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英雄主义与中国的武侠是一回事，只不过它们所发生的环境条件不同。中国的武侠主要是发生在以冷兵器为主古代社会，而西方的英雄主义主要是发生在以热兵器为主的现代社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征：①与社会生活关系不同。
在武侠之中，侠客往往具有双面性，难以区分正邪与黑白。侠客既有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一面，又有持强凌弱、滥杀无辜的一面。而在英雄片当中，正邪与黑白被严格区分，英雄往往是正义与法律的化身。
在武侠之中，“正义”与权力掌握在少数武功高强的个人或者势力庞大的门派手中，尽管金庸提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然而在武侠之中绝大多数人学武并不是为了匡扶正义，而是为了获得更高深的武功与更大的势力，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与野心，这突出的表现在武林盟主的争夺之中。武侠传播的是一种迷信与专制的文化，是强权与暴力的文化。武功高强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把民意与法律看在眼里。
而在英雄片当中，英雄是根据公理、正义与法律而行动的，他们也有私欲，但是这种私欲一般不会超出法律的界限，是个人正当的需要。英雄往往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播种者，同时也是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代表，是反对强权，解放大众的英雄。
这种区别也影响了它们的结局，武侠片的最后结果往往是大侠独孤求败，最后退隐山林，侠客难以获得政府的肯定与尊重，江湖与世俗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江湖是自成一体的封闭系统。而英雄往往能够获得社会与国家的肯定与尊重，英雄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是统一的，英雄与社会是开放、互动的。
②在武侠之中，武学是神秘的，分等级的，学习低级武功的人在武功与成就方面难以超越学习高级武功的人。大侠的诞生往往需要奇遇与修行，这种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在英雄片当中，只要一枪在手，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这反映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西方英雄具有平民性、可重复性，强调英雄的能力，而不是血缘与地位。西方的能力与技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具有系统性、科学性，而不具有独特性。中国武侠重视血缘与地位，不具有普遍性，而具有独特性。中国的能力与技能不是通过普遍的教育途径获得的，而是通过传承与幸运获得的，他人难以复制。
中国武侠强调主角的完美性与领袖性，主角无所不能，完美无缺。他人与社会必须依赖于主角才能够获得成功，强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西方英雄强调主角的个性与团队合作性，主角具有个性，同时也具有缺点，主角依赖于他人与组织，是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主角必须要依赖于社会才能够获得成功，强调分工合作，各取所需。中国的成功是个人与人品的成功，而西方的成功是一种组织与规范的成功。
中国武侠强调利益与暴力的现实性与等级性，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利益与权力。中国弱者依赖并服从于强者，强者保护弱者，可以决定弱者的一切，弱者没有自由与尊严。西方英雄强调利益与暴力的规范性、普遍性、公平性，强调普世价值与人权。利益实现是通过公平竞争，反对垄断专制，反对剥削与压迫，坚持民主与法治。西方弱者不依赖于强者，而是依赖于组织与规范。西方每个人都有之间的自由与权力，不受其他人干涉。
③武侠是面向历史的，越是古代人其武功越高，甚至可以达到神话的地步。在武侠之中，武功秘籍与神兵利器都是以古为尊的，历史越长的武功秘籍与神兵利器越厉害，连侠客的武功也是越老越厉害。而越接近现代，武功的作用越低，中国的神功在西方的枪炮面前不堪一击。
英雄片则是面向未来的，越是现代人越厉害，因为枪炮的威力是随着社会而进步的。英雄片也没有论资排辈现象，相反往往是年轻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成为英雄。而且英雄片推崇科学技术，因为高科技武器威力更大，所以美国出现了许多高科技、科幻的英雄片。
④武侠具有文化中心主义倾向，是一种内向、封闭、保守的文化。武侠是一种纯粹中国式的文化，它发生在中国，以中国人为主体。武侠排斥外来文化，外国与异族在武侠之中，往往是以挑战者、野心家、侵略者的面貌而存在。而与之相应的是，侠客往往是因为抵抗外族侵略，打败了异族的挑战者而成为大侠的。武侠没有世界的视野，只满足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是一种典型的窝里横。武侠认为中华武功天下第一，其他国家与民族都必须臣服于中国，这实际上表现了中国人的国家幻想。
英雄片是面向世界的，是一种外向、开放、进取的文化。英雄片充满了冒险精神，英雄与冒险、开疆辟土往往是统一的，英雄通过冒险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异族文化，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并且显示了英雄的广阔胸襟与不畏艰险的勇气。武侠决战于紫禁之巅，而英雄决战于世界之巅。
理念不同，中国武侠以国家利益与传统文化为目的，强调大公无私与牺牲奉献精神，强调个人为国家与社会做奉献，容易忽视个人的利益。东方英雄是国家的、历史的英雄。西方英雄以民主与法治为目的，强调个人的利益与自由，强调国家与社会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安全与利益。西方英雄是民众的、正义的英雄。
中国武侠文化保守，不符合传统文化与统治阶级需要的人往往成为魔道与反派，如东邪西毒。而维护传统文化与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杀人盈野，也是正道与大侠。中国武侠的正邪之分是一种文化与道德上的正邪之分。
西方英雄文化开放创新，英雄具有创新与冒险精神。西方英雄的正邪之分是一种人权与法治的正邪之分，违反人权与法律的人就是反派与罪犯，维护人权与法律的人就是正道与英雄。
中国武侠和美国英雄主义的这种文化差别，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不同，中国有漫长的古代历史，美国基本上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这种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是造成武侠与英雄差异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生活水平的发达，而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更主要的是拍摄现代片的制作成本与政治风险，中国还不存在真正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这些限制了中国现代英雄片的出现和发展。
现代艺术建立在现代科技、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意识基础之上，没有发达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不会有发达的现代艺术。英雄片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美国的英雄片之所以一枝独秀，与美国的综合实力最强是密不可分的。从最简单的一点来看，英雄片离不开各种交通工具与道路，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与交通工具不发达，这就限制了这些国家英雄片的发展。美国具有发达的基础建设，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美国英雄片在全球最强的社会基础。美国的好莱坞与五角大楼一直都有一腿，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支持美国英雄片的重要力量，而好莱坞的电影则成为传播美国精神的载体。而中国的电影缺乏政府与军队的支持，这是中国没有发达英雄片的重要原因。
艺术风格
艺术作品是由内容与形式共同组成的，形式是内容的表现手段，内容是形式的表现目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艺术形象本身是由内容与形式共同形成的。
艺术风格是艺术作品整体所表现出来特征，它是个性与共性，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从内容上看，题材的一贯性，特殊的人物以及一贯的情感态度和思想倾向，是作家风格的重要表现。从形式来看，作品的语言、结构、艺术技巧和体裁样式的运用也体现着作家的风格。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既需要不断地总结艺术经验，提高艺术能力，又需要注意社会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会有艺术的独创性，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艺术风格既具有多样性、发展性，又具有统一性、稳定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是由题材、形式与审美的多样性决定的，体现了艺术的自由。艺术风格的统一性是由共同的创作方法、世界观所决定的，体现了艺术的必然性。根据不同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可以将艺术分为四种主要的风格，包括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通俗主义。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作家按照实际生活存在的样子，通过艺术概括和典型创造，真实具体地认识和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形象的一种创作原则。
1、反映生活的真实性
现实主义强调如实的反映现实与历史，它关注现实生活与现实问题，注重细节真实与生活逻辑，强调事件与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强调事物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意识形态比较明显，容易忽视人的个人价值与主观意愿，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容易脸谱化、类型化，往往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木偶，是时代的传声筒。他们所谓的现实，往往只是披着现实外衣的想象与虚构。
2、反映社会的复杂性与批判性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社会现实从来都具有正反好坏等多方面内容，现实主义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就不能够只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而必须全面深刻的反映社会生活。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复杂多变的社会场景，众多不同个性的人物，大大小小各种事件，从而能够描绘出具有历史感的社会现实。但是这样也容易陷入记流水账、结构臃肿的弊端。
所谓的批判性也就是一种倾向性，就是对真善美利与假丑恶贪的不同判断与态度。现实主义不能够只一味的歌功颂德，而必须勇敢的直面现实，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与腐朽性，通过反映各种假丑恶贪现象的危害，激起人们与之斗争的信心与勇气。现实主义侧重于揭露与批判现实，而理想主义则侧重于赞美理想，表现理想实现的过程。
3、思想倾向的间接性
现实主义的思想倾向一般不是由作者公开表露、直接点明的，而是通过作品的形象与人物间接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好恶隐藏于人物的好恶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评价事物的价值。这就要求读者从人物形象的刻划、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描绘诸方面进行细心的感受、体验和品味，了解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从而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和教益。
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着力于营造理想的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生活之中不可能存在的环境、人物与故事。理想主义采用大胆的想象、夸张和变形等手法来塑造理想化的形象，通过直接抒发内心的激情来表达理想世界。
描写理想的生活，追求理想的真实是理想主义的首要特点。理想主义不重视科学与社会的逻辑，而重视情感与理想的逻辑。理想主义作品说奇人、传奇事、写奇境，把人物、事件、环境都理想化，甚至突破人神界限、时空界限、生死界限，使其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似的品格和面貌。理想主义的弊端在于，容易脱离现实，忽视矛盾，而陷入空想主义，在现实之中缺乏可行性、真实性，完全是一种意淫。
理想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幻想小说。幻想小说是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寓言、童话发展起来的，包括科幻、奇幻、魔幻、玄幻等类型。
非幻想类文学，虽然情节、人物都可能是虚构的，但我们很容易就能在真实生活中找到类似的故事，类似的人。而幻想小说就不同。它所描写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发生的，甚至根本不曾存在的。幻想小说在进行虚构时，不是基于物质的真实，而是基于精神的真实。
另一方面，仙法、魔法以及种种新鲜怪异的东西，不仅令小说更精彩，也令矛盾冲突更激烈。幻想小说中，人物所要面临的考验，往往比真实生活要严峻得多，也可怕得多。正因如此，人性就更为突出，欢乐、痛苦也更为强烈。幻想小说中人物的经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机会体验的。这正是幻想小说的魅力所在。
玄幻小说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能力超凡，拥有非常大的自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与放松----生活中最难受的就是不能随心所欲，而玄幻小说给了读者放松心灵、体验自由的机会。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着力于营造主观化、个体化的艺术作品，重视主观现实与个体的内心世界，具有环境、人物、故事的复杂性、分裂性与矛盾性等特征。
个人主义突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注重反映个体的生活与内心，强调个人的存在与价值。个人主义强调人的异化与非理性。突出反映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非理性、矛盾性，它反对人物性格与事件的必然性，而突出事件的偶然性与人物命运的偶然性、悲剧性。在结构上也具有非理性、无序化的特征，往往随心所欲，想到哪写到哪。

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
1、强调表现主观，追求心理真实。
个人主义不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体，而是强调表现主观的本能、潜意识，追求心理真实。个人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也反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而是强调艺术家的自我感受，表现人的内心世界。
他们认为现实只不过是人的表象，主观现实才是本质，因而应该从主体的感受出发去描写现实，使艺术描写心灵化。艺术的真实不在于它与客观世界的相似程度，而在于它所表达出的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的感受认识。
传统小说刻画人物的心理，主要是描写有意识的内心活动。而意识流小说，则着重要写非理性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突出人物内心的混乱、迷离、恍惚、无逻辑性、动物性和疯狂性，以为只有这样才算写出了心理的原始真实。意识流小说家有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和传统心理小说的顺时序，消除逻辑时间界限，将感觉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拧在一起，形成主观时间与主观结构。
2、塑造荒诞的艺术形象
个人主义的作品一般没有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没有完整的人物性格的刻划，但是，他们仍然遵循用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观念的原则。他们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或者是某种观点或哲理的化身，或者是作者某些经验或体验的体现，或者是某种象征意义的寄托。
个人主义通过个人来反映社会与世界，强调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与界限，突出个人的孤独感与社会的荒谬感。个人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个人为社会、为物所排挤，人性被“物化”、“动物化”，人与人之间是一幅冷漠无情、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人们的心灵中充满孤独感、失落感，所以表现出一种悲观绝望的变态或病态的心理。
3、追求形式创新，否定艺术传统
个人主义作家反对传统的创作方法，反对传统的艺术形式，反对各类文体的特点，非常强调创新。他们常常打破不同文体类型的界限，甚至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强调艺术形式的碎片化，从而营造一种荒诞的社会图景。
通俗主义
通俗主义注重满足民众的需要，具有通俗性、刺激性、技术性。通俗主义强调艺术的经济价值，强调艺术服务于市场需要。通俗主义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注重商品的时尚性、流行性。通俗主义注重生理刺激与价值刺激，而排除高深的思考与理性。通俗主义通过高科技来制造生理刺激，甚至认为技术能够制造情感与艺术。通俗主义强调消费者的主导地位，容易媚俗，粉饰太平，从而掩盖社会真实与社会矛盾。通俗主义强调生活化，通过明星与广告现身说法，来刺激人民的购买欲望。强调模仿与流行，而容易忽视人的个性。
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艺术的发展，成为了现代艺术的主流。现代大众艺术是以悬疑推理、恐怖片、暴力片、情色片等为代表的，它们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娱乐性大于思想性，对于生理的刺激大于对道德的追求。事实证明，群众需要阅读快乐。2003年在美国销售的所有小说中，34%属于言情小说，6%属于幻想类和科学小说，19%属于神秘小说和恐怖小说，只有25%属于“普通小说”，即包括了更少的属于文学类小说那一类。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种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都是艺术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而且使用哪一种艺术的创作方法与表现风格，并不能够保证艺术作品本身的成功与否。要衡量一件艺术作品的优劣，不能够仅仅从艺术作品的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来衡量，而必须从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与思想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够得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现代社会影视艺术是大众文化与艺术的主流，表演则是影视艺术的核心，演员表演风格的四大流派：
1.偶像派，也就是本色表演派，就是谁演像谁，不重视演技、人物与故事，而重视对明星的包装与突出。
2.演技派，就是演谁像谁。也就是非隔离派，强调演员与人物的统一与重合，重视故事的连续性、逻辑性。
3.隔离派，强调演员与表演人物的隔离，重视演员的现场发挥、个体表现，重视与观众的互动。不重视故事的连续性、逻辑性，而是按照观众、演员的互动，选择表现不同的故事过程与结局。
4.抽象派，通过程式化、抽象化的动作、表演来体现不同的场合与道具，甚至情节与故事。如中国传统戏剧。
艺术欣赏与艺术价值
艺术欣赏的本质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在艺术欣赏活动中，欣赏主体和艺术作品相互作用。艺术作品总是引导欣赏者向作品所规定的艺术世界运动，欣赏主体又总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能力来改造和加工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艺术作品对于人物形象与情节表现的越具体、详细，读者的再创造活动也就越少，作品的意义也就相对具体，容易理解。而艺术作品对于人物形象与情节表现的越抽象，留下的空白、间隙越大，读者的再创造活动也就越多，作品的意义也就相对模糊，不容易理解。一般说来，抽象艺术最不容易理解，影视艺术最容易理解，而语言艺术居中。
艺术欣赏的再创造一方面与作品的信息表现形式相关，另一方面与读者的需要与素质相关。所以，年轻人更喜欢影视艺术，而老年人更喜欢抽象的书法与戏剧。不成熟的读者更喜欢浅白的艺术作品，而成熟的读者更喜欢有一定深度与难度的艺术作品。读者的生理差异、心理差异、身份差异、文化差异都会导致对于艺术欣赏的差异。
艺术欣赏的再创造是有限的。对此有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结构主义与叙述主义，它认为艺术欣赏就是对于艺术作品内容的机械反映过程，艺术批评就是对艺术的作品分析、文本分析，否认欣赏主体对于艺术作品与艺术形象的再创造性，而夸大了艺术作品本身的作用，用对作品的客观分析与统计代替了主观的欣赏活动。
它认为读者的心理结构与需要本身是固定不变的，具有不变的人性，因而它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只能够有一种正确的理解，只能有一种批评的标准。结构主义正是如此，它们将艺术作品的意义局限于作品本身，希望通过客观的分析而得出作品唯一的意义。
另一种是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它认为对于艺术作品的意义可以任意理解，可以自由的进行再创造。它否认了艺术欣赏对于艺术作品的依赖性，否认了不同艺术作品之间，以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区别，而夸大了欣赏主体对于艺术作品与艺术形象的再创造性，用主观的想象代替了客观的分析。它认为主体的心理结构与需要是无限多样的，主体对于艺术作品的反映也是无限多样的，艺术作品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意义与标准，能够任意的主观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口号就是怎么写怎么有理，怎么说都行。
我们应该认识到主体的心理结构与需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历史的、有规律的发展的。一方面我们要反对对艺术作品作固定不变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对艺术作品的任意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具有相对性、历史性，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不是随意的。
艺术欣赏形成了对于艺术作品与艺术形象的同情与共鸣。艺术共鸣是有条件的。首先，艺术修养是产生共鸣的必要条件。一定的艺术修养是进行艺术欣赏的基础，不能欣赏艺术作品也就无从产生共鸣。艺术修养越高，越容易理解艺术作品，形成艺术共鸣。艺术修养与艺术欣赏是相互促进的，艺术修养是艺术欣赏的内在依据，艺术欣赏是艺术修养的外在表现。
其次，艺术的共鸣还在于物理－生理－心理的共鸣，对于抽象艺术的审美，比如对于音乐的欣赏，就涉及到物理与心理的形式共鸣。
最后，读者与作品有相似的生活经历，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但是，绝大多数艺术作品往往与读者的生活具有巨大的差异与距离，是读者所没有经历的。如神话、历史小说等。而这些作品仍然能够与读者形成共鸣。这是因为读者自身的思想情感与作品的思想情感形成了共鸣，这是艺术共鸣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艺术发展的历史上，之所以那些描写爱恨情仇等所谓永久人性的艺术作品容易流传下来，正是因为这些情感容易与读者的思想情感形成共鸣，才能够被人们记住。
艺术标准是人们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尺度，是艺术内容标准、艺术形式标准、艺术思想标准与艺术市场标准的统一。
艺术内容标准也就是社会生活标准，它是看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不同的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范围与角度不一样，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价值。艺术内容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艺术作品题材的广泛性与典型性之上。一般来说，艺术作品的内容、题材越广泛，就表明艺术家对于社会的反映越全面，从而有助于满足读者多样性的审美需要，有助于提高读者对于社会的认识。
但是，艺术内容的价值并不简单的取决于艺术题材的多寡与数量之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艺术家反映社会生活的质量与典型性之上。艺术典型就是艺术家在对社会生活本质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于题材的选择、集中与创造而形成的，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艺术形象，它包括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典型心理与典型环境等。
不同艺术的典型是不同的，现实主义强调塑造典型人物，强调典型的真实性与全面性。理想主义强调塑造典型环境，强调典型的理想性、神秘性。个人主义强调塑造典型心理，强调典型的象征性、荒诞性。通俗主义强调塑造典型情节，强调典型的大众化与冲突化。
艺术典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艺术作品本身的容量与篇幅总是有限的，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也是有限的，在相对有限的艺术作品之中，艺术家通过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来充分的反映出艺术家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深刻认识，达到蕴无限于有限、蕴抽象于具体之中的艺术效果，从而扩大艺术作品的价值。
艺术形式标准是反映在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家能力的尺度。衡量艺术形式价值的标准主要是看艺术家对于艺术形式掌握的熟练度与独创性。具体而言包括：
语言与形象的生动性。艺术用艺术语言与艺术形象反映生活，作品的语言与形象生动与否，决定着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的强弱，显示着作家艺术才能的高低，是衡量作品艺术性的基本条件。一些概念化的作品，其思想内容也许是正确的，但它没有生动的语言与形象，缺乏艺术性，也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形式的技术性与技巧性。艺术形式的技巧性表现为艺术家对于艺术表现手法与创作方法的熟练掌握之上，它体现了艺术家对于传统艺术表现手段的学习与借鉴，是艺术形式创造的基础。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科学技术对艺术形式与语言的影响日益扩大，科学技术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与语言。因此形式的技术性与技巧性就成为艺术形式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式的独创性和完美性。艺术内容是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的。表现内容的形式本身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功能。富于独创性而又完美的形式不仅能充分地表现作品内容，使作品显示出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美，而且也在内容表现中显示出作家在结构安排、语言运用和表现手法等方面的高超技巧，产生形式所具有的独特美感。艺术形式的独创和完美就是要求内容沉淀在形式中，形式融化在内容里，两者和谐统一。
艺术思想标准是衡量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与道德倾向的尺度。思想尺度就是文艺作品对社会发展内在必然性的掌握与表现。道德尺度就是文艺作品的情感与道德是否真诚高尚。美总是与认知、道德相统一的，也就是说真善美利是统一的，并不存在脱离于认知与道德之外的绝对的美感。个人的美感总是与个人的知识修养与道德修养相统一的，社会的美感总是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相统一的。艺术思想标准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欣赏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生活，把握人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艺术作品强烈的表现着作家的是非爱憎，并以此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不同时代、阶级的作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感情态度，艺术的倾向性也有进步、落后、甚至反动之别，产生着不同的思想影响，不同的教育作用，不同的社会效果。或者使人振奋昂扬、积极向上，或者使人消沉颓废，甚至走入歧途。

作品要体现进步的思想，这并不是要求在作品中发宣言、表态度，而是要在艺术描写中正确地评价生活，体现历史的进步性，体现对生活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只有那些反映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的艺术作品才能够成为永恒的艺术作品。相反，那些宣扬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道德的作品，那些违背社会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艺术作品都必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不能够简单的以赞成或者反对来衡量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通过正反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与批判事物的价值。既不伪善，也不隐恶，这才是艺术作品思想性的要求与标准。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鲁迅对于阿Q的遭遇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同情与批判的统一。
艺术市场标准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与流行程度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价值多少，不是由少数艺术家、评论家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广大的艺术消费者决定的。
对于艺术的评价不应该只是少数文化人的判断，一件艺术品是否具有价值，归根到底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进行判断与评价，而艺术品的市场消费与经济价值，恰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艺术的社会需要与社会评价。批评家用手来批评，而消费者用脚来批评。所以艺术批评必须重视艺术的市场经济价值与读者需要。
艺术消费是实现艺术价值的必要条件。艺术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艺术欣赏才能实现其价值。没有消费就没有价值，艺术创作过程只是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艺术的消费与欣赏则构成了艺术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一部艺术作品读者越多，流传越广，就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
我们必须要以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与思想的完美统一作为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最高标准。脱离艺术作品整体，孤立地分析作品内容、形式、思想的某一方面，就不可能正确的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
艺术标准是在艺术本质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历史上，有艺术与美的客观说，认为美在于生活，艺术在于模仿等；有的理论认为艺术与美的本质在于形式；有艺术与美的主观说，认为艺术在于表现，美在于理念等。这些理论都只强调了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与思想的某一方面，它们可以解释艺术的某些现象，但是都无法囊括艺术的全部本质，只有将它们综合起来，才能够全面的认识艺术的本质，才能够全面的解释各种艺术现象。
艺术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认识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等。其中审美价值是艺术价值的基础，艺术的其他价值都是通过审美价值来实现的。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没有审美价值，其他的各种价值再高，也不再是艺术的价值。
艺术的认识价值是指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艺术能够形象生动的揭示社会、历史、人生的真缔和内涵，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给人们带来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被称为“社会的百科全书”，称为“形象的历史”。
艺术的思想教育价值。主要指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艺术作品只有具有进步的倾向性，才能助人向善，引人向上。一个作家思想愈高尚、情感愈纯粹、境界愈开阔，对生活的说明和评价愈正确、深刻，他的作品的教育价值便愈显著、愈有效。
艺术的审美价值。通过艺术欣赏活动，艺术能够使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艺术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或无法实现的情绪、愿望、期待、理想，通过艺术创造的想象世界或梦幻世界得到完成和满足。
由于人的认知系统和意志系统的干预，人的情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表现，这就是所谓“压抑”。它使得人们的情感趋向淡漠，人与人之间只有工具性的交流，操作性的交流，而缺乏情感交流。艺术能将人的情感按一种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方式即审美方式，有序地激发出来；它把人的心灵带入到一种仪式化的活动过程当中，通过宣泄与体验，使过分强烈的情感得到疏导和转化，从而使情感、认知和意志统一和谐起来。
其次，艺术世界的广大和复杂，使接受艺术的人扩大了生活视野，在艺术体验中享受到高度密集而又多样化的情感体验，从而使自己的情感世界也变得丰富起来。
艺术正是通过心理宣泄和艺术实现功能，释放了压抑的生理、心理能量，弥补了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的不足，提高了人们的精神追求，满足了人们的多种多样的需要，从而实现性情的陶冶和心灵的净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随着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需要在艺术中充分发展个性和恢复人性的完整，防止心理失衡和人格的分裂，提高生存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不能以艺术家的名气大小，以及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大小为唯一标准。而必须以艺术作品为客观依据，以人民的生活实践为客观标准，以人民群众的好恶为主观标准，实事求是的评价。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会下降，而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却是不断提高的，这掩饰了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当一种新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形态出现时，社会对它的艺术价值有一个认识与发展过程。
不同的艺术类型具有不同的价值。表现自然的艺术作品往往缺乏社会思想，不能够以思想来衡量。抽象艺术往往具有高超的形式美，而难以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情感。
艺术的价值具有主观性和差异性，同一件艺术作品对于不同主体的价值并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是经典的艺术作品，另外一些人可能会不屑一顾。对一个人有重要影响的艺术作品，也并不一定非得是艺术经典。
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评价，我们一方面要强调艺术作品内容、形式与思想相统一的综合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必须将艺术标准与不同的艺术形式、社会时代和不同的主体相结合，坚持形式标准与具体内容相结合，现实标准与历史标准相结合，主观标准与社会标准相结合的批评原则。艺术作品的价值是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的统一，艺术作品的价值标准也是艺术标准、社会标准、历史标准与市场标准的统一。
人对艺术的需要，是因为客观实践无法全部满足人的主观需要，而艺术可以暂时满足主体的主观需要，但是这种满足是短暂、虚幻的，并不能取代客观实践的价值，所以艺术的价值是有限的。
而且庸俗的艺术具有消极的社会价值。艺术的社会负价值包括成瘾现象、诱导犯罪现象、促进迷信思想、非科学思想的传播等等。我们一方面要通过艺术批评促进优秀艺术作品的发展，抵制不良的、庸俗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分级制度进行文化艺术的社会控制与管理。过度的控制不利于文化的发展，过度的自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文化分级制度体现了自由与控制的统一，从而有助于文化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艺术的分级制度是对艺术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它是一种内容分级和限制性分级。这是因为艺术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影响具有区别，特别是青少年对于艺术缺乏鉴别、判断能力。青少年的身心都不成熟、稳定，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社会不良艺术与文化的影响，所以必须限制青少年的接触不良艺术与文化。
