了。
验证一个理论含意的唯一办法，是以事实反证。这点很重要。要验证下雨必定有云这个含意（验证A→B），是要以没有云就没有雨（Not B→Not A）的事实作反证。以没有雨就没有云（Not A→Not B）来验证，是一个很常见的谬误（在逻辑学上，这谬误叫做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A的发生含意着B的发生，A的不发生完全不含意着B会怎样。说没有A就没有B，是谬论，但在谬论中过日子的人何其多也！例如，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A），所以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努力工作（B）。有些低手认为人不一定争取最大利益（Not A），所以在同样条件下每个人不一定努力工作（Not B）；这是谬论。
一九四六年，一个名为纳斯德（R.A.Lester）的经济学者，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文章。他调查研究波士顿的私营运输公司雇用司机（驾驶员）的政策之后，就直指经济学上大有名堂的“边际生产定律”是错了的（“边际”一词，过些时我才作阐释，该词于此并不重要）。根据经济学的假设，每一个私营企业会设法争取最高的利润，所以在雇用货车的驾驶员时，在边际上一个驾驶员的生产贡献所值，是会等于他的工资（这就是“边际生产定律”其中的一个含意）。纳斯德遍问波士顿的运输公司的主事人，发觉他们往往不管“争取最高利润”为何物，所以就说，边际生产定律是错了：驾驶员的工资，不会等于他们在边际上的生产价值的。这就好像上文所说的没有雨就没有云的谬误。
我可举一个有趣（而非事实）的例子，来说明“A→B，所以Not A→Not B”这个谬误。话说有一群人，每个都是白痴，对世事茫然不解。经济学者却假设他们每个人明智地争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这些人都是白痴，所以这个经济假设显然是错了。这些白痴听说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个人都开办油站了。因为是白痴，他们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没有公路汽车经过，油站怎可以生存呢？但他们当中有几个同样的白痴，却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生存。事实上，他们是不知自己所为的。经济学者假设他们懂得怎样争取最大利益，显然是错了的，但留存下来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是错了，但却准确地推测了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这些行为于是就被解释了。说他们不知所为，所以油站不会建在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是谬论。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认为月蚀是一只很大的天狗把月亮吃掉。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中国人曾以这无稽的假设，准确地推测了月蚀所发生的时刻！这个月蚀时刻理论是错了的，但却大有解释（推测）能力，算是有用的理论了。我们今天的月蚀时刻理论代替了中国古时的，不是因为今天的对而昨天的错，而是今天的有较大的一般性，可以解释天体中的其他现象。说不定到了明天，今天的月蚀时刻理论也可能被证实是错了的。但对或错都无伤大雅。套套逻辑是绝对的，但没有解释力。有解释力的理论可能错，但更重要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不管是对还是错，有解释力的理论就是有用的理论。说没有天狗吃月亮，所以不能以此准确地推测月蚀的发生，是谬论。我们要将问题分得一清二楚。
《经济解释》05：套套逻辑外的“不错”理论
作者：张五常
第一章第五节：模糊不清与互相矛盾
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必然有被现象（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是任何一个忠于实证科学的人的座右铭。我在前文不厌其详地提及过，像套套逻辑那样的、不可能错的“理论”，因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所以就全无解释力了。然而除套套逻辑以外，还有四种情况会使一个理论免于被事实推翻的可能。在这第五节内我先谈两种；最后两种情况将于第六节评述。
首先要谈的，是我以前在其他文章里曾打趣地称之为“高斯第二定律”的。在他那篇发表于一九六○年的石破天惊的雄文（那世称“高斯定律”即源于此）中，高斯提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在此以前没有人曾明显地提出来的哲理。在千方百计地试行理解庇古（A.C.Pigou）的经济分析但总不明其所指之后，高斯写道：“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清楚证明是错了的。”
是的，概念或分析模糊不清，不可能清楚地错，所以也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了。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一个先决条件是：理论的本身要首先清楚地显示，它有错的可能性。“下雨有云”可能错（但从来没有错）；“春天开花”可能错（也从来未曾错过）。但假若我们不清楚什么是云，怎样才算是春天，对或错又从何说起呢？
在经济学上，模糊不清的概念多的是，所以无法以事实验证的理论——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的——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例如“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本人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其他在《资本论》中的概念，如“上层建筑”之类，也是模糊不清的。
奉马克思为神明的中国领导者，懂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但他们没有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从来没有人试用事实加以验证。中国不验证可能不奇怪，但为什么西方的学者也没有将马氏的理论付诸验证呢？答案很简单：模糊不清的理论，是不能被验证的。很不幸，不可能是错的理论，竟然被一些盲目附从的人认为“不错就是绝对”。这是科学之外的逻辑了。
模糊不清的概念或理论，可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在马氏之前的天才李嘉图（D.Ricardo）——此公对马氏影响甚大——就搞不清楚“资本”及“成本”的概念，以致他的“工资铁律”与“租值分歧”的学说，使后人看得不明不白。近代的大宗师之如奈特（F.H.Knight）——他有五个学生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也中了模糊不清之计。奈特将风险（risk）与“变化莫测”（uncertainty）一分为二，但我们现在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分别。
凯恩斯的《通论》也是模糊不清，所以该理论的某些重要部分，没有人敢夸言曾作验证。功用（utility）理论的鼻祖边沁（J.Bentham），主观地以功用为快乐，后人不知所指。近人艾智仁问：“什么是功用？”也就成了名。边沁的功用理论模糊不清，不能被事实验证；但到了艾智仁之后，验证功用理论的研究就屡见不鲜了。
