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一、消费怎样迷惑众生？
邓新华
今天，“刺激消费”、“拉动消费”似乎成了天然正确的词汇，“消费不足”似乎成了对中国病症的天然正确的诊断。媒体上，可以看到无数专家说，“中国储蓄太高，美国储蓄太低。”如果问他们，什么样的储蓄正合适？他们一定是回答不上来的。专家们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老百姓不爱消费，收入结构导致老百姓消费太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老百姓消费太低……消费太低导致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要解决危机，一定要让老百姓消费，要去库存化。
这一切说辞，看起来挺正确的，但实际上，它们却是根本错误的。
关于储蓄和消费，有三重道理。
第一重道理是，人们通过储蓄可以变得更富有。这个道理很简单，从原始社会以来，人们就奉行这个道理。如果没有歪理出现，人们将一直奉行这个道理。
第二重“道理”说，如果大家都储蓄，都少消费，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因此，大家都储蓄的结果是大家都贫穷。信奉这个“道理”的最著名的人是凯恩斯。
咋一看，第二重“道理”对第一重道理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是啊，那些提倡储蓄的人怎么就没想到，东西卖不出去会导致人们更穷呢？个人储蓄也许是好的，但如果大家都储蓄，确实会带来灾难啊。
第二重“道理”看起来如此有力，因此它折服了许多人。媒体上流行的专家言论，就是以这重“道理”为根基的。但是，这重“道理”实际却是思维简单化的结果。要识破这重“道理”，必须了解第三重道理。
第三重道理是，人们储蓄不会导致产品卖不出去，相反，人们越储蓄，产品的销路就越大。了解第三重道理的人就不多了。
商品分为两类：资本品和消费品。消费品是指可以直接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商品，资本品则是指不能直接满足消费欲望、但能生产消费品的商品。市场上可以构成3类交换：消费品——资本品、消费品——消费品、资本品——资本品。从这三类交易可以看到，不存在因为大家都储蓄就卖不出产品的情况。如果人们储蓄率提高，那么市场就会接到信号，多生产资本品，人们多交易资本品就是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张三种田，李四打猎。假设张三有大米300斤，李四有野猪肉50斤，他们欲交换之后消费。现在，假定李四不想交换野猪肉消费了，李四也不想交换大米消费了。张三拿大米去换来更多农具，李四拿野猪肉去换来更好的猎枪。市场会根据张三李四发出的价格信号，调整了资源配置，暂时减少消费品生产，增加资本品——农具和猎枪的生产。很显然，整个社会并不存在无法交易的情况，只是交易的内容和对象变了。
假定全社会原来的储蓄率是70%，人们就交易30%的消费品、70%的资本品。现在全社会的储蓄率提高到80%，人们就交易20%的消费品、80%的资本品。在任何一个储蓄率上，全社会的交易都可以成立。储蓄导致储蓄、消费失衡的说法不能成立。对这个说法，只须追问一句：依你之见，哪个储蓄率才能让储蓄、消费不失衡？是45%，还是57%？我敢保证，他们不可能有答案。
也许有人会问：“我是挣工资的，我只消费了工资的20%，剩下的80%我并没有花呀，这不就会导致一些产品卖不出去吗？”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那么这笔钱就被其他人借去投资了；如果你把钱藏在家里，那么你就没参与竞逐商品，投资者面临的价格就要低一点，这相当于你把钱借给他们投资，只不过你没要利息。总之，市场总是根据人们的储蓄倾向，来确定生产多少消费品、多少资本品。
虽然任何储蓄率都不会导致所谓的储蓄、消费失衡，但不同的储蓄率对未来有不同的意义。
张三在新农具的帮助下，比第一年多生产了200斤大米，李四在更好的猎枪的帮助下，比第一年多打了30斤野猪肉，这样，张三可以用500斤大米换李四80斤野猪肉。他们相互为对方的产品扩大了销路，并为自己换回了更多的消费品。
全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储蓄率提高，则意味着资本品的生产增加，资本品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生产结构，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社会储蓄越多，未来的生产效率越高。普遍的生产效率提高，也为消费品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
人们降低眼下消费的比率，但因为未来的消费成本更低，却可以在较低的消费率下，消费更多的商品。两个差不多发展水平的社会，一者消费率为20%，一者消费率为30%，过一段时间以后，前者的发展水平会超过后者。前者即使仍然维持20%的消费率，也可以比后者消费更多的商品，并且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刺激消费，张三不购买农具，李四不购买猎枪，他们的消费永远也不能扩大。全社会也是如此。眼下消费越多，越不能扩大未来的消费能力。
第三重道理是对第一重道理的深化。理解了第三重道理，就不会被第二重“道理”搞糊涂，就会更坚信人类信奉了几千年的道理：储蓄促进发展，消费不会促进发展。
当然，反对消费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消费。但是这一点恰恰要切记：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才应该增加消费。不可能增加了消费，经济就能发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多赚钱才能多消费，但不会多消费就能多赚钱。
但是在萧条期，人们明明看到很多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不是“生产过剩”是什么？特殊时期，是不是就要靠刺激消费来解决问题？请看下一节。
邓新华
今天，“刺激消费”、“拉动消费”似乎成了天然正确的词汇，“消费不足”似乎成了对中国病症的天然正确的诊断。媒体上，可以看到无数专家说，“中国储蓄太高，美国储蓄太低。”如果问他们，什么样的储蓄正合适？他们一定是回答不上来的。专家们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老百姓不爱消费，收入结构导致老百姓消费太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老百姓消费太低……消费太低导致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要解决危机，一定要让老百姓消费，要去库存化。
这一切说辞，看起来挺正确的，但实际上，它们却是根本错误的。
关于储蓄和消费，有三重道理。
第一重道理是，人们通过储蓄可以变得更富有。这个道理很简单，从原始社会以来，人们就奉行这个道理。如果没有歪理出现，人们将一直奉行这个道理。
第二重“道理”说，如果大家都储蓄，都少消费，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因此，大家都储蓄的结果是大家都贫穷。信奉这个“道理”的最著名的人是凯恩斯。
咋一看，第二重“道理”对第一重道理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是啊，那些提倡储蓄的人怎么就没想到，东西卖不出去会导致人们更穷呢？个人储蓄也许是好的，但如果大家都储蓄，确实会带来灾难啊。
第二重“道理”看起来如此有力，因此它折服了许多人。媒体上流行的专家言论，就是以这重“道理”为根基的。但是，这重“道理”实际却是思维简单化的结果。要识破这重“道理”，必须了解第三重道理。
第三重道理是，人们储蓄不会导致产品卖不出去，相反，人们越储蓄，产品的销路就越大。了解第三重道理的人就不多了。
商品分为两类：资本品和消费品。消费品是指可以直接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商品，资本品则是指不能直接满足消费欲望、但能生产消费品的商品。市场上可以构成3类交换：消费品——资本品、消费品——消费品、资本品——资本品。从这三类交易可以看到，不存在因为大家都储蓄就卖不出产品的情况。如果人们储蓄率提高，那么市场就会接到信号，多生产资本品，人们多交易资本品就是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张三种田，李四打猎。假设张三有大米300斤，李四有野猪肉50斤，他们欲交换之后消费。现在，假定李四不想交换野猪肉消费了，李四也不想交换大米消费了。张三拿大米去换来更多农具，李四拿野猪肉去换来更好的猎枪。市场会根据张三李四发出的价格信号，调整了资源配置，暂时减少消费品生产，增加资本品——农具和猎枪的生产。很显然，整个社会并不存在无法交易的情况，只是交易的内容和对象变了。
假定全社会原来的储蓄率是70%，人们就交易30%的消费品、70%的资本品。现在全社会的储蓄率提高到80%，人们就交易20%的消费品、80%的资本品。在任何一个储蓄率上，全社会的交易都可以成立。储蓄导致储蓄、消费失衡的说法不能成立。对这个说法，只须追问一句：依你之见，哪个储蓄率才能让储蓄、消费不失衡？是45%，还是57%？我敢保证，他们不可能有答案。
也许有人会问：“我是挣工资的，我只消费了工资的20%，剩下的80%我并没有花呀，这不就会导致一些产品卖不出去吗？”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那么这笔钱就被其他人借去投资了；如果你把钱藏在家里，那么你就没参与竞逐商品，投资者面临的价格就要低一点，这相当于你把钱借给他们投资，只不过你没要利息。总之，市场总是根据人们的储蓄倾向，来确定生产多少消费品、多少资本品。
虽然任何储蓄率都不会导致所谓的储蓄、消费失衡，但不同的储蓄率对未来有不同的意义。
张三在新农具的帮助下，比第一年多生产了200斤大米，李四在更好的猎枪的帮助下，比第一年多打了30斤野猪肉，这样，张三可以用500斤大米换李四80斤野猪肉。他们相互为对方的产品扩大了销路，并为自己换回了更多的消费品。
全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储蓄率提高，则意味着资本品的生产增加，资本品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生产结构，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社会储蓄越多，未来的生产效率越高。普遍的生产效率提高，也为消费品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
人们降低眼下消费的比率，但因为未来的消费成本更低，却可以在较低的消费率下，消费更多的商品。两个差不多发展水平的社会，一者消费率为20%，一者消费率为30%，过一段时间以后，前者的发展水平会超过后者。前者即使仍然维持20%的消费率，也可以比后者消费更多的商品，并且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刺激消费，张三不购买农具，李四不购买猎枪，他们的消费永远也不能扩大。全社会也是如此。眼下消费越多，越不能扩大未来的消费能力。
第三重道理是对第一重道理的深化。理解了第三重道理，就不会被第二重“道理”搞糊涂，就会更坚信人类信奉了几千年的道理：储蓄促进发展，消费不会促进发展。
