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email protected]
引言
希腊、罗马文明非常发达，为什么走向衰败，欧洲出现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宪政将权力关近笼子，婚姻将“性”关进笼子。为什么只有成功地限制了“性”的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
汉族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一民族？与汉族势均力敌的古老民族到哪里去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人口只有1700万；吐蕃（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为什么现在藏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元朝的时候蒙古族人口占中国1/10，为什么现在只占1/218？
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怎么现在英裔人口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而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为什么却一步步走向衰落？
17世纪中期，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为什么现在法国人口仅仅6000万（还是因为寿命延长），而中国人口却有13亿？
德国为什么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500年前偏僻落后的600万人口的莫斯科公国怎么崛起为人口近3亿的超级大国苏联？
南斯拉夫为什么一分为六？
美国为什么能够独霸全球？为什么对美国构成竞争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上面这些问题，大家习惯了历史学家的“以物为本”的各种解析方法；但人才是历史的主人，国际关系是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用“以人为本”的思路重新审视历史。目的是让大家关注中国空前的人口危机。
经济制度是五年战略，政治体制是百年战略，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汉民族成为世界第一民族不容易，而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族却非常容易。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830年的40%下降到1900年的25%，1949年的21.9%，1980年的22.4%，2005年的19.3%。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只占全球出生人口1.3亿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今后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迅速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email protected]
引言
希腊、罗马文明非常发达，为什么走向衰败，欧洲出现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宪政将权力关近笼子，婚姻将“性”关进笼子。为什么只有成功地限制了“性”的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
汉族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一民族？与汉族势均力敌的古老民族到哪里去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人口只有1700万；吐蕃（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为什么现在藏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元朝的时候蒙古族人口占中国1/10，为什么现在只占1/218？
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怎么现在英裔人口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而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为什么却一步步走向衰落？
17世纪中期，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为什么现在法国人口仅仅6000万（还是因为寿命延长），而中国人口却有13亿？
德国为什么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500年前偏僻落后的600万人口的莫斯科公国怎么崛起为人口近3亿的超级大国苏联？
南斯拉夫为什么一分为六？
美国为什么能够独霸全球？为什么对美国构成竞争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上面这些问题，大家习惯了历史学家的“以物为本”的各种解析方法；但人才是历史的主人，国际关系是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用“以人为本”的思路重新审视历史。目的是让大家关注中国空前的人口危机。
经济制度是五年战略，政治体制是百年战略，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汉民族成为世界第一民族不容易，而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族却非常容易。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830年的40%下降到1900年的25%，1949年的21.9%，1980年的22.4%，2005年的19.3%。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只占全球出生人口1.3亿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今后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迅速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目录
一、摧毁古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摧毁中华文明
二、淫乱毁灭古罗马、巴比伦文明
三、欧洲正在走罗马帝国的老路
四、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婚姻将“性”关进笼子
五、吐蕃、蒙古文明的衰落
六、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七、近代人口爆炸
八、清代中国人口增加的原因
九、法国衰落、英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一、苏联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二、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三、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四、近代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十五、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口因素
十六、在生育方面，我们还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十七、各民族的博弈归根结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附1：《第一财经日报》人口讨论系列文章：
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王丰：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附2：《社会科学论坛》文章：
易富贤：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更多待续
一、摧毁古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摧毁中华文明
二、淫乱毁灭古罗马、巴比伦文明
三、欧洲正在走罗马帝国的老路
四、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婚姻将“性”关进笼子
五、吐蕃、蒙古文明的衰落
六、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七、近代人口爆炸
八、清代中国人口增加的原因
九、法国衰落、英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一、苏联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二、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三、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四、近代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十五、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口因素
十六、在生育方面，我们还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十七、各民族的博弈归根结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附1：《第一财经日报》人口讨论系列文章：
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王丰：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附2：《社会科学论坛》文章：
易富贤：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更多待续
本系列文章大多发表于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也收录于《大国空巢》一书
《大国空巢》幻灯片2008-8-2版（我的博客将提供更新版网站链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4266894
人民网>> 文化>>播报 2007年10月15日 《大国空巢》摘要导读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6378873.html
易富贤博客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 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馆藏《大国空巢》的图书馆：
北京大学（http://162.105.138.200/uhtbin/cgisirsi/zPu3AzpsKL/北大中心馆/0/49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allbook.php?btype=donate_other&field=name_id&text=68）、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http://202.112.82.17:8080/F/?func=find-m&request=%E6%98%93%E5%AF%8C%E8%B4%A4&find_code=WAU&adjacent=N&find_base=BNU03&find_base=BNU04）、中国人民大学(http://www.lib.ruc.edu.cn/)、国家图书馆(http://opac.nlc.gov.cn/F/LAYBHFNH9RTR8878ILE55DCCQ17GLIGI6SFHYG6VN74RGJXSAY-01282?func=find-m&request=%E5%A4%A7%E5%9B%BD%E7%A9%BA%E5%B7%A2&find_code=WRD&FIND_BASE=NLC01&x=47&y=16)、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国农业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政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师大、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苏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湖南大学、华中师大、华南师大、内蒙古大学、陕西师大、黑龙江大学、福州大学、东北师大、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海南大学、中南财大、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www.fas.harvard.edu/~fairbank/library/nb28.pdf, 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fung/fairbank/new_chinese_acquisitions.html)、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Irvine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的图书馆。
国家统计局有22本《大国空巢》。国家计生委有几十本，各省计生委和各省统计局各有一本。人口学相关机构应该超过300本。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东方早报、新青年、凤凰周刊、第一财经日报等国内媒体在关注《大国空巢》。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新闻电视频道France 24、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媒体也在关注《大国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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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大国空巢》的图书馆：
北京大学（http://162.105.138.200/uhtbin/cgisirsi/zPu3AzpsKL/北大中心馆/0/49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allbook.php?btype=donate_other&field=name_id&text=68）、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http://202.112.82.17:8080/F/?func=find-m&request=%E6%98%93%E5%AF%8C%E8%B4%A4&find_code=WAU&adjacent=N&find_base=BNU03&find_base=BNU04）、中国人民大学(http://www.lib.ruc.edu.cn/)、国家图书馆(http://opac.nlc.gov.cn/F/LAYBHFNH9RTR8878ILE55DCCQ17GLIGI6SFHYG6VN74RGJXSAY-01282?func=find-m&request=%E5%A4%A7%E5%9B%BD%E7%A9%BA%E5%B7%A2&find_code=WRD&FIND_BASE=NLC01&x=47&y=16)、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国农业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政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师大、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苏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湖南大学、华中师大、华南师大、内蒙古大学、陕西师大、黑龙江大学、福州大学、东北师大、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海南大学、中南财大、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www.fas.harvard.edu/~fairbank/library/nb28.pdf, 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fung/fairbank/new_chinese_acquisitions.html)、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Irvine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的图书馆。
国家统计局有22本《大国空巢》。国家计生委有几十本，各省计生委和各省统计局各有一本。人口学相关机构应该超过300本。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东方早报、新青年、凤凰周刊、第一财经日报等国内媒体在关注《大国空巢》。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新闻电视频道France 24、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媒体也在关注《大国空巢》
一、摧毁古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摧毁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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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人口”、“优生优育”理论摧毁希腊文明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8-07-17 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07/17/content_806200.htm
凤凰资讯 > 评论 > 正文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7/0717_23_659775.shtml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与中国一样喜欢尊古，动不动就说“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没有恢复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程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师。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毕答哥拉斯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前700年？-前630年）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在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的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面对负心的丈夫说道：“若是你因为没有子嗣再去求亲，倒还可以原谅。”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可见，古希腊的婚姻制度与中国古代非常类似。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应该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这算是最早的“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比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理论）、索维和宋健的“最适人口”理论早了2300多年。而《增长的极限》和“最适人口”理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
出于对人口数量的恐惧，古希腊非常注重人口“素质”，认为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优生学就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由于医疗的进步，现在只需要生育2、3个就能保持世代更替；但是现在由于生育能力的下降、晚婚晚育、养育成本提高、生活压力增大等原因，主流家庭还生不了2、3个孩子），人口很难增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千年之内人类数量一直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中国人口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希腊、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文明大倒退，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19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二战之后，由于婴儿潮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1968年）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认为美国2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他希望“美国不再发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从35亿降低到5亿，美国的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
法国的A.索维和美国的J.J.斯彭格勒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适度人口”，这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索维自己后面也否定了“适度人口”理论。宋健等（1981）从食品等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其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比如300年前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比现在13亿人口要少。田雪原（1981）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其实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卖出了三千万本。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湾、新加坡、韩国、甚至穆斯林国家伊朗等都在这种思潮下积极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联合国从此开始通过人口基金宣传、赞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2008年世界人口日之际联合国还在强调计划生育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宋健从食品角度、田雪原从就业角度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由于优生学要么衍生成民族自杀（古希腊），要么衍变成种族歧视和屠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伪科学（没有哪个国家进行“优生优育”宣传的）。当然各国都在学术层面进行优生学研究和实践（比如服用叶酸预防神经管疾病）。
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没能延续下来。而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较滑稽的是，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人口素质提高要顺其自然，通过政策来“提高人口素质”只会适得其反。古希腊的那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人口素质。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只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对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要是当年牛顿和他的寡母没有获得资助，能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因此“优生优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现实中既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精养一个孩子比粗养多个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一个家庭同样能够培养好多个孩子（窦燕山模式）。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美国前总统布什算是现代的窦燕山，“教五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名俱扬（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而现在中国政府却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爱拿人口素质说事，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素质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吗？
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孔子就认为人多才能“富之”、 “教之”，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
人们往往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素质高，大城市的人素质比小城市的人高，这种感觉其实没有错。城里人素质高是因为乡下素质高的人进城了，此外还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
现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抱着一个自杀性的人口政策，拿一个空中楼阁的“素质”说事，真的很没“素质”。
