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道求真

正因为是韩世忠，所以才有故事，但韩世忠不是用故事堆出来的，逻辑不能倒置。

金军在撤离的时候，各部都遭遇了宋军的不同程度的阻击。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部在北撤途中经过宝丰宋村时，遭到统制官牛皋部的截击。五月十一日，金军撤离建康，途径静安时也遭到岳飞部的伏击。

黄天荡大战与张俊的明州之战、陈思恭的太湖之役、牛皋的宝丰之捷、岳飞静安之捷等一系列的战斗把宋金战争带入了对峙的阶段。赵构被追打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但归根结底，导致宋金战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是张浚。在第三次宋金战事爆发的初期，赵构明确了依托长江战略。张浚提议重点经营川陕。于是在布放金军“秋犯”的同时，赵构任命张浚为陕宣抚处置使，前往长江上游的西部战区。

长江防线可大致分为三段，上游为川陕，中游是荆襄，下游为淮甸。各部相应的攻防各有其特点。

先说下游的淮甸，那是直接护卫江南的心腹地带。

从政治地理学角度看，南宋建都临安（杭州），背海立国，而将两浙、福建等地打造为其政治核心区域，看重的就是淮河与长江的天然防御作用。

尤其是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深浪急，只要假以时日，便可建构稳固的江防，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其快速机动的爆发力优势必将丧失，而因不习水性，加之路途遥远又缺乏战舰，其劣势终将尽显。直观看，从长江下游进攻，虽属垂直打击，但攻击成本和风险反而极大。

黄天荡大战，宋军在溃败中反击，而取得足以威慑的效果，就是很好的佐证。在此之后，金军再无从长江下游渡江进犯的经历。

再说长江中游的荆襄防区。

从地图上看，源自汉中的汉水过安康后，自襄阳向东汇入长江。这在古代运输不便的条件下，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后来的蒙古人就是在破了襄阳之后，顺汉水入长江，而攻取鄂州，使得整个南宋的防御体系登时崩溃。依托汉江从中原进兵，沿江而下攻取江南，走荆襄地区是最直接的进攻路线。

但这还是面临一个问题，农耕的中原地区一马平川，历来就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金军一旦举兵南侵，其防守兵力必将削弱，而与之毗邻，易守难攻的西部川陕盆地，对其后防侧翼以及军备运输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如果把长江防线比作一条长蛇的话，江南是蛇尾，荆襄是蛇身，而川陕地区起伏险峻的地势则更像是一只蛇头，那是真正具有攻击性的部位。

川陕地区，除了拥有关陕精兵、秦陇良马外，还具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而仰仗蜀中天府之国强劲的后勤保障，无需外援便可攻守自如。

在第三轮伐宋之前，所向披靡的金军，曾在内部有过讨论，鉴于庞大的战争开支造成的财政压力，考虑放弃川陕，以集中的优势力量，直插江南，完成闪电打击。但从战争全局平衡的考虑，金廷高层终究放弃了这一方案。

这是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关键点，若我方占据，则始终对中原保持压力，侧翼打击极具威胁。日后爆发的富平之战，正是这一威胁的实例体现，这在后面会做详细阐述。若被敌占领，则其顺江东下，即可后勤无忧，若再与荆襄成犄角配合，整条长江防线便形同虚设。

另外，川陕的西部的贸易通路还隐含了一个极为深远的军事意义，对南宋而言，那是其获取冷兵器时代的重装攻击型武器战马的唯一路径。

在此背景下，张浚踏上了赴川陕的上任之路。

1129年10月23日，33岁张浚率2000亲兵卫队抵达陕西兴元府（陕西汉中），但此次上任，他所面临的前景破朔迷离。

就在不久前，作为羸弱朝廷派往西北的行政大员，张浚的前任，西北最高行政长官、陕西制置使王庶，因无力驾驭当地错综复杂的军政局面以及其属下桀骜难驯的西部军将领，几乎孤身逃出了川陕。

@wangen2006 2017-04-06 22:37:00
恩格斯在1855年写的 《欧洲军队》一书中介绍：当时欧洲骑兵传统强国法国拥有约360个骑兵连，每个骑兵连战时编制人数约200人，所以总计72000名骑兵。英国在骑兵上数量较少，但兵员却很精锐，拥有26个骑兵团，每个团约1000人。而这仅仅是正规军编制的战马数量，还没算运输物资，野战炮驮马等等马匹，以及民间的蓄马数量，可见只要用心培养，鼓励措施到位，英法这样的撮而小国、岛国都能蓄马几十万匹以上，中国为什么没有条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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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的产马地区是：河北北部、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古代所谓西域）。但这些区域，或自宋代开国以来就未曾控制，或在其后陆续丧失，基本都不在宋朝的控制范围内。

宋真宗咸平二年，秘书丞何亮《安边书》言：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狂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取足于西域。西狄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狄只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夏贼之众，未曾以匹马货易边郡，是则中国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舍灵武，复使西戎合而为一，夏贼傑黠，服从诸戎，俾秦泾仪渭之西，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境，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

在失去燕云十六州地理屏障的前提下，步兵在华北平原上难以抵消骑兵的速度、冲击力和机动性，在运动战中的步骑相遇，几乎等同于屠杀。即便训练有素的步兵事先列阵，或能组织的有效防御，甚至击退了骑兵，但也难以扩大战果。而骑兵则进退自如，四面出击，往往一支铁骑，就能截断宋军的退路和粮道，造成整个战局的崩溃。

