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十四、近代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18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4亿之后，可能是土地的粮食生产率已经基本稳定，又因为外敌入侵（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口又再次维持在大约四亿的一个平台，太平天国时期还出现了人口的锐减，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占全球的比例从1830年的40%降低到25%。而印度（大印度）和法国人口却还在增加，1800年到1900年印度人口从1.9亿增加到2.9亿，法国人口从2750万增加到3890万。
其后又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口虽有增长但增长缓慢，到1950年人口达到5.5亿，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解放后由于预期寿命的成倍延长，中国人口又快速增长，增长速度与全球基本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9.87亿，占全球人口的22.9%。
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出生人口锐减，从1970年代的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降低到2000年的1300多万左右。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1980年的22.4%快速下降到2005年的19.3%。
1901年印度（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人口为2.38亿；其时中国人口4.26亿。2006年印度人口10.95亿；而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到2004年就有至少4000多万的水分，并且水分逐年增加）。换句话说，从1901年到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到4.6倍，而中国人口只增加到2.9倍。
与印度相比，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印度；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稍慢于印度；20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印度；现在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是印度的一半，意味着今后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只是印度的一半，并且中华生育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今后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
以现在的1.3的妇女总和生育率(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为1.33。韩国、台湾经济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但是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不到1.1)计算，这样下去将来人口会怎么样呢？假设2004年我们这一代为1000人，以26年为一代，要是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的话（发达国家需要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中国需要生2.3以上)的话，人口会一直维持在1000人；如以以1.3的生育率计算，182年后，只有35个人了；以1.22生育率计算只有22个人了。当然实际人口结构不会这样简单，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跌落到数千万的水平。1.3的生育率对社会的影响比过去6.0的生育率还要大，过去两百多年中国以6.0的生育率使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8亿，虽然人口压力大，人与资源的矛盾大，但毕竟有足够的年轻人口，社会还是在前进的。而1.3的生育率意味着持续的老化，这数千万人口到时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劳力少得可怜，由于人口的持续老化，社会将难以发展。可见，不要说我国有13亿人口，就算有130亿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几千万甚至灭亡的。天不老地不荒，人生却是如此的短暂，倘若彻底停止生育，即使现在有130亿人口，但一个世纪之后也该都进了黄土，到2100年中国也该亡国灭种了。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对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切忌实行掠夺性利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
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只占全球出生人口1.3亿的10%，但出生缺陷儿却占全球的20%（意味着今后人口素质将大为降低），意味着中国人口今后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落后20多年），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即便所有妇女都当全职妈妈，也难以阻止中国人口锐减。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18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4亿之后，可能是土地的粮食生产率已经基本稳定，又因为外敌入侵（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口又再次维持在大约四亿的一个平台，太平天国时期还出现了人口的锐减，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占全球的比例从1830年的40%降低到25%。而印度（大印度）和法国人口却还在增加，1800年到1900年印度人口从1.9亿增加到2.9亿，法国人口从2750万增加到3890万。
其后又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口虽有增长但增长缓慢，到1950年人口达到5.5亿，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解放后由于预期寿命的成倍延长，中国人口又快速增长，增长速度与全球基本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9.87亿，占全球人口的22.9%。
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出生人口锐减，从1970年代的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降低到2000年的1300多万左右。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1980年的22.4%快速下降到2005年的19.3%。
1901年印度（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人口为2.38亿；其时中国人口4.26亿。2006年印度人口10.95亿；而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到2004年就有至少4000多万的水分，并且水分逐年增加）。换句话说，从1901年到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到4.6倍，而中国人口只增加到2.9倍。
与印度相比，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印度；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稍慢于印度；20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印度；现在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是印度的一半，意味着今后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只是印度的一半，并且中华生育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今后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
以现在的1.3的妇女总和生育率(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为1.33。韩国、台湾经济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但是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不到1.1)计算，这样下去将来人口会怎么样呢？假设2004年我们这一代为1000人，以26年为一代，要是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的话（发达国家需要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中国需要生2.3以上)的话，人口会一直维持在1000人；如以以1.3的生育率计算，182年后，只有35个人了；以1.22生育率计算只有22个人了。当然实际人口结构不会这样简单，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跌落到数千万的水平。1.3的生育率对社会的影响比过去6.0的生育率还要大，过去两百多年中国以6.0的生育率使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8亿，虽然人口压力大，人与资源的矛盾大，但毕竟有足够的年轻人口，社会还是在前进的。而1.3的生育率意味着持续的老化，这数千万人口到时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劳力少得可怜，由于人口的持续老化，社会将难以发展。可见，不要说我国有13亿人口，就算有130亿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几千万甚至灭亡的。天不老地不荒，人生却是如此的短暂，倘若彻底停止生育，即使现在有130亿人口，但一个世纪之后也该都进了黄土，到2100年中国也该亡国灭种了。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对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切忌实行掠夺性利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
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只占全球出生人口1.3亿的10%，但出生缺陷儿却占全球的20%（意味着今后人口素质将大为降低），意味着中国人口今后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落后20多年），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即便所有妇女都当全职妈妈，也难以阻止中国人口锐减。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十五、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口因素
由于对汉族不对称的计划生育，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增加23870万，其中汉族增加20063万，少数民族增加3807万，就是说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这18年共死亡13812万人口，以8.04%（1990年的民族结构）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111万。换句话说，这18年全国共出生37682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4918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3.05%。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5]。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
就算现在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由于汉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并且计划生育对汉族的生育观念惯性影响更大，等今后人口平稳下来后，少数民族将从过去的低于6%上升到超过20%甚至30%以上。
有些人口学家却认为要对少数民族也实行严厉计划生育，美其名曰“人口扶贫”（其后果可能就不仅仅是扶贫了，而是严重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笔者坚决反对这些学者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计划生育的建议。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总和生育率并不远高出世代更替水平，中国少数民族占全球比例也是在下降（只是下降幅度没有汉族这么大）。中国目前民族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为计划生育使得汉族生得太少。少数民族人口同样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就像中国人口同样是世界的宝贵财富一样），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同样非常重要。
现在的各个民族一起同甘共苦数千年，应该平等繁衍。少数民族现在总人口1.23亿了，要是继续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一升一降，过不了几代就可以根本改变民族结构，就像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近200多年下降了近一半一样。笔者也认为应该保护真正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经过世代族众千辛万苦所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文明以及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加以保护，首先是民族人口的延续）。美国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有经济和教育的优惠（这些优惠的结果其实是有利于民族融和的），但从来没有用政策来单独鼓励少数民族生育。华人、印度人在美国算少数民族，但从来享受不到少数民族的优惠，因为华人和印度人从全球来看并不算少数民族。美国移民政策比其他一些国家要好，原因之一是在引进移民的同时也强调归化，并且由于美国人口多（包括已经归化了的老移民），容易归化新移民。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广人稀。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部人口涌往东部，西部人口越来越稀，正如一些专家已经指出，这也确实是解决贫困的一条出路。对不同民族的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汉族的“孔雀东南飞”（由于语言、文化的因素，汉族更容易流入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将迅速改变西北地区的民族构成。汉族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移入内地，中国西北和邻国相比人口优势减弱，而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在没有主体民族援助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能够单独抵御境外势力的渗透？我们几代人通过移民实边保卫西北的努力将变得前功尽弃！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前提是不能以牺牲汉族利益为代价，这样才能维护民族团结。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财政短缺，国家今后将无力对少数民族实行经济等优惠。长期对汉族的不平等待遇，可以突出民族意识，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民族融和。刻意给少数民族“优惠”，难道不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汉族的这个“大”又能维持多久？笔者反对取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但是认为应该给予汉族同样的待遇。
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的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而被被铁托整下台。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作了有利于 “压制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6]。在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地区，“谁想独立就让谁独立”的结果必然是爆发旨在争夺土地、资源与统治权的无止境的种族战争与极其残酷的种族清洗，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好处。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解放战争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大跃进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计划生育是真正“史无前列”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
由于对汉族不对称的计划生育，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增加23870万，其中汉族增加20063万，少数民族增加3807万，就是说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这18年共死亡13812万人口，以8.04%（1990年的民族结构）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111万。换句话说，这18年全国共出生37682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4918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3.05%。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5]。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
就算现在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由于汉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并且计划生育对汉族的生育观念惯性影响更大，等今后人口平稳下来后，少数民族将从过去的低于6%上升到超过20%甚至30%以上。
有些人口学家却认为要对少数民族也实行严厉计划生育，美其名曰“人口扶贫”（其后果可能就不仅仅是扶贫了，而是严重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笔者坚决反对这些学者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计划生育的建议。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总和生育率并不远高出世代更替水平，中国少数民族占全球比例也是在下降（只是下降幅度没有汉族这么大）。中国目前民族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为计划生育使得汉族生得太少。少数民族人口同样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就像中国人口同样是世界的宝贵财富一样），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同样非常重要。
现在的各个民族一起同甘共苦数千年，应该平等繁衍。少数民族现在总人口1.23亿了，要是继续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一升一降，过不了几代就可以根本改变民族结构，就像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近200多年下降了近一半一样。笔者也认为应该保护真正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经过世代族众千辛万苦所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文明以及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加以保护，首先是民族人口的延续）。美国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有经济和教育的优惠（这些优惠的结果其实是有利于民族融和的），但从来没有用政策来单独鼓励少数民族生育。华人、印度人在美国算少数民族，但从来享受不到少数民族的优惠，因为华人和印度人从全球来看并不算少数民族。美国移民政策比其他一些国家要好，原因之一是在引进移民的同时也强调归化，并且由于美国人口多（包括已经归化了的老移民），容易归化新移民。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广人稀。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部人口涌往东部，西部人口越来越稀，正如一些专家已经指出，这也确实是解决贫困的一条出路。对不同民族的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汉族的“孔雀东南飞”（由于语言、文化的因素，汉族更容易流入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将迅速改变西北地区的民族构成。汉族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移入内地，中国西北和邻国相比人口优势减弱，而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在没有主体民族援助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能够单独抵御境外势力的渗透？我们几代人通过移民实边保卫西北的努力将变得前功尽弃！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前提是不能以牺牲汉族利益为代价，这样才能维护民族团结。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财政短缺，国家今后将无力对少数民族实行经济等优惠。长期对汉族的不平等待遇，可以突出民族意识，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民族融和。刻意给少数民族“优惠”，难道不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汉族的这个“大”又能维持多久？笔者反对取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但是认为应该给予汉族同样的待遇。
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的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而被被铁托整下台。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作了有利于 “压制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6]。在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地区，“谁想独立就让谁独立”的结果必然是爆发旨在争夺土地、资源与统治权的无止境的种族战争与极其残酷的种族清洗，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好处。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解放战争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大跃进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了没有？没有。
