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失掉大陆：1945——1949[天涯论坛]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 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 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 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 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 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 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 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 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 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蒋太子上海打虎记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组织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管制层面。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峻刑法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到28 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组织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管制层面。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峻刑法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到28 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 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 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对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调集则缺乏基本的重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 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杨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杨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杨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守刮了大量金银。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他们支撑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们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另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对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调集则缺乏基本的重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 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杨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杨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杨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守刮了大量金银。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他们支撑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们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另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中共经济篇：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
在过去几十年解放战争电影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可以耳熟能详：“我们是以小米+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
这句名言意义深远。
首先，这句名言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过于重视军事力量，而忽略经济建设。这基本是史实。其次，这句名言还深刻揭示出，中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充分依靠了粮本位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小米”的神奇威力。
何谓粮本位经济基础？就是在解放区，所有经济运行都是建立在粮食（或物资）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经济结构。解放区的货币不能兑换金银，但是可以兑换粮食与物资。这种特殊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生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与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首先，解放区的粮食或物资就是货币，所以，要筹集更多的军费支撑前线解放军作战，那么中共就必须把物资生产放到第一位，中共的财经工作基本就是恢复与扩大生产的工作——这与国民党政府财经工作把金银外汇放到第一位有天壤之别。
中共财经工作重中之重是农业生产。这主要通过“土改”来实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自然大幅度提高。
然后是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据1 9 4 6年胶东解放区统计, 已设立农业指导所14 处, 示范农场14 处, 蚕丝指导所2 处, 林场苗圃20 余处。山东省农业厅在营南设立农业指导所一处, 并附设了示范农场, 进行深耕细作, 试验示范, 及时推广和交流经验, 使粮棉产量都得到较大增长。滨海区由于推广了新的植棉技术, 每亩棉花增产皮棉15 斤, 比1 9 4 5年增产一倍 。
三是兴修水利, 增加了土地灌溉面积, 减少早涝灾害。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解放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打井修渠, 疏通河道, 粮棉产量得到较大增长。据渤海、鲁中、滨海、鲁南、胶东5个区的统计, 1 9 4 6年打井6 万余眼, J流通河道5 3 9 条, 筑堤9 3 3道。使土地增加灌溉而积85 万亩, 保护土地2 05 万亩。由于增加了抵抗早捞自然灾害的能力, 使全省增产粮食8 6 70 余万斤。
对于工业生产，中共并没有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而采用更务实的态度来恢复与扩大生产。在这个方面，东北解放区财经负责人陈云可谓一个典型。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陈云提出一系列主张。
（一）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陈云在第6届全国劳动大会上对工人作报告时，把企业管理民主化讲得通俗易懂：“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陈云详细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企业民主化是同严格的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提出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的具体措施。
（二）要正确对待企业中的旧职员。为了正确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关系，陈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分析了工人与职员和下级职员与中高级职员的不同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批评了在接收东北一部分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犯的右的或“左”的错误。 指出：要认识到，职员、工程师、管理人员都是生产中所不可缺少的。除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外，绝大多数职员是可以团结的，要让工人同职员搞好团结，这样才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三）倡导企业化经营和培养技术、管理人才。陈云认为，要办好人民民主企业，除了依靠管理的民主化之外，还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原则和经济核算制。他在东北局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时指出：对旧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他指出：“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管理工作，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个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耗费。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
（四）实行工薪改革，反对平均主义；倡导劳动竞赛，反对形式主义。1947年陈云主持制定了新的工薪改革方案， 反对平均主义。 他就新颁布的工薪标准执行问题向东北各省政府负责人发出指示说：新的工薪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为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技术。因此，取消了过去以中等工薪作为评定工薪的办法，着重了交叉累进等级工薪制，以克服平均主义。新标准将普通职工的最低工薪由原来的40分提高到60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最高工薪提高到300分，在执行中，要严防将所有职工的工薪都提高20分和向300分看齐的平均主义作法。
在过去几十年解放战争电影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可以耳熟能详：“我们是以小米+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
这句名言意义深远。
首先，这句名言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过于重视军事力量，而忽略经济建设。这基本是史实。其次，这句名言还深刻揭示出，中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充分依靠了粮本位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小米”的神奇威力。
何谓粮本位经济基础？就是在解放区，所有经济运行都是建立在粮食（或物资）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经济结构。解放区的货币不能兑换金银，但是可以兑换粮食与物资。这种特殊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生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与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首先，解放区的粮食或物资就是货币，所以，要筹集更多的军费支撑前线解放军作战，那么中共就必须把物资生产放到第一位，中共的财经工作基本就是恢复与扩大生产的工作——这与国民党政府财经工作把金银外汇放到第一位有天壤之别。
中共财经工作重中之重是农业生产。这主要通过“土改”来实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自然大幅度提高。
然后是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据1 9 4 6年胶东解放区统计, 已设立农业指导所14 处, 示范农场14 处, 蚕丝指导所2 处, 林场苗圃20 余处。山东省农业厅在营南设立农业指导所一处, 并附设了示范农场, 进行深耕细作, 试验示范, 及时推广和交流经验, 使粮棉产量都得到较大增长。滨海区由于推广了新的植棉技术, 每亩棉花增产皮棉15 斤, 比1 9 4 5年增产一倍 。
三是兴修水利, 增加了土地灌溉面积, 减少早涝灾害。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解放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打井修渠, 疏通河道, 粮棉产量得到较大增长。据渤海、鲁中、滨海、鲁南、胶东5个区的统计, 1 9 4 6年打井6 万余眼, J流通河道5 3 9 条, 筑堤9 3 3道。使土地增加灌溉而积85 万亩, 保护土地2 05 万亩。由于增加了抵抗早捞自然灾害的能力, 使全省增产粮食8 6 70 余万斤。
对于工业生产，中共并没有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而采用更务实的态度来恢复与扩大生产。在这个方面，东北解放区财经负责人陈云可谓一个典型。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陈云提出一系列主张。
（一）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陈云在第6届全国劳动大会上对工人作报告时，把企业管理民主化讲得通俗易懂：“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陈云详细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企业民主化是同严格的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提出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的具体措施。
（二）要正确对待企业中的旧职员。为了正确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关系，陈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分析了工人与职员和下级职员与中高级职员的不同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批评了在接收东北一部分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犯的右的或“左”的错误。 指出：要认识到，职员、工程师、管理人员都是生产中所不可缺少的。除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外，绝大多数职员是可以团结的，要让工人同职员搞好团结，这样才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三）倡导企业化经营和培养技术、管理人才。陈云认为，要办好人民民主企业，除了依靠管理的民主化之外，还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原则和经济核算制。他在东北局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时指出：对旧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他指出：“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管理工作，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个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耗费。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
（四）实行工薪改革，反对平均主义；倡导劳动竞赛，反对形式主义。1947年陈云主持制定了新的工薪改革方案， 反对平均主义。 他就新颁布的工薪标准执行问题向东北各省政府负责人发出指示说：新的工薪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为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技术。因此，取消了过去以中等工薪作为评定工薪的办法，着重了交叉累进等级工薪制，以克服平均主义。新标准将普通职工的最低工薪由原来的40分提高到60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最高工薪提高到300分，在执行中，要严防将所有职工的工薪都提高20分和向300分看齐的平均主义作法。
正是由于中共空前重视农业生产与对工业生产的务实态度，这才奠定了解放区支撑战争的经济基础。
以山东为例，从1945年9月至1949 年10 月的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 山东人民先后出动1000多万民工, 10 多万大小车辆, 往前线运送了10 余亿斤粮食,数1 0亿斤弹药及作战物资, 转运了24 万余名伤员。支援我军胜利地进行了定陶、鲁南、莱芜、孟良尚、鲁西南、潍县、济南、淮海等50余个战役。而在东北解放区，中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生产的产品（加上外部的援助）不仅能够支撑林彪百万大军作战消耗，还能援助关内解放军作战，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供血的心脏！
中共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又采取战时“供给制”。所谓的战时“供给制”就是对财政负担人员——包括军队、机关人员、工厂职工按照基本生活标准供应粮食与物资。这种模式可以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从而最大程度集中资源支持前线战争。由于中共组织高效而严密，供给制又将行政开支压缩到极限，所以，中共财政在军费支出上竟能达到90%而且同时可以保持解放区经济形势的稳定——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一个奇迹！
在三年解放战争时间里, 并不富裕的解放区人民为什么能够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让解放军越打越强, 而人民的力量没有枯竭? 究其原因, 就是中共粮本位经济基础+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效应。
粮本位体系不仅有力于恢复生产，更奇妙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在稳定经济，防止金融动荡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老蒋手下的财经专家，始终没搞明白一个剑桥、哈佛不会在课堂上教给他们的道理——光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但同时没有相匹配数量的生活物资、生产资料、工业品、农产品作为对应，货币依然只是一张印了数字符号的纸而已，不具备任何意义……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美元外汇，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不能用，而能换取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的纸币，在老百姓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发生战争的时候，为这样有威信的政府去流血牺牲才值得…………
很可惜，中共的人实在太土了，跟老蒋的留学生比拼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炒国债、玩投机、玩囤积居奇，是绝对斗不过的，这帮土老帽，眼睛里就只能看见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什么大生产运动、什么南泥湾、什么三五九旅，全是为了搞这些东西的，把这些东西搞出来后，再印刷出没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的纸币，让这些商品在自己的根据地里流通起来，居然老百姓就接受了这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及格的货币，抛弃了老蒋按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发行出来的法币……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共一个根据地发行货币的历史，看看这种粮本位货币在战争中发挥的奇妙作用。
以山东为例，从1945年9月至1949 年10 月的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 山东人民先后出动1000多万民工, 10 多万大小车辆, 往前线运送了10 余亿斤粮食,数1 0亿斤弹药及作战物资, 转运了24 万余名伤员。支援我军胜利地进行了定陶、鲁南、莱芜、孟良尚、鲁西南、潍县、济南、淮海等50余个战役。而在东北解放区，中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生产的产品（加上外部的援助）不仅能够支撑林彪百万大军作战消耗，还能援助关内解放军作战，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供血的心脏！
