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金字塔结构的寺庙集团格鲁派正式形成之后，一方面在政治上与明中央政府建立联系，当明成祖朱棣第二次召宗喀巴入京时，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朝贡，1415　年，明成祖册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宗喀巴成了大国师之师，这既表明格鲁派得到中央政权的支持，又进一步提高了宗喀巴的地位。

①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7　页。另一方面，格鲁派以甘丹寺为中心向外发展。1416　年，宗喀巴的弟子扎希贝丹（1379-1449　年）在帕竹贵族喃葛监藏（内邬宗宗本，明都指挥签事）的支持下，在拉萨西郊建哲蚌寺，宗喀巴亲自主持"开光"仪式，由扎希贝丹任寺主。该寺初有7　个扎仓，后合为4　个（显宗3　个，密宗1　个），并规定僧额为7700　人。1418　年，释迦也失以朝廷所赐资财为主，加以帕竹贵族的支持，在拉萨北郊建成色拉寺，初有5　个扎仓，后合并为3　个（显宗2　个，密宗1　个），并规定僧额为5500　人。甘丹寺、哲蚌寺与色拉寺一直是格鲁派在前藏的三个主寺，通称三大寺。
宗喀巴死后，甘丹寺由其弟子达玛仁杰（1362-1432　年）继任"墀巴"，以后甘丹寺一直是以格鲁派中佛教学问最好的僧人担任"墀巴"，保持宗喀巴当时的各种规矩也最持久。在三大寺中，哲蚌寺发展最快，宗喀巴逝世后，每年一度的祈愿大会改由出身于贵族、且与帕竹家族（特别是郎氏家族和内邬宗本）交往深厚的扎希贝丹主持。帕竹贵族为哲蚌寺赞助土地、钱财和农奴，并将其子弟送到哲蚌寺学习，于是富商与其他农奴主也纷纷效仿，哲蚌寺很快就变成贵族与富商子弟集中学经的寺院，同时也是格鲁派中与当时的政治权贵关系最密切的寺院。尽管扎希贝丹在佛学修养上远不及达玛仁钦和格雷贝桑等人，但哲蚌寺的声望和实力却日益超过甘丹寺与色拉寺，格鲁派中有学问的僧人也逐渐集中于哲蚌寺，由此格鲁派的实际领导权就转移到哲蚌寺首脑人物手中。
15　世纪是格鲁派急剧发展的时期。1447　年宗喀巴的另一个弟子根敦朱（1391-1474　年）在帕竹贵族班觉桑波的支持下在后藏的日喀则附近创建了扎什伦布寺，这是格鲁派在后藏地区得到较大发展的成果与标志。在此前后，堆·喜挠桑布也到后藏传教，并在芒城建达摩寺。其侄喜挠巴在阿里建成敕巴寺，并将阿里托林寺归入格鲁派。麦·喜挠桑布于1437　年在昌都建强巴林寺。喜挠僧格在后藏赛地修建一座专授格鲁派密宗的寺院，又在拉萨修建举麦扎仓（下密院），其弟子贡噶顿珠另建成堆举扎仓（上密院）。至1450年前后，格鲁派已成为全藏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实力都大大雄厚于其他教派的寺庙集团。

格鲁派寺庙的集团化与制度化是同步进行的。首先，寺庙有独立的庙产，这使其生存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一方面，格鲁派禁止僧侣娶妻生子，严格区分僧俗界限，寺庙经济由僧团自身经营；另一方面，格鲁派坚持与地方贵族保持密切联系，谋求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但是避免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地方势力，广开门路，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人都可以向它布施，从而避免因政治动荡与家族没落而使自己陷入被动。
其次，由于实行"母子联寺制"，使格鲁派以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四大寺为主寺，以散布在全藏的其他大小寺庙为属寺，建立起层层的隶属关系，像母子一样，联结成一个组织上相当严密的整体。母子寺在经济上各有其独立的寺属农奴和庄园，但又有一定的扶持关系；在行政上，子寺的"堪布"（住持）等要职，不仅要在四大寺受过专门的培训，而且要由母寺委派。这种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格鲁派寺庙集团在组织上的严密性和在教法教规上的一致性。
第三，宗教领袖最终以"活佛转世"的方式选定。从宗喀巴的再传弟子根敦嘉措（1475-1542　年）开始，格鲁派采取噶玛噶举一直奉行的活佛转世制度，既保持了宗教法统与寺产的延续性，又避免了因宗教领袖去世而使内部陷入争权混战的局面。这对于凝聚整个教派，稳定僧侣贵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经济的、组织的和精神的因素相互作用，使格鲁派形成一个以活佛为最高宗教领袖的、金字塔结构的寺庙集团，为其进一步发展到政教合一的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走出低谷，大获全胜1481　年，噶玛噶举在拉萨东效建了二个寺（黑帽系、红帽系各一寺），意在抵制格鲁派在拉萨近郊的哲蚌寺和色拉寺；同时，噶玛噶举又使用暴力迫使若干较小的格鲁派属寺改宗，并夺取了哲蚌寺和色拉寺的一部分寺属土地。于是，格鲁派与噶玛噶举形成公开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是15　世纪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形势发生转变的结果。在此之前，帕竹家族已经开始内部分裂，仁蚌巴从不断增长权利到相对独立，并与萨迦派僧人进一步联合，尔后又与噶玛噶举的红帽系和黑帽系结成联盟，向格鲁派、帕竹政权，以及其他支持格鲁派的贵族展开了明争暗斗。