当然，反对消费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消费。但是这一点恰恰要切记：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才应该增加消费。不可能增加了消费，经济就能发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多赚钱才能多消费，但不会多消费就能多赚钱。
但是在萧条期，人们明明看到很多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不是“生产过剩”是什么？特殊时期，是不是就要靠刺激消费来解决问题？请看下一节。
二、刺激消费加重灾难
邓新华
企业增加利润有两个途径：价格上升和成本降低。如果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需求上升，那么价格就会上升，企业利润就增加。信奉第二重“道理”的人据此认为，萧条期，消费减少，价格下降，企业亏损，如果刺激消费，价格又会上升，企业摆脱亏损。他们忘了企业增加利润的第二个途径。
企业更常采用的是第二个增加利润的途径。社会储蓄更多的资本品，就降低企业利用资本品的成本，企业可以借助资本品改善生产，提高效率，全社会的财富也因此而丰富。但是，也会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其售价不能弥补其成本，这种情况就是生产错误。
当市场不受干预时，也会有很多企业生产错误，但同时也有很多企业盈利，整个市场不会产生经济周期。但是，当政府信贷扩张时，资金成本很低。央行多放出的货币，并没有对应真实资本品的增加，但却让企业家普遍误以为生产的真实成本降低了，于是不恰当地投入更多资本品。但是生产成本是由真实储蓄的资本品决定的，而不是由央行人为压低的资金成本决定的。企业家投入新的生产结构之后，后续配套的资本品缺乏或者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于商品售价。在信贷扩张下，企业家由此普遍犯错，经济进入萧条。
企业家普遍犯错，并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错误。它是在央行误导下，企业家对生产成本预测错误的结果。企业家无法维持生产，导致很多人失业、收入下降，商品售价随之下降，这对企业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信奉第二重“道理”的人却把生产错误理解为生产过剩，并针对“过剩”提出刺激消费、抬高售价的办法。
但是，对于全社会普遍的生产错误，其实恰恰需要用第二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来解决。这个时候，全社会少消费、多储蓄，让资本品增多，让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补足生产结构，企业才能恢复盈利。
比如，某企业投入600万生产A产品，并需要后续投入资金300万。现在市场证明，A产品售价下降，这样的投入是无法收回成本的。如果这家无法维持的企业把资产以400万转让给另一家企业，并且，由于人们增加储蓄，资本品增多，只需后续投入260万就能生产，那么，接盘的企业就能以合算的成本继续生产了。这个过程会伴随着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暂时失业。不过在生产过程调整以后，工人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当然，不是所有生产结构都可以通过这种调整得到挽救，有些生产结构是彻底错误，无法改作他用，只能视作浪费了。
如果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抬高售价，那么，人们只能多消费、少储蓄。这样，资本品长时间无法补足，虽然可以暂时挽救企业，但企业只能继续维持高成本的生产方式。这个过程肯定无法长期维持，很快就会遇到更加深重的困难，因为它没有真实储蓄的增加在背后支撑。市场的清算、调整早晚要进行，区别只在于，越早进行，损失越小，复苏越易；拖得越久，损失越大，复苏越难。
刺激消费的论调为什么这么流行呢？首先，是因为第二重“道理”的迷惑性，让很多人误以为储蓄有害。其次，从感情上来说，人们不愿意看到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人们会反问：你说的道理只是长期道理，眼下，我们就看着他们受难么？凯恩斯就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但是米塞斯说，长期也不是那么长。维持错误的生产结构，只是暂时的，绝对拖不到“我们都死了”的那一天。它可能连一年都不能维持，但却可能让萧条拖上十年八年。
凯恩斯选择了有蛊惑性的第二重“道理”，又采用了同样有蛊惑性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的夸张言辞，这两点恰好刺中了人们的思维缺陷和心理弱点，想不流行也难。
的确，破产、失业对企业和工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央行信贷扩张所导致的企业家普遍犯错，羽毛乱飞网友说，企业家是根据错误的信号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其罪不在企业家。企业家其情可悯。似乎要救他们也情有可原。有一种论调就说，既然政府犯了错，难道它不应该继续负责挽救企业么？
但是，只要让政府来挽救企业，就是让政府继续维持过去的错误，其结果是让更多的人陷入灾难。这确实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我个人情感上不希望政府逃脱责任，但理智告诉我，让政府不要再负什么拯救企业的责任，恰恰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它唯一可以负责任的地方，就是大力削减政府开支，这是对提高社会储蓄率有利的办法。让它刺激消费绝非让它负责任，而是让它继续犯错。政府此前犯下的错的确无法追究了，人们只能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政府权力，让它少犯错。
邓新华
企业增加利润有两个途径：价格上升和成本降低。如果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需求上升，那么价格就会上升，企业利润就增加。信奉第二重“道理”的人据此认为，萧条期，消费减少，价格下降，企业亏损，如果刺激消费，价格又会上升，企业摆脱亏损。他们忘了企业增加利润的第二个途径。
企业更常采用的是第二个增加利润的途径。社会储蓄更多的资本品，就降低企业利用资本品的成本，企业可以借助资本品改善生产，提高效率，全社会的财富也因此而丰富。但是，也会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其售价不能弥补其成本，这种情况就是生产错误。
当市场不受干预时，也会有很多企业生产错误，但同时也有很多企业盈利，整个市场不会产生经济周期。但是，当政府信贷扩张时，资金成本很低。央行多放出的货币，并没有对应真实资本品的增加，但却让企业家普遍误以为生产的真实成本降低了，于是不恰当地投入更多资本品。但是生产成本是由真实储蓄的资本品决定的，而不是由央行人为压低的资金成本决定的。企业家投入新的生产结构之后，后续配套的资本品缺乏或者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于商品售价。在信贷扩张下，企业家由此普遍犯错，经济进入萧条。
企业家普遍犯错，并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错误。它是在央行误导下，企业家对生产成本预测错误的结果。企业家无法维持生产，导致很多人失业、收入下降，商品售价随之下降，这对企业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信奉第二重“道理”的人却把生产错误理解为生产过剩，并针对“过剩”提出刺激消费、抬高售价的办法。
但是，对于全社会普遍的生产错误，其实恰恰需要用第二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来解决。这个时候，全社会少消费、多储蓄，让资本品增多，让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补足生产结构，企业才能恢复盈利。
比如，某企业投入600万生产A产品，并需要后续投入资金300万。现在市场证明，A产品售价下降，这样的投入是无法收回成本的。如果这家无法维持的企业把资产以400万转让给另一家企业，并且，由于人们增加储蓄，资本品增多，只需后续投入260万就能生产，那么，接盘的企业就能以合算的成本继续生产了。这个过程会伴随着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暂时失业。不过在生产过程调整以后，工人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当然，不是所有生产结构都可以通过这种调整得到挽救，有些生产结构是彻底错误，无法改作他用，只能视作浪费了。
如果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抬高售价，那么，人们只能多消费、少储蓄。这样，资本品长时间无法补足，虽然可以暂时挽救企业，但企业只能继续维持高成本的生产方式。这个过程肯定无法长期维持，很快就会遇到更加深重的困难，因为它没有真实储蓄的增加在背后支撑。市场的清算、调整早晚要进行，区别只在于，越早进行，损失越小，复苏越易；拖得越久，损失越大，复苏越难。
刺激消费的论调为什么这么流行呢？首先，是因为第二重“道理”的迷惑性，让很多人误以为储蓄有害。其次，从感情上来说，人们不愿意看到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人们会反问：你说的道理只是长期道理，眼下，我们就看着他们受难么？凯恩斯就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但是米塞斯说，长期也不是那么长。维持错误的生产结构，只是暂时的，绝对拖不到“我们都死了”的那一天。它可能连一年都不能维持，但却可能让萧条拖上十年八年。
凯恩斯选择了有蛊惑性的第二重“道理”，又采用了同样有蛊惑性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的夸张言辞，这两点恰好刺中了人们的思维缺陷和心理弱点，想不流行也难。
的确，破产、失业对企业和工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央行信贷扩张所导致的企业家普遍犯错，羽毛乱飞网友说，企业家是根据错误的信号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其罪不在企业家。企业家其情可悯。似乎要救他们也情有可原。有一种论调就说，既然政府犯了错，难道它不应该继续负责挽救企业么？
但是，只要让政府来挽救企业，就是让政府继续维持过去的错误，其结果是让更多的人陷入灾难。这确实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我个人情感上不希望政府逃脱责任，但理智告诉我，让政府不要再负什么拯救企业的责任，恰恰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它唯一可以负责任的地方，就是大力削减政府开支，这是对提高社会储蓄率有利的办法。让它刺激消费绝非让它负责任，而是让它继续犯错。政府此前犯下的错的确无法追究了，人们只能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政府权力，让它少犯错。
二十五、高度依赖出口
先说说压低汇率是怎样促进出口的？很简单。