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决定艺术创作与价值的重要因素。现实主义为现实而艺术，它强调艺术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强调艺术的形式规范性与意识形态性。高雅艺术强调艺术的社会职能，强调艺术为社会、政治、道德的发展而服务。在艺术创作上，它强调艺术的内容与思想、倾向性的统一，通过创造典型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但是它也容易陷入僵化与保守，否定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尽管文艺活动是以个人的形式进行的，但是艺术的题材、创作方法与创作目的都具有社会性。艺术所反映的生活与题材，是由社会共同实践形成的。艺术的创作方法是在传统创作方法与艺术形式基础之上而形成的。艺术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审美需要。
只要艺术存在于社会之中，它就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艺术创作的目的具有一种社会交流的意图，希望在读者那里得到回应，因而，艺术单纯地表现自我是不够的，还要强调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共同性、社会性价值。
艺术具有社会性与意识形态性，但是片面的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而忽视艺术的人文性，甚至将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与艺术的人文性对立起来，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
理想主义为理想而艺术，强调艺术反映理想、为理想服务，强调艺术的理想性与超越性。理想主义不仅不重视现实，还要努力摆脱现实、逃避现实。理想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丑恶的，是对人的束缚，强调理想世界才是合理的、正当的世界。理想主义强调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穿越），认为只有在理想世界之中才能够找到并且实现幸福与自由。
现实是理想的基础，现实世界也是理想世界的基础。所谓的理想世界归根到底只是现实世界的扭曲与变态，理想主义就像宗教一样，只是对于人的一种欺骗与麻醉。
理想主义反映了人对于自由与幸福的向往，但是理想主义找不到实现理想的现实方法，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与矛盾，只是寄希望于理想世界，这是一种白日梦、乌托邦，也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主义反映与解决现实问题，而理想主义发现了现实世界的问题，但是却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只能够逃避现实，在主观世界之中意淫。
通俗主义为市场而艺术，它强调艺术反映市场需要、为消费者服务，根据艺术市场、消费群体的特殊需要而选择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通俗艺术强调艺术的娱乐性与经济性，而忽视艺术的社会职能与思想，容易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矛盾。
实用艺术、通俗艺术的意义在于：第一，强调了艺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将艺术根植于人类丰富的生活土壤中，正是社会的需要促使艺术得到长足发展。第二，强调艺术对人类的有益和有用性，有助于艺术创作者有为而作，避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主义，使艺术承担必要的社会职责，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也就是纯艺术、前卫艺术的思想，它强调艺术反映个人心理、为个人服务。它否认艺术创作必须遵从任何外在与内在的条件、规范的束缚，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绝对自由的体现，艺术的创造不应该受到艺术传统与社会的影响。一旦艺术家与艺术创作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艺术就会变质、异化，艺术也就不能够称为艺术了。前卫艺术强调了艺术的主观性、创造性。认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只能由艺术家个人决定，强调艺术家的自主意识与创作自由，强调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与发展。而反对千人一面，人云亦云，反对社会政治、经济、传统对于艺术家的束缚。
艺术创新是建立在继承传统基础之上的，否定艺术传统无助于艺术创新，只会阻碍艺术的发展。而且传统与创新是相互转化的，艺术家在打破一种传统的同时，也就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
艺术的价值是认识价值、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统一，相应的艺术的服务对象也是不同对象的统一。我们不能够将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与艺术的人文性、商品性与理想性割裂开来，只有百花齐放，才能皆大欢喜。
艺术的发展
第一，艺术形式与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对于艺术生产同样适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艺术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优秀的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发展的作用。这是因为科学技术能够提供全新的艺术语言与表现方式。而艺术家只能够对于传统的艺术表现方式进行有限的创新。
现代艺术的代表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这些艺术形式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只有科技的发展才能为艺术与想象插上翅膀。随着电脑与网络的发展，网络艺术与虚拟现实艺术将成为艺术发展的重要方向。艺术将从冷的、平面的艺术形式发展为互动的、多媒体的艺术形式。
高科技对于艺术的影响表现在，一是科学技术推动了艺术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革新，推动了艺术作品形态与艺术组织形态的发展。新的艺术语言与艺术手段必然导致新的艺术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手段，促使新的艺术种类和艺术形式的产生。科学技术使得艺术生产从艺术家个人生产方式发展为艺术产业化生产方式，极大的提高了艺术生产力与创造力。它也使得艺术产业组织取代艺术家个人成为艺术生产的主体，推动了文化艺术的产业化发展。

群体与组织
人口
人口问题包括：
一是人口的数量问题，必须通过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使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是人口的质量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教育、医疗、文化，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经济水平，提高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
三是人与人关系问题。它又包括国家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与不同国家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两方面，也就是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不公平、不合理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会形成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社会分裂与战争，极大的威胁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必须通过民主法治建设，提高人权与自由，建立公平合理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
人口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民族问题是人与人关系的核心，阶级问题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核心，政党问题是统治阶级与人民关系的核心。
人口问题是基本的社会问题。尽管它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基本解决，但是从国际范围来看，人口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当今世界上，人口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因。
人口过多首先造成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贫困问题与社会不平等问题，进而造成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人口过多使得大多数人无法保障其生存权，造成人的绝对贫困化与不平等问题，如中国的户籍制度。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形成盗窃与犯罪问题，甚至还会导致社会内乱与内战。如许多非洲国家的内战不断，就与人口问题有关。而且过多的人口还会形成环境压力，造成环境恶化。
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人口数量，发达国家更加重视人口质量，这是由于教育水平不同引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偏向年轻化，发达国家人口偏向老龄化，这是由于医疗水平不同引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贫困化，发达国家人口富裕，这是由于经济水平不同引起的。
中国人人多命贱，西方人人少命贵。必须通过计划生育完成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要减少人口数量，减轻城市与环境负担。同时还能够降低社会竞争与社会矛盾，中国人喜欢钻空子、占小便宜与窝里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太多了，导致社会竞争太残酷。古代社会钱少人多，自然会形成社会矛盾与斗争；现代社会钱多人少，自然会形成社会团结与和谐。
中国人缺乏公德、不环保也与中国人多有关。人多形成了生存压力与环境压力，从而导致了社会与环境的混乱。计划生育就是最好的环境保护政策与社会治理政策，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过多，那么再严厉的环境保护与法律制度也是没有作用的。
存在决定意识是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于人而言就是人口决定人性。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性格与文化，之所以有中国人的劣根性，这是中国人口过多的必然产物。质量互变原理指出，人口数量会影响人口素质。
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多问题，就难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稳定与公平问题。发达国家之所以反对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绝不仅仅是为了人权，归根到底还在于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意图。
人口过多必然会导致人口素质低下，从而形成贫困化陷阱，也就是贫困的世代延续。中国的农耕文化形成了一种重视生育与家庭的文化，导致了中国人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人口过多反过来又造成中国文化素质低下，文化变迁困难。中国的农村文化、底层文化几乎不会随上层文化而改变，这就是一种人口过多所导致的文化贫困陷阱。而现代社会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完成了从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
计划生育是中国发展的第一国策，是解决目前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都离不开计划生育，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任何改革与发展都必然会失效与失败。
人口过多，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国情与特色，同时也是从古至今最重要的国情。人口过多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
社会人口密度大有利于形成封建专制制度，人口密度低有助于形成民主法治制度。农耕文明比游牧文明人口密度大，因此有助于形成大一统制度。工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大于农业社会，但是工业社会的教育与传播水平同样高于农业社会，二者相比较，后者作用更大，所以工业社会有利于形成民主法治社会。
计划生育正是为了实现人权的公平与自由，因为多余的人口对于社会是一种负担，会降低社会的发展速度，不利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会造成社会矛盾与两极分化，最终损害人权的公平与自由。
重视人权与对人口生产进行控制是统一的，重视人权就必须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力，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但是盲目的、无节制的人口生产会大大超出社会可承载的范围，将极大的影响人的生存质量，甚至连人的生存权也将无法保障。所以计划生育与保障人权是统一的，必须以社会生产力为依据保持社会的适度人口，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计划生育符合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而盲目生育就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生育技术与生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要提倡科学合理的生育道德与生育制度，反对无限制的人口生育。
计划生育还是解决家族垄断问题的根本方法。凡是重视生育的社会都存在着家族的社会垄断问题，也就是大家族、世家垄断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家族统治，追求家族垄断利益，阻碍了社会的流动与发展。古代中国的家族垄断问题尤其突出，大家族是封建社会从地方到中央的重要参与者，形成了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社会关系网与保护网，形成了事实上的封建贵族制度。
古代的家族垄断形成了门阀制度，也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等级制度。一方面造成了家族自身的腐化，另一方面也威胁了皇权的稳定。要克服家族垄断，一是靠民主竞争，促进社会流动，防止社会出现家族板结与垄断。古代通过科举制度在国家层面上初步解决了家族垄断问题，但是在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家族统治仍然难以改变。中国的宗法社会也就是家族社会，中国的乡绅也就是家族族长，农村地区的乡规民约也就是家族族法。
二是靠发展生产力与城市化、法制化。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克服宗法社会，就是因为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人的流动与竞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打破了家族对人的垄断与限制，形成了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
三是靠计划生育。只要存在着大家族，就必然会出现家族垄断问题，通过民主竞争与城市化可以缓解家族垄断问题，但是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克服，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要解决家族垄断问题，归根到底必须要釜底抽薪，通过计划生育来限制大家族的形成与发展。所以必须要在社会之中贯彻计划生育，尤其是统治阶级要遵守计划生育，防止统治阶级的膨胀。
古代统治阶级膨胀的基础是权力与生育的膨胀，现代社会一方面通过依法治国限制了统治阶级权力的膨胀，另一方面通过计划生育限制了统治阶级数量的膨胀。
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文化生产与人口生产三种主要形式，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这三种生产的协调发展。人口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表现为适度人口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而过少的人口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过多的人口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人口的计划生育是统一的。
历史上通过天灾与疾病、战争与屠杀、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中国历史上人口与朝代的交替周期性变化，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周期律，说明人口问题是中国朝代更迭的根本原因之一。人口的增长加剧了朝代内部的矛盾，而朝代更迭又成为人口减少主要的原因。
人的生存与社会是统一的，但也存在相对矛盾。因为人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消费的主体。如果人的消费超出了生产与环境的限度，就会形成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巨大矛盾。
中国古代文化盲目鼓励生育，造成了一种内向的生殖殖民主义，它与愚民政策一起，是构成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原因，是形成中国古代朝代更迭与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反封建、反专制，反愚民、反殖民，通过民主法治、科教兴国。
古代东方社会的农业与医疗水平最高，中国的人口总数与人口密度也是古代社会最高的。古代西方社会是一种农牧结合的农业结构，造成人口数量不多，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奴隶贸易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缺乏工业人口。
古代社会无法控制人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形成了人口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巨大矛盾。古代人口生产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以数量增长为特征。只有通过社会战争来削减、控制人口，形成了古代社会周期性的朝代更迭。古代重视人的繁殖而忽视人的生存质量。现代人口生产具有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以质量增长为特征。现代人的生存寿命与生存质量不断提高。
计划生育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手段之一，是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科学合理的计划生育与移民政策，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计划生育是一种现代化、科学化的社会治理手段，古代是没有计划生育的，所以古代社会是一种不文明的野蛮社会，计划生育是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计划生育与移民政策都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但是目前并不存在人口大规模移民的条件，所以只能够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以移民政策为辅。
有人口红利也有人口负担，单纯的人口本身并不一定具有人口红利，只有有工作、有文化的人口才具有社会价值，而无工作、无文化的人口就是社会负担。实际上并不是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发展实现了人口红利。一个社会只要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就不会担心没有人口红利。如果经济低迷不振，那么即使社会人口结构再年轻，也不存在人口红利，比如说许多非洲不发达国家就是如此。
人口发展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才是人口发展的根本原因。人口本身具有自发调节的能力，经济发展了，人口也会随之扩张；经济衰退了，人口也会随之减少。当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社会人口红利就会变为人口负担。
均衡人口就是指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人口增长率接近于零的社会人口。人口的发展经历了从古代的均衡人口向现代的适度人口的转变。古代的均衡人口是一种低水平的自然均衡人口，其总量主要是由于农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现代的适度人口是一种高水平的社会均衡人口，其总量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活质量所决定的。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现代社会的适度人口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一个国家的合理人口应该根据粮食人口、就业人口与教育人口来进行界定。粮食人口（保障性人口）决定了人口的上限，就业人口，决定了人口的下限。就业人口强调人的生产职能，粮食人口强调人的消费职能。农业社会的均衡人口就是粮食人口，工业社会的均衡人口就是就业人口。教育人口决定了人口的最佳比率，决定了人口的扩张还是收缩。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做到充分教育与充分就业，那么就应该采取限制人口生育与鼓励对外移民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充分教育与充分就业，那么就应该采取鼓励人口生育与吸收移民的政策。
对于社会而言，无教育、无就业、无保障的人口是一种无效率人口，甚至是负效率人口。这种人口越多，社会越不稳定，越容易形成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与分裂。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与就业水平、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人口的充分教育、充分就业、充分保障，充分开发与利用社会的人力资源，减少人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适度人口的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上升。人口问题是由于环境资源与社会生产力的制约而形成的，不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扩展环境资源，人口问题就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最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几乎取决于人口的比例。美国和日本是发达国家中仅有的两个全球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这也正是两国的名义GDP名列前茅的直接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从长期来看，它必然会引起两个问题，即人口老年化与人口负增长问题，必须通过合理的政策安排加以预防和解决。人口老年化可以通过社会养老加以解决。社会的养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与福利制度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具有零增长、负增长的趋势，比中国的人口增长还低，为什么他们不会出现养老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福利水平高，社会承担得起养老责任。与之相反的是，我们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才会造成养老问题积重难返，当一个社会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何谈养老问题？
人口老龄化必须通过养老保险来解决，靠生育与移民政策解决不了，因为社会的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我们迟早都会面对这一问题，而不能逃避。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国内生产与市场需要减少，而人口城市化会导致国内生产与市场需要增加，二者的效应是相反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大于人口城市化的效应，主要表现为负面效应。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口城市化大于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为积极效应。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缺乏劳动力与市场需要，但是在一个人口总数过多的国家，这些都不是问题。中国还没有达到缺乏劳动力与市场需要的时候，因为中国还有众多的农民要转变为市民，这本身会提高生产力与市场需要，从而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中国必须要通过人口城市化与计划生育来解决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过多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贫困化并存的问题。
古代社会从年龄分布上看是一种年轻人社会，从文化上看是一种老年人社会；现代社会从年龄分布上看是一种老年人社会，从文化上看是一种年轻人社会。由此可见，一个社会是否老年人社会，归根到底取决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的年龄分布。
由于计划生育具有一定的惯性，它会在一段时间范围内持续的发生作用，持续的减少社会的总人口。因此在达到社会适度人口目标之前就应该及时的取消计划生育政策，防止出现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情况出现。目前中国的人口总数还远远多于适度人口目标，因此计划生育不仅不应该取消，还应该在全社会不同民族之中加以贯彻。
人口问题在古代与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或者说是人口数量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与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人口老年化与劳动力缺乏问题。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计划生育来解决人口问题，而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移民政策来解决人口问题。
移民政策的积极作用是它有助于世界民族与文化的融合。而消极作用是它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移民政策是发达国家获得了人口红利，而将人口负担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人口掠夺。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要通过计划生育制度，使得人口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无论是殖民主义还是移民主义都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病态，都是对其他国家人口红利的掠夺。而且外来人口会对本国文化与民族造成改变，不利于主体民族的稳定与发展。西方长期实行人口移民政策，对于其政治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造成了主体民族的不断萎缩，由此可见依赖移民是一种亡国亡种的人口政策。
移民政策要与国家发展相统一，必须要对移民进行计划生育与总量控制。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们对于移民没有控制，而是试图通过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发展，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受控制的移民造成了社会文化与秩序的混乱，而且发达国家自身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外来移民的生育率，长此以往发达国家的人种与文化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是亡国亡种。所以移民政策只能够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计划生育才是实现社会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国策。
民族
民族是指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与文化的社会共同体。古代民族主要是种族、地方族群，民族主要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来区分。现代民族主要是文化族群，现代社会由于婚姻自由与人身自由，所以不能够用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来区分民族，而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倾向与宗教信仰来进行区分。
古代民族是一种自给自足、封闭、守旧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民族分界线。现代民族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民族，民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而是高度分散、高度融合、高度统一的。
从民族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取决于：
①社会生产力是形成民族意识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实现人的各种需要与利益，从而推动民族意识的形成。现代民族意识高于古代民族意识，古代民族意识高于原始民族意识，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物质基础与生产力水平不同。实践决定意识，民族意识归根到底也是由社会实践所决定的。
②国家的统一、稳定、法制是民族意识形成的社会条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是不会有统一的民族意识的。一个国家内部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突出，缺乏法治，也是妨碍统一的民族意识形成的因素。国家统一的实质是国家利益的统一，只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可以实现的国家目标，才能够团结广大人民为之奋斗。国家维护了民族利益，是民族发展的根本保障，没有国家支持的民族注定是会被其他民族所征服、同化的。
③国家标志与民族标志有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意识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它必须要通过一些客观的标志物才能够表现出来。国家可以通过国旗、国徽等国家标志，以及民族语言、服饰等民族标志来培养人民的民族意识。社会标志的发展经历了从种族标志、文化标志、国家标志的发展过程，标志变得越来越抽象与统一。
④统一的大众文化与学校教育是民族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民族与文化密切相关，民族意识是文化的产物。现代社会通过统一的大众文化与学校教育，保证了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从而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发展完善。
历史上民族关系以民族压迫、民族分裂、民族灭绝为特征。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并没有实现民族和解，反而激化了世界民族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殖民主义与种族屠杀。许多人都知道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实际上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种族屠杀是美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以及非洲奴隶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开始向着平等、互利、合作、协商的方向发展。国家关系从军事对抗、利益冲突走向政治和谈、经济合作，民族国家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成为了国际关系的核心。
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及生活密切联系的结果，也是国家统一法治的必然产物。经济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客观物质基础，文化融合是民族融合的主观心理基础，婚姻自由是民族融合的社会基础，政治制度的统一与融合则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标志。
民族同化中人为和自然因素并存。强迫同化的主体一般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进行强制同化。自然同化的主体一般是较先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民族自然同化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向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的学习转变过程。在民族自然同化中，经济力量、文化水平起决定性作用。
一个国家如果是多民族的话会引起诸多问题，各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会引起民族独立、民族分裂等危险因素，乃至危及国家统一。而且民族问题容易受到国外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的影响，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也会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极力推动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化，严重地危害国家的稳定与统一，而且还会影响到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稳定。民族问题的核心是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分裂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公平、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推动民族的和解与融合。
考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这种现象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要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需要有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主体文化。
中华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中华文化是中国的主体文化，中文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国的少数民族必须要自觉的维护汉族与中文的核心地位，紧密团结在中国中央政府周围，自觉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国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前车之鉴提醒我们，“民族优惠与自治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照顾少数民族，实际上在为今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线。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差别对待，而是民族融合。
民族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民族各方面完全平均，没有任何差异。并不是所有民族在人数上、财富上相同才叫平等。平等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公平，是各民族在权利与地位上的平等，没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也没有对少数民族的优惠。只有对所有人、所有民族一视同仁，消除一切不平等，实现同权、同富、同文、同心同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统一与公平自由。
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必须要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族不平衡发展必然会造成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剥削、压迫。只有民族共同发展才会有民族平等。另一方面也要坚持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反对民族独立与分裂主义。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是统一的。民族平等是民族融合的基础条件，而民族融合是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作为民族融合的标志，就是主体民族的发展壮大，就是主体民族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人才，从而推动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发展。
