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文革纪实《原谅，但不能忘记》（连载）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地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老这样下去可真叫人受不了。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不能主宰我自己，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地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老这样下去可真叫人受不了。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不能主宰我自己，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有人跳错了马上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大喊着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有人跳错了马上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大喊着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叫他邹少将。
“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叫他邹少将。
@帘卷西风9 2011-08-18 11:19:53
支持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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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ahd_1 2011-10-23 09:38:30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仇恨教育中，造就了人们残忍的一面，于是乎，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打死了受人尊敬的女校长，甚至还打死了三十多岁的男老师……悲剧啊！－－她们本是花季少女，却变成是人间女魔！她们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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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啊！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仇恨教育中，造就了人们残忍的一面，于是乎，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打死了受人尊敬的女校长，甚至还打死了三十多岁的男老师……悲剧啊！－－她们本是花季少女，却变成是人间女魔！她们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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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啊！
@帘卷西风9 2012-02-07 15:53:50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仇恨教育中，造就了人们残忍的一面，于是乎，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打死了受人尊敬的女校长，甚至还打死了三十多岁的男老师……悲剧啊！－－她们本是花季少女，却变成是人间女魔！她们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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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已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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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仇恨教育中，造就了人们残忍的一面，于是乎，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打死了受人尊敬的女校长，甚至还打死了三十多岁的男老师……悲剧啊！－－她们本是花季少女，却变成是人间女魔！她们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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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已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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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仇恨教育中，造就了人们残忍的一面，于是乎，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打死了受人尊敬的女校长，甚至还打死了三十多岁的男老师……悲剧啊！－－她们本是花季少女，却变成是人间女魔！她们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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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啊！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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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啊！是的。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二
我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吃了止痛药。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鼻孔仍旧流血不止，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她以为我不能活了，心如刀绞地抱着我哭泣整整一夜。
我昏迷一天一夜，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母亲正俯在眼前流泪，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叫我的名字盼我醒来。我想翻一下身子，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不得不发出痛苦的呻吟。脑浆晃晃荡荡，疼得要爆炸，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需要依靠，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有一点我深切体会到，父亲教育我打得再厉害也是以吓唬为主，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悲苦感觉。过了一会儿，我试图睁开眼睛，左眼被胶水粘住似的睁不开，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姐姐给我拿来镜子，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全非，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面孔比平常大了半倍，一只眼睛像青桃子，破裂的嘴唇向外翻翻着，狰狞恐怖。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
我昏昏沉沉地躺着，嗓子说不出话，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水米不进。我好像掉进一个倒霉的无底洞，然而终究要碰到底的。我感到不幸、无依靠、委屈和沮丧，不仅仅因为肉体的打击，更重要是心灵的打击。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承受政治运动的压力和迫害，实际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动辄得咎，走资派狗崽子的称呼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就因为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所以必须承受超负荷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地方告状。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质问邹少将凭什么下此毒手打一个比他小４岁的孩子。邹少将狡辩于艾平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他的父亲竟有意躲避我们，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
父亲死后，母亲视我为命根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活下去的支点。张嘴闭嘴：“儿呀儿呀，妈现在是为你活的。”只要我能安于现状好好活着，她才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小小的安慰。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东山再起重振于氏家族雄风。我的挨打强烈地刺激母亲的神经，犹如往她心脏里捅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冒出来。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后来，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
我的前五代祖上，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家资颇丰。他之前，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济南知府。南鱼池村紧靠海边，地势平缓，土地旱涝保收。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门口有石狮子和10根高大的旗杆，因为有人在外面做官，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皇帝就让他告老还乡了。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我听老家的长辈酒后说，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想必有人事先透露风声，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
