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从未市场化，何来失败？
陈青蓝
当前医疗体制弊端丛丛，这有目共睹，14部委正在会诊、讨论对病入膏肓的医疗体制实施何种手术方案。据说这些部委的官员和专家的共识是：过去20年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市场化，因此，我们需要由政府主导的”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来替代现在的医疗体制，由政府出资开办社区医院，承担免费的基本医疗，大病则由社保和医疗保险来解决。
如果他们是对医疗体制动手术的医生的话，那么我想说，他们的诊断是错误的，因此他们的手术方案也必然会是失败的。
1、当前医疗体制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对医疗供给的垄断导致供给不足
当前的医疗体制的问题表现主要有两点：看病难、看病贵。而这显然是价格扭曲导致的供给不足的症状，典型的计划经济病。如果真的是市场化的话，看病难和看病贵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在市场体系中，医疗价格的上升必然吸引投资、刺激供给，从而消除看病难的问题，竞争也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事实是，目前医疗仍然保有高度行政管制，由于这种管制，民营资本难以自由进入，使得这个领域中的供方——公立医院拥有明显的垄断优势。而民营资本和公益组织，进入医疗系统还有很多政策性障碍。例如，民营资本不允许设立公益性的医疗组织，不允许成立非政府组织，不允许国外组织在国内开展活动。又比如，为了防止竞争，全国许多省市规定 “公立医院周围500米不允许设置民办医院”。关于这一点，卫生部高部长也承认，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困难，多渠道办医的格局没有形成。
按理说，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会高于经济增长，但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长远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十倍，而卫生机构的床位数只增加了60％。政府垄断导致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严重供给不足，不仅诱发了医疗费用的超常增长，而且导致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其他问题。
且不说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受到的准入限制。就说少数幸运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他们在过五关斩六将获得营业执照之后，却发现自己和公立医院并没有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竞争。其一、在非公立医院就医公费医疗和医保不能报销，使得民营医院不能从事基本的医疗服务；其二、民营和外资医院必须上缴营业税，而公立医院则享有免税待遇，享有政府的拨款和政策优惠；其三、卫生部门是公立医院的直接管理部门，裁判员和运动员是一家人。
由于以上原因，民营和外资医院无法与公立医院进行竞争，大多门可罗雀，基本处于亏损的境地。他们只能将业务集中在一些诸如乙肝、不孕不育、肾病或者移植手术之类的“疑难杂症”上，而这些疾病的治疗，由于难以治好，加上缺乏监管，一些民营医院用夸大疗效、欺骗的手法来吸引患者，使得医院声誉受损，客源更加稀少。因此，到目前为止，医疗系统95%以上还仍然是公立医院。
2、行政垄断背景下的“市场化改革”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在这样一个由公立医院组成的、高度行政垄断、官僚气息甚重的行业中推行“市场化改革”，无非是让医院、医生的收入与经营挂钩，下放经营权和药品定价权，让公立医院在享受政府补贴和优惠之外获得收费的自由。
这就必然形成一个计划经济行政垄断下的“商品化”的怪胎：卫生部门一边下红头文件管医院一边办医院，把持公立医院，垄断医疗市场，对民营医院实行歧视性政策；公立医院一边享受政府拨款一边高收费；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导致患者看病难、医院就诊排队、高额的医疗费、医生开大处方做大检查、医疗腐败、收红包拿回扣、老百姓看不起病、医疗事故不断等等乱响。
这样的医疗体系打着市场化改革之名，行计划经济垄断经营之实，其实是在败坏市场化的名声。
3、医改唯一的方向是开放医疗市场
要改变这种现状，政府需要做的无非是：1、鼓励民营资本参股收购公立医院，开放医疗市场，无论是盈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都全面放开，让民营资本、公益组织自由进入；2、放开医药价格管制，让市场决定医药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使医疗资源配置更为合理；3、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的监管经营分离。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而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彻底否定市场化、从而让政府全面直接介入公共日常医疗服务，回到过去的计划体制模式，毫无疑问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们将会必然遭遇到医疗服务供应不足、服务质量低下、医生缺乏积极性、技术创新缓慢等老问题，再一次坠入恶性循环之中。当这种模式失败的时候，买单的将是全体公众。
陈青蓝
当前医疗体制弊端丛丛，这有目共睹，14部委正在会诊、讨论对病入膏肓的医疗体制实施何种手术方案。据说这些部委的官员和专家的共识是：过去20年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市场化，因此，我们需要由政府主导的”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来替代现在的医疗体制，由政府出资开办社区医院，承担免费的基本医疗，大病则由社保和医疗保险来解决。
如果他们是对医疗体制动手术的医生的话，那么我想说，他们的诊断是错误的，因此他们的手术方案也必然会是失败的。
1、当前医疗体制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对医疗供给的垄断导致供给不足
当前的医疗体制的问题表现主要有两点：看病难、看病贵。而这显然是价格扭曲导致的供给不足的症状，典型的计划经济病。如果真的是市场化的话，看病难和看病贵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在市场体系中，医疗价格的上升必然吸引投资、刺激供给，从而消除看病难的问题，竞争也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事实是，目前医疗仍然保有高度行政管制，由于这种管制，民营资本难以自由进入，使得这个领域中的供方——公立医院拥有明显的垄断优势。而民营资本和公益组织，进入医疗系统还有很多政策性障碍。例如，民营资本不允许设立公益性的医疗组织，不允许成立非政府组织，不允许国外组织在国内开展活动。又比如，为了防止竞争，全国许多省市规定 “公立医院周围500米不允许设置民办医院”。关于这一点，卫生部高部长也承认，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困难，多渠道办医的格局没有形成。
按理说，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会高于经济增长，但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长远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十倍，而卫生机构的床位数只增加了60％。政府垄断导致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严重供给不足，不仅诱发了医疗费用的超常增长，而且导致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其他问题。
且不说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受到的准入限制。就说少数幸运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他们在过五关斩六将获得营业执照之后，却发现自己和公立医院并没有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竞争。其一、在非公立医院就医公费医疗和医保不能报销，使得民营医院不能从事基本的医疗服务；其二、民营和外资医院必须上缴营业税，而公立医院则享有免税待遇，享有政府的拨款和政策优惠；其三、卫生部门是公立医院的直接管理部门，裁判员和运动员是一家人。
由于以上原因，民营和外资医院无法与公立医院进行竞争，大多门可罗雀，基本处于亏损的境地。他们只能将业务集中在一些诸如乙肝、不孕不育、肾病或者移植手术之类的“疑难杂症”上，而这些疾病的治疗，由于难以治好，加上缺乏监管，一些民营医院用夸大疗效、欺骗的手法来吸引患者，使得医院声誉受损，客源更加稀少。因此，到目前为止，医疗系统95%以上还仍然是公立医院。
2、行政垄断背景下的“市场化改革”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在这样一个由公立医院组成的、高度行政垄断、官僚气息甚重的行业中推行“市场化改革”，无非是让医院、医生的收入与经营挂钩，下放经营权和药品定价权，让公立医院在享受政府补贴和优惠之外获得收费的自由。
这就必然形成一个计划经济行政垄断下的“商品化”的怪胎：卫生部门一边下红头文件管医院一边办医院，把持公立医院，垄断医疗市场，对民营医院实行歧视性政策；公立医院一边享受政府拨款一边高收费；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导致患者看病难、医院就诊排队、高额的医疗费、医生开大处方做大检查、医疗腐败、收红包拿回扣、老百姓看不起病、医疗事故不断等等乱响。
这样的医疗体系打着市场化改革之名，行计划经济垄断经营之实，其实是在败坏市场化的名声。
3、医改唯一的方向是开放医疗市场
要改变这种现状，政府需要做的无非是：1、鼓励民营资本参股收购公立医院，开放医疗市场，无论是盈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都全面放开，让民营资本、公益组织自由进入；2、放开医药价格管制，让市场决定医药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使医疗资源配置更为合理；3、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的监管经营分离。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而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彻底否定市场化、从而让政府全面直接介入公共日常医疗服务，回到过去的计划体制模式，毫无疑问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们将会必然遭遇到医疗服务供应不足、服务质量低下、医生缺乏积极性、技术创新缓慢等老问题，再一次坠入恶性循环之中。当这种模式失败的时候，买单的将是全体公众。
医改的关键在于全面开放
李子旸
媒体报道，中国医改已经又一次转回了市场化的方向。这是很令人欣慰的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了国家医疗投入的方式。国家不再直接补贴公立医疗机构，而是采取补贴患者或者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投入资金。这种方式显然类似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主张的公立教育学券制的方式。但是，细看改革的具体内容，不免又使人感到遗憾，医疗体制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开放指的是国内国外的任何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均可以开设经营各种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显然远远还没有成为现实。医疗领域是一个充满了垄断、特权、准入和审批的领域。即使实行了一些改革，同时也一直在维持医院的行政垄断地位。无论是开办医院，还是医生执业资格，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大多数医院甚至都在行政上隶属于政府的管理部门。市场的自发力量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机会做什么。
因此，把医疗领域存在的种种弊端归因于市场的开放，这并不正确。而且，解决这种问题，只能依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实际上，相比于其他领域，医疗领域的彻底的开放尤其意义重大。
首先，医疗领域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供求规律的结果。由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造成医疗服务的价格上升。但是，由于医院被政府直接控制，没有权力根据市场情况改变价格。不过，这样并不等于价格不会上涨，只是上涨的形式有所变化。比如挂号费也许维持原价，但是要半夜就去排队，或者从号贩子那里买高价号。这种高价号其实倒很接近市场的真实价格。
既然是供求规律的问题，那就只能按照供求规律找到解决的办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必然呈上升趋势。在不能限制需求的情况下，就只能想办法增加供应，也就是增加医疗资源的总量。