计划生育是真正“史无前列”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民族构成！
十六、在生育方面，我们还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都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要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排名倒数4位都是中华文化圈的地区：2005年香港（0.94）、澳门（0.84）、台湾（1.1）、韩国（1.08）。此外新加坡2005年生育率1.24（还是因为马来人的高生育率），日本2005年生育率也只有1.26。平均生育率不但比欧美发达国家平均的1.64要低，甚至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平均的1.30要低。依照文化圈来划分的话，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最低的。
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被动被破坏的；而中国大陆、朝鲜、蒙古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生育文化又被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以文革为代表）彻底破坏。
蒙古、朝鲜、越南既属于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理论上应该是高生育率。蒙古曾是中国的一部分，2003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79，但是2005年的生育率只有1.9-2.25（不同资料来源）。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尼加拉瓜生育率为3.3，玻利维亚生育率为4.0，洪都拉斯生育率为3.7，危地马拉为4.6。朝鲜现在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比中国落后20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97。越南1988年实行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现在经济水平比中国落后，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9，低于政策生育率。
雪上加霜，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又遭受第三重打击——计划生育政策。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老百姓当惯了顺民，缺乏对抗强权的心理素质。几十万蒙古兵镇服全国，老百姓排着队等着屠杀，认为被杀是天意。四川几百万人口短时间内就被为数不多的蒙古兵屠杀几尽。
马戏团里，有种怪现象。年幼的小象都是用粗壮的铁链拴着，而成年的大象则用一个普通的铁链拴着。这根普通的铁链实际上根本束缚不了强壮的大象。那是因为，从小开始，它就被牢牢地束缚了，无形中它无法突破不了自己的这个设限。一次大火，除了大象，马戏团里别的动物和人都逃脱了，只有大象，活活被大火烧死。
科学家还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跳起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
中国的人口政策也是一种“自我设限”，并且将政策生育率设在1.38的超低水平，1980年代农民的生育意愿还“跳”了几下，1990年代之后都懒得“跳”了，以至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只有1.22。人口学界却高估农民“跳”的能力。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认为中国生育率比发达国家低，认为不可信，从而将出生人口增加48%，将生育率“修正”成1.8。田雪原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是“自我设限”的，而其他国家是没有人为限制的。
美国2004年的资料显示：40岁以上妇女没有生育孩子的占19.3%，但是美国这些年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09左右，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口没有设限，虽然有不生育的，但是也有生育十几个的，主流家庭也生育三个孩子。
日本有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孩子（这些人即使今后想要生孩子也有相当部分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生育率还能维持在1.25。这是因为人口没有设限，虽然一些妇女没有生育，有另外一些妇女生育三四个孩子来补充。
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依照计生委的说法也只有1.46，光靠农民那点日益微弱的超生能力无法弥补丁克和不育造成的生育率下降。
生育意愿往往远远高于实际生育率，但是全国的生育意愿1990年代就不到1.8了，已经远远比同等发展水平其他国家要低；2002年北京只有1.04；2003年上海只有1.1。即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都不可能达到1.8。比如上海有大量有能力超生的富人，但是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近年每年富人超生平均只有28例。
中国人口如此超低的“自我设限”，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1996年定下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落空，十五规划的13.3亿人口目标落空。
并且中国人口上限是越调越低，比如对于2010年的人口上限，1996年定为14亿，2005年降为13.7亿，2006年“十一五”规划时又调低到13.6亿。
有两个地区最能反映中国人口的“爬蚤”效应：
1、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县）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1980年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与全国一样只能生育1胎，十几年后放松政策，允许生2胎，由于已经执行了十余年的一孩政策，许多青年夫妇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8]。“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兵团计生委主任刘戈玉将此作为成绩而炫耀[9]。
可见，中华生育文化已经消失几尽：
1、与澳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一样，中华生育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被动瓦解。
2、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平均生育率1.30，而欧美发达国家平均却为1.64），我们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生育文化。
3、计划生育的““爬蚤”效应。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在计划生育宣传下长大的，很多人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生育一个孩子是最合理的，生育两三个是可耻的，是落后思想。就像一只在低矮玻璃瓶里长大的跳蚤，从来没有跳高过，以为自己只应该跳几毫米高。
4、现在的年轻一代生活在小家庭里，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养育孩子是很辛苦的，这些年轻人有养育两、三个孩子的意愿？
5、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片面宣传和配套的物质制度培育出少生、丁克、仇视生育的文化。在新疆，生二个孩子的汉人常常会受到周围汉人的指责和笑话，认为是思想落后，所以，虽然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多少人生二胎。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口过多是罪过，减少人口是为国家做贡献。1996年6月—11月，广东高要市金利镇三要管理区陆续出现大面积人畜中毒死亡的情况，163人（次）因中毒入院治疗，其中死亡18人；另有243头猪、3100只鸡、300尾鱼、10头牛中毒死亡。这一特大投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系一个40多岁名叫杜润琼的农妇所为。她说，中国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因此她要用投毒杀人的方式来抑制人口的增长,杀一个少一个，投毒杀人是为国分忧。杜润琼在村里是口碑很好的能人，当记者问到她胸怀祖国的思想从何而来时，杜润琼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家办事是应该的”。
《岭南文化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的采访录：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小孩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记者：你懂宗教吗？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懂吗？
杜：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枪，杀人应是这种方式。为办好国家，要用这方法。
记者：你在村里被人称“律师”？
杜：平时在村里我和个个人都谈得来，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和群众搞好关系，“启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后要变成恶，才搞得成事，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行为？
杜：社会人多乱，我用投毒治疗方法做，为国家大部分，不是为别人说自己“叻”（厉害之意）。
对于这种片面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的畸形仇视生育、仇视人口的心理，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在其1998年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中归罪于“人口过剩”本身，认为是中国“人口过多”的必然结果。
生育文化就像人的骨髓（造血器官）。要是骨髓正常，即使失血再多（只要不危及到生命），也能很快恢复；但一旦骨髓出现障碍，那么就会出现造血功能异常，导致血液细胞减少，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临床上常出现较重的贫血、疲乏、软弱无力、感染和出血。死亡率高，尤其是急性型再障死亡率高。在血液病中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80%，急性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95%，再障故有“软癌”之称。致病原因最常见的是药用工业（如氯霉素、保泰松）或生活中接触到化学物质的中毒或过敏。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人口锐减的事件，有时候损耗人口80%，但是因为有传统的生育文化（骨髓），人口能够快速恢复。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并经过历代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精心维护；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根基（祖宗文化、礼教文化）已经不存在，并且生育文化已经被刻意破坏，就是说人口再生产的“骨髓”已经出现障碍。工业化就像保泰松一样抑制了我们的“造血功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却又像氯霉素对骨髓抑制一样加重了对生育文化的抑制。
仅仅是生育文化自发消失就使得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的生育率偏低，而中国大陆还存在“自我设限”的心理障碍并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中华文化圈就像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由于生育文化缺失（造血功能障碍），即便鼓励生育也难以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对生育率的压制。
计生委和某些人口学者抱怨“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那是因为他们犯了天下第一大忌——腰斩生育文化，强制限制人口。
建造一栋房子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毁灭它却只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文明的创造靠精英（数十年、数百年、上千年出一个的精英），文明的毁灭也是精英（一年出无数个的“精英”）。文明的保留靠普通百姓。家庭对于文明的传承非常重要，外族的民俗学博士终生研究某一民族的民俗，但是对民俗的掌握程度还不如该民族的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生育文化经过长期摸索才能建立起来（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却能在短时间就被毁坏。因此从短时间看，毁坏生育文化的往往是精英（“没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他们容易为膨胀的享乐和物欲思想所俘虏，毁灭个人的不朽希望和培养新生代的激情；而下层百姓却能顽强地保留传统生育文化（ “有生育文化的文盲”）。因此，没有受高等教育者远比受过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小孩。“没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能够在物质上占有优势，但是国家的持续发展却得指望“有生育文化的文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生育文化才是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有生育文化的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小雅养花、钓鱼、养宠物，大雅养小孩。
人口控制论和独生子女政策是明朝刘大夏禁海悲剧的现代翻版。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郑和的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远比后面1492年哥伦布的要先进，完全可以使得中国成为海上的绝对霸主。郑和死后，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了打击宦官势力（郑和是宦官）的政治目的，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刘大夏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之后几百年我国再也没有建过那么大的木船。刘大夏禁海使得中国从此丧失制海权，闭关锁国，遭受欺凌。刘大夏还算是正直的人，没有通过瞒天过海的方法推销他的观点，但是其对中华民族的损害却是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将使得世界第一民族从此萎缩。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同样，1980年几个学者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摧毁的是传承五千年的中华生育文化。
面对全球生育率下降和社保的冬天，就生育文化来说，美国还穿着件破棉袄，法国、英国等国还穿着件夹克，俄罗斯、日本、韩国还穿着件千疮百孔的衬衣，而中国却只穿着条短裤。再不添件衣服，能够熬得过漫长的冬天？
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都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要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排名倒数4位都是中华文化圈的地区：2005年香港（0.94）、澳门（0.84）、台湾（1.1）、韩国（1.08）。此外新加坡2005年生育率1.24（还是因为马来人的高生育率），日本2005年生育率也只有1.26。平均生育率不但比欧美发达国家平均的1.64要低，甚至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平均的1.30要低。依照文化圈来划分的话，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最低的。
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被动被破坏的；而中国大陆、朝鲜、蒙古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生育文化又被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以文革为代表）彻底破坏。
蒙古、朝鲜、越南既属于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理论上应该是高生育率。蒙古曾是中国的一部分，2003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79，但是2005年的生育率只有1.9-2.25（不同资料来源）。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尼加拉瓜生育率为3.3，玻利维亚生育率为4.0，洪都拉斯生育率为3.7，危地马拉为4.6。朝鲜现在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比中国落后20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97。越南1988年实行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现在经济水平比中国落后，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9，低于政策生育率。
雪上加霜，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又遭受第三重打击——计划生育政策。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老百姓当惯了顺民，缺乏对抗强权的心理素质。几十万蒙古兵镇服全国，老百姓排着队等着屠杀，认为被杀是天意。四川几百万人口短时间内就被为数不多的蒙古兵屠杀几尽。
马戏团里，有种怪现象。年幼的小象都是用粗壮的铁链拴着，而成年的大象则用一个普通的铁链拴着。这根普通的铁链实际上根本束缚不了强壮的大象。那是因为，从小开始，它就被牢牢地束缚了，无形中它无法突破不了自己的这个设限。一次大火，除了大象，马戏团里别的动物和人都逃脱了，只有大象，活活被大火烧死。
科学家还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跳起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
中国的人口政策也是一种“自我设限”，并且将政策生育率设在1.38的超低水平，1980年代农民的生育意愿还“跳”了几下，1990年代之后都懒得“跳”了，以至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只有1.22。人口学界却高估农民“跳”的能力。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认为中国生育率比发达国家低，认为不可信，从而将出生人口增加48%，将生育率“修正”成1.8。田雪原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是“自我设限”的，而其他国家是没有人为限制的。
美国2004年的资料显示：40岁以上妇女没有生育孩子的占19.3%，但是美国这些年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09左右，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口没有设限，虽然有不生育的，但是也有生育十几个的，主流家庭也生育三个孩子。
日本有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孩子（这些人即使今后想要生孩子也有相当部分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生育率还能维持在1.25。这是因为人口没有设限，虽然一些妇女没有生育，有另外一些妇女生育三四个孩子来补充。
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依照计生委的说法也只有1.46，光靠农民那点日益微弱的超生能力无法弥补丁克和不育造成的生育率下降。
生育意愿往往远远高于实际生育率，但是全国的生育意愿1990年代就不到1.8了，已经远远比同等发展水平其他国家要低；2002年北京只有1.04；2003年上海只有1.1。即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都不可能达到1.8。比如上海有大量有能力超生的富人，但是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近年每年富人超生平均只有28例。
中国人口如此超低的“自我设限”，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1996年定下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落空，十五规划的13.3亿人口目标落空。
并且中国人口上限是越调越低，比如对于2010年的人口上限，1996年定为14亿，2005年降为13.7亿，2006年“十一五”规划时又调低到13.6亿。
有两个地区最能反映中国人口的“爬蚤”效应：
1、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县）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1980年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与全国一样只能生育1胎，十几年后放松政策，允许生2胎，由于已经执行了十余年的一孩政策，许多青年夫妇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8]。“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兵团计生委主任刘戈玉将此作为成绩而炫耀[9]。
可见，中华生育文化已经消失几尽：
1、与澳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一样，中华生育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被动瓦解。
2、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平均生育率1.30，而欧美发达国家平均却为1.64），我们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生育文化。
3、计划生育的““爬蚤”效应。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在计划生育宣传下长大的，很多人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生育一个孩子是最合理的，生育两三个是可耻的，是落后思想。就像一只在低矮玻璃瓶里长大的跳蚤，从来没有跳高过，以为自己只应该跳几毫米高。
4、现在的年轻一代生活在小家庭里，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养育孩子是很辛苦的，这些年轻人有养育两、三个孩子的意愿？
5、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片面宣传和配套的物质制度培育出少生、丁克、仇视生育的文化。在新疆，生二个孩子的汉人常常会受到周围汉人的指责和笑话，认为是思想落后，所以，虽然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多少人生二胎。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口过多是罪过，减少人口是为国家做贡献。1996年6月—11月，广东高要市金利镇三要管理区陆续出现大面积人畜中毒死亡的情况，163人（次）因中毒入院治疗，其中死亡18人；另有243头猪、3100只鸡、300尾鱼、10头牛中毒死亡。这一特大投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系一个40多岁名叫杜润琼的农妇所为。她说，中国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因此她要用投毒杀人的方式来抑制人口的增长,杀一个少一个，投毒杀人是为国分忧。杜润琼在村里是口碑很好的能人，当记者问到她胸怀祖国的思想从何而来时，杜润琼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家办事是应该的”。