从此我们家族一蹶不振，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我的祖宗留下五个儿子，五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经商。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是个药房先生，农村的郎中。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等父亲高小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自己挣钱继续求学。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叔伯叔叔，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他常常回忆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他的姑父——即我的姑爷爷，便是赫赫有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著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曾详尽地描写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事迹。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只记得叔叔、婶婶谈起他仰天长叹，他也和我的父亲命运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揭竿而起，打起抗日大旗到处招兵买马，大声疾呼：“好男儿不做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父辈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保家卫国何等可歌可泣。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所以解放后，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别多，谁当军长、厅长一点都不当回事。遗憾的是，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大都在“反右”和“文革”中以身殉职了！
说实话，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那年他１７岁，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不许回家。因为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抢粮、抓人、烧房子，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尽管忠孝不能两全，父亲也做得够绝的，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父亲聚起学徒的伙伴喝大酒，赌钱，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几年后一个春天，父亲穿着粗布黄军装，屁股上跨着盒子炮回到家中，他是部队路过村头顺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返回部队时，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
“哥，你回来了！”叔叔惊喜地说。
“是走。”父亲顿了顿盒子炮道。
“妈的，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哥，让我当兵吧。”
“你还小。”
“我都15岁了，领我走吧。”
“过两年再说。”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
叔叔急了，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说什么也不回家。就这样，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但15岁的孩子身材又瘦又小，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父亲为难了，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
但是如今，但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姐姐胆小怕事，劝母亲息事宁人，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吧。母亲说：“不行，如果这次不抗争，不给他们个利害看看，下次谁都敢随便打你们了！”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大意是：即使我孙志刚有罪，孩子何罪之有？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救救孩子，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
人心都是肉长的，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激怒有正义感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愤怒谴责打人凶手，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事实证明，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是正义向邪恶的宣战，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东家拿出点米，西家送来点面，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探望。大婶、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即使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陷入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他们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一边，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蒋姨一家人……
母亲顾不得如何处理打人凶手了，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再次严重起来，发高烧，昏迷不醒。
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建议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检查治疗。吕大姨、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劝母亲赶快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好心的邻居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二
我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吃了止痛药。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鼻孔仍旧流血不止，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她以为我不能活了，心如刀绞地抱着我哭泣整整一夜。
我昏迷一天一夜，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母亲正俯在眼前流泪，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叫我的名字盼我醒来。我想翻一下身子，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不得不发出痛苦的呻吟。脑浆晃晃荡荡，疼得要爆炸，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需要依靠，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有一点我深切体会到，父亲教育我打得再厉害也是以吓唬为主，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悲苦感觉。过了一会儿，我试图睁开眼睛，左眼被胶水粘住似的睁不开，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姐姐给我拿来镜子，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全非，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面孔比平常大了半倍，一只眼睛像青桃子，破裂的嘴唇向外翻翻着，狰狞恐怖。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
我昏昏沉沉地躺着，嗓子说不出话，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水米不进。我好像掉进一个倒霉的无底洞，然而终究要碰到底的。我感到不幸、无依靠、委屈和沮丧，不仅仅因为肉体的打击，更重要是心灵的打击。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承受政治运动的压力和迫害，实际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动辄得咎，走资派狗崽子的称呼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就因为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所以必须承受超负荷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地方告状。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质问邹少将凭什么下此毒手打一个比他小４岁的孩子。邹少将狡辩于艾平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他的父亲竟有意躲避我们，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
父亲死后，母亲视我为命根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活下去的支点。张嘴闭嘴：“儿呀儿呀，妈现在是为你活的。”只要我能安于现状好好活着，她才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小小的安慰。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东山再起重振于氏家族雄风。我的挨打强烈地刺激母亲的神经，犹如往她心脏里捅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冒出来。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后来，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
我的前五代祖上，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家资颇丰。他之前，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济南知府。南鱼池村紧靠海边，地势平缓，土地旱涝保收。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门口有石狮子和10根高大的旗杆，因为有人在外面做官，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皇帝就让他告老还乡了。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我听老家的长辈酒后说，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想必有人事先透露风声，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
从此我们家族一蹶不振，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我的祖宗留下五个儿子，五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经商。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是个药房先生，农村的郎中。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等父亲高小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自己挣钱继续求学。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叔伯叔叔，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他常常回忆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他的姑父——即我的姑爷爷，便是赫赫有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著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曾详尽地描写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事迹。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只记得叔叔、婶婶谈起他仰天长叹，他也和我的父亲命运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揭竿而起，打起抗日大旗到处招兵买马，大声疾呼：“好男儿不做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父辈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保家卫国何等可歌可泣。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所以解放后，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别多，谁当军长、厅长一点都不当回事。遗憾的是，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大都在“反右”和“文革”中以身殉职了！