民族融合就是最大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阻碍民族融合就是对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破坏。
我们必须促进主体民族的发展，实现不同民族的平等与融合，包括：
第一，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减少民族优惠政策，废除一切民族政治与法律上的不平等，任何个人与民族都不应该享有法律上的特权。无论是民族压迫，还是民族优惠，本质上都是一种不平等，而不平等就会造成民族矛盾与社会不稳定。我们必须对各民族提供平等的就学、就业、升迁等机会，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等。
提高法治水平是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的根本保障。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因此法律就成为促进民族公平交流，反对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分裂的强有力保障。美国之所以成为民族熔炉，就在于美国具有较高的法治水平。
必须取缔民族自治政策，因为它不符合民族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民主法治精神，应该强调民族融合政策与民主法治。民族自治思想是封建思想的残余，无论是贵族封建思想，还是民族封建思想，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封土裂疆，违反了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原则，强调少数个人、家族、民族的特权，形成了皇帝、贵族、种姓制度，而忽视了整个国家的主权。任何政府权力都是国家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器，它不属于任何个人与民族，而民族自治政策恰恰违反了人民主权与民主原则，将地方政府权力视为民族独有，这一政策本质上是对国家主权统一与人民民主的背叛。
要用民主法治取代民族自治，国家不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所以民主高于民族。社会的治理不是某个人、某个民族的专利，而是全体国民通过法律的平等治理，法治高于自治。只有民主才能够真正体现民族团结与融合，只有法治才能够真正体现民族平等。
而民族自治政策是一种民族歧视政策，它将其他民族排除在自治区权力体系之外。美国可以有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但是却没有黑人自治，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不需要所谓的民族自治。古代封建社会还知道改土归流，而在现代社会还出现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第二，反对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坚决打击和清除各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统一。有民族就会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民族文化与利益的表现形式，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民族主义也要有个限度，就是民族主义必须以民族平等与民族统一为基础，必须反对不平等的种族主义与破坏民族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社会稳定与主权统一，对于各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必须毫不留情的加以打击，将他们彻底清除，否则就会国无宁日，社会就会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中国崛起就会成为泡影。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率土之滨莫非国民。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个国家只能够有一个主权，只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语言、货币、法制、税收、军队……，任何挑战这一个语言、货币、法制、税收、军队的统一性，妄图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违反主权统一的。
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我们应该创造条件消除民族差异，实现民族平等与统一，而不是人为的扩大民族差异与破坏民族平等。
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是内耗与浪费。一个国家的民族多样性、语言多样性、货币多样性、法律多样性，这些并不是好事，并不值得夸耀。多样性只有建立在统一基础之上，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之上，才是有利的，否则只会增加社会矛盾与冲突，有百害而无一利。多样性会增加社会交流成本、交易成本，而降低统治效率、管理效率，严重的时候会形成社会矛盾与社会分裂。所以对于社会的多样性必须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必须确保社会的统一与公平。
第三，强化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加强汉语与中文的普及。中文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学习中文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法定义务，也是保障他们参与国家建设，实现民主权利的基础条件，一个连中文都不会听说的人有什么资格来参与中国的建设与管理？有什么资格成为中国人？少数民族可以保留自身的语言，但是必须要接受双语教育，不接受中文教育的民族滚出中国。
要强化国家认同与国家标志，弱化职业、地域与民族标志。中国应该加强公民制，形成统一的国民福利体系，加强国藉特性，而不是搞各种特殊民族待遇去表现民族特性。应该强调国家而不是民族的概念，用国民（公民）平等来体现民族平等。
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与人员的交流，要通过交流来促进文化与民族的统一。要加强民族文化的翻译，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民族融合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交流与通婚来弥合社会的差异，所以必须要坚持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行为自由、婚姻自由，通过自由消除差异。任何妨碍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行为自由、婚姻自由的规范与政策都是妨碍社会统一，造成社会分裂的。
第四，通过城市化与经济的发展，推动地区与民族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促进民族融合。必须选择一些传统民族聚集地，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进行重点扶持与发展，从而达到加强民族融合，控制民族分裂的目的。
民族认同的本质是因为利益，正是因为民族优惠政策所造成的利益不平等，才推动了民族分裂意识的发展。但是，民族优惠政策再多，它也不能够让人发家致富。所以，推动民族地区城市化与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了抑制极端民族意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一方面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城市化吸引各方面的人才，打破了地域的封闭性，有助于人的社会流动，从而能够加快民族融合。美国之所以成为民族的熔炉，与美国城市化水平高密不可分。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包括人口周期律、阶级周期律、民族周期律，其中民族周期律成为了中国晚期历史的主要矛盾，包括近现代的中西方矛盾也是一种民族矛盾，可见民族问题对于中国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伊斯兰教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单纯的按民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都不能够彻底的解决伊斯兰教问题。必须以民族融合与宗教自由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够解决伊斯兰教问题。
自由是平等的基础与表现，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同宗教平等的基础，民族选择自由是不同民族平等的基础，迁徙自由是不同地区平等的基础。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自由与平等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差异与地区不平衡。
没有自由的平等只是一种假平等，真隔离的分裂政策，西方有种族隔离，社会主义有民族隔离，这些都是不对的。要允许不同种族与民族的自由生活与自由迁徙。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反对民族歧视与分裂，这是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平等与融合是统一的，民族融合就是最大的民族平等，真正的民族平等就是各民族不分彼此，民族一家亲，民族大融合。
阶级
人从潜在的本质、发展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现实生活之中又是不平等的。阶级就是在权力、财富、职业等社会关系体系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利益集团，通常表现为少数拥有权力与财富的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无产、无权的劳动人民的统治。
社会治理就是有产者统治无产者，有权者统治无权者，有素质与能力者统治无素质与能力的民众，有社会关系者统治无社会关系者。统治阶级就是拥有金钱、权力、教育、关系的特殊利益集团。
社会阶级现象也就是社会等级现象，它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一方面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社会分层现象也容易形成两极分化，形成剥削与压迫。要兴利除弊，就必须通过民主、法制与社会流动、竞争来限制社会分层的垄断与剥削现象，使社会分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分层或阶级现象是社会分工的集中表现形式，它在社会中形成了权力、财富具有明显差异的不同阶级分层。社会分层赋予少数统治阶级更多的权力、财富，形成社会控制，以克服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实现社会的共同发展。
阶级是由于社会分工而形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是阶级形成的根本原因，而产权制度与暴力等因素促进了阶级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社会条件。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对于社会整体进行协调与管理的社会组织与分工。这是阶级形成的基础，但是这种分工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分工。而随着社会领导者认识到通过自身的统治权力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分配与利益，他们就开始自觉的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内进行剥削，对外进行侵略。正是这种权力的运用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与阶级的形成。
阶级与国家的形成是统一的，阶级是国家的社会基础，而国家是阶级形成的根本标志。阶级与国家是同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阶级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产权与分配制度，而国家正是制订与维护这一制度的社会依据。
统治阶级是为了克服不同的认识与利益，实现社会的统一与发展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过程，但是阶级斗争只是实现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阶级斗争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社会共同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阶级与国家的形成。
西方的学者通过社会契约理论来解释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过程。社会的规范与法律等等，都是主体之间形成的，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契约。所以阶级与国家的形成是社会规范与法律形成的前提条件。用社会规范来解释阶级与国家的形成，无异于本末倒置，倒果为因。试问没有阶级与国家，何来契约与法律？
随着阶级现象的发展，阶级之间的政治权力差异在不断减小，这是由于阶级竞争的结果；阶级之间的经济财富差异在不断扩大，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阶级之间的文化素质差异在不断减小，这是由于教育发展的结果。
阶级形成的原因：
1.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形成了社会分工与管理的客观要求，这是阶级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力越发达、越复杂，对于社会管理与阶级分工的需求越高，从而推动了阶级与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2)社会安全与发展的客观要求。阶级与国家有助于克服环境风险与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减少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公平与人权。
(3)人自身素质的差异性。精英理论认为人的能力要与其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相适应，阶级差异是人的素质与能力差异的外在社会表现。通过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减少人的差异，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
(4)阶级竞争与法治。阶级竞争形成了阶级暴力（即国家暴力），形成国家与法律制度，如产权制度。通过阶级竞争与民主法治，有助于规范暴力与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自由。
人们一般认为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阶级性，认为统治阶级总是与剥削、压迫相提并论的，而人民总是与勤劳、勇敢等相提并论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阶级性，任何阶级本身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不同阶级之中都有好人、坏人之分，所以阶级地位本身并不能够作为衡量主体好坏与价值的依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以阶级地位与出身条件来断定个人好坏的作法，结果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是一种对阶级地位的社会歧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阶级歧视，公平的对待不同的阶级。
一个阶级的影响力取决于：
一是阶级成员素质，它随着教育而发展。
二是阶级组织程度，它随着政党与法治而发展。
三是阶级权力与财富，它随着生产力而发展。
四是阶级竞争。阶级竞争包括意识形态斗争、暴力斗争、政党与议会斗争等形式。竞选与选举是阶级竞争的最高形式，通过竞选有助于阶级与国家的共同发展。
阶级的影响力并不取决于人数多少，否则少数统治阶级就不可能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了。一个阶级的数量多少只能说明阶级的潜力，只有通过教育、资源与组织才能够将阶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中国虽然农民多，但是农民阶级的影响力并不高，因为农民缺乏教育、资源与组织。
社会意识是一种特殊的个人意识，社会实践是一种特殊的个人实践。所谓特殊的，也就是不平等的，并不是任何人的意识都能够成为社会意识，只有少数人对于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与权力。所谓的少数人通常也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社会意识与社会组织只是少数统治阶级维持与贯彻其权力与意志，影响、控制其他人的社会工具。社会竞争的核心是阶级竞争，也就是个人追逐少数特殊地位与权力的竞争。有社会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竞争。阶级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必须要将阶级竞争与阶级斗争相区别，阶级竞争主要强调的是和平的、合法的、形式多样的（名利权色）竞争，有利于阶级与社会共同发展。阶级斗争主要强调的是非法的、单一的暴力斗争，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阶级竞争并不反对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试图消灭阶级，而是强调阶级的精英循环，从而保持阶级的先进性。阶级斗争则完全否定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试图通过暴力斗争来消灭阶级，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阶级斗争也只是用一群统治阶级去替换另一群统治阶级而已。
在古代社会之中，统治阶级通过愚民政策、通过反对政党与结社、通过剥削与压迫来消弱人民的力量，巩固自身的统治。而在现代社会之中，统治阶级通过科教兴国政策、支持政党与社团发展、扩大民主与福利来增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实现了不同阶级的共同发展。
古代的阶级竞争具有对抗性，是一种非法的暴力斗争，因为社会生产力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的分配不公导致统治阶级与人民利益尖锐对立，难以调和。而现代的阶级竞争是一种合法的议会斗争，是不同阶级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合法利益与权力的过程。因为统治阶级认识到社会共同发展有助于实现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共同利益。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与教育水平的提高，阶级的内部联系与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发展。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了阶级的结构调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不同产业的发展，使得不同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力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导阶级（在社会之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社会以农民阶级为主，工业社会以工人阶级为主，信息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主导阶级的发展归根到底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客观趋势。

科技革命形成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形成阶级革命，阶级革命形成社会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社会分工改变了社会的阶级分工与阶级结构，阶级结构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基础，进而通过政党与议会的力量对比，改变社会的规范与制度。这就是从科技革命到社会革命的主要路径。社会的政党、规范与制度必须要反映社会的阶级基础，服务于社会的主导阶级，推动经济与政治的共同发展，否则必然会被社会的发展所淘汰。
在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但是不同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可以共同发展。阶级、国家的存在，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条件。不同阶级本质上是互利的、互相需要的。社会的无限发展是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
统治阶级本身并不从事物质生产，只有依赖于人民的社会实践才能生存与发展。而人民也只有接受统治阶级的管理，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人民的利益与发展可以在阶级社会中实现。统治阶级并没有绝对的可以控制一切的权力，归根到底统治阶级是为人民的自由发展而服务的。
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统治阶级的权力都是人民所赋予的，天赋神权理论只是统治阶级为了美化、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人民可以选择这个统治阶级，也可以选择另一个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只有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才能始终为人民所选择，否则就会被人民淘汰。
统治阶级是统治性与代理性的统一。官员是人民权力的代理人，通过法治实现社会权力的共同发展。资本家是人民财富的代理人，通过社会保障实现社会财富的共同发展。官员为人民服务，资本家为人民纳税，这就是统治阶级人民性、代理性的表现形式。
统治阶级具有更多的权力，也必须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具备更多的素质与能力。统治阶级是人民的表率，引导着人民的发展。只有统治阶级守法崇德，人民才会自觉守法崇德。
中国有所谓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是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奸商，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人都是奸商的话，那必然是因为这个社会后天的教育与法制的缺失导致的。无商不奸是因为无官不贪，奸商是官商勾结的产物，是权力寻租的产物。奸商需要贪官，贪官需要奸商，二者相互扶持、狼狈为奸，一个社会的贪污与奸诈、剥削与压迫程度是成正比例的。社会的动荡，文明的缺失，首先是由统治阶级失德丧法，人民才会不受约束，无法无天。
一方面人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直接动力。虽然统治阶级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先进的统治阶级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落后的统治阶级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的发展必须始终保持统治阶级的先进性，防止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我们不能要求统治阶级个个都是圣人，但至少要高于一般的民众。统治阶级的先进性，单靠统治阶级自身是无法保证的，就像理论无法证明自身的真理性一样。只有通过人民的社会监督与民主竞争，才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先进性。
个人、阶级与人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人民本身是由不同的阶级与个人所组成的。离开了具体的个人与阶级，人民就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人民的支持是社会力量的保证，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任何个人与阶级也无法发挥其力量。所以个人、阶级、人民三者只是社会发展动力的三个不同的层次，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推动个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发展。
虽然个人、阶级、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在具体的社会利益之中存在着相对矛盾。必须通过社会分配制度与法律调节制度来规范与调整个人、阶级、人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如果社会制度与法律无法实现调节，就会形成社会矛盾与社会革命。
古代社会广泛存在着社会矛盾，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矛盾。这是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停滞，由于社会财富总量保持不变，导致了社会内部形成了零和博弈，社会的矛盾与竞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各主体之间利益此消彼长，难以调和而容易激化，形成社会动荡与战争。
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着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因为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形成了新资源与新产品，使得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人们发现通过合作、规范与组织，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更快的发展，合作也形成了社会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现代社会是一种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创新与合作的开放社会形态，而古代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剥削与压迫基础之上的保守与竞争的封闭社会形态。
人性、阶级性、人民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一切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为阶级服务，为个人服务的。将一些阶级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将另一些阶级作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是错误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夸大统治阶级个人的作用，还是社会主义夸大人民的作用，都是错误的。社会的发展，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所单独推动的，也不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或者剥削与压迫所推动的，而是由于不同阶级的共同实践、共同发展所推动的。
只有阶级的共同实践、共同发展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破坏社会秩序与文明的原因。只有阶级合作大于阶级矛盾，阶级共同利益大于阶级利益斗争，才能够实现阶级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否则，阶级矛盾就会激化，造成社会危机，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统一。
传统的阶级理论认为是统治阶级或者人民群众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并不正确。推动社会发展的是新生阶级，新生阶级是由生产力革命与产业升级所形成的，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生活方式，能够促进先进文化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生阶级。正如新生事物是推动物质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新生阶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埋葬农业社会的不是农民，也不是地主，而是新生的代表更高生产力的工人与资本家。同样，埋葬工业社会的不是工人，也不是企业主，而是新生的代表更高生产力的中产阶级与信息产业。
一个阶级既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阻力，也就是说阶级推动社会发展是有条件的，这取决于阶级自身的先进性与科学性。阶级的先进性取决于阶级是否能够推动科学技术、文化与民主法治的发展，是否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阶级的社会实践。
不能寄希望于某种理论与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没有预言一切的理论，也没有包治一切的制度。任何理论与制度的价值都要通过社会实践进行检验，只有不断的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各种理论与制度，才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先进性。
古代的统治阶级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否定人民的作用，采取愚民政策，禁锢人的思想与行为，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古代的统治阶级仇视民主与人权的发展，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上。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发展长期停滞，民不聊生而奋起革命。
现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科学技术、文化自由、民主法治、人民利益与自身的利益从根本上是统一的。现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价值，重视通过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从而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现代的统治阶级为了克服社会矛盾，满足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得不通过法律进行公平分配，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任何阶级都不是完满无缺的，正如没有完满无缺的人一样。农民存在着小农意识，工人存在着小工意识，中产阶级存在着小资意识，权贵存在着特权意识，这些都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自私自利的保守思想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反对社会竞争与社会流动，只满足于既得利益、眼前利益的狭隘意识，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比如说有一些产业工人就存在着反对科技进步与国际贸易的小工意识，认为是科技发展与国外商品减少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他们的保守思想，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他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另一方面要通过组织与改革，保护阶级的正当利益，提高阶级的竞争力，实现阶级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社会可以分为官民士富四个阶级，也就是政治阶级、人民阶级、文化阶级、经济阶级，人民阶级是其他阶级的物质基础，其他阶级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们分工不同，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权力。但是不同阶级的人格是平等的，存在着共同利益，而且不同阶级可以自由流动，这是阶级相对公平的基础。
主观主义夸大文化阶级的作用，认为人的高低是由文化水平与知识水平决定的，文化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一种文化或者理念的发展。
客观主义夸大经济阶级、资产阶级的作用，将经济价值作为衡量人的高低的标准，资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
个人主义夸大人民阶级的作用，认为人的高低取决于个人实践与个人选择，人民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民主与人权的发展。
精英主义夸大政治阶级的作用，认为人的高低取决于权力的大小，统治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统治阶级暴力与特权的发展。
在社会之中，军人与商人是天然的统治阶级。它们掌握着社会主要的资源。工人与农民属于天然的被统治阶级，他们缺乏生产资料，只能够为资本家打工。处于社会中间阶级的是小市民、小商人、知识分子，他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具有向上的冲动，但是自身的实力又是有限的。既具有良好的教育与能力，又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一个社会要想具有良好的阶级治理结构，必须以文人、政治家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以军人、商人为两翼与盟友，以工农阶级为基础。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治理经验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以文官为主体治理社会的。
为什么军人与商人不能够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缺乏必要的制约，必然造成权力的膨胀，军人治国必然形成军国主义，商人治国必然形成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它们自身的职能具有局限性，不能够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容易造成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长期的军国主义必然导致民生凋敝，长期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为什么文官能够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方面文人治理社会比较全面，能够实现社会的均衡与持续发展，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文人本身缺乏实力，必须要依赖于军人与商人这些强力阶级，因此文官的权力就受到了军人与商人的制约，不容易形成权力膨胀与腐败。
现代中国社会一方面以文官为主体治理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党指挥枪与公有制牢牢控制了军人与商人利益集团。但是这种控制导致了文官权力的膨胀，形成了特权与腐败，所以必须要加大民主与监督，防止文官与军商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
古代社会的阶级差异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差异，表现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社会财富总量缺乏增长，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存亡，激起了人民的巨大反抗。由于缺乏社会流动与竞争，形成封闭固定的等级制度，阻止了高素质人才的升迁，使统治阶级日益僵化，统治阶级自身也在不断腐化，最终就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转变为障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而被人民推翻。
愚其民而国必愚，穷其民而国必穷，奴其民而国必亡。古代的统治阶级以愚民、剥削、奴役人民为特征，肆意剥夺人民的人权、自由、利益，导致社会民不聊生，国家日益闭塞、落后。其实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知识、权力、利益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人民的知识、权力、利益之上的，剥夺人民的人权、自由、利益，最终只能使得国家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不同阶级的共同发展，而不是阶级之间的剥削与压迫。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这样一种个人—家庭—国家共同发展，也就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共同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
现代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由于阶级的竞争与流动，使高素质人才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保持了统治阶级的活力，加强了阶级之间的联系与了解。教育的普及以及就业的市场化，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它使得每一个社会位置都不会被某个人或某些人永远占据，保证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化解因资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所有这些，既是社会的活力之源，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社会的法律规范了阶级的权力与义务，限制了统治阶级权力的膨胀与特权，保护了不同阶级的利益，也有助于阶级的相对公平。同时人民的监督防止了统治阶级的腐化，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现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缓和，归根到底是因为阶级共同利益发展的结果。阶级的绝对利益发展是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第一位的，而阶级的相对公平是第二位的。阶级的绝对利益发展越快，对相对差异的耐受力也就越强。人民宁可选择一个经济发达的专制国家，也不原意选择一个共同贫困的民主国家。
