棣州崇宁年间户39137，口57234。

霸州崇宁年间户15918，口21516。

保州崇宁年间户27456，口230234。

棣州和霸州两个崇宁年间户口比甚至不足1：2，保州的崇宁年间户口比却居然达到了近1：10，这着实差别太过离谱。

这数据看着确实有问题，那么难道真跟网络众仙所说是人口记载少了，口数只记的是男人吗？

好吧，部分口数的记载无疑是少了，然而却只是部分少记，并且更不能仅以此为据就说宋朝记得口数只是男口，而且由于特殊的原因，有部分年份的数据怕是相当接近宋朝真实人口数，我们之后会在文章下一部分详谈，而就现在来说，我们还是先来谈谈宋朝人口记载这诡异问题究竟是怎么搞的。

以实来说，宋朝的相当部分人口数数据和户数数据都是有问题的，但最不正常的问题却反而并非口数问题，而是户数问题。

宋朝的户数相对其他朝代问题极大，这已经并非是争议，而是史界共识了。

要了解宋朝的户口问题，就得知道宋朝的“析户问题”和“诡名户问题”，尽管这两个有部分领域重叠，而有些人或是装傻或是真不知，将这两个问题说成一个，但严格而言，这两个却不是一档事，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理解这点也非常重要。

1，析户问题

我们先来谈谈析户问题，所谓“析户问题”，即指宋朝民间为了逃避宋朝极度严酷的差役而做出的分家行为，这种差役法会从达到一定标准，又有多名男性或者人口众多的家庭，每家抽取男丁去从事严酷无比，死亡率极高的政府劳役，所以宋朝民间在这种差役法执行的时候，为了躲避这种差役，求得家人能苟活性命，所以普遍设法早早分家，减少每户的口数和男丁数目，有些时候，老人为了求得儿孙活命，甚至自杀以减少家中男丁数，让儿孙能得以避过宋朝差役，而许多寡母为了让后代活命，也不得不在晚年拼命求嫁，好减少家中口数以求避役，这类事情在宋朝是如此频繁，各种史料多有记载，简直荒唐骇人得如同卡夫卡式小说一般，而记载如下：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臣曆官京西，奉使江南、河北，守藩於陝西、劍南，周訪害農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厚費。夫田產，人恃以為生，今竭力營為，稍致豐足，而役已及之，欲望農人之功qa多，曠土之功qa闢，豈可得乎?向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么Qa。』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

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宋史》志第一百三十，食货上五（役法上））

这种差役违逆基本伦常，破坏社会结构和经济，连时人都无法看过眼：

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宋史》志第一百三十，食货上五（役法上））

在这种诡异局面下，民间存在大量析户现象，所以自然造成每户口数减少，毕竟为避免宋朝严酷无比的差役，宋朝平民为了能苟活性命，也不得不尽可能压缩每户口数。

此即为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仅此原因，那应也不至于户口比例到如此骇然地步，毕竟宋朝的差役法从北宋中后期熙宁变法以后便是断断续续，多有反复，而平时各地执行能力和力度也是时猛时缓，宋朝朝廷也动不动就“严打”一下，单是这个原因的话，贯穿宋朝的户口比例问题至少部分年份时代应当没那么严重。

但史料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因为事实在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而且此问题引发的户口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并且贯穿南北宋时期，几乎陪伴了宋朝由生到死的漫长时光，此问题即为著名的“诡名户”问题。

2，诡名户问题

所谓诡名户，主要是指与官僚有关的关系人士，以及拥有超过免税额度财产的官户本身，和民间的富商，地主这类宋朝的上等人为了逃避宋朝的沉重税收，把自身财产挂靠在他人名下以求避税。

有时候挂靠人事实存在，但更多时候为了避免麻烦和纠纷，逃税的富户就伪造一个或多个姓名，把财产变更转移到这个姓名的户口之下。这种伪造户口，分散财产以达到避税目的的做法，在历史上就叫做“诡名子户”或“诡名挟户”，而这也就是宋朝的诡名户问题。

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的观点，诡名户问题干脆就是宋朝诡异的户口比的根本原因：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文献通考》户口考二）

宋朝历史上关于诡名户的争论极多极重，是种影响极大的社会现象，我们等会慢慢谈，现在先来谈谈其他事情。

因为要完全理解宋朝“诡名户”和“析居”问题，那得先知道很重要的两点，那就是宋朝的税收方式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只有充分理解这两点，才能准确理解宋朝的诡名户问题。