忽略关税因素，假设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那么，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就是1美元。如果汇率降低到1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到美国降低为0.5美元了。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是1比1，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到美国也只好卖5美元了。
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让美元能兑换到更多的人民币，确实可以促进出口，挣到更多的美元。当然，这到底是不是合算，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不过，中国现在毕竟是贸易大国了，不但是贸易大国，而且在世界主要大经济体中，中国有一点格外突出，那就是外贸依存度很高。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被称为外贸依存度。美日德等大经济体虽然也是贸易大国，但外贸依存度都在30%以下，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高达60%以上。差距太明显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般来说，一家公司开创业务，都是从身边的市场开始。过一段时间，业务发展，逐渐扩大范围，到邻县、邻省，然后扩大到全国。当全国市场也饱和以后，进一步发展的业务势必要求公司走向世界，开拓国际贸易。
这是大多数企业正常的发展道路。当然，会有个别企业从一开始就瞄准国外市场，但这种企业总归是少数。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附近的市场总是更容易把握，更容易经营。
因此，一个国家的企业，大多数都是首先满足本国市场需求，待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以后，再设法开拓国际市场。这倒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正常的从易到难。
小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可能很高，甚至比中国的60%都高，因为小经济体本身市场有限。如果生产发展迅速的话，很快就会达到市场饱和，那时，就会转向开拓国际市场。也有一些小经济体本身就是贸易港，贸易就是他们的主要产业，贸易额甚至会超过本地生产总值。香港、新加坡的外贸依存度就超过了100%
大经济体，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即使生产力高度发达，大部分产品也必将用来满足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的生产力不可谓不发达，但其外贸依存度并不高。即使像日本这样贸易立国的国家，产出也大多用来满足国内市场，外贸依存度不超过30%
中国不但外贸依存度高，而且出口远远大于进口，顺差很大。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后果，中国的经济将受到国际市场变化的极大影响。生产总值的60%都要通过国际贸易才能实现，非常依赖国外市场，可以说，对国外市场简直是须臾不可离。一旦国外市场萧条，中国的经济将遭受严重创伤。这个风险非常大。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是不应该长期承受这种风险的。
这也是中国竭力保持出口旺盛的原因。既然外贸依存度那么高，一旦出口出了问题，经济势必严重下滑。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经济增长就变成了保出口。
可是，为了保出口而人为压低汇率，绝不是什么好事。只有爱票子甚于爱实物的人，才会赞赏这种局面。同时，这种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大打折扣，代价高昂。那些努力工作的中国人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大量的财富被白白送给了富裕的美国人。正常人，不但不会赞赏，甚至都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做。
仅仅是出口旺盛，其实还不是最糟糕的。央行强行收集美元，使情况更加严重。
2.1万亿，央行收集的美元实际上是太多了，都不知道拿这么多美元怎么办好了！现在假设你是主管外汇的政府官员，面对这许多美元，你打算怎么办呢？
买石油、买黄金？那可是上万亿的美元啊！这一大笔钱一下子涌入市场，购买某种商品，所有人都会知道，那只能造成该商品的价格猛涨，也就是“买什么什么贵！”
收购公司？且不论收购过程的复杂难测，就算完成收购了，拿这些公司怎么办？把他们变成中国的国有企业？
投资股市？炒股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你打算和一批世界上最精明的头脑较量一下？万一赔了，你是打算辞职呢，还是以其他方式谢国人？
玩玩期货？期货比股市更刺激！你有那种“大心脏”吗？
或者放在那里不动？钱如果不花起来，就只是一堆纸。除了贪官，没有多少人会把钱放在鞋盒子里藏在床底下。政府的钱放在那里不动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现在你理解主管官员的困境了吧。他们既没有承担风险的激励，也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更严重缺乏相关的经营知识，所以，他们无法对这巨额美元进行有效的投资安排。
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个人怎样安排自己的剩余资金呢？存在银行里或者购买国债。可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大的银行或银行团，可以接受中国2万亿美元的储蓄，然后按期付利息。那么，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
买哪个国家的国债好呢？放眼看看世界，也就只有美国的国债可买了。首先，美国的经济体足够大，对外发行的国债足够多；其次，虽然中美关系不是一帆风顺，但美国毕竟比许多其他国家的国家信用要强得多。而且，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开放的，信息是透明的，规则是确定的和可理解的。一些国家的国债，如果你买了，基本上就等于援助他们了。他们随时都可能一声令下，没收外国人财产，宣布所有债务作废。买他们的国债，风险无穷大。
因此，手持万亿美元，中国的政府官员实际上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保值增值投资手段。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种让人无话可说的局面：中国的企业和员工，辛辛苦苦生产出了产品，运给美国人，换回来绿票子，然后，再把这些绿票子借给美国人去花，让他们买房子、去世界各地旅游。中国人得到了什么？不知道，或许得到了创造的过程。
不过，中国人确实还得到了其他东西，是什么？下一节再说。
先说说压低汇率是怎样促进出口的？很简单。
忽略关税因素，假设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那么，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就是1美元。如果汇率降低到1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到美国降低为0.5美元了。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是1比1，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到美国也只好卖5美元了。
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让美元能兑换到更多的人民币，确实可以促进出口，挣到更多的美元。当然，这到底是不是合算，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不过，中国现在毕竟是贸易大国了，不但是贸易大国，而且在世界主要大经济体中，中国有一点格外突出，那就是外贸依存度很高。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被称为外贸依存度。美日德等大经济体虽然也是贸易大国，但外贸依存度都在30%以下，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高达60%以上。差距太明显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般来说，一家公司开创业务，都是从身边的市场开始。过一段时间，业务发展，逐渐扩大范围，到邻县、邻省，然后扩大到全国。当全国市场也饱和以后，进一步发展的业务势必要求公司走向世界，开拓国际贸易。
这是大多数企业正常的发展道路。当然，会有个别企业从一开始就瞄准国外市场，但这种企业总归是少数。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附近的市场总是更容易把握，更容易经营。
因此，一个国家的企业，大多数都是首先满足本国市场需求，待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以后，再设法开拓国际市场。这倒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正常的从易到难。
小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可能很高，甚至比中国的60%都高，因为小经济体本身市场有限。如果生产发展迅速的话，很快就会达到市场饱和，那时，就会转向开拓国际市场。也有一些小经济体本身就是贸易港，贸易就是他们的主要产业，贸易额甚至会超过本地生产总值。香港、新加坡的外贸依存度就超过了100%
大经济体，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即使生产力高度发达，大部分产品也必将用来满足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的生产力不可谓不发达，但其外贸依存度并不高。即使像日本这样贸易立国的国家，产出也大多用来满足国内市场，外贸依存度不超过30%
中国不但外贸依存度高，而且出口远远大于进口，顺差很大。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后果，中国的经济将受到国际市场变化的极大影响。生产总值的60%都要通过国际贸易才能实现，非常依赖国外市场，可以说，对国外市场简直是须臾不可离。一旦国外市场萧条，中国的经济将遭受严重创伤。这个风险非常大。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是不应该长期承受这种风险的。
这也是中国竭力保持出口旺盛的原因。既然外贸依存度那么高，一旦出口出了问题，经济势必严重下滑。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经济增长就变成了保出口。