而在此之后，这种矛盾冲突不仅逐步升级，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格鲁派一直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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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再超脱的道教道教伴随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代之际，受到多方面的困扰。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皇帝与权贵对之"恩宠有加"，从各方面加以扶持；在道教内部，无论是教派的分化还是教团的腐化，都使之凝聚力、生命力和社会声望衰减；而在道教外部，在社会的上层文化中有理学的强力排斥，在下层民众生活的范围里，则受到各种新兴民间宗教的冲击。当然，民间宗教的勃兴在某种意义上看，亦是道教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变动过程中的一种发展（嬗变），但无论如何，正统道教的辉煌时代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检束中的波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以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为本，他早年出家的经历使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更了解宗教及其教团内部底细，因此他"对宗教采取了利用与检束相并用的政策，即笼络其头面人物，而控制其势力的发展"。
朱元璋尚在推翻元政权的"义军"之际，便与道教的第42　代"天师"张正常建立联系。1361　年，身居吴王之位的朱元璋一方面派人"访求天师，多有招聘礼请入山，依前住持道教"，另一方面命令部下"但系龙虎山宫观殿宇及供器什物，诸人毋得作践损坏，亵渎神明，旧管山园田地房屋，悉听为主，诸色军民人等不许夺占，违者治罪"（《汉天师世家》卷二）。后来，朱元璋又直接写信给张正常，在肯定颂扬之中定下了"辅国济民"的基调：吾闻汉祖天师，道德在躬，动得鬼神之助，一嘘一吸间，天道为之晦冥，雷霆诸神，莫不有命。以此辅国济民，除其妖孽，援其水旱，故灵名历四十余代而愈著也。今吾师既临乃祖之位序，当继乃祖之成烈，有非他术之可同者。愿师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使前灵之迹益显，则龙虎之山益崇，而人益仰望也（同上）。朱元璋不仅这样说，而且付诸实践。1366　年，因战乱而民间病疫者多，朱元璋下令张正常放符并普施符水以济民，由于求得符水的人太多，张正常便施符于井，"人争汲之"，朱元璋命部下作亭于井上，名之为"太乙泉"。在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之后，他对宗教的政策，虽然和他争取各种宗教力量支持以得天下时没有根本的不同，况且，朱元璋也吃过周颠仙的丹药，也相信丹药可致长寿，但是作为统治者和开国皇帝，他要把包括道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纳入其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中，特别是元末宗教组织与义军的"天然"联系（明代这种事情也是接连不断，如1386　年，彭玉琳自号弥勒佛祖师，以白莲会名义称晋王），这是任何一位希望长治久安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朱元璋登基之始，曾对宋濂等朝臣说："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劳精神，卒无所。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一？"（《太祖实录》卷三十三）这说明他虽然当过和尚，但对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能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晚年（1388　年）与臣属的另一次谈话再次表达了他的"神道设教"的宗教观：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明史·太祖本纪》）。李养正先生说朱元璋并不崇尚某一宗教，而是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控制，招揽名流用以敬神祀天，同时对教团严加约束，防止其泛滥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害。确实如此。在朱元璋当政期间，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将道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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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道教领袖置于皇帝的权威之下，减少宗教神职人员的特权。1368年，朱元璋登基，张正常入京朝贺，没想到朱元璋不仅没有加封，反而以"天有师乎？"为由，将元朝所封"天师"称号免去，"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1370　年，朱元璋又下令凡寺观庵院"除殿宇梁栋门窗神座案棹许用红色，其余僧道自居房舍，并不许起斗拱彩画梁栋及僭用红色什物床榻椅子"（《明会典》）。