《岭南文化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的采访录：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小孩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记者：你懂宗教吗？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懂吗？
杜：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枪，杀人应是这种方式。为办好国家，要用这方法。
记者：你在村里被人称“律师”？
杜：平时在村里我和个个人都谈得来，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和群众搞好关系，“启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后要变成恶，才搞得成事，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行为？
杜：社会人多乱，我用投毒治疗方法做，为国家大部分，不是为别人说自己“叻”（厉害之意）。
对于这种片面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的畸形仇视生育、仇视人口的心理，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在其1998年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中归罪于“人口过剩”本身，认为是中国“人口过多”的必然结果。
生育文化就像人的骨髓（造血器官）。要是骨髓正常，即使失血再多（只要不危及到生命），也能很快恢复；但一旦骨髓出现障碍，那么就会出现造血功能异常，导致血液细胞减少，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临床上常出现较重的贫血、疲乏、软弱无力、感染和出血。死亡率高，尤其是急性型再障死亡率高。在血液病中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80%，急性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95%，再障故有“软癌”之称。致病原因最常见的是药用工业（如氯霉素、保泰松）或生活中接触到化学物质的中毒或过敏。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人口锐减的事件，有时候损耗人口80%，但是因为有传统的生育文化（骨髓），人口能够快速恢复。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并经过历代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精心维护；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根基（祖宗文化、礼教文化）已经不存在，并且生育文化已经被刻意破坏，就是说人口再生产的“骨髓”已经出现障碍。工业化就像保泰松一样抑制了我们的“造血功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却又像氯霉素对骨髓抑制一样加重了对生育文化的抑制。
仅仅是生育文化自发消失就使得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的生育率偏低，而中国大陆还存在“自我设限”的心理障碍并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中华文化圈就像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由于生育文化缺失（造血功能障碍），即便鼓励生育也难以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对生育率的压制。
计生委和某些人口学者抱怨“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那是因为他们犯了天下第一大忌——腰斩生育文化，强制限制人口。
建造一栋房子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毁灭它却只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文明的创造靠精英（数十年、数百年、上千年出一个的精英），文明的毁灭也是精英（一年出无数个的“精英”）。文明的保留靠普通百姓。家庭对于文明的传承非常重要，外族的民俗学博士终生研究某一民族的民俗，但是对民俗的掌握程度还不如该民族的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生育文化经过长期摸索才能建立起来（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却能在短时间就被毁坏。因此从短时间看，毁坏生育文化的往往是精英（“没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他们容易为膨胀的享乐和物欲思想所俘虏，毁灭个人的不朽希望和培养新生代的激情；而下层百姓却能顽强地保留传统生育文化（ “有生育文化的文盲”）。因此，没有受高等教育者远比受过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小孩。“没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能够在物质上占有优势，但是国家的持续发展却得指望“有生育文化的文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生育文化才是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有生育文化的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小雅养花、钓鱼、养宠物，大雅养小孩。
人口控制论和独生子女政策是明朝刘大夏禁海悲剧的现代翻版。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郑和的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远比后面1492年哥伦布的要先进，完全可以使得中国成为海上的绝对霸主。郑和死后，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了打击宦官势力（郑和是宦官）的政治目的，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刘大夏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之后几百年我国再也没有建过那么大的木船。刘大夏禁海使得中国从此丧失制海权，闭关锁国，遭受欺凌。刘大夏还算是正直的人，没有通过瞒天过海的方法推销他的观点，但是其对中华民族的损害却是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将使得世界第一民族从此萎缩。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同样，1980年几个学者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摧毁的是传承五千年的中华生育文化。
面对全球生育率下降和社保的冬天，就生育文化来说，美国还穿着件破棉袄，法国、英国等国还穿着件夹克，俄罗斯、日本、韩国还穿着件千疮百孔的衬衣，而中国却只穿着条短裤。再不添件衣服，能够熬得过漫长的冬天？
十七、各民族的博弈归根结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文明中心总是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动。20世纪之前是英国主导世界，随着英国人口移民美国，20世纪后随着美国人口的激增，美国开始主导世界格局。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北宋以前河南人文荟萃，因为河南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之一，是人口大省，政治中心，当然出人才；宋元明三代，江西人才辈出，科举考试中及第的人数名列全国前三名之内，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说法，那是因为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是人口大省，位居全国前三名之内，其人口数量比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总和还要多；湖南晚清之后人才济济，独领风骚，但是此前出人才不多，那是因为湖南到清朝初年都还是人口稀少，并在明初、清初还两次大量移民到四川，出什么人才？江浙一直是中国人口大省，也就一直人才荟萃。随着人口的中原填江西，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文脉也在变动。
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人是世界的主人，哪个民族能够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就能主导世界的未来。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用现在“科学”的眼光看，过去的很多信仰是迷信，但是不能否定其历史作用。中国古代信仰祖宗，认为祖宗死后有灵，能够保佑子孙，需要延续香火，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倒不重要，但是客观上是起着鼓励生育的作用。现在穆斯林地区生育率高，是因为真主要他们这么做的，真主是否存在倒不重要，但客观上每年多出生大量人口，他们可能将主导未来的世界。看来很多事情不能仅仅用“科学”来衡量，就像吃饭不能光是考虑蛋白质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尤其在现在营养已经过剩的时代），而要考虑口味等因素。压缩食品再有营养，但是口味不好，也没有人喜欢吃。
菲利普·朗曼预测：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统治世界。朗曼认为现代性正走向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世俗论者出于经济因素逃避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很多虔诚的宗教徒维持高生育率。那些拒绝某些“现代思潮”的人，不管他们是安分守己的摩门教徒还是仍然忠于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拥有进化优势。
北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大约在1720-1730年间，他们的祖先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从那时起已没有一个阿米什人留在欧洲。目前人口20万，都是当初数百名拓荒者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 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其余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们不从军，不使用电力，远离汽车、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的充满技术机巧的东西，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阿米什人并不视技术为邪恶，但是对接纳新技术非常谨慎。例如，电力被视为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用电力会导致使用家用电器，令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复杂化，引发为了物质生活的个人竞争，进而摧毁整个社区。笔者曾经得到阿米什人的面包母料和面包制作说明书，不要酵母，直接用母料发酵，这个过程需要10天时间，10天后面包做成，留一些做母料（留给自己或者给朋友），一直传下去。味道确实不错，只是每10天得传一次，比较麻烦，很难坚持下去，只有阿米什人这样有协作精神的团体才能将母料一直传下去。
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结婚仪式很复杂。阿米什人与阿米什人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只要再过两三代人，其人口就会相当于美国一些小州的人口。他们不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也不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土地。谁能保证今后的美国不是他们的？
1877年从中国陕西移民俄国的回族东干人，由于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生育率，在短短130年之内，人口从1877年的3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2万人（增加到30多倍）；而同期中国全国人口却只从4亿增加到现在的近13亿（只增加到3倍）。
美国作家Mark Steyn出版了一本名为《America Alone》的新书，在书中他指出西方的低生育率将导致西方文化的死亡，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决定了未来他们有可能控制西方发达国家。Steyn认为现在欧洲的穆斯林势不可挡，不是因为穆斯林的暴力行为，而是因为欧洲人的生育率下降，而穆斯林生育率上升。
加拿大的生育率是1.5，欧洲整体为1.38，日本为1.3，俄国仅1.14。Steyn将这种状况称之为“自绝的文明”。
但是，穆斯林国家平均来是每名妇女生5-7个孩子。还有更严重的一面，那就是年龄结构。目前在英国和欧洲，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5%，而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40-50%。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祖父辈的人口远远高于孙辈的人口，将来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类似于中国古代最恶毒的咒语：倒绝。
从人口统计角度讲，Steyn说生育率高的族裔将来会控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需要一枪一弹。现在美国是唯一一个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发展不停滞的发达国家。而其它发达国家等于已经向穆斯林的战斗精神投降了。
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残存地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
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挽救、重建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中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业社会的家庭结构、道德、伦理体系的建立历时数千年，这个过程中无数民族（包括一些非常辉煌的民族）灭绝；工业社会的家庭结构、道德、伦理体系的重建也不可能短时就能完成，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人的寿命只有几十年，不管历史多么悠久，现在人口多么庞大，要是不能及时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只要几代人就可以沦落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民族。
文明中心总是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动。20世纪之前是英国主导世界，随着英国人口移民美国，20世纪后随着美国人口的激增，美国开始主导世界格局。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北宋以前河南人文荟萃，因为河南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之一，是人口大省，政治中心，当然出人才；宋元明三代，江西人才辈出，科举考试中及第的人数名列全国前三名之内，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说法，那是因为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是人口大省，位居全国前三名之内，其人口数量比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总和还要多；湖南晚清之后人才济济，独领风骚，但是此前出人才不多，那是因为湖南到清朝初年都还是人口稀少，并在明初、清初还两次大量移民到四川，出什么人才？江浙一直是中国人口大省，也就一直人才荟萃。随着人口的中原填江西，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文脉也在变动。
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人是世界的主人，哪个民族能够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就能主导世界的未来。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用现在“科学”的眼光看，过去的很多信仰是迷信，但是不能否定其历史作用。中国古代信仰祖宗，认为祖宗死后有灵，能够保佑子孙，需要延续香火，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倒不重要，但是客观上是起着鼓励生育的作用。现在穆斯林地区生育率高，是因为真主要他们这么做的，真主是否存在倒不重要，但客观上每年多出生大量人口，他们可能将主导未来的世界。看来很多事情不能仅仅用“科学”来衡量，就像吃饭不能光是考虑蛋白质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尤其在现在营养已经过剩的时代），而要考虑口味等因素。压缩食品再有营养，但是口味不好，也没有人喜欢吃。
菲利普·朗曼预测：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统治世界。朗曼认为现代性正走向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世俗论者出于经济因素逃避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很多虔诚的宗教徒维持高生育率。那些拒绝某些“现代思潮”的人，不管他们是安分守己的摩门教徒还是仍然忠于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拥有进化优势。
北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大约在1720-1730年间，他们的祖先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从那时起已没有一个阿米什人留在欧洲。目前人口20万，都是当初数百名拓荒者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 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其余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们不从军，不使用电力，远离汽车、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的充满技术机巧的东西，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阿米什人并不视技术为邪恶，但是对接纳新技术非常谨慎。例如，电力被视为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用电力会导致使用家用电器，令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复杂化，引发为了物质生活的个人竞争，进而摧毁整个社区。笔者曾经得到阿米什人的面包母料和面包制作说明书，不要酵母，直接用母料发酵，这个过程需要10天时间，10天后面包做成，留一些做母料（留给自己或者给朋友），一直传下去。味道确实不错，只是每10天得传一次，比较麻烦，很难坚持下去，只有阿米什人这样有协作精神的团体才能将母料一直传下去。
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结婚仪式很复杂。阿米什人与阿米什人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只要再过两三代人，其人口就会相当于美国一些小州的人口。他们不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也不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土地。谁能保证今后的美国不是他们的？
1877年从中国陕西移民俄国的回族东干人，由于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生育率，在短短130年之内，人口从1877年的3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2万人（增加到30多倍）；而同期中国全国人口却只从4亿增加到现在的近13亿（只增加到3倍）。
美国作家Mark Steyn出版了一本名为《America Alone》的新书，在书中他指出西方的低生育率将导致西方文化的死亡，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决定了未来他们有可能控制西方发达国家。Steyn认为现在欧洲的穆斯林势不可挡，不是因为穆斯林的暴力行为，而是因为欧洲人的生育率下降，而穆斯林生育率上升。
加拿大的生育率是1.5，欧洲整体为1.38，日本为1.3，俄国仅1.14。Steyn将这种状况称之为“自绝的文明”。
但是，穆斯林国家平均来是每名妇女生5-7个孩子。还有更严重的一面，那就是年龄结构。目前在英国和欧洲，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5%，而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40-50%。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祖父辈的人口远远高于孙辈的人口，将来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类似于中国古代最恶毒的咒语：倒绝。
从人口统计角度讲，Steyn说生育率高的族裔将来会控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需要一枪一弹。现在美国是唯一一个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发展不停滞的发达国家。而其它发达国家等于已经向穆斯林的战斗精神投降了。
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残存地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
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挽救、重建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中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业社会的家庭结构、道德、伦理体系的建立历时数千年，这个过程中无数民族（包括一些非常辉煌的民族）灭绝；工业社会的家庭结构、道德、伦理体系的重建也不可能短时就能完成，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人的寿命只有几十年，不管历史多么悠久，现在人口多么庞大，要是不能及时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只要几代人就可以沦落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民族。
北青网 - 第一财经日报：郭志刚 (08/06/30 10:08)
http://dycj.ynet.com/article.jsp?oid=41304547&pageno=1
编者按
中国似乎从不需要为人口下降而担忧。长期以来，人们所关心的几乎都是如何才能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似乎仅仅是欧洲和日本所需要为之苦恼的问题。
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出现短期难以扭转的负增长局面，与之相伴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人口是经济的重要基础，人口变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构成诸多挑战，影响到劳动力、消费、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发展。
从本期开始，《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人口学、经济学专家，撰写“低生育率与中国经济”系列评论文章，为我们分析“低生育率”问题的由来与效应，提出应对政策建议。欢迎参与讨论：[email protected]。
