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践行哲学——健全人的精神慰藉和智慧普及》
精神生活既是个人的最内在的本质，又是宇宙生活的显现，那么，我们每个人是否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精神生活呢？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然延续的进化，或一种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一种能够从日常经验的活动中获得的东西。毋宁说，正因为它极其内在而深刻，我们就必须去唤醒它。
人类精神追求的漫长历史乃是宇宙生活显现的轨迹，然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一开始是外在的。“从精神上考虑，过去的收获及其对现在的贡献无非是些可能性，它们的实现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和首创精神。”每一个个体必须穷其毕生的努力，才能“重新占有”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个性。
——精神的实现决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
——精神的实现决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
在一个信仰失落和心灵不安的时代，其客观的“心灵鸡汤”并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践行”的意义，在我看来，“哲学”的本质是“知行合一”、“天人合一”——也就是落实宇宙精神的绝对实在，即灵魂的智慧。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哲学的践行理念——看成是人生的理想和信仰。
显然，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绝对精神，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对于他来说，重新占有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赋予人生以意义的过程。于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有了着落。
显然，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绝对精神，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对于他来说，重新占有精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赋予人生以意义的过程。于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有了着落。
把每一代人对精神生活的实现称作一场“革命”，并且呼吁现代人也进行自己的这场革命。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某一代人，是否赢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确实会使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赢得了精神生活的人，他虽然也生活在“即刻的现在”，但他同时还拥有“永恒的现在”，即那个“包含一切时代、包含人类一切有永恒价值的成就在内的现在”，他的生活与人类精神生活历史乃至宇宙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因此而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立场，一种恒久的生活准则。相反，那些仅仅生活在“即刻的现在”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盲目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在实际（现实）生活中，有无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别会到处显现出来。人们常说，挫折和不幸能够提高人的精神。然而，挫折和不幸本身并不具有这种优点。实际的情形是，许多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击倒了。唯有在已经拥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难才能进一步激发此种活力，从而带来精神上的收获。
在实际（现实）生活中，有无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别会到处显现出来。人们常说，挫折和不幸能够提高人的精神。然而，挫折和不幸本身并不具有这种优点。实际的情形是，许多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击倒了。唯有在已经拥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难才能进一步激发此种活力，从而带来精神上的收获。
首先，我在这里必须申明：“知”——是理论哲学，“行”——是实践哲学！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涵括了哲学的全部领域。然而，一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只是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践哲学则被隐于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为形而上学所遮蔽。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涵括了哲学的全部领域。然而，一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只是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践哲学则被隐于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为形而上学所遮蔽。
其实，实践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领域，应当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异于形而上学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广阔的哲学领域。该领域囊括伦理学、政治哲学。而培根的技术实践论产生后，实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涵括着实验技术等领域。现代西方哲学中很多哲学流派都自称是实践哲学，如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
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可以说，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从“理论哲学——（朝着）实践哲学的转向”。我们甚至可以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前景。上述这一切，实际上都涉及理论哲学(其最高形式即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这种形而上学统治哲学史的背景下，依据哲学史，合理地确定实践哲学的地位及其学术前景，就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学科意义，而是还具有对真理的“解蔽”意义。
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已经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城邦”与“哲学”（严格地说应当是“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冲突的后果，承继了这一思考，明确地把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剖分为二。他把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的知识（又称理论智慧）、实践的知识（又称实践智慧）和制作的知识（又称制作的智慧、技艺）。
依据这种对知识的分类（如果不考虑与问题无关的制作和技艺的话），亚里士多德相应地把哲学分为两类，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是理论智慧的最高体现。科学是从一个“始点”推出的必然体系，而这个据以推论的“始点”则不是科学所能把握的，而是由“努斯”所把握。有理论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确切地知道这个“始点”。
可见，理论智慧作为“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然是关于最终问题的居首位的科学。这是对形而上学的比较精确的定义。实践哲学则是关于人生的幸福和意义、政治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什么是好的政治的思考。
【哲学知识小百科：努斯——古希腊的“努斯”（Nous）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由阿那克萨哥拉首次引入哲学中来的，并影响了苏格拉底，造成了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一个大转折。努斯——其含义是灵魂、心灵，但不是被动的、带有物质性的灵魂，而是能动的、超越的、与整个物质世界划分开来的纯粹精神，是与感性相对立的纯理性。但努斯作为理性，与同样被看作是理性的“逻各斯”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如果说逻各斯是代表规范和法则的理性，那么努斯就是代表一种能力的理性，这种能力就是超越感性而向更高处、向纯粹精神生活或彼岸世界攀升的能力，它因此而具有统摄此岸感性世界的作用。前者可以看作世界的合理的结构，后者则是这个合理结构的合目的地形成的原始动力。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就是在整个世界之外按照某种原则来推动和“安排”这个世界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指出这个原则正是“善”的原则。但柏拉图对“善”有双重的理解，一方面是最高的“一”，即最高统一性、完善性（完备无缺，逻辑上该有的都有），这实质上是逻各斯主义的理解；另方面是道德性，即作为最高等级的合目的性，这是努斯精神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别做了这样的概括：“理论的思考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的思考以行为为目的。”那么，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什么关系？它们谁更根本？或者借用古希腊哲学家惯用的表述：谁是第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表现出一种两难。
首先，在知识类型上即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性的知识，甚至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起来。他说，实践就是处理特殊的事情，“所以，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
这是因为，普遍的知识会淹没特殊性。这里普遍的知识是指与实践知识相对的理论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明确说过，实践的知识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这种更高的能力应当是指普遍的理论知识——这同他在知识分类时把普遍的知识（理论智慧）看做高级的知识是逻辑地关联在一起的。
可见，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智慧是对具体事务和特殊情境的直接判断，它与个体存在的特殊生活经验直接相关：在没有普遍知识指导的前提下，正是这种生活经验使个体存在具有一种特殊的直觉，能够对特殊的情景作出判断。这表明实践智慧具有与普遍性不相容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认为沉思的理论生活是最高的、最自由的实践。对此他并不是偶一说之，而是较为详尽地提出了七点论证，择其要：
1.实践是善的实现活动，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等的实现活动；
2.沉思给人以最大的快乐，是符合神性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
3.沉思的生活是自足的生活，它不依赖于外在条件和他人的帮助，是自由的；
4.沉思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
显然我们从摘要的这四种论证可以看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很充分的，但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2.沉思给人以最大的快乐，是符合神性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
3.沉思的生活是自足的生活，它不依赖于外在条件和他人的帮助，是自由的；
4.沉思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
显然我们从摘要的这四种论证可以看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很充分的，但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形而上学奉为第一哲学，认为沉思的理论哲学有三种形式，即数学、物理学和神学。如果说神就存在于它们所研究的事物中，那么形而上学就是探究神（第一原因）的神学，它是近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