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能力包括认识能力（智商）、情感调节能力（情商）、需要调节能力（意志）、行为能力（技能）。认识决定需要，需要决定情感，情感决定行为，人的心理意识是知情意行的统一。另一方面知情意行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为相同的认识可以形成不同的需要，相同的需要可以形成不同的情感，相同的情感可以形成不同的行为。
古代社会知情意行是相对矛盾的，古代社会存在着儒学的文化专制，导致个人学非所用，知行不一；古代社会存在着礼教专制，限制了人的情感自由，导致人的言行不一；古代社会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限制了人的社会流动，导致人的志行不一。
现代社会知情意行是相对统一的，因为现代社会具有言论自由、情感自由、行为自由，社会的民主法治有利于社会流动，从而减少了知情意行的相对矛盾，有利于人的心理均衡与发展。
古代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但是这种满足是建立在低生产力与低生存需要基础之上的低水平均衡，不利于主体与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是一种工业社会，通过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满足主体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是一种高水平的均衡，有助于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人的需要是一个体系，它由人生理想、职业需要与生活需要共同组成。人生理想是人长期的目标，影响人的价值选择，但与具体生活实践没有必然联系。职业需要是社会对主体职业角色的要求，它规范着主体的职业意识与实践。生活需要是主体满足自身各种需要而形成的，它是多样化、短期的。
人生理想对人的各种需要具有引导作用，但是人生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生目标的形成是建立在人对自身能力与社会条件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人对自身与社会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人的各种兴趣、爱好有助于主体广泛接触社会，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价值，所以人的兴趣爱好也影响人的理想与价值选择。主体应该树立合理的人生理想，既不能够玩物丧志，放任主体的兴趣，而放弃工作与学习的责任；也不应该一味蛮干，认为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不能够有任何兴趣爱好。
人的心理均衡的相对性，还在于人的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动物的心理只是本能需要与环境条件的现实反映。而人的心理受到人的意识的自觉控制，所反映的心理活动远远超出本能与现实的规定，特别是人的理想引导着人的心理过程、心理要素的不断发展。
心理的均衡不是对理想的否定，而是建立在理想之上的。对人而言，满足与均衡只能是相对的，发展与理想才是绝对的。主体达到既定的目标，获得相对满足，又会形成新的更高的目标，推动行为实践的不断发展。
理想－需要－动机体系是整个心理发展的主导。人的一切行为与意识都是围绕着它们而进行的。人的需要推动人的意识与实践，促进个人与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观动力。任何社会行为、社会存在与社会制度、社会规范都可以从人的需要与价值来进行分析。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精神分析方法的作用，人的因素只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全部的原因。
人的需要推动人的意识与实践，促进个人与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但是人的需要并不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仅有需要并不能改变世界。从人的需要、价值选择到社会的发展，必须经过人的实践。
认知、态度、价值与行为的平衡是心理均衡的基础。根据对环境的认知确定主体的价值与需要，然后通过主体的行为实现价值，得到满足。这就是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与过程。如果心理过程某一环节出现矛盾与挫折，就会阻碍心理过程的完成，造成主体的痛苦。
社会发展越快，理想与现实，价值追求与主体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所以人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于动物，发达国家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并不是直接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因为人人都有这一差距，但是只有少数人出现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主体缺乏心理控制能力，此外各种神经器质性病变与药物也会导致精神疾病。
个人心理健康成熟的标准：
一是主体能够实现目的与手段、需要与实践的统一。主体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与社会，从而建立相对合理的人生目标，并且通过自身的实践实现人生目标。也就是自我规划与自我实现。没有人生目的也就没有人生意义，没有自我实现也就没有人生价值。人生目的就是人的根本，缺乏人生目的的人就是无根之人，只能够为别人而生活，而不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何在。
二是主体能够积极向上的面对人生，始终保持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态度。不能面对挫折与失败的人是不成熟的。在社会竞争中的失败，并不是人生价值的毁灭。面对暂时的挫折，要克服自身的消极情绪，寻找人生新的价值。
矛盾、冲突、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人的心态与信念。没有任何价值会比主体自身的价值更重要，会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因为外在的利益损失而自怨自艾，损伤人的身体与生命，这是不值得的。归根到底，人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主体只有自身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够有效的协调与控制各种外在的关系。自尊自爱是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主观基础，而自暴自弃是导致一切人生问题的主观根源。
三是主体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人的心理健康成熟，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内在素质与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主体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追求完美的个性虽然重要，但是不顾社会条件与责任而独善其身的人并不完美，他们只能是孤芳自赏。只有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人才是完美的。
成熟的核心是如何面对利益与责任、成功与失败。有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够共富贵；有人可以共富贵，却不能够共患难。有人可以分享权力与利益，却不能够分享责任与付出；有人可以分享责任与付出，却不能够分享权力与利益。只有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奉献与权利的统一，才是完全、完整的人生。
四是追求真善美利的统一。心理的均衡也就是在各种心理组成部分之间的均衡，也就是在知识（认知）、需要、态度（包括情感）、行为之间的均衡。科学调节人的认知，文化调节人的需要与理想，道德调节人的情感与态度，法律调节人的行为。所以人的心理均衡与发展，必然表现为人对于真善美利的追求与实践。
人的成熟是适应社会与改造社会的统一，正如人的本质是适应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宠辱不惊，随遇而安，这是出世法；知行合一，趋利避害，这是入世法。出世并不是避世，而是指要适应社会，要控制自身的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入世并不是顺世，而是要改造社会，要坚持自身的理想与个性。归根到底也就是要顺天应人，而不是怨天尤人，顺天就是要适应外在的条件，应人就是要适合人内在的需要。
第二节关系与人生
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是由情感关系与利益关系共同组成的，情感关系是人际关系的核心，利益关系是社会组织关系的核心。主体的情感是由主体控制的，每个人都有情感的自由，任何人都有发生情感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最公平、最自由的。社会可以强迫主体作出具体的行为，但是却不能强迫主体去爱一个他不爱的人。但是情感同时具有垄断性，情感的维持需要时间与成本。主体拥有一段感情就意味着放弃其它的感情，情感的竞争只能有一个胜者，所以它也是残酷的。
情感具有主观性、多样性，情感可能是最不理性、最不对等的。对于情感而言，王子可以爱上灰姑娘，老鼠会爱上大象。因为情感是最自由、最主观的，主体的客观条件与社会条件对于情感的影响是次要的，情感能够打破一切束缚与界限。而且主体情感的付出与回报之间往往并不相等。你爱的人可能并不爱你，爱你的人你却不爱他。因为谁也不能够强迫别人来爱某一个人，爱谁谁是个人的自由。
以数学关系来看，情感关系、人际关系是不可以传递的。也就是说A是B的好朋友，B是C的好朋友，并不等于A与C也是好朋友。而权力与利益关系是可以传递的。一般来说，在一个组织之中，A管理B，B管理C，那么A也能够管理C。由于情感关系不可以传递，从而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使得人际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权力关系可以传递，从而形成了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使得组织关系具有可替代性（可替代性是指组织成员的更替并不改变组织权力的关系结构）。
情感关系不具有可扩展性，也就是说在二人之间插入第三人，就会改变二人原有的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并不能够随着人数增加而扩展，而是存在人际关系的整体规模限制与个体关系总数限制。权力关系具有扩展性，在两个组织成员之间增加第三人，并不会改变二人原有的权力隶属关系，所以组织关系可以随着组织发展而不断的扩展。
维持与发展主体之间的情感与关系是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之间的情感反映了他们社会交往的结果，是由双方的相互评价、沟通互动决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双方的平等互动、相互帮助。不同主体的社会地位、财富不同，但并不能阻碍他们的交往。
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情感与相互激励，所以认识情感与需要的本质有助于认识人际关系。
激励=条件×手段×过程×目的
人际关系=交际条件×交际手段×交际过程×交际目的
交际条件就是交际双方的个人条件，交际手段就是交际双方相互联系的途径与形式，交际过程就是交际双方是忠诚有信，还是虚伪欺诈，交际目的就是交际双方是否具有共同利益，可以相互帮助。
影响人际情感与关系的因素：
1、吸引与宽容。人际吸引力包括外在吸引力与内在吸引力。外在吸引力由人的外在条件、社会条件所构成，是影响人际关系的短期因素。现代社会中，主体通过美容、服饰可以改变自身的容貌、外形，通过社会实践可以改变自身的社会条件、环境，从而可以提高自身的人际吸引力。
内在吸引力是由主体内在心理条件形成的，它由主体的爱好、理想、素质、能力与性格所组成。内在吸引力往往不是短期内可以发现的，不像外在吸引力、外在条件那么引人注目。主体之间的短期交往难以全面认识对方的素质与性格，往往需要长期交往才能逐步认识主体的内在吸引力。由于人的内在素质比外在地位相对稳定，因此性情相投的知心朋友容易长久，而利益相投的酒肉朋友不易长久。
只有宽容与开放才能够广交朋友。宽容别人的缺点，对不同的文化开放，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朋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查则无朋。难得糊涂才能够高朋满座，对别人要求苛刻必然缺乏朋友。
平衡理论认为，个体有强烈的欲望要维持自己对他人或事物态度的协调一致性，因此人们便借喜欢那些支持自己意见的人，或反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从而使认知达到平衡。所以要想与他人搞好关系，就要做到投其所好，远其所恶。
由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内在心理素质与外在社会地位不同，不同的社会形态对于人的内在素质与外在权力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人际关系并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方法，而必须根据主体与社会条件采取不同的交际方法。比如说未成年人内在素质易变而外在社会地位稳定，应该针对其性格爱好与个人需要进行交际。成年人内在素质稳定而外在社会地位易变，应该针对其社会地位与社会需要进行交际。古代社会具有等级性而缺乏流动性，人治大于法治，因此人际关系应该交上情而礼下士。现代社会具有平等性与流动性，法治大于人治，因此人际关系应该交私情而法公务。
2、距离与交流。距离只是形成人际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决定人际关系的好坏不在于距离的远近，而在于情感的相互吸引。缩短距离能够增加好感，也能够增加恶感。关系交恶的人距离越近，只会增加相互的厌恶感。
距离不仅仅包括物理距离，更重要的是社会距离与心理距离。社会距离就是社会地位与角色距离，心理距离就是兴趣与理想的相似性。人们喜欢与那些和自己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态度、理想的人进行交往。相似性对人际关系的促进作用还表现在年龄、种族、社会阶层、等方面。此外职业、智力水平、专长相似的人们之间也容易形成亲密关系。

为什么相似性对人际吸引如此重要？自我确认理论认为当情境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往往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确认自己。而选择与我们相似的人交往能使我们的自我概念得以确认，他们一般同意我们的主张，对我们的观点加以支持，从而有助于相互沟通与关系发展。
与交往频率相比更重要的是交往的质量，一个每天都能够遇到的邻居、同事并不一定会被人视为朋友，只有能够与人交流分享喜怒哀乐的人才被视为朋友。物理交往的频率比不上心理交往的频率，朋友的重要性主要是由心理距离与情感交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物理距离与职务关系所决定的。
交际的实质就是交流。人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发展与人际交往中沟通的水平有关，随着话题由浅入深，人们之间的关系也由一般向亲密转化。刚见面时，人们谈论的往往是一些非个人化的话题，如天气、体育运动以及流行文化等；如果这些表面的交谈得到了回应，人们就会深化这种社会交换，这时候话题进一步拓宽，双方交流一些更个人化、更敏感的信息。在人们讨论的话题由窄到宽、由浅到深的过程中，人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层次也增加了。沟通交流也有疏远人际关系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交流的往往是责备和伤害他人的负性情感和信息。人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随时代的发展而呈现提高的趋势，年轻人会比他们父辈的交流更加广泛深入。
在同性关系里，女性之间的交流高于男性之间。大部分女性认为单纯聊天有助于她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发展；男性则更强调与同性朋友有共同的活动。然而在异性关系里，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一般而言，夫妻间的交流水平比其他人高，丈夫与妻子的交流水平大致相等。从内容上讲，尽管男性与女性交流的程度相等，但所揭露的个人信息的内容不同。女性经常揭露自己柔弱的一面，而对自己较强的能力则闭口不言；男性则相反，经常宣扬自己较强的一面，而隐藏较弱的一面。男性所揭露的大多是“男性化”主题，如什么时候有过攻击性行为或冒险行为；女性所揭露的则多为“女性化”主题，如什么时候觉得很像小孩等。男性的话题更多的围绕着公共与工作，女性的话题更多的围绕着家庭与私人。
3、经济关系与情感关系的统一，利益的公平与情感的互补。
利益交换的公平性是交际活动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不能够简单的以经济利益来衡量，而是包括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在内的综合的利益交换，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这能够解释那些非经济的交际活动。
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也不能够象儒学一样，夸大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使之凌驾于其它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妨碍社会自由与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追求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关系与情感关系的协调发展。
经济条件是维持社会关系包括情感关系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基础，再好的情感也难以维持。但是经济条件并不是情感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必然条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金钱与利益关系并不能取代情感关系，用经济关系来代替相互关爱，代替情感的社会责任，最终将会损害主体之间的情感关系。例如父母单纯用金钱来管教孩子，而忽视情感交流，可能会使家庭的亲情日益淡漠，使孩子的价值观畸形发展。
人际关系是建立在需要与价值的互补、互利基础之上的。如脾气暴躁的人和脾气随和的人会友好相处；独断专行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会成为好朋友；活泼健谈的人和沉默寡言的人会结成亲密的伙伴。这是由于双方在气质上，性格上有不同于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彼此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需要与性格相互矛盾的人，难以建立持久的关系。例如两个支配性强的人或者两个顺从性强的人之间难以形成密切的联系，甚至会形成相互敌对。
要改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增加相互了解，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进行交往，促进相互团结。并且要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防止矛盾的激化。要反对相互敌视，反对不平等的奴役关系，反对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来解决主体之间的相互矛盾。
4、忠诚（信任）与规范是维持情感关系的重要保障。主体之间的情感必须转化为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道德规范，才能形成长期的、稳定的情感关系。情感的维系依赖于不断的价值刺激与对感情的忠诚。主体之间的情感必须依赖于情感的交流才能保持，而且还要克服其它情感的诱惑，保持对对方的忠诚。泛爱者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情感关系。要维持一段感情，往往必须舍弃其它的感情。所以情感的维持与主体的自由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
一方面主体情感的满足可以通过多种社会途径，构成了主体情感关系的外在诱惑。另一方面在情感主体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外在的诱惑与内在的矛盾都会对主体情感关系的稳定造成伤害，所以情感关系的稳定依赖于对情感的忠诚度。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忠诚才能克服外在的诱惑与内在的矛盾，实现情感的稳定发展。
忠诚与信任是统一的，缺乏相互信任的人很难相互忠诚，加强相互信任有助于相互忠诚。忠诚是信任的外在社会表现，信任是忠诚的内在心理基础。提高各行各业的社会公信力，有助于建立诚信社会。西方人更重视内心的信仰，中国人更重视行为的忠诚。
信任首先是对客观事实与客观规律的信任，一个具有主观偏见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主观是易变的。为了追求客观公正，而形成了规避原则，也就是说对于当事人具有利益关系、血缘关系的人，其证言往往是不可采信的，也不应该参与对当事人的管理与审判等工作。
其次，信任与经济、政治发展相关，归根到底取决于法治。孔子将信任与兵和食孤立起来，这是不对的。经济与政治不发达的无能国家本身就不值得信任，美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公信力最大，现代金融信用是与人的收入水平直接相关的。
再次，信任与对他人的熟悉与了解相关，我们信任亲戚朋友更甚于陌生人，就是因为亲戚朋友我们更熟悉，了解更多。
最后，信任与利益相关，人们更愿意相信对自己利益相关的事，而对其他人的事不关心。现在网络诈骗频频发生，就是因为骗子所编造的都是与人的利益相关的大事。
对忠诚的背叛是导致情感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主体的移情别恋与猜疑、嫉妒都会导致情感关系的破裂。忠诚不仅包括自身对情感的专一性，还包括对情感对象的充分信任。合理的嫉妒无损于主体的情感，但是盲目的猜疑、嫉妒常常会导致相反的效果。
忠诚并不是情感关系稳定的根本原因。要保持情感关系的稳定，归根到底要靠主体不断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充分满足对方的情感需要。单靠忠诚并不能维持情感的稳定，只有主体的相互关爱、相互满足才是维持情感关系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的交往主要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往，而是由于社会组织、制度所强制决定的社会交往，社会流动与角色关系的改变是影响人际交往的主要因素，这是由生活的社会化、组织化形成的。许多社会规范和传统文化影响甚至决定着人际交往的性质与过程。它们划出了诸如家庭、工作群体、社区群体和利益群体等不同人际关系的界限，并且对这些群体内部和外部的人际交往产生重要影响。
个人的社会交往并不能单纯以个人喜好为选择，而必须服从于组织与社会的要求，每个人都在为生存和生活而拚搏。如果个人的喜好与社会的要求发生矛盾，往往需要个人作出改变，这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
主观主义强调情感关系，认为主观情感好恶决定了人际关系，而与经济、社会条件无关。认为交际关系决定交际行为。内在的、主观的性格决定关系，发展性格就能够发展关系，发展关系也能够发展性格。性格是人际关系的内在基础，人际关系是性格的外在表现。
客观主义强调利益关系，认为经济与利益关系决定了人际关系，而与人的好恶无关。认为交际行为决定交际关系。外在的、客观的行为与利益决定关系，发展利益就能够发展关系，发展关系也能够发展利益。利益是人际关系的内在基础，人际关系是利益的外在表现。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与价值，认为个人能力与目的决定了人际关系，反对统一的道德标准，反对干涉个人自由。能力决定关系，发展能力就能够发展关系，发展关系也能够获得能力。能力是人际关系的内在基础，人际关系是能力的外在表现。
精英主义强调忠诚与传统，认为人际关系必须符合传统文化与道德，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否定人的情感自由与婚姻自由。权力决定关系，发展权力就能够发展关系，发展关系也能够获得权力。权力是人际关系的内在基础，人际关系是权力的外在表现。
片面强调忠诚与片面强调情感自由都是不对的。古代社会往往十分强调对于情感的忠诚，而忽视了情感的社会自由。而且古代的忠诚是单方面的忠诚，君主可以要求臣子忠诚，而臣子不能够要求君主忠诚。男性可以要求女性忠诚，而女性不能够要求男性忠诚。这些反映出古代的社会关系、情感关系具有不平等性。
古代社会的情感自由与社会规范具有矛盾性，而难以实现。比如古代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所谓道德，法律规定丈夫杀死不贞的妻子无罪等等。由于主体缺乏情感与人身自由，往往会形成个人与家庭、社会的情感矛盾与冲突，造成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动荡。
现代社会主体的关系是平等的，反映到情感关系之中，就是双方都有忠诚的义务。现代社会情感自由与社会规范是统一的，自由受到了法律的保障，法律规定了主体的各种人身与社会自由，促进了主体情感的自由发展。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交际模式。农业社会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交际模式，工业社会形成了以业缘关系、人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交际模式，这些都是直接交际模式，而信息社会形成了以媒介关系、网络关系为基础的间接交际模式。直接交际是一种全面、持续的深度交际，间接交际是一种片面、短期的广度交际。直接交际的对象是确定的，间接交际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匿名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社会交往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主体社会交往的形式在不断发展。交际取决于交流，交流取决于交通与通信。社会交往包括直接交际与间接交际两种主要形式，直接交际取决于交通技术，间接交际取决于通信技术。古代社会交往以主体之间的直接交际为主，由于交通不发达，这种直接交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与封闭性，容易形成私人关系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的弊病。现代社会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人的直接交际范围不断扩大，克服了古代直接交际的地域局限性，而具有开放性与流动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交际的深度与质量，更好的实现交际的利益目的。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交际的广度，增加交际的途径与渠道。
现代社会之中主体的交往以间接交际为主要形式，是一种以传媒、通信工具为中介的交往形式，通信技术是信息交流与人际关系的工具，也是社会关系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志。
间接交际对直接交际具有四大优势，一是直接交际具有时空限制，要求交际双方处于同时同地。而间接交际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实现交际，实现了交际的便利化。二是直接交际具有社会限制，必然受到交际双方身份地位的影响与束缚。而间接交际可以突破社会限制，不受交际双方身份地位的影响，有利于交际的平等。特别是网络之中，谁也不知道与你交谈的是人是狗。
三是直接交际具有现实性、功利性，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直接交际具有私人性、隐密性。而间接交际具有超现实性、超功利性，往往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更多的以社会利益为核心，间接交际是一种公共信息平台，具有公共性、公开性。
四是直接交际具有不可重复性，直接交际最大的弊端是它不可以犯错，一旦犯错，往往会导致交际失败与关系破裂。而间接交际具有重复性、容错性，可以删号重来，因为网络具有匿名性。这使得间接交际能够实验各种不同的风格与个性，能够丰富人的情感与生活，有利于人的成熟与社会化。
但是间接交际具有更大的主观性与欺骗性，往往难以全面反映主体的真实生活与完整的性格，因此间接交际必须与直接交际相结合，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主体的情感自由。