在这里，就看到了开放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作用。只有依靠开放，才能动员其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医疗领域中，建立起更多的医疗机构，从而增加医疗资源的总量。
人们往往高估政府的能力。确实，政府在外表上看起来十分强大。他们的预算超过任何一个企业，他们拥有为数众多的雇员，他们看起来无所不能。但是实际上，相对于市场来说，政府的力量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是全社会得益的事情所需要的资源总量都是政府力所不能及的。而通过市场动员起来的资源，看起来分散零碎，但其实总量惊人。必须牢记的是，市场体制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动员资源的最高效的手段。
除了增加总量以外，开放还能提供政府办医疗所不能提供的多层次的医疗服务结构。市场的需求是极为多样化的，不仅种类多，而且层次多。因为千千万万的消费者的情况各不相同。政府是没有能力提供这种多层次的服务的，它只能在某几个层面上就某些具体需求提供服务。而目前医疗体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适合广大公众消费层次的服务严重不足。不仅地区分布不均，而且过分倾向于少数高层需求。全国的患者集中到几个大城市中。
这种问题只能依靠市场自发的寻求供需平衡来满足，为不同的人群提供相应的需求。
除了没有意识到开放的作用以外，还有一种观念也在妨碍着医疗领域内的全面开放。这种观念认为即使实现了开放，也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因为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准备，由于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大量产生出高水平的医疗人员，在这时如果勉强实行开放，只能为那些低劣的骗子和庸医提供机会。在这些人看来，医疗市场的开放对于患者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一心盈利的私营医院只能使得患者的境况更加不利。由于医院和患者只见固有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允许大量私立医院进入市场，并不能缓解公立医院供不应求的局面。患者仍将大量涌向大型公立医院求医。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现实的验证。现实中，确实可以找到许多私立医院服务水平和信誉欠佳的例子。人们确实更加信任大型公立医院。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市场开放对于医疗领域的作用尤其重要。
发展到今天，医疗已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由多种分工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协作体。伴随这种分工，也衍生出了相应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观念。一个地区拥有发达的医疗体系，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地区拥有高度发达的医疗分工协作体。这个复杂的协作体系是经过长时间的大量积累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落后的地区来说，最有效的发展方式显然不是重新走一遍那个昂贵的积累过程，而是设法复制在先进地区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分工体系，也就是设法成功地而引进这种分工体系。
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往往是走在理论前面的。虽然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对分工体系的复制方式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但在实际中，促成这种复制的方式早已行之有年，那就是实行尽可能充分的开放。在世界各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分工的知识就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不断传播开来的。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发达地区的人们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进入落后地区，在带去了资金的同时，也就带去了分工的知识，一般将之称为带来了组织管理的经验、带来了先进的意识和观念。在这些新的分工知识的推动下，落后地区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协作方式越来越复杂，而生产的效率也就越来越高。落后地区人们的任务，只是尽量实现这些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分工体系，虽然需要进行某些本土化的修正，但许多肯定不通的方面就无需再耗费精力和时间去摸索和尝试了。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指的这个方面。
难道一定要通过开放才能获取这种分工的知识吗？不能通过派出人员学习来获取吗？恐怕不容易。经验表明，后者获取知识的效率要远远低于前者。生活在复杂分工网络中的人，其实对于自己掌握了多少这方面的知识也并不很清楚。这种知识包罗万象、巨细无遗，许多已化为无意识的常识和进一步思考的前提。而且大多数人对此种知识只会应用，不会阐述。就像人人都会使用语言，但只有很少的人是语法学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开发这种知识的几乎惟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那些掌握复杂分工体系知识的人投入到实际的经营事业中去。市场竞争的存在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他们头脑中的知识得到利用，使他们掌握的分工知识应用于异地。因此，开放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那些先进地区的人们在利润或者荣誉的吸引下，才能全情投入。这种投入的力度和热情是那些慈善家远远无法相比的。不能指望抱着客居、他者心态的人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事先医疗领域充分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大量吸收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和人员，就能实现中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人们所担心的不能及时培养人才的问题就是这样通过开放来解决的。
回顾历史，晚清以来，中国的医疗事业相比前一个历史阶段，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现在许多国内一流的大型医院，其实都是在那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一手创办并发展的，比如著名的协和医院、华东医院，而更多的这类医院已改变了名称，它们往往成为各个地方的主力医院。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医疗体系就是通过充分的、自由的对外开放，在不长的时间内快速建立起来的。假如要求中国独立自主培养这个体系的所有人才，积累所有资本，那中国目前的医疗水平要低得多。
当代医疗领域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由于直接引进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北京增加了一所重要的大型医院。
目前，中国的医疗机构由于总量缺乏，所以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具有很高的盈利能力。这种盈利能力一直以来都为国内外的投资者所关注。但是，由于市场的封闭，大量本来可以投入市场的资金没有机会用来增加医疗资源的总量。现存的私立医院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全面开放的巨大作用在工商业界已得到充分的表现。凡是那些实现了充分发展的行业，无不是对内对外充分开放的行业。如果说医疗领域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就是由于它面临着需要同时解决的两个问题：增加总量和提高水平，因此医疗领域的开放不能仅仅限于对内或是对外，二者缺一不可。
李子旸
媒体报道，中国医改已经又一次转回了市场化的方向。这是很令人欣慰的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了国家医疗投入的方式。国家不再直接补贴公立医疗机构，而是采取补贴患者或者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投入资金。这种方式显然类似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主张的公立教育学券制的方式。但是，细看改革的具体内容，不免又使人感到遗憾，医疗体制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开放指的是国内国外的任何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均可以开设经营各种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显然远远还没有成为现实。医疗领域是一个充满了垄断、特权、准入和审批的领域。即使实行了一些改革，同时也一直在维持医院的行政垄断地位。无论是开办医院，还是医生执业资格，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大多数医院甚至都在行政上隶属于政府的管理部门。市场的自发力量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机会做什么。
因此，把医疗领域存在的种种弊端归因于市场的开放，这并不正确。而且，解决这种问题，只能依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实际上，相比于其他领域，医疗领域的彻底的开放尤其意义重大。
首先，医疗领域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供求规律的结果。由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造成医疗服务的价格上升。但是，由于医院被政府直接控制，没有权力根据市场情况改变价格。不过，这样并不等于价格不会上涨，只是上涨的形式有所变化。比如挂号费也许维持原价，但是要半夜就去排队，或者从号贩子那里买高价号。这种高价号其实倒很接近市场的真实价格。
既然是供求规律的问题，那就只能按照供求规律找到解决的办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必然呈上升趋势。在不能限制需求的情况下，就只能想办法增加供应，也就是增加医疗资源的总量。
在这里，就看到了开放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作用。只有依靠开放，才能动员其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医疗领域中，建立起更多的医疗机构，从而增加医疗资源的总量。
人们往往高估政府的能力。确实，政府在外表上看起来十分强大。他们的预算超过任何一个企业，他们拥有为数众多的雇员，他们看起来无所不能。但是实际上，相对于市场来说，政府的力量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是全社会得益的事情所需要的资源总量都是政府力所不能及的。而通过市场动员起来的资源，看起来分散零碎，但其实总量惊人。必须牢记的是，市场体制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动员资源的最高效的手段。
除了增加总量以外，开放还能提供政府办医疗所不能提供的多层次的医疗服务结构。市场的需求是极为多样化的，不仅种类多，而且层次多。因为千千万万的消费者的情况各不相同。政府是没有能力提供这种多层次的服务的，它只能在某几个层面上就某些具体需求提供服务。而目前医疗体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适合广大公众消费层次的服务严重不足。不仅地区分布不均，而且过分倾向于少数高层需求。全国的患者集中到几个大城市中。
这种问题只能依靠市场自发的寻求供需平衡来满足，为不同的人群提供相应的需求。
除了没有意识到开放的作用以外，还有一种观念也在妨碍着医疗领域内的全面开放。这种观念认为即使实现了开放，也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因为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准备，由于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大量产生出高水平的医疗人员，在这时如果勉强实行开放，只能为那些低劣的骗子和庸医提供机会。在这些人看来，医疗市场的开放对于患者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一心盈利的私营医院只能使得患者的境况更加不利。由于医院和患者只见固有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允许大量私立医院进入市场，并不能缓解公立医院供不应求的局面。患者仍将大量涌向大型公立医院求医。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现实的验证。现实中，确实可以找到许多私立医院服务水平和信誉欠佳的例子。人们确实更加信任大型公立医院。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市场开放对于医疗领域的作用尤其重要。
