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失掉大陆：1945——1949


目录
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
政治篇
第一章：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
第二章：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第三章：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

经济篇
第一章：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
第二章：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第三章：艰难的工业
第四章：失控的官僚资本
第五章：经济领领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
第六章：中共版之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
第七章：中共版之货币战争
第八章：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

外交篇
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
第二章：苏俄：东北外交始末
第三章：美国篇：忽冷忽热的美国佬
第四章：英法：被忽略的势力
第五章：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
第六章：中共外援之苏联篇
第七章：中共外援之朝鲜篇
第八章：中共外援之联合国篇
第九章：外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

军事篇
第一章：国民政府经济状况对军事形势的影响
第二章：国共军事力量的优劣势与双方战略选择
第三章：1946：国民党初期的胜利
第四章：1947：相持与拉锯
第五章：1948：急转而下的战局
第六章：气数已尽的三大战役
综述：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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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意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然而，不过短短四年后，曾经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1949年11月28日即将撤离重庆前夕，却在日记中写道：“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之手毁灭之，此情此景将何以堪？”
这两段同样出自蒋介石自己的记叙的文字，犹如电影镜头的快速切换，将一个曾经志得意满的国民政府领袖变幻成一个落寞悲凉的老人。对比之强烈颇具戏剧效果。
那么，在这两个镜头切换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虽历经数十年却一直被后人反复追问：国民党为什么在短短4年内就失去了中国？
研究三年内战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观点都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其所列举的各种导致国民党败退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反例。
比如“腐败论”与“内斗论”。这是主流说法。实际上，历史上有比国民党政权更腐败的政权却并没有因此而跨台。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哪个不腐败甚于当时的国民政府? 历史上有很多腐败的王朝却能坚持很长的时间。最典型的是南明政权，腐败与内斗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但是在满清的军事压力下还是坚持了几十年。也有人提出，国民党腐败再加上有中共这样的一样异己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来挑战，跨台就是必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不是这么简单。晚清同样腐败，也面临比当时的中共武装力量强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国的挑战，为什么没有倒掉？国民党在仅仅3年多时间里就败得如此快如此彻底，实在是一个历史之谜。
“民心向背论”。诚然，解放军在战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这让解放军作战时可以获得更好的后勤支持，更多的战场的情报——这对战争的胜利是有利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民心向背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么，世界史上就不会有侵略战争。
“经济崩溃论”。有一个观点很有市场。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内战产生的巨额军费，大肆印钞，结果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抑制导致经济崩溃。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同样让人困惑——战争对双方都是对等的，如果战争对国民党政府要产生巨额军费，那么对中共也同样是吞金兽。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经济实力与潜力都要远超过中共，战争还基本是在解放区展开，对解放区经济的破坏要远超过相对稳定的国统区。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拼消耗的结果反而是国民党政府先崩溃？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在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看到华东苏北战场上中共粟裕部对国军连战皆捷，尤其是苏中七战七捷，让毛乐观估计，如果每月消灭国军5、6个旅，那么大概需要5年时间中共就会赢得全国政权。在重点进攻阶段，国民党制定的三大战略目标，政治中心延安、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关内后方的交通补给根据地胶东解放区被国军攻占，可以说国民党达到其内战军事胜利的顶点，那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在胡宗南压力下在陕北的山沟里甚至找不到一处安全的宿营地，刘邓为了让在陕北的中共高层摆脱胡宗南的军事压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外线作战，但却非常不顺利，中野12万人挺进中原，到1948年3月出大别山时，还不到7万，几乎损失过半。那个时候，毛估计胜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了再不济就上山打游击的念头。而仅仅几个月后，三大战役一系列胜利，毛就估计推翻国民党政权大概只需要1年的时间了。
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即使是一线与国民党拼命厮杀的中共高层，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没预计到国民党政权会如此迅速的崩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民党迅速失掉了大陆？
让我们逐一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那4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政治篇
导读：
马歇尔为什么不看好国民党？
国民党表面上的巨大优势实际上充满隐忧
国军为什么无法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
为什么中共特工无处不在而国民党情冶系统一事无成？
戡乱动员令是一剂虎狼药