可是，为了保出口而人为压低汇率，绝不是什么好事。只有爱票子甚于爱实物的人，才会赞赏这种局面。同时，这种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大打折扣，代价高昂。那些努力工作的中国人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大量的财富被白白送给了富裕的美国人。正常人，不但不会赞赏，甚至都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做。
仅仅是出口旺盛，其实还不是最糟糕的。央行强行收集美元，使情况更加严重。
2.1万亿，央行收集的美元实际上是太多了，都不知道拿这么多美元怎么办好了！现在假设你是主管外汇的政府官员，面对这许多美元，你打算怎么办呢？
买石油、买黄金？那可是上万亿的美元啊！这一大笔钱一下子涌入市场，购买某种商品，所有人都会知道，那只能造成该商品的价格猛涨，也就是“买什么什么贵！”
收购公司？且不论收购过程的复杂难测，就算完成收购了，拿这些公司怎么办？把他们变成中国的国有企业？
投资股市？炒股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你打算和一批世界上最精明的头脑较量一下？万一赔了，你是打算辞职呢，还是以其他方式谢国人？
玩玩期货？期货比股市更刺激！你有那种“大心脏”吗？
或者放在那里不动？钱如果不花起来，就只是一堆纸。除了贪官，没有多少人会把钱放在鞋盒子里藏在床底下。政府的钱放在那里不动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现在你理解主管官员的困境了吧。他们既没有承担风险的激励，也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更严重缺乏相关的经营知识，所以，他们无法对这巨额美元进行有效的投资安排。
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个人怎样安排自己的剩余资金呢？存在银行里或者购买国债。可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大的银行或银行团，可以接受中国2万亿美元的储蓄，然后按期付利息。那么，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
买哪个国家的国债好呢？放眼看看世界，也就只有美国的国债可买了。首先，美国的经济体足够大，对外发行的国债足够多；其次，虽然中美关系不是一帆风顺，但美国毕竟比许多其他国家的国家信用要强得多。而且，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开放的，信息是透明的，规则是确定的和可理解的。一些国家的国债，如果你买了，基本上就等于援助他们了。他们随时都可能一声令下，没收外国人财产，宣布所有债务作废。买他们的国债，风险无穷大。
因此，手持万亿美元，中国的政府官员实际上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保值增值投资手段。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种让人无话可说的局面：中国的企业和员工，辛辛苦苦生产出了产品，运给美国人，换回来绿票子，然后，再把这些绿票子借给美国人去花，让他们买房子、去世界各地旅游。中国人得到了什么？不知道，或许得到了创造的过程。
不过，中国人确实还得到了其他东西，是什么？下一节再说。
十九是个小戏剧。
晚些大家需要可以贴上来，不影响连贯。
二十六、出口商品 进口制度
人为压低汇率，推动出口增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这造成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很高。这是不正常的状态。对这种不正常状态的表面描述是：中国的经济太依赖出口了，一旦国际市场有变，中国经济将遭受重创。
不过，更深入的分析表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外贸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管理的。更先进的制度帮助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输出了商品，不仅仅换回了绿票子，还部分地得到了美国的社会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
最近经济危机来势凶猛，外贸受到很大影响。许多沿海的外贸企业陷入困境。可是虽然如此，这些企业却并没有立刻把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因此鼓励大家消费，说什么要支持这些外贸型企业云云。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鼓励消费并不能解决这些外贸企业的问题。
走近观察这些外贸型企业，看看他们的产品，就会疑惑更大。这些外销产品质优价廉，不但比国内市场上的产品更好，往往还更便宜。“出口转内销”一直是中国国内市场中招揽顾客的有效宣传语之一。这些外销商品如果放在国内市场销售，其实不愁卖不出去，可这些外贸企业对在国内市场销售就是兴趣不大。这是为什么？
原来，这些企业早就发现，国内市场非常不规范，问题多多，反过来，美国等国家的市场非常规范，法治健全，信用可靠。只要自己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其余的事情非常简单。双方合同一签，自己按时发货，集装箱上船后，既不用担心途中有车匪路霸，有乱罚款、乱扣车，也不用担心对方收到货却赖账不给钱；更不用担心对方政府刁难外国人，对方法院偏袒他们本国人。
同时，在美国等国家的市场，物流、金融、信用、保险、治安等等各个中间环节，都非常成熟配套，运作规范稳定。一言以蔽之，这些地方的市场交易费用比中国大陆低多了。有报道称，把货物从广东上船运到美国，所需总费用，比从广东运到湖南还要便宜。不仅是运费便宜，各项其他开支也大不相同。
举一个例子，一条100公里左右的高速路。一辆大货车试图进入，按规定，这种大货车不得进入该路。收费站员工阻止，大货车司机当即拿出一千元递给收费员，以求能进入高速路。原来，如果大货车不能进入高速路，走旁边的国道，平均每次要付各种罚款两千元。花一千元走高速路还是合算的。至少高速路上不会有人拦车罚款。
一些设计独特的商品，只要在国内上市，其他人就会群起模仿。知识产权毫无保护。对那些依靠创意谋生的企业，这基本是致命打击。这些企业要想生存，只能设法把商品卖到国外去，不但不在国内销售，而且绝不让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出现。
国内商家的信用状况，也让生产企业非常头痛。合同完全不可信赖。发货之前，什么都好说，一旦发货，追款是比生产更困难的任务。许多生产企业，产品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生存和发展，但就是被商家拖欠货款给搞垮了。
同时，国内的金融、保险、物流等环节，在技术上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企业融资困难，金融支持不够，经营机制呆板缓慢。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府和法治问题。司法不独立，打官司分为主场和客场。政府的行为无可预期，不受约束。税制复杂多变，因人而异。地方政府换个领导人，该地区的产业环境可能就会大变，等等。
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每个在中国经商的人都可以说出一大堆。
这种制度和经营环境自然会让企业望而却步，不敢轻易涉足国内市场。结果，就出现了大量从一开始就直接投身国际贸易的外贸企业。这些企业，虽然生产地在中国，但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分享了发达国家成熟可靠的制度环境。正因为有机会分享好的社会制度，这些外贸企业的发展往往要优于国内企业。这样一大批优质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明显。如果中国企业都没有机会分享他国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比现有的水平低得多。
因此，对外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对外开放不仅得到了市场，得到了投资，还得到了制度。中国出口了商品，进口了社会制度。这是当初没想到的事情，也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努力确保出口。中国政府实际上要确保的，是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就要确保外贸企业能够一直有机会得到美国社会制度的管理。对政府来说，通过促进出口来引入制度，比自己进行困难的制度变革要方便得多、容易得多，无需触动国内的利益集团，似乎是一条捷径。
但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中国出口大受影响。这条捷径不那么好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被用滥的话放在这里合适吗？
接下来商业周期理论该再次出场了。
晚些大家需要可以贴上来，不影响连贯。
二十六、出口商品 进口制度
人为压低汇率，推动出口增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这造成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很高。这是不正常的状态。对这种不正常状态的表面描述是：中国的经济太依赖出口了，一旦国际市场有变，中国经济将遭受重创。
不过，更深入的分析表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外贸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管理的。更先进的制度帮助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输出了商品，不仅仅换回了绿票子，还部分地得到了美国的社会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
最近经济危机来势凶猛，外贸受到很大影响。许多沿海的外贸企业陷入困境。可是虽然如此，这些企业却并没有立刻把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因此鼓励大家消费，说什么要支持这些外贸型企业云云。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鼓励消费并不能解决这些外贸企业的问题。
走近观察这些外贸型企业，看看他们的产品，就会疑惑更大。这些外销产品质优价廉，不但比国内市场上的产品更好，往往还更便宜。“出口转内销”一直是中国国内市场中招揽顾客的有效宣传语之一。这些外销商品如果放在国内市场销售，其实不愁卖不出去，可这些外贸企业对在国内市场销售就是兴趣不大。这是为什么？
原来，这些企业早就发现，国内市场非常不规范，问题多多，反过来，美国等国家的市场非常规范，法治健全，信用可靠。只要自己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其余的事情非常简单。双方合同一签，自己按时发货，集装箱上船后，既不用担心途中有车匪路霸，有乱罚款、乱扣车，也不用担心对方收到货却赖账不给钱；更不用担心对方政府刁难外国人，对方法院偏袒他们本国人。