古代社会是人际传播社会，人际传播受到距离与文化的限制，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传播体系，形成熟人与一般人两种不同的交际与传播模式。古代社会知近而不知远，知亲而不知疏。古代的道德主要是由熟人与家庭形成的。
现代社会是大众传播社会，大众传播克服了时空距离与文化的差异，是一种开放的传播体系。形成名人与普通人两种不同的传播途径，现代社会的道德主要是由名人与影视剧形成的。现代社会知远而不知近，知疏而不知亲。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相对公平，因为现代社会具有开放性与流动性，现代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社会，古代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
俗话说喜新厌旧，中国人之所以重视老朋友，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新朋友，缺乏交际的机会。这一是因为缺乏社会流动，缺乏交际的新鲜血液。二是因为工作繁忙，缺乏交际时间。三是因为缺乏消费，金钱与消费是交际的润滑剂，有钱不一定能够交到朋友，但是没有钱肯定难以交到朋友。四是因为缺乏交际的途径、组织与活动，缺乏娱乐活动与娱乐场所。文化产业与娱乐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还不发达，这不利于交际的发展。要提高交际的水平，就必须要提高消费水平，增加休闲时间，促进社会流动，发展第三产业。
人际关系的意义
真理的价值在于它的必然性、可重复性，经验的价值在于它的特异性与局部有效性。经验在特定条件与局部环境之中要比真理有用，但是它的价值也只能够局限在这些条件之中。比如说人际关系就是一种主要依靠经验与利益来维持的关系体系。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会给人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与利益，这是一种关系寻租与关系红利。
必须指出的是，人际关系的核心并不在于利益，而在于关系的正义性、道德性。一个人要想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家庭与人生幸福，就必须重视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人际关系与人际交换的主要规范。交友应该重视朋友的道德。因为与道德高的人交往会获得收益，而与道德低的人交往会付出代价。对于那些不道德、虚伪的人，我们就应该与之断绝来往。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误交损友必然会损害个人与社会的利益。
人际关系可以分为私人关系、组织关系、精神关系、公共关系。其中私人关系、精神关系具有自主性、选择性，而组织关系、公共关系具有相对固定性、不可选择性。私人关系取决于利益的一致，精神关系取决于思想的一致，组织关系取决于组织规范，公共关系取决于社会规范。
古代社会缺乏流动性，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封闭性、地域性。古代社会具有垄断性、专制性，通过垄断资源与权力来实现利益，因此形成了论资排辈、崇古排外的文化现象。因为垄断排斥竞争，排斥创新与外来文化、人员。古代的人际关系公私不分，一方面私人情感关系凌驾于公共规范关系之上，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另一方面个人没有隐私权，生活自由得不到保障，而受到社会的干涉与审查。古代的人际关系与地缘关系、血缘关系是统一的。
现代社会具有流动性，从而形成了开放自由的人际关系。现代社会具有公平性与竞争性，现代社会财富的根源不在于资源与劳动力的数量，而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质量，在于科教兴国。因此形成了重视创新与自由的文化。现代社会公私分明，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一方面法制关系凌驾于人际关系之上，使得社会结构统一稳定；另一方面个人具有隐私权，个人生活不受社会的粗暴干涉。现代的人际关系与业缘关系、规范关系是统一的。
古代交友重视礼仪与利益。古代重视人的礼仪，认为礼仪就是道德，就是行为的规范。古人交友是为了向上爬，因此特别重视朋友的身家与地位，而忽视人的能力。现代交友重视兴趣爱好与能力。现代重视人的兴趣，认为兴趣就是道德，就是行为的规范。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平社会，交友不在乎身份地位，而在于交心。现代交友重视能力，是因为能力能够带来财富。
人际关系的功能与价值：
1、信息交流功能。人际传播有助于信息传播，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交流成本，减少误会、误解。社会实践是在群体中完成的，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人际关系和谐，信息的流动就畅通；人际关系紧张，信息流动就受阻。在信息不完全、不真实的情况下进行决策，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当工作或个人出现问题、又很难得到信息反馈时，就很可能遭到失败。
2、行为调节功能。人际关系减少社会摩擦与矛盾，增加社会信任与安全。好的人际关系会使人们自动调节自己和行动，使之符合集体的、领导者的行为方向，而不需要过多的行政规范。因为这种力量是自觉的，所以其中蕴含的力量也极为巨大，尤其在危机、危险时。
3、组织发展功能。人际关系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发展阻力。组织的效率依赖于人际关系，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导致组织的内部矛盾冲突，影响到组织的效率与发展。而职工与组织具有良好的关系，有助于组织克服各种困难，实现组织的稳定发展。
4、情感交流功能。人际关系满足人的情感需要，增加社会凝聚力。任何人都不能缺少情感的支撑力，领导者也只有在得到周围人们的感情支持时，才会具有基本的精神力量。
人际关系的坏处在于不利于公平与竞争，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容易形成小团体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不合理现象，形成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论资排辈等官僚主义现象。所以人际关系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的意义是有限的，社会的长治久安不能够寄希望于人治，而必须通过民主法治与公平竞争来克服人际关系、小团体的危害。
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而不同的文化也影响了群体的关系。对于初级群体应该强调人情，对于正式组织应该强调规范。对于初级群体而言，“人一走，茶就凉”是错误的，不应该让正式关系影响初级群体的团结与合作。而对于正式组织而言，“人一走，茶就凉”是应该的；不应该让初级关系影响正式组织的运行与规范。
在中国文化之中，利用初级关系模式去影响正式关系是不对的。中国人重视家庭与朋友关系，往往将这些私人关系置于社会关系的首位，比如说社会之中的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而在西方文化之中，用正式关系模式来调节初级关系也是不对的。西方人缺乏共同家庭观念，而认为家庭是私人的。西方人与其亲戚缺乏密切交往，一个亿万富翁的父母兄弟可以是乞丐。
人际关系模式稍加修改也可以衡量个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关系。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同时或先后参加不同的群体，他会对这些群体产生归属感，而最强烈的归属感来自于对他生活、工作等方面影响最大的那个群体。一般来讲，人们对家庭的归属感要比对工作群体的归属感要强，对于工作群体的归属感要比对国家的归属感要强，也就是说归属感是与群体与人的关系的密切程度相关的。
社会与人的文化、价值观差异越大，社会归属感越差。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发展，是社会归属感的前提，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发展，却要求人民的服从与忠诚，无异于痴心妄想。当一个群体面临内部矛盾冲突的时候，群体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会下降。相反，当群体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的时候，群体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会增加。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一种文化如果强调个体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强调个体伦理而忽视了社会整体法制，就必然会形成不团结与窝里斗现象。公平是社会凝聚力的利益基础，信仰与理性是社会凝聚力的主观基础，法律是社会凝聚力的社会基础。一个缺乏公平、信仰与理性、法制的社会，必然不会是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
当一个社会资源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生存与稳定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内部产生分裂与斗争的时候。也就是说，社会的和谐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形成的。
组织凝聚力是指能使组织团结一致的力量。组织凝聚力不只包括由成员之间人际吸引所决定的正力量，而且也包括由于离开组织要付出高代价所决定的负力量。影响组织凝聚力的因素有：
一是需要与利益的满足：一个组织越能满足成员的需要与利益，它对成员的吸引力就越大，它的凝聚力也就越大。
二是组织目标：当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时候，组织的凝聚力高。与此相反，如果个人的目标和组织的目标差距很大，比如让反战的人参军打仗，这样的人越多，这支军队的凝聚力就越低。要想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就应该把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
三是组织活动和民主法治：组织的凝聚力与成员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成员被组织的活动所吸引，组织的凝聚力也就越高。另外，组织的民主法治也影响凝聚力，在决策中允许成员参与的民主型的领导能导致较高的组织凝聚力。
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微观基础，社会关系是人际关系的宏观结构。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是统一的，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社会基础，社会关系的紧张与矛盾，必然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反之同样如此。没有脱离人际关系的社会关系，也没有脱离社会关系的人际关系。如专制社会必然会形成依附性人格与人际关系，形成家长制家庭模式；民主社会必然形成独立性人格与平等的人际关系，形成民主性家庭模式。
凝聚力的作用
对一个组织而言，它的凝聚力的高低在很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凝聚力对成员的稳定性有影响，凝聚力越大对成员的吸引力越大，其成员也越不愿离开该组织，因而组织也越稳定。其次，凝聚力大的组织对其成员的影响力也大，高的凝聚力导致人们对组织更高的从众。第三，凝聚力也影响人们的自尊，与凝聚力低的群体的成员相比，凝聚力高的群体的成员有更高的自尊心，同时表现出更低的焦虑。高凝聚力的组织能导致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使得成员感到安全，并进一步导致自尊心提高。最后，凝聚力影响群体的效率。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在凝聚力强的组织中，只有组织的规范倡导高效时，生产效率才提高；如果组织规范不鼓励高效，则凝聚力越高，生产效率反而会越低。
亲密关系
在交际的基础上，人际关系会从一般关系发展到亲密关系。朋友、恋人、夫妻以及家庭等关系都属于亲密关系。亲密关系的特点有三个：一是两人有长时间频繁互动；二是在这种关系中包含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活动或事件，共享很多共同的活动及兴趣；三是两个人相互影响力很大。
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实质是把他人融入了自我概念。这种自我延伸表现在：一是归因过程中人们在推论自己熟人的行为时所使用的方式与推论自己的一样。第二，情感具有排他性、差异性，而且关系越亲密这种差异性越大。一个人对于亲人、朋友与陌生人分别具有不同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熟人与陌生人两个不同的交际圈。与一般人相比，人们在分配资源时对自己和与熟人的差别要小得多。就是由于人们的自我中包含了后者，因此在分配资源是不分你我。
第三，一般情况下，交换关系在人们之间比较普遍，但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对收益与付出并不关心，相反人们常常关心的是能够给对方提供什么。在亲密关系中，他人是自我的一部分，他人的需要也就是自己的需要。最后，关系亲密的人在编码、储存和提取信息方面有一个共用的记忆系统。
人类最初的亲密关系表现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依附，它是婴儿和父母之间的一种强烈的情绪联系。依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安全型，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的欢乐、悲伤以及要求等方面的信息很敏感，这种情感促使他们关爱孩子，从而使得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互相喜爱、重视，孩子不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第二种是逃避型，与安全型相反，逃避型的父母经常远离孩子，逃避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也学会了逃避与父母接触，抑制自己的依附需要。第三种是焦虑/矛盾型，父母对孩子的情感经常不一致，有时候很关心，有时候却不感兴趣。由于这种不一致性的爱，使得焦虑/矛盾型的孩子在自己的情感没有得到回报时显得暴躁和焦虑。在生活的早期，这些不同的依附形式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可能决定着孩子的生活风格和以后的人际取向。

如果社会对于性文化与性行为采取过分压制态度，就会形成性障碍问题。如果社会对于性文化与性行为采取过分放纵态度，就会造成性变态问题。所谓“阴冷”（女性性冷淡）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由于道德规范不允许女性认同于自己的性。
性禁忌是缺乏性教育与性权利的产物。社会的性禁忌形成的原因：
1、生理原因。人的性生理机能是最晚发育，最早衰退的，而且性的生理差别是男性与女性的最大身体差异，这造成了人对于性的神秘感与好奇心。这种神秘感如果不能够得到解决，而是受到社会的、外在的压抑，就很容易形成对于性的禁忌。
2、经济原因。温饱思淫欲，在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很难有性自由。贫困造成了对于人的人身禁锢与性禁忌。
3、性秩序。为了维持社会两性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稳定，必须要对于性行为进行规范与制度化。但是一方面过度的规范很容易造成性禁忌。另一方面，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关系，也会投射到性关系之上，从而造成性不平等与性禁忌。
4、性欲本身的原因。性欲一旦形成，就需要得到满足。性是洪水猛兽，如果任由性欲自由发展，必然会对家庭与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古代几乎所有的主流文化都是禁欲的，特别是宗教。
性禁忌就是一种性权利的垄断，就是性的特权标记。人的性生活是社会生活的投影，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投影。社会关系决定性关系，性能力决定性生活质量。比如西方社会的初夜权，表面上是一种性权利，而深层次只是封建社会贵族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要改变性不平等与性禁忌，归根到底必须要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社会不平等关系，特别是男女不平等关系，实现社会的平等与自由。
在古代社会之中，西方人的性禁忌是最少的，中国人次之，阿拉伯世界的性禁忌最多。这是因为古代西方实行一夫一妻制，所以男女关系比较平等；中国人实行妻妾制；阿拉伯人实行多妻制，男女关系最不平等，所以其性禁忌也最多。比如阿拉伯妇女外出必须穿全身长袍，带面罩。
垄断必然造成剥削（剥夺）与两极分化，性垄断必然造成性剥削与两性分化。统治阶级垄断了社会的权力与财富，也必然要追求垄断社会的信息传播与两性关系。所以统治阶级可以三妻四妾，包养情妇，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而人民群众没车没房，娶不起嫁不出，造成了剩男剩女两性分裂。
男女平等的基础是社会的平等与人权，社会不平等男女也就不可能平等。要反对封建社会的权色交易与资本主义的钱色交易，实现社会平等与男女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婚姻自由。
社会政治上的权力不平等，客观经济上的利益不平等，主观意识上的信息与教育不平等，个人文化上的男女老少不平等，这是社会的四大不平等关系，也是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四个根源。社会要协调发展就必须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反对剥削与压迫，反对愚民与多婚。
农业社会解决了政治权力不平等，工业社会解决了经济利益不平等，信息社会解决了信息与教育不平等，文化社会解决了男女老少不平等。不平等问题是社会不均衡发展的产物，是先发展者对于后发展者的剥削与压迫，必须要通过共同发展与利益共享来解决。
男尊女卑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农业社会之中，由于男性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与战斗力，而女性依赖于男性的保护而生存，从而形成了农业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也受到家庭文化与制度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强调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必然导致女性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使得机器生产方式取代了手工生产方式，在手工生产方式之中，生产力取决于人的体力，由于男性体力高于女性，从而导致古代男尊女卑。而在机器生产方式之中，自然力取代了人的体力，使得人的体能重要性下降，从而形成了现代男女平等的客观基础。而且生产力的发展还形成家务革命，从而使得女性能够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中解放出来，有助于女性走出家庭。
其次，人权与法治的发展。一是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奠定了男女平等的家庭基础。二是人权的发展与保障，为男女平等提供了社会基础。
再次，文化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女性的素质，为女性提供了表现的社会舞台。
最后，女性意识与女性政治的发展，各种女性人才的出现提供了社会的榜样，推动了女性对于社会的参与，有助于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的意义：
1、男女平等符合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因为男女的自然生育率是基本相等的，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之中的数量比例也是相等的，这是男女平等的自然基础。
2、男女平等有助于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多妻制必然会造成家庭关系矛盾与冲突。
3、男女平等有助于社会的公平与发展，有助于提高女性素质与能力，能够提高女性就业，增加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而且由于女性生理特性，对于一些需要耐心与情感的职业更加合适，如教师、护士、保姆等。
4、男女平等有助于家庭教育与子女健康发展。女性素质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生活的质量，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从而有助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一夫一妻制之所以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它体现了男女平等，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夫一妻制是对下一代最有利的家庭形式，而多妻制就不能够保证下一代获得完整的关爱。
一方面社会稳定与发展有助于男女平等，而战争扩大了男女比例的不平等，古代社会常常还会杀死女婴，这就加重了男女比例不平等，有助于一夫多妻制的形成。另一方面男女平等也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而男女不平等、一夫多妻制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是形成社会矛盾与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一夫多妻制必然会导致一部分男人无法结婚与生育，所以一夫多妻制就是一种性权利的剥削与压迫，是对一部分男性性权利的剥夺，对一部分女性性权利的压迫。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弄女人容易导致社会与文化的腐化堕落，从而丧失开拓进取的雄心。只有尊重女性，社会与文化才能够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才能够实现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男女不平等一是造成社会性压抑与性垄断，性垄断是传统男权社会的特征，男性按照自身的利益与需要规定男女不平等的角色定位，如男主外，女主内。规定不平等的性行为规范，如要求女性三从四德。
二是形成性交易、同性恋，性垄断一方面造成一部分人无法获得正常的性满足，造成性压抑；另一方面性垄断造成了性交易、同性恋现象，因为人的性需要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加以满足，就会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加以释放，从而形成了性交易、同性恋现象。宗教界多同性恋现象，与宗教文化的性压抑也有关。妓女与卖淫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物，是性压迫与性剥削的产物。男女平等与性解放有助于减少卖淫现象。
三是造成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造成家庭与社会动荡甚至战争。西方社会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因此西方社会要比东方社会、阿拉伯国家要团结稳定得多，很少发生社会革命与战争。因为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关系的家庭稳定器。
性自由与性道德是统一的。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性的自由，反对社会对性生活的强制与干涉。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对于性自由的宽容度越高；文化越倾向于个人。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性道德，反对性暴力与滥交，强调性关系的情感与责任因素，鼓励稳定与健康的性关系。将三从四德作为衡量主体道德的标准固然不对，但是绝对的性自由也是不对的，这是将人等同于动物，是一种性文化的返祖现象。
我们之所以要反对绝对的性自由，提倡性道德，归根到底正是为了提高人的性生活质量。性自由观念片面强调人的性生理满足，强调人的性交次数或者是性高潮频率，实际上只是关注性生活的数量关系，这是一种片面的性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手淫可以让我们达到高潮，那么我们只需要手淫就可以了，还要性伙伴干什么？
人的性生活质量不仅仅由性生理的满足所决定，还取决于人的性心理与性社会关系的和谐与满足。爱情是性心理的主要表现形式，婚姻是性社会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合理的性观念应该是性与爱情、婚姻的统一。
性与爱、婚姻与生育的关系是家庭文化的重要方面。爱情与婚姻的发展趋势包括：
1、自由恋爱与婚姻自由，一方面爱情越来越重要，成为主宰婚姻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爱情与婚姻相对独立，恋爱并不一定导致婚姻。
传统社会重视家庭责任而忽视家庭成员个人意愿。古代家庭的形成以包办婚姻为特征。家长为自身利益、家族利益而不惜牺牲家庭成员的婚姻自由，无视家庭成员自身的情感需要。古代婚姻多是权钱交易的产物，而权势与钱财的多少，也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
现代家庭是婚姻自由的产物，夫妻之间的情感是维持家庭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是情感并不是婚姻关系的唯一原因。婚姻关系需要有家庭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支持，再好的情感也难以维持婚姻关系。主观的情感是容易变化的，婚姻关系的长期维持，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克服情感上的变化与矛盾。
现代社会只恋爱，不结婚的同居关系、情侣关系大量存在，婚前性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显示了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相对独立性，这是由于情感关系的不确定性与婚姻的高风险导致的。
现代社会结婚年龄越来越晚，选择单身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现代社会离婚率高是因为结婚率高，离婚自由是为了结婚自由。现代婚姻的周期缩短，频率加大，一个人可能在一生中经历多次婚姻。而在古代社会个人的婚姻是伴随个人一生的，是婚姻终生制。古代虽然离婚率低，但是这是以牺牲家庭成员个人情感与幸福为代价的。现代社会追求婚姻质量，必然会导致离婚率提高。
古代社会离婚只是男人的特权，离婚的原因是一种外在的过错行为，如无后、出轨。而现代社会之中，离婚是男女平等的权力，离婚主要是由于主体自身的意愿，而不需要其他的原因。
2、性解放，性成为个人自由，性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性教育普遍化、正常化。性文化的发展成为了现代性自由的标志。
虽然现代人对性的态度日益开放，但是没有社会会为性自由而牺牲家庭与社会的安全稳定，没有正常人会只靠色情品或嫖娼卖淫来长期生活。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卖淫的天然有力的对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育还有助于提高婚姻质量、保护妇女儿童权益。
古代社会存在性禁忌，公开的讨论性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性成为一种只能做、不能说的文化现象。这并不利于性的身心健康，现代社会性解放，有助于主体认识性与生育，打破性的禁忌与神秘，有助于性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主体的性生活质量。虽然婚外性解放不利于婚姻与家庭，不值得提倡，但是婚内性解放，就是学习与提高夫妇之间的性技巧与吸引力，是值得肯定的。
3、男女平等与两性趋同。随着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她们与男子一同受教育，一同工作，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妇女以自身的劳动实现了与男子的平等，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一夫一妻制是男女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婚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男女平等导致了两性差异的减少，形成了文化中性化趋势。传统文化对于男女具有不同的性格期待与行为模式要求，比如男性刚强而女性柔弱，男主外女主内。现代社会男女平等打破了男女之间的传统成见，男女在性格与行为上的差异减少，而具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导致了一部分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整体而言社会文化趋于中性化，不在强调男女之间的心理区别，而是尊重个人的性取向，与此同时同性恋也日益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4、生育率下降，单亲家庭增加。
传统社会的生育与婚姻是统一的，生育通过婚姻来实现，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传统社会重视生育，女人成为了生育的工具。而现代社会重视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生育并不再是婚姻的必然产物。现代社会由于生育成本上升，而且生育会对家庭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许多人不愿意生育，现代节育技术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由于未婚生子与离婚率上升，导致了现代社会单亲家庭增加，对于儿童成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成为社会问题之一。

生育率高对于社会的价值排序是社会>家族>家庭>个人，因为生育率高可以为社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却会提高家庭与个人的负担。生育的成本主要是由家庭与个人承担，而生育的收益则是全社会共享的，所以具有精英主义特征的社会往往提倡生育，将生育视为个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具有个人主义特征的社会往往不提倡生育，将生育视为个人应有的权利。现代社会人权的发展正是现代社会生育率下降的社会原因之一。
生育有利于男人，而不利于女人。生育使得女人被束缚于家庭之中，如果生育子女多的话，女人基本上就会丧失工作机会，而成为专职家庭主妇，这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形成的原因之一。所以男权社会有利于提高生育，而女权社会有利于降低生育。现代社会女权的发展正是现代社会生育率下降的社会原因之一。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稳定的。结婚是一个婚姻双方社会角色关系与情感关系的转换与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必须处理好爱情与亲情、友情的关系。婚姻不是爱情的保险箱，也不是爱情的坟墓。相爱的人既然可以为爱作出承诺，没有理由不能面对婚姻的挑战。爱情的消亡，不能只怪罪于婚姻。爱情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需要双方不断的培养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爱情观，实际上否定男女之间的爱情，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等同于亲情与友情，比如床上夫妻床下客、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等道德要求就是如此。而爱情至上主义者则将爱情夸大为夫妻之间唯一的情感，这些都是不对的。爱情与夫妻之情是存在许多区别的，用爱情来概括夫妻之情并不全面。爱情是主观、片面的，充满激情。而夫妻之间的情感更加全面、社会化，平淡而持久。夫妻之情是爱情、亲情、友情的统一，爱情是短期的，友情是中期的，亲情是长期的。
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要想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
一是要保持爱情与性吸引力。许多人在结婚之后，不在重视修饰，丧失了吸引力，这是导致夫妻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修饰是保持与发展自身吸引力的关键，自我修饰是一种基本的交际原则，夫妻之间也需要修饰，以保持神秘感与吸引力，夫妻之间要完全透明并不一定有利于夫妻关系。
自我修饰是交际的首要原则，每个人都有必要通过形象修饰保持良好的外在形象，即使是夫妻也同样如此。修饰是修养的一部分，虽然个人的美丑好坏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行为与素质，但是通过修饰能够极大的改善人的形象，所以做人并不能够太诚实，装逼有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人的自我修饰是不同的。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主，西方人习惯于夸大自己而贬低别人。东方文化以精英主义为主，中国人习惯于夸大别人而贬低自己（也就是所谓的谦虚）。因此，西方人看中国人觉得虚伪，而中国人看西方人觉得装逼。其实无论是虚伪还是装逼，谦虚还是骄傲，都是一种自我修饰，归根到底，我们看人不应该只看表象与自我介绍，而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重视人的能力与素质。
二是要提高家庭共同利益与生活质量。家庭收入与消费越高，家庭生活质量越高，越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中国社会由于人均收入较低，因此导致家庭收入与消费较低，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较高，因此家庭收入与消费较高，有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
家庭的利益与生活质量归根到底取决于家庭成员的素质与能力，因此重视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提高家庭成员的素质与能力，这是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根本方法。不重视教育，不重视对象的素质与能力，最终必然会自食恶果。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这是中华文化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三是要求同存异，要以共同活动、共同爱好建立起共同的社会关系。要尽量避免各自独立的社会关系，这样容易导致夫妻离心离德，同床异梦。
家庭共同生活时间越长，对于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越有利。中国社会由于正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广泛存在加班现象，特别是私生活工作化，生活与工作相混淆，最终导致缺乏家庭共同生活，这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发展。西方社会处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劳动权益受到保护，因此具有较多的休闲时间。而且西方社会生活与工作是分开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所以西方社会具有较多的家庭共同生活，这有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发展。
在共同生活之中，要尊重各自的个性与理想。家庭关系要想长远，就必须实现家庭内部的团结与同化，实现夫妻同心同德。但是人总是有个性与理想的，因此不要妄图控制家庭成员的一切思想与行为，而必须尊重各自不同的个性与习惯，鼓励家庭成员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与实现人生理想。
对于伴侣性格与习惯的宽容，有助于减少家庭矛盾，有助于家庭和谐发展。但是对于那些不良性格与习惯的宽容，会对家庭生活质量与家庭利益带来损害。比如黄赌毒，一旦有人具有这些不良嗜好，必然会导致家庭生活的矛盾，最终导致家庭破裂。因此在组成家庭的时候，必须要考察对象的性格与嗜好，否则必然会后悔。
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反对黄赌毒黑。黄是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赌是对财产的剥削与压迫；毒是对精神的奴役与压迫；黑是对人权的奴役与压迫。
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个人，所以社会观、家庭观、人生观是统一的，社会风气、家庭风气、个人风气也是统一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家庭风气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个人风气。家庭是社会与个人的中介，树立良好的家教、家风，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树立良好的个人风气与个人习惯。
四是要家庭的公平与民主。古代的封建家庭制度，家庭关系不平等，家庭治理搞独裁专制，不利于家庭的和谐发展。现代家庭生活具有公平与民主，有问题大家协商处理，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和谐发展。
婚姻是旧家庭关系的终结，新家庭关系的形成，是家庭的继承与发展。婚姻标志着一个人的真正独立与成熟，意味着主体从上一代家庭的庇护下独立出来，而要承担下一代的家庭责任。如果主体不能够完成这种转变，无法独立承担家庭责任，就会导致家庭矛盾，甚至导致家庭解体。
在婚姻与爱情上有两种主要的价值取向，个人取向和家庭取向。个人取向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情感与需要，对于情感采取开放自由的态度。家庭取向是为了家庭、社会的稳定，对于情感采取严格的道德约束。其实对于情感，绝对的自由与责任都是不对的。
个人主义认为情感与交际是个人的自由，有感觉就合得来，没有感觉就散了，一切全凭个人的喜好。这种思想将情感作为快餐，是一种不负责任、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思想正是造成家庭矛盾与家庭解体的重要根源之一。
个人情感的自由与权力无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个人的情感需要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加以满足，而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选择合乎社会与家庭要求的、道德的形式加以满足，这就是情感的社会责任与道德。
其实，爱情与婚姻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当情人们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时候，就形成了双方之间的情感契约，它约束着人们的婚内与婚外行为。无视这种情感责任的人，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缺乏情感与道德的人。所谓的多情只不过是无情的同义词。
对于情感与性的需要，难道我们只能够通过婚外情和一夜情来满足吗？社会本身已经提供了有效的、正当的途径，我们应该通过家庭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来满足我们对于情感的需要。而且，现代的家庭本身是开放的，与社会统一的，并不排斥各种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
精英主义否认个人的自由与情感，以古代中国的观点最为典型，它否认女子具有独立的人格，认为女人要遵守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一切都要以男人为主，以家庭和社会的要求为主，而没有自己的需要与行为。它否定了女性的情感与自由，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压迫。
夫妻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忠贞，相互支持。应该将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不应该为了家庭的利益而牺牲主体的正当权益，也不应该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家庭的利益。现代有一种人将婚姻视为跳板，只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见到社会条件更好的对象，就重新投入他人的怀抱，就好像换工作、跳槽一样。这是不道德的。
现代社会的人们从小就在大众传媒上接触各种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艺术和新闻，他们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因此而被传媒所引导，变得浪漫而不切实际。但是各人都有各人不同的爱情，爱情是难以用来比较的。我们对于爱情与家庭的要求应该建立在现实条件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盲目攀比。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适当降低自己对于爱情和婚姻不切实际的要求。
人的爱情观与婚姻观是随着年龄与阅历而不断发展的。夫妻结合主要的纽带是爱情、经济、责任等因素，年轻人因为责任在一起的情形明显要少，而因为爱情、经济在一起的情形比中年人要多。年轻人的爱情要更纯粹一些，他们会把爱情与责任分开，没有爱就会分手。而中年人更加重视婚姻与家庭的责任，这是因为中年人的选择更少，婚姻成本更高，更加重视婚姻的长期性、稳定性。成本就是责任。
家庭
家庭是一种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和财产共享的初级群体。婚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血缘关系则是从婚姻关系中派生出来，是婚姻关系的延续。家庭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动物没有家庭。家庭是随私有制与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
家庭对于家庭成员和社会都发挥着重要功能：（1）持续、专一地满足性生活；（2）生育子女，教育子女以及赡养老人；（3）组织家庭成员的生产与消费；（4）提供家庭成员休息和娱乐的特殊场所，满足家庭成员感情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男女老少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古代家庭以男尊女卑、长尊少卑为特征，是不平等的、不自由的。这是由于男性作为主要的劳动力与战争工具，是社会财富与权力的主要来源。而长辈拥有家庭的财产与社会权力，成为家庭的控制者。古代的所有制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私有制，而是家庭所有制。古代家庭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就是因为家长拥有了家庭成员的所有财产资源，家庭成员脱离家庭难以在社会中生存。
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型的，家庭人数的增加有利于家庭的利益，大家庭的利益大于家庭内部矛盾，这是古代家庭变大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古代的家庭所有制形式，使得家庭成为个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使得家庭成为社会竞争的主体，这就造成了古代家庭规模越变越大。贵族等级制度就是家庭所有制的集中表现形式。
在现代社会之中，人的数量已经不再重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人的素质与能力。随着等级制度的取消，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家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日益减少，家庭能够给予个人的利益越来越少，而个人自身的作用与价值越来越大，使得家庭内部的利益分化，从而造成了家庭的核心化、小型化。
在古代生产力停滞的社会，生育率高、人多的社会尊老而不爱幼，漠视儿童权利，甚至形成了溺婴的习俗。因为生育率高导致儿童不再是家庭与社会的财富，而成为家庭与社会的负担。一个社会能够养活的人口是一定的，因此超出的人口会被扼杀。而儿童是没有力量反抗的，杀婴就成为了家庭与社会自动调节人口的手段，就如同现代社会的计划生育一样。为了为杀婴行为辩护，社会形成了尊老的文化，因为杀婴是为了满足活人的现实需要。
生育率低、人少的社会爱幼而不尊老，漠视老人权利，甚至形成了弃老的习俗。因为儿童是社会未来的财富，而老人是社会未来的负担，于是不能够劳动的老人就被有意无意的遗弃了。现代西方社会之中，对于儿童权利进行全方位保护，甚至有父母因为监管不力而违法。但是与儿童保护相反的是，老人因为无人照料而孤单死去一年也无人问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弃老。
中西方家庭的主要区别在于家庭财产分配与继承制度。长子继承制在西方盛行，其他人没有或者很少，这是一种彻底的家庭财产私有制。而在中国，只有皇权的继承才运用长子继承制，一般家庭的财产都是共同拥有而均分，实行的是家庭社会主义。
这种家庭财产制度不同直接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家庭观念。西方家庭观念与功能不强，缺乏凝聚力，都可以从家庭财产私有制之中寻找到原因。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使得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是相对独立的，因为西方人并不能够享受到大家庭的好处，好处都被长子所获得了，所以他们的家庭观念必然不强。