唐太宗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应该吸取希腊人口政策的教训，果断调整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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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人口”、“优生优育”理论摧毁希腊文明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8-07-17 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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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资讯 > 评论 > 正文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7/0717_23_659775.shtml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与中国一样喜欢尊古，动不动就说“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没有恢复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程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师。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毕答哥拉斯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前700年？-前630年）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在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的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面对负心的丈夫说道：“若是你因为没有子嗣再去求亲，倒还可以原谅。”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可见，古希腊的婚姻制度与中国古代非常类似。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应该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这算是最早的“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比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理论）、索维和宋健的“最适人口”理论早了2300多年。而《增长的极限》和“最适人口”理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
出于对人口数量的恐惧，古希腊非常注重人口“素质”，认为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优生学就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由于医疗的进步，现在只需要生育2、3个就能保持世代更替；但是现在由于生育能力的下降、晚婚晚育、养育成本提高、生活压力增大等原因，主流家庭还生不了2、3个孩子），人口很难增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千年之内人类数量一直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中国人口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希腊、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文明大倒退，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19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二战之后，由于婴儿潮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1968年）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认为美国2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他希望“美国不再发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从35亿降低到5亿，美国的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
法国的A.索维和美国的J.J.斯彭格勒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适度人口”，这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索维自己后面也否定了“适度人口”理论。宋健等（1981）从食品等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其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比如300年前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比现在13亿人口要少。田雪原（1981）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其实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卖出了三千万本。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湾、新加坡、韩国、甚至穆斯林国家伊朗等都在这种思潮下积极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联合国从此开始通过人口基金宣传、赞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2008年世界人口日之际联合国还在强调计划生育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宋健从食品角度、田雪原从就业角度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由于优生学要么衍生成民族自杀（古希腊），要么衍变成种族歧视和屠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伪科学（没有哪个国家进行“优生优育”宣传的）。当然各国都在学术层面进行优生学研究和实践（比如服用叶酸预防神经管疾病）。
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没能延续下来。而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较滑稽的是，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人口素质提高要顺其自然，通过政策来“提高人口素质”只会适得其反。古希腊的那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人口素质。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只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对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要是当年牛顿和他的寡母没有获得资助，能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因此“优生优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现实中既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精养一个孩子比粗养多个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一个家庭同样能够培养好多个孩子（窦燕山模式）。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美国前总统布什算是现代的窦燕山，“教五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名俱扬（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而现在中国政府却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爱拿人口素质说事，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素质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吗？
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孔子就认为人多才能“富之”、 “教之”，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
人们往往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素质高，大城市的人素质比小城市的人高，这种感觉其实没有错。城里人素质高是因为乡下素质高的人进城了，此外还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
现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抱着一个自杀性的人口政策，拿一个空中楼阁的“素质”说事，真的很没“素质”。
唐太宗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应该吸取希腊人口政策的教训，果断调整人口政策。
二、淫乱毁灭古罗马、巴比伦文明
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涌现了塞内加等著名哲学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
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男女混杂，淫乱的事层出不穷。还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比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的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3、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的不孕。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不断减少。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征服阿兰国。阿兰国西边的森林里生息着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两个日耳曼人蛮族部落联盟。他们基本上以打猎为生，衣兽皮，食兽肉，住草棚，没有文字，没有礼仪。公元374年，匈奴人向西征服东哥特人，驱赶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又打击近邻的各日尔曼部落。匈奴人的这次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驱动起来，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西哥特人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避难，作为同盟者为罗马帝国御边。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生育率很高，人口迅速增加，对罗马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
由于人口出生率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下降，罗马帝国的人口却一直在减少，并且体质下降。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不够，奴隶起义此起彼伏，外族不断入侵，军事行动只好由日尔曼蛮族雇佣军代劳，雇佣军学会了古罗马人的军事组织技能，逐步取得充当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395年东西罗马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演进了自身的发展史（拜占庭帝国），西罗马成为蛮族的目标。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贡品，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之后，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动三天。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为了挽救西罗马帝国，于468年出动海军远征，但遭到惨败。476年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罗马却是在短时间就被毁灭的。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可以归纳成一点：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失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逆淘汰。正如帝国灭亡后在基督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
希腊、罗马文明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而相继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部分汉族在江南建立东晋，留在北方的汉族在人口上并不占有优势。但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
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文帝凭借汉族人口优势重新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以来270年的分裂，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草创了辉煌的隋唐文明。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但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查理曼王朝的文明复兴也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在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一直占有优势。
希腊、罗马文明毕竟还残存地被日耳曼等民族继承下来，为现代文明做出了一些贡献。而比希腊文明更早一千多年的的古巴比伦文明几乎没有为现代文明做出任何贡献。美国学者S·N·克莱默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巴比伦古文明在世界历史上首创的27个“第一”： 1、最早的学校；2、最早的献媚事例；3、最早的少年犯罪 ；4、最早的“神经战”；5、最早的两院制议会；6、最早的史学家；7、最早的减税事件；8、最早的法典和立法者；9、最早的判例；10、最早的药典；11、最早的农历；12、最早的林荫园艺实验；13、最早的宇宙进化论和宇宙论；14、最早的伦理标准；15、最早的“约伯”(古代犹太民族的族长)；16、最早的格言和谚语；17、最早的动物寓言；18、最早的文学辩论；19、最早的圣经故事；20、最早的“挪亚”；21、最早的复活故事；22、最早的“圣乔治”(英国保护神)；23、吉尔加美什的故事：最早的文学作品的移植；24、史诗文学：人类最早的英雄时代；25、最早的情歌；26、最早的图书馆目录；27、世界和平：人类最早的黄金时代。
巴比伦文明的灭亡与罗马文明一样是因为淫乱。长期的集体淫乱，造成古巴比伦人口减少、体质下降，巴比伦城最终被被落后的民族攻破了，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古巴比伦文明就此绝种。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涌现了塞内加等著名哲学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
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男女混杂，淫乱的事层出不穷。还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比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假阳具和阴户的仿制物是狂欢的道具。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的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3、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的不孕。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不断减少。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征服阿兰国。阿兰国西边的森林里生息着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两个日耳曼人蛮族部落联盟。他们基本上以打猎为生，衣兽皮，食兽肉，住草棚，没有文字，没有礼仪。公元374年，匈奴人向西征服东哥特人，驱赶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又打击近邻的各日尔曼部落。匈奴人的这次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驱动起来，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西哥特人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避难，作为同盟者为罗马帝国御边。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生育率很高，人口迅速增加，对罗马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
由于人口出生率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下降，罗马帝国的人口却一直在减少，并且体质下降。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不够，奴隶起义此起彼伏，外族不断入侵，军事行动只好由日尔曼蛮族雇佣军代劳，雇佣军学会了古罗马人的军事组织技能，逐步取得充当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395年东西罗马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演进了自身的发展史（拜占庭帝国），西罗马成为蛮族的目标。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贡品，甚至将金质的神像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之后，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动三天。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为了挽救西罗马帝国，于468年出动海军远征，但遭到惨败。476年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罗马却是在短时间就被毁灭的。罗马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可以归纳成一点：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失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逆淘汰。正如帝国灭亡后在基督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
希腊、罗马文明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而相继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部分汉族在江南建立东晋，留在北方的汉族在人口上并不占有优势。但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
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文帝凭借汉族人口优势重新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以来270年的分裂，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草创了辉煌的隋唐文明。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但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查理曼王朝的文明复兴也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在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一直占有优势。
希腊、罗马文明毕竟还残存地被日耳曼等民族继承下来，为现代文明做出了一些贡献。而比希腊文明更早一千多年的的古巴比伦文明几乎没有为现代文明做出任何贡献。美国学者S·N·克莱默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巴比伦古文明在世界历史上首创的27个“第一”： 1、最早的学校；2、最早的献媚事例；3、最早的少年犯罪 ；4、最早的“神经战”；5、最早的两院制议会；6、最早的史学家；7、最早的减税事件；8、最早的法典和立法者；9、最早的判例；10、最早的药典；11、最早的农历；12、最早的林荫园艺实验；13、最早的宇宙进化论和宇宙论；14、最早的伦理标准；15、最早的“约伯”(古代犹太民族的族长)；16、最早的格言和谚语；17、最早的动物寓言；18、最早的文学辩论；19、最早的圣经故事；20、最早的“挪亚”；21、最早的复活故事；22、最早的“圣乔治”(英国保护神)；23、吉尔加美什的故事：最早的文学作品的移植；24、史诗文学：人类最早的英雄时代；25、最早的情歌；26、最早的图书馆目录；27、世界和平：人类最早的黄金时代。
巴比伦文明的灭亡与罗马文明一样是因为淫乱。长期的集体淫乱，造成古巴比伦人口减少、体质下降，巴比伦城最终被被落后的民族攻破了，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古巴比伦文明就此绝种。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东西方历史有些相似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同期，两地的科学与文明迅速发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被秦始皇焚毁，汉朝只继承了残存的文明(中国现在还未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古希腊文明也只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
罗马帝国和魏晋分别是欧洲和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淫乱的时期。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蛮族入侵(灭亡)；中国遭受五胡乱华(几乎灭亡)。
罗马灭亡导致基督教在欧洲的兴起；五胡乱华导致佛教在中国的兴起。都兴起禁欲主义。
欧洲出现文艺复兴；中国出现五四运动。都导致人性解放。
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禁欲；毛泽东时期禁欲。都出现人口增加，国力上升。
欧洲1960年代之后性解放；中国1979年之后性解放。不育率升高、生育率降低。
欧洲因为低生育率使得民族结构改变(穆斯林将成主体)；中国因为不对称的人口政策使得民族结构改变：2001-2005年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同期，两地的科学与文明迅速发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被秦始皇焚毁，汉朝只继承了残存的文明(中国现在还未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古希腊文明也只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
罗马帝国和魏晋分别是欧洲和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淫乱的时期。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蛮族入侵(灭亡)；中国遭受五胡乱华(几乎灭亡)。
罗马灭亡导致基督教在欧洲的兴起；五胡乱华导致佛教在中国的兴起。都兴起禁欲主义。
欧洲出现文艺复兴；中国出现五四运动。都导致人性解放。
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禁欲；毛泽东时期禁欲。都出现人口增加，国力上升。
欧洲1960年代之后性解放；中国1979年之后性解放。不育率升高、生育率降低。
欧洲因为低生育率使得民族结构改变(穆斯林将成主体)；中国因为不对称的人口政策使得民族结构改变：2001-2005年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
三、欧洲正在走罗马帝国的老路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但其后享乐主义在欧洲又有抬头。
20世纪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医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疗效，激素类避孕药的出现，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国家掀起了“性解放”风潮，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生育率下降（西方国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断下滑）。同性恋、吸毒等现象在西方蔓延。
同性恋、吸毒团体还积极参入政治。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已合法化国家：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4)、冰岛(1996)、荷兰(1998)、德国(2001)、芬兰(2001)、法国(2002)、瑞士(2002)、比利时(2003)、加拿大(2005)、西班牙(2005)、英国(2005)。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波兰因为抵制同性恋，还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谴责。
荷兰2001年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厅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两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国家也不少，英国政府免除民众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德国在七大城市设立了七百个吸毒点，瘾君子可以在合法的吸毒点公开吸毒；葡萄牙当局不再视个人吸毒与持有者为刑事犯罪，只要缴纳罚款即可走人；瑞士撤销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软性毒品；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刑罚。加拿大还出现了大麻党，积极参与政治。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养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贪图快乐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们/他们还愿意养育三个孩子？还有什么社会和家庭责任感？
2、增加离婚率，降低结婚率，导致无数家庭解体。
