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重复旧错误

恶性通胀毕竟是太可怕的状态，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允许其发生，因此即使在危机状态下，某个时候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中止通胀，停止继续向经济体注入合法伪钞，让市场进行清盘。

当合法伪钞的注入停止以后，大家自然都感到资金紧张。银行收紧信贷，企业家会困于资金紧张。市场一片哀鸣。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理智的态度是忍受这一切，不做人为干预，这才能让这一切尽快过去。

在1929年美国大萧条以前，历次经济危机基本上都是这么解决的。市场需要几个月，至多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然后经济就会恢复增长。错误的生产结构被清除。生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正常关系重新建立起来。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

但随着经济进入增长，通货膨胀也会悄悄再次降临。政府会再次增发货币，银行部分准备金造成的货币增发也会逐渐积累。合法伪钞再次逐渐注入经济体。

然后就是重复前面几节叙述过的步骤。先是经济繁荣，接着经济危机突然爆发，然后进行调整，经济再次进入增长期，出现经济繁荣，下一次经济危机爆发……

所谓的商业周期就是指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错误会一犯再犯，不可抑制呢？

上一节说过，制造通胀对政府官员来说有着难以抑制的诱惑力。制造通胀可以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们直接得利。这是通胀及商业周期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就是因为银行部分准备制度。部分准备银行有着固有的缺陷，央行集中存放准备金，统一制定准备金率，将使得这种缺陷放大。在繁荣期内，银行部分准备金制造的通胀将逐渐积累。商业周期的十年、或者七八年的繁荣期中，就是在积累这种合法伪钞。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我们还会发现其他一些造成通胀的办法。总之，通胀是一种很难被彻底控制的现象。通胀对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有着非常强的诱惑力。通胀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某些劣根性，比如总是想要掠夺他人。通胀实际上就是对财富进行掠夺性的再分配，再分配的结果非常有利于通胀制造者。他们可以借机获取本来属于他人的财富。因此，至今为止，人类并未找到能彻底预防通胀的良策。

既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胀，人们就只好准备迎接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的经济繁荣和危机——商业周期，并同时接受经济波动必然带来的巨大的资源浪费。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走向衰亡。在一次又一次、越来越猛烈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必将迎来它的掘墓人。最终，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对商业周期的深入研究否定了这种必然趋势。商业周期虽然存在，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或者国家所有制显然不是好的替代方案。

关键在于，造成商业周期的原因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货币方面的体制性原因。

如果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难以消除的，那么，就应该想一想，怎样才能尽量减小商业周期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1929年美国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经济大危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将近一半，失业率将近30%，欧洲工业国家也一片恐慌。

这次大萧条被许多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巨大失败。人们认为，大萧条的事实证明市场自发运转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这种意见可谓南辕北辙。实际上，1929年美国大萧条是典型的商业周期现象。本系列所讲述的所有商业周期的因素和过程，都可以在这次大萧条中找到典型的表现。而这次大萧条之所以会如此惨烈，根本不是因为市场的自发运转必将走向失衡，而是因为此前的美国总统胡佛通过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一步步地加深了市场的干预，破坏了市场的各种纠错和调整能力，结果把规模本来不大的经济危机变为空前惨烈的经济灾难。

经济灾难发生以后，罗斯福总统上台，继承了胡佛总统的绝大部分政策，继续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上一个周期的1920-1921年，经济危机在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增长。但在罗斯福大手干预市场以后，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得到调整，工资物价的调整被强行禁止，错误的生产被人为延续，而得不到清理。同时，政府投巨资进行公共建设，实践凯恩斯主义拉动需求的理论。

这一切政策实施以后，经济危机过去了吗？经济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还演变成了漫长的萧条。时间几乎长达十年。这是商业周期史上从未有过的漫长的萧条。所以，本次商业周期以“大萧条”的名字被记在历史中。在漫长的萧条期中，局面虽然不再是危机爆发时那样的惨烈，但人们简直生活在绝望中。长期的高失业率，生产不振，看不到希望。这次大萧条比历次经济危机都更深地印在美国人记忆的深处。

令人不安的是，目前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非常类似于胡佛和罗斯福的政策。这种重复旧错误的做法实在令人沮丧。下一节我们先看看最常见的“拉动消费”政策。

十七、拉动消费有用吗？

在经济危机时期，总是可以听到呼吁人们增加消费的声音。表面上看起来，增加消费确实是走出危机的好办法。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就是许多企业的生意不好做了。既然如此，如果大家都不吝惜自己的金钱，拿钱购买这些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不就可以恢复生机吗？众多企业回复生机，经济危机不就过去了吗？

这种说法还演变为一个概念——拉动内需。有一段时间，拉动内需已经成为开玩笑的词儿。当某人在诸如决定购买某可买可不买之物，或者决定奢侈一下的时候，就会带点儿自嘲地说，自己这是在拉动内需。可没想到，当经济危机再一次来临时，拉动内需又堂而皇之地成了正面的积极词汇。许多人真的相信拉动内需是克服经济危机的好办法。

鼓动人们花钱，认为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发展。这种观点源远流长，至少有两三个世纪的历史了。但不管说的时间有多么长，说的人有多么多，总是说不通的，也是和常理相违背的。常理是，当遇到经济麻烦时，要勤俭度日，杜绝奢侈浪费，这才能改善处境。怎么可能用奢侈浪费来解决经济问题呢？

当然，常理并不构成足够的证明。还是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商业周期理论。

真实的储蓄-消费比是2比8，市场中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总值比大致也是2比8。通胀制造出4个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这就等于改变了储蓄-消费比，改为6比8. 但这个6比8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可是企业家无法察觉这一点，他们按照6比8的比例设计建造自己的迂回生产结构，采购各种资本品。

6个投资货币追逐2个资本品，资本品价格大涨。资本品生产迅速扩张，以适应6个货币的需求。许多新建造出来的生产结构就是用来生产有利可图的资本品的。

过一段时间，生产结构逐渐建立起来，资本品逐渐进入市场，大致是6比8的比例。同时，企业家投资的6个货币也进入广大社会成员手中。广大社会成员依然会按照2比8的比例支配收入。假设这时通胀停止——如果不停止，见第十五节骑虎难下。结果就是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也就是投资货币恢复为2个。较少的钱购买资本品。资本品无法以原来预期的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出去。资本品价格大跌。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这时，号召扩大消费有用吗？当然没用！不但没用，反而有害！

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合法伪钞被驱逐出市场，导致社会投资减少，也就是购买资本品的货币变少。如果号召扩大消费，势必进一步减少储蓄，也就是减少投资。这当然只能造成情况恶化，使资本品更加滞销。

换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经济危机时期，消费品的价格没有资本品波动那么大。资本品价格由于合法伪钞骗局破产，大起大落。因此，直接鼓励购买消费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其实十分有限。需要增加的是资本品的购买量。但资本品的购买者是其他投资者，而不是消费者，投资者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或者自身储蓄。如果人们更多消费，就只能更少储蓄。银行可用来放贷的资金也就会更少，结果，购买资本品，也就是投资的钱就会更少。经济无法恢复，只能继续恶化。

而且，如果消费品市场也感到疲软的话，其实是因为许多资本品生产企业利润下降，造成从业者收入下降。虽然储蓄-消费比例不变，但总收入减少了，消费开支也就相应减少了。对这种市场疲软，号召大家多花钱显然无济于事，因为根本就没钱可花。除非改善这些资本品企业的盈利状况，否则拉动内需就是一句空话。

有人会问，如果下游消费品销售增加，销售收入不是会逐渐传导到上游资本品生产者那里，改变他们的经营状况吗？注意，在这个传导中，除了最初的消费行为以外，以后的每一步传导实际上都是投资，也就是说，除了最初的消费者，所有得到钱的人都必须克制消费，增加储蓄，增加投资，才能实现这种传导。

可见，提倡消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的。既然如此，如果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最初的消费者就不要增加自己本来并不需要的消费，而要把钱投入储蓄，这样，无需传导，资金就可以通过信贷直接到达资本品生产者那里。不仅促进投资，还从源头上增加了消费需求。

