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途中，贺部20军的情况，周逸群有记载，其状甚惨。其实，能像彭总一样，在旧军队中建立组织，改造军队的，绝无仅有。

毛也是在秋收起义后，才开始着手此项工作。

壬田是南下第一仗，对手钱大均第三师，是蒋的嫡系部队，颇有战斗力。贺帅以6团对2团，打起来亦非常吃力。

既然目标是夺取广州，从兵贵神速的角度，会昌可不打，迅速南下～～。壬田一仗，应能看出来，钱部是个硬茬。刘帅此时还是一腔血勇，没经验。

既然老贺的兵不行，打钱部，就得叶的铁军上了，4，5两师，即指11军的24，25两师，实际上在会昌附近确实拖了近五天。然后改道向东入闽，至此，计划已经全变了。

今年是挺特别的一年，大跃进六十年祭，也恰是彭老总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大跃进”，也是毛彭两个伟人的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渐行渐远。

纪念伟人的最好方式，当是弘扬继承其精神吧。

林的问题是，他有能力，但在政治上，太明白，也太“聪明”，给众人以机会主义的映像。

从红军时代，林就在旁观，朱彭与毛的军权矛盾斗争，林很清楚，从红军时代开始，毛一力提拔他，能力并非主因，主因是出于毛的政治需要。党内军内的历史教训，让一向谨慎的林彪，对毛抛过来的军权这个烫手的山芋，也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毛能对贺公开说那种话，说明林对毛抓权的复杂心理，判断很正确～～。

然1963～1966年间，贺帅和罗大将把军队建设搞得风生水起，恐怕还是让林自尊心上挺受伤。

出于政治考虑，59年打倒彭黄也就罢了。然打倒之后，从业务考虑，选择贤良掌军，则是毛该尽的职责。但从新军委“林、贺、罗”三架马车的人事安排看，看到的只是酬功、权利制衡，贺、罗二人在军事上的专业能力令人生疑，而林、贺二人历史上就有矛盾，明显搞不到一起，毛颇有故意乱点鸳鸯谱的意味。

军委日常工作异常繁重，林的身体根本无法胜任，是党内军内众所周知的事，1951年11月朝战期间，毛就任命过林主持军委以替代周，而林只干了三个月即告病。

贺帅的身体确实非常好，从贺五十岁还能老来得子看，身板强林帅太多。贺、林二人性格上也差异太大，另外，延安整风时，林因叶群的“审干”事件，与贺交恶，毛是完全知情的，此当为故意的安排，以为牵制吧。集权体制中，领袖是很难完全相信任何一个人。
与本人观念和利益无冲突时，从忠诚领袖上看，军内贺与许司令很有几分相似处，但从革命的起点和最后的选择看，贺帅的人生境界还是要高于许。

贺帅入局军委后，高层几乎人人都会看出，贺不太可能甩林，除了两人历史上有矛盾和老资历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贺自恃与毛同样关系深厚。
以林的睿智，当然也清楚这个人事安排，毛想要什么效果，不就是“在其位，不任其事”嘛，这还不好办？我就给你玩“消失”。

贺帅这个人，尤其忠义的一面，这跟他哥老会的出生有关。贺自己文化不高，自陕北会师后，就被毛的才华折服，在毛与张国焘、王明的斗争中，每每挺身而出支持毛，很得毛的感激欣赏。延整风中，毛选择的军内代表其实就是贺、林二位，但谁也没想到此二位大水冲了龙王庙，竟结下梁子。

批斗王明时，贺帅有个著名的公开发言：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再要骑到毛主席头上，我就打倒他！
这话，别人说不合适，但从贺口中说出，就不但合适，还相当震撼，这是代表军队的声音呀。同样对待整风的态度，知识青年出身的林，却对整风毛刘搞的一套，颇不以为然，态度上相当懈怠。

贺、林对待整风态度的差异，原因很简单。贺是纯粹的行武，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当然远逊于朱、彭、林、刘、聂、叶、陈等老帅，较易受左的影响，接受领袖崇拜的一套东西并不困难，闹革命咋能没个领袖？
文革后，十大元帅的军事文集都已出版，贺帅的文集最薄，仅200页出头，部分公告宣言还肯定是他人代笔，以贺帅名义发表。而59年倒台的彭总，其军事文集不但是最厚的，从文笔到内容的深度，也是最好的，这颇为令人意外。