中共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又采取战时“供给制”。所谓的战时“供给制”就是对财政负担人员——包括军队、机关人员、工厂职工按照基本生活标准供应粮食与物资。这种模式可以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从而最大程度集中资源支持前线战争。由于中共组织高效而严密，供给制又将行政开支压缩到极限，所以，中共财政在军费支出上竟能达到90%而且同时可以保持解放区经济形势的稳定——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一个奇迹！
在三年解放战争时间里, 并不富裕的解放区人民为什么能够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让解放军越打越强, 而人民的力量没有枯竭? 究其原因, 就是中共粮本位经济基础+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效应。
粮本位体系不仅有力于恢复生产，更奇妙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在稳定经济，防止金融动荡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老蒋手下的财经专家，始终没搞明白一个剑桥、哈佛不会在课堂上教给他们的道理——光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但同时没有相匹配数量的生活物资、生产资料、工业品、农产品作为对应，货币依然只是一张印了数字符号的纸而已，不具备任何意义……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美元外汇，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不能用，而能换取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的纸币，在老百姓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发生战争的时候，为这样有威信的政府去流血牺牲才值得…………
很可惜，中共的人实在太土了，跟老蒋的留学生比拼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炒国债、玩投机、玩囤积居奇，是绝对斗不过的，这帮土老帽，眼睛里就只能看见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什么大生产运动、什么南泥湾、什么三五九旅，全是为了搞这些东西的，把这些东西搞出来后，再印刷出没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的纸币，让这些商品在自己的根据地里流通起来，居然老百姓就接受了这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及格的货币，抛弃了老蒋按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发行出来的法币……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共一个根据地发行货币的历史，看看这种粮本位货币在战争中发挥的奇妙作用。
中共版的货币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很快沦陷，于是土八路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很快站稳脚跟，可是，没过多久，不满八路军势力扩张太快的老蒋，开始耍无赖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山东土八路一下子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你不给老子发法币，老子不会自己印钱啊？？俺们当年印红军币，信用那是杠杠的！”
于是自1938年起，山东根据地政府自己开始发行根据地货币——俗称山东币，但山东币刚出来时就遇到问题，就是其信用比不上在市面上同时流通的法币……
根据地一幕：
“吃得真饱啊，老板，结账。”
“几位八路首长，给你们打个八折，二十元。”
“给，二十元山东币。”
“几位首长，能不能给法币啊，我给伙计发工资，去买米买菜都得使法币，山东币不好使啊。”
“为什么伙计、卖米卖菜的都只收法币呢？”
“因为法币毕竟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嘛，有黄金储备，有信用，而且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可以换外汇哦，连日伪都在沦陷区收集法币，套购外汇呢，而山东币嘛，这个……那个……，八路首长，我是不是伤你自尊了啊，这样吧，这顿饭不收钱了，当请你们的。”
“这可不行，八路军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别说蹭饭吃了！”
“那首长给打个欠条行吗，以后有法币了再来还……别不好意思，日后的美国也是这样给全世界打欠条换东西的……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难道八路军还会吃饭不给钱吗？？哎呀，是不是又伤你自尊了啊？”……
………………
于是几个八路首长打了欠条，哭着回家了……伤自尊啊，太伤自尊了，你口口声声说“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可是为什么就信不过八路军发行的纸币呢？？？
八路首长回家痛定思痛：这也不能怪老百姓，山东币的确是在完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凭空印出来的……可是今天的山东土八路，从首长到战士个个穷得叮当响，跟日本鬼子的战斗，能缴获几条枪、几十发子弹就很不错了，哪来的金银啊？？要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该怎么办呢…………
而到了国民政府实施外汇管制之后，情况更加严重了，日伪手里掌握着从沦陷区收集的几十亿法币，既然不能再用来套购外汇了，那就用来作为发动货币战争的武器，把这些钱涌进国统区、中共根据地抢购物资……
山东根据地，在一年之内涌进来几亿元法币，而当时山东年产粮油蔬果几百万吨，本来价值几千万元法币，可是市面上忽然多出来了几亿元法币，等于货币增发了十倍，但相应的粮食却没有增产十倍，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产粮大省山东，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粮价一年内涨了十倍，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当时八路首长的处境、心情，跟1947年的宋子文是一样的……
由于法币本来是在山东根据地合法流通的货币，所以日伪用法币打法币这一招实在是太毒，根据地政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物资被日伪疯狂抢购走私，物价每天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八路军战士们紧握武器，空有杀敌之志，却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根据地陷入了经济危机，但也出现了机遇——山东币的竞争对手法币，由于严重贬值，不再被百姓所信任了，于是根据地政府顺水推舟的禁止了法币在山东根据地流通，先把日伪发动货币战争的源头掐掉……可是百姓不信任法币，不代表他们就会信任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啊，如果退回到原始社会般的以物换物交易，只会令经济更加凋敝，可能不用日伪来打，山东根据地自己就垮了……
问题是如何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建立起山东币的货币信用呢，土八路里面没有哈佛、耶鲁的高材生，再说就算有，哈佛、耶鲁也没有教过这些完全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啊……当时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兼货币政策主持人，是薛暮桥，其在根据地政府的作用，大概相当于1946-1947年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但是这位薛局长却只有小学文化，要比学历，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宋院长那是没法比的。
但是小学文化的薛部长偏偏有奇招。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很快沦陷，于是土八路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很快站稳脚跟，可是，没过多久，不满八路军势力扩张太快的老蒋，开始耍无赖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山东土八路一下子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你不给老子发法币，老子不会自己印钱啊？？俺们当年印红军币，信用那是杠杠的！”
于是自1938年起，山东根据地政府自己开始发行根据地货币——俗称山东币，但山东币刚出来时就遇到问题，就是其信用比不上在市面上同时流通的法币……
根据地一幕：
“吃得真饱啊，老板，结账。”
“几位八路首长，给你们打个八折，二十元。”
“给，二十元山东币。”
“几位首长，能不能给法币啊，我给伙计发工资，去买米买菜都得使法币，山东币不好使啊。”
“为什么伙计、卖米卖菜的都只收法币呢？”
“因为法币毕竟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嘛，有黄金储备，有信用，而且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可以换外汇哦，连日伪都在沦陷区收集法币，套购外汇呢，而山东币嘛，这个……那个……，八路首长，我是不是伤你自尊了啊，这样吧，这顿饭不收钱了，当请你们的。”
“这可不行，八路军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别说蹭饭吃了！”
“那首长给打个欠条行吗，以后有法币了再来还……别不好意思，日后的美国也是这样给全世界打欠条换东西的……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难道八路军还会吃饭不给钱吗？？哎呀，是不是又伤你自尊了啊？”……
………………
于是几个八路首长打了欠条，哭着回家了……伤自尊啊，太伤自尊了，你口口声声说“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可是为什么就信不过八路军发行的纸币呢？？？
八路首长回家痛定思痛：这也不能怪老百姓，山东币的确是在完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凭空印出来的……可是今天的山东土八路，从首长到战士个个穷得叮当响，跟日本鬼子的战斗，能缴获几条枪、几十发子弹就很不错了，哪来的金银啊？？要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该怎么办呢…………
而到了国民政府实施外汇管制之后，情况更加严重了，日伪手里掌握着从沦陷区收集的几十亿法币，既然不能再用来套购外汇了，那就用来作为发动货币战争的武器，把这些钱涌进国统区、中共根据地抢购物资……
山东根据地，在一年之内涌进来几亿元法币，而当时山东年产粮油蔬果几百万吨，本来价值几千万元法币，可是市面上忽然多出来了几亿元法币，等于货币增发了十倍，但相应的粮食却没有增产十倍，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产粮大省山东，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粮价一年内涨了十倍，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当时八路首长的处境、心情，跟1947年的宋子文是一样的……
由于法币本来是在山东根据地合法流通的货币，所以日伪用法币打法币这一招实在是太毒，根据地政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物资被日伪疯狂抢购走私，物价每天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八路军战士们紧握武器，空有杀敌之志，却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根据地陷入了经济危机，但也出现了机遇——山东币的竞争对手法币，由于严重贬值，不再被百姓所信任了，于是根据地政府顺水推舟的禁止了法币在山东根据地流通，先把日伪发动货币战争的源头掐掉……可是百姓不信任法币，不代表他们就会信任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啊，如果退回到原始社会般的以物换物交易，只会令经济更加凋敝，可能不用日伪来打，山东根据地自己就垮了……
问题是如何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建立起山东币的货币信用呢，土八路里面没有哈佛、耶鲁的高材生，再说就算有，哈佛、耶鲁也没有教过这些完全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啊……当时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兼货币政策主持人，是薛暮桥，其在根据地政府的作用，大概相当于1946-1947年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但是这位薛局长却只有小学文化，要比学历，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宋院长那是没法比的。
但是小学文化的薛部长偏偏有奇招。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今天我们看财经新闻，通常是这么说的：“今天人民币的外币兑换官方牌价：兑美元7比1，兑欧元10比1，兑英镑11比1，兑日元1比8……美元最近快速贬值，预计未来处于下跌通道，大家手上有美元的快抛……”……
而如果你身处当年的山东根据地，你听到的财经新闻是这样的：“今天山东币的物资兑换官方牌价：兑大米7比1，兑花生油10比1，兑棉布11比1，兑花生1比8……最近两月花生涨价两成，黑市价更是涨了三成，连带花生油也涨价了，乡亲们，要多赚钱今年得多种花生啊，赶紧的……”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山东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充满创意、独一无二的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但其币值却很稳定，市场物价也很稳定……因为根据地工商局手里掌握着大量物资，如果发现社会物价上升，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少了，而流通的货币多了，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工商局就向市场出售储存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而如果发现物价下降，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了，而流通的货币少了，这样会谷贱伤农的，根据地政府就增发货币，开动印钞机印钱，收购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物资，充实库存……通过大量物资储备、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创新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政府的山东币，实现了与实行金本位的美元一样的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在几十年后，西方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才提出相似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而在这位大经济学家还在念大学时，山东土八路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了……
山东币，终于成为了山东根据地百姓放心持有的专属货币了，市场物价稳定，商业贸易越来越繁盛，人们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好，老百姓们很满意啊……
山东根据地政府就更满意了——终于可以自己印钱自己花了，从此政府日常运作开销、购买军需、军费开支全都不成问题了，不用看国民政府的脸色了，更不用怕日伪的货币战争了，而且，还有财政余力支援附近的兄弟根据地、和在陕北穷山沟里的中共中央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金融运作越来越有经验，现在轮到山东土八路开始准备要向日伪发动八路版的货币战争，报上次的一箭之仇了……
山东靠海，所以随着势力、地盘不断扩张，山东根据地政府掌握了一种战略资源——海盐……
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政府重点管控的关键资源，山东土八路当时控制了山东所有的海盐盐场，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食盐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另外山东盛产花生，出产的花生油香浓好吃，而食用油也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山东土八路当时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花生油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掌握了这两种战略武器，小学毕业生薛局长开始筹划他的货币战争计划了……
首先，把之前在食盐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转手倒卖的二道盐贩子全部清除，由工商局取而代之，从此食盐全部由工商局属下的商店统购统销，无论是谁，要买卖食盐必须经过工商局……
然后，工商局把花生油也纳入了统购统销的范围……我们可以用今天时髦的经济学名词来给山东根据地工商局起外号——“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
一切准备就绪后，“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宣布，从今天起，无论谁要购买山东的食盐、花生油，都必须使用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
根据地的百姓倒是没所谓，反正早已经习惯用山东币买东西了，可是日伪占领区那边马上就傻眼了……之前日伪占领区那边的商家都是通过地下的二道贩子购买根据地里的食盐、花生油的，用法币、用汪伪发行的伪币、甚至硬通货，什么都行……上次货币战争用海量法币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日伪还在回味无穷呢……之前发现根据地在打击二道贩子，实行食盐、花生油专卖的时候，日伪那边的商家就觉得有点不对，然后现在才发现，这个薛局长真不简单啊，我到哪里找山东币来向你买东西呢……
对于沦陷区商人的“困境”，根据地政府及时给出了解决方案：
“笨蛋啊，你卖一些中共需要的物资给根据地政府，然后根据地工商局付给你们山东币不就行了吗？你们就可以用来买食盐、花生油了嘛，而且算起来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呢……”
“那根据地需要一些什么货呢？？”
“什么钢材啊，医疗器械啊，药品啊，你有多少我吃多少，不就是山东币吗，就是咱家印出来的啊……”
“可是钢材、医疗器械、药品什么的都是日伪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产品啊……”
“那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山东币，想要就拿钢材、医疗器械、药品来换，然后再来买我们的食盐、花生油，不干拉倒……”
“可你们的山东币只是用纸张、油墨印刷出来的，基本是零成本，就这么来换我们的钢材、医疗器械、药品这些紧俏商品，你们也太占便宜了吧……”
“滚你的，就算钢材、医疗器械是紧俏商品，但我们还有其他渠道弄到这些东西，就算弄不到，我们没有这些紧俏商品又不会死，你们就试试平日吃饭、炒菜不加食盐、不用油吧，应该也不会死的……”
“大哥，别走啊，这生意我做，我做了……”
不久之后，日伪惊恐的发现，不知为何针对根据地的贸易制裁完全崩溃了，各种原先被严令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商品，源源不断的被沦陷区的商家向根据地贩卖，换回山东币，而这些商家，正是上次货币战争里，配合日伪向根据地输入海量法币，抢购物资的人……
怎么回事，怎么这帮墙头草全倒戈了？？日伪政权下令在与根据地的交界处加强巡逻检查，可是，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伪投降，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日伪的巡逻队不是没截获过这些管控产品，但都是收了钱后就放行了，这无关他们是否尽忠职守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巡逻队就算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但他们很关心自己能不能吃上盐、吃上花生油啊……
结果，山东币开始在山东根据地周边的沦陷区全面流通，沦陷区内从商家到平民，都把商品卖给根据地，换回大量的山东币储存起来，以备购买山东食盐、花生油之用，而且由于山东币的信用好，即使是那些暂时不需要购买食盐、花生油的人，也会兑换大量山东币存起来，以便保值……就这样，人民币的前身——山东币——成为了周边地区的储备货币……
小学毕业生薛局长的这个货币战略，其实跟今天的美元战略是一样的，就算以后美国把所有军队都缩回本土，减少军费开支，只要中东石油依然用美元结算，美元就可以继续保持国际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
因为你可以不用F22、航空母舰，你可以不用GPS卫星、波音大飞机，你可以不用苹果六代、六袋苹果……不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是不会死的，甚至你努力一把，这些高科技产品还可以自产自销呢……
但是，你不能不用石油，这是会死人的……你要换石油，就要先用你的产品，换美国印刷的美元……
这一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已经玩得很熟练了，要是有人认为中共只会玩枪杆子、不会玩货币战争，那活该他被中共玩到死，想一想，全世界直到70年代才取消金本位体制，才明白物资供应才是货币稳定的根本，好吧，洋人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比中共落后了30年……
但是，还有一批人在40年代认为中共是土共，以为用经济金融手段就可以轻易玩死中共，于是，一场新的大戏在上海摊即将拉开帷幕，这场大戏的主角是48年让国民党金圆券改制一败涂地的投机商们，他们的对手换成刚刚进入上海的中共……
