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什么是自由贸易？
作者：威廉姆.格雷厄姆.萨姆纳 翻译：艾孜提 校对：彭定鼎
假如没有对这些事物的约束，就不会有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进行的斗争。假如没有对贸易的限制，我们就不会知道自由贸易学说。加入对联邦各州间的往来有所限制，我们将会听到人们不停地大声疾呼要求撤销这些限制。由于我们的宪法不允许这些限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正享有完全的自由的幸福这个事实。要是当年睿智的主张没有在关键时刻获胜，我们就会遭受很多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干预。
我们与外国人的往来却受到了干预，因为这样的干涉会使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获得特殊的利益。国会征税的权力被用于征收进口关说，不是为了从进口中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阻止进口。当然，要是真的阻止了进口，那就不会有关税收入了。这个制度致力于达到的目的是：美国消费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必须去美国生产者那里买自己需要的产品，必须付出高于外国生产者索要的价格。
最权威的保护论刊物对这个制度的目的描述如下：“使一部分劳动力与资本，从原来的渠道流向法律鼓励或创造的渠道。”这个描述严格正确，读者从中明白，贸易保护措施与外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它纯粹是国内政策问题。它只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应该相互征税，把这个国家的各行各业推向随意选定的人为的发展方向？还是我们应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运用其劳动力与资本？
请注意，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劳动力、资本、土地、民族特征、气候，等等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生产条件都没有改变。贸易保护造成的唯一变化是，人们不再按照个人的雄心壮志、精力、利益运用劳动力与资本，而是以立法者选择的方式运用。干脆地说，进口税所做的一切就是关门，把外国人关在外面，把美国人关在里面。
于是，当一个美国人需要铁、煤、铜、毛料服装、棉制品、或者任何其他制成品时，这个制度就开始起作用了。他必须去这些完全地或部分地垄断的市场购买需要的产品。把他关在门里的目的是，卖方能够利用这一境况使他在购买受保护的产品时被迫付出比国际市场更高昂的价格。
在这一制度下，我们产品中的一部分不再用于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而是用于雇用本国公民从事在世界竞争中不能获得优厚报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忍受较少的服装、较少的家具、较少的工具、较少的陶器、较少的玻璃器皿、较少的床单桌布、较少的书籍等等。这些牺牲的作用无非就是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些邻居正在从事原本不会获得优厚报酬的工作，我们正在补偿他们的损失并雇用他们继续做下去。
自由贸易学说是对这种制度的反抗。它反对的不是作为提高财政收入手段的进口税或者间接税。它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只要任何税收开始起到保护作用，它就高声抗议，而且它还谴责一个公民对另一个公民征收的任何税。
保护论者有一长串的概念和学说，他们试图证明，这个制度不是他们从本国公民那里骗取利益的阴谋，而是一个增进国家财富和国力的制度。这些说法必须经过经济学家或者训练有素的人们考察，检验它们在事实和逻辑上的正确性。这里我只需要负责地说，还没有一个这样的说法经受得住检验。相反，所有的这种说法都是狡辩，使人们忽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护性关税的倡导者们在其中有直接的金钱利益，他们创造了这个制度，现在维护它，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
剩下的都是事后的辩解。如果说关税的受益者得到的利益算是国家利益的增进，那么显然那些为这些利益买单的人遭受的损失也给国家利益造成了至少同样的损失。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益，那么一个人也就能够拉着自己靴子带子把自己提起来。
贸易保护论者在倡导他们的制度时，总是花费大量的口舌宣扬爱国主义和对别国的嫉恨。这些论调都是离题的。保护体制是国内体制，是为了国内的目的，而且用国内的手段来实现。付出和收获的都是美国人。受害人和受益人都是我们美国人。如果说给一个美国人好处是爱国，那么压迫另一个美国人就是不爱国。如果让一个美国人向另一个美国人交税，这样既不会让任何一个外国高兴也不会让它烦恼。
贸易保护论者以封建贵族的轻蔑口气谈论贸易，但是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有东西要卖，他们的企图是反对人们与他们的竞争对手交易。他们谴责廉价，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己想卖出高价。他们买东西时，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他们说希望提高工资，但只支付市场最低价格。他们谴责别人自私自利，但是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哀叹那些花自己的钱的人们自私自利，反对听任他们追求自身利益。他们求诸政府或者“国家”，认为政府有权而且也应该决定我们每个人应支持什么企业。
自由贸易学说反对保护论政策和理论的每一个论点。自由贸易论者认为它全都是虚假的、华而不实的、欺骗性的。自由贸易论者认为它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退一万步说，假设贸易保护论者所有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保护论者也要求由他们决定别人该怎么花钱，不仅如此，别人应当为决策者的利益花钱。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不道德、更堕落的了。
自由贸易论者还否认政府能够或者应该管制人们如何花自己的钱。自由贸易论者明白，政府只不过是一些利益党派，不过是掌控着行政组织的几个人而已。如果人们要求政府来管制工商业，那么他们就需要他们并不具备的智慧。他们并不操心怎么管制工商业。他们只是将“渠道”向有利于他们和他们朋友的方向扭转。这么做腐化了政府机构，并在我们的制度下延续了所有过去的特权——那些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利用这些特权，牺牲别人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利益。
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人们如果用自己的方式运用其劳动和资本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正如俗话所说：“呆在自己家中的傻瓜要比在别人家中的智者聪明”——比智者都聪明，那么该比政客聪明多少！自由贸易论者还主张，出于事物的本性，如果政府需要用强制的手段驱使一个行业走向原本不会去的某个方向，那么这种强制手段必然是有害的。
自由贸易论者还认为，贸易保护措施是完全错误的，是对自以为能够从中获益的人们的欺骗，因为贸易保护措施降低了人们的自立和勤奋，并把他们的生意置于一种恶劣环境之下。这种环境违背事物的本性，是我们无法预见也不能用经营技巧来抵御的。另外，它还将生意置于一种忽冷忽热打摆子的状态，除非被施以新的刺激因素，否则最终将落至萧条衰退的状态。因此，他们认为甚至那些被保护的行业离了保护也会好得多。
作者：威廉姆.格雷厄姆.萨姆纳 翻译：艾孜提 校对：彭定鼎
假如没有对这些事物的约束，就不会有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进行的斗争。假如没有对贸易的限制，我们就不会知道自由贸易学说。加入对联邦各州间的往来有所限制，我们将会听到人们不停地大声疾呼要求撤销这些限制。由于我们的宪法不允许这些限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正享有完全的自由的幸福这个事实。要是当年睿智的主张没有在关键时刻获胜，我们就会遭受很多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干预。
我们与外国人的往来却受到了干预，因为这样的干涉会使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获得特殊的利益。国会征税的权力被用于征收进口关说，不是为了从进口中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阻止进口。当然，要是真的阻止了进口，那就不会有关税收入了。这个制度致力于达到的目的是：美国消费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必须去美国生产者那里买自己需要的产品，必须付出高于外国生产者索要的价格。
最权威的保护论刊物对这个制度的目的描述如下：“使一部分劳动力与资本，从原来的渠道流向法律鼓励或创造的渠道。”这个描述严格正确，读者从中明白，贸易保护措施与外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它纯粹是国内政策问题。它只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应该相互征税，把这个国家的各行各业推向随意选定的人为的发展方向？还是我们应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运用其劳动力与资本？
请注意，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劳动力、资本、土地、民族特征、气候，等等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生产条件都没有改变。贸易保护造成的唯一变化是，人们不再按照个人的雄心壮志、精力、利益运用劳动力与资本，而是以立法者选择的方式运用。干脆地说，进口税所做的一切就是关门，把外国人关在外面，把美国人关在里面。
于是，当一个美国人需要铁、煤、铜、毛料服装、棉制品、或者任何其他制成品时，这个制度就开始起作用了。他必须去这些完全地或部分地垄断的市场购买需要的产品。把他关在门里的目的是，卖方能够利用这一境况使他在购买受保护的产品时被迫付出比国际市场更高昂的价格。
在这一制度下，我们产品中的一部分不再用于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而是用于雇用本国公民从事在世界竞争中不能获得优厚报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忍受较少的服装、较少的家具、较少的工具、较少的陶器、较少的玻璃器皿、较少的床单桌布、较少的书籍等等。这些牺牲的作用无非就是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些邻居正在从事原本不会获得优厚报酬的工作，我们正在补偿他们的损失并雇用他们继续做下去。
自由贸易学说是对这种制度的反抗。它反对的不是作为提高财政收入手段的进口税或者间接税。它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只要任何税收开始起到保护作用，它就高声抗议，而且它还谴责一个公民对另一个公民征收的任何税。
保护论者有一长串的概念和学说，他们试图证明，这个制度不是他们从本国公民那里骗取利益的阴谋，而是一个增进国家财富和国力的制度。这些说法必须经过经济学家或者训练有素的人们考察，检验它们在事实和逻辑上的正确性。这里我只需要负责地说，还没有一个这样的说法经受得住检验。相反，所有的这种说法都是狡辩，使人们忽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护性关税的倡导者们在其中有直接的金钱利益，他们创造了这个制度，现在维护它，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
剩下的都是事后的辩解。如果说关税的受益者得到的利益算是国家利益的增进，那么显然那些为这些利益买单的人遭受的损失也给国家利益造成了至少同样的损失。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益，那么一个人也就能够拉着自己靴子带子把自己提起来。
贸易保护论者在倡导他们的制度时，总是花费大量的口舌宣扬爱国主义和对别国的嫉恨。这些论调都是离题的。保护体制是国内体制，是为了国内的目的，而且用国内的手段来实现。付出和收获的都是美国人。受害人和受益人都是我们美国人。如果说给一个美国人好处是爱国，那么压迫另一个美国人就是不爱国。如果让一个美国人向另一个美国人交税，这样既不会让任何一个外国高兴也不会让它烦恼。
贸易保护论者以封建贵族的轻蔑口气谈论贸易，但是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有东西要卖，他们的企图是反对人们与他们的竞争对手交易。他们谴责廉价，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己想卖出高价。他们买东西时，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他们说希望提高工资，但只支付市场最低价格。他们谴责别人自私自利，但是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哀叹那些花自己的钱的人们自私自利，反对听任他们追求自身利益。他们求诸政府或者“国家”，认为政府有权而且也应该决定我们每个人应支持什么企业。
自由贸易学说反对保护论政策和理论的每一个论点。自由贸易论者认为它全都是虚假的、华而不实的、欺骗性的。自由贸易论者认为它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退一万步说，假设贸易保护论者所有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保护论者也要求由他们决定别人该怎么花钱，不仅如此，别人应当为决策者的利益花钱。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不道德、更堕落的了。
自由贸易论者还否认政府能够或者应该管制人们如何花自己的钱。自由贸易论者明白，政府只不过是一些利益党派，不过是掌控着行政组织的几个人而已。如果人们要求政府来管制工商业，那么他们就需要他们并不具备的智慧。他们并不操心怎么管制工商业。他们只是将“渠道”向有利于他们和他们朋友的方向扭转。这么做腐化了政府机构，并在我们的制度下延续了所有过去的特权——那些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利用这些特权，牺牲别人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利益。
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人们如果用自己的方式运用其劳动和资本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正如俗话所说：“呆在自己家中的傻瓜要比在别人家中的智者聪明”——比智者都聪明，那么该比政客聪明多少！自由贸易论者还主张，出于事物的本性，如果政府需要用强制的手段驱使一个行业走向原本不会去的某个方向，那么这种强制手段必然是有害的。
自由贸易论者还认为，贸易保护措施是完全错误的，是对自以为能够从中获益的人们的欺骗，因为贸易保护措施降低了人们的自立和勤奋，并把他们的生意置于一种恶劣环境之下。这种环境违背事物的本性，是我们无法预见也不能用经营技巧来抵御的。另外，它还将生意置于一种忽冷忽热打摆子的状态，除非被施以新的刺激因素，否则最终将落至萧条衰退的状态。因此，他们认为甚至那些被保护的行业离了保护也会好得多。
对GDP的另一种批评
李子旸
很多人批评GDP（国内生产总值），认为这个指标意义不大。他们说，追求GDP增长是物欲横流的产物，是看重物质而忽略精神，看重财富而忽略文明。还有人把许多社会弊端都归因于人们一心追求GDP的增长。他们说，不应该把GDP增长作为目标。经济增长没那么重要。他们提出许多替代的发展指标，比如人均寿命、幸福指数之类。他们认为这些指标比代表着经济增长的GDP要全面得多。
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比那些替代指标重要得多。经济增长不仅带来财富的增加，还是道德进步和人性健全的前提。经济增长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帮助许多人避免悲惨的处境，是人道和文明的基础。实际上，对许多社会问题来说，经济增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即使在那些存在严重结构问题的社会中，经济增长也在缓解而不是加重社会问题。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的人并不理解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他们对社会的理解非常肤浅。
我不打算对这种无聊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反正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我没见到哪一个反对经济增长的人反对自己财富的增长。
不过，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对GDP进行批评。经济增长是值得追求的，但GDP这个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时，有很严重的缺陷，导致许多错误的公共政策。
GDP的含义是某国某个时间段内最终消费品和劳务的总值。这种计算生产的办法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生产的中间过程都被忽略不计了。因此，GDP并不能反映经济的全貌。GDP完全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概念。
生产是分为许多阶段的。最初是伐木，然后原木变成纸浆，造纸厂把纸浆造成纸张，纸张运到印刷厂，印刷厂生产出图书。GDP将只统计最终的图书的产值，而把原木、纸浆、纸张等等中间产品都忽略不计。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忽略很有道理。最终的产品——图书的产值已经包含了所有中间产品的产值。如果再计算中间产品的价值，那是重复计算。但从衡量、把握经济体真是状况的角度来说，这种忽略问题很大。这种忽略严重扭曲了经济体的真实状态。
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易可以分为两种，购买消费品和购买投资品，投资品也就是生产的各种中间产品。前者被称为消费，后者被称为投资。GDP只计算最终的消费品和劳务，而大大忽略了投资，于是，头脑简单的人就以为，消费活动是经济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在正常的经济体中，都是生产活动占更大的份额。
有学者提出了包括了中间产品的指标，那就是国内总支出GDE，GDE大致上是中间产品总值加上GDP，这才是对整体经济的真实反映。
以美国为例，按照GDP的计算办法，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二左右。可是，如果按照GDE统计，个人消费仅占三分之一。这样一来，生产对于社会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如果经济不景气，GDP和GDE都会下降，但是按照GDE的角度，恢复经济，首先要恢复生产，而不是刺激消费，因为生产占据了总值的大部分。
在GDP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思路下，人们认为，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来说，消费比投资重要得多。于是，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就会有人呼吁大家增加消费，甚至呼吁人们故意浪费。这种主张非常荒谬，但从GDP的角度来看，倒也逻辑一致。如果你用消费品总值来衡量经济增长，那么，增加消费自然就是在推动经济增长。
GDP的另一个尤为可憎的之处在于，它把政府的支出也包括进来。人们就因此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就会推动经济增长。相反，如果政府省钱，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这当然是标准的胡说八道。
为了建立和维持多阶段生产，人们必须投资购买各种中间产品，并因此减少消费品的支出。钱就那么多，买了这个，就不能买那个了。人们的收入，无非用于两个方面，或用于当下的消费，或用于购买投资品（储蓄是让别人去购买投资品）。这两种支出并无优劣高下之分，都是生产所需要的。无人消费，生产就难以为继；而无人投资，生产同样无法进行。
想要得到精美的图书吗？那就必须投资建造复杂的造纸设备和印刷设备，这些都不是消费品，都是投资品。对这些机器设备的投资，都不能反映到GDP中。但这些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对GDE的初步研究，揭示出许多重要的规律。
一、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生产结构不断延长的过程。反映在数据上，同一个经济增长的时间段内，投资品的增幅远远大于GDP的增幅。生产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仅看GDP是看不出这种趋势的。
二、投资品的变化幅度比GDP的变化幅度大很多。商业周期的过程通过投资品的变化看得格外清楚。对货币量的变化，投资品也比GDP要灵敏得多。
三、经济衰退期，投资品的下降幅度大于GDP，并且率先下降。同样，在经济恢复期，投资品的恢复幅度也是大于GDP，也是率先恢复的。也就是说，经济衰退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而经济恢复，也首先是生产有了回复，然后才能带动消费的恢复。生产是消费的原因，而不是如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的那样，消费带动生产。
微观的角度同样会证明这一点。个人的消费水平不是由什么信心、愿望等乱七八糟的因素决定的，个人的消费水平是由其收入水平——也就是生产能力决定的。如果收入没有增长，虽然可以依靠信用卡或者借贷暂时痛快地消费一把，但账单就在不远处等着你。正常人是不会这样过日子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在不远的将来引起更大的麻烦。只有个人收入增加了，相应增加的消费才是坚实的，才是可持续的。
这个道理对政府同样适用。政府相信胡乱花钱可以带动经济，就像个人相信拥有信用卡就可以提升消费水平一样可笑。政府不致力于发展生产，创造有利于公民经营的环境，而是带头乱花钱，唯一的结果就是给纳税人留下巨额债务，或者通货膨胀。相信这种巨额债务和通货膨胀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正是GDP这个片面的指标带给人们的错觉。
大肆消费，当然会在短期内促进饭馆、酒吧、百货商场等地方的收入，但再多的消费也不可能促成基础电信、高速公路、设施完备的街道。这些只能依靠投资来建设，而这些投资来自于社会成员节制个人消费以后的储蓄。只有这些基础设施逐渐完备，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持续。
当你看到一个地方，街道破烂，公共设施匮乏，连自来水都不合格，却有着豪华酒店和其他高档的消费场所，你就可以知道，该地的主政者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凯恩斯主义。如果统计GDP的话，那个地方可能并不落后。但可以断言，这种地方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要不了几年，或者外来资金一旦断流，该地就会立刻陷入萧条。
解决这种萧条的唯一办法是老老实实地发展生产。但一定会有人认为，萧条的原因是人们不再大肆消费了。这正是现在每天充斥在各种媒体上的胡说八道。
李子旸
很多人批评GDP（国内生产总值），认为这个指标意义不大。他们说，追求GDP增长是物欲横流的产物，是看重物质而忽略精神，看重财富而忽略文明。还有人把许多社会弊端都归因于人们一心追求GDP的增长。他们说，不应该把GDP增长作为目标。经济增长没那么重要。他们提出许多替代的发展指标，比如人均寿命、幸福指数之类。他们认为这些指标比代表着经济增长的GDP要全面得多。
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比那些替代指标重要得多。经济增长不仅带来财富的增加，还是道德进步和人性健全的前提。经济增长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帮助许多人避免悲惨的处境，是人道和文明的基础。实际上，对许多社会问题来说，经济增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即使在那些存在严重结构问题的社会中，经济增长也在缓解而不是加重社会问题。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的人并不理解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他们对社会的理解非常肤浅。
我不打算对这种无聊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反正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我没见到哪一个反对经济增长的人反对自己财富的增长。
不过，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对GDP进行批评。经济增长是值得追求的，但GDP这个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时，有很严重的缺陷，导致许多错误的公共政策。
GDP的含义是某国某个时间段内最终消费品和劳务的总值。这种计算生产的办法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生产的中间过程都被忽略不计了。因此，GDP并不能反映经济的全貌。GDP完全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概念。
生产是分为许多阶段的。最初是伐木，然后原木变成纸浆，造纸厂把纸浆造成纸张，纸张运到印刷厂，印刷厂生产出图书。GDP将只统计最终的图书的产值，而把原木、纸浆、纸张等等中间产品都忽略不计。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忽略很有道理。最终的产品——图书的产值已经包含了所有中间产品的产值。如果再计算中间产品的价值，那是重复计算。但从衡量、把握经济体真是状况的角度来说，这种忽略问题很大。这种忽略严重扭曲了经济体的真实状态。
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易可以分为两种，购买消费品和购买投资品，投资品也就是生产的各种中间产品。前者被称为消费，后者被称为投资。GDP只计算最终的消费品和劳务，而大大忽略了投资，于是，头脑简单的人就以为，消费活动是经济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在正常的经济体中，都是生产活动占更大的份额。
有学者提出了包括了中间产品的指标，那就是国内总支出GDE，GDE大致上是中间产品总值加上GDP，这才是对整体经济的真实反映。
以美国为例，按照GDP的计算办法，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二左右。可是，如果按照GDE统计，个人消费仅占三分之一。这样一来，生产对于社会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如果经济不景气，GDP和GDE都会下降，但是按照GDE的角度，恢复经济，首先要恢复生产，而不是刺激消费，因为生产占据了总值的大部分。
在GDP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思路下，人们认为，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来说，消费比投资重要得多。于是，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就会有人呼吁大家增加消费，甚至呼吁人们故意浪费。这种主张非常荒谬，但从GDP的角度来看，倒也逻辑一致。如果你用消费品总值来衡量经济增长，那么，增加消费自然就是在推动经济增长。
GDP的另一个尤为可憎的之处在于，它把政府的支出也包括进来。人们就因此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就会推动经济增长。相反，如果政府省钱，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这当然是标准的胡说八道。
为了建立和维持多阶段生产，人们必须投资购买各种中间产品，并因此减少消费品的支出。钱就那么多，买了这个，就不能买那个了。人们的收入，无非用于两个方面，或用于当下的消费，或用于购买投资品（储蓄是让别人去购买投资品）。这两种支出并无优劣高下之分，都是生产所需要的。无人消费，生产就难以为继；而无人投资，生产同样无法进行。
想要得到精美的图书吗？那就必须投资建造复杂的造纸设备和印刷设备，这些都不是消费品，都是投资品。对这些机器设备的投资，都不能反映到GDP中。但这些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对GDE的初步研究，揭示出许多重要的规律。
一、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生产结构不断延长的过程。反映在数据上，同一个经济增长的时间段内，投资品的增幅远远大于GDP的增幅。生产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仅看GDP是看不出这种趋势的。
二、投资品的变化幅度比GDP的变化幅度大很多。商业周期的过程通过投资品的变化看得格外清楚。对货币量的变化，投资品也比GDP要灵敏得多。
三、经济衰退期，投资品的下降幅度大于GDP，并且率先下降。同样，在经济恢复期，投资品的恢复幅度也是大于GDP，也是率先恢复的。也就是说，经济衰退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而经济恢复，也首先是生产有了回复，然后才能带动消费的恢复。生产是消费的原因，而不是如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的那样，消费带动生产。
微观的角度同样会证明这一点。个人的消费水平不是由什么信心、愿望等乱七八糟的因素决定的，个人的消费水平是由其收入水平——也就是生产能力决定的。如果收入没有增长，虽然可以依靠信用卡或者借贷暂时痛快地消费一把，但账单就在不远处等着你。正常人是不会这样过日子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在不远的将来引起更大的麻烦。只有个人收入增加了，相应增加的消费才是坚实的，才是可持续的。
这个道理对政府同样适用。政府相信胡乱花钱可以带动经济，就像个人相信拥有信用卡就可以提升消费水平一样可笑。政府不致力于发展生产，创造有利于公民经营的环境，而是带头乱花钱，唯一的结果就是给纳税人留下巨额债务，或者通货膨胀。相信这种巨额债务和通货膨胀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正是GDP这个片面的指标带给人们的错觉。
大肆消费，当然会在短期内促进饭馆、酒吧、百货商场等地方的收入，但再多的消费也不可能促成基础电信、高速公路、设施完备的街道。这些只能依靠投资来建设，而这些投资来自于社会成员节制个人消费以后的储蓄。只有这些基础设施逐渐完备，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持续。
当你看到一个地方，街道破烂，公共设施匮乏，连自来水都不合格，却有着豪华酒店和其他高档的消费场所，你就可以知道，该地的主政者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凯恩斯主义。如果统计GDP的话，那个地方可能并不落后。但可以断言，这种地方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要不了几年，或者外来资金一旦断流，该地就会立刻陷入萧条。
解决这种萧条的唯一办法是老老实实地发展生产。但一定会有人认为，萧条的原因是人们不再大肆消费了。这正是现在每天充斥在各种媒体上的胡说八道。
财产权的道德意义（书评）
李子旸
财产权，是指人们对财产占有、转让、享用其收益的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那就意味着不容侵犯，意味着人们甚至可以用暴力来保卫它。换句话说，在财产权面临威胁时，人们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当然，在非紧急状态下，暴力是由国家机器来代为实施的。
财产权应该享有这种地位吗？应该允许人们使用暴力来保卫财产权吗？财产权真的那么重要吗？对这些问题，一般有两种回答。
一种回答是，财产权是不正当的。法国的普鲁东说得最为典型，他的观点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财产权就是盗窃。他们认为，用暴力维护财产权就等于用暴力去掠夺他人。财产权就是富人和权贵阶层用来维护既得利益、并继续剥削穷人的工具，是平等和正义的敌人。因此，必须设法遏制财产权，至少要削弱。
显然，这种观点就是左翼社会主义思想。从纳粹到民主社会主义，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多种多样、互不认同，但对私人财产权的否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另一种回答来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都主张财产权，认为财产权是社会存续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到了二十世纪，经济学的新发展进一步论证了财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意义。在这方面，科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学派创见尤深。他们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深刻论证了财产权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否定削弱财产权以后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失。