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
对于为什么失掉了大陆，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曾有过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认为若不是马歇尔在东北力主调停、偏袒中共，致使国军贻误战机，就不会有大陆惨败。国民政府其他一些高官，也持有类似看法，如陈立夫说，马歇尔让“共党藉谈判以争取时间”，得不偿失。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也持相同的观点：“从此（四平战役之后），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只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 ”总而言之，在蒋介石等国民党等高层看来，1945-1946年间，倘无美国对其和、战政策的干扰，国民党军队是能够战胜中共军队的。
公正的评价，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马歇尔偏袒了中共而失去了大陆未免过于偏颇。当时马歇尔调停东北停战固然给予林彪以喘息之机。但也绝对没到可以决定东北战场胜负的程度，更何况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了（这个在后面将专门分析）。
反倒是另一位国民党政府高官给予了另外的解读。
曾为蒋介石侍从官，后任台湾“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却持相反的观点。他相当赞同马歇尔的判断，认为国军自内战伊始，就已无力消灭中共：“马歇尔以其军事专业，判断不可能以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而战争持续，政府必败，故力劝蒋介石与中共和平共存之道。”“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马歇尔看来，当初蒋介石及其手下的国军将领，明显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误以为能在东北凭武力战胜中共，故而，“谋求东北国共争端的政治解决，对国民党是利多弊少的事情。”另一位美军将领魏德迈，曾于1944年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蒋介石关系极好，但在1945年11月左右时，亦不看好国军的战斗能力，认为“国民党军队靠目前的力量——包括美国已经提供的援助在内，根本不可能稳定地控制华北，更不要说东北了。”
对马歇尔、魏德迈的看法，蒋介石显然未予重视。1946年9月，他还自信地表示，“要在六个月内彻底消灭共产党”。同年12月，马歇尔回国前，最后一次警告蒋介石，“这样大一个共产党集团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它摧毁。”
为什么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在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中共相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至少明面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国民党表面上的优势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政府是中央政府，有大义名分，抗战胜利后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可望获得国际上支持。而中共无论如何只是当时国内一个政党，国际上除了苏联有限的认可，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
经济方面，中共占据地盘大致相当于全国1/4，人口9000多万，也是1/4.而国民党政府不仅地盘与人口是中共的3倍，而且中国最富裕的地方都是国统区。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上大致有价值9亿美金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另外还接收了价值4-8亿美金的日伪资产。而中共与此相比就更是可怜，把所有解放区财政刮干净也凑不出价值5000万美金的黄金或外汇。
军事方面，国军430万，陆海空齐全。中共军队120万，没有空军与海军，在重武器装备方面也是劣势。
现在问题出来了，国民党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为什么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他们既不认为国军可以“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反而认为“战争持续，政府必败”，所以，在东北国军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时（四平战役），反倒压迫国民党政府停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在优势时取得一个更好的和平条件。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战就是烧钱。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是比拼双方的经济实力。国民党政府固然家底更厚，经济潜力也远大于中共。但是——请注意，经济潜力要变成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需要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想当年，满清GDP也号称占据世界1/3，结果还不是被英国一支小小的远征军打得满地找牙。如果鸦片战争胜负——技术不如人可以作为失败的理由，那么甲午战争时，大清人口国土均是日本10倍，财政收入是日本4倍，武器也并不落后，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结果如果？在国共内战时代，国民党政府动员组织能力也是一个渣，而中共，别说在国内，就是放到世界范围，如果中共自居组织动员能力第二，估计没有谁敢说自己第一。
为什么？

中共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天下
首先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革命的理论。什么是革命？就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暴力过程。古今中外，农民反抗剥削阶级压迫的史例可谓不绝于书。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造反最终都是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军没有建立自己的根基。
农民要反抗剥削阶级的压迫，自然要面临统治者军队的镇压。
怎么对抗统治者的镇压呢？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是：消灭了剥削阶级，就可以建立了一个有效对抗统治者的经济结构。
假设农民耕种一块土地的收益是10，过去的分配方式是，地主拿去4—5，政府2，官吏盘剥2—3，农民只拿到1，现在剥削阶级（地主）被打倒了，官吏盘剥也没有了，农民收益即使翻番达到2，而反抗者建立的政权收益达到8！是传统政府收益的4倍！这就是消灭中间环节盘剥后（地主、官僚），政府与农民都成为受益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过去农民起义，消灭地主后是为了自己做地主，社会结构没发生变化，自然难以对抗统治者的镇压）
中共政权收益是国民党政权收益的4倍这还是理论数字。实际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组织系统效率低下而导致的瞒报、偷税以及国民党政权各级官吏贪污、腐败等因素，使国共政府实际收益比远远大于1：4.
以粮食为例。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仍然实行抗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1946年到1947年两年实际征收粮食7210万石，平均一年不过3600万石。1948年因为形势恶化以及统治区的缩小则剧降到2000万石。（《民国财政史》）
而中共以山东解放区为例，虽然屡遭战争破坏，特别是19 4 7年3月, 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实行重点迸攻, 山东除渤海地区外都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残杀、抢掠和毁灭性的破坏, 损失极为惨重。据鲁中区14 个县的统计, 被抢劫耕畜达8 3 9 0 0 余头, 使1 20 万亩以上土地因无力耕种而荒芜, 有百万农民沧为灾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光是运送到前线的军粮就达到11亿多斤，近1000万石，后来解放区渡江南下，山东地区还运送军粮到一线部队1亿多斤，100万石。（《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而在东北地区，仅1949年度，中共东北局财政收入就折合1000万吨粮食，约1亿8000万石。由于当时中共在解放区采用粮本位经济制度，这1亿8000万石折合粮食收入如果有一半是实收粮食，也有9000万石，与国民党3年实收粮食总和相等。
另一方面，中共对社会基层管理也要超越所有的政权组织。封建政府包括国民党政权顶多能到县一级，对农村基层主要靠宗族与乡绅管理。这种对地方乡绅以及基层官吏的依赖性使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忍受这些中间环节分享本该是政府的收益——政府要从农民收益中通过税收拿1元，就不得不让基层乡绅与官吏先拿2元甚至3元，几千年历史概莫例外。
而中共政权之所以可以消灭剥削阶级等中间环节后，不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是因为中共组织系统可以建立到最底层：军队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工厂有支部，班组有党小组，农村支部都直接建立到村一级。这样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共超强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础。（而中共其组织动员能力能超越其他共产主义组织特色是因为其思想政治工作太出色了。）这种组织基础上加上“供给制”的分配制度，让中共能够最大程度集中资源办大事。
1947年，山东解放区财政负责人黎玉在《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应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军费占支出70%，现在军费增加，占90%！1949年4月，山东人民政府财政厅在当年收支概算的统计表中显示，军事费363.95亿元，占预算财政支出68%；战备费（全年兵工材料费）103.36亿元，占预算财政支出的19%，两项合计占总支出的87%。军费支出可以占到财政总支出的90%——这种资源集中的优势不要说效率低下的国民党政府，就是英美德等列强在二战最残酷的时期也做不到。
这种经济结构还有另一个优势。由于农村只有政府、农民2个阶层，经济结构最简单，自然最容易保持稳定。