其次，在意识形态上将道教纳入养生治国之道。朱元璋是个三教合一论者，1374　年，他曾将自己注释的《道德经》出示群臣，意在将道教纳入"养生治国之道"。他举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的话对群臣说："老子所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注之，以发其义"（《大政记》）。但在三教之中，朱元璋更倾向于以儒为本，1368　年召见孔子55世孙，1382　年诏天下通祀孔子，释道等教"皆有蠹政扰民，造反作乱嫌"，唯儒教"维人心，扶世教"，无皮弊端。所以诏下之后，朱元璋又于太庙亲拜孔子。这中间提倡什么，抑制什么，是很明显的。

第三，清整道观，限制出家。1373　年，朱元璋下诏，无论僧道斋醮，若"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明通鉴》卷4），并允许百姓惩处，"凡火居道士，许人挟诈银30　两，钞50　锭，如无，打死勿论"（《万历野获编》卷27）。1391　年，他又下令清理释道二教，规定各府州县的道士都集中合并于一"宽大可容众者"，不许"杂处于外"，但可以还俗。为了不减少国家的劳动力和赋税人口，规定男40　岁以上，女50　岁以上方允许出家，而各级行政区域道、姑人数也有定额，即"府40　人，州30　人，县20　人"。第四，成立道录司以检束天下道士。全国道教的最高管理机构是道录司，设左右"正一"二人，相当于六品官员；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元义"二人（从八品）；神乐观提点一般，知观一人，龙虎山真人一般（正二品），合皂山、三茅山各灵官一人，太和山提点一人。"道录司掌天下道士，在外府州县有道纪等到司分掌其事"。1381　年编制"黄册"，正式僧道要以政府颁发的度牒为凭证。于1382　年又再次重申"凡内外道官，专一检束天下道士，违者从本司惩治，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本司惩治"。
2。世宗崇道，盛极一时朱元璋制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贯彻到底，也没有贯彻始终。而破坏政策者，恰恰是那些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朱元璋本人就很笃信容纳在道教中的方术，因而他一边制定政策检束道教，一边广求术士，"洪武中，朝廷访求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侯，食禄千五百石"（《菽园杂记》卷一）。受到朱元璋礼遇的道士有刘基、张中、周颠仙、丘玄清、冷谦、张正常等。特别是刘基（1311-1375　年，字伯温），深得朱元璋信任，在朱元璋成功的道路上，他每当"遇急难，勇气奋发，定计立谈间，人莫能测"，野史稗乘载刘基轶闻趣事很多，大部分与道教中的各种方术有关。至于以后的皇帝则更是宠信道士：永乐年间仙女焦奉真奉召入京，荐其母舅冯仲彝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冯孙名必正者为真武庙官，录升赞礼郎矣。至正统十二年（1447　年），仙女又奏请乞升，上命特升为太常寺丞。。。以女之果仙与否未可知，然历事四朝屡祈恩泽有求必允，此必有深当圣心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
不过，明初皇帝崇信道士，还限于个别人物。到了宪宗朱见深时，崇奉佛道而滥加恩泽，"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幸由兹更进矣"。其中最为显赫者，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多授以"传奉官"。而到了孝宗朱佑樘时，则"传奉渐多，及是一月中升受二百余人"。当时较著名者有崔志瑞、王应徛、杜永祺等道士。而孝宗本人则因丹药而死。由于皇帝本人崇信道教，道教在宪宗与世宗二代得到较大的发展，宪宗在位期间有二次高潮，一次是在1476　年，"度僧道10　万"，10　年之后又在一年中"度僧道20　万人"。皇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将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制度束之高阁。有人计算过，宪宗时有府147，州277，县1145，按照定额，僧道各不足4　万人，但宪宗继位后，较大规模的度僧度道就有30　万人，而"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20　万人，共该50　余万人。以一僧一道食米6　石论之，该米260　余万石，足当京师一岁之用"（《今言》卷二）。
