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作者：1stSS 回复日期：2008-8-6 13:38:13
中山水寒的目的，在于以耸人听闻的观点，炒作自己的人气，进而卖书获利，或者沽名钓誉。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他不会和你真正讨论关于人口的学术观点，也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指责；相反，反对者越多他越得意，批评言论越多他越开心，只要能煽动人气，他的目的即已达到。
===================
在关天没人理你，在国观也没人理你，你又跑到煮酒（我可是煮酒的老网友）来了。你敢到新华网和人民网讨论吗？
中山水寒的目的，在于以耸人听闻的观点，炒作自己的人气，进而卖书获利，或者沽名钓誉。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他不会和你真正讨论关于人口的学术观点，也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指责；相反，反对者越多他越得意，批评言论越多他越开心，只要能煽动人气，他的目的即已达到。
===================
在关天没人理你，在国观也没人理你，你又跑到煮酒（我可是煮酒的老网友）来了。你敢到新华网和人民网讨论吗？
作者：1stSS 回复日期：2008-8-6 13:46:17
中山水寒有很多马甲，而且它的马甲分工明确，有负责顶贴的，有负责刷屏的，有负责骂人的，有负责胡搅蛮缠的，有负责污蔑的，目的是制造热烈讨论的假象，同时打击他人。
================
你以为我的超人？我的马甲只有两个。你倒是有很多马甲，你心理有数，天涯管理员也有数。你不要负隅顽抗了，国家计生委不少官员和学者现在都在讨论我的观点，趋向认同我的观点。
中山水寒有很多马甲，而且它的马甲分工明确，有负责顶贴的，有负责刷屏的，有负责骂人的，有负责胡搅蛮缠的，有负责污蔑的，目的是制造热烈讨论的假象，同时打击他人。
================
你以为我的超人？我的马甲只有两个。你倒是有很多马甲，你心理有数，天涯管理员也有数。你不要负隅顽抗了，国家计生委不少官员和学者现在都在讨论我的观点，趋向认同我的观点。
作者：1stSS 回复日期：2008-8-6 13:49:35
中山水寒在关天骗不下去，国观也骗不下去，居然又跑煮酒来炒作了，还是老套路：先故意拿愚蠢的观点吸引别人批判它，吸引眼球，然后乘机推销那本《大国空巢》。
=====================
我是煮酒的老网友，比在国观要早。
我的文章在关天和国观，你想尽了花招（所有寄生派中，只有你的手法最阴，得了宋健的真传）也阻拦不住了。
中山水寒在关天骗不下去，国观也骗不下去，居然又跑煮酒来炒作了，还是老套路：先故意拿愚蠢的观点吸引别人批判它，吸引眼球，然后乘机推销那本《大国空巢》。
=====================
我是煮酒的老网友，比在国观要早。
我的文章在关天和国观，你想尽了花招（所有寄生派中，只有你的手法最阴，得了宋健的真传）也阻拦不住了。
10、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
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反对调整人口政策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48]。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我在《大国空巢》第3章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比较了全世界所有超过5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TFR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TFR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30]。
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TFR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TFR为1.9。中国的HDI 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5年为0.777 [49]。中国2007年HDI应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TFR分别只有1.62、1.56 [50,51]。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中国2007年HDI相当于泰国2006年、巴西2004年的水平，中国2006年人均购买力相当于泰国和巴西2003年的水平，但是现在泰国和巴西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巴西和泰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中国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
2005年伊朗的HDI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已经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7年生育率只有1.7[52]，中国在强制性的1.38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还有1.8？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但是“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越南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光是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在HDI达到0.8之后，各国TFR都继续快速下降，比如韩国现在的TFR只有1.08，新加坡为1.2，台湾为1.1，香港只有0.95。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要逆转这些制度非常难），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虽然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努力改善民生，但是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还任重道远。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反对调整人口政策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48]。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我在《大国空巢》第3章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比较了全世界所有超过5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TFR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TFR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30]。
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TFR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TFR为1.9。中国的HDI 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5年为0.777 [49]。中国2007年HDI应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TFR分别只有1.62、1.56 [50,51]。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中国2007年HDI相当于泰国2006年、巴西2004年的水平，中国2006年人均购买力相当于泰国和巴西2003年的水平，但是现在泰国和巴西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巴西和泰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中国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
2005年伊朗的HDI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已经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7年生育率只有1.7[52]，中国在强制性的1.38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还有1.8？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但是“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越南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光是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在HDI达到0.8之后，各国TFR都继续快速下降，比如韩国现在的TFR只有1.08，新加坡为1.2，台湾为1.1，香港只有0.95。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要逆转这些制度非常难），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虽然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努力改善民生，但是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还任重道远。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1stSS，我在关天和国观的帖子因为你的帮助，好不容易干静了一段时间（丝毫不影响顶贴）。你怎么不恪守你的诺言？怎么又跑到我的帖子里来了？
四辽和花开现在都憋得荒，你自己倒是憋不住又跑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四辽和花开现在都憋得荒，你自己倒是憋不住又跑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作者：1stSS 回复日期：2008-8-6 14:08:23
人口是一个民族的大问题，你中山水寒一个外行，既不能接触真实数据，又不在中国的现实中生活
======================
我对人口问题是外行的话，那么国家计生委司局长为什么人手一册《大国空巢》，后面还不断有国家和地方计生委系统的官员向我要书？为什么国家统计局向我要了几十本书？你能阻拦的了他们吗？
真可怜四辽和花开！
人口是一个民族的大问题，你中山水寒一个外行，既不能接触真实数据，又不在中国的现实中生活
======================
我对人口问题是外行的话，那么国家计生委司局长为什么人手一册《大国空巢》，后面还不断有国家和地方计生委系统的官员向我要书？为什么国家统计局向我要了几十本书？你能阻拦的了他们吗？
真可怜四辽和花开！
11、记者：你认为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吗？
易：从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人口政策调整很难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1965年起，台湾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不是强制）“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台湾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1988、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台湾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了。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提倡）。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尤其是高学历的女性生育率下降更快，新加坡从“优生”角度鼓励高学历人群多生孩子，但是起效甚微。19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后来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却降低到1.2左右。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至1997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选举中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说：“我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是一个拥有许多能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抚养更多孩子，即使人口从目前的近7千万增加到1.2亿也没问题。”[53]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仅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52]。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
中国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54]。平均每年死亡0.22%。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55]，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56]。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因此，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 [14]，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这4600万妇女只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57]，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易：从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人口政策调整很难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1965年起，台湾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不是强制）“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台湾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1988、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台湾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了。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提倡）。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尤其是高学历的女性生育率下降更快，新加坡从“优生”角度鼓励高学历人群多生孩子，但是起效甚微。19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后来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却降低到1.2左右。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至1997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选举中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说：“我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是一个拥有许多能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抚养更多孩子，即使人口从目前的近7千万增加到1.2亿也没问题。”[53]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仅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52]。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