而如果你身处当年的山东根据地，你听到的财经新闻是这样的：“今天山东币的物资兑换官方牌价：兑大米7比1，兑花生油10比1，兑棉布11比1，兑花生1比8……最近两月花生涨价两成，黑市价更是涨了三成，连带花生油也涨价了，乡亲们，要多赚钱今年得多种花生啊，赶紧的……”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山东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充满创意、独一无二的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但其币值却很稳定，市场物价也很稳定……因为根据地工商局手里掌握着大量物资，如果发现社会物价上升，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少了，而流通的货币多了，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工商局就向市场出售储存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而如果发现物价下降，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了，而流通的货币少了，这样会谷贱伤农的，根据地政府就增发货币，开动印钞机印钱，收购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物资，充实库存……通过大量物资储备、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创新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政府的山东币，实现了与实行金本位的美元一样的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在几十年后，西方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才提出相似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而在这位大经济学家还在念大学时，山东土八路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了……
山东币，终于成为了山东根据地百姓放心持有的专属货币了，市场物价稳定，商业贸易越来越繁盛，人们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好，老百姓们很满意啊……
山东根据地政府就更满意了——终于可以自己印钱自己花了，从此政府日常运作开销、购买军需、军费开支全都不成问题了，不用看国民政府的脸色了，更不用怕日伪的货币战争了，而且，还有财政余力支援附近的兄弟根据地、和在陕北穷山沟里的中共中央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金融运作越来越有经验，现在轮到山东土八路开始准备要向日伪发动八路版的货币战争，报上次的一箭之仇了……
山东靠海，所以随着势力、地盘不断扩张，山东根据地政府掌握了一种战略资源——海盐……
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政府重点管控的关键资源，山东土八路当时控制了山东所有的海盐盐场，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食盐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另外山东盛产花生，出产的花生油香浓好吃，而食用油也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山东土八路当时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花生油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掌握了这两种战略武器，小学毕业生薛局长开始筹划他的货币战争计划了……
首先，把之前在食盐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转手倒卖的二道盐贩子全部清除，由工商局取而代之，从此食盐全部由工商局属下的商店统购统销，无论是谁，要买卖食盐必须经过工商局……
然后，工商局把花生油也纳入了统购统销的范围……我们可以用今天时髦的经济学名词来给山东根据地工商局起外号——“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
一切准备就绪后，“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宣布，从今天起，无论谁要购买山东的食盐、花生油，都必须使用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
根据地的百姓倒是没所谓，反正早已经习惯用山东币买东西了，可是日伪占领区那边马上就傻眼了……之前日伪占领区那边的商家都是通过地下的二道贩子购买根据地里的食盐、花生油的，用法币、用汪伪发行的伪币、甚至硬通货，什么都行……上次货币战争用海量法币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日伪还在回味无穷呢……之前发现根据地在打击二道贩子，实行食盐、花生油专卖的时候，日伪那边的商家就觉得有点不对，然后现在才发现，这个薛局长真不简单啊，我到哪里找山东币来向你买东西呢……
对于沦陷区商人的“困境”，根据地政府及时给出了解决方案：
“笨蛋啊，你卖一些中共需要的物资给根据地政府，然后根据地工商局付给你们山东币不就行了吗？你们就可以用来买食盐、花生油了嘛，而且算起来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呢……”
“那根据地需要一些什么货呢？？”
“什么钢材啊，医疗器械啊，药品啊，你有多少我吃多少，不就是山东币吗，就是咱家印出来的啊……”
“可是钢材、医疗器械、药品什么的都是日伪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产品啊……”
“那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山东币，想要就拿钢材、医疗器械、药品来换，然后再来买我们的食盐、花生油，不干拉倒……”
“可你们的山东币只是用纸张、油墨印刷出来的，基本是零成本，就这么来换我们的钢材、医疗器械、药品这些紧俏商品，你们也太占便宜了吧……”
“滚你的，就算钢材、医疗器械是紧俏商品，但我们还有其他渠道弄到这些东西，就算弄不到，我们没有这些紧俏商品又不会死，你们就试试平日吃饭、炒菜不加食盐、不用油吧，应该也不会死的……”
“大哥，别走啊，这生意我做，我做了……”
不久之后，日伪惊恐的发现，不知为何针对根据地的贸易制裁完全崩溃了，各种原先被严令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商品，源源不断的被沦陷区的商家向根据地贩卖，换回山东币，而这些商家，正是上次货币战争里，配合日伪向根据地输入海量法币，抢购物资的人……
怎么回事，怎么这帮墙头草全倒戈了？？日伪政权下令在与根据地的交界处加强巡逻检查，可是，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伪投降，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日伪的巡逻队不是没截获过这些管控产品，但都是收了钱后就放行了，这无关他们是否尽忠职守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巡逻队就算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但他们很关心自己能不能吃上盐、吃上花生油啊……
结果，山东币开始在山东根据地周边的沦陷区全面流通，沦陷区内从商家到平民，都把商品卖给根据地，换回大量的山东币储存起来，以备购买山东食盐、花生油之用，而且由于山东币的信用好，即使是那些暂时不需要购买食盐、花生油的人，也会兑换大量山东币存起来，以便保值……就这样，人民币的前身——山东币——成为了周边地区的储备货币……
小学毕业生薛局长的这个货币战略，其实跟今天的美元战略是一样的，就算以后美国把所有军队都缩回本土，减少军费开支，只要中东石油依然用美元结算，美元就可以继续保持国际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
因为你可以不用F22、航空母舰，你可以不用GPS卫星、波音大飞机，你可以不用苹果六代、六袋苹果……不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是不会死的，甚至你努力一把，这些高科技产品还可以自产自销呢……
但是，你不能不用石油，这是会死人的……你要换石油，就要先用你的产品，换美国印刷的美元……
这一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已经玩得很熟练了，要是有人认为中共只会玩枪杆子、不会玩货币战争，那活该他被中共玩到死，想一想，全世界直到70年代才取消金本位体制，才明白物资供应才是货币稳定的根本，好吧，洋人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比中共落后了30年……
但是，还有一批人在40年代认为中共是土共，以为用经济金融手段就可以轻易玩死中共，于是，一场新的大戏在上海摊即将拉开帷幕，这场大戏的主角是48年让国民党金圆券改制一败涂地的投机商们，他们的对手换成刚刚进入上海的中共……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
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首先是银元之战。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4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
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首先是银元之战。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4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两黑一白战争策略：你落一个子，我落十个子
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宣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颈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于是，中共充分发动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人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宣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颈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于是，中共充分发动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人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棉纱之战后是米粮之战。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几亿多斤大米，几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十几座这样的米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小米+步枪”中“小米”的威力确实不同凡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步枪”。
“步枪”是军火。以解放区薄弱的工业基础，很难相信，仅靠解放区那么一点兵工产业，不仅能让解放军从内战爆发时120万军队，3年后壮大到600万；还能支撑数百万军队频繁高强度作战。
所以，“步枪”的准确含义是军火外援。说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当时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央大义名份，国际地位在抗战胜利后一跃而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此优越的条件却在外交上频频失误，其所获得的国际援助不仅少得可怜，甚至与中共相比也相差甚远。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几亿多斤大米，几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十几座这样的米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小米+步枪”中“小米”的威力确实不同凡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步枪”。
“步枪”是军火。以解放区薄弱的工业基础，很难相信，仅靠解放区那么一点兵工产业，不仅能让解放军从内战爆发时120万军队，3年后壮大到600万；还能支撑数百万军队频繁高强度作战。
所以，“步枪”的准确含义是军火外援。说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当时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央大义名份，国际地位在抗战胜利后一跃而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此优越的条件却在外交上频频失误，其所获得的国际援助不仅少得可怜，甚至与中共相比也相差甚远。
外交篇
导读：
国民党有中央大义名分，为什么外交屡屡受挫？
雅尔塔协议与苏俄的胃口
东北对苏交涉失败决定了东北的命运
美国佬为什么忽冷忽热？
中共获得的国际援助远超国民党政府！
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
国共纷争，双方都要整合一切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相对中共而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大概是国民党政府占据大义名分，名正则言顺，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是最顺理成章的事。这就需要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45年-49年对中国形势能有影响力的大致有5个国家，其中，美苏是关键，英法很重要，日本是最容易被忽略实际上最不能忽略的——虽然它已经战败，但是日本战败时其占据的都是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态度很大程度将影响未来国共的政治与经济版图。
结果呢？国民党政府办外交的实在无能（宋国舅的影响不容忽略），苏俄交涉是全面失败——什么都给苏俄了——旅大被侵占，蒙古没收回，东北日伪工业设备被席卷一空，关东军军火连毛都没捞到一根，最后东北还被丢给中共，国军接收东北居然得先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关去。
美国呢？教科书都说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大量美援，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国民党获得5170万美元的装备和物资。 6月27日，美国国会批准为国民党建立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的装备及费用。 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被中止。 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8月31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1亿7500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同年10月，华北傅作义部攻克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让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工作受到打击，决定暂时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美援8个月。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9月，1.25亿军援仍未到位。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10月29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运到中国。7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0.75亿美元军援。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那么49年7月国会通过的0.75亿美元军援应该在内战中没有交到国民党手里。
结论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军火有47年的6500吨军火和1.3亿发子弹，48年的700-800吨军火和1.25亿美元军火，未用完。
就这么一点可怜的美援（还不如苏俄在东北交付给中共的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与工业设备！）国民党政府付出多少代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几乎是采取对美国一边倒的态度。这个态度首先就得罪了苏俄，导致整个东北一开始就被中共占据，抢得先机。
接着因为美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又拒绝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建议。
再则为了响应美国关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建议，国民党政府在48年开国大，宣布进入宪政国家。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政治意义。民主固然在和平时期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战时却有很大的弊端——决策效率低、对资源的组织以及战事的谋划很容易受到“民意”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48年后国民党政府高层都知道东北应该把国军撤出来，但是由于国会东北籍议员的影响让国民党政府迟迟不能做出决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宋国舅搞的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也是为了把中国纳入美元经济体系——法币币值主要是盯住美元价格。未来讨好美国商人，国民党高估法币币值，导致潮水般的美国商品涌进中国——从食品到电影、从服装到汽车，国民党政府仅在46年度就为美国商品花掉5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虽然美国一直在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政府经济、军事支持，但是援助始终断断续续时有时无，三大战役后，美国干脆彻底抛弃了国民党政府，让国民党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于是国民党树倒猢狲散，很快就丢掉大陆。
中美在内战期间的关系，通俗点讲更象一个邻家少女与一个无良少年的故事。无良少年对少女说：跟我上床吧我会对你负责的，好吧，就上了床；接着少年又说：给我生个小孩吧，我会与你结婚的，好吧，少女就怀孕了；然后，少年又说:辞掉工作吧，我会养你的，好吧，少女又辞掉了工作。等少女生下小孩又没了工作时，这个少年就消失了。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变，固然国民党政府外交上频频失误，但是，这与美国当时总统——杜鲁门先生心胸狭隘、缺乏战略眼光有重要关系。
英法更不待言，除了趁火打劫对华军事禁运，根本没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丁点帮助，要知道国民党政府那时手上至少有两张好牌啊——一个越南，一个香港，都足以左右英法对华态度。国民党外交部眼睛都瞎了？！
最后是日本。这个也放到后面论述。
时人对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外交曾有一句评价：是忍辱未能负重；委屈没有求全——基本是以最大的代价换来最差的结果。真是一语中的！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外交过程，首先是苏俄与东北。
导读：
国民党有中央大义名分，为什么外交屡屡受挫？
雅尔塔协议与苏俄的胃口
东北对苏交涉失败决定了东北的命运
美国佬为什么忽冷忽热？
中共获得的国际援助远超国民党政府！
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
国共纷争，双方都要整合一切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相对中共而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大概是国民党政府占据大义名分，名正则言顺，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是最顺理成章的事。这就需要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45年-49年对中国形势能有影响力的大致有5个国家，其中，美苏是关键，英法很重要，日本是最容易被忽略实际上最不能忽略的——虽然它已经战败，但是日本战败时其占据的都是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态度很大程度将影响未来国共的政治与经济版图。
结果呢？国民党政府办外交的实在无能（宋国舅的影响不容忽略），苏俄交涉是全面失败——什么都给苏俄了——旅大被侵占，蒙古没收回，东北日伪工业设备被席卷一空，关东军军火连毛都没捞到一根，最后东北还被丢给中共，国军接收东北居然得先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关去。
