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车兵小营操练阵图。

俞大猷的车营特点是走小分队，精兵作战路线。他要求车阵的所有步兵都能持械近战。火器兵能熟练发射火器。并且也还要求近战士兵也会掌握弓术。其目的是让士兵们适应各种突发状况和其他不同的环境作战。
而俞大猷认为，率军作战，若要破敌，必须率战车300辆。步兵约为万人，另外用骑兵一万，藏于阵中。再有骑兵两万埋伏于四方要路。车兵则是依托火器和战车阶段冲散的敌军骑兵，然后明军骑兵从车营内或埋伏地点出击歼灭敌军。
此时的战车战术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完整性的作战体系，而非是被动的防守。即可防备，也可灵活进攻和变阵。且这一作战体系缺一不可。如营内骑兵和营外的埋伏骑兵都是不可或缺，而是要做到看准时机联合出击，分割敌军，而战车中，骑兵的数量甚至达到了步兵的数倍。同时，俞大猷的车营组建也是非常符合当时明朝边境状况和内部财政的。既省钱，不用招募新兵，而是直接从边军中抽调训练即可组成。也不用打大规模的军团战。只需强调冷热兵器相互配合的原则。无需和曾铣一样需要筹备大量的作战物资。此车营建制无疑给明朝边防军事打了一个强心剂。
而俞大猷的车营也很快显露出它的威力作用。嘉靖三十九年，总督李文进。率战车百辆，步骑五千余人，打败数万蒙古军于安根堡，追逐蒙军数百里。这一战直接印证了俞大猷车营是非常实用的，同时也给了其他边镇战况不利的明军将士们鼓舞了士气。
然而可惜的是，由于清朝时期，大量的明军记载和战斗塘报都被销毁和篡改，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战斗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但凭借五千多人的车营，没有动用附属的机动骑兵，可以取得打败数万蒙古的战绩已经非常难得了。（上述的步骑五千余人，清修明史里记载步骑三千，此处有误。按照一辆车五十人的记载，可以估算百辆战车大约会有五千多人）
此战后，明廷重视了这类车营组建，并赞誉有加，并即刻下令九边和京营都成立车营，自俞大猷开始，京营和九边纷纷开始建立车营编制。同时俞大猷的车营建制也影响了后人对车营的改革整编。俞大猷的大同车营成为嘉靖时代战车战术的巅峰。

车营的编制的成立的原因





可见明朝从战车战术发展成车营建制，已经发展成型，成为一种灵活的战术体系。

其具体因素为。由于火器在明军队伍中的广泛普及和使用，火器的弱点都暴露出来，如火器太重，机动性差，火绳枪因为装填慢，发射效率低下，面对灵活的敌人容易陷入被动。于是为了让火炮能够实现快速机动，已经火铳手能够安全稳定的发射，同时可以灵活的实现兵种配合协调。（火炮机动性的提升，明朝人此时已经开始发展，并看出倪端，而欧洲此时也发现了轻武器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17世纪古斯塔夫二世的战术改革，也让欧洲开始实现火炮轻型化和机动化）

最重要的是，除了拥有协同联动作战体系。还拥有车营内部的辎重机动部队，从而拥有独立的后勤补给部队和预备队。

戚继光和他的蓟州车营。


蓟镇是明代北部边境的重要一环，它的存在成为了明代首都顺天府的北方大门。其地域包括了永平，山海，蓟州一带。俗话说，门户固，堂室安。也就是说只要保证了蓟镇的安全，那么京畿地区的安全也就有了直接保证。所以，蓟镇由于特殊的位置成为了九边之首。因此，每次蒙古部族破边威胁京畿安全时。都会有无数的边防大员被追究责任。如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自古北口西黄渝破关而入，大掠而去，兵部尚书丁汝夔被杀。嘉靖二十四年，蒙古骑兵自墙子岭破关，大掠顺义，三河地区，总督杨选被问斩。
然而一味的追究责任是无法解决蒙古人对蓟镇形成的军事压力。于是隆庆元年，给事中吴世来建议调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到北方来主持防务，经过朝廷商议决定只派遣戚继光去蓟州主持防务。