再换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合法伪钞导致企业家建立起许多注定要失败的生产结构。所以注定要失败，是因为合法伪钞是不能当作真钞来使用的。暂时用一下，很快就会穿帮。想要不穿帮，就要继续输入合法伪钞，但那样会造成恶性通胀。

有一个办法可以既不造成恶性通胀又不穿帮，那就是增加真实储蓄，用真实储蓄取代合法伪钞。这样就能让那些本来注定会失败的生产结构能够幸存下来，避免资源浪费。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在危机中要改变不耐，要降低不耐，拿出更多的钱去储蓄，而不是去消费。这才是真正的克己奉献！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才是尽快度过危机的好办法。越是危机，越要增加消费，越要大肆享受，越要奢侈浪费，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用数字解释一下。原来的储蓄-消费比是2比8，4个合法伪钞进入市场，储蓄-消费比变为6比8。合法伪钞扩散开来以后，公众强行把储蓄-消费比恢复到2比8，产生了6-2=4这个投资缺口。怎么弥合这个缺口呢？

除了继续通胀以外，合理的办法是：一方面，企业该破产破产，员工该失业失业，把适合投资额6的错误生产结构清理。假设，经过痛苦的调整，企业把错误的生产结构清理了2，现在比例变为4比8；

另一方面，公众节制消费，增加储蓄，把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扩大为4比6，这时，缺口就被弥合了，痛苦的调整过程结束了。生产已经建立在真实储蓄的基础上，不必担心再有错误的生产结构了。经济将重新进入增长期。

如果公众不减少消费，企业清理幅度仅仅是2就不够了，清理幅度要达到4才行，也就是说，调整的时间会延长。

如果公众相信蛊惑者愚蠢的号召，不但不减少消费，反而扩大消费，大手大脚地乱花钱，把宝贵的资金撤离储蓄，吃光玩尽，势必让投资缺口越来越大。结果就是，企业界不得不进一步延长痛苦的调整过程。需要清理的生产结构越来越多。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失业人数越来越多。社会长期陷入痛苦的调整中，难以脱身。从业者的收入无法改善。这时，消费市场也不可能真正兴旺。

最后从银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经济危机时期，银行为确保自身资金状况，不得不大幅缩减信贷，惜贷。这时，如有大批真实储蓄进入银行，会极大地改善银行的资金状况。银行的最终目的不是增加储蓄余额，而是谋取利差。因此，一旦资金状况改善，银行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信贷。这才是增加流动性的根本之策。至于政府增税或者印钞，然后注入经济体，以“增加流动性”，那只能是扬汤止沸，自欺欺人，只会让局面愈演愈烈。

我想我已经证明了那种认为经济危机中“消费爱国”的观点是多么愚蠢和有害。但愿能警醒一些被错误理念欺骗的人们。

经济危机时期，节制消费、增加储蓄才是正确的应对之策。政府减少自己的开支尤为重要。不仅可以为社会做出表率，而且，政府减少的开支数额也为数不小。对经济恢复增长意义重大。1930年代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以前，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都非常短暂。在这些危机中，美国政府所作的，仅仅是加入勒紧裤腰带的行列，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减少开支。

可惜，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极度膨胀的政府。不仅他们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前所未有，他们敢于出手的勇气和自信也前所未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他们不但不肯减少自己的开支，反而要大笔增加开支，为此不惜增加税收，压榨社会。同时，他们还开动各种舆论机器，以爱国的名义，鼓吹人们大肆消费，几乎阻碍了经济自我调整的所有方式。

如果有什么组织蓄意破坏，目的在于搞垮社会的经济和稳定，让人们无所适从，迷失方向，这个组织做的也不会比极度膨胀的政府更过分、更荒谬了。

十八、健全的银行体系

在第五节中，我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释：

有人会问，如何保证银行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投资呢？如果银行没有做好这件事，不是会有许多资金闲置吗？

现在可以解释一下了。

本系列文章确实把储蓄和投资同等看待，几乎视为同义词。但银行实际上不可能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企业家的投资。当然，另一方面，银行又通过部分准备的方式，使得投资额远远超过储蓄额，制造通胀。

这种银行体系不能让人满意。那么，我主张什么样的银行体系呢？

概括来说，我主张以“真正的储蓄”取代目前以部分准备为基础的银行储蓄。这种真正的储蓄将恢复投资永远都有风险这个无可回避的现实，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避免部分准备制度造成的通货膨胀。

也许可以设想这样的银行体系：在储蓄银行中，活期存款必须保有100%的准备金。银行不能把这些钱作为贷款发放，获取利差。但银行可以收取活期存款保管服务费。储户把钱存在银行，为的是得到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比如银行卡、支票、转账等等。储户可以避免现金交易的种种不便，但也仅此而已。储户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

如何确保100%准备金呢？两个办法：一、绝对禁止政府对储蓄银行提供任何担保，政府这么做完全是非正义的，是在破坏健全的金融体系，降低社会防范风险的投入；二、如果储蓄银行出现挤兑，政府绝对不能出手相救。不但不能救，该银行主事人还要以欺诈罪被起诉，属于刑事犯罪。储户的财产损失只能看作是他们个人自愿承担的风险。

同时，应该鼓励媒体或其他专业性机构对储蓄银行的准备金状况随时进行披露和报道，提醒储户他们面临的风险。储蓄银行有接受这种舆论监督的义务。如果储户放任这种风险，其他人当然没有任何责任去救助他和他的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仍然会有银行进行部分准备。但既然储户对此心知肚明，那么，一旦由于挤兑而无法收回自己的存款，他们的损失和市场体系无关。

活期存款以外的储蓄，一律作为银行债券处理。这种债券，到期后，银行应该按利息收回。在期限内不可退款，但可以自由交易。为此可以成立专门的债券交易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债券价格当然是可以自由浮动的。

这种债券可以彻底避免挤兑的现象。假使银行出现问题，只要债券没有到期，持有者就无权要求银行兑付。他只能想办法到债券交易市场出售。这时的出售价格多半会下降，甚至完全蚀本。风险永远是有的。对吗？

如果能够建立起这种银行体系，储蓄将最大限度地变成投资。同时，由于银行发行的是债券，而不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存款，因此，当这些资金被作为贷款借给企业家时，期限内，债券持有人就不能使用这些资金投资或者消费了。一钱没有两用。这很好。

至于活期存款，由于要支付服务费，应该不会太多。大多数储户都会乐于把自己的钱变成可靠银行的债券，而不是要缴纳服务费的存款。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活期存款不应该被视作浪费，或者被视作通缩的来源，而应该被看作是人们的一种消费，用来购买名为“安全”或者“便利”的服务。这部分资金应该被计入储蓄-消费比的消费一边。

与这种储蓄银行相区别的，就是股份制银行。这种银行不吸收公众储蓄，而是依靠股东认购股份，然后把资本金贷给企业家。对这种银行，应该完全不设政府管制，任其自由发展，反正风险完全是由少数股东承担。只要不上市，这些银行也可以不必向公众披露任何内部信息。这种银行甚至可以不必叫什么银行，而是名为投资公司，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名字，以避免公众干预的欲望。

这种银行体系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把银行的特殊性适当削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并不等于金融机构应该享有某种特权地位。虽然粮食比豆腐干重要得多，但集贸市场中卖粮的商贩和卖豆腐干的商贩，市场地位并无不同。

可是，我们现实中的银行，享有太多的特权。仅以部分准备金来说，其他任何行业的企业都不被允许有这样的特权。除了银行以外的企业，一旦陷入这种资不抵债的局面，就可能被宣布破产。而银行却可以泰然自若地常年保持这种“濒临破产”的状况。

同时，银行还通过享有政府信用，把自身安全和社会稳定绑在了一起。在美国最近的救市中，居然发展出一种“不可破产”理论，声称某些金融机构过于重要，所以绝不可破产，必须得到政府的救助。蛮横不讲理，莫此为甚！干脆，直接把种姓制度在美国推广好了。“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更加平等”。