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人口统计学家
）
沧海桑田非一日之功，真正重大的转变往往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的。将近20年前，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但我们对它的认知却远远滞后。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此后这一状况维持了近20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判断人口形势有一个常用的指标——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它表达观察到的生育状况所反映的平均每个妇女（每对夫妇）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生育率不仅是测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又可以预示未来人口的总体变动趋势。人口学家通常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称“更替水平”）的标准，也就是说，在考虑到子女一代的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换句话说，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就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零增长。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把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
从全球来看，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关国家的生育率也越来越低。出于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忧虑，引发了“低生育率危机”或“低生育率陷阱”的热烈讨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极大关注。1997年时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联合国为此召开了专家会议，研讨低生育率问题，并出版了论文专辑。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还属于高生育率国家行列。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在2.5上下浮动，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2.3。历史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当年全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显示生育率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1.6左右，各方测算略有出入）。从此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所有全国性人口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处于1.5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很低生育率”。由于我国城镇人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城镇生育率甚至显著低于1.0，这种情况可以称得上是“超低生育率”了。
多次调查均证实生育率很低
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形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我国的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经持续多年，有关部门却一直表现得颇为迷茫，似乎不能理解和正视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事实；而人口学界的有关讨论，也很少进入公众视野。
由于生育率刚刚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徘徊局面，所以1992年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突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大大出乎政府部门和人口学者的预料，包括国际有关方面，一时间都认为中国的生育调查统计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并不相信这些结果，期待以后调查可以查出漏报、获得反映真实生育水平的较高的统计结果。一晃十几年已经过去，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经过回溯推算，还不断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这样一来，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怀疑生育率调查所未能正确反映的所谓“（较高的）真实生育水平”也始终是虚无缥缈。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最低，仅为1.22，经统计部门调整后也不过为1.4。于是在2003、2004年有过一番关于真实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尽管众说纷纭，但共识是接受了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但对具体水平的认识差异很大。虽然有关部门也采用了“低生育水平”来描述当时生育状况，但是该口径过于宽泛，反映出对于生育率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把握。实际上，以往十多年中的人口规划、决策和工作，包括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都是以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这个假定为前提操作的，并未考虑过“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如果历次生育率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属实，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应当处于“很低”水平，甚至有可能接近“极低”水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生育率为1.33，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则反映2005年生育率为1.74。一年之中进行的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尽管两者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根据这两个调查的数据，却可以一致地推算出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再次肯定了以往年份调查到的“很低生育率”结果。
1992年以来的几乎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证实了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而我国人口规划、宣传、决策却并不是依据调查数据所一再证实的“很低生育率”，而是长期沿用1.8这个生育率假定。生育率在不断变化，而我们的认识老是跟不上，就会造成同现实情况脱节、误导政策制定的后果。
思维定势和盲区造成认识滞后
多年来对生育率的认识之所以严重滞后于生育水平的现实变化，不能理解和正视实际调查统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受到一种思维定势的局限，认识上存在盲区。
这种思维定势一方面片面强调人口政策对生育水平的作用，认为能够使生育率下降的只有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这一个因素。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力度近年来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大量流动人口也使管理鞭长莫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育率只可能上升，而不可能显著下降。
为了解释这个结论和实际调查结果之间存在的明显不符，出于思维定势，于是就会去过分夸大统计中的漏报，特别是群众超计划生育的瞒报和基层政府为政绩有意低报所占的比重。
统计得到的“很低生育率”只可能是由极其严重的出生漏报导致的虚假统计结果，并非真实出生率的反映——这种看法尽管缺乏确凿证据，却相当流行。
瞒报和低报的情况现实中确实存在，但它们所占的比重有多大，是否足以影响统计结果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按照一般规律，即使当年存在出生漏报，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推算出真实的生育率。如果一直存在大量漏报，则后来的调查应当对以往生育率有大幅度的修正性调高，然而现实是后期的调查不但没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调查得到的低生育率。由此可见漏报对统计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
再来看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表明，外出并在农村之间流动的育龄妇女比留在原籍农村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低，而从农村流向城镇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则要相对更低，有些年份的统计表明其生育率甚至低于城镇原有的非农户籍妇女。因此，人口流动效应如今已不能再用“超生游击队”会导致生育失控这种简单化的逻辑来片面概括了——即便在当年，“超生游击队”也未必是一个足以影响整体生育率的长期、普遍现象。人口大量流动的真实效应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进而拉低了全国的生育水平。
调查结果与经验认识不同时，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慎重对待调查结果，也要对经验认识进行反省，而不是简单假定以往的认识是正确的，一味怀疑和拒斥调查结果，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很难摆脱思维定势的局限，无法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多种因素都可能造成生育率下降，形成了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认识盲区。
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导致生育率降低
那么，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因素会造成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呢？
在国际学术界，低生育率研究发展很快，涉及到生育率变化史、低生育率影响因素、未来生育率发展前景以及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干预等方方面面。其中，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和视角对我们解释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国际上新的低生育率分析模型以生育意愿为基准来研究生育率，在这个基准上根据不同因素对生育率提升或抑制的影响来进行调整。提升因素包括由于避孕不到产生的非意愿生育、由于子女性别偏好而多生、由于子女伤残死亡而导致的替补生育，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就会导致实际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而抑制因素则包括生育推迟效应、不孕效应以及（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意愿的）竞争效应，如果这些因素影响较大则会导致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
由于近年来国内生育率研究主要关注出生漏报，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薄弱，致使有些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上述框架，对中国的生育意愿基准、生育率提升和抑制因素作一番粗略的梳理。
2001年和2006年的全国计划生育调查均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孩子。这个水平本身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然而略高于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1.5个孩子的平均生育水平。一些研究发现，上述调查中，由于问卷设计等原因，被调查对象有时会以现有子女数或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子女数来回答理想子女数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农村比城镇更为普遍。因此1.7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群众的生育意愿。根据很多很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意愿也仍然普遍维持在2.0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会大体类似。但是，生育意愿是一回事，而实际生育是另一回事，其中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
作为提升因素的非意愿生育仍然会长期存在，但是由于避孕和人工流产手段的普及，其影响程度现在已经很小。同样，由于所生子女死亡、伤残等原因而进行替补性再生育的影响对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并且，要想取得这两个因素的相应统计也并不太困难。
性别偏好本来是另一个主要的提升因素。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存在着强烈的子女性别偏好，这可以从生育意愿的性别构成和出生性别比上清楚地看出来。但是需要特别考虑的是，由于生育政策的限制和群众理想子女数本已较少，现在满足性别偏好的方式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前通过多生来满足性别偏好转变为通过胎儿性别选择及人工流产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超计划生育，又可以避免非意愿性别的生育。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工流产之间存在明显关系。还有的研究证明，对于想儿女双全的人群，要使其中的95%以上实现愿望，如果仅靠多生方式则每对夫妇必须平均生育2.94个孩子才能达到，而如果能完全控制生育性别，那么平均生育2个就够了。可见，达到性别偏好实现方式的转变对生育率会起到抑制作用。原本是中国生育率一个重要提升因素的性别偏好，很可能已经通过中国目前较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和较高的流产率而得到了释放，对生育率则反而转变成了一种抑制因素。
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0.3。笔者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0.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0.23，可见在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不孕是另一个重要抑制因素。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还有结婚生育年龄的推迟，都对不孕有一定的影响。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原发性不孕率为17%。
第四个抑制因素——竞争效应是指，因为其他生活追求与原生育意愿发生矛盾而导致的减少生育，即根据实际情况而放弃了原来的生育意愿。在现代，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广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多个人发展的机会。我国在转入市场经济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费用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人们正在努力追求新的生活目标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及品味。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都会导致夫妇倾向于减少生育，这在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早就被描述过，而且已经是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尽管这个因素的影响幅度很难量化，但它的存在应该没有疑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中国近20年来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中国当前生育率的提升因素已经相对削弱，甚至部分转变为抑制因素，而抑制因素则相对增强。虽然生育意愿这个基准还没有公认的研究结论，但是一旦跳出“行政管理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这个思维定势，就可以看到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还有很多，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结语
笔者并不否认出生漏报是个问题，应该说出生漏报问题本身研究得并不好，解决得也不好。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是否足够开阔，是否能够跳出旧有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生育率的认识。除本文所涉及的因素以外，还可能存在没有被察觉到的因素，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探讨。忽略这些因素，草率地下结论，我们可能就会更久地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最终导致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
http://dycj.ynet.com/article.jsp?oid=41304547&pageno=1
编者按
中国似乎从不需要为人口下降而担忧。长期以来，人们所关心的几乎都是如何才能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似乎仅仅是欧洲和日本所需要为之苦恼的问题。
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出现短期难以扭转的负增长局面，与之相伴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人口是经济的重要基础，人口变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构成诸多挑战，影响到劳动力、消费、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发展。
从本期开始，《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人口学、经济学专家，撰写“低生育率与中国经济”系列评论文章，为我们分析“低生育率”问题的由来与效应，提出应对政策建议。欢迎参与讨论：[email protected]。
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人口统计学家
）
沧海桑田非一日之功，真正重大的转变往往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的。将近20年前，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但我们对它的认知却远远滞后。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此后这一状况维持了近20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判断人口形势有一个常用的指标——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它表达观察到的生育状况所反映的平均每个妇女（每对夫妇）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生育率不仅是测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又可以预示未来人口的总体变动趋势。人口学家通常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称“更替水平”）的标准，也就是说，在考虑到子女一代的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换句话说，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就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零增长。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把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
从全球来看，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关国家的生育率也越来越低。出于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忧虑，引发了“低生育率危机”或“低生育率陷阱”的热烈讨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极大关注。1997年时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联合国为此召开了专家会议，研讨低生育率问题，并出版了论文专辑。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还属于高生育率国家行列。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在2.5上下浮动，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2.3。历史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当年全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显示生育率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1.6左右，各方测算略有出入）。从此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所有全国性人口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处于1.5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很低生育率”。由于我国城镇人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城镇生育率甚至显著低于1.0，这种情况可以称得上是“超低生育率”了。
多次调查均证实生育率很低
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形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我国的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经持续多年，有关部门却一直表现得颇为迷茫，似乎不能理解和正视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事实；而人口学界的有关讨论，也很少进入公众视野。
