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可喜的是，这一切随着名将王越赴任大同接手西北防务时得到改善。
王越刚到大同时，就着手完善大同地区的边防事物，他整军经武，修建堡垒，鼓励当地农商，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果，并很快在后来抗击毛里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上面提到，成化初期的搜套捣剿计划于毛里孩进贡后而延缓。实际上这是毛里孩的权宜之计。因为在套虏的内乱中，毛里孩的实力也受到一定的削弱，而毛里孩入贡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并暗中恢复力量。从孙继宗的奏报中我们可以一探究竟:
“虏酋毛里孩久住河套，近于大同西路一代吞住，欲称入贡踪迹诡秘莫测，其奸传闻与阿罗出，阿失帖木儿自相敌对，所以不敢北还沙漠。欲东入大同复惧我加兵，佯为款塞，或言其欲肄陆梁而未得其便。假好辞以缓我，挨得衅而长驱二者之言”。
可见他毛里孩慑于明军边境的搜剿部队，于是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入贡向明朝政府示弱，并且让明军的目标转移到自己的敌人们头上，既能分散明朝的注意力，又可让明军将对外矛盾转移到自己的对手头上，他可以借机恢复元气，然后坐收渔利。于是他数次致书明朝政府，乞贡互市。然而这一切都没能瞒过明宪宗的眼睛。于是明宪宗很干脆的拒绝了毛里孩的要求。于是毛里孩很不甘心，便在大同一代寻事生非搞摩擦，并虚张声势，企图以战争讹诈来逼迫明朝政府满足自己的要求，然而这一次他没有以往的幸运了，这次他遇上了巡抚大同的王越。
一次，王越和朱永率领一千人马巡边，与蒙古大股部队遭遇，朱永一时不知所措，提议王越撤退，结果王越回绝，表示，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而后，王越当机立断，让士兵们上山列阵，蒙古骑兵见明军阵容整齐，始终没敢轻易出击，两军对峙到黄昏，蒙古人马逐渐松懈下拉，此时王越命令全军下马，军队保持队形，悄无声息的鱼贯而行，而王越自己亲自率领300人殿后，其余士兵在朱永的率领下在前行进，王越规定不许前兵反顾，反顾这斩。于是就这样，一千明军从敌军的眼皮子底下从容撤退。清点人数，无一人伤亡，事后王越对朱永说：如果我方一动，敌军就会追，这样的话我们谁都没法活，只能不动声色的迷惑他们。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敌人不易察觉，这才能逃脱。


成化四年，毛里孩杀掉鞑靼首领摩轮汗后，开始向东扩张，这一行为得罪了其他蒙古部落，最终，毛里孩众叛亲离，被阿罗出和来自吐蕃的蒙古族部落的合击下，兵败身亡。随着毛里孩在蒙古内部的纷争中被杀，东蒙古的统治权转移到阿罗出，黄金家族出身的满都鲁，孛罗忽所结成的松散联盟，并且其麾下六万旧部，蒙古势力重新洗牌，这也令明朝边境再次面临威胁。
成化五年冬天。阿罗出越过黄河重新进入河套地区，挑起新一轮的战争，十一月，进犯榆林，被边军击败，一个月后，有万余人的蒙古骑兵逼近延绥镇边墙，延绥告急。当时掳寇掳掠边民，当地千户瞿清，百护曹义皆阵亡，接着有入延绥，保安，安寨二县分道掳掠烧杀。杀军士居民男女钱粮牛羊皆掠夺一空。
兵部得知消息，急调王越与杨信驰援延绥，成化六年，王越赶到榆林，他做出部署，以两翼行军夹击的方式，击溃了入寇套虏。一路追击，套虏一路溃逃至塞外。杨信决定扩大战果，选取官军五万，分作三营，深入虏境。然而又有五千蒙古骑兵南侵。杨信回师延绥，在胡柴沟对敌军发动突袭，将其击溃。一战缴获敌军军马五万匹，盔甲弓箭四千余件，牛羊两千余头。