我们先来谈谈税收，宋朝的税收方式与前朝不同，主体并不是基于人头税的性质，而是基于财产税和商税的性质为主，而这个基于财产税的理论准则则是富人多交，穷人少交，差役分配原则也道理相同，而衡量一户财产的方式则和现代不同，并非是经过严密计算，最重要的标准却是该户口数多少以及土地多寡，我们可以先看下下面《天圣令残卷》中的相关记载：

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外降户口，即作五等定簿，连署印记。 若遭灾蝗旱劳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 , 后皆据此簿。凡差科，先富强后贫, 先多丁后少丁 (凡丁分番上役者，家兼丁者要月 , 家贫单身者闲者)。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依此以为等差，豫为次弟，务令均济。 簿定以后，依次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 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豫差科。若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

每户口数多少正是官员须知道的最重要的信息，这直接与差役分配相关。

而《宋史》中也有相关记载：

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宋史》志第一百三十，食货上五（役法上））

税务收取方面更是影响巨大，如承担朝廷由自愿参与逐渐发展成义务负担的和买等事务的负担在宋朝是极为沉重的，几乎足以导致平民举家破产死绝，而上三等人的负担又要远大于四等和五等，于是这也怪不得时人想法弄出诡名户来降低户等以求避税，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史料：

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都省言：「江浙和預買紬絹，合將官戶與編民均敷，務要均平。見今州縣有科和買，止及上三等去處，及有限以物力錢數均敷者，本係優恤下戶，易於輸納，卻有上戶權勢之家計囑黠吏，詭名寄產，分析子戶，走弄物力，以致科敷不及，使貧民受弊，無所赴愬。」

八月二十六日，權發遣遂寧府杜莘老言：「本府所管五縣，上三等戶每年納兩稅折變物帛，並和買絲綿、紬絹及激賞絹。軍興後來，科折稍重，第四等戶兩稅止納正色，又更全免和買；第五等戶激賞絹皆免，以此姦豪多端作弊，詭名隱寄，分開戶籍，降就下等，積年規避，顯屬僥倖。欲將每年合俵和預買物帛，先以見今上三等人戶家業紐筭；如有少數，於第四等頭戶處趲補均俵足元額而止。蓋第四等頭戶與第三等人戶家業高下不甚相遠，輸送亦自無辭，即不令均及四等下戶。」

戶部看詳：「若三等以上人戶拆立戶名，作挾戶分攤避免科役，自合勒令首併；若係貧乏減降作下等，即合推排日將四等人戶富實者陞入第三等戶數。今若依所陳，便將第四等戶均敷官物，竊慮不得其實，卻至不均，引惹詞訴。今欲下潼川常平司照應見行條法施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

今和买之重，人悉规避，诡为下户，长奸滋弊，莫可关防。如经界之初，会稽一县凡为物力钱一百二十六万余贯，而四等以上科纳和买者，当一百一十万余贯。今来四十年，所谓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钱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贯六百文，而转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万五百余贯。皆缘和买之重，奸猾之民争为子户诡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谨畏法不敢为者，顾乃为之代受所免之数，几再倍于其旧。政之不平，莫甚于此（《经济文衡》续集卷十四）

这种情况下诡名户问题自然严重，一家分成三二十户的都有：

比來有力之家規避差役科率，多將田產分作詭名挾戶，至有一家不下析為三二十戶者；亦有官戶將階官及職官及名分為數戶者。鄉司受倖，得以隱庇。先措置經界，雖令人戶自陳首併，往往尚有頑猾，未曾盡併之家，仍慮經界之後，又有典賣為名，准前分詭名挾戶，理宜別作措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严重些的甚至能分成五七十户来：

七月四日，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將女戶如實係寡居及寡居而有丁者，自依條令施行。其大姓猾民避免賦役役，號為女戶無丁，詭名立戶者，即自三等以上及至第四等、第五等，並與編戶一等均敷。仍令州縣多立文曉諭，限兩月陳首，與免罪改正。如違，許告，斷罪告賞，並依見行條法。”以臣寮言：“大率一縣之內，係女戶者其實無幾，而大姓猾民避免賦役，與人吏鄉司通同作弊，將一家之產析為詭名女戶五七十戶，凡有科配，悉行蠲免。乞立法革其弊。”故有是命。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