阶级的相对公平只有建立在阶级的绝对利益发展之上才具有意义，阶级的绝对利益不发展，再公平的分配也没有任何意义。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一切统治阶级可以维持、巩固、发展自身统治地位的根本条件，而不是依靠统治阶级的暴力与法律。
一个社会中的阶级能够相互理解与合作，就能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相反，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扩大，相互阶级斗争，就会造成社会的分裂与战争。所谓的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其核心都是为了实现阶级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政治斗争是建立在阶级合作基础之上的，是团结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少部分反动落后份子的教育、分化与打压。阶级合作＞阶级斗争，阶级利益＞阶级矛盾，这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保证。
在社会竞争之中有两个基本策略，也就是团结与发展。首先是发展自己，消弱敌人。第二是统一战线，就是团结大多数，反对小部分敌对分子。和团结与发展相反的是孤立与衰退，孤立就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衰退就是丧失发展机遇期，社会生产力得不到补充与发展，造成资源的浪费与局势的恶化。
中国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为基础、党指挥枪、多党协商制度。多党协商制度不仅仅只是政党的合作制度，还是阶级合作制度与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的制度保障。
社会流动与一体化
社会流动扩大了主体的生存环境，提供了更多的实现主体利益的机会，既有利于主体自身的全面发展，又有利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主体内在需要与能力的发展与外在资源与环境的局限性是形成社会流动的根源，社会流动的目的是要实现主体需要与资源、能力与权力之间的均衡，而交通、信息技术是社会流动的中介工具与基础条件。
社会流动是物质流动、信息流动与价值流动的统一。人的流动与物的流动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主体实现自身的价值，既可以通过主体的运动，也可以通过事物的运动。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物质流动，信息流动的发展要快于主体的流动，体现了社会流动为主体服务的特征。从流动速度来看，信息流动快于物质流动与人的流动，体现了信息引导社会流动的特征。信息流动可以减少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促进社会流动。人的流动在社会流动之中是相对缓慢的，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最大的、最为持久的，是推动物质、信息、资金流动的社会依据。
主体社会自由的扩大加大了主体与社会的风险。要克服风险，一方面要提高主体的素质与能力，提高主体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范，减少主体社会自由给社会带来的风险。
社会的自由流动与社会的市场化、法制化是统一的。市场与法制是保障自由流动的基础，其实质是平等是自由的基础。市场化体现了物的平等，法制化体现了人的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够赋予人相对自由，不平等就意味着不自由，意味着有所区别与取舍，从而不利于人的自由选择。所以一个社会越自由开放，其内部的市场化、法制化水平也就越强，没有市场化、法制化的社会不可能会有高水平的自由与流动。
社会流动与社会等级结构并不矛盾。社会的等级结构是社会统一与控制的重要保障。社会流动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等级结构，任何社会流动都只是在社会整体结构之中的流动，是在社会控制基础上的合理流动。古代社会中等级性与流动性是矛盾的、对抗的，社会结构具有刚性、封闭性、不稳定性。现代社会中等级性与流动性是统一的，等级性建立在流动与竞争基础之上，社会结构具有弹性、开放性，从而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社会流动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相统一的，这是因为资源与人才的流动都是以价值极大化为目的的。人口流向高级产业与大城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为的抑制这种发展与流动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曾经制定了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又形成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政策，这些违反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
社会流动也就是社会自由的意义在于打破一切阶级、地区、组织、民族之间的界限与隔阂，实现社会的联系与统一；打破社会的封闭性、垄断性，实现自由竞争、改革开放；打破一切矛盾、冲突、对抗，实现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总而言之，社会的联系、运动、发展都是以社会自由流动为基础与目标，保障社会自由流动就成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社会自由流动的发展是从地区自由到国家自由、国际自由，自由的范围日益扩大，自由的公平性、规范性越来越强。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自由的物质基础，法治与政治的发展是社会自由的社会基础，教育的发展是社会自由的个体基础，文化的包容开放是社会自由的主观基础。
社会流动具有一定的条件。第一，文化条件。文化条件是指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一方面主体需要适应文化的变迁。通过不同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有助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统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是否具有多样性，文化是否自由，能否实现主体的价值与理想，这个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人才外流之上。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具有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但是主要的还在于社会文化价值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容纳不同的文化形态，难以充分利用人才的价值，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第二，经济条件。现代世界是一个动态的的世界，地球的经济，文化，科技，人才现在正像在人体内部流淌着的血液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着，决定一个国家吸引力大小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活水平。利益与价值是驱动社会要素流动的根本动力，而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就意味着劳动价值与要素价值越高，所以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社会吸引力、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影响水平流动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处在产业升级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急速变迁的时期。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城市工业劳动力逐渐演变为以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销售、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为主。
第三，政治与法律原因。社会流动是主体有目的的流动，而不是盲目的流动。权力与法律是主体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对社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主权的不同是国际间资源流动的主要阻碍，而社会流动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不同主体的权力与利益的不同。保障社会主体具有相同的权利是实现自由流动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平与法制是社会流动的基础。社会的不公平、不规范限制了社会的流动。
主体对于流经自身的物流与信息流会施加影响，这一方面是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腐败与犯罪。所以必须对社会流动加以规范，使之符合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利益，防止主体与社会利益受到侵害。社会流动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要支持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反对社会资源的盲目流动。
货币流动性不足与流动性过剩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样，社会的流动性不足与流动性过剩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社会流动性不足会导致社会结构刚性化、硬化，形成结构不平衡，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发展，会形成剥削与压迫。但是，社会能动性过剩会导致社会结构软化、虚化，不利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导致无政府主义与绝对自由主义。古代农耕文明就是社会流动性不足，而游牧文明就是流动性过剩。
社会流动性是相对于社会管理能力而言的。现代社会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比古代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但是现代社会仍然能够稳定发展，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管理能力也水涨船高，不会因为社会流动而导致社会解体。
古代社会由于存在社会等级制度和职务终身制，使得社会流动不发达，容易形成人才倒挂，也就是社会人才素质与社会等级之间不匹配，低素质人才窃据高位。它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引起社会革命的社会原因之一。
由于在社会中存在着职务终身制，所以古代社会流动主要是发生在不同代际之间的流动，表现为一朝天子一朝臣。代际流动的原因主要是通过继承而形成的，而不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努力而形成的。
古代社会的流动是一种自然更迭，是发生在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是以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周期为基础的。由于人的死亡具有偶然性，是难以预测的，所以容易造成社会结构和秩序的不稳定。因为在上一代和下一代进行交替时，下一代可能并没有准备好。而且他们之间在经验和知识上存在差异，都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不利影响。这种制度本身还形成了社会利益对家庭的伦理关系的严重侵蚀，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矛盾和破坏，造成了众多的宫廷悲剧与社会悲剧。古代的社会流动不是通过公平竞争形成的，而是由于血缘关系、私人关系决定的，它形成了一种按资排辈、贪污腐败、官官相护的封建等级制度。
现代的社会流动主要是发生在同一代际的社会流动，是主体通过自身的能力与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现代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开、公平的社会竞争，对于不同的角色地位，只有有能者居之，无能者则被淘汰。社会竞争大大的加快了社会流动的周期和速度，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推陈出新，有利于主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现代社会通过任期制和退休制度，使得社会流动成为经常性的，可以准确的预期，使得社会流动更加规范合理有序，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社会流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再分工，正如商品交换是一种社会再分配一样。分工是对人的社会角色（也就是社会权力）的配置，社会分工与社会再分工（社会流动）构成了社会权力与主体的配置过程。分配是对物的社会产权的配置，社会分配与社会再分配（市场交换）构成了社会产权与客体的配置过程。分工是分配的内在权力基础，分配是分工的外在利益表现，二者密不可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共同形成了社会的组织过程。
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规范、制度是统一的，合理的社会流动应该是一种有序的社会流动，不存在大起大落与社会失范。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是教育。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流动的根本动力。
第二，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指社会地位变化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决定人们的地位为什么会上升和下降。比如，“奖勤罚懒”的原则就是对的，反之“奖懒罚勤”的原则就是错的。
为了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我们应该规范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行为，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有序的流动，而反对通过不正当手段的流动。只有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公正、透明、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体制既是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大力的改革。
首先，彻底的清除诸如户籍、就业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允许人们自由迁徙，实施户口制度的备案制，建立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障帐户，促使社会流动的渠道畅通。现行这些制度的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起到阻碍作用，限制了社会流动的效率，导致社会结构的长期失衡。
中国之所以要实行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足够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政策肯定规定本地户籍优先。它是中国经济落后时期与地区不平衡发展的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户籍与国籍都是阻碍人的社会流动与自由竞争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必须要在国内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体系，在国际建立统一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从而推动社会一体化与全球化，实现人的自由流动。
其次，调整公共资源的配置体系和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和合理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和公平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社会分配在微观领域里应该强调效率，在宏观层面上应该注重公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城市基础建设、文化建设等公共产品，更应该实行公平的配置。
再次，引导各种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的形成。中国科举制就是一个让社会成员能够从底层流向上层的制度，有利于古代社会的稳定。现代的公务员制度与选举制度能够比科举制更加合理有效的促进公正合理的社会流动。
社会的自由流动、对外开放要与社会的统一战线相结合，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协调发展。在政治上要实现不同地方与部门之间的交叉任职、职务轮换，从而打破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实现不同地方与部门的联合统一与共同发展。在经济上要实现不同企业与产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相互投资，从而打破企业与产业的垄断利益，实现不同企业与产业的联合统一与共同发展。在文化上要实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从而打破语言与文化的界限，实现不同语言与文化的联合统一与共同发展。在社会上要实现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与自由通婚，从而打破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实现不同民族与国家的联合统一与共同发展。
经济与社会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建立经济联盟，实现经济自由化与统一经济政策。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1)贸易一体化，即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2)要素一体化，即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3)政策一体化，即在集团内达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4)完全一体化，即所有政策的全面统一。在前两个阶段，市场是推动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而在后两个阶段，制度是推动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
市场的统一可以降低国际生产成本，提高国际资源配置效率，是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客观力量。但是仅有市场与经济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而且，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就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弥补市场作用的不足。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政治与制度的建设就成为了推动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
社会一体化包括基础建设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等四个方面。基础建设一体化是社会一体化的前提与客观基础，经济一体化是社会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政治一体化是社会一体化的协调管理与保障机制，文化一体化是社会一体化的最终目标。
由于不同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基础建设、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这就需要进行统一的规划、建设、管理与协调，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共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经济与社会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在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有较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制度建设，因此难以形成与美欧相抗衡的整体经济。而在其他地方，试图以制度一体化来提高经济一体化程度，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打通市场的效果。经济一体化是政治一体化的物质基础，而政治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二者缺一不可。
地区一体化一方面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集体安全制度来应对霸权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地区一体化不以军事联盟而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新的经济中心，改变世界资源结构，削弱霸权主义的资源基础，使霸权争夺的斗争难以为继，从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地区合作加强了地区力量、提高了自身地位，在国际关系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
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的成本太高，几乎难以达成较高层次的合作与协议有关。地区一体化往往会高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一体化的一般水平，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一体化的动力。
但是地区一体化并不具有从根本上抗衡帝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因为同全球市场相比，区域市场毕竟是次优的。偏重区内交换和竞争，容易造成市场主体的“内向化”，对区域的依赖性会使区域联合向区域垄断转化，这些都不利于创新和发展。所以，区域化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同时具有开放性，必须同时遵守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规则。完全脱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的区域化必然会失败，比如说冷战苏联失败就是如此。
中国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应该坚持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并重，通过地区一体化来提高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影响力与发言权，以全面的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
社会与组织
社会形成的原因：
第一，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大于个人生产力，社会实践形成了整体效应、规模效应，形成了生产力质的飞跃。从而可以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好的满足主体的各种需要，促进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主体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个人知识、能力的养成依赖于社会，个人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社会。
个人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矛盾。一方面个人生产的产品，个人难以完全消费。另一方面个人多样化的需要也难以通过自身生产来满足。这就形成了单一生产与多样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之只有通过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才能加以解决。
一方面个人将自身生产的产品提供给社会消费，从而实现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个人可以通过社会交换满足自身的多样化需要。从而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利合作，这就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个人生产与消费的差距越大，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也就越强。
第三，社会有助于人的安全与公平。主体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风险，通过社会可以增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保障主体的安全与利益。当个人所拥有、所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对于自身的安全也会更加重视。没有安全与稳定的社会环境，个人创造财富只能够是空想。
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着不同主体、地区、阶级、民族的差异。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形成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矛盾与冲突，使社会四分五裂。社会可以控制各种社会内部不平衡现象，实现不同主体、地区、阶级的相对公平，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共同发展。
第四，社会能够满足人的交际、爱的需要。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具有保持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需要，每个人都具有心理与精神的需要，具有个性与爱的需要，这些需要，只能够通过社会加以满足，这是社会的特殊价值。
社会的作用就是调节物质生产、文化生产、人口生产，实现环境—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
1、开发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形成人居社会与商品经济。
2、开发人的能力与价值，通过科学与教育、医疗。实现人口生产与社会生产的持续协调发展。
3、建立合理的社会规范与社会制度，分配社会资源与权力。
4、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实现人生与家庭幸福，满足人的情感与文化需要。
社会是由主体、工具、资源等共同组成，它实质上就是属人世界。物质世界是自然世界与社会的统一，一切事物既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同时也作为社会资源而存在。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使自然客观存在，转换为社会存在，成为主体认识、控制、利用的对象。社会发展水平是人类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社会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是为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人民性是一切社会设置的根本属性之一，为人民服务是社会的根本任务。一切社会规范、制度、组织，包括统治阶级都是由人民所创造出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是保障主体自由与价值的工具。
人的理性与规范是统一的，各种社会规范集中的表现了人的理性。道德规范是个人理性的表现，法律规范是社会理性的表现。单靠人的自觉性，靠人的道德理性，难以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只有通过各种社会制度与规范才能够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
人的情感、价值、认识与理性之间是统一的，但是也存在相对矛盾。个人理性形成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直接控制。但是由于个人的资源、信息是有限的，它难以实现主体的无限发展。社会理性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中心的，是一种以信息、规范、制度为中介的间接控制。它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与信息，实现社会的全面自由发展。
无论个人理性还是社会理性，都具有局限性，所以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是相互补充的，夸大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社会理性根源于个人理性。社会本身并不可能思考，一切认识都是由个人来完成的。社会控制与社会理性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与程序，将个人的认识与选择上升为社会的规范与命令而形成的。社会理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利益符合人的根本利益。
所谓社会控制与社会制度，无非是人对自身行为、价值及其实现过程的社会认识与制度安排。社会的作用是通过对人的教育、引导、控制而实现的，一切社会上层建筑都是通过对人的影响、作用而实现其价值的。社会控制本身并不能改变客观物质世界，社会控制只有与人的实践相结合，成为人的自觉实践活动，才能改变物质世界。
社会控制是以个人理性、个人自觉性为基础的。任何社会控制本身并不能决定主体的意识与行为，不能代替主体作出决定，主体的意识与行为归根到底是由主体自身决定的。社会控制的指导性与主体的自觉选择是统一的。
个人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脱离了个人就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而个人脱离了社会就难以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个人的发展总是有限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难以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而社会的存在、发展是无限的。个人的认识与实践形成的文明成果，随人的消亡而消亡，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得到继承与发展。社会也只有将个人的认识与实践集中组织起来，才能不断进步与发展。
社会集中了人所需的一切资源与文明，社会存在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社会是由人创造的，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集中反映了人的本质与价值。在社会中，人是主体、中介与客体的统一。人既是自身的主体，又是社会相互联系的中介与社会控制的客体。
人的无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之间是统一的，相互依赖的。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社会发展是人的价值实现的根本保障。人是一切社会资源中最重要的，人是一切社会价值的根本动力。所以说社会要以人为本，社会设置必须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要将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既要保护人权与自由，又要规范政权，依法治国，要将个人与社会、人治与法治统一起来。
社会分工是主体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分工一方面赋予主体一定的社会权力，是实现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社会对主体的要求，规定了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人的社会自由主要是通过角色自由来体现的。古代社会人只有一种固定职业与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具有多种职业与生活方式，具有职业自由与人身自由。现代社会人能选择、创造不同的社会角色，实现主体的不同权力与利益。
人的社会角色是一个体系。个人在社会中需要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包括家庭角色、职业角色、文化角色、交际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的社会自由日益扩大，可以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社会角色对人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促进了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社会分工是由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要，而提高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优化了社会人才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在不断减少，而新的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在不断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角色需要与就业机会。古代社会，生产力相对停滞，使主体的角色固定化，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主体的角色自由。

分工是组织的基础，分配是管理的基础，不能分工就不能组织，不能分配就不能管理。分工决定权力，分配决定利益，分工形成了组织人事结构，分配形成了组织管理与激励机制。
分工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只有稳定的生产才会有稳定的工作与职位；分配取决于产品的标准化，只有通过产品的优劣才会有管理与激励。没有标准化也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也就难以实现公司化管理。农业生产之所以难以实现公司化管理，就是因为农业生产缺乏标准化的生产过程与产品，所以主要通过农户家庭生产，自负盈亏。
人的社会角色与分工并不是分散的，而是相互联系形成社会组织。社会分工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统一的，任何社会分工都是在社会整体组织内部的分工。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分工与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是形成社会共同利益与社会共同实践，促进社会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保障。
社会组织是跨越不同的主体、地区、阶级与文化的整体，它通过组织的规范与控制，形成了组织共同利益与共同实践，促进了组织内不同主体、地区、阶级的共同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又形成更大的社会组织，形成不同等级的社会组织体系，促进了组织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按照群体构成的原则和方式，可以将群体分为初级群体和正式组织，它们的区别在于：
第一，目的不同。初级群体的目标是不明确的，具有多样性，而且经常发生变换，其目标往往指向群体内部，是为群体本身服务的，具有封闭性。正式组织具有公开的、特定的目标，其目标指向组织外部，是为社会服务的。
第二，分工与结构不同。
正式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先于交往的组织分工关系，它规定了成员的地位与行为，而与成员个人是谁无关。而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往往取决于他的个性特征。非正式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关系双方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正式关系、组织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等级关系。
初级群体的角色是自我选择的，选择什么角色是主体的自由。而正式组织的角色主要是由组织指定的，不是个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而是组织规定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组织的意志。
初级群体没有正式的内部关系结构，各个成员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可以随时发生变化。正式组织内部却存在着正式的、稳定的关系结构。正式组织结构可以保证组织活动不受人事变动、成员个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保证组织的稳定与发展，同时分工与组织可以极大的提高组织的效率。
初级团体的人员与关系都不固定，具有流动性，不利于组织的稳定发展。正式组织的人员与关系相对固定，有利于组织的稳定发展。
第三，行为模式不同。
初级群体没有明确的、规范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人的个性基础上的交际关系，具有直接性、全面性与不可替代性（非竞争性）。而正式组织具有明确的、规范的权利义务关系，正式组织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情感性互动非常有限，彼此之间以群体中的角色关系为主，而且成员之间具有竞争性、流动性，是一种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行为关系，具有间接性、片面性与可替代性（竞争性）。
第四，群体规模的差异。初级群体一般人数比较少，因为人数过多会减少成员之间的平均交往时间，从而使人际关系趋于表面化，导致初级群体解体。社会组织是由规范关系联结起来的群体，因此组织的规模不受人际关系的限制，而主要取决于组织的资源与需要，可以比初级群体大得多。
初级群体，是一类规模较小，有多重目的的群体。特征是小规模群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溶入了强烈情感的、多角色的、自由的互动和强烈的认同感。也正因为如此，由此形成的关系具有特异性、固定性，其他的社会关系很难替代在初级群体中形成的关系。