国民党涣散的组织让自己力量无法发挥
与中共严密的组织、超强的动员能力相比，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涣散拖沓的组织就是一个渣。
27年国民党政府北伐时已经统一了两广。广西姑且不论，广东可是清季以降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以两广的经济实力加上当时苏俄的马克军援支持，国民党政府北伐时却仅能组织10万军队！反观中共在30年创建的中央苏区，也不过拥有贫穷的江西、福建二十几个县，人口400-500万，其经济实力比两广不知道要差几条街，却同样能组建10万军队！就这样的中共实力，国民党政府当时还要倾举国之力，经过5次围剿，最后还是中共内部出了问题，才勉强把中共驱逐出中央苏区！
1945年时，中共实力已经远超30年代，国共实力对比虽然国民党政府还是占据优势，但是已经不是30年代那种压倒性优势。以双方组织动员能力比较，实在难以让人相信，战争持续，国民党政府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就是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的最大原因。
46年内战爆发，结果一如马歇尔、魏德迈预测，国民党政府貌视强大的力量结果根本发挥不出来。
以军事为例。1946年6月国军有正规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约200万人，再加上后勤，交警，机关，学校，海空军等等还有156万人。还有是非正规部队74万，一共是430万人。内战爆发后，号称全面进攻要3个月消灭中共的国民党政府一线进攻部队不过26个师72个旅，约占总兵力的30%，到了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进攻的部队也不过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的力量大致是正规部队100万，加上空军、后勤，也不过150万。而中共当时光正规部队就有127万，加上200多万民兵（还不算后勤的民夫），国军在战场上兵力实际是劣势！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几个战场，除了苏北、中原，其他战区，国军连正规部队都是劣势：东北杜聿明部是7个军约20万人对林彪30万；华北傅作义7—8万人对聂荣臻20万，在山东与鲁南，陈毅与刘伯承两部近70万对国军50万，只有苏北国军12万对粟裕3万，中原则是国军30万将李先念5万人团团围住。结果呢？极具戏剧性，凡是国军兵力劣势的战区都取得胜利，反倒是国军绝对优势的2个战区——苏北，被粟裕7战7捷吃掉5.6万，中原李先念胜利突围，一根毛也没掉下。
这是军事方面，国军竟然无法投入自己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力量，国民党政府组织动员能力之低，可见端倪。
再看后勤组织动员方面。传统史料宣传解放军消灭了800万国军，事实远非如此。46年国军430万，当年国民党因为裁军（45年抗战胜利时国军总数大致有600多万）停止征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征兵68万人，同年还计划征兵100万，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说明该征兵情况，因为那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国统区在缩小而且有些与中共交战的地区，民政已经被打乱。人民离乱，就算征兵达到一半50万，然后是49年再征兵20万，这么加起来总共就是570万，另外再减去撤守台湾的58万军队，实际上被解放军消灭数量是510万左右，这就是3年内战被解放军消灭的国军总和。也就是说，3年内战，国民党政府以国统区3亿人口规模不过征兵138万！就这么一点可怜的征兵数量还引得后方批评不断，生生背负一个“抓壮丁”的恶名！
反观中共，在东北三省，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记载：三年来东北人民以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九百零九人的子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人民参军人数接近100万。当时东北人口不过3000万，中共就可以20：1征兵近150万而波澜不惊。而山东人口不过2000多万，而中共同样可以征兵100万。两个解放区征兵人数已经是国统区征兵总数近2倍——这还不包括民兵等准军事组织的数量以及规模更庞大的支前民工数量——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地区支前民工总数都是以千万计。在这压倒性力量对比面前，什么谋略都是渣啊！

后世把三大战役拍成电影。其中淮海战役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里面毛泽东在战役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吸一口烟，毛氏毅然以挥手：“夹生就夹生！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在艺术塑造上伟人形象真可谓光辉夺目。
事实是怎样呢?撇开当时经济财政因素不论（这个也很致命），只说人力对比，国军80万是在淮海战役投入84个军满编状况下的兵力，但是因为频繁的战争消耗以及后方财政的恶化，没有一只国军部队编制完整，实际上当时国军投入战场总兵力不过51万。而解放军60万仅仅是算了正规野战部队，还有大量的军区部队、民兵、后勤民工没有计算在内，即使只计算解放军野战部队与军区地方部队，其投入淮海战场总兵力已经超过110万，是国军的2倍。如果再计算民兵与后勤保障的民工，解放军与国军力量对比绝对是压倒性的。陈毅在战后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550万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据《淮海战役支前记》记载，淮海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共543万人，担架 20.6 万副，大小车辆 88.1万辆，挑子 30.5 万副，牲畜 76.7万头，船 8539只，汽车 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 9.6 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543万农民为华野提供后勤！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就算民兵等准军事人员包含在这543万以内，淮海战役双方的人力也不是什么“60万对80万”，而是50万对640万！这样压倒性的人力对比面前，那里是什么“夹生饭”，明明是一锅香喷喷的八宝饭！
下面，再看看工厂组织与生产。
1946年，国军在四平击溃林彪主力，一路高歌猛进，东北除了哈尔滨，精华地区全为国军所占据。而东北的工业体系冠绝全国，在世界上也能排名第六。当年张作霖以此可以争天下，小日本更牛逼，以东北为基地不仅可以北据苏俄，还可以南略中国。太平洋战争以老美的国力还打得如此艰苦死伤惨重，核心抵抗力量就是日本在东北的军力与物力。
当时东北的工业设备固然相当部分被苏联拆走，但是产业熟练工人还在，剩余设备合理组织，也不是不能恢复相当的生产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共东北局，依靠收集关东军遗留的设备、配件（苏联支持了一部分设备）生生组建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不仅能够支撑东北林彪部百万大军作战，还能给关内解放军以极大的支持。当时东北中共最大的兵工基地——大连建新公司（包含钢铁厂、化工厂、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金属厂的一个完整体系）主要供应华东战场，内战期间为华东供应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炸药450吨，迫击炮1200门以及其他大量武器。没有建新公司的支援，粟裕根本无法组织淮海这样规模的战役！所以，淮海战役后，当陈毅发表了那个550万的感慨后，粟裕连忙补充：“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
反观国军。占据地区可谓东北的精华——抚顺有煤、鞍钢有钢、辽中平原是东北传统粮仓、沈阳有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小丰满电力可以供应全东北。这样的基础怎么也比中共强上无数倍，结果东北这些资源不仅不能支撑东北国军作战，反倒要中央财政每年补贴1亿美金军费！国民党政府东北主政首脑可谓无能到极点！
所以，国民党丢掉东北，不怪马歇尔，也不怪杜聿明，第一该杀的就是主政的熊式辉！少年时期曾经读过一部小说——《蔚蓝天空的脚印》。这部小说讲述的却是一件惊人的史实——中共曾经靠捡关东军的破烂，居然造出了飞机，还上天执行的任务！后来回想不仅感慨万分——当年东北主政的熊式辉有高岗团队一半的本事，国民党政府何至于丢掉东北？