同年阿罗出再度卷土重来，但被王越击败，并与在红岩池之战彻底击溃了套虏，迫使套虏迁出河套地区。


虽然红岩池之战的胜利由于种种局限未能达到完全掌控河套地区的目的，但是也成为了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的骑兵对游牧骑兵对决的绝唱。
捣剿战术实质上是汉朝霍去病轻骑奔袭匈奴后方战术的延续。同时也是中原王朝有效打击游牧民族的唯一有效措施。
在历次战争中，中原王朝逐渐发现，游牧民族的弱点，虽然游牧骑兵来去自如，但是后方的营帐和牲畜却移动缓慢很容易成为偷袭的目标，于是中原王朝组织了轻骑捣剿，以快打快的战术方阵。去偷袭游牧民族的老巢，这种战术方式已经成为后世中原王朝对抗游牧民族的不二门法。然而这种战术也有缺点，除了上述的需要人力物力的维持意外，还需要大量的军马数量，如汉武帝时代为了执行这一战法，很快就消耗掉了将近四十多万匹的战马数量。而在内地开拓牧场还需要占用粮食耕地，这也造成了农耕区在大量饲养战马方面相比游牧民族往往处于劣势，在唐朝以后，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北方沙漠化严重，而军马牧场又总是处在和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状况，这使得中原王朝很难永久保持有一处稳定的战马源，同时也让中原王朝养马的成本不断的上涨，虽然中原王朝的战马储备的绝对数量少并不算少，但是和游牧政权相比还是处于劣势。同时草原的游牧民族的组织水平和战争潜力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对手强度不同而不断的强化。因此这一战术在后来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难以实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朝成化年间的捣剿搜套到成化六年的红岩池大捷。成为了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捣剿战术的绝唱。