发展到今天，医疗已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由多种分工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协作体。伴随这种分工，也衍生出了相应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观念。一个地区拥有发达的医疗体系，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地区拥有高度发达的医疗分工协作体。这个复杂的协作体系是经过长时间的大量积累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落后的地区来说，最有效的发展方式显然不是重新走一遍那个昂贵的积累过程，而是设法复制在先进地区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分工体系，也就是设法成功地而引进这种分工体系。
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往往是走在理论前面的。虽然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对分工体系的复制方式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但在实际中，促成这种复制的方式早已行之有年，那就是实行尽可能充分的开放。在世界各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分工的知识就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不断传播开来的。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发达地区的人们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进入落后地区，在带去了资金的同时，也就带去了分工的知识，一般将之称为带来了组织管理的经验、带来了先进的意识和观念。在这些新的分工知识的推动下，落后地区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协作方式越来越复杂，而生产的效率也就越来越高。落后地区人们的任务，只是尽量实现这些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分工体系，虽然需要进行某些本土化的修正，但许多肯定不通的方面就无需再耗费精力和时间去摸索和尝试了。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指的这个方面。
难道一定要通过开放才能获取这种分工的知识吗？不能通过派出人员学习来获取吗？恐怕不容易。经验表明，后者获取知识的效率要远远低于前者。生活在复杂分工网络中的人，其实对于自己掌握了多少这方面的知识也并不很清楚。这种知识包罗万象、巨细无遗，许多已化为无意识的常识和进一步思考的前提。而且大多数人对此种知识只会应用，不会阐述。就像人人都会使用语言，但只有很少的人是语法学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开发这种知识的几乎惟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那些掌握复杂分工体系知识的人投入到实际的经营事业中去。市场竞争的存在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他们头脑中的知识得到利用，使他们掌握的分工知识应用于异地。因此，开放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那些先进地区的人们在利润或者荣誉的吸引下，才能全情投入。这种投入的力度和热情是那些慈善家远远无法相比的。不能指望抱着客居、他者心态的人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事先医疗领域充分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大量吸收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和人员，就能实现中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人们所担心的不能及时培养人才的问题就是这样通过开放来解决的。
回顾历史，晚清以来，中国的医疗事业相比前一个历史阶段，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现在许多国内一流的大型医院，其实都是在那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一手创办并发展的，比如著名的协和医院、华东医院，而更多的这类医院已改变了名称，它们往往成为各个地方的主力医院。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医疗体系就是通过充分的、自由的对外开放，在不长的时间内快速建立起来的。假如要求中国独立自主培养这个体系的所有人才，积累所有资本，那中国目前的医疗水平要低得多。
当代医疗领域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由于直接引进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北京增加了一所重要的大型医院。
目前，中国的医疗机构由于总量缺乏，所以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具有很高的盈利能力。这种盈利能力一直以来都为国内外的投资者所关注。但是，由于市场的封闭，大量本来可以投入市场的资金没有机会用来增加医疗资源的总量。现存的私立医院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全面开放的巨大作用在工商业界已得到充分的表现。凡是那些实现了充分发展的行业，无不是对内对外充分开放的行业。如果说医疗领域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就是由于它面临着需要同时解决的两个问题：增加总量和提高水平，因此医疗领域的开放不能仅仅限于对内或是对外，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阑乙 回复日期：2009-07-25 21:58:34
就现在而言，好像整体经济都在复苏当中，现在好像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好像已经过去了吧？
个人感觉
呵呵
因为各国政府都已经或多或少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教训。就算是出手干预经济，也不像29年大萧条那样进行全方面的干预。
如果一开始干预更少，市场会复苏地更快。不过现在经济发展仍然要为之前的干预买单。
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恐怕还是要吸取一次教训。
附，铅笔社同仁的看法。
世界经济整体情况从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恢复。
其原因是去年下半年的全面信心崩溃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利息降低导致资金成本下降，劳动力管制减轻导致劳动力成本下降（至少没有再上升），这些因素使得企业成本大幅降低，即使降低产品价格仍然有利可图，市场成交开始开始大规模恢复。
与此相反，上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过度管制使得成本无法下降，产品无法降价，市场成交迟迟无法恢复。其中的原理可参见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
经济开始恢复并不是政府政策在起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所谓的四万亿计划，煤炭和钢铁价格会降得更低，经济会恢复的更快更好。
就现在而言，好像整体经济都在复苏当中，现在好像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好像已经过去了吧？
个人感觉
呵呵
因为各国政府都已经或多或少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教训。就算是出手干预经济，也不像29年大萧条那样进行全方面的干预。
如果一开始干预更少，市场会复苏地更快。不过现在经济发展仍然要为之前的干预买单。
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恐怕还是要吸取一次教训。
附，铅笔社同仁的看法。
世界经济整体情况从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恢复。
其原因是去年下半年的全面信心崩溃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利息降低导致资金成本下降，劳动力管制减轻导致劳动力成本下降（至少没有再上升），这些因素使得企业成本大幅降低，即使降低产品价格仍然有利可图，市场成交开始开始大规模恢复。
与此相反，上世纪三十年代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过度管制使得成本无法下降，产品无法降价，市场成交迟迟无法恢复。其中的原理可参见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
经济开始恢复并不是政府政策在起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所谓的四万亿计划，煤炭和钢铁价格会降得更低，经济会恢复的更快更好。
先回答feego。
其实没有中计一说，美国人自己一遇到危机，凯恩斯干预经济的想法就大行其道了。
其实世界政府都一样，现在都在走凯恩斯的路子，一遇到危机总是想去干预经济。因为民众在危机时总迷信政府，政府也乐于做救世主。
关于你说的问题，都是外贸方面的忧虑。中国如果取消汇率管制，让汇率浮动，就没有被其他国家拖累或者引入通胀的担心。
其实没有中计一说，美国人自己一遇到危机，凯恩斯干预经济的想法就大行其道了。
其实世界政府都一样，现在都在走凯恩斯的路子，一遇到危机总是想去干预经济。因为民众在危机时总迷信政府，政府也乐于做救世主。
关于你说的问题，都是外贸方面的忧虑。中国如果取消汇率管制，让汇率浮动，就没有被其他国家拖累或者引入通胀的担心。
其实关于外贸方面的问题，要抓住一点，思路就比较清楚了。
国家在宏观方面的统计数据，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无论是进口多还是出口多，都没有太大意义。
这和外贸是否得到好处无关。
详细的分析可以见前面的文章。
另外，中国大部分资本品并不依赖进口，只有少数高端依赖进口。
中国大部分消费品其实还是销往国内的。
国家在宏观方面的统计数据，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无论是进口多还是出口多，都没有太大意义。
这和外贸是否得到好处无关。
详细的分析可以见前面的文章。
另外，中国大部分资本品并不依赖进口，只有少数高端依赖进口。
中国大部分消费品其实还是销往国内的。
这4万亿确实是很大的隐患。不过也没有去到影响欧美地区复苏进程那么厉害。
不过这4万亿使中国经济复苏的过程变成了萧条延长的过程。
这个你观察的很准确。
不过这4万亿使中国经济复苏的过程变成了萧条延长的过程。
这个你观察的很准确。
其实你的思路是清晰的。
只是对于购入外国资本品，和卖出本国消费品方面，并没有太大影响整个经济进程。
这个量和整体经济量相比，还是很小的。
只是对于购入外国资本品，和卖出本国消费品方面，并没有太大影响整个经济进程。
这个量和整体经济量相比，还是很小的。
作者：gy831103 回复日期：2009-07-26 00:29:50
为了避免通胀的损失，人们会提高各种价格，以抵消通胀。当价格普涨以后，通胀的效果就没有了。合法伪钞相当于消失了，币值变小了。可通胀制造者仍然需要继续通胀，否则经济危机就会爆发，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就会受损。这时，唯一的办法是加大通胀的幅度，超出此前人们的预期。
楼主，对这段话我深表不解，加大投资，大印钞票导致通胀，必然有隐忧，但是也要看投资的去向，和投资的作用，如果这些投资成功刺激经济，也就是说，这些投资相当部分成功地转化为经济成果，也不一定非要恶性循环下去的。
这个就是长期受到凯恩斯主义影响。
首先，人们做投资，企业做经营，要想成功，必须有个理性预期。
而预期的标准，就是消费-储蓄比。这就决定了到底把资金投往哪个方向，按什么比例投放，构建怎样的生产结构。
假如这个比例是真实的，人们在理性预期下行动便能够创造效益，收获财富。
但若这个比例是虚假的，人们就是虚假信号下构建生产结构了。但是这个生产结构是不可维系的。因为消费-储蓄比是不真实的，是人为扭曲的。
为了避免通胀的损失，人们会提高各种价格，以抵消通胀。当价格普涨以后，通胀的效果就没有了。合法伪钞相当于消失了，币值变小了。可通胀制造者仍然需要继续通胀，否则经济危机就会爆发，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就会受损。这时，唯一的办法是加大通胀的幅度，超出此前人们的预期。
楼主，对这段话我深表不解，加大投资，大印钞票导致通胀，必然有隐忧，但是也要看投资的去向，和投资的作用，如果这些投资成功刺激经济，也就是说，这些投资相当部分成功地转化为经济成果，也不一定非要恶性循环下去的。
这个就是长期受到凯恩斯主义影响。
首先，人们做投资，企业做经营，要想成功，必须有个理性预期。
而预期的标准，就是消费-储蓄比。这就决定了到底把资金投往哪个方向，按什么比例投放，构建怎样的生产结构。
假如这个比例是真实的，人们在理性预期下行动便能够创造效益，收获财富。
但若这个比例是虚假的，人们就是虚假信号下构建生产结构了。但是这个生产结构是不可维系的。因为消费-储蓄比是不真实的，是人为扭曲的。
其实关键点，是在于构建生产结构，根据的是真实信号，还是虚假信号。前者是可以维系的，后者是难以维系的。