3、破坏生育器官：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堕胎、不育不孕。发达国家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高达15％－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凡是在性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生育率都比较高。德国四分之三的男人当过嫖客，西班牙40％男人当过嫖客，英国只占有6％男人当过嫖客。德国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英国却有1.66。
可见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在欧洲重演：
1、罗马帝国因为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生孩子没有利益，养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现在欧洲建立起社保制度，并且由于掌握高层产业链，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生孩子无用论”兴起。
2、古罗马和现代欧洲都因为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3、古罗马因为公共娼妓制和同性恋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现在欧洲因为“性解放”而使得无效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减少。
4、现在欧洲国家避孕措施和技术比古罗马要发达。
5、古罗马人因为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不育不孕；现在欧洲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毒品等导致不育不孕。
6、古罗马因为生育率降低、适龄军人不足而雇用蛮族军队，蛮族因为大量移民和高生育率而使得人口大增；现在欧洲因为生育率降低（整体只有1.38）、劳动力短缺而引进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穆斯林移民，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将改变欧洲民族结构。
德国，外国人720万，其中土耳其人超过200万。法国，半个世纪来，主要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50倍。目前法国10%的人口是穆斯林；而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口中穆斯林占30%；在大城市，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5%。英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现在约为7.1%，比法德两国略低，但这个略低的数字背后却有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凭借着15倍于“多数人口”的增长率，在从1992年到1999年短短的数年里少数民族人口增加的绝对数量竟是和白人相等的50万，而这些到目前为止还是少数民族的人口中有一半出生于英国。所以英国保守党的议员赫尔默会说欧洲人(现在总和生育率不到1.5)是在减少自己的人口为别人腾出生存空间。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同样面临着穆斯林人口剧增的问题﹐如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等，据说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40年后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也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三分之一，将是穆斯林，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本土的文化特征将面临灭绝，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控制穆斯林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但伊斯兰的教义有充分抵制外来文化改造的固有潜力，而且决心用伊斯兰文化改造西方社会。法国政府曾经鼓励穆斯林与法国人通婚，来消化穆斯林，结果发现世界各地来的穆斯林都遵守伊斯兰的婚姻法制，以要求对方归信伊斯兰教为结婚条件，所以凡是与穆斯林结婚的法国女子或男孩都变成了新穆斯林，进一步增加了穆斯林人口。欧洲的政客们原来想用金钱和美女把他们改造成驯服的绵羊，但他们长出了雄伟的公鸡冠，压制不住要大声鸣叫的天性。法国出现穆斯林暴乱（巴黎“二战”以来最大的一起骚乱）；“丹麦漫画”事件更是席卷欧盟，多国政要不但不敢维护西方国家一直坚守的“言论自由”，反而不得不向穆斯林社团道歉。很多媒体都怕找麻烦，小心翼翼地生怕穆斯林武力报复。西方领导们也是如此，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清真寺朝圣。
美国由于1980年代以来在回归基督教生育文化上获得了一些成功，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
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而古巴比伦文明因为无人继承而彻底消失）。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但其后享乐主义在欧洲又有抬头。
20世纪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医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疗效，激素类避孕药的出现，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国家掀起了“性解放”风潮，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生育率下降（西方国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断下滑）。同性恋、吸毒等现象在西方蔓延。
同性恋、吸毒团体还积极参入政治。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已合法化国家：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4)、冰岛(1996)、荷兰(1998)、德国(2001)、芬兰(2001)、法国(2002)、瑞士(2002)、比利时(2003)、加拿大(2005)、西班牙(2005)、英国(2005)。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波兰因为抵制同性恋，还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谴责。
荷兰2001年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厅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两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国家也不少，英国政府免除民众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德国在七大城市设立了七百个吸毒点，瘾君子可以在合法的吸毒点公开吸毒；葡萄牙当局不再视个人吸毒与持有者为刑事犯罪，只要缴纳罚款即可走人；瑞士撤销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软性毒品；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刑罚。加拿大还出现了大麻党，积极参与政治。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养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贪图快乐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们/他们还愿意养育三个孩子？还有什么社会和家庭责任感？
2、增加离婚率，降低结婚率，导致无数家庭解体。
3、破坏生育器官：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堕胎、不育不孕。发达国家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高达15％－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凡是在性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生育率都比较高。德国四分之三的男人当过嫖客，西班牙40％男人当过嫖客，英国只占有6％男人当过嫖客。德国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英国却有1.66。
可见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在欧洲重演：
1、罗马帝国因为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生孩子没有利益，养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现在欧洲建立起社保制度，并且由于掌握高层产业链，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生孩子无用论”兴起。
2、古罗马和现代欧洲都因为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3、古罗马因为公共娼妓制和同性恋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现在欧洲因为“性解放”而使得无效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减少。
4、现在欧洲国家避孕措施和技术比古罗马要发达。
5、古罗马人因为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不育不孕；现在欧洲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毒品等导致不育不孕。
6、古罗马因为生育率降低、适龄军人不足而雇用蛮族军队，蛮族因为大量移民和高生育率而使得人口大增；现在欧洲因为生育率降低（整体只有1.38）、劳动力短缺而引进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穆斯林移民，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将改变欧洲民族结构。
德国，外国人720万，其中土耳其人超过200万。法国，半个世纪来，主要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50倍。目前法国10%的人口是穆斯林；而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口中穆斯林占30%；在大城市，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5%。英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现在约为7.1%，比法德两国略低，但这个略低的数字背后却有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凭借着15倍于“多数人口”的增长率，在从1992年到1999年短短的数年里少数民族人口增加的绝对数量竟是和白人相等的50万，而这些到目前为止还是少数民族的人口中有一半出生于英国。所以英国保守党的议员赫尔默会说欧洲人(现在总和生育率不到1.5)是在减少自己的人口为别人腾出生存空间。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同样面临着穆斯林人口剧增的问题﹐如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等，据说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40年后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也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三分之一，将是穆斯林，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本土的文化特征将面临灭绝，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控制穆斯林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但伊斯兰的教义有充分抵制外来文化改造的固有潜力，而且决心用伊斯兰文化改造西方社会。法国政府曾经鼓励穆斯林与法国人通婚，来消化穆斯林，结果发现世界各地来的穆斯林都遵守伊斯兰的婚姻法制，以要求对方归信伊斯兰教为结婚条件，所以凡是与穆斯林结婚的法国女子或男孩都变成了新穆斯林，进一步增加了穆斯林人口。欧洲的政客们原来想用金钱和美女把他们改造成驯服的绵羊，但他们长出了雄伟的公鸡冠，压制不住要大声鸣叫的天性。法国出现穆斯林暴乱（巴黎“二战”以来最大的一起骚乱）；“丹麦漫画”事件更是席卷欧盟，多国政要不但不敢维护西方国家一直坚守的“言论自由”，反而不得不向穆斯林社团道歉。很多媒体都怕找麻烦，小心翼翼地生怕穆斯林武力报复。西方领导们也是如此，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清真寺朝圣。
美国由于1980年代以来在回归基督教生育文化上获得了一些成功，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
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而古巴比伦文明因为无人继承而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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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将“性”关进笼子，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8-07-14 16:36:49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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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2004年布什总统曾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权力和性是人类最原始的自然力。人类文明史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人类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界从而形成物质文明；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身的“自然力”而形成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一直在限制“性”（对抗这种最原始的自然力），但同时却也一直在设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基督教等宗教通过神权将王权关进笼子。中国古代创立“天人合一”理论以限制皇权，利用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让皇帝反省。儒家的很多经典著作就是教统治者要如何从政。《中庸》、《论语》、《孟子》、《礼记》、《尚书》、《诗经》、《易经》、《孝经》等，无一不是在驯服统治者。《大学》讲“大丈夫，当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中庸》讲“万事以中为度。以诚心、至诚为修身方法，以达到中庸的目的。为君须知九经之道等”《论语》讲“以温、良、恭、俭、让五德待民；以恭、宽、信、敏、惠五事利民；以尊五美、屏四恶而从政等”《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不作独夫民贼。不率兽以食人等。”《尚书》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三位一体。”像这样关于驯服统治者的精辟论述，其它各派经典书籍内容，也比比皆是。
宪政就是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婚姻制度将“性”装进笼子里。其实这两种限制都是非常有益于人类持续发展的。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性行为是动物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古代宗教将手淫视为邪恶，并施行割礼，就是要确保性行为的“工具”地位）。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巴比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灭亡就是因为“性”从婚姻的笼子里钻出来，淫乱的民风导致人口减少，文明难以延续。四千年前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消失得无影无踪；希腊、罗马的相继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希腊的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通奸和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对付通奸和离婚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拿破仑为了离婚还专门修改法律。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和古巴比伦的灭亡就是因为淫乱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中国晋代的淫乱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度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滥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淫乱的程度；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严格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婚姻之内。
人类至今未能完全将权力关进笼子，但却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成功地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限制权力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而限制“性”却让社会得以延续下去。因此对“性”的限制比对权力的限制更为重要，对于民族持续发展来说也是更紧迫的事情。古代无数民族相继灭绝，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将“性”关进笼子，而有幸延续下来的民族都成功地建立了类似的婚姻制度，将“性”关了起来。
对“性”和权力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对权力进行规范，是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而一个文明是否能够持续延续，却并不在于驯化了权力，而在于管理好“性”。
现代西方民主虽然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关进去一个小魔），但是却将“性”从婚姻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放出来一个大魔）。这一“解放”就出了大问题——生育率低下，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欧洲国家平均生育率不到1.4，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世代更替水平2.1（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在欧洲重演。
凡是在性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生育率都比较高。德国四分之三的男人当过嫖客，西班牙40%男人当过嫖客，英国只占有6%男人当过嫖客。德国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英国却有1.66。西方国家对权力的驯化做的比较好，但是对“性”的管理却不如穆斯林国家。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而古巴比伦文明因为无人继承而彻底消失）。
美国是唯一将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可能原因如下：
1、宗教力量在增强。5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国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16%、14%和13%。美国每周参加宗教活动的有43%，加拿大只有20%；美国只有8%的人从来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加拿大却有38%。47%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者表示他们的理想家庭是拥有三个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仅有27%有这种想法。
2、性趋向保守。美国在1980年代后痛定思痛，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家庭，发起了“家庭保卫战”、保护贞操运动，反对性滥交，结婚率在增加，离婚率在1980年代开始稳步下降。所有数字均表明美国人正在回归家庭观念。
3、对堕胎、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降低。美国对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远远低于欧洲国家和加拿大。
4、美国人均购买力比欧洲高1/3，住房等民生压力比欧洲小。
5、美国男女分工破坏较轻。美国女性议员比例为14-15%，低于欧美平均的27%。美国妇女婚后仍改夫姓。这并不表示美国妇女地位低。难道单身的吕秀莲会比有5个孩子的老布什更懂得关心普通妇女儿童的利益？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可见1980年代开始美国回升的重要原因是加固了“性”的笼子，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但是美国也正处于“决堤”的边缘。美国的前途在于能否巩固“家庭保卫战”的战果，防止“决堤”以阻止生育率的下滑。
台湾、韩国学习西方驯化权力的制度，但同时也跟着西方国家将“性”解放出来了。台湾导演李安凭借数部同性恋(《喜宴》、《断臂山》)、情色电影(《色戒》)而享誉全球。但是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其实在潜移默化地颠覆华人传统的生育文化。李安的多部影片在美国并不受欢迎，有些是限制上演，怕毒害少年儿童。李安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断背山》没有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很多台湾人觉得不公平。其实要是李安的同性恋电影能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那么美国就已经不是美国了，美国的生育率就会像欧洲一样低了。
中国大陆是：权力还没有完全关进去，“性”却被解放出来了。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性的控制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的，有下面这些原因：
1、传统礼教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刻意摧毁，已经荡然无存。
2、西方观念的传入，李银河、李安等人利用现代媒体高调推波助澜。
3、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传统上宣扬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计划生育还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为性解放提供了大量的过剩时间和精力。
4、互联网的传播。美国当年性解放论传播的主力是《花花公子》、《阳光与健康》这一类昂贵的色情刊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现在中国互联网正在高效、低成本地传播“性解放”的观念。
5、中国没有较强的宗教势力对抗性解放运动；而西方国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等宗教的顽强反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孕不育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这也是中国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原因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失控。纵容性解放是怂恿一个民族慢性自杀。
“性”已经从“潘多拉魔盒”里“解放”出来了，并且化成了无数的选票，哪个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加固婚姻的笼子，并将“性”再关进去？
婚姻将“性”关进笼子，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8-07-14 16:36:49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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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2004年布什总统曾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权力和性是人类最原始的自然力。人类文明史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人类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界从而形成物质文明；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身的“自然力”而形成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一直在限制“性”（对抗这种最原始的自然力），但同时却也一直在设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基督教等宗教通过神权将王权关进笼子。中国古代创立“天人合一”理论以限制皇权，利用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让皇帝反省。儒家的很多经典著作就是教统治者要如何从政。《中庸》、《论语》、《孟子》、《礼记》、《尚书》、《诗经》、《易经》、《孝经》等，无一不是在驯服统治者。《大学》讲“大丈夫，当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中庸》讲“万事以中为度。以诚心、至诚为修身方法，以达到中庸的目的。为君须知九经之道等”《论语》讲“以温、良、恭、俭、让五德待民；以恭、宽、信、敏、惠五事利民；以尊五美、屏四恶而从政等”《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不作独夫民贼。不率兽以食人等。”《尚书》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三位一体。”像这样关于驯服统治者的精辟论述，其它各派经典书籍内容，也比比皆是。