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主张建立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宪政社会。他们赞美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福利国家等等集体主义制度。
看起来这两种意见一正一反，正好提供了对立双方的观点，但实际上其中有不均衡的地方。那就是，反对财产权的人把自己的反对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制度，是在实现正义。但赞成财产权的经济学家则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他们一般并不直接谈论道德和正义。实际上，他们相信，更高的效率就意味着更好的道德。“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同舟共济看起来温情脉脉，但由于物质的匮乏，必然有着太多由艰难取舍造成的悲剧。
但毕竟经济学家放弃了对道德、正义的直接诉求。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对财产权的态度是功利主义的。他们把财产权作为其他目的的工具。他们经常采用的论证方法是，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从效率的角度，用经济学的知识指出最优的途径，比如：你要快速的经济发展吗？那就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你要人民更高的生活水平吗？那就不要破坏财产权，让他们自由经营。
问题在于，这些目标，比如经济发展，看似天经地义，无人会公开反对，但人们内心真正的目标也许并非如此，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而已。比如，在独裁者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父子天下代代传。更有一种独裁者，奉行“哪怕我死以后洪水滔天”。他们很愿意牺牲社会来换取这些可耻的目标。任期有限的官员，更关心任内的情况，完全有动机以牺牲未来换取当下的短期繁荣。公众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愿意牺牲经济发展，比如为了得到更多的平等，或至少让那些他嫉妒不已的富人变穷。敬畏自然的环保主义者则可能主张贫穷才能“减少对地球母亲的伤害”。
如果经济学家设定的目标不为人们所接受，他们的所有知识自然也就归于无用。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学家放弃了对道德正义的直接诉求，于是就不经抵抗地让集体主义者占据了道德高地。结果，人们对经济学家设定的那些目标只能满腹狐疑，不愿意接受。公众之所以不信任经济学，这方面的因素相当重要。这种不信任其实表明了公众对于道德正义的内在追求。这当然是好事。
那么，除了效率，还能拿什么来为财产权辩护呢？或者说，财产权有没有道德上的基础呢？坚持财产权有没有道德意义呢？是否符合正义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在于人的本质。人，作为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发现人不同于动物或者无生命物体的本质。人只要运用理性，就会发现两个无可改变的事实：一、人总要通过有目的的行为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资源总是不足的，或者说，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否定这种本质的人不应该参加辩论。他应该立刻去死。如果他试图参加辩论，就已经表明了他对人类本质的承认。
康德在论述正义原则时指出，所有的正义原则都必须是普遍原则，必须能毫无例外地有效用于所有人。
这条正义的基本原则首先永远地把奴隶制排除在正义的范围之外。许多适用于奴隶主的原则都不能适用于奴隶。
正义原则也排除了集体所有制。因为在彻底的集体所有制下，一个人使用自己的身体都要征求别人的同意。这样的制度只能导致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毁灭。这就违背了人的本质。
如果奴隶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非正义的话，那么唯一的正义原则就是人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这被称为自有权。然后，当人们运用自己的身体在自然界活动的时候，面对稀缺的资源，唯一合乎正义的分配方式只能是先用先得原则。只要某物是无主的，第一个占有并有效开发它的人就是它的所有者。这被称为先用先得权。如果否定了这个权利，就只能接受某种人为分配原则。那时，就必然出现分配者和被分配者两种人。适用于所有人的正义原则不再存在，社会走向了非正义。
只要承认了自有权和先用先得权，就不难推导出整个财产权体系。这种对财产权来源的揭示，从一开始就把财产权和道德正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财产权完全符合道德和正义。实际上甚至可以说，财产权是道德和正义面对稀缺资源时的唯一实现方式。这就是财产权的道德意义。
经济学和追求道德正义的政治哲学通过财产权这一点取得了内在的深刻一致。而仅仅追求效率的经济学则和政治哲学互不相关。经济学家一般既不熟悉也不关心政治哲学。经济学也因此失去了道德和正义基础，并从根本上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是由来已久和一以贯之的。这种追求建立在人们自然而然的社会心理中。相反，对效率的追求却离不开刻意的计算、分析和统计。二十世纪，经济学出现了重大的倒退，并导致了自由的大衰落，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再现了十九世纪以前的野蛮和专制。之所以会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和接受了某种错误的经济分析和计算。而要求人们在这方面永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可见，经济学和自由社会如果建立在效率上，就无异于把基础建立在公众始终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上——但即使是经济学家，敢说自己的知识一定正确吗？自由如果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等于是沙滩上的大厦。
真正持久的自由基础，必定要建立在深刻的道德和正义基础之上，并因此为人们提供坚实可靠的信仰。几乎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道德正义直接诉求的放弃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后果。在重振自由的今天，必须把经济学的基础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基础上。对财产权道德意义的论述在重建经济学基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经济学家要在这个道德意义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财产权和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整个自由社会。
《自由的伦理》，罗斯巴德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李子旸
财产权，是指人们对财产占有、转让、享用其收益的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那就意味着不容侵犯，意味着人们甚至可以用暴力来保卫它。换句话说，在财产权面临威胁时，人们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当然，在非紧急状态下，暴力是由国家机器来代为实施的。
财产权应该享有这种地位吗？应该允许人们使用暴力来保卫财产权吗？财产权真的那么重要吗？对这些问题，一般有两种回答。
一种回答是，财产权是不正当的。法国的普鲁东说得最为典型，他的观点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财产权就是盗窃。他们认为，用暴力维护财产权就等于用暴力去掠夺他人。财产权就是富人和权贵阶层用来维护既得利益、并继续剥削穷人的工具，是平等和正义的敌人。因此，必须设法遏制财产权，至少要削弱。
显然，这种观点就是左翼社会主义思想。从纳粹到民主社会主义，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多种多样、互不认同，但对私人财产权的否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另一种回答来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都主张财产权，认为财产权是社会存续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到了二十世纪，经济学的新发展进一步论证了财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意义。在这方面，科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学派创见尤深。他们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深刻论证了财产权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否定削弱财产权以后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失。
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主张建立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宪政社会。他们赞美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福利国家等等集体主义制度。
看起来这两种意见一正一反，正好提供了对立双方的观点，但实际上其中有不均衡的地方。那就是，反对财产权的人把自己的反对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制度，是在实现正义。但赞成财产权的经济学家则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他们一般并不直接谈论道德和正义。实际上，他们相信，更高的效率就意味着更好的道德。“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同舟共济看起来温情脉脉，但由于物质的匮乏，必然有着太多由艰难取舍造成的悲剧。
但毕竟经济学家放弃了对道德、正义的直接诉求。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对财产权的态度是功利主义的。他们把财产权作为其他目的的工具。他们经常采用的论证方法是，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从效率的角度，用经济学的知识指出最优的途径，比如：你要快速的经济发展吗？那就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你要人民更高的生活水平吗？那就不要破坏财产权，让他们自由经营。
问题在于，这些目标，比如经济发展，看似天经地义，无人会公开反对，但人们内心真正的目标也许并非如此，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而已。比如，在独裁者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父子天下代代传。更有一种独裁者，奉行“哪怕我死以后洪水滔天”。他们很愿意牺牲社会来换取这些可耻的目标。任期有限的官员，更关心任内的情况，完全有动机以牺牲未来换取当下的短期繁荣。公众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愿意牺牲经济发展，比如为了得到更多的平等，或至少让那些他嫉妒不已的富人变穷。敬畏自然的环保主义者则可能主张贫穷才能“减少对地球母亲的伤害”。
如果经济学家设定的目标不为人们所接受，他们的所有知识自然也就归于无用。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学家放弃了对道德正义的直接诉求，于是就不经抵抗地让集体主义者占据了道德高地。结果，人们对经济学家设定的那些目标只能满腹狐疑，不愿意接受。公众之所以不信任经济学，这方面的因素相当重要。这种不信任其实表明了公众对于道德正义的内在追求。这当然是好事。
那么，除了效率，还能拿什么来为财产权辩护呢？或者说，财产权有没有道德上的基础呢？坚持财产权有没有道德意义呢？是否符合正义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在于人的本质。人，作为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发现人不同于动物或者无生命物体的本质。人只要运用理性，就会发现两个无可改变的事实：一、人总要通过有目的的行为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资源总是不足的，或者说，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否定这种本质的人不应该参加辩论。他应该立刻去死。如果他试图参加辩论，就已经表明了他对人类本质的承认。
康德在论述正义原则时指出，所有的正义原则都必须是普遍原则，必须能毫无例外地有效用于所有人。
这条正义的基本原则首先永远地把奴隶制排除在正义的范围之外。许多适用于奴隶主的原则都不能适用于奴隶。
正义原则也排除了集体所有制。因为在彻底的集体所有制下，一个人使用自己的身体都要征求别人的同意。这样的制度只能导致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毁灭。这就违背了人的本质。
如果奴隶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非正义的话，那么唯一的正义原则就是人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这被称为自有权。然后，当人们运用自己的身体在自然界活动的时候，面对稀缺的资源，唯一合乎正义的分配方式只能是先用先得原则。只要某物是无主的，第一个占有并有效开发它的人就是它的所有者。这被称为先用先得权。如果否定了这个权利，就只能接受某种人为分配原则。那时，就必然出现分配者和被分配者两种人。适用于所有人的正义原则不再存在，社会走向了非正义。
只要承认了自有权和先用先得权，就不难推导出整个财产权体系。这种对财产权来源的揭示，从一开始就把财产权和道德正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财产权完全符合道德和正义。实际上甚至可以说，财产权是道德和正义面对稀缺资源时的唯一实现方式。这就是财产权的道德意义。
经济学和追求道德正义的政治哲学通过财产权这一点取得了内在的深刻一致。而仅仅追求效率的经济学则和政治哲学互不相关。经济学家一般既不熟悉也不关心政治哲学。经济学也因此失去了道德和正义基础，并从根本上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人们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是由来已久和一以贯之的。这种追求建立在人们自然而然的社会心理中。相反，对效率的追求却离不开刻意的计算、分析和统计。二十世纪，经济学出现了重大的倒退，并导致了自由的大衰落，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再现了十九世纪以前的野蛮和专制。之所以会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和接受了某种错误的经济分析和计算。而要求人们在这方面永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可见，经济学和自由社会如果建立在效率上，就无异于把基础建立在公众始终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上——但即使是经济学家，敢说自己的知识一定正确吗？自由如果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等于是沙滩上的大厦。
真正持久的自由基础，必定要建立在深刻的道德和正义基础之上，并因此为人们提供坚实可靠的信仰。几乎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道德正义直接诉求的放弃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后果。在重振自由的今天，必须把经济学的基础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基础上。对财产权道德意义的论述在重建经济学基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经济学家要在这个道德意义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财产权和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整个自由社会。
《自由的伦理》，罗斯巴德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慈善业的商品、供给方和需求方
辉格
慈善事业中，谁是供方？谁是需方？基于直觉的回答显然是：既然施主（捐赠者）提供了某些东西，而苦主（受助者）获得了它们，那么前者自然是供方，后者便是需方，难道还会有错？然而，如果我们坚持以经济学的方式来使用这两个词，上述答案显然是错误的：苦主的确获得了些东西，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对价呢？不支付对价的一方，怎么会是需求方呢？并且，在慈善行为中，施主常常只付出金钱，而在任何交易中，付出金钱的那一方不总是被视为需求方吗？
去年大地震之后，我在《善款买的是什么？》中谈到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慈善业中，施主才是消费者和需求方，他们以金钱、商品或劳动等形式付出了代价，换得某些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并从中得到满足，这和其他消费行为没有截然的差别；正是这些结果而不是捐赠物本身，才是慈善业中被交易的商品；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这些商品由苦主提供，此时他们是供方，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既非供方也非需方，而只是当事第三者。
施主付出代价换来什么呢？有许许多多可能性，也不排除他除了把钱撒出去别无所求的可能，但大致上可以归为几类：
1）内心的慰籍：耳闻目睹此情此景不做点什么我心里过不去。
2）苦主的感激；
3）旁人的尊敬；
4）苦主状态的改善。
这些便是慈善业的商品，对于第一种，供给是自我实现的，捐赠行为本身创造了它的供给，第二种，供方是苦主，第三种，供方是旁人，但旁人的尊敬有时需要以苦主状态之改善为前提，而不是在捐赠之时立即交付，此时（4）便成为（3）的中间产品或半成品。
第四种商品的交付最为复杂，常常涉及到迂回生产，而供方也各有不同，而且一旦涉及迂回生产，交易就有落空的可能；假如我看到某孩子每天走路上学很辛苦，就送给他一部脚踏车，如果他此后每天骑车上学，交易便成功了，我付出的对价买到了我要的结果，如果他把车卖了钱去打老虎机，交易便告落空。
更多时候，第四类商品由专业慈善工作者或慈善机构供给，他们作为慈善业的生产者，向施主们提供商品清单和价目表：你只需付出多少钱，就可以让一个山区穷孩子免于失学，或者让一个西藏老人摆脱白内障；他们拿了施主的预付款后，就去生产“免于失学”和“摆脱白内障”这些商品；当然，慈善业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许多生产者或他们雇员，同时也是消费者（即施主），他们以义务劳动为对价购买了其所生产商品的一部分。
厘清了慈善事业中的商品、需方、供方和生产者，我们便可更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好的慈善，什么是坏的慈善，当然，这个好坏判断是基于我个人的价值观，但我相信，一旦辨明之后，许多人会做出与我相同的价值判断。
依我看，好的慈善，必须以苦主状态之改善为终极目标，这意味着，任何慈善消费，所消费之商品，要么本身就是商品（4），要么是以商品（4）为必须原料之制成品；但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条件却并非总是被满足，慰籍、感激、尊敬、荣誉，常常被过早支付，事后又缺乏核实，这时候，商品（4）往往被其赝品所替换，那就是商品（5）：
5）苦难状态的存在和展示。
当我们向地铁口的残疾人抛出硬币时，我们本想购买的是他的处境改善，可因为缺乏核实手段，我们实际上购买的却是他的残疾，有了我们的需求，黑帮就会创造大量的残疾供给；可悲的是，整个现代慈善事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从慈善组织特别是那些官僚化国际机构的宣传中，我们很少听到他们工作的结果，相反，充斥视听的都是苦难的情景，这些对唤起同情心当然是必要的，但并不能成为付钱的真正理由。
正是交易标的和交易关系的混淆，慈善行为实际上正在制造苦难：被挑断脚筋甚至挖去双眼的孩子们，被非洲和朝鲜暴君用来讹诈援助金的数百万饥民，被哈马斯用来换取欧元的道具尸体……
导致坏慈善的另一种扭曲，是买方误认，感激、尊敬和荣誉，作为慈善业的最终产品，本该交付给它们的买家——施主，现实中却常常被错付给了慈善业的生产者——募捐者、慈善组织和他们的雇员（当然，义工理应获得一份），无异于厨师偷吃了鸡肉，把汤水留给了他们的主顾。
这种扭曲，在政府介入时，就变得尤为严重，各国官方、半官方和联合国援助机构的官员们，拿着极高的薪水和津贴，用的是各国纳税人的钱，常常把援助轻易交给小暴君们，却很少拿得出受助者处境改善的证据，而与此同时，荣誉从来没有交付纳税人——连汤水也喝不到，他们自己却不仅名利双收，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那些负担了大部分税款的富人贪婪和吸血。
辉格
慈善事业中，谁是供方？谁是需方？基于直觉的回答显然是：既然施主（捐赠者）提供了某些东西，而苦主（受助者）获得了它们，那么前者自然是供方，后者便是需方，难道还会有错？然而，如果我们坚持以经济学的方式来使用这两个词，上述答案显然是错误的：苦主的确获得了些东西，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对价呢？不支付对价的一方，怎么会是需求方呢？并且，在慈善行为中，施主常常只付出金钱，而在任何交易中，付出金钱的那一方不总是被视为需求方吗？
去年大地震之后，我在《善款买的是什么？》中谈到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慈善业中，施主才是消费者和需求方，他们以金钱、商品或劳动等形式付出了代价，换得某些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并从中得到满足，这和其他消费行为没有截然的差别；正是这些结果而不是捐赠物本身，才是慈善业中被交易的商品；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这些商品由苦主提供，此时他们是供方，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既非供方也非需方，而只是当事第三者。
施主付出代价换来什么呢？有许许多多可能性，也不排除他除了把钱撒出去别无所求的可能，但大致上可以归为几类：
1）内心的慰籍：耳闻目睹此情此景不做点什么我心里过不去。
2）苦主的感激；
3）旁人的尊敬；
4）苦主状态的改善。
这些便是慈善业的商品，对于第一种，供给是自我实现的，捐赠行为本身创造了它的供给，第二种，供方是苦主，第三种，供方是旁人，但旁人的尊敬有时需要以苦主状态之改善为前提，而不是在捐赠之时立即交付，此时（4）便成为（3）的中间产品或半成品。
第四种商品的交付最为复杂，常常涉及到迂回生产，而供方也各有不同，而且一旦涉及迂回生产，交易就有落空的可能；假如我看到某孩子每天走路上学很辛苦，就送给他一部脚踏车，如果他此后每天骑车上学，交易便成功了，我付出的对价买到了我要的结果，如果他把车卖了钱去打老虎机，交易便告落空。
更多时候，第四类商品由专业慈善工作者或慈善机构供给，他们作为慈善业的生产者，向施主们提供商品清单和价目表：你只需付出多少钱，就可以让一个山区穷孩子免于失学，或者让一个西藏老人摆脱白内障；他们拿了施主的预付款后，就去生产“免于失学”和“摆脱白内障”这些商品；当然，慈善业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许多生产者或他们雇员，同时也是消费者（即施主），他们以义务劳动为对价购买了其所生产商品的一部分。
厘清了慈善事业中的商品、需方、供方和生产者，我们便可更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好的慈善，什么是坏的慈善，当然，这个好坏判断是基于我个人的价值观，但我相信，一旦辨明之后，许多人会做出与我相同的价值判断。
依我看，好的慈善，必须以苦主状态之改善为终极目标，这意味着，任何慈善消费，所消费之商品，要么本身就是商品（4），要么是以商品（4）为必须原料之制成品；但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条件却并非总是被满足，慰籍、感激、尊敬、荣誉，常常被过早支付，事后又缺乏核实，这时候，商品（4）往往被其赝品所替换，那就是商品（5）：
5）苦难状态的存在和展示。
当我们向地铁口的残疾人抛出硬币时，我们本想购买的是他的处境改善，可因为缺乏核实手段，我们实际上购买的却是他的残疾，有了我们的需求，黑帮就会创造大量的残疾供给；可悲的是，整个现代慈善事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从慈善组织特别是那些官僚化国际机构的宣传中，我们很少听到他们工作的结果，相反，充斥视听的都是苦难的情景，这些对唤起同情心当然是必要的，但并不能成为付钱的真正理由。
正是交易标的和交易关系的混淆，慈善行为实际上正在制造苦难：被挑断脚筋甚至挖去双眼的孩子们，被非洲和朝鲜暴君用来讹诈援助金的数百万饥民，被哈马斯用来换取欧元的道具尸体……
导致坏慈善的另一种扭曲，是买方误认，感激、尊敬和荣誉，作为慈善业的最终产品，本该交付给它们的买家——施主，现实中却常常被错付给了慈善业的生产者——募捐者、慈善组织和他们的雇员（当然，义工理应获得一份），无异于厨师偷吃了鸡肉，把汤水留给了他们的主顾。
这种扭曲，在政府介入时，就变得尤为严重，各国官方、半官方和联合国援助机构的官员们，拿着极高的薪水和津贴，用的是各国纳税人的钱，常常把援助轻易交给小暴君们，却很少拿得出受助者处境改善的证据，而与此同时，荣誉从来没有交付纳税人——连汤水也喝不到，他们自己却不仅名利双收，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那些负担了大部分税款的富人贪婪和吸血。
[五常问答室]民主是导致香港经济前途困难的一个原因
张五常
香港今后的前途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它们的政治体系正在向民主投票那方面走。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民主投票，而是肯定地认为，如果民主投票没有一个上佳宪法的维护，会带来不少困难。
美国的民主政制曾经有百多年的光辉日子。我认为这难得的成就是源于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说来也奇怪，当年美国总统杰弗逊起草宪法时竟然忘记了把权利法案放进去。后来还是当时的前总统华盛顿在欧洲知道，立刻提醒，权利法案于是补加。
权利法案的主要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包括产权，要有清楚的界定及保障。这是说，票不可以乱投，因为投票可以剥夺他人的权利。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什么事项可以通过民主投票决定，什么不可以，是重要的学问。可惜之后的数十年，因为不同阐释的演进，权利法案的功能是被削弱了。好些半个世纪前在美国不能投票的事项今天可以。
没有明确权利法案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法，民主投票我是反对的。这是因为投票会导致分饼仔的效果，把某甲的权利转移到某乙那方面去。以香港为例，虽然今天还没有普选，但那所谓功能组别的议员取舍，有如下的大问题。你问一个议员他是代表着哪些人，他立刻答得出。你问他是否要争取这些人的利益，他会答当然是。很不幸，这是说他是一个争饼仔的代表了。如果民主有明确的权利法案的保障，这种代表不会存在。
重要的科斯定律说，清楚的权利界定及维护是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民主投票，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权利法案执行与维护，市场的运作一定会受到损害。弗里德曼曾经对我说，宪法是一回事，怎样履行是另一回事。他说，拉丁美洲的国家把美国的宪法搬字过纸，但搞得一团糟。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亚洲的国家推行民主政制，效果一般是令人尴尬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极力反对中国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这绝对不是因为我赞成独裁，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北京是一个独裁政制。我没有跟进中国的政治体系，就是今天也不大清楚。我当时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一定不会有好效果。
香港前途的另一个大困难，下次再谈。
张五常
香港今后的前途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它们的政治体系正在向民主投票那方面走。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民主投票，而是肯定地认为，如果民主投票没有一个上佳宪法的维护，会带来不少困难。
美国的民主政制曾经有百多年的光辉日子。我认为这难得的成就是源于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说来也奇怪，当年美国总统杰弗逊起草宪法时竟然忘记了把权利法案放进去。后来还是当时的前总统华盛顿在欧洲知道，立刻提醒，权利法案于是补加。
权利法案的主要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包括产权，要有清楚的界定及保障。这是说，票不可以乱投，因为投票可以剥夺他人的权利。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什么事项可以通过民主投票决定，什么不可以，是重要的学问。可惜之后的数十年，因为不同阐释的演进，权利法案的功能是被削弱了。好些半个世纪前在美国不能投票的事项今天可以。
没有明确权利法案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法，民主投票我是反对的。这是因为投票会导致分饼仔的效果，把某甲的权利转移到某乙那方面去。以香港为例，虽然今天还没有普选，但那所谓功能组别的议员取舍，有如下的大问题。你问一个议员他是代表着哪些人，他立刻答得出。你问他是否要争取这些人的利益，他会答当然是。很不幸，这是说他是一个争饼仔的代表了。如果民主有明确的权利法案的保障，这种代表不会存在。
重要的科斯定律说，清楚的权利界定及维护是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民主投票，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权利法案执行与维护，市场的运作一定会受到损害。弗里德曼曾经对我说，宪法是一回事，怎样履行是另一回事。他说，拉丁美洲的国家把美国的宪法搬字过纸，但搞得一团糟。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亚洲的国家推行民主政制，效果一般是令人尴尬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极力反对中国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这绝对不是因为我赞成独裁，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北京是一个独裁政制。我没有跟进中国的政治体系，就是今天也不大清楚。我当时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一定不会有好效果。
香港前途的另一个大困难，下次再谈。
通胀何害？
张五常
前文论及，通货膨胀含意着物价上升，但物价上升不一定含意着通货膨胀。这里先谈说过的。货币的用途是协助市场贸易及协助财富累积。这是说货币的主要用途是作为一个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不应该牵涉到其它方面去。如果有通胀或通缩的物价变动——不是前文提到的一次过的变动——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功能一定会受到影响。货币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通胀或通缩会扰乱货币的运作，使交易费用增加，严重的扰乱可以是灾难。昔日国民党在大陆时的经验，是市场拒用信不过的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国家货币，转为使用港元、美元、黄金白银，甚至以物品换物品的途径成交。这是悲剧。
无锚货币（fiat money）是指货币没有用上一些有价值的实物作为货币的本位。这制度今天盛行，很头痛，因为要频频调控货币的发行量，经验说很难持久地调控得恰当。我多次建议采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此法也，今天的一些先进国家不容易改用。中国可以，为什么不采用我不知道。