延整期间，贺是晋绥区的最高党政负责人，也是整风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贺也初次与刘系的人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合作，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当时，贺关赴延安后，晋绥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林枫，就是刘主席在北方局任上的秘书。整风运动中，晋绥成为重灾区就不难理解了，后来解放区土改，晋绥又不幸成为重灾区。

整风期间，晋绥区发生过一件事，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相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同意。

1943年9月，周相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
此事上，客观讲，贺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的。很奇怪的是，周一方面没有直接请贺出面，另一方面，以周相的地位亲自出马保一个下属，晋绥分局负责人正常情况下，绝不敢自己就决断，而不上报刘、贺。但无人给周一个薄面。晋绥分局敢于将周的证明搁置一边，几乎可以肯定有来自上层的批示指令。

从这些不经意的历史细节可以看到，当年夏曦、贺帅领导下的湘鄂西苏区，本身是“天高皇帝远”，夏曦本身需要依赖贺的枪杆子支持，贺在肃反上是完全有条件保住如周逸群、段德昌等主要的根据地和军队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贺到底其什么作用，负多大责任，已经成了一个历史谜团。另一方面，陕北三军会师后，常理上，彭总完全可以从六军团方面获得一部分真相，这恐怕是彭、任不爽贺本人不作为的一个因素的。

彭老总从1952～1959年主军七年，史称彭黄时代，实际叫“彭、黄、粟”更贴切。

在当时军委工作格局中，彭为军委常务副，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秘书长，粟一将为总参谋长。这几乎是当时军队可以排出的最好的领导班子了。
彭粟间私交不好，但并未因私废公。按当时的副总长张爱萍回忆：
“各副总长和下面的参谋也相处得很和谐，参谋、处长有事情直接上楼来请示。我那时每天最多半天在办公室，处理一下文件，下午就到各部，各处室去转，有问题当场就解决了。”
“ 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这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候。”
彭主军的这七年，头一件难事，是领导全军从战时体制向和平时代体制的转变。彭通过推行三大制度改革，按照工业化国家的要求，以1955年10月全军授衔为标志，完成了对翻身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的改造。这项工作，一开始的阻力，其实主要来自于毛，毛一直对革命年代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念念不忘。
第二件难事，则是完成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这项工作是在1956年八大后启动的。军队的建设一方面需要钱，另一方面，当时的客观条件二五期间要求军队压缩国防开支支持国家的工业化，这样军队就必须对自身动刀子，精简整编，裁汰冗弱，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军内。难度是远大于第一项。

在彭强力推动下，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军队基本完成了精简整编目标，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军队的合成建设、正规化与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正规化训练与院校教育都得到极大改观，一支从编制体制到兵器装备面貌一新的现代军队初步成型。 客观讲，这一时期，粟一将在规划全国军区布局、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还是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建议，贡献是很大的。
正是在彭主军的五十年代，解放军的三总部、大军区、各个军兵种比例架构，在新生与重组中基本成型，后来者已很难突破“彭黄粟”体系。
其实回头来看建国初这一段军队的重大改革建设时期，换任何一位其他元帅，都几乎没有可能完成彭黄粟七年间完成的这两项艰巨工作。

张爱萍评价彭时期：“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看，统领军队，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总机叫南京 2018-02-12 16:46:37
有领导是指的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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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像是叶剑英吧

庐山会议后，8月17日，毛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宣布政治局常委会撤销彭黄担任的全部军队职务的决定，以及对林、贺、聂、罗的新人事任命安排。
1959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央军委正式改组，新军委由21人组成，毛为军委主席，新设置3位副主席，林、贺、聂分别排名1、2、3位，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13人。同时，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同时任国防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鉴于罗同时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此项任命让罗顿时成为横跨党政军、高权重，炙手可热的人物。但这次的军委人事任命却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权，开国元勋做为大浪淘沙后的幸存者，往往都是一代人中的精英。“林、贺、罗”三架马车的新军委架构，只是领袖根据庐山会议上军队将领的政治表现，给予的政治酬功，与任人唯贤、与军队业务没太大关系。
即使不提林的身体状况是否胜任，林与贺延安时代的不合也是高层人人皆知，而且贺帅的知识能力结构，并不是领导军队和平时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合适人选。