明朝皇帝中崇信道士之最者为世宗朱厚熜。世宗崇佞道教，首先表现为他对道士的恩典最滥，邵元节、陶仲文以方术得一品之位，其他如段朝用、龚可佩、兰道行、胡大顺、兰玉田、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等数十辈"，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进"，皆得恩宠。而天下道士的人数则已到了失控的状态。其次，世宗最笃信道教的阴阳采补之说，"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之，闻则立起，不数旬，上大渐"（《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第三，世宗本人最滥行斋醮，他继位之后，事无大小，"系请于神"，如不灵验，则反复祈请，如有验则又行大醮以谢神佑，"不斋则醮，月无虚日"。世宗"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与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一起"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松窗梦语》卷五）。第四，世法宗崇道糜费更甚于前代，《明史》说世宗初年每年用于营建的费用已达六七百万，而世宗认为这太节省了，1536　年之后，"增数十倍"，"时每举一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第五，世宗步宋徽宗之后尘，集天仙、教主、皇帝于一身：（1566　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元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天真君"；后加号"九天玄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是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称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地步元都境万寿帝君"（《明史·佞幸》）。
世宗最后服丹中毒而死，其所宠信的道士或被处死或发配充边。但崇道所造成的"民穷财竭，士风渐漓"，却使明朝国运衰败。

嘉靖皇帝

（二）正统派系，全真与正一道教发展到元代，诸派逐渐归于正一、全真二大系统，其中正一派为符箓各家的总汇，全真派则被视为丹鼎炼养各门派的代表。陈兵先生在《中国道教史》一书中概括了这一时期道教的基本走向："道教发展至元，宗派繁衍，学说顾熟，可谓登峰造极。由明至清，从停滞渐趋衰落，是道教两大派的大全趋势。教派分化的基本停止，教义学说的陈陈相因，道教政治地位的贬降；教团的腐化，社会人士对道教的失信，都表现出这一古老宗教日临垂暮之年"。
1。正一天师与显耀道士正一派原为五斗米道，以《正一般》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其道士可以不居宫观而有家室），崇拜神仙，画符念咒，降神驱鬼，祈福禳灾。相传张陵创教时，得太上老君"正一新出道法"，其四代孙张盛徙居江西龙虎山，开道教之龙虎宗，并尊张陵为"正一天师"。唐宋之际，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宋理宗敕35　代天师张大可提举龙虎山、合皂山、茅山符篆，兼御前诸宫观教门事。于是正一天师成为道教符箓各派的道首。
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以汉族贵族集团为主建立起来的，而朱元璋本人又曾是教中之人，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不需要再像唐、宋王朝那样用道教来神化王权。但是封建社会的秩序和伦理纲常还需要借助神鬼崇拜来维系，而且这种秩序和伦理纲常越是陷于危机，就越需要借助超自然、超社会的力量。最典型的是不怎么崇道的崇祯皇帝，在天下大乱、风雨飘摇之中，把张真人调到京城"建禳妖护国清醮及罗天大醮于万寿宫中"。
所以宗教可以因为这个皇帝或那个皇帝的喜好不同而今天佛教兴盛、明天道教得宠，但只要封建社会存在一天，统治阶级总是要程度不同地与传统宗教相结合，并以之为工具，维护自己的统治。在道教的二大派系中，明王朝显然更支持以鬼神崇拜为主旨的正一派，1374　年，朱元璋命道士宋宗真等编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1　卷），简化了道派传统科仪，制定了统一的斋醮仪轨。朱元璋在御制序文中评价释道二大派时说："禅与全真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正是因为封建王朝看中了正一派的这种社会功能，所以在明代，正一派的政治地位始终高于全真派。
正一派第42　代天师张正常（1335-1377　年）在朱元璋攻占南昌时（1361年）就遣使上谒，1365　年和1366　年又二度朝觐，1368　年朱元璋即帝位，张正常入朝礼贺，虽被革去天师称号，改授正一嗣教真人，但在1372　年受命永掌天下道教。张正常死后，其长子张宇初（？-1410　年）继位，1380　年被朱元璋授予大真人称号，继续总掌道教。张宇初博学能文，为宋代张继先"以来正一天师中唯一有才华者"。1383　年他奉敕建玉箓大斋于南京紫金山，1385年奉诏祈雨，1390　年奉敕重建龙虎山大上清宫，1406　年，又奉成祖朱棣之命编辑道藏。作为一代教主，张宇初撰写过《道门十规》1　卷，列述道教源流、道门经箓、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钱粮、宫观修葺十条，涉及教义和教制各方面的重要问题，特别强调先秦道家为正统的道统、强调性命双修并以内炼为本，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强调三教同源、主张儒道融合。基本上是当时积累而成的道教正统观念的一个概括。
自张宇初到明末张显庸，历代正一天师皆袭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士。