美国呢？教科书都说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大量美援，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国民党获得5170万美元的装备和物资。 6月27日，美国国会批准为国民党建立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的装备及费用。 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划被中止。 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8月31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1亿7500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同年10月，华北傅作义部攻克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让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工作受到打击，决定暂时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美援8个月。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9月，1.25亿军援仍未到位。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10月29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运到中国。7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0.75亿美元军援。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那么49年7月国会通过的0.75亿美元军援应该在内战中没有交到国民党手里。
结论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军火有47年的6500吨军火和1.3亿发子弹，48年的700-800吨军火和1.25亿美元军火，未用完。
就这么一点可怜的美援（还不如苏俄在东北交付给中共的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与工业设备！）国民党政府付出多少代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几乎是采取对美国一边倒的态度。这个态度首先就得罪了苏俄，导致整个东北一开始就被中共占据，抢得先机。
接着因为美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又拒绝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建议。
再则为了响应美国关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建议，国民党政府在48年开国大，宣布进入宪政国家。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政治意义。民主固然在和平时期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战时却有很大的弊端——决策效率低、对资源的组织以及战事的谋划很容易受到“民意”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48年后国民党政府高层都知道东北应该把国军撤出来，但是由于国会东北籍议员的影响让国民党政府迟迟不能做出决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宋国舅搞的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也是为了把中国纳入美元经济体系——法币币值主要是盯住美元价格。未来讨好美国商人，国民党高估法币币值，导致潮水般的美国商品涌进中国——从食品到电影、从服装到汽车，国民党政府仅在46年度就为美国商品花掉5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虽然美国一直在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政府经济、军事支持，但是援助始终断断续续时有时无，三大战役后，美国干脆彻底抛弃了国民党政府，让国民党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于是国民党树倒猢狲散，很快就丢掉大陆。
中美在内战期间的关系，通俗点讲更象一个邻家少女与一个无良少年的故事。无良少年对少女说：跟我上床吧我会对你负责的，好吧，就上了床；接着少年又说：给我生个小孩吧，我会与你结婚的，好吧，少女就怀孕了；然后，少年又说:辞掉工作吧，我会养你的，好吧，少女又辞掉了工作。等少女生下小孩又没了工作时，这个少年就消失了。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变，固然国民党政府外交上频频失误，但是，这与美国当时总统——杜鲁门先生心胸狭隘、缺乏战略眼光有重要关系。
英法更不待言，除了趁火打劫对华军事禁运，根本没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丁点帮助，要知道国民党政府那时手上至少有两张好牌啊——一个越南，一个香港，都足以左右英法对华态度。国民党外交部眼睛都瞎了？！
最后是日本。这个也放到后面论述。
时人对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外交曾有一句评价：是忍辱未能负重；委屈没有求全——基本是以最大的代价换来最差的结果。真是一语中的！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外交过程，首先是苏俄与东北。
苏俄：东北外交始末
谈到国民党政府与苏俄的外交，就不得不涉及雅尔塔协议。
1944年，美英为了拉拢苏俄对日宣战，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议，其中涉及中国主权部分包括：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苏俄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中国主权被出卖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由于实力有限，在三大国压力下，于抗战胜利前夕，与苏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对雅尔塔协议进行背书。虽然中国损失了东北若干主权，但是，总算得到了苏俄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
唯利是图的苏俄
这里要先要理清一下苏俄与中共的关系。中共虽然是苏俄一手扶持长大的小兄弟，双方固然有镰刀斧头的共同利益，但是苏俄任何时候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苏俄忽悠小兄弟的一件理论外衣。在四一二蒋介石分共之前，苏俄对国民党政府的实质性支持远远超过中共，当时苏俄甚至多方下注，在北方又扶持冯玉祥做代理人。国民党暂且不论，冯基督何许人也？那是民国有名的活吕布。其品格操守别说同僚连部下也瞧不起。就这样操守全无的“倒戈将军”苏俄也肯下重注，可见苏俄对外关系只讲利益，不问其它。至于中共这个小兄弟，30年代由于实力弱小，苏俄压根儿就没放上棋盘。即使中共建立了若干苏维埃政权，军力一度达到30万人，也被苏俄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对中共干涉指示远远多过实质性援助。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苏俄出卖镰刀斧头小兄弟眼皮都不会眨一下。50年韩战，金日成在苏俄支持下发动对韩国突然袭击，一开始战事节节胜利，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本来说好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苏俄出动空军，临到头，斯大林突然变卦，苏俄空军不出动了，当时周恩来提出，如果苏俄空军不出动则中国地面部队难以出动，斯大林干脆提出：那就让金日成在东北组建流亡政府。共产主义小兄弟摊上这么个老大，很难不让人心寒啊。
所以，不要认为中共只要进入东北就能获得苏俄无私的帮助。东北地位涉及苏俄重大的国家利益。国共双方谁更能确保苏俄在东北的权益，那么，谁就能获得苏俄的全力支持。
45年抗战胜利，苏俄红军占据东北。在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博弈中一下子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当时情势是这样的：旅大苏俄已经拿到，外蒙古现状也得以维持，东北日伪所有资财都掌握在苏俄手中——不管是按照雅尔塔协议或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俄的利益已经全部拿到手上，那么，是否兑现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呢——苏俄又张开了血盆大口，这就是日本在东北的财产。
关于日本在东北的财产问题。在雅尔塔协议中美英虽然含糊承诺“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转让给苏俄。但是，中国也不是不能争取。因为，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作为战利品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据权威的《奥本海国际法》，“在公有不动产所在的领土未经兼并而成为占领国 的国家财产之前，没收这些不动产是不合法的”）
在随后的中苏谈判中，蒋介石曾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却要埋下伏笔。谈判中斯大林表示，“ 特种公司产业应归苏有，满洲国则苏不染指”。而什么是“特种公司”，以宋国舅为首的中方谈判人员竟然不做任何界定就匆忙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定条约者如此粗疏，后面自然麻烦不断。
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暨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行营设政治与经济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同时设立外交 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随后任命熊式 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墩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墩、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启动接收东北的实际工作。17日，熊式辉等在和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次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这个要求给兴冲冲指望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顺利拿到东北的国民党政府兜头一桶冷水。
没等做出国民党政府反应，苏俄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对动产和可以拆卸的不动产尽量运回苏联（据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 失为85800万美元，各种产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对无法或不便拆卸的不动产或所谓经济权益要求中苏合办、共同经营。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排除其他方面尤其是美国卷入东北事务，以确保其远东地区的安全。苏俄吃相如此难看，完全是因为有恃无恐——东北就在我手上，国民党要想收回东北，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苏俄强硬的态度让弱小的国民政府一筹莫展，没办法，国民党政府只能先摸清苏俄的底牌。
谈到国民党政府与苏俄的外交，就不得不涉及雅尔塔协议。
1944年，美英为了拉拢苏俄对日宣战，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议，其中涉及中国主权部分包括：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苏俄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中国主权被出卖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由于实力有限，在三大国压力下，于抗战胜利前夕，与苏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对雅尔塔协议进行背书。虽然中国损失了东北若干主权，但是，总算得到了苏俄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
唯利是图的苏俄
这里要先要理清一下苏俄与中共的关系。中共虽然是苏俄一手扶持长大的小兄弟，双方固然有镰刀斧头的共同利益，但是苏俄任何时候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苏俄忽悠小兄弟的一件理论外衣。在四一二蒋介石分共之前，苏俄对国民党政府的实质性支持远远超过中共，当时苏俄甚至多方下注，在北方又扶持冯玉祥做代理人。国民党暂且不论，冯基督何许人也？那是民国有名的活吕布。其品格操守别说同僚连部下也瞧不起。就这样操守全无的“倒戈将军”苏俄也肯下重注，可见苏俄对外关系只讲利益，不问其它。至于中共这个小兄弟，30年代由于实力弱小，苏俄压根儿就没放上棋盘。即使中共建立了若干苏维埃政权，军力一度达到30万人，也被苏俄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对中共干涉指示远远多过实质性援助。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苏俄出卖镰刀斧头小兄弟眼皮都不会眨一下。50年韩战，金日成在苏俄支持下发动对韩国突然袭击，一开始战事节节胜利，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本来说好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苏俄出动空军，临到头，斯大林突然变卦，苏俄空军不出动了，当时周恩来提出，如果苏俄空军不出动则中国地面部队难以出动，斯大林干脆提出：那就让金日成在东北组建流亡政府。共产主义小兄弟摊上这么个老大，很难不让人心寒啊。
所以，不要认为中共只要进入东北就能获得苏俄无私的帮助。东北地位涉及苏俄重大的国家利益。国共双方谁更能确保苏俄在东北的权益，那么，谁就能获得苏俄的全力支持。
45年抗战胜利，苏俄红军占据东北。在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博弈中一下子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当时情势是这样的：旅大苏俄已经拿到，外蒙古现状也得以维持，东北日伪所有资财都掌握在苏俄手中——不管是按照雅尔塔协议或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俄的利益已经全部拿到手上，那么，是否兑现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呢——苏俄又张开了血盆大口，这就是日本在东北的财产。
关于日本在东北的财产问题。在雅尔塔协议中美英虽然含糊承诺“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转让给苏俄。但是，中国也不是不能争取。因为，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作为战利品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据权威的《奥本海国际法》，“在公有不动产所在的领土未经兼并而成为占领国 的国家财产之前，没收这些不动产是不合法的”）
在随后的中苏谈判中，蒋介石曾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却要埋下伏笔。谈判中斯大林表示，“ 特种公司产业应归苏有，满洲国则苏不染指”。而什么是“特种公司”，以宋国舅为首的中方谈判人员竟然不做任何界定就匆忙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定条约者如此粗疏，后面自然麻烦不断。
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暨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行营设政治与经济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同时设立外交 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随后任命熊式 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墩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墩、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启动接收东北的实际工作。17日，熊式辉等在和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次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这个要求给兴冲冲指望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顺利拿到东北的国民党政府兜头一桶冷水。
没等做出国民党政府反应，苏俄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对动产和可以拆卸的不动产尽量运回苏联（据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 失为85800万美元，各种产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对无法或不便拆卸的不动产或所谓经济权益要求中苏合办、共同经营。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排除其他方面尤其是美国卷入东北事务，以确保其远东地区的安全。苏俄吃相如此难看，完全是因为有恃无恐——东北就在我手上，国民党要想收回东北，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苏俄强硬的态度让弱小的国民政府一筹莫展，没办法，国民党政府只能先摸清苏俄的底牌。
苏俄的胃口：经济合作换政治接收
1945年10月27日，张嘉墩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进行了 “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的首次接触。斯氏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 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
中苏交涉还没结果，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变化。熊式辉等人到长春前后，苏俄拒绝国民政府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并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种种障碍。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然而客观现实却恰恰相反，军队登陆受阻，熊式辉等人在与苏方交涉中屡屡受挫。相反，中共军队迅速进人东北并扩大势力范围，巳经构成对国民党恢复其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威胁。
以此为筹码，苏俄终于向国民党政府开出了盘子。
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经 营，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方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16日，斯氏再次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表示苏方愿将东北日本工业资本以中苏合办形式经营，双方各占一半股份。
国民党更注重对东北的政权接收，所以张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提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想法传给了苏方。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正式提出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 “满业”和“满电”的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 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担任总裁，苏方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特意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政府接收的态度。
国民党的底牌：妥协还是强硬？
至此，双方的底牌已经很清楚了。国民党的态度是，我可以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是，政治上要获得苏俄接收东北的支持；苏俄的态度是，只要你在经济合作上满足我的要求，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不成问题。双方底牌接近，似乎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是，交涉进展却出人意料的并不顺利。
其一，苏俄胃口太大。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前“满业”和“满电”的产业与关东军经营的产业（如大连造船厂、锦州炼油厂等）。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水 泥37%，电力89%。12月3日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9处煤矿，14处电厂，3处钢厂，3处铁矿，19处非金属与 轻金属厂，6处机器制造厂，8处化工厂等，计81个单位，总价值 38亿元（交还中方计146个单位，总价值22亿元）；苏方要求组 织11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非铁金属、水电、民用航空、北方 煤矿等5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 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苏联的胃口相当大，所谓经济合作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主要精华，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绝大部分囊括其中，意味着苏联将控制东北的主要重工业。