在无锚制度下，调控货币量的困难是愈来愈严重了。有三个相关的原因。其一是在无锚制度下，今天没有谁可以肯定货币量要怎样算才对！其二是地球一体化，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大量外流，其行踪与用场皆无定案，币值可以变幻莫测，对这个国家的物价变动的影响难以捉摸。其三是无锚制度需要的币量调控远甚于有锚的，导致的经济波动需要频频采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管理货币对操控经济的权力于是大升。今天，货币政策再不限于稳定物价，而是涉及经济整体的多方面。货币政策再不限于维护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用场，而是变为经济政策了。权力大升，有谁不喜欢权力呢？我们今天听到的美国联储及中国央行的言论，有理由相信他们忘记了货币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更头痛是从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衡量，传统的货币政策观失灵。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美国的联储局反应快，够狠。我当时给他们的大手放宽银根八个月时间生效，是佛利民的六个月时间表加一点。今天十一个多月过去了，效果使人失望。我不怀疑坚持下去早晚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时间差那么远，佛老如果还健在不知会怎样想。
货币政策一方面要稳定物价，另一方面要调控经济，价格理论的逻辑说是不容易两全其美的。我建议的下锚制度（解释过多次）可以解决这些困难——我也相信有朝一日会被采用。然而，货币政策的权力扩散得那么大，政治游戏变得那么复杂，好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因而改变了，要回头可真不易。希望还在中国。如果北京采用以实物为锚的货币制度，有很大机会带动其它发展中国家跟随，地球一体化会有一个新面目。
上述可视为我要向读者浅谈通胀何害的引言。首先，大家要记着两个不可能错的经济原则。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动，是通过市场引导资源使用的重要法则。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重点，历史的经验说是经济效率不可或缺的，而价格管制——即干预市场的相对价格——是犯了经济运作的大忌。二、市场是为了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而存在，然而，市场的交易还是费用不菲的。物品换物品也是市场，二战时我在广西的农村遇到过，牵涉到的麻烦不难想象。作为计算单位来协助交易的货币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减低交易费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今天的社会，没有货币一定出现灾难。有货币，但有急剧的通胀，也属灾难。通胀是货币本身贬值，处理不当会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物品的相对价格。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近于废除货币的功能。这类通胀在国民党时期的神州出现过好些年，货币品种转来转去，但因为官员腐败怎样也压不住。恶性通胀的基本困难，是市民花钱的速度（velocity）太高，钱一到手就立刻花掉。最严重的情况，是市场无从决定一个可靠的高利率来约束这立刻花钱的行为。到了这一点，货币的功能全废，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会普遍地出现。
佛利民当年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年率对社会的经济有助，但再高就不应该接受了。我同意通缩不妥，因为会减少消费与投资，而工资是易加不易减的。说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有助，不仅是给需求增加一点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给工资的调整多了一点空间。佛老可没有察觉到中国九十年代后期的经验。那时的神州通缩达百分之三，加上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急升，真实的通缩率应达两位数字，而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但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个奇迹的主要解释，是当时中国市场的合约选择——尤其是员工合约——有西方见不到的弹性。走计划经济路线的朱镕基，知道市场可以处理的他一律不管。二○○七年十月读到新《劳动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骂。懂经济的学者不会支持该法，而我骂个不停，是因为认为如果该法严厉执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约选择的约束，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会毁于一旦。
上述含意着一个颇为重要的张氏定律：凡是市场的合约选择较为自由——尤其是生产要素的租用或雇用合约较为自由——通胀或通缩的波幅可以较大而对经济没有明显的不良影响。这定律可以倒转过来：通胀或通缩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是与市场合约的自由度负面联系的。这是价格理论的伸延了。
佛利民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对经济有助，是指美国而言，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及分析，不敢武断。我说过，年多前中国的百分之八的通胀不严重：一则我喜见农产品之价上升是主要的通胀因素，二则我认为原料进口价的大升大跌，不应该算进中国本身的通胀或通缩率。
还有另一点我举棋不定。这就是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某程度的通胀对农民实质收入的增长会高于城市的居民，从而加速收窄这二者的差距。这是因为农民的土地分配大约以人头算，在住房与食品这两方面农民占了甜头，而流动人口的结构含意着的，是通胀会加快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我喜欢为农民说话，但举棋不定，因为通胀过高会给经济整体带来不容易处理的麻烦。我只能说，个人认为，中国应该接受的通胀率，可以安全地比佛利民说的高出两个百分点。这不是说中国应该搞起通胀，而是如果有此需要中国的通胀容忍度可以比美国的高一点。
上文提到的恶性通胀当然不可以接受。但远不及恶性的、百分之十左右的通胀率，有害吗？我不要在这里重复同学们可以在书本读到的答案，而是要申述书本奇怪地忽略了的重要话题。篇幅所限，只能略说。
我认为非恶性但相当高的通胀带来的最大麻烦，是利率的处理。通胀是说货币会随着时间贬值，市场的利息率一定要提升。利息是购买消费或投资的时间提前之价。如果币值随着时间下降，这个价的提升理所当然。但利率要怎样提升才对呢？正确的做法是由市场处理。然而，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个市民借钱的利率一般高于贷款出去或存款于银行的利率。这差距往往相当大，导致市民不愿意或不能以贷款出去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财富，转向以改变消费或投资来保护自己。这改变是违反了有效率资源使用的基本原则。同学们不要忘记，利息是一个价，一个把时间提前之价。通胀无可避免地会影响这个价。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借钱的利率与贷款（或存款）的利率永远相等，通胀为祸不大。但交易费用存在，二者有了不能漠视的分离。通胀率愈高，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交易费用也愈高，借钱与贷款的利率分离跟着愈大。这样，通胀就会导致一种近于价格管制的效果，而又因为有很大的一般性，可以严重地损害了有效率的资源使用。这也是价格理论的伸延。
不让市场调整通胀下的利率，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联储或央行调控利率，属货币政策，头痛问题是增加了的。我说过，美国次贷出事的一个起因，是联储局不断地把利率辘上辘落。不是他们喜欢这样做，而是不知道怎样以有形之手操控利率持久不变。费沙的分析半点不错：利息率与投资的回报率相等是市场均衡的规律。今天国际上的货币政策是把这重要的规律漠视了。
张五常
前文论及，通货膨胀含意着物价上升，但物价上升不一定含意着通货膨胀。这里先谈说过的。货币的用途是协助市场贸易及协助财富累积。这是说货币的主要用途是作为一个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不应该牵涉到其它方面去。如果有通胀或通缩的物价变动——不是前文提到的一次过的变动——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功能一定会受到影响。货币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通胀或通缩会扰乱货币的运作，使交易费用增加，严重的扰乱可以是灾难。昔日国民党在大陆时的经验，是市场拒用信不过的关金、银圆券、金圆券等国家货币，转为使用港元、美元、黄金白银，甚至以物品换物品的途径成交。这是悲剧。
无锚货币（fiat money）是指货币没有用上一些有价值的实物作为货币的本位。这制度今天盛行，很头痛，因为要频频调控货币的发行量，经验说很难持久地调控得恰当。我多次建议采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此法也，今天的一些先进国家不容易改用。中国可以，为什么不采用我不知道。
在无锚制度下，调控货币量的困难是愈来愈严重了。有三个相关的原因。其一是在无锚制度下，今天没有谁可以肯定货币量要怎样算才对！其二是地球一体化，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大量外流，其行踪与用场皆无定案，币值可以变幻莫测，对这个国家的物价变动的影响难以捉摸。其三是无锚制度需要的币量调控远甚于有锚的，导致的经济波动需要频频采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管理货币对操控经济的权力于是大升。今天，货币政策再不限于稳定物价，而是涉及经济整体的多方面。货币政策再不限于维护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用场，而是变为经济政策了。权力大升，有谁不喜欢权力呢？我们今天听到的美国联储及中国央行的言论，有理由相信他们忘记了货币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更头痛是从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衡量，传统的货币政策观失灵。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美国的联储局反应快，够狠。我当时给他们的大手放宽银根八个月时间生效，是佛利民的六个月时间表加一点。今天十一个多月过去了，效果使人失望。我不怀疑坚持下去早晚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时间差那么远，佛老如果还健在不知会怎样想。
货币政策一方面要稳定物价，另一方面要调控经济，价格理论的逻辑说是不容易两全其美的。我建议的下锚制度（解释过多次）可以解决这些困难——我也相信有朝一日会被采用。然而，货币政策的权力扩散得那么大，政治游戏变得那么复杂，好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因而改变了，要回头可真不易。希望还在中国。如果北京采用以实物为锚的货币制度，有很大机会带动其它发展中国家跟随，地球一体化会有一个新面目。
上述可视为我要向读者浅谈通胀何害的引言。首先，大家要记着两个不可能错的经济原则。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动，是通过市场引导资源使用的重要法则。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重点，历史的经验说是经济效率不可或缺的，而价格管制——即干预市场的相对价格——是犯了经济运作的大忌。二、市场是为了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而存在，然而，市场的交易还是费用不菲的。物品换物品也是市场，二战时我在广西的农村遇到过，牵涉到的麻烦不难想象。作为计算单位来协助交易的货币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减低交易费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今天的社会，没有货币一定出现灾难。有货币，但有急剧的通胀，也属灾难。通胀是货币本身贬值，处理不当会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物品的相对价格。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近于废除货币的功能。这类通胀在国民党时期的神州出现过好些年，货币品种转来转去，但因为官员腐败怎样也压不住。恶性通胀的基本困难，是市民花钱的速度（velocity）太高，钱一到手就立刻花掉。最严重的情况，是市场无从决定一个可靠的高利率来约束这立刻花钱的行为。到了这一点，货币的功能全废，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会普遍地出现。
佛利民当年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年率对社会的经济有助，但再高就不应该接受了。我同意通缩不妥，因为会减少消费与投资，而工资是易加不易减的。说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有助，不仅是给需求增加一点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给工资的调整多了一点空间。佛老可没有察觉到中国九十年代后期的经验。那时的神州通缩达百分之三，加上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急升，真实的通缩率应达两位数字，而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但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个奇迹的主要解释，是当时中国市场的合约选择——尤其是员工合约——有西方见不到的弹性。走计划经济路线的朱镕基，知道市场可以处理的他一律不管。二○○七年十月读到新《劳动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骂。懂经济的学者不会支持该法，而我骂个不停，是因为认为如果该法严厉执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约选择的约束，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会毁于一旦。
上述含意着一个颇为重要的张氏定律：凡是市场的合约选择较为自由——尤其是生产要素的租用或雇用合约较为自由——通胀或通缩的波幅可以较大而对经济没有明显的不良影响。这定律可以倒转过来：通胀或通缩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是与市场合约的自由度负面联系的。这是价格理论的伸延了。
佛利民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对经济有助，是指美国而言，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及分析，不敢武断。我说过，年多前中国的百分之八的通胀不严重：一则我喜见农产品之价上升是主要的通胀因素，二则我认为原料进口价的大升大跌，不应该算进中国本身的通胀或通缩率。
还有另一点我举棋不定。这就是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某程度的通胀对农民实质收入的增长会高于城市的居民，从而加速收窄这二者的差距。这是因为农民的土地分配大约以人头算，在住房与食品这两方面农民占了甜头，而流动人口的结构含意着的，是通胀会加快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我喜欢为农民说话，但举棋不定，因为通胀过高会给经济整体带来不容易处理的麻烦。我只能说，个人认为，中国应该接受的通胀率，可以安全地比佛利民说的高出两个百分点。这不是说中国应该搞起通胀，而是如果有此需要中国的通胀容忍度可以比美国的高一点。
上文提到的恶性通胀当然不可以接受。但远不及恶性的、百分之十左右的通胀率，有害吗？我不要在这里重复同学们可以在书本读到的答案，而是要申述书本奇怪地忽略了的重要话题。篇幅所限，只能略说。
我认为非恶性但相当高的通胀带来的最大麻烦，是利率的处理。通胀是说货币会随着时间贬值，市场的利息率一定要提升。利息是购买消费或投资的时间提前之价。如果币值随着时间下降，这个价的提升理所当然。但利率要怎样提升才对呢？正确的做法是由市场处理。然而，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个市民借钱的利率一般高于贷款出去或存款于银行的利率。这差距往往相当大，导致市民不愿意或不能以贷款出去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财富，转向以改变消费或投资来保护自己。这改变是违反了有效率资源使用的基本原则。同学们不要忘记，利息是一个价，一个把时间提前之价。通胀无可避免地会影响这个价。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借钱的利率与贷款（或存款）的利率永远相等，通胀为祸不大。但交易费用存在，二者有了不能漠视的分离。通胀率愈高，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交易费用也愈高，借钱与贷款的利率分离跟着愈大。这样，通胀就会导致一种近于价格管制的效果，而又因为有很大的一般性，可以严重地损害了有效率的资源使用。这也是价格理论的伸延。
不让市场调整通胀下的利率，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联储或央行调控利率，属货币政策，头痛问题是增加了的。我说过，美国次贷出事的一个起因，是联储局不断地把利率辘上辘落。不是他们喜欢这样做，而是不知道怎样以有形之手操控利率持久不变。费沙的分析半点不错：利息率与投资的回报率相等是市场均衡的规律。今天国际上的货币政策是把这重要的规律漠视了。
双重用脚投票
李子旸
虽然有关当局极力掩饰排解，但一部国庆献礼影片中的许多本土演员却都是外国籍，这总归是一件尴尬之事。这些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选择外国国籍，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和信心。持有这种看法和信心的人，来做歌功颂德之事，其间的反差和讽刺，实在是太辛辣了。如果有《新笑林广记》的话，可以编进去当一个段子。
不过，从权利的角度看，这些演员选择外国籍其实无可非议。这是用脚投票的行为，是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们当然有权选择自己的居所和国籍，并且，不需要为此作出什么解释。指责这些人奉行机会主义做法，两边的便宜都要占，这种指责是很无聊的。无论这些人选择什么国籍，选择在哪里居住和生活，他们都没有妨碍其他人的利益，不应该因此受到指责。
在这件事中，真正有趣、值得思索的是：这些人用脚投票的行为为什么是双重的？这种双重用脚投票行为，反映出怎样的中国现实。
某人出生成长在中国，拥有中国国籍。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选择放弃中国国籍，转而寻求别国国籍。到此为止，一切正常。没什么可说的。某人所作的，无非是用脚投票选择了别国，没有任何问题。
但接下来就有问题了。某人选择别国国籍以后，并不前往该国居住，而是仍旧停留在中国，继续在中国生活工作，甚至兴致勃勃，事业还很成功，收入不菲。事实上，他又用脚投了一次票。这次选择的结果是中国。
他用脚投票的结果到底是别国还是中国？
说他用脚投票选择别国吧，他的脚实际上还是踩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且生活得还很不错。说他用脚投票中国吧，他分明千辛万苦、赌咒发誓地效忠别国，并且取得了该国的公民身份。
也就是说，某人的用脚投票是双重的。他先是用脚投了别国的票，宣誓效忠该国，成为该国公民，然后又用脚投票选择了中国，留在中国继续生活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真正表现一个人真实想法的，不是他的言论，而是他的行为。可是，在双重用脚投票这种行为上，我们看到了自相矛盾的行为。这些人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
那些外籍华人演员，他们的双重用脚投票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他们，因此，只能说，在他们看来，中国也好也不好。
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些人对中国现行的社会环境大体是满意的。在这个环境中，他的事业获得成功的机会最大。所以，他们当下用脚投票的结果是选择中国。
实际上，双重用脚投票的情况是比较晚近出现的情况。早些时候，1980，甚至19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时，选择放弃中国国籍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去不回头，逃离般地尽快离开这个国家。相比外边的世界，当时的中国没什么可留恋的，无论是个人事业发展，还是生活水平，中国都和和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为改善。留在这个国家，人们也有机会享受到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这时，一去不回头式的出国就不见得非常明智了。
1970年代以前离开中国的人，很有理由感到庆幸。他们逃避了巨大的社会灾难。离开与留下，往往是生与死的区别。1980年代以后，人们循着以往的习惯，还是努力出国，但现在回头去看，至少某些演员，他们的出国，很可能是错误的。他们因此错过了在国内发展的机会。当初那些远不如他们的人，没有条件出国，只能留在国内，反倒赶上了国内的大发展，发展并不比出国的人差，甚至还要更好。在这种情况刺激下，近些年，许多当初出国的演艺人士，又纷纷选择回国发展。
本土环境对文艺人士尤为重要。文艺对特定的语言、社会环境的依赖极大。文艺人士脱离本土环境，或许可以得到高的生活水平，但却很难获取事业的成功和大量的拥趸。一旦本土能够提供事业发展的环境，离开的文艺人士就很难抗拒回国的吸引。而在国内的文艺人士，当然就更愿意在国内继续发展了。
不过，在某些事情上，比如签证，中国国籍非常麻烦。他们想避免这种麻烦，办法就是保留或者转而取得他国国籍。
更重要的是，虽然当下中国的环境还能大体令人满意，但这个环境中包含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没人知道这种状态能不能持续，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局面。因此，这些人希望有某种摆脱这个环境的稳妥办法。拥有一个外国国籍就是这种办法。
说到签证。中国护照是世界上需要签证最多的护照之一。中国人到绝大多数国家去都要接受严苛的签证审查。整个过程并不让人感觉愉快。中国护照持有者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有非法移民的倾向。这种情况并不是从来如此。当年，中华民国的护照并不是这样的。其他华人社会，港澳台的护照也比中国大陆的护照在这方面优越得多。
即使是主张小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国防、外交是政府的正当职责所在。显然，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是很不成功的，没有为自己的公民创造出和外界交往的便利环境。中国公民有权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尽快改善中国护照持有者的外交待遇。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公民理应得到有尊严的对待。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不容推卸的。
从深层次的政治环境来说。改革开放虽然为中国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政治的内在稳定、公正和健全的法治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往往把小伎俩、小骗局、小利益当作大智慧、大办法、大收获，在这些事情上乐此不疲，自鸣得意。孰不知，这种执政方式只能从根本上丧失执政者的权威和公信力。面对一个没有公信力、自欺欺人、行为不可预期的政府，人们保留逃避的手段，倒也无可厚非。
用脚投票是人们真实想法的表达。双重用脚投票比之一去不返已经是一个进步，表明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好转。但这种好转还很不够。中国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虽然仍然会有人选择离开中国，但会有更多的人乐于在从小生长的社会中定居、生活，而不是时刻准备着逃离。在熟悉的社会中生活，总是比在陌生的社会中生活轻松愉快得多。人们不再谋求从某社会中逃离，乐于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是人们能够给予某种社会体制的最高评价。
李子旸
虽然有关当局极力掩饰排解，但一部国庆献礼影片中的许多本土演员却都是外国籍，这总归是一件尴尬之事。这些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选择外国国籍，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和信心。持有这种看法和信心的人，来做歌功颂德之事，其间的反差和讽刺，实在是太辛辣了。如果有《新笑林广记》的话，可以编进去当一个段子。
不过，从权利的角度看，这些演员选择外国籍其实无可非议。这是用脚投票的行为，是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们当然有权选择自己的居所和国籍，并且，不需要为此作出什么解释。指责这些人奉行机会主义做法，两边的便宜都要占，这种指责是很无聊的。无论这些人选择什么国籍，选择在哪里居住和生活，他们都没有妨碍其他人的利益，不应该因此受到指责。
在这件事中，真正有趣、值得思索的是：这些人用脚投票的行为为什么是双重的？这种双重用脚投票行为，反映出怎样的中国现实。
某人出生成长在中国，拥有中国国籍。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选择放弃中国国籍，转而寻求别国国籍。到此为止，一切正常。没什么可说的。某人所作的，无非是用脚投票选择了别国，没有任何问题。
但接下来就有问题了。某人选择别国国籍以后，并不前往该国居住，而是仍旧停留在中国，继续在中国生活工作，甚至兴致勃勃，事业还很成功，收入不菲。事实上，他又用脚投了一次票。这次选择的结果是中国。
他用脚投票的结果到底是别国还是中国？
说他用脚投票选择别国吧，他的脚实际上还是踩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且生活得还很不错。说他用脚投票中国吧，他分明千辛万苦、赌咒发誓地效忠别国，并且取得了该国的公民身份。
也就是说，某人的用脚投票是双重的。他先是用脚投了别国的票，宣誓效忠该国，成为该国公民，然后又用脚投票选择了中国，留在中国继续生活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真正表现一个人真实想法的，不是他的言论，而是他的行为。可是，在双重用脚投票这种行为上，我们看到了自相矛盾的行为。这些人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
那些外籍华人演员，他们的双重用脚投票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他们，因此，只能说，在他们看来，中国也好也不好。
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些人对中国现行的社会环境大体是满意的。在这个环境中，他的事业获得成功的机会最大。所以，他们当下用脚投票的结果是选择中国。
实际上，双重用脚投票的情况是比较晚近出现的情况。早些时候，1980，甚至19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时，选择放弃中国国籍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去不回头，逃离般地尽快离开这个国家。相比外边的世界，当时的中国没什么可留恋的，无论是个人事业发展，还是生活水平，中国都和和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为改善。留在这个国家，人们也有机会享受到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这时，一去不回头式的出国就不见得非常明智了。
1970年代以前离开中国的人，很有理由感到庆幸。他们逃避了巨大的社会灾难。离开与留下，往往是生与死的区别。1980年代以后，人们循着以往的习惯，还是努力出国，但现在回头去看，至少某些演员，他们的出国，很可能是错误的。他们因此错过了在国内发展的机会。当初那些远不如他们的人，没有条件出国，只能留在国内，反倒赶上了国内的大发展，发展并不比出国的人差，甚至还要更好。在这种情况刺激下，近些年，许多当初出国的演艺人士，又纷纷选择回国发展。
本土环境对文艺人士尤为重要。文艺对特定的语言、社会环境的依赖极大。文艺人士脱离本土环境，或许可以得到高的生活水平，但却很难获取事业的成功和大量的拥趸。一旦本土能够提供事业发展的环境，离开的文艺人士就很难抗拒回国的吸引。而在国内的文艺人士，当然就更愿意在国内继续发展了。
不过，在某些事情上，比如签证，中国国籍非常麻烦。他们想避免这种麻烦，办法就是保留或者转而取得他国国籍。
更重要的是，虽然当下中国的环境还能大体令人满意，但这个环境中包含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没人知道这种状态能不能持续，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局面。因此，这些人希望有某种摆脱这个环境的稳妥办法。拥有一个外国国籍就是这种办法。
说到签证。中国护照是世界上需要签证最多的护照之一。中国人到绝大多数国家去都要接受严苛的签证审查。整个过程并不让人感觉愉快。中国护照持有者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有非法移民的倾向。这种情况并不是从来如此。当年，中华民国的护照并不是这样的。其他华人社会，港澳台的护照也比中国大陆的护照在这方面优越得多。
即使是主张小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国防、外交是政府的正当职责所在。显然，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是很不成功的，没有为自己的公民创造出和外界交往的便利环境。中国公民有权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尽快改善中国护照持有者的外交待遇。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公民理应得到有尊严的对待。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不容推卸的。
从深层次的政治环境来说。改革开放虽然为中国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政治的内在稳定、公正和健全的法治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往往把小伎俩、小骗局、小利益当作大智慧、大办法、大收获，在这些事情上乐此不疲，自鸣得意。孰不知，这种执政方式只能从根本上丧失执政者的权威和公信力。面对一个没有公信力、自欺欺人、行为不可预期的政府，人们保留逃避的手段，倒也无可厚非。
用脚投票是人们真实想法的表达。双重用脚投票比之一去不返已经是一个进步，表明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好转。但这种好转还很不够。中国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虽然仍然会有人选择离开中国，但会有更多的人乐于在从小生长的社会中定居、生活，而不是时刻准备着逃离。在熟悉的社会中生活，总是比在陌生的社会中生活轻松愉快得多。人们不再谋求从某社会中逃离，乐于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是人们能够给予某种社会体制的最高评价。
《价格理论及其应用：决策、市场与信息》中译本出版
李子旸
本书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教材。中文译本是第七版。作者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是张五常的老师。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价格理论的正确意义是选择理论。这是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永远是个人的选择：经济学没有集体选择的理论。是自由选择吗？经济学不管绝对自由，也没有完全不自由。经济学的整个范畴，是以局限下的“自由”选择来解释人的行为。从那所谓自由社会到暴君专政，人的行为一律是局限下的选择结果。选择理论之所以被称为价格理论，因为局限是价。价的变动导致的行为变动要有理论的约束，这理论的重心就是需求定律了。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市价，但局限的转变还可以用代价的方法处理，需求定律还在。这本书清晰地提供这选择范畴的理论基础
李子旸
本书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教材。中文译本是第七版。作者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是张五常的老师。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价格理论的正确意义是选择理论。这是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永远是个人的选择：经济学没有集体选择的理论。是自由选择吗？经济学不管绝对自由，也没有完全不自由。经济学的整个范畴，是以局限下的“自由”选择来解释人的行为。从那所谓自由社会到暴君专政，人的行为一律是局限下的选择结果。选择理论之所以被称为价格理论，因为局限是价。价的变动导致的行为变动要有理论的约束，这理论的重心就是需求定律了。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市价，但局限的转变还可以用代价的方法处理，需求定律还在。这本书清晰地提供这选择范畴的理论基础
福利国家的命门
李子旸
2009年9月17日的南方周末刊有一篇文章“福利国家将带来什么”，作者是牛津大学博士尹伊文。
