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践行哲学——健全人的精神慰藉和智慧普及》
在这种技术实践论中，实践智慧变成了一种技术性思维，从而实践活动也变成了技术活动。可见，在马基雅维利和培根的改造下，实践哲学的本真含义被湮没了。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可能出现斯宾诺莎的数学化的《伦理学》，使实践哲学进一步理论知识化。
与这种趋向相反，20世纪很多哲学家对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理论哲学进行了一种实践的或实践哲学的还原，以探寻理论哲学的实践根源。杜威认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发展出两种控制环境的方式，其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它是文化和道德的起源；其二是以作用于环境的行动来控制环境，这导致了科学的产生。这两种方式和传统分别掌握在上层的贵族和下层的工匠手里。
社会分工使得这两种方式长期并行不悖。其中，原始神话和宗教仪式以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是哲学产生的直接资源。这种直接资源要成为哲学需经过两个阶段：其一，规范化和普遍化。神话和宗教仪式来源于一种原始经验。由于有些经验是反复遭遇且关系到整个集体的喜怒悲欢，因此形成了一种规范的结构、一种了解生活的共同方式。
杜威认为：“人类的更博大的天地开辟论和宇宙论，以及更宏远的道德的传统，就是这样发生的”。
其二，理论化和知性证明。虽然分工使得人类的两种控制环境的传统和方式长期并行不悖，然而随着实际知识的逐渐增长，这两种控制环境的传统和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接触并在精神气质方面发生了冲突。传统的信仰虽然高尚，但基础毕竟薄弱。
其二，理论化和知性证明。虽然分工使得人类的两种控制环境的传统和方式长期并行不悖，然而随着实际知识的逐渐增长，这两种控制环境的传统和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接触并在精神气质方面发生了冲突。传统的信仰虽然高尚，但基础毕竟薄弱。
于是人们就要发明一种研究和证明的方法，把靠习惯维系下来的传统信念置于理性基础上，这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它是自柏拉图开始的欧洲古典哲学的基本形式。由此，杜威得出解蔽传统哲学的三个结论：
第一，就理论哲学的基本主题来说，理论哲学并不是起源于惊奇和理性等公正无私的源头，它有着既定的使命，“哲学的任务是要在合理的基础上辩护所继承的信念和传统习惯的精神”。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哲学是有“党派性”的——也就有了（那么多的）“主义”的产生。
第二，就理论哲学的基本形式来说，理论哲学既然要在合理的基础上辩护传统习惯和信念的精神，就必然重视理由和证明。但由于传统信念和习惯欠缺内在的合理性，于是理论哲学就只能靠逻辑的形式掩饰自己，产生了很多抽象的定义和概念。
第三，就理论哲学的基本方法来说，理论哲学既然要在合理的基础上辩护传统习惯和信念的精神，就要使它具有理性的最大普遍性和必然正确性。而要实现这一点，理论哲学只有一个方法，即把世界两重化为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这一不动不变的超验世界就成为一切生活法则乃至社会制度的根源和保证。
杜威实际上从人类学和文化史的立场，阐述了哲学的起源，揭示了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内在的实践哲学精神，以此确立了一种取代理论哲学立场的人文的、伦理的实践哲学的立场。
现象学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关系。“生活世界”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但无论存在多少理解，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在胡塞尔的思想中是确定的：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直接呈现的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奠基性的世界。换言之，生活世界是指一种类似杜威所说的前逻辑、前认识的“原经验”。
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世界。理论世界存在的意义是由生活世界提供的，生活世界是理论世界的意义之源。“客观的科学也只有在这种由前科学的生活永远是预先存在的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提出问题。”
也就是说明，生活世界是理论世界的问题之源和存在之源，因而也必然是理论世界的意义之源。它表明了理论世界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
也就是说明，生活世界是理论世界的问题之源和存在之源，因而也必然是理论世界的意义之源。它表明了理论世界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
生活世界与理论世界的分离实质上是人类的生活实践自身的分裂。这种分裂使我们往往把理论世界看作更有效的、甚至是意义自足的世界，而忘记了它的真正根源。实际上理论世界是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亚建筑”，其根基在生活世界之中，但是它却获得了某种最终的和普遍的有效性。于是，科学和理论世界反而成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原本，而生活世界不过是科学世界的摹本而已。对此，只有采取现象学的态度，才能在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解蔽，意识到它们的本真关系。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其现象学理论的一部分，其本意是探寻理论世界之先验意义基矗理论世界在这里也主要指的是科学世界。但是，它无疑对理解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也具有同等意义。斯特劳斯等人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对生活世界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做了这种解释，它对于我们理解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具有深刻意义。
我们在现代哲学家中可以发现一系列持相同见解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罗蒂、阿伦特等等。他们实际上颠覆了传统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颠覆了理论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确立了实践哲学的基础性哲学的位置。据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生活实践是理论之源，它对理论具有奠基作用。人类最初并不是以一种不偏不倚的理论的态度面对世界，而是以实践的态度面对世界。实践的态度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的态度。换言之，人类首先是以一种原始的“情绪”（海德格尔语）“现身”于世，面对事物和世界的——这是人类面对世界的最“源始”的态度；从中产生的是一种对意义、信仰和价值的期待。至于理论的思考则是一种派生性的产物。如果说实践的态度是这样，那么实践哲学则是关于整体的意义和价值的哲学。相对于派生的理论哲学来说，实践哲学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在先的。
第二，理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方式要进行伦理性、实践性的思考。在此意义上，实践哲学、伦理学是根基性的哲学。当亚里士多德把理论当做一种最高的实践时，他把理论看做实践的一部分，尽管是最高的一部分——实践是更完整的领域。实践哲学是关于最完整的、最高的善的哲学，它可以决定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目的和意义。古希腊存在的著名的“哲学”与“城邦”的对立，在学理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哲学”只能是城邦中的“哲学”，不存在城邦之外的“哲学”。但是，在现实层面又确实存在这种对立，因为“哲学”忘记了城邦生活的根基。实用主义曾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生活是为了真理，还是真理为了生活？对这个问题，实用主义用自己的实践哲学理论作出了解答。而实践哲学家阿伦特则明确回答：“我们以人生为代价获得真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人生不一定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首先，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蕴含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中。纵观哲学史，理论与实践之间包含着三种关系：理论的知识与实践的知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关系，生活世界与科学理论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存在论关系，以及科学与实验应用之间的认识论关系。
一般认为，在古希腊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在现代科学背景下，在人们对理论与实践关系普遍误解的语境中，是可以理解的。换言之，如果在理论与应用的意义上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古希腊确实不存在。但是，在古希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其本真意义上是存在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哲学”与“城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