初级群体内部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主体之间互相评价、互相教育，可以迅速改变成员的态度与行为，有助于成员的社会化与能力形成。但是初级群体成员难以互相替代，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封闭的，容易限制成员的全面发展。长期生活在同一初级群体内容易导致主体的行为意识僵化，只有广泛接触各种文化组织，才有利于主体的健康发展。
初级群体与正式组织的矛盾反映了人的个性与工具性、情感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情感对于主体个人具有很高的价值，而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却并没有多大的价值。社会组织所需要的往往是没有情感，只知道服从命令的工具。社会控制所针对的主要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意识与情感。在社会组织之中，工作的单一性与主体的需要多样性之间存在相对矛盾，主体往往难以表现出自身的个性与需要，这些只有通过非正式群体才能够加以满足。
初级群体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如初级群体承担着社会化的任务；满足人们的基本心理需要，如情感交流、安全感、精神寄托等；有助于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初级群体与正式组织应该要和谐发展，才能够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无论是侧重于那一方都是不对的。
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传统的，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初级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有下降的趋势，而以社会组织为中介形成的的初级群体蓬勃发展，体现了初级群体与正式组织共同发展的趋势。
古代的初级群体与正式组织是相互矛盾的，私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古代的初级群体是利益交错的朋党，形成党同伐异、论资排辈的文化，形成官官相护的关系网，成为个人谋取私利，逃避社会责任的工具。
现代社会中，初级群体与正式组织是统一的。现代社会通过正式组织规范与引导初级群体的发展，如各种文化与体育组织。由于法制的健全，个人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谋取不法利益。正是由于正式组织与法制的发展，才使人从家庭初级群体中解放出来。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传媒的发展，出现了“笔友”“网友”等新的交际形式，初级群体更加开放自由。现代初级群体主要是满足主体的文化与情感需要。
决策与风险
狭义的管理就是决策及其实现过程，广义的管理则是组织与管理的共同发展过程。管理一方面是组织制度的具体实现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是推动组织与制度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与社会管理的共同发展。
思维是个人的决策，决策是社会的思维。决策形式包括渐近决策、理性决策、危机决策、团体决策。
渐近决策针对于长期复杂的事务，侧重于经验理性。它有助于统治阶级管理社会，降低了发展的风险。特点是分期决策，分期实现。无确定目的，而是在决策过程之中，逐步形成确定的目的。
理性决策重视科学理论与规范，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理性决策风险较大，需要社会具有健全的法制与较高的适应能力，适用于稳定、简单的事务。特点是一次决策，长期执行。目的、责任、利益明确，分工清晰，效率很高。
危机决策是一种非常规的决策，适用于危机与对抗性矛盾的解决。特点是平时预防，及时决策，及时执行。强调决策与执行的效率。
团体决策是一种人数众多的决策。重视相关利益人的参与与决策的公平与民主。决策成本很高，效率较低。适用于重大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团体决策一方面容易形成多数人暴政，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意见分歧，决策失败。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克服这些弊端。特点是多人决策，民主集中，共同执行。
社会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参与性×时效。有科学性无时效，有时效无科学性都不行。只有三者的统一，才是最佳管理。个人决策时效性高，但缺乏参与性、科学性。专家决策有科学性、时效，但缺乏参与性。集体决策具有参与性，但缺乏科学性与时效。对于具体问题往往具有多种解决方法，只有根据不同条件，采用不同方法，才能提高管理的效率。个人问题个人解决，公众问题可以通过集体讨论解决。发展战略问题，要以专家决策为基础。
社会的组织与决策过程是民主或是集中，不是社会组织效率的必然保证，也不是社会决策科学性的必然保证。任何领导者与社会制度都不能够保证决策百分百科学，必然会成功。民主与集中只是社会组织与决策的不同实现手段，具有各自的价值。
民主虽然重要，但是我们并不能让每一个决策都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民主型决策的成本高，决策时间长，而且民众的知识水平低。所以民主型决策与组织形态，不适合于低收益、高风险与紧急问题。我们应该根据主体的能力与需要和社会环境的条件与风险而选择不同的组织与决策形式。
社会管理以社会条件为基础，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通过社会组织加以实现，通过社会发展加以优化。社会管理首先要认识社会基本条件、国情。没有情报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对社会的认识，仅靠领导者自身直接认识是不可能的，而必须依赖于社会信息传播体系。古代社会缺乏信息传播，即使君主个人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愿望，也往往事与愿违，容易被虚假情报所蒙蔽，作出错误决策。
社会发展规律集中反映在社会规范、法律体系之中，是社会管理的主要依据。主体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所以社会管理也是逐步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社会管理发展的主要标志。社会管理需要廉洁、高效的执行机构。要保证执行机构的廉洁高效，就要有合理的分工与监督机制。社会管理必须随着主体与社会不断发展，否则就会僵化。
在组织发展的早期，缺乏资源与制度，因此组织的效率与发展主要依靠领导者素质，以人治为主。在组织发展的成熟期，拥有较多的资源与成员，单靠领导者个人无法有效的进行管理，就必须建立有效的规范与制度，通过制度进行资源分配与人员管理。因此组织的效率与发展主要依靠组织制度，以法治为主。
古代社会管理由于缺乏信息传播，而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由于缺乏民主与人权，而形成了专制等级制度，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而不能保证决策的连续性，容易形成因人而异的社会管理。由于缺乏廉洁高效的执行机构，使决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甚至出现执行与决策的脱离、矛盾，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现代社会管理则是信息化、民主化、法制化、专业化的统一，是科学、公平、规范、高效的社会管理体系。
环境风险可以认识与控制，但是并不能够完全消除。风险具有客观性，在任何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阶段之中都具有相应的风险，具有发展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社会危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阶段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发展过程。那些否定社会危机、风险的社会理论，认为某一种制度能够消除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都是错误的。
社会制度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助于减少社会危机的形成。但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保证社会永远不会发生社会危机。教条主义者往往否定这一点，而认为通过某一种理论或者制度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例如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存在经济危机，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危机。但是事实证明它们都错了。
系统组织化程度越高，系统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多，因为随着资源与要素的组织与集中，系统的风险也随之集中起来。同样的灾难如火灾，发生在城市比发生在农村所造成的损失要高得多。因为城市资源集中造成了直接损失的集中，而且由于城市系统关联性强，城市灾害造成的间接损失也远远高于农村。
社会的风险与矛盾会造成社会冲突与战争，从而破坏社会的安全稳定与持续发展。破坏要比建设容易，所以社会风险、社会矛盾的管理蕴涵着巨大的价值，是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保障。
应对风险的方法包括：一是规避风险，避开形成风险的环境条件。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丧失了从环境中可能得到的利益。而且有些环境条件是无法回避的。二是转移风险。保险业就是转移风险，它通过社会分担主体在风险中受到的损失，使个人风险转换为社会风险。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风险，不能减少风险对于社会整体造成的损失。
三是风险管理。只有控制转换风险，将风险转换为发展的机遇，才是克服风险的根本方法。所谓风险，并不是对主体绝对有害无利，而是在有些条件下对主体有害，有些条件下对主体有利，而且从风险到形成损失往往具有一个过程。管理风险，要在认识事物基础之上，改变事物运行的方式，使之朝有利于主体的方向发展，变风险为机遇。

风险管理的意义在于保护社会实践所创造的财富，减少内耗与损耗，从而更有效的积累财富与资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是危机治理。社会危机是社会风险的集中反映形式，它体现了环境、人、社会之间的严重对立。社会危机是由社会风险形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风险都会转换为社会危机。社会风险是客观广泛存在的，而社会危机却是短暂集中的，危机并不是社会的常态。危机的形成，是由于社会风险得不到有效的管理，而通过社会联系扩散、激化形成的，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破坏作用。
对于危机的管理，预防是第一位的，一旦危机爆发，再去管理就要困难得多，所需的成本也会更高。主体自身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通过提高主体的能力素质，可以提高主体对风险的认识与管理能力。控制社会联系可以防止危机扩散，但是完全切断社会联系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的科技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与管理危机。
社会危机本身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人类可以从社会危机中认识社会的本质，接受失败的教训，克服自身的不足，而重新发展。社会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身处在危机之中而不自觉。
暴力战争是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解决社会危机的重要方法。它可以有效的切断危机的社会传播，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但是暴力本身具有极大的风险与成本，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也不能防范危机的再次形成。暴力并不能够解决社会危机形成的根源，一旦社会危机形成的条件重新出现，往往会使社会形成周期性的危机。
古代社会的危机具有多发性、对抗性、周期性。由于古代社会缺乏应对风险的有效方法，各种天灾人祸很容易发展为社会危机。古代统治阶级将社会风险造成的损失全部转移到人民身上，激化了阶级矛盾，形成阶级之间的对抗战争。古代危机的解决，主要是通过暴力战争进行的，而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形成的社会根源，危机条件一旦成熟，危机又会重新形成，结果就形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危机。
古代中国的朝代更迭，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周期性危机，是古代人口生产快于社会物质生产形成的人口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一种周期性危机，是生产快于消费、资本积累高于工资收入形成的商品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现代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周期性危机，是由于货币发行快于经济需要、金融监管不敌金融风险形成的货币发行相对过剩危机。
现代社会危机的表现并不明显，因为现代社会具有更高的能力应对危机。现代社会危机的解决主要是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的，社会主体共同面对危机，因而不具有对抗性。主体认识到暴力战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与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通过各阶级的共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切社会危机与矛盾。
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从社会矛盾相对集中，充分暴露的问题着手，通过社会局部实验形成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法，然后在社会中推广完善。社会矛盾的集中暴露，有助于主体认识社会矛盾，了解社会信息，也有助于减少改革的社会阻力。发展方法的相对成熟可以减少发展的风险，增强成功的可能。
社会矛盾的暴露与发展方法的成熟都有一个过程，我们只是简单的等待社会发展方法出现是不行的，必须主动的探索、实验、试点，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积累成功的经验，找到发展的方法，从而加快社会的发展。试点的成功，也有助于减少发展的阻力，能够产生示范效应，加快改革的推广。
社会的发展切忌无视社会矛盾，没有成熟方法而在全社会中全面改革，一步到位的发展方法。这样做风险太大，容易形成社会动荡、危机，甚至会导致社会的战争与国家的分裂。而且一刀切的方法非常容易形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造成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影响社会的稳定。社会制度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社会文化与主体素质等社会条件，必须在改革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承受能力之间达到均衡，使社会平稳均衡发展。
社会的发展，是机遇与挑战的并存，既要抓住机遇，又要克服挑战，甚至是失败。保守主义者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只满足于既得利益，结果丧失了发展的机遇。机会主义者单凭发展的决心、勇气，而不顾社会条件的制约，缺乏有效的方法，结果必然失败。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开放是发展的条件。但并不是任何改革开放的措施都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只有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改革开放措施，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更要加强对改革开放的管理。要以法制促进改革，巩固改革的成果，将改革的经验转化为社会规范。要随自身生产力、竞争力的发展而逐渐开放。一切改革行动都要以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与管理能力为基础而进行。
组织制度
在组织管理之中涉及到两类问题，一是宏观的管理体制问题，一是微观的管理行为问题。管理体制是管理行为的基础，对管理行为起着制约的作用，体现管理的共性。管理行为是管理体制的现实表现，除受管理体制的制约外，还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个人特性的制约，体现管理的个性。组织的效率是由组织制度与领导者素质共同决定的。
管理体制也就是组织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制度。它有一套固定的组织规章，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许多组织常常不考虑改进管理体制，只考虑更换领导者来提高组织效率。实际上解决管理体制问题往往比解决领导者的问题更关键、更重要、更有全局性。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与能力虽然重要，但管理体制却决定了他的能力发挥。在机构臃肿、职责不清的管理体制中，再优秀的领导者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
管理是管理行为、管理文化、管理能力、管理制度的统一。客观主义重视管理行为，认为管理就是生产，以生产率、经济效益大小作为管理成败的标准。
主观主义重视管理文化，认为管理就是激励，强调组织必须要充分满足人的需要，才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
个人主义重视管理能力，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认为提高领导者知识水平与决策水平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根本。
精英主义重视管理制度，认为管理就是服从，强调领导者与组织制度的无限权威，认为领导者权力的无限扩展就是管理的发展。
人、事、权、钱是管理的四要素，金钱与资源是管理的客观基础，事务与信息是管理的主观基础，人才与素质是管理的个人基础，权力与规范是管理的社会基础。科学的管理体制应该是以钱定事，以事定权，以权定人，随机应变，以事务的完成作为衡量组织效率的根本标准，实行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而人治则是因人成事，因人设权，因人而变，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好恶作为组织效率的依据，实行党同伐异、论资排辈、官官相护的管理。
一般来说，组织的复杂程度与组织规模成正比。当一个组织的规模较小时，内部分工就很少，往往只有简单的纵向结构的分化，而没有明显的横向结构的分化，组织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最高领导者手里，实行个人独裁。集权制组织是生产水平低，分工不发达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分工细致，联系密切，效率要求高，组织规模大，集权制的结构是无法适应的，因此，一般是采取分权的体制。
人治强调的是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的制衡，也就是分官制（分管制），不分权而分官，权力集中而职位分散。特征是一权多管（一权多职），对于人的制衡高于对于权力的制衡。法治强调的是权力之间的制衡，也就是分权制，不分官而分权，权力分散而职位单一。特征是一权一职，对于权力的制衡高于对于人的制衡。分官制容易导致权力与官员膨胀，因为分官制权力越分越大。分权制不容易导致权力与官员膨胀，因为分权制权力越分越小。
集权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与统一稳定，但是这是建立在组织内部信息通畅与利益风险共担之上的，信息堵塞、信息扭曲与利益分化（阶级分化）都可以导致集权组织成为无效率的官僚组织。
分权能够提高社会的民主公平与竞争创新，但是这是建立在统一的规范与共同利益之上的，规范与利益的分化对立可以导致分权组织成为分裂战争的碎片化社会。
集权有助于保障上层利益，分权有助于保障下层利益。社会发展越快，越倾向于分权与自由主义，这是因为分权有助于创新与竞争。社会发展越慢，越倾向于集权与保守主义，因为集权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统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倾向于集权，而经济与文化倾向于分权。
社会组织是集权与分权的统一。不能笼统的认为分权制与集权制谁优谁劣，必须视组织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①需要与利益。凡是涉及组织成员个人利益与具体利益、短期利益的事务，应该进行分权管理。凡是涉及组织整体利益、长期战略利益的事务，应该进行集权管理。
②管辖范围。凡是涉及地方局部事务，应该进行分权管理。凡是涉及不同地方的事务，应该进行集权管理。
③知识与信息。凡是决策需要较多专业知识与环境信息的事务，应该进行集权管理。凡是不需要较高科学知识与信息的普通事务，应该进行分权管理。
④风险与不确定性。凡是涉及高度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战略事务，应该进行集权管理。凡是涉及规范性、确定性的日常事务，应该进行分权管理。比如军队在任何地方都是集权的，因为他们要应对战争风险。
家长制管理方式产生于农业社会，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其基本特征包括：（1）组织内部的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者手里；（2）分工不明，责任不清；（3）任人唯亲，因人设位；（4）办事无章可循，无法可依；（5）终身制。
家长制管理方式适合于组织规模不大，分工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管理的好坏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和素质，容易形成因人而异、大起大落的不规范、不稳定的管理模式。因此，这种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很大，只适用于结构简单，发展缓慢的古代社会。
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组织管理的典型方式。其主要特征有：⑴不同组织职能的专业化分工。⑵组织内部的权力按照等级划分，对职责与权限具有明确规定。⑶有规范的、明确的工作程序。职员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不得滥用职权。⑷人与人之间按照职务角色发生相互作用，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⑸根据能力和技术来决定人员的录用和提拔，而不是根据家庭关系或其它与组织效能无关的因素。⑹长期雇用，同时有退休制度。职员有固定的薪金，根据资历和成绩提升。⑺管理权力依附于职位，而不是个人。
在不同的组织之中，上面的特征表现并不一定相同，只有等级化、规范化是科层制度的核心。组织成立的早晚以及组织规模的大小与规范化程度无关，组织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它的规范化程度更高。
科层制管理的优点在于分工清楚，责任明确，任人唯才，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组织活动的顺利开展。其缺限一是部门主义与地方主义。由于组织内部条块分割，使得组织整体的控制变得困难，决策难以落到实处。二是形式主义。它忽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强调照章办事，容易使人墨守成规，反而忘记了组织的真正目的。三是官僚主义。组织的结构与规范具有滞后性，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结果导致组织成为脱离社会的官僚，难以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
科层制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组织的管理，它最适合于以生产效率、安全稳定为主要目标的常规的组织活动，而不适用于以创新和改革为重点的非常规的、灵活的组织活动。如艺术、科研组织活动。
文山会海是经验型、专制型管理方式的产物。越是经验型的领导者，就越喜欢对下属的工作指手画脚，粗暴干涉，认为组织与别人离开自己不行，别人的工作总是不尽人意，总喜欢吹毛求疵。越是专制型领导者，就越喜欢开群众大会，因为会议规模越大，开会次数越多，就越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体现他的权威。
实际上文山会海往往体现了管理效率的低下，事情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由文山会海来决定的，而是由于职工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只有提高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而文山会海恰恰妨碍了职工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突破了过去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局限，强调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于一体，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和人的综合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
社会发展阶段
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期是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的统一。生产力标准是决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准，而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标准可以在生产力标准之中再进行区分。比如说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主要是通过生产力，而古代社会又可以通过社会分配制度分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现代社会可以通过社会分配制度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生产力标准是客观的标准，而制度标准是主观的标准。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客观的，而制度的发展是主观的。主观的意识可以随意改变，而客观的条件不可以随意改变。人民可以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社会领导者，但是却不能随心所欲的选择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环境条件。
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最著名的是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阶段发展理论。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奴隶制、封建制的道路，所以这一公式并不成立。
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是一种宗教愚昧、封建封闭、等级专制、停滞冲突的社会形式。从古代社会经过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而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以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为基础，是一种科学文明、自由开放、公平民主、和谐发展的社会形式。
现代人比原始人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人类整体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发展阶段，距离人的解放与自由还有巨大的差距。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剥削与压迫，国家发展极不均衡，国际两极分化严重，国家之间的关系矛盾对立，而且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这些都表明当代社会只是人类无限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更高级的社会形式。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形成全球统一的政权，它建立在发达的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之上，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消除一切剥削与压迫。文明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社会形式。

国家与国际
第一节国内政治
权力
权力是对主体的自由与利益及其实现过程的社会规定。没有权力也就没有主体的自由与价值，但是有了权力，也并不一定就有主体的自由与价值。主体权力的不同，只表示主体有不同的社会条件，权力的大小并不能决定主体的自由与价值。
自由与价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社会所赋予的，而是由主体的实践所决定的。权力只是主体自由与价值的社会保障形式。权力可以保障主体的正当利益，但是主体利益的实现还是由主体自身实践完成的。没有实践，再多的权力也不能实现主体的自由与价值。
实践提供了客观价值刺激，使主体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并且使主体掌握了实现自身价值与自由的各种方法，从而推动了主体的权力意识与权力需要的发展。权力规范就是从主体的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的，是对人的正当利益与行为的客观规定，同时也是规范与限制主体不正当利益与行为的社会规定。权力规范有助于主体的共同发展，它保护了主体的正当利益，限制了主体之间的不合理竞争，形成了社会的相对公平，促进了社会联系与社会实践的发展。
社会权力是一个体系。主体具有各种权力，不同主体的权力也不相同，但是这些权力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统一的。一种权力的实现离不开其它的权力，主体权力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权力。主体的各种权力是相互制约的，都是为主体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社会权力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金字塔型的社会权力体系。权力的形成原因：
第一，权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权力是随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而发展的，它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必然会产生社会分工与社会管理的客观要求，而权力与规范就是这种要求的社会保障形式，是保护与调节不同主体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与共同发展的产物。国家内部分工与管理形成了国家权力体系，而国际分工与管理形成了国际权力体系。
科学与教育是形成与推动权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教育形成了人的能力，进而形成了人的权力需要。没有教育就没有权力。科学技术形成了社会的生产力，提供了实现人的自由与权力的方法，是权力发展的客观基础。
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权力是主体名义上的权力，由社会生产力、主体实践能力所决定的是主体的实际权力，名义权力相同的主体，其实际权力并不相同。主体实际权力的差异，是由主体的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与社会实践能力所形成的，它说明主体的自由与价值并不仅仅决定于法定权力、名义权力，主体的实际权力归根到底是由主体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一个生活在孤岛上的亿万富翁其实际权力还不如一个土著人。
社会的自由与价值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的。尽管国家可以赋予主体以无限的权力与自由，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是客观发展的，主体所享有的实际权力也总是有限的。一个现代的普通人在教育、医疗等许多方面生活质量都超越了古代的专制帝王，这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权力体系，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有助于社会的相对公平，但是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法律制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不发展生产力，再合理的法律制度也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权力是调节社会矛盾与社会关系的工具，是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统一的工具，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权力的产生。
社会矛盾主要包括两类，即利益矛盾与方法矛盾。利益矛盾就是一方直接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所有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是利益矛盾。方法矛盾就是一方的方法选择损害了另一方的方法选择，从而间接的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条件、成本、要求与风险，主体选择某一方法应该不损害另一方的方法选择，这是机会平等的要求。但是由于社会的相互联系，一方的方法选择往往并不能够独立于另一方，这就容易形成选择权的不公平与矛盾。利益矛盾破坏了实质公平与实质正义，方法矛盾破坏了机会公平与程序正义。
社会矛盾形成了社会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与分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要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确立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与行为的合理标准，也就是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标准。社会的安全稳定是社会的共同利益，权力就是为了确立利益与行为的标准，并根据标准进行社会管理，以维持社会的安全稳定，反对动乱与分裂而形成的，这是权力形成的社会原因。随着主体自由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的范围与种类也在不断扩大，对于社会矛盾进行疏导与调节的要求日益提高，从而推动了权力的形成与发展。
主体的权力是由社会组织保证实现的，权力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工具。权力的形成，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主体的自由与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社会共同利益与秩序。主体利益的保护形成了个人权力规范，社会共同利益的保护形成了公共权力规范。它使主体与社会的实践与利益相统一，促进了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第三，权力是社会不平衡发展与暴力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包括主体、地区、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它形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与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社会权力制度一方面赋予少数先发展的主体与地区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公平措施减少两极分化、地区分化，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国家暴力是社会不平衡发展的产物，是少数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的力量保证。权力的不平衡必然形成特权阶级，力量的不平衡必然形成社会暴力，当社会暴力与统治阶级相结合，就形成了国家暴力。国家暴力使得统治阶级得以在全社会贯彻自己的意图，推动了权力的集中与统一。
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是推动权力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之一，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与犯罪问题。正是因为犯罪推动了政府与公权力的形成与发展。
第四，权力来自于他人的授权，来自于民主与法制。
人权先于主权，社会权力与政权都是从人权的让渡之中形成的。但是这种权力的让渡或者契约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的。就好像语言本身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是语言一旦形成也会规定主体的言语，主体不能够随意改变语言一样。权力的规范一旦形成，就会对主体的社会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个人并不能够随意改变。
社会权力与社会组织是在人权的让渡、竞争、规范基础之上形成的。权力的让渡是形成社会组织的根源，权力的竞争能够提高社会组织的效率，权力的规范是社会组织形成的标志。绝对的人权与自由并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正如绝对主权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形成一样。
个人权力让渡给不同的社会组织所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因此形成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推动了组织与规范的发展。使得正式组织取代了非正式组织，法律规范取代了道德规范，因为正式组织与法律规范能够更好的保障与实现人的利益。
政权、社会权力是由主体的权力让渡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主体之所以愿意分权让利，是由于主体自身的能力有限，无法实现自身的无限自由与发展，通过分权让利，可以让社会来实现主体的基本权利，而主体可以从社会生存实践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实践，有利于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随着主体自由与价值的无限发展，主体的需要与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对社会的依赖性也日益提高。主体就更容易分权让利，实现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人的自由与价值越多，就越需要权力来保护自身的利益，缺乏自由、财产的人也缺乏权力意识。