举全国之力或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但其维护成本与游牧民族不可同日而语，且不具有可持续发展力。

在未获得长期有效的战马补充，消耗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弥补的情况下，所谓的北伐不得不打个问号。

有个问题一直不懂，从西部引进战马，而后在南方建立马场，并世代繁衍，这是否可行？

长江上游的西北将领中，泾原都统制曲端是最大的一股势力。

曲端是个能文能武的将领，吟诗赋词指点江山，掌中银抢，胯下铁象（曲端战马的昵称），勇武决断，在川陕极具威望。

有一个具体的实例可以看出曲端的性格为人，有一次曲端的叔父出战，因未遵将令而战败，曲端二话不说先按军法将其叔父斩首，然后再发祭文：“呜呼，按军法斩杀副将的是泾原都统制；以人情祭奠叔父的是侄儿曲端，伏地而叩首祭拜。”

曲端是个极端爱珍惜羽毛的人，这一类型的实力派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权力控制欲，遇到一个弱势上官往往发自内心的鄙视，难免各种排挤。在权力的角逐中，王庶便深受打压。

金军对南宋发起第二轮攻势中，在东线的完颜宗辅和完颜昌包围五马山的同时，西路大将完颜娄室集中了大部兵力率先攻打了陕西首府延安。

当时西北的行政中枢就设在延安，陕西制置使王庶连夜求救。

曲端接令后未置可否。军需官张彬不知应对，询问进兵日期。曲端问他道： “你看我现在手下的兵力比当初李纲救太原的兵力如何？”

张彬回答： “当然不及李纲的兵力”。

曲端说：“李纲召集了兵马，却不做规划而贸然出兵，所以自取其败。现我的兵力不满一万，若不幸而败，则金军长驱直入，陕西不保。我权衡陕西全境与鄜延一路之轻重缓急，故而暂缓出兵，伺机而动，攻敌必救之巢穴。”

军需官张彬受教而退。

不久，曲端便派遣副将吴玠攻取华州（陕西华县），而后自己率军再与吴玠会合。

但这显然不是“巢穴”，金人概不理会。

延安终于失守，王庶率川陕高层各级军政官员弃城而逃。一帮被抄了老窝的“上级领导”无家可归，只得以慰问官兵的名义前往曲端的驻地。

曲端命令，军营严禁策马疾驰。

于是，王庶的部从每过一道营门便被减去一半，等到达曲端的大帐时，领导的人数已多过侍从。

曲端把王庶请上正中的主将座位，而后询问延安失守的情况，王庶简述大致过程。

曲端听后冷笑道：“节制官您固然懂得爱惜自己，难道就不知道爱惜天子的城池吗？”

王庶反诘：“我多次发令，你不听从，难道不是将军你在爱惜自己吗？”

曲端怒而起身：“我在耀州几次提出的军事建议，你为何一次都不采纳？”说完拂袖回帐。

当晚，王庶留宿在了曲端的军中。

曲端连夜赶往宁州（甘肃宁县），会见陕西抚谕使、主客员外郎（朝廷特派的礼部大员）谢亮。

曲端向谢亮提议道：“延安乃五路咽喉之地，今已丧失，此为重大挫败。以《春秋》记载，大夫在外可相机行事，请大人按律将王庶正法，以报朝廷。”

谢亮推脱道：“此行乃为专职特使，人臣在外，擅自诛杀便是跋扈。曲将军所请，恕难遵从，还请自行斟酌。”

曲端未说动谢亮，于是返回军营。

第二天一早王庶得信，即刻来见曲端，言说经一夜反省已知过错，愿承担失利之全责，亲自向朝廷请罪。

曲端扣下他的官印，并拘押了他的家属。王庶这才得以脱身。

谢亮办完川陕的公事回到临安后，上报了王庶与曲端之间的不和。朝廷发御诏，召曲端回朝任御营司提举。曲端犹疑拒绝，朝中便传出曲端谋反的言论。

在此之际，张浚受命赴任川陕总督，行前公开辟谣，愿以全家老少一百多口性命担保曲端的忠诚。

初到西北，张浚以川陕第一军政长官的身份开坛拜将，授曲端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知渭州。

《齐东野语》中描述了“强龙”与“地头蛇”在公开场合的这次正式亮相。

拜将仪式之前安排了一场检阅，张浚到了检阅的校场后，发现空荡荡的校场中只有曲端带了一帮亲随，一边放着几个鸟笼。曲端手执马鞭向他行礼，礼数周到而姿态威严。

张浚不解。

曲端递上五本军队名册，让张浚随意指定检阅队伍。

张浚暂且照做。

曲端接过名册，打开其中的一只鸟笼放出信鸽。不一会儿，被点中的部队疾驰而至，校场之内尘土飞扬，顷刻间便军容整肃地列队于前。

张浚赞赏，并希望检阅所有的部队。

曲端放飞其余的鸽子，另四支部队快速响应，地面震颤，气势逼人，但须臾间便井然有序地归于平静。此刻烈日中天，曲端威立于校场中央，挥手间，四周的吼声振耳如雷。

张浚无语，唯有赞叹。

上任后不久，张浚便展开了他的人事调度。

当时，在西军中共有六路大军，其中曲端部遥遥领先的强大，其余五路弱小得多，但品阶上都属同级。

张浚在入川陕前，主持了铲灭范琼的行动，原隶属于范琼手下有一支重要而名声响亮的部队——“八字军”。此时“八字军”已划归张浚调用。张浚到汉中后首先提拔“八字军”的首领王彦为金、均、房三州安抚使、知金州（三州军事长官及金州行政长官）。

