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践行哲学——健全人的精神慰藉和智慧普及》
可见，形而上学是理论哲学的最高形式，在此意义上，他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可以支配理论哲学的最高、最完整的知识。最高的善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而政治学作为实践哲学则是把握这种善的知识，因而政治学就是最权威的科学。政治学由于把握了最高的善，它的目的就包含了其他知识的目的，因而它能够规定城邦中的公民应当学习哪些知识，哪些知识应当由什么人来掌握。
这些知识当然也包括理论知识。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哲学应当说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基础性哲学。当亚里士多德把沉思的理论生活归属为实践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时，他试图说明的即是这样一种含义。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我认为这一矛盾的形成是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影响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所谓的“苏格拉底问题”，即“城邦”与“哲学”的矛盾，所以他一反柏拉图的理念论，表现出一种重视变化的经验主义倾向。在《形而上学》的“实体”理论中，亚里士多德虽然规定实体为一种普遍的共相，是“变中之不变”，但他同时强调了经验中的具体的、变易的特殊实体的重要性。
当然，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完全割断与柏拉图的思想关系。他在《形而上学》中曾谈到“形式”和“质料”的相对关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按照同样的逻辑对实践的目的——“善”进行层次和等级的划分，以最高的目的“善自身”来统摄人类一切活动。
他认为，虽然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并非所有的目的都是最终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最终的、最圆满的目的——“善自身”，相对于这个最终的、最圆满的目的“善自身”来说，任何目的都只能是下属的环节，是被统属的目的。而对最终的“善自身”的思考属于理论智慧的普遍性思考。
同时，这一矛盾的形成也是和古希腊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特征相关的。这一特征是现代逻辑经验主义总结出来的。它以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为典型表述，以古希腊哲学的最高范畴“善”具有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双重属性为典型表现。这一特征把伦理规范看作是认识的一种形式，与对几何真理的洞见同属一类。
“伦理—认识平行论”的意义在于：一者，揭示了与近代被片面理解的“知识”不同的本源的“知识”的涵义；二者，开启了一条为规范性的伦理学构建确定性和必然性的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把伦理学构造成类似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一样的公理论证系统，期望把伦理学建立在和几何学一样坚实的基础上。
这说明，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没有完全分开，伦理学和认识论没有完全分开，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没有完全分开。亚里士多德则虽然区分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伦理—认识平行论”的影响。
虽然亚里士多德已经区分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然而，认真阅读哲学史的人都会发现，一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理论哲学史，或者严格地说，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而形而上学史作为主流哲学史，其思考方式、提问方式和论证方式都深深影响着蔽身其阴影之下的实践哲学。这种情形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所表现，而在近代则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是理论哲学的转换。理论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论”，而“理论”在古希腊的本意是指“观看”、“观赏”：通过“观看”、“观赏”而达到纯粹与事物同在。而且，它除了与事物同在之外别无目的，因而是自足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知识的最高形式即形而上学，它是一种超越经验的“近神”的知识。
因而，在古希腊根本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的应用问题——古希腊的“技艺”和“实践”是与理论无关的知识。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已经有从知识论立场看待理论的倾向。这种理论到了近代却变成了对自然的无穷探索，并与经验和技术结合起来，与“技艺”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原理”。而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在近代，自然科学只是理论哲学的分支学科）则变成了一种理论的理论即元认识论。
所以，理论哲学追求的普遍性是与抽象性相对应的。而无论是主体服从客体还是客体服从主体，其根本特征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其作为技术原理与技术的结合，主客体对立的特征体现为目的和手段的分离：目的不包含手段，它们是外在的关系——目的和手段是一种可“选择”的关系。海德格尔在其“座架”（Gestell）理论中，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当今无处不在的形而上学，是有其真理性的。
另一方面是实践哲学的转换。在这一转换中，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哲学家培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基雅维利一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伦理学传统，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把实践智慧变成了实现任意目的的手段、阴谋和权术的代名词，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谓与实践智慧相区别的“聪明”、“机敏”。
这就把实践的目的和行为与手段的内在包含关系，变成了外在选择关系。马基雅维利对人们的行为和实践的看法，本质上是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同时意味着实践智慧与德行和善的分离，意味着实践智慧变成了理智的空壳，变成了计算与权术，消解了实践哲学的德行与善的基本内涵。
哲学家培根则把完整的科学概念转换为褊狭的经验科学概念，从而使科学和理论与实际应用接近和结合起来，科学也就成为一种技术原理。进而，他用这样一种技术活动代替了实践，把实践变成科学的技术应用，从而使实践的含义发生了技术化的根本改变。
这意味着，在近代的文化背景下，只有科学（近代意义的科学是指实验科学和数学）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这种观点意味着没有严格意义的实践科学，或者说实践与理论科学的区别必将被理论与应用科学的区别所取代”。于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便被转换成科学原理如何转化为实验和技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