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用于小小的普及下明代车营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先来说说明代最早出现火器战车的时间吧。既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不过呢，战车战术的雏形却早在14世纪后期就开始做出了一切准备。

首先，自元末明初，火器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明初的马政却不容乐观，使之面临战马数量缺乏，而以往如宋代以步制骑的战术案例，以及自秦汉唐以来战车也曾在以步制骑的战术中起到重要作用，两者的集合，和后世的经验总结，火器和战车组合的出现也仅仅是一种趋势。这都是前人和后世一点一滴的探索和尝试。
明代战车战术的雏形，开始出现于永乐时期的步骑混合大阵型。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份。阿鲁台犯边，明太宗朱棣决定亲征，并与同年六月份，横扫虏庭。暂时换来了明朝边境的和平状态。此役，朱棣一如既往的使用步骑混合大阵和协同战术，为后来的战车战术出现提供了基础。
另外，在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为了北伐蒙古，命令制造武钢车三万辆送至宣府使用，用以作为运输和防御工具。总之，这一时期，明军处于吸取历史经验并开始探索之中。

永乐二十年五月，北伐大军自西凉亭出，到达闵安，朱棣下令，军中放牧，樵采者不许出“长围”。明军驻军时，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建中军，左哨，右哨，左掖，右掖，步兵居于内，骑兵居外，使用火器的神机营驻扎骑兵之外围，而神机营就是“长围”。即火铳居前，马队居后，其次步兵。由于明军当时处于行军的状态，这种布局应该属于野营，那么记载中的长围不可能是土木工事。当时态紧急来不及移营的失衡，神机营外围还要加一个拒马枪作为阻止敌军骑兵冲击的防线。
——————————————————————————刘基（刘伯温)《兵法心要》——车营法：“凡车营法，车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枪在外。仍连车辕为左右厢和门。”




拒马枪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步兵在野外面对骑兵的不利状态，至少在步兵和敌方骑兵之间设立障碍能够延缓骑兵的冲击，可以保护步兵的安全。远射步兵可以安心的放箭，也让肉搏士兵获得列阵时间。
拒马枪的组成为一个大横木，使用时，将横木用铁枪五杆，横木四杆交叉架起来，并用铁索连接，横木上每七寸钻一个孔，孔径约为一寸三分，用于插枪头，铁索打做长环，一头钉在拒马，一头设一钩子，用来连接。
步兵每一队编为四十五人，装备拒马三架，其中每一个拒马配枪刀手五人，伏于铁索下方，弓箭手五人，立于铁索之后，神机铳手五人，立于拒马之后，另设两个执旗手在两段，骡马随之，可以看出此时明军队伍中火器手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在15世纪初期，在世界上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奥地利军队为了抵抗奥斯曼帝国的骑兵冲击也采用了和拒马栏功能相同的“矛墙”作为防御工具。以及过去中国汉朝的大将军卫青于幕北之战大摆武钢车阵，是为了稳固自己的阵势防止因为劳师远征而造成的劣势，从而同单于精锐骑兵对阵，可见在战争需求相同时，武备和战术需求也是趋同的。


从战术角度来看，这种防御阵型为后来明军提供了火器战车的发展思路。当时的人这样评价到——“虏善战，势险而节短，五步之内，长兵技竭，复短兵不备，接战无伦，被冲既窘矣。用车难于履险，为垒难于猝办，拒马者，携堡以行而兼车之用者也。”其意思就是与敌人打仗，地势险要于自己不利，在五步距离之内，长兵器打击达不到预期效果，短兵器不完备，接战时容易混乱，一旦被冲击就完蛋了。采用武钢车车很很难起到作用，立堡垒很难应对突发事件，而拒马枪，能做到机动和防守两者兼备的效果。而文中的出现的两个车，其含义并不相同，用车难于履险中的车是指辎重运输车。而最后一句的车才是指火器战车的那种含义的车。

自从经过洪武，永乐两代帝王的强力打压下，蒙古诸部暂时消停了很长时间，然而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又再一次的回到明朝的视野之中，并再一次成为明朝边境安全的最大威胁。脱欢，也先等草原枭雄的崛起让明朝边境形势异常严峻。