但无论如何，林、贺都是战功卓著的元帅，而罗大将投身革命后，担任的职务主要是政治部主任，政委和军中政治保卫局领导，建国后长期担任公安部部长，其特长是军内铲奸，政治保卫，罗本人也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这样的履历，并不适合专业性很强的军队总长一职。

对于这个人事任命的内涵弊病，军内高层人人清楚，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但还是有人敢于讲真话，罗荣桓年谱记，8月人事任命前，彭真打电话给罗帅，言说中央准备由林彪任国防部长，就此征求意见。罗回答：林彪身体不好。国防部长常有外事活动，建议由贺龙任此职。
实际上，如果开始就安排贺罗主军，何至于发生后来“两死一残”的悲剧。

通常，领袖给予亲信过高的恩宠，把一个人放在不恰当的高位，往往会害了其人。

从后来的资料看，59庐山毛彭的冲突是个偶然事件，双方事先并没有走向决裂的心理准备。
客观看，仅仅彭的一封信，是很难导致整件事脱轨的。脱轨是彭信被印发后一系列偶发事件，再加上“有心人”的推波助澜，诱发毛的猜忌导致的。
实际上，无论一开始上山的，还是后来被召上山的人，对毛彭冲突演变为党内路线斗争，都没有心理准备，以为不过是“神仙会”上，两位老神又一次意见不合的争吵。历史上，两人之间的争吵又不是第一回。
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只要大跃进继续以非理性的方式搞下去，以两人的性格，冲突爆发就是必然的。

林彪是7月底中途被毛召上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林在会上言辞尖利地批彭“招兵买马，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给彭上纲上线。但林的发言，实际上只是政治表态，并不比贺帅、李井泉、康生、苏振华等人更激烈、更刺激。根据林的发言，就说林是处心积虑地要取彭而代之，成为军委第二号人物，是事件脱轨的主要推手，就言过其实了。
林对毛彭关系中的历史纠葛很清楚，彭也同样清楚林是毛心中的“香饽饽”。实际上，无论军功如何，林一直都是毛鼎力栽培的军中代言人。

我们知道，朝战林因"病"未出战，但在1951年11月，毛仍提拔林为军委副主席，接替周相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林不到三个月即再次病退，但这次提拔却让林在1952年全军评定级别时，与朱、彭两位老总一起，确定为一等一级（也就是“军委主席副主席级”），此三位在1955年军队授衔时也位列十大元帅的前三位，贺、刘等军委委员则均被定为二等一级。
之后，一直托病“散养”的林彪，竟然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成为中央五副主席之一，位列“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常委第六，成为中共最高层的核心成员，党内地位一跃而在彭之上。还有谁会看不穿毛的心思？真是“同帅不同命”呀。

此时的林，在党内过着比肩朱老总的写意生活，只要搞好与领袖的关系就好，完全无必要处心积虑去搞谁。
对这一点，熟知党内批斗会发言火爆过头是常态的老总，当然也很清楚。这从彭总对8月1日批判会上林的发言和林澄清会理会议事件的不同态度，是可以明了的。

8月1日是建军节，这一天清算老总的历史旧账，意味很多。林这天有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发言：““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 ”前面是扣帽子表态，后面是点一下彭，不要硬顶嘛。
林发言后，毛从井冈山开始，数落三十一年来与彭的种种不合作，谈到会理会议时，因当事人林在现场，彭要求林澄清：“既然主席多次提到会理的事情，这次得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
林现场没有回避，实话实说：“这事我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我自己决定写的信。”
对林批判发言，彭并未指责，对林的现场证明，彭则十分感激。彭秘书记载，散会后，彭高兴地对说：“今天会议上林彪算是澄清了20多年的历史误会。”
在自述中，彭写道：“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实际上，彭早有脱离军职的想法，1954年8月北戴河会议酝酿一届全国人大、政府人事安排时，彭就当面向毛提出自己不当国防部部长，建议林彪为首任国防部部长，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