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情冶系统的效率其实也是一个组织层面上问题，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情冶系统全面溃败反映了国民党组织系统的混乱，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可以称作是一种人脉式的管理，多是同乡、师生、亲缘关系。其组织系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选拔，而是私相授受，其严谨性甚至是连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制度都不如，中共的间谍组织很多就是通过这种人脉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例如中共早期的龙潭三杰之钱壮飞就是被当时中统头子徐恩曾引为同乡而加以信任，而酿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全胜之局——在武汉抓获了中共领导秘情工作的首脑顾顺章，从而破获了中共几乎是全部的高层组织成员的名单和住址——变成了完败之局，本来可以一网打尽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博古，聂荣瑧等高级领导人得以从容潜逃。

国共内战中对国民党的完败，红色特工到底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相关的一些档案并没完全公开，但其对中共赢得胜利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看看红色特工身居的职位，大家就能够作出个人的判断。刘斐，国防部次长。郭汝瑰，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的厅长。吴石，参谋本部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熊向晖，西北军政领导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其向中共通报了胡部将要进攻延安的计划。还有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据《南方周末》文章《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这篇文章明确无误表明了卫在辽沈战役中的“特殊作用”。
红色特工除了活跃在国民党高层，在一线作战部队也处处可见红色特工的身影。据《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记载，国民党将领邓文仪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这种提法未免过于夸大，但是红色特工在国共内战中帮助中共取得最后的胜利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何基沣，中共党员。先后担任国民党军77军军长、33集团军副司令、徐州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与同为中共党员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率59军、77军于贾旺、台儿庄起义。因为三绥靖区开了这个口子，让华野长驱直入将正在撤退的黄百韬兵团团团围住，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韩连城，46军军长。43年秘密面见周恩来参加中共。在莱芜战役关键时刻突然消失，迟滞了国民党军突围2个多小时时间，让李仙洲兵团上下失控，乱成一团。帮助粟裕以几千人轻微代价全歼李仙洲兵团5.6万人。
廖运周，85军110师师长，中共党员。在淮海战役关键时刻，率部阵前起义。导致黄维兵团军心大乱，彻底陷入中野合围。
1948年4月山东潍县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是中共党员。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第二绥靖区的作战处向解放军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

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与在国民党军队中活跃的红色特工相比，国民党情冶系统不仅毫无作为，而且在战争关键时刻经常被错误信息误导，从而导致军事作战的失利。这类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1946年8月，国民党郑州绥署获得解放军散布之假情报：“荷泽附近民主联军，正弃城向北溃退”，该绥署认为机不可失，立即下令整编第3师率整编20旅，于3日晨轻装向荷泽挺进，乘虚占领该城。结果在定陶西南大黄集附近被中野4个纵队伏击，整3师被全歼。
1946年10月，郑州绥署依据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下黄河小组情报人员密报：“鄄城以北没有民主联军一兵一卒”，该绥署居然没吸取整3师于定陶附近被歼之教训，令荷泽整68师乘虚占领鄄城，整68师整119旅进抵鄄城南约5公里，遭遇中野主力第2、第3、第6纵队攻击，3日后整119旅被全歼。
最奇葩莫过于国民党整26师与快速纵队被歼灭的战例。
1946年12月，山野在宿迁、仁和圩附近歼灭国民党整69师后，依预定计划准备围歼向城附近国民党整26师及快速第1纵队，战前山野司令员陈毅所下达的作战命令恰被国民党整26师截获，整26师获得此命令立刻又被26师内中共情报人员侦知并及时传递给山野，陈毅立刻命令向作战目标区集中的山野主力在严密情报封锁下昼伏夜行，到达目标区附近仍在严密情报封锁下隐匿埋伏，待命行动。整26师截获该情报虽然向徐州绥署报告，并建议调整战线后退至博山口，与整51、整77师取得联系，徐州绥署据报令空军反复侦察，未发现敌情，先入为主误判为共军散布的伪情报，对整26师之建议未予批准。结果山野部署完毕后，又安排峄县城内中共情报人员伪装城内民众领袖，以感谢整26师师长马励武德政并表彰其战功的名义，向该师留守处接洽于新年元旦向马励武献旗；马励武果然中计，在未向徐州绥署请假的情况下即擅离防地，趋车至后方峄县过年（此公自己截获华野情报，居然轻率相信国防部的判断，已经认识到部队态势过于突出，却不作任何防御准备就离开部队，实在让人费解）。47年元月2日，山野主力发动突然袭击，因马励武擅离防地，群龙无首，国民党整26师一片混乱，2日后整26师被全歼，还搭上一个快速纵队。这场战役，整26师本来缴获山野作战计划，在情报上获得优势，结果由于组织系统的混乱，反倒被我军情报人员利用，生生创造出一个全歼国民党整26师的一个良机。国民党情冶系统的无能可见一斑。