说实话，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那年他１７岁，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不许回家。因为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抢粮、抓人、烧房子，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尽管忠孝不能两全，父亲也做得够绝的，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父亲聚起学徒的伙伴喝大酒，赌钱，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几年后一个春天，父亲穿着粗布黄军装，屁股上跨着盒子炮回到家中，他是部队路过村头顺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返回部队时，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
“哥，你回来了！”叔叔惊喜地说。
“是走。”父亲顿了顿盒子炮道。
“妈的，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哥，让我当兵吧。”
“你还小。”
“我都15岁了，领我走吧。”
“过两年再说。”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
叔叔急了，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说什么也不回家。就这样，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但15岁的孩子身材又瘦又小，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父亲为难了，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
但是如今，但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姐姐胆小怕事，劝母亲息事宁人，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吧。母亲说：“不行，如果这次不抗争，不给他们个利害看看，下次谁都敢随便打你们了！”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大意是：即使我孙志刚有罪，孩子何罪之有？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救救孩子，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
人心都是肉长的，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激怒有正义感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愤怒谴责打人凶手，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事实证明，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是正义向邪恶的宣战，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东家拿出点米，西家送来点面，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探望。大婶、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即使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陷入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他们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一边，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蒋姨一家人……
母亲顾不得如何处理打人凶手了，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再次严重起来，发高烧，昏迷不醒。
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建议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检查治疗。吕大姨、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劝母亲赶快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好心的邻居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睛。我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漫天洒下，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点，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没穿白大褂，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仍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缓缓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地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３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我的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地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儿。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的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有点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已经４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为什么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的冰花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地发现距楼下50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恍如隔世，看到的就像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而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痛苦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另一种样式，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地喝起彩来，但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想用凉气镇一下，可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
“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可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觉得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呵热手，摸摸我的额头，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然后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勉强吃点，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
“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的天性，一个孩子绝不会装病。为了我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儿子的请求，况且我已经躺三、四天了。母亲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仿佛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的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地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和我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我内心涌起，热流如灌，刹那间又回到了愉快的童年。我又亲眼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他们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周围人都和我一样，谁也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尽情地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是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的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地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地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自己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忧伤与日俱增，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自己都认，但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我一直昏昏沉沉地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极力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心里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睛。我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漫天洒下，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点，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没穿白大褂，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仍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缓缓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地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３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我的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地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儿。