这篇文章如果出现在几十上百年前，也许还不算太蠢。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但在今天，在经过了国家福利主义大规模试验及其失败的今天，还有人无视或者无知代价巨大的社会试验的结果，继续写这种一厢情愿的祷告式文章，就只能用愚蠢来解释了。
针对人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作者提出三种辩解。
其一，人们批评福利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迟早要破产，是在牺牲子孙，造福当代的执政者。作者辩解道，政府的福利计划相当于投资未来，不但不是牺牲子孙，相反是在造福后人。作者举出公司和个人利用财务杠杆投资的例子。
其二，人们批评福利国家扭曲价格，造成对医疗等福利保障的过度消费，结果只能是永远的供不应求。和许多批评市场经济的人一样，作者以人的理性不完全为理由，反对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他认为，离开政府的监管和代劳，人们就会像败家子一样生活，以至于日子就会过不下去，因此，政府必须对人民的生活进行明智的指导和强行计划，比如强迫他们投资于教育——否则他们就会拿钱去喝得烂醉，日后他们会感谢政府的这一片苦心的。
其三，人们批评福利国家会让人民丧失进取心。作者用北欧国家的实例来证明福利国家的人民并没有丧失进取心。作者还不可思议地说出雷人之语：其实不努力工作也是好事。努力工作无非是污染环境。“宁为福利依赖客，怕做环境污染人”是一种可敬的生活态度。
首先，应该告诉作者的是，北欧国家并不见得是用来论证福利国家的好例子。北欧国家固然都很发达富裕，但这种发达富裕，与其说是依靠福利制度创造出来的，不如是福利制度还没来得及彻底摧毁的。毕竟，挪威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瑞典保持了一两百年的和平，芬兰的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具有成熟完善的宪政民主和私人产权制度。在成为福利国家之前，他们都经过了长时间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拥有这些条件的国家，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即使有许多优越的条件，但在多年福利制度以后，北欧国家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了。瑞典的人均收入比美国最穷的阿拉巴马州还要低。大包大揽的福利制度给这些国家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居高不下的自杀率，高失业率，以及人口的低增长率。
在福利体系造成的财政危机的压力下，北欧国家已经对福利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们意识到，北欧式福利体系是难以为继的。他们已经开始重新建立符合自由原则、依赖公民个人努力的社会。北欧国家已经变得不那么“北欧”了。牛津博士似乎对此知之甚少而已。这倒也不足为奇。一个立志做“福利依赖客”的人，当然只能成为造粪机器，而不会去努力求知——求知要使用纸笔，要用计算机，难免污染环境。
其次，作者所有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对普通人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无限信任。他的论述，无非是指出普通人这也不行，那也不懂，没有自制能力，没有长远眼光，酗酒放荡，总之，正如那荒谬的插图所表现的，人民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需要政府饲养的废物。
是的，人是有很多缺点的动物，不能永远保持冷静和客观，更不用说永远保持正确了，但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这种动物一旦进入政府，成为公务员，就都没有这些缺点了？我更想不明白的是，人在筹划自己的事务时，会短视、无知、缺乏自制能力，但人进入政府以后，筹划别人的事务时，反倒会明智、客观、无所不知、目光远大，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转变呢？你可以不同意人性自私的假设，但你似乎也没必要因此就转而同意人性大公无私的假设吧。难道政府是由天使组成的？
实际上，政府无可救药的能力不足和官员的自私，恰恰是福利国家的命门所在，也是福利国家注定失败的原因所在。整个福利国家的构想，都建立在政府明智仁慈、官员克己奉献的基础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幻梦，是一个由于对人性无知而产生的幻梦。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在社会中看到种种令人不能满意之处，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政府可以解决这些不足和弊端。还有比这种思维方式更天真、更可笑的吗？
作者回避了福利国家的这个命门，也就让自己的所有论述都成为空中楼阁。如果面对现实，承认政府能力的局限，承认官员不是圣人，承认公务员也是理性不健全，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者的三个论点就全都不能成立了。
私人和公司利用财务杠杆投资未来，不等于政府这么做就会成功，更不等于政府强行从公民那里拿走财富，替公民投资未来就会成功。这中间的区别比石头和豆腐的区别还大。
如果人是理性不健全的，那么由人组成的政府同样是理性不健全，区别仅仅是政府的理性不健全更严重，危害更大。当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时，他们犯错误的可能性最小，他们有激励努力学习，获取信息，尽量避免错误。
当公民失去自由选择权，只能接受政府强行计划的福利体系时，他们就是在把命运交到自己无法监督的某个官员手中。那些替别人设计生活、且无需负责的官员，根本就没有激励去改进自己的工作。他犯错误的可能性当然更大，他借机谋取私利的可能性也更大。蒙着眼睛不承认这种规律的人，最好去编童话，而不是在成人的现实世界中发表什么观点。
国家强制推行的福利计划当然会让人们的进取心消亡。如果你的生活已经都被政府保障了，你为何还要努力工作呢？如果有了完全赔付的保险，你为何还要谨慎驾驶呢？如果政府全部负责你的晚年生活，你在年轻时候为何不尽情享受，而要辛苦养育子女呢？当然，作者还有一个撒手锏式的观点：进取心和努力工作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在污染环境。对此，我的评论只能是：一派胡言！寄生虫总是不愁找不到借口的。
19世纪的人们，没有见识过现代型大政府的厉害，对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情有可原。20世纪，大政府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试验，造成了空前的社会和人道灾难。经过了20世纪的惨痛历史，为什么还有人对政府抱有不假思索的、想当然的幻想呢？
近年来，在中国建立福利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人认为，中国许多社会的原因是“没有保障”，如果建立起了足够的“社会保障”，人们就会得到平静祥和的生活。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保障”“国家福利”都像插图中的那个大奶瓶一样，是放在那里等着人们去拿的好东西。反对福利国家，就仿佛是在反对人们得到那个大奶瓶。
真实的情况是，不管是社会保障，还是福利体系，都必定是人们创造出来，依靠人们的努力工作才能维持和发展。在社会这个层面上，其实并无什么“保障”可言。任何社会的真实保障，都只能是社会成员不断的努力和创造。这种努力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实际上，创造和工作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上帝或者政府，都不能代替人的努力和工作。
自主自尊自由的人，会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商业或者非商业的个人保障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体系。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保障，要比政府那种建立在强行剥夺、全面计划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可靠得多。如果全面的计划经济只能带来贫穷，那么，全面的政府社会保障也只能从根本上让人们失去保障。
指望着政府弄出一套东西来，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逃避努力，坐享其成，成为“福利依赖客”，这是无知和懒惰的产物，是心理仍未走出婴儿期的表现，是注定要落空的幻想。想要成为“福利依赖客”，结果却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牲畜，还要对宰割者感激涕零。把希望寄托在政府那里，最终只会迎来贪婪的社会掠夺者，人们还要对这个掠夺者载歌载舞、感恩戴德。
中国想要这样的现实吗？
李子旸
2009年9月17日的南方周末刊有一篇文章“福利国家将带来什么”，作者是牛津大学博士尹伊文。
这篇文章如果出现在几十上百年前，也许还不算太蠢。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但在今天，在经过了国家福利主义大规模试验及其失败的今天，还有人无视或者无知代价巨大的社会试验的结果，继续写这种一厢情愿的祷告式文章，就只能用愚蠢来解释了。
针对人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作者提出三种辩解。
其一，人们批评福利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迟早要破产，是在牺牲子孙，造福当代的执政者。作者辩解道，政府的福利计划相当于投资未来，不但不是牺牲子孙，相反是在造福后人。作者举出公司和个人利用财务杠杆投资的例子。
其二，人们批评福利国家扭曲价格，造成对医疗等福利保障的过度消费，结果只能是永远的供不应求。和许多批评市场经济的人一样，作者以人的理性不完全为理由，反对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他认为，离开政府的监管和代劳，人们就会像败家子一样生活，以至于日子就会过不下去，因此，政府必须对人民的生活进行明智的指导和强行计划，比如强迫他们投资于教育——否则他们就会拿钱去喝得烂醉，日后他们会感谢政府的这一片苦心的。
其三，人们批评福利国家会让人民丧失进取心。作者用北欧国家的实例来证明福利国家的人民并没有丧失进取心。作者还不可思议地说出雷人之语：其实不努力工作也是好事。努力工作无非是污染环境。“宁为福利依赖客，怕做环境污染人”是一种可敬的生活态度。
首先，应该告诉作者的是，北欧国家并不见得是用来论证福利国家的好例子。北欧国家固然都很发达富裕，但这种发达富裕，与其说是依靠福利制度创造出来的，不如是福利制度还没来得及彻底摧毁的。毕竟，挪威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瑞典保持了一两百年的和平，芬兰的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具有成熟完善的宪政民主和私人产权制度。在成为福利国家之前，他们都经过了长时间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拥有这些条件的国家，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即使有许多优越的条件，但在多年福利制度以后，北欧国家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了。瑞典的人均收入比美国最穷的阿拉巴马州还要低。大包大揽的福利制度给这些国家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居高不下的自杀率，高失业率，以及人口的低增长率。
在福利体系造成的财政危机的压力下，北欧国家已经对福利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们意识到，北欧式福利体系是难以为继的。他们已经开始重新建立符合自由原则、依赖公民个人努力的社会。北欧国家已经变得不那么“北欧”了。牛津博士似乎对此知之甚少而已。这倒也不足为奇。一个立志做“福利依赖客”的人，当然只能成为造粪机器，而不会去努力求知——求知要使用纸笔，要用计算机，难免污染环境。
其次，作者所有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对普通人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无限信任。他的论述，无非是指出普通人这也不行，那也不懂，没有自制能力，没有长远眼光，酗酒放荡，总之，正如那荒谬的插图所表现的，人民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需要政府饲养的废物。
是的，人是有很多缺点的动物，不能永远保持冷静和客观，更不用说永远保持正确了，但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这种动物一旦进入政府，成为公务员，就都没有这些缺点了？我更想不明白的是，人在筹划自己的事务时，会短视、无知、缺乏自制能力，但人进入政府以后，筹划别人的事务时，反倒会明智、客观、无所不知、目光远大，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转变呢？你可以不同意人性自私的假设，但你似乎也没必要因此就转而同意人性大公无私的假设吧。难道政府是由天使组成的？
实际上，政府无可救药的能力不足和官员的自私，恰恰是福利国家的命门所在，也是福利国家注定失败的原因所在。整个福利国家的构想，都建立在政府明智仁慈、官员克己奉献的基础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幻梦，是一个由于对人性无知而产生的幻梦。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在社会中看到种种令人不能满意之处，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政府可以解决这些不足和弊端。还有比这种思维方式更天真、更可笑的吗？
作者回避了福利国家的这个命门，也就让自己的所有论述都成为空中楼阁。如果面对现实，承认政府能力的局限，承认官员不是圣人，承认公务员也是理性不健全，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者的三个论点就全都不能成立了。
私人和公司利用财务杠杆投资未来，不等于政府这么做就会成功，更不等于政府强行从公民那里拿走财富，替公民投资未来就会成功。这中间的区别比石头和豆腐的区别还大。
如果人是理性不健全的，那么由人组成的政府同样是理性不健全，区别仅仅是政府的理性不健全更严重，危害更大。当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时，他们犯错误的可能性最小，他们有激励努力学习，获取信息，尽量避免错误。
当公民失去自由选择权，只能接受政府强行计划的福利体系时，他们就是在把命运交到自己无法监督的某个官员手中。那些替别人设计生活、且无需负责的官员，根本就没有激励去改进自己的工作。他犯错误的可能性当然更大，他借机谋取私利的可能性也更大。蒙着眼睛不承认这种规律的人，最好去编童话，而不是在成人的现实世界中发表什么观点。
国家强制推行的福利计划当然会让人们的进取心消亡。如果你的生活已经都被政府保障了，你为何还要努力工作呢？如果有了完全赔付的保险，你为何还要谨慎驾驶呢？如果政府全部负责你的晚年生活，你在年轻时候为何不尽情享受，而要辛苦养育子女呢？当然，作者还有一个撒手锏式的观点：进取心和努力工作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在污染环境。对此，我的评论只能是：一派胡言！寄生虫总是不愁找不到借口的。
19世纪的人们，没有见识过现代型大政府的厉害，对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情有可原。20世纪，大政府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试验，造成了空前的社会和人道灾难。经过了20世纪的惨痛历史，为什么还有人对政府抱有不假思索的、想当然的幻想呢？
近年来，在中国建立福利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人认为，中国许多社会的原因是“没有保障”，如果建立起了足够的“社会保障”，人们就会得到平静祥和的生活。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保障”“国家福利”都像插图中的那个大奶瓶一样，是放在那里等着人们去拿的好东西。反对福利国家，就仿佛是在反对人们得到那个大奶瓶。
真实的情况是，不管是社会保障，还是福利体系，都必定是人们创造出来，依靠人们的努力工作才能维持和发展。在社会这个层面上，其实并无什么“保障”可言。任何社会的真实保障，都只能是社会成员不断的努力和创造。这种努力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实际上，创造和工作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上帝或者政府，都不能代替人的努力和工作。
自主自尊自由的人，会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商业或者非商业的个人保障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体系。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保障，要比政府那种建立在强行剥夺、全面计划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可靠得多。如果全面的计划经济只能带来贫穷，那么，全面的政府社会保障也只能从根本上让人们失去保障。
指望着政府弄出一套东西来，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逃避努力，坐享其成，成为“福利依赖客”，这是无知和懒惰的产物，是心理仍未走出婴儿期的表现，是注定要落空的幻想。想要成为“福利依赖客”，结果却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牲畜，还要对宰割者感激涕零。把希望寄托在政府那里，最终只会迎来贪婪的社会掠夺者，人们还要对这个掠夺者载歌载舞、感恩戴德。
中国想要这样的现实吗？
森霍尔茨:1950年代德国的经济复苏
Hans F. Sennholz 著/ 艾孜提 译/ 彭定鼎 校
汉斯 F. 森霍尔茨（1922-2007年）是米瑟斯在美国的第一个博士生。1956-1992年间，他曾在格罗夫市立学院（Grove City College）教授经济学，去的时候就被聘为系主任。退休以后，他成为经济学教育基金会 （1992-1997年）。他是米瑟斯研究院特约学者，并于2004年10月获得加里·斯克拉鲍姆（Gary G. Schlarbaum）捍卫自由终身成就奖。本文最初发表于1955年12月的《自由人》。
德国大众汽车出现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这件事，与其他事情一起，激发了自由企业支持者们的想象。这显然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看得见的证明，是西德放弃经济统制的又一个体现，也是德国人接受自由市场哲学的又一个证据。
因此，得知德国复兴的奇迹并非自觉地拒绝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政治和社会状况巧合的产物，自由主义者们会深感震惊。此外，也有证据表明，目前德国市场经济处于正被建造它的那些人们毁灭的危险状态下。
1947年，数百万德国人正在忍饥挨饿，生活在难以置信的贫困中，摩根索计划的威胁笼罩着德国（摩根索计划是战后美国财政部长提出的，旨在彻底毁灭德国的重工业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农业国——译者注），人们当然没有普遍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的是被其倡导者——自称阿伽尔兹博士（Dr. Agartz）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倡导的被称为“新型社会主义”的东西。它要求工人在政府的监督下拥有和使用生产工具。这等同于政治统制下的生产者合作社。
但经济统制离不开政治统制，而且“新型社会主义”被迫延迟。在战后，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抨击占领国统制之严厉。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德国人对自由的要求听上去像是对自由市场的要求。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的国人所说的自由，是指从外国占领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是指由他们自己实行统制的自由。
三个因素
那么，德国是怎么实行市场经济的？答案在于战后德国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中。三个因素导致了某种市场体系的建立，其中没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
第一个因素是德国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尽头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已经完全崩溃，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什么可分配的，也没有什么可配给的。数十万官员执行成堆的经济法规——都是先前的德意志帝国颁布的，他们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数以百万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是依靠“黑市”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社会主义必须退一步以增加生产；不得不暂时恢复追求利润和所有权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就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俄国大约七年的喘息时期一样，德国在她追求“更高社会秩序”的途中，也需要一个休息期。
导致市场经济出现的第二个因素是，几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创造了一个新的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在康拉德·阿登纳教授（Dr. Konrad Adenauer）英明的领导下，他们创立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抗衡的政治组织，公开倡导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得到了各级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并把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团结进一个新的组织。他们在每一个主要问题上巧妙地反对社会主义者。
例如，他们主张权力分散、采纳西方模式，最重要的是主张“社会市场经济”。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有计划的反对使他们赢得了选票。当他们当权之后，出于外交方面的理由必须反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于是他们只能部分地实现参加竞选时的承诺。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一个新政党的政治手段，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出现。
但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却是另外一个。德国对自由的呼吁仅仅是为了针对占领国。德国人所说的自由是摆脱外国人。反对盟国占领政策、批评盟国的行动成为关乎民族自豪感的事。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军政当局实际上执行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
首先，他们仍继续执行德国既有的立法和经济统治。在其中，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补充条款和对原有条款的社会主义解释。因此，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反对美国政府就意味着反对在德国实行美国的公平交易管制。反对英国政策意味着反对英国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反对盟国，只得反对社会主义和公平交易。因此他们争吵不休，盟国是为了继续（在德国的）经济统治，德国是为了废除盟国的经济统治。
在列举德国市场经济存在的各个原因时，我们应当向一小群为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鼓与呼的人致敬。弗莱堡的欧肯教授（Walter Eucken）与日内瓦、美因兹和科隆的三位学者鼓吹、倡导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淹没。
只有当市场经济由于上述原因被建立起来以后，而且当经济自由的好处恩泽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才得到社会的承认。日内瓦的罗普克教授（Wilhelm R?pke）成为新时期的思想代言人。主要是通过他，公众才明白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他把经济复苏看做是资本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的这个解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现在存在一个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德国学派，其根源就在罗普克教授和欧肯教授等人的著述里。
并非出于计划的结果
当德国市场经济出现最初的奇迹效应时，没有人比德国人自己更感到惊讶。不久以前，还不过是遥远未来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经过五年或十年计划才能艰难地实现的目标，一夜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政府计划的情况下实现了。当然，社会主义政治家立即开始重新解释经济事实。他们声称复苏的真正原因是没收每个公民95%的现金持有和银行存款的货币改革制度，或者是德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或者许多其它不相关的因素。但他们从不将它归于资本主义。
德国的资本主义缺乏意识形态基础这个事实能够清除地从经济最终摆脱社会主义束缚解放出来的步骤中看出来。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面临同样的情况，他将会首先将生产和基本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从统制中解放出来。
然而在德国，经济解放是倒着进行的。不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最先被解放，比如绘画、邮票收藏和烟灰缸。然后解放的是已经从市场中消失的那些非必需品。这一顺序的后果就是，非必需品立即重现，而必需品仍然十分匮乏。
悖论
在经济去管制时期，越来越多的物品按照其重要性由低到高的顺序解放出来。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到达最必需的物品就停了下来。现在，德国政府仍然管制房租、基本原料、外汇分配及许多农业产品。不必说，仍被政府统制的产品继续稀缺。
例如，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德国政府仍然统制房租和住房分配，然而它却不管商店和其它工商业用房，理由是工商业人士不需要保护。自由主义者能轻易地猜到其后果：商店迅速建起，住房仍是瓦砾。由于政府意图“保护”工人免于剥削，因此，仍有许多人住在地下室。这是政府福利悖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不想贬低德国市场经济的经济成就。不论他们是怎样偶然实行资本主义的，其成果是真实的。但仍受到部分束缚的德国的经济复苏，让我们不禁猜测，要是政策一直是自由主义的，那么德国的经济复苏会好成什么样呢？我相信一个自由主义的德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即便是与美国相比，一个自由主义的德国，从长远看来，也将把实行公平交易管制的美国甩在后面。
人们习惯将德国繁荣的经济与她的欧洲领国对比。我们对比的标尺是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法国目前的经济体系——40%的生产资料完全归国有，另外30%通过大银行的国有化间接实现国有，这些大银行是法国工业的大股东。当然，德国市场经济尽管仍然受到束缚，已经超过了其社会主义邻国，要是它完全自由了会怎样呢？
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政府或其众多的代理机构和附属机构。这就是说，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经济利益依赖于高税收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张。近几周，公务员联合会要求在过去几年几次上调的基础上加薪20%。纳税人新增成本将共计高达数十亿马克。超过30%的个人消费是以税收和费用等形式由国库支付的。
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是闻名世界的“艾哈德教授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始人，他正在提出一项经济法案，这项法案将赋予他管制他认为“不合理”的价格。他的这项法案取代了德国警察法案中的一项类似条款，西德联邦议院不顾艾哈德教授的强烈反对近期撤销了该法案。这位睿智的政治家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他顽固地坚持外汇管制这项最难以克服的政府对经济的统制。
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大部分原材料是进口的，每一项这样的进口和必需的外汇仍必须由政府审批。而且西德刑法典中仍包含有对未经授权的贸易和外汇交易的严厉惩罚。
在艾哈德教授看来，用严厉惩罚来禁止工商业人士“不正当的”价格上涨、同时用政府限制进口的方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做法，是符合逻辑的。他与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合作，把黄油的价格提高了7%到10%，牛奶的价格提高了10%到20%。食糖的价格，迄今为止已经被提高到超过世界市场价格的40%的地步。尽管目前有380000吨剩余食糖的库存，但根据国际食糖协议，联邦政府仍必须从古巴进口140000吨、从波兰进口60000吨。德国的鸡蛋价格要高于邻国价格的20%到25%。黑麦和黑面包的价格，仅比邻国高了区区80%。为了提高牲畜饲料的价格维护谷农利益，饲料进口被大幅削减。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德国老百姓”的利益，在1930年代导致希特勒上台的那些经济错误被重犯了。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政策受到由美国资金重建的柏林大学工商业周期研究所的大力辩护。按照这个研究员所的说法：“更多的出口促进国民经济的增加，而进口则阻碍和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是被经验证明了的。”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思维混乱做出的任何批评，都被贴上“极端自由主义”的标签，置之不理。
工会的力量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必须提到作为社会主义强大特遣队的广泛的劳动者联盟。在总数约为180万的工人和雇员中，超过120万人加入了工会联盟，该联盟在劳动力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在所有政治问题上该联盟都与社会主义政党密切合作。
当政府上调了房租上限后，工会组织了几十次工人罢工、上百次集会和抗议示威。许多德国工厂在今年夏天被闲置。现在，工会要求普遍上调工资12%及其它一些利益。此外，他们还大声疾呼扩大“共同决策”制度。在西德，工会代表们当董事，并参加工业企业的管理，这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财产权，而是因为不久前颁布的“进步的”法规。
人们会允许部分自由的德国市场经济扩张吗？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学者和作家能够为个人自由和自由经济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吗？自由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斗争仍在继续。目前，自由主义的力量似乎在全面退却，西德正走向人们熟知的境地——社会主义。
Hans F. Sennholz 著/ 艾孜提 译/ 彭定鼎 校
汉斯 F. 森霍尔茨（1922-2007年）是米瑟斯在美国的第一个博士生。1956-1992年间，他曾在格罗夫市立学院（Grove City College）教授经济学，去的时候就被聘为系主任。退休以后，他成为经济学教育基金会 （1992-1997年）。他是米瑟斯研究院特约学者，并于2004年10月获得加里·斯克拉鲍姆（Gary G. Schlarbaum）捍卫自由终身成就奖。本文最初发表于1955年12月的《自由人》。
德国大众汽车出现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这件事，与其他事情一起，激发了自由企业支持者们的想象。这显然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看得见的证明，是西德放弃经济统制的又一个体现，也是德国人接受自由市场哲学的又一个证据。
