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物质与货币缺乏有效的链接，使得我们不能将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使完全消费。
再仔细思考，这个原因是什么？
根子是否是危机发生前就埋下了？
再仔细思考，这个原因是什么？
根子是否是危机发生前就埋下了？
方韩
多留意新一点的经济学研究。
近30年左右的都好。
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现在国内大概流通的教科书式的解释是50-70年前左右的成果。
那时候正是凯恩斯主义最盛行的时期。
多留意新一点的经济学研究。
近30年左右的都好。
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现在国内大概流通的教科书式的解释是50-70年前左右的成果。
那时候正是凯恩斯主义最盛行的时期。
投资的空间是有限的，投资会逐渐趋于饱和，相反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可用于投资的储蓄却会越来越大。
首先要明白，你储蓄的每一分钱，流向了哪里？被银行藏了起来？
其实是你存进的每一分钱，都被银行拿去借贷投资了。
所以不存在投资少，而储蓄多的情况。
储蓄就是通过银行借钱给别人投资而已。
银行为了赚取利润，会尽快尽早地把你存进银行的钱拿去借贷投资的。
假如银行谨慎小心，那不是因为它想把你存进去的钱藏起来，而是想选择更好的借贷者。
首先要明白，你储蓄的每一分钱，流向了哪里？被银行藏了起来？
其实是你存进的每一分钱，都被银行拿去借贷投资了。
所以不存在投资少，而储蓄多的情况。
储蓄就是通过银行借钱给别人投资而已。
银行为了赚取利润，会尽快尽早地把你存进银行的钱拿去借贷投资的。
假如银行谨慎小心，那不是因为它想把你存进去的钱藏起来，而是想选择更好的借贷者。
前半段对经济危机的理解大概是受了旧凯派的影响，后半段可能是你对储蓄和投资的理解有些偏差。
假如投资真的趋于饱和，那么银行利率必然会下降，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借贷成本，人们的投资就又会受到激励而活跃起来。
假如投资真的趋于饱和，那么银行利率必然会下降，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借贷成本，人们的投资就又会受到激励而活跃起来。
所以不存在投资少，而储蓄多的情况。
打得太快了，打漏了，是不存在投资少，储蓄多，而利率又不改变的情况。
《经济解释》一书值得反复去读。
《经济解释》15：选择分高低 凭功用数字
作者：张五常
————————
功用所代表的是选择的排列（Options ranking），而又因为选择数之不尽，我们就武断地用数字，说数字较大的比较小的可取，或较小的比较大的可取，但不可以说大的小的有同样的可取性。
以序数排列功用，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说某人取甲而舍乙，是因为甲的功用数字大于乙，而若附带的局限条件处理得恰当，某人的行为就被解释了。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代表着什么……
史托斯（R.H.Strotz）说：“很明显，我们无需判断功用的量度是以金钱，或以散漫的时日，或以八度和音，或以英寸来支持，而我们更无需认为功用的量度是一个心理上的单位。”
————————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第二节：功用是数字的定名
一般而言，推断或解释行为或现象是需要量度的。要推断你在某十字街头会向右行而不会向左，是因为向右会较快、较安全，或较舒适，等等，这些都是量度。量度不需要有很多个选择（Options），但起码要有两个。说甲比乙大就是量度，而假若我说在某个情况下你会取大不取小，就是推断。
量度是排列：大小的排列、多少的排列、重轻的排列，等等。假若排列的选择太多，甲、乙、丙、丁……用尽还不够，我们就要用数字。数字是无限的。量度的定义，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但数字本身是没有内容的。我说十七、二十九，是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但若我说二十九磅你就知我是说某物体的重量，也知道二十九磅比十七磅重。
说一个自私的人要争取自己利益的极大化，我们也可用数字来排列这个人的选择。假如我说在某情况下，这个人会选二十九而不选十七，那你会问，二十九或十七是什么？
问题就是这样。我要以数字来排列你的选择，但数字本身没有内容，怎么办？我可以说你选的数字是磅数，但“磅”是指重量，有所混淆。但怎样我也要给这选择排列的数字起一个名字。怎么办？我于是闭着眼睛，胡乱地打开英语字典，手指下按，开眼一读，那个字是Utility——功用。
二十世纪中叶，经过百多年众多学者的耕耘，可取的功用定义就是那样简单：功用是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不代表快乐，不代表享受，也不代表福利。功用所代表的是选择的排列（Options ranking），而又因为选择数之不尽，我们就武断地用数字，说数字较大的比较小的可取，或较小的比较大的可取，但不可以说大的小的有同样的可取性。
“功用”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数字是大是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次序：我们若说数字大的功用比数字小的可取，不能在中途反转过来，说小的比大的可取。这是逻辑上的需要了。
大致上，数字有三种用场，而其中两种是量度的。第一种非量度的，是数字可用作鉴辨。例如你到马场赌马，每只马的身上都有一个数字，如七号、三号等。这些数字不论大小、快慢，而是作为鉴辨之用。买七号马，跑胜了你就去收钱。
数字其他的两个用场，是关于量度的了。有两种量度，因为数字量度可以有两种排列。一种排列的数字是可以加起来的，叫作基数量度（Cardinal measure）；另一种数字只可以排列，但不可以加起来，叫作序数量度（Ordinal measure）。
一尾鱼是两磅，一只鸡是三磅，二者加起来是五磅。磅是基数，你要找一条八尺长的绳子，找不到八尺的，把三尺的与五尺的加起来，就是八尺。尺也是基数。凡是基数量度，都可以作线性转移（Linear transformation）。举个例：温度的华氏是基数量度，摄氏也是基数量度，知道华氏的度数，我们可以方程式求得摄氏的度数，万无一失。磅与公斤，码与公尺，皆可以作线性转移的。
量度功用的一个困难，是功用不一定可以加起来。一磅面包的功用数字是四，一安士牛油的功用数字也是四，二者同吃，其功用数字会大于八。一杯咖啡的功用数字是四，一杯茶的功用数字也是四，二者同喝，每杯的功用数字会小于四。那所谓可以相加的功用（Additive utility），遇到互补物品（Complements，如面包与牛油）或代替物品（Substitutes，如咖啡与茶）的情况，就有不容易解决的困难。
话虽如此，经济学者曾经下过不少工夫，意图以某种办法来使功用可以用基数量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二十世纪的数学大师温纽曼（J.von Neumann，1903-1957，此公发明电脑结构）与经济学者摩根斯坦（O.Mogenstern，1902-1977）合作写的《博奕理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洛阳纸贵，在第二版（一九四六）中作者指出，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功用是可以用基数量度的。但这量度是需要四个假设才可以接受，而这四个假设中两个有问题。
第三节：费沙的贡献
今天，经济学者所用的功用数字，一般是序数量度。序数量度的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但可以排列次序。排列是量度。不能加起来的排列，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差距不能相比。一○一比九十九大，九十九比八十九大。前者的差数是二，后者的差数是十，但因为不是基数量度，我们不能说后差数比前差数大五倍。
举些例子吧。香港小姐比美竞选，冠军八十八分，亚军八十二，季军七十九，名次是排列了。但我们不可以说，冠亚之别，比亚季之别大一倍。举另一个例，学生考试，老师武断地以分数排列。在加大作学生时，一位同学问老师，考试的积分是怎样算出来的。老师回应道：“考试的积分只是武断排列，不这样做的老师会因为太蠢而不能在加大任教职。”考试的积分是序数量度。
以序数排列功用，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说某人取甲而舍乙，是因为甲的功用数字大于乙，而若附带的局限条件处理得恰当，某人的行为就被解释了。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代表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总功用数字有什么用途。十多年前一位香港中学生的父亲给我电话。他说儿子考试，老师问及总功用（Total utility）的用途，儿子答不出来，因而不及格。这位父亲问答案，我反问：“你的儿子真的不知吗？”“不知。”“那你的儿子比老师知得多了！”
一八九二年，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经济学者的费沙（I.Fisher，1867-1947）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部分是关于功用理论的。那是一本天才横溢的书，而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基数排列功用是不需要的。这是因为在边际上，基数排列与序数排列没有什么不同，而解释行为单看“边际”就足够了。“边际”功用是指多一点物品或少一点物品所带来的功用数字转变。从边际上看，没有什么需要加起来，也无需比较功用数字的差距。
解释行为只须从边际的变量入手的论点，始于W.S.Jevons（1835-1882），重于费沙，而后继有人。一九四六年史德拉指出，要是一个生产过程同时造出两种产品，每种产品的平均成本我们无法知道，但边际成本的变动我们是知道的。以解释生产的行为来说，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平均成本的。
后来我作交易费用的研究，就单从边际的变动入手。在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容易量度。可取的解释行为的办法，是判断在不同的情况下交易费用会变高还是变低。变动是“边际”，而假若没有变动，行为是不能被解释的。以边际变动的方法来处理交易费用，费用的量度是基数还是序数没有分别，而我们不能说基数量度比较精确，因为量度的精确性是观察者的认同性，而不是数字的详尽性。
让我再说一次吧。功用只不过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随意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这是我的老师艾智仁说的。史德拉说：“无论我们假设一个人争取最大的是财富，是宗教虔诚，是消灭唱情歌的人，或是自己的腰围阔度，对严谨的需求理论来说，是毫无分别的。”史托斯（R.H.Strotz）说：“很明显，我们无需判断功用的量度是以金钱，或以散漫的时日，或以八度和音，或以英寸来支持，而我们更无需认为功用的量度是一个心理上的单位。”这些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智慧了。
打得太快了，打漏了，是不存在投资少，储蓄多，而利率又不改变的情况。
《经济解释》一书值得反复去读。
《经济解释》15：选择分高低 凭功用数字
作者：张五常
————————
功用所代表的是选择的排列（Options ranking），而又因为选择数之不尽，我们就武断地用数字，说数字较大的比较小的可取，或较小的比较大的可取，但不可以说大的小的有同样的可取性。
以序数排列功用，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说某人取甲而舍乙，是因为甲的功用数字大于乙，而若附带的局限条件处理得恰当，某人的行为就被解释了。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代表着什么……
史托斯（R.H.Strotz）说：“很明显，我们无需判断功用的量度是以金钱，或以散漫的时日，或以八度和音，或以英寸来支持，而我们更无需认为功用的量度是一个心理上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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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第二节：功用是数字的定名
一般而言，推断或解释行为或现象是需要量度的。要推断你在某十字街头会向右行而不会向左，是因为向右会较快、较安全，或较舒适，等等，这些都是量度。量度不需要有很多个选择（Options），但起码要有两个。说甲比乙大就是量度，而假若我说在某个情况下你会取大不取小，就是推断。
量度是排列：大小的排列、多少的排列、重轻的排列，等等。假若排列的选择太多，甲、乙、丙、丁……用尽还不够，我们就要用数字。数字是无限的。量度的定义，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但数字本身是没有内容的。我说十七、二十九，是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但若我说二十九磅你就知我是说某物体的重量，也知道二十九磅比十七磅重。
说一个自私的人要争取自己利益的极大化，我们也可用数字来排列这个人的选择。假如我说在某情况下，这个人会选二十九而不选十七，那你会问，二十九或十七是什么？
问题就是这样。我要以数字来排列你的选择，但数字本身没有内容，怎么办？我可以说你选的数字是磅数，但“磅”是指重量，有所混淆。但怎样我也要给这选择排列的数字起一个名字。怎么办？我于是闭着眼睛，胡乱地打开英语字典，手指下按，开眼一读，那个字是Utility——功用。
二十世纪中叶，经过百多年众多学者的耕耘，可取的功用定义就是那样简单：功用是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不代表快乐，不代表享受，也不代表福利。功用所代表的是选择的排列（Options ranking），而又因为选择数之不尽，我们就武断地用数字，说数字较大的比较小的可取，或较小的比较大的可取，但不可以说大的小的有同样的可取性。
“功用”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数字是大是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次序：我们若说数字大的功用比数字小的可取，不能在中途反转过来，说小的比大的可取。这是逻辑上的需要了。
大致上，数字有三种用场，而其中两种是量度的。第一种非量度的，是数字可用作鉴辨。例如你到马场赌马，每只马的身上都有一个数字，如七号、三号等。这些数字不论大小、快慢，而是作为鉴辨之用。买七号马，跑胜了你就去收钱。
数字其他的两个用场，是关于量度的了。有两种量度，因为数字量度可以有两种排列。一种排列的数字是可以加起来的，叫作基数量度（Cardinal measure）；另一种数字只可以排列，但不可以加起来，叫作序数量度（Ordinal measure）。
一尾鱼是两磅，一只鸡是三磅，二者加起来是五磅。磅是基数，你要找一条八尺长的绳子，找不到八尺的，把三尺的与五尺的加起来，就是八尺。尺也是基数。凡是基数量度，都可以作线性转移（Linear transformation）。举个例：温度的华氏是基数量度，摄氏也是基数量度，知道华氏的度数，我们可以方程式求得摄氏的度数，万无一失。磅与公斤，码与公尺，皆可以作线性转移的。
量度功用的一个困难，是功用不一定可以加起来。一磅面包的功用数字是四，一安士牛油的功用数字也是四，二者同吃，其功用数字会大于八。一杯咖啡的功用数字是四，一杯茶的功用数字也是四，二者同喝，每杯的功用数字会小于四。那所谓可以相加的功用（Additive utility），遇到互补物品（Complements，如面包与牛油）或代替物品（Substitutes，如咖啡与茶）的情况，就有不容易解决的困难。
话虽如此，经济学者曾经下过不少工夫，意图以某种办法来使功用可以用基数量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二十世纪的数学大师温纽曼（J.von Neumann，1903-1957，此公发明电脑结构）与经济学者摩根斯坦（O.Mogenstern，1902-1977）合作写的《博奕理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洛阳纸贵，在第二版（一九四六）中作者指出，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功用是可以用基数量度的。但这量度是需要四个假设才可以接受，而这四个假设中两个有问题。
第三节：费沙的贡献
今天，经济学者所用的功用数字，一般是序数量度。序数量度的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但可以排列次序。排列是量度。不能加起来的排列，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差距不能相比。一○一比九十九大，九十九比八十九大。前者的差数是二，后者的差数是十，但因为不是基数量度，我们不能说后差数比前差数大五倍。
举些例子吧。香港小姐比美竞选，冠军八十八分，亚军八十二，季军七十九，名次是排列了。但我们不可以说，冠亚之别，比亚季之别大一倍。举另一个例，学生考试，老师武断地以分数排列。在加大作学生时，一位同学问老师，考试的积分是怎样算出来的。老师回应道：“考试的积分只是武断排列，不这样做的老师会因为太蠢而不能在加大任教职。”考试的积分是序数量度。
以序数排列功用，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说某人取甲而舍乙，是因为甲的功用数字大于乙，而若附带的局限条件处理得恰当，某人的行为就被解释了。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代表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总功用数字有什么用途。十多年前一位香港中学生的父亲给我电话。他说儿子考试，老师问及总功用（Total utility）的用途，儿子答不出来，因而不及格。这位父亲问答案，我反问：“你的儿子真的不知吗？”“不知。”“那你的儿子比老师知得多了！”
