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经济解释》10：经济物品必有代价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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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还是要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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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要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就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他的实证科学一样，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推断要说得肯定。（若不肯定，所推断的怎可能会“错”或被推翻呢？）对这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作出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是足以令人叹服的。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在这套理论的重点及其概念上作些颇为详尽的阐释，多用一些例子，作为这理论的推断能力的示范。
我们在第二章谈及两个基础假设：
（一）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
（二）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约束行为的基础假设。这些我们将于第四章及第五章分析。在本章内我们得打断话题，先解释缺乏（scarcity）与竞争（competition）这两个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的概念。
第一节：物品的定义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物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ee goods）。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而在有胜于无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这定义中的“胜”，是很客观的。
假若我们将五两黄金分为两份，一份三两，一份二两，由人随意选择，被人选取的那份是三两，那么黄金就是经济物品了。两相比较，被选取的那一份就算是较为优胜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否有益身心，却是无关宏旨的。因此，“胜”在这里并无主观或价值观的内容。
“多胜于少”的经济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黄金白银、葡萄美酒、鲍参翅肚、水果蔬菜、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是经济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多一点比少一点为优胜的。
在所有的物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的。其原因是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不上了。这样的物品不多，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空气。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空气于是就成为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话得说回来，在人烟稠密之区，空气污浊，要多一点新鲜空气就变得很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鲜空气就再也不是一种免费物品，而是一种经济物品。
第二节：什么是缺乏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那是说，凡是经济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不足够”从何而定？假若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真的是像苏东坡所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当然是足够了。这样，清风与明月只能是免费物品——虽然在我们所知的真实世界中，清风难得，明月可贵，所以这些早已成为经济物品了。说得严格一点，所谓“不足够”，其供应量的多少不一定有固定的关系。例如，好的鸡蛋比坏的多，但好的不足而坏的却有余。这是因为好的鸡蛋，人们需求甚殷，故此不足；坏的呢，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没有需求，所以就不缺乏了。
若物品没有人需求，天下间便无“有胜于无”这回事；而若非供应有限，“多胜于少”就谈不上。“缺乏”是因为在需求下，供应有限而引起的。人的需求量增加，再多（但仍有限）的供应也会愈形缺乏；人的需求量减少，有限的供应可能被认为是不缺乏的。那是说，缺乏的程度，是以相对的需求来决定的。
一种缺乏物品——一种经济物品——其供应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的。于是，这物品就变为多胜于少了。既然多胜于少，人要争取多一点，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愿意付出一点代价。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就不能算是多胜于少了——逻辑不容许我们反对这观点。因此，凡是人愿意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那就是经济物品了。在市场上，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价格（price）。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还是要付出的。所以我们又可以这样说：没有价格的物品也可能是经济物品，它们是缺乏的——既然缺乏（既然人们需要多一点），代价也就无可避免。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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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还是要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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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要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就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他的实证科学一样，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推断要说得肯定。（若不肯定，所推断的怎可能会“错”或被推翻呢？）对这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作出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是足以令人叹服的。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在这套理论的重点及其概念上作些颇为详尽的阐释，多用一些例子，作为这理论的推断能力的示范。
我们在第二章谈及两个基础假设：
（一）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
（二）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约束行为的基础假设。这些我们将于第四章及第五章分析。在本章内我们得打断话题，先解释缺乏（scarcity）与竞争（competition）这两个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的概念。
第一节：物品的定义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物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ee goods）。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而在有胜于无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这定义中的“胜”，是很客观的。
假若我们将五两黄金分为两份，一份三两，一份二两，由人随意选择，被人选取的那份是三两，那么黄金就是经济物品了。两相比较，被选取的那一份就算是较为优胜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否有益身心，却是无关宏旨的。因此，“胜”在这里并无主观或价值观的内容。
“多胜于少”的经济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黄金白银、葡萄美酒、鲍参翅肚、水果蔬菜、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是经济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多一点比少一点为优胜的。
在所有的物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的。其原因是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不上了。这样的物品不多，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空气。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空气于是就成为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话得说回来，在人烟稠密之区，空气污浊，要多一点新鲜空气就变得很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鲜空气就再也不是一种免费物品，而是一种经济物品。
第二节：什么是缺乏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那是说，凡是经济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不足够”从何而定？假若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真的是像苏东坡所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当然是足够了。这样，清风与明月只能是免费物品——虽然在我们所知的真实世界中，清风难得，明月可贵，所以这些早已成为经济物品了。说得严格一点，所谓“不足够”，其供应量的多少不一定有固定的关系。例如，好的鸡蛋比坏的多，但好的不足而坏的却有余。这是因为好的鸡蛋，人们需求甚殷，故此不足；坏的呢，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没有需求，所以就不缺乏了。
若物品没有人需求，天下间便无“有胜于无”这回事；而若非供应有限，“多胜于少”就谈不上。“缺乏”是因为在需求下，供应有限而引起的。人的需求量增加，再多（但仍有限）的供应也会愈形缺乏；人的需求量减少，有限的供应可能被认为是不缺乏的。那是说，缺乏的程度，是以相对的需求来决定的。
一种缺乏物品——一种经济物品——其供应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的。于是，这物品就变为多胜于少了。既然多胜于少，人要争取多一点，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愿意付出一点代价。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就不能算是多胜于少了——逻辑不容许我们反对这观点。因此，凡是人愿意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那就是经济物品了。在市场上，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价格（price）。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还是要付出的。所以我们又可以这样说：没有价格的物品也可能是经济物品，它们是缺乏的——既然缺乏（既然人们需要多一点），代价也就无可避免。
《经济解释》11：红尘俗世 莫不竞争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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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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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第三节：竞争的本质
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当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他的野兽，与鲁宾逊竞争、抢食，但那里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而设，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宾逊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多吃一尾鱼，他就得减少休息；为了多获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就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就得少吃一点。是的，在荒岛上，鲁宾逊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他也要在选择中作其取舍。唯一不同之处是：鲁宾逊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在那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着实肤浅。我们当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鲁宾逊的行为，而全套有关的解释，若简化地申述，两三小时就足够；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过两三天的时间。试想，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通胀、失业，也没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谈不上军备、中间人、合约、制度等等问题了。没有这一切，经济学再深也不会深到哪里去。
是的，经济学的复杂、湛深，完全是因为在鲁宾逊的世界中增加了一个人。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就变成社会——这是“社会”最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的趣味也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引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经济学的复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为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鲁宾逊式的世界，而是生存在一个多人的社会。
请随着这推理的演进去看吧。一种经济物品是多胜于少。在社会中，一个人对某种物品多要一点，其他的人也同样对这物品多要一点。僧多粥少，竞争于是就无可避免。竞争的定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在我们所知的社会中，这样的物品所在皆是。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免费物品——如新鲜空气——还是存在的，虽然越来越少了。
然而，没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就不容易找到。原则上，在社会中，一种经济物品不一定有竞争，但例子极少，几乎要想破脑袋才可想出一二。记得五十年前我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书，同学们看电影进场时，喜欢争着取得院方所派给的、有关在上映中的电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因为成群的同学都争取着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就以港币数元成交。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但过了两三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所踪，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正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这是我所知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中罕有的实例。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不知道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竞争于是就无日无之。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地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我们在早上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一个人多吃一点早餐，另一个人就必定要少吃一点。在竞争中此“得”彼“失”。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里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在论垄断及专利权时，却说没有竞争。但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道理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