其二，国民党政府内部反对声音很大。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张嘉墩、蒋经国等讨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因为身处东北交涉一线，备尝与苏方交涉的艰辛，张嘉墩对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经济合作意图有较准确的认识。他提出“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所谓“精神谅解”就是国民党应以行动表现出对苏友好及对苏联在东北势力范围的默认与容忍。因为东北与苏联接壤，有较为长久的历史渊源，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而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苏联目的是 “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更不能与苏联作敌对之准备”；“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一方面预绝他国利用东北觊觎苏联之野心，一方面亦预绝中国利用东北作以夷制夷之幻想”。
但是，张嘉墩对苏让步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宋国舅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明确“特种产业”范围？） 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所负之责任太大。且苏方之种种阻挠，巳使我方无法信任”，因此“目前万不能谈”——原来是担心承担责任！！！宋子文与王世杰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不少人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现在两人因害怕承担责任，不仅做了缩头乌龟，而且大唱高调。让一线交涉张嘉墩孤掌难鸣。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墩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11月28日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原则：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壬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他们不谈经济合作的立场。
12月4日，张嘉墩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见时，马氏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张嘉墩遂提出在重庆拟定的原则方案，并强调须俟苏方撤军后再谈合作问题。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嘉墩谈话， 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具体方案。因蒋介石事先有电要张按 “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内容，并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 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 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做法，打与拉拢并施， 大棒与胡萝卜并用，一方面表示苏方愿将一半股份让与中国，“实系基于对华友谊之精神”，“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又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在谈话中，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则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两小时而无结果。所以，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由于国民党的拖延而迟迟不得开始。
1945年10月27日，张嘉墩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进行了 “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的首次接触。斯氏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 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
中苏交涉还没结果，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变化。熊式辉等人到长春前后，苏俄拒绝国民政府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并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种种障碍。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然而客观现实却恰恰相反，军队登陆受阻，熊式辉等人在与苏方交涉中屡屡受挫。相反，中共军队迅速进人东北并扩大势力范围，巳经构成对国民党恢复其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威胁。
以此为筹码，苏俄终于向国民党政府开出了盘子。
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经 营，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方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16日，斯氏再次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表示苏方愿将东北日本工业资本以中苏合办形式经营，双方各占一半股份。
国民党更注重对东北的政权接收，所以张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提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想法传给了苏方。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墩正式提出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 “满业”和“满电”的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 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担任总裁，苏方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特意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政府接收的态度。
国民党的底牌：妥协还是强硬？
至此，双方的底牌已经很清楚了。国民党的态度是，我可以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是，政治上要获得苏俄接收东北的支持；苏俄的态度是，只要你在经济合作上满足我的要求，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不成问题。双方底牌接近，似乎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是，交涉进展却出人意料的并不顺利。
其一，苏俄胃口太大。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前“满业”和“满电”的产业与关东军经营的产业（如大连造船厂、锦州炼油厂等）。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水 泥37%，电力89%。12月3日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9处煤矿，14处电厂，3处钢厂，3处铁矿，19处非金属与 轻金属厂，6处机器制造厂，8处化工厂等，计81个单位，总价值 38亿元（交还中方计146个单位，总价值22亿元）；苏方要求组 织11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非铁金属、水电、民用航空、北方 煤矿等5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 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苏联的胃口相当大，所谓经济合作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主要精华，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绝大部分囊括其中，意味着苏联将控制东北的主要重工业。
其二，国民党政府内部反对声音很大。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张嘉墩、蒋经国等讨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因为身处东北交涉一线，备尝与苏方交涉的艰辛，张嘉墩对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经济合作意图有较准确的认识。他提出“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所谓“精神谅解”就是国民党应以行动表现出对苏友好及对苏联在东北势力范围的默认与容忍。因为东北与苏联接壤，有较为长久的历史渊源，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而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苏联目的是 “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更不能与苏联作敌对之准备”；“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一方面预绝他国利用东北觊觎苏联之野心，一方面亦预绝中国利用东北作以夷制夷之幻想”。
但是，张嘉墩对苏让步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宋国舅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明确“特种产业”范围？） 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所负之责任太大。且苏方之种种阻挠，巳使我方无法信任”，因此“目前万不能谈”——原来是担心承担责任！！！宋子文与王世杰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不少人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现在两人因害怕承担责任，不仅做了缩头乌龟，而且大唱高调。让一线交涉张嘉墩孤掌难鸣。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墩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11月28日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原则：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壬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他们不谈经济合作的立场。
12月4日，张嘉墩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见时，马氏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张嘉墩遂提出在重庆拟定的原则方案，并强调须俟苏方撤军后再谈合作问题。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嘉墩谈话， 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具体方案。因蒋介石事先有电要张按 “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内容，并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 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 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做法，打与拉拢并施， 大棒与胡萝卜并用，一方面表示苏方愿将一半股份让与中国，“实系基于对华友谊之精神”，“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又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在谈话中，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则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两小时而无结果。所以，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由于国民党的拖延而迟迟不得开始。
苏俄的战略诉求
现在分析双方诉求。苏俄虽然依仗武力以强凌弱，吃相难看。但是撇开这些因素不论，其开出这个盘子倒不仅仅是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多是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防患于未然。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关东军这把抵在苏俄后背这把尖刀让苏俄高层领导人实在是刻骨铭心。当时苏俄面临德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几乎要到亡国的地步，就这样，苏俄还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强大的军力震慑日军，实在是依托东北强大工业体系的日本关东军威胁太大了！两线作战的阴影不仅是德国高级将领的梦魔，也是苏俄最大的隐忧。
所以，苏俄的设想是，通过中苏经济合作，不仅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而且彻底排除其他国家势力对东北的渗透。让东北不再成为某个假想敌可以发动对苏战争的工业基地，彻底解除远东方向的隐忧。
1945年12月29日，在苏俄外交委员会副外交人民委员洛夫斯基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对苏俄的立场就有清晰的阐述：“我们不允许东三省成为另一大国施加经济与政治影响的场所，只有在我们积极参与东北三省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东三省。”苏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中国外交人员也明确提出：“苏俄对东北经济合作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
观念之误：丧权辱国还是招商引资？
国民党政府对苏交涉实在是全无章法。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认识到，没有苏俄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很难顺利接收东北，而东北如被中共占据则整个北方形势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国民党政府高层即准备妥协，打算以牺牲东北经济利益来获得苏俄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另一方面又因为党内反对声音实在太大，（甚至有人认为，答应苏俄要求相当于倒退40年，又回到李鸿章时代，丧权辱国以此为甚！）迫于党内的压力蒋介石又指示一线谈判人员张嘉璈：“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紧缩，不可放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所谓的紧缩，就要尽量压缩与苏俄经济合作范围，这个要求与苏俄要价差距甚远，导致中苏交涉失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人观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首先苏俄将日伪设备资产作为自己的战利品，虽然中国不承认，但是已经成为现实，而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很难从苏俄嘴里把这些资财要回来。所以，所谓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议无非是苏俄出设备与技术与中国合资建设东北工业——按照现在的观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靠这样“招商引资”才获得高速发展。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由于清末惨痛的教训，让时人对外国资本合资建设本国工业非常警惕，认为是丧权辱国。
因为这种观念，导致国民党政府大部分高层都反对答应苏俄经济合作要求，这使一线外交人员对苏俄交涉异常困难。
这里插一句，宋国舅在这个事情上表现极不光彩，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他，后期交涉原则上属于落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内容，偏偏这个时候，宋国舅不但变成缩头乌龟，什么责任也不担，而且呼应党内强硬派，一味唱高调，对国民党决策颇多误导，国舅误国，以宋氏为最。
美国佬横插一脚
中苏交涉进展不利，美国佬也来掺和。马歇尔就不止一次对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表示，对苏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1946年2月11日，美国大使馆照会王世杰：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的人民，并可能对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不利地位。”
美国人什么地方都想捞一把，话说当时中国国内大把的可以“参与中国工业发展的机会，”也没见美国人有什么动作，偏偏在东北事宜上态度强硬，压迫国民党政府拒绝苏俄要求。何也？无非是最大程度消除其他国家对华的影响力，让美国在华势力一家独大。
中苏交涉失败，国民党失去大陆的重要伏笔
中苏交涉拖延不绝，情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十万军队以及两万干部正向东北水银泻地般扩张，唯一能阻止中共的只有苏俄。事实上苏俄也不止一次对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暗示，只要达成协议，苏俄将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
据史载。虽然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进展缓慢，但是苏俄对进入东北的中民主联军队并非友好。45年11月，中共刚刚进入沈阳，苏军就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东北局机关与军队立刻撤出沈阳——“不走？就用坦克赶你们走！”这就是“老大哥”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对共产主义小兄弟最真实的嘴脸！
后来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失败。苏俄才开放东北全境让中共占据，规模巨大的日本关东军军火与装备，甚至包括一部分苏俄获取日伪的工业设备也统统移交给中共。让一贯财政窘迫的中共有了争天下的本钱。
反观国民党政府，因为东北交涉失败，连大连港都不能登陆，只得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去。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民党政府牺牲了相当部分的主权，却什么也没得到。直到国民党军队打出关外，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时，才勉强让出一部分大城市交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外交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失败透顶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国民党政府答应了苏俄经济合作的要求，会出现什么结果？苏俄为了兑现承诺以及保证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将支持国民党军队将迅速占领东北，中共民主联军失去几个月的宝贵发展时机。东北的态势将有很大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中苏经济合作如果能够达成，那么，东北工业将很快得以恢复，依托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国民党军队无须关内的支持就可以保持相当大的军事力量。 国民党政府财政压力大大减少（内战期间，国民党中央财政在东北的军费约1亿美元/年，占国民党政府全年支出40%），而中共“向北发展”战略将受到巨大挫折，那时，我军在东北能坚持基本的根据地已经就很不错了，很难再给予关内提供支持。没有东北的军火支持，关内解放军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放战争将是另一种结局。
东北实在太重要了！其工业基础远远领先全国。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投降时，东北的主要日本产业有：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资本26亿日元，员工 34万余名，管理东北及朝鲜北部共1.3万余公里的铁路；（2)满 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总资本57亿日元，员工 26万余名，其下属主要企业有“满洲制铁”（包括著名的鞍山与本 溪钢铁厂）、“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飞行机”、“满洲 自动车”和满洲、阜新、鹤岗、密山四大炭矿，年产能力为铁矿 石265万吨，生铁250万吨，钢133万吨，煤炭2260万吨，铝1.2 万吨，铜矿石L 3万吨，铅矿石3.3万吨，练习机1320架，汽车 8000辆；（3)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简称“满电”），总资本11.亿 日元，员工1.6万余名，电力总装机容量121万千瓦，其中火力 89万千瓦，水力32万千瓦（包括著名的水丰和丰满水电站）。