正统十二年9月（1447年）自洪武以来，明代边境的防御工事和体系尚未完善，由于蒙古征服中国以后，长城沿线不再受到重视，不少的堡垒和烽火台荒废，甚至还有许多堡垒和边墙还尚处于半成品状态，在土木堡事件之前，明代边防没有连成一体和长度可观的边墙工事，由于疏于修建，当时构成长城军事体系的墩台，关隘，和边墙无法有效的互补，如宣府镇，在当时基本没有有效的墩台，和坚固的关隘甚至是一体边墙，而明初由于对蒙古是处于积极进攻的战略状况，故而当时，对边防设施的建设并没有全力的投入，这一点和唐朝的但使将军能百战，何须天子筑长城一样的心态。
另外卫所制度所暴露出的弊病不断的显露，加之长久的和平，卫所军的战斗力开始下降。明朝就是在这种诸多的防备条件尚未完善，以及明军战斗力开始下降的状况下，即将面对着来自蒙古草原上的猛烈冲击。
不过明朝政府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重新考虑边境防务的建设，并对军事体系进行了改善。从而使当时的宣府在防御小规模的游骑骚扰时是毫无问题的，尽管如此，从明初——正统年间的70多年里，宣府地理位置虽然重要，但相比大同和辽东地区来说，宣府的军事压力相对最小，从未遭受到蒙古的大规模入寇和毁灭性的威胁。当时的人也认为，在军事压力小的地区没必要花大价钱去修建堡垒，关隘等防御设施，何况它足以应付小规模的游骑骚扰，可以看出当局对蒙古入寇的观念还停留在小规模骚扰的认知上的。以小规模游骑骚扰的模式来看，当时明朝边境的各个尚未完善的防区还是能够应付这些的，然而也先的到来使这些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以当时明朝的边境防区的配置，完全是一种治安性的防御布置，根本无法应付大规模的入侵，这种防线仅仅是依赖于一两个坚固城池，而忽略了和小堡垒和墩台之间的互动联系，如果缺少这些如墩台，边墙这些纽带，一旦发生大规模入侵，这些大小堡垒基本上会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很容易被蒙古骑兵的机动优势穿插分割，并各个击破。虽然宣府是号称统一边镇，但是却没有和大小堡垒形成统一的，完善的军镇体系。而作为一个军事家——也先，也非常敏锐的看到了明朝边境防务不完善，以及基础设施和堡垒分布零散稀少的弱点，因此他在最初的战役中，在击败了大同附近的边军后，选择在宣府一带作为明蒙双方的决战之地。

明军在大同惨败后，宣府地区由于缺乏墩台，关隘，边墙等相应设施，根本无法阻止和预警瓦剌执行侦查和骚扰任务的小队骑兵的行动，大小堡垒里的明军因为之前野战失利，防区主力被歼，很难自保。更不要提是否能够初期侦查敌人的动向和主力了。因此，虽然瓦剌骑兵已经深入明朝边境区域，处于在外线的作战状态，但是却来去自如，这也说明从战争开始，战略主动权已经被战略机动性更占优势的也先攥在手里了。而明军只能疲于应付。由于机动性的劣势，使明军无法有效获取敌军的动向，也导致明英宗亲征出兵时，完全处于对敌军状况一无所知的架势，而又仓促动员出兵，虽然账面上数值很多，但实际上带去的兵力并没有网文上所宣扬的55万，从当时京营的人数统计来看，英宗亲征带去的人数是不可能超过20万人的。同时也先的军队数量从《四夷考》的记录中推算可能是调动了本部20万人的数量。