八字军作为张浚上任初期由外部带入的嫡系部队，成为起步阶段执行其政令基本盘力量，但光靠外来势力显然不够，张浚很快便在西部军中物色到了人选。

在曲端的部下中有一个知名的将领——吴玠。当地有这样的谚语流传：“有文有武是曲大，有勇有谋是吴大。”但曲、吴二人的性格冲突，彼此间多有积怨。

张浚到任不久便召见了吴玠、吴麟兄弟，对兄弟二人多方赏识，并调派吴麟统领自己的亲兵卫队，以示最充分的信任。二吴很快成为曲端部将中亲张浚的实力派大将。

接着，张浚又在西部军其余各部中，提拔一批在中低层中颇具威望的少壮派将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亲信队伍，并以此稀释固有的军政势力。如提拔了名将刘仲武的儿子刘锡和刘锜等人，其中刘琦后来成为了南宋初期各大将中排名仅次于中兴四将及二吴的中流砥柱。

安插军中亲信的同时，张俊提出了长期经营的战略。以经济入手，破格提拔川陕茶马盐牧公事（七品文官、川陕专卖局局长）赵开为宣抚司随军转运使，全权掌管川陕财政。

赵开在张浚的支持下，废除了官方对茶叶的垄断买卖，实行官方售卖许可证，茶商在官府的监督下交易，然后再依法征税的模式。其实质便是破除垄断，搞活流通环节。

之后茶税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又打破了原有酒、盐专卖市场中官府垄断的格局，鼓励并引入民间资本，严厉打击走私，加强流通环节的税控。对这一改革成果，后期有过统计，酒业的年税收从以前的年入140万贯，增加到690万贯。盐业从80万贯，增加到400多万贯，各项收入基本上都翻了五倍。

对于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赵开实行与政绩挂钩。鼓励官员向西北少数民族收购马匹，每收购三千匹战马便可以提升一级官职，但严控运输环节的马匹死亡率，超过一定比例，则按规定对官员进行降级处理，做到赏罚分明，杜绝弄虚作假。

赵开的新政迅速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虽都是长久之计，但也让张浚实实在在握住了“钱袋子”，也让众将领看到了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原有的权力构架在潜移默化间进一步瓦解重组。

另外，由于马匹的补充，军队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用这一重要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西北军各方势力渐次聚拢，张浚的权力得以迅速稳固，

建炎三年（1129年）年末，金军展开对宋的第三次战役，为配合东部主战场“搜山捡海捉赵构”的战略意图，金军西北军大将完颜娄室率重兵对陕州（河南西部的三门峡）发起了猛烈进攻。

这是一处对整个战局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冲。

“陕，隘也”，险要而难以通行的地方。

陕州的东、西、南三面有崤山、函谷、雁岭分守，北面是一条天然屏障——黄河，在山岭环抱之中，“据关河之肘腋，扼四方之襟要”，乃豫西和渭河平原间之咽喉，固以“陕”为名。

最关键点，陕州为出关中后进取中原的第一个攻击要塞，距洛阳仅145公里，距开封318公里，正是南宋三段防线上最具有攻击性的“蛇头”，其存在对金军的中原侧翼具有极大的威慑力。

金西北军大将完颜娄室率重兵进犯。

张浚严令坚守。

曲端反对，敌强我弱，以退守关中为上。

张浚坚持，陕州西接潼关，后勤充足而补给线短，只要配合得力，足可一战。

陕州城前战况惨烈。

完颜娄室下死命令攻城，以鼓点为令，击鼓一声便向前一步，鼓声不停则进攻不止，违令者斩。待到架梯攻城之时，鼓声越发密急，“士兵莫不争先疾趋，并力齐登，死伤者虽满地，而不敢反顾。”

陕州守将李彦仙率部坚守至次年正月，前后经历大小两百余战，此时四面被围，城中粮食已尽。

张浚加封曲端为威武大将军、宣抚处置司都统制，命其出兵解救陕州。

曲端部因各种困难而未予成行。

张浚只得亲率人马前往救援，终因势单而挫败。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十四日，与多数守城战一样，李彦仙部粮尽而城破。
金军屠城，李彦仙投河而死，全家被杀。李手下部将也全部遇难。

张浚得到确切的消息后，行使赵构赋予的授权，追封李彦仙为彰武军节度使，并在商州为他立碑造庙，率川陕全体军政官员隆重祭奠。

可以想见，张浚在当时制造了气势庞大的舆论压力，曲端受到来自官方以及民间的道义审判，个人威望极具削弱。这就是张浚想要的效果。

1130年3月（建炎四年），完颜娄室命副将完颜撒离喝率军入关中作战。

张浚命令反击。吴玠于彭原店利用地势居高布阵，重创金军。

金将完颜撒离喝遭受惨败后失声号哭，并以此得一雅号，“啼哭郎君”。

不久，金军派兵增援，对宋军发起反攻。吴玠再次力战，并请求增援。曲端认为此番金军攻势凶猛，命令后撤，并率先退守泾州后防，金军乘机包抄后路。

吴玠大败突围。战后吴玠心生怨怒。曲端以抗命为由将其降职。曲、吴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公开升级为权力与派系的争斗。