同时，在美国等国家的市场，物流、金融、信用、保险、治安等等各个中间环节，都非常成熟配套，运作规范稳定。一言以蔽之，这些地方的市场交易费用比中国大陆低多了。有报道称，把货物从广东上船运到美国，所需总费用，比从广东运到湖南还要便宜。不仅是运费便宜，各项其他开支也大不相同。
举一个例子，一条100公里左右的高速路。一辆大货车试图进入，按规定，这种大货车不得进入该路。收费站员工阻止，大货车司机当即拿出一千元递给收费员，以求能进入高速路。原来，如果大货车不能进入高速路，走旁边的国道，平均每次要付各种罚款两千元。花一千元走高速路还是合算的。至少高速路上不会有人拦车罚款。
一些设计独特的商品，只要在国内上市，其他人就会群起模仿。知识产权毫无保护。对那些依靠创意谋生的企业，这基本是致命打击。这些企业要想生存，只能设法把商品卖到国外去，不但不在国内销售，而且绝不让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出现。
国内商家的信用状况，也让生产企业非常头痛。合同完全不可信赖。发货之前，什么都好说，一旦发货，追款是比生产更困难的任务。许多生产企业，产品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生存和发展，但就是被商家拖欠货款给搞垮了。
同时，国内的金融、保险、物流等环节，在技术上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企业融资困难，金融支持不够，经营机制呆板缓慢。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府和法治问题。司法不独立，打官司分为主场和客场。政府的行为无可预期，不受约束。税制复杂多变，因人而异。地方政府换个领导人，该地区的产业环境可能就会大变，等等。
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每个在中国经商的人都可以说出一大堆。
这种制度和经营环境自然会让企业望而却步，不敢轻易涉足国内市场。结果，就出现了大量从一开始就直接投身国际贸易的外贸企业。这些企业，虽然生产地在中国，但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分享了发达国家成熟可靠的制度环境。正因为有机会分享好的社会制度，这些外贸企业的发展往往要优于国内企业。这样一大批优质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明显。如果中国企业都没有机会分享他国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比现有的水平低得多。
因此，对外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对外开放不仅得到了市场，得到了投资，还得到了制度。中国出口了商品，进口了社会制度。这是当初没想到的事情，也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努力确保出口。中国政府实际上要确保的，是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就要确保外贸企业能够一直有机会得到美国社会制度的管理。对政府来说，通过促进出口来引入制度，比自己进行困难的制度变革要方便得多、容易得多，无需触动国内的利益集团，似乎是一条捷径。
但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中国出口大受影响。这条捷径不那么好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被用滥的话放在这里合适吗？
接下来商业周期理论该再次出场了。
政府的行为无可预期，不受约束。税制复杂多变，因人而异。地方政府换个领导人，该地区的产业环境可能就会大变
这个是致命伤。交易费用因此大增。
而这个又是可以下功夫去完善的，但是阻力太大，又严重缺乏动力。
地方政府领导人一换，往往产业政策就跟着又变了。企业难以作出理性预期。
而企业用于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又高，遇到纠纷，司法偏偏也不独立，耗费时间，错失机遇不说，吃亏也无处可诉。
这个是致命伤。交易费用因此大增。
而这个又是可以下功夫去完善的，但是阻力太大，又严重缺乏动力。
地方政府领导人一换，往往产业政策就跟着又变了。企业难以作出理性预期。
而企业用于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又高，遇到纠纷，司法偏偏也不独立，耗费时间，错失机遇不说，吃亏也无处可诉。
二十七、从引入通胀到自制通胀
在中国，有两类企业业绩优良。一是行政垄断企业，二是外贸型企业。前者，人人都知道，他们的业绩越好，中国经济越糟。他们每挣到一元钱，就意味着本来可能的三元、五元，甚至十元、百元没有了。他们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外贸型企业，确实在为社会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尽管是国外的消费者。这些企业，是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可惜，制度上的缺陷，让这些优质企业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更多地造福中国人民。这些企业更多地在造福外国人。而且，由于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这些优质外贸企业还把美国的通胀引入了中国。
提到了通胀，商业周期理论就可以出场了。
商业周期理论关注的是通货膨胀进入经济体的入口。典型情况下，通胀增加的货币通过信贷扩张的途径首先到达生产企业，过多的货币被用于扩大生产，推动资本品价格上涨，造成生产结构的错误延长。经济危机是对这种错误的清算和纠正。
中国这个经济体，其实本来并没有严重的内生通胀。但却由于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从美国引入了数量可观的通胀。
这些通胀是通过外贸企业进入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外贸企业所有的美元收入，都自动按照官方固定汇率转成人民币存入外贸企业账户。假如美国没有发生通胀，这种情况只不过造成了外汇流通不畅。企业进口时，还要费时费力地去申请指标。
可是如果美国有了通胀，外贸企业得到的美元，其中就有相当成分的合法伪钞。这笔美元收入实际上已经贬值了。如果相应提高汇率，换到更多美元，可以抵消美元贬值。但汇率是固定的，虽然比8.3时有所下调，但并没有到位，结果就是央行兑换给企业的人民币也同时贬值了。这相当于央行跟随美国通胀增发人民币。企业把这些人民币花出去，通胀就开始在中国经济体中蔓延。
外贸企业是最先拿到这笔钱的人，他们在通胀中的地位最有利，不过，反过来说，这种有利也坑了他们，让他们错误估计了自己的投资能力。他们手中的人民币，其实已经包含了部分合法伪钞。
和其他生产企业一样，外贸企业拿到了更多的钱以后，无从分辨其中是否有合法伪钞。他们只能认为自己的生意大获成功，合理的做法是尽快扩大再生产，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于是，这些资金就被投入企业生产。
因此，本轮商业周期的繁荣阶段在中国就主要表现为外贸企业的大发展。贸易顺差飞速增加。外汇储备也飞速增加。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主要的外贸企业集中地快速发展。这些企业的市场主要在境外，但他们投资的资金参与国内资本品的争夺，导致了国内资本品价格大幅上涨。同时，由于汇率偏低，大量游资美元也涌入中国，参与房市和股市投资，造成房价和股价大幅上升。这是通胀推高投资品价格的典型表现。
美国增发的钞票，在美国本土主要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大发展，而在中国，则主要表现为外贸企业大发展。由于合法伪钞的存在，这些发展的相当部分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早晚要被清算。
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金融机构被清算。雷曼兄弟率先倒下。本来其他银行也要先后倒下。凡是卷入金融衍生品过多的金融机构，都必然做出了大量错误投资，都难免被清算。但这时，美国政府出面了，把通胀继续进行，甚至加快进行，暂时保住了这些金融机构。熟悉商业周期理论的人都知道，清算被拖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美国开始清算错误投资时，许多人钱包会吃紧，消费需求必然降低。中国的外贸企业得到的订单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也就减少了。通过他们引入到中国的通胀也就减少了。按照商业周期理论，当通胀减少时，就是危机爆发时。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美国的经济危机就通过这种形式传导到了中国。引入通胀时期错误发展起来的外贸企业将面临清算。他们的破产和失业不可避免。表面上看上去，这种危机好像是由于美国市场需求萎缩造成的，但实际上，这种危机是不可持续的通胀停止的必然结果。
新劳动法等因素严重恶化了外贸企业的生存环境，导致不少企业难以为继。这种人为干扰和商业周期混合在一起，让问题复杂化，也让解决办法复杂化。不过，基本的商业周期脉络还是清楚的。
危机爆发以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两种走向：一是停止通胀，进行清算，同时增加真实储蓄，待到真实储蓄和清算后的生产结构相适应时，清算就停止了。经济将重新进入增长。虽然其间有痛苦的调整，但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条件是主政者要理解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并有长远的政策考虑。
如果政府对经济学无知，或者没有长远的政策考虑，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那就是继续进行通胀。如果通胀继续，对错误生产结构的清算就不必进行了，因为在通胀的条件下，那些错误是显露不出来的，自然也就无从纠正。
不过，拖后纠正错误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这种拖后的代价必然是错误继续积累，当终于无法再拖时，危机仍会爆发，而且会爆发得更加猛烈。
不幸的是，美国和中国目前似乎就在采用这种办法。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奥巴马政府大发钞票，阻止了金融机构的继续清算，试图阻止本该进行的清算和调整。
危机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出口的严重萎缩，连续数月降幅超过20%，输入通胀大幅减少。为了继续保持通胀的势头，中国主动发起了内生通胀。政府大手扩张信贷，直接制造通货膨胀。政府认为这样才能拉动内需，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摆脱困境。
基于经济学的无知和短视的政策目标，中美两国联起手来大发钞票，拉动消费。发钞者喜洋洋地等待经济“回暖”“复苏”，但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是在自毁前程。
那么，中国目前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经济危机呢？