由于生育率刚刚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徘徊局面，所以1992年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突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大大出乎政府部门和人口学者的预料，包括国际有关方面，一时间都认为中国的生育调查统计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并不相信这些结果，期待以后调查可以查出漏报、获得反映真实生育水平的较高的统计结果。一晃十几年已经过去，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经过回溯推算，还不断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这样一来，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怀疑生育率调查所未能正确反映的所谓“（较高的）真实生育水平”也始终是虚无缥缈。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最低，仅为1.22，经统计部门调整后也不过为1.4。于是在2003、2004年有过一番关于真实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尽管众说纷纭，但共识是接受了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但对具体水平的认识差异很大。虽然有关部门也采用了“低生育水平”来描述当时生育状况，但是该口径过于宽泛，反映出对于生育率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把握。实际上，以往十多年中的人口规划、决策和工作，包括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都是以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这个假定为前提操作的，并未考虑过“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如果历次生育率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属实，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应当处于“很低”水平，甚至有可能接近“极低”水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生育率为1.33，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则反映2005年生育率为1.74。一年之中进行的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尽管两者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根据这两个调查的数据，却可以一致地推算出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再次肯定了以往年份调查到的“很低生育率”结果。
1992年以来的几乎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证实了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而我国人口规划、宣传、决策却并不是依据调查数据所一再证实的“很低生育率”，而是长期沿用1.8这个生育率假定。生育率在不断变化，而我们的认识老是跟不上，就会造成同现实情况脱节、误导政策制定的后果。
思维定势和盲区造成认识滞后
多年来对生育率的认识之所以严重滞后于生育水平的现实变化，不能理解和正视实际调查统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受到一种思维定势的局限，认识上存在盲区。
这种思维定势一方面片面强调人口政策对生育水平的作用，认为能够使生育率下降的只有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这一个因素。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力度近年来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大量流动人口也使管理鞭长莫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育率只可能上升，而不可能显著下降。
为了解释这个结论和实际调查结果之间存在的明显不符，出于思维定势，于是就会去过分夸大统计中的漏报，特别是群众超计划生育的瞒报和基层政府为政绩有意低报所占的比重。
统计得到的“很低生育率”只可能是由极其严重的出生漏报导致的虚假统计结果，并非真实出生率的反映——这种看法尽管缺乏确凿证据，却相当流行。
瞒报和低报的情况现实中确实存在，但它们所占的比重有多大，是否足以影响统计结果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按照一般规律，即使当年存在出生漏报，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推算出真实的生育率。如果一直存在大量漏报，则后来的调查应当对以往生育率有大幅度的修正性调高，然而现实是后期的调查不但没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调查得到的低生育率。由此可见漏报对统计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
再来看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表明，外出并在农村之间流动的育龄妇女比留在原籍农村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低，而从农村流向城镇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则要相对更低，有些年份的统计表明其生育率甚至低于城镇原有的非农户籍妇女。因此，人口流动效应如今已不能再用“超生游击队”会导致生育失控这种简单化的逻辑来片面概括了——即便在当年，“超生游击队”也未必是一个足以影响整体生育率的长期、普遍现象。人口大量流动的真实效应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进而拉低了全国的生育水平。
调查结果与经验认识不同时，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慎重对待调查结果，也要对经验认识进行反省，而不是简单假定以往的认识是正确的，一味怀疑和拒斥调查结果，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很难摆脱思维定势的局限，无法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多种因素都可能造成生育率下降，形成了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认识盲区。
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导致生育率降低
那么，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因素会造成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呢？
在国际学术界，低生育率研究发展很快，涉及到生育率变化史、低生育率影响因素、未来生育率发展前景以及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干预等方方面面。其中，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和视角对我们解释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国际上新的低生育率分析模型以生育意愿为基准来研究生育率，在这个基准上根据不同因素对生育率提升或抑制的影响来进行调整。提升因素包括由于避孕不到产生的非意愿生育、由于子女性别偏好而多生、由于子女伤残死亡而导致的替补生育，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就会导致实际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而抑制因素则包括生育推迟效应、不孕效应以及（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意愿的）竞争效应，如果这些因素影响较大则会导致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
由于近年来国内生育率研究主要关注出生漏报，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薄弱，致使有些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上述框架，对中国的生育意愿基准、生育率提升和抑制因素作一番粗略的梳理。
2001年和2006年的全国计划生育调查均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孩子。这个水平本身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然而略高于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1.5个孩子的平均生育水平。一些研究发现，上述调查中，由于问卷设计等原因，被调查对象有时会以现有子女数或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子女数来回答理想子女数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农村比城镇更为普遍。因此1.7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群众的生育意愿。根据很多很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意愿也仍然普遍维持在2.0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会大体类似。但是，生育意愿是一回事，而实际生育是另一回事，其中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
作为提升因素的非意愿生育仍然会长期存在，但是由于避孕和人工流产手段的普及，其影响程度现在已经很小。同样，由于所生子女死亡、伤残等原因而进行替补性再生育的影响对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并且，要想取得这两个因素的相应统计也并不太困难。
性别偏好本来是另一个主要的提升因素。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存在着强烈的子女性别偏好，这可以从生育意愿的性别构成和出生性别比上清楚地看出来。但是需要特别考虑的是，由于生育政策的限制和群众理想子女数本已较少，现在满足性别偏好的方式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前通过多生来满足性别偏好转变为通过胎儿性别选择及人工流产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超计划生育，又可以避免非意愿性别的生育。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工流产之间存在明显关系。还有的研究证明，对于想儿女双全的人群，要使其中的95%以上实现愿望，如果仅靠多生方式则每对夫妇必须平均生育2.94个孩子才能达到，而如果能完全控制生育性别，那么平均生育2个就够了。可见，达到性别偏好实现方式的转变对生育率会起到抑制作用。原本是中国生育率一个重要提升因素的性别偏好，很可能已经通过中国目前较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和较高的流产率而得到了释放，对生育率则反而转变成了一种抑制因素。
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0.3。笔者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0.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0.23，可见在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不孕是另一个重要抑制因素。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还有结婚生育年龄的推迟，都对不孕有一定的影响。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原发性不孕率为17%。
第四个抑制因素——竞争效应是指，因为其他生活追求与原生育意愿发生矛盾而导致的减少生育，即根据实际情况而放弃了原来的生育意愿。在现代，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广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多个人发展的机会。我国在转入市场经济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费用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人们正在努力追求新的生活目标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及品味。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都会导致夫妇倾向于减少生育，这在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早就被描述过，而且已经是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尽管这个因素的影响幅度很难量化，但它的存在应该没有疑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中国近20年来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中国当前生育率的提升因素已经相对削弱，甚至部分转变为抑制因素，而抑制因素则相对增强。虽然生育意愿这个基准还没有公认的研究结论，但是一旦跳出“行政管理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这个思维定势，就可以看到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还有很多，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结语
笔者并不否认出生漏报是个问题，应该说出生漏报问题本身研究得并不好，解决得也不好。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是否足够开阔，是否能够跳出旧有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生育率的认识。除本文所涉及的因素以外，还可能存在没有被察觉到的因素，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探讨。忽略这些因素，草率地下结论，我们可能就会更久地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最终导致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
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第一财经日报
王丰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备注：计生们除了狠狠地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外，其实没有办一点好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备注：中国计生可以把妇女像牲口一样拉去刮宫流产，但可以像牲口一样拉她们去交配吗？）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需求结构也有直接的作用。人口老化会造成对某些消费品如服装、化妆用品、文体娱乐开支的减少，同时扩大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需求。人口老化也会迫使人们为未来作准备，包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这些新增的储蓄，一方面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孕育着新的风险。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中国社会由于生育水平在近20年前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已成定局。换言之，尽管表面上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大，而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持续缩小、人口不断加剧老化的大势已经造成。这一人口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已经是事实，不可漠视和观望。认识把握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新形势，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第一财经日报
王丰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备注：计生们除了狠狠地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外，其实没有办一点好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备注：中国计生可以把妇女像牲口一样拉去刮宫流产，但可以像牲口一样拉她们去交配吗？）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需求结构也有直接的作用。人口老化会造成对某些消费品如服装、化妆用品、文体娱乐开支的减少，同时扩大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需求。人口老化也会迫使人们为未来作准备，包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这些新增的储蓄，一方面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孕育着新的风险。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中国社会由于生育水平在近20年前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已成定局。换言之，尽管表面上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大，而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持续缩小、人口不断加剧老化的大势已经造成。这一人口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已经是事实，不可漠视和观望。认识把握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新形势，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社会科学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会刊)2008年6月
上半月期.学术评论卷目录
http://www.hebskl.cn/view_news.asp?newsid=647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4042556
学术对话（特约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易富贤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编者按: 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实施长达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今年来成了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此问题更是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2008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第一次会议新闻言人吴建民宣布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而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说要长期坚持现行政策不动摇。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产生什么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本刊就此问题约请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先生撰写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一文；2008年4月25日，本刊特约记者又就此问题对民间人口与生育问题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进行了书面采访。
计划生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众多家庭、个人的大问题，本期刊登两位先生的文章，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并欢迎读者投稿，各种观点展开讨论。
《社会科学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会刊)2008年6月
上半月期.学术评论卷目录
http://www.hebskl.cn/view_news.asp?newsid=647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4042556
学术对话（特约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易富贤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编者按: 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实施长达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今年来成了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此问题更是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2008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第一次会议新闻言人吴建民宣布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而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说要长期坚持现行政策不动摇。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产生什么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本刊就此问题约请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先生撰写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一文；2008年4月25日，本刊特约记者又就此问题对民间人口与生育问题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进行了书面采访。
计划生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众多家庭、个人的大问题，本期刊登两位先生的文章，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并欢迎读者投稿，各种观点展开讨论。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易富贤
目录
1、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2、记者：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你认为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3、记者：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4、记者：中国人均资源很少，有的学者认为最适人口只应在7亿甚至3亿，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资源。你对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5、记者：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人认为为了粮食安全，人口还是应该降低一些才好。你认为如何？
6、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的环境恶化，只有将人口降下来，才能改善环境；并且今后面临全面变暖，将人口降下来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你认为如何?
