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践行哲学——健全人的精神慰藉和智慧普及》
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在知识形态上区分为关于恒常的普遍领域的知识和关于变动的城邦伦理政治生活的特殊的知识。实践的知识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被当做人文科学合法性的基矗，而理论的知识经由近代实验科学的“改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涵义，变成了人类探索自然的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人文科学的基矗；由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个转换形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除了这种知识形态的关系外，还具有两个世界之间的存在论关系。这种关系如上所述，是由胡塞尔在其生活世界理论中论述的。在这种关系中，对理论来说，是其从生活世界的根基中的问题生成与回归的关系，而生活世界中的问题生成并不是认识论意义域中的问题，而是与意义和价值相关的问题；对实践生活世界来说，则是一种对理论世界的意义规约与伦理统摄问题。于是，胡塞尔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转换成存在论上的本源世界和派生世界之间的关系。
至于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论关系，则是从培根创立的技术实践论传统中产生的。在认识论意义上，理论是以实验科学为范本的科学理论，实践是以科学实验为范本的科学“实践”。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在理想形态上即科学命题与实验证实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符合、匹配与校准关系。质言之，只是在技术实践论的语境下，才存在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的问题。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取代人类真正的实践活动。
由上可见，在理论和实践的三重关系中，知识论的关系和存在论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本真涵义。而认识论关系则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误解。在前两重关系中，知识论的关系虽然比存在论的关系在历史上较早为人们所认识，但在逻辑上却是以后者为基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实体”与“属性”的关系。
如此理解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性质发生了重大转换。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再是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实践如何矫正理论，以达到最好的匹配关系。在存在论上，理论世界是实践生活世界的派生世界，它说明理论的生活根基和意义源泉，说明理论并不像理性主义认为的那样是自足的，不是生活实践以理论为范式，而是理论以生活实践为前提和范式。
在知识论上，它意味着关于具有实践意义的人文科学和具有事实意义的自然科学孰为基础的问题，所谓一般的理解，即人文科学只是一种前（自然）科学，它应当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范本，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具有事实意义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头脑的，需要人文科学思考它的价值和意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人文科学。
理论的普遍性是一种绝对的普遍性，它是一种“理念”和“原型”，这种“理念”和“原型”对特殊和具体事物有一种规范作用：对于普遍来说，每一个特殊都只是普遍的一个例证、一个实例，是一种现象；对于理论范畴里的特殊事物、特殊情境来说，普遍是一种高于特殊的“理念”、“原型”，它是特殊现象的“本质”。
但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范畴里的普遍性则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具体的普遍性是包含特殊的普遍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换言之，一方面，实践智慧(即实践理性)要受普遍性的指导，在这种普遍的规则(如“善”)之下才能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又要把普遍的规则结合于具体的特殊性中，“明智(即‘实践智慧’)也不是只同普遍性的东西相关。它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因为，明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
当然，亚里士多德理解的普遍性是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性质的普遍性，只是他把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具体事务结合了起来。亦即，亚里士多德多少采取了一种阐释学的态度来看待普遍的规则，使普遍的规则和具体的事物互相阐释，从而把各自的内容展现出来，如法律与具体判定之间的关系。
理论的普遍性是一种刚性的普遍性，这种刚性的普遍性经过库恩的科学解释学，其根基已经转移到社会实践和经验领域(这里的经验是指生活经验，即杜威所说的“原经验”)。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实践智慧是和生活经验相关的。实践智慧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一种普遍的、可学习的知识，因而只能靠经验、靠日积月累长期形成的经验才能形成这种知识。正是这种经验使一个人生出了慧眼，使他能够“看”得正确。
伽达默尔非常重视这种与实践智慧相联系的“经验”，并把它与人文科学的理解和真理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与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理想相反，人文科学的本质性东西恰恰是一种参与的关系。在人文科学中，衡量其学说有无内容和价值的标准，就是参与到由历史和艺术构建起来的人类经验的基本陈述中。理解就是特殊经验与人类基本经验的作用过程。伽达默尔把实践智慧关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转换为一种解释学循环，认为人文科学的本质即是个体经验与普遍经验的融合——这体现了人文科学的特殊性。
正是在这种融合中，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体验的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证明一种人文科学的真理——我们对历史传承物的经验居间传达了我们必须参与其中而获得的真理，这种真理不能在一般的陈述或知识中得到证明。
所以，“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方法概念和科学概念——才为精神科学合适的自我理解提供了唯一有承载力的模式。”
于是，实践哲学的普遍性是人类基本经验的普遍性，是人类对存在的基本困境以及对自身理解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将不断地为人类个体经验所丰富和充实，这实际上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阐释过程。而这种相互阐释的经验，才是理论的普遍性的真正基矗！
于是，实践哲学的普遍性是人类基本经验的普遍性，是人类对存在的基本困境以及对自身理解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将不断地为人类个体经验所丰富和充实，这实际上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阐释过程。而这种相互阐释的经验，才是理论的普遍性的真正基矗！
再次，实践哲学的正当性和前景问题自亚里士多德提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分后，哲学的领域即已基本界定。但是，整个西方哲学史基本上是一部形而上学史，实践哲学并没有得到第一哲学的应有地位，甚至与形而上学比肩的地位也没有获得。实践哲学处在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甚至同化于形而上学之中，在哲学史上处于“缺位”状态。
然而，作为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形而上学的历史，又是一个自身不断地被质疑的历史，也是被批判被否定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已经完成。杜威对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还原，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对理论世界与实践-生活世界关系的现象学阐述，直到后现代哲学家们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毁灭性批判，无不确证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实践哲学的复兴。
于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引起对哲学之传统意义的反思。罗蒂明确地对传统的“哲学”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哲学即“爱智慧”。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智慧在于把握真理，而真理则是对一种自然秩序的准确表象。然而，这种“对自然秩序的准确表象”的幻想已经被由尼采所发端的“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消解。这里，关键在于应该改变“智慧”的含义。
罗蒂认为，改造后的“智慧”不再是对自然秩序的表象，而是用来指谓在实践中，人类生活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一种平衡：“成为智慧的，就是在我们的各种独特幻想和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交道之间，在我就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讲的语言和我们就我们与他人共同的关怀、对他人讲的语言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这是就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而言。这种智慧本质上不再是“理论智慧”，而是“实践智慧（实践理性）”。
正像罗蒂所说，“即使在‘智慧’这个术语的定义已经面目全非之后，对某种可能被称作‘智慧’的事物的热爱仍将持续。”
换言之，哲学仍然是“爱智慧”，只是变成了“爱实践智慧”。
正像罗蒂所说，“即使在‘智慧’这个术语的定义已经面目全非之后，对某种可能被称作‘智慧’的事物的热爱仍将持续。”
换言之，哲学仍然是“爱智慧”，只是变成了“爱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