中国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54]。平均每年死亡0.22%。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55]，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56]。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因此，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 [14]，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这4600万妇女只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57]，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本刊作者档案】
穆光宗，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人口与发展》杂志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迄今，先后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600余篇（部）论述（含独著、合著、主编、参编、期刊论文和报刊论文），其中上百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首届全国优秀青年人口学者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学术对话】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讨论人口问题需要放远眼光
有人说，城市交通堵塞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句话用在人口问题身上也是合适的。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在工作层次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某个战略目标。
战略事关全局和大局，不可等闲视之。战略上的失误是根本的失误，如果战略失误，那么操作层面（政策层面）上的任何努力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前面有三个限定词：全面、协调、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已经引起很多专家的关注。比较来看，人口发展的失衡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和巨大挑战却被忽视了。中国的人口战略直接关联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时刻期待检验和完善的战略，因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属事大。
中国实施全面的人口控制已经30多年，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也差不多有10多年，伴随生育率大幅度、持续性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不断出现，所以在时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在全面推行“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的历史时期之后，问题惊现，隐患更多，长此以往，不堪设想。种种迹象表明，当下是检视人口战略并作出必要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会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昔日的人口战略不是严格意义的人口协调发展战略，而是“一条腿走路”的人口增长控制战略。
越是长时段的战略，越是需要基础性的讨论。笔者秉承学术研究要发现问题、警醒世人的宗旨写成此文，以为引玉之砖。我们就从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开始讨论。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人口发展”的战略，那么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理论上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口发展”。
从文献回顾看，“人口发展”应是本土用语，是中国学者的创造。在英文中，我们似乎并不能发现相应的用词。差强人意的有Population dynamics or Population process or Population change，译成中文是人口动态、人口过程或者人口变化的意思。但在1974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1984年的墨西哥会议、1994年的开罗会议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了一以贯之的“人口与发展”的用词和命题。显然，“人口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说法有本质的区别。“人口与发展”中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而“人口发展”中的“发展”是指人口过程的展开，但这个过程应该是包括人口数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多维过程。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要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人口素质的变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因此，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有着重要的区别。 人口发展是一个中性的过程，本身无所谓好坏，好与坏需要我们结合特定的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坐标进行问题分析和价值判断。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总量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穆光宗，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人口与发展》杂志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迄今，先后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600余篇（部）论述（含独著、合著、主编、参编、期刊论文和报刊论文），其中上百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首届全国优秀青年人口学者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学术对话】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讨论人口问题需要放远眼光
有人说，城市交通堵塞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句话用在人口问题身上也是合适的。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在工作层次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某个战略目标。
战略事关全局和大局，不可等闲视之。战略上的失误是根本的失误，如果战略失误，那么操作层面（政策层面）上的任何努力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前面有三个限定词：全面、协调、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已经引起很多专家的关注。比较来看，人口发展的失衡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和巨大挑战却被忽视了。中国的人口战略直接关联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时刻期待检验和完善的战略，因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属事大。
中国实施全面的人口控制已经30多年，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也差不多有10多年，伴随生育率大幅度、持续性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不断出现，所以在时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在全面推行“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的历史时期之后，问题惊现，隐患更多，长此以往，不堪设想。种种迹象表明，当下是检视人口战略并作出必要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会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昔日的人口战略不是严格意义的人口协调发展战略，而是“一条腿走路”的人口增长控制战略。
越是长时段的战略，越是需要基础性的讨论。笔者秉承学术研究要发现问题、警醒世人的宗旨写成此文，以为引玉之砖。我们就从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开始讨论。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人口发展”的战略，那么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理论上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口发展”。
从文献回顾看，“人口发展”应是本土用语，是中国学者的创造。在英文中，我们似乎并不能发现相应的用词。差强人意的有Population dynamics or Population process or Population change，译成中文是人口动态、人口过程或者人口变化的意思。但在1974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1984年的墨西哥会议、1994年的开罗会议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了一以贯之的“人口与发展”的用词和命题。显然，“人口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说法有本质的区别。“人口与发展”中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而“人口发展”中的“发展”是指人口过程的展开，但这个过程应该是包括人口数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多维过程。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要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人口素质的变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因此，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有着重要的区别。 人口发展是一个中性的过程，本身无所谓好坏，好与坏需要我们结合特定的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坐标进行问题分析和价值判断。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总量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生育率下降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对传统人口战略的反思是构造新人口战略的出发点。人口战略是人口政策的基础。人口控制战略的政策表达就是国内外争议颇多的“一胎化”做法。这样的人口战略与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有关，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当初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的时候也不能不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既然物是可以计划的，人为什么不能计划？这是改革开放前的普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口负担论、人口危机论一度甚嚣尘上，但奇怪的是，当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攀升到13亿左右的时候，类似的论调却低了几度。其实，这并不奇怪。
当我们将人口发展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框架里考察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人口问题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对性和变异性。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折射和映照。这就是“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人瞩目的事实，我们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至少并不是人口数量的微小变动就足以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反衬人口增长压力的严峻性，而一旦制度创新引领下的中国经济突破一系列约束条件赢得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势转变成了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为总体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譬如，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人口经济学理论中，有值得重视的人口推力假说。人口压力是一种中性的现象，只有在回应不了挑战之时，人口压力才会转化为人口问题。否则，人口压力可以成为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如袁隆平先生发起的“绿色革命”背后就有人口推力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国持续多年的人口控制战略是典型的非均衡战略。人口控制战略作用点主要在生育率变量上。可以说，在2000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文件出台之前，我国人口战略的核心使命就是降低生育率。使一个高的生育率降低到一个低水平上，这是各级政府全力以赴的责任。但急刹车的做法又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如所周知，传统的人口战略以一胎化政策为核心。虽然我们也提“提高人口素质”，但这是文本意义上的政策，实际上还是一条腿走路。至少，一手硬、一手软的事实是很多人早就看到的。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可以说不遗余力，但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还有很多历史欠债。
过去的战略也可以理解为人口增量减少战略，或者简单说就是人口增长战略，就是想在21世纪上半叶尽快实现人口零增长。在人口数量问题上的确需要做大文章，如果中国只有美国这样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一定更富强，但这个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不能假设，美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不具备可比性。但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相比，人口数量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同样规模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就取决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差别。