经济危机就是在虚假信号下构建了不可维系的生产结构，然后将错误不断积累，等到不可能再维持的时候，爆发出来。
经济危机就是在虚假信号下构建了不可维系的生产结构，然后将错误不断积累，等到不可能再维持的时候，爆发出来。
“大印钞票导致通胀”，这就是开始给市场传递错误信号了。
“这些投资成功刺激经济”，在错误信号下构建的生产结构，在短期内蓬勃发展，看起来是刺激了经济，其实是在积累错误。
具体的过程可以参见前面的文章。
“这些投资成功刺激经济”，在错误信号下构建的生产结构，在短期内蓬勃发展，看起来是刺激了经济，其实是在积累错误。
具体的过程可以参见前面的文章。
作者：华安sjz 回复日期：2009-07-26 00:51:17
认真拜读，记录中。。。请教一下：还没买房的小老百姓该怎么熬？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要看很多情况。
投资问题，仅提供个人看法。
如果你是用来投资，这段时间经济不会倒下。至于什么时候倒下，这就是政治问题了。
如果是实用方面，现在并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候。现在的经济是难以为继的，人为扭曲成分相当大。
不过中国比较无奈，投资渠道太少，资产很难增值，房产成了相当多人唯一的投资方式。
认真拜读，记录中。。。请教一下：还没买房的小老百姓该怎么熬？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要看很多情况。
投资问题，仅提供个人看法。
如果你是用来投资，这段时间经济不会倒下。至于什么时候倒下，这就是政治问题了。
如果是实用方面，现在并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候。现在的经济是难以为继的，人为扭曲成分相当大。
不过中国比较无奈，投资渠道太少，资产很难增值，房产成了相当多人唯一的投资方式。
作者：香水v 回复日期：2009-07-26 01:30:47
扯淡 别动不动就专业理论成吗? 看看中国的地图 结合下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资源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只有小部分资源需要进口 但是这些不足以成为造成金融危机的因素 经济要结合政治和其他学科 希望你们这些高才生能多涉及点其他学科来想问题 多依靠知识的积累--直觉来发现问题 然后用专业知识来分析 不要一开始就从专业理论入手 饶了半天离事件的本质渐行渐远
麻烦看完贴再发言。
谢谢，原因前面说过。
扯淡 别动不动就专业理论成吗? 看看中国的地图 结合下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资源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只有小部分资源需要进口 但是这些不足以成为造成金融危机的因素 经济要结合政治和其他学科 希望你们这些高才生能多涉及点其他学科来想问题 多依靠知识的积累--直觉来发现问题 然后用专业知识来分析 不要一开始就从专业理论入手 饶了半天离事件的本质渐行渐远
麻烦看完贴再发言。
谢谢，原因前面说过。
二十九、所谓拉动内需
上一节介绍的萨伊定律，实际上已经告诉了世人，如果想要提高消费，只能老老实实地发展生产。如果生产水平不能提高，扯什么拉动消费，只是一句空话。
商业周期理论说来说去，核心意思是：经济危机中，出问题的不是消费，而是生产。经济危机不是因为消费不足，而是因为生产错误。要想渡过经济危机，不能缘木求鱼地鼓励消费，而应该纠正生产中的错误，同时，鼓励储蓄，投资发展正确的生产。
正是在强调要发展生产这个环节，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之间有了结合点。并且，这个结合点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
很多人对经济危机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对此，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错误。如果是生产过剩，就不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了，继续发展只能加剧过剩。正因为是生产错误，所以，不可能通过鼓励消费来解决问题，而是首先必须纠正错误，然后，仍要继续发展生产。
前文已经指出，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繁荣期发展起来的生产结构不符合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真实的储蓄不足以提供这种生产结构所需要的后续投资。只够盖一间小房子的材料不可能建成一座大厦。纠正错误的办法有二：一是通过清算和调整，取消错误的生产结构，二是努力增加真实储蓄。
真实储蓄将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企业投资。那么，投资到哪里呢？如果是生产过剩的话，这种投资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尽量避免。但实际情况是生产错误，在纠正错误以后，新的投资就将用于建立符合储蓄-消费比的生产结构。
这时，人们在现实中实际看到的情景是：在经过也许是痛苦的调整以后，企业之间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一些旧的企业破产了，一些工人失业了。然后，新的企业建立起来，或者是调整后的企业重新扩大生产。工人在这些企业中重新找到工作。这些企业的产品是有销路的。他们的发展蒸蒸日上。整个经济也因此进入增长。
萨伊定律告诉我们，生产创造需求。那么，企业产品的需求来自哪里呢？来自其他生产者。可见，拉动需求这句话，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拉动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必须是正确的，不能简单扩大危机前发展起来的、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些生产。
那么，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有何启示呢？
经济危机中，中国同样不是生产过剩问题，而是生产错误问题。引入通胀刺激出口企业建立起错误的生产结构。当出口订单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大量减少时，引入通胀也随之减少。错误的生产结构暴露出来。这时，调整和清算不可避免。一些企业将破产，一些工人将失业。当调整完成以后，将重新建立生产结构。如果没有后续的通胀刺激，新的生产结构将是正确的，调整后的企业将重新找到自己的销售市场。
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外汇管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继续引入通胀。可是，如果不再人为压低汇率，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将会减少。简单扩大原有的面向出口的生产结构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新增加的投资将投向哪里呢？换句话说，汇率正常的话，出口量可能会变小，这时，如何发展生产呢？
换个角度表述这个问题。
现在，一般的舆论是这样认识的：出口企业遇到了困难，国内应该努力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帮助出口企业消化库存，维持生产。这种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
萨伊定律指出，面对危机，所谓增加消费、拉动内需是胡说。要做的是增加生产。商业周期理论进一步补充说，虽然繁荣期的生产发展貌似可观，但危机的爆发证明，这些生产发展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持续的。因此，要做的，首先是纠正错误，然后是在正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生产。而不是耗用宝贵的资金扩张消费，徒劳地支持错误的生产。至于政府加税，然后进行什么公共投资，更是极大的浪费。本来可以由民间精打细算进行的投资，将被政府大手大脚、跑冒滴漏、率性随意、层层腐败的投资所取代。
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回到中国的现实。前面论述过了，中国的出口企业并不能简单地把面向国际市场转为面向国内市场。不规范的国内市场让他们望而却步。而且，出口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所作的投资，其中许多被证明是错误的，是通胀的结果，必须进行调整和清算。调整和清算将造成破产和失业。这是不幸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等于是从错误的生产结构中释放出资源，比如工人、厂房和设备。
这些资源中的专用部分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损失，但是，那些可以转而他用的资源，将在调整清算完成以后，在新投资的指引下投入新的生产，那么，应该投向哪里呢？
这样说，问题应该更清楚一些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拉动国内消费，如何拉动内需，而是在调整清算错误生产之后，如何发展国内生产？只有有效地发展国内生产，才能真正拉动内需，也才能让那些调整后的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找到顾客，找到发展的空间。
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呢？
上一节介绍的萨伊定律，实际上已经告诉了世人，如果想要提高消费，只能老老实实地发展生产。如果生产水平不能提高，扯什么拉动消费，只是一句空话。
商业周期理论说来说去，核心意思是：经济危机中，出问题的不是消费，而是生产。经济危机不是因为消费不足，而是因为生产错误。要想渡过经济危机，不能缘木求鱼地鼓励消费，而应该纠正生产中的错误，同时，鼓励储蓄，投资发展正确的生产。
正是在强调要发展生产这个环节，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之间有了结合点。并且，这个结合点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
很多人对经济危机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对此，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错误。如果是生产过剩，就不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了，继续发展只能加剧过剩。正因为是生产错误，所以，不可能通过鼓励消费来解决问题，而是首先必须纠正错误，然后，仍要继续发展生产。
前文已经指出，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繁荣期发展起来的生产结构不符合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真实的储蓄不足以提供这种生产结构所需要的后续投资。只够盖一间小房子的材料不可能建成一座大厦。纠正错误的办法有二：一是通过清算和调整，取消错误的生产结构，二是努力增加真实储蓄。
真实储蓄将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企业投资。那么，投资到哪里呢？如果是生产过剩的话，这种投资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尽量避免。但实际情况是生产错误，在纠正错误以后，新的投资就将用于建立符合储蓄-消费比的生产结构。
这时，人们在现实中实际看到的情景是：在经过也许是痛苦的调整以后，企业之间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一些旧的企业破产了，一些工人失业了。然后，新的企业建立起来，或者是调整后的企业重新扩大生产。工人在这些企业中重新找到工作。这些企业的产品是有销路的。他们的发展蒸蒸日上。整个经济也因此进入增长。
萨伊定律告诉我们，生产创造需求。那么，企业产品的需求来自哪里呢？来自其他生产者。可见，拉动需求这句话，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拉动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必须是正确的，不能简单扩大危机前发展起来的、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些生产。
那么，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有何启示呢？
经济危机中，中国同样不是生产过剩问题，而是生产错误问题。引入通胀刺激出口企业建立起错误的生产结构。当出口订单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大量减少时，引入通胀也随之减少。错误的生产结构暴露出来。这时，调整和清算不可避免。一些企业将破产，一些工人将失业。当调整完成以后，将重新建立生产结构。如果没有后续的通胀刺激，新的生产结构将是正确的，调整后的企业将重新找到自己的销售市场。
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外汇管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继续引入通胀。可是，如果不再人为压低汇率，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将会减少。简单扩大原有的面向出口的生产结构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新增加的投资将投向哪里呢？换句话说，汇率正常的话，出口量可能会变小，这时，如何发展生产呢？
换个角度表述这个问题。