模糊不清的概念或分析，是不可能清楚地证明是错了的。因此，模糊不清的理论没有解释力。另一种不能被否定的理论，是没有意义（meaningless）的那一种。没有意义并非空洞（不像套套逻辑），并非模糊不清，而是因为言论互相矛盾，在逻辑上前言不对后语（inconsistent），使人不知所指，无法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因而变得没有意义了。
举一些例子吧。假若我说：“一幅全白的墙壁有污点。”这句话不空洞，也清楚之极。但“全白”与“污点”互相矛盾，不能共存，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学可以证明，全白而又有污点的墙壁，可以使人指鹿为马，说墙壁是上帝！（这个逻辑推理颇为湛深，又因为是经济学之外的学术，这里不便再多花笔墨。）矛盾的言论可以有内容，可以很清楚，但不可能有意义。
在经济学上，矛盾百出的理论多的是。像套套逻辑那样，矛盾不一定很轻易地就发觉的。我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佃农理论》一书，推翻了所有前辈的观点；我所用的办法之一，是指出前辈的佃农理论都有矛盾。例如：艾沙域（C.Issawi）的理论是基于每个人都要争取利益的，但他却写道：“在这文内我并不明显地假设：地主们不会对经济收益作出迅速的反应，不会意图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不是矛盾是什么？又例如，大宗师之如马歇尔，在分析佃农制度时，明知他的分析的含义，是固定的租金比佃农（分帐式的）租金收益为大，但他却没有容许地主去选取固定租金的制度——虽然马氏知道这两个制度是并存的。
诸如此类的矛盾分析，在不少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中往往见之。包莫尔（W.Baumol）说一个垄断企业并非争取最大利润，而是争取最高销售，但他的理论不容许企业放弃些少销售量来换取很大的利润。希克斯（J.Hicks）指出，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这个人对某些产品的需求可能下降。这没有错。但希氏在分析这问题时，所用的模式是一个只有两样产品的世界，而在这世界中，收入的增加是不会导致两种产品之一的需求量下降的。
任何科学都屡有矛盾的困难；经济学不会例外。我可以说，直接的矛盾不难发现，但间接的——那些经过一重或多重推断的——即使高手也往往避之不了。这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像森穆逊（P.A.Samuelson）那样的天才，能在几百篇的文章里也没有矛盾的言论。
作者：张五常
第一章第五节：模糊不清与互相矛盾
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必然有被现象（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是任何一个忠于实证科学的人的座右铭。我在前文不厌其详地提及过，像套套逻辑那样的、不可能错的“理论”，因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所以就全无解释力了。然而除套套逻辑以外，还有四种情况会使一个理论免于被事实推翻的可能。在这第五节内我先谈两种；最后两种情况将于第六节评述。
首先要谈的，是我以前在其他文章里曾打趣地称之为“高斯第二定律”的。在他那篇发表于一九六○年的石破天惊的雄文（那世称“高斯定律”即源于此）中，高斯提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在此以前没有人曾明显地提出来的哲理。在千方百计地试行理解庇古（A.C.Pigou）的经济分析但总不明其所指之后，高斯写道：“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清楚证明是错了的。”
是的，概念或分析模糊不清，不可能清楚地错，所以也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了。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一个先决条件是：理论的本身要首先清楚地显示，它有错的可能性。“下雨有云”可能错（但从来没有错）；“春天开花”可能错（也从来未曾错过）。但假若我们不清楚什么是云，怎样才算是春天，对或错又从何说起呢？
在经济学上，模糊不清的概念多的是，所以无法以事实验证的理论——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的——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例如“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本人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其他在《资本论》中的概念，如“上层建筑”之类，也是模糊不清的。
奉马克思为神明的中国领导者，懂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但他们没有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从来没有人试用事实加以验证。中国不验证可能不奇怪，但为什么西方的学者也没有将马氏的理论付诸验证呢？答案很简单：模糊不清的理论，是不能被验证的。很不幸，不可能是错的理论，竟然被一些盲目附从的人认为“不错就是绝对”。这是科学之外的逻辑了。
模糊不清的概念或理论，可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在马氏之前的天才李嘉图（D.Ricardo）——此公对马氏影响甚大——就搞不清楚“资本”及“成本”的概念，以致他的“工资铁律”与“租值分歧”的学说，使后人看得不明不白。近代的大宗师之如奈特（F.H.Knight）——他有五个学生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也中了模糊不清之计。奈特将风险（risk）与“变化莫测”（uncertainty）一分为二，但我们现在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分别。
凯恩斯的《通论》也是模糊不清，所以该理论的某些重要部分，没有人敢夸言曾作验证。功用（utility）理论的鼻祖边沁（J.Bentham），主观地以功用为快乐，后人不知所指。近人艾智仁问：“什么是功用？”也就成了名。边沁的功用理论模糊不清，不能被事实验证；但到了艾智仁之后，验证功用理论的研究就屡见不鲜了。
模糊不清的概念或分析，是不可能清楚地证明是错了的。因此，模糊不清的理论没有解释力。另一种不能被否定的理论，是没有意义（meaningless）的那一种。没有意义并非空洞（不像套套逻辑），并非模糊不清，而是因为言论互相矛盾，在逻辑上前言不对后语（inconsistent），使人不知所指，无法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因而变得没有意义了。
举一些例子吧。假若我说：“一幅全白的墙壁有污点。”这句话不空洞，也清楚之极。但“全白”与“污点”互相矛盾，不能共存，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学可以证明，全白而又有污点的墙壁，可以使人指鹿为马，说墙壁是上帝！（这个逻辑推理颇为湛深，又因为是经济学之外的学术，这里不便再多花笔墨。）矛盾的言论可以有内容，可以很清楚，但不可能有意义。
在经济学上，矛盾百出的理论多的是。像套套逻辑那样，矛盾不一定很轻易地就发觉的。我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佃农理论》一书，推翻了所有前辈的观点；我所用的办法之一，是指出前辈的佃农理论都有矛盾。例如：艾沙域（C.Issawi）的理论是基于每个人都要争取利益的，但他却写道：“在这文内我并不明显地假设：地主们不会对经济收益作出迅速的反应，不会意图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不是矛盾是什么？又例如，大宗师之如马歇尔，在分析佃农制度时，明知他的分析的含义，是固定的租金比佃农（分帐式的）租金收益为大，但他却没有容许地主去选取固定租金的制度——虽然马氏知道这两个制度是并存的。