最好的预警就是问题本身的暴露。少生就是一切、数量中心主义的人口控制战略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带来了人口安全问题，继而留下了社会总体持续发展的隐忧。人口控制既影响人口增量，也影响人口结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一些负面后果已经暴露。当潜伏的问题初露端倪、逐渐浮出海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来讨论问题的本身而避而不谈政策和战略。换言之，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生育率下降的代价问题”足以使我们对过去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如果我们还固守过去的思维，将与时俱进挂在嘴边，那就会累积更多的问题甚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战略，而是有什么样的战略。简单说，就是借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来理解人口发展的历史联系。通过“现在”这个桥梁，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人口增长战略考虑问题是片面的，人口数量过多的挑战被过分渲染，对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和制度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急风骤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被事实证明有很多令人担忧的负面后果，而和风细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则能在多个维度上取得协同并进的良好效果。悬崖勒马，未为迟也。为人口安全、社会发展计，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人口发展战略有所反思并寻求更健康的发展道路。真正从长计议的战略都具有循序渐进的特点。为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以人为本，我们必须将人口战略设定在循序渐进的轨道上来。
对传统人口战略的反思是构造新人口战略的出发点。人口战略是人口政策的基础。人口控制战略的政策表达就是国内外争议颇多的“一胎化”做法。这样的人口战略与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有关，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当初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的时候也不能不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既然物是可以计划的，人为什么不能计划？这是改革开放前的普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口负担论、人口危机论一度甚嚣尘上，但奇怪的是，当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攀升到13亿左右的时候，类似的论调却低了几度。其实，这并不奇怪。
当我们将人口发展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框架里考察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人口问题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对性和变异性。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折射和映照。这就是“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人瞩目的事实，我们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至少并不是人口数量的微小变动就足以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反衬人口增长压力的严峻性，而一旦制度创新引领下的中国经济突破一系列约束条件赢得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势转变成了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为总体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譬如，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人口经济学理论中，有值得重视的人口推力假说。人口压力是一种中性的现象，只有在回应不了挑战之时，人口压力才会转化为人口问题。否则，人口压力可以成为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如袁隆平先生发起的“绿色革命”背后就有人口推力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国持续多年的人口控制战略是典型的非均衡战略。人口控制战略作用点主要在生育率变量上。可以说，在2000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文件出台之前，我国人口战略的核心使命就是降低生育率。使一个高的生育率降低到一个低水平上，这是各级政府全力以赴的责任。但急刹车的做法又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如所周知，传统的人口战略以一胎化政策为核心。虽然我们也提“提高人口素质”，但这是文本意义上的政策，实际上还是一条腿走路。至少，一手硬、一手软的事实是很多人早就看到的。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可以说不遗余力，但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还有很多历史欠债。
过去的战略也可以理解为人口增量减少战略，或者简单说就是人口增长战略，就是想在21世纪上半叶尽快实现人口零增长。在人口数量问题上的确需要做大文章，如果中国只有美国这样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一定更富强，但这个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不能假设，美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不具备可比性。但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相比，人口数量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同样规模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就取决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差别。
最好的预警就是问题本身的暴露。少生就是一切、数量中心主义的人口控制战略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带来了人口安全问题，继而留下了社会总体持续发展的隐忧。人口控制既影响人口增量，也影响人口结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一些负面后果已经暴露。当潜伏的问题初露端倪、逐渐浮出海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来讨论问题的本身而避而不谈政策和战略。换言之，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生育率下降的代价问题”足以使我们对过去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如果我们还固守过去的思维，将与时俱进挂在嘴边，那就会累积更多的问题甚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战略，而是有什么样的战略。简单说，就是借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来理解人口发展的历史联系。通过“现在”这个桥梁，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人口增长战略考虑问题是片面的，人口数量过多的挑战被过分渲染，对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和制度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急风骤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被事实证明有很多令人担忧的负面后果，而和风细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则能在多个维度上取得协同并进的良好效果。悬崖勒马，未为迟也。为人口安全、社会发展计，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人口发展战略有所反思并寻求更健康的发展道路。真正从长计议的战略都具有循序渐进的特点。为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以人为本，我们必须将人口战略设定在循序渐进的轨道上来。
作者：xujinhuan0603a 回复日期：2008-8-6 21:29:01
民族衰亡的开始，看看晚清，朝鲜王国，现在的日本皇室，国家要灭亡，统治者连孩子都快生不出来了，现在是整个民族连孩子都快生不出来了！广义的中华文明圈，也包括日本朝韩。
================================
罗马帝国灭亡也是因为统治者生不出孩子来
民族衰亡的开始，看看晚清，朝鲜王国，现在的日本皇室，国家要灭亡，统治者连孩子都快生不出来了，现在是整个民族连孩子都快生不出来了！广义的中华文明圈，也包括日本朝韩。
================================
罗马帝国灭亡也是因为统治者生不出孩子来
作者：似知非懂 回复日期：2008-8-6 23:06:39
骂优生优育的不可理喻啊.
===========================
目的和方式是两回事。骂长生不老的人也不可理喻。但是古代很多皇帝就是因为迷信长生不老而短寿的，人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优生优育的方法，人为干扰生育怎么可能提高人口素质？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出生人口只占全球10%，而出生缺陷儿却占全球20%，中国这种优生优育到底是提高了人口素质还是降低了人口素质？
骂优生优育的不可理喻啊.
===========================
目的和方式是两回事。骂长生不老的人也不可理喻。但是古代很多皇帝就是因为迷信长生不老而短寿的，人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优生优育的方法，人为干扰生育怎么可能提高人口素质？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出生人口只占全球10%，而出生缺陷儿却占全球20%，中国这种优生优育到底是提高了人口素质还是降低了人口素质？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回复日期：2008-8-7 0:21:52
他娘的，老子就是中意做中山夫子的马甲！
不用夫子出马，有种来找我单挑！
=====================
ltSS根本没有讨论的能力，他只是奉命来捣乱的。
他娘的，老子就是中意做中山夫子的马甲！
不用夫子出马，有种来找我单挑！
=====================
ltSS根本没有讨论的能力，他只是奉命来捣乱的。
作者：云康 回复日期：2008-8-6 14:38:14
今天我彻底调查了一下南京2000年人口普查的情况，终于使我可以理直气壮的顶一下楼主的观点。
走访了包括我母亲在内参与人口普查的居委会主管计划生育的人，真的是骇人听闻的事实：当年人口第一次初查，上面非常不满意，要求“造人”，实际报上去的数字，比初查的数字增加了10%左右。而且初查的数字就已经是把流动人口算在内的（也就是说会和别的地方上有重报）。想想全国汇总后，虚报+重报的数字将是多么可怕。
今天我彻底调查了一下南京2000年人口普查的情况，终于使我可以理直气壮的顶一下楼主的观点。
走访了包括我母亲在内参与人口普查的居委会主管计划生育的人，真的是骇人听闻的事实：当年人口第一次初查，上面非常不满意，要求“造人”，实际报上去的数字，比初查的数字增加了10%左右。而且初查的数字就已经是把流动人口算在内的（也就是说会和别的地方上有重报）。想想全国汇总后，虚报+重报的数字将是多么可怕。
作者：湘东子 回复日期：2008-8-7 8:58:57
作为老乡，我支持兄台的发展人口的帖子，计划生育觉得是祸害，现在农村的学校都开不了班了，人丁凋零，绝对不是好事。
==============
谢谢老乡支持！你在湘东，我在湘西
作为老乡，我支持兄台的发展人口的帖子，计划生育觉得是祸害，现在农村的学校都开不了班了，人丁凋零，绝对不是好事。
==============
谢谢老乡支持！你在湘东，我在湘西
人口发展风险挑战社会和家庭和谐
我国过去的人口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样的偏差在效果上得到了证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宏观上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问题，另一个方面是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困难家庭不断增多的问题。或者说，一胎化政策的社会风险包括：出生性别比问题所引发的婚姻挤压，家庭存续危机和家庭养老危机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低生育文化”包括了政府倡导的“独生子女文化”和草根自觉的“儿女双全文化”。理性的生育求的是“好”与“福”。儿女双全是为“好”，衣食无忧是为“福”。但过去那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基本没有了市场，很多调查可以支持这一判断。显然的，这“好”与“福”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无儿无女怎么可能“好”？有儿女却无后的不叫“好”（如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独生子女也难称“好”，因为这“好”字左边是“女”右边是“子”，合在一切才叫“好”。在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今天，那么我们对“好”的新诠释就不再局限在儿女双全了，而是两全其美。中国人的“子福”观包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朴素理解。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势下，仅仅从生育的数量和构成来看，“儿女双全”可谓大福，“两个孩子”可谓中福，“一个孩子”可谓小福。在理论上，我们探询到的生育幸福的底线就是“两个孩子”，就是“两全其美”。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责任政府需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生育的幸福。在基于生育幸福理论的两孩政策框架里，至于一个家庭的自主决策究竟是生育一孩还是生育两孩，那是悉听尊便、自由选择的私权。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要，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忽视的。事实上，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的家庭数目在全国已有相当规模，而且还在悄然累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问题。2000年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夭折率是0.8%，规模达到57万。当一个成年独生子女夭折的时候，其老年父母的心实际上已经死去。独生子女的毁灭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的毁灭。一胎化导致中国人、中国家庭输不起，认为塑造了脆弱的家庭结构。家庭人力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独生子女是幸福的一代，但也是负累的一代。祸福相因，自古皆然。人口的安全运行已经受到威胁。这两个方面都与单打一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关。由于中国长期来推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所以基层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政策创新空间。否则的话，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改革契机了。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
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社会。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判断大致包括了三个视角九个层面的理解。首先，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了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其次，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再次，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了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 具体来看，其涵义是：