权力与规范是统一的，权力是规范的客观基础，而规范是权力的主观表现形式。权力要通过规范来进行表达，而规范必须通过权力来实现。规范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能够极大的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是权力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由于权力侧重于客观，规范侧重于主观，两者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社会规范往往领先或者滞后于权力的发展。
权力是人对自身行为能力的自觉，规范是社会对人的权力的自觉。权力是行为的长期重复形成的，规范是权力的长期运行形成的。权力是抽象的行为，规范是抽象的权力。从行为—权力—规范是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权力能够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效率。通过规范与制度的建设，形成了公共契约，降低了个体之间形成契约的谈判成本，有助于契约型社会、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正因为如此，法制与权力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但是法律与制度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对于私人领域它并不具有优势。
最简单的权力模型就是权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权力主体具有不断扩大自身权力的需要，也就是专制需要。而权力客体具有限制与监督权力的需要，也就是民主需要。这显示专制与民主是权力关系的基本矛盾。民主是一种授权，代议制就是授权制。而专制缺乏授权，所以专制主要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专制是一种强权。强权与授权是两种基本的权力形成机制。
在权力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之中，协调社会矛盾，维持合理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是权力形成的根本原因与根本目的。而国家暴力、法规与组织制度则是实现权力与利益的手段与方法，它们共同推动了权力制度的发展。
社会权力体系形成之后，由谁来担任社会领导者的角色，是由权力竞争与选择所决定的。主体权力的公平只能是在等级与竞争基础上的相对公平。权力的等级与竞争形成了对主体的奖优惩劣机制。有利于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特权必然产生腐败，这是权力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危害性。对金钱的贪欲与垄断是统治阶级腐化的外在表象，对权力本身的贪欲与垄断才是统治阶级腐化的实质。贪权危害甚于贪财，拜权主义（特权主义、霸权主义）危害甚于拜金主义。
主体的权力是相对公平的。它表现为任何主体都没有绝对的权力，主体的权利与责任是统一的，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权力是不存在的。其次，主体的权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开放、竞争的。主体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竞争形成人才的优胜劣汰，优化了社会权力设置，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权力是实践要求与主体能力、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实践要求是组织权力与职务的客观基础，必须按照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设置职务与权力。权力是完成职务的保证，而职务则是授予权力的前提。社会中权力和职务并不完全是一致的，二者之间会出现割裂现象，像有职无权、因人设职等等都是组织结构或权力结构存在弊病的表现。所以必须通过组织改革与组织设计，建立合理、规范、高效的组织机构，促进社会与主体的共同发展。
权力保障主体的正当利益，防止受其他主体的侵害，与此同时也限制了主体的不正当、不合理的行为。主体自身实践的成败与主体行为实践所造成的后果只能由主体自身承担。主体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实现有限的权利与责任，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必须反映主体能力的发展水平，否则赋予主体再多的权利与责任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主体的权力大于其责任，那么主体就会滥用其权力而逃避责任，损害社会的利益。主体的权力小于其责任，就会损害主体本身的利益，抑制主体的积极性。主体的能力大于其权力，就难以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的能力小于其权力，就会损害社会的利益。要实现主体的能力、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必须通过人事考核制度与规范监督制度，促进社会竞争与社会流动。
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是统一的，有多大的自由与权利，就有多大的责任与义务。自由是事前的权利，权利是事后的自由。义务是事前的责任，责任是事后的义务。没有责任意识的人不可以共患难，没有权利意识的人不可以共富贵。
责权利是统一的，所以对于举证责任而言，一方面要有谁主张利益，谁就有举证责任，想要实现利益就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要有谁管理，谁举证，以实现举证责任与权力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医院、政府在与个人的诉讼之中具有举证责任的原因，因为医院、政府对于个人是一种管理者，比个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与信息，所以也具有更大的责任。

人权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发展人权。任何权力都是责权利的统一，其中责权主要体现在法律与规章之中，而利主要体现在社会分配与社会保障之中。
古代社会的人有权无利，人权名存实亡。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逐步将人权从法律上的一纸空文，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了现实的人权。权利是统一的，没有利就没有权，没有待遇就没有人权，发展国民待遇体系就是发展人权。
权利是统一的，一个社会权力最大的人其社会地位与社会待遇一定也是最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公务员待遇并不高，这恰恰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议员与资本家才是幕后的老板，而公务员只是打工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政权控制资本与社会，因此政权权力与待遇是最高的，应该实行高薪养廉，提高公务员待遇，只有这样才符合权利相统一原则。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般而言权利的形成要先于规范、监督的形成，社会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规范、法制的创建来引导社会权力的发展，减少社会失范行为，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利益是权力的客观基础，权力是利益的社会保障形式。但是利益本身并不能够直接转换为权力，必须通过权力意识与政治组织的中介，才能够将利益转换为政治权力与法规制度。权力意识及其表达是权力的主观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与法治是权力的社会基础。
权力运行过程分成规范、决策、执行、监督四个环节，分别对应于立法、行政、司法、传媒四种社会组织与权力。权力的规范与执行、决策与监督应该四权分立，立法者不能够自己去执行法律与规范，否则立法者必然会制定出不合理、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规范，所以不能够由权力部门与法院自己制定法律，而必须由独立的、代表人民利益的议会来制定法律。决策者不能够自己监督自己，否则决策者必然会作出不合理、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规定。所以不能够由行政部门与官方媒体自己监督自己，而必须由人民群众与非官方的独立媒体来进行社会监督。
权力体系包括责权利信等方面，责对应于司法体系，权对应于组织体系，利对应于分配与待遇体系，信也就是公信力，对应于社会传播与监督体系，所以权力体系的建设要求权力规范、合理待遇、行责相符、监督守信，任何一方面缺失都会导致权力体系的不完善。
客观主义认为权力即利益，没有利益的保障就没有权力。主观主义认为权力即信用，没有信用的支持就没有权力。个人主义认为权力即责任，没有责任追究机制就没有完善的权力。精英主义认为权力即组织，没有组织制度的保障就没有完善的权力。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发展经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反映出社会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社会监督机制。一统就死是因为利益得不到保障，从而抑制了主体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社会发展。一放就乱是因为权力得不到监督制约，就会被滥用，造成社会混乱。
只有建立合理的权力机制，该统的统，该放的放，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法制化就是要建立社会不同主体、组织、阶级之间合理的权力与利益分配机制。单靠政府部门的集中整治行为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法制化，通过民众的参与才能全面合理的解决社会问题。
权力的整体性、体系性要求各种权力必须要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单一权力、环节做的不错，但是在社会整体上，表现为组织体系不健全、法律规范不完善，在社会的全面发展上还存在各种缺陷。
人权与政权
国家是由领土、人民、文化、政府等要素共同组成的，其中领土、人民是客观要素，文化与制度是主观要素，人民是国家主权形成与发展的根源与动力，政府是国家主权的直接代表。国家就是具有一定领土与人民的政权，政权是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核心与标志。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之中，社会管理、暴力以及文化的发展相互配合，它们共同推动了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国家的暴力职能只是实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获得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暴力本身并不能够直接产生利益，它只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国家暴力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并不是目的。
阶级、国家的本质必须从社会生产力、社会实践的发展中才能说明，它们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强化，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服务的。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组织人民群众，形成社会共同实践，实现社会共同利益，促进社会共同发展。与此同时，也要通过暴力来保护社会的共同利益与维护社会的运行秩序，确保社会的主权统一与稳定发展。
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与暴力职能是统一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古代的统治阶级与法西斯份子往往单纯强调国家的暴力职能，而忽视社会职能。因为他们将暴力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统一与发展，通过暴力来维持自身的统治与利益。这种思想理所当然受到人民的反对，是注定会被淘汰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不断发展，而暴力职能将会相对减少，但因此而否定暴力职能也是不对的。由于不同主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主体的目的与手段、利益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只要社会中存在等级制度，存在生产力与环境资源的相对矛盾，犯罪就始终可能存在，国家的暴力职能就必须存在下去。
政府是民族内部发展与外部扩张的必然产物，是权力跨越不同主体、地区、阶级而形成的，政权是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政府是主权的代表与行使机构。政府代表人民行使主权，同时接受人民的监督。
在一个国家内部广泛存在着不同主体、地区、阶级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而是可以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国家与政党并不是由于社会不同主体、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形成的，而是由于不同主体、地区、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与共同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是为社会的统一与发展而服务的。
国家存在的意义之一，在于国家能够促进国家内部与国际的公平竞争，减少社会不平等。国家的存在有助于克服社会的不平衡发展，通过税收调节与公共投资，克服社会的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
国家政权不是个别主体、地区、阶级的代表，而是社会中一切主体、地区、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错误的，政权并不是某个人、某个阶级的产物，政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国家政权又具有垄断性，因为政权是唯一的，谁拥有政权，就能利用它获得垄断利益。国家政权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利益的广泛代表性是统一的，也存在相对矛盾，它形成了政权活动的特殊性。
国家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发展而形成的，但是古代的统治阶级并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这一点，而认为国家是君主个人的财产，这种专制自利的思想是反动腐朽的，这就是古代政治制度必然会被淘汰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古代的统治阶级缺乏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靠暴力来剥削人民，无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力，这是导致古代社会暴力革命此起彼伏的原因。
现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同发展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利益，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基本人权。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将个人组织起来形成社会共同实践，促进社会共同发展。
政治是权力的设置、组织、运行、发展过程，是实现主体与社会的权力与利益发展的过程。国家政权根源于人权，但是政治家并不是单纯的民意代表，政治决策也不能只通过民众表决来实现的。政治是通过少数统治阶级带领人民共同发展的过程，人民通过政党与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政治也就是阶级、政党、议会、政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主体、社会组织与政权是统一的，政权是主体与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而主体与社会组织是实现政权目的的社会基础。政权是社会权力与利益的社会保障。各种个人权力、组织权力、契约的效力，归根到底都是由国家强制力量来保障实现的。另一方面，虽然国家拥有许多资源，但是国家政府本身并不可能单独对资源进行开发。要想实现国家的发展，就必须通过主体与社会组织来开发国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社会的共同发展是主体、社会组织与政权的共同利益。政权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归根到底，政权的价值是由人民的社会实践创造的。政权的作用在于组织、协调不同主体、地区、阶级的发展，克服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保障主体的正当利益，为主体与社会的发展服务。
政权虽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政权与统治阶级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源在于人民的社会实践。政治的改革与发展，也不能直接改变主体的生活水平，政治的发展必须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能改变社会面貌。
政权的作用包括直接调节与宏观调节。政权集中了各种社会调节手段，是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调节器。任何单独的社会调节手段虽然具有各自的作用，但只有与政权相结合，通过法律的规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具体调节手段是有限的，只能调节事物的有限方面与有限过程，其作用是不确定的，因为所调节的对象是复杂、能动的主体。政权可以调动各种社会调节手段，形成综合的、持续的调节过程，能够更好的控制事物的运行与发展。但是政权的宏观调控并不是对具体调节手段的否定，而是以具体调节手段为基础的。没有具体调节手段也就没有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只是各种具体调节手段整体综合的产物。
政权的社会控制成本很低，而效率很高，因为政权控制是一种暴力与信息控制手段。充分利用政权的作用，可以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促进社会发展。但是政权的社会控制成本与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内在组织效率与外在社会条件而改变的。政权的低成本只有在社会稳定、统一条件下才能实现，在社会动荡、战争条件下，政权的控制成本将大大增加，甚至失去作用，所以社会的稳定团结是政权存在与社会控制的基础。
政权的价值只有在科学决策基础上才能实现，而不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错误的决策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发展，还会造成社会损失与社会危机。任何领导者与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保证其决策百分百科学，一定会成功。一种合理的制度，并不是不允许领导者犯错误的制度，而必须防止领导者的错误决策演变成社会危机，必须尽可能早的发现并改正决策错误。
只有通过社会竞争实现社会流动，实现统治阶级的优胜劣汰，促进高素质人才进入统治阶级，才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只有通过社会监督机制，才能及时发现决策的失误，并改正错误。决策只有形成法律与制度，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只有反对腐败与官僚主义，才能减少政治成本，提高政治效率。
政权的社会整体效率是由决策的科学性所决定的，而具体执行效率是由各级政治组织决定的。只有扩大民主与人权，减少政权对社会运行的过多干涉与不必要的职能，才能提高社会效率。另一方面，扩大民主也有利于社会监督，提高政府的效率。
民主既是人权发展的要求，也是提高政权效率的要求。扩大民主，使统治阶级可以从具体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处理重点、难点问题，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统治阶级要从直接决定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转换为让当事人与主体自己决定其价值选择与行为选择，通过主体自身实践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领导者的责任，是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与科学的价值评价标准，通过对主体的社会实践的监督，实现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与环节，将事前的审批转换为事后的监督备案制度。备案管理是在对社会历史信息充分利用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在主体信用基础上的管理。它支持有信用主体的自由发展，重点监管信用不良的主体与高风险的事务。能够充分利用社会信息，有助于减少控制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政治的发展是从直接行政管理发展为间接信息管理，从个人经验管理发展为规范理性管理。信息传播与社会规范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是不同主体、阶级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实践、相互监督的基础。

政治的职能包括：
一是社会管理职能，应对各种社会风险与矛盾，提高社会的秩序与效率，统一人的思想与行为，形成国家主权。社会管理的目的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社会效率，扩大社会财富。社会管理职能反映在政权上就是行政权与行政组织。
二是社会分配职能。分配社会的权力与财富，形成国家的阶级等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利益要求。社会分配职能反映在政权上就是立法权与议会，因为权力与财富的分配都必须反映到法律之上，通过法律进行分配与保护。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法律的改革与发展就是权利的改革与发展。
三是社会法治职能，就是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保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反对与打击犯罪，调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社会法治职能反映在政权上就是司法权与警检法组织。
四是暴力与主权职能，对外交流与扩张，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维持主权统一，反对分裂与侵略。主权职能反映在政权上就是主权与军事、外交组织。
客观主义强调国家的硬实力，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观主义强调国家的软实力，强调国家的文化发展。个人主义强调国家的人民性，强调国家为人民服务，强调人权与民主的发展。精英主义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认为国家的发展就是统治阶级与法制的发展。
古代社会权大于法，行政权大于司法权，这是由于古代缺乏教育与传播。法治就是知法守法，没有教育就没有知法，没有传播就没有监督，没有监督就没有守法。现代社会法大于权，司法权大于行政权。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教育与传播发达，民众知法也能够监督当权者守法。
古代社会政权大于人权，不同阶级的权力不同。这是因为古代社会权力取决于实力，而不是法律。不同阶级实力的差异形成了权力的差异。现代社会人权大于政权，不同阶级的权力相对平等。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民众的能力与自治组织的不断发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欺压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
古代人治社会的特征是权力终身制、继承制。这就造成了个人权力、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情况，由于缺乏竞争，统治阶级容易腐化堕落，造成社会一代不如一代。一方面社会积贫积弱，另一方面权力却越来越集中，形成一种社会权力的滞涨，名义权力越来越神圣化，而实际权力越来越空洞化。
现代法治社会的特征是民主竞选制、公务员制。公务员制是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它规范了政府权力，限制了政府权力的膨胀。民主竞选制保证了统治阶级的竞争与发展，防止了统治阶级的贪污腐败。一方面社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权力越来越分散，形成社会权力的和谐发展，名义权力越来越规范化，实际权力越来越自由化。
个人生活实践与社会关系实践、人权与主权、私权与公权的区别：
1、私权具有个体性、隐私性，公权具有社会性、公众性。
2、私权具有独立自主性，主要受个人意愿支配。人权具有天赋性，一般并不需要特定的授权，人人都可以自动获得。公权具有组织性，权力的获得与行使不是个人决定的，而是由组织决定的，受到组织规范的约束，必须得到法律的授权。
3、私权可以通过继承而获得，而公权不能够通过继承获得（除非是在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之中），民主社会之中，公权必须通过竞选与竞争来获得。
4、私权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公权以社会利益为核心，强调社会的秩序与效率。
人权依赖于主权，主权也依赖于人权。弱国无主权，也无人权。权力=价值+保障。人的能力与价值越大，权力也就越大；国家的安全与保障越完善，权力越自由。
我们应该选择民富国强的道路，不能够急功近利，盲目扩大政府的权力，而必须将政府的发展建立在人民的自由发展基础之上，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政府不能够与民争利、与民争权，而应该还富于民、还权于民。
应该建设一个高效强大的有限政府，要反对无限政府与腐败政府，反对政府权力的膨胀与政府的贪污腐败。凡是能够由人民自己解决的问题都应该由人民自己解决，凡是由法律解决的问题都应该由法律解决，政府应该着力于宏观调控与危机处理，应该不断扩大公共建设与公共服务，实现人民与社会的共同发展，而不是通过剥削与压迫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主权统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事物都要接受权力与法律的管理与规范，反对分裂与侵略。二是所有的权力都要服从于唯一的核心，所有的法律都要符合根本的宪法，反对特权与枉法。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人权保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必须要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生存是最基本的权力，一切权力与法律都必须要最大限度保障人的生存，反对漠视生命。二是社会必须要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与条件，一切社会权力都必须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反对垄断与愚民。
政治的统一有助于提高国家实力，有利于市场、民族、文化与语言的统一，从而减少国家内部矛盾，增强国家凝聚力。而政治的分裂会导致市场、民族、文化与语言的分裂、矛盾、冲突，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所以政治的统一是政治发展的第一原理。
主权统一是一切政治制度与规范的首要前提，民主与人权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主权统一基础之上，不能够违反主权统一原理，否则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裂与战争。当然另一方面，主权统一也不能够否定人权保护，任何理由也不能够剥夺人的生存权力，否则社会同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主权统一是政治问题，人权保护是法治问题，政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政治的保障。
人权与主权、法律是统一的，任何人都没有超出国家法律之外的特权。比如说，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宣布自己的房子、土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己是国王，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存在国家了。所以人权也是有限的，它也不能够无限扩张，只能够是法律规范下的权力。
“人权高于主权”以及“人权无国界”等论调模糊了人权与主权的本质关系。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国际保护应该是平行存在、互为补充的。人权高于主权理论，表面上重视人权，而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干涉、侵略他国的借口。它将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不仅无助于人权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国家的主权独立，不利于最多数人民的权力。
要驳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就必须知道人权、政权与主权的关系。主权=人权+政权。主权包括人权，所以说人权高于主权是没有意义的。人权只能够与政权相比较。
古代社会之中，政权高于一切，而在现代社会之中，人权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古代社会政权高于人权，而现代社会则是人权高于政权。人权高于政权是因为政权是由人权的让渡与授权而形成的，人权是政权的根源，政权是为人权服务的。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人权具有基础性，人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制度与法律都不能够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专制社会可以形成少数人暴政，民主社会可以形成多数人暴政，我们必须反对各种暴政，保护与发展人权。
古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统治阶级并不在乎人民的死活。古人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将人的名节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与价值，任何价值都没有生命价值宝贵，一切社会规范、制度都要对人的生存权给予充分保障。像交通立法中对违章者“撞了白撞”，就违反了这种原则。为了管理者的方便，而放弃对人的生命的保障与救济，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凡是涉及人的生命与安全的规范，都应该树立无过错责任制度与强制责任制度，以更好的保护人的生存与安全。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就是人权，就是普世价值，就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要集中民心民意民智，实现民主民权民富。仁者无敌，人民的支持是社会最大的力量，只有集中民智、民资、民力，为人民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够天下无敌。如果暴力是水，人民就是水源。没有人民支持的暴力统治，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长久的。
人权依赖于民主与法治，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仅有民主，或者仅有法治，都不可能形成完整、完善的人权。民主是一种自由，法治是一种保障。有民主无法治，就是有自由无保障，结果必然形成人民暴政，绝对自由主义，文革就是如此。有法治无民主，就是有保障无自由，结果形成统治阶级专制，人权必然有名无实。
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之一就是有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而没有统一的人权保障制度。各地民生水平与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具有较大的地方差距，阻碍了社会的自由流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治理，而缺乏国家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缺乏足够的财力、人力，难以实现国家政策的全覆盖，民众并不能够直接与国家打交道，而必须通过地方政府来实现其利益。这就造成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隔阂，导致国家与地方职责不清，滋生了官僚与腐败，形成了地方利益与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国家意志与政策的实现。国家要建立人权保障制度与国民待遇体系，要形成人民对国家负责，国家对人民负责，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发展。从而理清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实现国民自由流动。
再大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人民的无私奉献基础之上的，再多的财富都是建立在人民的辛勤劳动基础之上的，统治阶级离开了人民群众，什么都不是。
政党
政党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的产物。政党是代表社会利益的政治组织，可以代表不同主体、地区、阶级的共同利益，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政权的优胜劣汰。政党并不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由于阶级共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社会虽然存在巨大的阶级矛盾，但是并不存在政党政治，因为古代的统治阶级不会容忍有不同政党存在。政党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它将古代社会对抗性的阶级暴力斗争转变为政党之间的合法的选举竞争，从而有助于减少与化解社会的矛盾冲突，实现阶级的互利合作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政党选举制度的形成，有助于不同阶级之间的交流沟通、互利合作，有助于民众利益与权力需要的表达与实现，有助于统治阶级的精英循环、优胜劣汰。从而能够实现社会政治的和平发展，不让社会矛盾发展为社会危机。政党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组织保证，法治是社会长治久安的规范保障。
政党是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党能够全面、深刻的认识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对于不同阶级的意义，认识不同阶级对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通过政治实践与组织活动，达成政治协议与纲领，满足不同阶级对于政治权力与利益的需要。
政党能够促进或者阻碍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这取决于政党的先进性，也就是政党是否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发展。
政党的先进性并不取决于它的阶级基础与人数多少，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纲领与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面能够团结与带领广大的农民阶级，实现社会统一战线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路径。另一方面共产党立足农民与农村，而又高于农民与农村，能够克服农民的小农意识与传统封建意识，代表了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思想文化，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共产党用先进思想文化武装起来的农民部队打败了用落后思想文化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体现了思想与人的积极作用与价值，这一点也是中国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人的积极性与组织性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装备与环境只是社会发展的外在条件。
不同政党在纲领、组织、活动能力上有所不同，但是不同政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虽然不同政党都在竞争国家政权，但是政党之间的竞争不具有对抗性，而只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有限竞争，只能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形式中进行，而不是通过暴力对抗。任何政党都没有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权。
而且不同政党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体现了不同政党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与共同利益。政党的纲领、组织、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政党在组织与执政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不同政党学习借鉴，社会的共同发展代表了不同阶级、政党的共同利益。

西方政治是一种议会、资本领导型，议会对于财政税收、法律、政府官员，乃至于战争具有最高决策权。这导致政府官员成为了资本的傀儡，难以发挥应有的专业性。议会斗争使得决策难以通过，降低了政府的效率。
中国政治是一种行政、政党领导型，共产党具有财政税收、法律、政府官员等各种决议的最高决策权，政府官员的实际权力也很大，这有助于政府决策的专业性与效率性，有助于政治的健康发展。
议员和官员相比，议员缺乏官员的专业知识与基层能力，议员可以监督官员，但是议员本身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议员领导官员，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必然导致政治决策的混乱。