因此，得知德国复兴的奇迹并非自觉地拒绝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政治和社会状况巧合的产物，自由主义者们会深感震惊。此外，也有证据表明，目前德国市场经济处于正被建造它的那些人们毁灭的危险状态下。
1947年，数百万德国人正在忍饥挨饿，生活在难以置信的贫困中，摩根索计划的威胁笼罩着德国（摩根索计划是战后美国财政部长提出的，旨在彻底毁灭德国的重工业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农业国——译者注），人们当然没有普遍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的是被其倡导者——自称阿伽尔兹博士（Dr. Agartz）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倡导的被称为“新型社会主义”的东西。它要求工人在政府的监督下拥有和使用生产工具。这等同于政治统制下的生产者合作社。
但经济统制离不开政治统制，而且“新型社会主义”被迫延迟。在战后，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抨击占领国统制之严厉。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德国人对自由的要求听上去像是对自由市场的要求。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的国人所说的自由，是指从外国占领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是指由他们自己实行统制的自由。
三个因素
那么，德国是怎么实行市场经济的？答案在于战后德国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中。三个因素导致了某种市场体系的建立，其中没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
第一个因素是德国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尽头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已经完全崩溃，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什么可分配的，也没有什么可配给的。数十万官员执行成堆的经济法规——都是先前的德意志帝国颁布的，他们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数以百万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是依靠“黑市”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社会主义必须退一步以增加生产；不得不暂时恢复追求利润和所有权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就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俄国大约七年的喘息时期一样，德国在她追求“更高社会秩序”的途中，也需要一个休息期。
导致市场经济出现的第二个因素是，几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创造了一个新的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在康拉德·阿登纳教授（Dr. Konrad Adenauer）英明的领导下，他们创立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抗衡的政治组织，公开倡导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得到了各级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并把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团结进一个新的组织。他们在每一个主要问题上巧妙地反对社会主义者。
例如，他们主张权力分散、采纳西方模式，最重要的是主张“社会市场经济”。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有计划的反对使他们赢得了选票。当他们当权之后，出于外交方面的理由必须反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于是他们只能部分地实现参加竞选时的承诺。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一个新政党的政治手段，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出现。
但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却是另外一个。德国对自由的呼吁仅仅是为了针对占领国。德国人所说的自由是摆脱外国人。反对盟国占领政策、批评盟国的行动成为关乎民族自豪感的事。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军政当局实际上执行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
首先，他们仍继续执行德国既有的立法和经济统治。在其中，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补充条款和对原有条款的社会主义解释。因此，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反对美国政府就意味着反对在德国实行美国的公平交易管制。反对英国政策意味着反对英国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反对盟国，只得反对社会主义和公平交易。因此他们争吵不休，盟国是为了继续（在德国的）经济统治，德国是为了废除盟国的经济统治。
在列举德国市场经济存在的各个原因时，我们应当向一小群为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鼓与呼的人致敬。弗莱堡的欧肯教授（Walter Eucken）与日内瓦、美因兹和科隆的三位学者鼓吹、倡导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淹没。
只有当市场经济由于上述原因被建立起来以后，而且当经济自由的好处恩泽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才得到社会的承认。日内瓦的罗普克教授（Wilhelm R?pke）成为新时期的思想代言人。主要是通过他，公众才明白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他把经济复苏看做是资本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的这个解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现在存在一个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德国学派，其根源就在罗普克教授和欧肯教授等人的著述里。
并非出于计划的结果
当德国市场经济出现最初的奇迹效应时，没有人比德国人自己更感到惊讶。不久以前，还不过是遥远未来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经过五年或十年计划才能艰难地实现的目标，一夜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政府计划的情况下实现了。当然，社会主义政治家立即开始重新解释经济事实。他们声称复苏的真正原因是没收每个公民95%的现金持有和银行存款的货币改革制度，或者是德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或者许多其它不相关的因素。但他们从不将它归于资本主义。
德国的资本主义缺乏意识形态基础这个事实能够清除地从经济最终摆脱社会主义束缚解放出来的步骤中看出来。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面临同样的情况，他将会首先将生产和基本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从统制中解放出来。
然而在德国，经济解放是倒着进行的。不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最先被解放，比如绘画、邮票收藏和烟灰缸。然后解放的是已经从市场中消失的那些非必需品。这一顺序的后果就是，非必需品立即重现，而必需品仍然十分匮乏。
悖论
在经济去管制时期，越来越多的物品按照其重要性由低到高的顺序解放出来。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到达最必需的物品就停了下来。现在，德国政府仍然管制房租、基本原料、外汇分配及许多农业产品。不必说，仍被政府统制的产品继续稀缺。
例如，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德国政府仍然统制房租和住房分配，然而它却不管商店和其它工商业用房，理由是工商业人士不需要保护。自由主义者能轻易地猜到其后果：商店迅速建起，住房仍是瓦砾。由于政府意图“保护”工人免于剥削，因此，仍有许多人住在地下室。这是政府福利悖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不想贬低德国市场经济的经济成就。不论他们是怎样偶然实行资本主义的，其成果是真实的。但仍受到部分束缚的德国的经济复苏，让我们不禁猜测，要是政策一直是自由主义的，那么德国的经济复苏会好成什么样呢？我相信一个自由主义的德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即便是与美国相比，一个自由主义的德国，从长远看来，也将把实行公平交易管制的美国甩在后面。
人们习惯将德国繁荣的经济与她的欧洲领国对比。我们对比的标尺是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法国目前的经济体系——40%的生产资料完全归国有，另外30%通过大银行的国有化间接实现国有，这些大银行是法国工业的大股东。当然，德国市场经济尽管仍然受到束缚，已经超过了其社会主义邻国，要是它完全自由了会怎样呢？
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政府或其众多的代理机构和附属机构。这就是说，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经济利益依赖于高税收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张。近几周，公务员联合会要求在过去几年几次上调的基础上加薪20%。纳税人新增成本将共计高达数十亿马克。超过30%的个人消费是以税收和费用等形式由国库支付的。
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是闻名世界的“艾哈德教授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始人，他正在提出一项经济法案，这项法案将赋予他管制他认为“不合理”的价格。他的这项法案取代了德国警察法案中的一项类似条款，西德联邦议院不顾艾哈德教授的强烈反对近期撤销了该法案。这位睿智的政治家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他顽固地坚持外汇管制这项最难以克服的政府对经济的统制。
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大部分原材料是进口的，每一项这样的进口和必需的外汇仍必须由政府审批。而且西德刑法典中仍包含有对未经授权的贸易和外汇交易的严厉惩罚。
在艾哈德教授看来，用严厉惩罚来禁止工商业人士“不正当的”价格上涨、同时用政府限制进口的方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做法，是符合逻辑的。他与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合作，把黄油的价格提高了7%到10%，牛奶的价格提高了10%到20%。食糖的价格，迄今为止已经被提高到超过世界市场价格的40%的地步。尽管目前有380000吨剩余食糖的库存，但根据国际食糖协议，联邦政府仍必须从古巴进口140000吨、从波兰进口60000吨。德国的鸡蛋价格要高于邻国价格的20%到25%。黑麦和黑面包的价格，仅比邻国高了区区80%。为了提高牲畜饲料的价格维护谷农利益，饲料进口被大幅削减。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德国老百姓”的利益，在1930年代导致希特勒上台的那些经济错误被重犯了。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政策受到由美国资金重建的柏林大学工商业周期研究所的大力辩护。按照这个研究员所的说法：“更多的出口促进国民经济的增加，而进口则阻碍和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是被经验证明了的。”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思维混乱做出的任何批评，都被贴上“极端自由主义”的标签，置之不理。
工会的力量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必须提到作为社会主义强大特遣队的广泛的劳动者联盟。在总数约为180万的工人和雇员中，超过120万人加入了工会联盟，该联盟在劳动力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在所有政治问题上该联盟都与社会主义政党密切合作。
当政府上调了房租上限后，工会组织了几十次工人罢工、上百次集会和抗议示威。许多德国工厂在今年夏天被闲置。现在，工会要求普遍上调工资12%及其它一些利益。此外，他们还大声疾呼扩大“共同决策”制度。在西德，工会代表们当董事，并参加工业企业的管理，这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财产权，而是因为不久前颁布的“进步的”法规。
人们会允许部分自由的德国市场经济扩张吗？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学者和作家能够为个人自由和自由经济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吗？自由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斗争仍在继续。目前，自由主义的力量似乎在全面退却，西德正走向人们熟知的境地——社会主义。
索维克:市场在召唤
今天在印度，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并感受到私营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带来的益处。同时，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在它活跃的每一个领域显而易见的惨败。女佣有手机；大学生现在有自己的汽车；但是道路、电力、下水系统、供水系统等这些被国家垄断的领域迫切需要变革。教育也一样。
在印度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教育企业家(edupreneur)”。在印度正是这些教育企业家们培养了印度现在大吹大擂的众多的软件工程师。现今，印度有数千家私立学院教授管理学、医学、工程学、酒店管理等等。我们甚至还有一家学院教授零售管理，虽然政府还没有允许外国零售连锁企业在印度开店。我们也有很多私立大学，其中大多数就盈利而言都是成功的。我告诉这些私立大学的一位校长，这些私立大学从事的是“培训”而不是“教育”。
然而，在印度，教育领域中私人组分的快速增长是不可否认的。一些彩印杂志不吝版面报导私人教育。印度时报，每周出版私人教育增刊已有十年之久——其中有很多广告。
我曾经去过马尼帕尔，印度南部一个沉寂的村庄，20年前一个教育企业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医学院。他们一直在扩张院系，涵盖了很多学科。现在，马尼帕尔是一个忙碌、繁荣的城市。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我还看见了许多外国学生。
还有一个词在印度流行开来——“教育官僚（educrat）”。截至现在，所有这些私立学院都必须得到教育官僚的批准。近来，一些腐败被揭发出来。同时，人们普遍认识到国立高等教育是个失败。德里的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塑造了今天那些控制着尼泊尔的毛泽东主义分子的意识形态。学生和父母都明白政府机构的职位都是为国家至上论（étatists）、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基主义者等等人准备的。仿照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的话：他们都是“尼赫鲁神殿的思想保镖”。这个痛苦的现实，是学生和父母们都有目共睹的。现在许多重点大学都提供国际学士教育。
舆论要求高等教育完全自由化。英语媒体大声疾呼不再要教育官僚。学生和父母也希望外国大学在这里办学。教育部长刚刚宣布，他手下的最大的教育官僚机构即将撤销。不久教育将会完全自由。
当然，我们的政府是奸诈的。议院近期通过了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案。然而，我真心地怀疑印度政府执行该邪恶议案的行政能力。詹姆士•图利（James Tooley）的研究表明，早已有为贫困儿童设立的数十万个“未被承认”的学校遍及整个印度。贫穷的父母们宁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未被承认的私立学校，因为他们明白，公立学校的教育将使得孩子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法成功。我相信，政府对学校的控制也迟早会消失。有些人建议教育学券制（voucherization）——这个主张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当我问到詹姆士•图利学券（vouchers）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穷人不需要它。他们乐意为他们的孩子获得教育而付钱。”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印度很快会成为一个知识自由传播的国家——在自由市场中，知识是自由传播的。
现在让我来谈谈经济学教育。政府也支配着这个领域。没有一个教育企业家冒险闯入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知识。政府在经济学领域的教育是错误的，这一事实正为许多聪明的学生认识。像在东欧一样，在印度，真正聪明和勤奋的学生开始找其它地方学习经济学知识。印度的两个自由主义思想库都已经活跃了十多年，在促进思想变迁方面做了值得钦佩的工作。瑙曼基金会（the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在青年中的活动值得一提。
由于他们的努力，自由的哲学才深深浸入到优秀学生的头脑中。最近，德里经济学院的一位高材生退学，去欧洲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学生，可他们去哪里？另外一个学生想在美国申请博士项目，但无法找到任何奥地利学派掌管的机构。国家至上论者控制着美国“官方的”学术界。
印度是一个人口十亿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年轻人。他们目睹了市场经济的成功，并在其中追求自己的未来。他们发现主流经济学不着边际，便转向去学管理学。但这些学校根本不教授他们经济学。因此，他们被“训练”成为一个不懂得经济体制究竟如何运作的管理者。我这么说是出于个人经历。过去几年间，我在全印度的许多杰出的管理学校做演讲，这些学校培养的对经济学的无知总是让我震惊不已。
因此，在印度，按照自己的学术水准发文凭的那些营利性的独立的市场学（catallactics）教育机构之间存在竞争空间。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大概是个白日梦，但那个没有找到合适机构在美国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学生的苦恼激励我把这个梦做下去。这是“有效需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有成百乃至上千的像他一样的学生，奥地利学派学者是有机会的。人们告诉我，大多数这些学者都在主流经济学院系工作，在那里他们被迫讲授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功课。他们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一个新的市场学学院可以聘请很多这样的学者，并给他们分配他们喜欢的教学任务。
总结一下：尽管存在政治上的阻碍，但印度正走向资本主义——尽管缓慢，却确定无疑。印度绝不可能重返国家社会主义。市场学知识——即人类在市场中怎样行动，以及市场如何运作的知识——有明确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只会增加。因此，我确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能够在印度教育市场中蓬勃发展，同时也能使这个国家整体知识水平大大发展。
今天在印度，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并感受到私营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带来的益处。同时，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在它活跃的每一个领域显而易见的惨败。女佣有手机；大学生现在有自己的汽车；但是道路、电力、下水系统、供水系统等这些被国家垄断的领域迫切需要变革。教育也一样。
在印度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教育企业家(edupreneur)”。在印度正是这些教育企业家们培养了印度现在大吹大擂的众多的软件工程师。现今，印度有数千家私立学院教授管理学、医学、工程学、酒店管理等等。我们甚至还有一家学院教授零售管理，虽然政府还没有允许外国零售连锁企业在印度开店。我们也有很多私立大学，其中大多数就盈利而言都是成功的。我告诉这些私立大学的一位校长，这些私立大学从事的是“培训”而不是“教育”。
然而，在印度，教育领域中私人组分的快速增长是不可否认的。一些彩印杂志不吝版面报导私人教育。印度时报，每周出版私人教育增刊已有十年之久——其中有很多广告。
我曾经去过马尼帕尔，印度南部一个沉寂的村庄，20年前一个教育企业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医学院。他们一直在扩张院系，涵盖了很多学科。现在，马尼帕尔是一个忙碌、繁荣的城市。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我还看见了许多外国学生。
还有一个词在印度流行开来——“教育官僚（educrat）”。截至现在，所有这些私立学院都必须得到教育官僚的批准。近来，一些腐败被揭发出来。同时，人们普遍认识到国立高等教育是个失败。德里的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塑造了今天那些控制着尼泊尔的毛泽东主义分子的意识形态。学生和父母都明白政府机构的职位都是为国家至上论（étatists）、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基主义者等等人准备的。仿照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的话：他们都是“尼赫鲁神殿的思想保镖”。这个痛苦的现实，是学生和父母们都有目共睹的。现在许多重点大学都提供国际学士教育。
舆论要求高等教育完全自由化。英语媒体大声疾呼不再要教育官僚。学生和父母也希望外国大学在这里办学。教育部长刚刚宣布，他手下的最大的教育官僚机构即将撤销。不久教育将会完全自由。
当然，我们的政府是奸诈的。议院近期通过了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案。然而，我真心地怀疑印度政府执行该邪恶议案的行政能力。詹姆士•图利（James Tooley）的研究表明，早已有为贫困儿童设立的数十万个“未被承认”的学校遍及整个印度。贫穷的父母们宁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未被承认的私立学校，因为他们明白，公立学校的教育将使得孩子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法成功。我相信，政府对学校的控制也迟早会消失。有些人建议教育学券制（voucherization）——这个主张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当我问到詹姆士•图利学券（vouchers）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穷人不需要它。他们乐意为他们的孩子获得教育而付钱。”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印度很快会成为一个知识自由传播的国家——在自由市场中，知识是自由传播的。
现在让我来谈谈经济学教育。政府也支配着这个领域。没有一个教育企业家冒险闯入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知识。政府在经济学领域的教育是错误的，这一事实正为许多聪明的学生认识。像在东欧一样，在印度，真正聪明和勤奋的学生开始找其它地方学习经济学知识。印度的两个自由主义思想库都已经活跃了十多年，在促进思想变迁方面做了值得钦佩的工作。瑙曼基金会（the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在青年中的活动值得一提。
由于他们的努力，自由的哲学才深深浸入到优秀学生的头脑中。最近，德里经济学院的一位高材生退学，去欧洲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学生，可他们去哪里？另外一个学生想在美国申请博士项目，但无法找到任何奥地利学派掌管的机构。国家至上论者控制着美国“官方的”学术界。
印度是一个人口十亿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年轻人。他们目睹了市场经济的成功，并在其中追求自己的未来。他们发现主流经济学不着边际，便转向去学管理学。但这些学校根本不教授他们经济学。因此，他们被“训练”成为一个不懂得经济体制究竟如何运作的管理者。我这么说是出于个人经历。过去几年间，我在全印度的许多杰出的管理学校做演讲，这些学校培养的对经济学的无知总是让我震惊不已。
因此，在印度，按照自己的学术水准发文凭的那些营利性的独立的市场学（catallactics）教育机构之间存在竞争空间。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大概是个白日梦，但那个没有找到合适机构在美国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学生的苦恼激励我把这个梦做下去。这是“有效需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有成百乃至上千的像他一样的学生，奥地利学派学者是有机会的。人们告诉我，大多数这些学者都在主流经济学院系工作，在那里他们被迫讲授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功课。他们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一个新的市场学学院可以聘请很多这样的学者，并给他们分配他们喜欢的教学任务。
总结一下：尽管存在政治上的阻碍，但印度正走向资本主义——尽管缓慢，却确定无疑。印度绝不可能重返国家社会主义。市场学知识——即人类在市场中怎样行动，以及市场如何运作的知识——有明确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只会增加。因此，我确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能够在印度教育市场中蓬勃发展，同时也能使这个国家整体知识水平大大发展。
如果国家福利体系缺失
李子暘
在许多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人看来，福利体制就是国家强制下的福利。这种体制的要点是：国家从公众那里强制征收费用，不缴不行，然后，国家声称，将把这笔钱用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或者更高的保障，并救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你反对这种强制的福利体系，头脑简单的人就会以为，你是在主张，即使必败无疑，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也应该被抛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去。他们认为，穷人将因此失去最后的依托，生活惨不忍睹。
他们当然很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如此残忍的主张，居然要反对福利。你告诉他，福利将扼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总产出的减少，因此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这种解释对他们是无用的。他们会说，减少一些产出也没什么，重要的是，不能让穷人无依无靠。
或许，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服他们当中那些尚存部分理解力的人，那就是，如果没有国家强制的福利，民间的福利只能发展得更好，为社会提供更加全面和细致的保障。在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发达的社会中，弱势群特将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们的生活和自尊将比国家福利下的社会好得多。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刻意压制、破坏和阻挠，没有官办慈善的挤压，民间慈善事业将非常发达。公众的善心远比一般认为的大得多、可靠得多。
为此，我将各举美国和中国的一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首先是美国的一段史实。
1960年代，美国致力于“伟大社会”计划。这个计划想要建立全面的国家福利体系。中国的许多国家主义者很向往这种类似的计划。还有一些貌似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却是国家主义者的人，打着问责政府的旗号——当然是责问政府为什么不剥夺更多、做得更多，也在孜孜不倦地推动中国走上“伟大社会”的道路。
我建议这些忙着帮助国家膨胀的人，抽时间看看美国“伟大计划”前后民间慈善事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1940年到1964年，美国人收入中用于慈善事业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个时期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变富裕了，更愿意拿出钱来帮助他人了。
但是突然，在1964-1965年，这个持续上升的趋势逆转了。这时，经济发展并没有停止，仍然在高速增长中——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停滞要到1973年才出现，人们的收入在增加，但人们拿钱帮助他人的意愿却削弱了。
然后，到了1981年，美国经济处在衰退期中，人们的收入停止增加，甚至减少了。但奇怪的是，趋势却发生了转向，这次是有利于慈善的转向。美国人捐助慈善占收入的比例转为上升，并且是直线上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美国人却更愿意拿钱出来帮助他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经济衰退中收入减少的美国人，反倒比1964年经济增长中的美国人更加慷慨，更加富有爱心。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美国政府的行为，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1964-1965年，正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始“伟大社会”计划的年头。约翰逊总统宣称：联邦政府要发动一场对贫穷的战争。面对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人们自然会想到，既然政府已经接管了帮助穷人这件事，自己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而到了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宣称，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看到政府收紧了钱包，人们就意识到，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帮助穷人了。如果政府不打算帮助穷人了，那他们就只好挺身而出，自己来帮助穷人了。
政府的官方福利计划就是这样压制民间的慈善和互助的。而官方福利的后退和收缩，也就是这样鼓励和刺激民间慈善事业的。
那么，民间慈善事业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如果国家福利缺失，民间慈善能够顶上来管用吗？民间的慈善不是弱小和不稳定吗？几个好心人的捐助能够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看1930年前后的中国上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民族，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只关心现世，因此也就不愿意拿出财富去帮助他人。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薄弱的。
真的是这样吗？看看历史罢。
清朝末年以来，上海就有着发达的民间慈善机构。太平天国的混乱以后，上海一时间“善堂林立”。民间慈善机构从事许多善举：施舍棺材、施舍衣食、免费诊病发药、收埋死尸、补贴寡妇和孤老、收养弃婴，等等。