说道对后世军事发展影响最大的名将，那就非戚继光莫属了。他对后世贡献了两本兵书，分别为《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其中《纪效新书》是记载了戚继光在南方平定倭寇时的战略战术和军事经验，包括了流芳百世的鸳鸯阵，也就是说《纪效新书》完全是记载总结了步兵小分队作战战术执行和组成。甚至是对军械武器的改进。而《练兵纪实》则是戚继光在北方主持防务时的练兵心得和车营改进和防御系体系的完善过程。
在戚继光到达蓟镇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蓟镇和九边其他军镇的不同，因为蓟镇的背后就是明朝的首都，这决定了蓟镇无法像其他军镇那样可以玩防守反击战略，而是必须要把危险挡在蓟镇以外。同时戚继光也意识到明军本身就有限的兵力，直接分布在漫长的边防线上，导致明军总是以劣势孤立的兵力去应对蒙古人集中优势兵力破关的主力部队，由此可见，戚继光认为，蓟镇的明军战术需求最主要的是以防御为主。而防御最佳的，就是战车了，于是戚继光开始着手组建车营。
戚继光的时代，明代的战车车制已经演变了数百年，这就出现了九边各个车制都不统一的状况，戚继光到任后，首先吸收了俞大猷的正厢车，也就是防御屏障在前的战车，不久后，为了增强战车的防御性能，有自己研发了偏厢车，也就是车的侧面带有防御屏障的战车。
戚继光编练车营主要的考虑，就在于北方的战场环境对于明军来说非常不利，尤其是荒漠无边的北方战场适合大规模的机动马战，中国虽然拥有大量的步兵可用，但机动性太差，远不如北方游牧民族来去如风的快速机动，这点就与南方的倭寇征战时所遭遇的非常类似，倭寇同样利用海上的舟船快速机动，让缓慢的明朝步兵根本无法抵御，也无处抵御，往往被高速机动的倭寇给打的落花流水。但不同于南方的倭寇毫无章法如散兵游勇的小集团作战特性，北方游牧民族是有着高明战术的大集团精锐武力，远非倭寇所能比拟，戚继光在南方编练的戚家军既设营阵可以有效的遏止倭寇袭营，但在北方却无法遏止大规模的马战突击，既设营阵是戚家军出战及防御的根本，一但本营被踹，这战就毫无胜算可言。为了应付这种严峻的战场情势，戚继光参考了在北方边军的作战经验与资源，加入原戚家军既设营阵之法则，编练了一个全新概念的车营。
战车配置，
戚继光的车营要求每个战车配备20名士兵，分正奇两队，每队10人，操作战车的是正兵队，随车协同作战的是奇兵队，编制上，每一车为一宗，每四宗为一局。设一个百总。每四局为一司。设一把总，四司为一部，设一千总，每二部为一营，设一将官，每一营设战车128辆。官兵2603人，偏厢车相连起来，让车营四方行俱如墙，虽然看上去这种编练又回到了郭登式的车城。但戚继光的车营除了基础的防御工事外，还包括了骑兵突进和火力投射覆盖。


同时，戚继光的车营还增添了一种新式火器——鸟铳，关于鸟铳的来源，明清时期各个记载均有不同的看法和记录，有说是传自倭寇，又说是传自西番，又或是说本土就有，然而实际上明军的这种火器的来源很杂，除了早期得自葡萄牙外，还和对倭寇的斗争中缴获而来的。不过明军最初接触的火绳枪则是从葡萄牙人缴获的
至于网上的一些毫无来由的网文的错误引导和断章取义的曲解古文，导致许多人认为，明朝的火绳枪是从日本那学习的。从而毫无根据的得出中国火器不如日本云云这些匪夷所思的结论。
然而结合下明朝的时间节点。明朝第一次开始仿制火绳枪的时间是于1522年，也就是嘉靖元年的西草湾之战。明军缴获了葡萄牙殖民者的火绳枪，认识到这种火器的威力后，开始仿制。
而到了嘉靖二十年，火绳枪已经普及到南方军队了，然而呢，日本在接触并开始仿制火绳枪，也就是种子岛的时候，根据日本的记载已经是天文12年了，即1543年。这个时候，明朝的火绳枪已经开始做到逐步普及到军队了。而将火绳枪传入日本的历程，除了葡萄牙人，中国的海盗王直也是其有助推作用，因为当时的中国海盗基本都在做走私军火的生意。
而日本相比中国开始仿制火绳枪的1522年足足晚了21年，可见明朝火绳枪学习于倭寇的论调完全是洋奴们的以讹传讹，除去一些写网文的不识数外，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为黑而黑了。至于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此时是16世纪中叶，明朝一口气给军队列装了一万多支鸟铳，可见此时的明朝，已经实现了火绳枪批量生产了。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列装比例已经很高了。
然而这种火器一开始只是南方军队在使用，北方的军队依旧在使用老式的火门枪。而戚继光北上主持防务时，开始将火绳枪普及到北方军队，但是通过北方明军的作战特点，以及对手，和北部环境，戚继光发现，火绳枪虽然相比火门枪精准，但是一方面，火绳枪力小，难御大队，在平原上攒射是无法抵御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的，加上北方多风，火绳枪药池中的火药容易被风吹散，而火门枪则无需这种顾虑，于是戚继光除了给车营配置了鸟铳外，还将北军旧有的快枪，三眼铳一起被给了火器部队。虽然火门枪射成和精准度都不如鸟铳，但是戚继光发现其优点为，一枪三响，可以短时间形成迅速的火力压制。而鸟铳自从开始普及以后，火门枪不再占有编制，于是戚继光将火门枪编为辅助鸟铳的存在，同时另一种火器，弗朗机炮也被戚继光运用到车营中，这种火炮每门配备九个子铳，三十斤火药，一百发铅弹。射程一里有余，可在百步内洞穿人马。总之戚继光的车营是以火炮为主，鸟铳和火门枪为辅助，、也就是说当时明军的鸟铳和火门枪只是作为“以助大铳之迟”，当炮射击间隙的补充而已。
至于三眼铳，虽然装备不少，但不占编制。 三眼铳等火门枪其实就是战斗时士兵的单兵应急防身兵器， 在近距离用，用完了也不指望即时装填，可以当铁锤用。 就如手榴弹、匕首的地位一样 虽然装备量很大 但是不算编制武器 在一些场合还很有效 比如说跟敌人很近甚至肉搏的时候，火绳枪、大炮都没空装填，这时一次三响的三眼铳完全可以覆盖近距离的火力范围，和后来的霰弹枪的散射近距离覆盖火力一样。这玩应并非网文上所黑的那么不堪，因为这玩应在16世纪以后就不再占用编制，也不再占主要武器的地位，而是完全用于处理突发状况的应急武器。