宪政就是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婚姻制度将“性”装进笼子里。其实这两种限制都是非常有益于人类持续发展的。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性行为是动物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古代宗教将手淫视为邪恶，并施行割礼，就是要确保性行为的“工具”地位）。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巴比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灭亡就是因为“性”从婚姻的笼子里钻出来，淫乱的民风导致人口减少，文明难以延续。四千年前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消失得无影无踪；希腊、罗马的相继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希腊的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通奸和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对付通奸和离婚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拿破仑为了离婚还专门修改法律。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和古巴比伦的灭亡就是因为淫乱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中国晋代的淫乱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度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滥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淫乱的程度；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严格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婚姻之内。
人类至今未能完全将权力关进笼子，但却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成功地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限制权力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而限制“性”却让社会得以延续下去。因此对“性”的限制比对权力的限制更为重要，对于民族持续发展来说也是更紧迫的事情。古代无数民族相继灭绝，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将“性”关进笼子，而有幸延续下来的民族都成功地建立了类似的婚姻制度，将“性”关了起来。
对“性”和权力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对权力进行规范，是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而一个文明是否能够持续延续，却并不在于驯化了权力，而在于管理好“性”。
现代西方民主虽然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关进去一个小魔），但是却将“性”从婚姻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放出来一个大魔）。这一“解放”就出了大问题——生育率低下，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欧洲国家平均生育率不到1.4，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世代更替水平2.1（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在欧洲重演。
凡是在性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生育率都比较高。德国四分之三的男人当过嫖客，西班牙40%男人当过嫖客，英国只占有6%男人当过嫖客。德国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英国却有1.66。西方国家对权力的驯化做的比较好，但是对“性”的管理却不如穆斯林国家。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而古巴比伦文明因为无人继承而彻底消失）。
美国是唯一将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可能原因如下：
1、宗教力量在增强。5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国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16%、14%和13%。美国每周参加宗教活动的有43%，加拿大只有20%；美国只有8%的人从来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加拿大却有38%。47%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者表示他们的理想家庭是拥有三个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仅有27%有这种想法。
2、性趋向保守。美国在1980年代后痛定思痛，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家庭，发起了“家庭保卫战”、保护贞操运动，反对性滥交，结婚率在增加，离婚率在1980年代开始稳步下降。所有数字均表明美国人正在回归家庭观念。
3、对堕胎、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降低。美国对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远远低于欧洲国家和加拿大。
4、美国人均购买力比欧洲高1/3，住房等民生压力比欧洲小。
5、美国男女分工破坏较轻。美国女性议员比例为14-15%，低于欧美平均的27%。美国妇女婚后仍改夫姓。这并不表示美国妇女地位低。难道单身的吕秀莲会比有5个孩子的老布什更懂得关心普通妇女儿童的利益？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可见1980年代开始美国回升的重要原因是加固了“性”的笼子，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但是美国也正处于“决堤”的边缘。美国的前途在于能否巩固“家庭保卫战”的战果，防止“决堤”以阻止生育率的下滑。
台湾、韩国学习西方驯化权力的制度，但同时也跟着西方国家将“性”解放出来了。台湾导演李安凭借数部同性恋(《喜宴》、《断臂山》)、情色电影(《色戒》)而享誉全球。但是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其实在潜移默化地颠覆华人传统的生育文化。李安的多部影片在美国并不受欢迎，有些是限制上演，怕毒害少年儿童。李安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断背山》没有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很多台湾人觉得不公平。其实要是李安的同性恋电影能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那么美国就已经不是美国了，美国的生育率就会像欧洲一样低了。
中国大陆是：权力还没有完全关进去，“性”却被解放出来了。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性的控制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的，有下面这些原因：
1、传统礼教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刻意摧毁，已经荡然无存。
2、西方观念的传入，李银河、李安等人利用现代媒体高调推波助澜。
3、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传统上宣扬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计划生育还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为性解放提供了大量的过剩时间和精力。
4、互联网的传播。美国当年性解放论传播的主力是《花花公子》、《阳光与健康》这一类昂贵的色情刊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现在中国互联网正在高效、低成本地传播“性解放”的观念。
5、中国没有较强的宗教势力对抗性解放运动；而西方国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等宗教的顽强反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孕不育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这也是中国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原因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失控。纵容性解放是怂恿一个民族慢性自杀。
“性”已经从“潘多拉魔盒”里“解放”出来了，并且化成了无数的选票，哪个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加固婚姻的笼子，并将“性”再关进去？
五、吐蕃、蒙古文明的衰落
中华文明由于有正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支撑，虽屡受征服，但却一直延续下来了。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4藏2族人口只有541万，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解放后由于摆脱黄教的束缚，蒙古族人口快速增加，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8.8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676），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38.4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248.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338.0万，2000年增加到399.53万（是1953年的4.5倍，占中国总人口的1/317）。而2000年全国人口为12.6亿，只是1953年的2.1倍（还是因为寿命的延长）。2000年全国蒙古族总人口581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218），蒙古国人口260万，俄罗斯大约有90万蒙古族，加上其他国家的蒙古族，总计接近1000万，也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130。可见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非常“卓有成效”的。
可能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是满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满清政府无力对这么一个大民族兑现“少生奖”。要是当年满清政府也对汉族实行对蒙古族同样的人口政策话，那么汉民族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只有数千万人口的小民族。
中华文明由于有正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支撑，虽屡受征服，但却一直延续下来了。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4藏2族人口只有541万，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解放后由于摆脱黄教的束缚，蒙古族人口快速增加，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8.8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676），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38.4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248.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338.0万，2000年增加到399.53万（是1953年的4.5倍，占中国总人口的1/317）。而2000年全国人口为12.6亿，只是1953年的2.1倍（还是因为寿命的延长）。2000年全国蒙古族总人口581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218），蒙古国人口260万，俄罗斯大约有90万蒙古族，加上其他国家的蒙古族，总计接近1000万，也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130。可见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非常“卓有成效”的。
可能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是满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满清政府无力对这么一个大民族兑现“少生奖”。要是当年满清政府也对汉族实行对蒙古族同样的人口政策话，那么汉民族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只有数千万人口的小民族。
六、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古代生存条件恶劣，瘟疫、疾病、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常使得人口锐减。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并且充满风险。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先后灭绝。繁衍后代是一种动物本能。但是使这种本领得到强化得依靠世代相传的生育文化。现在幸存的民族都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外，更得益于独特的中华生育文化。中华生育文化可以归纳成两点：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用礼教局限于夫妻之间而保护生育器官、维持社会道德（看看现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低生育率就知道为什么“万恶淫为首”）。因此中华生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个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为先”，“性”指的是“万恶淫为首”。
（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孟子认为，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被视为“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对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
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标志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面多重含义：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
2、养老。
3、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有人说中国没有产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祖先祭祀仪式，到周朝的时候已经非常完整而系统化。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实是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生育文化将个人利益与繁衍高度挂钩，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因此孔子认为保持身体健康无病也是对父母的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却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比养老要重要多了。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没有谁比自己祖先对自己的后代更加无私的了），因此子孙的“孝”既有回报，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后保佑）。有人说：宗教是犹太人的历史（《圣经》很大篇幅就是记述耶稣的家谱），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国是祖宗崇拜。西方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因此要信仰上帝，《圣经》代代相传；中国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要爱护生命，要敬奉祖宗，中国古代的宗庙、祠堂、每家的神龛香火不断，家谱、家规、祖训世代相传。人到底是不是上帝造的，倒是无可考证；但人是父母造的，这是无可置疑的，家族的“神”是真实存在过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祖宗崇拜比西方的上帝崇拜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意义更为全面。现在中国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教堂比宗庙、祠堂多；信上帝是宗教自由，为什么信祖宗就不能自由？反而是思想落后了？
从心理学角度看，中国的“孝”是驱动人们生育的重要动机力量。根据《礼记·昏义》所说：婚姻的目的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使得主人收益，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能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并且当时长辈掌握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后辈想不“孝”也不行。“父母在，不远行”，儿子永远在父母的控制范围之内。活动范围小，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父母向下一代投资，能够稳定地得到回报，这种“孝”文化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儿子。传统孝文化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具有统一性。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期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机力量[1]。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断子绝孙”。
此外，妇随夫居，“母随子贵”，女性可以通过生育孩子而提高在家庭的地位，这提高了女性的生育积极性。虽然年轻媳妇地位低，但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掌管全家的经济，到老的时候俨然一家之长（男人寿命一般都短于女人。现在女人仍然平均比男人长寿10岁，男人去世的时候还一直妻子相伴，如果女人没有孩子将孤独地生活十多年）。
其实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报”的概念，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孝”文化是人类各民族家庭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的核心，而家庭保障系统的确立使得人类走向文明。换句话说，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现在西方国家由于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系统的建立，“孝”的观念降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孝”只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其实只是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准宗教高度；但是西方还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国却没有）。其实几十年前欧洲的家庭模式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差别：老人在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承担家庭主要劳动。笔者问过几个美国老人，他们小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照看的，说当时父母得干活养家；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帮忙带孙子、孙女，他们说不愿意，因为他们有养老金，不要子女养。美国很多年轻人特别羡慕中国父母愿意带孙子、孙女。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换句话说，慎终追远讲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那么慎终追远之后，为何民德就可以归厚了呢？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不讲回报的，是心甘情愿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无限的心血和爱意，人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心理，这种回报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但是这种“孝”并不是动物本能（至少本能性不强），需要经过不断地培养、成长、扩展，最会形成了一个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孝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说“百善孝为先”[2]。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历代统治阶级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教化（古代还有举孝廉的制度，最近也有学者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将“孝”作为选拔公务员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在立法上进行多方面的保护，甚至将不孝列入十恶不赦的重罪之一，与“谋反”并列。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国家庭结构被计划生育政策所破坏，预示着今后道德的沦丧（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本来应该用来养育小孩的精力过度化在歌厅、酒吧、牌桌上，社会道德风气能好吗？）。几千年来“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因为意味着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续发展），现在竟然无所谓了。“以德治国”必须以恢复健康的家庭结构为前提。
古代生存条件恶劣，瘟疫、疾病、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常使得人口锐减。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并且充满风险。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先后灭绝。繁衍后代是一种动物本能。但是使这种本领得到强化得依靠世代相传的生育文化。现在幸存的民族都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外，更得益于独特的中华生育文化。中华生育文化可以归纳成两点：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用礼教局限于夫妻之间而保护生育器官、维持社会道德（看看现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低生育率就知道为什么“万恶淫为首”）。因此中华生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个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为先”，“性”指的是“万恶淫为首”。
（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孟子认为，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被视为“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对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
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标志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面多重含义：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
2、养老。
3、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有人说中国没有产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祖先祭祀仪式，到周朝的时候已经非常完整而系统化。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实是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生育文化将个人利益与繁衍高度挂钩，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因此孔子认为保持身体健康无病也是对父母的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却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比养老要重要多了。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没有谁比自己祖先对自己的后代更加无私的了），因此子孙的“孝”既有回报，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后保佑）。有人说：宗教是犹太人的历史（《圣经》很大篇幅就是记述耶稣的家谱），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国是祖宗崇拜。西方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因此要信仰上帝，《圣经》代代相传；中国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要爱护生命，要敬奉祖宗，中国古代的宗庙、祠堂、每家的神龛香火不断，家谱、家规、祖训世代相传。人到底是不是上帝造的，倒是无可考证；但人是父母造的，这是无可置疑的，家族的“神”是真实存在过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祖宗崇拜比西方的上帝崇拜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意义更为全面。现在中国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教堂比宗庙、祠堂多；信上帝是宗教自由，为什么信祖宗就不能自由？反而是思想落后了？