此时，刚从海上返回陆地的赵构发来指令，让张浚出兵同州、鄜延一带，寻机攻击金军侧翼，以缓解江南之压力。

而金军完颜娄室部虽在关中获得了初步优势，但其实力不足以贸然突进，在前有险关，后有黄河的狭长地带上，后勤补给也面临困难，于是完颜娄室下令主力部队撤回黄河以东。

宋军获得了较为宽松的腾挪空间。张浚强压曲端，重新任命吴玠为忠州防御使，并派他收复了永兴军（西安一带），派环庆经略使赵哲收复了鄜延周围各郡，随后给金军元帅完颜粘罕递交了约战檄文。

决战地点定在陕西富平。

军事会议上，曲端提出反对意见：“此处地势平坦，金军便于冲突，而我军未尝习惯作战。金军有利，我军难与争锋。此时应厉兵秣马，谨守疆土，十年以后再与金军决战。”

这是曲端一贯的军事思想，已多次表达，从川陕的自身利益和实力考量，不能说不对，但从全局来看未免消极，西部若只是一味的退守避战，而无足够压力，则东部难以安定，十年之后，南宋政权在不在都是个问题。

张浚当场讥讽道：“将军持不战之说，岂可当大将？”张浚执掌川陕后，每次命令出战，曲端都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脱，张浚忍了很久，这次索性当众驳了他的面子。

曲端脸上过不去，加之内心也是压抑已久，便撂挑子道：“那行，既然我当不了大将，我就不当了吧。”

张浚此时人手安插基本到位，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曲端的影响力也日渐衰弱。此消彼长，张浚已无须看他脸色，便当即收回曲端的威武大将军印，降职为一级参谋，军中听用。

军事计划如期展开。

继富平大战之后，宋金于不同阶段，在西部的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又相继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役。

收到消息说要上天涯日报了~~~~~

换个角度看，1130年秋的富平大战，其实是每年秋天防御工作的一个变种，千疮百孔的江南地区已无力再组织一次“防秋”，战略重心诱导性西移，是当下南宋朝廷可以想到的唯一策略，在此背景下做出富平决战的决定，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张浚命令熙河路经略使刘锡、泾原路经略使刘锜、秦凤路经略使孙渥、权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路经略使赵哲等五路18万兵马(号称40万大军)，集结于关中平原的耀州（陕西耀县）富平地区。

这几乎是西部川陕地区的所有精锐。

为吸引金军主力，显然有必要做出战略进攻的姿态，但张浚倾其所有，更像孤注一掷的豪赌,在他的心里或许有更为远大的目标。

周易中有一卦爻，叫“亢龙有悔”，意思是追求到最高亢、最极致的境界后，必然会走向其反面，提示凡事都需留有余地。

张浚处事精明干练，但往往发力过猛而欠缺回旋余地。这在其之后参与的南宋初期的一些大事件中，还会有所体现。

为筹划此次战役，张浚命令由他亲手提拔的亲信财政官赵开，提前支取川陕境内五年的赋税，并抽调各府衙积存的库银，作为其战略总后备。

走到这一步，不管输赢，这仗张浚必打，完颜娄室也毫无退路地被逼打。

心中没底的完颜娄室上报军部完颜粘罕。

金廷勃极烈通过决议，命令军部副统帅完颜宗辅替代完颜娄室担任西北军的主帅，以协调东西战场的兵力部署。

走马上任的完颜宗辅抽调东路军完颜兀术的两万精兵回撤增援。“阿骨打系”第一次打入西北军团，从此生根开花。

此时宋军内部弥漫着大战前的一片茫然和不安，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此战的真实目的。

战前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参谋曲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此战必败！”

以当时曲端的处境和他的性格，发表这样的言论，与其说是提出看法，不如说是在发出诅咒。

张浚当然理解他的心情，已不问他这一结论的理由，而直截了当道：“若不败呢？”

“如果不败，我伏剑而死。”

“你敢立状？”

曲端立刻要来纸笔，当场写下军令状。

这是在用生命而下的诅咒。

曲端写完军令状反问张浚道：“如果败呢？”

张浚也不含糊：“若不胜，我把头给将军。”

双方矛盾已发展到了你死我活地步，张浚索性以彭原店失利的理由，直接革了曲端参谋的职务，发送万州监视居住。

曲端、张浚都属于强势性格。曲端很强，一味的强，但没人可以永远的强。在曲端的问题上，张浚的思路已格外坚定，若想川陕归中央，曲端必须被铲除。

“亢龙有悔”的卦爻推广到曲端身上看，以强硬打天下的曲端，其绝不退让的性格把他推上万众瞩目的高度，但这也正是他必遭挫败的根源。

回到箭在弦上的富平之战，仅从规模上看，这已是宋金双方自开战以来，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事。

张浚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但完颜娄室避而不战。张浚给他送去战书，同时送去一套女人穿的衣服。