而中国是一种家庭财产公有制，中国的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是统一的，家族势力与家族利益越大，那么个人能够继承的家族利益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大家庭也有助于克服社会风险，为个人提供更好的社会条件，因此中国人必然会推崇家庭与家族的意义。
西方的全部继承制有助于家族的长期稳定发展，但是不利于家庭情感的团结。所以西方有千年的家族，但是却没有丰富的家族文化。中国的平均继承制会导致家族财产的分裂，不利于家族的长期稳定发展，但是有利于家庭情感的团结。所以中国虽然缺乏千年的家族，但是却有发达的家族文化，中国的宗法社会也就是家族社会，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家庭伦理。
西方的全部继承制有利于统治阶级，是西方封建贵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一，贵族制度的延续必须要依赖于全部继承制，否则贵族就会越分越小，贵族也就不存在了。中国的平均继承制有利于平民，中国至秦代以下就已经基本废除封建贵族制度，而代之以科举制度，平均继承制有利于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的机会平等与社会流动。由此可见，社会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家庭的不平等，社会的公平有利于家庭的公平。现代社会也是采用家庭平均继承制度，因为现代社会是公平与民主的社会。
家庭继承制度还导致中西方不同的生育观，中国的平均继承制形成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因为生的越多，继承的越多。西方的全部继承制造成西方人不重视生育，因为多生并不会增加继承的财富，反而会增加家庭的负担。
现代社会经济与法制的发展，是家庭规模缩小的根本原因，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与家庭规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于家庭规模的扩大，所以仅仅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家庭规模的缩小是行不通的。
家庭规模缩小是由于家庭文化观念的改变而形成的，是由于社会原因而不仅仅是由经济原因形成的。正是因为人的自由和隐私的扩大与家庭共同生活之间存在相对矛盾，这才造成了家庭规模的缩小。
现代社会之中，人与人都是异质的，即使是兄弟、父子之间也是如此。所谓众口难调，个人的不同兴趣和个性使得家庭的共同生活、共同行动变得日益困难，各人都有各自的生活与隐私，因此形成了大家庭的分裂，形成了独立家庭与独立生活。家庭文化的发展是家庭独立的社会原因与直接原因，而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是家庭独立的物质基础与根本原因。
家庭的发展包括：
第一，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婚姻自由的实现，改变了古代社会爱情与婚姻相矛盾的现象，促进了性与爱的统一，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基础。结婚不是为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完善。人们的贞操观念不再执著于自然生理方面，而注重其伦理价值即情感的专一与纯真。离婚不被视为异常。
婚姻自由是社会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是促进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婚姻自由有助于社会交际与社会流动。阻碍婚姻自由，必然会扩大与激化社会矛盾，阻碍社会交际与社会流动，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发展。
要实现婚姻自由，就要反对家长包办婚姻、强迫婚姻，反对种族内婚制、宗教内婚制，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对于妇女结婚对象是有种族、宗教要求的，这些都违反了婚姻自由。
第二，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实质就是家庭成员的独立自主，家庭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转变。家庭关系趋于简单化，亲属之间感情与利益关系淡化，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转移，个人为家庭服务转变成家庭为个人服务。
家庭生育和抚育功能大大减少。生育是传统家庭的主要功能，而现代人认为男女结合主要是寻求情感和生活伴侣，所以不少家庭不再生育孩子。但与此同时非婚生育与单亲家庭却有上升趋势。
第三，家务革命。家用电器与家政服务、家务外包共同形成了家务革命。它将人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也让人对于家庭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使得人对于家庭的依赖转化为对社会的依赖。家庭的各种社会性功能外移，家庭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场所。家务劳动实现了电气化、智能化与社会化。家用电器的普及与家庭服务业的发展，减轻了家务劳动强度，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使得妇女能够从过去繁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自主地进行职业的选择。
家庭生产功能的消失和消费功能的增长。农业社会是一种家庭生产与家庭消费相统一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现代社会是一种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相统一的商品经济生活方式。古代的家庭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家庭分工与管理，这是形成古代家庭所有制与家长制的经济原因。现代家庭通过社会生产、社会消费来满足家庭的需要。现代家庭成员财产相对独立而私有，家庭成员各自具有独立的职业，家庭成员是相互平等的。
第四，家庭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对家庭的干预减少，家庭独立自治。
古代社会由于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因此存在着社会与家长对于家庭生活的干预与控制。如古代社会不孝、失贞都是严重的罪行，政府与社区对于家庭生活进行着严格的监视与管理，个人私生活与公共文化密不可分。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家庭生活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与他人和社会无关。私生活的权利受到尊重，社会对个人婚姻、家庭生活的干预受到严格的限制，家庭依法自治。现代社会通过法律来保护家庭成员的利益，调节家庭关系，形成了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家庭关系。
家庭保障功能减少。现代社会保障由商业保险与国家保障制度来共同完成，那种由家庭给予处境困难的成员以馈赠和贷款形式的家庭保险，变得毫无必要。与家庭保障相比国家保障更加公平而有效。
古代的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控制的互利互助关系，小时候是父母管教养育孩子，长大了是子辈管教养育父辈。这种关系是由于社会缺乏法治、教育与保障而形成的，是家庭自治的产物。这有助于家庭关系的团结，但是不利于家庭关系的平等。
现代的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只有父母对于子女的养育，而没有家庭养老的要求，这是因为社会养老与保险取代了家庭养老，社会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社会保障取代了家庭保障，社会生产取代了家庭生产，从而使得家庭关系趋于平等，这有助于子女的独立发展。
家庭是人类生育与养育的基本组织，没有家庭，就没有人类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家庭的保障。古代社会因为天灾人祸，往往造成家庭的破坏。现代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发展。现代社会之中，对于家庭在制度上有各种优惠性安排，如家庭税收优惠。这些家庭优惠制度有助于家庭的稳定与发展。
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家庭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家庭是个人与社会相联系与统一的基础。家庭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的，中国传统的儒学与宗法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家庭与社会同构的理论体系，但是封建社会的伦理已经过时了，现代社会应该提倡新型的、平等的家庭与社会关系，这也就是新儒学所要解决与建立的理论核心。
人生与民生
人生是人的个性发展与生命周期的统一。一方面人生具有个性差异性，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人生，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等人生阶段，这是人生的生命周期性。古代社会的人生相似性大于差异性，现代社会的人生差异性大于相似性。
在古代社会中，个人的人生阶段是相互矛盾的。由于社会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导致个人学非所用、知行不一。由于社会实践与社会激励、保障制度相背离，使人的价值得不到保障，不能善始善终。在古代社会中，代际关系是代际不平等与代际相似性的统一。不同代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是不同代际的人生又是相似的、周而复始的，缺乏变化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代际关系平等，而代际差异不断扩大。由于现代社会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实现了主体的平等，促进了个性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个性差异与代际差异在不断的扩大，这正是社会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一种反映。差异意味着进步与发展，如果每个人、每代人都有相同的人生，那就意味着社会的停滞不前。代差一方面是由于年龄与生理差异形成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人生阶段具有连贯性，每个人都可以学以致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存在个性差异与代际差异，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谐的。不同的个性之间与代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因为不同个性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
人生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包括教育、就业、婚姻、住房、医疗、养老等主要方面。这些问题既是个人的人生问题，又是社会的民生问题，必须通过个人、社会、国家来共同解决。
在教育—生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成本提高，就会降低生育率，医疗成本提高就会提高养老成本，住房成本提高就会降低就业率。
在这些民生问题之中，核心的问题是就业。因为只有就业是生产性的，能够产生收入。而其他的问题具有消费性，必须依赖于就业与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扩大就业，实现充分就业，同时提高工资与福利，才能够提高个人收入，有助于解决教育、婚姻、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
但是就业率并不是越高越好，片面追求就业率与经济发展，会造成家庭与社会的相对矛盾，造成家庭的碎片化。应该提倡一人就业，全家保障，提高工资与保障水平，从而实现经济与家庭、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让一部分人回归家庭与社会，保持家庭与社会的完整性。社会的发展应该实现个人工资与社会福利的共同发展，生活水平与家庭关系的共同发展。
虽然就业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核心与基础，但是仅仅依靠个人，并不能够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因为民生问题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在阶级与资本统治之下，人民受到了政府与资本家的双重剥削，因此人民自身难以解决民生问题，只能够依附于社会与政府，通过社会公益组织与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民生问题。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了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社会公益组织有助于缓解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矛盾与问题，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民生问题的解决经历了从个人与家庭到社会与国家的发展过程，古代社会主要是通过个人与家庭来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由于个人与家庭的多样性、差异性，形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而现代社会是通过社会与国家来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具有公平性、规范性。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生观经历了从家庭人生观到社会人生观的发展。谁能够解决社会的民生问题，谁就能够决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发展到以公益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公共伦理，要从封闭性、等级性的私德发展为开放性、规范化的公德。一是因为现代社会之中，家庭的规模与影响力越来越小，而公益组织的发展日益壮大。二是因为个人的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通过家庭难以解决，而必须要依赖于公益组织与社会来解决。伦理道德的实质是利益问题，谁能够解决人生与民生问题，就能够决定社会的伦理道德。
在古代哲学之中儒学是一种先进的、革命的哲学，就是因为儒学的人生观与社会观是统一的。儒学既有修身养性的个人修养，又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因为儒家知道不解决社会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个人问题，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就不可能会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的儒者，既不是一味避世的独善隐者，也不是一味逢迎的奸佞小人，而是除魔卫道，福泽后世的人。士以文为（卫）道，侠以武为（卫）道，医以药为（卫）道，师以教为（卫）道。所以儒者可以出将入相，可以为医，亦可为侠。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不就是儒学对人的要求吗？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这不是儒学的问题，而是科学的问题。是科学的不发达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而不是儒学，而且儒学本身并没有明确反对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困扰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民族与国家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由西方加以解决，所以西方文化才会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

人生的幸福也就是人的价值实现，它包括：
一是身体健康，这是幸福的前提，没有健康的人是难以幸福的。对于长远的幸福来说，健康比美貌更重要，因为美貌是短暂的。
二是精神充实，也就是对真善美利的追求与实现。一个有信仰、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会拥有精神上的满足感，而缺乏信仰、理想、道德的人，会具有精神上的空虚感。
外在的财富与地位是社会赋予的，也是社会可以剥夺的，而人内在的素质与经历则是自身的、不可剥夺的，能够伴随人的一生，是人生幸福的内在依据。
三是家庭与人际关系和谐。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家庭与人际关系之中的，人际关系的自由、平等、互利有助于人的幸福，而人际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人的幸福。
四是财富与事业。在任何时代，贫困肯定都是不幸的事情，物质生活至少应当有保障。
事业成功就是通过个人的实践获得社会的承认，实现个人价值，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相反，怀才不遇、事业无成，那肯定就不幸福。但是一个人能否做出被社会承认的成就，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能，人的成功的除了聪明、勤奋等自身因素外，还有环境、机遇等外部因素，需要公平竞争的社会条件，这些因素与条件有时甚至能起决定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人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崇高与平常的统一，一方面我们要提倡树立崇高远大的人生目标，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伟人从来都是少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平常的民众，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普通人的人生选择与态度，不能好高骛远，而要知足常乐。理想并不是人生的唯一价值。理想不能够当饭吃。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自己，幸福就是要适合自己、满足自己，也就是自我实现。
客观主义认为人生由遗传生理条件与经济条件决定。主观主义认为人生由爱好与理想决定。个人主义认为人生由自己决定。精英主义认为人生由国家、社会、家庭决定。
解约理论认为随着老龄化的过程，老年人逐步退出社会生活，不再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这个过程可以是老年人自己主动退出的，但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于社会原因形成的（主要是退休制度）。社会通过新老交替，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养老经历了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过程。中世纪的欧洲，依靠子女养老的模式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而现代社会家庭养育从父母传到子女是单向的，社会不要求子女担负养老的义务，而是通过社会养老制度来解决。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要辅之以养老保险制度，否则就会导致社会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是个人对于国家的贡献与牺牲，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对于个人的责任与补偿。有人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今后出现一个人赡养四个老人的局面，因此必须要取消计划生育。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它还停留在家庭养老的逻辑之中。随着社会养老的发展，子女本身并不需要赡养老人，何来一个人养四个人之说？所以说，建立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肯定社会养老制度的同时，必须警惕制度化的啃老现象。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越来越接近其人均寿命，普遍在七十岁以上。这种高龄退休制度使得退休制度与福利制度名存实亡，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形成了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啃老现象。正常退休与8小时工作制一样，都是劳动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延迟退休就是延长了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
西方社会一方面存在着制度化的啃老现象，另一方面存在着年轻人失业现象，啃老与失业的并存是西方社会经济停滞与社会老龄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整体制度的论资排辈现象。必须打破老年经济与老年社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与利益。退休年龄的不断提高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破产的标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退休金，而不是提高退休年龄。一个方法是建立全覆盖但是只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的基本养老制度，可以与低保制度相统一与衔接。另一个方法是随着退休而逐年降低退休金，直至与低保持平，正如工资收入是逐年提高的一样。
死亡的意义：
1、死亡是人生的终结，人的一切权力、财富都会随着死亡而失去意义。死亡意味着人的彻底自由与解脱，意味着人再也不用担心受到社会的束缚与惩罚。为了防止人的消失，所以人要留下后代来继承人的一切。
2、死亡是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个人的死亡意味着他人的机会，社会的新生，所以死亡就是个人的牺牲与献祭。
3、死亡是对人的罪恶的救赎。任何活人都存在着罪恶，而且还将继续犯下罪恶，只有死人才不会犯错。死亡是人罪恶的终结，死亡是人对于罪恶的自我救赎。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最好的人，就是死人。
4、死亡是对人彻底的利用。对于人而言，死亡意味着他的意志与价值被人利用，因为死人是不会为自己辩护的。为了死后不被人利用，所以人要留下言行及其记录。
人对于死人的祭奠，对于死人的美化与丑化，都是为了活人。祭奠是用死人来巩固活人的地位与权力，用死人来安慰与激励活人。不尊重生命的社会也不会尊重死亡，对于他人的权利麻木不仁的人对于他人的死亡也必然会麻木不仁，如中国社会强拆中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就反映了社会的麻木不仁。
历史与宗教都是通过死人来影响活人的。历史通过对于死人的记录与评价来激励活人，传承文化与经验。宗教利用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永生的渴望，通过对死亡与死人的包装，从而吸引活人。宗教制度的核心是生老病死的仪式化、制度化，通过人生的宗教化来进行人生教育与精神控制。
喜欢生育的民族也必然喜欢杀戮。在儒学仁义道德底下是吃人的礼教。中华民族最重视生育的民族，同时也是最漠视生命的民族。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文化重视的是民族整体的生存，而不是个体的生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因为非自然原因死亡人数最多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国是最喜欢自相残杀的民族。
古代中国是死刑最多的国家，中国人的斗争往往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不是公平的、理性的辩论。中国人是不讲理的，因为讲理的都被人杀了。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大多以杀戮终结。西方人可以不认同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而中国人可以说不过你，但是可以杀了你。
生存与死亡、和平与战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与其说中国文化是儒表法里，不如说是儒表兵里。和平时期崇儒，战乱时期崇兵，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文武两极。在儒学仁义道德的礼教下面，是兵家成王败寇的生存战争。在法家的规范下面，是兵家的不择手段。表面上我们都是孔子，实际上我们都是孙子。
兵家对外是征伐术、谋略术，对内是统治术、帝王术。中国人喜欢内斗，就是因为受到兵家理论的影响。但是暴力斗争并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的长治久安依赖于科学与法律。所以中国人越斗越弱，结果便宜了他人、他国，形成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少争论，多做实事，内圣而外王。
古代中国表面上奉行文教，实际上奉行耕战。以文教育人，而以耕战杀人。古代社会以耕战立国，以文教兴国，人口—朝代与耕战—文教的历史循环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要打破这种历史循环，就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科教兴国，以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实行民主法治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竞争与流动，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的古代哲学之中，孙子和兵家是霸道，是教人如何竞争才能够获得成功的谋略（权术）之道。儒家与法家是王道，它们分别从礼与法着手，教成功者与统治者如何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地位。兵家夺天下，儒法守天下。老子是天道，天道就是天性、天然，其方法强调顺其本性，道法自然。孟子与墨家是人道，人道就是仁道，仁者爱人，强调兼爱、非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道分文理，也就是现象与本质，中国古代重文轻理，重视外在的文化而轻视内在的科学。人道分内外，性命为内，权利为外。中国古代重视人性而轻视人权，重视生存而轻视发展，不患寡而患不均。
第三节道德与宗教
道德
道德是动机、过程、结果、规范的统一，是善心、善行与善果、善规的统一，也是主观标准、能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社会标准的统一。
主观主义认为道德就是善心与动机，就是主体的良心。只要从善心善意出发，任何行为与结果都是好的，而没有善心善意，任何行为与结果都是错的。主观主义认为道德就是要满足主体的需要与愿望，主体需要得不到满足，就是不道德。由于主观主义脱离了客观环境与社会条件来谈论需要与道德，这种道德必然是一种虚幻的、空想的道德。
客观主义片面强调道德行为的结果，认为结果有利就是道德，结果不利就是不道德。客观主义认为道德就是利益的公平性与发展性，而忽略了人的个性与主观性，将人等同于动物与机器。
个人主义强调道德行为的过程，认为道德行为必须要符合主体自身的能力水平，如果道德要求超过主体自身的能力，那么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性，个人主义强调道德的多元性、个体性，否认存在着统一的道德标准。个人主义认为道德就是个体能力的发展。
精英主义认为道德就是统治阶级与文化传统的要求，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社会与传统的要求。精英主义认为道德就是服从，就是忠孝，认为统治阶级与社会多数人的好恶就是道德的标准。
道德是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的协调发展。片面强调精神需要而否定物质需要，就是假道学、伪善，这是封建社会道德的要求，是古代统治阶级进行精神控制的手段。片面强调物质需要而否定精神需要，必然导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兽不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要求，是资产阶级进行精神控制的手段。
在道德规范上，绝对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都是错误的。利己主义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他主义则认为人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两种思想看似水火不容，都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全割裂，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善意味着将主体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相结合，不应该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主体的正当权益，也不应该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牺牲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而应该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个人与社会之间应该相互支持、帮助，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文化。主体要为社会发展奉献力量，而社会也要保障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
道德规范与价值观的核心是互利合作，因为共同价值观是在承认主体的不同利益基础之上形成的，而不是因为主体的利益完全一致而形成的。不同主体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可以通过互利合作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
道德的核心是行为与利益的等价交换。所谓以所不欲，勿施于人，想得善就要行善，不想得恶就不要行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不帮助别人也就没有人帮助自己。支持道德与正义，那么你就会收获道德与正义；放纵无耻与邪恶，那么你就会收获无耻与邪恶。
中国古代道德的特征是不平等、不自由，等级制从根本上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而形成了不公平的礼教。儒学宣扬的是一种君臣、父子、男女之间不平等的道德，形成了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君臣之义。儒学道德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的矛盾冲突，也就是忠孝不能够两全。 这突出的表现为服丧制度。
儒学重视私德而缺乏公德。道德的核心是家庭道德，家庭道德的核心是生育道德。儒学以男女不平等、重视生育为特征，而这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之间是矛盾冲突的，之所以中国那么多内战与朝代更迭，就与儒学道德的内在缺陷有关。正是儒学重视家庭与生育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人口生产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进而形成了内乱与内战。有些人将中国的历史传承归功于儒学，然而事实上儒学恰恰是中国社会内在不稳定的道德根源，也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内在根源。