明朝的决策失误与车营复套理论的形成。


以上是成化时代，明朝军队的边境战争的概括。成化朝明军的多次捣剿搜套，让蒙古部落遭到惨重损失，不得不迁离河套，到了弘治元年，明朝却没有对河套继续采取和强化防务措施，同时由于一项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明朝后世无力收复河套，也让套虏再度席卷河套，更为严重的是，也导致了，明朝边军的战斗力极大的衰退。甚至不少边军卫所丧失了战斗力。明军战斗力大幅度的降低就是从弘治朝集中开始出现的，不仅仅让弘治时代，明军丧失边境战争的主动权，也给后世造成不良的影响。一度很难恢复。是什么原因导致成化时代，战斗力旺盛的明军在弘治朝开始急剧下降的呢。原因是——开中法被朱祐樘废除。
开中法是明初为了节省边防军队就粮的成本，以盐的买卖允许来获得商人们积极向边境运量。其运作方式是，商人可以自发向边境运输粮草和物资，到达目的地后，可以向朝廷领取盐引。而获得盐引后，就可以贩卖盐（盐再过去一般是政府把持，不许私人贩卖，贩卖私盐是死罪）。然而商人觉得，路途遥远往来运输物资也需要消耗粮食，于是他们便雇人在边境置业屯田，一方面于方便就粮。同时也可以直接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于是商屯开始产生，而商屯不仅仅可以节省运输就粮的成本，同时也可以为边军提供粮草。即可拿盐引，也能向边军卖粮，赚双份钱。同样，明廷也发现了其中的效益，于是招商输粮。于是，边境的商屯逐渐增多，而商屯的增多也让北部边境的粮价较为便宜，士兵们能够消费得起。而边军既然有稳定的粮食供应，战斗力和士气会很稳定。而明代兵制分屯军和守军，屯军专管种地，而守军是正常的战斗兵。而有了商屯的供应，许多屯军也开始参战。这样能战之兵增加。
（当时，明军以首级记功，砍一颗人头，或官升一级，或给一笔丰厚的银子。而一个士兵哪怕砍下2个人头基本上算发财了。有时候明军士兵也会因为一颗首级而大打出手，没办法，毕竟首级就是钱和官呀，而且明军的下级军官可以世袭，如小旗。总旗。百户。卫指挥佥事。都是可以世袭的，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明军士兵并不奢望能当将军，但是混个基层军官还是要的。至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歹也可以使唤手下去冲锋砍人，何乐不为呢。）
然而当时明朝的盐场基本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两淮地区，其中两淮盐场最为重要，而远在明朝北部的基层政治机关并不知道两淮地食盐的具体产量，而不断的招商输粮或屯田，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多发盐引。而盐引的增多远远超过了主要产盐地的盐产量。导致许多商人持有盐引去盐产地换取盐的时候通常会无法立即获得食盐，只能等候。甚至一度发生祖孙三代等待食盐侯支的状况，这种状况到了成化朝也愈发严重，商人们也纷纷抱怨。
同时，当地政府也处于私心，纷纷提出意见，因为，商屯的增多，边境地区粮食产量不断的上升，而粮食产量的上升，自然会让粮价变得十分便宜。按照原来，盐一引易粟两斗五升，的比例来换取盐引，当地政府感到吃亏。
以上种种客观因素，弘治五年，出身淮安的户部尚书叶淇应两淮盐商的请求，改革开中法，规定以后商人不必在边境屯田了，只要在盐产地向转运使司缴纳银两就可得到盐引，换盐出卖，因为每一盐引所纳的银数远高于原来在边境缴纳粮食的实际价格，而官方也觉得划算。而明孝宗也为了增加些财政收入，于是一拍即合，认可了这个改革，这等于是变相的废除了开中法。
虽然取得了成效。让盐商换取食盐的渠道便的便捷，同时收入提高，政府的收入上涨。然而这些都是眼前的蝇头小利，却远远的低估了废除开中法所造成的直接灾难。
因为这一改革，原来在边境屯田的商人们觉得没有必要把粮食送到边境或者在边境屯田置业了，于是纷纷撤业南归，尤其是西北的盐商纷纷都撤业南下。迁往江南地区，这样一来，就把边军的苦大兵们给坑了，由于商屯纷纷撤业消失，导致边境地区的粮食产量几乎一夜之间锐减，不少曾经的商屯之地变为荒芜之地，由于粮食的瞬间减产，粮价也飞速的飙升。根据记载，由于当时九边屯田数量急剧减少，一石米达到了五两白银的价格，许多士兵根本无法承受高额的粮价，可以说，此时此刻，边军的苦大明基本算得上是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了，而明朝政府呢，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来解决和改善边军吃饭的问题，既然饭都吃不饱了，那么战斗力也就完蛋了，本来就永乐时代就产生的军户逃亡事件，在弘治朝，再次频繁的发生，边军许多的军户和士兵都逃亡找活路了，使得在战斗力锐减的雪上再加了一层兵员非战斗流失的寒霜。成为几乎压垮明朝边军的稻草。随之而来的就是弘治统治的十八年间，边军永远的失去了边境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是被动挨打。明军连自保都很难了，就别指望能够主动迎敌。
这些严峻的问题都摆在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官员的眼前，有些人后悔了。才认识到纳银而不纳粮的弊端，虽然直接纳银既能灵活的让盐买卖，同时也算是承认了民间食盐的贩卖权利和食盐商品化。这些对于经济角度来说是进步的，然而和外患压境，以牺牲边防力量换来的经济改革和进步却又显得十分的不符合时宜。于是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人开始呼吁恢复开中法了，不仅是弘治帝，后来的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诸帝王都曾尝试恢复开中法，甚至重新开商屯来弥补弘治帝的错误决策。然而一旦便捷的，更有利润的事情开了头，就不要再指望能够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毕竟人都有惰性和逐利心。开中法的恢复已经永远的不可能实现了。加上，当时北方边境地区的屯垦设施已经完全荒废，劳动力也几乎流失殆尽，边地的荒芜以及其他因素，在边境开设商屯已经无法施行下去了。
而恰恰在开中法废除的同时，也是鞑靼部首领达延汗继也先之后有一次统一了蒙古诸部，势力日渐强盛。面对这种恶劣的状况，虽然明军于弘治十年，和弘治十三年分别组织了两次捣剿，并取得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边军整体战斗力已经无法和明初，甚至和成化朝的明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两次的捣剿换来了数次达延汗的报复性的入寇。面对蒙古骑兵，士气低落，吃不饱饭的明军完全抵挡不住达延汗的疯狂进攻，从此，达延汗算是横扫了明朝西起宁夏，东至延绥，南到，花马池，盐池，萌城，乃至固原镇等大面积区域，朱祐樘的父亲成化帝积累起来的边防设施成果都毁于一旦。明朝廷得不偿失。也就是说，西北的防务设施从不完善直接打回了半成品，更为后世遗患无穷，这就是弘治朝的失误决策，导致了明朝边军力量的减弱。此后一直到嘉靖朝，明军很难再能组织捣剿打击蒙古部落的力量了。
更为失误的是，弘治皇帝竟然让京营军士们荒废训练，而去让他们干工程队。包括修皇宫和皇陵，基本都是让京营将士们去做，虽然在成化年间，京营占役已经成为了一项弊政。孝宗即位之初，在即位诏书上把它列为先朝弊政之一革除，下令山陵修建完毕后，京营官军不许再做其它工役。但是没过多久，他不仅让京营重新投入繁重的工役，加上他迷上了佛道斋醮，大起寺庙，又宠幸外戚，至使京营占役越发严重，除了必要的皇家及公共工程，连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寺庙及皇亲国戚家的一些工程也让京营官军来完成。这就导致，京军士兵们基本都是搞建筑干包工队了，没人去训练，战斗力也就无从保证，甚至许多京营士兵不堪繁重的劳役，纷纷逃离军营。
例如：
弘治六年，孝宗拔三大营官军，用来修造他老丈人张峦以及仙游公主的坟墓，另外还修理了玄武门、金水河及浣衣局等地，三大营官军派去的人不够了，又从团营拨。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停止，还军操练以养锐气，孝宗却仍令官军尽快完成以上工程。
弘治十年三月，又修仓库及万春宫，命令京营一万多士兵前去修造。同年十月，又派京营官军八千人给他丈母娘金夫人修造房子，五千人修神乐观，三千人修城楼，三千人给重庆大长公主造坟，还派了一万多人去采柴薪。
此后，又在张皇后的老家兴济，为张家兴建崇真宫。
弘治十四年，又命官军修理内外城、内府诸门， 社稷坛、午门以及九门城濠。
其它还有修建清宁宫，毓秀亭什么就不用说了。
除此之外，孝宗甚至利用军士为他养豹。你没有看错，用军士养豹不是明武宗专利，明孝宗也这么干。不同的是，明武宗的豹房勇士除了养豹还要在内教场操练，明孝宗的就只是养豹而已。
弘治十三年，监察御史刘芳上奏说，“京师根本之地而军士逃亡者过半”，“其锦衣腾骧等卫军士不下十余万人，又不系操练之数，近年虽立团营，而役占卖放者多。”弘治十三年，逃亡军士居然过半，而十余万人不系操练，团营役占者多，简直触目惊心。
言官请求罢京营役占的奏疏就没有停止过，兵部尚书刘大夏，英国公张懋，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人也多次请求禁止官军占役，恢复操练，以养军队锐气。然而孝宗却只是敷衍了事，从来没有真正改善，严重的占役现象一直持续到弘治朝结束，其导致的结果是“军士逃亡日多”。
弘治十七年十月，监察御史刘淮上奏，“殚忠”“效义”二营军舍有一万五千多间，用来供官军调遣操练时居住，但是近二十年从来都没有用过，请求皇帝选壮勇送团营操练。
二十年来军舍空空，士兵全都在做工，京营名存实亡。京营官军在成化年间，尚且可以平定荆襄和大藤峡之乱，到了正德初年，刘六刘七起义，京营官军却完全不能抵抗
后来连年轻的正德皇帝在继位后都看不下去了，朱祐樘驾崩后朱厚照还没等继位就以皇太子的身份，废除了父亲让京营干工程的政策，让京营恢复政策的训练，同时召回逃亡的京营士兵。
可以看出，在军事上的眼光，这个做父亲的还真心不如他的宝贝儿子呀。而恰恰正德初期的边患大家都知道，是父亲留给儿子在军事上的烂摊子呀。而即位后的武宗也是在是忍不下去，于是只能御驾亲征，在应州以小股部队引诱，然后在集中优势兵力决战。虽然双方损失不得而知，（几万人对砍了一天才死几十个人，实在太扯。）但朱厚照因此光荣的成为了明朝最后一个御驾亲征的皇帝。此战，不仅仅一度让明军追着小王子跑，还让小王子的鞑靼部落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再也没敢进犯边境，从而河套再次被明朝划为势力范围。（虽然还不稳定）这是在明军边军经过弘治朝战斗力急剧下滑的背景下取得的一次反击胜利。是值得肯定，不能被只言片语抹杀掉的。