而在健全的银行体系下，储蓄银行不过是提供跑腿、运钞服务的服务生，替大家换换零钱、转转账，兑换个支票什么的。不同的服务费对应不同收入水平的客户。穷人也有机会得到金融服务——目前中国的态势是，金融服务正在日益远离穷人，并非其中无利可图，而是庞大的银行不屑于挣这点小钱。

一个好的银行体系应该是：街上看自行车的大妈可以把每天挣来的钢蹦存入社区小银行，而不必在本打算为高级白领服务的大银行里看别人的白眼。而有着全球服务网络的大银行也不必苦恼于大部分人力物力都用来应付几百上千的小额存取业务。

至于投资银行，更应该遍地开花，大大小小，随处可见。小额信贷、短期信贷、本地信贷、局限于某行业的专业信贷，等等，灵活多样，各不相同，可以适应从街道小企业到跨国大公司等各种企业的金融需要。

在这种体系下，银行经营其他业务的公司没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银行经营的是钱而已。为数众多、风险各异的银行，既适应了各种人群的需要，也最大限度地分散了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这才是银行应有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高度发达的银行体系中，人们的收入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储蓄，而每一分钱储蓄都将最大限度地被转化为发展生产的投资，同时，不负责任的信贷扩张因为将风险自负，也将降低到最小程度。

如果这种体系可以和哈耶克提出的自由货币制度结合在一起，那么，也许，对经济绝少干扰的“中性货币”就将成为现实。

目前还看不到实现这一切的前景。无数现实的限制摆在人们面前。但没人能限制我们的头脑去构想这一切，有了构想，实现可能仍然是遥遥无期，但如果连构想都没有，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二十、商业周期小结

如果理解了市场规律，在你的头脑中，整个经济世界就会变得清晰、有条理和有秩序，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都呈现出各自的作用和意义。你会惊叹市场这个伟大秩序的精妙之处。而干扰这个伟大秩序的因素也会像被荧光笔标出来一样明显和不容置疑。

如果没有理解市场规律，你就会迷失在无数事实中。你听到的所有说法和解释好像都是有道理的。它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现实中找到证明自己成立的事实。你根本不能判断，你只能无所适从，人云亦云。在复杂的世界中，没有清晰头脑的人必定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只能把他乡做故乡，把敌人做朋友。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的人；二、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只能跟随他人的人。前者永远是少数。他们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你可以自由选择做哪一种人。

这就是花时间和精力研究经济理论的意义所在。经济学不见得能给你提供现实的对策，直接帮助你发财致富，但可以帮助你理解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理解由人类行为构成的经济世界的运行规律。当你具备了这种理解以后，目标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当然，看到目标离到达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你还必须卷起袖子，开始行动。但你不再需要诚惶诚恐地看着别人了。相反，你将带领那些理解力低下的人。他们需要你。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些伟大头脑构建的商业周期理论是怎样帮助我们认清复杂的世界的。

一切都从货币开始。

甲乙二人，所以愿意交换，是因为交换可以增进他们双方的利益。在物质资料没有增加的条件下，双方的收入都增加了。这就是交换的收益。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人们不需要货币。货币的功能在于可以大幅降低交易费用，但不会把交易费用降为零，更不会把交易费用变为负数。也就是说，货币最佳的效果也就是：

货币收益 = 交换收益 – 交易费用

这就是我们对货币能抱的最大指望了。如果现实中的货币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常好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性货币”。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中性货币。

这是因为，许多人总希望货币能做得更多。他们总禁不住把货币看作财富本身，而不是交换财富的工具。于是，当财富不足时，他们不是想办法去更多地创造财富，而是转而去弄出更多的货币来。

货币越多就是财富越多吗？当然不是。

但对某些人来说，确实货币越多，财富越多。不过，这些财富其实都是从别人那里掠夺来的。通货膨胀就是这种掠夺的工具。

可恶的是，通货膨胀不仅帮助他们掠夺别人的财富，还搅乱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在一个复杂的、非面对面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直接根据他人的需要安排自己的生产。人们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最终消费了自己产品的人是谁。人们只能根据抽象的价格信号安排自己的生产。而使用资金的价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格）是所有这些价格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货币，或者说资金，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之一。这种要素的使用价格被扭曲时，人们就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生产结构。他们建立的生产结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必定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必定是错误的生产结构。继续扭曲价格体系，或许会让这种不符合和错误暂时不暴露，但早晚会暴露。

暴露的时候，就是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暴露得越晚，积累的错误越多，经济危机爆发得就越猛烈，破坏力也就越大。

人们一般是通过历史上的恶性通胀来理解通胀的。那种恶性通胀固然可怕，但正由于其恶性，反到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防范。相反，温和的通胀，虽然同样扭曲了生产结构，但却因为没有造成物价的短时间大幅上涨，反倒容易被人接受。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温和的通胀，接受了货币过上若干年就大幅贬值的现实。这好像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恶性的，通胀都是在掠夺生产者的财富，同时，还摧毁了经济世界的秩序和规则。

经济危机是不幸的事情，但经济危机不过是此前前错误的正常结果。理智健全的人，会把经济危机的损失记在过去错误的账上，而不是怪罪于经济危机本身。疼痛很不好，但疼痛会让人注意到，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要去纠正和改变。如果没有痛感，人会更危险，甚至随时会糊里糊涂地丧命。

但太多的人乐于掩耳盗铃。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把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消除，他们满足于情况仅仅是看起来正常——他们把这称之为经济在好转和回暖。这些庸医的唯一知道的疗法就是止痛药和麻醉剂。

如果这些庸医饶了我们，放过我们，一切会好得多。

说到底，无论是平时的发展，还是在危机中拯救世界，我们只能依靠那些智慧、诚实和有行动能力的人。如果这些人的努力被阻止、被破坏，世界就会不可避免地变糟。商业周期正是因此而反复光临这个世界的。

怎么让这些智慧、诚实和有行动能力的人愿意付出他们的努力呢？答案唯有自由。自由是这个世界最深刻的本质和逻辑。无数人不信任自由，鄙视自由，甚至仇视自由。他们更相信庸医。但只要你深入地理解人类，理解世界，你就会理解自由，理解自由的宝贵和伟大，并加入到渴望和追求自由的人的行列。

这其实才是研习经济学理论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

我们还有机会创造一个让智慧、诚实和有行动能力的人大行其道的自由世界吗？



到这里，对商业周期理论的一般介绍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内容是分析本次经济危机的具体现实，并尝试着给出一般性的对策。

让我先从美国说起。

二十二、金融衍生品

商业周期理论强调通胀进入经济体的入口和时间的重要性。那么，根据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此轮商业周期的通胀入口，主要是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通胀制造出来的合法伪钞主要在金融业内打转转，主要形式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同时，还大大提升了华尔街人士的收入。他们收入的提高，相当于资本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金融业的资本品就是人力资本。

前面分析生产的时候说过，不能仅仅把生产理解为制造和采掘，而应理解为把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的整个过程，及其辅助过程。这样理解生产，就会看出金融业也是广义生产过程的一部分。金融业承担着为其他生产环节提供资金的重要职能。

因此，如果合法伪钞通过次贷等金融环节进入经济体，企业家同样会努力建立起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在生产过程的其他环节没有新技术突破、无法容纳更多资金的条件下，金融业将成为大量合法伪钞投资的领域。这是众多金融衍生品滋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危机时，更多的迂回生产结构建立在复杂昂贵的信息技术投资之上。新兴的互联网科技提供了容纳密集资金生产结构的空间。互联网危机以后，信息技术虽然没有停止发展，还还没有取得像互联网那样的革命性进步，不能为投资提供广阔的空间了。传统的制造业更不用说了。于是，合法伪钞就涌向了金融业。

