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老革命。
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 建国后，不谋权力，主动请求进入教育界，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来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200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主编或参与主编多种大型专著，主要有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二编三卷五册，中华书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

李新回忆录中，有一段涉及编写“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时，如何叙述涉及彭老总的部分。看李新当时的纠结和处理方法，很有意思。

反“右倾”大关
1959年我们正在编写第二卷的时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无情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
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人民大学大部分系主任（包括何干之）都遭受批判。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去的副校长邹鲁风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杀身亡。我们编书组当然也要检查“右倾”问题。好在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开过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虽有个别人煽动，终未掀起大的波澜。这时我倒觉得在那次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我所采取的彻底展开说透的办法是做对了。那次如果不说透彻，那么这次加在何干之等人头上的帽子，什么“白专”呀、“不贯彻毛泽东思想”呀、“不贯穿红线呀”，以及什么“厚古薄今”之类的大而不当的帽子，一定会往我们头上戴。可见风险来了，如果能顶住还是顶住的好，因为顶住了小风险反而能避免大风险。
当然，如果风险太大，那是谁也顶不住的。不过也应想别的方法，最好能在不失原则的条件下加以应付。无论如何也不能像邹鲁风那样，总应该看得远些嘛。这次反“右倾”的错误，不是到1962年就得到了部分的纠正吗（彭德怀等少数人例外）？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不单彭德怀不能出现，连平江起义也不能写。
因为当时有人把建议写平江起义的历史看作是阴谋，是为彭德怀想夺权服务的。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
但平江起义却不能不写，不写它，那红五军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红一军团又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

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 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唉，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李新华北抗战期间，在北方局组织部干过科长，解放战争期间先在华北局当青委书记，46～48年在河北永平县干了3年县委书记。
回忆录中，他对“大跃进”及“四清”后，永平农村的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个描述比较。
下引部分回忆录原文：
1965年秋，近代史研究所响应中央要研究人员下去"滚泥巴"的号召，范老（文澜）要我到邯郸去见李雪峰，和他商量找一个滚泥巴的地方。那时李雪峰是华北局的书记，华北局已搬到邯郸办公。
因为我曾长期在太行山做青年工作，和他是老熟人，见面时他就开玩笑说："老青年来了！"并要我参加他们正在进行的华北局会议。等会议告一段落，才要我向大家说明来意，并共同商量我们"滚泥巴"的地方。结果是到永年去，看施庄或者城关有什么地方合适。这样，经过十七年之后，我又重返永年。
经过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四清"，和全国一样，永年元气大伤。我到施庄一看，比40年代战争时期还要穷困。施庄的支部是我在那里建立起来的，现在和大家相见，有如梦中。大家还是像当年那样的亲切。当天晚上，老支书招待我吃油饼，我问他："你们每人一年才能分到二斤油，怎么能给我炸油饼呢？"他说："你尽管吃吧，不用问。"