第四节：游戏规则与产权制度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这是因为，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假若什么规则也没有，胜负就无法决定了。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
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辩，这些规则实在数之不尽，千变万化。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书的下半部我会为这门学问细说一下。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这与法律上的定义是稍有差别的。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处，就是大家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艾智仁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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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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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第三节：竞争的本质
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当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他的野兽，与鲁宾逊竞争、抢食，但那里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而设，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宾逊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多吃一尾鱼，他就得减少休息；为了多获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就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就得少吃一点。是的，在荒岛上，鲁宾逊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他也要在选择中作其取舍。唯一不同之处是：鲁宾逊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在那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着实肤浅。我们当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鲁宾逊的行为，而全套有关的解释，若简化地申述，两三小时就足够；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过两三天的时间。试想，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通胀、失业，也没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谈不上军备、中间人、合约、制度等等问题了。没有这一切，经济学再深也不会深到哪里去。
是的，经济学的复杂、湛深，完全是因为在鲁宾逊的世界中增加了一个人。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就变成社会——这是“社会”最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的趣味也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引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经济学的复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为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鲁宾逊式的世界，而是生存在一个多人的社会。
请随着这推理的演进去看吧。一种经济物品是多胜于少。在社会中，一个人对某种物品多要一点，其他的人也同样对这物品多要一点。僧多粥少，竞争于是就无可避免。竞争的定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在我们所知的社会中，这样的物品所在皆是。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免费物品——如新鲜空气——还是存在的，虽然越来越少了。
然而，没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就不容易找到。原则上，在社会中，一种经济物品不一定有竞争，但例子极少，几乎要想破脑袋才可想出一二。记得五十年前我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书，同学们看电影进场时，喜欢争着取得院方所派给的、有关在上映中的电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因为成群的同学都争取着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就以港币数元成交。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但过了两三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所踪，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正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这是我所知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中罕有的实例。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不知道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竞争于是就无日无之。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地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我们在早上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一个人多吃一点早餐，另一个人就必定要少吃一点。在竞争中此“得”彼“失”。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里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在论垄断及专利权时，却说没有竞争。但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道理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
第四节：游戏规则与产权制度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这是因为，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假若什么规则也没有，胜负就无法决定了。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
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辩，这些规则实在数之不尽，千变万化。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书的下半部我会为这门学问细说一下。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这与法律上的定义是稍有差别的。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处，就是大家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艾智仁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
神秘的依存关系
薛兆丰
香港推行强制性中央退休金制度，它规定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一半的退休金供款。
无疑，这个制度令雇主和雇员平添了一笔成本。这笔成本可以看成是“税”，也可以看成是“强制储蓄”。无论什么名堂吧，这笔新增的成本，事实上真的如政府所愿，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平均分摊的吗？
当然不是。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仅微妙，而且神秘。当事人自己往往都难以名状，外人就更无法洞悉了。而这微妙的依存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共同责任和共同成本的分担比例。
不过，一贯喜爱用机械的观点看待人性、用控制的手段去操纵经济的计划官员，往往对这门分担责任的深奥“学问”所知不多。否则，他们就不会提出一连串一厢情愿的管制政策了。
实际上，无论退休金制度怎么规定，并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笔额外的成本是怎样分摊的。经济理论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在整条经济链中，谁对别人的依赖大，谁就分担得多。
如果工人非常渴望工作，而雇主有大量选择余地的话，工人就甘愿降低工资要求，承担大部分的退休金供款。
在其他不同的条件下，实际担负起大部分退休金供款的，可能是到处招不到劳工的老板，也可能是对产品趋之若鹜的最终顾客。
反过来，政府减免某些税项，或者提供一些补贴，那么这些好处实际上又落到谁身上呢？道理一样，那些依赖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少，独立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多。
8月份，香港政府动用25亿港元推出了一项“中小型企业特别信贷计划”，旨在与银行各自承担一半的坏账风险，以便资助那些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的中小型企业。
愿望是好的，但是好处落在谁身上呢？现在有报道指出，受益的主要不是最有需要的中小型企业，而是银行本身和无需额外贷款的稳健企业。
原来，银行先主动将这笔政府贷款借给先前已拖欠了银行贷款的企业，用这笔钱冲抵先前的借款，结果，它们以政府承担一半风险的新债，冲抵了银行承担全部风险的旧债。这样，银行就将过去放款的风险转嫁了一半给政府，而出现问题的企业，并没有拿到真金白银的贷款来周转。
再有，资金周转越是困难的企业，就是越危险的企业，银行也就越不愿意借钱给他们。这笔“特别信贷”，最终也只能让财务稳健的公司受益。这个政策施行的结果，与当初拨款的初衷南辕北辙。
我不是要赞成这种“特别信贷”政策，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当政府要从社会上拿走一笔钱时，政府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笔钱最终是谁支付的，所以“劫富”的方案，结果经常令穷人雪上加霜；而当政府给社会发放一些好处时，政府也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些好处最终落在谁身上，“济贫”的方案，结果经常是给富人锦上添花。
其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总是微妙的，社会各成员在经济链条中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而要在事前准确地掌握千差万别的细节，是计划官员所无能为力的。
确定自己在某方面无知，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越能体会这种神秘的依存关系，就越不会自负地插手具体交易规划细节。但要人承认自己无知，不容易；对计划官员来说，就更难。
薛兆丰
香港推行强制性中央退休金制度，它规定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一半的退休金供款。
无疑，这个制度令雇主和雇员平添了一笔成本。这笔成本可以看成是“税”，也可以看成是“强制储蓄”。无论什么名堂吧，这笔新增的成本，事实上真的如政府所愿，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平均分摊的吗？
当然不是。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仅微妙，而且神秘。当事人自己往往都难以名状，外人就更无法洞悉了。而这微妙的依存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共同责任和共同成本的分担比例。
不过，一贯喜爱用机械的观点看待人性、用控制的手段去操纵经济的计划官员，往往对这门分担责任的深奥“学问”所知不多。否则，他们就不会提出一连串一厢情愿的管制政策了。
实际上，无论退休金制度怎么规定，并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笔额外的成本是怎样分摊的。经济理论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在整条经济链中，谁对别人的依赖大，谁就分担得多。
如果工人非常渴望工作，而雇主有大量选择余地的话，工人就甘愿降低工资要求，承担大部分的退休金供款。
在其他不同的条件下，实际担负起大部分退休金供款的，可能是到处招不到劳工的老板，也可能是对产品趋之若鹜的最终顾客。
反过来，政府减免某些税项，或者提供一些补贴，那么这些好处实际上又落到谁身上呢？道理一样，那些依赖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少，独立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多。
8月份，香港政府动用25亿港元推出了一项“中小型企业特别信贷计划”，旨在与银行各自承担一半的坏账风险，以便资助那些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的中小型企业。
愿望是好的，但是好处落在谁身上呢？现在有报道指出，受益的主要不是最有需要的中小型企业，而是银行本身和无需额外贷款的稳健企业。
原来，银行先主动将这笔政府贷款借给先前已拖欠了银行贷款的企业，用这笔钱冲抵先前的借款，结果，它们以政府承担一半风险的新债，冲抵了银行承担全部风险的旧债。这样，银行就将过去放款的风险转嫁了一半给政府，而出现问题的企业，并没有拿到真金白银的贷款来周转。
再有，资金周转越是困难的企业，就是越危险的企业，银行也就越不愿意借钱给他们。这笔“特别信贷”，最终也只能让财务稳健的公司受益。这个政策施行的结果，与当初拨款的初衷南辕北辙。
我不是要赞成这种“特别信贷”政策，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当政府要从社会上拿走一笔钱时，政府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笔钱最终是谁支付的，所以“劫富”的方案，结果经常令穷人雪上加霜；而当政府给社会发放一些好处时，政府也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些好处最终落在谁身上，“济贫”的方案，结果经常是给富人锦上添花。
其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总是微妙的，社会各成员在经济链条中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而要在事前准确地掌握千差万别的细节，是计划官员所无能为力的。
确定自己在某方面无知，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越能体会这种神秘的依存关系，就越不会自负地插手具体交易规划细节。但要人承认自己无知，不容易；对计划官员来说，就更难。
美国“社保”进退两难
薛兆丰
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政府从就业者的薪俸中抽取一定的金额，放到社会保障基金中，用以资助退休人士，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素质。
然而，这套实施了60多年的制度，跟其他许许多多的政府项目一样，也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的忧患。它的问题主要出在四个方面：
一、随着医学进步和出生率下降，“供养比率”直线下降。1950年，平均每16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到1997年，每3.3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预计到2025年，这个“供养比率”将进一步下降到2∶1。
二、“大锅饭”总是不够吃的。领取福利的人难免得寸进尺，而政府为了提高民望，也往往乐善好施，结果导致政府在退休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与日俱增，难以为继。
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从工资中扣除的养老金比例直线攀升。60多年前实施这套制度时，政府平均只抽取就业者工资的2%，到现在已上升到12.4%，而这并不包括其他的税项。
四、众所周知，政府理财的效率，远远不及私人。但是，既然政府已经强行扣除了养老金，人们就自然安于依赖政府的照顾。及时行乐，高枕无忧，是多数人理所当然的对策。随着私人储蓄减少、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减退，难以估量的潜在经济效益，也随之被埋没了。