诸如此类的矛盾分析，在不少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中往往见之。包莫尔（W.Baumol）说一个垄断企业并非争取最大利润，而是争取最高销售，但他的理论不容许企业放弃些少销售量来换取很大的利润。希克斯（J.Hicks）指出，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这个人对某些产品的需求可能下降。这没有错。但希氏在分析这问题时，所用的模式是一个只有两样产品的世界，而在这世界中，收入的增加是不会导致两种产品之一的需求量下降的。
任何科学都屡有矛盾的困难；经济学不会例外。我可以说，直接的矛盾不难发现，但间接的——那些经过一重或多重推断的——即使高手也往往避之不了。这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像森穆逊（P.A.Samuelson）那样的天才，能在几百篇的文章里也没有矛盾的言论。
《经济解释》06：现象非现象 遑论解释力
作者：张五常
————————
有解释力的理论一定始于抽象的思想，以某些非事实的假设入手，然后经过逻辑的推理，引出可以被验证的含意
————————
第一章第六节：非事实与无限制
我重复地申述了“理论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的重要。我也指出套套逻辑，或模糊不清，或互相矛盾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而最后还有两种——没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其一是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现象（事实）；其二是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
假若我说：“天下雨，天上必有云。”在这句话之内，“雨”和“云”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但假若“雨”或“云”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并非事实，那么雨云之说就无从验证了。这其中包含着实证科学内的一个很深的哲理。在一方面，凡是一个有解释力的推断，其考证方法必须靠如下一类的含义：假若“甲”发生，“乙”就会跟着发生——而“甲”与“乙”皆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起码在原则上，不管费用多大、考查的时日多久，“甲”与“乙”的存在是要可以被证实的。爱恩斯坦的相对论及遗传学里的基因理论，其含意在初期确是难以事实验证，但后来还是证实了的。
问题是，正如前文所述，事实不能解释事实。“甲”的发生不能解释“乙”的发生。“甲”与“乙”的规律只可以用作证实某一个理论的含意。就算事实的种类再多，可以予取予携，而规律明显之极，它们也不能自作解释。所以，在另一方面，有解释力的理论一定始于抽象的思想，以某些非事实的假设入手，然后经过逻辑的推理，引出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这后者就是云雨之说了。
这项工程绝不容易。一个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但事实不能自作解释，而抽象理论的本身是不能被验证的。可以说，从抽象推理到事实验证的微妙转折中，高手与庸材的本领会分得很清楚。
我可以举一个基本的例子。在经济学上，那大有名堂的需求定律说：假若一样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者对那物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价格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却非事实！需求量是指消费者在欲望上的需求，是抽象之物。所以，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可能用事实验证的。然而，这定律在经济学上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低能之辈，往往以市场的成交量作需求量。这是错得离谱的。高手的处理方法则大为不同。他们会说：假若需求定律是对的话，那么依照逻辑推理，在某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而“甲”与“乙”均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这就是本身不可以被验证的需求定律所推出来的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假若“乙”的不发生却有“甲”的发生，那么需求定律就大有问题——或需要附加其他情况，或算是被事实推翻了。假若“非乙”就一定“非甲”，那么需求定律就算是有用途，解释了“甲”与“乙”的规律。
是的，这样的推论及验证可以搞得神乎其技，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科学上的美。需求定律的惊人解释力，在这本书内我会不厌其详地示范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这里要申述的，是附加的情况可多可少，千变万化。在科学方法上，附加的情况叫作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有时我们可以说，假若“甲”与“乙”的出现，或“甲”或“乙”的出现，会导致“丙”的出现。我们又或可以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与“丙”的出现，或“乙”或“丙”的出现。这些可变的观察（variables）可多可少，可以同时出现，或在几个或多个可能的观察上，其中之一或二或三会出现。这些都符合有解释能力的理论的规格。但无论验证时所牵涉的现象怎样多，一个限制是必需的。
假若我们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或“丙”或“丁”或“戊”……等等的出现，好像永无止境似的，那么这个含意就不能被否定或推翻了。严谨地说，这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所谓非均衡（disequilibrium）的情况。有现象限制因而肯定，也从而达到可能被否定的含意，叫作均衡（equilibrium）。
上述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理念，与传统上大谈均衡理论的经济学者所用的不同。我认为在基础上他们是错了的。经济学传统上所说的“均衡”，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物理学的均衡，是指一个钟摆在止动时会停在中间，或一只鸡蛋在地上滚动后达到了一个不动的静止点，又或是一件不停的物体进入了一条轨道，有了规律。这种“均衡”是一些现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经济学的“均衡”是另一回事。例如，经济学者说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相交点是均衡点。但世上没有需求曲线或供应曲线——这些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工具。那是说，没有经济学者，这些概念不会存在。同样，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或“非均衡”也只是概念，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不是现象或事实，是不可以观察到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高斯（R.H.Coase）和我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两个多小时的旅程中他和我辩论关于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他认为“均衡”与“非均衡”皆是空中楼阁，是废物，应该取缔。我同意空中楼阁的观点，但认为“均衡”与“非均衡”在经济学上既然那样流行，作为概念我倒可以挽救一下。