从心理学角度看，中国的“孝”是驱动人们生育的重要动机力量。根据《礼记·昏义》所说：婚姻的目的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使得主人收益，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能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并且当时长辈掌握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后辈想不“孝”也不行。“父母在，不远行”，儿子永远在父母的控制范围之内。活动范围小，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父母向下一代投资，能够稳定地得到回报，这种“孝”文化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儿子。传统孝文化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具有统一性。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期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机力量[1]。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断子绝孙”。
此外，妇随夫居，“母随子贵”，女性可以通过生育孩子而提高在家庭的地位，这提高了女性的生育积极性。虽然年轻媳妇地位低，但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掌管全家的经济，到老的时候俨然一家之长（男人寿命一般都短于女人。现在女人仍然平均比男人长寿10岁，男人去世的时候还一直妻子相伴，如果女人没有孩子将孤独地生活十多年）。
其实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报”的概念，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孝”文化是人类各民族家庭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的核心，而家庭保障系统的确立使得人类走向文明。换句话说，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现在西方国家由于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系统的建立，“孝”的观念降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孝”只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其实只是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准宗教高度；但是西方还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国却没有）。其实几十年前欧洲的家庭模式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差别：老人在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承担家庭主要劳动。笔者问过几个美国老人，他们小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照看的，说当时父母得干活养家；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帮忙带孙子、孙女，他们说不愿意，因为他们有养老金，不要子女养。美国很多年轻人特别羡慕中国父母愿意带孙子、孙女。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换句话说，慎终追远讲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那么慎终追远之后，为何民德就可以归厚了呢？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不讲回报的，是心甘情愿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无限的心血和爱意，人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心理，这种回报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但是这种“孝”并不是动物本能（至少本能性不强），需要经过不断地培养、成长、扩展，最会形成了一个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孝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说“百善孝为先”[2]。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历代统治阶级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教化（古代还有举孝廉的制度，最近也有学者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将“孝”作为选拔公务员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在立法上进行多方面的保护，甚至将不孝列入十恶不赦的重罪之一，与“谋反”并列。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国家庭结构被计划生育政策所破坏，预示着今后道德的沦丧（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本来应该用来养育小孩的精力过度化在歌厅、酒吧、牌桌上，社会道德风气能好吗？）。几千年来“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因为意味着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续发展），现在竟然无所谓了。“以德治国”必须以恢复健康的家庭结构为前提。
（二）、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1]。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不久将下降到1/6），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时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历史上昏君千奇百怪，但是明君却有共同点：以人为本。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1]。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不久将下降到1/6），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时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历史上昏君千奇百怪，但是明君却有共同点：以人为本。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三）、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 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娶妻；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就是说男子16岁、女子14岁之后就具备生育能力，可以结婚。齐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说，如果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做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 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部分妇女生育三四个，部分妇女生育十几个）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多子多福），并且要是父母过早去世，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能够将弟妹抚养成人；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时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比晚育更有利于优生。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锐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 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娶妻；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就是说男子16岁、女子14岁之后就具备生育能力，可以结婚。齐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说，如果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做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 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部分妇女生育三四个，部分妇女生育十几个）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多子多福），并且要是父母过早去世，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能够将弟妹抚养成人；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时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比晚育更有利于优生。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锐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四）、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流传千古。越王勾践是否真的卧薪尝胆难以考证，但是古籍《国语》却明确记载了越王为了强国而鼓励生育，经过20年的鼓励生息终于灭亡吴国。现在西方国家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在鼓励生育，但其政策力度还不如2500年前中国古代的越国。勾践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践 “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因为这种年龄悬殊不利于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却没有，导致夫妻不育；即便生育孩子，也不利于养育。现在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这种婚姻法。
勾践对不实行早婚者还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现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岁的时候都还是单身，日本妇女有一半的人到33岁还没有生育过孩子。
勾践非常重视生育安全：“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是说，孕妇临产时要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守护，免费医疗，确保母子平安。现在大部分西方国家还做不到生小孩免费医疗，还得靠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除保险外自己还得掏钱，比如日本生孩子时保险会给30万日元的补贴，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费用为41万日元，加上怀孕期15次的孕妇健康检查，还有婴儿用品和孕妇服，所有费用加起来平均为60万日元。
勾践大力奖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就是说，生男孩，奖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两壶酒、一头猪；倘若生了三胞胎，则国家委派专门的乳母照料；生双胞胎的，国家负担其中一个的抚育费。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养他们的孩子。越王勾践时代生育一个孩子奖励两壶酒和一条狗或者一只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低，养一头猪、一条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农民家庭一年也养不了几头猪，能够杀猪过年就算不错的家庭了），这个奖励份量相当于一个家庭至少两个月的收入（美国2005年家庭中间收入为4.6万美元，要达到越王勾践的奖励强度，得奖励7、8千美元才行，但是现在美国生育一个孩子只有1000美元返税；日本家庭收入600万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补贴2006年增加后也不到40万日元）。俄总统普京上任之初便把人口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俄政府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2005年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8244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1000卢布。据估算，仅此一项，政府每年将支出90亿—100亿卢布。尽管如此，俄罗斯青年还是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和生养孩子高昂的花费相比，政府的补贴不过是杯水车薪。
对于生育双胞胎的，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承担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的，对于生育三胞胎的，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提供免费保姆的。
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447．8万日元，二年徭役意味着给国家贡献896万日元。日本政府现行政策只给每个家庭区区40万日元，要是依照汉高帝那种鼓励政策，得给896万日元，相当于节省三分之一的抚养费（日本养一个小孩从小到大要花3000万日元）。现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要培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至少需要几十万美元，其中包括工资收入方面的损失，而政府虽然实施有利于多子女家庭的税收政策，但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跟抚养孩子所需的成本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也就是说，你不出嫁，不生育，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现在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纳税“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者，但是其力度远远达不到汉惠帝时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现在赞助媒婆，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晋政府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嫁国家包办。日本要是采纳中国西晋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会被吓死。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之一。现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降低单身率作为政绩考核的。
可见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现在西方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一方面气魄不够，另一方面还太小气。以西方国家目前这种不痛不痒的鼓励措施，难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并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先贤们精心策划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先贤们设计的生育文化，一方面也是历代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果。古代皇帝是世袭制，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需要笼络一批深谋远虑之士，思考国家的持续发展，并且当时人们敬天畏神，考虑问题得对的住良心，怕死后受到惩罚，因此能够建立起可以沿用几千年的制度。周朝的礼仪制度、儒家学说、秦始皇的郡县制度是确保中国在文化上和领土上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现在西方政府是任期制或者选举制，并且礼崩乐坏，丧失了道义的节制，又不惧怕死后的惩罚，政府领袖只考虑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只要几年、几十年内不出问题就行，行事苟且，这也是日本等国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而且在扩张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就是说汉族人口主要靠汉族之间的男女繁衍而来，但是也有部分汉族男人娶了少数民族女人。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中国人口众多，使得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蛮族化，没有像拜占延那样突厥化，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杂化。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再也没有复兴过来；中国晋代五胡乱华，但是后面隋文帝凭借众多的汉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
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流传千古。越王勾践是否真的卧薪尝胆难以考证，但是古籍《国语》却明确记载了越王为了强国而鼓励生育，经过20年的鼓励生息终于灭亡吴国。现在西方国家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在鼓励生育，但其政策力度还不如2500年前中国古代的越国。勾践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践 “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因为这种年龄悬殊不利于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却没有，导致夫妻不育；即便生育孩子，也不利于养育。现在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这种婚姻法。
勾践对不实行早婚者还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现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岁的时候都还是单身，日本妇女有一半的人到33岁还没有生育过孩子。
勾践非常重视生育安全：“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是说，孕妇临产时要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守护，免费医疗，确保母子平安。现在大部分西方国家还做不到生小孩免费医疗，还得靠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除保险外自己还得掏钱，比如日本生孩子时保险会给30万日元的补贴，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费用为41万日元，加上怀孕期15次的孕妇健康检查，还有婴儿用品和孕妇服，所有费用加起来平均为60万日元。
勾践大力奖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就是说，生男孩，奖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两壶酒、一头猪；倘若生了三胞胎，则国家委派专门的乳母照料；生双胞胎的，国家负担其中一个的抚育费。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养他们的孩子。越王勾践时代生育一个孩子奖励两壶酒和一条狗或者一只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低，养一头猪、一条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农民家庭一年也养不了几头猪，能够杀猪过年就算不错的家庭了），这个奖励份量相当于一个家庭至少两个月的收入（美国2005年家庭中间收入为4.6万美元，要达到越王勾践的奖励强度，得奖励7、8千美元才行，但是现在美国生育一个孩子只有1000美元返税；日本家庭收入600万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补贴2006年增加后也不到40万日元）。俄总统普京上任之初便把人口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俄政府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2005年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8244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1000卢布。据估算，仅此一项，政府每年将支出90亿—100亿卢布。尽管如此，俄罗斯青年还是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和生养孩子高昂的花费相比，政府的补贴不过是杯水车薪。
对于生育双胞胎的，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承担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的，对于生育三胞胎的，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提供免费保姆的。
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447．8万日元，二年徭役意味着给国家贡献896万日元。日本政府现行政策只给每个家庭区区40万日元，要是依照汉高帝那种鼓励政策，得给896万日元，相当于节省三分之一的抚养费（日本养一个小孩从小到大要花3000万日元）。现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要培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至少需要几十万美元，其中包括工资收入方面的损失，而政府虽然实施有利于多子女家庭的税收政策，但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跟抚养孩子所需的成本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也就是说，你不出嫁，不生育，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现在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纳税“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者，但是其力度远远达不到汉惠帝时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现在赞助媒婆，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晋政府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嫁国家包办。日本要是采纳中国西晋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会被吓死。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之一。现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降低单身率作为政绩考核的。
可见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现在西方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一方面气魄不够，另一方面还太小气。以西方国家目前这种不痛不痒的鼓励措施，难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并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先贤们精心策划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先贤们设计的生育文化，一方面也是历代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果。古代皇帝是世袭制，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需要笼络一批深谋远虑之士，思考国家的持续发展，并且当时人们敬天畏神，考虑问题得对的住良心，怕死后受到惩罚，因此能够建立起可以沿用几千年的制度。周朝的礼仪制度、儒家学说、秦始皇的郡县制度是确保中国在文化上和领土上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现在西方政府是任期制或者选举制，并且礼崩乐坏，丧失了道义的节制，又不惧怕死后的惩罚，政府领袖只考虑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只要几年、几十年内不出问题就行，行事苟且，这也是日本等国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而且在扩张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就是说汉族人口主要靠汉族之间的男女繁衍而来，但是也有部分汉族男人娶了少数民族女人。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中国人口众多，使得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蛮族化，没有像拜占延那样突厥化，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杂化。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再也没有复兴过来；中国晋代五胡乱华，但是后面隋文帝凭借众多的汉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