7、记者：老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就业压力大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你认为减少人口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8、记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重要，粗养两三个孩子，还不如精养一个孩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9、记者：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人口太多会挤占国防科研经费。你觉得计划生育对国防安全有什么影响？
10、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
11、记者：你认为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吗？
1、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博士，以下简称易）：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人是以人为本的本，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2]。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从1970年代的1%-2%上升至现在的12.5%左右）[3]、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4]。可见中央是要求在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前提下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稳定在中央所要求的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水平（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至少也得在1.8左右），而是从1990年的2.2左右的低水平快速下滑到1990年代中期的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 [5]，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6]。这还可以从近年小学生锐减，小学大量关闭得到佐证。中国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的小学生在校生人数3年锐减了将近1300万，小学减少了9万所。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7]。2000年底湖北省共有近3万所农村中小学校，但由于农村生源减少，2005年底全省农村中小学仅剩15165所[8]。北京市由于外来移民（包括农民工），总人口在逐年增加，但是小升初人数却从2000年的18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8万多人[9]。
由于生育率不能稳定，中央的人口目标也无法实现。2000年底中国人口为12.6743亿，“十五规划”人口控制目标是2005年13.3亿，如果生育率稳定的话，这五年需要增加6257万人口；但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才13.0756亿，五年只增加4013万，只相当于预期的64%。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10]，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逐年增加，那么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需要远高于1167万。但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 692万、681万（实际上可能只有400万左右）[11,12,13]。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无法稳定在1.8的低水平。
导致生育率无法稳定而且不断下降，有下面几个原因：
1、1990年代以来分配率不断降低，而又进行了一系列产业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使得民生压力增加，养育能力降低。
2、随着经济发展，养育成本本身也在不断提高。
3、就业模式的改变，使得生活节奏加快，婚龄、育龄延迟，避孕率增加。
4、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5、生育能力急剧降低。
6、单身、丁克、同性恋等。
7、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等导致婚内性生活减少，无性婚姻兴起；而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4]。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和2000年的1.68人，降到2006年的1.1人[15]。
目前中国的生育意愿只有1.73，即便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而中国却又执行非常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根据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提供的详细数据计算[16]，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在至少有15%的夫妇不生育，那么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17]。这就意味着需要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是超生的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1.8，需要出生孩子有一半是超生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超生孩子占不到6%”（计划生育率高达94%）[18]。可见现行人口政策已经导致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着方向性调整。
易富贤
目录
1、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2、记者：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你认为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3、记者：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4、记者：中国人均资源很少，有的学者认为最适人口只应在7亿甚至3亿，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资源。你对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5、记者：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人认为为了粮食安全，人口还是应该降低一些才好。你认为如何？
6、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的环境恶化，只有将人口降下来，才能改善环境；并且今后面临全面变暖，将人口降下来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你认为如何?
7、记者：老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就业压力大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你认为减少人口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8、记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重要，粗养两三个孩子，还不如精养一个孩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9、记者：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人口太多会挤占国防科研经费。你觉得计划生育对国防安全有什么影响？
10、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
11、记者：你认为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吗？
1、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博士，以下简称易）：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人是以人为本的本，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2]。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从1970年代的1%-2%上升至现在的12.5%左右）[3]、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4]。可见中央是要求在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前提下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稳定在中央所要求的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水平（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至少也得在1.8左右），而是从1990年的2.2左右的低水平快速下滑到1990年代中期的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 [5]，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6]。这还可以从近年小学生锐减，小学大量关闭得到佐证。中国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的小学生在校生人数3年锐减了将近1300万，小学减少了9万所。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7]。2000年底湖北省共有近3万所农村中小学校，但由于农村生源减少，2005年底全省农村中小学仅剩15165所[8]。北京市由于外来移民（包括农民工），总人口在逐年增加，但是小升初人数却从2000年的18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8万多人[9]。
由于生育率不能稳定，中央的人口目标也无法实现。2000年底中国人口为12.6743亿，“十五规划”人口控制目标是2005年13.3亿，如果生育率稳定的话，这五年需要增加6257万人口；但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才13.0756亿，五年只增加4013万，只相当于预期的64%。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10]，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逐年增加，那么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需要远高于1167万。但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 692万、681万（实际上可能只有400万左右）[11,12,13]。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无法稳定在1.8的低水平。
导致生育率无法稳定而且不断下降，有下面几个原因：
1、1990年代以来分配率不断降低，而又进行了一系列产业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使得民生压力增加，养育能力降低。
2、随着经济发展，养育成本本身也在不断提高。
3、就业模式的改变，使得生活节奏加快，婚龄、育龄延迟，避孕率增加。
4、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5、生育能力急剧降低。
6、单身、丁克、同性恋等。
7、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等导致婚内性生活减少，无性婚姻兴起；而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4]。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和2000年的1.68人，降到2006年的1.1人[15]。
目前中国的生育意愿只有1.73，即便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而中国却又执行非常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根据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提供的详细数据计算[16]，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在至少有15%的夫妇不生育，那么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17]。这就意味着需要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是超生的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1.8，需要出生孩子有一半是超生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超生孩子占不到6%”（计划生育率高达94%）[18]。可见现行人口政策已经导致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着方向性调整。
2、记者：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你认为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易：希望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前提是分子（GDP总量）是固定的。但是事实上GDP分子并不固定，而是依赖于人口分母。
“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6年3月8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新浪网说：“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19]。
我们以下面4种人口方案来分析通过减少分母，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人均GDP：
1、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 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0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744万）。
2、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744万）。
3、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744亿）。
4、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25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00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25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66元。第2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第3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少2.86%（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2.86%的收入，因为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这多出的40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却多生41%孩子（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第4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7.72%，但却少出生9744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可见指望通过降低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是行不通的。
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20]。
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易：希望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前提是分子（GDP总量）是固定的。但是事实上GDP分子并不固定，而是依赖于人口分母。
“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6年3月8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新浪网说：“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19]。
我们以下面4种人口方案来分析通过减少分母，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人均GDP：
1、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 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0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744万）。
2、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744万）。
3、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744亿）。
4、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25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00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25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66元。第2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第3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少2.86%（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2.86%的收入，因为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这多出的40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却多生41%孩子（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第4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7.72%，但却少出生9744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可见指望通过降低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是行不通的。
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20]。
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记者：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易：如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说明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应该改革分配制度以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不能顺应不正常的分配制度而少生孩子。
中国现在民生压力大、养不起孩子，有下面一些原因：
1、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降低，2005年只占到10.91% [21]。百姓收入总额（工资收入、福利、农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 [22]。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23]。
2、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24]。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25]。
3、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在基本民生方面（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26]。比如，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的，仅占GDP的2-3%，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中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管理部门又将医疗、教育进行产业化，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操纵房地产。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
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应该将能否养得起三个孩子作为贫困线。现在中国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主流家庭都在贫困线以下，就需要政策扶贫，需要彻底改变分配制度。假如百姓收入总额从目前的占GDP的比重不足22％上升到50%，将行政成本、住房、医疗、教育开支降低到正常水平，还会养不起孩子？
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分配不公已经开始威胁社会和谐。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分配不公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共十二部分，其中第八部分标题就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胡总书记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支柱，二者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才能恢复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关系，社会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易：如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说明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应该改革分配制度以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不能顺应不正常的分配制度而少生孩子。
中国现在民生压力大、养不起孩子，有下面一些原因：
1、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降低，2005年只占到10.91% [21]。百姓收入总额（工资收入、福利、农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 [22]。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23]。
2、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24]。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25]。
3、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在基本民生方面（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26]。比如，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的，仅占GDP的2-3%，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中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管理部门又将医疗、教育进行产业化，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操纵房地产。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
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应该将能否养得起三个孩子作为贫困线。现在中国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主流家庭都在贫困线以下，就需要政策扶贫，需要彻底改变分配制度。假如百姓收入总额从目前的占GDP的比重不足22％上升到50%，将行政成本、住房、医疗、教育开支降低到正常水平，还会养不起孩子？