我向高斯指出“非均衡”可以解作因为被推断的现象没有限制，理论就缺少了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均衡”则是指因为有限制而达到可以验证的理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无限制”与“有限制”的区别了。高斯当时同意这阐释可以挽救在经济学上应该是废物的“均衡”与“非均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明白而又同意这理念的经济学者，似乎不及两掌之数。
抽象的理论，本身不能被事实验证。抽象的理论要有解释力，就必须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一个或多个含意。可验证的含意，是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而含意中的附加条件及现象的推断，可以很多，而又可以用肯定的“与”字或不肯定的“或”字来联系，但不可以是无限的。当然，肯定的“与”比不肯定的“或”强，有较大的解释力，而抽象的推理及验证的含意越简单，就越有说服力。天才的科学家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化得令人折服。
作者：张五常
————————
有解释力的理论一定始于抽象的思想，以某些非事实的假设入手，然后经过逻辑的推理，引出可以被验证的含意
————————
第一章第六节：非事实与无限制
我重复地申述了“理论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的重要。我也指出套套逻辑，或模糊不清，或互相矛盾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而最后还有两种——没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其一是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现象（事实）；其二是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
假若我说：“天下雨，天上必有云。”在这句话之内，“雨”和“云”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但假若“雨”或“云”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并非事实，那么雨云之说就无从验证了。这其中包含着实证科学内的一个很深的哲理。在一方面，凡是一个有解释力的推断，其考证方法必须靠如下一类的含义：假若“甲”发生，“乙”就会跟着发生——而“甲”与“乙”皆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起码在原则上，不管费用多大、考查的时日多久，“甲”与“乙”的存在是要可以被证实的。爱恩斯坦的相对论及遗传学里的基因理论，其含意在初期确是难以事实验证，但后来还是证实了的。
问题是，正如前文所述，事实不能解释事实。“甲”的发生不能解释“乙”的发生。“甲”与“乙”的规律只可以用作证实某一个理论的含意。就算事实的种类再多，可以予取予携，而规律明显之极，它们也不能自作解释。所以，在另一方面，有解释力的理论一定始于抽象的思想，以某些非事实的假设入手，然后经过逻辑的推理，引出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这后者就是云雨之说了。
这项工程绝不容易。一个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但事实不能自作解释，而抽象理论的本身是不能被验证的。可以说，从抽象推理到事实验证的微妙转折中，高手与庸材的本领会分得很清楚。
我可以举一个基本的例子。在经济学上，那大有名堂的需求定律说：假若一样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者对那物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价格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却非事实！需求量是指消费者在欲望上的需求，是抽象之物。所以，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可能用事实验证的。然而，这定律在经济学上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低能之辈，往往以市场的成交量作需求量。这是错得离谱的。高手的处理方法则大为不同。他们会说：假若需求定律是对的话，那么依照逻辑推理，在某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而“甲”与“乙”均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这就是本身不可以被验证的需求定律所推出来的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假若“乙”的不发生却有“甲”的发生，那么需求定律就大有问题——或需要附加其他情况，或算是被事实推翻了。假若“非乙”就一定“非甲”，那么需求定律就算是有用途，解释了“甲”与“乙”的规律。
是的，这样的推论及验证可以搞得神乎其技，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科学上的美。需求定律的惊人解释力，在这本书内我会不厌其详地示范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这里要申述的，是附加的情况可多可少，千变万化。在科学方法上，附加的情况叫作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有时我们可以说，假若“甲”与“乙”的出现，或“甲”或“乙”的出现，会导致“丙”的出现。我们又或可以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与“丙”的出现，或“乙”或“丙”的出现。这些可变的观察（variables）可多可少，可以同时出现，或在几个或多个可能的观察上，其中之一或二或三会出现。这些都符合有解释能力的理论的规格。但无论验证时所牵涉的现象怎样多，一个限制是必需的。
假若我们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或“丙”或“丁”或“戊”……等等的出现，好像永无止境似的，那么这个含意就不能被否定或推翻了。严谨地说，这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所谓非均衡（disequilibrium）的情况。有现象限制因而肯定，也从而达到可能被否定的含意，叫作均衡（equilibrium）。