为了将这个制度支撑下去，过去不外乎采用两个办法：要么是增加就业者的税收，要么是减少退休人士的福利，包括减少退休金和提高退休年限。
但这是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增加税收就是增加就业者的负担。假如将克林顿建议的庞大医疗保障开支计算在内，就业者就更是百上加斤。另一方面，削减退休人士的福利，在政治上的阻力也很大，因为哪个政党开罪了日益壮大的退休阶层，哪个政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为此，克林顿总统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最近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将过去投入到政府债券上的社会保障基金，转移一部分投放到回报率更高的股票市场，以便缓解政府支付养老金的压力。
但是，这个建议马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跟投资于中性的政府债券不同，政府进入股票市场炒作，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比如，政府不应一边控诉微软公司垄断，一边又充当微软公司的股东；也不应一边钳制烟草公司，一边又指望它盈利。
公开反对的人群中，包括了联邦储备局 格林斯潘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惟一的出路是将这套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
多年来，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传媒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具体的过渡方案。这些方案的核心，是刚就业的年轻人不再向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同时允许已经开始供款的就业者自愿选择离开社会保障计划。他们不必等到退休，就可以随时提前取回曾经缴纳的供款，而政府先以无息债券的形式支付。长远而言，这些债券则靠政府削减开支、激励私营经济从而保持财政盈余来偿还。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养老金的私营代理在法律的监督下自由竞争，从而提高资金回报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选择生活方式和投资方式的自由，改变“人人皆用别人钱”的现象，让长者不仅富足，而且体面地度过晚年。
薛兆丰
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政府从就业者的薪俸中抽取一定的金额，放到社会保障基金中，用以资助退休人士，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素质。
然而，这套实施了60多年的制度，跟其他许许多多的政府项目一样，也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的忧患。它的问题主要出在四个方面：
一、随着医学进步和出生率下降，“供养比率”直线下降。1950年，平均每16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到1997年，每3.3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预计到2025年，这个“供养比率”将进一步下降到2∶1。
二、“大锅饭”总是不够吃的。领取福利的人难免得寸进尺，而政府为了提高民望，也往往乐善好施，结果导致政府在退休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与日俱增，难以为继。
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从工资中扣除的养老金比例直线攀升。60多年前实施这套制度时，政府平均只抽取就业者工资的2%，到现在已上升到12.4%，而这并不包括其他的税项。
四、众所周知，政府理财的效率，远远不及私人。但是，既然政府已经强行扣除了养老金，人们就自然安于依赖政府的照顾。及时行乐，高枕无忧，是多数人理所当然的对策。随着私人储蓄减少、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减退，难以估量的潜在经济效益，也随之被埋没了。
为了将这个制度支撑下去，过去不外乎采用两个办法：要么是增加就业者的税收，要么是减少退休人士的福利，包括减少退休金和提高退休年限。
但这是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增加税收就是增加就业者的负担。假如将克林顿建议的庞大医疗保障开支计算在内，就业者就更是百上加斤。另一方面，削减退休人士的福利，在政治上的阻力也很大，因为哪个政党开罪了日益壮大的退休阶层，哪个政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为此，克林顿总统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最近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将过去投入到政府债券上的社会保障基金，转移一部分投放到回报率更高的股票市场，以便缓解政府支付养老金的压力。
但是，这个建议马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跟投资于中性的政府债券不同，政府进入股票市场炒作，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比如，政府不应一边控诉微软公司垄断，一边又充当微软公司的股东；也不应一边钳制烟草公司，一边又指望它盈利。
公开反对的人群中，包括了联邦储备局 格林斯潘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惟一的出路是将这套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
多年来，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传媒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具体的过渡方案。这些方案的核心，是刚就业的年轻人不再向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同时允许已经开始供款的就业者自愿选择离开社会保障计划。他们不必等到退休，就可以随时提前取回曾经缴纳的供款，而政府先以无息债券的形式支付。长远而言，这些债券则靠政府削减开支、激励私营经济从而保持财政盈余来偿还。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养老金的私营代理在法律的监督下自由竞争，从而提高资金回报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选择生活方式和投资方式的自由，改变“人人皆用别人钱”的现象，让长者不仅富足，而且体面地度过晚年。
香蕉战殃及无辜
薛兆丰
欧洲联盟在1993年制定了特殊的贸易政策，刻意照顾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前英法殖民地的香蕉出口国，并限制其他拉美国家的香蕉出口，使得投资拉美香蕉种植园的美国跨国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
美国与欧盟的香蕉贸易争端由此而起。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就跑到那里打官司。1999年4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再一次作出裁定，指欧盟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并批准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价值1亿9千万美元的商品征收百分之百的惩罚性关税，这些商品包括奶酪、饼干、手袋、纸张、毛衣、电池、咖啡等。
到今年冬天，假如美国居民购买的开司米毛衣比去年贵了一倍，那就要感谢克林顿政府，因为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的香蕉大亨出了气。既然国际贸易准则执行起来可以时紧时松，那么将来欧盟应开司米毛衣商的请求，规定欧洲人要付双倍价钱购买美国的Windows也就不足为奇了。
冤冤相报何时了。用这种报复手法来为个别团体伸张“正义”，所有人——包括报复者本身——都将成为受害者。是的，欧盟在香蕉问题上显然错了，但美国居然拉开阵势，采取自虐的方式来对抗，则树立了更坏的榜样。美国和欧盟，到底谁对自由贸易作了更大的破坏，这次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还不足以为据。
欧盟担心，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会令依赖香蕉出口的贫穷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但这只是伪善的辩辞。事实上，在欧洲的超级市场上，香蕉每公斤卖50美分，其中25美分落到了各层分销商的手里，仅有3.75美分流入欧盟声称要援助的贫穷国家。倘若欧盟真要援助他们，那何不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而非要费事地操控香蕉贸易，并把做善事的负担不公正地加在香蕉消费者身上呢？
自由贸易原理，是几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之一。历代经济学高手轮番雕琢，使这个原理的鲜明内涵发扬光大：社会的分工和交易能够极大地增进每个成员的幸福。
但现实中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贸易争端呢？因为个人总是势单力薄，只能趋吉避凶，不能对政策和制度有何作为；只有财雄势大的利益团体，才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并积极宣扬“民族产业”、“失业”、“国情”以及“外国产品其实不好”等陈词滥调，以利用普罗大众的爱国心。
以香蕉战为例，由于拉美的便宜香蕉被欧盟拒之门外，每个吃香蕉的欧洲居民都不知不觉多付了钞票。但他们毕竟太分散，各自损失毕竟太小，所以他们顶多会去购买较便宜的走私香蕉（假如有的话），而不可能联手争取贸易自由。相反，香蕉商数目少，容易团结，牵扯的利益非同小可，所以他们倒会很卖力地给对手设置贸易障碍。受害者和受益者间信息和得失的不对称，是贸易壁垒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
当然，那些投资香蕉园的美国资本家，理应要求美国政府帮助拆除欧洲的贸易障碍。但是，美国为了报复欧洲，竟然在更广泛的产品上设置贸易壁垒，使美国消费者在与香蕉毫无牵连的商品上破费金钱。这种殃及无辜、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实在是恶劣。
薛兆丰
欧洲联盟在1993年制定了特殊的贸易政策，刻意照顾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前英法殖民地的香蕉出口国，并限制其他拉美国家的香蕉出口，使得投资拉美香蕉种植园的美国跨国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
美国与欧盟的香蕉贸易争端由此而起。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就跑到那里打官司。1999年4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再一次作出裁定，指欧盟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并批准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价值1亿9千万美元的商品征收百分之百的惩罚性关税，这些商品包括奶酪、饼干、手袋、纸张、毛衣、电池、咖啡等。
到今年冬天，假如美国居民购买的开司米毛衣比去年贵了一倍，那就要感谢克林顿政府，因为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的香蕉大亨出了气。既然国际贸易准则执行起来可以时紧时松，那么将来欧盟应开司米毛衣商的请求，规定欧洲人要付双倍价钱购买美国的Windows也就不足为奇了。
冤冤相报何时了。用这种报复手法来为个别团体伸张“正义”，所有人——包括报复者本身——都将成为受害者。是的，欧盟在香蕉问题上显然错了，但美国居然拉开阵势，采取自虐的方式来对抗，则树立了更坏的榜样。美国和欧盟，到底谁对自由贸易作了更大的破坏，这次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还不足以为据。
欧盟担心，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会令依赖香蕉出口的贫穷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但这只是伪善的辩辞。事实上，在欧洲的超级市场上，香蕉每公斤卖50美分，其中25美分落到了各层分销商的手里，仅有3.75美分流入欧盟声称要援助的贫穷国家。倘若欧盟真要援助他们，那何不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而非要费事地操控香蕉贸易，并把做善事的负担不公正地加在香蕉消费者身上呢？
自由贸易原理，是几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之一。历代经济学高手轮番雕琢，使这个原理的鲜明内涵发扬光大：社会的分工和交易能够极大地增进每个成员的幸福。
但现实中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贸易争端呢？因为个人总是势单力薄，只能趋吉避凶，不能对政策和制度有何作为；只有财雄势大的利益团体，才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并积极宣扬“民族产业”、“失业”、“国情”以及“外国产品其实不好”等陈词滥调，以利用普罗大众的爱国心。
以香蕉战为例，由于拉美的便宜香蕉被欧盟拒之门外，每个吃香蕉的欧洲居民都不知不觉多付了钞票。但他们毕竟太分散，各自损失毕竟太小，所以他们顶多会去购买较便宜的走私香蕉（假如有的话），而不可能联手争取贸易自由。相反，香蕉商数目少，容易团结，牵扯的利益非同小可，所以他们倒会很卖力地给对手设置贸易障碍。受害者和受益者间信息和得失的不对称，是贸易壁垒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
当然，那些投资香蕉园的美国资本家，理应要求美国政府帮助拆除欧洲的贸易障碍。但是，美国为了报复欧洲，竟然在更广泛的产品上设置贸易壁垒，使美国消费者在与香蕉毫无牵连的商品上破费金钱。这种殃及无辜、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实在是恶劣。
资本流动并非症结
薛兆丰
不理解经济现象的内在因果关系，就会在危机中手忙脚乱，药石乱投。比方说，粮食价格上涨，不是好事，因为有人要挨饿了。但因此就主张管制粮食的价格，就错了。粮食涨价只是问题的表征，粮食匮乏才是症结。限制粮食的价格，反而会抑制了粮食的供应，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目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根源在于资本的流动。因此他们主张，限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避免问题的发生。
但是，他们找错了原因，给出的药方也不对。资本流动并非问题的症结。限制资本流动的主张受人欢迎，只是因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既能有所作为，又能避免痛苦而且棘手的机制改革。
事实上，金融危机的症结，最重要的是银行受到了政府的操控。出于政治需要或裙带关系，银行冒险将借来的外汇转贷给经营不善的国内企业，然而到期后，这些落后的企业无法清偿借款。改变这种状况的药方，就是切断政府意志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联系，消灭政策贷款和裙带贷款，增强银行的独立性和风险意识。金融危机并不表明自由经济的机器失效了，恰恰相反，引发连串问题的症结，正在于那些违反自由经济原则的环节。
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既有中央银行、又实施汇率管制的国家，在将借来的外汇转贷给国内企业时，以该国的本位币来记账。由于这些国家往往未能成功地抑制货币发行量，所以该国的货币一旦贬值，企业到期的还款，就无法折合成足够的外汇，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第三个原因，是大型的私人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误。如美国“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亏蚀，致使相关的以高杠杆率放款的银行濒临破产。这些不顾风险的银行，是咎由自取的。
第四个原因，是某些地区的货币体制出现了漏洞，引致投机者兴风作浪。例如香港，在实施净化货币发行局的七项措施以前，只要大量沽出港元，就能大幅扯高港元利率。本来，忠实地执行1983年所设计的联系汇率制度，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国际投机者看准了这个漏洞，连番操纵香港的汇市和股市，从中获利。
无疑，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借助了资本以及资本的流动才造成问题的。一旦像红色高棉那样取消了货币，这些问题当然不会发生；一旦像马来西亚那样禁止资金流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发生。但是，阻止资金流动，不仅泼走了脏水，也泼走了小孩。应该认识到，资本流动本身，并不是造成问题的症结。而阻止资金流动，却是倒行逆施，与各国拆除贸易壁垒、充分利用外资的努力背道而驰。
限制资金流动很容易，只要一纸文件就可以；相反，改革庞大的企业和银行机构，让他们承担风险和破产，就痛苦而漫长了。遗憾的是，悲观的气氛愈浓，人们就愈急不可耐，空谈一步登天的愿望。世界银行年会上，政治家们谈论管制资金的流动，勾勒重建全球金融机制的蓝图，却不爱谈论琐碎的机制改革和头痛的债务重组。
但是，管制资金流动只是因噎废食，而革命的蓝图越宏伟，就越容易推延，就越是画饼充饥。正如最近《经济学人》指出的，现在需要的，只是渐进的修改工程，它们虽不壮丽，却行之有效，本末兼治。
薛兆丰
不理解经济现象的内在因果关系，就会在危机中手忙脚乱，药石乱投。比方说，粮食价格上涨，不是好事，因为有人要挨饿了。但因此就主张管制粮食的价格，就错了。粮食涨价只是问题的表征，粮食匮乏才是症结。限制粮食的价格，反而会抑制了粮食的供应，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目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根源在于资本的流动。因此他们主张，限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避免问题的发生。