完颜娄室照单全收，但置之不理，他早已收敛了争强斗胜的锋芒，事实上富平大战后两个月，他就归天了。

张浚命人在闹市中贴出告示，称如有擒获完颜娄室者，赏银、绢各万，平头百姓官授节度使。

完颜娄室在张浚公告的一旁低调回贴：如有生擒张浚者，赏驴一头、布一匹。

张浚吃一记弹弓。

老甲鱼完颜娄室龟缩不动。他力求胜算，正等待后援兵马的就位。

建炎四年（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二十四日，各方人马终于汇集，富平之战正式开打。

战前吴玠提出应该居高布阵战术方案，但被多数将领否定，我军数倍于敌，且阵前有大片沼泽，足可拦截金军的骑兵。

决战当天拂晓，完颜娄室命三千轻骑，每人携带一大包泥土，奔袭沼泽前依次倒入，很快沼泽之中填埋出一条通路，金军骑兵顺利突破。

刘锜首先率泾原路军迎击完颜兀术的左翼军，狭长地带上利用人多优势将其团团围住，金军悍将韩常被乱箭射中眼睛，一时无法脱身。韩常拔出眼珠，用烂泥护住伤口后接着再打，最终与完颜兀术合兵一处，才杀出重围（记载中的描述或有夸张，但反应了当时的惨烈）。

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双方胶着苦战，带病出战的完颜娄室察看局势，发现环庆路军相对薄弱，便一马当先带队猛扑。环庆路主将赵哲扛不住压力，畏惧逃逸。宋军防线整体崩塌，大军溃散败逃至邡州，方才稳住阵脚，所带辎重全部遗弃。

富平之战前，过于乐观的张浚设想将富平作为双方持久战的立足点，在富平储备了充足的粮草和财物，这几乎是川陕地区数年的积蓄，此战尽落敌手。

金营中流传打油诗讽刺张浚：

大王传语张老，谢得送到粮草，
斗秤不留一件，怎生见得多少？

诗因写得浅白而流传下来，诗的内容从侧面印证了宋军此战的惨重损失。

张浚痛定思痛，决定把坏事当好事来做。富平战败后，张浚首先将前敌总指挥刘锡贬职，又将擅离战场的赵哲斩首，并借机彻底打散各路人马的建制，大刀阔斧地整编重组。

环庆路军统帅赵哲被诛后，其部下统制官乔泽和张忠为其鸣冤。接替赵哲暂领环庆路军的孙恂，再杀二人立威。其余众将领哗然，统制官慕容洧率众质问。

孙恂严厉呵斥：“难道军队溃败只是主帅畏敌，而其他部下都没责任吗？”

其情急中再露杀机，众人愕然自危。

不久，慕容洧率诸将反叛，并反攻环州，随后又有一些将领陆续叛逃，环庆路军投奔西夏。原隶属曲端的泾原路军部分人马投降金军。

于动荡中推进的整改，其混乱差点导致崩盘，最后平安渡过总算是万幸。

宋军西线战区伤筋动骨，由战略相持转入被动防守。虽说代价大了点，但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毕竟政令不统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扭转。

此时，张浚还面临另一个必需处理的棘手问题——曲端。杀曲端那是必然，但好坏总要找个理由。

吴玠提示可问其谋反罪。王庶给张浚找来曲端写的两句诗：“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从字面和语境上看，可解释为讽刺赵构。

张浚命人抓曲端入狱，并派与曲端有私人恩怨的武将康随审案。曲端最终被酷刑而死。

曲端是强势的，但当被他“强势”伤到的“弱势”各方聚拢抱团时，强弱瞬间转换。

从全局的角度看，之前张浚在道义上对曲端的否定也不无道理。

富平大战中，金军在调集了完颜兀术精锐主力的情况下，战斗场面依然能呈现胶着，胜负只在一念之间。比较前不久的陕州保卫战，金军当时的实力薄弱得多，曲端却以“没用”为由拒绝救援（这是他多次使用的挡箭牌）。

眼看着一城的军民因粮绝而遭涂炭，连努力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吗？见死不救令人心寒，或只为权斗？如此手握重兵的将领，掌中铁抢，胯下“铁象”，武力值爆表120，又有何用？

曲端死后，张浚重用吴玠，从此一山不再有二虎，西线人马归为一统。南宋西线的军事防御逐渐进入可控的良性轨道，而吴玠也确实扛起了那份责任。

富平之战后，宋金双方东西前线都进入短暂的休整状态。就在富平之战酝酿和爆发的同时，金廷内部的权斗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其内政的变化给南宋政治的未来走向，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三次对宋战役后，“阿骨打系”在军中的地位再次回升，在朝中完颜粘罕领衔的“国相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并不显山露水的完颜吴乞买正暗中布局。

建立中原缓冲地带的提议，再次摆上了金廷的议事日程，而傀儡政权的代理人选成为各派势力必争的核心焦点。

“阿骨打系”推出在对宋第三次战役中立有大功的杜充，但很快被否决。军事力量上已有可观的收获，同时又在政治上获利，这违背权力平衡的基本法则。

“国相系”推出了折可求。“折”在宋朝的军界是个大姓，《杨家将》中佘太君就姓“折”，折可求便是她的后人。

北宋靖康（1126年）年间，完颜粘罕攻打太原。折可求领兵北上，解太原之围，在文水县兵败。之后再战再败。9月金兵攻占太原，折可求率部退守府州（陕西省府谷县）。南宋初期，折可求成为坚守西北抗金第一线，颇具威望的重要将领。