第一，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其风险性就在其唯一性。特别是大龄独生子女死亡对一个家庭及其整个亲属网络精神上的打击几乎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独生子女的“成材风险”是指独生子女缺乏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同伴教育”的成长生态，难以全面发展，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成为共识。
第三，独生子女的“婚姻风险”有三种情势：一是成婚难，因为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烈，生活能力不一定高，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父母为成年独生子女亲自找对象的新闻了；二是婚后冲突会比较多；三是婚姻寿命可能比较短。
第四，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有二种情势：一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独生子女群体的对不育和独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强。
第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的养老责任主体，注定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重大、心理压力巨大。俗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家庭结构，放长时段看，几乎所有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对或多或少存在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养老风险。
第六，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指结构完整的三角形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因为遭遇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而出现结构性的缺损，严重者可导致结构的瓦解。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最严重的一种。简单说，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推演过程中，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家庭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残缺无后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伤痛。
第七，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是指这么一种担心，由于独生子女群体身上存在着缺乏团队精神、缺乏吃苦精神的一定比例，所以可能会在未来时期的一定范围里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力供应。
第八，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是指在非和平时期，独生子女群体的战斗力是让人怀疑的。独生子女群体是家庭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点和脆弱点。家庭的牵肠挂肚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
第九，独生子女社会的“责任风险”。这里说的责任风险是指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是大决策，越有大风险。风险决策必须承担起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帮扶弱小、弥补损失、救助病患是文明社会、文明计生的四项基本通则。在鼓励只生一孩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必须为独生子女群体、家庭和社会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承担起防范风险、规避问题、补偿代价、解决困难的四大责任。
上述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独生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政府的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风险细胞”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社会就是不折不扣的“风险社会”。而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冀望。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走笔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忠告：不要过分陶醉于人口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同于独生的倾向和做法已经并将继续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生育的多与少是相对的。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就是多；如果说四个五个孩子是多，那么两个孩子就是少了。国际上，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5定义为“低生育率”，中国更严格，在更替水平生育率（现在大致是2.1）之下才是“低生育率”。根据这样的界定，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也是少。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是使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双赢，使家庭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双赢。这里，宽泛的“以人为本”转变为更易把握的以家庭为本的原则。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我们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不是“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健康家庭”关键在结构和功能，“健康家庭”才较好地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的结构性力量。在理论上，生育两个孩子是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但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多的事实，所以这一伦理的底线在多数地方也同时可以理解为政策的上限。虽然决策属于政府的责任范畴，求真属于学界的责任范畴，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无论如何是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前提。
我国过去的人口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样的偏差在效果上得到了证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宏观上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问题，另一个方面是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困难家庭不断增多的问题。或者说，一胎化政策的社会风险包括：出生性别比问题所引发的婚姻挤压，家庭存续危机和家庭养老危机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低生育文化”包括了政府倡导的“独生子女文化”和草根自觉的“儿女双全文化”。理性的生育求的是“好”与“福”。儿女双全是为“好”，衣食无忧是为“福”。但过去那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基本没有了市场，很多调查可以支持这一判断。显然的，这“好”与“福”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无儿无女怎么可能“好”？有儿女却无后的不叫“好”（如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独生子女也难称“好”，因为这“好”字左边是“女”右边是“子”，合在一切才叫“好”。在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今天，那么我们对“好”的新诠释就不再局限在儿女双全了，而是两全其美。中国人的“子福”观包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朴素理解。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势下，仅仅从生育的数量和构成来看，“儿女双全”可谓大福，“两个孩子”可谓中福，“一个孩子”可谓小福。在理论上，我们探询到的生育幸福的底线就是“两个孩子”，就是“两全其美”。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责任政府需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生育的幸福。在基于生育幸福理论的两孩政策框架里，至于一个家庭的自主决策究竟是生育一孩还是生育两孩，那是悉听尊便、自由选择的私权。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要，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忽视的。事实上，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的家庭数目在全国已有相当规模，而且还在悄然累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问题。2000年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夭折率是0.8%，规模达到57万。当一个成年独生子女夭折的时候，其老年父母的心实际上已经死去。独生子女的毁灭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的毁灭。一胎化导致中国人、中国家庭输不起，认为塑造了脆弱的家庭结构。家庭人力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独生子女是幸福的一代，但也是负累的一代。祸福相因，自古皆然。人口的安全运行已经受到威胁。这两个方面都与单打一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关。由于中国长期来推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所以基层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政策创新空间。否则的话，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改革契机了。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
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社会。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判断大致包括了三个视角九个层面的理解。首先，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了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其次，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再次，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了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 具体来看，其涵义是：
第一，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其风险性就在其唯一性。特别是大龄独生子女死亡对一个家庭及其整个亲属网络精神上的打击几乎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独生子女的“成材风险”是指独生子女缺乏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同伴教育”的成长生态，难以全面发展，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成为共识。
第三，独生子女的“婚姻风险”有三种情势：一是成婚难，因为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烈，生活能力不一定高，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父母为成年独生子女亲自找对象的新闻了；二是婚后冲突会比较多；三是婚姻寿命可能比较短。
第四，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有二种情势：一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独生子女群体的对不育和独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强。
第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的养老责任主体，注定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重大、心理压力巨大。俗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家庭结构，放长时段看，几乎所有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对或多或少存在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养老风险。
第六，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指结构完整的三角形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因为遭遇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而出现结构性的缺损，严重者可导致结构的瓦解。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最严重的一种。简单说，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推演过程中，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家庭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残缺无后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伤痛。
第七，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是指这么一种担心，由于独生子女群体身上存在着缺乏团队精神、缺乏吃苦精神的一定比例，所以可能会在未来时期的一定范围里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力供应。
第八，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是指在非和平时期，独生子女群体的战斗力是让人怀疑的。独生子女群体是家庭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点和脆弱点。家庭的牵肠挂肚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
第九，独生子女社会的“责任风险”。这里说的责任风险是指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是大决策，越有大风险。风险决策必须承担起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帮扶弱小、弥补损失、救助病患是文明社会、文明计生的四项基本通则。在鼓励只生一孩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必须为独生子女群体、家庭和社会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承担起防范风险、规避问题、补偿代价、解决困难的四大责任。