七、近代人口爆炸
人类数千年来人口数量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在1830年之前从来没有超过10亿），中国人口长期占全球人口1/3以上，90%的人不得不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使得世界人口快速增加。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粮食的增加使得欧亚大陆人口在近300年左右快速增加。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很多学者都担忧人口过多会引起生活水平下降，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
尤其在最近100年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中国人口只增加3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学家的预测一次次破产？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科技进步。人类文明是近三百年才加速发展的，刚好与人口的增长一致。
我们从世界历代人口情况看看文明的发展。世界人口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高产作物经过一、两百年时间推广）才快速增加的。我们以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为界限，看看前后两段时间共有多少人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知世界人口在1830年10亿，1930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05年65亿。300年之前的世界人口数量难以准确掌握，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有人口记录。我们粗略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之前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那么同时期世界人口约为3000万；中国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波动在1000万到6000万（我们假设平均为3300万），那么世界人口平均为1亿（有时候两三亿，有时候数千万）。以30年为一代（寿命近代才延长的），那么1492年之前共有大约100亿人口，1492年之后共有200亿人口在地球上生活过。就是说过去5000年的人口总数不到最近500年的一半。而现在的文明又是继承了人类所有300亿人口创造的文明。过去寿命短，活到50岁以上的人比例不高，以15岁到65岁为创造文明年龄计算，古代人口平均每人创造文明的时间很短（现在平均年龄在70岁，意味着每个人有40、50年时间创造文明）；古代人类从事科研的人数与现在相比微乎其微；并且由于人口稀少，传播速度也慢，知识往往在传播过程中消失了，因此难以积累，科技人员之间也难以形成协作关系。人口稀少，使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也就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要是每10亿人出一个牛顿式的人，现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几个，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个（并且寿命短，还没到创造成果的时候可能就去世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先祖能创造出过去那种辉煌的文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我们的祖宗来说，我们现在的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基础上的。说明：这项推测是非常粗略的，仅仅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近两百多年的“人口爆炸”导致了“知识爆炸”和传播速度的加速(比如说从言传身教到纸媒体，再到电子媒体)，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迅速地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要强调的是，人口爆炸是科技爆炸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与其他必要条件(如科技鼓励制度、社会制度等)一起催化了科技的进步。
人类数千年来人口数量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在1830年之前从来没有超过10亿），中国人口长期占全球人口1/3以上，90%的人不得不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使得世界人口快速增加。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粮食的增加使得欧亚大陆人口在近300年左右快速增加。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很多学者都担忧人口过多会引起生活水平下降，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
尤其在最近100年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中国人口只增加3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学家的预测一次次破产？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科技进步。人类文明是近三百年才加速发展的，刚好与人口的增长一致。
我们从世界历代人口情况看看文明的发展。世界人口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高产作物经过一、两百年时间推广）才快速增加的。我们以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为界限，看看前后两段时间共有多少人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知世界人口在1830年10亿，1930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05年65亿。300年之前的世界人口数量难以准确掌握，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有人口记录。我们粗略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之前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那么同时期世界人口约为3000万；中国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波动在1000万到6000万（我们假设平均为3300万），那么世界人口平均为1亿（有时候两三亿，有时候数千万）。以30年为一代（寿命近代才延长的），那么1492年之前共有大约100亿人口，1492年之后共有200亿人口在地球上生活过。就是说过去5000年的人口总数不到最近500年的一半。而现在的文明又是继承了人类所有300亿人口创造的文明。过去寿命短，活到50岁以上的人比例不高，以15岁到65岁为创造文明年龄计算，古代人口平均每人创造文明的时间很短（现在平均年龄在70岁，意味着每个人有40、50年时间创造文明）；古代人类从事科研的人数与现在相比微乎其微；并且由于人口稀少，传播速度也慢，知识往往在传播过程中消失了，因此难以积累，科技人员之间也难以形成协作关系。人口稀少，使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也就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要是每10亿人出一个牛顿式的人，现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几个，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个（并且寿命短，还没到创造成果的时候可能就去世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先祖能创造出过去那种辉煌的文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我们的祖宗来说，我们现在的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基础上的。说明：这项推测是非常粗略的，仅仅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近两百多年的“人口爆炸”导致了“知识爆炸”和传播速度的加速(比如说从言传身教到纸媒体，再到电子媒体)，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迅速地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要强调的是，人口爆炸是科技爆炸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与其他必要条件(如科技鼓励制度、社会制度等)一起催化了科技的进步。
八、清代中国人口增加的原因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包括民族格局。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也从此改变世界民族格局，相当于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洗牌。
从1650年到1800年，中国是近代第一轮全球人口洗牌中的大赢家。印度传统人口比中国少，但是中国明末清初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其时印度人口是远远多于中国的。以1650年为起点，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印度（这里指的是大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超过一亿（1700年的时候印度人口为1.7亿），法国两千多万。而到180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3.3亿，印度只有1.9亿，法国仅为2750万。
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中国人口在17-19世纪快速增长：
1、新作物品种：由于气候的原因，欧洲17、18世纪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马铃薯，中国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产量更高的玉米和红薯（甘薯）。明末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徐光启进行了多次试验，成功地解决了甘薯从华南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使甘薯得以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除藏种之外，徐光启还总结了新的育苗和红薯无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种就可以大面积种植，这样比马铃薯更容易大面积推广）。红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们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番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马铃薯、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并且出版了一些农业书籍。
2、并且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
3、人口政策：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 的人口思想下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 （添丁不加银）等税收政策客观上也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地方政府积极推广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中央政府对作物推广很重视，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的政策。
由于这些原因，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持续而迅速地增加。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说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万（就算人口误差一倍，那么康熙初年中国人口最多不过四、五千万），中国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内增加十几倍。1830年中国人口4亿，占全球人口的40%。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包括民族格局。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也从此改变世界民族格局，相当于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洗牌。
从1650年到1800年，中国是近代第一轮全球人口洗牌中的大赢家。印度传统人口比中国少，但是中国明末清初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其时印度人口是远远多于中国的。以1650年为起点，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印度（这里指的是大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超过一亿（1700年的时候印度人口为1.7亿），法国两千多万。而到180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3.3亿，印度只有1.9亿，法国仅为2750万。
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中国人口在17-19世纪快速增长：
1、新作物品种：由于气候的原因，欧洲17、18世纪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马铃薯，中国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产量更高的玉米和红薯（甘薯）。明末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徐光启进行了多次试验，成功地解决了甘薯从华南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使甘薯得以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除藏种之外，徐光启还总结了新的育苗和红薯无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种就可以大面积种植，这样比马铃薯更容易大面积推广）。红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们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番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马铃薯、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并且出版了一些农业书籍。
2、并且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
3、人口政策：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 的人口思想下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 （添丁不加银）等税收政策客观上也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地方政府积极推广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中央政府对作物推广很重视，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的政策。
由于这些原因，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持续而迅速地增加。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说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万（就算人口误差一倍，那么康熙初年中国人口最多不过四、五千万），中国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内增加十几倍。1830年中国人口4亿，占全球人口的40%。
九、法国衰落、英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欧洲人口与中国人口一样，几千年人口波动在低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高产作物引入后，引起全球人口剧增。从欧洲来看，只有两个边陲小国英国和俄国人口增加最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人口增加并不快。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在淡化；英国却仍然延续禁欲主义，保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生育文化；而俄罗斯当时还是个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几乎不受新思潮的影响。
当英国人口因为美洲高产作物而翻了几番后（比如爱尔兰因为马铃薯而使得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人们最初迷信地认为，它会引发麻风病甚至不育症，因此一开始只用它来喂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还曾把马铃薯称作：“可怜虫的块菌”。
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引起32岁的未婚英国小伙子马尔萨斯的担忧，1798年他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认为必须控制人口，否且将会面临战争和饥荒。马尔萨斯理论在英国并没有市场，英国当时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可以保证家庭稳定促进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
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却极受法国人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后在法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避免马尔萨斯所描述的战争和饥荒等可怕后果，法国人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1500年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法国1600万（1450年法国人口曾为1970万），法国人口是英国的4倍；1600年，英国人口600万，法国2000万；1800年，英国人口1630万（是1500年的4.1倍），法国人口2750万（是1500年的1.7倍）；1900年，英国人口4160万，法国人口3890万；2000年，英国人口6260万（是1500年的15.7倍），法国人口5930万（是1500年的3.7倍）。
并且英国人口还大量外移。最为保守估计，现在的英裔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有2.15亿。而法国加上外移人口，总计最多也只有9640万。就是说这500年以来，当初400万英国人增加到53.5倍，当初1600万法国人只增加不到6倍 （还是因为寿命从二十多岁延长到七十多岁）。
人口压力逼出了英国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现代化；拓展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取资源；并向外移民，开发新大陆，英裔人口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语原本是欧洲一支数百万人口使用的方言，现已成为世界语言。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世界人口大国，但是采纳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控制人口，人口萎缩，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早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国家。随着人口优势的丧失，法国逐渐失去了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原本辉煌的法语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欧洲人口与中国人口一样，几千年人口波动在低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高产作物引入后，引起全球人口剧增。从欧洲来看，只有两个边陲小国英国和俄国人口增加最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人口增加并不快。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在淡化；英国却仍然延续禁欲主义，保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生育文化；而俄罗斯当时还是个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几乎不受新思潮的影响。
当英国人口因为美洲高产作物而翻了几番后（比如爱尔兰因为马铃薯而使得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人们最初迷信地认为，它会引发麻风病甚至不育症，因此一开始只用它来喂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还曾把马铃薯称作：“可怜虫的块菌”。
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引起32岁的未婚英国小伙子马尔萨斯的担忧，1798年他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认为必须控制人口，否且将会面临战争和饥荒。马尔萨斯理论在英国并没有市场，英国当时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可以保证家庭稳定促进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
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却极受法国人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后在法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避免马尔萨斯所描述的战争和饥荒等可怕后果，法国人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1500年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法国1600万（1450年法国人口曾为1970万），法国人口是英国的4倍；1600年，英国人口600万，法国2000万；1800年，英国人口1630万（是1500年的4.1倍），法国人口2750万（是1500年的1.7倍）；1900年，英国人口4160万，法国人口3890万；2000年，英国人口6260万（是1500年的15.7倍），法国人口5930万（是1500年的3.7倍）。
并且英国人口还大量外移。最为保守估计，现在的英裔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有2.15亿。而法国加上外移人口，总计最多也只有9640万。就是说这500年以来，当初400万英国人增加到53.5倍，当初1600万法国人只增加不到6倍 （还是因为寿命从二十多岁延长到七十多岁）。
人口压力逼出了英国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现代化；拓展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取资源；并向外移民，开发新大陆，英裔人口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语原本是欧洲一支数百万人口使用的方言，现已成为世界语言。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世界人口大国，但是采纳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控制人口，人口萎缩，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早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国家。随着人口优势的丧失，法国逐渐失去了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原本辉煌的法语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十、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20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人口降低到10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这个所谓的帝国中的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但各邦依然拥有着独立的主权。1816年德国人口为2240万，其后人口比较稳定地增加，1830年恢复到2940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4110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0万和3690万。
印第安人的马铃薯使得德国人口剧增，比如，1759年至1763年，欧洲发生了“七年战争”，尽管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多次入侵普鲁士，摧毁了地表的农作物，普鲁士人却靠生长在地下的马铃薯躲过了灾难。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研制出化肥，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肥料，1913年实现了合成氨工业化的生产，不仅提高了本国的粮食产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德国人口优势进一步加大，1913年人口增加到6700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00万和3900万。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实力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8710万，而欧洲邻国英国和法国人口的分别仍然只有4500万和3900万。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见德国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增加。从1816年到1913年这差不多100年间，德国人口增加到3倍，而英国只增加到2.3倍，法国只增加到1.3倍，中国人口却没有增加。从1816年到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3.9倍，而英国和法国人口只分别增加到2.3倍和到1.3倍（从1913年到1939年这两国人口没有变化）。