时间到了嘉靖时代，他的前任朱厚照为改善军队战斗力做了努力和尝试，然而失败身死。到了嘉靖朝，由于九边边防体系依旧没有完善，加上朱厚照的军事改革失败，明军边军和京营的战斗力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嘉靖前期，明军对北方的威胁基本是正统朝以来的防御措施，并且在决定北方战事事都要异常谨慎。不过明朝在不断完善边防体系时，仍旧没有忘记对套虏的征伐，然而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朝政府当务之急是恢复被破坏的一塌糊涂的屯田制度。嘉靖七年（1528年）杨一清奏请商议重开开中法，并招徕陇右，关西之民以屯边，力图恢复民屯的规模。在杨一清的引导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请求恢复变屯，改善边军的吃饭问题。然而由于积弊已久，成效不大，最后，朝廷不得不采用以前高额的人力财力成本的方式向边境运送物资粮食。加上明朝边军开始全心全意的修筑边墙堡垒，意图早日完善九边防御体系，所以无法抽调多余的兵力去出击套虏。

在这个背景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任山西三边总制的曾铣上疏奏请收复河套。当时，曾铣着眼于边患日益严重，一方面请求出塞捣剿，同时修建了东至黄普川一千五百里的边墙。身为当地军事指挥官的曾铣自然会意识到河套的重要性，鉴于蒙古部落久居河套，根深蒂固，外加河套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入套则可寇延绥，甘肃，固原镇。出套则可掠宣大，威震京畿地区。曾铣提议，以精锐六万，再补山东枪手两千人，计划在春夏之交带五十日的口粮，水陆并进，以决战的方式一劳永逸的根除套虏的祸患。曾铣还申请帑金数十万，表示三年可复套。虽然遭到兵部的反对，但是嘉靖皇帝还是支持了他的想法，并给曾铣20万帑金以表示支持，而曾铣处于复套策略的目的。遍上陈复套对策，于是，他的著名的《曾铣拟逐套虏阵图》问世，并成为后世车营建制形成体系的蓝本和里程碑