而也先也不知道明英宗的主力部队的数量规模，所以也先在土木堡之战前，没有和明英宗带去的明军主力发生直接冲突。但却用灵活的战术让，明军陷入添油战术的泥潭，即为了掩护主力撤退，明军数次分兵去寻找蒙古军队战斗来拖延瓦剌军的进军时间，多数明军队伍被这种方式消耗掉。而网上谈论是也都把土木堡被困的原因归咎于自居庸关回师。且不谈指挥问题导致的失败以及明英宗不听从其他诸将的意见从紫荆关回师，而是执意要从居庸关一代回师，虽然从万历和嘉靖时期的边境防区地图上看，大同一代有许多的如广灵城，蔚州城等多数堡垒，然而这些堡垒基本都是由天顺年间以后才逐步建设的。在正统14年这个节点，从大同到蔚州只有混元和广灵两个堡垒。也可以说明，当时明军的边防基本上四处漏雨。敌人可以在这一带无孔不入。而英宗之所以拒绝从紫荆关回师，可能还是想要寻找瓦剌的主力决战。然而这一代基本都是一片空旷的平原地带，以步兵为主且机动性处于劣势的明军一旦暴露在蒙古骑兵的主力前，只能会毁灭。
而在土木堡的表现，明英宗将自己的军队毫无悬念的带向毁灭的道路。当初刘邦在白登之围也面临了这种绝境，然而刘邦这种久经战阵的统帅岂能是明英宗这样的热血小青年能比的，当时刘邦采取了陈平的建议让部队以战斗队形从容的撤离，没有让匈奴有可乘之机，然而明英宗却盲目的相信也先的议和许诺，从而没有节制军队从战壕工事中涌出，结果阵脚大乱，被瓦剌骑兵瞬间冲垮，
不过好在瓦剌人至少专心于抢掠财富和物资，并没有刻意杀戮，所以还是有不少人从土木堡逃回了京师。这些人也成了后来北京保卫战的骨干力量。

而土木堡的失败，也对明军的士气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而此时，由于马政的状况和明军骑兵在这次战斗中的损失来不及补充，这就导致骑兵数量也开始下降。为了防御瓦剌的骑兵，制造战车的呼吁愈发强烈。
早在正统十二年，大同总兵，朱冕就上奏疏提出了制造战车的建议，提出了行则载衣粮，止则结营阵。而在朱冕的提议下，制造战车成为当时明廷的热门话题，在这种热门话题下——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砲、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下边镇酌行。”在嘉靖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曾“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
然而虽然土木堡事件后，出现的战车不断的被采纳，然而这些都是以防御为主，即在骑兵力量不足，边防设施不完善，士气低落的因素下产生的应急之法。而且主流基本都是以辎重车为主，然而朱冕却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和实践了“火车”这种车和后来的火车不是一个含义，这个火车的含义是一种攻城车型。两个轮，中间放一个炉子，上面是一口油锅，同时在车的周围放些可燃物。攻城时推到城下，纵火。可焚烧城门和城楼用以克城。虽然辎重车并不利于野战对抗骑兵，然而朱冕等人根本就没有用来打野战的心思。从这两者车的功能来看，完全是为了防止在沿边军堡陷落后。保证军队在机动过程中不被偷袭。从而顺利抵达陷落的堡垒用火车收复陷落的堡垒。尽管朱冕的火车战法带有了一些进攻和机动的趋势，但大体上还是以防守为主，我们可以说，至少是朱冕和郭登型的战车和胡斯车堡是一样的功能，即完全是用来应急的产物，并没有形成体系，并很快被取代更替，但它还是为后世车营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战车功能的变动做出了尝试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朱冕的火车。