上述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独生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政府的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风险细胞”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社会就是不折不扣的“风险社会”。而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冀望。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走笔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忠告：不要过分陶醉于人口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同于独生的倾向和做法已经并将继续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生育的多与少是相对的。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就是多；如果说四个五个孩子是多，那么两个孩子就是少了。国际上，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5定义为“低生育率”，中国更严格，在更替水平生育率（现在大致是2.1）之下才是“低生育率”。根据这样的界定，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也是少。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是使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双赢，使家庭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双赢。这里，宽泛的“以人为本”转变为更易把握的以家庭为本的原则。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我们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不是“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健康家庭”关键在结构和功能，“健康家庭”才较好地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的结构性力量。在理论上，生育两个孩子是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但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多的事实，所以这一伦理的底线在多数地方也同时可以理解为政策的上限。虽然决策属于政府的责任范畴，求真属于学界的责任范畴，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无论如何是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前提。
“以人为本”是衡量人口和计生工作成败的终极标准
我们需要对不必要的人口增长和必要的人口增长善加区分。客观地说，由于中国人口问题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所以虽然人口更多了，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更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毫无疑问，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才真切地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特征。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这些特性也必然反映在人口的身上。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后列，但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和未来的成本和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那么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担忧。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就是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反而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的问题了，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利益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人口不仅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21世纪是倡导“人脑论”的世纪。从过去单纯通过降低生育率达到“节流”的目的，到现在的节流（控制生育增量）和开源（开发人力资源）并举，反映出人口治理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人口作为负担的因素被消解，作为资源的力量得到激发，特别是人口身上蕴藏的脑力资源日益得到重视。要使未来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投资人口、开发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出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人的发展方向、程度和绩效。
“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基本含义是在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的框架里尊重人类选择的权利，扩大人类选择的机会，增强人类选择的能力。人口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个过度增殖的人口将以损害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类尊严的保障作为代价。如果人多了只是穷人多了的话，人的边际价值就会下降，人的尊严就会逐步丧失。那么质量和价值都会大打折扣。正如意大利人口经济学家卡洛. M. 奇波拉在1962年《世界人口经济史》所指出的：“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某些关键点，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就很可能会发生竞争。” 18世纪中叶的中国已经是人满为患。当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大使私人秘书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曾经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了人口过剩的情景，他在广州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群人拥向一条大运河的岸边，其中有几个人爬上一只旧船高高翘起的船尾，突然，这只不堪重负的船散架了，船上的人全部落水。尽管出事地附近有很多船，但没有一只船去救援正在水中挣扎的人，只看见有个家伙正忙着用带勾的篙子去捡一个溺水者的帽子。”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呢？是因为人太多而帽子太少，演绎开来，就是人太多而资源太少，所以出现了人命不值钱的情况。在资源的约束下，为了生存，更多的人只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却无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和保障人类的尊严。
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强调将较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其中包括更多的技能和更高的道德。这同样有“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二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指出：“富有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是愚昧无知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比贫穷更不幸，因为它会比贫穷更强烈地使事情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由智慧和有知识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就是一件好事。” 道德进步必须和技能的改进和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若无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类就会陷入“贫困的富裕”的陷阱，所以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文明品质的提高为依归。
质量优先人口发展战略具有巨大的发展效应，就是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历史的经验所证明。譬如，日本二战以后的经济起飞和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有直接的联系。德国战败后能迅速崛起也与人力资本的大量储备有关。更不要说美国了，美国是得天下英才而用之，所以美国的国力最强盛。如果看得更远些，人口素质的提高比之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更大。
人口也是多种力量的形态存在，人既可以是植树造林的主体，也可以是毁林填湖的主体，所以人口既可以是“亲生态的人口”也可以是“反生态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把人口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力转变为建设力。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同时要继续反贫困，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帮助一些人口摆脱对自然的简单依赖，采取综合措施来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可以产生调节人口的机制，使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和谐。
我们需要对不必要的人口增长和必要的人口增长善加区分。客观地说，由于中国人口问题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所以虽然人口更多了，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更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毫无疑问，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才真切地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特征。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这些特性也必然反映在人口的身上。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后列，但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和未来的成本和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那么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担忧。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就是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反而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的问题了，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利益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人口不仅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21世纪是倡导“人脑论”的世纪。从过去单纯通过降低生育率达到“节流”的目的，到现在的节流（控制生育增量）和开源（开发人力资源）并举，反映出人口治理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人口作为负担的因素被消解，作为资源的力量得到激发，特别是人口身上蕴藏的脑力资源日益得到重视。要使未来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投资人口、开发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出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人的发展方向、程度和绩效。
“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基本含义是在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的框架里尊重人类选择的权利，扩大人类选择的机会，增强人类选择的能力。人口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个过度增殖的人口将以损害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类尊严的保障作为代价。如果人多了只是穷人多了的话，人的边际价值就会下降，人的尊严就会逐步丧失。那么质量和价值都会大打折扣。正如意大利人口经济学家卡洛. M. 奇波拉在1962年《世界人口经济史》所指出的：“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某些关键点，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就很可能会发生竞争。” 18世纪中叶的中国已经是人满为患。当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大使私人秘书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曾经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了人口过剩的情景，他在广州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群人拥向一条大运河的岸边，其中有几个人爬上一只旧船高高翘起的船尾，突然，这只不堪重负的船散架了，船上的人全部落水。尽管出事地附近有很多船，但没有一只船去救援正在水中挣扎的人，只看见有个家伙正忙着用带勾的篙子去捡一个溺水者的帽子。”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呢？是因为人太多而帽子太少，演绎开来，就是人太多而资源太少，所以出现了人命不值钱的情况。在资源的约束下，为了生存，更多的人只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却无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和保障人类的尊严。
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强调将较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其中包括更多的技能和更高的道德。这同样有“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二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指出：“富有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是愚昧无知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比贫穷更不幸，因为它会比贫穷更强烈地使事情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由智慧和有知识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就是一件好事。” 道德进步必须和技能的改进和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若无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类就会陷入“贫困的富裕”的陷阱，所以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文明品质的提高为依归。