曾铣计划动用步兵七万二千人，分为二十四营，每营三千余人，内含十四队车兵，和十六队选锋奇兵。每一营配备二百辆霹雳车以及八十辆毒火炮车。每队战车操纵战车五辆，每一车配备霹雳炮18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战车除并没有采用刘天和战车那样装上西式佛朗机，相反，全部采用国产火器，主要有霹雳炮、连珠炮、手把铳、火箭、盏口将军炮等。其中盏口将军炮四门，手把铳两杆，连珠炮一杆，二连珠炮两杆，火箭200支。选锋奇兵每队十四杆手把铳。
霹雳炮。又称飞云霹雳炮，用生铁铸造，炮口如碗口，属于小型碗口铳类型的野战火炮，该炮装药8钱，弹50发，共用药2斤半，铅子250个。（这数字，服了。）


大连珠炮，全称百子连珠炮，身长4尺（约1.28米）用铜铸造，小型火炮，装药一两八钱，装填铅子十个。每个重一两八钱，二连珠炮属于大连珠炮的小型款，装药一两八钱，装填铅子5个，两种火炮共备弹20发。
手把铳——火门枪。
盏口将军炮。为盏口铳的改进版，将原先发射的石弹改成了爆炸弹。

《曾铣拟逐套虏阵图》共有八幅，不仅增加了火器使用，还分别对车兵在驻防，遇敌，防御，骑战，步战，出击，追击，和归营八种情况下的应对阵型变化进行了说明。


第一立营总图
凡兵马演习，营阵初分五股而行。第一层选锋奇兵五队，第二层选锋奇兵三队，两旁各夹霹雳战车一队，第三层霹雳驻车八队。居中与左右二路驻车俱两队，合为一队。内二路各一队，通融为五路驻车之内，以粮车四面环列，罗为子围，子圈之中则中军旗鼓也。左右粮车之外，各列霹雳驻车八队，仍各间以霹雳战车二队子围之后。霹雳战车驻车与殿后奇兵又设三层亦分五路，如哨法而营图备矣。霹雳车每一辆上载霹雳炮十八杆，火箭二百枝，每队管队官一员，执旗军吏一名。霹雳车五辆，弓箭手五名，大连珠手五名，二连珠手五名，手铳手十名，盏口将军四位，该炮手八名，旁牌五面，该牌手十名，捉马军人七名。霹雳驻车一百六十辆，守车官兵三十二队，一千七百六十四员名。霹雳战车四十辆，守车官军八队，四百一十六员名。选锋奇兵一十六队，官军八百三十二员名，夜不收并吹鼓手共一百名。内中军官一员，千总官二员，把总官一十二员。合营共车二百辆，官军三千二十七员名。此一营之总会，以后因地制形开阖进止，随敌变化皆自此营出去。
第一张立营图的初衷很直观，和永乐帝的长围一样，以霹雳车为界限，战马和军士皆在战车范围内活动，战车全部环列于外围，还有第二层战车作为缓冲空间，最里的还有辎重车和粮车作为依靠，层层纵深防御，很明显这是立营的防御阵型，可靠性很高。
辎重车

火药车和火箭车。

碗口铳发射图。

第二为遇敌驻战图
凡兵马遇警下营则选锋并殿后，各奇兵四面成列迎敌护卫，即将各霹雳车照依行伍内外环列结为两重。随车军士俱各下马，马归营内士出营，前牌手执牌立於前锋车空，每空各四面。其大小连珠手把盏口将军等火器弓箭相兼装整列置三班立於战车后驻车前营下。既定选锋马军各骤队，营之内四角三队攒整相掎又於营之四门，每门一对，分为两队列於门之左右。虏来冲突则头火器出於前锋车，前锋迎机点放。二班火器出至战所头班方回，三班火器出至战所二班方回，更番迭出循环不穷。如敌势不退或大众四集则将前锋战车上霹雳火炮、箭一拥齐发，而四角选锋奇兵弓箭手鱼贯继之，虏众可摧陷矣。凡下营时，摆营以铁索钩连防其冲突，军人捉马尽敛入车营内，辎重器具俱在中军子围，此方营也。因地制形或圆或直或尖或曲，行营对敌悉依此法云。
当军队预警，扎营待命的状态下运用此阵法，是为战前准备的阵型，当遇警以后，选锋奇兵迅速围拢，列阵在大阵的四角，将霹雳车列为两重，随车军事皆下马，马匹移动到车营的中心位置，各个刀牌手列阵于两车的空隙之间，每空隙牌手四名，大小连珠铳，火门枪，盏口将军等火器弓箭列三班，列于战车后方，驻车前营下，营内四角三队，攒整相掎。在营之四门，每门一对，分两队列于门之左右。这种列阵颇有蓄势待发之意，如果敌军骑兵往来冲击，则明军可以使用三段射，伺机凭车击发火器，如果敌军不退则击发车载霹雳炮以及弓箭，四角选锋骑兵可以远程攻击相继。
资料补充