西方古代道德是相对平等自由的，西方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是上帝的子民，形成了西方人在人格上的相对平等。由于上帝对于世人的宽恕，使得每个人有足够的自由，因为无论你做了什么，上帝最终都会容许你来赎罪。上帝的最终审判使得西方人可以为所欲为、背信弃义，形成了西方人轻视道德与口头协议，而重视证据与书面协议的法治精神。正是因为道德靠不住，才必须依靠法治。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法官）干什么？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道德体系。有吃人的礼教，同时也存在着吃人的宗教、吃人的资本、吃人的权力，无论是古今中外，在社会之中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道德问题。我们在批评中国道德问题的时候，切不可自觉不自觉的陷入西方道德中心论的陷阱。西方以宗教道德为核心，同样存在着宗教迫害、种族歧视这些道德问题，而西方社会这些道德问题在中国并不严重，这就说明东西方道德与文化各有其优缺点。只有通过不同道德文化的相互交流、沟通、学习、创新，才能够实现共同发展，逐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体系。
道德是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如果只强调个人价值与情感的满足，忽视了社会责任与义务，就会成为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如果只强调社会需要与服从义务，忽视了主体的权利，就会成为禁欲主义、理想主义。
古代社会中，主体的价值追求与主体能力之间相互矛盾，统治阶级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互矛盾，所以古代社会缺乏统一的社会道德，社会道德的作用也不高。现代社会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克服了主体利益与能力的相对矛盾，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通过法制规范了不同阶级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公平，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所以现代社会中道德是统一的，道德的作用是巨大的。
善恶评价与情感评价具有相似性。只是情感评价属于社会心理现象，而善恶评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了爱与恨，才会有善与恶。主体的道德水平与主体的情感密不可分。高尚的情感反映了主体高尚的道德水平，而低俗的情感反映了主体道德水平的低下。
主体的道德水平越高，就越能够控制自身消极情感与本能冲动的影响。为了取得实践的成功，主体必须借助于知识与能力，克服主观情感的波动。这反映出意识对于心理的指导、控制作用。例如医生在抢救病人，消防队员在救火的时候，就必须克服自身的恐怖、厌恶的情绪。
道德是知识与意志的统一，习惯与信念的统一。没有知识与认识，也就没有道德的自觉，就只能够服从于道德的传统与习惯，而不能够自觉、主动的进行道德实践。知识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形成，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道德。知识要成为道德，就必须与道德实践、主体意志相结合。
科学与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提高，而素质与道德必须要通过教养来提高，教养就是通过家庭与社会生活传播文化与道德。有知识未必有道德，有教育未必有教养，反之同样如此。教育与教养统称为养育，养在育前，道德比知识更加重要。片面强调教育或者教养都是不对的，我们一方面要普及与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与城市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提高人民的素质与教养。
生活水平是教养的物质基础，但是教养并不等于生活水平，并不是越有钱就越有教养。教养更取决于家庭与社会的文化、规范水平，教养是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统一。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跟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我们在现代科技教育上发展了，但是缺乏现代文化教育；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提高了，但是缺乏精神文化生活。教育包括言传身教，学校教育是言传，社会教育是身教，中国教育的失误，主要不在于学校教育，而在于社会教育。一个社会上贪下贫、上奸下佞，上梁不正下梁歪，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社会教育与社会文化？只有通过反腐倡廉、民主法治，才能够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教育与社会文化。
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第一，经济条件是道德的基础，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人要想去帮助别人，首先必须自己能够独立生活，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自己的生活本身都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么他就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了。
社会道德水平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的生存得不到保障，社会上贪下贫。虽然古代重视道德文明，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道德。所谓的“忠孝仁义”，只能是一种主观幻想，而不可能真正实现。
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使得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许多原来可以成为社会矛盾的问题不再是问题。比如说以往人们会为几毛钱的事吵架，现在丢个几百块都没有人在意。这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道德标准相应的提高了。
古代社会缺乏社会保障，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容易形成矛盾冲突。现代社会具有社会保障，这极大的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得社会矛盾不易形成与激化。
第二，对别人的帮助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别人的需要超出了主体的能力，那么帮助行为就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帮助，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对于那些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帮助行为，一旦超出主体的能力，甚至还会造成好心做坏事，越帮越忙的情况。
主体的道德水平与主体的知识与能力是统一的，因为道德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只有不断提高主体的知识与能力，才能不断提高主体的实践与道德水平。所以德育与智育、美育是统一的，脱离了智育、美育的德育，只能是假道学，是道德宗教与道德教条主义。比如古代的礼教就是如此。
第三，道德行为必须出于自觉自愿，而不能够强迫进行。经济虽然是道德行为的基础，但是经济并不是道德行为的必然条件。世界上有许多人为富不仁，也有许多人虽然生活水平不高，却能够乐于助人。这些差异是由于各人不同的道德水平形成的，人的道德水平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原因。
人的道德水平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社会教育与实践形成的，要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就必须重视社会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宣传。只有形成了人人讲道德，知荣辱的社会氛围，社会的道德水平才能够水涨船高。
如果社会文化本身不分善恶、荣辱，甚至抑善扬恶，以善为耻，以恶为荣，宣扬封建迷信与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生活，宣扬个人自由而否认社会责任，那么社会的道德水平必然低下，社会道德必然沦丧。
第四，社会分工与法治的发展。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必须要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而古代社会缺乏知识与技能，缺乏技术支持与法律支持，因此面对矛盾不得不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每个人都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强者与统治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矛盾的有利一方，因为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是非全凭实力，公道不在人心。
现代社会人们面对矛盾到时候，往往会选择通过专业人士与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与冲突，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讲究客观的事实与证据，是非全凭实证，公道自在人心。
在古代社会之中，会出现同流合污与自污现象，也就是所谓酱缸现象。其原因一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统治阶级由于缺乏监督而腐化，使得后来者、新人不得不同流合污，否则就难以立足与升迁。社会缺乏法治、监督，缺乏责任意识，责任得不到追究，就必然会形成同流合污现象。二是因为成功者害怕功高盖主、木秀于林，害怕受到排挤与打压，而选择自污，保全身家性命。社会缺乏自由、人权，缺乏权利意识，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形成自污现象。所以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
道就是道路，就是科学合理的方法；德就是得，就是目的，就是人的正当需要。道德就是获得之道，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目的与方法的统一，就是用正当的方法实现正当的利益与目的。
建立道德，一是要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健康的理想与目的，形成先进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二是要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三是要规范人的言行，四要形成惩恶扬善的社会文化与制度。道德取决于目的与利益。道德取决于文化。道德取决于能力。道德取决于规范与制度。
客观主义认为利益决定道德，谁提供了利益，谁就能够决定道德规范与道德标准。
主观主义认为情感与文化决定道德，由于主体具有不同的情感，可以选择不同的文化，所以主观的好恶决定了道德规范与道德标准。
个人主义认为能力决定道德，由于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道德规范与道德标准。
精英主义认为权力与规范决定道德，由于统治阶级拥有权力，制定了社会规范，因此统治阶级决定了道德规范与道德标准。
道德的核心就是正当性与正义性，随着社会对于人的正当利益与权力认识的发展，社会的道德也在不断发展。道德应该随着人的需要与实践能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人的各种需要本身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道德只是针对实现人的各种需要和价值的行为与途径的要求。人的各种需要，只要不妨碍他人和社会的正当利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是合理的，都是人的自由。对于美丽的衣服，美味的食品，名车洋房，这些只要是通过正当收入和正当的途径购买，就是合理的。只有那些通过不正当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自身各种需要的行为才是不道德的。
评价一种道德的优劣，必须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主体的自由和价值，是否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主与法制的发展，而不是看它是否出自于圣人和传统。
道德的发展就表现为人的利益及其实现途径的发展。在封建社会想当国家元首等于谋反，但是在现代社会这只不过是一种正常的思想。婚姻自由在古代是一种奢望，而在现代则是人的基本权利。道德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正当途径，而随着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道德与自由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道德的发展是从不公平的专制道德发展为公平的民主道德。专制道德就是以人民作为道德的主要调节对象，民主道德就是以统治阶级作为道德的主要调节对象。专制道德就是人民必须要服从于统治阶级；民主道德就是统治阶级必须要服务于人民。专制道德就是弱肉强食，无法无天的道德体系。民主道德就是强调公平与发展，民主法治的道德体系。
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就是一种典型的专制道德文化，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天地君亲师。传统道德重视传统与等级秩序，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现代社会道德是一种民主道德文化，现代道德重视民主与自由，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道德应该主要约束统治阶级，而不是人民。大公无私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要求，而且是对于组织与国家的要求。大公无私实质上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大公无私就是人民利益至上，要为人民服务，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反对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丑恶现象。
专制社会必然会形成专制道德，因为专制社会主要是统治阶级通过暴力专制进行治理，它无需关心民众的意愿与利益，因此必然会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专制道德体系。与此同时专制道德也成为专制社会的重要控制手段。在专制社会之中，通过私有制对人民进行经济剥削，通过等级制度对人民进行政治压迫，通过愚民政策与闭关锁国对人民进行弱化，通过专制道德与暴力专制对人民进行奴化，从而保证对社会的统治。
民主社会必然会形成民主道德，在民主社会之中，民众的投票决定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因此就形成了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民主道德。在民主社会之中，通过税收与福利制度保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通过民主与竞争制度保证政治权力的相对公平，通过教育与传播保证人的素质相对公平，通过民主道德与民主法治保证人的社会地位相对公平，从而实现公民的平等与自由。
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与个人道德，它们分别反映不同的社会条件对人的要求。只有符合各种道德要求的行为才是最善的。但是人的各种价值追求、道德要求存在相对矛盾，各种道德对人行为的要求各不相同。

由于古代社会的封闭性、排外性，公共利益缺乏法律保护，私人利益与家庭利益高于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因此古代社会重视个人品德与家庭道德。而现代社会具有公平性、流动性，公共利益受到了法律的全面保护，个人行为成为了人的隐私，因此现代社会重视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
古代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封闭社会，由于社会缺乏自由与流动性，使得个人生活于封闭的环境之中，形成熟人社会。这一方面形成了以个人评价、人际关系为特征的道德实践，加强了道德的局部约束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道德具有局限性、封闭性。古代社会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形成了道德的多样性与局限性，而缺乏统一的社会道德标准。
现代社会道德控制能力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道德本身的发展，突破了古代道德的清规戒律，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流动性加强，使得不道德者可以规避道德舆论的压力，这也使得主体的违德成本大大下降，道德逐步丧失了那种传统的人际影响力，家庭与地方对于个人的道德约束力大大下降。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公共舆论约束力大大加强，并且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统一的基本道德标准。也就是说古代社会以私人道德与人际关系、个人评价为特征；现代社会以公共道德与公共关系、公共舆论为特征。体现了道德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趋势。
古代社会没有发达的社会传播，舆论被当权者与知识分子垄断，文化话语权被垄断，文化与舆论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形成了专制道德与礼教。现代社会之中，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任何人都难以垄断舆论，而且传媒对于名人与统治阶级的负面新闻具有强大的好奇心，名人与统治阶级成为了传媒与舆论的核心与焦点，从而形成了民主道德与舆论监督。
现代社会对于一般大众的道德约束力下降，而对于公众人物的道德约束力增加。这正好体现了对于统治阶级与社会强者的道德要求，代表了现代社会道德的进步。有助于打破道德的专制与权威，形成道德的民主与自由。
道德从主体来看表现为对主体目的与行为的规范，从客体来看表现为对客体价值的尊重与合理利用。主体需要与行为自由是不断发展的，对客体价值的认识与利用也是不断发展的，从而推动了道德的不断发展。
不尊重主体的社会也不会尊重客体，不善待人的社会也不会善待环境，反之同样如此。中国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而中国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同样不好。中国不珍惜公共物品，同样也不珍惜人才的价值。良好的道德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基础之上，只有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有可能形成环境、人、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与道德观。
道德并不仅仅只是社会对于个人的要求，同样也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要求，对于各种社会组织都应该具有自身的道德，这就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个体，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体现社会道德与文化的发展，好的社会制度与规范可以让坏人不敢作恶，坏的社会制度与规范使得好人不敢行善。
礼法
礼仪反映了道德，但是礼仪并不等于道德。那种铺张浪费的社会风气就是以为礼仪排场越大，道德水平越高，结果必然会形成这种以礼仪代替道德的道德形式主义。而不讲究礼仪，必然会形成道德虚无主义。
古代的礼仪以国家统治阶级为核心，社会礼仪与法律不平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是不需要以礼相待的。古代社会礼法合一，礼仪问题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还是法律问题。个人不合礼法的行为可能获罪，株连九族。所以古代的礼仪是古代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等级制度得以成立的标志。儒学的礼法合一，正是古代儒学社会霸权的表现形式，古代社会法家与儒家共同治理社会，儒表法里，宗法社会就是礼法社会。现代社会礼仪具有自由化、公平性，打破了古代礼仪的等级化与专制性。
古代社会重视礼仪，现代社会重视礼貌。礼仪即过程化的仪式，礼貌即人际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感谢。权力的不平等必然会形成礼仪的不平等，而礼仪的不平等必然会形成心理不平等，心理不平等必然会形成黑暗心理与黑暗行为，背后骂人与破坏公物就是对此的反映。只有礼仪的平等与公开，才能够有助于社会的沟通与公平。
礼貌是交际的要求，送礼则是权钱交易的要求。礼貌社会与礼品社会的区别就在于礼貌社会是一种公开、公平、民主的社会，而礼品社会是一种不公开、不公平、不民主的社会。礼品社会就是潜规则社会。所谓的潜规则，它既不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寻租。礼品与潜规则是人治社会的必然产物，表明社会是一种权力主导的社会，而不是法律主导的社会，它体现了社会权力的不平等以及法律的缺失，体现了社会缺乏民主与自由，人民必须要通过送礼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于礼仪来说，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际自由与共同发展是其根本目的。而古代的礼仪却是限制主体的交际自由的，如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古代的女经、孝经表明，古代的礼仪凌驾于个体的生命之上，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还有孝子割肉奉亲的故事，都表明古代社会的礼仪可以忽略个人的生死，这显然违反了道德的基本精神。因为生命是第一位的，道德礼仪是第二位的，是服从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
礼仪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礼仪是不平等、僵化的。反映了主体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古代礼仪是限制人们交际自由、行为自由的礼教。礼仪的形式远大于交际的实质内容，而成为一种形式主义。古代礼仪是繁琐，神秘的。礼仪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古人无法解释，只能用天理、宗教来解释。古代对人道德的评价，是以人的礼仪为标准的，而不注重人的能力与业绩。不管主体对社会有多大贡献，违反礼仪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小人却因为善于逢迎受到重用。
古代的礼仪侧重于仪与义，是一种固定的、复杂的、仪式化的礼仪。古代的礼仪是由统治阶级与贵族决定的，是为统治阶级与贵族服务的。古代的礼仪与人民无关，具有等级性、不平等性。古代的礼仪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分别使用不同的礼仪，而没有一套所有人通用的礼仪。古代的礼仪重视意识形态性与宗教意义，礼仪往往具有特殊的含义，因此违反礼仪常常会导致文化与宗教矛盾，甚至会导致刑罚与战争。
现代的礼仪侧重于礼与利，是一种简单的、灵活多样的礼仪。现代的礼仪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是为人民的社会生活服务的，具有平等性、对等性。现代社会所有人通用一套公共礼仪，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现代的礼仪没有特殊含义，不注重意识形态性。而重视利益关系，现代的礼仪是为利益服务的。
礼仪道德的核心在于情感的交流与利益的共赢。外在的礼仪是内在的情感的表现，主观的礼仪是客观的利益关系的表现。相互信任与相互关爱是礼仪道德的内在情感要求，相互尊重与相互帮助是礼仪道德的外在社会要求，相互感恩与相互礼貌是礼仪道德的历史文化要求。有相互关爱才会有相互帮助，有相互帮助才会有相互礼貌。礼仪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不分彼此。
道德就是与人为友、与人为善，道德要求与我们对待朋友、情感的要求是统一的，也就是说道德本质上就是情感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规范化，就是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别人，友吾友以及人之友。重视情感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必然也会重视道德，不重视情感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必然也会不重视道德。无友者无德，无德者无友。人际关系决定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也决定人际关系。
杀人者人恒杀之，辱人者人恒辱之，助人者人恒助之。礼仪道德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利益等价交换原则在人际关系上的反映形式。你只有以礼待人，人才能够以礼待你。一方面人要自尊自强，这是个人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尊重人帮助人，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自尊虽然重要，但是自尊并不能够换得别人的尊重，只有尊重别人，别人才能够尊重你。
绝对的道德导致绝对的伪善，绝对的法律导致绝对的荒谬。这是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他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与矛盾也是有限的。一旦问题与矛盾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必然就会出现道德的伪善与法律的荒谬。
《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道德就是扬善惩恶。但是善恶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绝对的善恶，善恶总是相对于具体的人与事、环境条件而言的。杀人是不对的，但是杀敌人就是对的。所以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条件的具体道德标准，即使是假丑恶贪也可以用于正途，即使是真善美利也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
大忠似奸，大奸似忠，大善似恶，大恶似善。一味装好人、圣母，做好好先生、白莲花，这种人似善实恶。正是这些所谓的“君子”、“忠臣”、“清流”，才是毁坏社会秩序与社会道德的主要力量，它们最喜欢以民主、自由、道德的名义放纵罪恶。面对罪恶，只有除恶务尽，不能够姑息养奸。只有除恶，才能够扬善。只有日除一恶，才能日行一善。
道德与法律都是确定行为与利益正当与否的标准，一般来说法律标准比道德标准要更宽松，许多不道德的事并不违法。法律强调人的基本权力与利益保护，通过国家强制力量实现。道德是对人理想人格的追求，更多的强调人的义务与责任，但在权利的保护上却不及法律，可以说是严于要求，疏于保护，因此道德主要是一种自律行为。
法律把社会行为的评价与判决交给少数人，无论是立法还是审判，都是由少数人所决定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专制的手段。而道德的评价主体是无限的，道德能够更好的体现正义的民主性。法律的条文是相对固定、封闭的，通常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而道德规范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它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但是由于不同主体、地区、阶级、民族具有不同的道德，而难以预测他人的道德水平与道德行为。道德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也就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目标。
法律主要调节人的外在行为与利益，而道德主要调节人的内在需要与情感、态度。法律可以强制要求人作为合法的行为，而道德主要是通过良心、善心的培养而改变人的行为，所谓良心也就是合乎道德的需要与情感，良心的形成是将道德规范与要求内化，成为个人自觉意识与个性的过程。
道德虽然没有法律的国家强制性，但是道德具有道德强制性。道德的强制性是通过舆论压力、语言暴力与个体暴力、主体的良心等来实现的。它表明道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道德仍然是维持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因为道德暴力、社会暴力而死的人远远多于因为法律暴力、国家暴力而死的人。有没有暴力与强制性并不是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恰恰在于对暴力的规范上，法律比道德对于暴力的应用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道德与法律是统一的，都是为了奖优惩劣，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道德与法律具有倾向性与正义性，一个人即使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也不能够杀人。一个人如果犯法，那么他的历史贡献并不能够帮助他逃脱惩罚。也就是说，行善不受限制，而行恶受到社会的限制。
只是道德是主观变化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法律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好人，从制度上保障好人的权力，预防犯罪和打击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是道德的升华发展。法治水平高的社会其整体道德水平必然也较高，加强法制建设是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动力之一。在一个盗匪横行的国家里，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只有在保障主体安全、自由与价值的基础之上，主体才会更加自觉的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
一方面法律影响道德，另一方面道德也影响法律。社会道德水平不高是造成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道德建设有助于法治的发展。法治的实现归根到底必须要通过人自觉的遵守法律，而这种自觉性仅仅依靠法律本身是不能够提供的，必须要通过道德与文化的熏陶，才能够使遵纪守法深入人心，成为人的自觉行为。
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有助于减少假丑恶贪与犯罪，提高社会法治水平有助于真善美利与道德的发展。道德与法律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只是侧重点不同。道德能够减少人的贪欲，法律能够增加犯罪的成本。道德与法律，分别从自觉性与强制性着手，共同治理社会，二者缺一不可。

古代社会重道德，轻法律。因为古代社会是一种专制社会，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人际关系大于法律关系。古代社会防止权力膨胀只能够依靠道德，而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法律不足以制约皇权。现代社会重视法律，轻视道德。现代社会是一种民主社会，法大于权，法治大于人治，法律关系大于人际关系。现代社会防止权力膨胀主要依靠法律与人民的监督，而不是指望虚无缥缈的道德。
德治是法治的主观基础，法治是德治的制度保障。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道德是法律的最高要求。道德没有法律与制度保障，就会形成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善；法律没有道德支持，就会形成有法制而无法治的法西斯主义。
没有法治就没有德治，德治=良心+法治。良心就是价值观，就是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社会的价值观发展了，必然要通过社会规范与社会实践来加以反映与表现，没有法治与社会的支持，良心也就仅仅只是良心，而无法改变社会。
没有德治就没有法治，法治=法制+德治。法治一方面要靠外在的国家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靠人内心的理想的支持，失去道德支持的法制必然会成为扼杀人性的国家机器。只有道德与法律的协调发展，才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现代社会中，道德与法律是统一的，德治与法治是统一的，德育与法制教育也是统一的，崇德守法是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但是道德与法律的统一，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取代法律，或者法律可以取代道德。因为道德往往要求得比法律苛刻，只能作为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一旦被社会用来要求个体，就会造成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伪善、伪道德的盛行。
一个不会道谢的民族也不会道歉，反之一个不会道歉的民族也不会道谢。没有发达的法治就没有发达的道德，一个法治不发达的社会，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与权力边界，每个人都漠视其他人的利益，将别人的付出与自己的失误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们不会道谢与道歉，他们只会对统治阶级进行歌颂，而无法反思自身的对错，将自身的命运寄希望于别人身上，无法独立的思考与选择。
没有发达的道德同样没有发达的法治，一个道德不发达的社会，每个人对于他人的死活无动于衷，对于他人的情感与要求麻木不仁，只是关心个人的利益与需求，对自己是天堂，对他人是地狱，没有利益就推诿，有利益就疯抢，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造成社会的矛盾与分裂。
东方社会的社会关系道德化，有利于个人而不利于社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明确的利益与权力界限，大家的利益与权力不分彼此，形成礼大于法、权大于法的人情与关系社会，容易产生各种社会问题。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法律化，有利于社会而不利于个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完整的情感与交流，家人之间形同陌路，人的情感空虚，容易产生各种心理疾病（个人问题）。
无论是东方的社会关系道德化，还是西方的社会关系法律化都是不对的，我们既不能夸大道德的作用，也不能够夸大法律的作用，而应该坚持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自律与他律的统一，综合应用各种社会规范与控制手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认识到各种社会规范与控制手段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调控范围与条件，各种社会规范与控制手段各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不能够相互取代，而应该共同发展。
环境保护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还包括社会环境的保护。近代以来道德法律化的趋势就体现了保护与治理社会环境的要求。道德法律化是生活与道德现代化形成的，它为人们的生活制订了一个相对合理的道德要求，并且通过强制、半强制的行政与法律手段来维护这些道德要求，从而推动了现代道德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尽管道德法律化总体上利大于弊，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道德法律化总是通过对于人的行为进行规范而形成的，它与人的自由与人权之间也存在着相对矛盾，在道德法律化与人的自由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均衡点，不能够为了道德而损害人的自由。所以道德法律化应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推动，水涨船高，不能够不切实际的提出一些难以达到的道德要求。
道德法律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而不应该干涉个人道德与家庭伦理。比如公共场合禁烟、遵守交通规范等等，这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道德可以通过法规进行管理。又如有人提出要立法禁食狗肉，这就超出了公德的范畴，成为干涉个人自由。只要不吃珍稀保护性生物，吃什么是个人的自由。不同文化之中，可以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但是不能够强迫其他的民族遵守这些习惯，否则就成为了文化霸权。
尤其必须反对道德的刑事化。在行政法规与民事法律之中，道德应该也必须存在，但是在刑事法律之中，绝对不能够将刑事责任与道德责任相联系与等同起来。比如说不能够虐待动物这是道德的要求，但是通过虐待动物罪来管理这种道德行为是不对的，因为动物没有人权。
人作为个人具有私权，作为公民具有公权，人权是私权与公权的统一。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将人的私权与公权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权力是道德的社会基础，私权对应于私德，公权对应于公德。道德的不完善是权力不完善的必然产物，中国人缺乏公德，正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公权力。权力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中国人道德的不平衡发展，只有通过强化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才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公共道德。
公共建设、公共服务、公共道德、公共制度是统一的，社会缺乏公德的原因正是因为缺乏公共道德形成的社会条件，缺乏公共建设、公共服务、公共制度。公共道德不会凭空产生，它建立在公共社会、公共生活之上，没有公民就没有公共生活与公共社会，社会也就缺乏公共道德。农业社会必然缺乏公共道德，只有民主法治的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人民才能够转化为公民，才能够形成良好的公共道德。
有权力才会有责任，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责任。只有在人权发达的国家才会有强烈的国民责任感，在缺乏人权的国家，其国民必然缺乏责任感。在专制国家人民普遍缺乏应有的权利，因此他们也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与国民素质。
私德与公德，私有与公有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共同发展。缺乏私有财产的人不会爱护公共财产，缺乏私有产权保护的人也不会保护公共产权。
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是由人民自发组织以实现特定目标而形成的社会团体，它的组织活动与目标具有自愿性、非官方性，与具有强制性的官方组织相区别。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人权、民主、自由发展水平的标志。
民间组织并不是现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社会现象，如宗教组织就是一种重要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四种主要形式，初级群体是由人际关系形成的，民间组织是由文化与信仰关系形成的，经济组织是由经济与利益关系形成的，政治组织是由权力与法律关系形成的。
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取决于：
第一，利益目标。利益目标是民间组织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时这种利益的范围与大小也决定了民间组织对于社会的作用范围与大小。一般说来，追求公共利益的要比追求特殊利益的影响力更大；追求长期利益的要比追求短期利益的影响力更大；追求物质利益的要比追求精神文化的影响力更大。
第二，组织化程度。民间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社会之中，工人比农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工人具有组织性，而农民则是分散经营，缺乏组织性。
第三，社会资源。民间组织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越大。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政治资源与信息资源等，不同的民间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
第四，社会的民主与法制水平。民间组织的产生除了经济条件之外，还需要政治自由的条件，即政治体制能够赋予民间组织合法性，并为它提供利益表达的途径。
民间组织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人民自治，满足人民各种各样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于更好的监督政府。人民如果单个人与政府进行交涉，就会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难以与组织严密的政府相抗衡。而通过民间组织，人民就能够形成社会合力，更好的表达与实现自身的诉求。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民间组织能够凝聚人民的力量，改变人民的弱势地位，增加对社会与政府的影响力。同时，民间组织职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与政府的竞争，也有助于政府效率的提高。
政府具有法定的收入来源与组织制度，具有法定的权力与相应的暴力机构，因此它能够提供可靠的公共服务，能够对社会具有强制力。政府的职能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强制性，这是政府无法取代的优势。但是它也容易形成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之中，由于公共服务的需要膨胀，必然会导致政府机构与财政税收的膨胀。另一方面，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府所提供的单一的公共服务不能够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专业化民间组织的社会原因，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比政府更好的专业化公共服务。
与政府相比较，民间组织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与人员组织保障，没有强制与暴力职能。因此，民间组织难以提供稳定可靠的社会服务。其次，民间组织职能单一，这就限制了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民间组织只具有有限的社会力量，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民间组织的发展而杞人忧天。
民间组织的作用：
一是满足人的心理与精神文化需要。
二是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如提供社会保障与救济，慈善与公益。
四是社会教育与动员。官方组织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其强制能力，而民间组织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其动员能力，动员能力越大，民间组织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就越强。
各种民间组织如义工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等，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民间组织能够加强帮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帮助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无论是帮助者还是受助者，他们都需要社会信息。帮助者需要知道谁需要帮助，而受助者需要知道谁能够帮助自己。然而在帮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信息联系并不通畅，而且获得信息往往是需要成本的，这些限制了帮助行为的形成，许多人正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帮助别人而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救助行为。
民间组织一方面将帮助者组织起来，形成了社会合力，能够更好的服务社会。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也将受助者组织起来，明确了需要救助的各种社会需要与范围，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的相互帮助，推动了社会的道德发展。
民间组织还具有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民间组织的道德实践比一般的宣传教育更能够改变主体的观念与行为。在社会之中，广泛存在着各种不道德行为以及不构成犯罪的过错行为，比如闯红灯、乱扔垃圾等，对于这种类型行为的社会治理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由于民间组织不发达，管理过错行为往往是通过以罚代管的手段，将经济处罚作为唯一的管理手段，而忽视了社会教育。结果一方面造成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另一方面出现了过错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成为富翁专利的社会畸形现象。
管理过错行为应该主要通过社会强制教育手段，辅之以经济手段。教育是惩罚的前提与基础，惩罚则是对教育的强化，只教不罚为恣，只罚不教为虐。教育才是管理各种过错行为的主要手段，通过对过错主体的社会强制服务与教育，能比单纯的罚款更好的改变主体的行为。而这种社会的强制服务与教育主要就是通过民间组织与公益服务来实现的。民间组织与公益服务的发展，改变了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减少了法律与经济手段的应用，而扩大了道德与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力。
古代社会一方面宣传所谓的仁义道德，另一方面又大力限制民间组织与社会慈善活动的发展，尤其是古代社会人民自行组织的慈善活动会被等同于谋反，而被株连九族。这种口头上“仁义道德”，私底下挥舞屠刀的扭曲变态现象，突出的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虚伪性、伪善性，表明统治阶级并不真正在意人民的死活，它们在意的只是自身的权力与利益。