戚继光车营的基本战术运用。
用之环卫军马，一则可以束部伍，一则可以为营壁。一则可以代甲胄，敌马拥众而来，无计可逼，诚为有足之城，不秣之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
这是戚继光创立车营时的基本战术运用，而这基础就是建立在火器的应用上。因此，车营的火器配赋比重相当高，约为43.60%。只略低于步营的48.02%，高于马营的42.57%，但仍以辎重营的58.70% 为最高。
戚继光蓟州练兵编组的部队火器数量及比例是同一时期的全世界来说；最多量也是最高比的火器部队，同一时期的欧洲正流行的西班牙大方阵，单一方阵规模相当于明朝的「营」，单一标准西班牙方阵配付的火器比为22.38%（不含炮兵）。日本战国大名是以「备」为基本战术单位，也是相当于明朝的「营」，一个战国大名的标准「备」（百万石大名本阵备例外）火器比为20.98%。此时的全世界只有鄂图曼帝国的新军（就是近卫军）火器比约在30%以上还有得一比，而东南亚的越南甚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苏丹国的火器比其实也很高，不输于欧日等国。
车营的火器除了车兵个人所配付的火箭及鸟铳，每车都配置两挺发射散弹的弗朗机，至于较大型的大口径火炮，也就是被统称为大将军炮的，其实是一种大口径的弗朗机，但可发射实心弹种，还有火箭车等都集中在中军统一运用。
与敌军接战时，如果敌军以数十名轻骑来引诱时，明军不予理会，等到蒙古大队冲到50步时，火器发射，杀伤敌军。如果冲到近前，奇兵队从车营活门冲出与敌军肉搏，奇兵队列为四列，第一列手持长刀，专砍马腿第二列，用武器打击落马敌军，后排的用镗和长枪戳刺马上的敌军，奇兵队不许离开车营五步之外，若体力不支，则退回车营。同时，在奇兵队肉搏时，营内士兵依托偏厢车掩体发射火器来进行火力掩护，可见明军戚继光车营的指挥系统完全是彼此错开，却有彼此结合联动。这很符合戚继光一贯的用兵之法。当然，如果明军车营的火力足够猛烈，多数时候敌军可能中途就会被明军猛烈的火力造成重大的伤亡，迫使溃退，这就省去了奇兵队肉搏的环节。而是需要出动骑兵来追击溃军了，而车营的战术系统执行也符合了中国军事中——正奇结合的思想。车营作为正兵的地位，正面与敌军作战，拖延，而骑兵和步兵则扮演了奇的位置，即以车营为正，骑兵和步兵作为奇兵分列两翼随时包抄和分割敌军，同时，骑兵营还列装了十分适合野战的轻型火炮——虎蹲炮。同时戚继光对骑兵的战术改革也使得中国最早出现了炮骑协同的部队。也符合了明朝军事中的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原则。

车营编练
练兵实纪卷六——往事，敌军铁骑数万冲突，势锐难当。我军阵伍未定，辄为冲破，乘势蹂躏，至无孑遗。且敌欲战，我军不得不战；敌不欲战，我惟目视而已。势每在彼，敌常变客为主，我军畏弱，心夺气靡，势不能御，上文是戚继光创立车营的初衷

轻车营的组建。
戚继光练兵实纪卷六（车兵）

新制轻车，利于远出，经过险隘，有时用之。每营二百一十六辆，每面五十四辆，每乘车正一名，即队长也。舵工一名，即火兵也。第一、二、三、四、五、六名俱铳手，第七、八名俱钯箭手，第九、十名俱狼机手，为一队。

戚继光在创制车营后，有感于偏厢车过于庞大笨重，虽然利于护卫防守，但机动性严重不足，这在战术的运用上有所缺失，不符合明军的机动需求。为了弥补这个缺点，戚继光在车营之外，另外创立了轻车营。轻车营只是战术上的辅助单位，虽说戚继光制定了编装标准，但戚继光也经常依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变更，因此编制不是固定的，而轻车营则是完全扮演了策应正兵主力部队的小分队散兵的位置。
轻车营编制的「车」区分有「队」及「大战车队」两种，不同于标准车营的「车」，轻车营的「车」只编制一个正兵队而无奇兵队，「车」辖一辆轻车时，称为「队」，如「车」辖有两辆轻车时，称为「大战车队」。「队」之编制，因为车轻，因此不配置驮马，也不编制舵工，编制兵员含车正、火兵等共12人，是个标准的鸳鸯阵编制基准人数。「大战车队」的基本兵员人数只额外编入两名郎机手，其它不变。
车营图表