所谓金融衍生品，其实就是更丰富、具有盈利能力的金融服务项目。外行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复杂微妙之处，就像外行人很难理解一个复杂的机器设备一样。但原理并不复杂，通过增加金融环节的迂回程度，来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理应受到两种力量的制约。一是资金的制约，二是风险的控制能力的制约。不能进行超出资金承受能力的投资，也不能进行超出风险控制能力的投资。在通胀的背景下，第一个制约被大大削弱了。那么，第二个制约力量怎么样呢？

不幸的是，第二个制约力量也被大大削弱了。

削弱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和外部政府管制。

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批评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太松，呼吁政府加强金融管制。这种观点完全错误。实际上，危机以前的美国金融业已经承受着美国政府非常多的管制和干预。上一节对次贷危机的分析，就指出了政府对银行的种种粗暴干预。当这种粗暴干预更进一步时，国会管制高管薪酬，管制不成，气急败坏地加税等一系列闹剧上演，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府管制金融机构，不但限制了金融机构管理的灵活性，还同时不可避免地把政府信用注入金融机构。公众会因为政府的管制而放松对银行推出新产品的风险防范。“在政府眼皮底下，他们不敢胡来的”。结果就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社会防范风险的投入降低到了应有程度之下。

金融衍生品本来就非常复杂，一般人难以认清。在产品创新和过度冒险之前，本无清晰的界限。如果降低风险防范水平，必然导致风险过高的金融衍生品出现。

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是指金融机构已经从传统的投资者管理下的无限责任公司，变为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更像是一个官僚机构，掌握在拿工资和奖金的准官僚手里，而不是由靠头脑和实干自负盈亏的企业家控制。

投资者管理，企业收益和个人收益统一，会倾向于控制风险，不会为了短期利润而承担过大的风险。但拿工资和奖金的职业经理人则会不可避免地追求短期利益，为此不惜冒过分的风险。成功了，他们腰包鼓鼓。失败了，投资人买单。

经理人往往还有一个可耻的表现。在这次美国大救市中也有表现。银行倒闭，在许多时候其实是被其他金融机构吞并了，并不是灰飞烟灭了。但负责管理的经理人更愿意让银行国有化，即使他们知道这是卖身为娼式的堕落。为什么？如果国有化，他们一般都会保留现有的职位。但如果被其他金融机构吞并了，他们多半只能卷铺盖走人。新老板应该不会留用这些把公司搞垮的笨蛋。相比之下，国家就慷慨仁慈多了。

人人都爱大政府。

制约金融衍生品的主要力量都被削弱了，因此，金融衍生品就在大量合法伪钞的推动下，发展得无比复杂和危险，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风险控制范围，几乎把所有人都绕糊涂了。即使有人怀疑，看到别人在其中大把挣钱，还有几人能无动于衷呢？

根基是次贷、缺乏风险控制机制的金融衍生产品，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大厦。到了2008年，这所大厦已经巍峨入云，令人叹为观止。而当它轰然倒地时，景象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何止是叹为观止，简直是令人终生难忘。

看起来，所有者、管理者分离这个问题，是市场自发运转的结果。但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被削弱的结果。当金融机构有了国家这个最大的支持者以后，这个体系就逐渐开始排斥真正的资本家，而更愿意接受官僚和准官僚的管理，并不断偏离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资本家努力创造真正的价值，但好大喜功的官僚和准官僚更热衷的是虚假的承诺、官样文章、超出管理能力的巨型规模、永不倒闭的宣言、空洞的社会责任。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人们就只能得到一个表面繁荣、风险过大的银行体系。

这种银行体系最终造成了经济危机，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说完美国了，接下来该说说中国了。

其实李子旸的这系列文章之前已经有说明。

是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一个普及文章，背后是数十年无数经济学人的努力。

对与商业周期问题，大家尽可以一起讨论。

你为什么能超过李泽楷？

邓新华

中国的古代评书里，主角常常是一代更比一代强。比如，“薛家将”里，薛仁贵的功夫已经够厉害了，他的儿子薛丁山的功夫更厉害，而薛丁山的儿子薛刚则更更厉害，薛刚的儿子薛葵则更更更厉害。薛葵已经厉害到可以手使一双几百斤的大锤的程度了。当然，这么一代代厉害下去也是不行的，否则到不了晚唐，薛家子孙就可以像孙悟空那么厉害了。因此，“薛家将”不能没完没了地说下去。

虽然中国人在评书里表达了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愿望，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中国有一句俗语揭示了实际的情况：“富不过三代”。又有一句话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富不过三代”当然不是绝对的铁律，但确实是概率很高的现象。传统中国人里往往会用骄奢淫逸、娇生惯养之类的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解释颇有道理，但并不全面。

经济学家米塞斯解释企业家的下一代的失败，则用的是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而无法通过语言教给下一代。这样，下一代往往就不如上一代。

这一解释更加合理，它尤其能解释那些并不骄奢淫逸、娇生惯养的企业家后代的衰落，但是，仍然不够全面。

米塞斯的一个概念——消费者主权，倒是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个现象。

所谓消费者主权，是指消费者通过其购买行动，决定着资源流向何方，决定着资源该在何时使用、该满足更远的还是更近的欲望。企业家则努力预测消费者的需求，等待消费者的挑选。那些有幸被消费者挑中的企业家就能发家致富。这和企业家具有多少知识、道德有多高尚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此，即使小学毕业的人也可以成为大企业家。

一个人即使拥有非常高超的制造BP机的本事，他也无法发财，因为消费者早就抛弃了BP机。中国乒乓球队横扫全世界，但几个主力队员的收入加起来，恐怕也比不过并非篮球绝顶高手的姚明，这也是因为消费者愿意为看姚明比赛多花钱。任何一个企业，今天被消费者抛弃，明天就得准备关门。

消费者是冷酷的。即使他们希望看到企业家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传奇故事，但是，当他们购买时，他们就把这个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会耐心地比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会热情地追逐更新、更好的产品，而不会去关心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家的命运；他们只愿意出这个价格，而不管企业家实际用了多少成本去生产。他们看中手机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最精致的BP机。他们看到某位企业家失败的故事，也许会付之一叹，但却不会用实际的购买行动去拯救企业家。

在消费者主权冷酷的法则下，即使企业家能够把自己的所掌握的全部市场经验都传授给子女，即使他们把子女送到商学院去深造10年，又能怎么样呢？过去的成功，并不能延续到未来。只要其他的企业家生产出更好、更新、更廉价的产品，消费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其他企业家。

这也正是市场魅力之所在。任何人，只要你的产品讨好了消费者，你就可以取得成功。即使李泽楷从小就跟在李嘉诚身边学生意，即使李泽楷去美国读了商学院，即使李泽楷娶了梁洛施，你仍然有理由相信，下一个李嘉诚有可能是你，而不是笃定是李泽楷。

如果，设想一下企业家能活两百年，那又会怎么样呢？很显然，即使他的才能毫不衰退，他也有很大的可能碰上失败。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才能，一辈子能把握住几次讨好消费者的机会，就很难得了。总有其他的企业家在某个时候更能讨好消费者。如果企业家能活两百年，人们就会改口说“富不过一代”。这是冷酷的消费者决定的。即使在目前的寿命条件下，仍然有很多企业家成功了，又失败了，有的还成功失败很多次。如果拉长企业家的寿命，就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家成功了，又失败了。

当然富二代仍然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人脉。只要他们谨慎经营，还是可能尽量延长富贵生活的时间。在保护产权的社会，守成相对更容易。其中，也会有一部分人超越其父辈。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富家子更优秀，而是因为他们有幸碰对了消费者的喜好。

但超越父辈的人还是很少的，更多富家子，如果能得到一句“创业不足，守成有余”的评语，就算不错了。他们不服气也没办法，因为并不是他们的厉害老子或他们自己在决定这一切，而是消费者在决定这一切。由于很难长期讨好消费者，因此，又有一句话说：“创业容易守成难。”

稍稍一顶。

第19是个小戏剧。不影响连贯性。

二十三、贸易顺差和逆差

出口和进口，是常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关有两个概念：贸易顺差和逆差。如果买的少，卖的多，就会得到更多的钱，这被称为顺差。反之，则是逆差。