上述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理念，与传统上大谈均衡理论的经济学者所用的不同。我认为在基础上他们是错了的。经济学传统上所说的“均衡”，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物理学的均衡，是指一个钟摆在止动时会停在中间，或一只鸡蛋在地上滚动后达到了一个不动的静止点，又或是一件不停的物体进入了一条轨道，有了规律。这种“均衡”是一些现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经济学的“均衡”是另一回事。例如，经济学者说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相交点是均衡点。但世上没有需求曲线或供应曲线——这些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工具。那是说，没有经济学者，这些概念不会存在。同样，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或“非均衡”也只是概念，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不是现象或事实，是不可以观察到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高斯（R.H.Coase）和我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两个多小时的旅程中他和我辩论关于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他认为“均衡”与“非均衡”皆是空中楼阁，是废物，应该取缔。我同意空中楼阁的观点，但认为“均衡”与“非均衡”在经济学上既然那样流行，作为概念我倒可以挽救一下。
我向高斯指出“非均衡”可以解作因为被推断的现象没有限制，理论就缺少了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均衡”则是指因为有限制而达到可以验证的理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无限制”与“有限制”的区别了。高斯当时同意这阐释可以挽救在经济学上应该是废物的“均衡”与“非均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明白而又同意这理念的经济学者，似乎不及两掌之数。
抽象的理论，本身不能被事实验证。抽象的理论要有解释力，就必须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一个或多个含意。可验证的含意，是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而含意中的附加条件及现象的推断，可以很多，而又可以用肯定的“与”字或不肯定的“或”字来联系，但不可以是无限的。当然，肯定的“与”比不肯定的“或”强，有较大的解释力，而抽象的推理及验证的含意越简单，就越有说服力。天才的科学家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化得令人折服。
《经济解释》07：局限条件不能脱离现实
作者：张五常
———————————————————————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
第一章第七节：理论的真实性
因为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以理论解释现象，在某程度上一定是抽象的。抽象的思想并非事实。这引起不少人认为理论与真实（reality）脱了节，只是夸夸其谈，空泛之极，是没有用途的。“真实主义”（realism）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在今天，这争论已有定案，但我们还是应该澄清的。
“真实”有多种意义；若不搞清楚是哪方面的，争论就永无止境了。抽象的思想当然不是事实，要说“理论”并非真实是可以的。但有解释力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要牵涉到事实验证那方面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有其真实性的。有好些理论，我们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例如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学中的多种理论），所以怎样说也不过是一些“游戏”，与真实世界无关。
但有解释力的理论的非真实性，起码有四种意义，其中三种很肤浅。第一，理论本身必定有抽象的成分。说它非真实，当然是对的。但说它非真实而没有解释力，却是错了。因为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没有抽象的思想，本领再高也解释不了世上的事。第二，所有事实或观察的描述，一定要简化——这简化使事实变得非“真实”了。这是平平无奇的吹毛求疵的观点。以一个苹果为例吧。假若我们真的要详尽而全面地描述一个苹果是怎样的物品，我们穷举世的纸张也不可能办到。单是描述苹果的色素及形状——姑勿论其味道或所含的维他命——就难以丝毫不差！在吹毛求疵的需求下，天下间没有一个现象或事实的描述是真实的。然而，以这种办法来批评科学的考证——这种人有的是——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种非真实，也是由简化而起。世界很复杂；简化的假设（与思想上的抽象假设不同）是必需的。但这个简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处理；取消这个简化不会影响效果，无关宏旨，所以是容许的。例如，我们说假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其实不止此数，所以非真实），他们互相贸易会带来什么效果，等等。将两个国家改为三个或四个，其效果大致上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将二改为三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样，要研究这些特别的问题，二与三之别就不能置之不理，但另一些简化也是需要的。
最后一种“非真实”，就不肤浅了。前文所提及过的附加的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当然会因简化而变为不真实，但我们决不能视之为空中楼阁，当作是思想上的抽象而与真实的世界脱离了的。验证条件的假设一定要有可寻，无论怎样简化，也一定要与世界的真实情况大致吻合。例如，作化学实验时需用一枝清洁的试管（清洁是一个验证条件），我们不能用一枝肮脏的试管而假设它是清洁的。
在经济学上，验证条件通常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经济学并无“没有局限条件”的理论，正如其他科学理论，都一定有验证条件的——否则就没有解释力了。假若我们说，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局限条件，可勉强称为一个假设），“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要替这个含意作验证，我们一定要在交易费用微不足道的真实情况下入手。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假设”不能与真实世界脱离。这也是说，除了无可避免的简化，验证条件大致上一定要真实。
我们于是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以抽象思想为起点的科学理论，“非真实”是必需的，因为事实不能自作解释。“不可能太详尽而具体”与“简化”——这些都是可以容许的。但验证条件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却是犯了大忌。在经济学上，局限条件（验证条件）的真实调查与简化，是忠于经济解释的最艰难的过程。世事如棋局局新，要花上三几年方能在一些局限条件上得到一点基本的认识，是很普通的事。时光只解催人老，所以从事实证研究的经济学者，往往要肯定问题的重要性，才敢将精力孤注一掷。