1128年11月，金将完颜娄室攻占延安后，府州（府谷县）孤悬于北境，陷入粮尽援绝的境地。完颜娄室胁持折可求在“后方”延安的父母、子女对其劝降，并且承诺，归降之后由其统领关陕之地。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选择。折可求率麟、府、丰三州投降金军。

从折可求的履历看，有民间威望，能聚集人气，可稳住局面，但同样基于权力平衡的原则，“国相系”的折可求不出意料地也遭到了否决。

此处做个补充交待，若干年后由于折可求过于明显的“国相系”背景和他对中原政治的影响力，在继完颜粘罕被金廷内部清除，以及伪齐刘豫被废之后，折可求最终也被毒酒至死。

两大派系人选相继遭否，新兴的“吴乞买系”便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刘豫。

刘豫字彦游，河北景州人，北宋进士。其家族世代务农，典型的草根背景。

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朝廷任命刘豫为济南知府。金军攻打济南时，刘豫杀害了水浒原形人物，济南守将大刀关胜后，投降金军完颜昌，由此走上历史舞台。

刘豫的简历薄了点，缺乏足够的民望，和中原官场的人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易于掌控的优点。完颜粘罕的核心智囊高庆裔暗中考察后，确定刘豫是个可造之才，“国相系”投赞成票。

于是，在经历了如同当年选张邦昌的“民主程序”后，刘豫顺利当选。完颜粘罕提出由张孝纯当他的宰相，以弥补其威望不够的弱点。

张孝纯是当年以河东宣抚使镇守太原，率军民坚守260多天的抗金英雄。太原陷落后张孝纯被俘，后押往大同，受完颜粘罕至高礼遇。

张孝纯的威望可安民心而稳局势，由他出任宰相符合平稳发展的政治逻辑。“吴乞买系”投桃报李同意完颜粘罕的这一提议。“国相系”与“吴乞买系”进入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但不久又重归彼此对立平衡的状态。

有一个故事很能反映金廷内部微妙复杂的权力关系。

说刘豫在当上皇帝后，有一次完颜昌路过“大齐”首府，满以为会有美酒美女的招待，便欣欣然带队入城。谁知刘豫派人传话说，如今已是皇帝的身份，两人见面不知如何施礼，为免尴尬以不见为好。

完颜昌气翻白眼，当即穿城而过，两人从此交恶。

这是刘豫的“政治情商”，也是高庆裔运作的成果，刘豫公开切断与“吴乞买系”的关联纽带，表达了政治忠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完颜粘罕在金廷的权重。

建炎四年（1130年）7月，金国正式册立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大齐，以大名府为国都，史称“伪齐”。大齐与金国以黄河故道为界，南与南宋相邻。该年十一月启用年号“阜昌”，因此，建炎四年（1130年）便是伪齐的“阜昌元年”。

@darwindu 2017-04-13 14:56:52
@梵刀 “富平之战”是战略之战。主要吸引东路的金军参战，而缓解南宋朝廷的压力。
赢了，当然好。输了，肯定会有重大的人财物损失。但只要打，只要胶着，南宋朝廷就可以喘口气，抓紧时间整改江南势力。
张浚不敢说优秀，能力也不敢说超强。但当时没有人站出来说比他干得更好。而且显然他的工作让赵构较为满意。整个川陕从此政令统一。否则吴氏兄弟也不是神啊！
张浚的撤职是3、4年后的事情。那也是赵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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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略同。张浚有战术上的失误，比如“富平之战”前过于乐观的估计，以致于损失过大，但从南宋全局的战略看没什么大错。

张浚被撤职是在淮西兵变后，那是为了军队稳定而进行的补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岳飞。

金廷在《立齐国刘豫册文》中陈述了他们创立大齐的理由，其中抨击赵构的部分非常有名：

如构者，宋国余罪，赵氏遗孽，家乏孝友，国无忠勤。衔命出和，以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事虽难济，人岂无情？方在殷忧，乐于僭号，必之幸祸，于此可知。

像赵构这样的人，宋国漏网的罪人，赵氏宗族的余孽，不知尽孝，不懂友爱，朝中更无忠义勤勉之人。奉命议和，只顾亡命潜逃；募兵勤王，反为保其小命。见父兄沦为俘虏，而无动于衷，虽说这事难以挽回，但做人岂能这般无情？不顾忧患而甘当傀儡，灾祸中得利而欢欣鼓舞，由此可知其什么东西。

“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属于臆测，但无从反驳。“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这是事实，但也是赵构不去黑龙江放羊的唯一的选择。“方在殷忧，乐于僭号”这有赵构给完颜粘罕那封乞和文书为证。“必之幸祸”是从赵构获取皇权这一结果作出的阴谋论倒推。

这篇古代社论，有臆断，有曲解，但不乏雄辩又朗朗上口。关键的那几句声讨，甚至可编成儿歌加以传唱，通过打压赵构，增加民间对“大齐”的道德认同度，极具灌输力。

刘豫上位后，短时间内相继发生了一些大事。

1130年9月（刘豫上位的两个月后），金国法定皇储完颜斜也去世，死因不明。以他的身份，可谓生得尴尬，死得糊涂。从之后吴乞买试图运作他的儿子完颜宗磐承继皇位看，完颜斜也或许作为 “障碍物”，遭到了定点清除。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

这一年10月（刘豫称帝后的三个月），发生了另一件大事——秦桧回归。这代表了宋金政治构架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其实秦桧不是最早回归南宋的重要人物，比他更早回归的是北宋皇室公主，宋徽宗赵佶的第二十女——柔福帝姬赵多富。