大多数人习惯认为，顺差比逆差好。手里有更多的钱更好。这种常识完全错误。顺差和逆差并无所谓好坏之分，让大家在这里犯错的主要原因是，顺差和逆差一般都是针对国家来说的，而国家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经济上真正有意义的单元是公司和个人。这之间的错位导致对顺差逆差的错误认识。

何以如此呢？

从公司或者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时，没人在乎顺差还是逆差。公司对供应商永远是逆差，对客户永远是顺差。根本没人在乎这个。有人想努力把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逆差变成顺差吗？或者不再谋求客户从自己这里买东西，而转而从客户那里买点儿什么？同样，个人对其工作的公司永远是顺差，每月得到货币，而对经常去的超市永远是逆差。你能卖给超市什么？

国家无非是许多公司和个人随机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在统计上才有意义，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基本没什么意义。同一个国家的公司和个人之间并无什么整体性，他们仍然是各做各的。同属一国和同属一个公司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如果一个国家碰巧石油很多，但人口稀少，市场狭窄，该国就会对能源进口国形成顺差。但这不能改变该国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现实。反之，另一个国家财大气粗，自身市场庞大，会吸引许多外国公司来销售商品，统计上，该国就会进口较多，有可能出现逆差。出现逆差又怎样呢？该国的消费者享受着全世界运来的商品。

重要的是，必须理解，得到货币，并不是贸易的最终目的。没人为了挣钱而挣钱，挣钱都是为了用来现在或者以后花的，以得到商品和服务。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大家都想要得到通行货币，比如美元。拿到了通行货币，才可以花出去。那些不太通行的货币是不可能用来支付国际贸易的。

参与国际贸易和参与国内贸易，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无不同，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是工具。顺差或者逆差，不过是某种伴生现象。可是，由于完全多余的国际收支统计，这种伴生现象却好像成了贸易的目的。

想象一下，城市里按照分区进行贸易统计，必然是商业区贸易大顺差，而居住区贸易大逆差。如果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把商业区和居住区平均分布，结果就是商业区失去了集聚效应，居住区失去了宁静祥和。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统计数字。

在国际贸易中对顺差的追求同样荒谬。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取消国际收支统计，这种没有意义、只能误导的统计根本就不必继续进行。

不过，有些国家确实竭力追求贸易顺差，尽可能多地去挣国际通行货币。这非常奇怪。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原因何在，请读者思考。我在这里只说说这种做法的后果。

由于美元是国际通行货币，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他国家的人在国际贸易中支付的美元，必须是他们通过另外的贸易挣到的，但美国人却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国际贸易。按道理说，即使是美国人，也必须通过贸易或者劳动挣到美元，但现在的美元可不是金币，而是纸币。这样一来，美国人就有两种手段支付国际贸易，一是用在其他地方挣来的美元，二是用多印出来的美元。

看出来了吧，和美国人做生意的外国人有一个风险。他把东西卖给美国人，美国人给他打一个欠条，这个欠条就是美元。这个欠条可能货真价实，也可能贬值。什么时候贬值呢？美国人搞通胀的时候，美元，也就是欠条，就贬值了。

那么大家为什么还把美元当作国际通行货币呢？为什么不用津巴布韦币当作国际通行货币呢？那就是因为，相对来说，美国还是世界上可信赖的国家。大家相信美元膨胀的可能性比其他货币要小。如果你卖出商品，愿意收津巴布韦币，那你可真是有一颗勇敢的心。

另外，美国人本身是大量国际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使用美元是很自然的事情。换句话说，美元成为国际通行货币，不是某个个人或集团的安排或阴谋。没人有那么大的本事。这是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和美国庞大经济总量的结果。其他货币要想取代美元的地位，就必须在这两方面做得比美国更好。舍此别无他途。

既然美元是国际通行货币，中国竭力追求顺差的结果就是积聚了大量美元。最新的数字是2.1万亿。

怎么会积聚了这么多？前面说了，贸易的最终目的不是得到货币，货币不过是交易的工具。中国人把东西卖给美国人，得到的美元实际上是欠条，正常的情况，应该把这个欠条拿去兑换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可以从美国人那里，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人那里。我们不去兑换，攒下一大堆欠条干什么？

直接操作国际贸易的是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如果美元在他们手里，他们是不会在乎什么顺差逆差的，他们会正常地储蓄和消费那些美元。但现在美元都在央行手里，越攒越多。

把贸易的目的从得到商品或服务变成攒欠条，这当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违反规律的做法，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惩罚是什么呢？下一节再说。

作者：lespleen　回复日期：2009-07-14　14:55:34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周期理论，想深入了解的可以参看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英文好的可以上看Mises <HUMAN ACTION.>



罗斯巴德这本书确实不错。

http://www.mises.org/就更不用说了

书架上的史诺比：放心早餐可以休矣

李子旸

【早报网】7月5日(重庆、北京综合讯）

为确保食品安全，解决早餐脏、乱、差的问题，中国商务部推出了“放心早餐工程”。重庆市首家放心早餐工程试点企业——重庆乡村基早餐店日前在江北步行街亮相。

中国食品商务网报道，“放心早餐工程”的启动旨在改善市民的早餐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在商务部《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建设试点城市和企业名单》中，重庆成为西南地区惟一上榜城市，其中乡村基成为首批惟一入选企业。

按照商务部要求，经营放心早餐的企业需有主食加工配送中心，早餐的原材料由中心统一配送，以保证食品安全。乡村基首推的放心早餐店将沿袭重庆市民习惯的口味和品种，以包子、蛋、粥、豆浆、牛奶、米线、面等为主，价格与传统消费相当。既要做到干净、卫生、快捷，同时还要保证方便、实惠、营养。

《北京商报》报道，北京市政府部门将出资加快推进早餐工程，并在今年建立四个早餐配送中心，为早餐工程的中标企业统一配送食品，以降低配送成本。



提到早餐工程，北京人并不陌生，这项民生工程自2002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并规划“间隔50米设立一个早餐点”。但由于利润薄、配送成本高，当初中标的首钢饮食、 元阳光等企业，经营比较惨淡，甚至马兰拉面因亏损等退出了早餐工程，街边的早餐车也越来越少，早餐工程变成了“烂尾工程”。相比之下，卫生堪忧的街边小摊倒是经营得红红火火。



这是2005年8月【新华网】的一个专题网页：“广州放心早餐”，力挽市民信心

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放心早餐出街仅半个月，各种负面消息便接踵而来。先是6月12日，有消费者投诉买到过期包子，经食安办和企业一番解释后，此次风波平息了，但足以让人替“放心早餐”捏一把汗。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重磅炸弹”是在7月25日，有媒体爆出在海珠区发现一家有不良记录的厂家出售放心早餐样品细菌超标10倍！接连数日，有关媒体针对工程招标、产品标准、企业资格等爆出一连串疑点，市民也接二连三地投诉其早餐口味不好、质量难保等，直接导致“放心早餐”在销量上遭遇滑铁卢：每辆车的日销量由600—700多元降至300—400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放心早餐”的推进步伐明显放缓，食品安全办公室有关人士称，向全市推广的时间表还要再慎重斟酌。第二批早餐车的出现果然比原计划推迟了半个月，推广区域也减少了一半，而且事前未有任何来自官方渠道的宣传。

【金羊网】2009年2月19日的报道《广州放心早餐褪去光环 品种口味价格没优势》

品种口味价格都没优势，消费者用脚投票，令这项政府牵头的民生工程有虎头蛇尾之虞

许多消费者对于放心早餐的价格、口味、品种都有不满意处。

放心早餐首批推出的近百种早餐食品中，既有新潮的汉堡包、蛋糕，又有传统的馒头、包子、豆浆。但是，目前市民最不满意的地方恰恰在于早餐的花样上。但市民每天在早餐车上看到最多的还是面包、蛋糕和包子、馒头，广州人早餐最爱吃的粥、粽子、糯米鸡和肠粉要么没有，要么量太少。一些市民认为早餐包子和馒头口感差，觉得包子馒头外皮热，里面冷，且面团松散，不柔滑，甚至怀疑是速冻食品。据两家公司技术人员介绍，现在供应的中点都是缓冻而非速冻食品，面团组织松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包加热不透，因为中包从工厂运出时处于10度左右的冷藏状态，光靠早餐流动车上的小煤气炉，短时间内要将中包加热到60～70摄氏度较困难，中包外面有一层塑料包装，隔住水分后也增加加热难度。