以上是明代战车发展的第一阶段。以郭登，朱冕为主的用于防御的功能从正统时代开始直至正德元年。


不过明朝的战车战术也很快升级，这期间的代表人物为——李侃，刘天和，曾铣。转变的理论标准是——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涉及的一种这样的战车被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除此之外，李侃的战车构思仅仅是临时征召的骡车，相比武钢车等更为轻便。不过按照李侃的布局来看，是将骡车列在明军四周作为障碍，车厢用铁索连接，并内藏火铳，车内的五名刀牌手可同时击敌，敌人退却时，解开铁索，让骑兵追逐。这完全是朱棣拒马枪战术的升级版本。并在拒马枪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战车阻敌，敌退则用骑兵出动夹击敌军，用以歼灭敌人的目的，从而产生车 步 骑协同作战的理念。这一大胆的设想为明朝的战车战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对后世的车营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明军的野战战车战术基本都是承袭了李侃的思路。这成为了明朝战车战术复兴的标志。
然而局限于宁夏的环境，李侃的战车形制在当时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的发明更多
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
总之这些都体现了明代对战车战术的构想和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李侃提出了车步骑协同作战。但是这种战车模式也一度让明朝的战车走了些歪路，李侃的战车需要有七匹马来拉车和军事数人来推挽，这种属于仿造古代战车的型制，但是此类战车的缺陷是完全忽略了边境复杂的地理状况，且需要过多的军马，以至于这种战车刚刚问世，就遭到边将的抵制，其中宁夏总兵张泰认为，宁夏地区沟壑甚多，使用这种大型战车不利于机动作战，他曾奏请建造独马双轮小车，内藏兵器，史料记载，该车人多赖之，每试用，众辄称利。但是可惜，关于宁夏方面的战车武器配置并没有留下记载。
不久，顺天府的箭匠周四章提出改造这类战车和增加装备，他的战车每车安装四个板箱，其中有装填好的神机箭的神机枪二十把，备用神机箭共六百支。战时可以直接使用，为了保证灵活性，战车不会太重，铳筒用叉子架住击发，并且还采用了明初名将沐英的三段射战术，周四章在每个板箱里装了五个装填完备的神机枪，御敌时刻直接使用，相继击发。类似五段射战术，火力密度和杀伤力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对此，明廷很快同意了对这种战车的制造，

自朱冕，郭登，李侃，李贤。刘天和这些战车战术的提倡和推动者们都各自扮演了光辉的角色，然而这些人中，只有郭登的战车战术几乎没有被大幅采纳，可见明朝政府推广复兴战车战术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主动进攻而非一味被动防御。

其二，是刘天和的全胜车。
略备规制臣因再加损益其制轮高三尺一寸。夹轮辕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钉以圆铁转轴。行则悬之。左右箱各广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铁小佛郎机一。及流星炮。或一窝蜂一。箱上为架。用安铜铁神枪一。及各边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铁铳一。飞火枪筒一。箱之四角。插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二。斩马刀铙钩各一。并火药铅子釽镢鹿角等器。通不过重一百五十馀斤箱前树兽面牌绘以虎貌之象。两面各挂虎头挨牌。战则张之以蔽矢。两车相连。可蔽三四十人。每车二人轮推之。一人挽之。二人翼之战则各随地形。环布为阵。马军居中。敌远则使火器。稍近则施疆帑弓矢。逼近则用枪斧钩刀。短兵出战。敌败则军马出追。遇夜则用火箭。虏骑围绕。则火器弓弩四向齐发。势如火城。虏不敢逼。退进所向无前。虏不敢遮。且火器安于车上。点放安稳不摇。审定其苗头高下。一以高五六尺为准。所中非人即马。较之手中点放战摇。百不一中。大不侔矣。葢马步兼用。长技并施。战守皆宜。诚谓可万全取胜。止则环列为营。傍施鹿角连以铁绳。臣复制为随车小帐以免军士露宿、用存恤爱。是虽不能追奔逐北。星驰霆击。然摆列边墙。以遏虏人。据厄险要。以邀虏归。占据水头。以困虏马诚可以弱为强。以寡敌众。修边耕获。俱可用以防卫。而车制轻便。亦可趋利以前险阻陷沙亦可扛抬以过。久之精熟。虽直冲虏阵。径攻虏营。亦无往非宜。较之诸边怯懦将领。仓皇下营。挑壕以桩匝地以绳系桩自保不暇者。诚万万不侔矣。臣谬谓轻车为中国长技之一者此也。且每辆止费银二两馀。每车千辆、仅当军千人一月之费尔。但须各边将领简选步兵操演精熟。而后可得实用。及诸边佛郎机流星炮一窝蜂炮品字金铳铜铁神枪见贮甚少不足用尔。

由于明朝子土木堡以后不断的吸收和总结教训。并不断的更改战车战术，随着西方火器的传入，明朝开始了火器改进研发的高潮阶段，如弗朗机炮。在明朝的改进后，不断产生轻便的弗朗机炮。如果说李侃的战车战术思路是重新强调了永乐皇帝的协同战术，那么刘天和的战车则是吸收了陕西总制秦纮的思路选用轻型的独轮车。并将轻型的火炮安置在车上，这种思路开启了机动性的战车理念。已经全然不是正统到景泰时期的那种防御型的战车，而是进攻型的机动炮车。这种思路被后世的军事家们广泛的运用。