卷五练营阵第五（场操）

第十五。置冲车

每营别当有单轮小战车数十辆，平分于前后。行则备补空，止则列于车城之内为子营，以卫中军，贼至则驰出车城之外，专备冲锋。

戚继光编练的车营如同一方之城，车阵形成的「匣阵」称为「车城」，一个完整的「城」必有内外两城作为防御，偏厢车作为车城的外城防御，而「冲车」就作为车城的内城防御。「冲车」虽然小但两侧都有护板，所以称为「小战车」。在进行出车作战时，「冲车」被用来当作冲锋至敌阵的利器。


车营的概念

戚继光的基层战术单位是「车」与「队」，车营及辎重营是「车」含正、奇兵「队」，马营及步营是「队」而无「车」。车营主防御，以车阵为核心，出车作战为主动防御，依车防守为被动防御，两者都离不开车。这种以车为核心的阵势，是中国明朝戚继光最先创造出来的军事战术，专用于北方广大荒芜的战场环境，而西方世界直到二战时期才有这种战术应用，这种战术西方国家称为「匣阵」，或称为「盒阵」，「匣阵」在二战时期应用最多的地方是在北非战场。英、德、美三国经常在广大荒芜的北非沙漠千里奔袭，千百辆的军用车辆在休息补给时，或是被攻击时，或是攻击发起时，会集结为一个到数个以上的「匣阵」作为主、被动防御战线。现代的美国军队，也正大量的应用「匣阵」于同样是荒漠战场地形的阿富汗及伊拉克战场。四百年来戚继光的车营战术理念仍旧没被时代给淘汰，反而历久弥新，戚继光果真是军事奇才也。

马营及步营是出车或是出营作战的战斗部队，全营之官士兵全部是挂甲上阵，车营及辎重营则是辅助支持部队，车正（含）以上官佐才有挂甲，车兵不挂甲。明朝的边军战士披的甲是布甲，也就是清朝的布甲型制，不同的就是服饰颜色与明盔样式不同而已。应该说，是清朝摹仿于明朝，毕竟清朝原是明朝所属的建州卫，而明朝是摹仿于元。

车营的车样式是过去明朝就有的型制，但制定标准车样式及编制则是由戚继光首先定制标准出来，之后更成为明朝军制上的标准，戚继光把车营规划为野战时的点占领与卫戍的辅助部队，以及野战前进基地之用。但车营虽然利于野战时点的占领与卫戍，但机动性很差。因此，除了标准车营编组之外，戚继光还另外创立了机动性良好的轻车营作为紧急应变机动单位。到了明末，车营成了核心部队，洪承筹领军的秦军就是以车营作为远征部队的核心单位，然而车营的编练，需要将领们极高的指挥能力，同时士兵也需要一定的训练才能熟练的驾驭车营的作战体系。而明末，明朝军事已经腐败到根子里了，而卫所制度的滞后，以及武将的吃空额等腐败行为，导致士兵作战能力也大幅度下降，士气低落，而将领自戚继光以后，基本上处于青黄不接的局面，很难出现可以驾驭车营体系作战的合格将领。

大将军炮图示

明朝所谓的大将军炮，实际上指的是大口径的弗朗机，是戚继光三镇练兵时最大口径的火炮。依照戚继光绘图样式，此炮的样式与现存在日本的「国崩」是同一款式。日本人称弗朗机为「国崩」，意指发射时的响声惊天动地可撼动一国。

车营的布阵
戚继光练兵实纪卷六（车营解三）

自总督谭、今总督前巡抚刘、杨、巡抚王、及职创立车营，近该阅视，侍郎汪会题以上十座为额，每座战车一百二十八辆，每辆双轮长辕，用骡二头，两头俱堪骡架，以便进退。上用偏厢，各随左右安置。长一丈五尺，两头各有一门，启闭出入，车上安大佛狼机二架，每车见派军士二十名，分为奇正二队。正兵一队，军士十名，以二名专管骡头。以六名管佛狼机二架。每架三名，车正一名，专在车上披坚执旗，以司进止。舵工一名，专管运车，左右前后，分合疏密。奇兵一队，旗士十名，内以勇敢服人者为队长，以鸟铳手四名仍兼长刀，在车内放鸟统，出车先放鸟铳。敌近用长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软二人，为藤牌手，在车内放火箭，出车打石块，敌近用藤牌。又以杀气者二人充镋钯手，在车放火箭，出车亦放火箭，敌近用镋钯。火兵一名，专管各队炊饭，皆其责任。



上述的记载是车营布阵的基本概念，是以鸳鸯阵势为基本的战术，再由此变化出各种的主被动防御阵形。车营职司防御，因此车兵不挂甲，以偏厢车作为防卫的核心，配置强大的火器于其上，可随时的在广大无边的大漠中围成一圈的强大防线。
前文总要篇中有详述戚继光在南方抗倭的基本布阵，在北方的练兵也是依此要领作为行军打仗的战术要求。依然是四四编组的方阵变化，只不过，过去在南方是以步兵方阵为主，现在是车、马、步、辎的混成大编队。戚继光相当注重本营的功能，视本营为作战及防御的核心，而车营正是这一战术的体现，因此车营在行军野营时必须要能边打边走，并可随时随地的围绕成一个四四方方的严密车城，作为本营的坚强防线，掩护车城内的中军，以及马、步营各队。