我说："你给我实说吧，我不会给你们'泄密'的。"在场的人一听都笑了，说："这里是李雪峰在蹲点'，他可厉害呢！"我说："我和李雪峰熟识，你们有什么话要我和他说吗？"老支书忙说："你可千万别和他说什么，要不，我们也不敢和你说什么了。"我界面道："那好，我保证给你们保密。"于是他们才向我说明真情。原来，为了让大家有油吃，队里故意不把油籽打干净，等交公和分配完毕之后，才把剩下的油籽再拿去打油，再按人口分给大家。当然，这个数量也不能太大，比起公社化以前差远了，但每人平均二斤油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可以让：我尽情地吃油饼。
一会儿，有人给我送来棉被，仍像从前一样，几条棉被堆码在炕上。我笑着问支书说："你们的被子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吗？又薄，又多，又好。
"支书叹口气说道："怎么能和从前比，从前八路军一个团进村，每个人两条被也不成问题。现在么，凑合着过吧。"随后人们就又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我才了解到分棉花的情况：县委书记郭先瑞根据李雪峰当面的指示，规定永年每人每年分一斤半棉花，其余全部交公。宣布后，群众意见纷纷，说，这点花连穿衣服也不够呀，我们冬天还盖不盖被子呢？郭书记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我也没法，我也知道不够，又怎么力？
大家想办法嘛！郭书记让我们想办法，我们就让女人和小孩们去"拾棉花"，规定每少不准超过十斤。超过了就罚。这样我们"拾"来的棉花，大体上还够穿衣和盖被。听了这些，我走到炕边把被子拉过来摸，哈哈大笑，说道："你们拾到的花可真不错呀！"大家全笑了。支书表示歉疚地对我说："我们也是逼得没法才这样做呀。"大家一致要求我千万别说出去，我说："郭书记让你们想办法嘛，怕什么？他这人很好，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的。你们说李雪峰厉害，我看你们才是真厉害呀！"大家又笑起来，随后慢慢散去了。
因为施庄地主的房子这时已被上面来的机关占用，所以我们最后选定了城关内原县委机关住的房子供大家"滚泥巴"用。但随后国内形势更为紧张，1966年春邢台地区又发生了大地震，波及永年，准备"滚泥巴"的房子也给震坏，不久又发生了人为的大地震--"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到永年去的事就成了泡影。

刘系是长征后，为党内斗争需要，毛力捧上来的。这样刘系在抗战中上升攒资历过程中，首先就是与军方势力冲突，典型代表是与华北的彭、华中的陈。而每次交锋中，毛都基本无条件支持刘。

以刘彭交锋为例。34年的会理会议前，刘短期担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事，在高层就不是个事。

真正影响刘、彭关系的，第一次是1942年5月，刘从华中新四军军部返回延安，途经太行指导北方局工作。刘当时党内地位并没有彭高，但口气很冲，开会时，几乎彻底否定了北方局的地方工作，按杨尚昆的回忆，为此，彭刘之间互拍了桌子。

之后，则是七大前后，针对彭的华北座谈会，采取彻底否定彭总8年在华北前线的工作，从军事到政治，从军队到地方，还扯出了所谓的历史旧账。

在后，则是高饶事件中，朱彭林陈等主要军方的态度，埋下的矛盾。

@少妇养狼狗 2017-10-22 09:56:48
总机在陈光中谈及湖西肃托，认为罗荣桓是幕后黑手，不知道楼主认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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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须仁、王凤鸣是谁的部下，谁给的王须仁、王凤鸣“肃托”权利，谁负责。

@少妇养狼狗 2017-10-22 09:56:48
总机在陈光中谈及湖西肃托，认为罗荣桓是幕后黑手，不知道楼主认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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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也是猜，罗对王凤鸣处理过轻，是有包庇嫌疑的。王后来叛逃了。

西路军这一块，核心顺次是两个问题。
一是，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有无关系？
二是，西路军的失败，是前方的徐陈责任大，还是后方的中央责任大？

徐、李二位一生耿耿于怀，主要原因也是在这两个关键问题，认为中央决议颠倒是非。
一是政治上，把西路军的失败与执行“张国焘路线”联系起来
二是军事上，把西路军的失败，主要地归到前方的徐陈身上

@wgljw2000 2017-10-23 17:40:17
当时中央的计划是渡河北上攻打宁夏；张国焘自己的小九九是渡河向西，占领河西走廊另立山头。
这一点在张国焘晚年自撰的回忆录里写的清清楚楚，早在从西康北上的时候，这个计划就已经制定好了，四方面军北上的明确目的就是要攻占河西走廊，至于中央的宁夏计划，张国焘根本没放在心上，他的回忆录里连提都懒得提。
…………
徐陈二人其实就是执行张老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预想方案的，只是没想到这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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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战役确实是执行中央计划。
但咱们不清楚的是，如果宁夏战役是个妥协的产物，则很可能是毛、张妥协的产物。