上文描述，刘天和在检查当地的旧式战车时，发现这些旧战车机动性不足很难适应野战的节奏。于是乎
采取了更为轻型的战车作为替代。
附一张战车车制表

战术执行此时的战车战术已经和郭登那种胡斯车堡式的被动防守战术已经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了。


除了机动炮车的理念，刘天和在边防建设上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也就是说，刘天和在看待尚未完善的边防设施问题上提出，单纯的依靠战场还是无法弥补边墙，堡垒不完善的短板，他认为，即便有战车，但是边墙和堡垒防御工事的建设工作同样重要，如果边墙设施完善，则可以节省一些人力，用战车和步兵即可防御。同样刘天和对战车的选择除了机动之外，更重要的是——省钱。

同时刘天和还提出了，让边防设施与战车战术相互结合起来。

总之除了机动行的进攻，还可以配合防御工事用来堵住边防薄弱点的空缺之处。

而刘天和的战车将付诸实践、
刘天和全胜战车的战绩



这里主要介绍了明代战车从雏形——萌芽——战车战术理念形成和实践的过程。
从拒马枪扎营到郭登，朱冕的防御类的车堡战术到李侃的车步骑协同，再到刘天和的机动炮车和战车于防御工事相互结合联动作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历程，使中国的战车战术逐步积累成熟。并相比于胡斯车堡，更大的体现了中国的军事思想和特色。
总体来说，中国的战车发展是从胡斯车堡式的用于应急的堡垒一直进化到机动炮车的理念。而明军的战车和火炮一样，是趋向轻型化。如弗朗机的改造和刘天和的全胜车。其理念就是为了提高机动性，用于逐步摆脱对畜力的依赖。已到达能够做到随时列阵机动，并能做到进攻防守两不误，而不是像胡斯车堡那样完全依靠畜力机动。围起来，躲在车厢里放枪就妥了。郭登在后期也曾数次上书朝廷增加防御型的战车，然而朝廷已经对纯粹防御式的战车阵基本不敢兴趣了。
同时这种纯防御性的车堡早在战国甚至后来的汉朝时期都是在处于己方劣势的时候才采用的战术。


同时在给大家看看胡斯车堡。
简而言之，就是以车为堡，不设炮具。步兵及炮具凭车堡拒敌

胡司车垒的车型

胡司车垒的部署

胡司车垒的局部
虽然这种车制防御性是不错的，但机动性很差。而且胡斯车阵在胡斯战争结束后就基本被西班牙大方阵取代了。

然而胡斯车堡和中国的车营却在中外后世总结中却面对着不同的命运。
首先是胡斯车堡在欧洲的评价
这种战术形式受到了富勒将军的高度评价，而后来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种战术在未来战争中依旧能有用武之地。

而在中国，车营的评价和西方对胡斯车营的评价确实天壤之别。
在清修《明史》中的评价确实十分不堪的。

其原因是，一方面，清廷在修明史时，曾系统的。有计划，并大量的征集前明的历史文献和资料

而康熙年间，清廷对于修明史也足够重视。

然而乾隆时代呢
则是在1789定本的《明史》颁布前，通过文字狱和修四库全书的方式将大多数明代的历史资料毁掉，而明代的兵书记载，也大多禁毁，留下的如《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数书也在和原本对照后被发现篡改掉了。而留下的记录也给后世留下一种错误的信息，即只有戚继光会编练车营，而禁止和篡改兵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汉族人民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

而满清对历史文献的禁毁篡改除了兵书，就连涉及明清战争的历史文献也皆在禁毁范围之内，给后世研究历史造成很大的困难，而这些恰恰正是满洲贵族最愿意看到的。

而清修《明史》对车营的记载也仅仅是乾隆末期才出现的，
同时后世学者也指出了明史，兵志有不少的错误。

回到正题
至于明朝战车的概念界定，有大小及载炮具轻重之分、配置兵员数量有别。

曾铣和他的《曾铣拟逐套虏阵图》——车营理念的萌芽。


为什么要说，曾铣的车营编制是划时代呢，上述的章节提到过，如郭登，朱冕，李侃，李贤，刘天和等人仅仅是出在对战车改造和战术理论的积累和形成，却没有提出将战车阵容系统化并组成完整的战术体系。
而曾铣的车营理念则是具备了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
说道曾铣的复套战略，还得从河套虏患说起。