历史证明，一个社会没有信仰与宗教不行，只要有人类精神世界存在，就会有宗教存在。但是宗教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因为宗教不单纯是一个个人信念问题，不单纯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还是一种组织和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宗教可能与国家分庭抗礼，宗教领袖可能利用人们的信仰而成为政治领袖。绝不能使宗教成为蔑视法律和国家权威的国中之国，否则必然会导致国家与宗教的对抗。
在国家与宗教关系上，一方面要反对国家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宗教干涉国家的政治事务。只有通过政教分离，通过法律规范，才能够建立起国家与宗教之间合理有序的关系。宗教只有承认并依从于国家的权威才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下去，而国家也必须通过宗教来克服社会中的道德与人文问题，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所以国家与宗教是相互需要的，这是它们统一的基础。
由于宗教问题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合理的应用与管理宗教，使之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相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
第一，坚持宗教自由与宗教自治，反对限制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包括个人与国家两个层次，对于个人而言，宗教自由意味着个人具有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任何个人与社会不得加以干涉。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宗教自由意味着国家宗教自治，国家范围内的宗教事务必须由各国宗教人士自行决定，反对外国与国际宗教势力的干涉。
宗教自治的实质是各国具有自行解释与制定宗教教义、教规，与自我管理宗教组织的权力，也就是要实现宗教的本土化，这是各国宗教自由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必须警惕那些打着宗教自由旗号来干涉中国宗教自治的国际宗教势力，尤其是那些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宗教。
中国宗教的本土化，就是宗教经文教义的中文化与宗教组织的依法自治。反对宗教本土化，经文中文化，就是反对文化融合、民族团结，就是一种文化与宗教的割裂与分离主义。要尽快制定宗教法，实现依法治教，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应该成为宗教的基本教规，这也是社会主义对于宗教的基本要求与规范。
第二，坚持政教分离，反对宗教对于政权与法律的干涉。政权高于宗教，任何宗教都必须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与制度，必须坚决反对宗教拥有法律上的特权。对于中国而言，除了政教分离原则以外，还必须建立宗教领袖的国家管理制度。也就是说，那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的产生，必须经过国家的确认，而且国家有权力废止那些具有不当言行的宗教领袖。
对于宗教的管理与宗教自由并不矛盾，因为宗教是一种主观的信仰自由，法律是一种客观的行为自由，二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宗教不能够干涉人的行为自由，而法律也不能够干涉人的信仰自由。
第三，推动宗教现代化、世俗化。
当代不同文化的冲突，其核心是不同宗教的冲突，而宗教现代化与宗教一体化是宗教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外宗教一体化是通过一神教与宗教战争来实现的，而中国的宗教一体化是通过不同宗教的和谐共生形成的。古代西方的一神教迫害其它的宗教，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而多神教有助于宗教信仰的平等与自由，有助于保存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一神教通过战争与屠刀来传播信仰，而多神教通过文化传播信仰。
很显然，中国的众教合一文化更适合于当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有必要支持众神教的发展，将世界各国的不同宗教文化加以整理、选择，特别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可以经过重新解释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相结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众神教的组成部分，进而推广到全世界，要通过中国现代宗教来推广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这是事半功倍的文化推广方法。
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宗教世俗化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宗教市场化。宗教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组织，它不是政治、经济组织，政教分离与商教分离是宗教健康发展的基础。因为信仰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钱只会损害、亵渎人的信仰。
第四，反对各种形式的邪教及其文化。邪教以反科学、反社会、反人道为特征，是社会的毒瘤，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必须从舆论、组织与法律等各个层面对其进行批判与打击，不让邪教具有生存的土壤。从本质上讲，邪教也是反宗教的，宗教与邪教本身就是势不两立的，因此反对邪教与保护宗教自由并不矛盾。
中西方宗教比较
社会的信仰包括四个方面，历史、宗教、权威、真理。古代中国的信仰以历史和权威信仰为主，而古代西方的信仰以宗教和真理信仰为主。中国文化的信仰以人为中心，注重宗教的功利性；而西方文化的信仰以神为中心，注重宗教的超功利性。
信仰就是对于迷信的组织化与理论化。西方通过严密的组织化，形成了对宗教组织的信仰。而中国的信仰主要是通过理论化，形成了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六道轮回、功德果报为应用的，具有现实性、功利性为特征的泛信仰。
按照信仰对象不同，可以将宗教分为一神教、多神教与泛神信仰三种。一神教只存在一种信仰与神灵，其神灵具有超人格性。多神教同时存在多个神仙，特征一是以人格神为主，即使是自然神也被人格化。二是神仙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神系。
泛神信仰的特征，一是世间万物都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包括神仙妖魔鬼怪。二是这些神仙分属于不同的神系，彼此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与战争。三是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不同的神（在多神教之中，人们只是信仰多神中的一个，信仰仍然比较单一），即使这些神本身相互矛盾，而且个人不存在坚定的信仰，往往随着地域与时间而改变自身的信仰。
从一神教、多神教到泛神信仰，宗教的组织性越来越弱，而地域性越来越强。一神教是世界宗教，具有严格的组织与规范。而泛神信仰是一种地方巫教，缺乏组织与规范。与之相应的是所信仰神仙之间的团结性降低而矛盾性增加。
从地理与生产方式来看，产生一神教的往往是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较为单一的社会，而产生泛神信仰的往往是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较为多样的社会。三大一神教都是源于中东地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口多与农耕有利于形成多神教，人口少与游牧有利于形成一神教。一神教主要在游牧文化中传播，多神教主要在农耕文化之中传播。
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最高神存在，但是这个最高神的作用从一神教、多神教到泛神信仰越来越弱。在中国越是法力与地位高的神仙在现实生活之中越缺乏信仰，玉皇大帝没多少人供奉，反而是城隍庙、土地庙、山神庙等小神小仙遍地开花。其原因是县官不如现管，强龙不压地头蛇。宗教最高神的地位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有关，实行政教合一的宗教神仙地位较高，而实行政教分离的宗教神仙地位较低。
中国人是一种泛神信仰，而且这种泛神信仰与民族、宗法是统一的，中国的神绝大多数是祖宗神，一本《封神榜》，就代表了中国人的造神运动。这种人神一体的文化现象造就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人对于神的俯视与嘲弄；而西方人神两分的文化则阉割了西方人的想象力，形成了西方人对于神的仰视与虔诚。
中国的神与信仰是为人服务的，中国人的信仰具有功利化的色彩，而缺乏根本、虔诚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不管那路神仙，有用、灵验的才是真的神仙。有用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神仙，都可以拜；没用的，即使是玉皇大帝，也要靠边站。中国文化并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中国的神是为中国的人服务的，人大于神，人力可以战胜神。这一点通过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表现出来。
中国的泛神论与这种功利性是息息相关的。任何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神仙泛滥了也会贬值。中国人的功利性需要泛神论，神仙越多，中国人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多；神仙越多，神的价值也就越小，人的价值也就越大。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从来不排斥任何合理的宗教与信仰。
西方人只有一个神，一种信仰，西方神的价值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这是一种精神垄断与精神控制手段。西方的人是为西方的神服务的。它反映了西方宗教组织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西方不同宗教之间冲突与战争形成的社会根源。
中国宗教更加功利，更像商业组织。西方宗教更加势利，更像政治组织。中国宗教更加重视与民众关系，民众的功利性决定了宗教的功利性。西方是一种一神教，宗教不用担心信众问题，无需讨好民众。中国宗教必须要通过自己养活自己，而西方宗教通过国家养活自己，西方宗教必须要依靠统治阶级，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宗教的功利性与西方宗教的势利性。
宗教对世俗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制定了道德规范。西方社会的道德观是从宗教那里获得的。西方的道德来自天上，上帝为人类制定了道德规范，并借助宗教的力量强迫人遵守。所以，宗教在西方有那么大的作用。
可是中国不一样，中国道德的建立不依靠宗教，在佛教等宗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体系，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家道德体系。中国的道德不是来自天上，它建立在地上。它的基础就是家庭关系，整个中国的社会道德就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完整而系统。这样，后传入的宗教失去了建立道德规范的力量，也就不能在世俗世界里有多大的威力了。
此外，任何宗教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权的支持。古代西方是宗教控制政权，西方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君权神授”，而宗教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与使者，所谓的“君权神授”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国王需要宗教的认可甚至是任命，至今美国总统还要向《圣经》宣誓就职。中国是政权控制宗教，中国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君权天授”，而皇帝自称天子，是上天的唯一继承人，皇帝自己就代表着天意，所谓“君权天授”实际上就是皇帝自授，自我加冕。中国的皇帝不需要宗教的承认，相反，宗教领袖却需要皇帝的认可与任命，因为皇帝可以替天行道，甚至于封神。
古代的西方宗教以政教合一为特征，是一种一神教，因为多神不利于宗教统治社会。而中国宗教以政教分离为特征，是一种多神教，多神教有助于政府掌握宗教。
西方宗教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也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所以西方统治阶级重视宗教，西方宗教对于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儒学，并不需要宗教来为统治阶级辩护，因此中国的古代政权并不重视宗教，相反人民往往会通过宗教来逃避与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宗教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儒学与宗教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任何宗教一旦超过儒学与政权的底线，就必然会受到儒学与政权的强力打压，因此宗教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国家内部统治之上，西方国家由于宗教的强势，人民都受到了西方宗教的蛊惑与控制，具有宗教的迷信与虔诚，所以西方社会往往相对稳定，没有那么多叛乱。中国由于缺乏虔诚的信仰，儒学本身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社会很不稳定，叛乱与战争此起彼伏。而在对外关系之上，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之上，西方一神教体制下的文明交流是以对外扩张、宗教战争为特征的。基督教与伊斯兰的扩张都是如此。而东方文明在对外交流与融合过程之中整体上是和平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这些反映了意识形态与宗教对于古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影响。

文化与艺术
第一节文化
文化的本质
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产品的总和，是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行为文化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仪、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与规范。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是文化的核心。
在这些文化形式之中，物质文化、行为文化是外在的、直接可见的，它们是文化的物质基础。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不是直接可见的，而是蕴涵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之中的，必须通过意识的抽象概括才能够加以认识，它们是文化的上层建筑。
一个社会的文化总是由许多不同的具体文化形式所组成的，不同的文化形式具有不同的内容，反映了不同的主体需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但是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又通过社会的传播而相互联系，形成统一的整体。社会文化是不同文化形式的历史统一，它们具有各自的价值与发展过程，夸大或者否定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是错误的。
客观主义夸大了物质文化与文化产业，强调文化的客观性。认为只有客观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历史文化，而主观精神则受到了扭曲，并不能够反映文化的历史真实。认为文化的发展表现为物质生产与经济的发展，文化必须为经济服务。
主观主义夸大了精神文化与艺术文化，强调文化的主观性。认为精神文化才是引领文化发展的核心，而物质文化只是精神文化的产物。认为文化发展表现为精神自由、艺术自由的发展，文化必须为主观需要与价值服务。
个人主义夸大了行为文化与大众文化，强调文化的个体差异性，认为社会文化可以被个体任意的理解与解释，否认存在统一的社会文化标准，认为传统的、固定的标准是对人的异化。认为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人的自由、人权的发展，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强调文化艺术的通俗性、生活化。
精英主义夸大了制度文化与高雅文化，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认为人的心理、行为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否定人的心理、行为的相对独立性与主观多样性。认为文化的发展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控制，统治阶级的喜好就是文化，文化必须为统治阶级而服务。高雅文化追求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强调文化艺术的典雅与规范。
文化传递社会经验，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类社会优越于动物界的根本，就在于实现了由生物基因遗传机制向社会文化传播机制的革命性飞跃。动物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固定不变的；而人的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是主观可变的。文化通过知识体系、行为方式等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使人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文化造就人，人又创造和丰富着文化，从而推动着社会与文化的共同发展。
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提供给人们判断对与错、美与丑、合理或不合理等的尺度和规范，使人们的行为有了可以遵循的依据。文化作为各民族的思维传统，以一种潜在的惯性力量制约着人的思维过程，形成该民族特定的认识背景；文化还是各民族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
文化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情感与生活的关怀与实现，这是文化相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本质区别。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以人为中心，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它们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政治关心的是人的权力与自由，经济关心的是人的财富与价值，它们并不关心人本身的情感与幸福。政治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力，经济可以提高我们的财富，但是对于我们本身是否幸福，情感是否得到满足，它们是不在意的。或者说它们以为权力与财富就是幸福，就是人的本质与价值。
权力与财富确实是人生幸福的基础，但是权力与财富并不一定就会使人幸福。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不公平的、等级化的，权力与财富的阶级分化是从古到今的客观社会现实，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东西。因此，对于社会大多数人而言，权力与财富并不能够带给他们幸福。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并不关心你的身份、地位与财富，它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文化天然具有同情弱者，众生平等的胸怀，是社会的保姆。文化不关心人外在的权力与财富，而关心人的内在情感与共同的人生历程，每个人都会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文化让我们共同承担各种情感，共同经历人生历程。文化通过人们分享情感与经历而获得快乐，而权力与财富是无法分享的，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太多的权力与财富只能够使人脱离于社会大众，而忘记人民的本质。
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都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性，其目的指向外部世界的对象，主要满足人的物质与社会需要。而文化缺乏功利性，其目的指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文化以其人文关怀、精神关怀满足人的情感与精神需要。
社会组织希望我们都是不会出错的机械与工具，社会并不需要我们具有情感与个性，像一台机械的员工就是最好的员工，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而文化则不同，文化认为人就是人本身，不是机械，也不是畜生。文化认为人之所以会去做一件事，是因为人本身愿意、喜欢去做，而不是因为外在的生活压力与领导者的命令强迫他去做。文化重视人自身的意愿与情感，而政治与经济则更加重视社会的需要。
社会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它们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谁也不能够否定谁。文化虽然对个人很重要，但是文化本身是依赖于政治与经济的，它并不能够独立存在。弱国无文化，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文化能够存在与发展，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没有政治与经济的保障，文化也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甚至还会被其它文化所取代与毁灭。
文化的意义表现在：
第一，文化具有生活教育的功能，可以从中学习生活方式，实现人的社会化。古代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通过家庭长辈与学校课本就可以学习掌握。而现代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发展性，不能够简单通过长辈与课本来掌握，而必须在家庭、学校之外进行学习，社会与传媒成为了现代人实现社会化的人生课堂，而通过文化与艺术进行学习成为了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是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第二，文化具有休闲、娱乐、麻醉的功能，它唤起并“满足”人的情感与欲望，从而有助于提高人的社会主观满意度、主观幸福感，这是文化形成的主观原因。但是这种“满足”毕竟只是暂时的、主观的，如果一味沉醉于其中无法自拔、逃避现实，也会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不利于社会现实的发展。
第三，文化具有价值导向与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对社会的批判与对人的启蒙作用。人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对于新的社会生活模式、新价值、新需要的向往与追求，往往都是首先通过文化表现出来的。通过新文化启迪了人民群众改革的目标与勇气，推动了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现代人在公共场合与工作场合往往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必须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说一些不得不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己。而在私人场合与精神空间之中欣赏文化的时候，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具有最高的自由，而不用担心社会环境的干涉与控制。
艺术欣赏一方面是对客体的欣赏，另一方面也是主体在自我欣赏、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这是文化形成的个人原因。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要全面、积极接触各种文化，而不能够只是片面的、消极的接受一种单一的文化，这不仅不会导致自我的完善，反而会造成人的异化与片面化。
只有文化的全面自由发展，才会有个人与社会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要反对文化垄断，实现文化自由与言论自由。古代社会由于统治阶级垄断了文化传播，造成文化的僵化，使得文化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实现了文化自由，不同文化相互竞争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第四，文化具有文化产业的价值。现代文化与经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文化产业，推动了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升级，实现了文化与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客观经济原因。
交际性（关系性）与情感性是文化的核心。关系产生了情感，情感引导了关系。文化的发展就表现为关系的扩展与情感的丰富。通过教育与传播可以改变社会情感，通过民主与法治可以改变社会关系。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实践与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所以发达的文化能够增强国家与社会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社会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
文化的传播
文化主要有五种传播途径：
第一，民间传播。民间传播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民众文化交流进行传播，它是所有文化传播方式的基础。这是因为人民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传播的效果归根到底必须通过文化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来衡量。一种文化只有被人民所掌握和利用，才能够存在与发展，没有民众基础的文化必然没有生命力。
但是民间传播方式本身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在现实世界之中存在着国家限制与交通、语言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不同国家的民众并不能够自由的交往，民间传播主要是由移民、旅游者来实现的，它一方面速度缓慢，另一方面仍然容易产生失真，因为少数移民、旅行者并不能够代表文化的全部。
第二，政府传播。政府传播是一种通过国家力量推广文化的传播方式。它的效果立竿见影，但是容易造成文化专制与文化毁灭。因为政府传播是有选择的文化传播方式，通常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对于其他文化往往忽视，甚至进行迫害与毁灭，古代许多文化就是因为战争与强迫而消失的。现代社会由于政府影响力下降，政府传播的效果也日益下降，只能作为文化传播的外在制约因素，已经难以决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方向。
第三，商业传播。商业传播是通过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来进行的社会文化传播形式，由于文化产品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与销售，因此它在商业社会是主要的文化传播形式之一。但是由于商业传播是以资本增殖、获利为目的的，因此它必然侧重于通俗、流行文化，从而形成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在于，商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之中最活跃、最强势的文化形式，会造成文化的工业化与文化多样化之间的矛盾，造成商业精神对于道德精神的侵蚀，强势文化对于个性选择的专制，造成文化的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如影视作品过分渲染黄赌毒黑、暴力色情犯罪，会对社会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与精神污染。
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宣传的片面性、等级性，容易形成社会文化等级化、贵族化趋势，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泡沫化。这是因为商业社会必然会重点宣传与抬高高利润的商业产品与高消费的贵族生活方式，而贬低、忽视没有利润的产品和适度消费的平民生活方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笑贫不笑娼”是对此的经典描述。
而且由于资本与传媒的勾结，出现了资本家通过控制传媒，进而操纵、炒作流行文化，以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流行文化实际上是由少数人、是由资本家所决定的，而日益远离大多数人的生活实际，这是一种虚幻的流行与泡沫。
不过因为商业文化具有这些弊端，而不去发展商业文化也是不可取的，至于那些夸大商业文化负面作用的文化异化论者，更是杞人忧天。因为商业文化毕竟利大于弊，商业文化本身是一种最有活力、创造力的文化形式；商业文化毕竟还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制约，商业价值毕竟还不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第四，传媒传播。传媒传播是通过各种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进行文化传播的文化传播形式。由于传媒传播是一种信息化的大众传播形式，成本低而速度快，它也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特别是传媒传播与商业传播相结合而形成的影视艺术，更是现代社会文化传播的核心。
传媒的弊端在于其片面性与意识形态性。传媒的内容总是经过选择的，不能够全面的反映社会生活内容。而且即使是这些经过选择的内容，其表达也受到了传媒意识形态的控制，反映了传媒的利益与价值倾向性。至于传说中的媒体自由与公正，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第五，学术传播。学术传播是通过学者的学术研究来进行的文化传播形式，它的优势在于能够认识一种文化的特征与本质，理解文化的内涵。但是由于学术传播的门槛太高，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因此它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之间与科教系统之内的传播形式，并不直接与生活实践相关，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教育而间接影响人的生活。
综上所述，文化传播以民间传播为基础，以商业传播和传媒传播为主要途径，以政府传播与学术传播为重要条件。这五种传播方式代表了五种不同的信息媒介与文化形式，有人说传播决定信息，实际上传播也决定文化，这是因为不同传播途径对于信息与文化的不同选择与控制所造成的，这种选择体现了主体与社会的利益与需要，而任何文化都是建立在主体与社会的需要基础之上的。
通过文化的交流，可以打破文化的垄断，促进文化的社会流动，促进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个人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统一，促进文化的优胜劣汰。社会的道德与文化是多元的，但是又必须要统一于法律与传播，多元的道德统一于法律，多元的文化统一于传播。没有统一的法律与传播，社会就会分裂。古代社会缺乏法治与传播，所以古代文化具有封闭性、地域性，是一种相对分散的文化。
文化传播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是它并不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民的社会实践与创新。仅仅依靠引进国外文化不可能实现文化全面持续发展，也不可能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社会文化，而只能成为国外文化的附庸。
文化的发展是在文化的继承基础上形成的。任何文化要成为先进文化，必须坚持兼容并蓄与改革创新。文化开放有助于不同民族的共同发展，但是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任何文化传播都有助于社会发展。因为文化传播的并不全部是先进文化，落后文化也会随之传播。而且文化的传播是在文化竞争条件下进行的，先进国家不可能将先进文化全盘相授。
对文化的引进，必须建立在对文化的比较鉴别基础之上。文化的引进并不是要引进他国的全部文化，更不是为了引进文化垃圾。引进的文化必须适合本国的客观条件与国家利益。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缺乏对文化价值的鉴别能力，而容易受到外来不良文化的影响，所以更要自觉的引导、控制文化的引进，使之为国家发展、国家利益服务。
在文化的传播上，要坚决反对绝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将文化的自由传播绝对化，不顾本民族、国家的实际条件与国家利益，而成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传道士。他们表面上是为文化发展而呼吁，实际上却在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将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绝对化，否认先进文化的相对性。结果必然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也不可能建立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先进文化，而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文化附庸。
从文化历史上看，西方文化在古代并不是一种先进、发达的文化形式。从现代文化的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现代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专制的事物都是西方社会中形成的。例如法西斯主义、种族歧视与屠杀、文化灭绝与掠夺等。不要忘了火烧圆明园的人是谁，不要忘了南京大屠杀。如果说侵略、殖民与毁灭也是最好的人性与文化，那么西方社会是当之无愧的。
产生西方传统文化的希腊、雅典本身不是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国家，至今也不是西方最发达国家。作为罗马文化所在地的意大利也不是西方最发达的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文化的传统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创新，这才是文化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夸大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的价值也是不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唯一正确的，而其它民族与文化都是劣等的，歧视、否定其它的民族与文化。这些不利于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共同发展，是造成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德国人对于犹太人歧视与压迫。
传统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传统文化的统一，将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传统文化割裂是不对的，片面强调本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要继承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我们作为世界共同民族的组成部分，也必须继承与发展世界文化的传统。
文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性。美国之所以是当今最发达的文化大国，是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创造能力。包容性意味着能够学习、吸收不同文化的优点，而创造性则意味着能够将不同的文化整合为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要重新崛起，就必须包容世界上一切文化，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内容，同时也要通过创造新的文化产品来征服全世界。
衡量一种文化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不能以文化的起源、创造者为唯一标准。因为文化具有可移植性，文化可以传播并为其他民族所接受，成为人类共同文化。许多民族的文化并不是由本民族最先创造的，例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佛教文化都不是原生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文化融入民族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一种文化的开创者并不一定是这种文化的最大受益者，甚至文化的开创者会失落这种文化。例如印度是佛教文化的起源地，通过文化传播，佛教文化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但是在印度本土，佛教文化却没落了。
文化的国际化，是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是文化自由与文化竞争的统一。文化的平等是在文化优劣基础上的相对平等，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不可能平等，平等的只能是难以取代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平等是建立在文化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之上的。
在文化的传播中，一方面是民族、国家要学习引进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是任何文化都要与民族利益、民族传统相结合。同一文化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表现是不相同的，因为不同民族国家有自身不同的需要与社会条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而是文化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过程。
中国现代文化就是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作为继发性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引进西方的各种文化，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早已经全盘西化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等，这些哪一个是中国原创的，还不都是向西方学习引进的。
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并不妨碍我们的民族与文化复兴，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还是中国，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实质是为人服务的，文化的核心是主体与社会的利益，而那些民主、法制、市场、科技等等，都只是实现主体利益的形式与手段而已，只要我们坚持利益与价值的独立自主性，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形式，都只能够是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够保护与发展中国的利益与价值，即使再特立独行、抱残守缺，也是毫无意义，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价值。
文化的价值本质上就是人的价值。中国文化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民的价值，只有能够推动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发展的文化才是中国文化，没有中国人民的价值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价值；世界文化的价值就是世界人民的价值，只有能够推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发展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没有世界人民的价值也就没有世界文化的价值。
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保留或者恢复传统能够解决的，就好像我们都穿汉服、写繁体字、住四合院就能够发扬中华文化吗？没那回事。人往高处走，文化也是如此，文化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基础之上，必须抛弃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传统，建立符合中国人生活习惯与情感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这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这种文化必然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必然是运用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式来体现中国人的情感与利益的多元复合文化。
中国的文化复兴绝对不是中国的独自发展，而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发展也就是包容性增长，就是中国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的过程。只有学习西方文化，才能够超越西方文化，正如同中国古代对于异族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吸收与同化一样。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文化冲突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必然会形成矛盾与冲突，不同的文化是不可以共存的思想，是冷战的思想，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的思想，它不利于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发展。文化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是克服文化冲突的根本方法。而限制文化的自由传播，共同发展，就必然会激化文化之间的矛盾，引起文化冲突、战争。
一种先进的国际文化必须以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发展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某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提倡新型国际文化，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发达国家是虚伪、伪善的。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它们完全有可能对国际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它们却没有这么做，它们通过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发展需要。这种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做法，不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人类的共同发展，所以它们必然会被历史发展所淘汰，被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先进文化与国家所取代。
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
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不能够夸大其中一个而忽视另外一个，应该促进艺术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同发展。古代社会只重视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了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在现代社会之中，随着知识产权、著作权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完善，对艺术创作与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日益加强，人们认识到艺术作品具有经济价值，文化产业的发展，正是艺术产品经济价值的体现。
以往艺术创作主要体现了艺术家个人的艺术追求。现在艺术家个人的创作动机被外在的、社会的市场需要所取代，不是艺术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才去写什么。没有市场价值、经济价值的艺术作品，即使其艺术价值再高，也没有人投资，这也是现代社会通俗艺术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之一。艺术作品只要是以审美方式为欣赏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无论它是精英艺术还是通俗艺术，都应该给与宽容和支持。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生产部门与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联系与区别。
第一，它们都依赖于资源、劳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工农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劳动者的体力与科学技术等客观因素，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与创新能力等主观因素，文化生产力并不能够用资源与科学技术来衡量，而主要取决于文化内涵。
工农业的产品是一种具有标准化特征的物质产品，主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文化产业的产品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多样性的精神产品，主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艺术创作不同于物质生产，它无法以通常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其价值，更无法用市场和金钱来衡量创作者的艺术才能。
第二，它们都促进了市场与经济的发展，但是工农业消费具有理性的特征，而文化消费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是因为物质需要与消费具有客观性和可满足性，而精神需要与消费具有主观性和不可满足性。人的物质需要是有限的，而精神需要是无限的。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人们在生活中对第一产业产品的需要在总体支出中的比重会下降，对文化产品的需要则会大大增加。
文化产业不仅仅自身发展迅速，而且具有很高的带动效应与间接效益。在经济发展上，任何下游产业的发展都会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但是一二三产业的带动效应是有区别的。一二产业具有物质生产的特征，而人对物质产品的需要是有限的、可以满足的，因此一二产业发展是有限的，其带动效应也是有限的。而人对于文化的需要是无限的，只要人具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无限的，其带动效应也是无限的。
第三，它们都对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具有积极的影响，社会的发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但是工农业主要影响社会的生态环境与物质文明，而文化产业主要影响社会的精神环境与精神文明。