西方政治发展具有强化个人魅力，而忽视政党制度的趋势，这是导致议会、政治家直接或者间接被资本控制的根本原因。要改变金钱政治，就必须要限制选举个人捐款，加强政党捐款，政治捐款必须捐给政党，而不是捐给个人。不能够让资本直接与竞选者打交道，而必须通过政党作为中介，要强化政党的作用，由政党来提名竞选者，分配竞选资金，从而改变资本直接控制竞选的不合理现象。此外多党制更容易受到资本的控制，而两党制（大党制）不容易受到资本的控制。
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一是金钱政治，不是真正的公平选举。二是政党虚化，而突显政治家个人的魅力，结果造成选举变成了选美。解决的方法一是要用职业政治取代金钱政治，要提高选举人的准入门限与资质要求，要让选举人都成为职业的政治家。二是要用政党竞选取代个人竞选，从而强化政党的组织与教育作用，要让政党成为培养政治家的工厂。
党的领导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领导，才能够保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法治不健全，经济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强大的政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政党是组织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否则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当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民主与法治的发展，政党的作用将会逐渐消弱。政党政治是从君主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必要环节与阶段。
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夸大党的领导，使党凌驾于其它社会组织之上的错误观念。这种教条主义将党的意志作为决定社会组织与实践活动的唯一标准，甚至将主体与社会的正当活动与正当要求作为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用意识形态来禁锢主体与社会的思想与实践。认为凡是党的领导都是正确的，凡是违反党的领导的都是错误的。
这种教条主义将党凌驾于人民之上，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违反了共产党的本质。人民离不开党，党更离不开人民。党的意志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党的作用不过是人民实践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反映。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首创性、积极性、能动性是统一的。党必须善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是限制、反对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随着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以更好的为社会发展服务，其核心是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要从国家制度与法律之外的政党转化为国家制度与法律之内的政党。共产党的组织要从行政化、军事化的革命组织模式发展为民主化、科学化的现代组织模式，要将党的纲领与政策转化为国家制度与法律，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二是要从党的领导要转化为党的服务，要防止少数共产党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问题。共产党既是社会的领导，更是人民的公仆。党的领导不是特权统治，而是党为人民服务的基础。要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监督的统一，要通过党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发展的成效来衡量党的执政能力。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要任何事务都由共产党来决定。党的领导与意志体现在政策与法律之中，通过各种专业化的组织来实现。共产党管的是政策与人，而不应该干涉政府的具体行政过程，具体的工作应该由公务员独立的完成。党的领导体现在对于政策的设计与对于执行过程的监督之上。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在人大的领导之下进行，党的领导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之下进行，党的领导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进行。这是新时期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所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
在现代社会之中，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议会的一种形式），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威与合法性的根源也是来自于议会。这是因为议会是由人民的代表组成的，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任何权力、组织、法律都必须遵守议会的决议，议会是一切权力、组织、法律的社会基础与根源。
党的领导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大的授权，来自于法律的授权，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党的领导必须受到人大、法律与人民的约束。共产党没有凌驾于人大、法律与人民之上的特权。
今后共产党的发展必须与人民代表制度相结合。我们要以宪法为依据，以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为主体，将其与人大进行整合，政党必须通过人大才能够管理社会。这样的制度安排，将会在程序和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真正落实党委会作为党的领导机关以及人大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党的领导只是从个人专制领导转化为议会民主领导的一个过渡环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将坚持党的领导转变为坚持人大的领导，就意味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实现。
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是统一的，它表现为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也存在着相对矛盾，党的领导本身是一党专政的产物，容易形成政党权力的膨胀，使政党凌驾于民主法治之上。西方实现多党制，因此并没有党的领导，只有法律与议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包括：
1、党的基层组织要从行业内部的各自为党，从封闭的地下党组织，转变为以社区来划分的，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党组织。
现在党的基层组织是一种行业化、行政化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各行各业自身建设的基层组织。它具有极大的弊端，表现为：第一，加重了社会成本与负担。现在的政党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将本来应该由政党自身建设的基层组织转嫁到社会组织中去，加重了社会组织的成本与负担。社会组织并没有义务建设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共产党也没有权力要求社会组织这样做。第二，造成了基层党组织的不平衡性与封闭性。不同的地区、行业、组织的经济条件不同，因此他们所建设的基层党组织也是良莠不齐，各不相同的，这造成了党的基层组织的不平衡性。而且不同组织、行业建设的基层党组织往往只对本组织、行业的党员开放，这就形成了基层组织的封闭性。
党的基层组织的封闭性对于实现共产党的政治职能十分不利，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应当向所有的党员开放，而且应当向人民开放，这是由共产党的属性所决定的。党的开放性是社会不同阶级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也是党教育与引导人民群众的基础。
要改变基层组织建设的封闭性与不平衡性，就必须建设标准化、开放性的基层组织，这种基层组织的建设只能够由共产党自身进行。只有规范化与开放性、现代化的基层组织建设，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政党的政治职能。如果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能够与社区文明相结合，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推动政治民主与法制的发展，那么对于共产党的现代化将是一股重要的促进力量。
2、要将党建与统一战线的建设相结合。要广泛吸收党员，任何人只要认同党的基本章程，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要从中国政党发展为世界政党，为中国的国际利益服务，也为世界人民服务，最终实现世界统一。
3、增加党内民主，强化党员的参政议政能力。传统的党内管理是一种封建专制，类似于传统黑帮。它单方面强调从上至下的团结与服从，党组织活动绝大多数只是一种对于上级文件的学习与传达，而忽略了基层党员的需要。党组织首先必须要为党员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党领导实现其政治目的而服务。要建立从下至上的信息管道，这一点可以信息网络来实现。
4、要改变社会办党，党管社会的传统党建模式。建立依法办党，党管议会的新党建模式。要从党的管理向党的服务转变，党的主要职责并不是管理社会，而是服务社会，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组织与活动的第一原则与最高原则。要通过党企分离、党社（民间组织）分离、党政分离，将党的权力限制在议会之中，一方面可以限制党的权力膨胀，另一方面可以加强议会职能。政党必须通过议会的决议与法案来影响社会，否则就是干涉社会。
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国家领导者，进行社会决策，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民意，对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监督。也就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评价的统一。
民主政治的优点：其一，民主制度能够预防与防止领导者犯错误。民主决策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专制制度在科学决策的前提下具有最高的效率，但是专制制度在领导者错误决策的情况下，难以迅速的发现并改正错误决策，也难以有效的追究领导者责任。
其二，民主有助于社会流动与竞争，使得阶级有序竞争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动力，而阶级暴力斗争容易造成社会的内耗与分裂。在民主社会之中，人民竞争的是知识与财富，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在专制社会之中，人民竞争的是暴力与权力，是一种破坏性的竞争，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形成了治与乱的周期性危机。
其三，民主有助于政治公开与社会监督，有助于政治参与，能够提高人民的权力意识，有助于人民积极性的提高。从而有助于减少贪污腐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而专制制度不利于政治公开与社会监督，容易造成领导者贪污腐败。
其四，民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能够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民主制度反映并满足社会大多数人，从而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政治制度上的稳定性。民主决策不会随着个人意志而转移，不容易形成决策的大起大落，而具有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民主制度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有助于实现政治权力的和平转移。但是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缺陷：
1、可能缺乏代表性。民主制度以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行使民众的政治权力，因此人民代表反映民众的利益与意愿是民主制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但是任何选举代表与选举制度都不可能具有绝对的代表性。缺乏代表性导致的危害就是必然会有一些人的利益与权力受到伤害，而另一些人的利益与权力可能会膨胀。因此，民主制度并不必然是一种公正合理的制度。比如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殖民主义这种罪恶的制度，这充分的说明了西方的民主人权都是有限的、自私自利的。
2、决策具有公平倾向，而缺乏效率。由于民主的实质是一种利益谈判与利益交换（即妥协），因此这种决策程序虽然表面上能够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的长期根本利益。由于妥协的存在，议会的决策往往侧重于公平而忽视了效率，难以实现最优的决策。民主决策不利于解决高风险的问题，而适用于低风险的问题，形成了相对平庸的决策，容易丧失发展的机遇。
3、民主具有高成本与低效率，造成时效性降低，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对于一种决策来说，参与的人数越多，产生分歧的可能性就越大，决策的效率就越低。民主制度并不以效率为首要目的。在民主制度中，公共决策以全体公民的利益为基础，但是民意的多变性又容易助长立法与行政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在政党有意操纵民意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政治动荡与政治危机。
民主容易形成政党与社会的矛盾与对抗。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政党往往会夸大其他政党的缺点，容易以偏概全、吹毛求疵，从而造成议会决策困难，甚至会形成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非理性，造成议会与政府的停摆。

4、多数人暴政。事实上绝对的民主并不存在，民主与专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民主本身也是一种专制制度，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多数投票原则可以使多数人能够作出不利于少数人的决策，并且少数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常常无处求助，因为舆论是多数制造的，法律代表并盲目服从多数。
极端民主主义者往往认为，既然权力已经掌握在绝大多数人的手中，那么就不应该对这种权力作任何限制，多数人拥有的权力越多越好。事实上，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民主必须以法律为原则，以不剥夺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为最低限度才不失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是多数人暴政还是少数人暴政都是不可接受的。
并不是人民、议会、民主就必然是正确的。发展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任何主体、文化与制度都不是绝对正义与科学的，对于主体而言，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都是会犯错误的；对于文化而言，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有一定的道理，甚至牛顿与爱因斯坦也不是绝对真理；对于制度而言，民主与专制、公有与私有，都有其适用范围与条件。
客观主义认为利益即权力，客观利益是主观权力的物质基础。主观主义认为权力即利益，主观权力是保障客观利益的社会基础。个人主义认为民主即权力，民主制度具有最高的权力合法性。精英主义认为权力即民主，专制制度能够保障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民主的条件：
首先是民主依赖于政权与法制。国家只有能够保障自身的主权统一，才能够进行民主政治。国家只有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才能够开始民主。没有统一的军队与法制，民主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动荡与战争。民主必须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
其次是民主依赖于发达的经济。民主本身是有成本的，民主的直接成本远远高于专制制度。民主是一种奢侈品，它不是穷人的游戏，而是富人的玩具。民主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之上，城市化可以降低民主的政治成本。专制制度的直接成本虽然低于民主制度，但是由于存在贪污腐败问题，它的社会成本、长期成本远远高于民主制度。民主的直接成本、短期成本高，而社会成本、长期成本低。
第三民主依赖于发达的教育与文化。从投票权的普及过程可以看出，教育的发展是民主的前提。民主是理性的民主，不是愚昧的民主。民主只有在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受到良好教育的基础上，才是合理的。否则，如果社会大多数人都没有受到必要的教育，这种民主无异于野蛮。
最后，民主依赖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战争不利于民主。国外的干涉势力也不利于民主，会造成民主的扭曲。
西方民主政治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发达与西方法制的文化传统。发展中国家认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先民主后发展的道路往往并不成功。因为民主并不是国家统一、富强、文明的前提，恰恰相反，它是国家统一、富强、文明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必须走先发展后民主的发展道路，这才是康庄大道，先民主后发展的道路只是一种发展陷阱。
德国的民主程度在西欧国家中可能是最低的，但德国却是西欧最富强的国家。日本的民主程度比其他发达国家都要低，但日本经济水平却是世界一流的。这样的现象说明，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对于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化、私有化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完善的教育与法治。缺乏教育使得人民缺乏与民主化、私有化相应的素质与能力，从而难以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缺乏法治使得个人权力与利益膨胀，从而形成了贪污腐败问题与垄断问题，最终就会导致社会改革的失败。
为什么民主制度只能够在发达国家得到良好的实现，而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各种问题？第一是贪污腐败问题。贪污腐败是权力的异化与寻租，根源在于社会缺乏法治与民主监督。发展中国家的法治滞后于民主改革，就容易形成贪污腐败问题。第二是政治动荡问题。民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造成社会的稳定发展，反而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冲突，如泰国。那些街头政治发达的国家，往往政局都不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众缺乏表达意见的正当途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领导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合作与妥协是民主精神的基础），民主政治演变成了单纯的党派斗争，成为了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政治、暴力政治。民主是一种妥协与合作的艺术，如果各政党、阶级没有妥协与合作，那么社会必然会出现矛盾与分裂。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但在这一普世价值之下，各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各有不同，民主形式各具特色，民主理念也并不尽相同。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将自己的民主观念与政治模式强加于人。
虽然民主形式是保证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但民主形式并不等于民主本身。因此不能用是否采用了某些民主形式来判断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否在实行民主政治。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现了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但是它们的国家民主水平并没有实质的发展，许多国家仍然十分落后，这说明是否实现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各国的民主水平与发展情况。
民主与自由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逐步形成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通过政治改革，可以扩大人的名义权力。但是只有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民主与自由，实现社会的发展。
一国是否民主，归根到底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人民的自由、权力是否扩大，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要通过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教育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素质与能力，通过法制的发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力。没有经济、教育、法制的发展，任何民主形式与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发展。
自由与人权相对民主而言，属于更高层次的范畴。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目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西方民主形式，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相反，民主国家如果被腐败所玷污，那么就会损害社会的自由与人权。
只有发展人权，改善民生才是民主的内在实质与根本目的，而多党制、选举只是民主的外在形式，是为实现民主与人权的手段。我们一方面要发展人权与自由，另一方面也要发展议会与选举，要让民主实至名归，而不是徒有其表。只有通过民主法治，通过分权让利、共同发展，通过阶级公平才能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摆脱治与乱的怪圈。
历史上民主的发展经历了四种不同的形式与阶段，分别是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文官民主、社团民主。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负责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直接民主是古希腊与罗马城邦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其最主要的不足有两点：一是受到地域和人口的限制，直接民主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社会；二是虽然听起来很民主，但其实施的结果是，既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又容易导致“少数人专政”，所以近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间接民主。
由于直接民主缺乏效率，所以一般只适用于特别重大的事务或者较小的区域范围之内，如总统直选、全民公决、社区管理等。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公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信息传播的发展，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具备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这使直接民主在当今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
中国的群众路线也就是民主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也就是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二者的区别在于，群众路线侧重于直接民主，更重视事前的民主参与与民主决策。西方民主是一种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更重视事后的民主监督。直接民主是一种群众自治，受到民众素质与民意影响。间接民主是一种精英代理，受到统治阶级素质与能力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都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尝试，但是并不成功，原因在于民众素质、生产力与法治水平不高，而且直接民主并不适用于大范围社会治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主发展主要是通过代议制民主来实现的。
间接民主就是代议制民主、政党民主，就是通过政党、议会来实现的民主。它虽然解决了直接民主的许多不足，但也有严重缺陷。在19世纪中期以前，英、美等国政坛均实行“政党分肥制”。这种制度的重大缺陷是，随着执政党的定期更迭，政府行政人员经常大规模地换班，由此形成了因党而异的政治局面，其结果一方面是搞掉了大批精于政府行政业务的管理官员，严重破坏了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各种昏庸无能之辈和一些阿谀逢迎之徒盘踞权力的宝座，致使政府缺乏人才，行政管理紊乱，工作效率低下。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西方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形成了西方的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党政独立的产物，是政权独立的基础。这一制度既可缓和党派之间的矛盾，又可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以及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同时又让那些文官产生一种职业安全感，解决了“政党分肥”引起的周期性政治大动荡。
文官制形成了一批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文官制将业务标准引入官员录用标准，消除了不同意识形态对于行政的干扰，有利于行政效率的稳定与提高。文官制的发展使得西方哪怕很长时间没有执政党、没有议会，政府也可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不会失控。
封建专制社会的职务终身制、血亲继承制，不利于社会流动与社会竞争，造成了阶级特权化与腐化，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因人而异、大起大落，一朝天子一朝臣等不合理现象。民主社会的任期与退休制度、选举考核制度，有利于社会流动与社会竞争，有利于权力的平稳过渡，有利于人民的监督，从而防止了特权与腐化，实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因此，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其实是由两种重要成份构成的：代议制和文官制。这两种成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
文官制度虽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但是它也有自身的缺陷，一是行政效率的提高并不仅仅取决于政府组织，还取决于民众的参与；二是文官制度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难以实现对于领导者的监督，难以防止领导者权力的膨胀。统治阶级权力的膨胀导致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民主发展的第四阶段是社团民主，其特征表现为，更加重视公众对于政治的参与与监督，出现了各种非政府组织，使得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途径更加多样。社团民主的发展，形成了公民社会，改变了由少数官僚与精英决定政治的局面，扩大了民主的社会基础，提高了民主的实现水平。社团民主是政府与社会，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统一。
衡量一种制度的好坏与否，是否公正合理，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民首先选择在这种制度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只有当人民的角色选择比例与这种制度的角色分配比例相一致，这种制度才是合理的制度。比如说在古代社会之中，如果人人都想当皇帝、贵族，而不想当平民，那就说明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的角色分配与人民的需要是不协调的。由这种方法选出来的制度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不可能是专制制度。
民主为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人与人之间在生物遗传与发展潜能上是平等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都是后天的、社会的产物。人与人之间在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平等的，所以任何等级与专制都是外在的，是强加于人身上的束缚，每个人都需要摆脱这种外在的束缚，这就是民主的动力。既然每个人本身都是平等的，凭什么有人能够高人一等呢？所以等级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果社会不能够废除等级制，那么至少应该要求这种等级是在公平竞争与民主选举基础之上的等级制。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所以是必然的，就是因为它们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必然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与认同，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的政治制度，既不是绝对的民主，也不是绝对的专制，而是民主与专制、人权与法制的统一。官员权力获得形式的民主化与官员权力的扩大化、集中化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是民主竞选与民主考试制度的发展，形成了官员竞争上岗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在不断的扩大与集中，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在不断的提高。
古代中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
政教合一体制主要体现了等级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雇佣官僚制主要体现了流动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科举制度是等级性与流动性的统一，从而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区别。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中国古代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政务官的议员与地方主官）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
科举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儒学与八股文的文化垄断，从而导致各级官员学非所用、学无所用。科举对于统治阶级有用，对于社会发展无用，反而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缺乏科技教育，导致科举越发达，官员治理社会能力越差。科举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强盛，反而导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专制
专制制度的特点，一是专制制度具有低成本与高效率。但是个人决策容易因人而变，从而造成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稳定发展。二是专制制度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平等，而容易形成社会的等级制度与论资排辈现象，会造成社会的板结与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的自由流动，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三是专制制度不利于社会信息自由流动与舆论监督，容易形成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与歌功颂德的个人崇拜现象。四是专制制度有助于社会的统一，但也容易压制不同意见，不利于社会的竞争与创新。
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就是由中央政府决定地方事务。民主就是地方分权制，就是由地方议员决定国家事务。
民主竞选制有利于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有助于打破阶级固化。其选择权在于下层，相对公开透明。缺点是没有金钱与口才难以竞选，选中的人并不一定有真才实学，容易选择夸夸其谈，眼高手低之人，也就是政治投机分子。
专制考核制有利于统治阶级，有助于巩固阶级分化，容易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其选择权在于上层，容易暗箱操作。缺点是容易论资排辈，不利于年轻人与圈外人，选中的人大多数都是有资历的中老年人，趋于保守。容易形成固定标准与内部繁殖，不利于创新与发展。
专制制度的决策效率高，但是在执行过程之中，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这是因为上层决策往往不符合底层的实际情况与既得利益，所以政令难以下达与实现。由于上下层缺乏紧密联系，上层统治阶级难以监督下层管理者，所以中下层管理者往往可以对上层统治阶级进行误导与欺骗，从而获得权力垄断利益，所以在中央集权制之中，反对贪污腐败就显得尤其重要。
民主制度的执行效率高，因为民主决策本身容易符合地方实际情况与既得利益的，其执行难度较小。而且其决策者与执行者关系密切。容易进行反馈与调节，也容易进行监督。由于民主制度决策难以形成，所以民主制度的决策往往是以法律的名义来进行，以更好的实现公平与权威。
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都必须要通过法治来实现长治久安。专制制度按照人治与法治的不同，可以分为特权专制制度与宪政专制制度。特权专制制度古代就是封建帝王专制制度，现代就是法西斯主义，其特征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威权制度属于宪政专制制度的初级阶段，特征是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来实现政治目的，行政管理要符合法律，实现依法治国。
民主制度按照人治与法治的不同，可以分为暴力民主制度与宪政民主制度。暴力民主制度就是有民主，无法治的群众运动，如文革与街头政治，这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通过群众运动来直接实现其政治目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一种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通过竞选代理人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强调民主必须要符合法律程序。
在专制制度之中，会出现公共权力、政府权力膨胀，如官员、警察的特权，相反的是民众权力受到损害与践踏，而无法申诉，无法保障与补偿。特权进一步膨胀就会形成少数人暴政，对民众与他人予取予求，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在民主制度之中，会出现民众权力膨胀，进而形成多数人暴政，如街头暴力政治。相反的是公共权力与公共秩序会受到破坏，如文革之中砸乱公检法，人们以自由民主的名义来实施与实现各种罪恶与破坏。
而且少数人暴政与多数人暴政会相互转换，如中国专制制度之中出现了文革，而西方民主制度之中出现了德国法西斯。中国历史上治与乱的周期性，也是一种少数人暴政与多数人暴政的相互转换，只有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才会出现真正的善政。
专制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封建君主制、集权君主制、军国主义、党国主义四个阶段。
封建君主制也就是君主分封制，表现为君主通过其册封的贵族与领主來治理社会。人民由领主直接管理，并不受君主直接管理。领主可以拥有自身的军队与法律，可以自行收税，大领主就是一个小王国。君主本身也是一个大领主，并不能够随意的控制其他的贵族与领主。君主分封制类似于部落联盟，其中贵族与领主拥有广泛的特权，但是君主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特权。殖民地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社会。
集权君主制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它由君主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來治理社会，具有统一的军队、法律与税收。在集权君主制之中，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任何权力在皇权面前都会失效，并臣服于皇权。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法律对于皇帝无效。
政教合一是一种特殊的专制制度。特征是以宗教名义进行治理，实行宗教与文化垄断。通过虚假宣传与宗教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实现宗教统治。