但是朝中有异议，表示曾铣这个搞法，耗费很高。

可见明代对于火器兵的发射训练是非常重视的

复表——

第三前锋车战图
复套之兵有车战，有骑战，有步战，随宜应敌。如行营报到贼势重大，川涌云集而来，则当用车战。中军举号将前后霹雳战车尽数掣出连营结队布为方阵，选锋奇兵伏列战车后老营前，而老营又缀於后以为声援。俟贼之来，挨牌火器番休叠发如前攻打，遇贼气少衰则营中奇兵奋勇突出就阵擒斩。是以火器攻其坚，以精锐击其惰劳，逸主客之势在我，而贼疲於奔命矣。
这个变动主要是用于军队前锋作战的，河套地区地形复杂，作战时需要多个兵种配合，有骑战，步战，而步战必须要依托战车的作用，如前锋报敌军势大，在敌我悬殊的状况下，当使用战车对敌，中军举号后，前后霹雳车全部出连营结队布阵，选锋奇兵埋伏于战车后方，老营前方，老营缀于最后一位声援，分三部分，相互照应对敌，敌军逼近，步兵主要用长枪和大刀，另外，挨牌火器轮番击发攻打，选锋奇兵看准时机，奋勇出阵突击。
（《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种变动既融入了自古强调的变阵灵活，又融入了多兵种协同，这是一种中国经典体系的打法。这些行动都是需要基层军官的协调能力和指挥主将的指挥能力，而中国自周朝以来是很重视基层军官的作用，和军队编制细化，因为多兵种混编协同作战时，如果没有基层军官的有效协调是很容易乱阵的，而中国的战斗素来是强调混编兵种各个协调发挥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除了主力军团外还会有散兵战术队，这种灵活性的单位。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小分队战术组都是难点，是很需要基层军官和士兵们通过长期训练和作战逐渐协调磨合出来的，不仅仅需要指挥官要拥有清醒的头脑和指挥能力，士兵也需要一定的作战意识和灵活的战术反映力）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巡抚谢兰认为，曾铣的车营人数少，很难胜任，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点改进。也就是说在曾铣原有主张六万人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百。而曾铣应了这个要求将总兵力调成为开始描述的72000人。

同时谢兰还体提议把霹雳车分五层部署。使得火力可以连续发挥，
这种五层部署战术是完全以火器为核心，是敌军远近来发射不同的火器击敌，其中毒火飞炮射程最远，威力最大可以突破敌军两层的冲击，弗朗机发射频率很高，可以穿透敌军铠甲，另外，连珠炮射程较近，社会近距离作战，近身后，以冷兵器接战，最后在步骑协同，收拾残局。这种战术也为后来戚继光的车营提供了宝贵经验，虽然这个战术依旧是继承了李侃的车步骑协同联动。但是由于火器的发展，使得曾铣的车营的火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第四为骑兵逐战图
车战足以自卫而不足於追逐，如遇贼兵冲战气衰力疲，势将欲遁，或哨得游骑散失乱而不整，或袭捣巢穴，惊其内顾，其势必用骑战。选锋军士内弓箭、刀棍、火器之类各就所长，责差骑将统领，随宜擒斩，势必有功。
这幅阵图主要叙述了骑兵出战的介绍，一旦战斗中敌军不支将逃，则车营不动，为防止敌军杀一个回马枪，步兵要快速反应，列成三排，交替射击掩护骑兵进攻，选锋奇兵纵马逐战，使用刀棍，攻击或火铳攻击敌人。 （完美结合了步骑协同大阵）