轻车和偏厢车。


出车行军图示

在车营从本营出车行军及临阵时，是以左右偏厢车作为前车与后车交相掩护，右厢车在前，则左厢车于后，且务必要做到各车首尾相连不可有空缺与空隙，这样敌人就算来袭，车辆仍可边打边走不致被敌人趁虚而入。虽然偏厢车配有两头驮马负责拉车，但偏厢车非常沉重，就算在平地拉行，仍必须要用人力来拉动车辆前行，此时正奇兵队分出一队负责拉车，一队负责在车旁掩护，每日交换，但如遇上斜坡时，则两队必须一起同心协力的拉车。

出车时是以直阵而行，同样是区分为前后左右的四方阵掩护中间的中军。


车城布阵图示

当野战行军扎营时，或是敌人势大无法边打边走时，或是临阵作战时，则车营集结成方营，又称车城。车城阵势如下图所示请参阅。一个车营可以为一城，也可以结为二城甚至数城以上。结成二城是以左右二部各为一城，依此列推。


方营对敌防御作战图示

这种布阵法是戚继光在南方抗倭时就在运用，只是以车替换布城而已。在车前必须要布置拒马及铁藜等被动防御设施，四面仅留一出口方便自家军马出车作战。车配属的正奇兵队在车上放弗朗机、放鸟铳、放火箭合力防御敌人来袭。自家骑兵及冲车则待机随时出车冲锋。

奇兵队出车作战图示（出车先放铳箭）

正兵队持续留守车内防御及掩护，奇兵队出车主动防御作战，队形为两行四列，队长在前，第一、二列各为两名鸟铳手，第三、四列各为两名火箭手，含队长共计9人。奇兵队依序第一列听号声放铳，随之后退重新装填弹药，第二列前进听号声放铳，随之后退重新装填弹药，第三及四列前进听号声放火箭，随之后退重新装填火箭，然后再由第一列重复动作。

至于车营的鸟铳兵，则采取了三段式射击术，并成为明文所载的军事教条。并正式列入军事教条的军方将领，

奇兵队出车作战图示（点鼓进击）

正兵队依然留守车内掩护奇兵队，出车作战的奇兵队在放完鸟铳后，听号令变换阵型，结成鸳鸯阵听鼓声攻击前进，但这种攻击是短浅的突击，在不远离车阵的掩护下攻击敌军，之后再退回车阵内。




总之，戚继光的车营，除了具备了郭登，朱冕的防守型车堡，还具备了李侃的车步骑协同作战，更主要的是还充分的吸收了刘天和的机动炮车理念和曾铣的根据环境和突发事件而变化阵型的理念，同时轻车营也吸收了俞大猷轻型小分队战车作战的理念。戚继光成为明朝战车战术发展的集大成者。

资料补充
马营与步营

由于有人担心戚继光这么干会削弱原有的骑兵为主的体系。于是戚继光也将骑兵纳入了车营的作战体系中。






步营





戚继光车营的实战战绩
万历元年（1573年）二月，蒙古骑兵入寇，戚继光闻讯，派遣官兵截杀入寇蒙古军，取得首胜，童年四月份，入犯桃岭口。再次被戚继光击败。之后的五月二十日，界岭口之战，蒙酋董狐狸等人入侵蓟镇，戚继光率领游击王轸分兵迎敌，一阵激战，蒙古军败逃，酋长董狐狸被生擒。万历三年正月，蒙古朵颜卫首领长秃入侵董家口关城，戚继光率军自榆木，董关两地出塞，追击蒙古军一百五十余里，并活捉长秃、连续的胜利使戚继光的车营体系得到朝廷的一致认可，戚继光也再接再厉先后组建了起个车营，布置战车1239辆。并建立起相应的防御体系。蓟镇自戚继光的军事改革后成为九边中，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军镇。

当时人这么评价戚继光：虏数苦蓟北，今修内备，不战而伐其谋，即军政无所功课，其功则上上也。这就是兵圣孙子所说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叶梦熊的车营改进和车营的衰弱
叶梦熊的车营改动一直受到戚继光的车营构思。他在虏未尝一日忘中国，则中国亦不宜晏然无事的担忧下，着手在戚继光的基础上对蓟州的战车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他总结出蒙古人的优势——即善骑射和野战的优势。——自少而壮止一枝耳，千万人亦止一枝耳，故箭无虚发，骑追逐如飞，飘风急雨，顷刻蹂躏，势不可挡，此其所长也。
然后他又分析了明朝的优势，即在于火器和车营。他强调蒙古人虽然骑射强大，但是骑兵弓的射成没有火器远，而且有明显的箭矢轨迹，也可以躲闪，但是火器的弹药却无法躲闪。于是为了进一步发挥明军的火器和战车的优势叶梦熊改良了大将军炮和轻车两件军械，大将军炮原本重一百五十明斤（112.5公斤）叶梦熊将其提高到二百五十明斤（187.5公斤），使得塞上火器之大者莫过于大将军。而叶梦熊改造的轻车只需两个人就可以推动行走，四个人便可举起走动，上面放置火器利于机动。且相对于以往的战车具备更高的性价比。