现在，一般的舆论是这样认识的：出口企业遇到了困难，国内应该努力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帮助出口企业消化库存，维持生产。这种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
萨伊定律指出，面对危机，所谓增加消费、拉动内需是胡说。要做的是增加生产。商业周期理论进一步补充说，虽然繁荣期的生产发展貌似可观，但危机的爆发证明，这些生产发展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持续的。因此，要做的，首先是纠正错误，然后是在正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生产。而不是耗用宝贵的资金扩张消费，徒劳地支持错误的生产。至于政府加税，然后进行什么公共投资，更是极大的浪费。本来可以由民间精打细算进行的投资，将被政府大手大脚、跑冒滴漏、率性随意、层层腐败的投资所取代。
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回到中国的现实。前面论述过了，中国的出口企业并不能简单地把面向国际市场转为面向国内市场。不规范的国内市场让他们望而却步。而且，出口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所作的投资，其中许多被证明是错误的，是通胀的结果，必须进行调整和清算。调整和清算将造成破产和失业。这是不幸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等于是从错误的生产结构中释放出资源，比如工人、厂房和设备。
这些资源中的专用部分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损失，但是，那些可以转而他用的资源，将在调整清算完成以后，在新投资的指引下投入新的生产，那么，应该投向哪里呢？
这样说，问题应该更清楚一些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拉动国内消费，如何拉动内需，而是在调整清算错误生产之后，如何发展国内生产？只有有效地发展国内生产，才能真正拉动内需，也才能让那些调整后的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找到顾客，找到发展的空间。
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呢？
三十、制度“进口替代”
谈到发展生产，就要请读者回头去看看本系列的第三节，其中谈到了什么是生产。
“生产并不仅仅是指制造业和采矿业，所有有助于效用增加的行业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生产领域，因此，运输业、交通业、金融业、服务业应该都属于生产之列”。
第三节特别指出这一点，就是为了说明，发展生产，其实主要不是发展狭义概念上的生产，也就是制造业和加工业等等，发展生产还包括发展金融业、商业等服务行业。这同样是发展生产。
改革开放以前，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都不能存活。按照马列主义及其中国解释，七个人以上的私人企业就存在剥削，就不允许存在。能够存在的只能是非市场化的国有集体企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私人企业的空间不断扩大。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已经可以容纳和支持几十万人规模的巨型私营制造企业了。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到了今天，国内市场化的制造加工业确实发展得比较充分了。许多产业趋于饱和，竞争非常激烈，利润率很低。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出现，在这些领域继续进行大量投资是不明智的。
怎么知道是不明智的？依靠经济计算。货币赋予各种商品和劳务以统一的计算单位。企业家使用价格信息进行计算，就可以得知，某项投资是否合算。
引入通胀扭曲了重要的一个价格信号——利率，这导致了企业家的错误计算，低估了资金使用的成本。同时，由于可以进口美国等国的社会制度，交易费用在企业家进行计算时也被低估。结果，本来不合算的生产变得合算了。出口企业在繁荣期得到了大发展。可惜，这种大发展建立在错误计算的基础上，是商业周期理论所说的错误生产结构。
美国市场萎缩导致引入通胀缩小，引入的“低息贷款”变少了。同时，出口商品，进口美国社会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做法也不那么好用了。出口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这时，如果出口企业转向国内市场，企业家将要进行重新计算，他将根据非通胀的正常利率和国内的交易费用，来计算某项投资是否合算。
说到这里，中国促进生产发展的办法也就非常明确了。首先，不能再次扭曲利率这个重要的价格信号。如果以自制通胀取代引入通胀，将再次人为压低利率，也就是再次为企业家提供错误的价格信号。企业家按照这个价格信号进行计算，将再次发展出错误的生产结构，并招致下一次痛苦的调整清算。
其次，要努力进行各项制度变革，降低国内的交易费用。如果不能通过大量出口商品进口美国的社会制度，而又想要发展生产，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变革中国自己的社会制度，实行制度上的“进口替代”，把本来需要从美国进口制度才能得到的各项优势，变成中国自己的制度优势。那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计。
虽然已经可以容纳、支持超大型的制造加工企业，但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还不能容纳金融业、服务业、物流等等产业的大型私营企业。上海想要建成世界金融中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金融中心对法律政治环境的要求极高，只能出现在市场自由度极高、法治极为健全、政府行为受到严格约束的国家和地区。
纽约、伦敦、香港这三个世界性金融中心都出现在英美这样有着悠久可靠的法治和自由传统的地区，不是偶然的。日本、德国的经济高度发达，经济体的总量也很大，但就是因为市场自由度不够，法治传统仍然稍显薄弱，因此只能维持东京、汉堡这样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尚不足以发展出世界金融中心。上海所处的法律政治环境，与东京、汉堡比起来都相差甚远，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打算先放一放罢。
其他的服务业也高度依赖本地的法律政治体制。制造加工业可以在封闭厂区进行生产，对社会环境的要求低得多。如果可以利用出口借助其他国家的制度完成销售环节，制造加工企业简直可以成为所在社会的“孤岛”，除了贡献税收和GDP数字以外，差不多可以不问世事。
服务业则大不相同。服务业直接对人提供服务，生产对象是人不是物，因此将不可避免地深深介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并高度依赖信用、合同、法治等等人际制度环境。服务业必须开门做生意，想成为“孤岛”很难。“孤岛”可以依靠特殊的政策生存，开门做生意的服务业则必须依赖普遍性的制度环境，并且有平等的机会从小到大，自主发展。没有这种普遍性的制度环境，服务业必将先天不足，发展受限。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了适合大型制造业的制度环境。如果中国能够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合大型服务业的制度环境，投资者将在中国再次发现广阔的投资空间。而这种投资将是持续和健康的，并产生大量的国内需求，促进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如果中国不能进行这种彻底深刻的制度变革，那么，在企业家的计算表上，交易费用一项就会居高不下。企业家当然就不愿意投资，发展生产也就成为不可能。
现在的事实正是如此。面临困境的出口企业经过计算，发现继续投资企业生产是不合算的，美国市场萎缩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国内的交易费用仍然居高不下。企业家看不到新的投资方向，只好投资于房市和股市。而房市和股市也果然因此而大涨。
在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房市和股市的上涨非常引人注目，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这只能表明，中国的投资者找不到足够的投资方向。他们手中的资金就只好在有限的几个领域内冲来冲去，反复制造虚假繁荣及随后的调整清算。
总结以上两点，克服经济危机的政策主张，核心思路其实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变革，去除原有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同时建立起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治经济体制。
很多学者通过其他角度的论述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商业周期理论得出这种结论是最彻底和逻辑最严谨的。理解了商业周期理论，对深化改革的主张将是最坚定和不动摇的。深化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唯一可行道路。
谈到发展生产，就要请读者回头去看看本系列的第三节，其中谈到了什么是生产。
“生产并不仅仅是指制造业和采矿业，所有有助于效用增加的行业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生产领域，因此，运输业、交通业、金融业、服务业应该都属于生产之列”。
第三节特别指出这一点，就是为了说明，发展生产，其实主要不是发展狭义概念上的生产，也就是制造业和加工业等等，发展生产还包括发展金融业、商业等服务行业。这同样是发展生产。
改革开放以前，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都不能存活。按照马列主义及其中国解释，七个人以上的私人企业就存在剥削，就不允许存在。能够存在的只能是非市场化的国有集体企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私人企业的空间不断扩大。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已经可以容纳和支持几十万人规模的巨型私营制造企业了。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到了今天，国内市场化的制造加工业确实发展得比较充分了。许多产业趋于饱和，竞争非常激烈，利润率很低。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出现，在这些领域继续进行大量投资是不明智的。
怎么知道是不明智的？依靠经济计算。货币赋予各种商品和劳务以统一的计算单位。企业家使用价格信息进行计算，就可以得知，某项投资是否合算。
引入通胀扭曲了重要的一个价格信号——利率，这导致了企业家的错误计算，低估了资金使用的成本。同时，由于可以进口美国等国的社会制度，交易费用在企业家进行计算时也被低估。结果，本来不合算的生产变得合算了。出口企业在繁荣期得到了大发展。可惜，这种大发展建立在错误计算的基础上，是商业周期理论所说的错误生产结构。
美国市场萎缩导致引入通胀缩小，引入的“低息贷款”变少了。同时，出口商品，进口美国社会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做法也不那么好用了。出口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这时，如果出口企业转向国内市场，企业家将要进行重新计算，他将根据非通胀的正常利率和国内的交易费用，来计算某项投资是否合算。
说到这里，中国促进生产发展的办法也就非常明确了。首先，不能再次扭曲利率这个重要的价格信号。如果以自制通胀取代引入通胀，将再次人为压低利率，也就是再次为企业家提供错误的价格信号。企业家按照这个价格信号进行计算，将再次发展出错误的生产结构，并招致下一次痛苦的调整清算。
其次，要努力进行各项制度变革，降低国内的交易费用。如果不能通过大量出口商品进口美国的社会制度，而又想要发展生产，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变革中国自己的社会制度，实行制度上的“进口替代”，把本来需要从美国进口制度才能得到的各项优势，变成中国自己的制度优势。那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计。
虽然已经可以容纳、支持超大型的制造加工企业，但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还不能容纳金融业、服务业、物流等等产业的大型私营企业。上海想要建成世界金融中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金融中心对法律政治环境的要求极高，只能出现在市场自由度极高、法治极为健全、政府行为受到严格约束的国家和地区。
纽约、伦敦、香港这三个世界性金融中心都出现在英美这样有着悠久可靠的法治和自由传统的地区，不是偶然的。日本、德国的经济高度发达，经济体的总量也很大，但就是因为市场自由度不够，法治传统仍然稍显薄弱，因此只能维持东京、汉堡这样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尚不足以发展出世界金融中心。上海所处的法律政治环境，与东京、汉堡比起来都相差甚远，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打算先放一放罢。
其他的服务业也高度依赖本地的法律政治体制。制造加工业可以在封闭厂区进行生产，对社会环境的要求低得多。如果可以利用出口借助其他国家的制度完成销售环节，制造加工企业简直可以成为所在社会的“孤岛”，除了贡献税收和GDP数字以外，差不多可以不问世事。