而道教首领世袭化和道教组织机构官僚化的结果，必然是在道教内部形成一个僧侣贵族，它与封建统治集团结成"收买-服务-互相利用"的关系，这种非常功利的、世俗的联盟虽然给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利益，但却使道教自身蜕化和腐化。张宇初就曾"坐不法"而被"夺印诰"，其后更是每况愈下，或者是为非作歹，或者是专营谄媚。如第46　代天师张元吉，《明史》说他"素凶顽，至潜用舆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置家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而第48　代天师张彦頨派人四处搜寻遗经古器，以迎合世宗朱厚熜的神仙之好，并以蟒衣玉带贿赂镇守中贵；到了明朝末年，崇祯召第52　代天师张应京入朝祈禳，尽管"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张应京却乘危难之际，要崇祯加封三官神号，因礼官极力反对才未得到便宜。除了"天师"之外，明代正一派里的其他显赫人物要数邵元节（？-1539年）了。他原是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崇道召其入京，倍受宠信，居显灵宫，专司祷祠。据说曾祈祷雨雪有验，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总领道教，赐金、玉、银、象牙印各一，其父母子孙皆受恩赐。一时权倾内外，朝臣有对其非议不敬者即被下狱治罪。后世宗又以其建醮祝祷皇嗣有验而拜礼部尚书，其孙、徒"咸受赐赠"。
邵元节死后，陶仲文（1475-1560　年）接替其总领道教，随世宗南行。
他被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有人据此推断他为神霄派道士）。后世宗有疾，陶仲文特为其祈祷，病愈有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少师。陶仲文曾请各乡县建雷坛以祝圣寿，"公私骚然"，但反对者"悉下狱，拷掠长系"。当时道教受宠达到顶峰，中外"争献符瑞"。1557　年，陶仲文因病乞准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正一派除了龙虎宗这一主干之外，还有上清、灵宝等其他旁系。上清派始创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陶弘景，以茅山为中心，该派以存神服气为主要修行方法，辅以诵经、修功德；不重符箓、斋醮和炼丹，并贬斥房中术。灵宝派亦产生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陆修静，以合皂山为中心，在存神、诵经、修功德以及轻丹鼎、贬房中等方面与上清派相似，而在重符箓科仪等方面则近于正一派。该派将"斋直"看作"求道之本"，其斋戒礼拜仪式在道教各派中最为完备。这二派在元代已归入正一派，但在传承上，有时还坚持自己的系统。如元明之际的道士赵宜真（？-1382　年），主要承全真、上清二派之传，但却被灵宝净明一派尊为五祖，其实他与该四祖徐异并无师承关系，所撰道书，多阐述全真北派的内丹与上清派的雷法。他之所以成为灵宝净明派的五祖，一是他的"高行伟操"，特别是他"以医济人"，为世人所尊崇；二是他的高徒刘渊然（1351-1432　年）被尊为灵宝净明派的六祖。但实际上，无论灵宝派还是上清派，在与正一派合流之后，既没有大德高道出现，教义上也没有什么新发展。

2。全真派与张三丰道教全真派由王重阳于金朝初年在山东创立，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全真派主张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返朴存真，才能识心见性。该派注重修炼"性命"，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食少眠。王重阳死后，弟子马珏、丘处机等分别在华北各地传教，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脉（号称"北七真"）。元初，丘处机受到元太祖礼遇，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派进入全盛时期。丘处机死后，在"老子化胡"之争中全真派失利。明王朝从朱元璋起，出于对全真派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的看法和对全真派曾与元王室关系密切的警觉，对其采取不扶持不重用的政策，使之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
（全真道士）多隐修于山野，云游于江湖，其高者或以气功、异能引起人们的赞赏，或以高隐深遁而博得朝野的佳誉①。
（1）传统全真派这些道士与正一派那些沽名逐利，衣紫腰金的"政治"道士形成对比，他们虽然"在野"，但却多少保持了道教清静无为、隐沦遁世的本来面目，且在传教弘宗方面做出贡献。元末明初的无垢子何道全（1319-1399　年）多年隐栖终南山，著有《随机应化录》2　卷，多言心性，兼涉内丹命术。混然子王道渊则撰有《道玄篇》、《还真集》、《升玄护命经注》、《青天歌注》等阐发内丹。