仅以钢产量为例，当时全国钢产量不过几万吨，还不及东北的一个零头！可见东北重工业对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曾言：“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不保。”蒋介石可谓一语成谶。后来东野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大举入关，轻松的拿下华北。
东北外交失利为国民党政府失败埋下了伏笔。
现在分析双方诉求。苏俄虽然依仗武力以强凌弱，吃相难看。但是撇开这些因素不论，其开出这个盘子倒不仅仅是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多是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防患于未然。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关东军这把抵在苏俄后背这把尖刀让苏俄高层领导人实在是刻骨铭心。当时苏俄面临德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几乎要到亡国的地步，就这样，苏俄还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强大的军力震慑日军，实在是依托东北强大工业体系的日本关东军威胁太大了！两线作战的阴影不仅是德国高级将领的梦魔，也是苏俄最大的隐忧。
所以，苏俄的设想是，通过中苏经济合作，不仅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而且彻底排除其他国家势力对东北的渗透。让东北不再成为某个假想敌可以发动对苏战争的工业基地，彻底解除远东方向的隐忧。
1945年12月29日，在苏俄外交委员会副外交人民委员洛夫斯基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对苏俄的立场就有清晰的阐述：“我们不允许东三省成为另一大国施加经济与政治影响的场所，只有在我们积极参与东北三省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东三省。”苏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中国外交人员也明确提出：“苏俄对东北经济合作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
观念之误：丧权辱国还是招商引资？
国民党政府对苏交涉实在是全无章法。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认识到，没有苏俄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很难顺利接收东北，而东北如被中共占据则整个北方形势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国民党政府高层即准备妥协，打算以牺牲东北经济利益来获得苏俄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另一方面又因为党内反对声音实在太大，（甚至有人认为，答应苏俄要求相当于倒退40年，又回到李鸿章时代，丧权辱国以此为甚！）迫于党内的压力蒋介石又指示一线谈判人员张嘉璈：“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紧缩，不可放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所谓的紧缩，就要尽量压缩与苏俄经济合作范围，这个要求与苏俄要价差距甚远，导致中苏交涉失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国人观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首先苏俄将日伪设备资产作为自己的战利品，虽然中国不承认，但是已经成为现实，而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很难从苏俄嘴里把这些资财要回来。所以，所谓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议无非是苏俄出设备与技术与中国合资建设东北工业——按照现在的观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靠这样“招商引资”才获得高速发展。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由于清末惨痛的教训，让时人对外国资本合资建设本国工业非常警惕，认为是丧权辱国。
因为这种观念，导致国民党政府大部分高层都反对答应苏俄经济合作要求，这使一线外交人员对苏俄交涉异常困难。
这里插一句，宋国舅在这个事情上表现极不光彩，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他，后期交涉原则上属于落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内容，偏偏这个时候，宋国舅不但变成缩头乌龟，什么责任也不担，而且呼应党内强硬派，一味唱高调，对国民党决策颇多误导，国舅误国，以宋氏为最。
美国佬横插一脚
中苏交涉进展不利，美国佬也来掺和。马歇尔就不止一次对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表示，对苏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1946年2月11日，美国大使馆照会王世杰：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的人民，并可能对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不利地位。”
美国人什么地方都想捞一把，话说当时中国国内大把的可以“参与中国工业发展的机会，”也没见美国人有什么动作，偏偏在东北事宜上态度强硬，压迫国民党政府拒绝苏俄要求。何也？无非是最大程度消除其他国家对华的影响力，让美国在华势力一家独大。
中苏交涉失败，国民党失去大陆的重要伏笔
中苏交涉拖延不绝，情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十万军队以及两万干部正向东北水银泻地般扩张，唯一能阻止中共的只有苏俄。事实上苏俄也不止一次对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暗示，只要达成协议，苏俄将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
据史载。虽然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进展缓慢，但是苏俄对进入东北的中民主联军队并非友好。45年11月，中共刚刚进入沈阳，苏军就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东北局机关与军队立刻撤出沈阳——“不走？就用坦克赶你们走！”这就是“老大哥”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对共产主义小兄弟最真实的嘴脸！
后来国民党政府与苏俄交涉失败。苏俄才开放东北全境让中共占据，规模巨大的日本关东军军火与装备，甚至包括一部分苏俄获取日伪的工业设备也统统移交给中共。让一贯财政窘迫的中共有了争天下的本钱。
反观国民党政府，因为东北交涉失败，连大连港都不能登陆，只得从山海关一点一点打出去。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民党政府牺牲了相当部分的主权，却什么也没得到。直到国民党军队打出关外，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时，才勉强让出一部分大城市交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外交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失败透顶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国民党政府答应了苏俄经济合作的要求，会出现什么结果？苏俄为了兑现承诺以及保证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将支持国民党军队将迅速占领东北，中共民主联军失去几个月的宝贵发展时机。东北的态势将有很大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中苏经济合作如果能够达成，那么，东北工业将很快得以恢复，依托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国民党军队无须关内的支持就可以保持相当大的军事力量。 国民党政府财政压力大大减少（内战期间，国民党中央财政在东北的军费约1亿美元/年，占国民党政府全年支出40%），而中共“向北发展”战略将受到巨大挫折，那时，我军在东北能坚持基本的根据地已经就很不错了，很难再给予关内提供支持。没有东北的军火支持，关内解放军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放战争将是另一种结局。
东北实在太重要了！其工业基础远远领先全国。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投降时，东北的主要日本产业有：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资本26亿日元，员工 34万余名，管理东北及朝鲜北部共1.3万余公里的铁路；（2)满 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总资本57亿日元，员工 26万余名，其下属主要企业有“满洲制铁”（包括著名的鞍山与本 溪钢铁厂）、“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飞行机”、“满洲 自动车”和满洲、阜新、鹤岗、密山四大炭矿，年产能力为铁矿 石265万吨，生铁250万吨，钢133万吨，煤炭2260万吨，铝1.2 万吨，铜矿石L 3万吨，铅矿石3.3万吨，练习机1320架，汽车 8000辆；（3)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简称“满电”），总资本11.亿 日元，员工1.6万余名，电力总装机容量121万千瓦，其中火力 89万千瓦，水力32万千瓦（包括著名的水丰和丰满水电站）。
仅以钢产量为例，当时全国钢产量不过几万吨，还不及东北的一个零头！可见东北重工业对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曾言：“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不保。”蒋介石可谓一语成谶。后来东野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大举入关，轻松的拿下华北。
东北外交失利为国民党政府失败埋下了伏笔。
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也许国民党政府在1943年就已经崩溃；如果没有美国《军事援华法案》，蒋介石未必能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共；如果没有美国反对，也许中苏能达成经济合作协议，国民党政府全取东北；如果没有美国关键时刻抽身，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不会失败，国民党政府就不会失掉大陆。
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在1945——1949这个国共相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是国民党政府心中永远的痛。
1945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病故，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是一个平庸无能，敏于言而拙于行的政客。对国际局势的掌控与前任总统相比连称职都算不上。
美国混乱的对华政策
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这个声明被认为是当时最权威的美国对华政策阐述。声明指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应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
按照杜鲁门的声明，我们可以总结美国对华政策的两点基础。第一，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第二，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
正是因为美国明确表态，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杜氏声明在当时获得中共的赞赏。杜鲁门声明发表不久，中共中央就公开表示：“希望杜鲁门总统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
实际上，杜鲁门声明的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对华政策很大程度被前往中国调停的马歇尔个人意志所左右，整个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种忽左忽右，混乱而又矛盾的状态。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请注意，46年6月，国共内战即将爆发，这个时候通过《军事援华法案》毫无疑问美国是要支持国民党政府军事解决中共。6月26日内战爆发，仅仅一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不仅如果，美国还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对华武器禁运扩展到整个国际社会，很快，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
前后1个半月，美国对华政策大相径庭。这还只是开始，几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又发生变化：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马歇尔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
这4亿美元援助对当时财政与军事局势都江河日下的国民党政府可谓雪中送炭，如果援助落实到位，国民党政府未必不能稳定局势。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再出昏招。
蒋介石的昏招：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1948年11月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民调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支持率远远超过杜鲁门，于是蒋介石决定赌一把。他先是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约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动用一切力量，为杜威拉选票。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四百万美元巨款，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不仅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还直接给杜威提供巨额捐助。11月最后一周，杜鲁门奇迹般逆转形势，赢得美国大选。这下，国民党政府算是把杜鲁门彻底得罪个干净。好吧，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赢得大选后，杜鲁门立刻变脸。先是拒绝了宋美龄要求给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请求。不但如此，连原来同意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杜鲁门也要拖延。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
1949年元旦，中共在三大战役中获得全胜，南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期望美国发表一个措施强硬的照会来稳定人心。杜鲁门却冷淡的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反而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了南京，以其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中共的黄华的师生关系，试图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建立关系。不仅如此，美国还与桂系接触，表示支持时任副总统的桂系首脑李宗仁接替蒋介石的位置。
到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以后，杜鲁门更一度采取放任中共进攻，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 “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 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对台湾问题声明，宣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 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此后不久，美国开始从台湾撤侨。
如果不是韩战爆发，台湾也许在50年代就已经被解放。
美国佬在想什么？
美国对华混乱的政策反应了其高层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包括史迪威、马歇尔等人非常痛恨国民党体制内广泛不可抑制的腐败，希望能改组国民党政府，使之成为一个更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民主政府。所以，抗战胜利后才有了马歇尔调停，才有了杜鲁门声明，希望国民党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为了压迫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的主张，美国不惜在国共内战关键时期切断对国民党的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其要保持对华的影响力，又不得不依赖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所以，内战爆发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虽然一个月后又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对外政策经常不统一，国会代表民意，而政府主张则更多体现执政高层的个人意志），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失利，统治已经受到严重威胁时，又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希望能帮助国民党稳定统治地位。后期政策变调很大程度是杜鲁门的个人行为。
心胸狭隘的杜鲁门仅仅出于报复的心理，在国民党政府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干净彻底的抛弃了自己曾经的盟友。
等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美国人又开始反思：为什么失去中国。面对国会的广泛质疑，杜鲁门又打了鸡血一样，扮演所谓“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急先锋。先是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接着赤膊上阵，直接充当韩战主力，60年代再打越战，前前后后花了上万亿美元的代价以及十多万美国青年的生命，最后干脆又花费几千亿美元建立第一岛链的防线来遏制中国……话说当年美国只需要几十亿美元也许就可以帮助国民党政府稳定其统治。
谁说美国佬深谋远虑，战略布局长达数十年？
谁说美国佬可以得心应手操控国际局势？
谁说美国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
“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在1945——1949这个国共相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是国民党政府心中永远的痛。
1945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病故，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是一个平庸无能，敏于言而拙于行的政客。对国际局势的掌控与前任总统相比连称职都算不上。
美国混乱的对华政策
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这个声明被认为是当时最权威的美国对华政策阐述。声明指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应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
按照杜鲁门的声明，我们可以总结美国对华政策的两点基础。第一，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第二，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
正是因为美国明确表态，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杜氏声明在当时获得中共的赞赏。杜鲁门声明发表不久，中共中央就公开表示：“希望杜鲁门总统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