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不喜欢的同学可以跳过不看）
戡乱动员令出台背景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层自信满满，以为能迅速取得胜利。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国民党就因为前线损兵折将以及后方经济危机，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对山东的进攻很快就遭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重大失利，在东北战场中共也挫败了国军的攻势并发动反攻。军事形势的恶化彻底震撼了国民党高层。到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军事失利还只是国民党统治危机的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同样未能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将中间力量越推越远；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经济次序一片混乱；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频频失利，国际援助远低于预期；甚至在党内，执政的危机让派系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而难以调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形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预料，导致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乐观，现在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态消沉，对前途悲观绝望。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此等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
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日益冷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深知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秋”、“濒危阶段”、“非生即死”等用语，形容1947年中之局势，认为：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本党同志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 他在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颇为不甘地质问：“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蒋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 实行“戡乱动员”，以强力手段处置危局，就是蒋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气精神”的重要举措。
战争确乎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但全面内战开始后，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迟迟未能进行公开的战争总动员。战争之初，为了对外维持“和谐”、“和平”的国家形象，国民党动武的名义是“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等名义。1947年3月以后，国民党虽然断绝了国共关系，但用兵名义仍为“绥靖”，即清除地方之“不靖”，以缓和舆论要求和平之压力。
当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并面临统治危机时，国民党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力量无法打败中共。蒋介石在《剿匪战事之检讨》中明确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
1947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如何整合力量“讨伐”中共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以维统一而保民生并利宪政之实行案》，要求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萧铮、任卓宣等提出：共产党问题是今天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感受威胁，在舆论上受到压迫，应该转变空气。大连市党部、重庆市党部等向全会提出议案，要求下令否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并予明令讨伐。在一片反共声浪中，全会公开宣示，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其后，国民党在山东和东北战场接连失利，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学潮，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强烈的震憾，实行总动员、以全国之力与中共作殊死之搏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渐强烈。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政府应变成战时体制，使能担任全国总动员之任务，以全面之力量，攻击全面叛乱之敌人。徐永昌和贾景德也向蒋介石提出：“现在我方是以经常应付非常，应以非常应付非常，一切以灭共为目标。吾人应承认，今日之中国，可能成为共党之中国，吾人应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以灭共”。 蒋介石于此认为：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戡乱动员”因此而呼之欲出。

经济篇
导读：
谁制造了恶性通货膨胀？
国民党如何在1年内将自己的家底败得精光？
金圆券改制为什么失败？
中共的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黄金美元？
中共为什么能获得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


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
谈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宋子文先生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公1944年担任行政院长，1947年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黄金风潮而下台。此间风风雨雨，不仅是宋氏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历史，更勾画出国民党政府经济由高峰而急速向下坠落的轨迹。经济的快速崩溃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决定性因素，宋氏也堪称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第一罪人。
这里多罗嗦一句。宋氏担任行政院长职务后，虽然交卸了外交部的职务，但由于其多年主管国民党政府外交，特别是其号称在英美友邦中人脉深厚，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其对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影响依然举足轻重。所以，国民党政府经济与外交两大领域基本是宋氏主导，这两大领域本应该是内战中为国民党政府加分的筹码，结果在宋氏主导下，经济固然是快速崩溃，外交则是忍辱未能负重；委屈没有求全——基本是以最大的代价换来最差的结果。读民国史，常使人感慨万千——国舅误国，宋氏堪称空前绝后！
外交是篇大文章，这里姑且放下。说说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轨迹。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此公上台就“出手不凡”，直接向民间掠夺黄金。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向民间推行了一项“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业务，这项存款是用法币按照中央银行黄金牌价折合存入，到期可取得黄金。当时推行这项存款对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黄金在乱世的保值功能强，老百姓纷纷将闲钱存入银行指望到期能获得黄金。据统计，该项存款达到624亿法币。到了45年6月，这项存款大部分即将到期，该国民党政府给老百姓兑现黄金了。
宋子文却出台了“黄金购户四成捐献办法”的法令，以抗战为名勒令购买黄金客户以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客户将其应兑现黄金一律扣减4成作为捐献！此法令截止到1946年，共从民间掠夺黄金达到820468两。
这尼玛什么政府法令？！！见过无耻的，但还没见过这样无耻的！ 捐献基本前提是靠民众自愿，有这样直接在民众存款中直接扣除的吗?还是扣除4成！这与赤裸裸的抢劫有什么区别？这么一个混账法令出台让外界怎么看到你国民党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
宋子文先生干的混账事还远不止这项，后面做的一件比一件混账，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