其他例子：

1997年上马的杭州市放心早餐工程，一度发展到800余辆餐车，然而到2004年上半年，800余辆餐车全部退出杭州早餐的历史舞台。

2003年10月启动的山西晋城市“放心早餐工程”一度搞得轰轰烈烈，但由于不合当地饮食习惯，一年多之后，晋城的放心早餐宣告终结。



当初广州市大张旗鼓推行“放心早餐工程”时，我就已认定它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形象工程”，就像当时轰轰烈烈，如今尴尴尬尬，游不是，不游又不是的“万人横渡珠江”“工程”一样。为何？

其一，早餐本是薄利的生意，尤其是不怎么注重早餐营养的中国传统饮食习惯，重的是口味和花色。相对而言，小本经营的饮食店和流动摊档比什么公司、集团更有优势。就连快餐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在最繁华的纽约，也有流动摊档的生存空间。连许多经营传统广式早茶的酒家都说，做早茶对大多数酒家是“只赚人气不赚钱”（为午、晚的饭市积累人气），何况本该薄利多销的大众早餐？想要“干净、卫生、快捷”，“还要保证方便、实惠、营养”，并且“将根据市民口味不断增加变化品种”，同时不言而喻的是，还要能让拉开如此大架势的摊子挣钱（听说凡是政府招标的工程，招标成本很大，比如政府公务车采购，药品采购，都高于市场价，而与公务车和看病不一样的是，市民暂时还不一定非要买政府早餐），无疑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最想不通的是，经过了30年计划经济的挫折和30年经济改革的实践，大部分经济领域实现了“国退民进”，为何政府却试图在最适合小规模经营的早餐业上来一个倒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这个行业也是集体经济为主的。

其二，千姿百态，千滋百味，变化无穷，是中国传统饮食的生命力所在。同一种食物，各地有各地的水土，各家有各家的绝招，故各家有各家的特色，这种“非标准化”有些人认为是缺点，而我认为它恰恰是其魅力所在。比如最简单的白粥，同属广东的广式白粥和潮式白粥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双方互不买账，都认为自己的粥才是最好的。即使广式白粥，广州、顺德、新会、台山又可能各有各的“秘籍”。有一个不好的例子是在政府推广下到各地落脚的沙县小吃。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我光顾了两次，挂在墙上的政府统一印制的“沙县小吃”宣传画很热闹，很诱人，有上百种。可是我想吃的、看起来很特别的一样都没有，千篇一律是跟别的店差不多的馄饨饺子之类，不见得有什么地方特色，反而有受骗的感觉（挂羊头卖狗肉），从此对其失去兴趣。

其三，推行“放心早餐”的理由是食品安全、取缔“占道经营”，创造就业……上面的消息和三聚氰胺奶、齐二药事件已经告诉我们，大企业不是食品药品安全的必然保证，免检反而成了罪犯的隐身衣。按“放心早餐”的思路，午餐、晚餐也得政府包办啊，还有夜宵、饮料、零食……政府也管得太宽了吧？难道“奉旨占道经营”就天公地道，自由占道经营就应该赶尽杀绝？“创造就业”更是障眼法，中标的公司当然“创造”了一些职位，而原本经营小本生意的更多小市民的失业，八成是不算在政府“失业指数”里的吧！香港作家兼美食家蔡澜说过，遇到经济危机或家庭财政困难，流动小贩是最容易让人翻身、走出困境的职业，因为成本低，门槛低，风险也低。政府为什么要挤压、侵占小市民的生存空间，与民争利呢？国企已经垄断了油水气电铁路盐烟电信电视等等等等，就留一点鸡零狗碎的生意给小市民吧！

其四，中式的早餐注定在这种虚头八脑的长链条经营模式上水土不服。比如消息中提到的“中点”（我想是中式点心的意思吧）的口感和温度问题，为了“卫生”，它要用塑料包装，而早餐流动车的炉具却无法加热到合适的温度；如果够热，那必将产生化学污染（当温度达到限度时，塑料制品会产生致癌物二噁英，即使是食用型的，也不宜高温）。而且我担心，由于链条太长，导致生产过程中使用防腐剂的可能大大增加（传统早餐是没必要的）。

早报网说，“到一些小吃店吃早餐，要排位、等着现做，对于上班族来讲，这种‘浪费时间’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接受。”其实我见过又快又好吃的中式早餐。每天早上从兰州经过银川的火车，在银川下车的旅客，据说大部分人的第一个节目是到沙湖饭店吃早点。它的经营方式比较独特：客人先按照大概的消费额买早餐票，然后选择食品，剩下的票退回现金。如果是熟客，当可知道要买多少钱，省却后一步程序。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好。既可以免除粤式先吃后付的经营风险，又避免了一般小吃店先付后吃的缺陷（有时想添加别的食物，可是因为怕麻烦而打消念头，特别是旅游者，会有好奇心），效率高，还可以增加营业额。印象更深的是沙湖饭店的早点，新鲜热辣，品种繁多，十分诱人，把我们都吃撑了。特别是酥脆的大油条，大家眼阔肚窄，又十分留连，就买了很多带到车上。

我对放心早餐从来就不感兴趣。有一次去体检，抽完血，医院附近没有小食店，只有放心早餐流动车。我凑近一看，只有用丑陋的塑料袋包装的包子、面包牛奶之类，卖相不见得比街边小士多里那些来路可疑的放了鬼知道N天的面包更好（我从不吃这种面包），完全引不起我的食欲，我宁愿饿着也不愿吃这样的东西。我问，不是说有什么肠粉和粥吗？那人说，早就不做了！原来所谓的“近百种早餐食品”只是皇帝的新衣，既如此，以“嘴刁”闻名的广州市民不用脚投票才怪！

放心早餐，可以休矣！

贸易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Russ Roberts
原载：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November, 2007
译者：沈欣

大多数政客的演说都会让你觉得，商品出口是打开繁荣之门的钥匙，而商品进口则威胁着我们美好的生活。进口量多于出口量，我们称之为“贸易赤字”。它往往被描绘成“亡国之道”。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就想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以防止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的手段销售他们的产品；而共和党的候选人米特·朗姆尼则认为，贸易的好处在于出口，因为出口能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利益。政客们总在不停地说，为美国商品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是何等重要，但为外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带来的好处，他们则绝口不提。

以上这种关于出口和进口的观点，叫“重商主义”。它产生于14世纪，差不多和“炼金术”一样深入人心，是“前启蒙时代”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

“进口不好而出口好”这一逻辑，初看是简洁明了的。毕竟，一个工厂在国际竞争中因为不敌对手而倒闭了，工作职位就会比原来少了。难道不是进口导致了工厂倒闭吗？难道不是因为出口才会兴建工厂吗？

当真如此？不妨想一想，我们就当重商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状况实现了。假如我们只有出口，却什么也不进口，那就是极端的贸易盈余了。那就是说，我们卖力干活，不仅耗费原材料，还得耗费精力和发挥创造力，给别人生产产品，却根本不索取回报。如果是这种状况，那么它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奴役。永远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国家的富裕又从何谈起？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只进口商品，却什么也不出口。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一个噩梦般的状态。可事实上呢？想像一下每天早上起床，在你家门前停着一辆日本生产的轿车，在你的衣柜里放着中国生产的衣服，而在你的酒窖里则放着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它们全都是免费的！你会觉得自己身处天堂，要不然，就是圣诞老人刚到过你的家。从外国取得免费的商品，或者购买廉价的商品，怎么可能导致我们贫穷呢？商品进口，又怎么会伤害我们？