到了1930年，民间慈善团体举办的至善事业的规模已经“足以支持上海的城市发展”。民间慈善团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慈善团体自有房产的租金收入、商人和其他市民的捐赠、慈善团体自身某些经营活动的收入。另外，政府也给民间慈善团体一些拨款——注意，政府给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其效果要远远好于政府自办慈善团体。
这时，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有多大呢？他们能有多少钱呢？
一项严肃的统计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惊人的。1930年前后，上海以华人为对象的民间慈善事业的财政规模可能超过了300万元。
这个数字今天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为了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同期上海市政府的支出。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事业可支配的资金超过政府财政支出的40%！这是不是有些惊人呢？
2008年，北京市的财政支出是1786.4亿元，上海是2645.5亿元。这两个数字的40%分别是715亿元和1058亿元。想想看，如果北京和上海现在每年能有这么多钱用于慈善事业，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官办的福利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财政规模。貌似强大的国家福利，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保障，相比民间的慈善机构，其实要薄弱得多。鼓吹国家福利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更加不可靠、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加糟糕的福利安排。如果再考虑到国家强制福利对生产的破坏，简直可以说，鼓吹国家福利的人，是在故意和穷人过不去。
那么，当年上海的民间慈善到底效果如何呢？不必罗列繁琐的数字，仅举目前众议沸腾的医疗为例。在193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各种上海民间慈善机构当时能够为穷人每年提供免费诊疗六七十万次，并发放药物。当时上海人口一共有三百万。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上海，穷人患了病是有很大的机会得到诊治，并得到一些基本药物的。
我们今天的官办医疗保障能达到这种水平吗？
分析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方向，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治安、教育和城市建设，其他公益开支很少。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社会福利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
我以为，这种分工的局面远比今天政府包揽一切，或者试图包揽一切的局面好得多。而民间慈善也果然不负众望，募集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社会的保障水平是很高的。
关于当时民间慈善机构的正面作用，还可以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上面列举的事实，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强的，普通的中国商人和市民，远比政府善良、能干和可靠得多。
如果想要有一个保障水平高，弱势群体能得到最大限度救助的社会，我们到底应该致力于建设哪种福利体系？有两个选择：一、基于自愿和道德的、高效的民间慈善；二、基于强制和冷漠的、低效浪费的官方福利。应该选择哪一个，还用多说吗？
李子暘
在许多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人看来，福利体制就是国家强制下的福利。这种体制的要点是：国家从公众那里强制征收费用，不缴不行，然后，国家声称，将把这笔钱用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或者更高的保障，并救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你反对这种强制的福利体系，头脑简单的人就会以为，你是在主张，即使必败无疑，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也应该被抛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去。他们认为，穷人将因此失去最后的依托，生活惨不忍睹。
他们当然很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如此残忍的主张，居然要反对福利。你告诉他，福利将扼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总产出的减少，因此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这种解释对他们是无用的。他们会说，减少一些产出也没什么，重要的是，不能让穷人无依无靠。
或许，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服他们当中那些尚存部分理解力的人，那就是，如果没有国家强制的福利，民间的福利只能发展得更好，为社会提供更加全面和细致的保障。在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发达的社会中，弱势群特将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们的生活和自尊将比国家福利下的社会好得多。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刻意压制、破坏和阻挠，没有官办慈善的挤压，民间慈善事业将非常发达。公众的善心远比一般认为的大得多、可靠得多。
为此，我将各举美国和中国的一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首先是美国的一段史实。
1960年代，美国致力于“伟大社会”计划。这个计划想要建立全面的国家福利体系。中国的许多国家主义者很向往这种类似的计划。还有一些貌似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却是国家主义者的人，打着问责政府的旗号——当然是责问政府为什么不剥夺更多、做得更多，也在孜孜不倦地推动中国走上“伟大社会”的道路。
我建议这些忙着帮助国家膨胀的人，抽时间看看美国“伟大计划”前后民间慈善事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1940年到1964年，美国人收入中用于慈善事业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个时期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变富裕了，更愿意拿出钱来帮助他人了。
但是突然，在1964-1965年，这个持续上升的趋势逆转了。这时，经济发展并没有停止，仍然在高速增长中——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停滞要到1973年才出现，人们的收入在增加，但人们拿钱帮助他人的意愿却削弱了。
然后，到了1981年，美国经济处在衰退期中，人们的收入停止增加，甚至减少了。但奇怪的是，趋势却发生了转向，这次是有利于慈善的转向。美国人捐助慈善占收入的比例转为上升，并且是直线上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美国人却更愿意拿钱出来帮助他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经济衰退中收入减少的美国人，反倒比1964年经济增长中的美国人更加慷慨，更加富有爱心。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美国政府的行为，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1964-1965年，正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始“伟大社会”计划的年头。约翰逊总统宣称：联邦政府要发动一场对贫穷的战争。面对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人们自然会想到，既然政府已经接管了帮助穷人这件事，自己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而到了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宣称，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看到政府收紧了钱包，人们就意识到，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帮助穷人了。如果政府不打算帮助穷人了，那他们就只好挺身而出，自己来帮助穷人了。
政府的官方福利计划就是这样压制民间的慈善和互助的。而官方福利的后退和收缩，也就是这样鼓励和刺激民间慈善事业的。
那么，民间慈善事业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如果国家福利缺失，民间慈善能够顶上来管用吗？民间的慈善不是弱小和不稳定吗？几个好心人的捐助能够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看1930年前后的中国上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民族，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只关心现世，因此也就不愿意拿出财富去帮助他人。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薄弱的。
真的是这样吗？看看历史罢。
清朝末年以来，上海就有着发达的民间慈善机构。太平天国的混乱以后，上海一时间“善堂林立”。民间慈善机构从事许多善举：施舍棺材、施舍衣食、免费诊病发药、收埋死尸、补贴寡妇和孤老、收养弃婴，等等。
到了1930年，民间慈善团体举办的至善事业的规模已经“足以支持上海的城市发展”。民间慈善团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慈善团体自有房产的租金收入、商人和其他市民的捐赠、慈善团体自身某些经营活动的收入。另外，政府也给民间慈善团体一些拨款——注意，政府给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其效果要远远好于政府自办慈善团体。
这时，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有多大呢？他们能有多少钱呢？
一项严肃的统计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惊人的。1930年前后，上海以华人为对象的民间慈善事业的财政规模可能超过了300万元。
这个数字今天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为了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同期上海市政府的支出。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事业可支配的资金超过政府财政支出的40%！这是不是有些惊人呢？
2008年，北京市的财政支出是1786.4亿元，上海是2645.5亿元。这两个数字的40%分别是715亿元和1058亿元。想想看，如果北京和上海现在每年能有这么多钱用于慈善事业，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官办的福利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财政规模。貌似强大的国家福利，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保障，相比民间的慈善机构，其实要薄弱得多。鼓吹国家福利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更加不可靠、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加糟糕的福利安排。如果再考虑到国家强制福利对生产的破坏，简直可以说，鼓吹国家福利的人，是在故意和穷人过不去。
那么，当年上海的民间慈善到底效果如何呢？不必罗列繁琐的数字，仅举目前众议沸腾的医疗为例。在193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各种上海民间慈善机构当时能够为穷人每年提供免费诊疗六七十万次，并发放药物。当时上海人口一共有三百万。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上海，穷人患了病是有很大的机会得到诊治，并得到一些基本药物的。
我们今天的官办医疗保障能达到这种水平吗？
分析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方向，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治安、教育和城市建设，其他公益开支很少。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社会福利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
我以为，这种分工的局面远比今天政府包揽一切，或者试图包揽一切的局面好得多。而民间慈善也果然不负众望，募集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社会的保障水平是很高的。
关于当时民间慈善机构的正面作用，还可以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上面列举的事实，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强的，普通的中国商人和市民，远比政府善良、能干和可靠得多。
如果想要有一个保障水平高，弱势群体能得到最大限度救助的社会，我们到底应该致力于建设哪种福利体系？有两个选择：一、基于自愿和道德的、高效的民间慈善；二、基于强制和冷漠的、低效浪费的官方福利。应该选择哪一个，还用多说吗？
吴思:改革开放第一定律：自由定律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书，汇集了田纪云从1981年到2008年的文章和讲话59篇，有指导工作的报告，有改革开放的总结文章，还有传诵一时的党校讲话。全书526页，六部分，内容丰富，议论直率，2009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从1983年起，田纪云任副总理10年，随即任人大副委员长10年。1985年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核心领导集团的一员，在第一线推动改革开放。他的言论，本身就有为改革拓展疆土的意义，许多主张至今仍属超前，值得再次强调。这些观点，在我看来，体现了领导集团中改革者的共识。
读这本书时，我心中存了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那么，改革开放的领导集团，必定认识并遵循了一些客观规律。这是什么规律？能不能简明地提炼几条？
读古人书，如《苏辙集》、《海瑞集》，听第一线的实践者讨论问题，评说时事，经常感到智慧闪耀，规律性的发现呼之欲出。读田纪云文集，也有同感。
——吴思
定律内容：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正相关
1.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
如果说，经过改革开放和计划经济的反复实践，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什么重要规律，那么，改革开放的第一定律，应该是“财富与自由定律”。
田纪云写道：“农村改革的成功，其奥妙就在于使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得到创造与追求财富的自由。它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多么伟大的创造力，创造多少人间奇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第40页，再引同书只标页码）
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
田纪云以论战的口气写道：“我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革，使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这是农村改革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东西。农民有了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有了对自己生产产品的自由处理权，当然也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利，他们从改革中得到了经济实惠，这是农村改革之所以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基本动力。所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最基本的改革不能动摇。一动摇，生机和活力就没有了，人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其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第208页）
经济自由，就是在法定范围之内，个人可以不受外来干预，自由地使用和处置他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享受收益并承担成本。这是一种自作自受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便是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的道理。
对于财富创造，我们可以用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这是国内常驻单位在一年内创造的财富增加值总量。
对于经济自由，我们可以用公民享有的各项经济权利的多少和大小衡量。在各种词典上，自由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权利，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内随意行动的权利。
改革开放就是政府重新安排各项权利，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结果，田纪云写道：“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第51页）
总之，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这就是“财富与自由定律”，简称自由定律。
自由与财富的关系，还可以分类详细讨论。
建国初期，毛泽东与邓子恢有四大自由和四小自由之争。邓子恢在1950年提出了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了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了“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毛泽东把这四条概括为“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受限制的“四大自由”，说这是纲领性的提法。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8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四大自由的主张转化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是大大压缩的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市场是计划外物资的自由贸易，雇工自由早已被搞掉，国营企业的自负盈亏成了新问题。
顺着历史上的思想和实践线索，我们分别考察这几项自由增减的后果。
2.土地经营自由
这场争论过去将近50年之后，田纪云回顾道：
“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庆祝第二次解放。后来搞初级社，土地入股等，再后来初级社建成了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搞多长时间，又搞公社化，很快又把土地收回来了，归了大堆了。结果1959年就开始没饭吃了。1960年就开始饿死人了，1961年就更严重了。从这以后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没能解决吃饭问题。谁抓农业都抓不上去。……家庭承包经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决了12亿人民吃饭问题，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民有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在座的各位年轻干部，今后不管吹什么风下什么雨，都要坚持‘耕者有其田’这条不能变。‘耕者无其田’之日，就是全国人民饿饭之时。”（第371-372页）
这是四大自由中关于“土地自由经营”一项的实验报告。
这项涉及土地权利的实验，还可以讨论得更细致。例如，把土地产权细分为所有权、转让权和使用权等项目，把自留地所占比例从5%排列到15%甚至100%等等。
伴随着人民公社的生命历程，自留地和农业使用权承包几起几落。最后，四川的扩大自留地，安徽的包产到户，取代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各地的实践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由每退缩一步，都对应着减产和生产力的破坏；自由每扩展一步，都对应着粮食产量和财富创造的增加。
财富创造与土地经营自由正相关。
这条规律，不仅对中国有效，对全世界都有效。
田纪云写道：“综观世界，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把农业搞上去的。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人民在忍饥挨饿，难以为继。再看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很少，有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但农业却十分发达，不仅本国人民丰衣足食，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为什么？……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它又是由各个独立的家庭、个人利益联结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大锅饭可吃。”（第212页）
3.劳动和资本的权利
四大自由之中的雇工自由，是从雇主角度说的。从劳动者的角度说，就是择业自由，个体工商业者则是创业自由和自我雇佣的自由。
田纪云说：“改革前不仅农民对其‘公有’的生产资料没有任何自主权，而且他们也没有选择职业，改变身份的自由。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第129页）
“联产承包之后，农民们获得了选择职业、变换身份的自由，这就为几千年来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创造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的机会。
“……我们城市中工业化搞了几十年，连城市本身的新增劳动力都吸纳不了，‘文化大革命’当中不得不让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用国家投资，只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一些优惠，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在十多年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三十几年里吸收的劳动力的总和。”（第132页）
以上是说农民。至于城镇居民，改革前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政府统包统配，人们只能消极待业。
田纪云写道：“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经过‘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斩尽杀绝。就连理发洗澡的，修脚捶背的，搞缝纫做衣服的，卖个大碗茶的，修鞋补锅的，卖点儿稀饭油条做早点的，摆个小摊卖点儿针头线脑的，等等，统统改造为国营了。一改为国营，生机活力也就没有了。许多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行业也就自消自灭了。‘官办’哪能办那些‘低三下四’的事？！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人员也就失去饭碗，社会主义就成为一切都难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结果是误国害民。”（第70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田纪云说：“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显著改变了单纯依靠全民所有制单位吸收城镇待业青年就业的局面，缓和了一度尖锐的就业矛盾，基本解决了历年积累下来的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第300页）
伴随着劳动者的择业和创业自由，民营企业也逐步获得了雇工自由。
2002年，田纪云写道：“民营企业的发展，单就解决就业问题来说，已经作出了很大贡献。全国平均每位企业主以33万元的私人注册资金，可以创造除自己之外的6.1个就业岗位。截止到2001年底，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7474万人，每年都要安置上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多农民，民营企业实际吸纳的劳动力达二亿人左右。这对稳定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第388页）这一年，中国的个体工商户达到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个体私营经济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第383页）。
总之，创业自由、择业自由和雇工自由，与就业率正相关，与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正相关，与财富创造正相关。
4.贸易自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要求把大自由限制成小自由，再准备条件，把小自由搞掉。“文革”中，这个任务基本完成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田纪云写道：“改革之前我国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统购统销的体制。由国家统购、派购和按计划价格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几乎包括了农民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允许农民到集贸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只是很少一点，每年都要出布告，规定粮食不能上市，见到有人违反就要抓。但事实上每年都制止不住。他不在集市上出售，就到市场以外出售，引到家里去出售。每年禁止，但都是禁而不止。因为这违背农民的利益，违背市场规律。地区、品种之间的余缺调剂是制止不了的。那为什么还要制止呢？就是为了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否则就完不成了。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产品就是这样统得死死的。越统越死，越死越少，越少越统，越统就越少。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到了‘文革’期间，集贸市场也被关闭，农民生产的所有剩余产品都要交国家。”（第130页）
改革起点的这种状态，隐含着制度变革的巨大利益。交易本身对双方有利，农民的自发交易，就是追求这种利益。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文章中，田纪云介绍了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十大措施。其中，除了税收制度、财政体制、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六项措施都与贸易自由相关：
一、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二、逐步取消城市蔬菜供应的统购包销制度。三、将官办供销社合作社改为民办，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放手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四、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建立多主体、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流通体制。五、改革由国家统负盈亏的外贸体制，放开经营，推行代理制。六、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放开物价。
改革带来了明显好处。以蔬菜购销体制改革为例：“过去很长时期，我们对城市蔬菜是采取统购包销，大包大揽的办法。这样，既不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也不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淡季缺菜，旺季烂菜。相当一部分菜成为垃圾倒掉了，国家补贴很多，群众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改革之后，“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蔬菜种植面积得到稳定，有些地方菜田面积开始回升，蔬菜的品种增多，质量改善，可食率提高，消费者购买也方便了。现在（1986年），蔬菜的销售点比过去多了，菜价在一度大幅度上涨后，现在趋于稳定，有的地方和品种还有所回落。”（第281页）
田纪云说，1980年代改革措施的基本出发点是：破除计划经济模式，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结果，他引用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75页）
贸易自由与财富创造正相关。
5.金融
四大自由中，没有考察的还剩借贷自由。我国金融领域对民间的开放程度，至今仍然有限，从经验中提炼规律自然比较困难。不过，田纪云从反面总结出来一条规律：禁区多，发展慢。
1992年，田纪云说：“我们的禁区很多，股票是禁区，债券原来也是禁区，对外资来讲，保险领域、商业领域都是禁区。我不反对有禁区，但凡是禁区多的地方，发展都慢；凡是放开一点的地方，发展都快。因为有了竞争，有了榜样。”（第427页）
6.自负盈亏
1955年10月，毛泽东说，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198页）。他很快就做到了，国营企业取代了私营企业。不过，新问题立刻出现：企业和职工缺乏生产积极性。
1952年至1978年，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年度复合增长为-3.09%。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复合增长-1.37%。对比之下，1978年至2003年，全要素生产率就保持了2.95%的正增长。（《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田纪云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虽然多次变化，但就总体而言，基本上实行的是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企业实现的利润基本上要上缴国家，企业可以支配的财力很少，而且也很不稳定。有的同志说，这种办法是‘收多收少全部上交，花多花少实报实销’。这正是对大锅饭的真实写照。这种勤懒不分，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第233页）
大锅饭为什么不利于调动积极性？田纪云反问道：“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为什么要干呢？”（第449页）这句反问包含了一个前提，一种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人人理性自利，趋利避害。在自负盈亏体制下，人们趋盈避亏，自然有生产积极性。在大锅饭体制下，偷懒近似带薪休假，多干等于无偿奉献，趋利避害的指向与生产积极性相反。
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道路并不好走。包字进城，奈何国有企业包不彻底，负盈不负亏，穷庙富方丈，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代理人侵犯出资人利益之类的问题一直存在。