分封制缺乏统一的民族、语言、法律，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地方分裂主义，不利于社会的统一治理，容易造成矛盾与冲突。集权制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语言、法律，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统一治理，有利于社会的安全与发展。
集权社会容易形成文化、道德、法律的两极分化与分裂，形成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文化、道德、权力。集权制度会出现代理人尾大不掉、无法管理的局面。造成上层统治阶级与底层人民缺乏实权与资源，而中间阶层最有实权与资源的局面。从而造成管理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政策（权力）架空与资源流动性损耗，使得政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严重。集权社会司法不独立，形成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的人治社会。
军国主义就是军阀割据，就是军权作为社会的最高权力，军事领袖作为社会的最高领袖。军事实力决定了军事领袖管理的地盘大小，因此扩军备战与军事发展成为了社会治理的第一目标，对外扩张与战争成为了社会的长期状态。
党国主义就是党政军一体化，就是政党管理社会的一切事物。政党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政党的政策与决策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党的领袖成为社会的最高领袖。反对党就是反社会、反革命，就必须从身体与精神一起消灭。党国主义一般实行继任制，而不是继承制，就是继任者由上一任领导人来决定，而不是由人民来决定。
要反对党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就是以战养军，以战治国，就是对内推行耕战，对外推行霸权。军国主义一切为了战争与霸权，实行军事挂帅的统治手段，而无视人民的疾苦，因此军国主义必然会被人民所推翻，党国主义就是政治挂帅与意识形态挂帅，就是否定实事求是，而搞两个凡是。军国主义的典型就是法西斯与二战，党国主义的典型就是苏联社会主义。
专制制度的本质都是通过暴力机关来控制社会的一切，妨碍了社会的平等自由人权发展，只有打破一切专制，打破君权、军权、党权的独裁与控制，社会才能够自由的发展。
专制制度的特征包括集权制、人治、继承制、终身制，就是权力集中于一个最高领袖手中，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权大于法。领导权力的获得由上一任领导人来决定，主要实行血亲继承制，并且领导人的任期与权力没有限制，实行职务终身制。
民主制度的特征包括分权制、法治、选举制、任期制，就是权力由一个分工明确的领导集体来进行控制，领导集体的权力由法律赋予，并接受法律的监督，法大于权。领导权力的获得必须通过竞选，并且有一定的任期限制，从而防止了权力的板结与垄断。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选举，选举的核心是竞选，多党制是为竞选人服务的，没有竞选也就没有民主与多党制。
必须反对各种专制制度，反对君主专制、民族专制、阶级专制、政党专制。因为国家政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并不属于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某个政党。任何专制制度都是一种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剥削与压迫，都是不合理的。
国家政权是属于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阶级、所有政党所共同拥有的，也就是公有的。要想获得国家政权，一是要通过民主选举制度，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分配权力；二是要通过比例分配制度，按照不同民族、阶级、政党的支持人数来分配权力；三是要通过权力竞争，通过实力与贡献的比较来分配权力；四是要通过法律制度，通过法律来保护人权与正义。
专制社会必然反对人民持有武器，民主社会必然支持人民持有武器。这是因为专制社会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相互矛盾，统治阶级必须通过暴力来进行剥削与压迫，因此必然会反对人民使用武器。而民主社会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相同，统治阶级不用担心人民的反对，人民持有武器有利于个人与社会的安全。
专制制度抑善扬恶，民主制度抑恶扬善。专制制度扬恶表现为军阀养匪自重，独裁者养贪自重，垄断者养奸商自重，文霸养文氓（文盲）自重。专制制度是通过暴力与恐吓来实现其统治的，如果天下无贼，那么政府与暴力还有什么用？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专制政府为了维持暴力统治，就必须制造流氓与黑社会，制造恐怖与战争，通过黑社会组织来证明专制政府存在的意义。专制政府一方面通过合法的税收获得政府收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黑社会组织与贪官污吏来获得收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黑社会组织与贪官污吏只不过是专制政府剥削人民群众的工具而已，这就是养贼自利。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通过合法政府收入与社会保障反哺人民，实现养民富民。
专制制度抑善表现为对慈善组织与民间组织的抑制，中国古代民间慈善活动等同于谋逆，更不用说民间组织了。出现这种慈善等于谋逆的原因在于专制政府对于公共管理与公共组织的垄断，在于专制政府害怕其他组织的竞争，害怕人民获得自由与人权。只有民主社会之中才能鼓励慈善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发展，支持人民的自由与人权，实现人民的自由发展与社会流动。
专制制度有利于基础建设与基础科研，民主制度有助于企业竞争与市场创新。因为基础建设与基础科研投资巨大，单靠个人难以承担，主要依靠国家力量加以推动。资本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进行基础投资，他们的投资主要是面对市场消费者的应用创新。

专制制度存在权力寻租问题，造成了社会的特殊权力集团。民主制度存在钱权交易问题，造成了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如美国的政治献金与游说集团。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民主≠正义，民主≠科学，民主决策并不是百分百正确的。有些人认为民主一切都好、一切都对，这是完全错误的。
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不能够保证决策百分百正确，都存在着贪污腐败与特权问题，所以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必须依赖于法治的规范与舆论的监督，才能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民主与专制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矛盾，它们完全可以并存，甚至相互转化。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样一种民主与专制相统一的政治制度。
民主与专制制度之争，归根到底也就是行政主导与议会主导之争。理论上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但是其前提条件几乎无法实现，现实之中专制制度才是最优的。专制制度只要少数领导人高素质就可以有效的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民主制度则要求大多数人具有高素质，这是难以实现的。目前来看，行政主导，议会监督（也就是政治效率优先，兼顾民主公平）是一种相对完美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接近于这种模式。要实现全球民主，可能需要等到全球统一之后。
政治制度
政治也就是社会治理，不同主体之间权力的分配及其制衡是政治的核心。古代的独裁以及分封制度不利于社会权力的制衡。分封制度使得权力过于分散，而缺乏集中，导致了诸侯争霸，政令不通的问题。而独裁制度的权力过于集中，使得各级官员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降低了政权的长期效率。
任何国家制度都要在体现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基础之上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古代的主权是通过君主个人来体现的。君主制虽然体现了主权的独立、统一，但是由于君主个人素质有限，难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容易形成因人而异、人亡政息的局面。它也难以反映出政权根源于人民的本质。
现代社会制度中主权是通过宪法与法律来体现的。宪法与法律将不同主体、阶级联系起来，形成国家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共同实践，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每个主体与阶级都要遵守宪法与法律，国家的主权是由全体人民共同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宪政制度能够反映政权真正的来源，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
现代政治一方面是通过政治制度与法律设置来达到内部权力的分配与制衡，例如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通过选举制度与新闻制度，实现了对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监督，有利于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相互联系与制约。
对于社会而言，政权与人权的相互制约才是根本的，因为只有人民的社会监督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而三权分立只是政权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由于它们都是统治阶级，其监督制约作用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中人民一方面通过政党与竞选监督统治阶级，另一方面通过传媒直接监督统治阶级的具体行为，这是现代传媒成为社会“第四权威”的政治基础。
社会制度可以预防管理的失误，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制度的预防作用是靠合理的权力制约与责任追究机制形成的，是权力与责任、监督的统一。没有权力制约与责任追究机制也就没有制度的预防作用，不受限制的特权必然导致腐败与专制。
政治的先进性一方面依赖于统治者的素质，依赖于统治者与社会精英之间的流动机制。另一方面归根到底政治的先进性是由政治实践的科学性与历史发展性所决定的。即使统治阶级都是社会的精英，也不能够保证其决策百分百成功，所以说政治的先进性归根到底是由政治实践来检验的，只有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与政治实践的客观检验才能够确保政治的先进性。
人民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民的社会监督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监督有助于统治阶级发现并改正自身的错误，有利于克服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相对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没有监督的社会，必然会产生统治阶级的腐化、特权现象，激化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社会矛盾。
极权主义害怕民主监督，否认人民有能力管理社会事务，认为自己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将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认为社会监督损害了自己的权威与利益。
自由主义认为人民具有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通过民主政治能够实现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有权力监督、批评统治者的行为。但是绝对自由主义否认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导致无政府主义。
绝对的自由主义必然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劣才驱逐良才的恶性竞争局面。绝对的精英主义则会形成剥削与压迫的专制垄断局面。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罪恶。绝对的个人权力导致个人的堕落，绝对的国家权力导致国家的堕落。
法制之所以能够克服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影响，在于一方面法制形成了社会正义的标准，是社会良性竞争的保障，从而克服了自由主义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法制保障了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规范了国家权力的运行，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扩张，有利于社会监督。
我们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就必须反对绝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观点。无论是强调人的绝对自由还是强调统治阶级权力，他们都将人权与主权、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违反了人民主权原则与民主集中原则。没有强大的主权与政府，主体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支持，任何政治权力与决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而反对分裂主义与极权主义。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的行使职权，反对各种分裂主义；另一方面也必须防范权力的过分集中与垄断，通过民主法治防范各种腐败与官僚主义。
分裂主义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包括部门分裂主义、地方分裂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分裂主义。分裂主义形成的原因在于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缺乏法治。提高社会的平等、自由、法治有助于解决各种分裂主义。分裂主义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是形成矛盾的根本原因，而缺乏法治是社会分裂的直接原因。要防止各种分裂主义，必须实行集权制，包括中央集权制、部门集权制、民族集权制、文化集权制。要实现减员增效就必须重视集权制，因为集权制是效率最高，人数最少的管理制度。
古代的集权制表现为中央集权制与文化集权制，现代的集权制表现为部门集权制与民族（公民）集权制，是一种利益与法律的集权制。
古代的集权制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制，侧重于职位集权，表现为君主的绝对权力。而现代的集权制主要表现为部门集权制，侧重于职能集权，表现为少数大部门的垂直管理。古代的集权制是首长制，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之上的，是政治权力的决策、执行与监督统一的集中制，而现代的集权制是大部制，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的决策、执行与监督的相对独立的综合政治体制。部门集权制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现代发展。政治的发展是从君主专制制度发展为三权分立，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的大部制，也就是多权分立制度，从而推动了社会的民主与法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古代的集权制是一种缺乏法制与分工的中央集权制，它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地方领导者个人身上，容易形成一言堂与官僚腐败，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与地方脱节的局面。而现代的集权制是一种建立在法制与分工基础之上的部门集权制，它的权力集中于职能部门手中，有助于不同部门的相互监督与不同管理层次的直接管理，从而能够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减少腐败与官僚主义。
表面上看，中央集权制反映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绝对管理，而实际上这种制度的成败完全取决于领导者自身的素质。一旦地方领导者权力与利益膨胀，反而会形成地方割据、尾大难掉的局面，反而妨碍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统治。而且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个人总是会犯错误。在中央集权制下，一旦领导者犯错误，也就难以纠正。
而部门集权制有助于防止领导者权力与利益的膨胀；通过专业化分工，也有助于提高领导者素质，减少各种犯错误的机会；最后，它有助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垂直管理与直接管理，能够减少管理的层次与中间环节，提高行政效率。部门集权制依赖于信息与素质，所以只有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才能够充分发展起来。古代社会信息不发达，信息传播成本高，而且具有时滞，容易失真，因此政府管理只能够通过各级官员来代理，而难以形成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直接管理。
中央集权制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侧重于横向集权。它适合于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封闭的社会。不利于权力的制衡与监督。部门集权制是一种以法制为基础的管理制度，侧重于纵向集权，垂直管理。适用于各地发展较为均衡、自由开放的社会。有利于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中央集权制是一种代表、代理集权制，中央的命令必须要经过地方政府代理者才能够落实。容易形成政策的扭曲变形、层层加码的不良后果，给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部门集权制是一种直接集权制，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够直接传到基层。减少了中间层次，有助于政府的廉洁高效。
要从首长负责制发展为分工负责制。在首长负责制之中，责任会推给下级或者上级，封建制度之中往往推给下级、人民，在现代社会之中往往推给上级与首长。而在法治社会之中，各人分工负责，各自承担相应的权力与责任，谁也不能够相互推诿。
社会组织管理包括人、事、权、钱四个方面。中央集权制侧重于人、事的集权，具有人治的特征。部门集权制侧重于权、钱的集权，具有法治的特征。重视人事管理，忽视组织规章制度，这是人治型管理的特征。人治型管理就是重视人的道德与权力的作用大于重视法律与制度的作用，人大于法，权大于法，形成了领导者对于法律与制度的干涉，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形成了贪污腐败与特权现象。人治型管理必然会形成任人唯亲的社会关系网，形成论资排辈、嫉贤妒能的官场文化。还有一个弊端就是重视选人，而忽视了对于权力的监督，其管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与素质。
重视法律与制度，通过法律与制度来对人和事进行管理，这是法治型管理的特征。在法治型管理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程序公正胜于实质公正。它更加注重对于官员的监督与管理，其管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制度的科学性。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运用行政、政策和人事手段进行调整，但是从长远看，要向法律手段调整转变，主要通过立法规范、行政协调、司法裁决等手段调整。美国凡是州违反了联邦法律，一律由联邦法院通过审判来解决；州之间发生纠纷，也通过联邦法院的审判来解决。同时我们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金融等手段来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逐步把中央和地方关系建立在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基础之上，增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导向性。
古代的政治制度以血缘继承制度为特征。权力的获得是由私人关系与血缘关系形成的，任人唯亲，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在组织内分为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劳动者阶级，分别适用不同的规范，形成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下层的劳动者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即使有很高的能力与业绩，也难以获得升迁，而与领导者有私人关系的主体，即使缺乏能力与业绩，也容易得到升迁。形成社会组织内部嫉贤妒能，论资排辈，内外有别的文化，不利于发挥劳动者积极性，不利于社会发展。
古代社会不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设置职位，而是以个人、家族需要设置职位，导致职位交叉，分工不明，不利于社会控制，也不利于社会监督。对于有利可图的事务，人人都争权夺利，而对于无利可图的事务，则相互推诿，容易孳生腐败与官僚主义。上层统治阶级利益相互关联，形成官官相护，将管理责任转嫁到人民身上。对人的价值评判，不是以人的能力与业绩为依据，以社会发展为价值标准，而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以领导者的私人关系为标准进行的。形成了党同伐异的文化垄断现象，形成了买官卖官、行贿受贿的贪官文化。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导致社会文化的僵化。

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民主政治。不同主体阶级按照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与社会行为规范进行组织，有利于形成社会共同利益与社会共同实践，实现了社会共同发展。根据主体的能力与业绩按社会共同利益评价主体的价值，调动了主体的积极性。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设置职位，分工明确，任人唯贤。形成了奖优惩劣、优胜劣汰的文化，促进了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
各国有不同的国情与国家利益，有选择不同发展途径的权力，并不存在适合于一切国家的具体政治制度。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适合于一国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国家。因为任何制度的运行与实现，都要与社会主体、社会条件相结合，不存在脱离社会条件与主体的抽象制度。发达国家的发达，不是由其制度决定的，而是由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由人民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
制度的优劣不是由理论或圣人的标准所决定的，而是由人民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实践是第一位的，制度是第二位的，制度不是社会先进发达与否的根本标准。国家的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是主观可变的，而社会生产力是客观的，只有生产力标准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准。先进的制度应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民主与法治的发展。
有些国家认为只要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就能够实现社会的发展，而不改变自身的文化与制度，结果先进的生产方式难以在社会上推广，或者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相抵消，老百姓的生活难以得到实际的改善。
有些国家恰恰相反，认为只要引进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制度，就能够实现社会的发展。而当他们的政治改革完成之后，才发现所实现的不过是贫穷的民主化与自由化，国家的经济与民生并不会因为制度的改变而产生根本的变化。
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人们只看到了发达国家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看到最不发达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这说明私有制、三权分立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保证。
教条主义者妄图通过某一项制度改革，就改变社会的本质，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上，而不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上。不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民主自由，任何制度都只能是死路一条。
任何制度本身并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条件。社会的长治久安归根到底是由于人民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一个领导者或者那一种社会制度、那一种理论所决定的。
社会的发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行为文明的共同发展，不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通过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形成高的效率。社会的发展是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统一，制度的改革要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相统一，才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与效率。
要反对垄断与专制，坚持民主与竞争；要反对剥削与压迫，坚持公平与正义；要反对暴力与战争，坚持和平与法治；要反对愚昧与迷信，坚持科学与理性。没有科学技术的民族必然是落后的，没有文化教育的民族必然是愚昧的，没有产业基础的民族必然是贫穷的，没有民主法治的民族必然是残暴的。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计划经济、公有制容易形成专制制度，市场经济、私有制容易形成民主制度。社会发展越快越容易形成专制制度，而社会的均衡与稳定容易形成民主制度。因为发展本身就是先发展的人带动后发展的人，社会发展过快就会扩大阶级差异与民族差异、地区差异，从而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形成。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科学与先进的制度，并没有哪一种制度绝对的优于其它制度，或者说社会发展并不只有一条路径。比如说绝对的民主制度（直接民主）只能够导致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绝对的法制必然会阻碍社会的改革发展。
社会制度的选择必须要综合考虑社会的民众素质、社会环境、文化历史等条件，只有符合国情、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才是相对合理的制度。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应该选择有利于本国的发展途径与社会制度。
古代文化，西方是封建多于专制，中国是专制多于封建。现代文化，西方是民主多于法治，中国是法治多于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必须要走先法治，后民主的道路。对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危害最大的主要是统治阶级，而不是人民群众。所以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也是统治阶级，只有将他们通过法治束缚起来，社会才能够稳定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包括：
1.人民主权与主权统一原则。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切权力的起点与终点。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与之相应的国家主权也是一个独立统一的整体，要反对对于国家主权的分裂与干涉。
2.民主监督与政治协商原则。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人民有权力参与并监督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同的民族、政党、行政部门、议员之间应该通过协商一致原则共同治理国家，既反对独裁也反对各自为政。
3.依法治国与司法独立原则。政府通过制定并行使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得干涉与阻挠法律的独立与公正。
4.党的领导与为人民服务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组织与运行过程之中处于核心与领导地位，通过选拔任免官员，制定与修改法律，带领人民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文明。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共产党团结与带领人民群众，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推动不同地区、民族、阶级的共同发展。
腐败与改革
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它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只是将大量社会财富从人民转移到少数当权者手中，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转移到特殊利益集团手中，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产生巨大危害，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构成巨大隐患。
比个人腐败更严重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腐败。权力寻租所产生的收益流向个体所属的组织、集团，形成了利益集团。官员为利益相关者谋取了利益，而损害了公共利益。比如挪用教育基金进行部门与地方建设与福利，就是一种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这种腐败具有结构性、制度性，它的危害性大于个人腐败，因为利益集团的腐败远比个人腐败更加难以治理。
国内外经验表明，反腐败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私人投资，提高投资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税收体系，防止大量税收流失，进而增加政府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通过公开招标竞标，可以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大幅度减少政府公共工程支出。
贪污腐败的根源是什么？无非是社会权力的巨大不平等，是法制不健全，是权力缺乏约束与监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权力越不平等，法制越不健全，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过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贪污腐败越严重，也说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相当严重，法制严重缺失。
贪污腐败与民主法治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因为贪污腐败从根本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民主法治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形成的。要发展民主法治，就必须大力反对、铲除贪污腐败，在一个贪污腐败盛行的国家之中，是不可能实现民主法治的。不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发展，结果只能够越反越腐，民主与法治就是治理贪污腐败的根本途径。
要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一靠法律监督，二靠民主竞选。法律与司法可以减少贪污腐败造成的社会损失，增加贪污腐败的社会长期成本，从而预防和治理贪污腐败。但是法律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法律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手段，它往往难以真正起到预防作用，而且法律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政府透明化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否则单靠法律本身起不了多少作用。
要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归根到底必须要通过民主制度。民主选举制度有助于提高统治者的素质，有利于人民对于统治者的监督。民主制度是一种事前的预防制度，它可以有效的减少统治阶级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但是民主制度也是有条件的，它依赖于社会的公平与教育。缺乏公平与教育的民主，必然导致民主形式化、贵族化，就会形成用表面的民主掩盖实质的专制。如西方的金钱政治就是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资本专制制度。
中国现行官员制度有三个弊端，一是官多而缺乏民主；二是权重而且缺乏监督；三是社会管理泛权力化，泛行政化，而缺乏法制。
一是官多，中国官多表现在，党委满天飞，官员遍地走，人民不如狗。一是党委干政，党政不分，这是中国社会职权不明、权力膨胀的制度根源。
现在的党委既非人民代表，也不是权力机关，因此，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权力来直接管理社会的。政党是一种政治组织，它本身并没有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的权力，它也无权代表人民行使各种权力，能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只能够是人民代表及其授权的各种政府组织。党委的直接领导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与越权行为，它必然会对社会正常的组织与管理行为产生干扰与破坏作用，从而妨碍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比如妨碍现代企业制度、公务员制度、法律制度等的正常运行与发展。
在中国之所以会有政企不分，其根源是由于党企不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遍布各种社会组织之中，严重的影响这些社会组织的正常工作与管理，这是中国组织制度混乱的政治根源，也是妨碍管理科学化、组织高效化的制度根源。不解决这个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国外没有政党的领导之说，它们的政党只是纯粹的政治组织，不是行政组织。而中国共产党既是政治组织，又广泛参与到各种社会组织行政管理系统之中，党既是立法者，又是领导者与执法者，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党的绝对领导（实际上就是权力垄断），而党的权力膨胀也就不可避免了。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公务员与社会组织的政治中立原则，而非党的领导原则。西方的社会组织与他们的政党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西方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政党组织，它们都必须接受法律的规范，西方没有党的领导，只有法的领导。
变政党的领导为议会与法律的领导，这是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实现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而逐步实现党企分离、党政分离、党社(指民间组织)分离，这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必然之路。
只有实现司法独立、行政独立、企业独立，才能够形成有效的现代司法制度、现代行政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党对于法律、政治、经济的管理只有在宪法与法律范围才有效，政党只有作为民主制度的一个环节才能够对社会形成影响，而不是直接管理、干涉社会组织与社会活动。所以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党脱离社会管理与经济的具体活动，而一心一意做好自身的本员工作，比如政治教育、政治协调、协商与政治发展等。
要解决党的领导问题，有两个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多党竞争来限制党的权力膨胀，这个方法与民主选举直接联系。由于中国社会现实条件与传统文化的限制，这种多党政治恐怕短时间难以形成。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政党与议会的结合来限制政党的权力膨胀，政党的作用只能够通过议会来发挥，除此以外政党不应该干涉具体的行政与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这将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发展方向。
政党与议会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党政不分问题。要将共产党从行政组织转变为议会组织。政党必须要从社会全面撤退。要改变社会办党的党组织模式，建立起公益性、法制化、专业化的党组织模式。党组织的职能要从管理社会转变为服务社会。要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各种专业民间组织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让党的领导转变为人民依法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