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的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有点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已经４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为什么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的冰花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地发现距楼下50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恍如隔世，看到的就像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而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痛苦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另一种样式，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地喝起彩来，但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想用凉气镇一下，可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
“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可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觉得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呵热手，摸摸我的额头，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然后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勉强吃点，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
“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的天性，一个孩子绝不会装病。为了我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儿子的请求，况且我已经躺三、四天了。母亲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仿佛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的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地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和我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我内心涌起，热流如灌，刹那间又回到了愉快的童年。我又亲眼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他们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周围人都和我一样，谁也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尽情地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是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的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地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地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自己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忧伤与日俱增，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自己都认，但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我一直昏昏沉沉地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极力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心里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白土地》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一
北京的早晨弥漫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
冬天也不像东北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然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前门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青灰色楼房，阵阵清雪随风卷起，发出“咝咝”的响声。路口挤满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谁也不给身后鸣笛的汽车让道。行人们踩着大字报纸屑匆匆走过，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着油条，所有的面孔都显得严峻而陌生。商店的铺面贴满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只有几家橱窗里摆着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街道广场上搭起临时的台子，有人正声嘶力竭地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战斗，好像叫你置身于到处都在流血的战争时期。一拨拨手里提着糨糊桶，拿着刷子的人，一张又一张地贴出最新战报。电台广播的新闻联播充满火药味，播音员播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是声讨敌人的檄文，慷慨激昂时竟骂道：“放他妈的狗臭屁……”
有一伙红卫兵正从一所房子敞开的门里往外搬抄家的东西，运上汽车。后面还有几个红卫兵押着胸前画着黑心的一家人，走进严寒中，空气中弥漫着焚书的冲天烟雾和焦煳气味……丑恶的现实无所不在。周围的情景时刻提示着我，城市的正常生活正在给畸形的革命让路，这不是我童年向往的神圣地方，而是我们一家人倒霉的发源地，就因为它无所不及的力量才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我的心情复杂地变化着，其实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周围的景色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直到汽车绕过正阳门城楼，眼前豁然开朗，才感到些许的高兴。
“于艾平，”曲老师说，“前面就是天安门。”
“在哪儿？”我问。
“别着急，就要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车前，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宏伟的大会堂是多么辉煌壮丽，和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纪念碑则像个竖起的大拇指，在赞美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共汽车贴着历史博物馆行驶着，之后缓缓地向西拐上宽阔的长安街，曲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天安门！”
我回过头，故宫红墙，观礼台，白玉华表，金水桥一一闪过，眼前接着一亮，人一阵激动，是的，我非常激动，心中感到无比激动。天安门，哦，天安门，你是我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你了！天安门正中有一幅毛 画像，城楼上挂着８个大红灯笼，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红的墙、黄的瓦格外耀眼……我想象去年１０月姐姐来串联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姐姐热泪盈眶地挥动着红语录高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招手。掌声和欢呼声雷鸣般响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汇成欢乐的海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我不是来串联的红卫兵，而是作为一名被人打伤的狗崽子来治病的……转而黯然神伤。
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一位戴红袖章的医生检查过我的眼睛，诊断结果和哈尔滨医院一样。我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却不感到太痛苦，主要症状头晕、头疼，仿佛脑子里有把钻子在往里钻，窟窿越来越大。当医生听曲老师说我是走资派的孩子才挨打的，眼神立即变得冷若冰霜。说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病情没什么大不了，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母亲强调北京的医疗水平高，我们来了就治利索再走，以免落下后遗症……看样子医生是顺水推舟，建议我们去宣武医院检查一下，那儿有治疗脑伤的专科门诊。我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神态，他眼中的笑意收敛得那么迅速，充满冷冰冰的敌意，躲避瘟疫似的恨不能把我们推出门外！
我站起来，径自朝门口走去，愤怒、屈辱和失望把我的心搅得一团糟，以前病态的敏感又回到身上，头疼得厉害。我诅咒我出生的这个时代，凭什么一定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天真的孩子都要分成红五类、黑五类，相互仇视，相互残杀！母亲碰个钉子，从此变聪明了，再不暴露自己的走资派身份，医生问诊时就说孩子被歹徒打伤的……
下午，母亲领我去宣武医院脑神经科检查，医生确诊为轻度脑震荡。我头疼，疼得睡不着觉，眼花，耳鸣，变得神经质，夜里常做噩梦。医生开了一大堆谷维素和安眠药，要我绝对卧床休息静养。我哪也不能去，整天躺在旅馆的床上睡大觉。母亲寸步不离地喂饭喂药，我简直变成了摇篮里的小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只有一只眼睛是自由的。
一
北京的早晨弥漫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
冬天也不像东北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然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前门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青灰色楼房，阵阵清雪随风卷起，发出“咝咝”的响声。路口挤满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谁也不给身后鸣笛的汽车让道。行人们踩着大字报纸屑匆匆走过，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着油条，所有的面孔都显得严峻而陌生。商店的铺面贴满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只有几家橱窗里摆着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街道广场上搭起临时的台子，有人正声嘶力竭地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战斗，好像叫你置身于到处都在流血的战争时期。一拨拨手里提着糨糊桶，拿着刷子的人，一张又一张地贴出最新战报。电台广播的新闻联播充满火药味，播音员播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是声讨敌人的檄文，慷慨激昂时竟骂道：“放他妈的狗臭屁……”