首先贴一张《皇明九边考》中的河套地区。

边夷考

河套东西长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长一千余裏，左右减半。榆林外套皆汉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虏始入套，抢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二三年，虏酋火筛大举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后，应绍不、阿儿秃斯、满官嗔三部入套。应绍不部下为营者十，曰阿速，曰阿喇嗔，曰舍奴郎，曰孛来，曰当喇儿罕，曰失保嗔，曰叭儿厫，曰荒花旦，曰奴毋（母？）嗔，曰塔不乃麻。旧属大师亦不剌，后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儿秃期部下为营者七，旧亦属亦不喇，今则大酋吉囊领之。为营者四，曰喓蠌P，曰偶甚，曰叭哈思纳，曰打郎。满官嗔部下为营者八，旧属火筛。今则大酋俺答阿不孩领之，为营者六，曰多罗圡闷，曰畏吾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圡吉喇。三部兵约共七万，俱住牧套内，时寇绥、甯、甘、固、宣、大等边。

经略考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从朔方总管张仁愿之请，夺取漠南、北，筑三受降城。南城直朔方，东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灵武，皆据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减镇兵数万人。后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徵发入援，留兵单弱。数间之间胡虏蚕食於内，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祍矣。元末为王保保所据，国初追逐之，筑东胜等城屯兵戍守。正统间失东胜城，退守黄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种以省边粮。厥后易守河之役为巡河，易巡河之役为哨探，然犹打水烧荒而兵势不绝。故势家犹得耕牧而各自为守。后此役渐废，至成化七年，虏遂入套抢掠，然犹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筑东、西、中、三路墙堑，宁夏修筑河东边墙。遂弃河守墙，加以清屯田，革兼并，势家散而小户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虏酋火筛大举踏冰入套住牧，以后不绝，河套遂失。议者谓驱河套之虏易而守河套难，盖地广人稀故也。

近有复套之议，谓当偱唐之旧，守三降城。又谓守东胜则榆林东路可以无虞。审时度力恐亦难为。西路最称要害，而安边、定边连接花马池更为冲剧。筑墙设附，事有不容已者。若沿边困悴之邑，唇齿相依，当择贤令旌以异等，令其抚绥招来，庶几可以保全乎？

国初虏不过河，军士得于套内耕牧，益以樵采围猎之利，地方丰裕，称雄镇焉。自虏据套以来，边禁渐严，我军不敢擅入，诸利皆失，镇城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不通货贿。於是一切草萏粮惟仰给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贵奏改西、延、庆三府东镇之税为扌勉荒折色二万余石。正德中，侍郎冯清又改三府本色尽为折色。自是军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谣。况节募新军而粮未增，尚在额内支给。又，边邑凋敝灾伤所免及拖欠者，复百有余万焉。得不穷困至於今日之急也！嘉靖七年镇城饥莩几万，言之痛心。呜呼！此镇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敢勇善战虏所素惮，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饱，伤哉！ 脕（脱？）有黠虏窥知虚实，以重兵压境，及客兵既集日废益广，更以虏军驻渔河之地，粮道阻绝，不两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计者不忧积薪之火，犹待燃眉之救，岂知此镇迫於寇门，粮道险远，急则束手。临时虽与金如山不可食也。今盐法已坏，飞挽之计失。在官籴买一费数倍戊子之岁，束草价至二钱有余，他可知矣。是知榆林所急在蒭粮，他非所虑也。议者谓本色不复则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军之粮及灾伤所免户部处补自是当然，何令边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后善者，不可执一论也。今三边蒭粮至难处矣。愚谓黄河自陕州而上至绥德近境，春初时皆可舟行，若计沿河郡县改徵本色，水路接连而上，则榆林其少苏乎？再于延、甯、甘、固适中之地另设仓场各以户部官一员主之，每镇每年与盐银十余万两，令有司籴买储蓄，专备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归户部，边官无得那（挪）移借贷。倘客兵一年不至，则有一年之积。如是数年或可少裕也。详见——《九边论》。