实际上，杜鲁门声明的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对华政策很大程度被前往中国调停的马歇尔个人意志所左右，整个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种忽左忽右，混乱而又矛盾的状态。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请注意，46年6月，国共内战即将爆发，这个时候通过《军事援华法案》毫无疑问美国是要支持国民党政府军事解决中共。6月26日内战爆发，仅仅一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不仅如果，美国还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对华武器禁运扩展到整个国际社会，很快，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
前后1个半月，美国对华政策大相径庭。这还只是开始，几个月后美国对华政策又发生变化：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马歇尔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
这4亿美元援助对当时财政与军事局势都江河日下的国民党政府可谓雪中送炭，如果援助落实到位，国民党政府未必不能稳定局势。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再出昏招。
蒋介石的昏招：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1948年11月美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民调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支持率远远超过杜鲁门，于是蒋介石决定赌一把。他先是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约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动用一切力量，为杜威拉选票。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四百万美元巨款，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不仅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还直接给杜威提供巨额捐助。11月最后一周，杜鲁门奇迹般逆转形势，赢得美国大选。这下，国民党政府算是把杜鲁门彻底得罪个干净。好吧，国家关系变成私人恩怨。
赢得大选后，杜鲁门立刻变脸。先是拒绝了宋美龄要求给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请求。不但如此，连原来同意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杜鲁门也要拖延。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 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
1949年元旦，中共在三大战役中获得全胜，南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期望美国发表一个措施强硬的照会来稳定人心。杜鲁门却冷淡的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反而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了南京，以其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中共的黄华的师生关系，试图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建立关系。不仅如此，美国还与桂系接触，表示支持时任副总统的桂系首脑李宗仁接替蒋介石的位置。
到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以后，杜鲁门更一度采取放任中共进攻，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 “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 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对台湾问题声明，宣称：“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 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此后不久，美国开始从台湾撤侨。
如果不是韩战爆发，台湾也许在50年代就已经被解放。
美国佬在想什么？
美国对华混乱的政策反应了其高层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包括史迪威、马歇尔等人非常痛恨国民党体制内广泛不可抑制的腐败，希望能改组国民党政府，使之成为一个更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民主政府。所以，抗战胜利后才有了马歇尔调停，才有了杜鲁门声明，希望国民党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为了压迫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的主张，美国不惜在国共内战关键时期切断对国民党的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其要保持对华的影响力，又不得不依赖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所以，内战爆发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虽然一个月后又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军事援华法案》终止（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对外政策经常不统一，国会代表民意，而政府主张则更多体现执政高层的个人意志），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失利，统治已经受到严重威胁时，又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希望能帮助国民党稳定统治地位。后期政策变调很大程度是杜鲁门的个人行为。
心胸狭隘的杜鲁门仅仅出于报复的心理，在国民党政府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干净彻底的抛弃了自己曾经的盟友。
等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美国人又开始反思：为什么失去中国。面对国会的广泛质疑，杜鲁门又打了鸡血一样，扮演所谓“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急先锋。先是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接着赤膊上阵，直接充当韩战主力，60年代再打越战，前前后后花了上万亿美元的代价以及十多万美国青年的生命，最后干脆又花费几千亿美元建立第一岛链的防线来遏制中国……话说当年美国只需要几十亿美元也许就可以帮助国民党政府稳定其统治。
谁说美国佬深谋远虑，战略布局长达数十年？
谁说美国佬可以得心应手操控国际局势？
谁说美国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
“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
抗战胜利时，日本占领区是中国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对投降日伪的善后处理政策很大程度决定着日后国共斗争的政治版图。
当时国民政府执政重心偏处西南， 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 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形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
因为日本已经投降，属于死老虎。国民党政府处理投降日伪的关系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所以，一系列军政组合拳打得颇有章法。
大棒严令威吓
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 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 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嗯，你没看错，日军仅仅因为向其它中国军队投降，就将受到“武力制裁”！
所以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 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出于盟军之命令及仇共心理，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相当合作的态度。在8月 18曰他拟订的《对华处理纲要》中，就已提出对投降之处理原则，“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 取自卫武力行动。9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 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冈 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 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在国民政府 军队一时难以开到的北方，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 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 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 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 序。胡萝卜怀柔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胜利日演讲中提出了 “以德报怨”的战后对日政策，即所谓 “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 加以侮辱”。为此，对于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徒手 官兵，保持其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将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负责传达、执行了中国战 区陆军总司令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宜”。
日军属于投降军队，“观瞻”所系，利用毕竟受到许多限制。 为了确保战后接收之顺利进行，对抗战期间投降叛国的伪军，国民党政府及时的抛出“乘机赎罪，努力自新”的新“出路”。
利用伪军充当急先锋
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局势是国民党政府罔顾民族感情的一着“高招”——既可使他们为接收效力，又可在接收完成后予以收编，增强己方力量。伪军多为原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战时因种种原因而降日，但与国民政府间藕断丝连， 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脚踩两只船者所在多有。日本投降后，他们为了自身的前途，更是急于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而他们对当地情况之熟悉、对民众联系之广泛，均胜于日军，为国民政府的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还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即与沦陷区伪政权各级 官员通过不同的管道建立了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经过军统局戴笠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领受相关指令。日本刚刚投降，戴笠即于8月15日致函周佛海称：“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 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此后，周佛海便以上 海行动总队司令之名义，负责维持对国民政府接收最为重要之京沪地区。戴笠同时致电在重庆的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 策动之127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97部74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 先给予先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 “民主联军滋扰”任务。一时间，伪军之“反正自新”蔚为潮流，并担任了相当程度之维持地方的任务。
国民党政府军政齐下软硬兼施的对日为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功，因此虽然国民政府军队远在西南后方，一时不及赶到收复区，但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之接收，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进行的。接收的日伪军火与各种资财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
抗战胜利时，日本占领区是中国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对投降日伪的善后处理政策很大程度决定着日后国共斗争的政治版图。
当时国民政府执政重心偏处西南， 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 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形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
因为日本已经投降，属于死老虎。国民党政府处理投降日伪的关系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所以，一系列军政组合拳打得颇有章法。
大棒严令威吓
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 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 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嗯，你没看错，日军仅仅因为向其它中国军队投降，就将受到“武力制裁”！
所以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 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出于盟军之命令及仇共心理，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相当合作的态度。在8月 18曰他拟订的《对华处理纲要》中，就已提出对投降之处理原则，“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 取自卫武力行动。9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 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冈 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 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在国民政府 军队一时难以开到的北方，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 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 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 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 序。胡萝卜怀柔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胜利日演讲中提出了 “以德报怨”的战后对日政策，即所谓 “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 加以侮辱”。为此，对于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徒手 官兵，保持其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将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负责传达、执行了中国战 区陆军总司令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宜”。
日军属于投降军队，“观瞻”所系，利用毕竟受到许多限制。 为了确保战后接收之顺利进行，对抗战期间投降叛国的伪军，国民党政府及时的抛出“乘机赎罪，努力自新”的新“出路”。
利用伪军充当急先锋
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局势是国民党政府罔顾民族感情的一着“高招”——既可使他们为接收效力，又可在接收完成后予以收编，增强己方力量。伪军多为原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战时因种种原因而降日，但与国民政府间藕断丝连， 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脚踩两只船者所在多有。日本投降后，他们为了自身的前途，更是急于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而他们对当地情况之熟悉、对民众联系之广泛，均胜于日军，为国民政府的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还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即与沦陷区伪政权各级 官员通过不同的管道建立了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经过军统局戴笠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领受相关指令。日本刚刚投降，戴笠即于8月15日致函周佛海称：“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 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此后，周佛海便以上 海行动总队司令之名义，负责维持对国民政府接收最为重要之京沪地区。戴笠同时致电在重庆的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 策动之127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97部74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 先给予先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 “民主联军滋扰”任务。一时间，伪军之“反正自新”蔚为潮流，并担任了相当程度之维持地方的任务。
国民党政府军政齐下软硬兼施的对日为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功，因此虽然国民政府军队远在西南后方，一时不及赶到收复区，但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之接收，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进行的。接收的日伪军火与各种资财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
国民党发了大财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军队共接收日军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 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匹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另外，国民政府还接收了大量的日伪资财，估价为3.5 亿?8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物资，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 建立以来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笔物资，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也因此而得到极大增长。同时，由于日伪为国民政府维持地方， 中共借日本投降之机得到收复区部分大城市的计划基本没有实现。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认为：“蒋介石利用其合 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 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接收日伪资财对于国民政府在战后重新获得全国支配地位，并在国共斗争中占据实力优势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最大的资财也就是接收日伪部分。而美、苏、英、法给予国民党的援助少的可怜。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军队共接收日军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 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匹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另外，国民政府还接收了大量的日伪资财，估价为3.5 亿?8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物资，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 建立以来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笔物资，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也因此而得到极大增长。同时，由于日伪为国民政府维持地方， 中共借日本投降之机得到收复区部分大城市的计划基本没有实现。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认为：“蒋介石利用其合 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 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接收日伪资财对于国民政府在战后重新获得全国支配地位，并在国共斗争中占据实力优势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最大的资财也就是接收日伪部分。而美、苏、英、法给予国民党的援助少的可怜。