在全真派的"北七真"中，丘处机的"龙门宗"在元代先盛后衰，延至明代，第五代律师周玄朴后分为张静定、沈静园二支，活动的区域也逐渐向东南转移。张静定传戒法于王常月（1522-1680　年），是为龙门第七代律师，被后人视为中兴龙门的主将。在北京白云观6　次开坛说戒，其弟子将其演说辑成《龙门心法》，分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受源、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身心、求师问道、定慧等持、密行修真、报恩消灾、立志发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弘道、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圆满20　讲，将全真派由重丹法清修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嘉靖年间，本为龙门第四代传人的崂山道士孙玄清（1517-1569　年），因在北京白云观祈雨有验，诏赐"护国师左赞教主紫阳真人"，后自立门户，称崂山派（亦称"金山派"），属龙门支脉。
明宪宗与明世宗的崇道与其重用术士，刺激道教将这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并使之精致化，由此有陆西星（1520-1601　年）及其"东派"内丹（清代李涵虚创立了"西派"内丹）应运而生。陆西星原为儒生，屡试不第，遂弃儒学道，著有《方壶外史》，汇集所撰骨修著作及道经注释等15　种，主张男女双修方可成丹，关键在于"凝神聚气"。晚年转修佛学，撰《楞严经说约》等。陆西星本人并未出家，也未曾受全真教规约束，他自己并没有创宗立教，但却被后世道士尊为"东派"之祖。
（2）张三丰与武当道在明代全真派中，形成了所谓武当道。武当山在明代以前已成为道教活动的一个胜地，魏晋以来，不少羽客、道士在此隐居修炼，如西晋的谢允、南朝的刘虬、唐朝的姚简、五代时的陈抟等，至元代，这里已有相当规模的道场，并设有道宫"提点"（元末兵火使之大多毁坏）。元代刘道明在其《武
①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646　页。
当福地总真集》中描述了武当山的形势及其名称来由：（武当山）中岳佐命之山，应翼轸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周回六百里，环列72　峰、36　岩、24　涧。嵩高之储副，五岳之流辈，唐虞柴望遍祀之地，72　福地之一。乾兑发原，盘亘万里，回旋若地轴天关之象，地势雄伟，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
武当山能够成为新道派的发祥地，还借助于明成祖朱棣在此大建宫观。

朱棣重视武当山原因有三：一是传说武当山出现祥瑞彩云，"真武大帝"在彩云中显现，道士们绘制了《太和山祥瑞图》献给朱棣，朱棣为了表示崇奉"真武"，便修建道观；二是著名道士张三丰就隐居在武当山中，朱元璋在位时寻访多年而不见，为取悦之而建宫观（张三丰是元明之际的著名道士，生卒年不详。因其不修边幅，人称张邋遢。自称张天师后裔）；三是有人传说被推翻的建文帝就隐居在武当山中，朱棣等帝皆派近臣为道宫"提点"武当山。修复武当山的工程历时7　年，役民工30　余万人，建成八宫二观及金殿、紫禁城等，非常壮观。
武当派的特点一是崇祀"真武大帝"，即玄武（北方七星）。宋代以来已有"真武大帝"的称号，人们将北方星神看作护佑皇帝的天神（四大元帅），而武当山自古奉祀作为北方之神和水火之神的真武大帝。武当派以"真武大帝"为祖师，并将其列为雷部至尊天神。
武当派的内家拳技是它的又一特点。这种拳法"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实际上，这是武当派重修内丹的一种产物。武当派的基本主张是"先后人道，而后仙道"；把修身之事摆在首位，"不拘男女，此金丹大药虽愚昧野人得之立登仙位。。。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也"；只有"洞晓阴阳，深参造化，察其真伪，得阴阳之正气，觅铅汞之真宗，方能换骨长生"。
武当派在教义上主张三教合一，认为古今教派区别只有正邪之分，儒、释、道三家区别仅在于创教人不同，至于"修己利人，其趋一也"。
儒也者，行道济时者也。佛教者，悟道觉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讲各的妙处，合讲合的好处，何必口舌是非哉！夫道者，无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三丰全集·大道论》）。
由于武当派在教义教规上与全真派接近，它逐渐汇入了全真道。然而就全真派来说，尽管有新兴教派的融入，但这些点滴的新生活力，比不上旧派系衰亡之急剧，元代红火一时的北方七脉，在明代，除龙门宗外，其余传承可考者似只有南无宗，虽有活动于华北一带，但"无显著者"。

武当山

3。正、续《道藏》道书雕板，始于五代，北宋《政和万寿道藏》（5481　卷）则创全藏刊板之始。然历经靖康等乱，至金已残缺不全。1190　年前后，道士孙明道等编纂成《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　卷。1202　年，天长观毁于大火，经板亦毁。元代道谢士宋德方、秦志安等于1244　年刊刻《玄都宝藏》，共7800　余卷。元宪宗与元世宗时，因贬道教而先后二次焚经，以1281　年焚经最为彻底，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和道经印板全部焚毁。藏经因此亡佚甚多。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便下令第43　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尔后又再三督促。张宇初去世后，第44　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至1427　年张宇清去世时仍未完成。至明英宗正统年间继续纂修，终于1444　年"始行刊板"。英宗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次年刊板事竣，名曰《正统道藏》，共5305　卷，480　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仍以《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