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日本的崛起也基本是采纳德国的模式。而中国1979年以来走的道路却与德国刚好相反：一方面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新增人口资源，一方面又大幅度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德国和日本的人口压力大，以至于一些法西斯战争狂人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德国、日本本身就足以养活庞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扩展地盘；现在人口1.27亿，生活水平比1937年要高多了，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20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人口降低到10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这个所谓的帝国中的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但各邦依然拥有着独立的主权。1816年德国人口为2240万，其后人口比较稳定地增加，1830年恢复到2940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4110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0万和3690万。
印第安人的马铃薯使得德国人口剧增，比如，1759年至1763年，欧洲发生了“七年战争”，尽管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多次入侵普鲁士，摧毁了地表的农作物，普鲁士人却靠生长在地下的马铃薯躲过了灾难。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研制出化肥，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肥料，1913年实现了合成氨工业化的生产，不仅提高了本国的粮食产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德国人口优势进一步加大，1913年人口增加到6700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00万和3900万。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实力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8710万，而欧洲邻国英国和法国人口的分别仍然只有4500万和3900万。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见德国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增加。从1816年到1913年这差不多100年间，德国人口增加到3倍，而英国只增加到2.3倍，法国只增加到1.3倍，中国人口却没有增加。从1816年到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3.9倍，而英国和法国人口只分别增加到2.3倍和到1.3倍（从1913年到1939年这两国人口没有变化）。
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日本的崛起也基本是采纳德国的模式。而中国1979年以来走的道路却与德国刚好相反：一方面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新增人口资源，一方面又大幅度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德国和日本的人口压力大，以至于一些法西斯战争狂人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德国、日本本身就足以养活庞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扩展地盘；现在人口1.27亿，生活水平比1937年要高多了，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十一、苏联崛起的人口因素
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全球人口大爆炸，最大的受益者要算英国和俄国，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英裔）和苏联（俄裔）。
俄国以前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太多发言权，原苏联区域所有地区1500年人口只有600万（其中1500年时候的俄国还没有这么多人口），1600年快速增加到1300万。彼得大帝的革新，推动俄国展开了广泛的“西化”运动，学习英国、法国等国，以变革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局面，俄国迅速发展成为东欧的强国。但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非常保守的，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都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当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家庭在享受现代生活而减少生育的时候，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保持自己东正教的生育文化，人口增加快速，1800年人口增加到3550万，1815年人口达到4500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000万、2200万、1900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硕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1860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其时人口已达7410万，其后人口增加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到1900年人口增加到1.33亿，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人口已达1.85亿。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使得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人口大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人口也增加到1990年的2.89亿。
要是俄罗斯的人口增加速度与法国一样，那么即便崛起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就不错了。
可见，俄罗斯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使得俄国的崛起延续了近300年才衰退。哥伦布发现美洲引起全球人口爆炸，其中“炸”得最厉害的要算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也“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自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1500年的时候英国和俄国人口分别只有400万和600万。然而当初400万英国人口目前总后裔至少2.15亿，增加53倍以上。当初600万俄国地区（并不光是当时的俄国）人口，到1990年的时候增加到2.89亿，增加48倍。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众说纷纭。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由于破坏传统的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在1930年代就开始下降，生育率长期低下，1950﹑1960年代，美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分别为3.5﹑3.0左右，而苏联却分别只有2.6﹑2.2左右。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曾高达 4：1（美国即使在1980年代初性解放高峰时间，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也只有0.4：1），又没有引进移民，并且死亡率高，人均寿命比美国短，很多人在劳动年龄就过早死亡，劳动力短缺问题在1980年代末最为严重，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导致1991年的崩溃。
虽然1990年苏联人口仍然比美国稍微多一些，但是苏联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劳动人口不够，不足以支撑2.88亿人口的大国。可见人口结构是很重要的，无论人口多少，要是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都很容易崩溃。
目前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几个穆斯林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只有1.3左右，人口减少威胁国家的持续发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鼓励生育制度，防止人口减少，俄罗斯凭借目前的1.4亿人口还有复兴的希望。就是说俄国成也人口，败也人口，复兴的希望也还在人口。
要是当年苏联引进移民到远东，说不定能够避免苏联解体。俄罗斯现在还担心中国和朝鲜等国人口进入远东，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华文化圈生育文化已经淡化，已经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了，生育率低下，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韩国只有1.08， 朝鲜半岛人口正在快速萎缩。中国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那么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内地人口涌往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将因为人口不够而难以实现规模化效应，哪里还有人口往俄罗斯移民？俄罗斯不可能在近几代内繁衍大量人口开发远东，现在的俄罗斯领导要是明智的话，应该提前吸引中国劳动力移民远东。不然的话，今后根本无法与中国的沿海地区争夺劳动力。
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全球人口大爆炸，最大的受益者要算英国和俄国，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英裔）和苏联（俄裔）。
俄国以前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太多发言权，原苏联区域所有地区1500年人口只有600万（其中1500年时候的俄国还没有这么多人口），1600年快速增加到1300万。彼得大帝的革新，推动俄国展开了广泛的“西化”运动，学习英国、法国等国，以变革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局面，俄国迅速发展成为东欧的强国。但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非常保守的，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都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当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家庭在享受现代生活而减少生育的时候，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保持自己东正教的生育文化，人口增加快速，1800年人口增加到3550万，1815年人口达到4500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000万、2200万、1900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硕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1860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其时人口已达7410万，其后人口增加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到1900年人口增加到1.33亿，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人口已达1.85亿。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使得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人口大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人口也增加到1990年的2.89亿。
要是俄罗斯的人口增加速度与法国一样，那么即便崛起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就不错了。
可见，俄罗斯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使得俄国的崛起延续了近300年才衰退。哥伦布发现美洲引起全球人口爆炸，其中“炸”得最厉害的要算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也“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自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1500年的时候英国和俄国人口分别只有400万和600万。然而当初400万英国人口目前总后裔至少2.15亿，增加53倍以上。当初600万俄国地区（并不光是当时的俄国）人口，到1990年的时候增加到2.89亿，增加48倍。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众说纷纭。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由于破坏传统的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在1930年代就开始下降，生育率长期低下，1950﹑1960年代，美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分别为3.5﹑3.0左右，而苏联却分别只有2.6﹑2.2左右。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曾高达 4：1（美国即使在1980年代初性解放高峰时间，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也只有0.4：1），又没有引进移民，并且死亡率高，人均寿命比美国短，很多人在劳动年龄就过早死亡，劳动力短缺问题在1980年代末最为严重，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导致1991年的崩溃。
虽然1990年苏联人口仍然比美国稍微多一些，但是苏联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劳动人口不够，不足以支撑2.88亿人口的大国。可见人口结构是很重要的，无论人口多少，要是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都很容易崩溃。
目前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几个穆斯林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只有1.3左右，人口减少威胁国家的持续发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鼓励生育制度，防止人口减少，俄罗斯凭借目前的1.4亿人口还有复兴的希望。就是说俄国成也人口，败也人口，复兴的希望也还在人口。
要是当年苏联引进移民到远东，说不定能够避免苏联解体。俄罗斯现在还担心中国和朝鲜等国人口进入远东，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华文化圈生育文化已经淡化，已经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了，生育率低下，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韩国只有1.08， 朝鲜半岛人口正在快速萎缩。中国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那么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内地人口涌往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将因为人口不够而难以实现规模化效应，哪里还有人口往俄罗斯移民？俄罗斯不可能在近几代内繁衍大量人口开发远东，现在的俄罗斯领导要是明智的话，应该提前吸引中国劳动力移民远东。不然的话，今后根本无法与中国的沿海地区争夺劳动力。
十二、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1776年美国刚建国时人口才250万人，1800年有530万，得益于高生育率和移民，人口增加很快，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1967年突破2亿，1990年达到2.49亿。就是说从1915年到1990年人口增加到2.49倍；而苏联人口从1917年的1.846亿增加到1990年的2.886亿，只增加到1.56倍。
美国和苏联的人口对比变化也可以从东西德国看出端倪。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还有部分地方脱离德国），西德人口从1946年的4660万增加到1988年的6140万，人口增加31%；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人口1946年为1850万，1988年为1670万，考虑到1961年柏林墙建造之前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人口基本上没有自然增长，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劳动力严重短缺。值得注意的是，东德的堕胎率远远高于西德。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除了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外，科技创新与欧洲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美国。1901年到1936年，美国有13人获得诺贝尔奖，占全球获奖者（126人）的10.3％；1943年到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320人）的53％；1998年到2000年，美国有16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25人）的64％，其中2000年美国有8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11人）的72.7％。美国科学家囊括2006年所有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医学奖。随着欧洲人口萎缩而美国人口增长，今后欧洲与美国在科技上面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据2002年的 《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的分析，1950年，西欧（这里的欧洲指的是冷战时期非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比欧盟15国稍多）人口超过美国整整一倍：3.04亿（其中欧盟15国人口为2.96亿）对1.52亿。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生育率不断下降，1973年美国生育率开始低于2.0，然后一直徘徊在1.7、1.8左右。1970-1985年，美国生育率还略低于欧洲。然而，1980年代，某种奇怪的情况开始发生。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从1984年的1.81上升到1987年的1.87，1988年的1.93，1990年的2.08，此后一直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而欧洲国家生育率却从1980年代的1.8左右持续下降，现在平均不到1.4。
一个性骚扰案件对美国的生育率提升有很大促进作用。下面是从网上摘录的《洛伊斯的故事》的案情：
1975年，洛伊斯.詹森，一位靠救济金生活的年轻漂亮的单身母亲，为了生计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寒冷的北部---埃弗莱斯铁矿公司工作。从此她走入了一个由男人主宰且处处面临性骚扰的险恶环境……她和其他女性同事每天都会遭遇黄色笑话、仿真性器具以及污言秽语等种种令人震惊的性骚扰的侵害。 直到1984年的一天，洛伊斯决定勇敢地站出来起诉对性骚扰持冷漠态度的公司。从第一次提交起诉状到令她心力交瘁的三次审判，坚强的洛伊斯凭借有力的证据、律师团队富有远见而专注的工作和女工们的团结协作，历经十五年最终赢得了这场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性骚扰集团诉讼，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性骚扰诉讼的胜利。当今美国，几乎所有公司、教育组织都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与洛伊斯当初的抉择以及本案所创设的先例有关……
该案件是一个改变美国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案件。李银河等人认为是弱势群体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其实这个案件对美国的影响远不止如此，而是意义深远。
洛伊斯案件是美国生育率能够逆转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教力量的增强也是重要原因）。洛伊斯案件从1984年开始审理，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很多公司、教育组织陆续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洛伊斯案件让美国用法律重新将“性”关进了笼子，使得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可以说洛伊斯性骚扰案件彻底改变美国的国运。
2000年美国人口2.81亿，西欧的人口也比美国多出1亿多。欧盟的委员们喜欢自吹自擂地说，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他们在贸易谈判中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一些人也认为，由于人口相当，欧元有一天将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样的地位维持不了几天。根据人口学上保守的预测，到2040年，美国的人口将超过西欧。而根据更大胆的预测，到2030年，美国的人口就会超过西欧。到了 2050年，欧洲人口将跌至3.6亿，美国人口将到达5.5亿。如今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比欧洲高出三分之一。如果这一水平能够维持，那么即使中欧和东欧诸国加入了欧盟，美国的经济也将比欧洲大出一倍多。由于拥有4亿至5.5亿富裕的消费者，美国市场对外国公司来说无疑比如今更重要。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将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的国家。较高的生育率不仅产生更多的人口，而且产生一个更年轻、种族上更融合以及总的说来更充满活力的社会。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比尔·弗雷(Bill Frev)的说法，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数年龄将是52.7岁。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几乎完全是由欧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就目前而言，中位数年龄在美国是35.5岁，在欧洲是37.7岁。换句话说，中位数年龄的差异有可能从2岁升至2050年时的17岁，基本上是两代人。年轻的人口，无疑将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总数已达3亿。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为美国担忧,认为人口增加将导致美国国力、生活水平下降。但是美国很多学者认为人口增加意味着繁荣，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象征着美国比起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工业化发达国家来说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制度上更具吸引力。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美国人口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美国人比1906年生活得要好得多，平均寿命从48岁增加到78岁；美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美国控制了致命传染病的流行；美国人民呼吸的空气更新鲜，饮用的水更清洁，食品更加丰富多样，住房面积更宽敞。他认为，没有理由质疑生活质量上升的趋势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起变化。同时，Griswold认为，美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他说，自1900年以来，美国人口一直维持1.31%的增长。但在过去15年里，降到每年1.16%。2000年以来，人口增长率跌到1%以下。因此，Griswold认为，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他说，美国人口众多才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刺激创新和经济的活力。
1776年美国刚建国时人口才250万人，1800年有530万，得益于高生育率和移民，人口增加很快，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1967年突破2亿，1990年达到2.49亿。就是说从1915年到1990年人口增加到2.49倍；而苏联人口从1917年的1.846亿增加到1990年的2.886亿，只增加到1.56倍。