一个社会的社会风气与精神文明是在经济基础之上，由法治水平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法制是对于反动落后文化的限制与取缔，而先进文化则是对于社会文化的引导，它们一个堵，一个疏，共同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虽然法制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防线，但是堵不如疏，仅有法制是难以建设先进社会文化的，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够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而缺乏先进的文化产业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文化危机。
文化的生产包括五种形式，分别是艺术生产、商品生产、教育生产、传播生产和阅读生产。其中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是文化生产的基本形式，而教育生产、传播生产、阅读生产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因素，它们是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环节。教育生产形成了不同代际的文化变体，传播生产形成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变体，阅读生产形成了不同主体、阶级的文化变体。
文化生产是一种以文化内容为核心的社会生产。文化生产力的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客观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娱乐休闲等主观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
生产力中文化要素的增多，意味着人的精神需要的不断提升；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相融合，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对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意味着人类资源观的重大进步；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进步。
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解决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对矛盾，因为文化产业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经济产业。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在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但是消费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与资源危机。发展文化产业能够促进社会消费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效的节约社会资源，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是经济数量的发展，它对于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与催化剂。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相对矛盾，因为文化产品是一种可以复制的精神产品。物质产品由于是一种实体产品，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消耗品，具有私人商品的特性，它的生产量受到了社会生产力的限制，是有限的，因此形成了个人与社会的利益矛盾。而文化产品可以无限复制，不会因为消费而消耗，可以重复使用，而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所以文化产品有助于克服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推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一起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两大支柱产业。文化产业首先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例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纵观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可以总结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条件：
１．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而非悠久的文化历史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
文化历史≠文化产业。世界上拥有最长文明历史的国家都不是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在欧洲，英国而不是意大利和希腊成为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文化资源贫乏的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品输出国，可见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条件是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实力。
文化的产业化必须依托于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市场需要，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它的发展是在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之后形成的，文化的需要是属于高级的、享受的需要。只有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才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
２．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信息技术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要素。
信息产业是文化产业的物质基础，它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而文化产业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化产业决定了信息产业的内容与命运。传媒决定信息，传媒也决定了文化，正是传媒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了文化形式的不断发展。所以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相铺相成的，没有先进发达的信息产业，也就没有先进发达的文化产业，反之同样如此。
３．文化产业的产业化、规模化。现代的艺术不是单个天才闭门造车的产物，许多艺术作品是由不同艺术专业共同创造的集体成果。比如当代电影的制作。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生产到文化社会化生产的深刻变革，形成了文化产业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
文化的国际化与文化的产业化是统一的。以美国为例，它的快餐文化、影视文化、主题公园和娱乐文化之所以成为国际文化，都是依托于文化产业的支持。没有可口可乐、迪斯尼、肯德基、好莱坞等文化企业与产业基地，美国文化还能够成为国际文化吗？
文化发展的国家体制恰恰是文化产业不发达的标志。如体育的国家体制。国家的保护与投资并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必须要通过市场化、产业化，才能够有效的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４．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一项创意从构思、开发、制作、销售到最终为消费者所接受，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涉及相关知识产权的运用。在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不健全的地区，很难确保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与影响力主要并不是由国家的文化历史所决定的，而是由文化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是这些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产业开发，造成了文化资源的闲置与浪费、流失。
一个国家的形象与文化归根到底必须要依靠自身来进行塑造。有人将中国的国际形象差归罪于西方传媒的负面报道，实际上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实力。如果中国有国际一流的传媒与文化产业，那么中国的形象还轮得到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吗？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影响其他国家的传媒与文化产业，中国的国际形象才成为了其他国家随意捏造的橡皮泥。
传媒决定形象，传媒决定文化与生活方式。一个国家的传媒与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与影响力是决定这个国家形象与影响力的根本保证。中国人的形象当然应该由中国人自身来打造，寄希望于别人是不可靠的。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归根到底只能依靠我们自身的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
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现代通俗文化，是文化产业的产物。传统文化基本上属于精英文化，即由文化人创造，供文化人和贵族阶层欣赏的文化。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它的文化特色就是通俗化。通俗歌曲、影视艺术等成为主要的大众文化形式，它主要是适应人们消遣、娱乐的感性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并不以思想性、现实性和社会性为要求，而是以娱乐性、消遣性和休闲性为特征；不是诉诸认识和理解，而是诉诸直观形象和情感趣味。
现代大众文化的特征就在于主体的个性与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是统一的。主体的个性正是通过对标准化的工业商品与文化商品进行消费而表现出来的。商品经济是大众文化的内在逻辑。大众文化不是指向艺术自身的内在审美价值，而是以外在的商业价值为宗旨。大众文化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力求吸引最多的消费者，造成了文化产品的同质化。
社会对于文化的消费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化生产，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消费能力，精神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是建立在物质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基础之上的。
由于文化消费者的市场影响力，使得更多的艺术家按照市场需要来进行有组织的艺术生产，从而提高艺术生产的市场竞争力。文化消费的市场化导致了消费者的低级趣味成为了市场的重要内容，也降低了文化生产的难度，使得文化生产日益低俗化，不再追求深入的思考与复杂的结构。文化生产成为了文化快餐的流水化生产线，源源不断的制造着文化垃圾与文化泡沫。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消弱是一个统一的进程。以往的经济发展是以工业化为主，它主要生产物质产品，因而对于社会的传统伦理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是有限的，社会的伦理与文化仍然具有自然性与独立性。而随着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自然的社会伦理与文化，发展为商品化的社会伦理与文化。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艺术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日常消费品，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生活化。明星与艺术作品中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参照物与标准，人们开始按照艺术作品中的要求与逻辑来进行思考与生活。文化艺术成为了管理、控制我们欲望与行动的无冕之王。
大众文化的意义和局限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大众文化提倡一种多元共生的民主精神，而反对某一种文化的自大独尊；它主张自由、宽容，而反对那种精英文化的贵族主义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大众文化只是遵从市场的法则，尽力迎合市场的需要和人的低级欲求，那么它也就异化了，在反对人被异化为政治、宗教、理性的奴隶时却异化成了金钱、欲望的奴隶。
高雅文化是由知识精英创造的代表人类社会精华的东西，它们的融入对社会文化品位的提升具有巨大的作用。精英文化以其高雅性、超越性和批判性成为大众文化的制约力量，同时也成为人类的精神食粮，使人类保持自由的追求，避免沦为消费动物。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想要拒绝文化商品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没有自己的文化。一是因为共同的商业模式并不意味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媒体虽然有相似的经营理念和方式，但可能在种族、宗教、性别、社会理想等意识形态方面采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
二是因为文化不等于文化产品，文化是意义生产过程，接受者及接受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意义的生产。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一方面取决于文化生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文化消费的多样性。由于现代文化在生产上具有垄断性、技术性与同质化趋势，它不利于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文化的大众消费对于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大众文化需要的多样性与消费方式的多样性促进了社会文化生产的多样性。
相对封闭的贵族文化、精英文化在社会动荡之中容易失传与流失，只有开放的大众文化才能够长久的流传下去，所以加强教育与文化的普及，这是提高文化生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方法。古代社会正是因为采用愚民政策，这才导致许多古代文化消失的。民众才是文化的主体，一种文化要稳定发展，就必须为人民服务，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是文化的优胜劣汰，对那些腐朽、反动、伪科学的观念与文化，必须旗帜鲜明的加以反对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由客观生产力、科技、经济实力所规定的文化是客观文化，是判断文化优劣的主要标准。由政治、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可以通过民主、人权、公平与公正来进行比较优劣，是文化优劣的社会标准。
由文化传统形成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个人喜好、个人习惯，与生产实践、生活质量没有直接联系，形成中性的、自由的个人文化与主观文化。例如各国具有不同的传统节日，不同的生活习俗。主观的中性文化并不能比较文化的优劣，它们都是平等的。中性文化反映了主体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反映了主体的自由意志与个性特征。
客观主义夸大了物质文化与经济文化，认为文化的发展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物质生产与经济的发展，否定人的个性与精神需要。
主观主义夸大了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而否定物质文化与物质需要，成为了一种吃人的礼教文化。
个人主义夸大了文化的多样性，认为各种文化都是中性的、平等的文化形式，不可以比较优劣，从而否定了文化的先进性与发展性。容易造成否定传统文化，忽视文化社会责任的后果，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团结与发展。
精英主义夸大了统治阶级的作用，用传统文化与圣人的言行作为衡量先进文化的标准，故步自封，不敢越古人一步，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且也容易引起不同文化的相互冲突，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发展。
一种文化的先进性，不是由其创始人的地位、名气所决定的，也不取决于有多少民众支持。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但是传统文化并不一定是先进文化。圣人的言行，也并不一定代表先进文化。社会先进文化要反映社会先进生产力，引导与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与文化需要，推动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发展。

贫穷产生愚昧与迷信，在东方表现为礼教，在西方表现为宗教。贫穷意味着缺乏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缺乏教育与理性，从而形成愚昧与迷信。贫穷无法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与生存需要，造成了人生的痛苦，需要通过宗教迷信之类的精神鸦片来克服痛苦，获得精神的、虚幻的满足。所以越穷的地方，宗教越容易流行，相反，物质发达的地方，越不容易产生狂信者。西方古代贫穷，所以产生了宗教，而中国古代相对富裕，所以产生了礼教与儒学。
文化与道德是建立在选择基础之上的，有选择才有鉴别与文化，没有选择也就没有文化。贫穷让人缺乏选择的权力，只有物质的富裕才能够扩大人的选择权与自由权，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与文化。
社会的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统一的，但是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文化无用论否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用政治或者经济的目标与价值取代文化的目标与价值，以为政治或者经济的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这只能够导致文化领域的萎缩，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是中国人文化自卑与文化自残的集中体现。不尊重历史也就不会尊重现实，自尊包括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否定历史就等于否定自己，否定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自我阉割，成为一个思想与文化上的太监。否定历史是一个民族自我毁灭的第一步，尊重与保护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复兴的第一步。西方人有先进的现代文化，同时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也是最好的。
要解放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不能够单纯靠否定历史文化来实现，而必须通过言论自由与文化自由来实现。否定历史文化，但是又限制言论自由与艺术自由，结果就是否定了历史的、儒学的传统权威，而又制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权威与偶像。打破了历史的枷锁，又形成了新的枷锁。全盘否定历史与全盘西化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都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否定，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产物。坚持否定历史，最终必然会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
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对于文化的批判与创新基础之上，历史文化是创新的基础，也是批判的对象。缺乏历史的批判只能是隔靴搔痒，缺乏历史的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中国文化的发展要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与创新相结合的道路。
文化发展有利于社会发展，但是文化发展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的无限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的社会实践完成的。先进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要通过社会传播、教育过程，才能为社会主体所接受，形成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发展。否则，就会出现文化与实践的脱节，文化发展了，而社会依然贫穷落后。
主观主义认为是社会的文化性、民族性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先进发达。他们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与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性，而其他民族与国家不发达是因为他们具有文化劣根性与民族劣根性。
这些观点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歧视与种族歧视观点，这也是一种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歌功颂德的思想。因为这种观点否定了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而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剥削与压迫，对于其他文化的破坏与毁灭，对于其他民族的种族清洗与大屠杀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优胜劣汰”的发展规律的。
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颠倒了实践与意识、实践与文化的关系，它否认社会主体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来改变自身的文化与命运，而认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是由其文化传统决定的，这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而且西方文化优势论与文化中心论认为西方文化一直具有优势，这也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任何文化都是由人所创造，并通过对于人的影响来发挥作用的，人才是选择、创造文化的主体，是主体决定了文化的命运，而不是文化决定了主体的命运。并不是文化性、民族性、人性决定了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是因为社会实践的发展决定了文化性、民族性、人性。任何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人性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任何民族与文化都具有多样性，都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文化决定论则否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发展性，用固定不变的观点来看待不同的文化与人性，结果就形成了文化的教条主义，它必然会被不同民族与文化共同发展的事实所淘汰，注定会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社会的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现代化。一方面文化现代化依赖于经济现代化，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不可能形成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合理的消费观与科学的发展观、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反对穷奢极欲的消费观，反对片面强调GDP发展速度的价值观，提倡适度消费的消费观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建立环境—人—社会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是不对的，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
传统文化比较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同点在于，同是农业文化，它们都依赖于土地与劳动，土地与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农耕更依赖于劳动，农耕是在一小块土地之上投入大量劳动来创造财富；而游牧更依赖于土地，游牧是在一大片土地上投入少量劳动来创造财富。它们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
第一，对于国家与制度的影响。
农耕文化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经济，劳动密集意味着对于人口具有更多的要求，人口多才会有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农耕文化中非常重视人口生产。而且农耕比游牧的生产率高得多，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些因素导致了在古代社会之中，农耕文化是发展水平最高、最富裕的文化，古代中国的人口总数、城市规模、战争规模都要比其他文化地区高出十倍至几十倍。古代中国上百万军队的战役屡见不鲜，而同期西方所谓的大战，只有几万人而已。古代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可以超过百万，而同期西方的城市也只有几万人。
中国的城市大而集中，西方的城市小而分散，一方面与各自的政治制度相协调。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大而集中，形成了广阔的农村机动空间，有利于游牧民族的进攻，而不利于对游牧民族的防御，这使得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始终是心腹之患。西方的城市小而分散，有利于对游牧民族的防御，不利于游牧民族的机动与进攻，这使得西方能够有效的克制游牧民族。
游牧文化是一种土地密集型经济，土地密集意味着对于土地具有更多的要求，因此游牧文化往往具有对外扩张的欲望，而对于人口生产并不重视。而且游牧的生产率比较低，难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发达的农耕文化必然会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而再发达的游牧文化也不能够形成中央集权制帝国，只能够形成相对分散的封建领主制小国。
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除了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原因之外，还有阶级原因。农耕文化的统治阶级具有更大的国家暴力力量，因为国家能够养活更多的常备军。农民的封闭性、地域性也使得农民易于管理。这种阶级力量对比是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也是造成帝王与官员权力膨胀的重要原因。而游牧文化的统治阶级缺乏有效的国家暴力，也缺乏有效的管理牧民的手段，因为牧民具有流动性，不易管理。因此其君王与官员权力也是有限的，这是西方实行民主与法治的原因之一。
农耕文化有利于大一统帝国的形成，还在于农耕比游牧具有更多的协作、组织与管理。农作物的生产分配与农田水利建设需要组织与管理，这是形成帝国的组织基础。中国通过兴修农田水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模式，是中国人定胜天思想的重要来源。而游牧完全是靠天吃饭，缺乏组织管理，而形成了自由与领地的观念，最终形成了西方分散的领地封建制度。
战争是形成帝国的直接原因，战争形成帝国，帝国推动战争。中国历史上长期、频繁的内外战争，极大的加速了大一统中央帝国的形成与发展。帝国的形成与维持，需要庞大的军队与官僚体系，这些都需要发达的农业进行支持。而帝国对于农民的横征暴敛，又是导致中国历史上频繁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战争形成了帝国，战争同样埋葬了帝国。
同样是农耕文化的印度为什么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原因，而在于文化与社会上层建筑的不同。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主观的文化存在，既有其客观生产方式形成的原因，也有其主观文化观念所形成的原因。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是建立在诸子百家的理论创新与文化启蒙、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的制度创新与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传承这三项历史文化成果基础之上的。自此之后尽管中国也有过分裂的时候，但是在整体上、长期上保持了大一统的局面。
以儒学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建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家庭—国家的宗法关系，成为了中国文化与道德的核心，确立了王权至上的君权—父权—夫权为特征的礼法体系，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并且形成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态度，从此之后宗教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的制度创新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保证了国家权力的集中与统一。这同时也消灭了封建贵族制度，后来的科举制进一步打击了世家大族，从制度上消灭了皇帝的最大竞争对手（贵族豪强），保证了政权的稳定。科举制度是一种竞争性、流动性的等级制度，它形成了社会的精英循环，有利于社会的统一与稳定。
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传承一方面保证了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政权合法性的历史来源。在中国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儒家道统、血缘与历史，而在其他文化之中很重要的宗教合法性并不重要，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并不是来自于天上。政权的历史合法性甚至超过儒学的重要性，在中国，只有正统王朝才有资格修史，其实这也是成王败寇的结果，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中国人承认的是胜利者。历史是对现实的不完全记录，中国人重视历史，反映了中国人既重视现实，又想超脱现实的复杂心态。印度人修来世，中国人修历史。
印度文化没有经历过文化启蒙，缺乏历史传承与教育，而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尽管印度存在着优秀的宗教文化，但是宗教也带给印度人愚昧与迷信。印度没有消灭其贵族制度，即种姓制度。尽管印度也是农耕文化，但是缺乏相应的社会文化支持，所以印度历史上尽管也有中央王朝，但是整体上印度是一种分散的部落文化，甚至比不上欧洲的封建社会。
农耕文明的发达生产力是形成大一统帝国的物质基础。农耕文明形成的稳定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形成统一的语言与文化，有利于文化的积累与发展，这是大一统帝国形成的文化基础。
游牧文明的生产力低下，难以形成统一的帝国。而且游牧文明具有流动性和异质性，难以形成统一的语言与文化，不利于文化的积累与发展，所以西方的统一是暂时的，而分裂是长期的趋势。
第二，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影响。
农耕文化相对封闭、保守，而游牧文化相对开放、自由。其原因一是牧业具有流动性，游牧文化没有游就没有牧，牧业春夏秋冬都要转换不同的牧场，造成了游牧文化崇尚自由开放。而农耕文化农民一辈子春夏秋冬都窝在同一个地方，造成了农耕文化重土难迁的闭塞性。
适合农耕的土地是有限的，而适合游牧的土地几乎是无限的。农耕对于土地要求较高，只适应于部分地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地的不同需求，才是形成农耕文化封闭性与游牧文化开放性的根本区别。
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封闭性，是因为中国将适宜农耕的土地都占据了，因此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中国不要的土地要么是不适宜耕种的贫瘠之地，要么是不适宜政权控制的遥远之地。而游牧文化对于土地的需求是无限的，因此游牧文化的对外扩张从没有停止过。