有一伙红卫兵正从一所房子敞开的门里往外搬抄家的东西，运上汽车。后面还有几个红卫兵押着胸前画着黑心的一家人，走进严寒中，空气中弥漫着焚书的冲天烟雾和焦煳气味……丑恶的现实无所不在。周围的情景时刻提示着我，城市的正常生活正在给畸形的革命让路，这不是我童年向往的神圣地方，而是我们一家人倒霉的发源地，就因为它无所不及的力量才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我的心情复杂地变化着，其实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周围的景色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直到汽车绕过正阳门城楼，眼前豁然开朗，才感到些许的高兴。
“于艾平，”曲老师说，“前面就是天安门。”
“在哪儿？”我问。
“别着急，就要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车前，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宏伟的大会堂是多么辉煌壮丽，和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纪念碑则像个竖起的大拇指，在赞美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共汽车贴着历史博物馆行驶着，之后缓缓地向西拐上宽阔的长安街，曲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天安门！”
我回过头，故宫红墙，观礼台，白玉华表，金水桥一一闪过，眼前接着一亮，人一阵激动，是的，我非常激动，心中感到无比激动。天安门，哦，天安门，你是我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你了！天安门正中有一幅毛 画像，城楼上挂着８个大红灯笼，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红的墙、黄的瓦格外耀眼……我想象去年１０月姐姐来串联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姐姐热泪盈眶地挥动着红语录高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招手。掌声和欢呼声雷鸣般响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汇成欢乐的海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我不是来串联的红卫兵，而是作为一名被人打伤的狗崽子来治病的……转而黯然神伤。
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一位戴红袖章的医生检查过我的眼睛，诊断结果和哈尔滨医院一样。我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却不感到太痛苦，主要症状头晕、头疼，仿佛脑子里有把钻子在往里钻，窟窿越来越大。当医生听曲老师说我是走资派的孩子才挨打的，眼神立即变得冷若冰霜。说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病情没什么大不了，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母亲强调北京的医疗水平高，我们来了就治利索再走，以免落下后遗症……看样子医生是顺水推舟，建议我们去宣武医院检查一下，那儿有治疗脑伤的专科门诊。我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神态，他眼中的笑意收敛得那么迅速，充满冷冰冰的敌意，躲避瘟疫似的恨不能把我们推出门外！
我站起来，径自朝门口走去，愤怒、屈辱和失望把我的心搅得一团糟，以前病态的敏感又回到身上，头疼得厉害。我诅咒我出生的这个时代，凭什么一定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天真的孩子都要分成红五类、黑五类，相互仇视，相互残杀！母亲碰个钉子，从此变聪明了，再不暴露自己的走资派身份，医生问诊时就说孩子被歹徒打伤的……
下午，母亲领我去宣武医院脑神经科检查，医生确诊为轻度脑震荡。我头疼，疼得睡不着觉，眼花，耳鸣，变得神经质，夜里常做噩梦。医生开了一大堆谷维素和安眠药，要我绝对卧床休息静养。我哪也不能去，整天躺在旅馆的床上睡大觉。母亲寸步不离地喂饭喂药，我简直变成了摇篮里的小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只有一只眼睛是自由的。
《白土地》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二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都不隔音。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像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 ，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都不冷。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像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渡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３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姨的动作。一把长长的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她用铁夹子的一端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地刮着，我迷迷糊糊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吓得直抖，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他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地摇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尽管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和可怕，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就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地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我们的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虽然没有透露我们的底细，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份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自己养活自己。
二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都不隔音。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像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 ，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都不冷。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像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渡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３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姨的动作。一把长长的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她用铁夹子的一端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地刮着，我迷迷糊糊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吓得直抖，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他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地摇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尽管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和可怕，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就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地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我们的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虽然没有透露我们的底细，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份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自己养活自己。
《白土地》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三
一个星期过去，医生摘去我的眼罩，左眼的肿胀明显消褪，视力从零点一恢复到零点二，我能自如地睁开眼睛了。
医生告诉母亲，孩子再治疗一段时间就可望恢复正常的视力，我的头疼症状基本消失，只是青青的眼眶仿佛戴着一只有色眼镜，成了地道的“乌眼青”。医生允许我下地活动了，我的食欲明显增加，一顿吃两盘肉丝炒饼还觉不饱。母亲长长松了口气，交药费时眼睛里又愁云密布。曲老师走后，糖厂始终没有音信，母亲囊中羞涩，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了。今天早晨，服务员阿姨阴沉着面孔催母亲交店钱，母亲数数兜中的钱，央求她宽限几天，若付过店费我们就没钱治病了。服务员阿姨收去母亲的工作证，说过去经常发生旅客付不起店费偷偷逃跑的情况，他们把工作证留在服务台，如有不测店方就可以直接找客人的单位追款。
从医院出来，母亲领我走进一家邮局，掏出身上仅有的５元钱做押金，拨通齐齐哈尔糖厂的长途电话。曲老师说，他一回来就做过汇报，厂里说研究研究，至今未给予答复。母亲说我们已经分文没有，再不寄钱就饿肚子了。对方说他已尽力而为，要不你就直接给厂里打电话问问研究的结果。母亲再次要通糖厂办公室的电话，斜眼说造反派研究过了，要求你们立即返回齐齐哈尔。
“这怎么行，”母亲说，“孩子的病情正在治疗中，我请求厂里马上汇款来。”
“孙志刚，”斜眼提醒母亲注意身份，语气里露出怒意。“别忘了，你是个走资派！”
“我得保住艾平的眼睛……孩子没罪，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病再说。”
“你敢不服从造反派的决定？”
“救孩子要紧，我还是要求厂里派人送款来，”母亲鼓足勇气坚持，“我们想回去也走不了。”
“为什么？”
“欠旅店的店费，人家不放我们走，再说，也没有钱买火车票……”
“好哇，你给我们出难题，干扰运动大方向，罪加一等……我警告你，你等着，回来咱们再算总账！”斜眼一下子扣死电话。
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直到人家催促才茫然地放回话筒。付过话费手里只剩下３元钱，我们进退维谷，无比悲怆。