1983年，在推行“以税代利”时，田纪云写道：“1979年以来实行利润留成的办法，使企业的财权有所扩大，财力有所增加，这同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相比，确实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从建立健全企业经济责任制的要求来看，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大锅饭体制。因为，在利润留成制度下，企业有了利润则分成，利润少了无非是少得分成，或者通过调整计划利润指标等办法照得分成，发生了亏损，企业也不承担多少经济责任，因而对企业实实在在的压力并不大，企业的责权利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可以说，落实企业依法规定的明确的经济责任，这是国家对企业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第233页）
为了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改革者努力将经营业绩与经营者的个人得失紧密挂钩，走到最后，重新发现了一度被消灭的自由企业制度，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第64页）
民营企业天然就是这样的生产者。2004年，田纪云写道：“我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多优势：1.它产权最清晰，是谁的就是谁的；2.责任最明确，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3.机制最灵活，怎么办效益好，它就怎么办；4.起步快，可以因陋就简，由小到大，逐步发展；5.适应性强，干这个不行，马上掉头干其他的；……”（第478页）
田纪云说：“民办与官办是不一样的。人民公社就是官办的，一大二公行不通。官办工业也不佳，相当一部分要走破产的路子。我敢预言，要不了几年，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第396页）
2002年5月，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田纪云做出了一个规律性的概括：“实践证明，哪个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经济总量就增长得快，经济就繁荣，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就增加得多，就国泰民安。”（第384页）
民营企业，自负盈亏，与财富创造正相关。
附带说一句。田纪云多次用“官办企业”代替“国有企业”，这是更接近真相的提法。所谓“姓社姓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问题是“姓官姓民”。姓民未必都好，姓官未必都不好。不过，官员对官场的兴趣大于对市场的兴趣，而民众则视市场为安身立命之地。利益攸关不同，满足市场需要的激励强度不同，在市场上，姓民通常优于姓官。
7.小结
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也是他们从国际共运史的教训中看到的。
1992年，田纪云写道：“我们十多年来进步所以这样快，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集中到一点，就是改革开放，放权搞活。谁搞活，谁就发展得快。集权搞死，发展是快不了的。”（第143页）
2002年，田纪云写道：“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实践，至少已经证明了一点，就是搞那种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才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第42页）
市场经济是比较完善的自由经济制度。在这里，只要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经济自由便不受任何限制。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处置他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承担成本并享受收益。这种体制的核心就是市场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
田纪云所说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即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正是自由定律。这条规律如此强硬，真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抗拒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书，汇集了田纪云从1981年到2008年的文章和讲话59篇，有指导工作的报告，有改革开放的总结文章，还有传诵一时的党校讲话。全书526页，六部分，内容丰富，议论直率，2009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从1983年起，田纪云任副总理10年，随即任人大副委员长10年。1985年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核心领导集团的一员，在第一线推动改革开放。他的言论，本身就有为改革拓展疆土的意义，许多主张至今仍属超前，值得再次强调。这些观点，在我看来，体现了领导集团中改革者的共识。
读这本书时，我心中存了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那么，改革开放的领导集团，必定认识并遵循了一些客观规律。这是什么规律？能不能简明地提炼几条？
读古人书，如《苏辙集》、《海瑞集》，听第一线的实践者讨论问题，评说时事，经常感到智慧闪耀，规律性的发现呼之欲出。读田纪云文集，也有同感。
——吴思
定律内容：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正相关
1.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
如果说，经过改革开放和计划经济的反复实践，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什么重要规律，那么，改革开放的第一定律，应该是“财富与自由定律”。
田纪云写道：“农村改革的成功，其奥妙就在于使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得到创造与追求财富的自由。它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多么伟大的创造力，创造多少人间奇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第40页，再引同书只标页码）
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
田纪云以论战的口气写道：“我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革，使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这是农村改革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东西。农民有了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有了对自己生产产品的自由处理权，当然也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利，他们从改革中得到了经济实惠，这是农村改革之所以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基本动力。所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最基本的改革不能动摇。一动摇，生机和活力就没有了，人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其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第208页）
经济自由，就是在法定范围之内，个人可以不受外来干预，自由地使用和处置他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享受收益并承担成本。这是一种自作自受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便是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的道理。
对于财富创造，我们可以用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这是国内常驻单位在一年内创造的财富增加值总量。
对于经济自由，我们可以用公民享有的各项经济权利的多少和大小衡量。在各种词典上，自由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权利，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内随意行动的权利。
改革开放就是政府重新安排各项权利，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结果，田纪云写道：“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第51页）
总之，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这就是“财富与自由定律”，简称自由定律。
自由与财富的关系，还可以分类详细讨论。
建国初期，毛泽东与邓子恢有四大自由和四小自由之争。邓子恢在1950年提出了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了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了“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毛泽东把这四条概括为“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受限制的“四大自由”，说这是纲领性的提法。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8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四大自由的主张转化为“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是大大压缩的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市场是计划外物资的自由贸易，雇工自由早已被搞掉，国营企业的自负盈亏成了新问题。
顺着历史上的思想和实践线索，我们分别考察这几项自由增减的后果。
2.土地经营自由
这场争论过去将近50年之后，田纪云回顾道：
“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庆祝第二次解放。后来搞初级社，土地入股等，再后来初级社建成了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搞多长时间，又搞公社化，很快又把土地收回来了，归了大堆了。结果1959年就开始没饭吃了。1960年就开始饿死人了，1961年就更严重了。从这以后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没能解决吃饭问题。谁抓农业都抓不上去。……家庭承包经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决了12亿人民吃饭问题，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民有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在座的各位年轻干部，今后不管吹什么风下什么雨，都要坚持‘耕者有其田’这条不能变。‘耕者无其田’之日，就是全国人民饿饭之时。”（第371-372页）
这是四大自由中关于“土地自由经营”一项的实验报告。
这项涉及土地权利的实验，还可以讨论得更细致。例如，把土地产权细分为所有权、转让权和使用权等项目，把自留地所占比例从5%排列到15%甚至100%等等。
伴随着人民公社的生命历程，自留地和农业使用权承包几起几落。最后，四川的扩大自留地，安徽的包产到户，取代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各地的实践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由每退缩一步，都对应着减产和生产力的破坏；自由每扩展一步，都对应着粮食产量和财富创造的增加。
财富创造与土地经营自由正相关。
这条规律，不仅对中国有效，对全世界都有效。
田纪云写道：“综观世界，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把农业搞上去的。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人民在忍饥挨饿，难以为继。再看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很少，有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但农业却十分发达，不仅本国人民丰衣足食，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为什么？……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它又是由各个独立的家庭、个人利益联结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大锅饭可吃。”（第212页）
3.劳动和资本的权利
四大自由之中的雇工自由，是从雇主角度说的。从劳动者的角度说，就是择业自由，个体工商业者则是创业自由和自我雇佣的自由。
田纪云说：“改革前不仅农民对其‘公有’的生产资料没有任何自主权，而且他们也没有选择职业，改变身份的自由。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第129页）
“联产承包之后，农民们获得了选择职业、变换身份的自由，这就为几千年来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创造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的机会。
“……我们城市中工业化搞了几十年，连城市本身的新增劳动力都吸纳不了，‘文化大革命’当中不得不让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用国家投资，只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一些优惠，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在十多年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三十几年里吸收的劳动力的总和。”（第132页）
以上是说农民。至于城镇居民，改革前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政府统包统配，人们只能消极待业。
田纪云写道：“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经过‘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斩尽杀绝。就连理发洗澡的，修脚捶背的，搞缝纫做衣服的，卖个大碗茶的，修鞋补锅的，卖点儿稀饭油条做早点的，摆个小摊卖点儿针头线脑的，等等，统统改造为国营了。一改为国营，生机活力也就没有了。许多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行业也就自消自灭了。‘官办’哪能办那些‘低三下四’的事？！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人员也就失去饭碗，社会主义就成为一切都难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结果是误国害民。”（第70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田纪云说：“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显著改变了单纯依靠全民所有制单位吸收城镇待业青年就业的局面，缓和了一度尖锐的就业矛盾，基本解决了历年积累下来的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第300页）
伴随着劳动者的择业和创业自由，民营企业也逐步获得了雇工自由。
2002年，田纪云写道：“民营企业的发展，单就解决就业问题来说，已经作出了很大贡献。全国平均每位企业主以33万元的私人注册资金，可以创造除自己之外的6.1个就业岗位。截止到2001年底，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7474万人，每年都要安置上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多农民，民营企业实际吸纳的劳动力达二亿人左右。这对稳定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第388页）这一年，中国的个体工商户达到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个体私营经济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第383页）。
总之，创业自由、择业自由和雇工自由，与就业率正相关，与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正相关，与财富创造正相关。
4.贸易自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要求把大自由限制成小自由，再准备条件，把小自由搞掉。“文革”中，这个任务基本完成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田纪云写道：“改革之前我国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统购统销的体制。由国家统购、派购和按计划价格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几乎包括了农民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允许农民到集贸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只是很少一点，每年都要出布告，规定粮食不能上市，见到有人违反就要抓。但事实上每年都制止不住。他不在集市上出售，就到市场以外出售，引到家里去出售。每年禁止，但都是禁而不止。因为这违背农民的利益，违背市场规律。地区、品种之间的余缺调剂是制止不了的。那为什么还要制止呢？就是为了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否则就完不成了。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产品就是这样统得死死的。越统越死，越死越少，越少越统，越统就越少。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到了‘文革’期间，集贸市场也被关闭，农民生产的所有剩余产品都要交国家。”（第130页）
改革起点的这种状态，隐含着制度变革的巨大利益。交易本身对双方有利，农民的自发交易，就是追求这种利益。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文章中，田纪云介绍了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十大措施。其中，除了税收制度、财政体制、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六项措施都与贸易自由相关：
一、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二、逐步取消城市蔬菜供应的统购包销制度。三、将官办供销社合作社改为民办，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放手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四、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建立多主体、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流通体制。五、改革由国家统负盈亏的外贸体制，放开经营，推行代理制。六、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放开物价。
改革带来了明显好处。以蔬菜购销体制改革为例：“过去很长时期，我们对城市蔬菜是采取统购包销，大包大揽的办法。这样，既不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也不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淡季缺菜，旺季烂菜。相当一部分菜成为垃圾倒掉了，国家补贴很多，群众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改革之后，“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蔬菜种植面积得到稳定，有些地方菜田面积开始回升，蔬菜的品种增多，质量改善，可食率提高，消费者购买也方便了。现在（1986年），蔬菜的销售点比过去多了，菜价在一度大幅度上涨后，现在趋于稳定，有的地方和品种还有所回落。”（第281页）
田纪云说，1980年代改革措施的基本出发点是：破除计划经济模式，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结果，他引用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75页）
贸易自由与财富创造正相关。
5.金融
四大自由中，没有考察的还剩借贷自由。我国金融领域对民间的开放程度，至今仍然有限，从经验中提炼规律自然比较困难。不过，田纪云从反面总结出来一条规律：禁区多，发展慢。
1992年，田纪云说：“我们的禁区很多，股票是禁区，债券原来也是禁区，对外资来讲，保险领域、商业领域都是禁区。我不反对有禁区，但凡是禁区多的地方，发展都慢；凡是放开一点的地方，发展都快。因为有了竞争，有了榜样。”（第427页）
6.自负盈亏
1955年10月，毛泽东说，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198页）。他很快就做到了，国营企业取代了私营企业。不过，新问题立刻出现：企业和职工缺乏生产积极性。
1952年至1978年，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年度复合增长为-3.09%。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复合增长-1.37%。对比之下，1978年至2003年，全要素生产率就保持了2.95%的正增长。（《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田纪云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虽然多次变化，但就总体而言，基本上实行的是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企业实现的利润基本上要上缴国家，企业可以支配的财力很少，而且也很不稳定。有的同志说，这种办法是‘收多收少全部上交，花多花少实报实销’。这正是对大锅饭的真实写照。这种勤懒不分，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第233页）
大锅饭为什么不利于调动积极性？田纪云反问道：“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为什么要干呢？”（第449页）这句反问包含了一个前提，一种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人人理性自利，趋利避害。在自负盈亏体制下，人们趋盈避亏，自然有生产积极性。在大锅饭体制下，偷懒近似带薪休假，多干等于无偿奉献，趋利避害的指向与生产积极性相反。
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道路并不好走。包字进城，奈何国有企业包不彻底，负盈不负亏，穷庙富方丈，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代理人侵犯出资人利益之类的问题一直存在。
1983年，在推行“以税代利”时，田纪云写道：“1979年以来实行利润留成的办法，使企业的财权有所扩大，财力有所增加，这同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相比，确实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从建立健全企业经济责任制的要求来看，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大锅饭体制。因为，在利润留成制度下，企业有了利润则分成，利润少了无非是少得分成，或者通过调整计划利润指标等办法照得分成，发生了亏损，企业也不承担多少经济责任，因而对企业实实在在的压力并不大，企业的责权利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可以说，落实企业依法规定的明确的经济责任，这是国家对企业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第233页）
为了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改革者努力将经营业绩与经营者的个人得失紧密挂钩，走到最后，重新发现了一度被消灭的自由企业制度，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第64页）
民营企业天然就是这样的生产者。2004年，田纪云写道：“我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多优势：1.它产权最清晰，是谁的就是谁的；2.责任最明确，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3.机制最灵活，怎么办效益好，它就怎么办；4.起步快，可以因陋就简，由小到大，逐步发展；5.适应性强，干这个不行，马上掉头干其他的；……”（第478页）
田纪云说：“民办与官办是不一样的。人民公社就是官办的，一大二公行不通。官办工业也不佳，相当一部分要走破产的路子。我敢预言，要不了几年，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第396页）
2002年5月，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田纪云做出了一个规律性的概括：“实践证明，哪个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经济总量就增长得快，经济就繁荣，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就增加得多，就国泰民安。”（第384页）
民营企业，自负盈亏，与财富创造正相关。
附带说一句。田纪云多次用“官办企业”代替“国有企业”，这是更接近真相的提法。所谓“姓社姓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问题是“姓官姓民”。姓民未必都好，姓官未必都不好。不过，官员对官场的兴趣大于对市场的兴趣，而民众则视市场为安身立命之地。利益攸关不同，满足市场需要的激励强度不同，在市场上，姓民通常优于姓官。
7.小结
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也是他们从国际共运史的教训中看到的。
1992年，田纪云写道：“我们十多年来进步所以这样快，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集中到一点，就是改革开放，放权搞活。谁搞活，谁就发展得快。集权搞死，发展是快不了的。”（第143页）
2002年，田纪云写道：“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实践，至少已经证明了一点，就是搞那种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才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第42页）
市场经济是比较完善的自由经济制度。在这里，只要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经济自由便不受任何限制。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处置他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承担成本并享受收益。这种体制的核心就是市场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
田纪云所说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即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正是自由定律。这条规律如此强硬，真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抗拒
叶子风:中国粉红色知识分子，贼心不死
有一群自称民主人士的知识分子，他们讲的是良心，支持的却是恶匪。敏感词的事情不用多言了，那些粉红色的卫星党，都是清一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支持敏感词势力，赶跑了敏感词。社会党人是敏感词最好的朋友，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各国的历史上都有发生。例如匈牙利，斯大林时代，社民党就并入了敏感词，一起剿杀了其他政党。当然，在随后残酷的斗争中，这些知识分子受到了清算，但是基本上是自作孽，他们崇拜铁腕领袖，支持暴力敏感词破坏私有制，追求“社会正义”，结果政治权力无限膨胀，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保护。在敏感词，就是这些热衷于替他人做主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白色恐怖，为民主反敏感词，结果引来比白色恐怖更恐怖的敏感词。经过了敏感词，到了改革开放，这些人其实没有多大长进，敏感词的梦想不灭，总是想依靠集体主义的决策方式干预经济，满足他们的权力欲。
如今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改革派，他们在体制内与渴望复辟斯大林主义的老左作斗争。这些改革派的宣传阵地是南方报系和炎黄春秋，比起那些以抢劫为荣的老左，他们颜色淡一些，不是敏感词色，而是粉红色。这群人也会主张经济自由，但却是“有限的”，要受到监控和管束的，必要时可以取消。这些自由在他们眼中并非天然的权利，而是政客的赏赐。他们主张多赏赐一点自由，是因为这样会为统治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便于搜刮和掠夺。这种工具性的自由观，使他们不同于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看到的是“功利”，而不是“权利”。他们不相信“法治”，仍然笃信“人治”。
秋风，一个曾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学者的人，在拥抱集体主义的儒家思想，狂写主流媒体的时政评论后，最近宣布自己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应该恭喜他，扭捏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走上了这条知识分子的康庄大道。从前被压抑的指手画脚的隐秘愿望，现在可以顺利通过意识形态审查，在公开场合尽情宣泄了。当然，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智力的衰退，一个曾经的哈耶克门徒，竟然向孙文的民粹革命纲领投诚，大谈“节制资本”，与那位反对哈耶克的郎咸平排排坐、吃果果，真是一幅奇妙的景观。
秋风、莫之许、时寒冰曾经在一个办公室，在报纸上写评论，为党内改革派做策士。以前总觉得秋风和时寒冰放在一起，就像火与冰，但今天看来，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哦，不对，应该是三位一体。莫之许也是中间道路派，嘴上奉哈耶克为师，却是不折不扣的福利主义者。而且认为，政府可以随意给企业添加义务。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近乎国家主义者了。下一个是黄章晋吗?不奇怪，当知识分子变得衰老，他们就不愿坚持自己的智识立场，而是越来越害怕孤单，只想往“中间”去靠，用占卜算卦的方式，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人们相信自己的客观和公允。
当这些粉红色系的知识分子越变越老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任务也就有了——遂他们的意思，尽快埋葬他们。
有一群自称民主人士的知识分子，他们讲的是良心，支持的却是恶匪。敏感词的事情不用多言了，那些粉红色的卫星党，都是清一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支持敏感词势力，赶跑了敏感词。社会党人是敏感词最好的朋友，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各国的历史上都有发生。例如匈牙利，斯大林时代，社民党就并入了敏感词，一起剿杀了其他政党。当然，在随后残酷的斗争中，这些知识分子受到了清算，但是基本上是自作孽，他们崇拜铁腕领袖，支持暴力敏感词破坏私有制，追求“社会正义”，结果政治权力无限膨胀，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保护。在敏感词，就是这些热衷于替他人做主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白色恐怖，为民主反敏感词，结果引来比白色恐怖更恐怖的敏感词。经过了敏感词，到了改革开放，这些人其实没有多大长进，敏感词的梦想不灭，总是想依靠集体主义的决策方式干预经济，满足他们的权力欲。