而改进的战车和车营也稳定边境形势以及为后来的万历三大征取得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蒙百年战争的终结与车营的荒废
时间进入隆庆四年，这对于明蒙双方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明朝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境区域。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到明朝弘治年间，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的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的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到了嘉靖最后的几十年，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做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势态，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捣剿。到了是隆庆年间和万历前期，明朝在战略上从消极防守转变为对不同的敌人采取安抚与进剿等不同的方式，边事总体上趋于稳定。这个时期之所以边事安定，是与张居正、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的功绩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隆庆年间明王朝与北部最大得威胁――蒙古俺答治下的土特默部之间，发生了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的瓦剌内部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率众投降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史载此事与三娘子有关。《明史》称俺答三娘子原名克兔哈屯（蒙名钟金哈敦），是俺答的外孙女，容貌清丽，资性聪颖，后被俺答纳为姬妾。俺答对她十分宠爱，“事无巨细，咸听取裁”。把汉那吉，因与俺答及俺答三娘子之间的三角纠纷而与祖父生隙，愤然投奔了明朝。

关于这个事件，历史记载有诸多矛盾之处。《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列传第一百十》中记载，“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根据这个说法，把汉那吉是由于原许配自己的俺答三娘子被自己的祖父抢走而一怒之下投降明朝的。但实际上，把汉那吉投奔明朝是隆庆四年（1570）发生的事情，那时俺答三娘子已经与俺答结婚十一年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则认为，俺答娶了俺答三娘子后，为安抚三娘子原来的未婚夫鄂尔多斯，将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的的未婚妻又许配给鄂尔多斯。由此引起把汉那吉的强烈不满。（大路按：近人有人著文证明《明史》有误，称俺答三娘子并非俺答外孙女，而是另一部落酋长的女儿，云云……）

当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与方逢时共同上书建议，收留并款待把汉那吉，若俺答进兵索取其孙，则借机讲和，并允许求通贡市，以此获得边境的和平。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采王崇古议，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一职。后来俺答见自己的孙子在明朝还受到了优待，大为欣慰。由于明朝处理把汉那吉降汉事件十分得当，再加上双方在互市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隆庆五年(1571年)双方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开放11处互市，史称“俺答封贡”。自此，东起永平府，西到嘉峪关七镇数千里的边境，“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王崇古传》），明廷每年可省大约70％的军费。俺答封贡后四十余年里，北部边境“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当时王崇古精辟的指出，“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 这个主张只是朝廷在边事方面的少数派意见。当然，这个少数派意见得力于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而最终被采纳。关于北部边疆的互市问题，明朝内部的争论由来已久。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互利通市是一件大好事，既可以带来边境和平，又可以促进贸易，可谓一举数得。然而这方面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
早在嘉靖二十九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把汉那吉降明后，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朝臣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朝中反对意见当时甚嚣尘上。“封贡之初，廷议纷呶，有为危言撼帝者。阁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这里的阁臣，就指高拱和张居正。主战派的领袖是大学士赵梦吉，此时已经“致仕”，卸官回家。这样，以高拱、张居正、王崇古为首的一方已经渐占上风，但不具明显优势。最后所有大臣在一起廷议，兀自争论不休，后提交皇帝裁夺，并获得了隆庆帝的赞成。
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区，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而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朝边境几乎再无战事，对于明蒙双方达到了双赢的局面。虽北边亦有说"俺答既入贡，边防大驰，军饷皆入帅囊。啖寇之外，间以遗京。近边之卒，馁瘠无复有生理。而板升生齿日繁，强硬无赖，议者忧之"，但结合下明蒙双方的百年战争，至少边境安全得到保障，因此俺答封贡，实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是明朝在民族政策上的一次成功事件。
俺答封贡过程中明朝还取得了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就是使一些依附鞑靼的汉奸大头目最终伏诛。当时俺答的势力范围内有不少汉人。这些汉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农耕群落，后来建造城廓，被称为板升。在这些板升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汉族豪强。这些豪强中大的统治数万汉人，小的也统治数千人。他们大力支持鞑靼骚扰边境，因为每次骚扰后鞑靼军都会俘获大量汉人，这些俘获后的汉人都统归板升充作农奴。每次鞑靼掳边，这些人或收集情报，或为军前向导，或在边境内应。明朝自上而下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俺答封贡中明朝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俺答必须把那些以赵全、李自馨为首的罪大恶极的板升首领交付明朝处置。俺答封贡后，俺答向明朝交付了赵全等十几个汉人板升首领。（大路按：《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为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为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隆庆5年十二月的寒风中，这一干要犯被押解进京。隆庆帝在午门楼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受俘，祭天，告太庙，然后以磔刑在法场把他们全部处死。赵全、李自馨等汉奸经过如此隆重的仪式受死，最后传首九边，也算死有余辜了！