三大红军会师后，都在陕北，人多地贫，生存困难，不得已而为之。

@wgljw2000 2017-10-23 18:45:26

我认为不打退敌人追击，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口，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局势。遂决定迅速将一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南，十五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北，待胡宗南先头旅深入山城堡时，南北夹击。山城堡在洪德城以西十五里，此地有数户人家，有一股笔孔大的泉水，胡宗南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在山城堡以西六十里）后，即无处找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该敌先头旅丁德隆部，黄昏才到山城堡，一军团从南和西面向丁德隆旅进攻，消灭其大半。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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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彭总自述看，王均、毛炳文，胡宗南均为中央军嫡系，国焘多次不配合彭的伏击中央军计划，是有惧怕中央军嫡系的很大嫌疑。

山城堡一役，在红军长征后很虚弱的情况下，硬打长期尾随在后的嫡系胡宗南，一役稳定陕北根据地，只有老总有这个胆略。
彭老总威武!就是比张国焘等人强。

@总机叫南京 2017-10-23 20:44:52
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军内地位还高于彭，也高于猫。过去彭搞草地夜逃，还提议抓捕红四首脑。怎么现在想让红四又听他指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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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难道让王均、胡宗南等中央军，一直尾随着红四进入陕北根据地就好？

彭面商张国焘提议的思想很明确，要想在陕北苏区求得安生，必须切掉跟在后边的尾巴，即便是中央军也得打。

谁指挥并不重要，完全可以朱、张统一指挥嘛，可这伙人不敢与中央军交战呀。

@总机叫南京 2017-10-23 21:07:16
彭妄图靠一个战役就伏击胡宗南4、5个师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伏击只限于战斗层次，战役级别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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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部是5个旅，山城堡一役是伏击了其先头部队一个旅，按彭自述，也是捕捉战机一口一口吃呀。

彭自述写的很明白：“
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
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任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十三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


当时中央军已经大兵压境，如无西安事变发生，后续还是要和中央军在陕北开战。

@总机叫南京 2017-10-23 21:13:13
至于稳定陕北，主要是西安事变。你吃国军一个团，一个旅，他还可以增兵继续围剿。你又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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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就是“绝境求生”，一味跑，只能死的更快。
彭把道理说的很清楚：“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红军不展示下肌肉，凭什么和张学良谈合作，凭什么让张学良觉得红军是一支可以联合的实力。很难说有后面的“西安事变”。
机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包括朝战，你缩了，这世界舞台也就没你啥事了。

总机吹毛求疵了，对36年的红军，不打伏击，难道与中央军打阵地战。
山城堡一仗是11月2号，推迟了国军会剿的日期，等于为红军在关键时刻续了一口气。随后蒋赴西安督战，12月12日事变发生。
彭不搏一把，在全面进剿下，大概率红军会撤往苏蒙，一旦成这种情况发生，等于挥刀自宫中国革命

36年底，三大红军会师后，本身各怀心思，无论政治领导权，还是军事领导权，内部都未统一，甚至搞出个军事主席团的东西。
此种内部情况下，仓促发起宁夏战役，意愿再好，可奈何先天条件不足。
西路军实际是被高层指挥权不统一，内部争斗给葬送了

西路军失败后，共产国际在1937年3月22日给中共中央发有一封电报，不同意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电文指出:
“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
（出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5—1937) ( 15) ，第288页）。

这表明，共产国际完全知道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和西进河西走廊的原因，并对西路军的失败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下面是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截图。
其中关键一句话是“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但只有结论，未提供任何证据。

如果结合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来电，而政治局却基本无视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那么有两种可能：
一是，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根本不知道有此电文，张确实对西路军失败负主要责任，大家秉公办理。
二是，大家都知道，但斗争张国焘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就是需要个契机，恰好西路军失败递了个梯子过来，呵呵。

张国焘能在1337年，在政治局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真是犯了众怒，其实看37年3月的政治局决议，西路军的事，也不是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