宋朝历史上的名臣周湛曾经任职江西路，任上曾检查户口，居然查出三十余万诡名户：

湛为立号，以月日比次之，诏下其法诸路。又以徭赋不均，百姓巧于避匿，因条其诡名挟佃之类十二事，且许民自言，凡括隐户三十万。（《宋史》列传第五十九，杨偕、王沿、子鼎、杜杞、杨畋、周湛、徐的、姚仲孙、陈太素、马寻杜、曾附、李虚己、张傅、俞献卿、陈从易、杨大雅）

而根据杨贵《诡名子户对宋代户口统计的影响》一文统计，当时江西有十州军，四十九县，户数总计才835266户。

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一统计户数都是诡名户，这个比例也算着实吓人。

事情发展到南宋，由于战争频繁，税务负担变得越发沉重，百姓无论冒再大风险，为了家人活命也不得不选择诡名以避税，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官员受贿后既是利益使然，也是现实制约，对这类事情也睁只眼闭只眼，这类事情干脆已经成了公认的官场和社会的潜规则：

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計者但以調度不足為憂，志在苟得，苛刻隱欺之患不暇複省。故一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漕司，漕司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為巧避之術。於是詭名寄產、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而吏受重賕。雖良民不得不為此者，實有以驅之也。今為縣者非不知民有巧避之術，為州、為監司、為戶部者亦非不知州、縣、監司皆有妄取侵用之數，而上下相蒙，莫或誰何。（《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这种大环境下南宋时候的史家李心传对宋朝的诡名户和民户析居问题自然也同样难免有所感慨：

自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民之析居者既多，而合零就整之数若此者不可胜计，往往乡司隐没入己。户价钱，或揽过催头钱物抱认数目，悉以合零之物充之。官司催科已及正额，遂不复根究，所谓合零就整者，尽入猾胥之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八）

按照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看法，宋朝虚报户口是极其严重的，而诡名户方面，其则干脆认为：“所谓子户，是空虚乌有的户”。

只是如此，还没完，同样糟糕的是宋朝由于本身的中央集权性质，各地地方官都是中央空降，所以他们既不在乎地方情况，对中央也是只求有利于自身仕途，由于地方户数增多能算做政绩，同时使县升等，负责实际行政事务的吏员也能增加自身俸禄，而尽管户数增多，由于之前说明的宋朝吃大户式和中央预定型的税收特征，虚报户数却并不会增加地方官僚的税务上缴压力，所以地方上官吏二者勾结，虚报户数的官场潜规则自然又使得户口比更为离谱：

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户为主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方田 赋税））

在这种情况下，析户问题加诡名户问题，大幅导致户数虚高，自然户口比要低了。

如果看到这里，到这程度还能认为诡名户和析户问题不怎么影响宋朝人口纪录的，那只能认为如非看不懂起码的文言文纪录，便是有意装傻了，而事实上学界也确实有有意装傻的。

一般而言反对宋朝户口比的，认为宋朝人口统计没统计女口的，除了传统的男口说外，其他的多是有意无视诡名户问题，而是只说析户问题，将两个问题混淆，并且尽可能将之一笔带过，显得这两个问题并不重要，然后由之得出宋朝人口统计的口数只统计男性的诡异结论，比如这里之前提到的何忠礼，其在自己文章中无视诡名户问题，而将之和析户问题混淆，接着又采用春秋笔法，无视海量的史料中析户和诡名户的大量记载，只说这是马端临等“少数人”说的不重要的事情，所以无需纳入考虑，这种情况下宋朝的诡异户口比自然就意味没统计女口，以他对史料的掌握程度，这就是明知故犯，可说恶劣至极，不过这里的这个闹笑话的大仙@秋兰菁想干同样的事情，却技术不足，连基本的文言文都看不懂，反成了十足笑料，还能自我感觉如此良好，想要教训别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五，宋朝人口究竟有多少？

终于，我们谈到真正要讲的重点了，那么宋朝人口究竟有多少呢？

关于这个问题，那真是非常复杂，非常麻烦，非常坑比，非常蛋痛，要回答起来真是非常麻烦，所以你真的想知道吗？你确定想知道吗？你觉得知道真地好吗？你真心诚意地要知道吗？如果你到这还是想要知道的话，那么骚年，我就告诉你吧。

好吧，既然骚年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武藏！小次郎！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白洞，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我

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喵~

擦，谁扔的那么多鸡蛋和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