明与俺答之间，从战争到和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历经两帝，其间有无数份的上疏，无数次的廷议，大政方略也多次反复，边臣廷臣为此而分化为两个阵营，数十年争斗不休。经此俺答封贡，内政边事渐趋稳定，边防武备渐趋恢复，大量军费得到节约，边境的和平也就为张居正主政的繁荣期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
张居正的亲自制定的一些边事大政方略已经带来一种新的气象。然而张居正并非一味采取安抚的政策。对西部和北部的俺答，他采取了封贡互市的策略，但对不服明朝辖制的辽东鞑靼和土蛮，则采取了进剿的手段。万历年间，辽东鞑靼部因垂涎王号，屡犯边境，以武力要挟受封。而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命大将李成梁进剿，取得了很大战果。这一手软一手硬的策略，保证了大明疆域从西部宁夏到辽东，数十年内边事晏然无患。
清人魏源评价到——“此举不独熄明末之烽燧，且开本朝（清朝）二百年之太平。
而俺答的封贡，除了明朝的政治运作外，蒙古内部的另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也为这段和平的象征起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娘子。
就在明朝政府努力的推动明蒙和平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三娘子权衡利弊，并极力的劝说俺答汗接受明朝的协议，当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时，三娘子也因为促成这一好事有功而封为忠顺夫人。
万历九年，俺答汗去世，其长子辛爱欲要娶三娘子为妻。而三娘子不愿意于是率部出走。而辛爱等人追赶，因为辛爱意识到只有娶三娘子为妻自己就好有更多的能量来约束部众。而同时，宣大总督，郑洛也得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找到三娘子，对三娘子陈述里利害关系。同时也表示，明蒙议和需要她从中斡旋。
而三娘子也为了表示明朝方面对自己的信任，而接受了辛爱的请求。从而促使明蒙同盟。然而即便是如此，辛爱却因为边境贸易无法满足自己的贪欲而萌生反明的心思，而三娘子也很快的看出了苗头，于是她劝说辛爱——天朝待我者甚厚，岁通贡市，坐享全利。而无后忧，孰与夫冒矢石，出万死，幸不可知掠获也。
也就是说，三娘子向辛爱交了个底。就是，明朝是不好惹的，但是明朝好歹还开边境贸易给部族活路，而我们也还能享受明朝给予的高级待遇。如果你把明朝惹毛了，人家可是翻脸不认人的。咱们的待遇和部族的生活可就全完了，就算咱们冒着被明军打死的危险抢到点东西也是得不偿失滴。
而辛爱听了三娘子这一番高论，于是怂了。打消了抢劫边境的念头，乖乖的夹着尾巴做人，结果没几年，辛爱因为憋屈致死。而瓦剌部落的军事力量则完全落入了三娘子的掌控之中。而按照蒙古草原上的规定，辛爱的长子，扯力克继承了瓦剌的权利，而三娘子也将兵权交给了自己的新任丈夫。但是扯力克由于威信不足，还不足以挟制蒙古诸部，只有依靠三娘子的帮助才可以发挥能量，于是郑洛致信给扯力克，只要你努力娶了三娘子，朝廷就会给你封赏。让你成为第三代顺义王。于是扯力克听从的明廷的建议，再次迎娶了三娘子，然而扯力克却对政治并不关心。于是便将行政权力全权交给三娘子去打点。同时，明廷也给了三娘子更多的封赏。而三娘子感激明朝政府的优待，于是她表示愿意率部众为明朝世代守边，为了表达对明朝的忠心，她对于不服挟制的蒙古其他部落实行了坚决打压的策略。凡是得知有蒙古部落袭击明蒙的边市，她都会主动出击配合边军打击来犯的蒙古骑兵。
万历三十五年，扯力克去世，但他的长子早亡，于是他的长孙卜失兔继承汗位，然而三娘子的孙子素囊也想继承顺义王的位置，于是草原上似乎要再次掀起腥风血雨。为了顾及大局，三娘子将全力移交给了卜失兔。从而稳定了蒙古的政局。
万历四十一年，三娘子寿终正寝。享年63岁，明朝给予了她极高的荣誉和评价。总之在16——17世纪初期，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早已分崩离析的背景下，三娘子成为了蒙古诸部无可争议的联系纽带。而明朝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成功的拉拢了三娘子的势力，并获取了三娘子的忠心。她连续下嫁三代顺义王，并成为当时明蒙双方友好的形象大使。也抚平了明蒙双方数百年的战争创伤，并进一步推动蒙古社会的进步，她不仅仅受到蒙古族人的尊敬，也获得了明朝汉族人民的尊敬。而三娘子传奇的一生也成为了化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数千年来的死结。因为从那时起，东亚地区的农耕文明区与游牧民族的千年战争基本结束了。