理论真实性的问题，在经济学于五、六十年代的方法大辩论中，有一个令人尴尬的谬误。那就是，假若我们说，若“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我们跟着可以说：“没有乙就没有甲。”但却不可以说：“没有甲就没有乙。”这后者的谬误，我们在前文是谈过的。在那次大辩论中，不少经济学者忽略了这个逻辑学上的第一课，忘记了没有甲并没有说乙会怎样。那位调查波士顿运输公司的仁兄，认为“甲”这个假设非真实，就大做文章说“乙”会怎样。这种低能分析本来是不值得回应的，但科学的进步有点莫名其妙，众多学者的回应却引起了大有裨益的辩论。
第八节：结论
假若一些读者认为这一章有些地方不容易明白，不应耿耿于怀。科学方法论牵涉到哲学上的逻辑学与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这是人类文化历史上最湛深的学问了。虽然我曾拜于高手之门下，但所知不多，而要深入浅出地写，不一定辞能达意。科学方法论本来精辟之极，但逻辑学的高手之间不一定互相同意，而科学的成就往往与此学问无关。不懂科学方法论的科学高手屈指难算；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的高手很少是有成就的科学家。逻辑学往往走向象牙塔的极端，其高妙处令人拜服，但要达到精辟之境，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严谨哲学逻辑的角度看，我知的是粗枝大叶——我钻研这学问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科学的方法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抽象理论与真实世界的转接中的实证方法。这方面我知得比较多。本章的内容，是合并了哲学逻辑与实证转接，所以与一般书本上所谈的方法论是不同的。说到底，有实用性的科学，还是要走出象牙塔之外。
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对科学辩证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本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我在前文说过，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作者：张五常
———————————————————————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
第一章第七节：理论的真实性
因为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以理论解释现象，在某程度上一定是抽象的。抽象的思想并非事实。这引起不少人认为理论与真实（reality）脱了节，只是夸夸其谈，空泛之极，是没有用途的。“真实主义”（realism）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在今天，这争论已有定案，但我们还是应该澄清的。
“真实”有多种意义；若不搞清楚是哪方面的，争论就永无止境了。抽象的思想当然不是事实，要说“理论”并非真实是可以的。但有解释力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要牵涉到事实验证那方面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有其真实性的。有好些理论，我们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例如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学中的多种理论），所以怎样说也不过是一些“游戏”，与真实世界无关。
但有解释力的理论的非真实性，起码有四种意义，其中三种很肤浅。第一，理论本身必定有抽象的成分。说它非真实，当然是对的。但说它非真实而没有解释力，却是错了。因为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没有抽象的思想，本领再高也解释不了世上的事。第二，所有事实或观察的描述，一定要简化——这简化使事实变得非“真实”了。这是平平无奇的吹毛求疵的观点。以一个苹果为例吧。假若我们真的要详尽而全面地描述一个苹果是怎样的物品，我们穷举世的纸张也不可能办到。单是描述苹果的色素及形状——姑勿论其味道或所含的维他命——就难以丝毫不差！在吹毛求疵的需求下，天下间没有一个现象或事实的描述是真实的。然而，以这种办法来批评科学的考证——这种人有的是——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种非真实，也是由简化而起。世界很复杂；简化的假设（与思想上的抽象假设不同）是必需的。但这个简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处理；取消这个简化不会影响效果，无关宏旨，所以是容许的。例如，我们说假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其实不止此数，所以非真实），他们互相贸易会带来什么效果，等等。将两个国家改为三个或四个，其效果大致上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将二改为三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样，要研究这些特别的问题，二与三之别就不能置之不理，但另一些简化也是需要的。
最后一种“非真实”，就不肤浅了。前文所提及过的附加的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当然会因简化而变为不真实，但我们决不能视之为空中楼阁，当作是思想上的抽象而与真实的世界脱离了的。验证条件的假设一定要有可寻，无论怎样简化，也一定要与世界的真实情况大致吻合。例如，作化学实验时需用一枝清洁的试管（清洁是一个验证条件），我们不能用一枝肮脏的试管而假设它是清洁的。
在经济学上，验证条件通常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经济学并无“没有局限条件”的理论，正如其他科学理论，都一定有验证条件的——否则就没有解释力了。假若我们说，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局限条件，可勉强称为一个假设），“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要替这个含意作验证，我们一定要在交易费用微不足道的真实情况下入手。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假设”不能与真实世界脱离。这也是说，除了无可避免的简化，验证条件大致上一定要真实。
我们于是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以抽象思想为起点的科学理论，“非真实”是必需的，因为事实不能自作解释。“不可能太详尽而具体”与“简化”——这些都是可以容许的。但验证条件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却是犯了大忌。在经济学上，局限条件（验证条件）的真实调查与简化，是忠于经济解释的最艰难的过程。世事如棋局局新，要花上三几年方能在一些局限条件上得到一点基本的认识，是很普通的事。时光只解催人老，所以从事实证研究的经济学者，往往要肯定问题的重要性，才敢将精力孤注一掷。
理论真实性的问题，在经济学于五、六十年代的方法大辩论中，有一个令人尴尬的谬误。那就是，假若我们说，若“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我们跟着可以说：“没有乙就没有甲。”但却不可以说：“没有甲就没有乙。”这后者的谬误，我们在前文是谈过的。在那次大辩论中，不少经济学者忽略了这个逻辑学上的第一课，忘记了没有甲并没有说乙会怎样。那位调查波士顿运输公司的仁兄，认为“甲”这个假设非真实，就大做文章说“乙”会怎样。这种低能分析本来是不值得回应的，但科学的进步有点莫名其妙，众多学者的回应却引起了大有裨益的辩论。
第八节：结论