一八九二年，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经济学者的费沙（I.Fisher，1867-1947）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部分是关于功用理论的。那是一本天才横溢的书，而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基数排列功用是不需要的。这是因为在边际上，基数排列与序数排列没有什么不同，而解释行为单看“边际”就足够了。“边际”功用是指多一点物品或少一点物品所带来的功用数字转变。从边际上看，没有什么需要加起来，也无需比较功用数字的差距。
解释行为只须从边际的变量入手的论点，始于W.S.Jevons（1835-1882），重于费沙，而后继有人。一九四六年史德拉指出，要是一个生产过程同时造出两种产品，每种产品的平均成本我们无法知道，但边际成本的变动我们是知道的。以解释生产的行为来说，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平均成本的。
后来我作交易费用的研究，就单从边际的变动入手。在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容易量度。可取的解释行为的办法，是判断在不同的情况下交易费用会变高还是变低。变动是“边际”，而假若没有变动，行为是不能被解释的。以边际变动的方法来处理交易费用，费用的量度是基数还是序数没有分别，而我们不能说基数量度比较精确，因为量度的精确性是观察者的认同性，而不是数字的详尽性。
让我再说一次吧。功用只不过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随意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这是我的老师艾智仁说的。史德拉说：“无论我们假设一个人争取最大的是财富，是宗教虔诚，是消灭唱情歌的人，或是自己的腰围阔度，对严谨的需求理论来说，是毫无分别的。”史托斯（R.H.Strotz）说：“很明显，我们无需判断功用的量度是以金钱，或以散漫的时日，或以八度和音，或以英寸来支持，而我们更无需认为功用的量度是一个心理上的单位。”这些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智慧了。
答nena2749 同学
因为我是学习新凯的。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都在学习新凯。
奥派是后接触的。但是我却发现很多问题更具有解释力。
nena2749可以细读一些奥利地学派的著作，会有一个不同的视角。
作者：kingbugx2008 回复日期：2009-08-08 23:53:49
好文章啊，先标下，慢慢研究，我认为一种学说能有严密的逻辑，并且能自圆其说那就是成功的学说，经济我不懂，所以要慢慢看，重复看
kingbugx2008 同学这里讲了很关键的一点，你所说的有个词可以概括它，叫做逻辑自洽。
对于一个学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逻辑自洽，二是实证性。假如这两点都能满足，这个学说无疑是会获得大家的认可。
但是很多学说只能满足前一点，或者对后一点有观察，但是所提出的理论却不能做到逻辑自洽。
因为我是学习新凯的。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都在学习新凯。
奥派是后接触的。但是我却发现很多问题更具有解释力。
nena2749可以细读一些奥利地学派的著作，会有一个不同的视角。
作者：kingbugx2008 回复日期：2009-08-08 23:53:49
好文章啊，先标下，慢慢研究，我认为一种学说能有严密的逻辑，并且能自圆其说那就是成功的学说，经济我不懂，所以要慢慢看，重复看
kingbugx2008 同学这里讲了很关键的一点，你所说的有个词可以概括它，叫做逻辑自洽。
对于一个学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逻辑自洽，二是实证性。假如这两点都能满足，这个学说无疑是会获得大家的认可。
但是很多学说只能满足前一点，或者对后一点有观察，但是所提出的理论却不能做到逻辑自洽。
方韩同学
首先有一点，每个企业都想清理生产结构上的错误，没有企业希望在生产结构上犯错。
第二，清理错误，不等于浪费资源，而是寻求资源更好的组合方式。
例如，现在有一家制衣厂，由于扩张过度的原因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错误。
这里给出一些简单的假设，这家制衣厂最佳的生产组合是拥有5台机器。
但却因为扩张过度，购置了10台机器，造成了严重亏损的局面。
那么我想请问，企业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去贷款维持这种亏损经营，还是想办法做出改变？
假如是前一种，那么等待企业的大多是破产倒闭，而更多的企业是选择做出改变。
这时制衣厂会将多出来的5台机器，出售或者出租给其他有需求的厂家，这就是清理错误生产结构的一种做法。（注意，企业在清理错误生产结构时，基本不会单纯破坏掉多出来的机器，而是选择以出售或者出租的方式，将机器提供给其他有需求的厂家）
所以认为清理错误生产结构，是去破坏或者砸烂好好的机器（这种情况才是是浪费有限的资源）是理解上有误。
所以清理错误生产结构，并不是毁坏掉现有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企业会这样做，可能是对清理两字产生了误解），而是想办法把这些资源出售给那些有意愿购买的人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寻求资源在社会范围内更有效组合的方式。
首先有一点，每个企业都想清理生产结构上的错误，没有企业希望在生产结构上犯错。
第二，清理错误，不等于浪费资源，而是寻求资源更好的组合方式。
例如，现在有一家制衣厂，由于扩张过度的原因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错误。
这里给出一些简单的假设，这家制衣厂最佳的生产组合是拥有5台机器。
但却因为扩张过度，购置了10台机器，造成了严重亏损的局面。
那么我想请问，企业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去贷款维持这种亏损经营，还是想办法做出改变？
假如是前一种，那么等待企业的大多是破产倒闭，而更多的企业是选择做出改变。
这时制衣厂会将多出来的5台机器，出售或者出租给其他有需求的厂家，这就是清理错误生产结构的一种做法。（注意，企业在清理错误生产结构时，基本不会单纯破坏掉多出来的机器，而是选择以出售或者出租的方式，将机器提供给其他有需求的厂家）
所以认为清理错误生产结构，是去破坏或者砸烂好好的机器（这种情况才是是浪费有限的资源）是理解上有误。
所以清理错误生产结构，并不是毁坏掉现有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企业会这样做，可能是对清理两字产生了误解），而是想办法把这些资源出售给那些有意愿购买的人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寻求资源在社会范围内更有效组合的方式。
所以，清理错误生产结构，和资源有限并不矛盾。
正是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才有必要及时清理错误生产结构，让资源尽快去到更适合的人手中。
而并非依靠各种方式（很多错误的生产结构之所以可以维持，往往是因为有行政的力量在背后）维持一个错误生产结构，直到完全不可能再维持的那天。
正是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才有必要及时清理错误生产结构，让资源尽快去到更适合的人手中。
而并非依靠各种方式（很多错误的生产结构之所以可以维持，往往是因为有行政的力量在背后）维持一个错误生产结构，直到完全不可能再维持的那天。
不要以为我们的储蓄只有放在银行。当银行利率降低，人们会把钱存到股市，楼市，债市。
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债市，不正是投资的表现么？
只不过是不通过银行的方式，借钱给别人投资。
对于储蓄和投资的概念还是要更深入了解一些。
银行接受你的储蓄是为什么？你的储蓄放在银行后会去哪里？你的利息从哪里来？
假如你把银行的钱都拿出来，除了消费和光堆放在家中不动，其他进入股市，楼市，债市的行为正是投资的表现。不过投资主体换成了你。
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债市，不正是投资的表现么？
只不过是不通过银行的方式，借钱给别人投资。
对于储蓄和投资的概念还是要更深入了解一些。
银行接受你的储蓄是为什么？你的储蓄放在银行后会去哪里？你的利息从哪里来？
假如你把银行的钱都拿出来，除了消费和光堆放在家中不动，其他进入股市，楼市，债市的行为正是投资的表现。不过投资主体换成了你。
但是要问一下，有多少人会把大量货币堆放在家中？
更多的人会选择存进银行（让别人来贷款进行投资），或者自己亲自去投资（进入股市，楼市，债市）
这时候你可以再追问一下，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和在股市筹集资金是为什么？不正是为了进一步寻找投资者，去投入资金扩大生产么。
更多的人会选择存进银行（让别人来贷款进行投资），或者自己亲自去投资（进入股市，楼市，债市）
这时候你可以再追问一下，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和在股市筹集资金是为什么？不正是为了进一步寻找投资者，去投入资金扩大生产么。
这贴一开始，李子旸写的系列就是奥派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介绍。
我觉得现在只有奥派成功解释了商业周期问题。
推荐看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很好的一本学习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书。
我觉得现在只有奥派成功解释了商业周期问题。
推荐看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很好的一本学习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书。
《经济解释》16：等优曲线不能推出需求定律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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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替换，功用分析就创造了那有名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ceCurve——历来译作“无差异曲线”，既乏文采，也不正确）……
回头说以同一等优曲线来推断行为，内凸定理有一个结论，可惜用场不大。这结论是，如果某物品的价格下降，这物品的需求量就必定增加。……
嘉芬物品能在逻辑上存在，是因为我们单从个人需求那方面看，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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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第四节：替换定理与等优曲线
在第一章我们谈及，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在局限下争取个人的最大利益是一个约束，而有了功用的理念，就变为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了。这约束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但解释不了多少人的行为。说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争取较高的功用数字，是套套逻辑，加以局限条件的变化，我们能推断的只是一样经济物品增加而其他物品没有减少这一类的选择。
替换定理（Postulate of substitution）补加了约束，因而增加了解释行为的范畴。这个定理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牺牲任何物品来换取任何其他物品。你同意不同意？你愿意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碗鱼蛋粉？这定理说你是愿意的。只要你牺牲的够少，而换得的够多，你就愿意。
你走过马路去吃鱼蛋粉，是冒一点点生命之险而去的——车祸的风险不是零。像其他父亲一样，我愿为自己的儿女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爱。但为了工作，我与儿女相聚的时间不多——这是爱与生计的替换。
不要说因为你是个有原则的人，有些原则上的事你半步也不退让。人各有价，我自己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叫价颇高，但假若你给我很大的“好处”，而我只须放弃微不足道的原则，那我就跟你成交了。这是替换。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替换，功用分析就创造了那有名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历来译作“无差异曲线”，既乏文采，也不正确）。因为愿意舍甲而取乙，我们在甲乙两种经济物品之间很容易找到一条曲线，在这线上的每一点功用数字相同。“等优”是指功用数字相同，每一点不分彼此地同样可取。这曲线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此线于是成为一条分水岭，凡是线之右上的每一点，皆比线上的每一点有较高的功用数字，较为可取，而线之左下每一点却相反。
在约束行为上等优曲线增加了用场。两样经济物品，人的选择不需要甲、乙皆增，或甲增而乙不减，才算是优胜可取：一增一减可能是优胜的。
等优曲线有无限多条，二线永不相交，而右上的每一线的功用数字都必定比左下的每一线为高。
第五节：内凸定理
我们可以安全地再增加行为的约束。这就是等优曲线一定是内凸（向左下弯曲）的，像《水浒传》中的小李广花荣的“弯弓如满月”地向左下角弯之。（是打趣，不一定很弯，微弯也及格了。）这个约束（等优曲线不是直线也不向外凸）叫作“内凸定理”（Convexity postulate）或“边际替换意图下降定理”（Postulat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含意明显不过。假若功用数字不变（在同一等优曲线上），一个人拥有的甲物品愈多，其愿意以乙物品替换甲物品的意图就必定下降。这个定理安全可靠，但替换要在同一的等优曲线上。要是这个人的财富或收入增加，跳到功用数字较高的等优曲线，边际替换的意图就可能改变了。这是功用分析对行为推断的一个大难题，使理论结构失却了对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约束。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回头说以同一等优曲线来推断行为，内凸定理有一个结论，可惜用场不大。这结论是，如果某物品的价格下降，这物品的需求量就必定增加。这是因为价格永远是相对的，说某物品的价格下降是指需要付出的其他物品的代价下降了。这样，边际上的替换意图下降就会促使价格下降的物品增加了需求量。
困难是等优曲线与其功用数字是空中楼阁，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脑中之物，真实世界没有这条曲线，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人的选择是否还在同一曲线上。逻辑的推论是：价格下降，对一个消费的人来说，实质的收入会增加，所以这个消费者会跳到较高的等优曲线上去。更上一层楼，替换的边际意图可能改变了，那怎么办？
第六节：贫穷物品与嘉芬反论
经济学上Inferior good一词，香港的教育权威译作“次选货品”，错！国内译作“低档物品”，也错，但比较好一点。我译之为“贫穷物品”，大为不雅，却是对的。
什么是贫穷物品呢？我的收入不高，喝啤酒，但昨天赌马赢了十万元，收入增加，就转喝葡萄酒，不喝或少喝啤酒了。穷时喝啤酒，收入增加就转喝葡萄酒，是某些人之常情。因为收入增加而需求量减少了的，就是Inferior good（贫穷物品）。但上述的啤酒可不是次货，或是次选，也不是低档。啤酒可能精美绝伦，但我就是赌马输了，或穷时才多喝一点。
这是说，啤酒与葡萄酒的相对价格不变，但我的收入增加或减少时，边际上的替换意图改变了，有可能变到因为收入上升而少喝了啤酒。
上述的平凡现象及其正确逻辑带来了经济学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在整个功用分析中我们只有三个安全可靠的定理假设：其一是每个人争取局限下最高的功用数字；其二是替换定理；其三是内凸定理。这三个定理都约束行为，但因为功用或等优曲线非实物，可以推出来的验证含意不多，所以解释行为的用途也不大。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约束行为更强的定理，足以解决“功用”非实物所引起的困难。我们问：假若要获取某经济物品的代价减少了，一个人对该物品的需求量是否必定增加？这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而直觉的答案似乎是：当然啦！然而，用以上的三个定理，这个代价与需求量的必然规律我们怎样也得不到。
以价格作为代价吧。某经济物品的价格下降，依照内凸定理，其需求量必定增加，但那是假设停留在同一的等优曲线上，功用数字是不变的。某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的人无形中增加了实质收入，其功用数字是会增加的。价格下降的本身会导致该物品的需求量上升，但收入或功用数字的增加可能导致该物品的需求量上升或减少——这后者是“贫穷物品”的作用了。
一种贫穷物品的价格下降，这下降的本身使该物品的需求量增加，但价格下降引起的实质收入增加，贫穷物品的需求量会下降。二者相加，一正一负，需求量可能还会上升。然而，在逻辑上这一正一负也可能有需求量下降的效果。这后者就是有名的嘉芬反论（Giffen Paradox）了。
是马歇尔（A.Marshall）在他的名著的第三版（一八九五）写出来的。一位名叫嘉芬的爵士（Sir Robert Giffen，1827-1910）向马歇尔提出如下的一个反论例子。面包是一种主要的粮食，如果面包的价格大幅下降，消费者的购买力上升，多吃了肉类，因而少吃了面包。面包之价下降，但需求量却减少了。这反论使例子中的面包被称为嘉芬物品（Giffen Good）。在逻辑上，嘉芬物品不限于面包——任何物品都可能是嘉芬物品。