在中国，有两类企业业绩优良。一是行政垄断企业，二是外贸型企业。前者，人人都知道，他们的业绩越好，中国经济越糟。他们每挣到一元钱，就意味着本来可能的三元、五元，甚至十元、百元没有了。他们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外贸型企业，确实在为社会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尽管是国外的消费者。这些企业，是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可惜，制度上的缺陷，让这些优质企业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更多地造福中国人民。这些企业更多地在造福外国人。而且，由于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这些优质外贸企业还把美国的通胀引入了中国。
提到了通胀，商业周期理论就可以出场了。
商业周期理论关注的是通货膨胀进入经济体的入口。典型情况下，通胀增加的货币通过信贷扩张的途径首先到达生产企业，过多的货币被用于扩大生产，推动资本品价格上涨，造成生产结构的错误延长。经济危机是对这种错误的清算和纠正。
中国这个经济体，其实本来并没有严重的内生通胀。但却由于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从美国引入了数量可观的通胀。
这些通胀是通过外贸企业进入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外贸企业所有的美元收入，都自动按照官方固定汇率转成人民币存入外贸企业账户。假如美国没有发生通胀，这种情况只不过造成了外汇流通不畅。企业进口时，还要费时费力地去申请指标。
可是如果美国有了通胀，外贸企业得到的美元，其中就有相当成分的合法伪钞。这笔美元收入实际上已经贬值了。如果相应提高汇率，换到更多美元，可以抵消美元贬值。但汇率是固定的，虽然比8.3时有所下调，但并没有到位，结果就是央行兑换给企业的人民币也同时贬值了。这相当于央行跟随美国通胀增发人民币。企业把这些人民币花出去，通胀就开始在中国经济体中蔓延。
外贸企业是最先拿到这笔钱的人，他们在通胀中的地位最有利，不过，反过来说，这种有利也坑了他们，让他们错误估计了自己的投资能力。他们手中的人民币，其实已经包含了部分合法伪钞。
和其他生产企业一样，外贸企业拿到了更多的钱以后，无从分辨其中是否有合法伪钞。他们只能认为自己的生意大获成功，合理的做法是尽快扩大再生产，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于是，这些资金就被投入企业生产。
因此，本轮商业周期的繁荣阶段在中国就主要表现为外贸企业的大发展。贸易顺差飞速增加。外汇储备也飞速增加。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主要的外贸企业集中地快速发展。这些企业的市场主要在境外，但他们投资的资金参与国内资本品的争夺，导致了国内资本品价格大幅上涨。同时，由于汇率偏低，大量游资美元也涌入中国，参与房市和股市投资，造成房价和股价大幅上升。这是通胀推高投资品价格的典型表现。
美国增发的钞票，在美国本土主要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大发展，而在中国，则主要表现为外贸企业大发展。由于合法伪钞的存在，这些发展的相当部分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早晚要被清算。
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金融机构被清算。雷曼兄弟率先倒下。本来其他银行也要先后倒下。凡是卷入金融衍生品过多的金融机构，都必然做出了大量错误投资，都难免被清算。但这时，美国政府出面了，把通胀继续进行，甚至加快进行，暂时保住了这些金融机构。熟悉商业周期理论的人都知道，清算被拖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美国开始清算错误投资时，许多人钱包会吃紧，消费需求必然降低。中国的外贸企业得到的订单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也就减少了。通过他们引入到中国的通胀也就减少了。按照商业周期理论，当通胀减少时，就是危机爆发时。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美国的经济危机就通过这种形式传导到了中国。引入通胀时期错误发展起来的外贸企业将面临清算。他们的破产和失业不可避免。表面上看上去，这种危机好像是由于美国市场需求萎缩造成的，但实际上，这种危机是不可持续的通胀停止的必然结果。
新劳动法等因素严重恶化了外贸企业的生存环境，导致不少企业难以为继。这种人为干扰和商业周期混合在一起，让问题复杂化，也让解决办法复杂化。不过，基本的商业周期脉络还是清楚的。
危机爆发以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两种走向：一是停止通胀，进行清算，同时增加真实储蓄，待到真实储蓄和清算后的生产结构相适应时，清算就停止了。经济将重新进入增长。虽然其间有痛苦的调整，但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条件是主政者要理解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并有长远的政策考虑。
如果政府对经济学无知，或者没有长远的政策考虑，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那就是继续进行通胀。如果通胀继续，对错误生产结构的清算就不必进行了，因为在通胀的条件下，那些错误是显露不出来的，自然也就无从纠正。
不过，拖后纠正错误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这种拖后的代价必然是错误继续积累，当终于无法再拖时，危机仍会爆发，而且会爆发得更加猛烈。
不幸的是，美国和中国目前似乎就在采用这种办法。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奥巴马政府大发钞票，阻止了金融机构的继续清算，试图阻止本该进行的清算和调整。
危机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出口的严重萎缩，连续数月降幅超过20%，输入通胀大幅减少。为了继续保持通胀的势头，中国主动发起了内生通胀。政府大手扩张信贷，直接制造通货膨胀。政府认为这样才能拉动内需，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摆脱困境。
基于经济学的无知和短视的政策目标，中美两国联起手来大发钞票，拉动消费。发钞者喜洋洋地等待经济“回暖”“复苏”，但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是在自毁前程。
那么，中国目前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经济危机呢？
二十八、生产创造需求
经常听到有人念叨什么内需不足。每当这时候，我就想对那个人说，你难道就不能去读读萨伊吗？
萨伊是法国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亚当•斯密思想的解释者和普及者。不过，他在经济学上也有自己的成就。1803年，萨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汉译名著丛书的一种），书中，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
概括起来说，萨伊定律的内容就是：生产创造需求。乍一听起来，这好像是在说，东西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生产了就会有需求。这当然很荒谬。许多人因此对萨伊定律很不屑。
其实是他们理解错了。如果把短语省略的部分都加上，就容易明白了。
生产创造需求，不是指生产者的生产必然创造出其他消费者的需求，而是指，生产者的生产将创造出他自己对于别人产品的需求。
需求指的都是有效需求，或者说，是支付得起的需求。支付不起的叫做需要，或者叫做欲望，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市场中的企业家不会关注根本支付不起的欲望。美国航天局不会到处去打广告，招徕航天飞行的顾客。他们知道，每次几千万美元的费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承担，用不着广而告之。
换个普通一些的例子。市场中总是有更新款的汽车，为什么你不去买这些最新款的汽车，而是满足于使用现有的不那么新的汽车？这不是因为你一定没有那么多钱，而是因为你认为没有必要。现有的汽车还可以使用。你的钱要用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说到底，还是预算有限。因此，你对最新款的汽车没有需求。
既然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说需求下降，其实是在说支付能力下降。支付能力由什么决定？由生产能力、创收能力决定。你挣得越多，才能花得越多。如果想要增加你的需求，唯一的办法是增加你的收入。
这就是生产创造需求的真正意思。
理解这个道理，可以做出许多有益的推论。这些推论可能违反一般人的常识。
比如说，延长退休年龄，是不是会增加失业率？表面上看，肯定是这样的。如果老人不退休，年轻人怎能有工作机会呢？但如果理解了萨伊定律，就会知道，延长退休年龄，必定降低失业率。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人们更多地工作，那就会得到更多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必然创造出更大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工作总是好事，这其实才是可靠的常识。
反过来，如果人们都早早退休，收入下降，需求自然下降，那么，社会中的工作机会一定减少，年轻人就业只会更难。
再比如，农业区新兴起一些城镇，是否会危及农业区？表面上看起来，城镇必定占用一些农用土地，农业区的资源会减少，农业区会受到城市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其实，正好相反。
如果农业区中遍布发达的城镇，这些城镇对农产品必定有大量的需求。而农业区就会因此而受益，收入大增。观察现实也会发现，真正富裕的农业区，都是其间遍布城镇的农业区。离城市越近的农民，农产品越容易销售，收入越高。相反，那些远离城镇的农业区，虽然没有城镇来和他们争夺土地等资源，但也没有人来购买他们的农产品，于是，这些农业区往往较为贫穷。
国家层面也是一样。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哪个国家？是美国。为什么不是人口更多的中国或者印度？因为美国有最强大的生产能力，有最强大的创收能力，因此，才有最广阔的市场。生产创造出需求。
从另一个角度说，交易总是涉及至少双方的。货币仅仅是居中的工具。仅仅一方有东西，另一方没东西，交易自然不能发生，也就是没有需求。其他人没有需求，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收入太低，也就是生产能力太低。要想成功交易，要想市场中有足够的需求，就必须找到有生产能力的人，或者让生产能力不足的人提高生产能力。
换句话说，你想让自己的东西好卖，就要期盼其他人都有钱，都有东西来和你换，而不是盼着其他人都倒霉，都不如你。在一个赤贫区，也许你的自尊心可以得到极大满足，但你是很难得到收入的。而在一个富裕地区，即使那些富人根本不关心你，你也会从他们的富裕中获利多多。