明神宗万历年间，又编纂《续道藏》，由第50　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续补32　函，180　卷，将《焦氏易林》与堪舆之书等皆收于内，其函次仍以《千字文》为序（由杜字至缨字），名为《万历续道藏》。明代的正、续《道藏》共计5485　卷，520　函。其缺陷一是不全，搜访道书不够认真。当时福建龙溪玄妙观尚存有大量《政和道藏》，若将其收入，今《道藏阙经目录》所录道书，皆可收入《正统道藏》；二是选择不精，不加分辨地将《玄都宝藏》残卷和元明二代道书汇集成书，以致将伪托"吕祖"、"文昌"降笔等扶鸾之书，"亦均刊入。使内容更为芜杂"。
明代道士自己著撰的道书并不多，且多是演化教义，无甚创新。除了已经提到的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外，他还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陆西星除有《方壶外史》外，还有《道言五种》；除此之外，张君宝曾撰《三丰真人玄谭全集》、《三丰丹诀》、《张三丰先生全集》；邵以正撰《长春刘真人语录》；伍守阳撰《天仙正理》、《伍真人丹道九篇》、《金丹要诀》、《仙佛合宗语录》；高濂撰《经三尸符咒》、《守庚申法》、《续神咒录》、《服气法》；彭好古撰《金丹四百字注》等等。

（三）世俗化的道教生活任何文明社会产生的宗教，都有如何与传统文化相协调的问题；而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越悠久，这个问题也就越突出。
任何宗教，要保持自己在宗教上的独立性，就不能完全融入传统文化，否则就会自行消亡；但是任何宗教若不与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或某些范围里相认同，就始终处于"异己"的受排斥的地位，难以在原有的或异地的文化土壤上真正生根开花。如何在保持独立性与相互认同中间确定某些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合点"，实际上构成了宗教与传统文化相协调的基本内容。
诸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产生于异国他乡的宗教，传入中国之后，或迟或早，总要完成其"本土化"的转变过程（佛教传入最早，完成这种转变也最早）。然而，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一个如何同传统文化相协调的问题。
任何宗教与传统文化相协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种协调实际上往往分两个领域来进行。一个是官方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中国传统社会来说，意识形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其协调表现为"三教合一"诸说）；另一个领域则是传统的信仰和仪式，其内部又分为两个层面，即处于上层文化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处于民间百姓中的自然神、祖先神及其他神鬼的信仰与崇拜，这方面的协调过程，在明代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1。诸神与民间信仰道教由其始创的汉代五斗米道，就已经吸收了巴蜀地区的某些民间信仰，而且早期是以农民义军的形式出现，在组织上也延续了传统宗教之全民信仰与政教合一的特点。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加速进行的本土化进程，推动道教逐步在组织上向着僧团宫观的模式方向发展。道教在与政治和传统信仰拉开一定距离的过程中，有机会集中精力迅速在教义教规等方面完备起来，从而使自己基本上具备文明社会宗教所具有的要素与结构。
道教的神系分尊神与俗神两个系统，然而无论尊神、俗神，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明代才基本定局。这一方面是道教自身发展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在神系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道教不断调整自己以便与传统文化（上层文化与低层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道教的尊神系统有四个层次。第一层为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第二层为四御，即玉皇大帝、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上帝、后土皇帝祗；第三层为日月五星（木、土、金、水、火）和四方（青龙、朱雀、白虎、玄武）28　宿等；第四个层次则是五百灵官、真人（如南华、冲虚、通玄、洞灵、"四大真人"）、仙人（如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仙"）等。