嘉芬物品这回事，任何念经济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耳熟能详。他们不知道的——而所有经济学者也奇怪地忽略了的——是嘉芬物品能在逻辑上存在，是因为我们单从个人需求那方面看，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我认为在逻辑上，嘉芬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而在没有市场的制度下，这种物品也不会用作走后门，或私相授受，或用作政治交易，或以论资排辈来分配。换言之，嘉芬物品若在真实世界中存在，逻辑上它只能存在于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鲁宾逊的世界不可能有市场或任何社会或制度的分配问题，但鲁宾逊有需求，也要付代价。因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分配，在一人世界中嘉芬物品可能存在。分析市场运作时我再会把我对嘉芬物品的观点加以补充的。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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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替换，功用分析就创造了那有名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ceCurve——历来译作“无差异曲线”，既乏文采，也不正确）……
回头说以同一等优曲线来推断行为，内凸定理有一个结论，可惜用场不大。这结论是，如果某物品的价格下降，这物品的需求量就必定增加。……
嘉芬物品能在逻辑上存在，是因为我们单从个人需求那方面看，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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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第四节：替换定理与等优曲线
在第一章我们谈及，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在局限下争取个人的最大利益是一个约束，而有了功用的理念，就变为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了。这约束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但解释不了多少人的行为。说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争取较高的功用数字，是套套逻辑，加以局限条件的变化，我们能推断的只是一样经济物品增加而其他物品没有减少这一类的选择。
替换定理（Postulate of substitution）补加了约束，因而增加了解释行为的范畴。这个定理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牺牲任何物品来换取任何其他物品。你同意不同意？你愿意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碗鱼蛋粉？这定理说你是愿意的。只要你牺牲的够少，而换得的够多，你就愿意。
你走过马路去吃鱼蛋粉，是冒一点点生命之险而去的——车祸的风险不是零。像其他父亲一样，我愿为自己的儿女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爱。但为了工作，我与儿女相聚的时间不多——这是爱与生计的替换。
不要说因为你是个有原则的人，有些原则上的事你半步也不退让。人各有价，我自己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叫价颇高，但假若你给我很大的“好处”，而我只须放弃微不足道的原则，那我就跟你成交了。这是替换。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替换，功用分析就创造了那有名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历来译作“无差异曲线”，既乏文采，也不正确）。因为愿意舍甲而取乙，我们在甲乙两种经济物品之间很容易找到一条曲线，在这线上的每一点功用数字相同。“等优”是指功用数字相同，每一点不分彼此地同样可取。这曲线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此线于是成为一条分水岭，凡是线之右上的每一点，皆比线上的每一点有较高的功用数字，较为可取，而线之左下每一点却相反。
在约束行为上等优曲线增加了用场。两样经济物品，人的选择不需要甲、乙皆增，或甲增而乙不减，才算是优胜可取：一增一减可能是优胜的。
等优曲线有无限多条，二线永不相交，而右上的每一线的功用数字都必定比左下的每一线为高。
第五节：内凸定理
我们可以安全地再增加行为的约束。这就是等优曲线一定是内凸（向左下弯曲）的，像《水浒传》中的小李广花荣的“弯弓如满月”地向左下角弯之。（是打趣，不一定很弯，微弯也及格了。）这个约束（等优曲线不是直线也不向外凸）叫作“内凸定理”（Convexity postulate）或“边际替换意图下降定理”（Postulat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含意明显不过。假若功用数字不变（在同一等优曲线上），一个人拥有的甲物品愈多，其愿意以乙物品替换甲物品的意图就必定下降。这个定理安全可靠，但替换要在同一的等优曲线上。要是这个人的财富或收入增加，跳到功用数字较高的等优曲线，边际替换的意图就可能改变了。这是功用分析对行为推断的一个大难题，使理论结构失却了对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约束。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回头说以同一等优曲线来推断行为，内凸定理有一个结论，可惜用场不大。这结论是，如果某物品的价格下降，这物品的需求量就必定增加。这是因为价格永远是相对的，说某物品的价格下降是指需要付出的其他物品的代价下降了。这样，边际上的替换意图下降就会促使价格下降的物品增加了需求量。
困难是等优曲线与其功用数字是空中楼阁，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脑中之物，真实世界没有这条曲线，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人的选择是否还在同一曲线上。逻辑的推论是：价格下降，对一个消费的人来说，实质的收入会增加，所以这个消费者会跳到较高的等优曲线上去。更上一层楼，替换的边际意图可能改变了，那怎么办？
第六节：贫穷物品与嘉芬反论
经济学上Inferior good一词，香港的教育权威译作“次选货品”，错！国内译作“低档物品”，也错，但比较好一点。我译之为“贫穷物品”，大为不雅，却是对的。
什么是贫穷物品呢？我的收入不高，喝啤酒，但昨天赌马赢了十万元，收入增加，就转喝葡萄酒，不喝或少喝啤酒了。穷时喝啤酒，收入增加就转喝葡萄酒，是某些人之常情。因为收入增加而需求量减少了的，就是Inferior good（贫穷物品）。但上述的啤酒可不是次货，或是次选，也不是低档。啤酒可能精美绝伦，但我就是赌马输了，或穷时才多喝一点。
这是说，啤酒与葡萄酒的相对价格不变，但我的收入增加或减少时，边际上的替换意图改变了，有可能变到因为收入上升而少喝了啤酒。
上述的平凡现象及其正确逻辑带来了经济学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在整个功用分析中我们只有三个安全可靠的定理假设：其一是每个人争取局限下最高的功用数字；其二是替换定理；其三是内凸定理。这三个定理都约束行为，但因为功用或等优曲线非实物，可以推出来的验证含意不多，所以解释行为的用途也不大。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约束行为更强的定理，足以解决“功用”非实物所引起的困难。我们问：假若要获取某经济物品的代价减少了，一个人对该物品的需求量是否必定增加？这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而直觉的答案似乎是：当然啦！然而，用以上的三个定理，这个代价与需求量的必然规律我们怎样也得不到。
以价格作为代价吧。某经济物品的价格下降，依照内凸定理，其需求量必定增加，但那是假设停留在同一的等优曲线上，功用数字是不变的。某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的人无形中增加了实质收入，其功用数字是会增加的。价格下降的本身会导致该物品的需求量上升，但收入或功用数字的增加可能导致该物品的需求量上升或减少——这后者是“贫穷物品”的作用了。
一种贫穷物品的价格下降，这下降的本身使该物品的需求量增加，但价格下降引起的实质收入增加，贫穷物品的需求量会下降。二者相加，一正一负，需求量可能还会上升。然而，在逻辑上这一正一负也可能有需求量下降的效果。这后者就是有名的嘉芬反论（Giffen Paradox）了。
是马歇尔（A.Marshall）在他的名著的第三版（一八九五）写出来的。一位名叫嘉芬的爵士（Sir Robert Giffen，1827-1910）向马歇尔提出如下的一个反论例子。面包是一种主要的粮食，如果面包的价格大幅下降，消费者的购买力上升，多吃了肉类，因而少吃了面包。面包之价下降，但需求量却减少了。这反论使例子中的面包被称为嘉芬物品（Giffen Good）。在逻辑上，嘉芬物品不限于面包——任何物品都可能是嘉芬物品。
嘉芬物品这回事，任何念经济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耳熟能详。他们不知道的——而所有经济学者也奇怪地忽略了的——是嘉芬物品能在逻辑上存在，是因为我们单从个人需求那方面看，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我认为在逻辑上，嘉芬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而在没有市场的制度下，这种物品也不会用作走后门，或私相授受，或用作政治交易，或以论资排辈来分配。换言之，嘉芬物品若在真实世界中存在，逻辑上它只能存在于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鲁宾逊的世界不可能有市场或任何社会或制度的分配问题，但鲁宾逊有需求，也要付代价。因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分配，在一人世界中嘉芬物品可能存在。分析市场运作时我再会把我对嘉芬物品的观点加以补充的。
《经济解释》17：功用理念易中套套逻辑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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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其重要性是不能夸大的。任何经济学论著，有道之士可单看作者对这定律的操纵就知道作者的斤两如何。
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既然需求定律对行为的约束比功用分析强，为什么还需要“功用”这个理念呢？
世界很复杂。要解释世事，理论越简单越好。功用这理念可用，但免不了增加理论的复杂性。最主要的是套套逻辑的陷阱不容易避免。说人在局限条件下会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这句话的本身是说了等于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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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古往今来，何时何地，不能有例外。这也是说，以竖线为价及竖线之下的横线为量，其中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好些书本说是有例外的。这些作者不懂科学的方法。理由很简单，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理论必定要有可以被现象或行为推翻的可能性。这一点，我在第一章说清楚了。如果有例外的话，任何被推翻了的理论含意，我们就说是例外，那么验证又从何说起？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其重要性是不能夸大的。任何经济学论著，有道之士可单看作者对这定律的操纵就知道作者的斤两如何。这定律不需要在文字上提到，但内容上这定律要墨守成规——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上就刻意地完全不提“需求”，向老师表演一下。
听来简单，需求定律其实湛深。要解释人的行为，或由人的行为促成的世事，你要对这定律懂得通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一节：功用理念可有可无
上一章我们谈及，在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下，因为有嘉芬反论，我们无从肯定价格下降与需求量上升的必然规律。（那是说，功用分析可以推出一条需求曲线，但不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这里首先要澄清的，是需求定律不限于价格或市价的变动与需求量的关系。好些物品没有市价，而在某些制度中市场不存在，但需求定律依然适用。不用市价，我们就以代价或牺牲代替。
如果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能推出需求定律，那么逻辑就层次井然，极为美观。然而，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只要我们能接受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就是多余的了，没有特别的用途。这是因为需求定律的本身包括了这三个定理的所有行为约束，而更多加一点：嘉芬物品不存在。价格或代价变动引起需求量变动，包括了功用分析中的第一及第二定理，而武断地把嘉芬物品取缔，其约束力高于内凸定理。不是高出很多，但因为内凸的等优曲线非实物，不容易被事实验证，我们若能否决嘉芬物品，解释功能就强得多了。
需求定律的价格或代价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是指需求的意图，在真实世界不存在。这样，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能被验证的。我们必须加上其他的验证条件，或可以被观察到的局限条件，才可以用需求定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在下一章我会用好些实例示范。
这里要说的，是假若需求定律的价格或代价是像需求量那样，皆非事实，那么需求定律就不可能推出任何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失却了解释行为的功能。
抽象的空中楼阁，往往是理论的出发点，但为了验证，我们要推展到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那方面去。换言之，抽象往往是必需的，但一般来说越少越好。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看不到”与“不存在”是两回事。例如，经济学上所说的“边际”产量，在真实世界不容易观察到，但却真有其物。就算我们只能见到“平均”产量而永远看不到“边际”产量，但因为后者是存在的，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就可以被推出来。当然，因为看不到，我们要多做一重功夫，多用想像力，才可以推出验证的含意。但如果“边际”产量只是想像，绝非事实，那么经济学上的“边际生产理论”就会变得一败涂地了。
功用理念的一个困难，是“功用”（Utility）不仅看不到，而且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无可避免地以不存在的抽象“功用”推理，我们无话可说，逆来顺受，但若可以免而不用，我们又何必故扮高深，自取麻烦？经济学的真正用途是解释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是为了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而行的。功用函数是数学上的事，在数学上可以作出贡献，但这与解释行为是两回事。
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既然需求定律对行为的约束比功用分析强，为什么还需要“功用”这个理念呢？
艾智仁、佛利民、贝加等人认为，虽然功用分析推不出约束能力更强的需求定律，而他们也一致地同意需求定律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但功用的理念还是要保留的。他们的坚持，是因为有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名誉等，是不能以金钱或市价量度的，因为这些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于是需要“功用”数字来量度了。
我同意有非金钱物品这回事，也同意这类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但依照替换定理，非金钱物品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例如苹果）是可以替换的。既然可以替换，而解释行为我们只须从边际上看，那么非金钱物品还可以用金钱物品来量度。这样，功用量度可以省去。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功用这个理念不能用，但正如艾智仁所说，要以功用理论解释行为，我们要事先鉴定哪种物品有功用，而又要指出获取该物品的代价。要做到这一点，只不过是说非金钱物品可以被金钱物品替换而量度罢了。
功用的理念可以用，但也可以不用。我不喜欢用功用理念的主要原因，是这理念增加了一项抽象的不存在之物：功用。既然可以不用，那就不用算了。