但是，他们找错了原因，给出的药方也不对。资本流动并非问题的症结。限制资本流动的主张受人欢迎，只是因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既能有所作为，又能避免痛苦而且棘手的机制改革。
事实上，金融危机的症结，最重要的是银行受到了政府的操控。出于政治需要或裙带关系，银行冒险将借来的外汇转贷给经营不善的国内企业，然而到期后，这些落后的企业无法清偿借款。改变这种状况的药方，就是切断政府意志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联系，消灭政策贷款和裙带贷款，增强银行的独立性和风险意识。金融危机并不表明自由经济的机器失效了，恰恰相反，引发连串问题的症结，正在于那些违反自由经济原则的环节。
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既有中央银行、又实施汇率管制的国家，在将借来的外汇转贷给国内企业时，以该国的本位币来记账。由于这些国家往往未能成功地抑制货币发行量，所以该国的货币一旦贬值，企业到期的还款，就无法折合成足够的外汇，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第三个原因，是大型的私人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误。如美国“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亏蚀，致使相关的以高杠杆率放款的银行濒临破产。这些不顾风险的银行，是咎由自取的。
第四个原因，是某些地区的货币体制出现了漏洞，引致投机者兴风作浪。例如香港，在实施净化货币发行局的七项措施以前，只要大量沽出港元，就能大幅扯高港元利率。本来，忠实地执行1983年所设计的联系汇率制度，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国际投机者看准了这个漏洞，连番操纵香港的汇市和股市，从中获利。
无疑，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借助了资本以及资本的流动才造成问题的。一旦像红色高棉那样取消了货币，这些问题当然不会发生；一旦像马来西亚那样禁止资金流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发生。但是，阻止资金流动，不仅泼走了脏水，也泼走了小孩。应该认识到，资本流动本身，并不是造成问题的症结。而阻止资金流动，却是倒行逆施，与各国拆除贸易壁垒、充分利用外资的努力背道而驰。
限制资金流动很容易，只要一纸文件就可以；相反，改革庞大的企业和银行机构，让他们承担风险和破产，就痛苦而漫长了。遗憾的是，悲观的气氛愈浓，人们就愈急不可耐，空谈一步登天的愿望。世界银行年会上，政治家们谈论管制资金的流动，勾勒重建全球金融机制的蓝图，却不爱谈论琐碎的机制改革和头痛的债务重组。
但是，管制资金流动只是因噎废食，而革命的蓝图越宏伟，就越容易推延，就越是画饼充饥。正如最近《经济学人》指出的，现在需要的，只是渐进的修改工程，它们虽不壮丽，却行之有效，本末兼治。
《经济解释》13：经济学范畴多 惟不问好与坏
作者：张五常
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 choice），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他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不过，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他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援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着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当然，在报章上写其他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但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而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个理论。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上文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着不同的。上文所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那所谓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私有产权所约束着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过瘾之至，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海耶克（F.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渐成为经济的一门热门学问，参与的高手如云，包括布格南（J.Buchanan）、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德塞姆茨（H.Demsetz）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获。当然，他们其他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只有高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虽然只这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作者：张五常
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 choice），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他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不过，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他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援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着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当然，在报章上写其他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但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而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个理论。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上文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着不同的。上文所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那所谓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私有产权所约束着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过瘾之至，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海耶克（F.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渐成为经济的一门热门学问，参与的高手如云，包括布格南（J.Buchanan）、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德塞姆茨（H.Demsetz）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获。当然，他们其他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只有高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虽然只这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只向前看的资本价值原理
薛兆丰
我总是想象《书城》的读者都是向往世外桃源的清雅之士，对“资本价值”的话题恐怕会不屑。如果我想的不错，那各位就误会了。资本价值原理并非只向“钱”看，而是总向“前”看罢了。
商品的价格到底代表了什么？商品的价格，就是买方为了得到它所愿意放弃的其他事物（代价），或者说是卖方转让它所要求得到的其他补偿（代价）。的确如此，但资本价值原理深化了这个思想。
很多商品，都是耐用品。房屋、油画、软件、图书、家具、果树、汽车，它们向人们提供的服务不是瞬时全部释放的，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流里持续地产出的。资本价值原理指出：耐用品的价格，不是瞬时的代价，而是从现在起直到永久未来的全部代价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把耐用品未来的全部代价考虑在当前的价格之中的。
忘掉过去的价格
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一个隐含的意思是，商品目前的价格与它过去的价格历史毫无关系。你花10块钱买了个碗，第二天发现这是康熙用过的，那么这个碗的价值就马上升到10万。如果你还是用这个碗来盛饭菜，当然可以，但你得考虑，这样做的代价不是数以元计、而是数以万元计的。
人们现在谈论转让国有企业，总是这么想：计算当初这个企业投资了5个亿，折旧1个亿，所以非4个亿不卖。但资本价值原理是从来不究既往、永远只看未来的，如果预期这个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低，比如说总共是2个亿，那它就只能值2个亿，而与当初投入的5个亿是毫无关系的。
“内建缺陷”的谬误
写教科书的人，会不会故意留一手，不一次把书籍编写得十全十美，以便不久的将来可以修订重刊，从而多赚学生几笔的书费呢？写软件的人，会不会故意留下错误，从而可以不断发行升级版本，让用户多掏钱呢？推而广之，任何一家厂商，是否也会出于同样的动机，阻碍技术推广和产品进步呢？资本价值原理告诉我们：不！
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二个隐含的意思是，“内建缺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那么厂商就没有必要在未来分次出售他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生产耐用10年的扫帚，他们就不会生产10次只能用1年的扫帚。
其原因有两个。第一，耐用10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10年的总价值，所以多次生产不耐用的扫帚没有必要；第二，生产更耐用的扫帚，能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等交易费用，花一次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占领10年的市场份额。可见，资本家阻碍技术进步的说法，在资本价值原理面前，是不攻自破的。
有人会为了100年后的成果努力吗？
是的，人们的确会为了100年后的成果而努力——这是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三个隐含结论。有些百年陈酿，祖辈相传，呵护备至，但可能谁也没有打算开瓶畅饮。一棵果树，哪怕要50年后才能结果，也会有人去种植，而他并不指望自己能够亲口品尝它的果实。当你仰望一幢百年老屋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当年的主人为什么能关怀到那么久远的后代呢？
人们或许回答，那是因为追求完美的精神，那是因为关照后代的天性，那是遵从遗训、延续传统的美德。这些答案并不全错。人是有利他精神的。但是，只要考虑到我们的先辈在对待他们的同辈时所表现的自私，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反而对虚无缥缈的后代愿意付出那么多了。
资本价值原理第三个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答案。我们先看，一棵果树，它今天的价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把这棵果树未来每年收获的价值，根据利率折现为现值，再把这些折现的现值相加，就求得了这棵果树今天的价值。
可见，这些耐用品的当前价格，已经反映了它们未来全部的价值，所以，我们的先辈无需等到果树结果，就能把那些“未来果子”卖掉，享受“未来果子”带来的收益。
薛兆丰
我总是想象《书城》的读者都是向往世外桃源的清雅之士，对“资本价值”的话题恐怕会不屑。如果我想的不错，那各位就误会了。资本价值原理并非只向“钱”看，而是总向“前”看罢了。
商品的价格到底代表了什么？商品的价格，就是买方为了得到它所愿意放弃的其他事物（代价），或者说是卖方转让它所要求得到的其他补偿（代价）。的确如此，但资本价值原理深化了这个思想。
很多商品，都是耐用品。房屋、油画、软件、图书、家具、果树、汽车，它们向人们提供的服务不是瞬时全部释放的，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流里持续地产出的。资本价值原理指出：耐用品的价格，不是瞬时的代价，而是从现在起直到永久未来的全部代价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把耐用品未来的全部代价考虑在当前的价格之中的。
忘掉过去的价格
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一个隐含的意思是，商品目前的价格与它过去的价格历史毫无关系。你花10块钱买了个碗，第二天发现这是康熙用过的，那么这个碗的价值就马上升到10万。如果你还是用这个碗来盛饭菜，当然可以，但你得考虑，这样做的代价不是数以元计、而是数以万元计的。
人们现在谈论转让国有企业，总是这么想：计算当初这个企业投资了5个亿，折旧1个亿，所以非4个亿不卖。但资本价值原理是从来不究既往、永远只看未来的，如果预期这个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低，比如说总共是2个亿，那它就只能值2个亿，而与当初投入的5个亿是毫无关系的。
“内建缺陷”的谬误
写教科书的人，会不会故意留一手，不一次把书籍编写得十全十美，以便不久的将来可以修订重刊，从而多赚学生几笔的书费呢？写软件的人，会不会故意留下错误，从而可以不断发行升级版本，让用户多掏钱呢？推而广之，任何一家厂商，是否也会出于同样的动机，阻碍技术推广和产品进步呢？资本价值原理告诉我们：不！
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二个隐含的意思是，“内建缺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那么厂商就没有必要在未来分次出售他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生产耐用10年的扫帚，他们就不会生产10次只能用1年的扫帚。
其原因有两个。第一，耐用10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10年的总价值，所以多次生产不耐用的扫帚没有必要；第二，生产更耐用的扫帚，能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等交易费用，花一次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占领10年的市场份额。可见，资本家阻碍技术进步的说法，在资本价值原理面前，是不攻自破的。
有人会为了100年后的成果努力吗？
是的，人们的确会为了100年后的成果而努力——这是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三个隐含结论。有些百年陈酿，祖辈相传，呵护备至，但可能谁也没有打算开瓶畅饮。一棵果树，哪怕要50年后才能结果，也会有人去种植，而他并不指望自己能够亲口品尝它的果实。当你仰望一幢百年老屋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当年的主人为什么能关怀到那么久远的后代呢？
人们或许回答，那是因为追求完美的精神，那是因为关照后代的天性，那是遵从遗训、延续传统的美德。这些答案并不全错。人是有利他精神的。但是，只要考虑到我们的先辈在对待他们的同辈时所表现的自私，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反而对虚无缥缈的后代愿意付出那么多了。
资本价值原理第三个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答案。我们先看，一棵果树，它今天的价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把这棵果树未来每年收获的价值，根据利率折现为现值，再把这些折现的现值相加，就求得了这棵果树今天的价值。
可见，这些耐用品的当前价格，已经反映了它们未来全部的价值，所以，我们的先辈无需等到果树结果，就能把那些“未来果子”卖掉，享受“未来果子”带来的收益。
射不中经济学的箭
薛兆丰
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抵触情绪依然是普遍而强烈的，最常见的诘难包括：“经济学不能解释一切”、“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人并非总是自私的”，以及“人往往不是理智的，所以未必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等等。这些射向经济学的箭都是有力的，只是都没有瞄准经济学的本质，所以只能呼啸而过。
对此，经济学家首先要承担责任，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够把经济学的用意说得更准确、更全面，这些不必要的箭是会减少的——尽管它们最终只是呼啸而过。
经济学的解释范围
最常见的经济学的定义就有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改口，与其说“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佳配置的科学”，不如说“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