母亲买下两个烧饼，我吃一个半，她吃半个，娘俩对付过一顿午饭，为了省钱母亲决定走回旅馆。下午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前门大街极不安宁，越往前走人越多，大家都仿佛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彼此推推挤挤从一个人群走向另一个人群。到处都是游斗走资派的队伍，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被揪斗的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脸上泼着墨水，低着脑袋走在前面。有人撒出雪片般的战报，落在行人的身上、头上。一张战报恰好落在母亲的脚边，我刚要捡起来看看，母亲却拨开它催促我快走。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讲话，有时两派的人一同说起来，同伙觉得有漏掉的东西没说就赶快补充出来，尽可能压倒别人的声音。有两支队伍“顶起牛”来把我们卷了进去，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嘶喊着，挥舞着胳膊，晃着拳头，继而抢夺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走资派。我和母亲躲在一家二层楼的商店门口，想过都过不去。两支队伍像仇人一样火并起来，有人退下来，有人向前进，围观的人也跟着涌过来又涌过去。那个被争夺的老人卷在混战的漩涡中间，高帽被拽断了，牌子拉掉了，却不敢抵挡一下周围的撕扯。被撕碎的棉衣，耷拉在额前的白发，使老人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一个人撞掉老人的眼镜，他跪在地上满地乱摸，我以为老人是摸眼镜，摸起的却是大牌子。他抱着牌子站起来，又没有任何表情地低头不动了……
母亲难过地转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拉起我向后退。哪里退得出去，看热闹的人挤满十字路口，周围水泄不通。很多人从窗口张望，好像是在看戏。混战的队伍打红了眼，连手中的旗杆也当做大棒四下挥舞，见着不认识的人劈头就打。双方扒起人行道上的地板砖相互炮击，石块蝗虫一样漫天乱飞。前面的人怕挨打向后闪，后面的人想看个究竟往前冲，汹涌的人群像海浪一样推着，而身后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几倍，一下子挤开商店紧锁的大门。我吓得无法动弹，呼吸急促，脚几乎不点地的被裹挟进门里。母亲拼命用身子护住我，抵抗着人潮，唯恐我被人流挤倒踩在脚下，大声喊：
“哎呀别挤……这有孩子……”
没有谁理会她的喊叫，人墙只露出一点点空隙，随后又立即堵上了。
“你们别挤啦……这有孩子啊！”
母亲的声音很快就被人群的声音淹没，幸亏我没被挤倒，踉踉跄跄地退进屋里。这是一个杂货店，货架上摆满锅碗瓢盆，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而入撞倒货架，锅碗瓢盆丁当作响摔得粉碎。后面的人不断涌进来，推着前面的人往里挤，不少人躲上二楼，反正能逃掉就行。我和母亲没有力气挤上楼梯随着人流往后退去，好在前面的人推开后门，我们跌跌撞撞地从人堆里挤出，冲进一条胡同。后面仍旧挤成一团，被踩倒的人大声尖叫着。母亲拉起我，头也不回地逃进胡同深处……
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总盘旋着那个老人的身影，感觉始终存在，心灵又一次受到重重的触动——我再不仅仅为母亲感到悲哀了，而是为全中国的走资派感到悲哀！
三
一个星期过去，医生摘去我的眼罩，左眼的肿胀明显消褪，视力从零点一恢复到零点二，我能自如地睁开眼睛了。
医生告诉母亲，孩子再治疗一段时间就可望恢复正常的视力，我的头疼症状基本消失，只是青青的眼眶仿佛戴着一只有色眼镜，成了地道的“乌眼青”。医生允许我下地活动了，我的食欲明显增加，一顿吃两盘肉丝炒饼还觉不饱。母亲长长松了口气，交药费时眼睛里又愁云密布。曲老师走后，糖厂始终没有音信，母亲囊中羞涩，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了。今天早晨，服务员阿姨阴沉着面孔催母亲交店钱，母亲数数兜中的钱，央求她宽限几天，若付过店费我们就没钱治病了。服务员阿姨收去母亲的工作证，说过去经常发生旅客付不起店费偷偷逃跑的情况，他们把工作证留在服务台，如有不测店方就可以直接找客人的单位追款。
从医院出来，母亲领我走进一家邮局，掏出身上仅有的５元钱做押金，拨通齐齐哈尔糖厂的长途电话。曲老师说，他一回来就做过汇报，厂里说研究研究，至今未给予答复。母亲说我们已经分文没有，再不寄钱就饿肚子了。对方说他已尽力而为，要不你就直接给厂里打电话问问研究的结果。母亲再次要通糖厂办公室的电话，斜眼说造反派研究过了，要求你们立即返回齐齐哈尔。
“这怎么行，”母亲说，“孩子的病情正在治疗中，我请求厂里马上汇款来。”
“孙志刚，”斜眼提醒母亲注意身份，语气里露出怒意。“别忘了，你是个走资派！”
“我得保住艾平的眼睛……孩子没罪，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病再说。”
“你敢不服从造反派的决定？”
“救孩子要紧，我还是要求厂里派人送款来，”母亲鼓足勇气坚持，“我们想回去也走不了。”
“为什么？”
“欠旅店的店费，人家不放我们走，再说，也没有钱买火车票……”
“好哇，你给我们出难题，干扰运动大方向，罪加一等……我警告你，你等着，回来咱们再算总账！”斜眼一下子扣死电话。
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直到人家催促才茫然地放回话筒。付过话费手里只剩下３元钱，我们进退维谷，无比悲怆。
母亲买下两个烧饼，我吃一个半，她吃半个，娘俩对付过一顿午饭，为了省钱母亲决定走回旅馆。下午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前门大街极不安宁，越往前走人越多，大家都仿佛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彼此推推挤挤从一个人群走向另一个人群。到处都是游斗走资派的队伍，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被揪斗的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脸上泼着墨水，低着脑袋走在前面。有人撒出雪片般的战报，落在行人的身上、头上。一张战报恰好落在母亲的脚边，我刚要捡起来看看，母亲却拨开它催促我快走。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讲话，有时两派的人一同说起来，同伙觉得有漏掉的东西没说就赶快补充出来，尽可能压倒别人的声音。有两支队伍“顶起牛”来把我们卷了进去，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嘶喊着，挥舞着胳膊，晃着拳头，继而抢夺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走资派。我和母亲躲在一家二层楼的商店门口，想过都过不去。两支队伍像仇人一样火并起来，有人退下来，有人向前进，围观的人也跟着涌过来又涌过去。那个被争夺的老人卷在混战的漩涡中间，高帽被拽断了，牌子拉掉了，却不敢抵挡一下周围的撕扯。被撕碎的棉衣，耷拉在额前的白发，使老人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一个人撞掉老人的眼镜，他跪在地上满地乱摸，我以为老人是摸眼镜，摸起的却是大牌子。他抱着牌子站起来，又没有任何表情地低头不动了……
母亲难过地转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拉起我向后退。哪里退得出去，看热闹的人挤满十字路口，周围水泄不通。很多人从窗口张望，好像是在看戏。混战的队伍打红了眼，连手中的旗杆也当做大棒四下挥舞，见着不认识的人劈头就打。双方扒起人行道上的地板砖相互炮击，石块蝗虫一样漫天乱飞。前面的人怕挨打向后闪，后面的人想看个究竟往前冲，汹涌的人群像海浪一样推着，而身后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几倍，一下子挤开商店紧锁的大门。我吓得无法动弹，呼吸急促，脚几乎不点地的被裹挟进门里。母亲拼命用身子护住我，抵抗着人潮，唯恐我被人流挤倒踩在脚下，大声喊：
“哎呀别挤……这有孩子……”
没有谁理会她的喊叫，人墙只露出一点点空隙，随后又立即堵上了。
“你们别挤啦……这有孩子啊！”
母亲的声音很快就被人群的声音淹没，幸亏我没被挤倒，踉踉跄跄地退进屋里。这是一个杂货店，货架上摆满锅碗瓢盆，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而入撞倒货架，锅碗瓢盆丁当作响摔得粉碎。后面的人不断涌进来，推着前面的人往里挤，不少人躲上二楼，反正能逃掉就行。我和母亲没有力气挤上楼梯随着人流往后退去，好在前面的人推开后门，我们跌跌撞撞地从人堆里挤出，冲进一条胡同。后面仍旧挤成一团，被踩倒的人大声尖叫着。母亲拉起我，头也不回地逃进胡同深处……
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总盘旋着那个老人的身影，感觉始终存在，心灵又一次受到重重的触动——我再不仅仅为母亲感到悲哀了，而是为全中国的走资派感到悲哀！
《白土地》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四
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我才知道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两派武斗。
形势越来越混乱，意外的遭遇与近距离接触老人，使我们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外面一天到晚都有游行的队伍经过，紧紧关着门窗，锣鼓和口号仍旧隐约穿透墙壁……
母亲没多少钱了，只有粮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不得已才一趟买３个烧饼带回来，娘俩改为吃两顿饭，我上午吃一个烧饼，下午吃一个，顿顿空半个胃。母亲每顿吃一半烧饼，喝一大茶杯开水，弄个水饱便躺下睡觉，这样既少消耗卡路里又不觉得饥饿。我们躺在床上相互默默无语，握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企盼着糖厂派人前来解救燃眉之急。母亲还有烟，她从家里带来一条“经济”烟，平常舍不得抽，心情郁闷时才吸一支。旅店方面可能知道母亲的身份了，态度越来越冷漠。服务员阿姨的脸色更难看了，毫不客气地催促我们付拖欠的店钱。母亲恳求再给几天时间，说单位很快就会派人送钱来的。
又过两天，我们断顿了，一天到晚只喝开水。
母亲脸上浮着歉意的苦笑，安慰我：“艾平，坚持一下，事情总会好转的，明天家里就有人来了。”我想说点什么，没找出一句话，心难受得都疼痛了。到了明天，我们期待着，指望着，我和母亲一样时时刻刻为期待所苦，娘俩都望穿了秋水，糖厂没有人来。
我躺在床上，听着走廊的脚步声，一直在等待着，思维更加清晰，老想吃东西。喝开水总比什么都不吃强，人一个劲儿撒尿，一泡尿尿出去肚里叫得更加厉害。没办法，抱怨有什么用，我不能说饿，甚至不敢有这种念头。母亲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印在充满忧伤的额头，外面一有动静，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是不是糖厂有人来了。每一次都激起我一阵希望：“这回可得救了！”整天的等待使神经格外敏感，然而总是失望，一切都没有变化，等待的时间越长心里就越烦。一个小时过去了，随后又是一个小时，没有人来。母亲每次回到屋里，都一脸失望地坐在床头吸烟，然后是等待，遥遥无期的等待，搞得小小的房间乌烟瘴气。她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始终抱着希望，相信事态总能峰回路转，并极力相信这个希望能够实现。我知道母亲的压力极大，造反派不会放过她，回去算总账又意味着什么……大会小会的批斗能咬牙顶过去，出来看病的这一大笔花销不啻天文数字，怎么能够还得起？
话说回来，她不用这种手段麻醉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尽管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难以想象的希望，但毕竟是某种希望。
四
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我才知道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两派武斗。
形势越来越混乱，意外的遭遇与近距离接触老人，使我们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外面一天到晚都有游行的队伍经过，紧紧关着门窗，锣鼓和口号仍旧隐约穿透墙壁……
母亲没多少钱了，只有粮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不得已才一趟买３个烧饼带回来，娘俩改为吃两顿饭，我上午吃一个烧饼，下午吃一个，顿顿空半个胃。母亲每顿吃一半烧饼，喝一大茶杯开水，弄个水饱便躺下睡觉，这样既少消耗卡路里又不觉得饥饿。我们躺在床上相互默默无语，握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企盼着糖厂派人前来解救燃眉之急。母亲还有烟，她从家里带来一条“经济”烟，平常舍不得抽，心情郁闷时才吸一支。旅店方面可能知道母亲的身份了，态度越来越冷漠。服务员阿姨的脸色更难看了，毫不客气地催促我们付拖欠的店钱。母亲恳求再给几天时间，说单位很快就会派人送钱来的。
又过两天，我们断顿了，一天到晚只喝开水。
母亲脸上浮着歉意的苦笑，安慰我：“艾平，坚持一下，事情总会好转的，明天家里就有人来了。”我想说点什么，没找出一句话，心难受得都疼痛了。到了明天，我们期待着，指望着，我和母亲一样时时刻刻为期待所苦，娘俩都望穿了秋水，糖厂没有人来。