世界很复杂。要解释世事，理论越简单越好。功用这理念可用，但免不了增加理论的复杂性。最主要的是套套逻辑的陷阱不容易避免。说人在局限条件下会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这句话的本身是说了等于没说。我们必须加以上文提及的艾智仁指出的补充功夫，才可以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但正如我所说，做了这一重功夫就不需要功用的理念了。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一用上功用，稍为不小心就中了套套逻辑之计。数之不尽的以功用理论“解释”行为的文章，揭开了数学方程式的面具，都是空空如也的。一个人自杀，你说这个人是争取最高“功用”，当然是对的，但那是套套逻辑的对。
功用分析的好处是在高手处理下来得美观、工整、层次井然。否决了嘉芬物品，功用分析的坏处是过于复杂，容易“中计”。需求定律比较简单，因而“中计”的机会较少。其坏处是没有功用分析那个层面的艺术性。我认为比起功用理论，需求定律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门面装饰的工作，迫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行为那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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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其重要性是不能夸大的。任何经济学论著，有道之士可单看作者对这定律的操纵就知道作者的斤两如何。
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既然需求定律对行为的约束比功用分析强，为什么还需要“功用”这个理念呢？
世界很复杂。要解释世事，理论越简单越好。功用这理念可用，但免不了增加理论的复杂性。最主要的是套套逻辑的陷阱不容易避免。说人在局限条件下会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这句话的本身是说了等于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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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古往今来，何时何地，不能有例外。这也是说，以竖线为价及竖线之下的横线为量，其中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好些书本说是有例外的。这些作者不懂科学的方法。理由很简单，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理论必定要有可以被现象或行为推翻的可能性。这一点，我在第一章说清楚了。如果有例外的话，任何被推翻了的理论含意，我们就说是例外，那么验证又从何说起？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其重要性是不能夸大的。任何经济学论著，有道之士可单看作者对这定律的操纵就知道作者的斤两如何。这定律不需要在文字上提到，但内容上这定律要墨守成规——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上就刻意地完全不提“需求”，向老师表演一下。
听来简单，需求定律其实湛深。要解释人的行为，或由人的行为促成的世事，你要对这定律懂得通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一节：功用理念可有可无
上一章我们谈及，在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下，因为有嘉芬反论，我们无从肯定价格下降与需求量上升的必然规律。（那是说，功用分析可以推出一条需求曲线，但不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这里首先要澄清的，是需求定律不限于价格或市价的变动与需求量的关系。好些物品没有市价，而在某些制度中市场不存在，但需求定律依然适用。不用市价，我们就以代价或牺牲代替。
如果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能推出需求定律，那么逻辑就层次井然，极为美观。然而，从解释行为那方面看，只要我们能接受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就是多余的了，没有特别的用途。这是因为需求定律的本身包括了这三个定理的所有行为约束，而更多加一点：嘉芬物品不存在。价格或代价变动引起需求量变动，包括了功用分析中的第一及第二定理，而武断地把嘉芬物品取缔，其约束力高于内凸定理。不是高出很多，但因为内凸的等优曲线非实物，不容易被事实验证，我们若能否决嘉芬物品，解释功能就强得多了。
需求定律的价格或代价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是指需求的意图，在真实世界不存在。这样，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能被验证的。我们必须加上其他的验证条件，或可以被观察到的局限条件，才可以用需求定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在下一章我会用好些实例示范。
这里要说的，是假若需求定律的价格或代价是像需求量那样，皆非事实，那么需求定律就不可能推出任何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失却了解释行为的功能。
抽象的空中楼阁，往往是理论的出发点，但为了验证，我们要推展到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那方面去。换言之，抽象往往是必需的，但一般来说越少越好。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看不到”与“不存在”是两回事。例如，经济学上所说的“边际”产量，在真实世界不容易观察到，但却真有其物。就算我们只能见到“平均”产量而永远看不到“边际”产量，但因为后者是存在的，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就可以被推出来。当然，因为看不到，我们要多做一重功夫，多用想像力，才可以推出验证的含意。但如果“边际”产量只是想像，绝非事实，那么经济学上的“边际生产理论”就会变得一败涂地了。
功用理念的一个困难，是“功用”（Utility）不仅看不到，而且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无可避免地以不存在的抽象“功用”推理，我们无话可说，逆来顺受，但若可以免而不用，我们又何必故扮高深，自取麻烦？经济学的真正用途是解释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是为了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而行的。功用函数是数学上的事，在数学上可以作出贡献，但这与解释行为是两回事。
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既然需求定律对行为的约束比功用分析强，为什么还需要“功用”这个理念呢？
艾智仁、佛利民、贝加等人认为，虽然功用分析推不出约束能力更强的需求定律，而他们也一致地同意需求定律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但功用的理念还是要保留的。他们的坚持，是因为有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名誉等，是不能以金钱或市价量度的，因为这些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于是需要“功用”数字来量度了。
我同意有非金钱物品这回事，也同意这类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但依照替换定理，非金钱物品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例如苹果）是可以替换的。既然可以替换，而解释行为我们只须从边际上看，那么非金钱物品还可以用金钱物品来量度。这样，功用量度可以省去。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功用这个理念不能用，但正如艾智仁所说，要以功用理论解释行为，我们要事先鉴定哪种物品有功用，而又要指出获取该物品的代价。要做到这一点，只不过是说非金钱物品可以被金钱物品替换而量度罢了。
功用的理念可以用，但也可以不用。我不喜欢用功用理念的主要原因，是这理念增加了一项抽象的不存在之物：功用。既然可以不用，那就不用算了。
世界很复杂。要解释世事，理论越简单越好。功用这理念可用，但免不了增加理论的复杂性。最主要的是套套逻辑的陷阱不容易避免。说人在局限条件下会争取最高的功用数字，这句话的本身是说了等于没说。我们必须加以上文提及的艾智仁指出的补充功夫，才可以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但正如我所说，做了这一重功夫就不需要功用的理念了。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一用上功用，稍为不小心就中了套套逻辑之计。数之不尽的以功用理论“解释”行为的文章，揭开了数学方程式的面具，都是空空如也的。一个人自杀，你说这个人是争取最高“功用”，当然是对的，但那是套套逻辑的对。
功用分析的好处是在高手处理下来得美观、工整、层次井然。否决了嘉芬物品，功用分析的坏处是过于复杂，容易“中计”。需求定律比较简单，因而“中计”的机会较少。其坏处是没有功用分析那个层面的艺术性。我认为比起功用理论，需求定律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门面装饰的工作，迫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行为那方面去。
建筑在泡沫上的经济复苏
冀志罡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相信大喜大悲会以如此快的频率交替出现。2007年，在举世繁荣的基础上，人们豪迈地宣称中国即将在若干年后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2008年，又在哀鸣遍野中认定经济萧条即将来临；2009年，伴随着泡沫经济的重新泛起，人们再次豪迈起来：举世衰退，唯我繁荣。 短短数月，人们忘记了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性，也忘记了就业史无前例地困难，只知道信贷与投资并举，股价与房价齐飞。
好日子轻而易举就回来了。金融海啸仿佛不曾发生过。只要把信贷的闸门打开，让货币喷涌而出，不景气就可以在片刻间消失。把经济搞上去，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我记得许小年教授曾经有此一问：如果发货币能救经济，那怎么会有衰退和萧条？是的，如果历史上的确有过衰退和萧条，那么，发货币就肯定不管用。
这次会例外吗？
衰退：不可承受之重
回首2008年，上半年CPI节节上升，同比最高曾达到8.7%，令决策者如坐针毡。根据把CPI视同通货膨胀的流行看法，通胀已经发展到濒临失控的地步了。熟悉最近二十年历史的人都知道，通胀失控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意味着什么。
于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严厉措施都出台了。从利率频频上调、准备金率频频提高这样的正规手段，到禁止银行放贷、提前收回贷款这样的非正规手段都来了。效果当然很好，股价房价几乎同时下跌，民营企业叫苦连天。这样的政策再加上《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民企倒闭潮立刻就席卷了沿海诸地。
之后的故事颇具戏剧性。谁也没想到，就在资产泡沫刚开始破灭的当口，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来了。首先出口遭受严重挫折，其次大宗商品的暴跌使国内大量投资面临失败，各路专家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出口依赖性的种种预言，人们忽然发现，中国经济其实不如想象中的美妙。
之后各路投资者便夺路奔逃。仅从数据上看，从2008年7月到9月，股市客户保证金以每月数千亿元的速度减少。房地产中介们则表示，100多万元的二手房几乎以每周10万元的速度降价，而买房者们仍在观望。沿海工业园区内工厂大量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转眼间便被赶回了家。
这是中国经济无法承受的挫折。资产价格暴跌令刚刚富起来的中产阶级重回贫困，工厂倒闭潮令城市化戛然而止，就业难让大学生迅速民工化。一句话，除了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极少数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滑入底层。
由此，决策层意识到，对中国来说，不仅通胀失控不可承受，衰退也同样不可承受。
泡沫救市
经济学上有个很像心理学的词汇，叫财富效应。当资产价格上升时，资产的持有者会以为自己变成富人了，于是大鱼大肉，这时消费畅旺，皆大欢喜；当资产泡沫破灭，人们又觉得自己变回了穷人，于是节衣缩食，这时消费萎缩，百业萧条。所谓财富效应，说白了就是财富幻觉。
对政府官员们来说，要在短时间内甩掉“经济衰退”这个不可承受的包袱，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重新把泡泡吹起来。只要再次点燃财富幻觉，人们就会重新开始大鱼大肉的生活……
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鼓励信贷。信贷闸门一旦放开，资金便喷涌而出。然而，信贷的泛滥，未能救民企于危难。政府隐性担保的所谓“四万亿”投资项目，以及地方政府设立的国企，成为银行竞相争夺的“香饽饽”。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贷款还是一样难。
根据来源不同的数据，今年上半年释放的7万多亿信贷，有50%左右进入了各级政府项目。严格说来，这不是企业信用，而是政府信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复苏喊了半年，就业却丝毫没有好转。
如果仅仅是上一堆“铁公基”项目，问题倒也不会很快爆发。然而，从现在的情形看，涌入股市、楼市的资金也在大量增加。半年时间，股价整体已经翻了一番，房价也开始上涨。各地“地王”频出，且国企成为买地急先锋，这些情况都表明，不仅资产泡沫再次膨胀，而且推波助澜者正是拿到了信贷资金的国有企业。
政府信用的无节制扩张，以及相关信贷资金涌入资产市场，是今年以来资产泡沫的一大特点。而决策者的如意算盘是，用泡沫撑着宏观经济，等到西方经济尤其美国经济好转了，中国经济就可以顺利“软着陆”了。真能如此吗？
谁更短视
就在中国对世界翘首以盼时，世界也在以至少同样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大家都期望，中国这次能成为挽救世界经济的独行侠。起码在目前，中国已经挽救了大宗商品的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石油价格已经差不多涨了一倍，而需求量实际上没增加多少。
除了汽车和房地产，实体经济并没有好多少，这是每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到的。汽车业好转，主要原因是取消养路费、小排量车购置税减半两大利好，加上政府补贴推动的农用车销售；房地产好转，主要原因是按揭利率大幅降低，购房者支付能力提高所致。这些因素都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在需求大量释放后，后续需求如果要跟上，必须以就业和工资的改善为条件，否则迟早会下滑。
而恰恰在就业方面，情形越来越不妙。中国历来是利润在国企，就业在民企。民企不仅背负着就业，还要承受极高的税负，以养活行政事业单位的大量冗员。今年以来，由于财政收入下滑严重，税务系统在增收压力下，不得不以各种非正规手段增税。不用说，这种新增的负担，又是落到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头上。
就业上不去，工资就上不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不是以企业利润为依归，而是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为依归。在越来越多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工资只会下滑，不可能上升。如此，未来的车市、楼市靠什么支撑？
资产泡沫也好，通货膨胀也罢，最主要的后果，便是财富转移。资产泡沫是对投机者的奖励，通货膨胀则是对穷人的掠夺。在实体经济尚无好转的情况下，资产泡沫更是对苦心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们的无情嘲笑。大批企业家抽出实业资本转战楼市、股市的传闻，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只有政府投资在增长。作为一个既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又控制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市场参与者，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唱一出独角戏。但决策者心里也清楚，仅靠政府自己，这出戏是唱不了多久的。 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官员公开批评企业家缺乏远见，不愿意技术升级，缺乏核心竞争力，甚至热衷于期货期权投机。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政府官员实际上更加短视。一场远在美国的金融海啸，就让他们方寸大乱，不惜以近乎疯狂的信贷投放和资产泡沫拯救经济。而他们反复声称要严厉打压的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污染企业，在这场以救市为名的信贷盛宴中，再一次获得种种政策优待。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目前一片经济复苏的呼声，真正的企业家们还是保持着冷静。他们没有贸然上项目，也很少参与“地王”的争夺，只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企业的现有业务。这种冷静，与官员们的急不可耐恰成鲜明对比，谁更有远见谁更短视，一目了然。