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也是市场经济能够促进道德进步的原因所在。市场经济中，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每个人的成功都必然带动、协助其他人的成功。人们互为顾客，互为对方的收入来源。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会较为和谐，平均的道德水准要比那些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人高得多。在市场中，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是好事。而且，他们越勤奋，你得利的机会越大。他们越成功、越富裕，你成功、富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当然有助于人们友好相处，而不是互相仇恨。
相反，在政府统制经济的社会里，资源、财富都由政府分配，不依赖自由交易。这样的社会中，普遍的社会意识是：他人即地狱。在一个依靠中央计划者分配资源的社会里，他人的成功无异于你的噩梦。他将有更强的争夺能力，更有可能压倒你。而且，多一个人，你就会少得到一点。别人多生一个孩子，你都会气忿不已，因为你本能地感到，那个小东西可能会抢走你的资财。
这种社会必然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无穷争斗。如果有民族、宗教等背景，就会演化成旷日持久的民族、宗教冲突。即使是单一民族，这种情况也会侵蚀、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道德和协作精神，让人们变得猥琐、嫉妒和卑劣。
萨伊定律简洁和敏锐地揭示出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本质所在。当然，萨伊并没有直接涉及商业周期。这方面的理论进步是在他以后很多年才发展起来的。但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萨伊称为商业周期理论的先驱。
接下来解释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之间的关系。
经常听到有人念叨什么内需不足。每当这时候，我就想对那个人说，你难道就不能去读读萨伊吗？
萨伊是法国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亚当•斯密思想的解释者和普及者。不过，他在经济学上也有自己的成就。1803年，萨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汉译名著丛书的一种），书中，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
概括起来说，萨伊定律的内容就是：生产创造需求。乍一听起来，这好像是在说，东西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生产了就会有需求。这当然很荒谬。许多人因此对萨伊定律很不屑。
其实是他们理解错了。如果把短语省略的部分都加上，就容易明白了。
生产创造需求，不是指生产者的生产必然创造出其他消费者的需求，而是指，生产者的生产将创造出他自己对于别人产品的需求。
需求指的都是有效需求，或者说，是支付得起的需求。支付不起的叫做需要，或者叫做欲望，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市场中的企业家不会关注根本支付不起的欲望。美国航天局不会到处去打广告，招徕航天飞行的顾客。他们知道，每次几千万美元的费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承担，用不着广而告之。
换个普通一些的例子。市场中总是有更新款的汽车，为什么你不去买这些最新款的汽车，而是满足于使用现有的不那么新的汽车？这不是因为你一定没有那么多钱，而是因为你认为没有必要。现有的汽车还可以使用。你的钱要用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说到底，还是预算有限。因此，你对最新款的汽车没有需求。
既然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说需求下降，其实是在说支付能力下降。支付能力由什么决定？由生产能力、创收能力决定。你挣得越多，才能花得越多。如果想要增加你的需求，唯一的办法是增加你的收入。
这就是生产创造需求的真正意思。
理解这个道理，可以做出许多有益的推论。这些推论可能违反一般人的常识。
比如说，延长退休年龄，是不是会增加失业率？表面上看，肯定是这样的。如果老人不退休，年轻人怎能有工作机会呢？但如果理解了萨伊定律，就会知道，延长退休年龄，必定降低失业率。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人们更多地工作，那就会得到更多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必然创造出更大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工作总是好事，这其实才是可靠的常识。
反过来，如果人们都早早退休，收入下降，需求自然下降，那么，社会中的工作机会一定减少，年轻人就业只会更难。
再比如，农业区新兴起一些城镇，是否会危及农业区？表面上看起来，城镇必定占用一些农用土地，农业区的资源会减少，农业区会受到城市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其实，正好相反。
如果农业区中遍布发达的城镇，这些城镇对农产品必定有大量的需求。而农业区就会因此而受益，收入大增。观察现实也会发现，真正富裕的农业区，都是其间遍布城镇的农业区。离城市越近的农民，农产品越容易销售，收入越高。相反，那些远离城镇的农业区，虽然没有城镇来和他们争夺土地等资源，但也没有人来购买他们的农产品，于是，这些农业区往往较为贫穷。
国家层面也是一样。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哪个国家？是美国。为什么不是人口更多的中国或者印度？因为美国有最强大的生产能力，有最强大的创收能力，因此，才有最广阔的市场。生产创造出需求。
从另一个角度说，交易总是涉及至少双方的。货币仅仅是居中的工具。仅仅一方有东西，另一方没东西，交易自然不能发生，也就是没有需求。其他人没有需求，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收入太低，也就是生产能力太低。要想成功交易，要想市场中有足够的需求，就必须找到有生产能力的人，或者让生产能力不足的人提高生产能力。
换句话说，你想让自己的东西好卖，就要期盼其他人都有钱，都有东西来和你换，而不是盼着其他人都倒霉，都不如你。在一个赤贫区，也许你的自尊心可以得到极大满足，但你是很难得到收入的。而在一个富裕地区，即使那些富人根本不关心你，你也会从他们的富裕中获利多多。
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也是市场经济能够促进道德进步的原因所在。市场经济中，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每个人的成功都必然带动、协助其他人的成功。人们互为顾客，互为对方的收入来源。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会较为和谐，平均的道德水准要比那些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人高得多。在市场中，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是好事。而且，他们越勤奋，你得利的机会越大。他们越成功、越富裕，你成功、富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当然有助于人们友好相处，而不是互相仇恨。
相反，在政府统制经济的社会里，资源、财富都由政府分配，不依赖自由交易。这样的社会中，普遍的社会意识是：他人即地狱。在一个依靠中央计划者分配资源的社会里，他人的成功无异于你的噩梦。他将有更强的争夺能力，更有可能压倒你。而且，多一个人，你就会少得到一点。别人多生一个孩子，你都会气忿不已，因为你本能地感到，那个小东西可能会抢走你的资财。
这种社会必然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无穷争斗。如果有民族、宗教等背景，就会演化成旷日持久的民族、宗教冲突。即使是单一民族，这种情况也会侵蚀、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道德和协作精神，让人们变得猥琐、嫉妒和卑劣。
萨伊定律简洁和敏锐地揭示出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本质所在。当然，萨伊并没有直接涉及商业周期。这方面的理论进步是在他以后很多年才发展起来的。但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萨伊称为商业周期理论的先驱。
接下来解释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之间的关系。
房价上涨的替罪羊
邓新华
炒房者合法地买房，合法地卖房，从中赚取利润，也承担风险。他们其实是小额的“开发商”组合，只是由于资金规模的关系，才采用炒房的形式。
炒房者合法地买房，合法地卖房，从中赚取利润，也承担风险，他们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具有正当性。市场经济本来就是通过鼓励赚取利润来促进整体福利的，任何合法赚取利润的行为，即使说不上高尚，也谈不上不道德。炒房只不过是一种市场行为。对炒房者的歧视，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市场意识的缺失。
考察炒房者的资金流向，可以看到，他们把资金交给开发商，由他们自己来等待买主，开发商则可以继续开发新的项目。这样的资金流向，表明炒房者增加的资金属于投资资金，即有助于增加市场供给的资金。
炒房者买房是为了卖出，这样才能赚取利润。炒房者手里的房子与开发商手里的房子没有本质的区别。炒房者投入的资金缩短了开发商的待售过程，加大了供应量。开发商新建的房子反过来对炒房者手里的房子构成价格压力。所以，炒房者的加入，在某个时点增加了卖方的竞争，其实对房价的上升有抑制作用。房价之所以一直上涨，是市场供需大背景决定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上，炒房是市场本身吸引资金、调节供给的一个手段。炒房者其实是小额的“开发商”组合，只是由于资金规模的关系，才采用炒房的形式。
一般购房者认为购买二手房的风险(诈骗风险、质量风险等)会大过购买新房，从手续上看，也不如直接从开发商手里购买方便；如果是转按揭，手续就更麻烦。所以市场上可以看到，同等条件的房产，炒房者比开发商卖价更低。如果炒房者的房比开发商的房更贵或价格相等，购房者一定会从开发商那里直接购买。以北京的亚运村北苑地区为例，2006年，新房已经涨到每平米 7000元以上，但二手房仅能售每平米6000元左右。炒房者之所以比开发商卖得更低，是因为炒房者买得较早，此时即使比开发商卖得更低，也已经高于原来的价格，有利可图了。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炒房者付出了等待的资金成本，也承担了资金风险，同时，还对开发商的房子构成价格压力。