假若一些读者认为这一章有些地方不容易明白，不应耿耿于怀。科学方法论牵涉到哲学上的逻辑学与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这是人类文化历史上最湛深的学问了。虽然我曾拜于高手之门下，但所知不多，而要深入浅出地写，不一定辞能达意。科学方法论本来精辟之极，但逻辑学的高手之间不一定互相同意，而科学的成就往往与此学问无关。不懂科学方法论的科学高手屈指难算；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的高手很少是有成就的科学家。逻辑学往往走向象牙塔的极端，其高妙处令人拜服，但要达到精辟之境，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严谨哲学逻辑的角度看，我知的是粗枝大叶——我钻研这学问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科学的方法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抽象理论与真实世界的转接中的实证方法。这方面我知得比较多。本章的内容，是合并了哲学逻辑与实证转接，所以与一般书本上所谈的方法论是不同的。说到底，有实用性的科学，还是要走出象牙塔之外。
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对科学辩证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本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我在前文说过，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经济解释》09：“自私假设”不涉及价值观
作者：张五常
第二章 从自私说起
第四节：人的自私本质
从经济思想史那方面看，“自私”成为一个基础假设是十九世纪末期、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在这个新的范畴内，数学的微积分被广泛地引用，提出了“边际”（Marginalism）的分析，“极大化”（Maximization）与“极小化”（Minimization）的概念就被广泛地接受了。人的行为以满足私欲为原则，就成了“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或争取最小费用——这个假设。简化地称之为“自私”，是比较通俗的说法。
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学术渐趋科学化，行内的有道之士就将“自私”作为一个客观的假设了。这样，人的本质究竟是否真的自私就变得无关重要。当然，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分不开价值观与科学的辨证，使感情与分析有了混淆，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以价值观或主观的判断和客观的分析连在一起，经济学也可以达到精湛之境，令人拜服的。像史密斯（A.Smith）、李嘉图（D.Ricardo）、米尔（J.S.Mill）等古典经济学高手的价值观很真朴，是足以令后人为之倾倒而仿效的。
是的，我们今天所用的科学式的“自私假设”，是由前贤的主观判断演变而来。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经典之作《原富》，其中关于自私行为与市场运作的两段，是经济学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我重读又重读，每一次咀嚼时都觉得有新的启发，感到它有千钧之力。他是这样写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经过多年对《原富》的“消化”，我认为史密斯的“自私”观点有两处是要补充的。其一，史氏正确地指出自私可以给社会整体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却轻视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害处。这后者重要地牵涉到交易费用及产权的问题，是我自己作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说，在哲理上，重视自私之害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与《原富》的主要分歧。然而，我的主要结论不仅没有推翻史前辈，反而更强力地支持着他。另一方面，因为我对自私的看法比较全面，所以对行为的解释是比较优胜的。
第二个关于史前辈的自私观点，是他没有说人的自私是天生的。他的含义，是自私是被逼出来的：非所欲也，不能不自私也。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在《原富》好些问题都是那样看——后来影响了达尔文（C.Darwin，1809-1882）的惊天动地之作：《进化论》。
我的老师艾智仁（A.Alchian）一九五○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莫测、进化与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的重要文章，触发了长近二十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我在第一章第四节举出的“白痴与汽油站”的例子，是得到该文的启发而想出来的。
艾智仁的论点，与史密斯的有雷同之处，但来得更为强烈。史氏的含义，是自私是为了适者生存；艾氏的含义，是毫不自私的白痴也不打紧，因为淘汰后剩下来的白痴的行为，必然与自私吻合。
一九七六年，生物学家道更斯发表了《自私的基因》（R.Dawkins，The Selfish Gene），旁征博引，用了数之不尽的例子证明“自私”是动物与生俱来，是遗传的，不可更改。这本重要的书启发了一门新的学问——“生物经济学”。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是这门新学问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最近他来信说，这门学问的发展大有看头。
从上文可见，“自私”可以有四种看法。史密斯认为是被逼出来的；艾智仁虽然一贯地以“自私”作为基础假设，但也认为白痴乱来也会有同样的效果；道更斯说是遗传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关于“自私”的发明，但一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我的选择是把自私作为一个基础假设（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了。只要能把局限条件（constraints）处理得恰当，解释能力都是一样。
第五节：结论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辨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而以这假设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否可取，是要看这个及其他附带的假设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再客观地以事实验证。在这个科学辨证的游戏中，因为逻辑的规限，我们不能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以致在逻辑上我们无法推出任何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
这样处理，自私的假设确是有惊人的解释力。当然将来某些天才可能创出另一个假设来代替自私，而又比自私这个假设更有用场的。今天，我们未有较好的选择，所以不能不墨守这个自私的假设而成规了。这不是顽固，而是科学方法划定下来的规则。