拿什么拯救泡沫
再重复泡沫必然破灭的老话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就像吸鸦片。最好永远不吸，一旦吸上了，再想戒，就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没有谁愿意受苦。所以，只好继续吸下去，直到连鸦片都吸不动为止。
当下的困境，是货币政策与经济体制相互纠缠的结果。仅仅动一个，是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的。为什么信贷洪水流不到民营企业？因为赚钱的行业都在政府手里，都由某个央企垄断着。不赚钱的企业，银行不敢贷，企业自己也不想贷。银监会甚至责令各大银行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希望施舍一点信贷来救活中小企业。但这种命令式的短期政策岂能救得了中小企业？
为什么投资增长30%以上却解决不了就业？因为这些都是政府项目，而政府项目天生就不鼓励就业。进一步问，为什么民营投资起不来？因为付完税费和管制租金，能够合法从事的行业都没什么利润。
所以，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其实很小。除非拿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将方方面面的问题一并解决，否则，仅靠格林斯潘式的政策微调，即便眼前可以蒙混过关，长远来看，也无法避免一场中国式“次贷危机”。更何况，中国人民银行有没有格林斯潘的智慧和技巧，还是个问题呢。
冀志罡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相信大喜大悲会以如此快的频率交替出现。2007年，在举世繁荣的基础上，人们豪迈地宣称中国即将在若干年后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2008年，又在哀鸣遍野中认定经济萧条即将来临；2009年，伴随着泡沫经济的重新泛起，人们再次豪迈起来：举世衰退，唯我繁荣。 短短数月，人们忘记了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性，也忘记了就业史无前例地困难，只知道信贷与投资并举，股价与房价齐飞。
好日子轻而易举就回来了。金融海啸仿佛不曾发生过。只要把信贷的闸门打开，让货币喷涌而出，不景气就可以在片刻间消失。把经济搞上去，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我记得许小年教授曾经有此一问：如果发货币能救经济，那怎么会有衰退和萧条？是的，如果历史上的确有过衰退和萧条，那么，发货币就肯定不管用。
这次会例外吗？
衰退：不可承受之重
回首2008年，上半年CPI节节上升，同比最高曾达到8.7%，令决策者如坐针毡。根据把CPI视同通货膨胀的流行看法，通胀已经发展到濒临失控的地步了。熟悉最近二十年历史的人都知道，通胀失控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意味着什么。
于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严厉措施都出台了。从利率频频上调、准备金率频频提高这样的正规手段，到禁止银行放贷、提前收回贷款这样的非正规手段都来了。效果当然很好，股价房价几乎同时下跌，民营企业叫苦连天。这样的政策再加上《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民企倒闭潮立刻就席卷了沿海诸地。
之后的故事颇具戏剧性。谁也没想到，就在资产泡沫刚开始破灭的当口，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来了。首先出口遭受严重挫折，其次大宗商品的暴跌使国内大量投资面临失败，各路专家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出口依赖性的种种预言，人们忽然发现，中国经济其实不如想象中的美妙。
之后各路投资者便夺路奔逃。仅从数据上看，从2008年7月到9月，股市客户保证金以每月数千亿元的速度减少。房地产中介们则表示，100多万元的二手房几乎以每周10万元的速度降价，而买房者们仍在观望。沿海工业园区内工厂大量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转眼间便被赶回了家。
这是中国经济无法承受的挫折。资产价格暴跌令刚刚富起来的中产阶级重回贫困，工厂倒闭潮令城市化戛然而止，就业难让大学生迅速民工化。一句话，除了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极少数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滑入底层。
由此，决策层意识到，对中国来说，不仅通胀失控不可承受，衰退也同样不可承受。
泡沫救市
经济学上有个很像心理学的词汇，叫财富效应。当资产价格上升时，资产的持有者会以为自己变成富人了，于是大鱼大肉，这时消费畅旺，皆大欢喜；当资产泡沫破灭，人们又觉得自己变回了穷人，于是节衣缩食，这时消费萎缩，百业萧条。所谓财富效应，说白了就是财富幻觉。
对政府官员们来说，要在短时间内甩掉“经济衰退”这个不可承受的包袱，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重新把泡泡吹起来。只要再次点燃财富幻觉，人们就会重新开始大鱼大肉的生活……
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鼓励信贷。信贷闸门一旦放开，资金便喷涌而出。然而，信贷的泛滥，未能救民企于危难。政府隐性担保的所谓“四万亿”投资项目，以及地方政府设立的国企，成为银行竞相争夺的“香饽饽”。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贷款还是一样难。
根据来源不同的数据，今年上半年释放的7万多亿信贷，有50%左右进入了各级政府项目。严格说来，这不是企业信用，而是政府信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复苏喊了半年，就业却丝毫没有好转。
如果仅仅是上一堆“铁公基”项目，问题倒也不会很快爆发。然而，从现在的情形看，涌入股市、楼市的资金也在大量增加。半年时间，股价整体已经翻了一番，房价也开始上涨。各地“地王”频出，且国企成为买地急先锋，这些情况都表明，不仅资产泡沫再次膨胀，而且推波助澜者正是拿到了信贷资金的国有企业。
政府信用的无节制扩张，以及相关信贷资金涌入资产市场，是今年以来资产泡沫的一大特点。而决策者的如意算盘是，用泡沫撑着宏观经济，等到西方经济尤其美国经济好转了，中国经济就可以顺利“软着陆”了。真能如此吗？
谁更短视
就在中国对世界翘首以盼时，世界也在以至少同样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大家都期望，中国这次能成为挽救世界经济的独行侠。起码在目前，中国已经挽救了大宗商品的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石油价格已经差不多涨了一倍，而需求量实际上没增加多少。
除了汽车和房地产，实体经济并没有好多少，这是每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到的。汽车业好转，主要原因是取消养路费、小排量车购置税减半两大利好，加上政府补贴推动的农用车销售；房地产好转，主要原因是按揭利率大幅降低，购房者支付能力提高所致。这些因素都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在需求大量释放后，后续需求如果要跟上，必须以就业和工资的改善为条件，否则迟早会下滑。
而恰恰在就业方面，情形越来越不妙。中国历来是利润在国企，就业在民企。民企不仅背负着就业，还要承受极高的税负，以养活行政事业单位的大量冗员。今年以来，由于财政收入下滑严重，税务系统在增收压力下，不得不以各种非正规手段增税。不用说，这种新增的负担，又是落到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头上。
就业上不去，工资就上不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不是以企业利润为依归，而是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为依归。在越来越多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工资只会下滑，不可能上升。如此，未来的车市、楼市靠什么支撑？
资产泡沫也好，通货膨胀也罢，最主要的后果，便是财富转移。资产泡沫是对投机者的奖励，通货膨胀则是对穷人的掠夺。在实体经济尚无好转的情况下，资产泡沫更是对苦心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们的无情嘲笑。大批企业家抽出实业资本转战楼市、股市的传闻，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只有政府投资在增长。作为一个既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又控制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市场参与者，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唱一出独角戏。但决策者心里也清楚，仅靠政府自己，这出戏是唱不了多久的。 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官员公开批评企业家缺乏远见，不愿意技术升级，缺乏核心竞争力，甚至热衷于期货期权投机。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政府官员实际上更加短视。一场远在美国的金融海啸，就让他们方寸大乱，不惜以近乎疯狂的信贷投放和资产泡沫拯救经济。而他们反复声称要严厉打压的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污染企业，在这场以救市为名的信贷盛宴中，再一次获得种种政策优待。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目前一片经济复苏的呼声，真正的企业家们还是保持着冷静。他们没有贸然上项目，也很少参与“地王”的争夺，只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企业的现有业务。这种冷静，与官员们的急不可耐恰成鲜明对比，谁更有远见谁更短视，一目了然。
拿什么拯救泡沫
再重复泡沫必然破灭的老话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就像吸鸦片。最好永远不吸，一旦吸上了，再想戒，就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没有谁愿意受苦。所以，只好继续吸下去，直到连鸦片都吸不动为止。
当下的困境，是货币政策与经济体制相互纠缠的结果。仅仅动一个，是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的。为什么信贷洪水流不到民营企业？因为赚钱的行业都在政府手里，都由某个央企垄断着。不赚钱的企业，银行不敢贷，企业自己也不想贷。银监会甚至责令各大银行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希望施舍一点信贷来救活中小企业。但这种命令式的短期政策岂能救得了中小企业？
为什么投资增长30%以上却解决不了就业？因为这些都是政府项目，而政府项目天生就不鼓励就业。进一步问，为什么民营投资起不来？因为付完税费和管制租金，能够合法从事的行业都没什么利润。
所以，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其实很小。除非拿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将方方面面的问题一并解决，否则，仅靠格林斯潘式的政策微调，即便眼前可以蒙混过关，长远来看，也无法避免一场中国式“次贷危机”。更何况，中国人民银行有没有格林斯潘的智慧和技巧，还是个问题呢。
经济解释之十八：需求定律变量多 哪些应变考功力
没有任何有斤两的经济学者不同意，若需求定律不成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塌下来，溃不成军。
作学生时我为“其他不变量”的选择问题花了很长的日子……只要需求定律的验证含意不被事实推翻，其他的不变因素愈少愈好——其他可变量愈多愈好——因为这会增加需求定律解释现象的广泛性。
***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二节：佛利民的分析
价格是一个变量（variable），需求量也是一个变量。需求定律是说这两个变量的连系是负值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然而，以一种物品来说，除这物品之价格与需求量这两种变量外，可以影响该物品的需求的其他变量或因素数之不尽。其他可变但假设不变的量（other things unchanged或ceteris paribus）可称为参数（parameter）。
要维护需求定律的解释力，上述的其他变量哪一种可变而哪一种我们要假设不变，是一个相当湛深的大话题。这是有两个原因的。其一是经济学者希望以处理其他变量的变或不变，来挽救因为有嘉芬反论而使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其二是需求定律不可以假设上述的其他变量全部固定不变或全部皆变。那是说，需求定律的成立，必定要除该物品的价格及需求量外，某些其他变量可变，某些其他变量不可变。这样，选择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就成为一门学问了。
让我先谈第一项：以选择其他不变量的办法来挽救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我要谈的主要是佛利民（M.Friedman）发表于一九四九年的文章：《马歇尔的需求曲线》（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我认为佛老所说的马歇尔需求曲线不是马歇尔的，而是佛老自己的。我也认为佛老文内的重点虽然精彩，却有问题。佛老天才横溢，他那篇文章功力非凡，作学生时我读之再三，改变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不相信佛利民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顶尖人物的人，这文章非读不可。我拜服佛老，但也有时不同意。这是西方学术与东方学术的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了。
佛老的《马歇尔需求曲线》博大湛深，说来话长。在这里我只评述他文内的一个重点。
佛老关心的，是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这定律不可或缺，而若功用数字不变（或实质收入——real income——不变），内凸定理就与需求定律相等。问题是如果假设金钱收入（money income）不变（一般的假设），价格下降会导致实质收入上升，那么需求定律就有嘉芬反论的困扰。佛老问，需求曲线是应该假设金钱收入不变还是实质收入（功用数字）不变呢？他的答案是二者大致相同！这样，需求曲线只可以向右下倾斜，成为定律。
佛老的推论是，在一个没有失业的社会中，某物品的价格下降不会导致人民的实质收入上升。这是因为价格的转变只会引起资源运用的转移，不会引起社会的财富收入增加。那是说，功用分析所容许的嘉芬反论，只不过是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结果。要是我们以社会整体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来看世界，嘉芬反论不能成立。这样，需求就有了定律。
一般而言，佛老这分析是对的。困难是还可以有例外。例如，一个农业经济大丰收，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人民的实质收入是增长了的。又例如，政府大事资助教育，学生的学费下降至近于零，虽然社会的整体收入会减不会增，但学生的实质收入有增长，因而嘉芬反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佛老以一般均衡的理念看经济，有内容，与历来以数学方程式从事的空空如也的一般均衡大为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佛老还是挽救不了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
没有任何有斤两的经济学者不同意，若需求定律不成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塌下来，溃不成军。功用分析只可以推出一条需求曲线，但不能推出这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挽救这个理论上的不治之症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一般经济学高手用的：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本身是一个定理，武断地否决嘉芬反论。其二就是我发明的那一招：逻辑上，只要有竞争（而在社会中竞争无处不在），嘉芬物品不可能存在。
第三节：其他不变量的选择
需求定律是约束价格或代价（一个变量）与需求量（另一个变量）的关系的。但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多如天上星，而价格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大雨连天，雨伞的价格上升，而其需求量也增加了。这现象并没有推翻需求定律。雨伞的需求量上升，不是因为其价格上升，而是因为连天大雨。
“需求量”与“需求”不同。前者是因为价格变动而变动的。后者的变动，是因为价格之外的其他因素（变量）变动而变。连天大雨（是个变量），影响了“需求”，使整条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因为这移动，需求量也就增加了，但这增加可不是由价格变动引起的。很明显，要以需求定律来约束雨伞之价与量的关系，我们必须假设天气不变。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变量）多如天上星，而价格只是其中一种。例如你与老婆吵架，食量下降；风水先生说凡是纯蓝天就是你的不吉之日，你深信不疑，一见蓝天，就足不出户，减少了你对计程车的需求。诸如此类的例子，我可以写呀写，写之不尽。