我躺在床上，听着走廊的脚步声，一直在等待着，思维更加清晰，老想吃东西。喝开水总比什么都不吃强，人一个劲儿撒尿，一泡尿尿出去肚里叫得更加厉害。没办法，抱怨有什么用，我不能说饿，甚至不敢有这种念头。母亲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印在充满忧伤的额头，外面一有动静，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是不是糖厂有人来了。每一次都激起我一阵希望：“这回可得救了！”整天的等待使神经格外敏感，然而总是失望，一切都没有变化，等待的时间越长心里就越烦。一个小时过去了，随后又是一个小时，没有人来。母亲每次回到屋里，都一脸失望地坐在床头吸烟，然后是等待，遥遥无期的等待，搞得小小的房间乌烟瘴气。她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始终抱着希望，相信事态总能峰回路转，并极力相信这个希望能够实现。我知道母亲的压力极大，造反派不会放过她，回去算总账又意味着什么……大会小会的批斗能咬牙顶过去，出来看病的这一大笔花销不啻天文数字，怎么能够还得起？
话说回来，她不用这种手段麻醉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尽管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难以想象的希望，但毕竟是某种希望。
《白土地》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一
第二天早晨，天空落雪了，起初是棉絮般的小雪花，后来变成鹅毛大的雪片，楼房、平房、街道密密实实地铺上一层银毯。
糖厂还是没有人来，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依然不得而知。
我的肠胃抽搐得厉害，由于胃痛而蜷起身子，快挺不住了。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那么强烈，我摇摇晃晃地爬起身，去厕所方便一下，竟不知不觉间走出旅店。寒气变得更凛冽了，暴风雪扑面而来，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压下来，落在地上铺得很厚，脚下“咯吱咯吱”响着，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低头躲避着雪花……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想靠走路来取暖，潜意识却循着饭店飘出的香味走去。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吃店吃过炒饼，怎么也阻止不住自己走进饭店的大门。
饭店里热烘烘的，白雾般的热气扑面而来，几个客人坐在桌旁吃着炒饼，两个女服务员胳膊肘拄在柜台前聊天。我装作来暖和暖和不敢往里头走，以免人家以为是要饭花子。我搓着手，轻轻跺着脚，内心里谴责自己不该来，双脚固执的不肯挪动地方。我直勾勾地看着别人大口小口地吃着热腾腾的炒饼，牙齿不觉间咬起指尖，仿佛也嚼起喷香的炒饼，忘记周围的存在。饿得快要发疯，还保持着最后一丝自尊不伸手要饭，想等顾客吃剩下捡点盘底，吃上一口也好……
有一位小伙子吃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两三口，推开盘子，掏出火柴抠着牙缝喊服务员结账。我跨上一步，恨不能一口吞下，迟疑着扫了一眼周围——没有谁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大可不必担心有谁抢走即将到口的美食。可是我错了，一位戴红袖章的服务员十分勤快，顺手收走了盘筷。我感到一种揪心的难受，吞着口水转向别处，因为我的羞耻心，我的难为情，到口的食物失去了！不过我又盯住一位老太太的盘子，她剩得更多，有三分之一，旁边还有半碗鸡蛋汤。老太太起身自己去服务台结账了，我大喜过望，抢在服务员之前快步走过去坐在盘子前，心“通通”地跳着拿起筷子。有一个大高个儿，肩披海军蓝大衣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对面，正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顾不得许多了，我怕服务员收拾桌子，端起盘子贪婪地扒拉着炒饼。这一刻幸福极了，咽进肚里的食物香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遗憾的是太少，没吃几口露出盘底，肚子里反倒饿得更加难受，又伸出舌头舔净盘底，吃掉最后一丝肉屑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敢抬眼看对面探询的眼睛，端过那半碗鸡蛋汤，一气喝个底朝天。
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什么叫饥饿，学会在饭店捡盘子的技巧，并把“光荣传统”保持到今天，完全有财力请朋友下饭店，仍然习惯表演保留节目。我打心眼里厌恶那些挥霍摆阔的人，要一桌子美味佳肴没动几筷一走了之。每每这种场合，一定堂而皇之地捡过盘子来尽情享受。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光荣传统”，是穷酸文人一绝，碰到对面有人剩菜，没等我蠢蠢欲动便用盘子扣上推开，让我可望不可及，美其名曰：“怕传染上疾病。”我当即讥讽朋友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嗤之以鼻。
肯定我的狼吞虎咽引起注意，中年男人主动操着南方口音搭腔了：
“小家伙，饿坏了吧？”
我没抬头，一阵紧张，不知道怎样说，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怕他看到“乌眼青”，认为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你爸爸呢？”
说起来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冷却的灰烬，我不愿提往事，盯着碗里的一丝鸡蛋青，琢磨着伸出舌头舔一口。
“我问你哪，小家伙。”他加重语气重复，“你爸爸呢？”
因为一种本能的信任，我不能不回答了：
“死啦。”
“妈妈呢？”
“在旅店躺着呢。”
“听你口音是外地的吧，干什么来了？”
“看病……”
“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两天。”
中年人重重叹口气，目光变柔和了，露出一种怜爱之情。转身向服务员要来３份肉丝炒饼，将两份推到面前，拍拍我的脑袋：“吃吧，小家伙，我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一股暖流蓦地涌遍周身，我慢慢抬起头，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泪水早已涨满眼眶模糊眼睛。我拼命想把眼泪收住擦干，新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忍也忍不住，顺着两颊往下流，湿透了面颊又流进嘴里………母亲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陌生的好心人，我终生忘不了他——一个采购员模样的叔叔，他教我学会善良，学会同情！
我没舍得吃，我还有躺在旅店的母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叔叔说，胡乱将两个盘子折在一起，低下眼睛端起盘子就往回跑。我冒着鹅毛大雪跑过胡同，一双手紧紧将盘子抱在胸前，怕寒风吹凉了炒饼。“妈，快吃。”我跑进房间摇醒母亲，热呼呼的炒饼放在床头桌上。她坐起身子定定地瞅着炒饼，问：
“哪儿来的？”
“你就趁热吃吧。”我满不在乎地催促。
“我问你哪来的钱？”母亲厉声道。
“我没钱……”
“你偷的？”
“不是。”
“要的？”
我垂下脑袋，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怎么会这样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恨自己去捡盘子，比要饭还可悲。
“送回去，”母亲难过地转过脸去，“妈怎么教育你的，饿死也不能拿人家的东西，真给我丢人！”
“我饿得受不了啦，想去捡点剩饭……”我一直低着头，喉头发堵，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叔叔说，他也有我这么大的孩子……给的。”
“真的？”
“我要撒谎……你打好了……”
母亲全身一震，想说什么没有说，回过头来，慢慢地端起盘子，夹起炒饼往我嘴里塞。
“你也吃，妈。”
“这么说，妈委屈你了，我的好孩子……”
我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般，再没说什么。
母亲强作笑颜，眼里噙满了泪水，用请求原谅的目光望着我，吃起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呼饭。我吃两口母亲吃一口，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去。我们娘俩一边吃，一边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好像咽进很硬的东西又咽不下似的，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地往下掉……
一
第二天早晨，天空落雪了，起初是棉絮般的小雪花，后来变成鹅毛大的雪片，楼房、平房、街道密密实实地铺上一层银毯。
糖厂还是没有人来，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依然不得而知。
我的肠胃抽搐得厉害，由于胃痛而蜷起身子，快挺不住了。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那么强烈，我摇摇晃晃地爬起身，去厕所方便一下，竟不知不觉间走出旅店。寒气变得更凛冽了，暴风雪扑面而来，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压下来，落在地上铺得很厚，脚下“咯吱咯吱”响着，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低头躲避着雪花……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想靠走路来取暖，潜意识却循着饭店飘出的香味走去。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吃店吃过炒饼，怎么也阻止不住自己走进饭店的大门。
饭店里热烘烘的，白雾般的热气扑面而来，几个客人坐在桌旁吃着炒饼，两个女服务员胳膊肘拄在柜台前聊天。我装作来暖和暖和不敢往里头走，以免人家以为是要饭花子。我搓着手，轻轻跺着脚，内心里谴责自己不该来，双脚固执的不肯挪动地方。我直勾勾地看着别人大口小口地吃着热腾腾的炒饼，牙齿不觉间咬起指尖，仿佛也嚼起喷香的炒饼，忘记周围的存在。饿得快要发疯，还保持着最后一丝自尊不伸手要饭，想等顾客吃剩下捡点盘底，吃上一口也好……
有一位小伙子吃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两三口，推开盘子，掏出火柴抠着牙缝喊服务员结账。我跨上一步，恨不能一口吞下，迟疑着扫了一眼周围——没有谁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大可不必担心有谁抢走即将到口的美食。可是我错了，一位戴红袖章的服务员十分勤快，顺手收走了盘筷。我感到一种揪心的难受，吞着口水转向别处，因为我的羞耻心，我的难为情，到口的食物失去了！不过我又盯住一位老太太的盘子，她剩得更多，有三分之一，旁边还有半碗鸡蛋汤。老太太起身自己去服务台结账了，我大喜过望，抢在服务员之前快步走过去坐在盘子前，心“通通”地跳着拿起筷子。有一个大高个儿，肩披海军蓝大衣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对面，正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顾不得许多了，我怕服务员收拾桌子，端起盘子贪婪地扒拉着炒饼。这一刻幸福极了，咽进肚里的食物香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遗憾的是太少，没吃几口露出盘底，肚子里反倒饿得更加难受，又伸出舌头舔净盘底，吃掉最后一丝肉屑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敢抬眼看对面探询的眼睛，端过那半碗鸡蛋汤，一气喝个底朝天。
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什么叫饥饿，学会在饭店捡盘子的技巧，并把“光荣传统”保持到今天，完全有财力请朋友下饭店，仍然习惯表演保留节目。我打心眼里厌恶那些挥霍摆阔的人，要一桌子美味佳肴没动几筷一走了之。每每这种场合，一定堂而皇之地捡过盘子来尽情享受。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光荣传统”，是穷酸文人一绝，碰到对面有人剩菜，没等我蠢蠢欲动便用盘子扣上推开，让我可望不可及，美其名曰：“怕传染上疾病。”我当即讥讽朋友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嗤之以鼻。