16世纪末期的边境战斗形式
自俺答封贡后，明朝和蒙古达成了和平协议，虽然总体上明蒙和解算是意味着了千年的农耕和游牧战争的终结，然而除了占据大头的蒙古部落外，其他一些小部落却依旧不消停。但是战斗形态却又是一些小打小闹的小规模冲突。因为他们无力在正面决战中和明军取代军事压制。只能以小规模骚扰的形式来骚扰明朝的北部和东北部的边境。然而蒙古军队的战斗意志以无法和13世纪——16世纪早期相提并论。数千年的游牧秉性——不羞遁走的状况再次回到草原民族心中。这些都表明明朝的边境问题似乎有重新回到最初小股游牧骑兵骚扰的模式。同时，明军通常在斩杀一名蒙古先锋后，就能让其他数千蒙古军“啮齿逃遁，如鱼骇鸟惊，不可复聚”。而明朝政府也迫切的去解决掉这些小股游骑的骚扰，于是自嘉靖时代以来的私军家丁正式走上台面，并在随后的边境冲突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私军家丁的形式最早源于卫所制度的衰败。将领开始从卫所兵中招募或者私自用重金甚至是土地奖赏和高官厚禄的许诺的形式招募民众训练成精锐的勇士。用来作为军队中的主心骨。这种家将，家丁的模式就是将领的个人私军，战时负责冲阵杀敌。往往能够激发士兵们的士气和胜利信心。（戚继光的戚家军严格来说不是家丁，而是政府军。只有李成梁的李家军才是真正由家丁组成的私军。麾下家丁和主将都可招募家丁来为自己服务，于是在辽镇形成了一种将门模式，其中的关系也是盘根错节。每个人都是这种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外人无法指挥他们。确切来说这已经和军阀无异了。而主将和他麾下的家丁家将都属于军事地主）这种形式的私军在嘉靖时期不算是主流，到了万历时代，家丁军已经开始享受朝廷的俸禄和官职封赏了，这就是因为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明朝军队组成开始偏向养职业兵的趋向了。
之前，明军步兵在平原上很难逃脱蒙古骑兵的追杀，而有了车营的依托，明军的士兵可以依靠车营作为掩体来射杀敌军。同时车营除了火器轰击以为，骑兵也在车营中严阵以待。而车营内的士兵斗志也往往十分顽强，可以依靠车营带来的火力投射覆盖，增加蒙古军的伤亡来拖垮削弱蒙古军的意志。
然而自从俺答封贡以后，边境上的军团会战已经很少了。而车营也因为这种战略环境而没有继续发展。尽管万历三大征中，明军的车营大放异彩，为明军带来了无数次的胜利。然而自戚继光等名将相继去世以及在万历三征结束后，国内和平了一段时期，车营没有实现进一步发展。并也来也不受到将领们的重视。导致车营一度荒废。戚继光去世后，他的军事思想和练兵理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明军的军事指挥人员开始出现青黄不接的境地。在他们看来，养些能征善战的家丁私军比维护车营和庞大的正兵要划算的多。

而家丁私军也确实一度发挥了作用，即以快打快的捣剿形式，给了那些小部落以严重性的打击。并一度让一些小部落不敢来犯，如劈山之战。和平定女真的战争，以及在万历三大征中尤其是援朝战争的野战方面，这些家丁军的表现都很不错。
然而养家丁就需要庞大的费用维持，除了万历以来朝廷封赏外，主将自己也需要掏腰包来养。而那些多余的钱嘛，就需要以喝兵血，吃空额的形式冒领多余的军饷。这就滋生了军队内部的腐败。和派系林立。而吃空额喝兵血。这种做法也极大的削弱了明军正规部队战斗力的急剧衰弱，在萨尔浒前夕，导致了一个数千人的卫所，不仅仅账面上的数值和实际数字核对不上，能战之兵也是寥寥数几。而卫所兵因为这种形式导致的战斗力衰弱。以及军队内部的派系林立的问题，在万历援朝战争中就已经暴露。比如在泗川之战，明军因为醉心于抢功而离开跑位，导致的火药库爆炸，其实这种状况不算是什么致命的突发事件，然而此时的明军正兵却已无法有效处理这种突发事件，加上部队之间互不协调，更无相互信任，导致士兵的恐惧直接扩散到所有士兵的头上，指挥官也无法有效协调节制，除了少数的家丁外，其他明军基本都是在慌张的溃逃。虽然如此，但那个时候，这种状况还不严重。
时间进入17世纪。在中国东北部崛起了女真部落。这个敌人和以往的蒙古人不同，虽然女真部落出身于渔猎，但是在生产形式上和蒙古人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女真诸部已经实现了农耕化。而努尔哈赤趁着明军奔波于朝鲜和国内的战场时，统一了女真诸部，然而明朝对此却并不重视。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以牛录作为最基础的单位。《满文老档》中记载，每个牛录出十丁四牛。用来开垦荒地。设立仓管以备不时之需。在一开始，东北地广人稀，且土地资源相对充沛，通过分配土地，吸收或掠夺汉族人口来开垦荒地。这些都可以说明，建州女真在入关前，已经开始农耕生产了。而更多的粮食就能维持更多的军队。这就是游牧和农耕的巨大差距。八旗军采取三丁抽一的制度，即一个牛录里面的两个男丁去负责一个士兵的粮食和装备。同时和散居的游牧蒙古不同，女真是一支群体劳动的的集体。而努尔哈赤下令，士兵必须同吃同住，这就决定他们的凝聚力更强。
而女真的作战方式由于努尔哈赤曾经为明朝的军官，所以女真人的战术方式和明军相差不大。甚至也很灵活的掌握了多兵种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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