以需求定律而言，你要哪一种其他因素不变？这是不简单的学问。如果你说，除了价格外，所有其他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都不变，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有其他因素不变，价格又怎会变动呢？但如果你说所有其他因素皆可变，那么雨伞的例子就推翻了需求定律。很明显，需求定律是要有准则地选择变与不变的因素的。
作学生时我为“其他不变量”的选择问题花了很长的日子。因为问题重要，而所有书本或文章都说得不够清楚，或过于复杂，又或可从不同的角度看，所以我逼着要发明自己的。我定下来的选择准则是：只要需求定律的验证含意不被事实推翻，其他的不变因素愈少愈好——其他可变量愈多愈好——因为这会增加需求定律解释现象的广泛性。
在这个准则下，我认为如下的三项“不变”与“变”的界定是“安全”的——安全者，不被事实推翻也。
（一）凡是直接影响价格的其他因素皆可变。这包括所有供应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动的因素了。农业丰收（供应增加，价格下降）；政府减少土地供应（楼宇价格上升）。这些因素都是可变的。
（二）凡是直接影响需求量的其他因素皆不可变。这包括金钱收入（money income）及所有价格不变或供应不变而需求量也会变的因素了。上文提到的连天大雨与雨伞需求量就是例子。飞机失事天天有，机票售量下降；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销量上升等等。这类因素（变量）不可变。
（三）价格转变会导致需求量的转变，但价格的转变还可能导致其他因素的转变，而这些“其他因素”可能再影响需求量。这些在“中间”的、间接地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变量）皆可变。举一个例，咖啡的价格下降会导致咖啡本身的需求量增加，但同时也会引起糖的需求增加，这后者的增加会导致糖的价格上升，糖的价格上升会导致咖啡的需求减少，而这减少会导致咖啡的需求量减少。在这里，糖的需求与价格是“中间”因素，可变。那是说，咖啡的价格下降导致其需求量增加，是需求定律，而在二者之间的所有可能影响咖啡需求量的其他因素（变量）皆可变。
这第三项重要。我们要让这些“中间”或“间接”因素变动，是因为我们要尽可能不考虑这些变量对需求定律的影响。如果我们要作这些考查，就变得夜长梦多，而若需求定律被事实验证推翻了，我们总可以这些“中间”因素为藉口，挽救该定律，也因而使该定律失却了大部分的解释能力。
这第三项可以倒转过来，以需求量的变动导致价格变动来看，而这二者之间的其他变量（因素）皆可变。但这是重复了第三项。第三项是以价格为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需求量为依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倒转过来是以需求量为独立变量，价格为依变量。不倒转或倒转的分析效果相同。二者选其一，我选前者：价格为独立变量。马歇尔是选后者的。
我认为最精彩的关于需求定律的“其他不变量”（ceteris paribus）的分析，是佛利民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一书内关于需求理论那一章。但佛老的分析过于复杂，不用方程式不容易说清楚。上文所说的我自己的“发明”，是受到佛老的启发的，虽然大家角度不同，表面看来全不一样，但大家的理论含意大致相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没有任何有斤两的经济学者不同意，若需求定律不成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塌下来，溃不成军。
作学生时我为“其他不变量”的选择问题花了很长的日子……只要需求定律的验证含意不被事实推翻，其他的不变因素愈少愈好——其他可变量愈多愈好——因为这会增加需求定律解释现象的广泛性。
***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二节：佛利民的分析
价格是一个变量（variable），需求量也是一个变量。需求定律是说这两个变量的连系是负值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然而，以一种物品来说，除这物品之价格与需求量这两种变量外，可以影响该物品的需求的其他变量或因素数之不尽。其他可变但假设不变的量（other things unchanged或ceteris paribus）可称为参数（parameter）。
要维护需求定律的解释力，上述的其他变量哪一种可变而哪一种我们要假设不变，是一个相当湛深的大话题。这是有两个原因的。其一是经济学者希望以处理其他变量的变或不变，来挽救因为有嘉芬反论而使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其二是需求定律不可以假设上述的其他变量全部固定不变或全部皆变。那是说，需求定律的成立，必定要除该物品的价格及需求量外，某些其他变量可变，某些其他变量不可变。这样，选择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就成为一门学问了。
让我先谈第一项：以选择其他不变量的办法来挽救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我要谈的主要是佛利民（M.Friedman）发表于一九四九年的文章：《马歇尔的需求曲线》（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我认为佛老所说的马歇尔需求曲线不是马歇尔的，而是佛老自己的。我也认为佛老文内的重点虽然精彩，却有问题。佛老天才横溢，他那篇文章功力非凡，作学生时我读之再三，改变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不相信佛利民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顶尖人物的人，这文章非读不可。我拜服佛老，但也有时不同意。这是西方学术与东方学术的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了。
佛老的《马歇尔需求曲线》博大湛深，说来话长。在这里我只评述他文内的一个重点。
佛老关心的，是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这定律不可或缺，而若功用数字不变（或实质收入——real income——不变），内凸定理就与需求定律相等。问题是如果假设金钱收入（money income）不变（一般的假设），价格下降会导致实质收入上升，那么需求定律就有嘉芬反论的困扰。佛老问，需求曲线是应该假设金钱收入不变还是实质收入（功用数字）不变呢？他的答案是二者大致相同！这样，需求曲线只可以向右下倾斜，成为定律。
佛老的推论是，在一个没有失业的社会中，某物品的价格下降不会导致人民的实质收入上升。这是因为价格的转变只会引起资源运用的转移，不会引起社会的财富收入增加。那是说，功用分析所容许的嘉芬反论，只不过是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结果。要是我们以社会整体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来看世界，嘉芬反论不能成立。这样，需求就有了定律。
一般而言，佛老这分析是对的。困难是还可以有例外。例如，一个农业经济大丰收，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人民的实质收入是增长了的。又例如，政府大事资助教育，学生的学费下降至近于零，虽然社会的整体收入会减不会增，但学生的实质收入有增长，因而嘉芬反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佛老以一般均衡的理念看经济，有内容，与历来以数学方程式从事的空空如也的一般均衡大为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佛老还是挽救不了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
没有任何有斤两的经济学者不同意，若需求定律不成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塌下来，溃不成军。功用分析只可以推出一条需求曲线，但不能推出这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挽救这个理论上的不治之症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一般经济学高手用的：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本身是一个定理，武断地否决嘉芬反论。其二就是我发明的那一招：逻辑上，只要有竞争（而在社会中竞争无处不在），嘉芬物品不可能存在。
第三节：其他不变量的选择
需求定律是约束价格或代价（一个变量）与需求量（另一个变量）的关系的。但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多如天上星，而价格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大雨连天，雨伞的价格上升，而其需求量也增加了。这现象并没有推翻需求定律。雨伞的需求量上升，不是因为其价格上升，而是因为连天大雨。
“需求量”与“需求”不同。前者是因为价格变动而变动的。后者的变动，是因为价格之外的其他因素（变量）变动而变。连天大雨（是个变量），影响了“需求”，使整条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因为这移动，需求量也就增加了，但这增加可不是由价格变动引起的。很明显，要以需求定律来约束雨伞之价与量的关系，我们必须假设天气不变。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变量）多如天上星，而价格只是其中一种。例如你与老婆吵架，食量下降；风水先生说凡是纯蓝天就是你的不吉之日，你深信不疑，一见蓝天，就足不出户，减少了你对计程车的需求。诸如此类的例子，我可以写呀写，写之不尽。
以需求定律而言，你要哪一种其他因素不变？这是不简单的学问。如果你说，除了价格外，所有其他可以影响需求量的因素都不变，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有其他因素不变，价格又怎会变动呢？但如果你说所有其他因素皆可变，那么雨伞的例子就推翻了需求定律。很明显，需求定律是要有准则地选择变与不变的因素的。
作学生时我为“其他不变量”的选择问题花了很长的日子。因为问题重要，而所有书本或文章都说得不够清楚，或过于复杂，又或可从不同的角度看，所以我逼着要发明自己的。我定下来的选择准则是：只要需求定律的验证含意不被事实推翻，其他的不变因素愈少愈好——其他可变量愈多愈好——因为这会增加需求定律解释现象的广泛性。
在这个准则下，我认为如下的三项“不变”与“变”的界定是“安全”的——安全者，不被事实推翻也。
（一）凡是直接影响价格的其他因素皆可变。这包括所有供应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动的因素了。农业丰收（供应增加，价格下降）；政府减少土地供应（楼宇价格上升）。这些因素都是可变的。
（二）凡是直接影响需求量的其他因素皆不可变。这包括金钱收入（money income）及所有价格不变或供应不变而需求量也会变的因素了。上文提到的连天大雨与雨伞需求量就是例子。飞机失事天天有，机票售量下降；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销量上升等等。这类因素（变量）不可变。
（三）价格转变会导致需求量的转变，但价格的转变还可能导致其他因素的转变，而这些“其他因素”可能再影响需求量。这些在“中间”的、间接地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变量）皆可变。举一个例，咖啡的价格下降会导致咖啡本身的需求量增加，但同时也会引起糖的需求增加，这后者的增加会导致糖的价格上升，糖的价格上升会导致咖啡的需求减少，而这减少会导致咖啡的需求量减少。在这里，糖的需求与价格是“中间”因素，可变。那是说，咖啡的价格下降导致其需求量增加，是需求定律，而在二者之间的所有可能影响咖啡需求量的其他因素（变量）皆可变。
这第三项重要。我们要让这些“中间”或“间接”因素变动，是因为我们要尽可能不考虑这些变量对需求定律的影响。如果我们要作这些考查，就变得夜长梦多，而若需求定律被事实验证推翻了，我们总可以这些“中间”因素为藉口，挽救该定律，也因而使该定律失却了大部分的解释能力。
这第三项可以倒转过来，以需求量的变动导致价格变动来看，而这二者之间的其他变量（因素）皆可变。但这是重复了第三项。第三项是以价格为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需求量为依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倒转过来是以需求量为独立变量，价格为依变量。不倒转或倒转的分析效果相同。二者选其一，我选前者：价格为独立变量。马歇尔是选后者的。
我认为最精彩的关于需求定律的“其他不变量”（ceteris paribus）的分析，是佛利民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一书内关于需求理论那一章。但佛老的分析过于复杂，不用方程式不容易说清楚。上文所说的我自己的“发明”，是受到佛老的启发的，虽然大家角度不同，表面看来全不一样，但大家的理论含意大致相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经济解释之十九：市价者 最高边际用值也
从来没有人可以单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这样做是套套逻辑，得个「讲」字。要解释需求的转变，我们必须以可以观察到因素或局限的转变为依归。
史密斯落笔打三更，因为一开头他就谈到钻石与水的反论（paradox）……我们不能以钻石与水相比，因为一克钻石与一克水是完全两回事……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四节：品味不变的假设
在需求的分析中，品味或口味（taste）的转变会影响需求，老生常谈。品味的转变，会使整条需求曲线向右移（需求增加）或向左移（需求减少）。我可能是唯一持不同观点的人。我认为若要以需求定律解释行为，我们应该假设每个人的品味不变。
在哲理或信念上，我同意有品味这回事，也不能肯定品味不变。困难是我们不是上帝，不能判断一个人的品味是怎样的，也不能判断这个人的品味是否改变了。经济学所说的品味之变是一种游戏：一个人的行为改变了，就说因为这个人的品味有所转变。这是什么科学呢？所有行为都可以用品味的转变来解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含意呢？可以这样说吧：凡是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的，皆低手也。
每个人天生下来，其品味是不同的。这点容易同意，所以我不能否认有品味这回事。但从科学验证的角度看，单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是空空如也。
举些例子吧。前文提及若飞机频频失事，这讯息会使机票的需求下降。但这是因为坐飞机的人品味变了，还是不利讯息对坐飞机的需求有负面作用？说讯息变会引起品味变可能是对的，但我们看不到品味之变，只能看到讯息之变。单举看不到的品味之变，我们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但讯息之变是事实，可以推出机票需求下降的含意。这样，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品味是否改变了的。
举另一个例。不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若花点时间去试行欣赏，过了些时日，这些人会对古典音乐有好感，甚至着了迷。你说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品味变了，我不会反对，但我们无需指出品味之变来解释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需求有所增加。我们只要指出这些人多听了古典音乐，或文化的环境转变了，或新交的朋友都是古典音乐迷，等等，就可推断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需求有所增加。
我不是说品味真的不会变，而是说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不可能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品味转变的成因。但如果知道成因，我们根本无需提及品味的转变。
问题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单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这样做是套套逻辑，得个「讲」字。要解释需求的转变，我们必须以可以观察到因素或局限的转变为依归。能做到这一点，品味就不需要提及了。
我不是说没有品味这回事，也不是说品味真的不会转变。一个人可能天生下来品味就固定不变，只是不同的讯息或经验或学问影响了他的需求；一个人也可能因为讯息之变而变了品味。这些是经济学之外的问题了。我坚持的，是经济学不能以品味转变为藉口，来解释我们不能解释的行为，或挽救被推翻了的理论含意。要废除这些藉口，最简单的办法是假设每个人的品味不变。
第五节：何谓价？
既然功用的理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而理论又以简单为上，我们不用算了。在前文提及，需求定律不容许嘉芬反论的存在，其对行为的约束力比内凸定理来得强，因此只一条曲线，其解释力就比整个功用分析来得广泛。
需求定律是可以完全没有功用（utility）的内容的。我们只要假设边沁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没有边沁，我们不妨再复古，对价值的看法回到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Smith）的巨着（一七七六）那里去。史前辈在他的《原富》中提出两个关于价值的理念，简单而正确，但可惜他落笔打三更，对这些理念的分析一开头就错得离谱，使后之来者漠视这些理念。
对的理念，可以有错的分析，而假若我们以为分析错了所以理念也错，是错上错。这是整个维也纳逻辑学派的第一课了。