上述河套的地理特点。其重要性如下。
一、河套地方千里，虏数万入居其中，趂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举南寇，则令人传示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约日聚众而后进。既聚众至二三万，夜宿火光连亘数千里。我之墩军夜不收瞭望先知风兵可设备矣。

二、虏众临墙止宿必就有水泉处安营饮马。今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等泉，定边营外有柳门等井，余地无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产蒿深没马腹，数百骑或可委曲寻路而行，多则不能。故设备之处有限。

三、定边营墙外二十裏，地名锅底湖者，一名旧花马池，所产盐视内大盐池盐尤美。嘉靖九年，虏一枝设营帐於彼住牧。诸虏来取盐者皆依之。其倜坑诟咛帮妰却篼}池商贩牛车行走即折（拆）墙驰入剽掠，是以大盐池积课二十余万商人不敢支。总兵梁震提兵至定虏营，次日偃耄鸲奖鰮簦分铃伒缀大破之，斩首三十级，夺获达马二十三匹。自是不敢近湖住牧。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水草丰盛，适合搞畜牧，也是主要的战马产地，且明蒙双方也在激烈的争夺这个战马源地。
后来蒙古鞑靼部进入了这片区域对明朝边防造成极大的威胁。而该地的地理位置，蒙人进可攻，退可守。
而上述三点，可以得知。自也先时代终结以后，蒙古诸部也丧失了入主中原的力量和野心。于是，蒙古人对明朝的战争基本回到了掠夺财物，人口和牲畜，出于这个理念的引到，蒙古人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开始以避实击虚的轻骑速战。打完就跑绝不纠缠。这些蒙古骑兵们在面对明朝漫长的防线以及驻守的数十万明军时，充分的发挥了小股轻骑兵的机动优势，采取了以“殿数百以羁全营，纷千万以震零堡的战术。”即利用明军无法获知己方虚实时，以小股部队牵制明军的主力，在集中优势兵力，切入明军防线的薄弱点，这样一来，本来边防设施不完善，分布相对孤立分散的明军，面对突然集中优势力量的蒙古骑兵是很难应对的。一般来讲，蒙古各部往往会用数月的时间来筹备一次对明朝边境的或大或小的边境袭扰。而各部首领也会派人日夜兼程的联络在分散在蒙古草原各处的其他部落充分准备去明朝内地抢劫。此外，每一个蒙古骑兵还要准备三个以上的马匹，以备用或运送物品，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集结一起，接着准备行动。
总之，蒙古诸部对明朝边境地区的袭扰和掠夺都是相当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他们可能对明朝边境的某个区域的掠夺计划已经蓄谋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而进入河套的蒙古部落也让这种威胁更明显，他们一般都会隐秘的执行，从来不会大张旗鼓的一股脑的破墙而入，他们充分的利用明军边境防御设施没有完善的弱点，先派遣一小支由精锐组成的机动小分队，侦查，并以明军主力部队的行军路线的反方向行进，然后寻机翻越边墙，之后蒙古的主力部队随后跟进，并派出多数人带着工具以数千骑兵为先导，迅速的在边墙掘开一个口子，并进入边境地区，而先前的先头精骑则策应主力部队，在明军守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因此前去迎敌的明军往往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蒙古骑兵伏击。可以说蒙古的潜袭穿插战术运用的十分熟练。此战术能够一度让明军疲于奔命，措手不及。
在这种应不暇接的袭击下，明朝的边境人员，财物损失严重，可谓是满目疮痍，严峻的边防形式迫使明军调整战略方针和战术革新。于是，依靠武力的手段，深入河套腹地去扫荡蒙古诸部后方的捣剿，搜套战略被提上日程。这表明，明朝政府将先前的被动防御方阵，改变为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并达到以快打快的战略方阵，而陕西地区的防务，恰恰是西北防务的关键区域。所以，西北成为明军实践这种搜套，捣剿的攻势防御的地区。而其六千多里边防线上的套虏成为了明军捣剿的目标。
李贤在面对河套边境上的烽火连天的严峻形势，于成化二年（1466年）提议搜套，捣剿，他在计划的奏章中归纳了明朝河套地区边防策略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胡虏之众不过中国一大郡，而连年被其侵扰，往往得利而去者，以我兵威之未震也。且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胡虏巢穴，往年虽有残贼数千，然不为大害，今虏毛里孩大势人马俱处其中，伺间乘隙出没不常，固尝出兵剿之，然我兵方集而被已退去，兵散未久而彼又复来。如此不惟劳师费财，而边民亦不得按堵矣”。
意思是说：胡虏之众不超过中国一个大郡，而连续几年被他的侵扰，往往是得到利益而离开的，而不是我军的威慑。而且，河套和延绥接壤，此地原来不是胡虏的巢穴，虽然以往有小股部队袭扰，但翻不起大浪，如今。敌人的头头，毛里孩的人马赖在河套不走了。而且伺机出没难以捉摸，虽然我军出兵去剿。但是我军的大部队赶刚刚集结时，他们都跑没影了、等到我们回师后，他们又卷土重来，这样不仅仅让军士疲以奔命。边疆的百姓也不能安居下来了。
可见李贤一针见血的看出蒙古人袭扰边境的套路。就是，我先乘你不注意，在你的薄弱点切入，先去抢一把，等你大部队集结了我再跑。等你走了我再来继续抢。（是不是眼熟的战术？即我不跟你硬碰，先抢你一把，然后和你保持距离，等你集结起来打我，我就撤，等你走了我在卷土从来，让你疲于奔命，拖垮你的士气。敌进我退嘛。）