第五步兵搏战图
火器足以威远而不宜於近，骑兵利於平易而不便於险，如阴雨晦暗或溪谷陡隘。贼势奋迅飘忽至营前，势必当用步战。即出前锋奇兵，马留营内，步出相接，弓矢往来，什伍俱前，如此奋击扑斫，贼必辟易。而险阻之地，我军亦有备矣。 第四第五阵总是马前车后，俱用选锋当敌，但有上马下马之别耳。
当时的火器宜远不宜近，骑兵利于平原而不利于险地，在环境恶劣的状况下，在我军不备，敌军忽然突击时，随即派选锋奇兵，马留在营内，下马步战，营内军士不动，守护大营，用火器支援选锋奇兵，综合第四和第五阵图可见，曾铣的理论是，选锋奇兵追击敌军时上马骑射作战，然而在马上火门枪只能击发一次，接下来就需要用弓箭射击，而敌军突然突进到车营阵前时，选锋奇兵则需要下马依托战车防守。这种变动应该是应对突发状况时的应急预警，防止准备不足被击溃。

第六行营进攻图
今日进兵主於驱敌出套，不专浪战。我兵既入重地，盘据之敌必来迎战，战数失利自然溃遁，则当行营以进逼之。是故霹雳火车与马步官军整顿严肃，以防敌之蹂蹑。前后战车俱分营之两旁，势如堵墙以备夹攻。四面奇兵一直前一殿后，以制冲突。此战中寓守使敌难撼也。
这个阵型用于敌军溃退时，车营步步进逼，前后战车俱分营两旁，像墙一样，并列而进，阻挡敌军骑兵的突然冲击自己的两翼，同时选锋奇兵一直前，一殿后，保障车营尽可能的在远距离射杀敌军，这就是在敌军开始溃退时，依靠优势的车营阵型质量来挤压敌人的机动空间。（这感觉是在玩步坦协同？？）

第七变长驱图
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开合。如遇套中山溪险阻，道路回合，运掉车马不无烦难。今因地制形如两旁险阻而前后平坦，即以两厢战车分为前后首尾而行，却将前后马步官军分为左右两翼，遇敌之来且战且行，此亦安静持重之道。
这个变动适合两边险要，前后平坦的环境作战，以战车分别为前后首尾而行，前后马步官军分为左右两翼，且战且行，火器队到外围，为随手都有可能遭受骑兵突袭的车营提供远程火力的保障，这是趋于一种机动防御的队形。即可以在机动的过程中击敌防御。

第八获功收兵图
出师千里战非一合，倘遇有功便当敛戢，不宜黩我兵乘胜追斩。敌如纠众来援，中军鸣金举号速将战士敛入车营，敌众虽至无能为也。遇夜则马军战车合归大营，大营照旧分布，仍发奇兵二三百名，每五十名联为什伍，分投哨探於大营之外，仍坐更传筹以严警报。
这个是战斗胜利后，成功回师时，遇敌再战，则中军举号鸣金，包括选锋奇兵在内的所有军士进入车营，并用车载火器打击敌军，到夜间，则马军战车合归大营，发奇兵三百名，每五十人为一伍，分投哨探于大营外部，用以传递警报。
文中多次提到过的选锋奇兵，是车营中的机动力量，是车营中的精英，其作用相当于火铳骑兵，是车营的左膀右臂，和唯一的机动力量，奇兵的战斗任务非常繁重，立营时负责警戒任务，敌人来犯时，选锋骑兵不进入车营内部，而是在外围用弓箭或火铳攻击，以策应车营主力作战，敌人被击溃时，选锋骑兵还要担任追击任务，夜晚宿营时，还要巡逻，因此他们都是明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士兵，他们要学习很多战斗技巧包括骑术和兵器以及熟练的掌握在马上发射大孔径的火门枪，还要有超强的意志和精力，在大队敌军来袭时对射不会崩溃。至于车营中的战车也是具有多种妙用的，一方面战车可以运输辎重和火器，同时也可以作为火器击飞的平台，甚至还可以为步兵和选锋奇兵提供战术依托和掩体工事，以及火力点。

总之曾铣的车营构思完全是依据河套的复杂地形和环境指定的，因此可见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完全不同于欧洲的胡斯车堡和郭登朱冕的防御性车阵。而且相比旧时代的战车战术，更具备一定的性价比，曾铣的这套构思理论，极具划时代的意义，他的构思成为了明朝战车战术发展和车营编制形成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既上承郭登，朱冕，刘天和，李侃，李贤等人的战车战术经验，同时也开启了后来车营编制的发展。在中国军事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而曾铣也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明朝边境边防的现实条件，明白明朝已经无法再实行那种轻骑捣剿的方针，同时也看到了火器逐渐开始大批运用于战场的趋势。于是曾铣结合前人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理论，进一步的将火器战车正式纳入了军队编制之中。它成为了明代车营体制的开始。