史密斯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用值（use value），其二是换值（exchange value）。顾名思义，用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换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换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
史密斯落笔打三更，因为一开头他就谈到钻石与水的反论（paradox）。他说一件用值很高之物，其换值可能很低，而换值很高的，其用值可能很低。他举例：水的用值很高，但换值（市价）很低；钻石的换值很高，但用值很低。这个有名的「水与钻石反论」，错了三点。
其一，我们不能以钻石与水相比，因为一克钻石与一克水是完全两回事。其二是史前辈从来没有结过婚（有否谈过恋爱有几个版本），似乎不懂女人的品味。钻石对他这个以心不在焉而知名天下的教授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用值，但对女人，钻石的用值何其高也。从选择的角度看，一个女人自愿地出十万港元（换值）买一粒钻石，对她来说其用值必定不低于十万港元。除非一个人作了错误的选择，用值是不会低于换值的。
其三——最主要的——是史前辈当年没有「边际」分析的理念。水的用值的确很高；水的换值的确很低。但在边际上，水的用值是很低的。我们今天在家里多喝一杯水（边际之量），其水费（换值）不到一分钱，而这杯水的用值也不到一分钱——与在沙漠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家里喝水是喝到不想再多喝一点的。钻石呢？女人所好，风光所在，且物以稀为贵，其边际用值是很高的。
错归错，对归对。撇开上述的几点谬误，我十分喜欢史密斯提出的用值与换值的理念。这些理念简而明，不抽象，对我这个要以理论解释行为的人来说，可谓正中下怀矣！
何谓价？价是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在边际上所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在边际上，他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为何？答曰：是该物品在边际上最高的用值。以市场来说，换值是市价。某物品的边际用值比市价高，消费者会多购一点；若比市价低，这消费者当然不会购买。这是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使然。如此一来，在均衡上，市价就必定与最高的边际用值相等。这样，市价就是最高的边际用值。（按：在第七节当我们谈到消费者的盈余时，市价可能是平均用值。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有了上述的关于「价」的理念，我们还有几个重点要澄清的。
（一）我们谈及过，好些物品没有市场，或在某些制度下市场不存在，所以没有市价。没有市价我们就要谈代价了。市价是一种代价，但代价不一定是市价。以代价（以其他物品替换）来说，人的选择均衡点是代价等于最高的边际用值。
（二）价格永远是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因为没有不相对的价格，「相对」二字可以省去。代价也如是。所谓相对价格，是指甲物品之价，永远是乙物品或其他物品要付出来替换的「量」。我们若以金钱作甲物品之价，这金钱是代表着要付出的乙物品或其他物品之量。金钱只是一个代替数字，代替要付出的物品的最高边际用值。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制度中，金钱之价就谈不上。我们只能以代价分析，而这代价也是要付出或放弃的物品的最高边际用值。没有市价，分析比较困难，但因为有最高代价的指引，我们可说要放弃的一定是需求者正在拥有的。
（三）价格通常用现值（present value）量度——将来才付之价要用利率折现（discounted）。这是因为选择的决定通常是现在的：今天决定明天才决定，是今天的决定。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利率不存在，分析就来得困难了。一方面，我们要用上文提到的最高边际代价；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其他的现象来把时间的负值作客观的估计。关于时间与利率的关系，第八章会作阐释。
（四）价或代价有动态，有流动（flow）与静止（stock）之分。按期付款（如租金）是流动；一次付款买房子是静止。有时我们不谈流动或静止，而是谈一剎那（oneinstantoftime）。这后者很常用，是指不考虑时间问题的。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量的动态必定要与价的动态相同才没有分析的矛盾；其二是只要动态相同，需求定律没有例外。
从来没有人可以单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这样做是套套逻辑，得个「讲」字。要解释需求的转变，我们必须以可以观察到因素或局限的转变为依归。
史密斯落笔打三更，因为一开头他就谈到钻石与水的反论（paradox）……我们不能以钻石与水相比，因为一克钻石与一克水是完全两回事……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四节：品味不变的假设
在需求的分析中，品味或口味（taste）的转变会影响需求，老生常谈。品味的转变，会使整条需求曲线向右移（需求增加）或向左移（需求减少）。我可能是唯一持不同观点的人。我认为若要以需求定律解释行为，我们应该假设每个人的品味不变。
在哲理或信念上，我同意有品味这回事，也不能肯定品味不变。困难是我们不是上帝，不能判断一个人的品味是怎样的，也不能判断这个人的品味是否改变了。经济学所说的品味之变是一种游戏：一个人的行为改变了，就说因为这个人的品味有所转变。这是什么科学呢？所有行为都可以用品味的转变来解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含意呢？可以这样说吧：凡是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的，皆低手也。
每个人天生下来，其品味是不同的。这点容易同意，所以我不能否认有品味这回事。但从科学验证的角度看，单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是空空如也。
举些例子吧。前文提及若飞机频频失事，这讯息会使机票的需求下降。但这是因为坐飞机的人品味变了，还是不利讯息对坐飞机的需求有负面作用？说讯息变会引起品味变可能是对的，但我们看不到品味之变，只能看到讯息之变。单举看不到的品味之变，我们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但讯息之变是事实，可以推出机票需求下降的含意。这样，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品味是否改变了的。
举另一个例。不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若花点时间去试行欣赏，过了些时日，这些人会对古典音乐有好感，甚至着了迷。你说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品味变了，我不会反对，但我们无需指出品味之变来解释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需求有所增加。我们只要指出这些人多听了古典音乐，或文化的环境转变了，或新交的朋友都是古典音乐迷，等等，就可推断这些人对古典音乐的需求有所增加。
我不是说品味真的不会变，而是说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不可能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品味转变的成因。但如果知道成因，我们根本无需提及品味的转变。
问题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单以品味的转变来解释行为。这样做是套套逻辑，得个「讲」字。要解释需求的转变，我们必须以可以观察到因素或局限的转变为依归。能做到这一点，品味就不需要提及了。
我不是说没有品味这回事，也不是说品味真的不会转变。一个人可能天生下来品味就固定不变，只是不同的讯息或经验或学问影响了他的需求；一个人也可能因为讯息之变而变了品味。这些是经济学之外的问题了。我坚持的，是经济学不能以品味转变为藉口，来解释我们不能解释的行为，或挽救被推翻了的理论含意。要废除这些藉口，最简单的办法是假设每个人的品味不变。
第五节：何谓价？
既然功用的理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而理论又以简单为上，我们不用算了。在前文提及，需求定律不容许嘉芬反论的存在，其对行为的约束力比内凸定理来得强，因此只一条曲线，其解释力就比整个功用分析来得广泛。
需求定律是可以完全没有功用（utility）的内容的。我们只要假设边沁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没有边沁，我们不妨再复古，对价值的看法回到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Smith）的巨着（一七七六）那里去。史前辈在他的《原富》中提出两个关于价值的理念，简单而正确，但可惜他落笔打三更，对这些理念的分析一开头就错得离谱，使后之来者漠视这些理念。
对的理念，可以有错的分析，而假若我们以为分析错了所以理念也错，是错上错。这是整个维也纳逻辑学派的第一课了。
史密斯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用值（use value），其二是换值（exchange value）。顾名思义，用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换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换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
史密斯落笔打三更，因为一开头他就谈到钻石与水的反论（paradox）。他说一件用值很高之物，其换值可能很低，而换值很高的，其用值可能很低。他举例：水的用值很高，但换值（市价）很低；钻石的换值很高，但用值很低。这个有名的「水与钻石反论」，错了三点。
其一，我们不能以钻石与水相比，因为一克钻石与一克水是完全两回事。其二是史前辈从来没有结过婚（有否谈过恋爱有几个版本），似乎不懂女人的品味。钻石对他这个以心不在焉而知名天下的教授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用值，但对女人，钻石的用值何其高也。从选择的角度看，一个女人自愿地出十万港元（换值）买一粒钻石，对她来说其用值必定不低于十万港元。除非一个人作了错误的选择，用值是不会低于换值的。
其三——最主要的——是史前辈当年没有「边际」分析的理念。水的用值的确很高；水的换值的确很低。但在边际上，水的用值是很低的。我们今天在家里多喝一杯水（边际之量），其水费（换值）不到一分钱，而这杯水的用值也不到一分钱——与在沙漠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家里喝水是喝到不想再多喝一点的。钻石呢？女人所好，风光所在，且物以稀为贵，其边际用值是很高的。
错归错，对归对。撇开上述的几点谬误，我十分喜欢史密斯提出的用值与换值的理念。这些理念简而明，不抽象，对我这个要以理论解释行为的人来说，可谓正中下怀矣！
何谓价？价是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在边际上所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在边际上，他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为何？答曰：是该物品在边际上最高的用值。以市场来说，换值是市价。某物品的边际用值比市价高，消费者会多购一点；若比市价低，这消费者当然不会购买。这是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使然。如此一来，在均衡上，市价就必定与最高的边际用值相等。这样，市价就是最高的边际用值。（按：在第七节当我们谈到消费者的盈余时，市价可能是平均用值。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有了上述的关于「价」的理念，我们还有几个重点要澄清的。
（一）我们谈及过，好些物品没有市场，或在某些制度下市场不存在，所以没有市价。没有市价我们就要谈代价了。市价是一种代价，但代价不一定是市价。以代价（以其他物品替换）来说，人的选择均衡点是代价等于最高的边际用值。
（二）价格永远是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因为没有不相对的价格，「相对」二字可以省去。代价也如是。所谓相对价格，是指甲物品之价，永远是乙物品或其他物品要付出来替换的「量」。我们若以金钱作甲物品之价，这金钱是代表着要付出的乙物品或其他物品之量。金钱只是一个代替数字，代替要付出的物品的最高边际用值。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制度中，金钱之价就谈不上。我们只能以代价分析，而这代价也是要付出或放弃的物品的最高边际用值。没有市价，分析比较困难，但因为有最高代价的指引，我们可说要放弃的一定是需求者正在拥有的。
（三）价格通常用现值（present value）量度——将来才付之价要用利率折现（discounted）。这是因为选择的决定通常是现在的：今天决定明天才决定，是今天的决定。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利率不存在，分析就来得困难了。一方面，我们要用上文提到的最高边际代价；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其他的现象来把时间的负值作客观的估计。关于时间与利率的关系，第八章会作阐释。
（四）价或代价有动态，有流动（flow）与静止（stock）之分。按期付款（如租金）是流动；一次付款买房子是静止。有时我们不谈流动或静止，而是谈一剎那（oneinstantoftime）。这后者很常用，是指不考虑时间问题的。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量的动态必定要与价的动态相同才没有分析的矛盾；其二是只要动态相同，需求定律没有例外。
经济解释之二十：应用需求定律 注意量的意义
概念上，需求量是指在不同的价格（换值）下，消费者意图换取的最高的量。需求曲线于是成为在不同价格下最高的不同需求量的界线……我认为「量」可分「有质」的与「委托」的两大类，也有二者的合并。
你给女朋友买钻石，买一卡，此钻石的大小也，质也。然而，除卡量外，钻石还有其他的「量」被量度了而又算了价的。色泽，瑕疵，切工都是被量度了的质量，各有各之价。……
需求定律约束「价」与有关的「量」的规律，其量可能是「有质」的或「委托」的，或是二者的合并。重要的是价与量必定要有直接的联系：有关的「量」是「价」直接地表达着的量。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六节：何谓量？
成交量与需求量是两回事。成交量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一样物品的购买量与出售量永远相同：二者是同一回事，是成交量的不同角度罢了。
需求量不是事实，无从观察，是个概念，没有经济学者，「需求量」是不存在的。需求量是指在某价格下一个消费者意图换取的量，而供应量则是出售者的意图，二者皆非事实。因为只是「意图」，需求量与供应量不一定相等。经济学者提出均衡这个理念，说在均衡上需求量与供应量相等。「均衡」也非事实，是靠经济学者的思维而存在的。不要把购买量与需求量混而为一，也不要把出售量与供应量加上等号。 概念上，需求量是指在不同的价格（换值）下，消费者意图换取的最高的量。需求曲线于是成为在不同价格下最高的不同需求量的界线。
量——无论需求量或成交量——颇为复杂，但很有趣味。
我认为「量」可分「有质」的与「委托」的两大类，也有二者的合并。且先谈有质的量吧。
你到市场购买黄金，说明是九九金，量以克计。金就是金，一克金就是一克金，比半克多一倍，比两克少一半。此乃有质之量也。
你给女朋友买钻石，买一卡，此钻石的大小也，质也。然而，除卡量外，钻石还有其他的「量」被量度了而又算了价的。色泽（九七色、九六色等），瑕疵（VVS1、VVS2等），切工（cutting）都是被量度了的质量，各有各之价。这样，你花五万港元买一卡钻石不是只买一卡那样简单，而是买四种质量的合并：卡量、色泽、瑕疵、切工。要是你跑到一间钻石批发商那里购买，他可能把数以百计的钻石放在你的面前，四种质量的组合有多个选择，你选了一粒一卡的，价五万，但其实四种质量都被量度了，都有价，你付的是四价的组合。
钻石的需求曲线，所指的量是什么呢？答案是其实有四条曲线，四价与四量。因为卡量的数字排列最多，以卡为量最普遍，但若单以卡为量，其他三种质量是要假设不变的。凡是质量被直接量度而算价的，是有质的量。重要的是，如果其他三种质量自由变动，那么单以卡为量的钻石需求曲线就不一定向右下倾斜了。
我可以多举一个类同的例子。
在美国，你到市场买鸡蛋，以「只」为量，但经过农林处定下来的准则，鸡蛋有特大、大、中、小之分，也有AAA、AA、A等级别。这后者是按蛋黄的坚实度而定的，蛋黄愈坚实愈值钱。鸡蛋的例子，「只」是有质的，而大小与蛋黄的坚实度也是质，也被量度了，也算了价。鸡蛋的「只」量也有数质，虽然比不上钻石算得那样吹毛求疵。
让我转到维他命丸的例子吧。你去买多种维他命合并的丸子，表面算价之量是以「瓶」计的。但瓶子本身与维他命没有关系，是「无质」的。瓶子只是维他命丸的委托（proxy）算价单位。但这里的委托是很清楚的。瓶外说明内里有丸子一百粒，而每粒容纳多种维他命的不同分量说得很清楚。这些不同分量是量度了的，也算了价，但我们买的是一瓶瓶的委托瓶子。
以无质的委托瓶量而言，维他命丸的例子是我知道的质量被说得最详尽、最明确的例子了。然而，因为价格是每瓶计，一个消费者只能追寻边际上一瓶的最高用值与瓶价相等。除非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丸子的最高边际用值，尤其是每种维他命的最高边际用值，就不能与它们之价相等了。这与选购钻石的例子是不同的。 在上述的维他命丸的例子中，需求定律只宜用于瓶价及委托之瓶量。虽然丸量与各种维他命的分量都量度过，都算了价，但这些质量的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某些维他命的某些分量可能被消费者认为太多，少一点他可能愿意付较高之价。但这并没有推翻需求定律，因为有关的需求曲线只是约束瓶价及瓶量的关系。
再让我转到西瓜的例子。西瓜通常是以磅或公斤出售的。这是以重量算价。西瓜的重量与上文的瓶子不同；重量的本身代表着西瓜的某些质量。问题是，购买西瓜，消费者重视的是糖的成分，水的多少，维他命C的分量，与西瓜纤维的可口性。这些质量是完全没有被量度过的。购买西瓜的人只能自作估计，试行选择。如此一来，这些重要的质量只能委托于重量那里去。