如今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改革派，他们在体制内与渴望复辟斯大林主义的老左作斗争。这些改革派的宣传阵地是南方报系和炎黄春秋，比起那些以抢劫为荣的老左，他们颜色淡一些，不是敏感词色，而是粉红色。这群人也会主张经济自由，但却是“有限的”，要受到监控和管束的，必要时可以取消。这些自由在他们眼中并非天然的权利，而是政客的赏赐。他们主张多赏赐一点自由，是因为这样会为统治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便于搜刮和掠夺。这种工具性的自由观，使他们不同于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看到的是“功利”，而不是“权利”。他们不相信“法治”，仍然笃信“人治”。
秋风，一个曾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学者的人，在拥抱集体主义的儒家思想，狂写主流媒体的时政评论后，最近宣布自己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应该恭喜他，扭捏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走上了这条知识分子的康庄大道。从前被压抑的指手画脚的隐秘愿望，现在可以顺利通过意识形态审查，在公开场合尽情宣泄了。当然，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智力的衰退，一个曾经的哈耶克门徒，竟然向孙文的民粹革命纲领投诚，大谈“节制资本”，与那位反对哈耶克的郎咸平排排坐、吃果果，真是一幅奇妙的景观。
秋风、莫之许、时寒冰曾经在一个办公室，在报纸上写评论，为党内改革派做策士。以前总觉得秋风和时寒冰放在一起，就像火与冰，但今天看来，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哦，不对，应该是三位一体。莫之许也是中间道路派，嘴上奉哈耶克为师，却是不折不扣的福利主义者。而且认为，政府可以随意给企业添加义务。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近乎国家主义者了。下一个是黄章晋吗?不奇怪，当知识分子变得衰老，他们就不愿坚持自己的智识立场，而是越来越害怕孤单，只想往“中间”去靠，用占卜算卦的方式，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人们相信自己的客观和公允。
当这些粉红色系的知识分子越变越老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任务也就有了——遂他们的意思，尽快埋葬他们。
叶子风：如何亲切地问候梁文道
众所周知，梁文道在我心目中，是和余秋雨并蒂的文化奇葩。追根溯源，是因为一次看凤凰卫视，不知聊什么话题，梁文道突然脸一沉，正色道：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说完，他深深凝望了一下摄影机镜头，仿佛在说：看到没有，我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都变了。就这么一个囧囧的眼神，梁文道的智力水平从此就在我心中定格了。如果比傻，余秋雨是A，于丹是C，梁文道就刚好夹在了中间。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信条没少人相信了？太简单了，不是因为人们信心不足，而是因为这句话太荒谬。首先，如何定义“无产者”，而且要适用于全世界？这本身就不可能。美国的无产者可能开着二手车四海为家，北欧的无产者享受着国家的高福利，北朝鲜连领袖 都是无产者，香港的无产者有可能在大陆包了二奶。这些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人，怎么联合得起来，靠什么联合？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产者斗争的目标和对象，竟然会和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无产者一样？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这就是当时我在心中对梁文道的问候。我质疑的要点是：不同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如何有统一的标准鉴别无产者？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无产者”从来不是精确的概念，它只是用来表达穷人对富人的嫉恨。最近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发现还有另一种方法，同样可以亲切地问候梁文道。奥尔森的观点是，即使我们有办法鉴别无产者，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却依然不能达到“联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无产者联合之后，“就像任何一个潜在的集团中一样，阶级中的每一个人会发现如果实现共同目标所必需的成本或牺牲由他人承担，这对他有利。”即是说，这个集团中的无产者都会尽可能地攫取个人利益，而“不会产生争取阶级权益的行为”。结果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了一句空话，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非要让这些无产者都为了公益而放弃私利，那该怎么办呢？只能采取非常的强制力，逼迫每个人放弃个人选择而去追求整体的目标。于是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成了大兵营，而这个无产集团统治的世界就成了一座大监狱。
奥尔森是“公共选择”学派里非常重要的一位经济学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他的代表作，专门探讨集团和组织理论。书里分析了各种集团和组织，有企业、工会和形形色色的压力团体。国家也是集团，是其中最巨型的一种。奥尔森挑战的是这样一条被广泛接纳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集团会增进那些共同利益。”他通过演绎和归纳，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指出，小集团要比大集团更容易增进共同利益，因为每个人能较清楚的看见个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额；但大集团就不成了，个人看不见自己与共同利益的直接关系，就倾向于将自己要付出的代价转嫁到别人头上，以获得平均化的个人收益。俗谚有云“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集团就是这样，不断膨胀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那么，为什么现实中很多大集团并未消亡，它们看上去生机勃勃，经久不衰？奥尔森说，这是因为集团的组织者采取了手段，去解决个人无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问题。市场中的企业集团，往往通过经济上的激励手段，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尽量协调起来。由于缺乏竞争，非市场集团主要依靠强制措施，使得个人服从集体，维持集团的运转。国家就是这样一种集团，虽然它总是鼓吹爱国主义，或者通过别的意识形态作为感召，力求让人们自觉自愿自发地为国家利益做贡献，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自愿集资和捐款而生存，它从来是靠强制的付款——税收。可以说，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强制。所以，不要妄图感动它，它永远也不会放弃利爪。即使通过民主驯服了它，它仍有可能突然兽性大发，伸出利爪伤人。
在奥尔森的理论里，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经济集团优于非经济集团，竞争的经济集团优于垄断的经济集团。这样的结论很容易在我们的现实中得到证明。一个民营企业的规模从小到大，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保持团队凝聚力。还有，“合伙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形式，而当伙伴数量很大时却往往不能才成功，这一事实为小集团的优势提供了又一佐证。”如果比较我国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运作——前者比后者低效能，奥尔森的判断无疑是对的，他说非经济集团的理性要比经济集团小，因为“经济生活中有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系，其成败也有标准”。 至于市场中的和垄断中的经济集团，奥尔森则提供一个有力的观察，“市场中的企业哀叹竞争的加剧，而在非市场中条件提供集体物品的社团几乎总会欢迎新成员。”中国的企业发展状况就是如此，虽然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发展成大集团的并不多。相反，效率低下的国企却不断重组、兼并和扩张，集团化的步子迈得很大，小的变成大，大的变超级大。
不过，虽然我们知道了小集团、经济集团和竞争的经济集团的优势，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大集团、非经济集团和垄断的经济集团去争取“共同利益”。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集体行动中，更愿意选择强制，而不是激励。奥尔森对此没有做出说明。而我自己的粗陋的想法是，这恐怕和财产所有权问题有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资产是产权不清晰的，被视为“公共的”或“集体的”，为了使用和处置它们，政府及各种政治性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生存也全系于此。但由于缺乏精确的“分利”标准，所以这类集团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强制。那么，一个市场条件下的运作良好的私人企业，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地走上规模化，不断扩张，最终成为大集团呢？我认为，这同样是一个产权问题。因为企业发展中会产生新增的财富，企业的管理者想抢在这些财富分配到所有者名下之前，将它们占有。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企业大规模扩张的动力往往来自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奥尔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管理人员能够控制大公司，而且有时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的权益，这一事实令人惊讶”。实际上，答案可能很简单，管理层不能像所有者一样分配，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膨胀，使得所有权分散、分利者众多，这样来达到自己获益更多的目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回到梁文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问题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的，无非是增进他们的利益。前面我引用奥尔森的论述，已经证明这不可能。如果说相对于“无产者”，“有产者”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那也不是依靠“联合”的，有产者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如果“无产者”要想增进利益，无非是：一、成为有产者；二、参加市场竞争。第一条出路并非不可能，如今的中国，很多人看上去贫困，实际上他们拥有一定资产，只是这些资产的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身上，使得他们的财产成为死财产，要改变则何种状况完全可以借助私有化改革，关键是政府有无这样的决心。第二条出路，就是无产者通过向他人提供服务来获得酬劳，逐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当然，参考奥尔森的意见，要找工作，最好不要选择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政治性团体，因为这些集团缺少激励手段，对无产者的脱贫致富没有太大的好处。这个建议其实挺靠谱的，放眼看看今天的中国，解决“无产者”的就业，到底是政府及其经济组织做的多，还是私企民企外企做的多，就一目了然了。没错，“全世界无产者竞争起来”，这就是我的政治口号。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能见到梁文道，请你务必将这句话转达给他，并告诉他这是我对他的亲切问候。一次问候，或许不能带来一丝温暖，但却可能纠正一个错误。
众所周知，梁文道在我心目中，是和余秋雨并蒂的文化奇葩。追根溯源，是因为一次看凤凰卫视，不知聊什么话题，梁文道突然脸一沉，正色道：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说完，他深深凝望了一下摄影机镜头，仿佛在说：看到没有，我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都变了。就这么一个囧囧的眼神，梁文道的智力水平从此就在我心中定格了。如果比傻，余秋雨是A，于丹是C，梁文道就刚好夹在了中间。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信条没少人相信了？太简单了，不是因为人们信心不足，而是因为这句话太荒谬。首先，如何定义“无产者”，而且要适用于全世界？这本身就不可能。美国的无产者可能开着二手车四海为家，北欧的无产者享受着国家的高福利，北朝鲜连领袖 都是无产者，香港的无产者有可能在大陆包了二奶。这些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人，怎么联合得起来，靠什么联合？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产者斗争的目标和对象，竟然会和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无产者一样？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这就是当时我在心中对梁文道的问候。我质疑的要点是：不同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如何有统一的标准鉴别无产者？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无产者”从来不是精确的概念，它只是用来表达穷人对富人的嫉恨。最近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发现还有另一种方法，同样可以亲切地问候梁文道。奥尔森的观点是，即使我们有办法鉴别无产者，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却依然不能达到“联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无产者联合之后，“就像任何一个潜在的集团中一样，阶级中的每一个人会发现如果实现共同目标所必需的成本或牺牲由他人承担，这对他有利。”即是说，这个集团中的无产者都会尽可能地攫取个人利益，而“不会产生争取阶级权益的行为”。结果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了一句空话，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非要让这些无产者都为了公益而放弃私利，那该怎么办呢？只能采取非常的强制力，逼迫每个人放弃个人选择而去追求整体的目标。于是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成了大兵营，而这个无产集团统治的世界就成了一座大监狱。
奥尔森是“公共选择”学派里非常重要的一位经济学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他的代表作，专门探讨集团和组织理论。书里分析了各种集团和组织，有企业、工会和形形色色的压力团体。国家也是集团，是其中最巨型的一种。奥尔森挑战的是这样一条被广泛接纳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集团会增进那些共同利益。”他通过演绎和归纳，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指出，小集团要比大集团更容易增进共同利益，因为每个人能较清楚的看见个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额；但大集团就不成了，个人看不见自己与共同利益的直接关系，就倾向于将自己要付出的代价转嫁到别人头上，以获得平均化的个人收益。俗谚有云“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集团就是这样，不断膨胀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那么，为什么现实中很多大集团并未消亡，它们看上去生机勃勃，经久不衰？奥尔森说，这是因为集团的组织者采取了手段，去解决个人无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问题。市场中的企业集团，往往通过经济上的激励手段，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尽量协调起来。由于缺乏竞争，非市场集团主要依靠强制措施，使得个人服从集体，维持集团的运转。国家就是这样一种集团，虽然它总是鼓吹爱国主义，或者通过别的意识形态作为感召，力求让人们自觉自愿自发地为国家利益做贡献，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自愿集资和捐款而生存，它从来是靠强制的付款——税收。可以说，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强制。所以，不要妄图感动它，它永远也不会放弃利爪。即使通过民主驯服了它，它仍有可能突然兽性大发，伸出利爪伤人。
在奥尔森的理论里，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经济集团优于非经济集团，竞争的经济集团优于垄断的经济集团。这样的结论很容易在我们的现实中得到证明。一个民营企业的规模从小到大，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保持团队凝聚力。还有，“合伙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形式，而当伙伴数量很大时却往往不能才成功，这一事实为小集团的优势提供了又一佐证。”如果比较我国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运作——前者比后者低效能，奥尔森的判断无疑是对的，他说非经济集团的理性要比经济集团小，因为“经济生活中有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系，其成败也有标准”。 至于市场中的和垄断中的经济集团，奥尔森则提供一个有力的观察，“市场中的企业哀叹竞争的加剧，而在非市场中条件提供集体物品的社团几乎总会欢迎新成员。”中国的企业发展状况就是如此，虽然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发展成大集团的并不多。相反，效率低下的国企却不断重组、兼并和扩张，集团化的步子迈得很大，小的变成大，大的变超级大。
不过，虽然我们知道了小集团、经济集团和竞争的经济集团的优势，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大集团、非经济集团和垄断的经济集团去争取“共同利益”。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集体行动中，更愿意选择强制，而不是激励。奥尔森对此没有做出说明。而我自己的粗陋的想法是，这恐怕和财产所有权问题有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资产是产权不清晰的，被视为“公共的”或“集体的”，为了使用和处置它们，政府及各种政治性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生存也全系于此。但由于缺乏精确的“分利”标准，所以这类集团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强制。那么，一个市场条件下的运作良好的私人企业，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地走上规模化，不断扩张，最终成为大集团呢？我认为，这同样是一个产权问题。因为企业发展中会产生新增的财富，企业的管理者想抢在这些财富分配到所有者名下之前，将它们占有。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企业大规模扩张的动力往往来自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奥尔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管理人员能够控制大公司，而且有时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的权益，这一事实令人惊讶”。实际上，答案可能很简单，管理层不能像所有者一样分配，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膨胀，使得所有权分散、分利者众多，这样来达到自己获益更多的目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回到梁文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问题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的，无非是增进他们的利益。前面我引用奥尔森的论述，已经证明这不可能。如果说相对于“无产者”，“有产者”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那也不是依靠“联合”的，有产者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如果“无产者”要想增进利益，无非是：一、成为有产者；二、参加市场竞争。第一条出路并非不可能，如今的中国，很多人看上去贫困，实际上他们拥有一定资产，只是这些资产的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身上，使得他们的财产成为死财产，要改变则何种状况完全可以借助私有化改革，关键是政府有无这样的决心。第二条出路，就是无产者通过向他人提供服务来获得酬劳，逐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当然，参考奥尔森的意见，要找工作，最好不要选择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政治性团体，因为这些集团缺少激励手段，对无产者的脱贫致富没有太大的好处。这个建议其实挺靠谱的，放眼看看今天的中国，解决“无产者”的就业，到底是政府及其经济组织做的多，还是私企民企外企做的多，就一目了然了。没错，“全世界无产者竞争起来”，这就是我的政治口号。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能见到梁文道，请你务必将这句话转达给他，并告诉他这是我对他的亲切问候。一次问候，或许不能带来一丝温暖，但却可能纠正一个错误。
三角债背后的奥秘
据中国会计报报道：近日，国际著名信用保险及信用管理服务机构——科法斯集团发布《2008中国企业信用风险状况调查报告》（下称“科法斯报告”)表示，由于客户现金流紧张及融资困难，已经让中小企业面对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并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破产及“三角债”威胁。
科法斯大中华区风险部负责人颜添逊甚至断言：“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部分中国企业货款拖欠问题在2009年将更加严重！”甚至有媒体据此预言：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三角债问题有可能再现！
“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回顾以往的历史，在90年代初，它突然成为中国、俄罗斯、东欧诸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障碍。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的官员们，也在各种场合对三角债问题发表看法，希望通过制定管制政策，减少三角债的形成，但这些努力，很多在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内部，你会发现，三角债的形成产生于企业间的融资机制。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时候，中小型民营企业，甚至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在业务量迅速上升的时候，往往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会通过延迟对供货商的付款来维持现金流的平衡。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隐性的供货商贷款机制。上面讲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企业大小不同，资金实力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生产结构不同，现金流的构成也各自千差万别，在不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付款及供货协议，有货到付款，有延期付款，有提前付款，在企业不同的时候，也会采取不同的付款策略，通过支付或者收取隐性的利息来达成各式各样的贷款合约，利息一般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
在经济活动的活跃度急剧上升，而金融体系还不能适应的时候，这些纷繁复杂的贷款合约取代了银行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初，中国，俄罗斯，东欧诸国经济活动中为什么大量涌现三角债的原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在金融系统如此落后的经营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除了民间金融的地下运作，企业间的融资安排实则起到了更加重大的作用，通过这样的安排，一些规模较大，资金较为雄厚的企业，弥补了金融系统的不足。
不得不说，企业间的隐形借贷，是一种信息相对充分，极为灵活的借贷合约，其风险也可以由企业家随时掌管和调控。这些相互存在借贷关系的企业，都对对方的信誉度有一定的认可，并有过多次的合作，在市场大环境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有效的起到了市场润滑剂的作用。但在市场大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到期不能支付的货款，而且由于市场环境恶化，企业也无法通过改变经营方式来平衡这一风险，这样就形成了显性的三角债问题。
从三角债的产生机制来看，它并非像人们所称，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而是恰恰相反，它是在金融不足的
情况下，市场所自发产生的应对机制，这种机制部分的起到了替代金融功能的作用。它在经济恶化的时期大量产生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不是这种机制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恶化的指标。即使有现代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也会有大量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出现。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大幅度减少，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却暂未出现美国金融风暴那样大面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得不说这种内化的融资机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灵活性，这种纵横交错，决策分散的隐性融资机制的规模，反应速度，效率，还有待更多的研究为我们揭示其中的奥秘。
据中国会计报报道：近日，国际著名信用保险及信用管理服务机构——科法斯集团发布《2008中国企业信用风险状况调查报告》（下称“科法斯报告”)表示，由于客户现金流紧张及融资困难，已经让中小企业面对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并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破产及“三角债”威胁。
科法斯大中华区风险部负责人颜添逊甚至断言：“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部分中国企业货款拖欠问题在2009年将更加严重！”甚至有媒体据此预言：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三角债问题有可能再现！
“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回顾以往的历史，在90年代初，它突然成为中国、俄罗斯、东欧诸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障碍。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的官员们，也在各种场合对三角债问题发表看法，希望通过制定管制政策，减少三角债的形成，但这些努力，很多在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内部，你会发现，三角债的形成产生于企业间的融资机制。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时候，中小型民营企业，甚至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在业务量迅速上升的时候，往往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会通过延迟对供货商的付款来维持现金流的平衡。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隐性的供货商贷款机制。上面讲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企业大小不同，资金实力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生产结构不同，现金流的构成也各自千差万别，在不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付款及供货协议，有货到付款，有延期付款，有提前付款，在企业不同的时候，也会采取不同的付款策略，通过支付或者收取隐性的利息来达成各式各样的贷款合约，利息一般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
在经济活动的活跃度急剧上升，而金融体系还不能适应的时候，这些纷繁复杂的贷款合约取代了银行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初，中国，俄罗斯，东欧诸国经济活动中为什么大量涌现三角债的原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在金融系统如此落后的经营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除了民间金融的地下运作，企业间的融资安排实则起到了更加重大的作用，通过这样的安排，一些规模较大，资金较为雄厚的企业，弥补了金融系统的不足。
不得不说，企业间的隐形借贷，是一种信息相对充分，极为灵活的借贷合约，其风险也可以由企业家随时掌管和调控。这些相互存在借贷关系的企业，都对对方的信誉度有一定的认可，并有过多次的合作，在市场大环境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有效的起到了市场润滑剂的作用。但在市场大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到期不能支付的货款，而且由于市场环境恶化，企业也无法通过改变经营方式来平衡这一风险，这样就形成了显性的三角债问题。
从三角债的产生机制来看，它并非像人们所称，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而是恰恰相反，它是在金融不足的
情况下，市场所自发产生的应对机制，这种机制部分的起到了替代金融功能的作用。它在经济恶化的时期大量产生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不是这种机制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恶化的指标。即使有现代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也会有大量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出现。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大幅度减少，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却暂未出现美国金融风暴那样大面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得不说这种内化的融资机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灵活性，这种纵横交错，决策分散的隐性融资机制的规模，反应速度，效率，还有待更多的研究为我们揭示其中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