得到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深受鼓舞，决定从各战略区再调30万部队到东北以便接收。进入11月中旬，风云突变。苏联在国民党当局抗议下，强令中民主联军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以及中长铁路沿线，不再移交武器，还一度中止与中共东北局的联络。从国际大气候看，此刻苏联与美英两国议定下个月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有在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斯大林便担心如过于接近中共会引起国民党及其后台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苏方便不惜违背诺言，牺牲中共的利益，来换取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的好感。如再看看后来的历史，赫鲁晓夫那种背信弃义毁合同的做法，其实在1945年就已初见端倪。
苏俄与国民党谈判破裂，转头支持中共
进入1946年初春，美苏在全球开始了新冷战，苏联与国民党当局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又趋于破裂，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再度热情起来。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将一批日本武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并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支持国民党加剧中国内战。1947年秋季以后，美苏在西欧形成军事对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斯大林更增加了对中共援助。不过为避免同国民党政权彻底破裂，苏联在1949年夏季之前没有向中共提供过本国制造的一枪一弹，移交的都是缴获日本、德国的武器，甚至还有美国对苏的租借物资。
斯大林在东北给予中共的支持，实际上违反了《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协议》中的约定，不过从其国家战略的角度也不难理解，面对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和国民党完全投靠美国的形势，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在中国支持一支能抗衡美蒋的力量。所以，当时斯大林一面对中共不信任，一面又给予援助；一面同美蒋交易东北问题，一面默许中共在那里发展力量。这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都统一到一个目标上，即苏联期望在远东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利益驱动下，当年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态度便像多变的睛雨表，随着国际形势和自身利害的关系，热度如同水银柱那样忽上忽下。
苏俄援助巨大，足以改变东北国共力量对比
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主要是军火与物资。
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前苏联有两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P72）
二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话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中提供的数据：“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P250）
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二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载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实际上有相当部分运进关内支援关内解放军作战）。因此，苏联的数据有较大的争议。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苏俄与国民党谈判破裂，转头支持中共
进入1946年初春，美苏在全球开始了新冷战，苏联与国民党当局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又趋于破裂，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再度热情起来。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将一批日本武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并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支持国民党加剧中国内战。1947年秋季以后，美苏在西欧形成军事对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斯大林更增加了对中共援助。不过为避免同国民党政权彻底破裂，苏联在1949年夏季之前没有向中共提供过本国制造的一枪一弹，移交的都是缴获日本、德国的武器，甚至还有美国对苏的租借物资。
斯大林在东北给予中共的支持，实际上违反了《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协议》中的约定，不过从其国家战略的角度也不难理解，面对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和国民党完全投靠美国的形势，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在中国支持一支能抗衡美蒋的力量。所以，当时斯大林一面对中共不信任，一面又给予援助；一面同美蒋交易东北问题，一面默许中共在那里发展力量。这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都统一到一个目标上，即苏联期望在远东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利益驱动下，当年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态度便像多变的睛雨表，随着国际形势和自身利害的关系，热度如同水银柱那样忽上忽下。
苏俄援助巨大，足以改变东北国共力量对比
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主要是军火与物资。
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前苏联有两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P72）
二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话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中提供的数据：“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P250）
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二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载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实际上有相当部分运进关内支援关内解放军作战）。因此，苏联的数据有较大的争议。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285、P292）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P204）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如果算上经朝鲜运到东北的2000多车皮（10万吨左右）的军火与物资，中共从苏联获得的武器与苏联公布的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
除了枪支弹药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一百八十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据黄乃一回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米，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285、P292）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P204）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如果算上经朝鲜运到东北的2000多车皮（10万吨左右）的军火与物资，中共从苏联获得的武器与苏联公布的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
除了枪支弹药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一百八十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据黄乃一回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米，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外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
苏联与朝鲜对中共的援助不仅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获得的外援，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外援，中共不可能在内战爆发后短短2年时间就从120万军队膨胀到300万大军。即使中共依靠自己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动员出足够的人力，但是以当时中共薄弱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武装并支撑数百万规模军队的作战。
以作战最频繁的山东解放区为例。
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记载。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区扩大山东解放区兵工生产也急剧扩大，但是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山东先后实施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山东军工生产受到很大影响。1947年9月，国民党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山东军工生产才得以恢复发展。到1948年7月，山东解放区已有26个兵工厂，职工1.2万人。但是，由于解放区工业基础实在薄弱，所以即使在山东兵工最鼎盛时期，其供应前线的军火也十分有限。
1948年—1949两年山东供应前方军火统计表
品名单位数量备注
子弹（发）9737468
迫击炮弹（发）2493677
钢炮弹（发）17972
手榴弹（枚）593448
炸药（斤）92868
信号弹（发）9568888
炮（门）677（包括迫击炮）
解放战争部分战役缴获弹药统计表
单位、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津浦路攻势、济南战役、合计
炮（门）414、277、302、892、1885
枪支（支）17569、10815、27899、53268、109541
炮弹（万发）2.6、0.7、9.5、55.6、68.4
子弹（万发）264、208、519、1121、2112
手榴弹（万发）20.8 、1.6、22.4
炸药（吨） 139、139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部分战役弹药消耗表
炮弹（万发）子弹（万发）手榴弹（万枚）炸药（吨）
鲁南战役0.6、31、0.8
莱芜战役1.2130.43.4
孟良崮战役3.4、200、3
南麻战役4.5、213、5.7、2
潍县战役3.9、76.4、2.5、3
济南战役7.4、320、8.7、20
淮海战役72、2060、40、66
合计93、3030、64.1、91
山东军工生产是合并了华中兵工产业的体系，其兵工产品前期供应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后期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后，其兵工产品主要供应华东野战军作战从上述2表可以看出，加上缴获，其供应子弹不过3000万发，炸药不到200吨。而不管前期的山野与华中野战军，还是后期的华东野战军，其人员长期保持30万——45万的编制（淮海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包括16个纵队48万人），以这么一点军火，人均子弹不过70来发，也许几次战役就要消耗干净。从山东部分战役弹药消耗统计表可以看出，仅仅7次战役就已经消耗3000万发子弹，而在淮海战役前，华野打了几十场战役，这些战役中固然有很多胜仗，但是败仗、消耗仗也不少。规模比较大的败仗包括泗县战役、淮阴战役、涟水战役、土山集战役、丁里长战役、帝丘店之战等等，华野47年7月分兵后绝大部分都是消耗战。仅靠一些胜仗的缴获要补充这些败仗与消耗战的损耗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以山东军工体系远远不足以支撑华东野战军3年解放战争中的巨大军火消耗。那么，其军火缺口部分那里来的，只能是东北给予的支援。
据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其《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中介绍，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
据《论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记载，其胶东军区海防办事处仅1947年6月——1948年6月，1年的时间从东北运输了59506吨物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军火。
陈士榘在回忆录中就两次说道:“弹药是从东北运来的，比较充足”；“炮弹除战场上缴获的以外，还有从东北军区、东满军区经海上运到山东的，储存在滨诲山区，可以随时补充。”
正是因为东北给予山东源源不断的输血，华野才能在频繁残酷的战争中越打越强（内战爆发时，山野与华中野战军20来万，淮海战役时已经达到48万），所以，当胶东解放区短暂沦陷时，华野进入最艰难、最黑暗的时期。原因无它，脖子被卡住了。
反观国民党政府，空有中央大义名分。但是外交办得一塌糊涂。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军火发了一笔横财，对美英苏外交都乏善可陈。当中共从朝鲜获得10万吨军火，从苏联得到大量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资时，国民党政府仅仅从美国获得不足万吨军火。甚至在国共内战最关键的1946——1948年还遭遇国际社会的武器禁运。
如果说中共以“小米”为基础的粮本位经济结构完胜国民党政府以金银外汇为基础的银本位经济结构，那么，中共获得的远超国民党政府外援军火是中共最终获得胜利的另一个重要的砝码。
小米+步枪Vs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实在是国共内战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苏联与朝鲜对中共的援助不仅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获得的外援，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外援，中共不可能在内战爆发后短短2年时间就从120万军队膨胀到300万大军。即使中共依靠自己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动员出足够的人力，但是以当时中共薄弱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武装并支撑数百万规模军队的作战。
以作战最频繁的山东解放区为例。
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记载。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区扩大山东解放区兵工生产也急剧扩大，但是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山东先后实施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山东军工生产受到很大影响。1947年9月，国民党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山东军工生产才得以恢复发展。到1948年7月，山东解放区已有26个兵工厂，职工1.2万人。但是，由于解放区工业基础实在薄弱，所以即使在山东兵工最鼎盛时期，其供应前线的军火也十分有限。
1948年—1949两年山东供应前方军火统计表
品名单位数量备注
子弹（发）9737468
迫击炮弹（发）2493677
钢炮弹（发）17972
手榴弹（枚）593448
炸药（斤）92868
信号弹（发）9568888
炮（门）677（包括迫击炮）
解放战争部分战役缴获弹药统计表
单位、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津浦路攻势、济南战役、合计
炮（门）414、277、302、892、1885
枪支（支）17569、10815、27899、53268、109541
炮弹（万发）2.6、0.7、9.5、55.6、68.4
子弹（万发）264、208、519、1121、2112
手榴弹（万发）20.8 、1.6、22.4
炸药（吨） 139、139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部分战役弹药消耗表
炮弹（万发）子弹（万发）手榴弹（万枚）炸药（吨）
鲁南战役0.6、31、0.8
莱芜战役1.2130.43.4
孟良崮战役3.4、200、3
南麻战役4.5、213、5.7、2
潍县战役3.9、76.4、2.5、3
济南战役7.4、320、8.7、20
淮海战役72、2060、40、66
合计93、3030、64.1、91
山东军工生产是合并了华中兵工产业的体系，其兵工产品前期供应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后期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后，其兵工产品主要供应华东野战军作战从上述2表可以看出，加上缴获，其供应子弹不过3000万发，炸药不到200吨。而不管前期的山野与华中野战军，还是后期的华东野战军，其人员长期保持30万——45万的编制（淮海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包括16个纵队48万人），以这么一点军火，人均子弹不过70来发，也许几次战役就要消耗干净。从山东部分战役弹药消耗统计表可以看出，仅仅7次战役就已经消耗3000万发子弹，而在淮海战役前，华野打了几十场战役，这些战役中固然有很多胜仗，但是败仗、消耗仗也不少。规模比较大的败仗包括泗县战役、淮阴战役、涟水战役、土山集战役、丁里长战役、帝丘店之战等等，华野47年7月分兵后绝大部分都是消耗战。仅靠一些胜仗的缴获要补充这些败仗与消耗战的损耗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以山东军工体系远远不足以支撑华东野战军3年解放战争中的巨大军火消耗。那么，其军火缺口部分那里来的，只能是东北给予的支援。
据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其《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中介绍，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
据《论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记载，其胶东军区海防办事处仅1947年6月——1948年6月，1年的时间从东北运输了59506吨物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军火。
陈士榘在回忆录中就两次说道:“弹药是从东北运来的，比较充足”；“炮弹除战场上缴获的以外，还有从东北军区、东满军区经海上运到山东的，储存在滨诲山区，可以随时补充。”
正是因为东北给予山东源源不断的输血，华野才能在频繁残酷的战争中越打越强（内战爆发时，山野与华中野战军20来万，淮海战役时已经达到48万），所以，当胶东解放区短暂沦陷时，华野进入最艰难、最黑暗的时期。原因无它，脖子被卡住了。
反观国民党政府，空有中央大义名分。但是外交办得一塌糊涂。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军火发了一笔横财，对美英苏外交都乏善可陈。当中共从朝鲜获得10万吨军火，从苏联得到大量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资时，国民党政府仅仅从美国获得不足万吨军火。甚至在国共内战最关键的1946——1948年还遭遇国际社会的武器禁运。
如果说中共以“小米”为基础的粮本位经济结构完胜国民党政府以金银外汇为基础的银本位经济结构，那么，中共获得的远超国民党政府外援军火是中共最终获得胜利的另一个重要的砝码。
小米+步枪Vs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实在是国共内战胜败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