西瓜在美国加州丰收时，农村路旁的西瓜檔往往不算重量，而是以「只」数算价。西瓜的大小不同，但却是同价。以「只」为量，其委托之质又多了一点。
这使我想起美国的cedar round市场。Cedar是香柏树，其木质不容易被虫蛀食，市场喜欢把树干横切成大约六吋厚、十多吋直径的圆件，作为花园所用的步行垫子。这些香柏圆件大小不一，但往往同价。出售的人喜欢让顾客自行选购可取的，剩下来的减价销售。减价后顾客再选一段日子，剩下来的又再减价。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出售的人要避去亲自挑选、分等级及定不同级价的费用，让顾客自己分等级。这样一来，在一层一层地减价时，价的下降不一定导致需求量上升。这可没有推翻需求定律，而是因为减价时，香柏圆件的等级质量下降了。
我希望上述的几个例子，能使读者知道，同样的一条需求曲线，在不同的人的手上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威力。一方面理论要尽量简化，另一方面其重心要拿得准，而真实世界的现象要观察入微。一般来说，解释行为决不是一些政府的统计数字加上几条方程式就可以办到的。
需求定律约束「价」与有关的「量」的规律，其量可能是「有质」的或「委托」的，或是二者的合并。重要的是价与量必定要有直接的联系：有关的「量」是「价」直接地表达着的量。然而，从钻石的例子可见，买一粒钻石的需求曲线有好几条。维他命丸的例子，一条曲线，多种维他命的组合，量是委托于「无质」的瓶子。这里，需求曲线只限于瓶价与瓶量，各种维他命的分量是预定的组合，其算了的不同分量没有被不同的价表达出来，不能局部成交，所以个别的需求曲线就谈不上。当然，在市场上，我们可以找到单一维他命的独立瓶子，但那是另一条需求曲线的范围了。
西瓜的例子，需求曲线是指价与重量，或价与只数，但糖、水、纤维等质量没有被量度，只是消费者相信有大概的组合。香柏圆件的例子，需求曲线是指价与件，虽然件件不同。顾客选购了一遍，次级的减价后再选，是另一条需求曲线的范围了。
需求定律可以精细如钻石的瑕疵，可以粗略如西瓜以只计，但也可以庞大如整个经济的所有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甚或举世对地产的需求。然而，无论是精细，或粗略，或庞大，其处理手法都是一样。何谓价？何谓量？需求曲线是指哪价？哪量？量是有质的还是委托的？这些问题不能避免。
概念上，需求量是指在不同的价格（换值）下，消费者意图换取的最高的量。需求曲线于是成为在不同价格下最高的不同需求量的界线……我认为「量」可分「有质」的与「委托」的两大类，也有二者的合并。
你给女朋友买钻石，买一卡，此钻石的大小也，质也。然而，除卡量外，钻石还有其他的「量」被量度了而又算了价的。色泽，瑕疵，切工都是被量度了的质量，各有各之价。……
需求定律约束「价」与有关的「量」的规律，其量可能是「有质」的或「委托」的，或是二者的合并。重要的是价与量必定要有直接的联系：有关的「量」是「价」直接地表达着的量。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六节：何谓量？
成交量与需求量是两回事。成交量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一样物品的购买量与出售量永远相同：二者是同一回事，是成交量的不同角度罢了。
需求量不是事实，无从观察，是个概念，没有经济学者，「需求量」是不存在的。需求量是指在某价格下一个消费者意图换取的量，而供应量则是出售者的意图，二者皆非事实。因为只是「意图」，需求量与供应量不一定相等。经济学者提出均衡这个理念，说在均衡上需求量与供应量相等。「均衡」也非事实，是靠经济学者的思维而存在的。不要把购买量与需求量混而为一，也不要把出售量与供应量加上等号。 概念上，需求量是指在不同的价格（换值）下，消费者意图换取的最高的量。需求曲线于是成为在不同价格下最高的不同需求量的界线。
量——无论需求量或成交量——颇为复杂，但很有趣味。
我认为「量」可分「有质」的与「委托」的两大类，也有二者的合并。且先谈有质的量吧。
你到市场购买黄金，说明是九九金，量以克计。金就是金，一克金就是一克金，比半克多一倍，比两克少一半。此乃有质之量也。
你给女朋友买钻石，买一卡，此钻石的大小也，质也。然而，除卡量外，钻石还有其他的「量」被量度了而又算了价的。色泽（九七色、九六色等），瑕疵（VVS1、VVS2等），切工（cutting）都是被量度了的质量，各有各之价。这样，你花五万港元买一卡钻石不是只买一卡那样简单，而是买四种质量的合并：卡量、色泽、瑕疵、切工。要是你跑到一间钻石批发商那里购买，他可能把数以百计的钻石放在你的面前，四种质量的组合有多个选择，你选了一粒一卡的，价五万，但其实四种质量都被量度了，都有价，你付的是四价的组合。
钻石的需求曲线，所指的量是什么呢？答案是其实有四条曲线，四价与四量。因为卡量的数字排列最多，以卡为量最普遍，但若单以卡为量，其他三种质量是要假设不变的。凡是质量被直接量度而算价的，是有质的量。重要的是，如果其他三种质量自由变动，那么单以卡为量的钻石需求曲线就不一定向右下倾斜了。
我可以多举一个类同的例子。
在美国，你到市场买鸡蛋，以「只」为量，但经过农林处定下来的准则，鸡蛋有特大、大、中、小之分，也有AAA、AA、A等级别。这后者是按蛋黄的坚实度而定的，蛋黄愈坚实愈值钱。鸡蛋的例子，「只」是有质的，而大小与蛋黄的坚实度也是质，也被量度了，也算了价。鸡蛋的「只」量也有数质，虽然比不上钻石算得那样吹毛求疵。
让我转到维他命丸的例子吧。你去买多种维他命合并的丸子，表面算价之量是以「瓶」计的。但瓶子本身与维他命没有关系，是「无质」的。瓶子只是维他命丸的委托（proxy）算价单位。但这里的委托是很清楚的。瓶外说明内里有丸子一百粒，而每粒容纳多种维他命的不同分量说得很清楚。这些不同分量是量度了的，也算了价，但我们买的是一瓶瓶的委托瓶子。
以无质的委托瓶量而言，维他命丸的例子是我知道的质量被说得最详尽、最明确的例子了。然而，因为价格是每瓶计，一个消费者只能追寻边际上一瓶的最高用值与瓶价相等。除非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丸子的最高边际用值，尤其是每种维他命的最高边际用值，就不能与它们之价相等了。这与选购钻石的例子是不同的。 在上述的维他命丸的例子中，需求定律只宜用于瓶价及委托之瓶量。虽然丸量与各种维他命的分量都量度过，都算了价，但这些质量的需求曲线不一定向右下倾斜。某些维他命的某些分量可能被消费者认为太多，少一点他可能愿意付较高之价。但这并没有推翻需求定律，因为有关的需求曲线只是约束瓶价及瓶量的关系。
再让我转到西瓜的例子。西瓜通常是以磅或公斤出售的。这是以重量算价。西瓜的重量与上文的瓶子不同；重量的本身代表着西瓜的某些质量。问题是，购买西瓜，消费者重视的是糖的成分，水的多少，维他命C的分量，与西瓜纤维的可口性。这些质量是完全没有被量度过的。购买西瓜的人只能自作估计，试行选择。如此一来，这些重要的质量只能委托于重量那里去。
西瓜在美国加州丰收时，农村路旁的西瓜檔往往不算重量，而是以「只」数算价。西瓜的大小不同，但却是同价。以「只」为量，其委托之质又多了一点。
这使我想起美国的cedar round市场。Cedar是香柏树，其木质不容易被虫蛀食，市场喜欢把树干横切成大约六吋厚、十多吋直径的圆件，作为花园所用的步行垫子。这些香柏圆件大小不一，但往往同价。出售的人喜欢让顾客自行选购可取的，剩下来的减价销售。减价后顾客再选一段日子，剩下来的又再减价。这种做法显然是因为出售的人要避去亲自挑选、分等级及定不同级价的费用，让顾客自己分等级。这样一来，在一层一层地减价时，价的下降不一定导致需求量上升。这可没有推翻需求定律，而是因为减价时，香柏圆件的等级质量下降了。
我希望上述的几个例子，能使读者知道，同样的一条需求曲线，在不同的人的手上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威力。一方面理论要尽量简化，另一方面其重心要拿得准，而真实世界的现象要观察入微。一般来说，解释行为决不是一些政府的统计数字加上几条方程式就可以办到的。
需求定律约束「价」与有关的「量」的规律，其量可能是「有质」的或「委托」的，或是二者的合并。重要的是价与量必定要有直接的联系：有关的「量」是「价」直接地表达着的量。然而，从钻石的例子可见，买一粒钻石的需求曲线有好几条。维他命丸的例子，一条曲线，多种维他命的组合，量是委托于「无质」的瓶子。这里，需求曲线只限于瓶价与瓶量，各种维他命的分量是预定的组合，其算了的不同分量没有被不同的价表达出来，不能局部成交，所以个别的需求曲线就谈不上。当然，在市场上，我们可以找到单一维他命的独立瓶子，但那是另一条需求曲线的范围了。
西瓜的例子，需求曲线是指价与重量，或价与只数，但糖、水、纤维等质量没有被量度，只是消费者相信有大概的组合。香柏圆件的例子，需求曲线是指价与件，虽然件件不同。顾客选购了一遍，次级的减价后再选，是另一条需求曲线的范围了。
需求定律可以精细如钻石的瑕疵，可以粗略如西瓜以只计，但也可以庞大如整个经济的所有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甚或举世对地产的需求。然而，无论是精细，或粗略，或庞大，其处理手法都是一样。何谓价？何谓量？需求曲线是指哪价？哪量？量是有质的还是委托的？这些问题不能避免。
辉格为何赞同政府制裁无辜企业和消费者？
邓新华
辉格在其名著《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中，对张五常的“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张教授说法只适用于长期。链接见：http://whigzhou.blog.163.com/blog/static/11122223420097142533416/
辉格说：
在博弈实践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
……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
不知辉格是否忘了，当政府对美国的出口商进行制裁时，它同时也在制裁中国的进口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因为他们将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假设浙江的张三到江苏做生意，遭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侵害，浙江政府说：好，你江苏的李四不也在和我浙江的王五做生意吗？我他妈不许他们做了。我也伤害你江苏的李四，看你江苏还搞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不知辉格是否同意通过这种多次博弈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浙江的王五难道没有同时受到伤害吗？这种办法是否真的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辉格说：
……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
辉格同志认为不应该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惩罚，这说明辉格有一定的谨慎。但是，这一谨慎为什么不施予本国企业和消费者呢？难道他们就该受到惩罚么？
辉格说，“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看来辉格还是知道本国企业和消费者受到伤害的。从技术上说，很奇怪，既然“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那又怎么让对方损失大从而“效果尤佳”？难道鼓励盗版？这个不须鼓励就已经很发达了，没法给对方造成“效果尤佳”的打击了。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我国企业如果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这确实令人遗憾，但也只能通过正面争取对方取消保护来解决，不能通过损害本国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来报复对方。难道辉格赞同这些企业、消费者应该为所谓的长远贸易秩序做出牺牲？并且这所谓的整体利益应交由由政府来判断？
辉格说：
……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
我想辉格不会赞同靠互相报复来清除地方保护主义，但也许辉格认为，国内有合适的协调机制，但国际没有，因此要靠报复。
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不管你是否搞贸易保护，我坚决不制裁本国企业和消费者，然后用自由贸易带来的繁荣说服贸易保护主义者。地方保护主义其实主要就靠这个来说服。对于那些不可说服者，比如那个北方小邻国，你就是严厉制裁，也不可能加快它走向自由贸易的步伐。相反，保持沟通、交流反倒更容易促进它开放。
显然辉格不认为这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但是，对辉格笃信报复博弈、并基于整体利益赞同制裁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我得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理性自负。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正在从贸易中获利，却被政府以促进贸易自由的理由加以惩罚，对贸易获利者进行惩罚难道不是离自由贸易精神越来越远了吗？这和惩罚守法者来警诫罪犯一样荒唐。
赞同贸易报复的人很多，我为什么要特别挑辉格来说呢？因为从大的范围来看，辉格无疑是市场经济阵营的一员。但这个阵营里，的确有不少人偶尔表现出明显的理性自负。辉格此文，我就看到一些倾向自由的人就表示了赞同。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对此有所意识。
邓新华
辉格在其名著《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中，对张五常的“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张教授说法只适用于长期。链接见：http://whigzhou.blog.163.com/blog/static/11122223420097142533416/
辉格说：
在博弈实践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
……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
不知辉格是否忘了，当政府对美国的出口商进行制裁时，它同时也在制裁中国的进口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因为他们将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假设浙江的张三到江苏做生意，遭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侵害，浙江政府说：好，你江苏的李四不也在和我浙江的王五做生意吗？我他妈不许他们做了。我也伤害你江苏的李四，看你江苏还搞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不知辉格是否同意通过这种多次博弈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浙江的王五难道没有同时受到伤害吗？这种办法是否真的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辉格说：
……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
辉格同志认为不应该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惩罚，这说明辉格有一定的谨慎。但是，这一谨慎为什么不施予本国企业和消费者呢？难道他们就该受到惩罚么？
辉格说，“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看来辉格还是知道本国企业和消费者受到伤害的。从技术上说，很奇怪，既然“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那又怎么让对方损失大从而“效果尤佳”？难道鼓励盗版？这个不须鼓励就已经很发达了，没法给对方造成“效果尤佳”的打击了。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我国企业如果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这确实令人遗憾，但也只能通过正面争取对方取消保护来解决，不能通过损害本国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来报复对方。难道辉格赞同这些企业、消费者应该为所谓的长远贸易秩序做出牺牲？并且这所谓的整体利益应交由由政府来判断？
辉格说：
……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
我想辉格不会赞同靠互相报复来清除地方保护主义，但也许辉格认为，国内有合适的协调机制，但国际没有，因此要靠报复。
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不管你是否搞贸易保护，我坚决不制裁本国企业和消费者，然后用自由贸易带来的繁荣说服贸易保护主义者。地方保护主义其实主要就靠这个来说服。对于那些不可说服者，比如那个北方小邻国，你就是严厉制裁，也不可能加快它走向自由贸易的步伐。相反，保持沟通、交流反倒更容易促进它开放。
显然辉格不认为这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但是，对辉格笃信报复博弈、并基于整体利益赞同制裁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我得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理性自负。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正在从贸易中获利，却被政府以促进贸易自由的理由加以惩罚，对贸易获利者进行惩罚难道不是离自由贸易精神越来越远了吗？这和惩罚守法者来警诫罪犯一样荒唐。
赞同贸易报复的人很多，我为什么要特别挑辉格来说呢？因为从大的范围来看，辉格无疑是市场经济阵营的一员。但这个阵营里，的确有不少人偶尔表现出明显的理性自负。辉格此文，我就看到一些倾向自由的人就表示了赞同。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对此有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