我们出口商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是为了是赚足够的钱，再从外国进口另外一些商品，一些我们难以生产，或者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为了得到这些商品，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外国人送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连出口的不需要了。然而世事又岂能皆尽人意？所以，为了进口商品，我们需要出口商品，出口是进口的必由之路。

在日常生活中，道理也是一样。如果别人送我们一块香蕉面包，又或者几个自己种的番茄，我们便会很高兴。当然，他们要是送一辆轿车，我们会更高兴，即使不是太贵的车。然而，当别人给我们轿车，衣服，手表，鞋子的时候，他们期望得到回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世界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不要再这么笨，抱着什么都要自己生产的想法，把相对便宜的商品拒于家门之外，或者国门之外了。自给自足的结果，只会是一贫如洗。

况且，商品进口是不会减少就业机会的。它只会减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贸易让我们获得更廉价的商品，使得原有的资源得到释放，从而转到其他地方，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正是我们进行贸易的原因——利用其他国家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为我国生产更多新产品创造条件。

自1976年至今，美国每年都有商品交易的赤字，但与此同时工作职位增加了五千万个。人均收入的增长，扣除通胀后，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有些人总以“贸易赤字导致冻薪”为由，制造恐慌。然而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薪金外的收入（在工人的收入来源中，这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另外，他们也未能正确地计算通胀。

在最近的一次共和党总统选举辩论会上，一位主持人提到自1989年起，美国在贸易过程中流失了五百万个工作机会。他想知道竞选人对此有何对策。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但主持人的言下之意，18年中流失五百万个就业机会，是很大的数字。如果我口袋中的一美分硬币，有五百万个，或者我小孩的生日会，将有五百万个人前来参加，那么五百万，的确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当中，当谈及就业机会增加还是减少，五百万，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美国劳工统计局都会给出一项数字，估算美国经济中工作职位数的增长。是净增长，即职位增加量减去职位减少量。同时，美国劳工统计局也会按季度统计职位增加总量和职位减少总量。在2006年的第四季度，职位增加总量是七百七十万，而职位减少总量则为七百二十万。只要不是经济衰退期，类似的情况每个季度都在发生。正是这样日积月累，我们才可以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五千万个就业机会。

18年中因贸易流失了五百万个就业机会吗？美国劳工市场每三个月新增的职位，弥补流失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贸易只是影响职位数字的因素之一。消费者品味会转变，技术变革会使员工工作效率更高，有的行业会萎缩，有的会扩张，有的会消失，新的行业会产生。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职位的增加或减少。对于贸易所带来的工作职位流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在破坏中建设”。他明白到，正是这个潜在的机制，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要再恐吓人们，说中国正在威胁我们的经济了。假如我们不计较贸易赤字，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更和平。即使我们真的要关心贸易赤字，至少，也应该更理智地讨论它。

从经济学原理看“投机倒把”

薛兆丰

在很多人眼里，“炒家”就是投机倒把分子。他们自己并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只是看准不同的时机，靠买入和卖出货物，赚取其中的差价；这些人囤积居奇、不劳而获、操纵价格、扰乱秩序，因而十分可恶。

然而，经济学却所见不同。

过去我们习惯认为，只有生产物质财富，才是对社会的贡献，才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千百年来，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忽视了“炒家”们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炒家”的憎恶。每当危机来临，炒家就成了替罪羔羊。

现代经济学指出，我们无法通过观察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来正确区分到底谁是投机倒把的“炒家”，谁又是诚实忠厚的“投资者”。投资者和炒家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投机倒把”的行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采集、甄别和传递信息的作用，并不是不劳而获、可有可无的环节。

是的，劳动生产很重要，但是由于生产资料非常有限，一吨煤一旦用来炼钢，就无法再用来取暖，所以必须预先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判断错误，就会造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因此，关于“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的信息，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样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呢？夸夸其谈、自诩见解独到的人到处都是，到底谁是正确的呢？必须设计一个最省事的机制，以便将判断力较准确的人挑选出来。这个机制就是人类不断发明和完善的各种资产转让市场。这些市场赏罚分明，谁使用了准确的信息就受奖，谁使用了错误的信息就受罚。一夜暴富是有的，但血本无归也屡见不鲜。

“投机者”或者“炒家”的工作是采集、甄别和传递信息，市场对他们的决策作无情的判决。假如一个炒家在饥荒前囤积了很多粮食，或者在熊市前抛掉了很多股票而大赚其钱，我们完全没理由批评他。那是他应得的报酬。饥荒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预见了饥荒；熊市也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预见了熊市。他只是一个诚实的信使。没错，是他送来了坏消息，但不要枪毙他，枪毙他也并不能够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

半个世纪以前，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急速贬值，纸币已经不可信赖，货物变成了坚挺的通货，人人都尽量囤积居奇。这其实是正常的市场反应。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能认清真正的症结，从金融体系入手解决问题，反而严厉地责罚和惩处囤积居奇的人，阻止人们对未来作理性的反应。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枪毙信使”的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学知识又有多少提高呢？

今天，还有很多人憎恶炒作，对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国际基金深恶痛绝，称之为“国际恐怖分子”，这也是“枪毙信使”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金融风暴的根源是东南亚经济内在的畸形结构。某些国际基金只是识破了这些弱点，靠正确的信息和判断赚了钱，为他们的股东创造了利润。他们的做法是自然而且合理的。将金融风暴的责任归咎于索罗斯（George Soros），甚至将索罗斯抓起来，并无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认清并纠正其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

附地而生的代价

薛兆丰

上期文章对收容制度提出质疑，并探讨了废除收容制度的障碍。国内的收容制度，本来只是针对乞丐，但在执行过程中，被各地用来普遍地针对外来劳工。这是某些既得利益团体在作怪的缘故。

舆论的注意力不应该被分散。整个事件的症结，不是某个大学毕业生被打死，不是个别执法人员要文明执法，不是收容制度要规范化，而是应该废除收容制度，并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境内迁徙不受任何地方保护主义的刁难。

进一步说，大批农民向城镇迁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将来若能雄视天下，不会是因为农业，而只会是因为手工业、商业、甚至金融业。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

农业不是中国的强项。“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说多了。澳洲的矿山，含铁量可以达到90％以上——所谓资源丰富，可以有这样的含义；美国农民只是“小猫几只”，不仅供养了本土居民，还常年有大量农产品出口，这是托天与地的鸿福了。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可耕地面积并不可观。各自为政的生产规模、挥汗锄禾的生产水平，基本上一如既往，离“现代化”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不恰当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这当然只是一笔带过。要了解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得谦虚地请教农业专家和基层干部。

我的异议只是：所有这些农业弱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都应该理解为“中国农业的成本高”，而不是相反，不是一些“三农”问题权威所理解的“成本很低”。这是意味深长的分歧。

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国的农业成本很低，主要是因为看到中国农民贫穷，要求的工资微薄。工资微薄，想当然就是成本低。但成本的概念不是这样。成本是你为了达到目的，所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不得不丧失的最大机会。

一个男人想生小孩，成本是很高的，即使他要的报酬很少，甚至分文不取；同样道理，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达到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成本也是很高的，即使农民收取的报酬可能很低。成本的概念，首先得与产出相联系，以效率的标准来看。

成本还得从丧失机会的角度看。成本就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成本，两者没有区别。我童年时认识一位中英混血的长辈，在英国学飞机设计，后来回到国内定居，适逢文革，只能在中学教英文，每月工资虽然只是40元，但他教英文，成本何其高！

道理就是这样：教英文的工作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会，于是各人的成本就不一样。只要机会有变，成本就有变。农民还是那些农民，农地还是那些农地，但改革开放的成功，改变了农民的机会，也就提高了务农的成本。汹涌的民工潮，说明一个事实：务农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了。

有一种普遍的主张，就是既希望把土地分给农民，又反对土地的自由买卖和流转。其潜台词是：中国农业规模不能减，农民人数不能少；农民能且只能附地而生，所以要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不能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买卖和流转，否则土地就迟早落到资本家、企业家等“强势集团”的手上，农民就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