二是农耕文化自给自足，农耕通过男耕女织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与此同时，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也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贫乏的物质条件使得人的高级需要难以满足，如何克服内心的欲望就成为了农耕文化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以禁欲为特征的礼教文化。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形成了以禁知为特征的愚民政策。
游牧文化不能够自给自足，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因为畜牧的产出自身难以消化，而且也不能够满足人的衣食这两种基本需要。必须通过与农耕的交换，才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种交换关系形成了商品意识，有助于社会发展。而且游牧生产隔离了人际关系，造成了人的文化饥渴症与性饥渴症，而人的流动性使得社会道德约束力大大降低，这是西方狂欢与纵欲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是西方的公共设施发达，西方城市都建有城市广场，这种广场主要是为市民服务的。而中国的公共设施十分落后，中国的广场是体现政府与君主权力的地方，普通人无法使用。中国农村土地有限，缺乏公共空间。农村人多地少，要中国人拿出可以创造财富的土地来进行其他活动，那是难以想象的奢望。
中国人不爱运动，是因为农耕是一种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农民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进行体育锻炼。反而是休息与安静成为他们的一种享受，这就是中国文化喜静，重视内心安宁的原因。
而游牧是一种土地密集的生产方式，牧民主要是靠天吃饭，劳动投入并不多。这种生活方式使得运动而不是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动力，这就是西方人喜欢运动的原因。游牧生活具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与精力进行体育锻炼，西方文化更重视享受与休闲，而不是劳动生产。
农耕文化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与封闭性的文化，因此重视生育与道德，形成了一种宗法+礼法+政法三元合一的社会整体结构，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元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三元合一的社会文化结构。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土地密集型与流动性的文化，因此重视信仰与法律，形成了一种宗教、贵族、法律三位一体的社会整体结构，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结构。
社会的流动性越大，就越不容易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与共同的道德，关系与道德对于人的影响也就越小，因此农耕文化比较重视关系与道德。人权与法律的公平是保证自由流动的社会条件，而关系与道德的地方差异性是妨碍人的流动的，因此游牧文化更加重视人权与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以国有产权制度和权力等级制度、文化专制制度为特征。国有产权制度就是土地国有化与人民国有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有私有产权，但是缺乏私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受到了家庭与国家的双重控制，名存实亡，这是中国宗法+礼法+政法三权合一的制度根源，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形成的社会原因。权力等级制度形成以官员权力大小为区别的等级制度，这是官本位思想的根源。文化专制制度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禁锢了科学技术与文化创新的发展。
西方古代社会以私有产权制度、贵族等级制度、宗教文化专制制度为特征。西方的私有产权制度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私有制，具有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西方的私有产权制度不受家庭与国家的控制，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这是形成西方人具有人身独立性，而缺乏家庭与国家观念的制度根源。
在古代社会之中，最重要的是三种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农耕文化之中，人际关系＞人地关系＞人天关系。农耕文化具有封闭性与地域性，使得熟人关系得以形成，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集体意识，以官员权力为核心的规范意识，重视家庭、关系网与权力。集体意识形成了权力崇拜与偶像崇拜，是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心理基础。
在游牧文化之中，人际关系＜人地关系＜人天关系。游牧文化具有开放性与流动性，使得熟人关系不易形成，而形成了以超人际关系的宗教、法律为特征的文化，形成了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个体意识，以个人权力为核心的规范意识，重视个人、宗教、法律。个体意识形成了民主与法治意识，防止了国家权力膨胀。
中国古代文化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社会，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与关系；阿拉伯文化是建立在人天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教社会，所以阿拉伯人特别重视信仰与宗教；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人地关系基础之上的法权社会，所以西方人特别重视领地与契约。印度文化是建立在自我救赎、今生与来世基础之上的宗教社会，所以印度人重视来世而逃避现实，注重精神超脱而不注重肉体。印度的瑜伽其实是通过对肉体的虐待而达到精神解脱的手段。
西方文化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重视超越现实的真理、法律与信仰。中国文化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文化，重视现实的经验、技术、关系与权力。
西方文化强调天人两分，强调个人与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对独立性。西方文化中的一切要素都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如西方的油画就是油画，诗就是诗。西方文化中的悲剧与喜剧也是独立的、纯粹的，悲剧就是悲剧，喜剧就是喜剧。
而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个人与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统一性。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要素都是混合的、联系的、共同发展的，如中国画与中国诗相结合。中国文化之中缺乏独立的、纯粹的悲剧与喜剧，而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
第三，对于经济贸易与外交的影响。
古代欧洲的农业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同时农牧兼营，食品以肉制品以及奶制品为主，营养价值高，但是不象粮食那样容易运输与保存，于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农牧混合经济限制了统治者聚敛的程度。欧洲贵族住在庄园而非在城市之中，有的国王甚至没有固定的首都，带着随从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庄园。同时，无论是庄园主还是教会，向庄园佃农所征收的税额大都在十分之一左右，远远低于中国二分之一以上的田租率。欧洲统治者不存在象中国封建统治者那样的横征暴敛，其原因不是欧洲统治者的慈悲，而是无法长期保存肉类和奶制品，所以其征收实物的数量也只能以适时消费为度。也就是说，是经济结构的性质对统治阶级的行为产生了限制。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区域中心城市的大量积谷。
历史上欧洲战争的规模之所以远远小于中国，也可以从积聚粮草的困难来理解。骑士作战是自行装备，自带仆从，远征军必须驱赶大批牲畜同行。所以欧洲战争规模不大，且多在夏秋两季进行，无法持久。另外，从战争的目的来看，欧洲的战争多发于贸易，而中国的战争多是为了土地的争夺。
其次，牧业经济不能够完全自给，于是在社会之中产生了对外贸易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国王与教会都从生活必须品的巨额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而竭力保护和发展商业贸易。
中国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结构限制了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中国的贸易主要是以统治阶级喜好的珠宝药材等奢侈品为主，贵重量小，便于运输，但是与民众生活无关。
古代中西方一个喜欢内斗，一个喜欢对外扩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性格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环境条件与社会制度所形成的。一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古代西方的地理环境相对开放。二是因为古代中国的政权长期处于统一的状态，而古代西方的政权是以分裂为主要状态。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与法制的关系。因为古代西方具有相对健全的民商法与封建贵族制度，可以有效的保护个人与贵族的产权，所以古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内部矛盾与阶级矛盾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统治阶级不能够通过强化对内剥削与压迫来提高自身的财富，只有走对外扩张的途经。
而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相对独立的民商法与私法，中国的贵族都是皇亲国戚，而缺乏独立性，更不可能对抗皇权，所以个人与贵族的权利都缺乏保障。古代中国的法律民刑不分，实际上主要就是刑法。所以它不能够有效的保护个人的产权，统治阶级主要是通过强化对内剥削与压迫来提高自身的财富，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就容易激化社会内部矛盾与阶级矛盾，形成了以内部战争和阶级战争为主的社会历史。
这种产权与法律制度的不同也与生产方式相关，在游牧文化之中，形成了领主土地所有权与牧民使用权的相对分离，游牧决定了土地的所有者要允许牧民自由流动，使用其土地，而他自身也要使用别人的土地放牧。这就造成了领主（同时也是牧民）与领主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监督与相互妥协，从而能够制定相对公平合理的产权与法律制度。
而农耕文化之中，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统一的，中国的绝大多数地主其实都是自耕农。农耕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产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分配社会财富的矛盾。帝国的维持与发展需要向农民征收越来越多的税赋，而土地与产出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巨大的阶级矛盾。由于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因此形成了不平等的产权与法律制度。
西方国家林立，具有巨大的外部空间可以转移国内矛盾，所以才能够保持国内的相对稳定。而中国体量巨大，外部环境相对封闭，难以转移国内矛盾，所以中国内部不稳定，常常发生起义与革命。西方都是小国，可以转移国内矛盾。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能够依靠内部治理。
古代的统治阶级要提高自身的财富，无非是通过对内剥削与对外侵略这两种途经，古代中西方因为产权与法律制度的不同，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现代的统治阶级是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与科学技术水平，从而推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实现了社会的自由、民主、富强。与此同时，不同的国家之间也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而联系起来，实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
三种世界性宗教对应于三种世界性文化。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佛教与东方文化，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
从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来看，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与政权直接同一，形成了宗教与政权的双重压迫，同时也形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内战。基督教的政教合一是通过统一的宗教与分散的政权相结合，在教权与政权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有助于世俗文化的发展。而佛教只在少数国家与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多数国家之中佛教只是政权的工具。
同样是游牧文化，阿拉伯文化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文化，就在于其宗教势力过于强大，使得社会现代化进程缓慢。而且伊斯兰教比基督教的封建性、保守性更强。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地理环境不好，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游牧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以游牧为主，兼顾农耕与渔猎，比单纯的游牧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从妇女地位来看，西方＞东方＞阿拉伯。因为西方实行一夫一妻制，中国实行妻妾制，而阿拉伯实行多妻制，伊斯兰教妇女甚至不能够抛头露面。
在古代文化之中，阿拉伯国家是最接近于西方社会的，他们在宗教、政治、文化都具有一些相似点。阿拉伯人翻译并保存了西方古代文明的典籍，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通过阿拉伯文化重新认识欧洲古代文化的。然而阿拉伯国家本身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呢？
主要原因在于阿拉伯本身缺乏发展工农业的资源与土地，从而限制了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发展。由于缺乏产业基础，阿拉伯人的经商主要是转口贸易，而不是经营自身的商品。在公元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国家自己开辟了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从而使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逐渐衰落。
其次在于教育不普及，阿拉伯文化是一种不平等的贵族文化，因此尽管古代阿拉伯国家掌握了当时相对先进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本身对于阿拉伯普通人民的影响并不大，而主要成为少数贵族的个人爱好。
最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与政权相结合，形成了文化统治，这种统治相对于基督教国家而言更加缺乏理性，而具有封建迷信的特征，从而妨碍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方为什么会出现现代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一是因为西方具有良好的科学理论基础、教育基础与产业基础，科学、教育与产业是古代社会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三驾马车，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西方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基础，所以她才能够后来居上。中国有教育与经济，但是缺乏科学基础；阿拉伯国家有科学文化基础，但是教育与经济不发达，因此他们都没有独立发展成为现代国家。
第二，西方的宗教与政权并不是直接统一的，正是因为宗教革命所导致的政教分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与文化，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现代社会的渊源是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产业革命。西方的文化专制是古代社会最早得到解放的，而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专制都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解放，这种文化专制（儒学或者宗教）是束缚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障碍。
第三，西方的民主与法制是古代社会最发达的，这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相对稳定，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西方社会的长期分散，形成了国家之间的均势与竞争，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形成。
游牧文明由于生产力低下，不能够自给自足，必须通过商业交换来满足各种需求，商人在游牧文明之中的地位较高，因为往往统治阶级也就是大商人。与此同时，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法律，特别是私法与商法的发展。
游牧文明是政治、宗教与商业相统一的文明，其宗教一方面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商业的特征，如规范性与扩张性，这种扩张性造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引入西方文化加以改造，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中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具体表现为：
一是重视身心和谐，引进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素质与教育，但是侧重于道德与人文教育，而缺乏科学教育。因此必须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来弥补中华文化的缺陷。科学与人文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不识物，焉识人。人的本质并不仅仅局限于人本身，人的本质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世界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本身就是统一的，不认识世界也就不能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认识自己的深度与广度，脱离物质世界来认识自己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文化只从人的身心本能来认识人这是不全面的。
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但是由于缺乏认识自然规律的科学，所以这种天人合一只是一种现象统一，而并没有触及自然与人的本质统一。要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就必须认识自然与人的内在本质联系，必须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天人合一，而不是仅仅在文学基础之上实现天人合一。
二是重视家庭和睦，引进平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睦，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古代家庭成员的地位与利益的不平等关系必须坚决的摒弃。必须引进西方的平等与独立精神，实现家庭和睦与家庭平等的结合。
三是重视社会和谐，引进法治精神。中国古代文化重视人治，将国家的兴盛寄希望于当权者一个人身上，结果更多的是失望。我们必须引进西方的法治理念，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够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强调个人与社会和谐，但是将这种和谐归之于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而没有意识到和谐的实质是权利的公平与互利。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表面上一团和气，而私底下却是钩心斗角，充满了权利斗争。要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不是靠外在的语言与礼貌，而必须通过法制来规范每个人的权利与行为。必须在法制与权利基础之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在关系与道德上追求表面的和谐。
四是建设和谐世界，引进人权精神。中国古代的平天下，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都是一种君权至上的思想，显然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必须引进西方的人权理念，推动世界人权的发展。当然这种人权观念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人权观念，西方的人权思想侧重于人的政治与文化权利，而我们必须强调人的经济权利。以经济权利为基础，才能够推动政治与文化权利的发展。
法理不外乎人情，人情不外乎利益，利益不外乎物理。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基础是物质关系。中国文化在层次上比西方文化浅薄，缺乏对于世界与人的本质与科学思考，所以西方文化才能够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主流文化。以人伦、家庭为核心的儒学必然会被以科学、法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所超越。
中国的人情社会实质上是权力与利益社会，人情只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权力寻租。现代社会一方面通过加强民主，从根本上限制权力的膨胀。另一方面通过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斩断了权力寻租的社会空间，从而变人情社会为法治社会。
古代社会片面重视人的道德品行，而忽视了人的知识与能力，使得内圣成为无源之水；古代社会片面重视礼义，而忽视了利益与法制，使得外王成为了无本之木。中国文化侧重于主观与社会，重视文化道德与统治阶级。西方文化侧重于客观与个人，重视法律科学与民主自由。
科学与法律就是阳谋，关系与道德就是阴谋。阴谋知道的人越少，效果越好；阳谋知道的人越多，效果越好。阴谋强调保密性，阳谋强调监督性。阴谋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或者是损害他人利益，因此不能为人所知；阳谋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因此不怕为人所知。
阳谋越走越远，是一条发展大道，而阴谋越走越窄，是一条积弱之道。西方社会重视科学与法律，所以民智渐开，民权渐强，民众之间能够平等互利，有助于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中国社会重视关系与道德，所以民众日益愚昧与变态，只知道找关系和窝里斗，社会一盘散沙，干不了大事，个人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是因为缺乏科学与民主法治的启蒙与传承。中国的现代化是通过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法治实现的。
第二节艺术
艺术与美
艺术是通过具体感性的语言与形象来反映主观思想与情感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以具体与感性区别于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以主观的艺术形象区别于客观的观察认识。
对于同一内容而言，科学、法律具有统一的、标准的语言与文本，这是因为科学与法律是一种抽象的、理性的反映形式，主要反映事物的内在必然性。而对于同一内容而言，艺术的语言与文本具有多样性，并没有标准的文本。因为艺术是一种具体的、感性的反映形式，主要反映事物的现象与偶然性。抽象的科学与法律可以有标准文本，而具体的艺术是不可能具有标准文本的。
从语言上来看，科学、法律概念具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所以它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是规范的、唯一的。艺术语言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而是通过事物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事物，形象的多样性造成了艺术的多样性。其次是因为科学、法律具有客观性，而艺术具有主观性，它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因此，对于同一内容可以形成许多不同的艺术文本与艺术形式。
艺术并不存在一套通用的语言，不同的艺术种类具有不同的语言形式与反映形式，它们之间是不可以通约的。例如音乐通过声音来表现现实生活，而建筑通过造型来表现生活，它们不能够相互替代。我们掌握了一种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也不代表我们能够掌握其它的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
科学认识反对主观情感对于认识过程的干扰，强调客观事物的认识具有唯一性、真实性，不同主体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应该是相同的。而艺术认识具有主观性，不同主体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科学认识追求客观真实，而艺术追求主观真实。对于科学而言，客观事物是什么，我们的认识也必须是什么，主观必须服从于客观。而对于艺术而言，客观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我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客观必须服从于主观。
艺术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然而归根到底，使艺术区别于哲学、科学、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艺术能够引起人们的审美感受。因此不理解美的本质，也就不能认识艺术的本质。
艺术与美是统一的。艺术是美的表现形式与存在形式，而美是艺术的创作目的。美是艺术的内容与灵魂，而艺术是美的形式与载体，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美是存在于自然界、社会生活与艺术作品之中的，能够引起主体审美感受的感性形式与形象。艺术就是艺术家通过艺术语言创造艺术形象，来表现主体对于世界的美的认识与追求，以满足主体对于美的需要与价值。
艺术是以追求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美的本质也就是艺术的本质。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它是主体认识与创造美的过程。美的规律与价值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一种角度，体现了人的本质。
文艺理论与审美理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艺术学是美学在艺术作品与创作过程中的规定，而美学是艺术作品在艺术欣赏与主体心理上的规定。艺术概念侧重于艺术的客体方面，侧重于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而美的概念侧重于艺术的主体方面，侧重于艺术的欣赏过程。艺术作品的生产与欣赏也就是美的生产与欣赏过程，艺术的特征也就是美学的特征。任何一种艺术理论都对应着一种美学理论，任何一种美学理论也都对应着一种艺术理论。
艺术的美根源于生活的美，现实美是美的客观存在形态，艺术美只是现实美主观反映的产物。事物的现实美是外形美、行为美与性格美的统一。事物的外形美是外在的、主观的，主要取决于事物外形的排列秩序，在于符合美的形式规则。事物的属性与行为是内在的、长期的，具有社会性、价值性。内在美取决于事物的功能与价值。
无生命的事物，其形态、属性往往是固定的，其行为是被动的。例如一根绳子有粗细长短、颜色等外形，有柔软、可连接等属性，可以用来连接捆绑等行为。动物的形态、属性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其行为主要是由本能决定的，相对固定。
人也有遗传所形成的外形、属性与本能行为，但是人可以主动的改变自身的外形、性格与行为。人的外形主要是经过装饰的外形，还可以通过医学美容改变人的形态。人的属性主要是社会性，人的行为是由人的自觉意识控制的。所以人的美突出的表现为人的不同个性、风格之中。
外形美、性格美与行为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任何事物总是具有外形、内在属性与行为这三个方面。但是事物的外形美、性格美与行为美之间并不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具有外形美的事物，并不一定具有美的性格与行为。事物的外形美、性格美与行为美之间往往是不同的。我们在追求外在美的同时，也必须提高人的内在美，追求美的行为与思想。光有美的外表，没有美的心灵，也是没有用的。外形美、性格美与行为美的统一，代表了真善美利的统一。因为行为美的核心在于善，性格美的核心在于知识与素质。
外在美需要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主体具有追求美的权力，需要表现出自身不同的个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交际过程中，社会对于人的打扮与行为也有一些规范。所以主体的美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古代的社会讲究不出风头，装糊涂，和光同尘，不爱表现自己。这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一种礼法社会，通过一套等级化、形式化的文化与伦理体系来进行社会统治，妨碍了文化的自由与多样性。
现代社会是一种法治社会，法律赋予了主体平等自由的权力，从而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个性与发展。在现代社会之中，表现与包装自己是每个人的需要。爱美、追求个性是人的天性与权利。有一分特色，就要秀出十分的精彩。
在强调表现、包装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过度包装，炫耀性消费等现象。在社会之中，有一些人看待他人和事物仅仅是从外表来看，有些商家对于商品的包装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追求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
内在美需要发现。中国有句话叫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西方也有一句话，叫做世间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对于生活中的事物应该找出蕴涵于其中的美，应该鼓励美的行为与表现，反对破坏美的行为。

动物的美感只限于其种族内部，它们只能够以自身的尺度与需要来认识世界，而无法理解其它事物的价值与美。这是因为动物没有抽象意识。而人可以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人的自由，全面认识世界，通过各种方法与尺度来认识事物的价值。艺术正是反映人的审美与表现能力的重要方式。
艺术美包括技术美、形式美、内容美、意象美。技术美是一种客观理性的美，它与艺术家、消费者无关，是由科学技术与艺术生产资料所决定的。形式美是一种技巧性的美，是由艺术家的艺术才能所决定的。内容美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美，它是由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的。意象美是一种主观心理的美，是由消费者在不同的环境、时间、需要条件下主观形成的，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素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技术美对应于实用艺术，形式美对应于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内容美对应于综合艺术，意象美对应于语言艺术。表演艺术是动态的造型艺术，造型艺术是静态的表演艺术。
技术美是因为价值产生美，美感是一种价值满足感，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创造价值的客观根源。技术越高，价值越大的事物就越美。任何事物都具有价值，都具有美的潜质。价值是客观潜在的美，美是主观感性的价值。当然，价值并不等于美，价值形成美感是有条件的，价值只有与人的审美需要、情感相结合，才能够产生美感。价值+情感=美感。爱能够产生美感，恨能够产生丑感。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出狗屎。
有的事物客观价值很大，但是引起人的情感反应很小，这就难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如空气、水。一个事物价值与需要再大，如果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么就难以产生美感。所以适当的距离与不满足，反而能够更好的展现事物的美。距离与神秘产生美，是因为距离与神秘能够更好的刺激人的需要与情感。
内容美由艺术人物、故事本身形成，形式美是由艺术语言、方法不同形成的。同一内容可以用不同艺术形式来反映，同一艺术形式也可以反映不同内容。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历史统一就构成艺术风格。每个艺术家都有自身对生活的认识，与对艺术方法的不同理解、掌握，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艺术家的风格是相对稳定的，但也是变化发展的，因为艺术家对于生活与艺术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无论艺术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包含于艺术作品之中的，一旦作品完成，就相对固定，与欣赏者、环境条件无关。而艺术的意象美，却并不等于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与欣赏者、环境条件密切相关的，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
意象美的不同是由于主体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审美需要与审美能力。主体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并不是被动的，而是根据主体自身的心理需要对艺术作品进行有选择的反映、接受过程。不同年龄、学识、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与审美倾向。不同条件下主体的心理需要不同，而且随着主体的发展，其审美能力与审美需要也是不断发展的，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象美。
美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而美的感受却是主观存在的，美感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社会生活是共同的，而艺术才能却是个人的，共同的生活内容必须通过个人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因此单纯从客观或者主观、个人或者社会都不能够解释美的本质，只有将客观对象与主观感受相结合，将生活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结合，才能够正确的认识美的本质。
客观主义夸大了技术美，强调艺术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产业价值。认为美在于生产实践，这种观点混淆了艺术实践与其它社会实践形式的区别，与美是生活观念如出一辙，因此不能够科学的说明艺术与美的本质。美的本质在于实践，但是这种实践并不是一般的生产实践，而是一种审美实践，它包括美的创造与欣赏活动。客观事物、审美对象是美感形成的客观基础，主体的知识与需要是形成美感的主观基础。审美，就是对美的事物的体验、欣赏、领悟和认识过程。
美的对象决定美感，客观美决定主观美。而审美实践与艺术实践是客观美转化为主观美的核心，同时也是检验艺术价值的根本标准。有些人否认实践是美的根本标准，他们认为自然物身上没有体现出劳动实践的价值，因此自然物的美并不是由实践所决定的，而是由主观意识所决定的。实际上所有的审美意识都是由审美实践、艺术实践所决定的。自然物确实不是生产实践的产物，用生产实践并不能够解释自然物的审美价值。但是所有的自然物都是审美实践的对象，都能够通过审美实践给予主体以美的享受，这是必然的。
美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审美对象对于审美主体的特殊意义。美的存在是主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是通过审美实践实现的。脱离审美对象的主观美是不存在的，脱离主体的客观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审美实践正是联系美的对象与主体的中介环节，是客体美转化为主观美的动力，美是审美实践所决定的，而不是生产实践所决定的。
主观主义夸大了意象美，强调艺术的娱乐功能。认为美在于人的主观与心灵，在于艺术作品所体现的主观情感，而与艺术作品无关。这种脱离艺术作品与社会生活的美是不存在的，无主题、无人物、无结构的艺术作品是不存在的，主观美必须要依赖于客观的艺术形象与艺术作品。
个人主义夸大了形式美，强调艺术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认为美在于艺术形式的自由与创造。认为美在于个人，否定美存在共同的社会标准。美是多样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一个人、一个时代的审美观是特殊的、多样的，而整个社会、人类历史的审美观是普遍的、共同的。
精英主义夸大了内容美，强调艺术的认识与教化功能。认为艺术应该表现特定的内容，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与生活方式的艺术才是美的。
真善美利是主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基本的价值观。真善美利的统一有助于人类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统一，这是人类意识统一性的客观需要。然而真善美利的统一并不是自动的，它需要人类的实践与创造才能够统一。
我们要反对那些违反道德与科学的艺术作品，但是艺术家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他往往需要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艺术加工与虚构。我们即要反对将美凌驾于真与善之上的唯美主义，也要反对将真与善凌驾于美之上的说教艺术。真善美利是平等的，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让艺术迁就于科学与道德，更应该发展科学与道德，以更好的实现人类的自由与梦想。
艺术与生活
艺术创作是在艺术规律与审美需要指导下，通过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反映蕴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美而形成的。艺术家通过对艺术环境、人物、故事的选择与创造，打破了现实生活的完整性、连续性，删减了不必要的过程与细节，而强化了主要人物与主要矛盾，形成不同人物美与丑的形象对比，生活过程持续与间断的节奏对比，善与恶不同结果的价值对比，从而集中表现了蕴涵在生活中的美与价值。艺术作品将各种美的因素物化，有助于美的记录，保持与欣赏，改变了现实美易于消逝的缺点。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艺术突破了环境与社会中的各种束缚，实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上述特点结合起来使得艺术成为了人类审美意识的最高表现形式。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区别表现在，第一，艺术反映生活的能力是有限的，艺术并不是对生活的全部、镜像式的反映。现实生活是无限的，而艺术作品是有限的，艺术的内容受到篇幅的制约，并不能够反映生活的全部事实。而且生活是变化发展的，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则是相对固定的。艺术的时空与生活的时空是不同的，艺术就是要通过有限的、固定的、主观的时空反映无限的、变化的、客观的社会生活。
第二，艺术反映生活是通过艺术语言、艺术形式进行的，不同的艺术语言与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艺术形态。不同艺术形态的语言不同、方法不同，联系与反映生活的方式也不同，相同的事物与生活在不同艺术形态中的艺术形象是不同的。
第三，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主观性。艺术家反映什么，怎样反映，都决定于艺术家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艺术能力，正是艺术家不同的个性与能力的区别，形成了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生活中的美与生活形象是分散的、不典型的，生活中的美与丑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艺术作品中的美与艺术形象则是集中的、典型的、精练的，这是通过艺术家的主观选择与艺术创作而形成的。
第四，艺术与生活最大的区别在于艺术形象的创造性。艺术作品突破了生活的局限性，创造了在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艺术形象与故事，给人以精神自由。艺术家往往通过艺术虚构来更好的表现事物的美，但是美与真实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艺术的美是一种本质真实。艺术的虚构是有条件的，艺术的虚构必须以客观生活为基础，遵循美的规律而进行，并不是艺术家的胡编乱造。
艺术真实是细节真实与情感真实、本质真实的统一。细节真实表现了事物的形象，情感真实表现了艺术家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倾向，本质真实表现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艺术真实是一种艺术的合理性，是由艺术作品的内在逻辑形成的。艺术真实不仅仅是客观生活的真实，还包括艺术家主观情感的真实。艺术家的真情实感、真知的见，是构成艺术真实的要素。在总体上、细节上，它比不上生活真实本身，因而艺术真实要始终以生活真实为源泉。但在典型性上、美的和谐程度上，它又高于生活，比生活更集中、更强烈、更动人。相对于生活真实而言，它不仅具有生活现象的真实，而且包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是感性与理性的艺术统一。
艺术用具有审美意义的形象来反映物质世界，表达思想情感。艺术形象既保留着生活形象的具体可感性，又渗透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形象的具体性要求形似，而形象的概括性要求神似，艺术形象应该做到形神兼备。艺术形象的具体可感性与普遍概括性是一个统一体，艺术正是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来显示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本质，是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艺术真实性是指艺术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艺术家可以虚构，关键是要写得合理，写得合乎逻辑。对于艺术真实来说，不在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内在的联系。有了这种合理的逻辑，就可以被读者理解，大家也就会觉得艺术作品真实。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须表现符合人物性格的真情实感。只有真挚的情感才能够打动人、吸引人。
主观主义重视主观真实，而忽视客观真实。他们往往为了表现事物的本质，而不惜扭曲事物本身客观的形象，夸大事物的特征。由于不同主体对于事物的认识与态度不同，因此主观主义的作品往往具有主观多样性与主观倾向性。
客观主义认为艺术是客观事物与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形式，就好像新闻一样。他们重视客观真实胜于主观真实，认为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观察能力与反映、复制能力。客观主义认为艺术作品不能够渗入艺术家个人的情感与立场。但是艺术不是生活的复制品，艺术家也不是复印机与照相机，任何艺术作品本身或多或少蕴涵着创作者的个人意识，具有不同的立场与倾向。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都是片面的，艺术作品本身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艺术真实在不同艺术类型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叙事性艺术着重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抒情性作品，则着重于真实情感的艺术表现。但再现中有表现，表现中有再现，两者总是不同程度的统一。
丑是与美对立的范畴。在现实生活中，丑不能成为审美对象，它常引起人们的心理抗拒和情感排斥，从而被排除于审美视野之外。生活丑能转化为艺术美，是由艺术创作所决定的。艺术家认识到生活丑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将丑真实地展示出来，就体现了合规律性的“真”；同时，进入到艺术殿堂中的丑渗透着艺术家否定性的评价，便从反面肯定了美，又体现了合目的性的“善”；并且，由于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生活丑在艺术上构成了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艺术实现了现实生活之中的丑向艺术美的转化，从而化丑为美，扩大了人的审美范围与审美对象，有助于主体通过艺术来认识和把握世界。
艺术的化丑为美，首先的基础就在于艺术世界是一种主观世界，它与现实世界存在联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正是艺术化丑为美的基础。艺术能够将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无害化、虚拟化，正是因为艺术丑具有虚构性与心理距离等属性，它才能够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而现实生活中的假丑恶贪现象并不能够成为审美的对象，就是因为它们对人类社会与主体的利益具有危害性，人们往往对之采取谴责、批判的态度，不但不会欣赏，还要将它们消灭。