服务业则大不相同。服务业直接对人提供服务，生产对象是人不是物，因此将不可避免地深深介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并高度依赖信用、合同、法治等等人际制度环境。服务业必须开门做生意，想成为“孤岛”很难。“孤岛”可以依靠特殊的政策生存，开门做生意的服务业则必须依赖普遍性的制度环境，并且有平等的机会从小到大，自主发展。没有这种普遍性的制度环境，服务业必将先天不足，发展受限。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了适合大型制造业的制度环境。如果中国能够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合大型服务业的制度环境，投资者将在中国再次发现广阔的投资空间。而这种投资将是持续和健康的，并产生大量的国内需求，促进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如果中国不能进行这种彻底深刻的制度变革，那么，在企业家的计算表上，交易费用一项就会居高不下。企业家当然就不愿意投资，发展生产也就成为不可能。
现在的事实正是如此。面临困境的出口企业经过计算，发现继续投资企业生产是不合算的，美国市场萎缩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国内的交易费用仍然居高不下。企业家看不到新的投资方向，只好投资于房市和股市。而房市和股市也果然因此而大涨。
在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房市和股市的上涨非常引人注目，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这只能表明，中国的投资者找不到足够的投资方向。他们手中的资金就只好在有限的几个领域内冲来冲去，反复制造虚假繁荣及随后的调整清算。
总结以上两点，克服经济危机的政策主张，核心思路其实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变革，去除原有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同时建立起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治经济体制。
很多学者通过其他角度的论述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商业周期理论得出这种结论是最彻底和逻辑最严谨的。理解了商业周期理论，对深化改革的主张将是最坚定和不动摇的。深化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唯一可行道路。
是很多政府官员也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或者知道会犯错，但也要硬着头皮上，并且对前景盲目乐观。
各国都一样，美国，欧洲也不例外。
原因前面说了，危机一发生，民众第一感觉就是需要救世主，而政府很乐意充当救世主。
通胀从开动印钞机起，就已经发生了。并向市场不断传递了虚假的信号。
其实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我们捂紧口袋子，正是在帮助整个社会经济复苏。
这里对消费和储蓄关系的理解很重要。你的钱假如不消费，而留在银行那就是储蓄。而银行得到了这笔储蓄，为了盈利，就会想办法把这笔钱贷出去，这时需要资金的企业正好可以得到贷款，维系生产。并且在银行盈亏自负的基础上，对贷出的每一分钱都会异常谨慎，希望贷给那些真正满足市场要求，并能持续发展的企业身上。也只有这样，银行才能实现自身的盈利。
而经济危机发生后，银行贷款更为谨慎，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现象。假如此时银行不能做到谨慎，那才是不正常了。
各国都一样，美国，欧洲也不例外。
原因前面说了，危机一发生，民众第一感觉就是需要救世主，而政府很乐意充当救世主。
通胀从开动印钞机起，就已经发生了。并向市场不断传递了虚假的信号。
其实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我们捂紧口袋子，正是在帮助整个社会经济复苏。
这里对消费和储蓄关系的理解很重要。你的钱假如不消费，而留在银行那就是储蓄。而银行得到了这笔储蓄，为了盈利，就会想办法把这笔钱贷出去，这时需要资金的企业正好可以得到贷款，维系生产。并且在银行盈亏自负的基础上，对贷出的每一分钱都会异常谨慎，希望贷给那些真正满足市场要求，并能持续发展的企业身上。也只有这样，银行才能实现自身的盈利。
而经济危机发生后，银行贷款更为谨慎，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现象。假如此时银行不能做到谨慎，那才是不正常了。
关于民主与自由，他们其实不是同一回事。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 1709-1784）有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他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己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牌子的“爱国主义”我们已屡见不鲜。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国国旗为外衣，却无时不在诋毁我们的国旗所代表的真正价值。
还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从不谟拜国旗，却始终如一地效忠于我们国旗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原则：民主和自由。
美国：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
人们今天常常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实它们不仅不同义，相互间还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对有关民生的决定应该有发言权。他们应该有权在公平选举中，投票选举公共官员，挑选政府和以多数原则通过政治决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由多数决定的。人有生来就有的权利，有即使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比如，我们国家白人比黑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政坛上大多是男人，但是不是因此妇女就应该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不是就可以逼迫其他的教徒改变信仰呢？
过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与国王或皇帝的抗争。美国建国后，自由的含义第一次包括了对民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民权法案》说的就是，即使民主也不能是法力无边的。在它划定的禁区之中，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赋予自由这个崭新的含义，是美国对世界的一个独特贡献。
在美国，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
更有甚者，当今出现了许多对我们这种理想的解释上的本质分歧，比如，什么叫爱国主义，公平和自由。诸如以下问题：
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人要立法用法律强迫你向国旗脱帽致敬。另一个人说，我们国旗代表的，是不向国旗，不向多数人或政府认为的所谓的“正统”的政治或宗教屈膝的权利。
公平：我们对非裔美国人几个世纪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应该以优待政策来弥补？还是说现在这已成“逆向歧视”，而到取消优待政策的时候了？
公正：我们对错判无辜的顾虑，是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对最骇人听闻的犯罪的审判，也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是这种顾虑，已经成为我们治安和打击犯罪的绊脚石？
宗教：宗教自由是不是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还是只要不厚此薄比，政府应该被允许帮助教会？
司法独立：在过去三十年中，联邦法官多次以宪法为武器，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普通百姓。这些法官不是民选的又是终身的，凭什么来管制民选政府？
所有这些问题很容易让人糊涂，也深深地分化着美国大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反映着对美国价值的不同信仰。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价值就是个人自由，而正是为了个人自由，1791年《民权法案》才被写入宪法。
美国价值，追溯其根基，并回顾其发展进程，《民权法案》——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是这个进程的开端和最重要事件。最主要的公民权是这样几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正审判权，和人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需要用缔国者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社会争论。那时美国人的世界观，就是对自由的不屈的追求，和这样一个信仰：政府第一位的和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障个人自由。
然而如今，这个眼光好象有些过时了。
取而代之，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这个权那个权太多了”，我们要“重建”政府权威。调查发现，现在美国的大多数竟然不一定会支持《民权法案》。或者说，人们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公众人士也常发这样的议论。六十年代后期，副总统Spiro Ahnew说，美国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反对许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八十年代早期，Jerry Falwell牧师说，美国有一个“讲道德的大多数”，他们反对许多公民权而想回复“美国传统价值”。Agnew和Falwell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有这样一个错误假设：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两者互不相容，坚持其一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另一个。从这个假设出发，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倡，个人有多少自由，要由大多数人决定。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八十年代中稳步增长，如今最高法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反映这个观点。
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代公民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最根本的、最至高无上的、和最宝贵的社会利益。个人自由是社会利益的一部份。其实，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
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不加约束的政府权力。权力是什么东西？权力是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如历史学家Bernard Bailyn所说，权力象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个人自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早期美国人的两分世界是：权力和自由。后者脆弱而被动，所以一个要抑制，一个要保护，而两者永不可混为一谈。
权力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它是危险的。而权力主要在政府手中。对政府和执政者，个人自由，自然地不是其利益和兴趣所在。个人自由只是那些被统治者的利益。当权者从来不会提倡个人自由。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很自然，但也很危险可怕。
美国早期公民们的这些观念，并不是源于什么学术理论，而是出于对人的自我膨胀之本性的实际观察和理解。今天，我们谁都承认，人对权力的引诱和吸引，是没有抵抗力的。正因如此，要保障个人自由，仅仅基于对官员们的良好愿望和做人良心的信任，是不现实的。
民主也不是对个人自由的足够保障。恰恰相反，人民的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一个国王的权力。如果个人自由是社会的终极利益所在，那么，公民出于自己的利益，无论对民选政府还是皇家政府，都要严加制约。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杰斐逊的蜕变：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
看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的这个本性缺陷。即使象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个人自由的先驱者，当选总统后就远不那么值得尊敬了。Leonard Levy告诉我们：杰斐逊曾支持宣誓效忠，曾许可拘押政治嫌疑，曾起草一个无需审判就可判罪的法案，曾敦促对煽动谣言罪的公诉，曾违反（译注：关于限制政府抄家搜身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曾饶恕军事专制，曾在和平时期动用战争用部队，曾审查读物，曾根据政治观点挑选教授，还曾赞同只要目的不错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