质量优先人口发展战略具有巨大的发展效应，就是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历史的经验所证明。譬如，日本二战以后的经济起飞和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有直接的联系。德国战败后能迅速崛起也与人力资本的大量储备有关。更不要说美国了，美国是得天下英才而用之，所以美国的国力最强盛。如果看得更远些，人口素质的提高比之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更大。
人口也是多种力量的形态存在，人既可以是植树造林的主体，也可以是毁林填湖的主体，所以人口既可以是“亲生态的人口”也可以是“反生态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把人口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力转变为建设力。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同时要继续反贫困，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帮助一些人口摆脱对自然的简单依赖，采取综合措施来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可以产生调节人口的机制，使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和谐。
构造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机制
人口健康、均衡、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从“数量中心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新人口战略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如下：以“人口发展”而非“人口增长”来规划人口战略，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就是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换来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保障社会的发展。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实施“健康家庭计划”为核心目标，新人口战略建立在家庭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以人为本”。具体体现在保持人口结构的健全为优先目标，同时兼顾人口总量的控制，城乡生育权限对等，通开二胎生育，而对多胎生育则实施人道的社会控制。
城乡开通二胎生育以下几个特点：（1）城乡平等的生育权限，对生育权利的尊重也是对人口规律的尊重。这么做既能保证人口安全和家庭健康，人口增殖也相对缓慢。（2）男女平等，无论男女（指新生儿），只限二胎。（3）在做法上，淡化行政强制色彩，强化利益诱导和文化熏陶。
开放二胎会不会导致有些夫妇和家庭变本加厉，超生到三胎及以上？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南常德和河北承德等地“二胎加间隔”的试点取得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开放二胎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上分析，现在有不少人一说生育政策调整，神经就紧张，本能抗拒，成了一种条件反射。经过多年的工作，不少同志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甚至是思想上的禁锢，生育政策调整这个话题成了一个无形的禁区。新人口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要从解放思想开始。思路决定出路。生育政策的必要放松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为了确定更合理的生育权限。常识告诉我们，压得越紧，反弹力越强；放得越送，反弹力越弱。有人认为，放松的同时，反弹力也加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认识。从一胎到两胎加间隔的演变在反弹力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反弹力是因为意愿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这是问题的结点。如果意愿得到满足和释放，反弹力自然消散。从反弹力会增强的角度来反对生育政策调整，可以说是舍本逐末。当代理论界的一些认识值得反思。如果保持同样的人口控制力、人口控制机制，那么生育的反弹特性只会弱化。政策调整是为了建立更平衡、更稳健的人口发展机制。人口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稳健的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是在稳健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健。
中国的人口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超低生育率的出现是一个不妙的讯号。易富贤先生以官方统计的总和生育率和湖北、北京两地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证明了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政策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的区别和联系。当意愿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之后，所谓生育率反弹的命题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而笔者担心的是，当意愿生育率达到超低水平的时候，生育率的调整可能就失去了时机。当意愿生育率略高于政策生育率时，我们就要寻找一个均衡点，确立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变动空间，从而根据人口规律及早做出调整。换角度思考之后，在适度低生育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蓦然发现：所谓低生育水平不够稳定、具有反弹特性，不是坏事，恰恰是机遇，而且是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机遇。
如果说人口控制战略是单极战略，那么人口发展战略就是平衡战略。实施这样的战略目前认识更清楚，责任更到位，条件更成熟。我们对人口问题、生育问题的认识需要结合一个重要的概念性框架来进行，这就是“生命历程”或者说“生命周期”（life cycle or course）。在讨论人口控制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生育成本”这个范畴，包括了生育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社会抚养费就是基于外部成本理论设计的）。但如果引进生命历程的概念，我们就不难看到一个事实，生育的成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投资，所以它有预期的回报。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将纵贯生命历程的生育效应理解为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两种，因此生育的生命周期就是生育的投资期和回报期的结合。
与生育的生命周期理论对应，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下“生育责任”问题。生育责任的理解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譬如政府实施人口控制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型生育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育文化。在生育的生命周期早期，我们强调的生育责任是家庭、夫妇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人口控制的要求；到了生育的生命周期后期，父母年老，孩子长大，家庭养老功能缺损问题提出来了。这提醒我们：第一是生育控制的好坏要考虑到家庭养老保障的需要（其实生育控制的界度需要有多个维度的考虑）；第二是社会应该反哺家庭、夫妇和个人。当生育率的大幅度、可持续的下降为经济发展创造出良好条件的时候，就有一个让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所以到了生命周期的后期，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政府对家庭、夫妇和个人的责任。贡献与回报、义务和权利构成了天然的对应关系。
透过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各地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口控制的社会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简单说，就是从以人数为本的计划生育开始逐渐转向以人权为本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得到保持的同时，人文关怀得到了加强。计划生育本身不是目的，促进人类健康、家庭幸福、社会进步才是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取向。过分纠缠于工具理性，可能导致计划生育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异化。说通俗一点，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就是少生就是一切，一切计划生育的举措都是围绕着人口数量的控制展开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育率下降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在低生育目标已经实现多年而且相对稳定了，同时越来越多的计划生育家庭开始面临养老等实际问题。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如何促进和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优生优育、经济富裕、家庭幸福、老有所养，就成了突出的大问题。这显然不是工具理性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给予人文关怀、道德关怀。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的提出是对利益导向机制的丰富和发展。
人口控制的利益导向机制内容更加丰富、机制更加完善、效果更加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1）注意到了利益共享问题。也就是，计划生育家庭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在人口控制之初，我们接受了一个假设：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将利于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所取得的进步有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的贡献和牺牲。所以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之后，就要反过头来对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利益上的激励。证明一下国家的根本责任是通过计划生育来实现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款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虽然杯水车薪，但表明了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态度，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注意到了利益补偿问题。也就是，当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了意外风险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必须伸出援手。比方，大龄独生子女伤病残缺对已处在生命周期晚期的计划生育家庭来说，他们是为国家做出了巨大奉献的家庭。在汉语中，“奉献”和“风险”巧妙谐音，令人玩味。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风险本质上是奉献型的风险，也是一胎化主导的生育政策所隐含的内源性风险。《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三条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指使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5000元的一次性经济帮助”。
虽然地方性法规有了明确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但从产生的效果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一胎化政策本身所带来的巨大风险。5000元的经济补偿不可能解决丧失了大龄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养老之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话，他们至少在情感生活和实际生活上还有一个依靠。但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孩子突然出事，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来无靠且不说，精神上的打击是任何补偿都不可能弥补的。
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到政策的核心来思考。简单说，以倡导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一胎化政策是一个隐含着巨大风险的政策，即便从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台这样的政策也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说到底，这是一个在左的思潮还深具影响的年代所做出的决策。从文革的内乱中站起来的中国太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了，这个着眼于宏观经济的战略思考给人口决策以巨大的影响。
人口健康、均衡、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从“数量中心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新人口战略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如下：以“人口发展”而非“人口增长”来规划人口战略，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就是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换来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保障社会的发展。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实施“健康家庭计划”为核心目标，新人口战略建立在家庭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以人为本”。具体体现在保持人口结构的健全为优先目标，同时兼顾人口总量的控制，城乡生育权限对等，通开二胎生育，而对多胎生育则实施人道的社会控制。
城乡开通二胎生育以下几个特点：（1）城乡平等的生育权限，对生育权利的尊重也是对人口规律的尊重。这么做既能保证人口安全和家庭健康，人口增殖也相对缓慢。（2）男女平等，无论男女（指新生儿），只限二胎。（3）在做法上，淡化行政强制色彩，强化利益诱导和文化熏陶。
开放二胎会不会导致有些夫妇和家庭变本加厉，超生到三胎及以上？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南常德和河北承德等地“二胎加间隔”的试点取得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开放二胎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上分析，现在有不少人一说生育政策调整，神经就紧张，本能抗拒，成了一种条件反射。经过多年的工作，不少同志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甚至是思想上的禁锢，生育政策调整这个话题成了一个无形的禁区。新人口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要从解放思想开始。思路决定出路。生育政策的必要放松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为了确定更合理的生育权限。常识告诉我们，压得越紧，反弹力越强；放得越送，反弹力越弱。有人认为，放松的同时，反弹力也加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认识。从一胎到两胎加间隔的演变在反弹力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反弹力是因为意愿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这是问题的结点。如果意愿得到满足和释放，反弹力自然消散。从反弹力会增强的角度来反对生育政策调整，可以说是舍本逐末。当代理论界的一些认识值得反思。如果保持同样的人口控制力、人口控制机制，那么生育的反弹特性只会弱化。政策调整是为了建立更平衡、更稳健的人口发展机制。人口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稳健的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是在稳健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健。