即便如此，我们对于艺术中的假丑恶贪现象也必须加以警惕。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之中，由于高科技的影视艺术的发展，艺术的表现力与感染能力大大增加，使得影视艺术更加接近于现实，反映假丑恶贪现象的社会负作用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必须反对过份渲染非道德、暴力、色情等方面的艺术作品，这些并不利于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稳定发展。
其次，艺术的化丑为美必须通过美与丑的对比。对比性原则体现了事物间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所得的普遍原理。在美丑对比中，艺术会产生美的增值效应，使人们将肯定性快感和否定性快感综合起来，从而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美丑对比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是不同艺术形象之间的美丑对比；二是同一艺术形象自身中美的成分与缺陷成分的对比；三是艺术形象与人们公认的正义原则和理想境界形成对比，那些没有正面形象出现的作品就是如此。
艺术作品之中美与丑的对比，并不一定是真善美利必须战胜假丑恶贪。在悲剧作品之中，往往是假丑恶贪扼杀了真善美利，即使是在一般作品的局部情节之中，因为剧情发展的需要，往往也必须表现出假丑恶贪对于真善美利的暂时胜利。因此美丑对比其关键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反映它们的叙事态度与思想倾向。我们必须坚持扬善抑恶的正确态度，而不是相反。
第三，艺术的化丑为美必须符合形式美原则，这是对化丑为美的艺术技巧的要求。丑进入艺术，就必须按照审美规律，按照形式美的规范，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将其表现出来，才能获得艺术美的性质。
由于艺术的表现，生活丑所引起的那种反感被艺术的形式淡化、束缚了，从而有利于主体从整体上把握丑，丑的对象就具有了形式美。形式美原则也可以称为典型化原则，美有美的典型与传统，丑也有丑的典型与传统，这样才有利于主体从总体上把握艺术作品中的假丑恶贪现象。
形式与语言
艺术作品的形式，是指作品的内部结构、表现手段和外部形态的有机组合。主要由语言、结构、体裁、表现手法等要素构成。形式美是指美在形式上的要素和规律。外在的形式美是构成事物外形的物质材料和自然属性，是具体可感的。如艺术品的色彩美、线条美、形体美、声音美、语言美等等。内在形式美是艺术作品结构与过程整体表现出来的形式美，通过作品各部分的关系体现出来，它需要对艺术作品整体把握才能够发现。
艺术语言是艺术思维与艺术创作的工具，是艺术作品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因而是艺术形式的一个首要因素。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独特的物质媒介来进行艺术创作，从而具有自己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特征。画家用线条、色彩来创作，音乐家用旋律、和声来创作。这些艺术语言，不但是创造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段，并且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人们在艺术鉴赏活动中，不但欣赏它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在欣赏经过精心构思、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是各种具体艺术语言的统一，它是由多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语言形式共同组成的。这与社会语言、科学语言是不同的，社会语言是一种经验的表现形式与组织形式，科学语言是一种抽象关系的表现形式与组织形式，它们的语言符号是标准的，内涵与外延是固定的，语言的符号与所指的内容也是相对一致、固定的。而艺术语言并不存在标准的语言符号，艺术语言的符号与所指的内容也是缺乏对应关系的。
艺术语言具有可感性、整体性与主观性：
①可感性，它表现在艺术语言能够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所见即所得，不需要对于语言的学习就能够理解，这是因为艺术语言与感觉的物理刺激是直接同一的。而社会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都需要进行专门的教育学习才能够掌握与理解。
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它直接可感，可以克服不同社会语言的障碍，有助于不同民族、国家的联系与统一。艺术是最原始的语言形式，是文字语言形成的基础。原始人在没有语言、意识时，就通过艺术来反映物质世界与自身情感。象形文字本身也是从艺术形象中简化、抽象得到的。
②整体性，也就是不可分割性，它是指艺术语言与艺术作品是密不可分的。社会语言、科学语言其语言可以相对独立于作品，可以通过对于语言本身的学习来掌握语言。而对艺术语言的认识、掌握，主要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创作而形成的，单纯学习艺术语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艺术语言只有在艺术作品的整体中才具有真实含义，将一件艺术作品分解为艺术语言，那艺术作品的美也就不复存在了。
③主观性，它一方面表现为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每一个艺术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个人风格。另一方面表现在艺术语言是指向主观世界的，它并不是直接指向客观现实世界的。而社会语言与科学语言都是指向客观世界的，它们的语言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经得起客观现实的检验。如果把艺术语言看作是指向客观世界的话，那么许多作品都是违背生活逻辑与生活事实的，即便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它的艺术形象也是无法证实其客观存在的。但艺术语言不是实指，它仅仅指向艺术语境与主观世界本身，只要符合主体审美情境的需要就可以了。科学语言求真，社会语言求善，艺术语言求美。
从信息学角度来看艺术现象，就会发现不同的艺术语言与形式具有不同的信息特征，不同的编码方式与解读方式。比如说小说与图片，一本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在电脑上的文件大小也就是两三兆，与一张高清晰度照片的大小差不多。但是对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言，大家都认为是长篇小说所蕴涵的有效信息远远多于一张图片。
这是因为照片与小说的信息编码方式不同。照片采用的是物理信息编码方式，通过物理技术进行解读。它能够有效的保存事物的客观信息，因此图片在真实性与细节上具有优势，这是小说难以企及的。而小说采用的是社会语言编码方式，必须通过字典与主观意识进行解读，它能够极大的压缩客观信息。小说是主体对于客观信息进行重新选择、编码而形成的，小说与图片相比较，它内容更加丰富，具有更多的情感色彩，这是因为小说包含了主体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这是图片难以企及的。
艺术作品中的语言分为环境语言、人物语言、心理语言、评论语言，环境语言反映客观的景物与环境，心理语言反映主观的思想与情感，人物语言反映人物的思想与情感，评论语言反映作者的思想与情感。
语言是合理与创新的统一。对于语言，一方面要求合情合境合理合体，环境语言要求合境，心理语言要求合情，人物语言要求合体，评论语言要求合理。艺术作品只有实现情、境、事、理的统一，才能够成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要求语言必须要创新，艺术创新的基础就是语言创新。语言创新就意味着艺术作品必须要反映新的环境、心理、故事、道理。
修辞
修辞就是依据主观目的与客观情境，运用各种表现手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种活动。同样一个内容与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修辞可以分为语言修辞（包括字词句的修炼）、辞格修辞（有相对固定的特征与形式的修辞手段，如比喻、拟人等）、语体修辞（如公文实用语体、科技语体、艺术语体等）。根据艺术语言的不同，可以分为文学修辞与非文学的艺术修辞、文化修辞。修辞还可以分为微观修辞与宏观修辞。语言修辞、辞格修辞是微观修辞，微观修辞是与艺术语言、艺术形象有关的表现方法的统称。语体修辞则是宏观修辞，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也是一种宏观修辞，不同艺术形式的形式特征与审美区别也可以作为一种宏观修辞。宏观修辞是与艺术作品结构与风格有关的表现方法的统称。艺术是微观修辞与宏观修辞的统一。
在艺术、审美与修辞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构成方面。艺术侧重于艺术作品本体，审美侧重于艺术作品的欣赏，修辞侧重于艺术作品的创作。创作即修辞，艺术创作本身可以视为一种艺术修辞现象，艺术作品的美学特征就是艺术修辞的结果。因此，从艺术语言与修辞来认识艺术的本质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角度，但是以往的修辞学有两个重要的弊端：
一是将修辞等同于微观修辞，重视字词句的修辞，忽视了从宏观的、结构与风格的角度来研究修辞现象。现代叙事学正是一种宏观修辞理论，表现了修辞从关注微观到关注宏观的转变。
二是将修辞等同于文学修辞。以往修辞学关注的重点都是文学修辞与语言修辞，而忽视了影视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等其他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中的修辞现象，和生活与文化中的修辞现象。
我们对于修辞的认识，应该从语言修辞发展到符号修辞；从微观修辞发展到宏观修辞；从文学修辞发展到艺术与文化修辞。修辞学不仅要研究语言的修辞方法，而且还要研究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的修辞方法；不仅要研究字词句的微观修辞方法，而且还要研究文本结构与风格相关的宏观修辞方法；不仅要研究传统的文学修辞方法，而且还要分析各种其它的艺术门类以及生活实践的修辞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的认识修辞与艺术、生活之间的本质联系。
修辞与语境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修辞要符合语境，但是另一方面语境、语法、主体、媒介、文化等等各种外在条件与宏观环境条件同时也是一种修辞方式。也就是说语境本身具有修辞性，并不存在脱离于修辞之外的，与修辞无关的绝对语境。语境蕴涵修辞，正如观察蕴涵理论一样。
语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于主体的行为实践与语言交际所形成的。所谓语境对于修辞的要求与规范，实际上是主体历史实践、历史修辞的一致性、顺延性规定。语境本身是由修辞与实践所推动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修辞决定了语境，而不是语境决定了修辞。艺术是修辞与语境的统一，语言与文本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修辞形成语境，语境引导修辞。语言形成文本，文本引导语言。形式形成内容，内容引导形式。
语境与修辞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在进行语言表达活动时，必须注重修辞的多样性与个性，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习惯与个性来选择不同的修辞手段，来达到相同的交际效果。
叙事学理论是一种艺术形式与修辞特征的分析方法，它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对于艺术形式的研究。但是叙事学试图通过文本分析而找出作品的创作规律与优劣标准，实际上是将作品的优劣归之于作品的形式，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品的形式特征并不能够决定作品的优劣，也不能够决定作品的内容，因为不同的艺术作品可以具有相同的形式特征。
形式美的审美价值：
首先，形式的美与不美直接影响着内容的表达，关系到艺术的成败。美的形式是产生艺术魅力的前提，没有形式的美，就谈不上内容的美。由于技巧的高超，形式的完美，会使平淡的内容也变得动人起来。
其次，形式往往决定了内容的风貌、格调。同样的内容采用不同形式就会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风格。形式也可以反过来选择内容。例如诗主要就用来抒情，音乐、舞蹈适宜表现比较宽泛、朦胧的意境，电影就应有一定的人物、情节等等。
第三，形式美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当一种艺术形式成熟之后，就会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呈现出自己具体的形式美特征。这种情况在艺术的各个门类中都普遍存在，像中国传统戏曲中的“程式化”表演，国画中的皴染手法等。
第四，形式美的独立审美价值，同内容的疏远程度成正比。形式同内容关系越是密切，它的独立审美价值就愈小。总的来看，实用艺术的形式美价值小于非实用艺术；语言艺术的形式美价值小于非语言艺术。就内容与题材而言，表现自然美、生活美的艺术品，其形式美的独立审美价值要大于反映重大社会事件的艺术。
形式美的形成首先同人类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是从实用变为非实用而形成的。最初，形式的外在美总是包含某种具体的社会内容的，有的同生产劳动有关，有的同原始信仰有关。后来逐渐由实用转化为审美时，形式美就开始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形式美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长期的情感积淀。例如对于黑暗的恐惧心理，就是后天经验的结果。人们对于形式美的某些本能的共同反应，恐怕就同这种心理情感的积淀有关。

形式美形成的又一原因，在于事物存在的结构同人的心理结构有相同之处。比如平衡被列为形式美的一条重要规律，就与人的心理平衡相关。节奏也是如此，节奏的美感与人的生理、心理有密切关系。人的心跳、呼吸、行走是有节奏的，人的心理情感也是有节奏的，它显出生命运动的过程和活力，使人获得健康与欢乐的感觉。
艺术类型与改编翻译
艺术作品的体裁又称艺术样式，它是指由艺术形象塑造的不同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因素有机结合而呈现出的作品的整体形态。艺术作品的体裁是艺术作品内容的具体存在方式。而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都不能成为作品内容的具体存在样式，而且语言、结构、表现手法在运用时除受艺术内容、艺术风格的制约外，还受着艺术体裁的制约。
不同的艺术体裁，形成不同的具体艺术形态，使人们便于感受、认识、把握和加以运用，并对后续的艺术创作起着规范作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艺术自身的发展，总是有一些旧的艺术体裁逐渐衰落，一些新的艺术体裁不断涌现出来。
对艺术体裁的进一步抽象，就形成了艺术类型的概念，比如说从民谣、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词、现代诗等不同体裁之中可以抽象出诗歌的概念。许许多多的艺术体裁通过归纳，就形成了少数的艺术类型。
艺术分类的意义在于通过揭示各门艺术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物质媒介和艺术语言，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掌握各门艺术的审美特征，有助于各门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艺术的分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并不存在固定的标准与分类。
常用的是将整个艺术体系划分为五大类的分类方法，即:实用艺术(建筑，工业)；造型艺术(绘画，雕塑，摄影)、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和综合艺术(戏剧，影视)。
艺术的分类具有相对性，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单纯的音乐是表演艺术，加上歌词与舞蹈，就成为了综合艺术。服饰艺术是一种实用艺术，而模特表演则是实用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统一。现代社会随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不同的艺术种类相互渗透，形成了许多的中间艺术形式。比如表演艺术与语言艺术相结合，就形成了演讲、相声、小品等艺术形式。
不同的艺术形态有不同的艺术语言、创作方法，对主体的创作、审美能力要求不同，对生活的反映能力不同，形成不同的形式美，可以满足主体的不同需要。例如诗歌对生活的反映是间接抽象的，对主体素质的要求高，而影视艺术是直接具体的，适合大众欣赏。
不同艺术形态有不同的艺术语言、创作方法与审美特征，这是我们认识与掌握艺术的重要途径。自由主义否定艺术的共性与规律性，认为怎么写都可以，什么都是艺术，这就违背了艺术的客观规律性与历史发展性，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美与丑的界限，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艺术现象的本质。
教条主义夸大了艺术语言、方法的重要性，用固定不变的艺术公式作为判断艺术作品美丑、好坏的标准。艺术的历史方法虽然是艺术创作的基础，但是艺术创作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语言与方法。艺术的教条主义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而且也容易形成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形成形式大于实质，为反映而反映的，脱离生活实践空洞无物的作品。
不同艺术形态是统一的，不同艺术形态可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对于同一内容、故事，可以用不同艺术形态加以反映，或者将一种艺术形态改编为另一种艺术形态。但是不同的艺术形态是相对独立的，并不能相互替代，不能说有了影视艺术就不需要诗歌了。
不同艺术形态有各自独特的价值，要满足主体的多样化需要，仅靠一种艺术形态是远远不够的。单靠传统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形式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只有创造更多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形式，才能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日益发展。
艺术作品的改编与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作，它是在原创艺术作品基础之上的再创造过程。艺术作品的改编主要集中在语言艺术与综合艺术之间，对于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等具有抽象性、符号性的艺术形式，由于它们的语言属于人类共同语言，因此并不需要翻译过程，就能够被不同的主体所欣赏。
古人提出了艺术作品翻译信达雅的标准，实际上这些标准同样适用于艺术作品的改编。信就是指翻译和改编要忠于原著，立足于原著，而不能够脱离原著，甚至是违反原著的基本精神与形象。达就是指翻译和改编要符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欣赏习惯与民族风格，符合改编艺术形式与媒介的语言习惯与形式特征，而不能够脱离民族风格，违反艺术形式之间的特征差异，搞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玩意。
雅就是指翻译和改编要符合艺术与美的规律，无论是翻译还是改编，本质上都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过程，它源于原著，又高于原著。我们必须以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审美需要为依据，以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术来翻译和改编艺术作品，要使翻译与改编服务于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审美需要。而不能够只满足于艺术作品表面意义、字面意义的传达。
如殷夫翻译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自由与爱情》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信达雅的完美结合，它使得译诗比原作流传更加广泛。
翻译与改编作品主要有两种方法，注重原著的直译与注重效果的改译。具体使用它们的条件在于：
①满足不同语体、体裁与艺术形式的要求。翻译科学论著与公文、法律需要直译。而翻译艺术作品更加需要改译，对于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改编而言，需要改变的也就更多。②符合民族与时代的要求。一些民族语言与文化同根同源的作品翻译可以直译，而对于民族语言与文化差异较大的作品翻译需要改译。对于时代接近的作品可以直译，而对于不同时代的作品需要改译。③注重高科技表现手段。技术相差不大的作品可以直译，技术差异较大的作品翻译需要改译与改编。现代艺术由于广泛应用高科技手段，具有更高的表现能力，因此它更热衷于对作品的改编。
内容与文化
艺术作品的内容是指反映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及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主要由题材、主题、情节等要素构成。
不同种类、不同创作方法的艺术作品，其内容也有不同的特点。叙事性作品注意人物、事件、情节的真实描写，抒情性作品注重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现实主义作品注重按照社会生活的本来样式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浪漫主义作品则注重表现人们的生活理想。但各类艺术作品的内容，都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统一。
形式美并不能概括艺术品所有的美，形式美的作品并不一定都是优秀作品，漂亮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人类社会中的崇高、悲剧等审美范畴，很难用形式美的规律去衡量，而必须通过内容分析与社会价值判断来衡量。内容分析与文化分析是统一的，就是作品的情感态度与行为价值倾向。形式分析与作品文本分析是统一的，都是寻找文本的外在特征与内在结构。
社会生活是艺术的素材，题材是艺术家对于生活素材的认识、选择、创造而形成的。题材是构成艺术作品的基础，对题材的发现和开掘是形成艺术家风格和流派的重要标志。
不同题材的性质、包含的客观意义、思想容量和价值内涵是不同的。有的题材是影响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有的题材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有的题材则甚至是一种闲情逸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艺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题材的多样化是由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决定的，也与艺术家自身的生活经历、艺术爱好和创作个性密切相关。
社会生活中有重大题材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与话题，都有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事件。艺术家对这些问题、事件或话题，自然也会格外关注，力求探索、解决，从而形成重大题材。这些重大题材的成功表现，会成为一时代艺术成就的标志，其中的一些便成为“史诗”般的作品。因此，轻视和忽略重大题材是不对的。
在提倡写重大题材时，不能走入“题材决定论”的歧途。题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品的价值，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影响作品价值的还有艺术家家的思想境界、艺术修养等种种因素。而且重大题材本身也是多样的，我们要提倡写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的统一。
艺术作品的主题是贯穿全书，起主导作用的艺术倾向性。主题包括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作者的态度、评价与理想，是思想与态度的有机统一。根据侧重点不同，主题可以分为思想性主题、道德性主题与情感性主题。
思想性主题以反映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为核心，突出表现主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据不同的发展趋势，它又可以分为肯定性主题与否定性主题。
道德性主题以反映人的性格、行为、利益冲突为核心，突出表现主体自身或者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它又可以分为歌颂伟大人格的歌颂性主题，与谴责卑劣人格的谴责讽刺主题。如崇高与卑鄙。
情感性主题以反映人的情感为核心，根据情感的倾向，又可以分为乐观性主题与悲观性主题。如喜剧与悲剧。
当然一个艺术作品可以有多个不同的主题，可以将思想、道德与情感不同程度的统一起来，因为社会生活之中它们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艺术作品的主题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艺术作品的价值并不是由主题单方面决定的，它还需要艺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结构的积极配合，那些语言贫乏、形象干瘪、结构混乱的作品，即使主题思想再进步崇高，其艺术价值也等于零。艺术语言决定了主题是隐蔽还是突显，是全面还是侧重，是深刻还是浅白。成功的艺术形象能够充分地、准确地表现主题，低劣的艺术形象不仅难以表现主题，还会损害作品的主题。
读者要分析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作品的内容，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将作品中部分内容的含义当作全篇的主题。必须把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与作品的总体精神结合起来。
在把握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时还应当注意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能够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包含着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因而形象体现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作家的主观思想。
至今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仍没有标准答案。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十分丰富的，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
艺术的内容美根据其情感与格调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通俗的，以满足人的低层次生理需要、欲望为主的层次。一个是高雅的，以满足人的高级社会心理需要、理想为主的层次。
情主要是指人的情感与心理；而欲主要是指人的生理与本能。情与欲分别属于“心”与“身”两个联系密切但又不同的领域。情与欲相辅相成，情可以生欲，欲也可以生情；欲的满足需要感情的投入，而情的愉悦也有赖于欲的满足。欲是情的生理基础，而情是控制欲望的道德机制。情胜欲则雅，欲胜情则俗，情欲相投，则雅俗共赏。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之所以风靡全球，绝不仅仅只是因为表现人的个性与欲望，而是因为较好的实现了情与欲、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才能够做到雅俗共赏。
艺术的内容美具有取向性，这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重要区别之一。形式美具有多样性与普适性。对于形式而言，简单是美的，复杂也是美的；平衡是美的，不平衡也是美的；静态是美的，动态也是美的；节奏慢是美的，节奏快也是美的。不同的形式之间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审美价值，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
而对于内容美而言，它的不同内容之间是不同的，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功利性，具有爱和恨、美和丑、善和恶、真和假的两极分化。抑恶扬善、抑欲扬情、抑假扬真这是社会从古至今的基本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