杰斐逊的蜕变是自然的和意料之中的。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一个虚伪的小人。只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后，为了追求那些他自以为是政府的“宏伟事业”，脑子一热，就忘记他曾经那么坚定地倡导过的自由主义理念了。
今天了解杰斐逊的阴暗面，我们也许觉得吃惊。但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们，对此不会感到一点奇怪。这正在他们对人的本性的了解的预言之中：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委以信任，都不能指望他来保护百姓的个人自由；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权力，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无论怎样自称忠实于自由，只能靠法律来约束。Levy的结论是：自由意味着“国家机器这条野兽，必须用一个《民权法案》来套上镣铐和疆绳。对自由的保护绝对不能依靠暂时的多数票或某个当权者。”
这就是早期美国人的理念。他们深知，虽然政府是在公民的认可下组建的，它仍不免是公民的敌手，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敌手。所以，光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不够的，必须白纸黑字地，明文剥夺政府限制这些公民权的权力。所以，《民权法案》的条文大多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 “国会不能制订法律来限制公民的某某权利”。在这种理念下，二百年前的今天，《民权法案》被接纳为刚刚出台不久的美国宪法的一部份。
正如早期美国人所再清楚不过的，在权力的巨人面前，公民权永远是无力的弱者。将来公民权在美国之存亡，最终取决于公民们自己的意愿。正如法官Learned Hand曾经说过的：“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儿死去，没有一部宪法，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法庭，能让它起死回生。”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 1709-1784）有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他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己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牌子的“爱国主义”我们已屡见不鲜。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国国旗为外衣，却无时不在诋毁我们的国旗所代表的真正价值。
还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从不谟拜国旗，却始终如一地效忠于我们国旗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原则：民主和自由。
美国：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
人们今天常常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实它们不仅不同义，相互间还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对有关民生的决定应该有发言权。他们应该有权在公平选举中，投票选举公共官员，挑选政府和以多数原则通过政治决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由多数决定的。人有生来就有的权利，有即使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比如，我们国家白人比黑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政坛上大多是男人，但是不是因此妇女就应该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不是就可以逼迫其他的教徒改变信仰呢？
过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与国王或皇帝的抗争。美国建国后，自由的含义第一次包括了对民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民权法案》说的就是，即使民主也不能是法力无边的。在它划定的禁区之中，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赋予自由这个崭新的含义，是美国对世界的一个独特贡献。
在美国，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
更有甚者，当今出现了许多对我们这种理想的解释上的本质分歧，比如，什么叫爱国主义，公平和自由。诸如以下问题：
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人要立法用法律强迫你向国旗脱帽致敬。另一个人说，我们国旗代表的，是不向国旗，不向多数人或政府认为的所谓的“正统”的政治或宗教屈膝的权利。
公平：我们对非裔美国人几个世纪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应该以优待政策来弥补？还是说现在这已成“逆向歧视”，而到取消优待政策的时候了？
公正：我们对错判无辜的顾虑，是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对最骇人听闻的犯罪的审判，也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是这种顾虑，已经成为我们治安和打击犯罪的绊脚石？
宗教：宗教自由是不是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还是只要不厚此薄比，政府应该被允许帮助教会？
司法独立：在过去三十年中，联邦法官多次以宪法为武器，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普通百姓。这些法官不是民选的又是终身的，凭什么来管制民选政府？
所有这些问题很容易让人糊涂，也深深地分化着美国大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反映着对美国价值的不同信仰。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价值就是个人自由，而正是为了个人自由，1791年《民权法案》才被写入宪法。
美国价值，追溯其根基，并回顾其发展进程，《民权法案》——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是这个进程的开端和最重要事件。最主要的公民权是这样几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正审判权，和人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需要用缔国者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社会争论。那时美国人的世界观，就是对自由的不屈的追求，和这样一个信仰：政府第一位的和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障个人自由。
然而如今，这个眼光好象有些过时了。
取而代之，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这个权那个权太多了”，我们要“重建”政府权威。调查发现，现在美国的大多数竟然不一定会支持《民权法案》。或者说，人们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公众人士也常发这样的议论。六十年代后期，副总统Spiro Ahnew说，美国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反对许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八十年代早期，Jerry Falwell牧师说，美国有一个“讲道德的大多数”，他们反对许多公民权而想回复“美国传统价值”。Agnew和Falwell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有这样一个错误假设：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两者互不相容，坚持其一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另一个。从这个假设出发，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倡，个人有多少自由，要由大多数人决定。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八十年代中稳步增长，如今最高法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反映这个观点。
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代公民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最根本的、最至高无上的、和最宝贵的社会利益。个人自由是社会利益的一部份。其实，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
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不加约束的政府权力。权力是什么东西？权力是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如历史学家Bernard Bailyn所说，权力象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个人自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早期美国人的两分世界是：权力和自由。后者脆弱而被动，所以一个要抑制，一个要保护，而两者永不可混为一谈。
权力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它是危险的。而权力主要在政府手中。对政府和执政者，个人自由，自然地不是其利益和兴趣所在。个人自由只是那些被统治者的利益。当权者从来不会提倡个人自由。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很自然，但也很危险可怕。
美国早期公民们的这些观念，并不是源于什么学术理论，而是出于对人的自我膨胀之本性的实际观察和理解。今天，我们谁都承认，人对权力的引诱和吸引，是没有抵抗力的。正因如此，要保障个人自由，仅仅基于对官员们的良好愿望和做人良心的信任，是不现实的。
民主也不是对个人自由的足够保障。恰恰相反，人民的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一个国王的权力。如果个人自由是社会的终极利益所在，那么，公民出于自己的利益，无论对民选政府还是皇家政府，都要严加制约。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杰斐逊的蜕变：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
看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的这个本性缺陷。即使象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个人自由的先驱者，当选总统后就远不那么值得尊敬了。Leonard Levy告诉我们：杰斐逊曾支持宣誓效忠，曾许可拘押政治嫌疑，曾起草一个无需审判就可判罪的法案，曾敦促对煽动谣言罪的公诉，曾违反（译注：关于限制政府抄家搜身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曾饶恕军事专制，曾在和平时期动用战争用部队，曾审查读物，曾根据政治观点挑选教授，还曾赞同只要目的不错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
杰斐逊的蜕变是自然的和意料之中的。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一个虚伪的小人。只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后，为了追求那些他自以为是政府的“宏伟事业”，脑子一热，就忘记他曾经那么坚定地倡导过的自由主义理念了。
今天了解杰斐逊的阴暗面，我们也许觉得吃惊。但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们，对此不会感到一点奇怪。这正在他们对人的本性的了解的预言之中：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委以信任，都不能指望他来保护百姓的个人自由；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权力，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无论怎样自称忠实于自由，只能靠法律来约束。Levy的结论是：自由意味着“国家机器这条野兽，必须用一个《民权法案》来套上镣铐和疆绳。对自由的保护绝对不能依靠暂时的多数票或某个当权者。”