话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颇有些家底。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达到历史最高峰；折合美金达到85805万美金（其中黄金约568万盎司），另外，接收日伪资产也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这个数字后世估计大致在4亿——8亿美金。如此雄厚的家底是国民党政府下决心军事剿共最大的依仗。蒋介石在纪念国父演说中就公然宣称；“本党的力量比起二十几年前，已经大过好几十倍，”后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表示：“目前财政足以支撑军事作战两年有余。”
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进攻。仅仅打了半年，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是后方经济危机爆发，国军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必须强调的是，过去历史中往往一边倒的认为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调整是因为全面进攻中部队损失过大。诚然全面进攻中国民党损失100多万军队，但是只要军费有保障，人员的损失很容易补充。1946年6月国军正规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总兵力约200万人，直到1947年12月,国民党军(正规军)依然保持着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的编制,总兵力还是198万人，军力并没有下降（被歼灭的大都是地方杂牌部队，核心5大主力以及次5大主力基本保持完整）。但是财政危机让军费不得不大幅度削减，于是前线军事策略只得随着经济坠落的轨迹节节调整——由重点进攻到全面防御，到重点防御。48年7月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解放军立刻在军事上总摊牌——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无力回天。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号称经济专家、理财能手的宋子文先生如何在短短两年内将国民党政府十几亿美金的家底折腾得精光的！
抗战胜利，经济上面临主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就是恢复全国的经济次序。这里就有一个统一货币的问题。国统区使用法币，而沦陷区使用中储券。中储券是伪币当然要废除，那么怎样确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这个实际上市场已经有了结论——按照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例计算，两者的比率大致是1：30——1：50。如果参照这个比率再由官方确认一个合理的数值，沦陷区的经济次序很快就可以恢复——要知道，当时的沦陷区囊括了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能迅速恢复经济次序，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将大为提升。
但是！国民党行政院与财政部官员们却偏偏要折腾！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币兑换比率居然是1：200！
国统区民众特别是官员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沦陷区民众则是欲哭无泪，因为一夜之间，大多数民众已经倾家破产!试想，假设现在告诉你——你手上的100元如果到上海江浙可以当400—600元用！大概没有人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于是国统区官员、民众铺天盖地拥进沦陷区抢购物资——结果沦陷区经济一片混乱，物价一日三迁，让绝大多数沦陷区民众由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立刻变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憎恨!
以黄金为例，抗战胜利时昆明的金价折合法币65000元1两，而到了南京，才10000元1两！其他的物资包括棉纱、丝绸、煤炭、粮食……沦陷区的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这么严重不对称的物价，让所有人都对物价有了强烈上涨的预期。于是有钱有关系的大肆收购沦陷区物资炒作，没钱没关系的也拼命购买物资囤积。结果，抗战刚刚胜利，沦陷区先就陷入混乱。
这么一个脑残政策出台，带来三个后果。其一，沦陷区经济混乱，各种生产迟迟无法组织，更加剧了物资短缺，让大型城市不仅没有增加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反倒因为要给各种人员发放巨额补贴，成为财政的负担；
其二，人心丧尽！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是“想中央，盼中央，”结果呢？“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用一个币值汇率政策就将所有沦陷区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其三，因为币值差异，导致后方到沦陷区大肆抢购物资，加上沦陷区生产无法组织，物资短缺，使物价开始难以控制——好吧，国民党政府给自己生生弄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
本来抗战胜利，为国民党政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局面。以物价为例，因为沦陷区的接收，法币使用范围扩大，加上抗战胜利民众对未来物资短缺的心理得以消除。一度使全国特别是沦陷区物价急剧下降。当时重庆物价指数10月较8月下降1/3，黄金价格为高峰时1/5，美元兑换价格也下降40%。而在沦陷区以上海为例，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36%，黄金与中储券的比价只达到高峰时1/6。结果财政部法币与伪币1：200兑换比率政策一出，形势顿时逆转。11月起，从沦陷区波及全国的物价重新上涨，12月全国物价已经恢复到8月水平，而在沦陷区情况更为严峻，以上海为例，11月物价较9月上涨达到1.87倍，涨幅超过抗战最严峻的时期！
哈佛大学经济系高才生、财经专家宋子文先生，生生为自己造了一个远比中共更可怕的对手：恶性通货膨胀。从此，这个对手就一直成为悬在国民党政府头上的的达摩克斯之剑。48年剑锋落下，国民党政府轰然倒地——所谓的三大战役的胜利不过是解放军在国民党政府倒地后再踏上了一只脚。

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为了对付这个被自己制造的对手——通货膨胀，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政的第二招就是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正是这个恶政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何为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以稳定币值。同时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另外就是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三管齐下，目标都是一个：控制物价！
我该怎么来评价这个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呢？话说历史上执政者不是没出过败家子，但国舅这样的败家子纵观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以中央大义名分加绝对权力，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有无数货币工具、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国舅爷的办法偏偏是最笨最愚蠢的办法！
首先，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最起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宋氏地位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国共必有一战（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大致是从1946年3月开始实施，标志性事件就是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一触即发）。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实行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是在鼓励民间踊跃投机吗？关于战争期间为什么投机市场会活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茅盾的《子夜》。这本书形象的描绘了一个雄心勃勃希望在民族工业领域作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战争必然带来物价波动，政府第一该做的是严厉打击投机而不是相反。战争本来就为投机创造了丰富的机会，如果投机可以获取暴利，那么谁愿意去老实巴交的生产？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舅爷这个财经专家怎么不明白？？？
再看看国舅爷三大稳定物价的举措。
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好吧，一旦法币贬值——不管是因为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那么就只能政府买单，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进口物资需要外汇，好吧，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这个政策仅仅实行一年就带来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金融投机盛行。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任何人都希望找到可靠的渠道保护自己的财富。好吧，现在国民党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买黄金。于是大量的资金狂潮般涌进上海。有权有势的军政长官，更是动用关系大量抢购黄金。各地银行也纷纷抢做上海汇款，甚至有包机运送现款到上海抢购黄金。比如当时徐州并非工商码头，而是军事重镇。但银行钱庄却纷纷到徐州开设分行，将军饷套出来做黄金投机生意。当时甚至有这样的奇观，中央银行由南京向北运输钞票（主要是军饷）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调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实际直接开往上海）。黄金投机如此剧烈，宋子文当局竟无任何应对措施——比如控制银根等等——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而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去抢购黄金。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大量发放的贷款加上各地流向上海6000亿资金以及上海2000亿游资——不算生产贷款，光是涌到上海投机黄金的资金就是8000亿，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与法币的挂牌价大致是4000元/条，那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计算出，要全部吃下这些游资要2亿条黄金，就算是一半也要1亿条，1条黄金按10克计算1亿条黄金就是2000万两；2亿条黄金就是4000万两，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1000万两，宋国舅只要稍微做一下算术题就应该知道，手里那点黄金储备根本就无法平息汹涌的黄金投机潮。

但是，宋国舅不仅算术水平糟糕，还偏偏妄自尊大，目空一切。
宋子文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初就放出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谁知道其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执行还不到1年，到1947年元月黄金价格已经有控制不住的趋势。