因为经济学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实物资源。相反，经济学一开始就建立在人们对事物的“个人估值”的概念上，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人们为了实现最大个人估值，是如何根据“均衡边际”的原则不断作出选择的。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认识到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分析人的选择，那么当加里·贝克尔用经济学分析婚姻和犯罪，诺思用经济学分析战争和历史，张五常用经济学分析孝顺，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用经济学分析习惯法的判例，科斯用经济学分析污染，以及布坎南用经济学来分析民主选举的时候，人们就不至于那么大惊小怪、深觉被人冒犯了。
是的，经济学不能解释一切，但经济学始终想方设法、并且已经卓有成效地解释了大量人类的选择行为。经济学的确有其局限范围，但这个范围要比一般人以为的要宽广得多。
“全部成本”有别于“货币成本”
其次，经济学的初级教科书，应该在最开始的阶段，就介绍并强调“货币成本”和“全部成本”的概念。
“什么是成本？”据说阿尔钦教授常常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提出这个天真质朴的问题。成本就是你所放弃的东西。换句话说，你选择做某事所引致的成本，就是你为了做该事所放弃了的其他事物。
你决定花30元看一场2小时的电影，其成本，就是这30元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其他商品，再加上那2小时你如果做别的事情所能得到的最大满足！你决定今晚跟甲小姐约会，其成本，就是你跟次一位最动人的乙小姐的约会。
选择等于成本，两者形影不离！然而，我们生活中面临的绝大多数选择——也就是成本，都不是以货币的形式体现的。因此，在每天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盯住的是“全部成本”，而并非“货币成本”。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光顾黄牛党，为什么罕见有人自己动手组装照相机，为什么人们要下馆子，以及为什么人们喜欢买名牌商品。盯住“全部成本”，而不只是“货币成本”，你这辈子就可以避免无数的损失。
是的，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但经济学除了在叙述问题时务求简化外，恐怕从来没有犯过、或者早就纠正了这个偏颇。经济学所关注的从来不局限于金钱。
薛兆丰
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抵触情绪依然是普遍而强烈的，最常见的诘难包括：“经济学不能解释一切”、“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人并非总是自私的”，以及“人往往不是理智的，所以未必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等等。这些射向经济学的箭都是有力的，只是都没有瞄准经济学的本质，所以只能呼啸而过。
对此，经济学家首先要承担责任，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够把经济学的用意说得更准确、更全面，这些不必要的箭是会减少的——尽管它们最终只是呼啸而过。
经济学的解释范围
最常见的经济学的定义就有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改口，与其说“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佳配置的科学”，不如说“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
因为经济学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实物资源。相反，经济学一开始就建立在人们对事物的“个人估值”的概念上，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人们为了实现最大个人估值，是如何根据“均衡边际”的原则不断作出选择的。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认识到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分析人的选择，那么当加里·贝克尔用经济学分析婚姻和犯罪，诺思用经济学分析战争和历史，张五常用经济学分析孝顺，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用经济学分析习惯法的判例，科斯用经济学分析污染，以及布坎南用经济学来分析民主选举的时候，人们就不至于那么大惊小怪、深觉被人冒犯了。
是的，经济学不能解释一切，但经济学始终想方设法、并且已经卓有成效地解释了大量人类的选择行为。经济学的确有其局限范围，但这个范围要比一般人以为的要宽广得多。
“全部成本”有别于“货币成本”
其次，经济学的初级教科书，应该在最开始的阶段，就介绍并强调“货币成本”和“全部成本”的概念。
“什么是成本？”据说阿尔钦教授常常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提出这个天真质朴的问题。成本就是你所放弃的东西。换句话说，你选择做某事所引致的成本，就是你为了做该事所放弃了的其他事物。
你决定花30元看一场2小时的电影，其成本，就是这30元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其他商品，再加上那2小时你如果做别的事情所能得到的最大满足！你决定今晚跟甲小姐约会，其成本，就是你跟次一位最动人的乙小姐的约会。
选择等于成本，两者形影不离！然而，我们生活中面临的绝大多数选择——也就是成本，都不是以货币的形式体现的。因此，在每天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盯住的是“全部成本”，而并非“货币成本”。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光顾黄牛党，为什么罕见有人自己动手组装照相机，为什么人们要下馆子，以及为什么人们喜欢买名牌商品。盯住“全部成本”，而不只是“货币成本”，你这辈子就可以避免无数的损失。
是的，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但经济学除了在叙述问题时务求简化外，恐怕从来没有犯过、或者早就纠正了这个偏颇。经济学所关注的从来不局限于金钱。
19在这里。一个小戏剧
十九、商业周期小戏剧
具体的理论细节，前面已经说的够多了。这一节，且让我放松一下，编一个小小的戏剧来看。
一条大街，一些人在街上漫步。一个老板和他的随从正在赶往办公室；一对情侣正在边走边商议他们马上要进行的婚礼；一家三口在愉快地散步；一个年轻人正在赶往招聘面试的会场，他很需要这个工作；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年人走过来，他正在盘算着自己是应该辞职还是继续现有的令人厌倦的工作……
忽然，一个衣着阔绰的家伙从一个路口冲进来——本地著名的富豪。他今天的兴致格外高涨，手里挥舞着支票本大声宣布：我要给你们每人一百万美元！然后，他走到每个人身边，潇洒地在支票本上签上他那著名的名字，痛快地撕下支票，挨个儿递给每个人……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那个随处早就对老板不满了，但为了这份工资，他不得不一直忍受这个大腹便便家伙的颐指气使。现在他有了一百万！胖子，去你妈的吧！
老板拿到了支票，但他被随从的斥骂惊呆了。他并不需要这一百万，他有足够的钱，但这个一向温顺的家伙怎么了？疯了吗？啊，对了，他也有了一百万。
那对情侣太高兴了。他们的运气好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刚才还在反复讨论要买多大的钻戒，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钱。现在好了，这不再是问题了。他们迅速走进最近的珠宝店，买下了最大最贵的钻戒。他们现在有了两百万美元啊，足够了！他们还要取消原来预订的饭店，婚礼要改在五星极酒店举办。这就去预订！
一家三口也非常高兴。他们现在一下子有了三百万！他们更幸福了！
那个急着找工作的年轻人呢？他怎么不见了？啊，他掉头往回走了。对了，他现在不再需要什么工作了，他现在要的是别人为他工作。他有了一百万美元，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呢？
那个中年人也是。不用再犹豫了。他要做的就是马上辞职。他可以提前退休了。他要去周游全世界，那可是他多年的梦想，现在终于有机会实现了。现在要去做什么？旅行社在哪里？
……
所有人都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重新构造了生活。他们有了新的目标。
生活多美好啊！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又看到了这几个人。他们好像不那么高兴了。
原来那个富豪是在开玩笑！他开的支票开始可以用，但很快银行就拒付了。已经花出去的钱，还都要追回。
斥骂老板的随从这下惨了，又该轮到老板斥骂他了。不过，现在如果老板肯骂他一顿，他高兴还来不及，但老板根本就不搭理他了。他失业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那对幸运的情侣呢？他们不得不退回了钻戒，并付了一笔不小的赔偿金。五星级酒店那里还有一大笔欠款等着他们支付。他们的婚礼不得不推迟了。实际上，多次的争吵几乎让婚礼无限期推迟了。他们随时等着对方说出散伙儿这个词来。
那一家三口还算不错。虽然深深的失望笼罩着他们，但他们毕竟是亲人，可以互相安慰。
那个年轻人得重新开始找工作了，区别在于，他现在欠了一大笔债。他租了写字楼，买了办公设备，雇了人，准备自己开公司。结果呢？这些都成了他的债务。
那个中年人呢？据说，他现在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流浪。他的生活全完了。在那向往已久的世界旅行的第一站，他就停住了。既没有钱继续旅行，也没有钱返回家乡。我们只能祝他好运。
小戏的结尾，一个游吟诗人走上台来。他身穿长袍，披散着头发，念着大段的台词：
你们这些贪婪的人啊！如果你们不是被邪恶的金钱所迷惑，又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境地呢？你们只看到物质，只看到利益！你们不关心爱、道德和友谊。你们的社会责任感呢？你们的礼貌和教养呢？根本没有！所以，你们活该！
你们这些可悲的人啊！只有最天真的头脑才会相信你们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是谁让你们随便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你们本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那样还会有今天的混乱和不幸吗？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啊！你们为什么不来问问我？我每天都在这里给你们唱歌，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历史和现实，什么是智慧和品德。我命令过你们，我要求过你们，我恳求过你们，请你们相信我，顺从我，我将让你们得到幸福，但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偏偏相信你们自己那石头一样的脑子。现在，看到相信自己的结果了吧？！
你们这些软弱的人啊！既然你们做出了选择，为什么不坚持到底？那个随从，你离开老板就不能活吗？那对小情人，五星级酒店怎么了？为什么你们不坚持在那里举办婚礼？为什么你们要畏惧？那一家三口，你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幸福擦肩而过吗？那个年轻人，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你的公司会大有前途的。那个中年人呢？啊，他不在这里，听不到我说话。你们谁能转告他吗……
人们默默地看着游吟诗人，也默默地看着他伸过来的空帽子。他们掏出了钱，扔进帽子。他们已经多年习惯这么做了。
忽然，人们感觉哪里不对劲儿，但又说不出来。
啊！看出来了。这个游吟诗人长得怎么那么像那个欺骗了所有人的富豪呢？
十九、商业周期小戏剧
具体的理论细节，前面已经说的够多了。这一节，且让我放松一下，编一个小小的戏剧来看。
一条大街，一些人在街上漫步。一个老板和他的随从正在赶往办公室；一对情侣正在边走边商议他们马上要进行的婚礼；一家三口在愉快地散步；一个年轻人正在赶往招聘面试的会场，他很需要这个工作；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年人走过来，他正在盘算着自己是应该辞职还是继续现有的令人厌倦的工作……
忽然，一个衣着阔绰的家伙从一个路口冲进来——本地著名的富豪。他今天的兴致格外高涨，手里挥舞着支票本大声宣布：我要给你们每人一百万美元！然后，他走到每个人身边，潇洒地在支票本上签上他那著名的名字，痛快地撕下支票，挨个儿递给每个人……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那个随处早就对老板不满了，但为了这份工资，他不得不一直忍受这个大腹便便家伙的颐指气使。现在他有了一百万！胖子，去你妈的吧！
老板拿到了支票，但他被随从的斥骂惊呆了。他并不需要这一百万，他有足够的钱，但这个一向温顺的家伙怎么了？疯了吗？啊，对了，他也有了一百万。
那对情侣太高兴了。他们的运气好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刚才还在反复讨论要买多大的钻戒，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钱。现在好了，这不再是问题了。他们迅速走进最近的珠宝店，买下了最大最贵的钻戒。他们现在有了两百万美元啊，足够了！他们还要取消原来预订的饭店，婚礼要改在五星极酒店举办。这就去预订！
一家三口也非常高兴。他们现在一下子有了三百万！他们更幸福了！
那个急着找工作的年轻人呢？他怎么不见了？啊，他掉头往回走了。对了，他现在不再需要什么工作了，他现在要的是别人为他工作。他有了一百万美元，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呢？
那个中年人也是。不用再犹豫了。他要做的就是马上辞职。他可以提前退休了。他要去周游全世界，那可是他多年的梦想，现在终于有机会实现了。现在要去做什么？旅行社在哪里？
……
所有人都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重新构造了生活。他们有了新的目标。
生活多美好啊！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又看到了这几个人。他们好像不那么高兴了。
原来那个富豪是在开玩笑！他开的支票开始可以用，但很快银行就拒付了。已经花出去的钱，还都要追回。
斥骂老板的随从这下惨了，又该轮到老板斥骂他了。不过，现在如果老板肯骂他一顿，他高兴还来不及，但老板根本就不搭理他了。他失业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那对幸运的情侣呢？他们不得不退回了钻戒，并付了一笔不小的赔偿金。五星级酒店那里还有一大笔欠款等着他们支付。他们的婚礼不得不推迟了。实际上，多次的争吵几乎让婚礼无限期推迟了。他们随时等着对方说出散伙儿这个词来。
那一家三口还算不错。虽然深深的失望笼罩着他们，但他们毕竟是亲人，可以互相安慰。
那个年轻人得重新开始找工作了，区别在于，他现在欠了一大笔债。他租了写字楼，买了办公设备，雇了人，准备自己开公司。结果呢？这些都成了他的债务。
那个中年人呢？据说，他现在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流浪。他的生活全完了。在那向往已久的世界旅行的第一站，他就停住了。既没有钱继续旅行，也没有钱返回家乡。我们只能祝他好运。
小戏的结尾，一个游吟诗人走上台来。他身穿长袍，披散着头发，念着大段的台词：
你们这些贪婪的人啊！如果你们不是被邪恶的金钱所迷惑，又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境地呢？你们只看到物质，只看到利益！你们不关心爱、道德和友谊。你们的社会责任感呢？你们的礼貌和教养呢？根本没有！所以，你们活该！
你们这些可悲的人啊！只有最天真的头脑才会相信你们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是谁让你们随便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你们本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那样还会有今天的混乱和不幸吗？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啊！你们为什么不来问问我？我每天都在这里给你们唱歌，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历史和现实，什么是智慧和品德。我命令过你们，我要求过你们，我恳求过你们，请你们相信我，顺从我，我将让你们得到幸福，但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偏偏相信你们自己那石头一样的脑子。现在，看到相信自己的结果了吧？！
你们这些软弱的人啊！既然你们做出了选择，为什么不坚持到底？那个随从，你离开老板就不能活吗？那对小情人，五星级酒店怎么了？为什么你们不坚持在那里举办婚礼？为什么你们要畏惧？那一家三口，你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幸福擦肩而过吗？那个年轻人，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你的公司会大有前途的。那个中年人呢？啊，他不在这里，听不到我说话。你们谁能转告他吗……
人们默默地看着游吟诗人，也默默地看着他伸过来的空帽子。他们掏出了钱，扔进帽子。他们已经多年习惯这么做了。
忽然，人们感觉哪里不对劲儿，但又说不出来。
啊！看出来了。这个游吟诗人长得怎么那么像那个欺骗了所有人的富豪呢？
三种武器（三之一）
叶利钦曾经对俄罗斯人说：我们的国家很不幸，被人拿来做实验。是的，俄国很不幸。一些人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俄国进行了实验。俄罗斯人得到的只是社会灾难。但一直到苏联解体，人们才承认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验刚刚展开，就有人指出，这种制度只能导致社会灾难。
最早系统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是米瑟斯。米瑟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没有价格，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后的共产主义，还要彻底否定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可是，没有办法实行什么公有制，现实中的公有制就变为国有制。
既然是国家所有，那么讨价还价的交易也就没有必要了。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是一个领导下的下级。大家都听领导统一安排即可。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们将按照专家的计划分配各种物资，不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这种混乱自私的办法来分配物资了。