然而道教俗神却不是这种金字塔式的阶梯结构，由于他们来自民间的不同方面，既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也有关公、文昌等文化英雄神，既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等，也有涉及特定行业或职能的药王、财神等，所以当他们被吸收进道教时，依然保留其原有的比较松散的、并立共存的关系结构。在明代，民间神灵被纳入道教神系、其崇拜亦得到强化的神灵主要有金阙玉阙真人、真武大帝、萨王二真君、关公、城隍、五通神、晏公、吕洞宾等。
道教原已吸收的某些民间神灵的崇拜在明代得到强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借助了明王朝的政治力量。比如对于玄（真）武大帝的崇拜，起源很早，《楚辞》、《淮南子》、《史记》中已有"玄武"之名。在秦汉之际的星辰崇拜中，玄武已经成为北方七星的总称，形象为龟蛇，色相为黑。关于玄武的神话在唐代开始为道教所吸收，南宋时已基本人格化，其形象多为道服羽流、仗剑披发、颇为威猛。尽管如此，真武大帝还只能算个一般人物。然而到了明代，真武大帝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突变。据说，明成祖朱棣起兵时，屡问姚广孝师期，姚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午召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甲兵，其师玄武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鸿猷录》卷七）。

朱棣起兵于北方，即位后以北方神玄武大帝为护佑神，并大修玄武大帝的祭祀道场武当山。
太宗入靖内难，祀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师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孝宗实录》卷十三）。由于明成祖的推崇，道教对原来并不怎么重要的玄武大帝"破格提拔"，不仅在许多地方建起了玄（真）武庙，而且将其尊为"雷部之祖"，总司风雨雷电；又尊为武曲大神。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真武原为净乐国王太子、辅助玉帝斩天下妖魔的神话。《玄天诰》把他说得更高更玄："混元六天，传说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普为众生，消除灾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在垣大将军，镇天助顺，真武灵应，福德衍庆，仁慈正烈，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
如果说，永乐皇帝朱棣尊崇玄武大帝掺杂了许多个人的因素，那么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对城隍的崇拜，绝不能仅仅归于个人的嗜好。民间对于城隍的信仰与崇拜，始于秦汉之前，六朝时在祭仪等方面已发展得较为完备，至唐代已是遍布各地，然而最盛于明代，这中间政治干预起了很大的作用。
（1368　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特敕群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以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盖凡祝祭之文，仪礼之祥，悉出意。于是城隍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水东日记》卷三○）。
如此一来，城隍信仰及其崇拜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膨胀起来。各府州县都按照同级衙门的样式和规模改建当地的城隍庙，"庙内设有审判的座位，一如县州府官升堂退鼓一般"。道教中还应运出现了《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而《道门定制》则把城隍列为管领之神。
关帝崇拜亦是如此。在宋代，历史人物关羽已经被神化，而且被纳入道教神系，成为张天师属下一员神将。明朝初年，神位较之元代似乎还有些下降。但到了万历年间，陡然崛起，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妻、子皆得厚封，并辅以丞相二人。于是关帝崇拜急速升温，诸如成衣店、估衣店、绸缎庄、皮店、煤铺、猪肉铺、脚行等行业都把关公奉为行业神，许多商家也把关公作为武财神来崇拜，于是"关帝"不仅定期享受国家祭祀，而且常常沉浸在民间香火之中。至明末清初，关帝庙祀已遍及天下，"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夏，将与天地同不朽"（《陔余丛考》）。如果没有封建王朝的扶持，单凭道教自身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如此境地。
从历史事实来看，明王朝有意识地扶持民间信仰及其崇拜，用心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