中国的人口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超低生育率的出现是一个不妙的讯号。易富贤先生以官方统计的总和生育率和湖北、北京两地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证明了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政策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的区别和联系。当意愿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之后，所谓生育率反弹的命题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而笔者担心的是，当意愿生育率达到超低水平的时候，生育率的调整可能就失去了时机。当意愿生育率略高于政策生育率时，我们就要寻找一个均衡点，确立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变动空间，从而根据人口规律及早做出调整。换角度思考之后，在适度低生育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蓦然发现：所谓低生育水平不够稳定、具有反弹特性，不是坏事，恰恰是机遇，而且是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机遇。
如果说人口控制战略是单极战略，那么人口发展战略就是平衡战略。实施这样的战略目前认识更清楚，责任更到位，条件更成熟。我们对人口问题、生育问题的认识需要结合一个重要的概念性框架来进行，这就是“生命历程”或者说“生命周期”（life cycle or course）。在讨论人口控制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生育成本”这个范畴，包括了生育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社会抚养费就是基于外部成本理论设计的）。但如果引进生命历程的概念，我们就不难看到一个事实，生育的成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投资，所以它有预期的回报。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将纵贯生命历程的生育效应理解为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两种，因此生育的生命周期就是生育的投资期和回报期的结合。
与生育的生命周期理论对应，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下“生育责任”问题。生育责任的理解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譬如政府实施人口控制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型生育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育文化。在生育的生命周期早期，我们强调的生育责任是家庭、夫妇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人口控制的要求；到了生育的生命周期后期，父母年老，孩子长大，家庭养老功能缺损问题提出来了。这提醒我们：第一是生育控制的好坏要考虑到家庭养老保障的需要（其实生育控制的界度需要有多个维度的考虑）；第二是社会应该反哺家庭、夫妇和个人。当生育率的大幅度、可持续的下降为经济发展创造出良好条件的时候，就有一个让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所以到了生命周期的后期，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政府对家庭、夫妇和个人的责任。贡献与回报、义务和权利构成了天然的对应关系。
透过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各地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口控制的社会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简单说，就是从以人数为本的计划生育开始逐渐转向以人权为本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得到保持的同时，人文关怀得到了加强。计划生育本身不是目的，促进人类健康、家庭幸福、社会进步才是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取向。过分纠缠于工具理性，可能导致计划生育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异化。说通俗一点，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就是少生就是一切，一切计划生育的举措都是围绕着人口数量的控制展开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育率下降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在低生育目标已经实现多年而且相对稳定了，同时越来越多的计划生育家庭开始面临养老等实际问题。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如何促进和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优生优育、经济富裕、家庭幸福、老有所养，就成了突出的大问题。这显然不是工具理性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给予人文关怀、道德关怀。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的提出是对利益导向机制的丰富和发展。
人口控制的利益导向机制内容更加丰富、机制更加完善、效果更加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1）注意到了利益共享问题。也就是，计划生育家庭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在人口控制之初，我们接受了一个假设：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将利于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所取得的进步有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的贡献和牺牲。所以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之后，就要反过头来对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利益上的激励。证明一下国家的根本责任是通过计划生育来实现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款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虽然杯水车薪，但表明了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态度，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注意到了利益补偿问题。也就是，当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了意外风险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必须伸出援手。比方，大龄独生子女伤病残缺对已处在生命周期晚期的计划生育家庭来说，他们是为国家做出了巨大奉献的家庭。在汉语中，“奉献”和“风险”巧妙谐音，令人玩味。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风险本质上是奉献型的风险，也是一胎化主导的生育政策所隐含的内源性风险。《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三条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指使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5000元的一次性经济帮助”。
虽然地方性法规有了明确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但从产生的效果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一胎化政策本身所带来的巨大风险。5000元的经济补偿不可能解决丧失了大龄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养老之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话，他们至少在情感生活和实际生活上还有一个依靠。但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孩子突然出事，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来无靠且不说，精神上的打击是任何补偿都不可能弥补的。
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到政策的核心来思考。简单说，以倡导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一胎化政策是一个隐含着巨大风险的政策，即便从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台这样的政策也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说到底，这是一个在左的思潮还深具影响的年代所做出的决策。从文革的内乱中站起来的中国太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了，这个着眼于宏观经济的战略思考给人口决策以巨大的影响。
“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要义
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改名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反而改成“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使命更大，责任更重。这一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易名，而是我们不断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各级政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有两个重要使命：一个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另一个是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协调。这是多年来倡导大人口观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最终实现了，说明规律性的现象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计划生育到人口与计划生育、从人口增长到人口发展、从人口到人口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变迁都预示着人口战略的调整是必然的。以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契机，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划分成两大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开始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到决定的颁布，任务是降低生育率；第二个阶段是正视生育率下降后果的历史时期。
现在是到重新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时候了，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战略调整的机遇期。中国入世以后，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蕴藏在劳动者身上的健康存量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信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了知识经济的新态势。这对人口发展战略的设计有重要的意义。譬如，国家教育部提出要实现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大国的宏伟设想。
从“人口零负增长战略”到“人口均衡发展战略”是历史的必然，早调整早得益。人口均衡发展兼顾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人口控制与人类发展。
人口均衡发展要重视“安全效应”和“发展效应”的互济性。我们考虑较多的是一定假设条件下人口减少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较少考虑人口控制对人口过程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安全效应”是内部效应，那么我们可以将“发展效应”理解为外部效应。问题的关键是外部发展效应是内部安全效应的一种转化，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确保人口系统的安全运行，那么人口系统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促进发展的效应也将很难预期。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不确定的，并不存在人口增长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形。其中，制度安排应有关键作用。但计划生育对家庭发展的影响却相对确定。我们所带来的代价根本上是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损害。
在性别结构问题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多年来的持续升高和偏高问题，结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失衡，男女婚配将在今后出现问题，在一对一的婚姻市场里，必将有些男性无法找到配偶，据人口学者的估计，婚姻市场上过剩的男性人口大约有几千万之多。但食色性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在今后会演变成严重的拐买妇女问题和性罪错问题等，导致社会的不安全。
在年龄结构问题上，就是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从根本上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导致未来少子女老龄化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没有家庭的健康，谈不上社会的健康。所以，如何重建一个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是人口政策调整必须认真考虑的。
从生命周期角度看生育风险，则有生育的早发风险和生育的晚发风险。生育的早发风险有生殖健康问题（在过去，生育是鬼门关），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伤残率。生育的晚发风险包括了生存风险（孩子的伤病残缺风险）、关系风险（代际冲突）和保障风险（老而无养、老而难养）。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绩在人口总量控制上是巨大的，不容抹杀，也不能否认。但变换角度，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富有责任感地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巨大隐忧。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看待独生子女政策的效用。人口发展战略不能看一时一地的人口，而是必须放眼远望、瞻前顾后。