然而，只要看到中国农业在国际上的相对劣势，看到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只要理解了成本的正确含义，就不难看出这种主张的古怪之处——要八亿农民继续附地而生，何止是一相情愿，简直就是与经济发展的洪流作对。

我当然赞成尽快明晰农地的产权。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土地分给谁都不要紧。分给懒人可以，分给傻瓜也可以。不管是懒人还是傻瓜，只要他确实可以行使土地产权，那么土地就迟早会落到最合适的人手上。可能是大财主，那又何妨？

土地第一手分给农民，当然好。分给他，他就得到了，是从无到有的得到。他可以自己耕作，可以请人代耕，还可以出租，甚至出售。但无论他如何处置，都不改变他分得土地的事实，都不改变他处境得到改善的事实。他或许转身把土地卖了，那只能说明钱对他来说更重要。

大势是：中国农业规模缩小，工业规模剧增，劳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只要不弄得太繁琐，把土地分给农民是可取的，既可让农民得到一点财富积累，又可让土地的农工用途转移得到产权保障。认为农民永远是农民，不得不附地而生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

理性胡闹

薛兆丰

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普兰（Bryan Caplan）研究民主投票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见这里）。要寻求知识是辛苦的，保持理性是吃力的，但如果得自己承受后果，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何妨放纵一把，图个爽字？好莱坞明星不乏老左，整天呼吁公平啊、缩小贫富悬殊啊。他们都是大富翁，真的实施起来，他们可是要首当其冲缴重税的。理性吗？理性。因为他们的言论，影响投票结果的概率为零。喊一下，博取公众好感，利大于弊，于是毫无顾忌，放声大喊。是为“理性胡闹”也。其实，我的一位老朋友20年前就告诉我：人的思想五花八门，而人的行动却大同小异；因为前者不承受代价，后者承受代价。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极其宝贵的两个见解之一。我也因此深信，思想界的伪劣商品，比市场上的伪劣商品多得多。老朋友10年前写道：

我有一位颇为自私的朋友，平时总爱想方设法要别人请他吃饭。例如动不动就鼓动别人打赌，但是自己永远做裁判。甚至大家一起坐中巴，他从不付钱，次次都让别人代付，坐的士就更加不用说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人觉得很抠门的人，我发现他却极其爱国。在一次有关钓的讨论中，他对我的“世纪大拍卖”极其不满，虎目圆睁。对小日本喊打喊杀比谁都凶，真正表现出一种寸土不让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于是，我想到并郑重地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为甚么几乎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人类的美德何其多，孝心，爱心，同情心，宽容心 ……无法逐一列举。仅就最应该具有的孝心来说，天底下的不孝之徒你我见得少吗？但是我确实很难找到一位不爱国的人。正如网上的一位朋友提到的“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如何如何……”

以最基本的孝心为例，它需要我们对父母不断付出时间、金钱、精力去维护。唯有我们那廉价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操，无须付出成本，只要发泄式地叫几句“中国人不想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战争！云云”就足以满足我们那颇为虚伪的爱国主义情怀。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中日怎么打，也轮不到我们这些网虫上战场。

日常有大量理性胡闹。人在美国上班，但呼吁同胞不要为世界打工，是一例；自己买大屋，却坚持预测楼价普遍大跌，是一例；用塑胶瓶子砸所谓仇人，以确保对方毫发无损，又是一例。还有吗？更多经济学问题见这里。

系列更新可能会稍晚一些。

没有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逻辑的思考。


很容易得出干预的谬误。

二十四、引进通胀

中国的央行是怎么收集到那么多美元的呢？

通过一种政策组合：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这个固定汇率还比较低，让美元能换到更多的人民币。这些政策组合到一起，非常之糟糕。

外汇管制是指，中国企业完成一个出口生意以后，对方把美元汇到中国企业账户内。但中国政府不允许企业保留这些美元，所有汇入的美元都自动兑换给央行，企业账户中只能保留人民币。如果企业进口需要美元，要另行向央行申请外汇指标。

按照什么比例兑换美元呢？按照官方公布的一个固定比例。这就是固定汇率制。这个数字很长时间是1美元兑换8.3元左右的人民币。近两年开始松动。人民币逐渐升值。写这些字时的美元汇率是：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一般认为，这个数值是不符合市场实际的。如果放开管制，人民币将会升值。1美元换不到6.83元那么多人民币。

固定汇率由官方制定和宣布，并且强行生效，不是市场自由调节的。即使企业认为这个汇率不合算，它也必须按照这个价格卖出和买入美元。

以前对个人实施同样的控制手段，但后来对个人的外汇管制放松，个人账户内可以保留美元。不过，企业能挣到更多的美元当然要比个人多得多。因此，绝大部分进入中国的美元都流到了央行那里。

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汇率，中国通过外贸出口，每挣到1美元，相关出口企业账户内就多出来6.83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多出来1美元。上一节说了，中国最新的外汇储备数字是2.1万亿美元。

这种政策组合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政府最大限度地收集美元。

为什么要这样？或许因为中国曾经严重缺乏外汇。

1974年，中国外汇结余是多少？是零！1980年，是负12.96亿美元。由于外汇紧缺，想要进口急需的机器设备什么的，就非常棘手。中国曾经有一个词，叫做“出口创汇”——现在不大说这个词了。想想很怪，难道出口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仅仅是为了挣到绿票子？

的确如此。由于外汇紧缺，中国长期都把出口当作赚取外汇，而不是赚取利润的手段。只要实现了出口，得到了美元，那就是胜利，至于价钱是否合算，生意是否有利润，那倒不重要。这当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

2000年以前，中国外贸型的企业还不那么多，外贸发展还不算快。2000年的外汇结余仅有1655.74亿美元。这个数字和现在一个月的外汇结余差不多。2000年以后，中国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超过4千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现在则突破了2万亿。这种速度简直让人眼晕。

外汇紧缺的时候，我们总想，如果有大笔大笔的外汇该有多好啊！那时，中国人非常羡慕日本这样的外汇大国。但当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国时，我们却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每进来1美元，就要增发6.83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发行是跟着美国走的。中国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自主发行权。假如美元没有贬值，那还好。如果美元贬值了，那些跟着发行的人民币也就贬值了。

换个角度理解，美元没有贬值时，1美元换6.83元人民币。然后，美国政府大印钞票，玩通货膨胀的把戏，弄出好多合法伪钞来。这些合法伪钞一分不值。但合法伪钞混入真钞，无法分辨，结果必然是美元整体贬值。牛奶里掺了水，蛋白质含量必然降低。

如果中国相应调整汇率，把6.83减少，虽然出口会受到影响，但人民币就不会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国的通胀就影响不到中国来。可是，如果为了保出口，汇率不调整，还是扛着6.83，那我们就只好祷告美国不要玩通货膨胀，如果他们玩了，我们就只好跟着一起玩，虽然我们并不愿意玩。这种政策必然将把美国的通货膨胀引入到中国来。

2000年互联网危机以后，美国一直存在通货膨胀，中国也就一直在引入这种通货膨胀。2000年以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其中必然有美元膨胀的因素。账面上看，我们挣到的美元大大增加了，但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钞，有多少是合法伪钞，就只有天晓得了。

如果汇率是由市场自由调节的，如果美元留在出口企业手中，他们自行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那么，美元贬值被市场感知后，市场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调节汇率和美元流向以应对。大量美元将在贬值以前，或贬值刚刚发生时迅速被卖回到美国。美国人自己制造的通胀，将只能危害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市场的灵活性、有效性是政府永远望尘莫及的。

可见，外汇管制加固定汇率，同时人为维持低汇率，实际上是在做两件事，一、鼓励出口，压制进口，创造尽可能多的顺差；二、把外汇集中到政府手中，结果是中国人对美国的通货膨胀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里的美元缩水。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承受通胀，一起制造更大的经济错误，甚至是经济灾难。

说到通胀了，商业周期理论就快要出场了。下一节，我们先看看，中国为什么要保持这种促进出口的愚蠢政策。

谢谢朋友们关注，系列会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