只有当供给被严格限制在一个很小的量时，房产才会成为炒房者的“赌具”，炒作才会导致房价非理性地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会表现为房子在炒房者之间转来转去。但目前市场并未表现出这种情况，炒房者在下一手的时候，基本上就把房子交给居住购房者了。炒房者出售时基本上是“二手房”，市场上罕见炒作“三手房”、“四手房”。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理性的炒房者，都会意识到开发商不断推出的新项目对自己的压力。
公众对炒房者集中抱怨的原因或许来自两个方面：公众经常看到了炒房者“买”的行为，认定他们炒高了需求，却忽略了他们“卖”的行为，看不到他们增加了卖方的竞争；对房价的焦虑，或者说是对财富差距拉大的焦虑，使公众把炒房者看成可恶的既得利益者，认为他们依仗雄厚的资金实力推高了房价、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炒房者的行为被蒙上了不道德的色彩，为对他们的歧视似乎获得了某种“政治正确”。背后的深层心理，是人们对权钱勾结的不满、对财富来源的怀疑和对财富集中的焦虑。炒房者成了“富人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现实样板，也成为房价上涨的替罪羊。
在公众和一些经济学家中已经形成一股强烈的愿望，就是对炒房者实施“定点打击”。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也体现了这样的愿望。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定点打击”都不可能实现。如征收房产交易所得税，会同时伤及那些因搬迁而出售的业主，更不用说房贷加息带给普通购房者的压力了。即使“定点打击”得以实现，其效果也是挤出一部分投资资金，减少了投资者之间的竞争，这除了对留下来的投资者有利，对需求方，即广大的购房者，并无好处。
实际上，由于政府严控土地审批，炒房对房价的抑制效用不能得到完全的发挥。尽管投资资金增加了，但受土地所限，市政配套又效率不高，房地产开发速度并未能得到显著加快。如果改变土地紧缩政策，把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更多地用于加快市政配套，炒房资金才能更好地发挥正面效力。这时长期投资者也自然会感受到压力，从而把长期持有化为市场供给。
不久前，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看到主持人问一位“中国十大最具竞争力城市”的市长：“如果温州炒房团来到你们城市，您是否欢迎？”那位市长回答：“人家合法买房，我们没有反对的道理。”这样的回答令人深思：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维护者，应谨守“裁判”的角色，而不应该以某一社会群体作为假想敌。我想，这是对炒房者应有的态度。
邓新华
炒房者合法地买房，合法地卖房，从中赚取利润，也承担风险。他们其实是小额的“开发商”组合，只是由于资金规模的关系，才采用炒房的形式。
炒房者合法地买房，合法地卖房，从中赚取利润，也承担风险，他们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具有正当性。市场经济本来就是通过鼓励赚取利润来促进整体福利的，任何合法赚取利润的行为，即使说不上高尚，也谈不上不道德。炒房只不过是一种市场行为。对炒房者的歧视，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市场意识的缺失。
考察炒房者的资金流向，可以看到，他们把资金交给开发商，由他们自己来等待买主，开发商则可以继续开发新的项目。这样的资金流向，表明炒房者增加的资金属于投资资金，即有助于增加市场供给的资金。
炒房者买房是为了卖出，这样才能赚取利润。炒房者手里的房子与开发商手里的房子没有本质的区别。炒房者投入的资金缩短了开发商的待售过程，加大了供应量。开发商新建的房子反过来对炒房者手里的房子构成价格压力。所以，炒房者的加入，在某个时点增加了卖方的竞争，其实对房价的上升有抑制作用。房价之所以一直上涨，是市场供需大背景决定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上，炒房是市场本身吸引资金、调节供给的一个手段。炒房者其实是小额的“开发商”组合，只是由于资金规模的关系，才采用炒房的形式。
一般购房者认为购买二手房的风险(诈骗风险、质量风险等)会大过购买新房，从手续上看，也不如直接从开发商手里购买方便；如果是转按揭，手续就更麻烦。所以市场上可以看到，同等条件的房产，炒房者比开发商卖价更低。如果炒房者的房比开发商的房更贵或价格相等，购房者一定会从开发商那里直接购买。以北京的亚运村北苑地区为例，2006年，新房已经涨到每平米 7000元以上，但二手房仅能售每平米6000元左右。炒房者之所以比开发商卖得更低，是因为炒房者买得较早，此时即使比开发商卖得更低，也已经高于原来的价格，有利可图了。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炒房者付出了等待的资金成本，也承担了资金风险，同时，还对开发商的房子构成价格压力。
只有当供给被严格限制在一个很小的量时，房产才会成为炒房者的“赌具”，炒作才会导致房价非理性地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会表现为房子在炒房者之间转来转去。但目前市场并未表现出这种情况，炒房者在下一手的时候，基本上就把房子交给居住购房者了。炒房者出售时基本上是“二手房”，市场上罕见炒作“三手房”、“四手房”。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理性的炒房者，都会意识到开发商不断推出的新项目对自己的压力。
公众对炒房者集中抱怨的原因或许来自两个方面：公众经常看到了炒房者“买”的行为，认定他们炒高了需求，却忽略了他们“卖”的行为，看不到他们增加了卖方的竞争；对房价的焦虑，或者说是对财富差距拉大的焦虑，使公众把炒房者看成可恶的既得利益者，认为他们依仗雄厚的资金实力推高了房价、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炒房者的行为被蒙上了不道德的色彩，为对他们的歧视似乎获得了某种“政治正确”。背后的深层心理，是人们对权钱勾结的不满、对财富来源的怀疑和对财富集中的焦虑。炒房者成了“富人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现实样板，也成为房价上涨的替罪羊。
在公众和一些经济学家中已经形成一股强烈的愿望，就是对炒房者实施“定点打击”。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也体现了这样的愿望。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定点打击”都不可能实现。如征收房产交易所得税，会同时伤及那些因搬迁而出售的业主，更不用说房贷加息带给普通购房者的压力了。即使“定点打击”得以实现，其效果也是挤出一部分投资资金，减少了投资者之间的竞争，这除了对留下来的投资者有利，对需求方，即广大的购房者，并无好处。
实际上，由于政府严控土地审批，炒房对房价的抑制效用不能得到完全的发挥。尽管投资资金增加了，但受土地所限，市政配套又效率不高，房地产开发速度并未能得到显著加快。如果改变土地紧缩政策，把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更多地用于加快市政配套，炒房资金才能更好地发挥正面效力。这时长期投资者也自然会感受到压力，从而把长期持有化为市场供给。
不久前，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看到主持人问一位“中国十大最具竞争力城市”的市长：“如果温州炒房团来到你们城市，您是否欢迎？”那位市长回答：“人家合法买房，我们没有反对的道理。”这样的回答令人深思：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维护者，应谨守“裁判”的角色，而不应该以某一社会群体作为假想敌。我想，这是对炒房者应有的态度。
其实新劳动法，对最低工资的规定。是一条歧视条款。
因为劳动者薪酬始终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
若，法规规定最低工资为1000元。
而市场没有这条法规干预前，供求平衡时最低工资为800元。
那这条规定最低工资为1000元的法规，言下之意，就是劳动人员市场价值为1000元以下的，不准就业，不准参与工作。
这是一条异常残忍的法规，也是一条伤害底层民众很严重的法规。
形象地从企业角度来考虑，首先这条法规生效后，企业会进行内部裁员，判断哪些职工的价值在1000元以上，而对于没有达到1000元标准的往往不会再续用。
对于以后企业应聘来说，企业首先会考虑这个应聘人员的价值是否达到1000元，若没有，企业是不会考虑聘请这个人的。
例如企业的清洁工或者饭店的侍者，要聘请一个1000元工资的清洁工和侍者对于社会来说造成的只会是无效率，对于个体来说低技能的人被法规歧视，无法参与就业。
但是考虑到整个社会，很多从业者确实是缺乏技能的，而很多职位也是确实不需要很高的技能。
而政府应该做的，绝对不是去干预市场供求决定出来价格,因为这个价格只是客观反映出现在劳动者与企业供给与需求的情况。而政府本应做的是落实社会保障，和给予劳动者免费的技能培训或者培训补贴等政策。
要明确一点，企业就是为社会创造效益的，企业就是要做的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效益。而政府的职能才是进行社会保障与救助，
现在是的情况是政府严重失职，企业创造出效益，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为政府提供了可观的税收。但是政府拿着财政税收却为自己谋福利了。
所以新劳动法实行后，加工等行业一篇哀鸿遍野，最终这部法律也无疾而终，没有再强制实行下去。
因为劳动者薪酬始终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
若，法规规定最低工资为1000元。
而市场没有这条法规干预前，供求平衡时最低工资为800元。
那这条规定最低工资为1000元的法规，言下之意，就是劳动人员市场价值为1000元以下的，不准就业，不准参与工作。
这是一条异常残忍的法规，也是一条伤害底层民众很严重的法规。
形象地从企业角度来考虑，首先这条法规生效后，企业会进行内部裁员，判断哪些职工的价值在1000元以上，而对于没有达到1000元标准的往往不会再续用。
对于以后企业应聘来说，企业首先会考虑这个应聘人员的价值是否达到1000元，若没有，企业是不会考虑聘请这个人的。
例如企业的清洁工或者饭店的侍者，要聘请一个1000元工资的清洁工和侍者对于社会来说造成的只会是无效率，对于个体来说低技能的人被法规歧视，无法参与就业。
但是考虑到整个社会，很多从业者确实是缺乏技能的，而很多职位也是确实不需要很高的技能。
而政府应该做的，绝对不是去干预市场供求决定出来价格,因为这个价格只是客观反映出现在劳动者与企业供给与需求的情况。而政府本应做的是落实社会保障，和给予劳动者免费的技能培训或者培训补贴等政策。
要明确一点，企业就是为社会创造效益的，企业就是要做的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效益。而政府的职能才是进行社会保障与救助，
现在是的情况是政府严重失职，企业创造出效益，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为政府提供了可观的税收。但是政府拿着财政税收却为自己谋福利了。
所以新劳动法实行后，加工等行业一篇哀鸿遍野，最终这部法律也无疾而终，没有再强制实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