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分配不公已经开始威胁社会和谐。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分配不公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共十二部分，其中第八部分标题就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胡总书记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支柱，二者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才能恢复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关系，社会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4、记者：中国人均资源很少，有的学者认为最适人口只应在7亿甚至3亿，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资源。你对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易：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等学者提出我国“7亿适度人口”的观点 [27]，这一观点被主流人口学家坚持至今[28]。2006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8亿，计划生育应再坚持一百年[29]。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应该回落到3亿。2006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19]。其实在国际社会，“适度人口理论”一直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批评。
假如7亿“适度人口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纵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俄罗斯、加拿大面积比美国要大，人均资源丰富，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国力远没有美国强。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巴西并没有神气起来。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的第5章已经详细分析，资源分布很不均匀，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如果都依照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的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30]。
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是发展的核心。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是“乘法”地增加的，而人口本身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却只是“加法”地增加。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孔子曰： “尽美矣，未能尽善”。 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后出生的7亿。2005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才能降低到7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绝大多数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几十年后中华民族灭绝。随着科技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古代中国连1亿人口都难以承载)。就算1980年的时候最适人口确为7亿，难道2046年中国最适人口还是7亿？
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留著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人口。减少人口意味着减少今后的新资源。因此要提高人均资源，不能靠减少人口，而只能依靠科技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人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因此人口本身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易：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等学者提出我国“7亿适度人口”的观点 [27]，这一观点被主流人口学家坚持至今[28]。2006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8亿，计划生育应再坚持一百年[29]。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应该回落到3亿。2006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19]。其实在国际社会，“适度人口理论”一直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批评。
假如7亿“适度人口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纵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俄罗斯、加拿大面积比美国要大，人均资源丰富，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国力远没有美国强。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巴西并没有神气起来。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的第5章已经详细分析，资源分布很不均匀，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如果都依照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的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30]。
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是发展的核心。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是“乘法”地增加的，而人口本身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却只是“加法”地增加。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孔子曰： “尽美矣，未能尽善”。 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后出生的7亿。2005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才能降低到7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绝大多数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几十年后中华民族灭绝。随着科技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古代中国连1亿人口都难以承载)。就算1980年的时候最适人口确为7亿，难道2046年中国最适人口还是7亿？
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留著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人口。减少人口意味着减少今后的新资源。因此要提高人均资源，不能靠减少人口，而只能依靠科技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人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因此人口本身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5、记者：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人认为为了粮食安全，人口还是应该降低一些才好。你认为如何？
易：一个国家的农业用地是人口承载力的关键要素。农用地包括耕地、长期作物用地、草原三者之和。全世界人口上2千万的国家共有52个，人口57.3亿，占全球人口88%。以人均农用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31个国家人口18.08亿，排在中国后面的20个国家人口26.09亿。就是说，除中国以外，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从人均耕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5位。英国、荷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人均耕地都比中国少，台湾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30]。
并且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如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36倍，但中国粮食在近年产量最低的2003年也还有4.31亿吨（1998年为5.12亿吨，2005年为4.84亿吨），而印度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9亿吨（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就已达3.21亿吨），中国2003年的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产量均大大超过印度[30]。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的资料，人均每天膳食热能供应，世界平均为2790大卡，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660大卡，发达国家平均为3490大卡；中国为2940大卡，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位居57位，稍低于韩国的3040大卡，高于印度的2440大卡、日本的2770大卡 [31,32]。中国人均每天蛋白摄入量为82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64位，远高于印度的57克，低于韩国的89克、日本的92克。中国人均每天脂肪摄入量为90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56位，高于印度的52克、韩国的78克、日本的86克[32]。
由于世界耕地分布极不均匀，粮食生产也极不均匀，大多数国家粮食都或多或少依赖进口。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25.3%。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40%,不过，不同的粮食品种自给率差别很大，大米的自给率为94%，而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 [33]。全球16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2个地区谷物粮食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4.6%（排名45位），巴西为86.8%（排名50位），日本为24.2%，韩国为32%，台湾只有19.1% [34]。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53个地区蔬菜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101.2%（排名39位），日本为80.8% [35]。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48个地区肉类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9%（排名67位），日本为52.5%，韩国为79.1% [36]。全球91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7个地区鱼和海产品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3.3%（排名40位），日本为48.4%，韩国为88.3%，法国为39.30%，连美国也只有73.9% [37]。
就是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世界上还处于上游，与日本、韩国等国也没有什么差别，并且中国粮食自给率高于95%。如果中国因为担心粮食危机而需要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计划生育，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不少国家反而在鼓励生育。
可见，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其他地区（日、韩等地除外）的工业化过程人口都还快速增加，既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又还留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提高农业机械化，粮食无忧。但计划生育却使中国走了一条畸形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出现民工荒，农村出现空壳村庄、留守儿童，无人种地，机械化却又滞后。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百年[38]，美国1910年农业就业人口还占32%。能指望中国农民一夜之间跨越百年赶上美国现在的生产效率？中国的主粮是水稻，但是目前水稻机收水平为33.5％，水稻机种水平才7.14％[58]，如果劳动力突然过度减少，吃什么？
计划生育的初衷是提高人均耕地（其实中国并不低），但实际结果是无人种地，那么提高的人均耕地又有什么意义？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3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比实际增加2亿多，只要有1/5（甚至1/1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就足以养活全国所有人口一大半。
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大家都将孩子当成精英培养而不是当成农民培养，而高校扩招满足了大家这种愿望，但是社会却并不需要大量的“精英”，导致大量大学生“精英”失业。又将教育、医疗产业化，农药、化肥、农机等也过度涨价，农业附加成本大增，使得在农村没有生路，即便肉价、粮价大幅提高(城市却无法承受)，也难阻耕地抛荒（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大片抛荒，本来可以种双季的也只种一季，但是给上面看的“数字”上并没有抛荒）。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肉价、粮价高涨，都涨到教育、医疗、农药、花费、农机行业去了，并没有涨到农民手上。
城市人认为农民素质低，种地很容易。其实不然，就像培养高级技工比培养研究生还要难一样，培养合格农民也不易。农村有句俗话：三年培养一个泥瓦匠，十年培养不了一个种地农。1975年后出生的人大多没有足够的务农经验，即便出现粮食危机，也不会回农村种地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没有耕地)。日本、韩国人口少，不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最好能够自给。目前农村的主力劳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年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畸形，今后考虑问题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要考虑到自己的“残疾”的人口结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并不是缺耕地，而是却劳动力），中国不应走他们的老路，应该既要保护耕地，更要保护农村劳动力 (数量、质量、利益和积极性)。
易：一个国家的农业用地是人口承载力的关键要素。农用地包括耕地、长期作物用地、草原三者之和。全世界人口上2千万的国家共有52个，人口57.3亿，占全球人口88%。以人均农用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31个国家人口18.08亿，排在中国后面的20个国家人口26.09亿。就是说，除中国以外，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从人均耕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5位。英国、荷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人均耕地都比中国少，台湾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30]。
并且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如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36倍，但中国粮食在近年产量最低的2003年也还有4.31亿吨（1998年为5.12亿吨，2005年为4.84亿吨），而印度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9亿吨（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就已达3.21亿吨），中国2003年的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产量均大大超过印度[30]。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的资料，人均每天膳食热能供应，世界平均为2790大卡，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660大卡，发达国家平均为3490大卡；中国为2940大卡，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位居57位，稍低于韩国的3040大卡，高于印度的2440大卡、日本的2770大卡 [31,32]。中国人均每天蛋白摄入量为82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64位，远高于印度的57克，低于韩国的89克、日本的92克。中国人均每天脂肪摄入量为90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56位，高于印度的52克、韩国的78克、日本的86克[32]。
由于世界耕地分布极不均匀，粮食生产也极不均匀，大多数国家粮食都或多或少依赖进口。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25.3%。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40%,不过，不同的粮食品种自给率差别很大，大米的自给率为94%，而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 [33]。全球16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2个地区谷物粮食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4.6%（排名45位），巴西为86.8%（排名50位），日本为24.2%，韩国为32%，台湾只有19.1% [34]。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53个地区蔬菜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101.2%（排名39位），日本为80.8% [35]。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48个地区肉类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9%（排名67位），日本为52.5%，韩国为79.1% [36]。全球91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7个地区鱼和海产品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3.3%（排名40位），日本为48.4%，韩国为88.3%，法国为39.30%，连美国也只有73.9% [37]。
就是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世界上还处于上游，与日本、韩国等国也没有什么差别，并且中国粮食自给率高于95%。如果中国因为担心粮食危机而需要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计划生育，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不少国家反而在鼓励生育。
可见，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其他地区（日、韩等地除外）的工业化过程人口都还快速增加，既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又还留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提高农业机械化，粮食无忧。但计划生育却使中国走了一条畸形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出现民工荒，农村出现空壳村庄、留守儿童，无人种地，机械化却又滞后。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百年[38]，美国1910年农业就业人口还占32%。能指望中国农民一夜之间跨越百年赶上美国现在的生产效率？中国的主粮是水稻，但是目前水稻机收水平为33.5％，水稻机种水平才7.14％[58]，如果劳动力突然过度减少，吃什么？
计划生育的初衷是提高人均耕地（其实中国并不低），但实际结果是无人种地，那么提高的人均耕地又有什么意义？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3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比实际增加2亿多，只要有1/5（甚至1/1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就足以养活全国所有人口一大半。
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大家都将孩子当成精英培养而不是当成农民培养，而高校扩招满足了大家这种愿望，但是社会却并不需要大量的“精英”，导致大量大学生“精英”失业。又将教育、医疗产业化，农药、化肥、农机等也过度涨价，农业附加成本大增，使得在农村没有生路，即便肉价、粮价大幅提高(城市却无法承受)，也难阻耕地抛荒（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大片抛荒，本来可以种双季的也只种一季，但是给上面看的“数字”上并没有抛荒）。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肉价、粮价高涨，都涨到教育、医疗、农药、花费、农机行业去了，并没有涨到农民手上。
城市人认为农民素质低，种地很容易。其实不然，就像培养高级技工比培养研究生还要难一样，培养合格农民也不易。农村有句俗话：三年培养一个泥瓦匠，十年培养不了一个种地农。1975年后出生的人大多没有足够的务农经验，即便出现粮食危机，也不会回农村种地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没有耕地)。日本、韩国人口少，不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最好能够自给。目前农村的主力劳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年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畸形，今后考虑问题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要考虑到自己的“残疾”的人口结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并不是缺耕地，而是却劳动力），中国不应走他们的老路，应该既要保护耕地，更要保护农村劳动力 (数量、质量、利益和积极性)。
作者：小小的锥子 回复日期：2008-8-6 0:51:40
一个现代的(非历史的) 人口基数巨大的 人均资源较低的 整体经济水平还不发达的国家 需要计划生育政策 这4个前提条件是缺1不可的
-----------------------
关于人口基数，如果中国分裂成很多国家，人口基数就不大了，难道你希望中国分裂？中国代表的是一个种族，不光是一个国家。如果白种人不分裂成很多国家，他们的人口远远比中国多。
如果人均资源低，那么还有几个国家人均资源丰富？欧洲和日本都不用活了？并且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巴西人均资源丰富，怎么发展水平远远较美国落后而与中国基本一致？
一个现代的(非历史的) 人口基数巨大的 人均资源较低的 整体经济水平还不发达的国家 需要计划生育政策 这4个前提条件是缺1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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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基数，如果中国分裂成很多国家，人口基数就不大了，难道你希望中国分裂？中国代表的是一个种族，不光是一个国家。如果白种人不分裂成很多国家，他们的人口远远比中国多。
如果人均资源低，那么还有几个国家人均资源丰富？欧洲和日本都不用活了？并且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巴西人均资源丰富，怎么发展水平远远较美国落后而与中国基本一致？
6、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的环境恶化，只有将人口降下来，才能改善环境；并且今后面临全面变暖，将人口降下来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你认为如何?