本文的建议是：及早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更加公平、更少风险、更大效用的“城乡通开二胎生育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健康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既能实现人口适度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安全发展的平衡决策。中国要控制人口，但更要在均衡的格局中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优良的人口政策不能单打一，必须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兼顾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结构平衡。过分强调数量问题，很容易今后在人口结构上付出沉重代价。矫枉过正、物极必反、欲速不达，古有明训。同时，一个实事求是的政策也必须考虑到在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中交织着发展的“本土文化”的适应性，特别是生育这种与大小文化紧密相连的人类行为，我们要尽量减少与文化的冲突，更好的做法是在妥协中引领、在引领中建设，逐渐达致政策与文化的协同并进。任何冲突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安全”的冲击和消解。因此，无论如何，减少冲突、降低风险是建构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维度。这样的战略抉择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我们时刻处在历史严肃的拷问之中。早调整一天，未来的风险就可能减少一份，社会发展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毫无疑问，健康的家庭是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健康的社会是由一个个健康的家庭细胞组成的而决不是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不健康的甚至是破败的“细胞”，那么这个社会不但不健康反而是不安全的。这是我们构筑新人口战略的前提性、公理性认识。所以，一个科学合理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筑在家庭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实施“健康家庭计划”是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前提。
从计划生育角度说，健康家庭的关键在结构的健康，“一胎化”所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而且这两大风险彼此关联。孩子发生伤病残缺，养老也就没有冀望；孩子发生夭折，父母不能再育，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足以剥夺这个家庭的全部希望，毁灭这个家庭。即使孩子相伴到老，一个孩子的养老负担也过于巨大，现在独生子女所享受到的“好”是物质的，也是暂时的，一旦到生育生命周期的晚期，独生子女当年获得的“关爱”就要转化成奉养父母的“责任”。独生子女不一定是问题家庭，但一定是风险家庭，这个性质并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改变。
如果真正实现“健康家庭计划”，那实际上是“结构优先、兼顾总量”的人口发展战略。“健康家庭计划”和“人口均衡发展”相呼应。城乡通开二胎生育计划，给大众一定的生育选择权限，但生不生却是微观决策者自己的事情。人口健康、均衡、持续的发展战略要从“健康家庭计划”入手，使生育的风险降低、使生育的效用增强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为本位，这才是目光远大的发展战略，但均衡发展并不是平均分配力量，依然有所侧重。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的重要性远甚人口数量控制。均衡的人口发展深层面的含义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人口结构的健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样的人口战略符合中华民族当前的和长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
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改名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反而改成“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使命更大，责任更重。这一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易名，而是我们不断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各级政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有两个重要使命：一个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另一个是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协调。这是多年来倡导大人口观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最终实现了，说明规律性的现象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计划生育到人口与计划生育、从人口增长到人口发展、从人口到人口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变迁都预示着人口战略的调整是必然的。以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契机，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划分成两大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开始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到决定的颁布，任务是降低生育率；第二个阶段是正视生育率下降后果的历史时期。
现在是到重新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时候了，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战略调整的机遇期。中国入世以后，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蕴藏在劳动者身上的健康存量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信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了知识经济的新态势。这对人口发展战略的设计有重要的意义。譬如，国家教育部提出要实现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大国的宏伟设想。
从“人口零负增长战略”到“人口均衡发展战略”是历史的必然，早调整早得益。人口均衡发展兼顾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人口控制与人类发展。
人口均衡发展要重视“安全效应”和“发展效应”的互济性。我们考虑较多的是一定假设条件下人口减少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较少考虑人口控制对人口过程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安全效应”是内部效应，那么我们可以将“发展效应”理解为外部效应。问题的关键是外部发展效应是内部安全效应的一种转化，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确保人口系统的安全运行，那么人口系统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促进发展的效应也将很难预期。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不确定的，并不存在人口增长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形。其中，制度安排应有关键作用。但计划生育对家庭发展的影响却相对确定。我们所带来的代价根本上是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损害。
在性别结构问题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多年来的持续升高和偏高问题，结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失衡，男女婚配将在今后出现问题，在一对一的婚姻市场里，必将有些男性无法找到配偶，据人口学者的估计，婚姻市场上过剩的男性人口大约有几千万之多。但食色性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在今后会演变成严重的拐买妇女问题和性罪错问题等，导致社会的不安全。
在年龄结构问题上，就是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从根本上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导致未来少子女老龄化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没有家庭的健康，谈不上社会的健康。所以，如何重建一个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是人口政策调整必须认真考虑的。
从生命周期角度看生育风险，则有生育的早发风险和生育的晚发风险。生育的早发风险有生殖健康问题（在过去，生育是鬼门关），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伤残率。生育的晚发风险包括了生存风险（孩子的伤病残缺风险）、关系风险（代际冲突）和保障风险（老而无养、老而难养）。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绩在人口总量控制上是巨大的，不容抹杀，也不能否认。但变换角度，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富有责任感地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巨大隐忧。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看待独生子女政策的效用。人口发展战略不能看一时一地的人口，而是必须放眼远望、瞻前顾后。
本文的建议是：及早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更加公平、更少风险、更大效用的“城乡通开二胎生育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健康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既能实现人口适度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安全发展的平衡决策。中国要控制人口，但更要在均衡的格局中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优良的人口政策不能单打一，必须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兼顾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结构平衡。过分强调数量问题，很容易今后在人口结构上付出沉重代价。矫枉过正、物极必反、欲速不达，古有明训。同时，一个实事求是的政策也必须考虑到在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中交织着发展的“本土文化”的适应性，特别是生育这种与大小文化紧密相连的人类行为，我们要尽量减少与文化的冲突，更好的做法是在妥协中引领、在引领中建设，逐渐达致政策与文化的协同并进。任何冲突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安全”的冲击和消解。因此，无论如何，减少冲突、降低风险是建构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维度。这样的战略抉择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我们时刻处在历史严肃的拷问之中。早调整一天，未来的风险就可能减少一份，社会发展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毫无疑问，健康的家庭是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健康的社会是由一个个健康的家庭细胞组成的而决不是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不健康的甚至是破败的“细胞”，那么这个社会不但不健康反而是不安全的。这是我们构筑新人口战略的前提性、公理性认识。所以，一个科学合理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筑在家庭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实施“健康家庭计划”是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前提。
从计划生育角度说，健康家庭的关键在结构的健康，“一胎化”所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而且这两大风险彼此关联。孩子发生伤病残缺，养老也就没有冀望；孩子发生夭折，父母不能再育，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足以剥夺这个家庭的全部希望，毁灭这个家庭。即使孩子相伴到老，一个孩子的养老负担也过于巨大，现在独生子女所享受到的“好”是物质的，也是暂时的，一旦到生育生命周期的晚期，独生子女当年获得的“关爱”就要转化成奉养父母的“责任”。独生子女不一定是问题家庭，但一定是风险家庭，这个性质并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改变。
如果真正实现“健康家庭计划”，那实际上是“结构优先、兼顾总量”的人口发展战略。“健康家庭计划”和“人口均衡发展”相呼应。城乡通开二胎生育计划，给大众一定的生育选择权限，但生不生却是微观决策者自己的事情。人口健康、均衡、持续的发展战略要从“健康家庭计划”入手，使生育的风险降低、使生育的效用增强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为本位，这才是目光远大的发展战略，但均衡发展并不是平均分配力量，依然有所侧重。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的重要性远甚人口数量控制。均衡的人口发展深层面的含义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人口结构的健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样的人口战略符合中华民族当前的和长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
作者：灌水拍砖 回复日期：2008-8-7 17:54:26
作者：大鸟飞翔 回复日期：2008-8-7 14:52:24
我比较支持中山的观点，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人口的问题
我比较倾向于中山的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成本问题
只有减低现代中国局高不下下的高生活成本问题
才能解决人口的增长问题
==================================================
其实这不是什么中山的发现，而是国外早经历过的一个过程。人们惊奇的发现，人口增长不像马尔萨斯说的那种，不停飞快增长。经济发达了，看似有更好条件生育了，人口反而开始负增长，一研究才发现这是有内在规律的，非常正常。中国也不能避免这一规律。
中山不过是最大限度的在网上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而已。
==========================
这个观点其实我们老祖宗很早就提出了：财丁不能两旺。只是现代社会印证了这个古老的观点。
王丰：低生育率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
2008-08-01 13:46:00 来源：人民网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作者：王丰]
http://www.chinapop.gov.cn/rklt/lltt/200808/t20080801_158073.htm
2008-08-01 13:46:00 来源：人民网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作者：王丰]
http://www.chinapop.gov.cn/rklt/lltt/200808/t20080801_1580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