这就是早期美国人的理念。他们深知，虽然政府是在公民的认可下组建的，它仍不免是公民的敌手，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敌手。所以，光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不够的，必须白纸黑字地，明文剥夺政府限制这些公民权的权力。所以，《民权法案》的条文大多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 “国会不能制订法律来限制公民的某某权利”。在这种理念下，二百年前的今天，《民权法案》被接纳为刚刚出台不久的美国宪法的一部份。
正如早期美国人所再清楚不过的，在权力的巨人面前，公民权永远是无力的弱者。将来公民权在美国之存亡，最终取决于公民们自己的意愿。正如法官Learned Hand曾经说过的：“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儿死去，没有一部宪法，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法庭，能让它起死回生。”
被误解的萨伊定律
邓新华
张五常先生是我佩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近作《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中，张五常提到：“写《内供》（《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时，我没有想到萨伊定律，只是发稿后觉得相近。”我自己早在一年多前，就思考、运用萨伊定律。中国今天的路偏向凯恩斯主义，在我看来，实在是因为不懂萨伊定律的缘故。事实上，张教授的《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发表出来时，我看标题就想到这应是对萨伊定律的应用。在《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中张教授说自己想起萨伊定律，说明我的预见有一点准确性，这让我很高兴。不过，遗憾的是，看完两篇文章，我发觉张五常对萨伊定律颇有误解。
首先，张五常把萨伊定律表述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是一个含糊的、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一般人看到这个表述，会以为一种东西一经生产，社会即自动产生对它的需求，这当然是不对的。萨伊定律的完整表述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其相当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它的意思是说，甲生产了A产品，即产生了对乙的B产品的需求。而不是说，只要甲生产了A产品，乙就自然有对A产品的需求。
要解释萨伊定律，先要区分两个概念：需要和需求。所谓需求，就是对某商品需要并且有能力支付。只需要，却不能支付，就不是需求。我需要豪华别墅，需要名车，但我不能支付，我的需要就不是一种需求。需要是天生的，但需求却要求你对你需要的东西具有支付能力。
用一个简单模型解释一下萨伊定律。假定在原始社会，甲打猎，乙种田，他们互相需要对方的产品。假如甲打到猎物了，他就不仅需要乙的粮食，而且还可以用猎物向乙支付了。也就是说，甲供给猎物，即自动产生了对乙的粮食的需求。但是，假定乙没有种出粮食，那么，乙虽然需要甲的猎物，但并没形成需求，甲的猎物只好自己享用而没法出售。只有乙能供给粮食了，才能产生对甲的猎物的需求，双方才能成交。在这个例子里，很明白可以看出，任何一方要想产生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必须自己先具有供给能力。也就是说，先有供给，后有需求。“要想买，先要能有卖的东西。”
有人以为萨伊定律只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诡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不能供给，无能如何都是不能产生需求的。供给永远在前。谁先供给，谁先具有需求，然后等到对方也能供给了，就双方都有了需求，才能顺利成交。当然也可以双方同时供给、同时需求。
萨伊定律讲的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很多经济学上的简单道理，却具有极大的分析威力。运用这个定律，能让很多经济学的谬论现出原形。用萨伊定律，就会知道，凯恩斯是错的，出口导向战略是错的……可惜，正如张五常所说，“这定律今天可怜地被学者们遗忘了”。
萨伊讲的这个简单的道理是永远成立的。后来人类出现了借贷和货币，萨伊定律仍然成立，只不过增加了不同的体现形式。因为有借贷，甲打到猎物，乙的粮食却还没到收获时，乙也可以先享用甲的猎物，等待收获粮食后加上利息一起支付。因为有纸币，央行就可以搞信贷膨胀，大收铸币税，把甲的需求能力挪走。但甲的需求能力，仍然来源于他供给了对路的商品。张五常说：“一旦用上纸币，出现了信贷膨胀与收缩的情况，这定律就不一定对了。”这是他对萨伊定律的误解之一。
张五常的另一句话说：“无意间我把萨伊定律救了一救。”这是他的误解之二。萨伊定律任何时候都适用，是不需要救也无法救的。但是，人们如果不了解萨伊定律，出台一些所谓的刺激需求的政策，这是瞎搞。瞎搞的结果，并不是萨伊定律失效，萨伊定律仍然会发挥作用，只不过表现为用灾难来惩罚瞎搞。(类似的例子是，有些国家不保护产权，这不是说科斯定律失效了。科斯定律依然有效，它会通过现实来告诉人们，不保护产权的后果是资源低效配置。假定这个国家在张五常的宣传下，采取了保护产权的政策，这不能说是张五常挽救了科斯定律，而只能说，这个国家终于懂得不瞎搞了。)
除了表述上的错误，张五常在运用萨伊定律时，也错了。他的《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我先望题生义，以为是一篇运用萨伊定律的好文章。我的看法是，在长期的出口导向战略下，人民币低估等措施等于是以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补贴出口企业。这样的后果是，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供给能力减弱，根据萨伊定律，内需就减弱。现在要鼓励内供，应该是取消这些补贴扭曲，让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供给效率提高，从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的需求增加，出口企业的外供可以转为内供。（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运用萨伊定律更详细地分析出口导向战略的严重错误。）
张五常的“鼓励内供”居然是“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而不是鼓励非出口企业的供给能力。张五常提出的措施，比如减税、撤销原料进口税、解除管制等等，都是我所赞同的，但赞同的依据却截然不同。
出口企业为什么要出口？是因为它们需要和外界交易资源来发展。至于是和国外企业交易资源还是和国内企业交易资源，对它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考虑的只是交易价格及交易费用。张五常的分析没有抓住重点。减税、撤销原料进口税、解除管制等等，重点是让所有企业受惠，而不仅仅惠于出口企业。目的应该是增强非出口企业的供给能力，从而增强非出口企业的需求，出口企业自然也就可以转向国内市场了。也就是说，重点是，要让非出口企业有能力买，而不是让出口企业有能力内销。若不知此点，仅仅扶持出口企业转向内销，那仍然会存在严重扭曲，能销给谁？当然即便存在这些问题，张五常的看法仍然好过那些“刺激内需”的观点。
邓新华
张五常先生是我佩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近作《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中，张五常提到：“写《内供》（《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时，我没有想到萨伊定律，只是发稿后觉得相近。”我自己早在一年多前，就思考、运用萨伊定律。中国今天的路偏向凯恩斯主义，在我看来，实在是因为不懂萨伊定律的缘故。事实上，张教授的《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发表出来时，我看标题就想到这应是对萨伊定律的应用。在《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中张教授说自己想起萨伊定律，说明我的预见有一点准确性，这让我很高兴。不过，遗憾的是，看完两篇文章，我发觉张五常对萨伊定律颇有误解。
首先，张五常把萨伊定律表述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是一个含糊的、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一般人看到这个表述，会以为一种东西一经生产，社会即自动产生对它的需求，这当然是不对的。萨伊定律的完整表述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其相当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它的意思是说，甲生产了A产品，即产生了对乙的B产品的需求。而不是说，只要甲生产了A产品，乙就自然有对A产品的需求。
要解释萨伊定律，先要区分两个概念：需要和需求。所谓需求，就是对某商品需要并且有能力支付。只需要，却不能支付，就不是需求。我需要豪华别墅，需要名车，但我不能支付，我的需要就不是一种需求。需要是天生的，但需求却要求你对你需要的东西具有支付能力。
用一个简单模型解释一下萨伊定律。假定在原始社会，甲打猎，乙种田，他们互相需要对方的产品。假如甲打到猎物了，他就不仅需要乙的粮食，而且还可以用猎物向乙支付了。也就是说，甲供给猎物，即自动产生了对乙的粮食的需求。但是，假定乙没有种出粮食，那么，乙虽然需要甲的猎物，但并没形成需求，甲的猎物只好自己享用而没法出售。只有乙能供给粮食了，才能产生对甲的猎物的需求，双方才能成交。在这个例子里，很明白可以看出，任何一方要想产生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必须自己先具有供给能力。也就是说，先有供给，后有需求。“要想买，先要能有卖的东西。”
有人以为萨伊定律只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诡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不能供给，无能如何都是不能产生需求的。供给永远在前。谁先供给，谁先具有需求，然后等到对方也能供给了，就双方都有了需求，才能顺利成交。当然也可以双方同时供给、同时需求。
萨伊定律讲的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很多经济学上的简单道理，却具有极大的分析威力。运用这个定律，能让很多经济学的谬论现出原形。用萨伊定律，就会知道，凯恩斯是错的，出口导向战略是错的……可惜，正如张五常所说，“这定律今天可怜地被学者们遗忘了”。
萨伊讲的这个简单的道理是永远成立的。后来人类出现了借贷和货币，萨伊定律仍然成立，只不过增加了不同的体现形式。因为有借贷，甲打到猎物，乙的粮食却还没到收获时，乙也可以先享用甲的猎物，等待收获粮食后加上利息一起支付。因为有纸币，央行就可以搞信贷膨胀，大收铸币税，把甲的需求能力挪走。但甲的需求能力，仍然来源于他供给了对路的商品。张五常说：“一旦用上纸币，出现了信贷膨胀与收缩的情况，这定律就不一定对了。”这是他对萨伊定律的误解之一。
张五常的另一句话说：“无意间我把萨伊定律救了一救。”这是他的误解之二。萨伊定律任何时候都适用，是不需要救也无法救的。但是，人们如果不了解萨伊定律，出台一些所谓的刺激需求的政策，这是瞎搞。瞎搞的结果，并不是萨伊定律失效，萨伊定律仍然会发挥作用，只不过表现为用灾难来惩罚瞎搞。(类似的例子是，有些国家不保护产权，这不是说科斯定律失效了。科斯定律依然有效，它会通过现实来告诉人们，不保护产权的后果是资源低效配置。假定这个国家在张五常的宣传下，采取了保护产权的政策，这不能说是张五常挽救了科斯定律，而只能说，这个国家终于懂得不瞎搞了。)
除了表述上的错误，张五常在运用萨伊定律时，也错了。他的《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我先望题生义，以为是一篇运用萨伊定律的好文章。我的看法是，在长期的出口导向战略下，人民币低估等措施等于是以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补贴出口企业。这样的后果是，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供给能力减弱，根据萨伊定律，内需就减弱。现在要鼓励内供，应该是取消这些补贴扭曲，让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供给效率提高，从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的需求增加，出口企业的外供可以转为内供。（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运用萨伊定律更详细地分析出口导向战略的严重错误。）
张五常的“鼓励内供”居然是“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而不是鼓励非出口企业的供给能力。张五常提出的措施，比如减税、撤销原料进口税、解除管制等等，都是我所赞同的，但赞同的依据却截然不同。
出口企业为什么要出口？是因为它们需要和外界交易资源来发展。至于是和国外企业交易资源还是和国内企业交易资源，对它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考虑的只是交易价格及交易费用。张五常的分析没有抓住重点。减税、撤销原料进口税、解除管制等等，重点是让所有企业受惠，而不仅仅惠于出口企业。目的应该是增强非出口企业的供给能力，从而增强非出口企业的需求，出口企业自然也就可以转向国内市场了。也就是说，重点是，要让非出口企业有能力买，而不是让出口企业有能力内销。若不知此点，仅仅扶持出口企业转向内销，那仍然会存在严重扭曲，能销给谁？当然即便存在这些问题，张五常的看法仍然好过那些“刺激内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