然后，李贤借着这个清醒的认识，为搜套计划提出了一套方针。
“.......令兵部会官愽议预积粮草于陕西塞下，及令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等处守臣选练骑步精兵，整朔器械什物及预造战车拒马之类。期以明春或金秋进兵搜剿，务在尽绝。其总制将官与凡出兵事宜，俱预请处画。又秋禾方熟，虏骑必复入抄而延绥庆环县一代，须用兵驻扎，以保居民。亦宜推选武将一人，统步骑精兵万人往守诸处庶，几有备无患。”
意思是：命令兵部会合官愽讨论预积粮草在陕西要塞一代，令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等地方守臣挑选骑兵步兵精锐部队，整理器械物品及预先制造战车拒马之类。要么在明年开春，要么在今年秋天出兵搜剿。务必以绝后患。总制将官员凡是出兵事宜，都一起参与。还有秋天的庄稼正好成熟，敌人的骑兵必然会再次入寇，而延绥庆玉环县一代，需要用军队驻扎，以确保居民。也应推选一名武将，统领步兵和骑兵精锐部队万人去守各处各，从而有备无患。
也就是说，先准备好一定量的粮草。然后让指定防区的指挥们训练步骑精兵。然后整理好武器和战车拒马什么的，等等工具备战，然后选定时间去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的后方。而且必须赶尽杀绝，还要防止敌人的报复性入寇。参战的将领也需要带兵防守各个要地，防止被偷袭。
明宪宗很快采纳了李贤的建议，于是兵部开始准备捣剿计划。集中了西北防区的人力物力进行捣剿，然而这个方针初期却未能取得什么成效甚至一度被蒙古施以报复性掠夺，得不偿失。而成化四年由于蒙古内乱，蒙古对边境的袭扰开始稀少。而同时明朝内部也发生了女真部落的叛乱，西北地区的攻势没有继续下去。其原因是，一方面捣剿计划需要做到隐秘，切忌走漏风声（后世的李如松因为计划被叛徒泄露导致捣剿失败，被围歼。）同时还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战马来维持这种方针。而明朝不久后结束了对女真诸部的平叛战争。同样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去捣剿。后来，吏部给事中程万里重新提出出塞捣剿，但马上遭到兵部的反对，——“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数万之师，远涉沙漠，前有胜负未必之形，后有首尾难救之患，殊非完全之计。”
意思是说：毛里孩自前年朝贡后，就没有在袭扰边境。现在无缘无故兴师动众，远处沙漠，之前有胜负未分的形势，后来有首尾难以兼顾的隐患，这不是完美的计策。
可以看出。明朝对待搜套捣剿问题的瞻前顾后，除了保守观念外，另一限制的主要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即便是嘉靖年间的曾铣也估算过这笔成本——共该行粮四万五千石，共料九万石。共用银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两。
可见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受于成化初期的局限，捣剿搜套方针的实施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