市场依靠价格分配物资，价高者得。那么，中央计划分配物资按照什么来进行呢？社会主义者说，按照人们真实的需要进行。价格在这个体系中成为多余。中央计划者会根据每个人、每个企业的真实需要来分配物资。
价格，或者说相对价格，是一个规模稍大一点的社会组织生产的必须信息。现实中，可能进行的生产项目是无穷多的，比如，人们可以用铁、铜、铝、陶瓷等各种材料来制造盘子。那么，到底选择哪种材料为好呢？决策依据就是不同材料的价格，以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离开了价格，根本无从得知应该用什么材料制造盘子。
当这些价格信号都不存在时，人们就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样的生产才是合理的，什么才是符合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社会制度当然是无法维持的。合理的生产安排将被胡乱指挥所取代。
米瑟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掷出了第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一直到今天，社会主义者都没能回答米瑟斯的质疑。
即米瑟斯之后，哈耶克掷出了第二种武器，那就是，只有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地利用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里的分散知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将一败涂地。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提到知识，一般人总是理解为数理化文史哲那样的学科性知识，这些知识固然重要，但对社会来说，更重要的、须臾不可离的是分散的地方性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看起来没什么难的，但想要把这些知识收集起来，统一加以分析和处理，成本几乎无穷大。
比如，你去市场买菜，菜贩当然比你更清楚哪些蔬菜的质量更高，但你比菜贩更清楚自己打算买什么菜、打算花多少钱。这些信息分散在你们两方的头脑里。成功的交易需要这两方面的信息汇集到一起，但汇集是有成本的。如果有市场，有价格，这个成本就不太高。你和菜贩的讨价还价就是信息汇集的过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成功地达成交易。
想象一下没有市场会发生什么？
如果没有市场，如果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分散在个人头脑中的信息怎样汇集呢？你可能需要填一个表格，登记自己所需要的蔬菜。中央计划者收集所有人的表格，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同时，菜贩也要填写表格，登记自己能够提供的蔬菜品种和数量。计算机把亿万人的表格进行比对，选出最合适的交易对象。然后，中央计划者派人通知你，去计算机为你确定的菜贩那里提货。
看起来这更像是终身大事的婚姻介绍，而不是每日都要进行的买菜。可是，如果没有市场，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如果所有的生活物资都只能这样麻烦地获得，你可以想象自己的生活水平会是什么样。你也可以想象，中央计划者对你们这些不断给他们添麻烦的百姓会是多么厌恶和不耐烦。而你对计划者将是多么顺从和畏惧。他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稍晚一些通知你，你就将吃不到菜。你敢得罪这样的人？
米瑟斯说，社会主义根本无法确定合理的投资和生产。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无法利用须臾不可离的分散知识和信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非常精彩，足以让明白事理的社会主义者醒悟，但他们的分析也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些分析成立，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至少不可能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建立，也应该很快解体崩溃。
可是现实中，虽然无比糟糕，但苏联这个上亿人的庞然大物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七十多年，有些方面还颇有成就，比如宇宙飞船上了天，某些工业生产也颇为强大。这是怎么回事？
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批判计划经济的第三种武器。这种武器更加犀利，批判更加彻底。有意思的是，还有中国学者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现实的佐证。
叶利钦曾经对俄罗斯人说：我们的国家很不幸，被人拿来做实验。是的，俄国很不幸。一些人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俄国进行了实验。俄罗斯人得到的只是社会灾难。但一直到苏联解体，人们才承认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验刚刚展开，就有人指出，这种制度只能导致社会灾难。
最早系统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是米瑟斯。米瑟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没有价格，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后的共产主义，还要彻底否定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可是，没有办法实行什么公有制，现实中的公有制就变为国有制。
既然是国家所有，那么讨价还价的交易也就没有必要了。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是一个领导下的下级。大家都听领导统一安排即可。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们将按照专家的计划分配各种物资，不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这种混乱自私的办法来分配物资了。
市场依靠价格分配物资，价高者得。那么，中央计划分配物资按照什么来进行呢？社会主义者说，按照人们真实的需要进行。价格在这个体系中成为多余。中央计划者会根据每个人、每个企业的真实需要来分配物资。
价格，或者说相对价格，是一个规模稍大一点的社会组织生产的必须信息。现实中，可能进行的生产项目是无穷多的，比如，人们可以用铁、铜、铝、陶瓷等各种材料来制造盘子。那么，到底选择哪种材料为好呢？决策依据就是不同材料的价格，以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离开了价格，根本无从得知应该用什么材料制造盘子。
当这些价格信号都不存在时，人们就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样的生产才是合理的，什么才是符合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社会制度当然是无法维持的。合理的生产安排将被胡乱指挥所取代。
米瑟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掷出了第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一直到今天，社会主义者都没能回答米瑟斯的质疑。
即米瑟斯之后，哈耶克掷出了第二种武器，那就是，只有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地利用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里的分散知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将一败涂地。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提到知识，一般人总是理解为数理化文史哲那样的学科性知识，这些知识固然重要，但对社会来说，更重要的、须臾不可离的是分散的地方性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看起来没什么难的，但想要把这些知识收集起来，统一加以分析和处理，成本几乎无穷大。
比如，你去市场买菜，菜贩当然比你更清楚哪些蔬菜的质量更高，但你比菜贩更清楚自己打算买什么菜、打算花多少钱。这些信息分散在你们两方的头脑里。成功的交易需要这两方面的信息汇集到一起，但汇集是有成本的。如果有市场，有价格，这个成本就不太高。你和菜贩的讨价还价就是信息汇集的过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成功地达成交易。
想象一下没有市场会发生什么？
如果没有市场，如果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分散在个人头脑中的信息怎样汇集呢？你可能需要填一个表格，登记自己所需要的蔬菜。中央计划者收集所有人的表格，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同时，菜贩也要填写表格，登记自己能够提供的蔬菜品种和数量。计算机把亿万人的表格进行比对，选出最合适的交易对象。然后，中央计划者派人通知你，去计算机为你确定的菜贩那里提货。
看起来这更像是终身大事的婚姻介绍，而不是每日都要进行的买菜。可是，如果没有市场，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如果所有的生活物资都只能这样麻烦地获得，你可以想象自己的生活水平会是什么样。你也可以想象，中央计划者对你们这些不断给他们添麻烦的百姓会是多么厌恶和不耐烦。而你对计划者将是多么顺从和畏惧。他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稍晚一些通知你，你就将吃不到菜。你敢得罪这样的人？
米瑟斯说，社会主义根本无法确定合理的投资和生产。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无法利用须臾不可离的分散知识和信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非常精彩，足以让明白事理的社会主义者醒悟，但他们的分析也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些分析成立，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至少不可能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建立，也应该很快解体崩溃。
可是现实中，虽然无比糟糕，但苏联这个上亿人的庞然大物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七十多年，有些方面还颇有成就，比如宇宙飞船上了天，某些工业生产也颇为强大。这是怎么回事？
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批判计划经济的第三种武器。这种武器更加犀利，批判更加彻底。有意思的是，还有中国学者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现实的佐证。
《经济解释》14：功用非快乐 解释行为难
作者：张五常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国内译为“功效”，但我认为“功用”比较恰当。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Utility这个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有些因为文化不同而很难译得恰当的字——例如Cost——我们要设法译得好。但Utility这词译得不好不重要。
我说Utility译得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他跟着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森穆逊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个政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纳税人的钱：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理成章。
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认为是一个快乐指数，今天在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好不热闹。很不幸，屈指难算的理论天才的工作，只赢得一篇血泪史。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
我很喜爱史德拉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请他用墨水笔写在白纸上，让我放在书桌旁作为自己研究时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该稿今天还在。我把它刊登在这里，好让读者能欣赏一下这位二十世纪天才的笔迹与风采。
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but there was a tendency，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翻译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而还有的倾向是，当一个含意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的挑战。”
无论怎样说，功用理论今天还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细说其重点。
一九七二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是关于“盲婚”及“童养媳”等现象的。在最后一节中我大肆抨击功用理论，认为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缔。英国的《经济学报》要发表该文，但要减少五页，我就简单地把这最后一节取消。文章发表后，布格南（J.Buchanan）与托洛克（G.Tullock）来信谴责，说我不应该取消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节。这节的文稿后来遍寻不获。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当时站在我那边的是高斯（R.H.Coase），站在另一边的有三个我拜服的人：佛利民（M.Friedman）、贝加（G.Becker），与老师艾智仁（A.A.Alchian）。他们要保留功用理论，因为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声望、天伦之乐等——是不可用金钱量度的。他们认为若不能用金钱量度，就要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了。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三位师友的观点我不苟同。但先让我解释我们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么。
作者：张五常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国内译为“功效”，但我认为“功用”比较恰当。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Utility这个概念。文化不同，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有些因为文化不同而很难译得恰当的字——例如Cost——我们要设法译得好。但Utility这词译得不好不重要。
我说Utility译得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他跟着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森穆逊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个政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纳税人的钱：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理成章。
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认为是一个快乐指数，今天在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好不热闹。很不幸，屈指难算的理论天才的工作，只赢得一篇血泪史。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
我很喜爱史德拉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请他用墨水笔写在白纸上，让我放在书桌旁作为自己研究时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该稿今天还在。我把它刊登在这里，好让读者能欣赏一下这位二十世纪天才的笔迹与风采。
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but there was a tendency，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翻译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而还有的倾向是，当一个含意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的挑战。”
无论怎样说，功用理论今天还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细说其重点。