时间（1947年）黄金最高价格千元/条黄金最低价格千元/条
1月4日4580——3954
1月31日4630——4190
2月4日4700——4400
2月7日5330——4840
2月10日7200——5430
2月11日7340——5810
2月13日7800——6700
中央银行虽然每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用完，更租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救急，但是在庞大的抢购黄金资金面前，运来的黄金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央行抛出的黄金越来越少——在1月30日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19000条，而整个2月的上半个月，一共只抛售10900条。央行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而嗅觉灵敏的黄金投机商们已经觉察到央行库存黄金快要见底的信息，特别是抢购黄金中发现重庆印钞厂的印记。于是市面恐慌，掀起抢购黄金的高潮。
2月15日，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宋子文终于认输，宣布央行停止抛售黄金。顿时，上海黄金市场变成只有黑市，没有牌价。于是民众集中抢购黄金与物资。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就是一张废纸！黄金一停售，物价立刻狂涨。
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568万盎司的黄金储备减少了331万盎司——大半家底没有了，物价也没控制住，成了双输的局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宋子文先生第二个举措：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
这个举措简单的说就是高估法币币值来刺激进口。好吧，宋子文先生又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过！因为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来刺激进口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本国生产企业将是致命的打击！
这个政策一出台，大量美国货潮水般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都是USA制造！国内民营企业几乎无法生存，纷纷倒闭。
当全民都开始使用美国货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货要用国家外汇来换，美国货盛行相当于老百姓吃穿用度都在用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这么干别说是民国，就是美国也扛不了几天啊！
所以，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的政策一实行，立刻出口基本萎缩未0，而外贸入超猛增——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金！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又没有了。
看到这样的局面，宋子文先生又慌了手脚，终于在1947年2月5日，颁布了“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即自2月16日起，对出口货物结汇时，对其出口价格给予百分之百的补助；对于进口货物，则依海关征税价格再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税。但是对于机器、棉花、米麦、煤油等美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为了讨好美国，则免征附加税。
即使这样委曲求全，美国老爷依然不答应。
鼓励出口法令一出台，美国驻沪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国民党政府各轮船公司，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出口津贴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以及美国海关税则有冲突，所以，领取国民党政府津贴的货物到达美国后将特别课税——也就是说，你国民政府对出口商品补贴多少，美国政府将加征多少。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完全被美国垄断，美国强硬的反对，宋子文这个鼓励出口的法令也就无疾而终。
出口打不开局面，进口却依然无法控制，虽然国民党政府大量出售了日伪资产来平衡收支，但是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减少了45372万美金！换句话说，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时8.5亿美元的家底，被宋氏一年就亏空5亿多美元，剩余家底不到2亿！如果加上出售日伪资产、物资的收益，宋氏花掉的将达到7—8亿美金！要知道46年一年的军费也不过1亿多美金！
宋氏败家行为，莫过于“美军垫款案”为甚。
1942年，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中美签订“中美互助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军驻华费用由国民党政府垫支，最后由美国买单。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只支付了2.5亿美元。1946年8月，美国派人来华与宋协商垫支费用问题，宋竟然私自答应，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巨额美元外汇现款，反倒承受巨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以法币价值高估为借口只认账2.5亿美元（美国大量出口中国物资时怎么不提法币高估？）。国民党政府已经吃亏很大。可是，从1945年到1946年8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又为美军垫付1300亿费用，这时仅由美国声称价值8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剩余物资抵账，国民党政府反倒要为这些废品支付巨额美元外汇的运输费用。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导的几大政策，通俗点讲，法币对伪币汇率政策就是说：“去抢沦陷区吧！”，金融自由化政策更神奇：“来抢国库吧！”出口补贴政策美国大爷不答应，宋内阁忍气吞声也就罢了，“美军垫款案”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可以获得美元外汇的事情，偏偏宋国舅要倒贴运费收回来一堆破铜烂铁！
这就是这个经济专家、理财圣手在抗战胜利后1年内干的几件大事！多大的家当也经不起国舅爷如此折腾啊！
套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国舅爷起了我军想起而未能起的作用；干了我军想干却未能干的事情！
最奇葩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45年8月，法币发行量不过5569亿元，到了47年2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48378亿元，货币超发已经突破8倍！货币超发自然引发物价飞涨。8年抗战那么艰苦的时期，国统区物价指数不过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一年则物价指数超过货币发行倍数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
1945年9月100法币可以买2只鸡，1946年1月只能买2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能买两粒煤球了。内战还没爆发，法币已经开始已惊人速度贬值。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政策失误没有第二个解释。
内战一爆发，军费开支巨大，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两个因素一叠加，法币贬值速度更为惊人。
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
1937年 可买牛两头
1941年 可买猪一头
1945年 可买鱼一条
1946年 可买鸡蛋一个
1947年 可买油条1/5根
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 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家底被亏掉大半，还带来经济危机。正是这样的经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在前线军事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被迫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
为什么宋氏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的第一罪人？前面已经分析过，宋氏最无能的还不仅仅是1年时间亏空掉国民党政府大半个家底（至少是7-8亿美金）。最让人无语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也就是说，这7-8亿美元政府没用上，老百姓没用上，军队也没用上（政府与军队费用靠印钞来维持，老百姓白白被通胀掠夺）那么，这7-8亿美金那里去了？很简单，被金融投机者与洋商（巨额入超）拿走了。
如果，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比如，把宋氏换成孔氏担任行政院长（44年前就是孔氏主政），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孔氏虽然平庸，但是老成持重，不指望他能振兴经济，守住家底是没有问题的。8年抗战，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半个国家沦陷，收入锐减，还要养军数百万作战），国民党政府还是撑过来了，财政不仅没有崩溃，到胜利时还攒下殷实的家底——孔氏居功甚伟。
如果45年后继续是孔氏主政。第一，法币与伪币1：200的昏招大概不会出台，第二以孔氏持重的性格，不可能在明知道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搞什么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以国民党政府近9亿美金加上出售日伪资产可望达到13——15亿美金的家底，就算当时国民党政府收入仅能支撑政府日常开支，军费全靠家底；那么，首先印钞可以避免，通胀就可以控制，国统区人心得以稳定；最关键的是军费一年不到2亿美金，十几亿美金家底足以支撑国民党政府5-6年。要这样，情况就变得相当严峻。
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真要是战争能够拉锯5-6年，胜负先不论，解放区经济必然要遭受毁灭性打击。举一个例子，30年代张国焘徐向前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后，面临四川军阀多次围攻，虽然每次战争红军都取得胜利，但是战争在川北苏区反复拉锯把根据地也打成废墟，最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跟随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坚持5-6年，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蒋介石在1949年退守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报告中，对宋氏公开批评：“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倾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
蒋介石总算是明白过来，可惜悔之晚矣。