两人在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的先后回归，看似两个单独孤立的事件，但联系起来看，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逻辑链条。

先说柔福帝姬的回归，这是南宋历史上一起著名的公案。

建炎三年（1129年）11月，蕲州（湖北蕲春）知州甄采围剿土匪刘忠时，匪眷中有一名女子，自称是王贵妃的小女儿柔福帝姬。甄采十分意外，并不敢怠慢，连忙通过其上司韩世忠向朝廷报告。

赵构得信后，派太监冯益、宗室女眷吴心儿前往验视。

大太监冯益是宫廷内侍，之前曾在柔福生母王贵妃的宫中听差。吴心儿作为宗室内眷对皇家掌故也颇多了解。两人验视后向赵构回报，这位帝姬看来像真的，只是一双大脚与公主应有的纤足略有出入。

而“帝姬”的解释，金人驱逐如牛羊，曾赤脚奔行，怎能保持原样？

终于，在历经9个月“考察”后，柔福帝姬得到了赵构的确认。

建炎四年（1130年)8月，赵构派出了声势浩大的迎接队伍，将这位妹妹迎进了行宫，将她封为福国长公主。

故事没完，12年之后的1142年8月，赵构生母韦太后由金国回归南宋后告知赵构，柔福帝姬已病死在金国，此公主乃假冒。

赵构当即拘捕了柔福帝姬，拷问之下女子供认，原来她是开封的尼姑，名叫李静善，开封城破后被金军劫掠。在押往金国的途中，李静善遇到一位宫女惊叹她神似柔福公主。李静善便刻意探听宫闱秘事，后历经各种磨难逃出金国，于是假冒柔福帝姬之名行骗。

真相大白后，赵构下令将冒牌公主重仗击毙。故事终于完了。可推敲细节，假冒说充满了疑点。

柔福帝姬从被发现到确立中间经过9个月的时间，历经韩世忠的部将、韩世忠、大内太监、宗室内眷、赵构本人等多道审核。

韩世忠和他手下或许都是粗人，但都不是笨蛋，随便一个尼姑自称公主都要上报赵构，这不合常识。如果预先没有八九成的直观把握，韩世忠绝不会惊动赵构。

如果大内太监连她脚的大小都知道，居然从身形颜值上会看不出差别，这也不合情理。而公主原本裹小脚之说完全可以排除，别说裹了小脚，即便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找个不裹小脚的00后美女，让她只身一人，在缺钱少食的情况下“大脚”徒步，突破沿途的关卡盘查，通缉搜捕，流氓歹徒，绝境迷路……行程几千公里，从黑龙江翻山越岭跑到长江以南的湖北，不死就算天降奇迹。可现在除了脚大点，其余一切还都原样ok，要不是童话那就是废话。

脚大脚小根本不是判断的依据。太监婉转给出“真公主”的判断，而保留“大脚”的说法，只是留个回旋的余地。决策在于圣上，认与不认的考量因素多而复杂，太监和贵妇也都不蠢，哪敢敢擅做决定。

赵构在宫里长大，在血亲这种事上，其实无需太监，他自己就能确认。就算在古代的皇宫里，兄妹之间真的从不见面，但生活终究充满了细节，只需随便聊些家常，比如说，记得小时候你得过伤寒，很是凶险，记得那次还惊动了皇上，后来听说是周太医给你看好的？

A，没有这事。B有这事，是太医院所有医生商量的处方。C，其实这不是她，是荣福帝姬。D，宋徽宗儿女众多，压根没关心这事。E不是伤寒是中暑。F……这种边界模糊而充满细节的选择题随便丢个三五道，没有宫中经历的人要想不露馅，除非她是神仙。

只需要一点点的逻辑判断，如果一个20岁的尼姑历经各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奇遇，从金营万里逃回，仅靠萍水相逢的宫女一些只言片语的介绍，用性命作赌注而冒充公主，并顺利通过了历经9个月的审查，又以她与生俱来的公主气质，以及生活细节上的品位和见识，赢得了包括宫里长大的赵构和大内太监、宗室内眷等周围人的认可。那么毫无疑问，这“尼姑”就是如假包换的公主。

从时间和一些事件的节点看，大致可以串接出公主“逃归”的过程。

柔福帝姬被掳北上时十七岁，为宋徽宗未出阁公主中年龄最大者，金兵因而对她格外重视，准备以处女公主名义进献金太宗。

金史记载，1128年8月，“北狩”的北宋皇室终于到达北都会宁，金廷举行仪式，“以宋二庶人（徽宗、钦宗）素服见 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为昏德公、子为重昏侯。宋帝、后均派帕头、民服、外袭羊裘。诸王、驸马、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奄人均露上体，披羊裘。 ”

所以，1128年的8月柔福帝姬应该刚被收入完颜吴乞买的账中，拉上床幔可以发生很多事，也可以周密地探讨很多问题。

据说，后来吴乞买对她没了兴趣，转送到了上京浣衣院（官办妓院）。按正常的逻辑这也没必要，又不是一夫一妻制，用得着大张旗鼓的切割吗？何况还打进献者的脸。做个合理推断，那是为“逃归”所做的铺垫。