美国和苏联的人口对比变化也可以从东西德国看出端倪。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还有部分地方脱离德国），西德人口从1946年的4660万增加到1988年的6140万，人口增加31%；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人口1946年为1850万，1988年为1670万，考虑到1961年柏林墙建造之前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人口基本上没有自然增长，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劳动力严重短缺。值得注意的是，东德的堕胎率远远高于西德。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除了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外，科技创新与欧洲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美国。1901年到1936年，美国有13人获得诺贝尔奖，占全球获奖者（126人）的10.3％；1943年到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320人）的53％；1998年到2000年，美国有16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25人）的64％，其中2000年美国有8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11人）的72.7％。美国科学家囊括2006年所有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医学奖。随着欧洲人口萎缩而美国人口增长，今后欧洲与美国在科技上面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据2002年的 《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的分析，1950年，西欧（这里的欧洲指的是冷战时期非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比欧盟15国稍多）人口超过美国整整一倍：3.04亿（其中欧盟15国人口为2.96亿）对1.52亿。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生育率不断下降，1973年美国生育率开始低于2.0，然后一直徘徊在1.7、1.8左右。1970-1985年，美国生育率还略低于欧洲。然而，1980年代，某种奇怪的情况开始发生。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从1984年的1.81上升到1987年的1.87，1988年的1.93，1990年的2.08，此后一直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而欧洲国家生育率却从1980年代的1.8左右持续下降，现在平均不到1.4。
一个性骚扰案件对美国的生育率提升有很大促进作用。下面是从网上摘录的《洛伊斯的故事》的案情：
1975年，洛伊斯.詹森，一位靠救济金生活的年轻漂亮的单身母亲，为了生计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寒冷的北部---埃弗莱斯铁矿公司工作。从此她走入了一个由男人主宰且处处面临性骚扰的险恶环境……她和其他女性同事每天都会遭遇黄色笑话、仿真性器具以及污言秽语等种种令人震惊的性骚扰的侵害。 直到1984年的一天，洛伊斯决定勇敢地站出来起诉对性骚扰持冷漠态度的公司。从第一次提交起诉状到令她心力交瘁的三次审判，坚强的洛伊斯凭借有力的证据、律师团队富有远见而专注的工作和女工们的团结协作，历经十五年最终赢得了这场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性骚扰集团诉讼，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性骚扰诉讼的胜利。当今美国，几乎所有公司、教育组织都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与洛伊斯当初的抉择以及本案所创设的先例有关……
该案件是一个改变美国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案件。李银河等人认为是弱势群体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其实这个案件对美国的影响远不止如此，而是意义深远。
洛伊斯案件是美国生育率能够逆转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教力量的增强也是重要原因）。洛伊斯案件从1984年开始审理，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很多公司、教育组织陆续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洛伊斯案件让美国用法律重新将“性”关进了笼子，使得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可以说洛伊斯性骚扰案件彻底改变美国的国运。
2000年美国人口2.81亿，西欧的人口也比美国多出1亿多。欧盟的委员们喜欢自吹自擂地说，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他们在贸易谈判中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一些人也认为，由于人口相当，欧元有一天将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样的地位维持不了几天。根据人口学上保守的预测，到2040年，美国的人口将超过西欧。而根据更大胆的预测，到2030年，美国的人口就会超过西欧。到了 2050年，欧洲人口将跌至3.6亿，美国人口将到达5.5亿。如今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比欧洲高出三分之一。如果这一水平能够维持，那么即使中欧和东欧诸国加入了欧盟，美国的经济也将比欧洲大出一倍多。由于拥有4亿至5.5亿富裕的消费者，美国市场对外国公司来说无疑比如今更重要。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将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的国家。较高的生育率不仅产生更多的人口，而且产生一个更年轻、种族上更融合以及总的说来更充满活力的社会。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比尔·弗雷(Bill Frev)的说法，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数年龄将是52.7岁。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几乎完全是由欧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就目前而言，中位数年龄在美国是35.5岁，在欧洲是37.7岁。换句话说，中位数年龄的差异有可能从2岁升至2050年时的17岁，基本上是两代人。年轻的人口，无疑将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总数已达3亿。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为美国担忧,认为人口增加将导致美国国力、生活水平下降。但是美国很多学者认为人口增加意味着繁荣，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象征着美国比起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工业化发达国家来说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制度上更具吸引力。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美国人口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美国人比1906年生活得要好得多，平均寿命从48岁增加到78岁；美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美国控制了致命传染病的流行；美国人民呼吸的空气更新鲜，饮用的水更清洁，食品更加丰富多样，住房面积更宽敞。他认为，没有理由质疑生活质量上升的趋势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起变化。同时，Griswold认为，美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他说，自1900年以来，美国人口一直维持1.31%的增长。但在过去15年里，降到每年1.16%。2000年以来，人口增长率跌到1%以下。因此，Griswold认为，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他说，美国人口众多才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刺激创新和经济的活力。
十三、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同样是受到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影响，1976年印度也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凭借其众多的人口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但近代都落后于西方，在历史博物馆里你能体会到这种文明的更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要说有改变的话就是亚洲几个小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穷国仍然是穷国。但近些年开始，世界格局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的兴起：有人口密度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有足够的劳动人口重新推动了这两国的崛起。
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殖民经济、市场独占、资源掠夺。但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这些发达国家当初兴起的条件，不可能通过殖民和资源掠夺来进行原始积累，也不可能垄断市场，本身资源也缺乏，但中国和印度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人力资源丰富。
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没有1950-1970年代繁衍的6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可发现人口的增加是“盛世”的标志。现在经济似乎还很强劲，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将导致人口锐减和经济乏力，从历史角度看无论如何谈不上是“盛世”（哪有导致人口减少的“盛世”？）。
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的比较:
中国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23倍，农用地面积是印度3.06倍，耕地面积是印度的88.2%，长期作物用地面积是印度的1.35倍，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6.16倍，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55倍，森林蓄积量是印度的3.09倍，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2.13倍，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48倍，矿产资源是印度的4.24倍。
中国人口是印度1.19倍，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森林蓄积量是印度的2.53倍，人均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1.74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
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印度为10.95亿，中国人口比印度多。但是从人口结构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多在中老年人口；中国30岁以下年龄组人口却远比印度少。
2005年中国与印度人口结构比较（单位：万人）
年龄组 中国 印度 年龄组 中国 印度 年龄组 中国 印度
0-4 6846 12291 35-39 12464 7518 70-74 3434 1540
5-9 8005 11938 40-44 11136 6389 75-79 2190 928
10-14 10213 11233 45-49 8661 5375 80-84 1178 444
15-19 10894 10527 50-54 9335 4450 85-89 427 148
20-24 7824 9925 55-59 6849 3639 90-94 119 30
25-29 8380 9263 60-64 5044 2918 95+ 25 3
30-34 10913 8581 65-69 4257 2216
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印度：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资料
在两国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太大的情况下，劳动力意味着综合国力。现在中国综合国力比印度强，一方面是中国在1979年之前已经与印度拉开了差距（从人类发展指数HDI来看，1950年中国HDI为0.159，印度为0.160；1980年时候中国HDI提升到0.588，相当于印度1997年的水平。就是说到1980年中国已经拉开了印度十多年）；另一方面是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比印度多。以20-64岁为劳动人口的话，那么中国2005年有劳动年龄人口8.06亿（其中男性4.0亿，女性4.06亿），印度只有5.81亿（其中男性2.98亿，女性2.82亿），中国劳动力是印度的1.39倍。由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占男性的86%，而印度只占50%（大量的孩子需要妇女养，从民族长远角度看，印度妇女正在做出巨大的贡献），因此现实上中国劳动力是印度的1.70倍。
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只有13亿左右，而印度将达到14.5亿左右。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肯定会降低（中国必须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否则国家将彻底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印度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将会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可能会升高。2025年中国20-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现在0-44岁的人口，忽略死亡情况）为8.67亿（其中20-44岁的黄金时期劳动力为4.38亿，45-64岁的中老年劳动力为4.29亿），印度20-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77亿（其中20-44岁的黄金时期劳动力为5.59亿，45-64岁的中老年劳动力为3.17亿）。虽然中国劳动力总量只稍少于印度，但是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没有印度合理，中国的生产效率可能将比印度低。然后以此为转折，中印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揭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持续下滑，2003～2004年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4位，导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制度改善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继续出现大幅度下滑，前者下滑14位，后者下滑19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评价指标的调整，其中一项“政府开支”调整为“政府浪费”；2004～2005年度又较上年度下降2位；2005～2006年度再次下降3位，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中国公共机构中最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以确保中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排名从第48位下滑到了第54位，而印度则由第50位上升到第43位。
国际社会把中印目前的崛起形象地比喻为龟兔赛跑，中国就象一只兔子，跑在前面，印度则象是一只乌龟，跟在后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印度龟将战胜中国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难题。中国近年每年出生人口1300万左右，其中女孩600万左右。印度每年出生2400多万，其中女孩接近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是中国的两倍。虽然中国在自然资源上占尽优势，但是由于人口资源而不是自然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因此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印度象而不是中国龙。
国际社会将中印之争形容为龙象之争。“中国威胁”早在30年前就被“计划”掉了，中国龙的崛起将只是在传说之中，不过让国际社会虚惊一场，少年中国转而将变成老态龙钟；而印度象的崛起将真正改变世界。
同样是受到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影响，1976年印度也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凭借其众多的人口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但近代都落后于西方，在历史博物馆里你能体会到这种文明的更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要说有改变的话就是亚洲几个小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穷国仍然是穷国。但近些年开始，世界格局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的兴起：有人口密度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有足够的劳动人口重新推动了这两国的崛起。
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殖民经济、市场独占、资源掠夺。但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这些发达国家当初兴起的条件，不可能通过殖民和资源掠夺来进行原始积累，也不可能垄断市场，本身资源也缺乏，但中国和印度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人力资源丰富。
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没有1950-1970年代繁衍的6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可发现人口的增加是“盛世”的标志。现在经济似乎还很强劲，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将导致人口锐减和经济乏力，从历史角度看无论如何谈不上是“盛世”（哪有导致人口减少的“盛世”？）。
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的比较:
中国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23倍，农用地面积是印度3.06倍，耕地面积是印度的88.2%，长期作物用地面积是印度的1.35倍，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6.16倍，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55倍，森林蓄积量是印度的3.09倍，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2.13倍，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48倍，矿产资源是印度的4.24倍。
中国人口是印度1.19倍，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森林蓄积量是印度的2.53倍，人均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1.74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
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印度为10.95亿，中国人口比印度多。但是从人口结构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多在中老年人口；中国30岁以下年龄组人口却远比印度少。
2005年中国与印度人口结构比较（单位：万人）
年龄组 中国 印度 年龄组 中国 印度 年龄组 中国 印度
0-4 6846 12291 35-39 12464 7518 70-74 3434 1540
5-9 8005 11938 40-44 11136 6389 75-79 2190 928
10-14 10213 11233 45-49 8661 5375 80-84 1178 444
15-19 10894 10527 50-54 9335 4450 85-89 427 148
20-24 7824 9925 55-59 6849 3639 90-94 119 30
25-29 8380 9263 60-64 5044 2918 95+ 25 3
30-34 10913 8581 65-69 4257 2216
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印度：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资料
在两国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太大的情况下，劳动力意味着综合国力。现在中国综合国力比印度强，一方面是中国在1979年之前已经与印度拉开了差距（从人类发展指数HDI来看，1950年中国HDI为0.159，印度为0.160；1980年时候中国HDI提升到0.588，相当于印度1997年的水平。就是说到1980年中国已经拉开了印度十多年）；另一方面是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比印度多。以20-64岁为劳动人口的话，那么中国2005年有劳动年龄人口8.06亿（其中男性4.0亿，女性4.06亿），印度只有5.81亿（其中男性2.98亿，女性2.82亿），中国劳动力是印度的1.39倍。由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占男性的86%，而印度只占50%（大量的孩子需要妇女养，从民族长远角度看，印度妇女正在做出巨大的贡献），因此现实上中国劳动力是印度的1.70倍。
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只有13亿左右，而印度将达到14.5亿左右。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肯定会降低（中国必须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否则国家将彻底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印度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将会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可能会升高。2025年中国20-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现在0-44岁的人口，忽略死亡情况）为8.67亿（其中20-44岁的黄金时期劳动力为4.38亿，45-64岁的中老年劳动力为4.29亿），印度20-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77亿（其中20-44岁的黄金时期劳动力为5.59亿，45-64岁的中老年劳动力为3.17亿）。虽然中国劳动力总量只稍少于印度，但是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没有印度合理，中国的生产效率可能将比印度低。然后以此为转折，中印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揭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持续下滑，2003～2004年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4位，导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制度改善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继续出现大幅度下滑，前者下滑14位，后者下滑19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评价指标的调整，其中一项“政府开支”调整为“政府浪费”；2004～2005年度又较上年度下降2位；2005～2006年度再次下降3位，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中国公共机构中最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以确保中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排名从第48位下滑到了第54位，而印度则由第50位上升到第43位。
国际社会把中印目前的崛起形象地比喻为龟兔赛跑，中国就象一只兔子，跑在前面，印度则象是一只乌龟，跟在后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印度龟将战胜中国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难题。中国近年每年出生人口1300万左右，其中女孩600万左右。印度每年出生2400多万，其中女孩接近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是中国的两倍。虽然中国在自然资源上占尽优势，但是由于人口资源而不是自然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因此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印度象而不是中国龙。
国际社会将中印之争形容为龙象之争。“中国威胁”早在30年前就被“计划”掉了，中国龙的崛起将只是在传说之中，不过让国际社会虚惊一场，少年中国转而将变成老态龙钟；而印度象的崛起将真正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