一九七二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是关于“盲婚”及“童养媳”等现象的。在最后一节中我大肆抨击功用理论，认为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缔。英国的《经济学报》要发表该文，但要减少五页，我就简单地把这最后一节取消。文章发表后，布格南（J.Buchanan）与托洛克（G.Tullock）来信谴责，说我不应该取消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节。这节的文稿后来遍寻不获。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当时站在我那边的是高斯（R.H.Coase），站在另一边的有三个我拜服的人：佛利民（M.Friedman）、贝加（G.Becker），与老师艾智仁（A.A.Alchian）。他们要保留功用理论，因为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声望、天伦之乐等——是不可用金钱量度的。他们认为若不能用金钱量度，就要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了。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三位师友的观点我不苟同。但先让我解释我们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么。
三种武器（三之二）
第三种武器来自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波兰尼指出，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中央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种经济制度超出了人管理事务的极限。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管理事务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以计划的方式直接管理如一个国家那么大的组织。勉强尝试，必定很快失败。现实中存在的，只能是分散的、非中央的、多中心的、自我调节式的管理方式和秩序。
读到波兰尼这样写，我很高兴。在读波兰尼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总理不是总经理”，大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能和“朝圣山三杰”之一的迈克尔•波兰尼不约而同，即使落后了几十年，也足以让我沾沾自喜一番。
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批评苏联“变修”，变成修正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正确方向。中苏论战中，中国的观点偏颇而狂热，但批评苏联“变修”却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若非“变修”，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延续。中国自己也早就“变修”了。
观察历史就会发现，苏联、中国、柬埔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都曾有一个极为严酷的阶段，苏联是战时共产主义，中国是三面红旗，柬埔寨则是废除货币、消灭城市。后来，他们都说当时犯了“左”的错误。其实，那根本不是错误。那正是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是那样的。
当社会主义这样进行时，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国家很快就陷入崩溃边缘。如果他们不及时“变修”，不偏离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就只有灭亡这个结局。于是，政策很快就做出调整，开始“变修”。而这个过程，完全符合波兰尼的分析。
波兰尼区分两种秩序，一是设计出来的秩序，二是自发的秩序。前者只能适用于较小数目的范围，比如家庭或者公司内部。而在一个大范围内，比如一个千万人组成的社会，只能应用自发秩序。在自发秩序下，发挥管理作用的，是类似价格这样的抽象规则，而不是某人的具体指令。
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飞机场的飞行管理看起来令人叹为观止。在训练有素的空管人员指挥下，一架架飞机以极高的密度在飞机场起飞降落，互不干扰，秩序井然。看上去，这是一个完美的中央计划的例子。似乎很有理由在社会中也应用这种管理办法。
可是，看看飞机场以外的公路，比飞机多上几十倍几百倍的汽车在行驶。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汽车交通。管理汽车只能使用抽象的规则——道路交通法。没有人去直接指挥、安排汽车的出行计划，规定某辆车应该在哪里拐弯，在哪里停止。一切都由并不了解全局的司机个人决定。司机无需了解整个路况，他只要遵守事先确定的、抽象的、不针对具体人的规则即可：靠右行驶，红灯停绿灯行，不得跨越双黄线，等等。
飞机场的空中管制仿佛是计划经济，道路交通法则仿佛是市场经济。如果想要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道路交通，结果只能是全城大堵车。
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状态。夺取政权以后，共产主义者把书面上的计划搬到了现实中，但很快就发现问题一大堆。托洛茨基就沮丧地抱怨道：
“这一切说着容易，可甚至在五百亩的小农场，也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农业领域……各个部门必须维持必要的相互联系，相互提供支援……实现这种比例，实现这种内部的照应，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做到”。
苏维埃政权永远都做不到。这个地球上就没人能做到这件事。没人能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成功地指挥外省的千万个农场协调地进行生产。
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就带来饥荒和暴动。历来是粮食输出地的乌克兰居然饿死了几百万人。水兵、农民、哥萨克纷纷暴动，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
危机之下，列宁想起了市场。他不得不放弃对国家这个大公司的直接管理，而允许自发调节的市场恢复部分功能。这就是所谓“新经济政策”。这毫无疑问偏离了社会主义正统理论，是在“变修”。但没办法，如果不“变修”，就只有灭亡。
然后就像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苏联再也没有重新使用战时共产主义那一套。他们知道那行不通，但他们又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就用暴力打击反对者和批评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偷偷地把改造世界的理想转变为争权夺利的丑行，同时也把全面管理社会的愿望变为垄断政权和利益的贪欲。
也就是说，1920年代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以后，苏俄就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实行的，是无须负责的官僚私有企业和瓜分国家财富的权力系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被严重破坏的自发秩序。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公众忍受政府对政权的垄断，不发起挑战；但政府也不进一步对公众“共产”，默许公众私下的交易行为。这种状态会带来某种稳定，不至于像战时共产主义那样把社会拖进崩溃的状态，代价是极大地妨碍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
中国的情况和苏联类似。最严酷的社会主义状态其实为时甚短。经过了那一段，甚至最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都已承认，那条路走不通。然后的漫长岁月其实是政治上的垄断加上底层的放松管制。包产到户绝不是1978年的发现，而是一个更长过程的结果。
而在这漫长岁月中发生的某些事情，让我们更生动、清晰地看到了波兰尼理论的现实表现。
第三种武器来自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波兰尼指出，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中央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种经济制度超出了人管理事务的极限。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管理事务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以计划的方式直接管理如一个国家那么大的组织。勉强尝试，必定很快失败。现实中存在的，只能是分散的、非中央的、多中心的、自我调节式的管理方式和秩序。
读到波兰尼这样写，我很高兴。在读波兰尼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总理不是总经理”，大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能和“朝圣山三杰”之一的迈克尔•波兰尼不约而同，即使落后了几十年，也足以让我沾沾自喜一番。
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批评苏联“变修”，变成修正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正确方向。中苏论战中，中国的观点偏颇而狂热，但批评苏联“变修”却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若非“变修”，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延续。中国自己也早就“变修”了。
观察历史就会发现，苏联、中国、柬埔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都曾有一个极为严酷的阶段，苏联是战时共产主义，中国是三面红旗，柬埔寨则是废除货币、消灭城市。后来，他们都说当时犯了“左”的错误。其实，那根本不是错误。那正是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是那样的。
当社会主义这样进行时，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国家很快就陷入崩溃边缘。如果他们不及时“变修”，不偏离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就只有灭亡这个结局。于是，政策很快就做出调整，开始“变修”。而这个过程，完全符合波兰尼的分析。
波兰尼区分两种秩序，一是设计出来的秩序，二是自发的秩序。前者只能适用于较小数目的范围，比如家庭或者公司内部。而在一个大范围内，比如一个千万人组成的社会，只能应用自发秩序。在自发秩序下，发挥管理作用的，是类似价格这样的抽象规则，而不是某人的具体指令。
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飞机场的飞行管理看起来令人叹为观止。在训练有素的空管人员指挥下，一架架飞机以极高的密度在飞机场起飞降落，互不干扰，秩序井然。看上去，这是一个完美的中央计划的例子。似乎很有理由在社会中也应用这种管理办法。
可是，看看飞机场以外的公路，比飞机多上几十倍几百倍的汽车在行驶。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汽车交通。管理汽车只能使用抽象的规则——道路交通法。没有人去直接指挥、安排汽车的出行计划，规定某辆车应该在哪里拐弯，在哪里停止。一切都由并不了解全局的司机个人决定。司机无需了解整个路况，他只要遵守事先确定的、抽象的、不针对具体人的规则即可：靠右行驶，红灯停绿灯行，不得跨越双黄线，等等。
飞机场的空中管制仿佛是计划经济，道路交通法则仿佛是市场经济。如果想要像管理飞机那样管理道路交通，结果只能是全城大堵车。
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状态。夺取政权以后，共产主义者把书面上的计划搬到了现实中，但很快就发现问题一大堆。托洛茨基就沮丧地抱怨道：
“这一切说着容易，可甚至在五百亩的小农场，也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农业领域……各个部门必须维持必要的相互联系，相互提供支援……实现这种比例，实现这种内部的照应，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做到”。
苏维埃政权永远都做不到。这个地球上就没人能做到这件事。没人能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成功地指挥外省的千万个农场协调地进行生产。
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就带来饥荒和暴动。历来是粮食输出地的乌克兰居然饿死了几百万人。水兵、农民、哥萨克纷纷暴动，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
危机之下，列宁想起了市场。他不得不放弃对国家这个大公司的直接管理，而允许自发调节的市场恢复部分功能。这就是所谓“新经济政策”。这毫无疑问偏离了社会主义正统理论，是在“变修”。但没办法，如果不“变修”，就只有灭亡。
然后就像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苏联再也没有重新使用战时共产主义那一套。他们知道那行不通，但他们又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就用暴力打击反对者和批评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偷偷地把改造世界的理想转变为争权夺利的丑行，同时也把全面管理社会的愿望变为垄断政权和利益的贪欲。
也就是说，1920年代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以后，苏俄就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实行的，是无须负责的官僚私有企业和瓜分国家财富的权力系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被严重破坏的自发秩序。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公众忍受政府对政权的垄断，不发起挑战；但政府也不进一步对公众“共产”，默许公众私下的交易行为。这种状态会带来某种稳定，不至于像战时共产主义那样把社会拖进崩溃的状态，代价是极大地妨碍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
中国的情况和苏联类似。最严酷的社会主义状态其实为时甚短。经过了那一段，甚至最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都已承认，那条路走不通。然后的漫长岁月其实是政治上的垄断加上底层的放松管制。包产到户绝不是1978年的发现，而是一个更长过程的结果。
而在这漫长岁月中发生的某些事情，让我们更生动、清晰地看到了波兰尼理论的现实表现。
三种武器（三之三）
高王凌是人大清史所的一位学者。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一种重要行为，他称之为“反行为”。这是一种不公开的小规模反体制行为，比如隐瞒产量，少缴公粮，在劳动时小偷小摸，在分粮时设法多分，向公社生产队借粮，然后不了了之，等等。
这些行为，都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公然反抗，但无疑是对这个制度的侵蚀和破坏，并违反了传统的道德。这些反行为，缓解了不合理的公社制度，让农民不至于被饿死。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反行为几乎能为农民带来一半甚至更多的粮食收入。如果没有这些行为，很难解释当时那些农民是怎么活下来的。要是严格按照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和上级的要求缴纳公粮、诚实劳动，肯定有更多的人饿死。
当地的公社或者生产队干部对农民的“反行为”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干预和管理呢？干部的干预和管理是有的，有时还很激烈，甚至成为政治斗争，其间还有致死人命事，但总体来说，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管理的。一方面，都是乡里乡亲，难道还真能让人饿死不成？另一方面，许多“反行为”，并不是严重、明显的盗窃或者抢夺，介乎占便宜和手脚不干净之间，管理不可能滴水不漏。
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比如，职员不应该侵占公司的财产，但在写字楼上班的人，又有谁从来没用过公司电话谈过私事呢？有谁没用过公司的几张纸打印自己的东西呢？有谁没在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看股票呢？
这些行为，严格来说都是在偷公司的钱，但在现实中，即使是老板，也不好就把这些行为称为“偷”，当事者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偷”。大家只会认为这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农民的反行为也大致如此。在收割时顺手拿一些粮食回家，到公社的水塘里捞一些鱼虾，分粮时在秤上做一些手脚，劳动时设法出工不出力。这些事情，在那个饥饿的年头，实在不能算是多么恶劣的行为。大家都认为，那不过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
高王凌在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非常典型的情况。某村，人们都承认有这种“反行为”。但附近的另一个村，人们矢口否认。调查者很意外，不相信这个村的人就那么纯洁。细问之下才发现，如果你问人们是否“偷”过，大家都会否认，如果你列举出那些具体的“反行为”，那人们就会恍然大悟，哦，你说的是“抓握”啊，那是有的。
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认为那些行为是什么“偷”，而只是“抓握”。词语的变换非常重要。换了一个词，也就解除了人们的道德压力。
农民的“反行为”从理论上来说，正是波兰尼上述理论的现实表现。
对人民公社的干部来说，公社的利润和他个人的收益没有直接关系。他只对上级领导负责。他的上级对更高的上级负责。同时，公社的许多生产事务都是中央统一规定的。可见，人民公社的最终管理者是高高在上的中央。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那么，中央能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呢？当然不能。中央只能委派当地干部进行管理。