易富贤答：中国城市目前环境污染严重，有以下几个原因：
1、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39]。
2、中国产业转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所有国家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过高污染情况，比如英国的伦敦曾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
3、中国城市化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数亿人口短时间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态建设却滞后。
4、国际污染转移入中国：工业产品最消耗资源、制造污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工地，输出高污的工业产品换取低污的高附加值产品，必然伴随城市环境恶化。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中国工业产品而将污染间接转移到中国。
中国城市污染虽仍然严重，但是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却也不断改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双缩小；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增长；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40]。
先进的生产方式已开始经济地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破坏力更大。现在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严格控制，虽然英国人口增加了几十倍，但是伦敦的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雾都”已经名不符实了。人口密集的日本现在生态比中国还要好。即使现在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继续目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城市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
全球变暖主要是地质大气候改变，人类活动部分地加剧了这种变化，并且还有争论，吉林大学气候专家杨学祥教授就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和有意误导[41]。如果全球发展模式不改变，即使中国真将人口降低到7亿，难道就不会有气候的问题？澳大利亚、美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中国4-5倍。美国人口将增加2亿，即便中国人口减少8亿也难抵消这2亿人口的影响。增加森林可以部分缓解温室效应，但是全球70%以上的森林资源分布在人口不到全球15%的少数地区。中国只占全球4.5%的森林面积。即便中国人口全部迁移走，18亿亩耕地全部变成森林，也只增加3%全球森林面积，对气候影响不大。温室效应的解决有待于新型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即便现在全球人口减少一半，如果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照样会出现全球变暖（假设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但是全球人口减少意味着智力（尤其是年轻智力）减少，是难以开发出新型能源的。
气候、环境等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即便中国人口减少的再厉害，全球人口仍然会增加到90亿，这90亿人口仍然对全球气候有影响。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多样，即便遇到极端气候情况，中国的生存条件比大多数国家要好。如果真出现极端气候情况，边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通过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谁来统筹？人来统筹，人是主体，是本，管仲说：“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个“本”是不能轻易动的，其他的发展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本”展开，经过“本”的统筹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易富贤答：中国城市目前环境污染严重，有以下几个原因：
1、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39]。
2、中国产业转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所有国家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过高污染情况，比如英国的伦敦曾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
3、中国城市化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数亿人口短时间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态建设却滞后。
4、国际污染转移入中国：工业产品最消耗资源、制造污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工地，输出高污的工业产品换取低污的高附加值产品，必然伴随城市环境恶化。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中国工业产品而将污染间接转移到中国。
中国城市污染虽仍然严重，但是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却也不断改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双缩小；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增长；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40]。
先进的生产方式已开始经济地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破坏力更大。现在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严格控制，虽然英国人口增加了几十倍，但是伦敦的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雾都”已经名不符实了。人口密集的日本现在生态比中国还要好。即使现在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继续目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城市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
全球变暖主要是地质大气候改变，人类活动部分地加剧了这种变化，并且还有争论，吉林大学气候专家杨学祥教授就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和有意误导[41]。如果全球发展模式不改变，即使中国真将人口降低到7亿，难道就不会有气候的问题？澳大利亚、美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中国4-5倍。美国人口将增加2亿，即便中国人口减少8亿也难抵消这2亿人口的影响。增加森林可以部分缓解温室效应，但是全球70%以上的森林资源分布在人口不到全球15%的少数地区。中国只占全球4.5%的森林面积。即便中国人口全部迁移走，18亿亩耕地全部变成森林，也只增加3%全球森林面积，对气候影响不大。温室效应的解决有待于新型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即便现在全球人口减少一半，如果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照样会出现全球变暖（假设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但是全球人口减少意味着智力（尤其是年轻智力）减少，是难以开发出新型能源的。
气候、环境等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即便中国人口减少的再厉害，全球人口仍然会增加到90亿，这90亿人口仍然对全球气候有影响。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多样，即便遇到极端气候情况，中国的生存条件比大多数国家要好。如果真出现极端气候情况，边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通过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谁来统筹？人来统筹，人是主体，是本，管仲说：“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个“本”是不能轻易动的，其他的发展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本”展开，经过“本”的统筹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7、记者：老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就业压力大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你认为减少人口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易：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还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印度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而日本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
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工业品，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
既然有失业，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俄罗斯人稀地广，资源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资源缺乏，但是失业率只有4.1%。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业压力很大程度是因为计划生育本身：既通过减少消费者而减少就业容量，又提高妇女劳动参与而直接增加就业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上亿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增加1亿多消费者，大大增加婴幼儿相关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就业容量，并且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3千多万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并不跟50岁的人抢工作)。
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超出了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对高校毕业生的接纳能力，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美国每年也只能接受6.5万名高科技移民；但却累计有上千万非法蓝领工人，国会还拟将他们合法化。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人口1.24亿，高达1/4的劳动力失业。2006年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战后日本人口达到8千万，开始提倡少生。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多出了50%，却面临劳动力短缺。
中国2005年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未完成，就已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已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易：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还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印度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而日本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
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工业品，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
既然有失业，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俄罗斯人稀地广，资源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资源缺乏，但是失业率只有4.1%。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业压力很大程度是因为计划生育本身：既通过减少消费者而减少就业容量，又提高妇女劳动参与而直接增加就业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上亿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增加1亿多消费者，大大增加婴幼儿相关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就业容量，并且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3千多万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并不跟50岁的人抢工作)。
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超出了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对高校毕业生的接纳能力，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美国每年也只能接受6.5万名高科技移民；但却累计有上千万非法蓝领工人，国会还拟将他们合法化。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人口1.24亿，高达1/4的劳动力失业。2006年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战后日本人口达到8千万，开始提倡少生。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多出了50%，却面临劳动力短缺。
中国2005年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未完成，就已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已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作者：SmartWindows 回复日期：2008-8-6 8:54:00
生容易 但如何养 你以为生出来 放在哪儿就行了？
生而不养 生而不教 是对社会最大的危害
多生可以 但一定要提供良好环境
========================
0.4%的家庭掌握70%的财富，计划全国人民的后代，值得吗？
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意味着社会制度出了大问题！
生容易 但如何养 你以为生出来 放在哪儿就行了？
生而不养 生而不教 是对社会最大的危害
多生可以 但一定要提供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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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的家庭掌握70%的财富，计划全国人民的后代，值得吗？
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意味着社会制度出了大问题！
8、记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重要，粗养两三个孩子，还不如精养一个孩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易：其实人口数量与质量并不矛盾，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对孩子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容易倒伏，导致粮食减产；容易发生病虫害，继而增加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会流入周围的水体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42,43]。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44,45,46]；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43]。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虽然中国人口目前仍占全球19%以上，但是由于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妇女二十岁出头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中国却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强制推行晚婚晚育。
计生委近几年在提升人口素质上花费不少，并将9月12日定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43]，但是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持续上升，中国农村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从1996年的万分之101.74上升到2006年的万分之140.85 [47]。原因是计生委的采取的手段和目标背道而驰。比如，如果真要提升人口出生素质，就应该停止执行晚婚晚育政策，并且注重孕检，但是计生委却不断强化晚婚晚育，并且注重的是收费的婚检而不是掏钱的孕检。
超生孕妇漂泊在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巨额的超生罚款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不少超生的孩子还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
以人为本，但是计划生育不但降低这个“本”的数量，也降低“本”的质量。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质，首先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中央领导对人口素质下降非常担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
易：其实人口数量与质量并不矛盾，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对孩子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容易倒伏，导致粮食减产；容易发生病虫害，继而增加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会流入周围的水体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42,43]。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44,45,46]；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43]。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虽然中国人口目前仍占全球19%以上，但是由于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妇女二十岁出头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中国却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强制推行晚婚晚育。
计生委近几年在提升人口素质上花费不少，并将9月12日定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43]，但是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持续上升，中国农村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从1996年的万分之101.74上升到2006年的万分之140.85 [47]。原因是计生委的采取的手段和目标背道而驰。比如，如果真要提升人口出生素质，就应该停止执行晚婚晚育政策，并且注重孕检，但是计生委却不断强化晚婚晚育，并且注重的是收费的婚检而不是掏钱的孕检。
超生孕妇漂泊在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巨额的超生罚款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不少超生的孩子还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
以人为本，但是计划生育不但降低这个“本”的数量，也降低“本”的质量。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质，首先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中央领导对人口素质下降非常担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
9、记者：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人口太多会挤占国防科研经费。你觉得计划生育对国防安全有什么影响？
易：目前中国有230万现役正规军人(此外还有约80万的预备役部队)，武警部队约有150万人。除了军官和志愿兵外，假设330万为义务役，平均服役2－3年，假设为2.5年，那么每年应该有132万左右的新兵入伍。2008年的现役军人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出生的，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其中男孩1300多万 [44]，服兵役的10% (女兵很少可以忽略)。而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出生男孩700万左右 [44,45]，那么要想继续保持现有军队规模，到时候意味着19%的人需要服役。
科技来源于人的智力，科技进步依赖于综合国力。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显示，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38]。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都无法建立，今后国防投入更加会受到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国防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并且人的战斗意志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国防力，因此，国防同样需要以人为本。而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对国防的奉献精神，部队的素质堪忧。另外由于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军队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将会导致军心不稳。中国历代都豁免独生子服兵役的义务。中国抗美援朝时期，一个独生子士兵的农民父亲写信给彭德怀司令，请求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回身边。彭德怀不顾他人反对，在几十万大军中找到那名士兵将他送回家。其他国家也一样，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叙述：一家姓瑞恩的有三兄弟都阵亡了，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也在欧洲大陆战斗，还不知生死，盟军司令马歇尔将军得知此情况，立刻下令派一支小分队去找他，把他送回母亲身边。当今后中国军队的主体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易：目前中国有230万现役正规军人(此外还有约80万的预备役部队)，武警部队约有150万人。除了军官和志愿兵外，假设330万为义务役，平均服役2－3年，假设为2.5年，那么每年应该有132万左右的新兵入伍。2008年的现役军人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出生的，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其中男孩1300多万 [44]，服兵役的10% (女兵很少可以忽略)。而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出生男孩700万左右 [44,45]，那么要想继续保持现有军队规模，到时候意味着19%的人需要服役。
科技来源于人的智力，科技进步依赖于综合国力。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显示，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38]。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都无法建立，今后国防投入更加会受到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国防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并且人的战斗意志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国防力，因此，国防同样需要以人为本。而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对国防的奉献精神，部队的素质堪忧。另外由于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军队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将会导致军心不稳。中国历代都豁免独生子服兵役的义务。中国抗美援朝时期，一个独生子士兵的农民父亲写信给彭德怀司令，请求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回身边。彭德怀不顾他人反对，在几十万大军中找到那名士兵将他送回家。其他国家也一样，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叙述：一家姓瑞恩的有三兄弟都阵亡了，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也在欧洲大陆战斗，还不知生死，盟军司令马歇尔将军得知此情况，立刻下令派一支小分队去找他，把他送回母亲身边。当今后中国军队的主体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作者：小小的锥子 回复日期：2008-8-6 12:40:51
我说的人口基数大应该改为人口密度高
欧洲和日本需要做的就是进口原材料,能源和粮食 然后把工业制成品卖回去 这样的经济结构可以支撑的人口密度就高 人多了就多造点多卖点 除了住房其他都不会产生严重问题 但是中国现在达不到这样的经济水平 也不是这样的经济结构
决定经济水平的原因有无数个 我也从来没说过人均资源高就一定富裕 你举巴西的例子想说明啥?
很多条件共同决定了需要计划生育政策 不能拿一个条件单独拿出来比较 就好像把硝 硫磺 木炭放一起可以做炸药 楼主却在这里不停的论述 硝不是炸药 硫磺不是炸药 木炭不是炸药 有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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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欧洲不能比，巴西、印度也不能比，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真的减少婴儿才是“中国特色”？
建议你看完《大国空巢》幻灯片再来讨论。你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回答。
我说的人口基数大应该改为人口密度高
欧洲和日本需要做的就是进口原材料,能源和粮食 然后把工业制成品卖回去 这样的经济结构可以支撑的人口密度就高 人多了就多造点多卖点 除了住房其他都不会产生严重问题 但是中国现在达不到这样的经济水平 也不是这样的经济结构
决定经济水平的原因有无数个 我也从来没说过人均资源高就一定富裕 你举巴西的例子想说明啥?
很多条件共同决定了需要计划生育政策 不能拿一个条件单独拿出来比较 就好像把硝 硫磺 木炭放一起可以做炸药 楼主却在这里不停的论述 硝不是炸药 硫磺不是炸药 木炭不是炸药 有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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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欧洲不能比，巴西、印度也不能比，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真的减少婴儿才是“中国特色”？
建议你看完《大国空巢》幻灯片再来讨论。你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