但假若人的本质真的是自私（是或否只有上帝知道），不能更改，那么一个基于人的自私可以被更改的“主义”，其制度政策就必定会一败涂地！这是中国共产制度在初期的经验。到了后一段日子，相信这“无私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但还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利用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逐私利。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假若人的自私本质真的可以被更改，而改造者又有上帝之能，他们会将人改造成怎样的呢？说人可以被改为不自私并没有说及人应该是怎样的。如瓜似菜？如电脑？如科学怪人？我不知道读者有什么高见。我自己的想像是，即使一个人毫无自私之心而像天使那样，这个人应该远比自私的人恐怖。
作者：张五常
第二章 从自私说起
第四节：人的自私本质
从经济思想史那方面看，“自私”成为一个基础假设是十九世纪末期、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在这个新的范畴内，数学的微积分被广泛地引用，提出了“边际”（Marginalism）的分析，“极大化”（Maximization）与“极小化”（Minimization）的概念就被广泛地接受了。人的行为以满足私欲为原则，就成了“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或争取最小费用——这个假设。简化地称之为“自私”，是比较通俗的说法。
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学术渐趋科学化，行内的有道之士就将“自私”作为一个客观的假设了。这样，人的本质究竟是否真的自私就变得无关重要。当然，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分不开价值观与科学的辨证，使感情与分析有了混淆，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以价值观或主观的判断和客观的分析连在一起，经济学也可以达到精湛之境，令人拜服的。像史密斯（A.Smith）、李嘉图（D.Ricardo）、米尔（J.S.Mill）等古典经济学高手的价值观很真朴，是足以令后人为之倾倒而仿效的。
是的，我们今天所用的科学式的“自私假设”，是由前贤的主观判断演变而来。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经典之作《原富》，其中关于自私行为与市场运作的两段，是经济学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我重读又重读，每一次咀嚼时都觉得有新的启发，感到它有千钧之力。他是这样写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经过多年对《原富》的“消化”，我认为史密斯的“自私”观点有两处是要补充的。其一，史氏正确地指出自私可以给社会整体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却轻视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害处。这后者重要地牵涉到交易费用及产权的问题，是我自己作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说，在哲理上，重视自私之害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与《原富》的主要分歧。然而，我的主要结论不仅没有推翻史前辈，反而更强力地支持着他。另一方面，因为我对自私的看法比较全面，所以对行为的解释是比较优胜的。
第二个关于史前辈的自私观点，是他没有说人的自私是天生的。他的含义，是自私是被逼出来的：非所欲也，不能不自私也。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在《原富》好些问题都是那样看——后来影响了达尔文（C.Darwin，1809-1882）的惊天动地之作：《进化论》。
我的老师艾智仁（A.Alchian）一九五○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莫测、进化与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的重要文章，触发了长近二十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我在第一章第四节举出的“白痴与汽油站”的例子，是得到该文的启发而想出来的。
艾智仁的论点，与史密斯的有雷同之处，但来得更为强烈。史氏的含义，是自私是为了适者生存；艾氏的含义，是毫不自私的白痴也不打紧，因为淘汰后剩下来的白痴的行为，必然与自私吻合。
一九七六年，生物学家道更斯发表了《自私的基因》（R.Dawkins，The Selfish Gene），旁征博引，用了数之不尽的例子证明“自私”是动物与生俱来，是遗传的，不可更改。这本重要的书启发了一门新的学问——“生物经济学”。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是这门新学问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最近他来信说，这门学问的发展大有看头。
从上文可见，“自私”可以有四种看法。史密斯认为是被逼出来的；艾智仁虽然一贯地以“自私”作为基础假设，但也认为白痴乱来也会有同样的效果；道更斯说是遗传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关于“自私”的发明，但一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我的选择是把自私作为一个基础假设（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了。只要能把局限条件（constraints）处理得恰当，解释能力都是一样。
第五节：结论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辨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而以这假设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否可取，是要看这个及其他附带的假设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再客观地以事实验证。在这个科学辨证的游戏中，因为逻辑的规限，我们不能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以致在逻辑上我们无法推出任何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
这样处理，自私的假设确是有惊人的解释力。当然将来某些天才可能创出另一个假设来代替自私，而又比自私这个假设更有用场的。今天，我们未有较好的选择，所以不能不墨守这个自私的假设而成规了。这不是顽固，而是科学方法划定下来的规则。
但假若人的本质真的是自私（是或否只有上帝知道），不能更改，那么一个基于人的自私可以被更改的“主义”，其制度政策就必定会一败涂地！这是中国共产制度在初期的经验。到了后一段日子，相信这“无私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但还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利用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逐私利。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假若人的自私本质真的可以被更改，而改造者又有上帝之能，他们会将人改造成怎样的呢？说人可以被改为不自私并没有说及人应该是怎样的。如瓜似菜？如电脑？如科学怪人？我不知道读者有什么高见。我自己的想像是，即使一个人毫无自私之心而像天使那样，这个人应该远比自私的人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