和现代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不同的是，当地干部的责权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因此，他没有激励去追求公社利润的最大化。只是在少数中央明确指出的事务上，地方干部才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就是政治运动期间的某些具体任务。除此以外，地方干部对中央也仅仅是敷衍而已。他们是被动的，也是中央管理的对象。
于是，问题仍然是中央是否能有效地管理广大地方的事务。这当然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于是，大量的层次和范围实际上都处于无管理的状态。就是在这些层次和范围，农民的“反行为”广泛存在。利用这些“反行为”，农民事实上局部化解了人民公社制度，为自己谋得了生存的机会。
可以把“反行为”理解为农民的一种消极反抗，但更有理论意义的是，“反行为”的存在和难以制止，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停滞、产出减少和道德衰落，实际上都表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和不可能。这种制度，建立在无知和狂妄的基础上，为管理者划定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由于政治垄断，其他的社会组织方式被强行压制。结果就只能是，管理者假装在管理，而民众假装被管理。如苏联人所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某种自发调节的秩序。
那么，农民的这种“反行为”和上述公司中职员小小地侵占公司利益有何区别呢？区别在于，公司虽然也会有一些难以彻底清除的浪费和侵占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没有达到妨碍公司正常业务的程度。公司把这些损失计入正常的损耗成本中即可。
而人民公社中广泛存在的“反行为”，是与农民严重缺乏生产积极性密切相关的。农民甚至在这些“反行为”上倾注了更大的精力，这些“反行为”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实际收入。相比之下，正式生产反倒被故意忽视。也正因此，虽然“反行为”广泛存在，但农民也只能得到勉强温饱的水平而已，进一步的富裕和发展是谈不上的。
在城市中的国有企业中，工人也必定存在大量类似的“反行为”现象。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有各种办法出工不出力，以表面上的完成任务掩盖实际上的偷懒休息，并想办法偷拿企业财产。“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同样无能为力。
如果是私人企业，一方面管理者有更强的激励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管理能力将制约企业规模。如果不能同时发展出有效的管理办法，企业就不会扩大。如果企业规模超出了管理能力，那就只好把企业拆分。对于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来说，规模一定是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之间的平衡。
计划经济者无视这种平衡，甚至要把整个国家变成单一的企业，这只能严重超出管理能力的限度，导致经济单位的管理水平低下、秩序混乱、产出萎缩，“反行为”成为常态，不道德的行为成为人之常情。这就是我们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中看到的现实。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还能存在几十年。实际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多只能存在一两年，甚至更短。然后，社会主义者就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目的从改造社会转向垄断政权。由于他们继续垄断政权，就让人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其实，存在的仅仅是一个名称和外壳而已。
至于内部，社会早已不可避免地恢复到某种多中心、自发调节的秩序中。观察农民的“反行为”，不难发现其中的某些被广泛接受的规则。只不过，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和破坏，这种自发调节秩序非常不稳定，时时要被破坏，人们难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因此也就不愿意做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投资，秩序也就不可能向更复杂、更高效的程度发展。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可悲的停滞和衰败。
社会主义国家那个被严重破坏的自发秩序只能提供很基本的价格信号，维持很低水平的社会的基本生存。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亦步亦趋地从市场经济国家那里获得组织生产的办法和价格信号。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高级复杂的生产都是学来的，都是引进的，而且一旦引进就被固定下来，不可能继续演进和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立于1920年代。他们效仿当时美国的生产体系，也就是大工厂、流水线、机械化的福特生产方式，然后就再无变化。一直到解体，苏联都在沿用这种生产方式。如果布尔什维克更早一些出现，他们也许会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生产方式一直保留下来。
社会主义者往往把他们的失败原因归结于其他人不响应他们的号召，不和他们一起搞社会主义。但愿他们能理解，如果其他人真的和他们一起搞社会主义，如果这个地球上不再有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无需核武器，人类早就返回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了。
高王凌是人大清史所的一位学者。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一种重要行为，他称之为“反行为”。这是一种不公开的小规模反体制行为，比如隐瞒产量，少缴公粮，在劳动时小偷小摸，在分粮时设法多分，向公社生产队借粮，然后不了了之，等等。
这些行为，都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公然反抗，但无疑是对这个制度的侵蚀和破坏，并违反了传统的道德。这些反行为，缓解了不合理的公社制度，让农民不至于被饿死。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反行为几乎能为农民带来一半甚至更多的粮食收入。如果没有这些行为，很难解释当时那些农民是怎么活下来的。要是严格按照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和上级的要求缴纳公粮、诚实劳动，肯定有更多的人饿死。
当地的公社或者生产队干部对农民的“反行为”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干预和管理呢？干部的干预和管理是有的，有时还很激烈，甚至成为政治斗争，其间还有致死人命事，但总体来说，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管理的。一方面，都是乡里乡亲，难道还真能让人饿死不成？另一方面，许多“反行为”，并不是严重、明显的盗窃或者抢夺，介乎占便宜和手脚不干净之间，管理不可能滴水不漏。
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比如，职员不应该侵占公司的财产，但在写字楼上班的人，又有谁从来没用过公司电话谈过私事呢？有谁没用过公司的几张纸打印自己的东西呢？有谁没在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看股票呢？
这些行为，严格来说都是在偷公司的钱，但在现实中，即使是老板，也不好就把这些行为称为“偷”，当事者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偷”。大家只会认为这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农民的反行为也大致如此。在收割时顺手拿一些粮食回家，到公社的水塘里捞一些鱼虾，分粮时在秤上做一些手脚，劳动时设法出工不出力。这些事情，在那个饥饿的年头，实在不能算是多么恶劣的行为。大家都认为，那不过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
高王凌在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非常典型的情况。某村，人们都承认有这种“反行为”。但附近的另一个村，人们矢口否认。调查者很意外，不相信这个村的人就那么纯洁。细问之下才发现，如果你问人们是否“偷”过，大家都会否认，如果你列举出那些具体的“反行为”，那人们就会恍然大悟，哦，你说的是“抓握”啊，那是有的。
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认为那些行为是什么“偷”，而只是“抓握”。词语的变换非常重要。换了一个词，也就解除了人们的道德压力。
农民的“反行为”从理论上来说，正是波兰尼上述理论的现实表现。
对人民公社的干部来说，公社的利润和他个人的收益没有直接关系。他只对上级领导负责。他的上级对更高的上级负责。同时，公社的许多生产事务都是中央统一规定的。可见，人民公社的最终管理者是高高在上的中央。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那么，中央能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呢？当然不能。中央只能委派当地干部进行管理。
和现代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不同的是，当地干部的责权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因此，他没有激励去追求公社利润的最大化。只是在少数中央明确指出的事务上，地方干部才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就是政治运动期间的某些具体任务。除此以外，地方干部对中央也仅仅是敷衍而已。他们是被动的，也是中央管理的对象。
于是，问题仍然是中央是否能有效地管理广大地方的事务。这当然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于是，大量的层次和范围实际上都处于无管理的状态。就是在这些层次和范围，农民的“反行为”广泛存在。利用这些“反行为”，农民事实上局部化解了人民公社制度，为自己谋得了生存的机会。
可以把“反行为”理解为农民的一种消极反抗，但更有理论意义的是，“反行为”的存在和难以制止，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停滞、产出减少和道德衰落，实际上都表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和不可能。这种制度，建立在无知和狂妄的基础上，为管理者划定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由于政治垄断，其他的社会组织方式被强行压制。结果就只能是，管理者假装在管理，而民众假装被管理。如苏联人所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某种自发调节的秩序。
那么，农民的这种“反行为”和上述公司中职员小小地侵占公司利益有何区别呢？区别在于，公司虽然也会有一些难以彻底清除的浪费和侵占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没有达到妨碍公司正常业务的程度。公司把这些损失计入正常的损耗成本中即可。
而人民公社中广泛存在的“反行为”，是与农民严重缺乏生产积极性密切相关的。农民甚至在这些“反行为”上倾注了更大的精力，这些“反行为”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实际收入。相比之下，正式生产反倒被故意忽视。也正因此，虽然“反行为”广泛存在，但农民也只能得到勉强温饱的水平而已，进一步的富裕和发展是谈不上的。
在城市中的国有企业中，工人也必定存在大量类似的“反行为”现象。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有各种办法出工不出力，以表面上的完成任务掩盖实际上的偷懒休息，并想办法偷拿企业财产。“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同样无能为力。
如果是私人企业，一方面管理者有更强的激励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管理能力将制约企业规模。如果不能同时发展出有效的管理办法，企业就不会扩大。如果企业规模超出了管理能力，那就只好把企业拆分。对于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来说，规模一定是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之间的平衡。
计划经济者无视这种平衡，甚至要把整个国家变成单一的企业，这只能严重超出管理能力的限度，导致经济单位的管理水平低下、秩序混乱、产出萎缩，“反行为”成为常态，不道德的行为成为人之常情。这就是我们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中看到的现实。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还能存在几十年。实际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多只能存在一两年，甚至更短。然后，社会主义者就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目的从改造社会转向垄断政权。由于他们继续垄断政权，就让人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其实，存在的仅仅是一个名称和外壳而已。
至于内部，社会早已不可避免地恢复到某种多中心、自发调节的秩序中。观察农民的“反行为”，不难发现其中的某些被广泛接受的规则。只不过，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和破坏，这种自发调节秩序非常不稳定，时时要被破坏，人们难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因此也就不愿意做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投资，秩序也就不可能向更复杂、更高效的程度发展。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可悲的停滞和衰败。
社会主义国家那个被严重破坏的自发秩序只能提供很基本的价格信号，维持很低水平的社会的基本生存。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亦步亦趋地从市场经济国家那里获得组织生产的办法和价格信号。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高级复杂的生产都是学来的，都是引进的，而且一旦引进就被固定下来，不可能继续演进和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立于1920年代。他们效仿当时美国的生产体系，也就是大工厂、流水线、机械化的福特生产方式，然后就再无变化。一直到解体，苏联都在沿用这种生产方式。如果布尔什维克更早一些出现，他们也许会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生产方式一直保留下来。
社会主义者往往把他们的失败原因归结于其他人不响应他们的号召，不和他们一起搞社会主义。但愿他们能理解，如果其他人真的和他们一起搞社会主义，如果这个地球上不再有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无需核武器，人类早就返回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了。
其二，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过剩，过剩并不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我们都不想要了，而是物质与货币缺乏有效的链接，使得我们不能将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使完全消费。
有些不太准确。
简单的说，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错误。
原因是在错误信号下构架的生产结构不可维系。
但楼主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都知道收入=产出，那么在人们更多地工作，得到更多收入的同时，会不会有更多的产出呢？又如何解决这些多的产出呢？解决或者不解决又会引起经济产生怎样的变动呢？
首先，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生产结构的构造正确与否才是关键（是否可维持，能否满足市场需求）。
假如构造的生产结构本身错误，产出再多又如何？
并且资源有一个本性，就是都想流向正确的生产结构中（可维持，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不会存在资源无理由的闲置下来，只会存在资源流向了错误的生产结构中。
有些不太准确。
简单的说，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错误。
原因是在错误信号下构架的生产结构不可维系。
但楼主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都知道收入=产出，那么在人们更多地工作，得到更多收入的同时，会不会有更多的产出呢？又如何解决这些多的产出呢？解决或者不解决又会引起经济产生怎样的变动呢？
首先，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生产结构的构造正确与否才是关键（是否可维持，能否满足市场需求）。
假如构造的生产结构本身错误，产出再多又如何？
并且资源有一个本性，就是都想流向正确的生产结构中（可维持，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不会存在资源无理由的闲置下来，只会存在资源流向了错误的生产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