曾铣车营所携带火器和弹药数量表。

补充资料。
明军捣剿战术类的部分。

车营建制和俞,戚车营的特点和改革。
先来一波明朝车营的概念界定——由车步骑组成，阵型彼锐则此曲，彼散则此聚。

当明朝的边境战略防务由于党争等诸多因素而饱受挫折，疲于奔命时，蒙古诸部逐渐在和明朝的百年战争中成长起来。如达延汗，在同一蒙古诸部后，使得蒙古内部的矛盾暂时缓和平稳。这期间，蒙古对明朝的战争形式，一改成化——弘治时代的小规模穿插突袭，而是转型为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和攻城战。明朝边防压力骤曾。不过在当年的小王子在正德皇帝的军事打击和威慑之下，一度平缓。但是数年后，达延汗的后代，后来的俺答汗成为明朝的边境最大的敌人。俺答汗，又称阿勒坦汗，明代记载，嘉靖中，吉囊（俺答的兄长）俺答最强，犯我陕西，河东，云中，上谷。
嘉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吉囊去世，俺答汗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他于东部赶走了哈察儿部，西部威胁吉囊的旧部。地盘大为增加，达到了东起辽东，蓟州，西到甘肃，西海，并深入寇犯中原，。席卷了宣大，山西各边境。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也就是曾铣被杀的两年后，俺答汗从北口入侵，包围京师。举国震惊。史称，庚戌虏变。同时，中国南部的倭寇勾结中国的奸商海盗掠夺中国沿海地区，又称，南倭北虏。
这次俺答汗的入侵，远远超过了也先，达延汗的规模，另外俺答汗也喜欢拉拢重用从明朝地区叛逃到蒙古草原的汉人，如之前的被明军打垮的白莲教残余势力，一部分逃窜到蒙古草原，而俺答汗也接纳了他们。这些人在明朝内地扮演了百姓，商人和僧侣。为俺答汗提供情报，窥探明朝的边境防务状况和弱点。这导致明朝边军的防御变动和作战方式都被俺答汗抓在手里。明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面对俺答汗的入侵，多不能防备。而俺答汗每次入寇，动辄杀戮万人，有些地方甚至被屠成了白地。这些都给明朝北方边境地区和城市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百姓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正在这危机时刻，明朝急需来一场和俺答汗的野战胜利来鼓舞军民的士气。在嘉靖三十七年，被陷害入狱的抗倭名将俞大猷被释放，并派遣到大同，主持防务。

俞大猷和他的大同车营。
俞大猷详细的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军队的情况，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让明朝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大同镇兵车操法。
俞大猷的车营操典并非凭空出现，其理论基础正是曾铣的车营构想。然而限于明代边镇的军费支出普遍超高。曾铣的那种大开大阖，完全可以用来大军团作战的车营构想无法实现，且很有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非议。
因此，俞大猷因地适宜，抛弃了在东南时，提倡以数倍兵力消灭对手的打法。而是开发以步兵，奇兵小分队型取胜的低成本战术。鉴于当地明军的作战习惯，俞大猷将当地明军步兵的兵器由原来的环刀，骨朵，改为钩镰。叉。长刀，这些武器几乎都是长两米以上的，且可砍可刺。对付骑兵最为有效，还提倡士兵，左手持牌。右手持刀滚杀敌军军马，这些改变大为改善了大同明军的步兵的战术，提高了步兵对抗骑兵的可能性。然而在野战击溃蒙古骑兵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俞大猷拿出自己在东南地区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新的，马上步兵，骑兵，车兵协同作战的方式。这也是对曾铣车营理论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明代车营正式建制的开始。（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谁让经费不支持呢。可以说俞大猷的车营完全是曾铣车营的低配版。）
他的车营组成，由十名马军，独轮战车一辆（采用刘天和战车的选用理论）步兵十人，骑兵二十人。一共四十人为一队。遇到敌军则以战车列于阵前，车后的军士发射铳炮。马军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击飞火铳或发射弓箭。完毕后返回本阵。之后骑兵趁机突进掩杀。步兵十人专管割取首级，车前装有长矛，轻便易于机动，遇到沟壑可以数人抬起即可。
其作战原理是，车胜骑，骑胜步，即，步兵无法应对骑兵的践踏，但战车可以延缓骑兵的冲击，而士兵又可依靠战车来发挥火力优势。俞大猷根据这种兵种相克的关系采取了各自针对性的战术方式。在车营编练初取成效时，便干脆的自由发挥，创造了全新的战车战术。
补图——俞大猷第一种车式这种车式为前装4杆长枪，并架一大样弗朗机。
第二种车式。
即，车前装俩团牌。每旁四人推车，共八人，车后一人掌舵，为管队官。
第三种车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