艰难的工业
经济重建首先就是恢复生产。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可谓困难与机遇并存。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 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 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从宋子文公布的经济政策纲领来看，其无一策关注生产的组织与恢复。而其主导的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生产企业几乎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简单设想一下当时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首先物价飞涨，原材料成本大增。接着是人力成本大增——因为物价飞涨，为了平息民怨，宋子文当局在1946年4月宣布“全民涨工资”！不仅是公务员与军人涨工资，还规定了企业职员与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政策对日益艰难的企业是雪上加霜。等到好不容易把产品生产出来了，结果又遇到廉价美国货的竞争！因为法币币值被人为高估，所以原本卖2元的美国货现在只卖1元，这让国内的民营企业怎么活？所以，当时民营企业纷纷把厂子关掉，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物资。这不仅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企业都放弃实业去做投机生意，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产业空心化”。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非常严重的危机。
1947年全国各行业产量与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 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但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全国轻工业产量大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与战前相比差距更大。
工业生产的倒退不仅导致社会物资短缺，对军工生产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弹药装备的最高年产量为:步枪139200支,机枪20400挺,82迫击炮2520门,79步枪子弹252000000发,山野炮弹780000发,82迫击炮弹 2140000发,手榴弹5100000枚,60炮可月产350门,60炮弹月产10万发。
而到了内战时期的1948年上半年,月产中正式步枪 13000支,轻机枪1000-120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 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受大量日伪军工企业——产量比较大的包括武汉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但是即使包括这些接受工厂产量在内,除了60炮等少数装备弹药外,其军工生产能力并未有发展,甚至有所退步,如果扣除这些接受工厂的产量，原有兵工企业产量相比抗战期间出现大幅度减产。
战争期间，为什么兵工生产会减产？不是国民党政府不重视，而是兵工生产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来支撑——包括化工、机械、重工业等等，当全社会工业生产都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在倒退时，兵工生产很难不受影响。
民营企业不仅面临着廉价美国货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官僚资本的压力——好吧，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描述，就是民国版的“国进民退”。

失控的官僚资本
战后由于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出售外，其它部分都成为国家资本。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的影响，使民间投资与外资在中国投资都在逐年萎缩，而国家资本反而急速膨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相当优势，在金融资本中则占据压倒优 势。1936—1948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年均下降16. 35%，民营资本年均下降2.05%，只有国家资本年均增长6.72% 0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国家资本占中国 资本总值（142亿元）的54% (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 64% (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 (战前为59%)——如果抗战胜利后执政党不是国民党，这样的经济基础差点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了若干垄断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其中尤以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最引起社会关注与非议。战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棉纺织 业最成规模（仅上海一地就接收了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 虽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 营，自无余力再行承购”为理由，于1945年12月成立国家控股 的中纺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有分公 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 几乎所有部门，有员工7.5万人，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 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 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等，还可免于政 府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抛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 事业。对其下属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 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 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 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96个 单位，291个厂矿，员工22.3万人。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 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 属的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生产。资源委 员会1946年盈余365亿元，1947年盈余1317亿元，但盈余率由 1946年的13. 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 56%，显示其经济效益在 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
国进民退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伤害。国家资本依靠垄断权力以及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与民企完全是不平等的竞争。国家资本愈是扩张，民企的生存空间愈小，社会经济活力愈低。但是，国家资本扩张对国民党政府却又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国家资本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大量油水丰厚的职位可以安插权贵私人，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的扩张可以方便政府更好的掌控经济，最重要的是，国家资本让政府多了一个“钱袋子”。
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 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值超过1000亿元，以及配售公教人员实物棉布等等（对比当前的垄断央企，借助垄断权力与国家巨额补贴每年摄取丰厚的利润，但是上缴红利却不到5%，连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也远远不如，还得意洋洋自诩“共和国之子”——真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 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国家资本的发展还与国民党奉行的经济理念以及后起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追求现代化的模式不无联系。
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 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其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 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 量只占61%，由于国营企业占据很多资源却只能产出很少效益，按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评述：“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亦有不少反对声音，各个不同派系间更因利益不同而因此互相冲突，借机发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国家资本扩张的批评达到顶峰。
1946年3月5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 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 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 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 指摘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 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凡是利 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 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
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 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 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 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 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 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
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 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 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 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 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
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的 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 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 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 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

这些言论 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因素，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传媒， 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官 僚资本及其引发之社会矛盾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 实。可是各级官僚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国民党始终不能痛下决心，采取合适的方法，解决官僚资本问题，只能听任其发展招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成为导致其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最后一搏——强行推动金圆券改制。为此蒋经国亲赴上海坐镇“打虎”。最后还是因为官僚资本的阻碍（杨子公司案），让金圆券改制功亏一篑。
以史为鉴，对当下国企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不无意义。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
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两白一黑”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革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行驶，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基本上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命运。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 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 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4 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尔后， 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 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的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