一年后的1129年11月，柔福帝姬出现在湖北蕲州，被韩世忠部剿匪时发现。如果掐头去尾，中间不耽搁，顶多也就一年的时间。这究竟是天降奇迹的逃归还是周密安排的送归，应该不难判断。

1130年7月，隶属于“吴乞买系”的刘豫当上“大齐皇帝”。同年8月，赵构举行隆重仪式，高调迎接被“调查”了9个月之久的柔福帝姬入宫，这种时间上的对接，代表了一种政治上认同和默契，南宋皇室与金廷“吴乞买系”的沟通渠道正式建立，这标志着宋金政治将迎来一种全新的模式。

至于孟太后持假公主一说的原由，那是后话，是随着政治局势发展而派生出的另一个问题。此处暂且搁置，留待后叙。

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差不多同一时期发生了这么几件大事。

1130年7月投降了“吴乞买系”大将完颜昌的刘豫被推举为大齐皇帝。
1130年8月赵构高调迎接“审查”了九个月之久的柔福帝姬进宫。
1130年9月金国皇储完颜斜也离世，死因不明。
1130年10月与完颜昌关系密切的秦桧归宋。

秦桧回归意味着“吴乞买系”与南宋赵构政权的高层联络管道，打通了关键的“最后一公里”。

陆游撰写的《老学庵笔记》中描述说，秦桧回宋前完颜昌曾担心，以前金国俘虏的辽将也有逃归，回去之后都被怀疑，你回宋后能确保不受怀疑地被接受吗？常理判断，秦桧与完颜昌的私密对话不可能有记录，陆游只是以文学虚构的方式假设了一个问题。

但有了柔福帝姬沟通，这“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就在秦桧回归之前，金军东路军大将完颜昌相继占领了楚州（江苏淮安），承州（江苏高邮）等淮河以及运河的战略要地，随后又占领了岳飞把守的通州、泰州。这一系列局部战役初步完成了刘豫的“大齐”与南宋的初步划界。

秦桧在完颜昌攻占楚州后的某一天，带着全家老少，书童仆人，出现在楚州东北方向60里处的涟水，宋军涟水守将叫丁禩。秦桧自称是前朝的御史中丞（最高检察院院长），躲过了金人的监视后逃回，若有读书之人便可证明其身份。

丁禩找来一个叫王安道的秀才，那是当地的一名酒监（涟水酒类专卖局局长）。王秀才到场后，当即认出这位四年前在千里之外的东京卞梁担任最高检察院院长的秦桧。当时没电视没报纸，不知他依据什么得出的结论。

总之，王秀才见到秦桧后，作揖道：“中丞大人辛苦了。”

于是身份确定，丁禩亲自护送秦桧前往当时南宋朝廷的临时所在地——绍兴。

事后，护送秦桧南归的所有人都被朝廷加授官职，连船夫孙静都被授予承信郎（九品武官）。丁禩后来成为可以随意出入秦桧府邸的亲信之人。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以及顺序看，有理由相信这就是预先构架的一个高级别的秘密联络网。

赵构召见秦桧后，感叹秦桧“忠朴过人”，欣喜于“又得一佳士”，以至当夜失眠。

睡不着的赵构在想什么？

秦桧回归后提出的最重要思想便是“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意思就是北方人回到北方，南方人留在南方，天下才能太平。

其中，南自南是废话，关键是北自北。

南宋大量的官员和将领都是北方人，对故乡亲人的情感导致了强烈的北归情结，但他们心目中的“北归”是打回去，是一种主战情绪。

经历了“苗刘兵变”，张宝的近卫军骚乱后，一路逃亡的赵构时刻担心这种“北归”情绪的失控。而鉴于当下濒于崩溃的国力，这种强烈冲动便是战争因素。

秦桧带回“南自南，北自北”的政治创意，金国高层与南宋政权终于有了可沟通的渠道，也让赵构看到了停战的希望。只是这方案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如果真能划定界线，让一心重回家园“北人”自由归北，在宋金之间建立一个和平的缓冲地带，这对“吴乞买系”来说获得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战略纵深，对赵构而言，或能修养生息稳固政权。这貌似双赢，但仅存在于理论之上。

这条 “南自南，北自北”的“妙计”，只有六个字，其作为政治思路，或能成为长期策略，但短期操作难度极大，而且这“妙计”有个前提——和平共处。

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回归的北人就是向南的敌人，这“妙计”还靠谱吗？

还有边界划分终究是军事力量平衡的结果，和平总要有个界限，“南自南，北自北”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哪儿是南，哪儿是北？

此外，金廷权斗胜负未决，种种迹象表明，执掌军部的大元帅完颜粘罕依然主导了金国政治，“吴乞买系”推行的政治主张，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

赵构兴奋了上半夜，下半夜有点头疼，早上起来脸色阴沉。

和谈派的宰相范宗尹力荐秦桧，建议赵构任命秦桧担任经筵官（为皇帝讲读经史的高参智囊），以便双方进入细节化的探讨。

赵构否决了这一提议，任命秦桧为礼部侍郎，掌管礼仪、祭享、贡举等一些虚职。

秦桧遭到冷遇，以常年漂泊北方，归家心切为由，申请回老家南京修养。

赵构下旨“不允”。

初创的南宋政权在外交上确立了静观其变的策略。秦桧是一步大棋，不宜过早下死，还得观察棋局的变化。

在内政上，赵构的当务之急是尽力稳住千疮百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