肯定我的狼吞虎咽引起注意，中年男人主动操着南方口音搭腔了：
“小家伙，饿坏了吧？”
我没抬头，一阵紧张，不知道怎样说，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怕他看到“乌眼青”，认为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你爸爸呢？”
说起来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冷却的灰烬，我不愿提往事，盯着碗里的一丝鸡蛋青，琢磨着伸出舌头舔一口。
“我问你哪，小家伙。”他加重语气重复，“你爸爸呢？”
因为一种本能的信任，我不能不回答了：
“死啦。”
“妈妈呢？”
“在旅店躺着呢。”
“听你口音是外地的吧，干什么来了？”
“看病……”
“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两天。”
中年人重重叹口气，目光变柔和了，露出一种怜爱之情。转身向服务员要来３份肉丝炒饼，将两份推到面前，拍拍我的脑袋：“吃吧，小家伙，我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一股暖流蓦地涌遍周身，我慢慢抬起头，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泪水早已涨满眼眶模糊眼睛。我拼命想把眼泪收住擦干，新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忍也忍不住，顺着两颊往下流，湿透了面颊又流进嘴里………母亲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陌生的好心人，我终生忘不了他——一个采购员模样的叔叔，他教我学会善良，学会同情！
我没舍得吃，我还有躺在旅店的母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叔叔说，胡乱将两个盘子折在一起，低下眼睛端起盘子就往回跑。我冒着鹅毛大雪跑过胡同，一双手紧紧将盘子抱在胸前，怕寒风吹凉了炒饼。“妈，快吃。”我跑进房间摇醒母亲，热呼呼的炒饼放在床头桌上。她坐起身子定定地瞅着炒饼，问：
“哪儿来的？”
“你就趁热吃吧。”我满不在乎地催促。
“我问你哪来的钱？”母亲厉声道。
“我没钱……”
“你偷的？”
“不是。”
“要的？”
我垂下脑袋，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怎么会这样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恨自己去捡盘子，比要饭还可悲。
“送回去，”母亲难过地转过脸去，“妈怎么教育你的，饿死也不能拿人家的东西，真给我丢人！”
“我饿得受不了啦，想去捡点剩饭……”我一直低着头，喉头发堵，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叔叔说，他也有我这么大的孩子……给的。”
“真的？”
“我要撒谎……你打好了……”
母亲全身一震，想说什么没有说，回过头来，慢慢地端起盘子，夹起炒饼往我嘴里塞。
“你也吃，妈。”
“这么说，妈委屈你了，我的好孩子……”
我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般，再没说什么。
母亲强作笑颜，眼里噙满了泪水，用请求原谅的目光望着我，吃起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呼饭。我吃两口母亲吃一口，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去。我们娘俩一边吃，一边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好像咽进很硬的东西又咽不下似的，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地往下掉……
《白土地》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二
靠着这两份炒饼，又维持一天。
母亲给饭店送回盘子，不准我再去捡剩饭了。临近过节，小旅店里空空荡荡，大部分旅客都离京回家了。母亲找到服务台说明眼下的困境，想借点钱渡过难关。“帮帮我吧，人怎么能见死不救……请帮帮我们。”母亲恳求旅店负责人说，我是个国家干部，有组织有单位，绝不会失言，家里人一到马上还清所有的欠款。这天深夜派出所又来查宿，他们盘问过母亲，动员我们过完春节再来治病。母亲说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何尝不想回家过节，我们分文没有，连火车票都没法儿买，只得死耗着等单位来人送钱。
早晨，服务员进屋封炉子，没好气地扔下２元钱，说这是店里借给我们打电报催款的，春节期间旅店要关门，不能因你们娘俩设专人值班，最好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至于其它事情，她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显然，我们已成为包袱，店方巴不得甩掉。母亲握着２元钱，一下子趴向床头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额头搁在抱起的手臂上，什么也不说。她剧烈地斗争着，在抉择着什么，老半天才慢慢抬起脸颊，似乎做完决定了。可是这个决定好沉重啊，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母亲支撑着桌面一点点站起身，在心里重复着支持自己决定的一切理由，开始收拾起我的书包。她背对着我拉开抽屉将什么东西握在拳头里，犹豫着，迟疑着，最后狠狠地塞进书包里，拎在手上转过身来。
我疑疑惑惑地问：
“妈，你拿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动了动嘴唇，茫然地抬起眼睛，似乎在说：“没什么，不过如此……”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饭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份肉丝炒饼，自己破天荒地吃下一份，看样子吃得挺饱。并不断地关照我说：
“别着急，孩子，慢慢吃，妈这回管你个够……还吃吗，要不再来一份……总算能叫你吃顿饱饭了……不枉跟妈走一场……妈对不起你呀，孩子……”
这是什么话，我似懂非懂，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怪怪的，如此磨叨。我留神听着，尽量跟她一样思索，可是根本猜不透她说话的意义。几天以来终于吃上顿饱饭，我身上有劲儿了，早已心满意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怪就怪吧。吃过饭，母亲说要出去散散心，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当然愿意，整天躺在房间里怕消耗体力，都要憋死啦！
母亲没去邮电局打电报催款，领着我信步踱向天坛公园。
路过自然博物馆，我要求进去看看，母亲毫不犹豫答应下来，花２角钱买了２张门票。走进大门交过门票，就连个管理人员的影子都不见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里没有其它参观者，只有我们娘俩在里面走来走去，肃穆空旷。早就听说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应该到处看看，因为种种原因哪儿也没去。这是我头一次进国家级博物馆，满眼都是新颖惊奇，满眼都是光怪陆离。我走进树木掩映的原始部落，走进历史，走过几百万年，徜徉在人类童年的世界里了。犹如在夜的闪电中，祖母的祖母口头流传的往昔，一下子都照亮在我的身边。沉睡的地层和化石，稀奇古怪的鸟类，千变万化的兽类，都活灵活现起来。仿佛置身神话中，亦置身童话里，聆听先辈那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和他们一起渔猎、耕耘、畜牧，手舞足蹈地祈求苍天保佑，生生繁衍不息，体验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宏伟壮丽！我特别震惊于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顶天立地，昂首朝天，在它面前人类显得是多么渺小……
母亲冷漠地陪着我看来看去，脚步越来越慢，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辛酸。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所有的回答都莫名其妙。比如我问：
“妈，我以后也能做标本么，做苏雀的标本，要‘红肚囊’那种，给博物馆送来？”
“恐怕不能。”母亲的声音很低沉。
“为什么，北京没有苏雀，齐齐哈尔有的是呀？”
“没有时间了。”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微地叹口气。
“怎么会呢，明年秋天有的是时间。”
“也许……”
“妈，你说，人也能变成化石么？”
“现在不能了，我们都得变成骨灰！”
“古人猿的化石是怎么留下来的？”
“那是古时候……咱们走吧。”
“不么，我还没看够……明天还能来看恐龙么？”
“我没有明天了，要看你就今天看个够吧。”
母亲心事重重地看着恐龙，不再继续往下说，漠然的眼神无着无落，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兴趣索然，不再看下去，心想明天自己来一趟，仔细看看鸟类馆里有没有“红肚囊”。如果没有，说不定博物馆里能收下我做的苏雀标本，让北京的小朋友也开开眼呢。
二
靠着这两份炒饼，又维持一天。
母亲给饭店送回盘子，不准我再去捡剩饭了。临近过节，小旅店里空空荡荡，大部分旅客都离京回家了。母亲找到服务台说明眼下的困境，想借点钱渡过难关。“帮帮我吧，人怎么能见死不救……请帮帮我们。”母亲恳求旅店负责人说，我是个国家干部，有组织有单位，绝不会失言，家里人一到马上还清所有的欠款。这天深夜派出所又来查宿，他们盘问过母亲，动员我们过完春节再来治病。母亲说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何尝不想回家过节，我们分文没有，连火车票都没法儿买，只得死耗着等单位来人送钱。
早晨，服务员进屋封炉子，没好气地扔下２元钱，说这是店里借给我们打电报催款的，春节期间旅店要关门，不能因你们娘俩设专人值班，最好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至于其它事情，她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显然，我们已成为包袱，店方巴不得甩掉。母亲握着２元钱，一下子趴向床头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额头搁在抱起的手臂上，什么也不说。她剧烈地斗争着，在抉择着什么，老半天才慢慢抬起脸颊，似乎做完决定了。可是这个决定好沉重啊，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母亲支撑着桌面一点点站起身，在心里重复着支持自己决定的一切理由，开始收拾起我的书包。她背对着我拉开抽屉将什么东西握在拳头里，犹豫着，迟疑着，最后狠狠地塞进书包里，拎在手上转过身来。
我疑疑惑惑地问：
“妈，你拿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动了动嘴唇，茫然地抬起眼睛，似乎在说：“没什么，不过如此……”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饭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份肉丝炒饼，自己破天荒地吃下一份，看样子吃得挺饱。并不断地关照我说：
“别着急，孩子，慢慢吃，妈这回管你个够……还吃吗，要不再来一份……总算能叫你吃顿饱饭了……不枉跟妈走一场……妈对不起你呀，孩子……”
这是什么话，我似懂非懂，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怪怪的，如此磨叨。我留神听着，尽量跟她一样思索，可是根本猜不透她说话的意义。几天以来终于吃上顿饱饭，我身上有劲儿了，早已心满意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怪就怪吧。吃过饭，母亲说要出去散散心，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当然愿意，整天躺在房间里怕消耗体力，都要憋死啦！
母亲没去邮电局打电报催款，领着我信步踱向天坛公园。
路过自然博物馆，我要求进去看看，母亲毫不犹豫答应下来，花２角钱买了２张门票。走进大门交过门票，就连个管理人员的影子都不见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里没有其它参观者，只有我们娘俩在里面走来走去，肃穆空旷。早就听说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应该到处看看，因为种种原因哪儿也没去。这是我头一次进国家级博物馆，满眼都是新颖惊奇，满眼都是光怪陆离。我走进树木掩映的原始部落，走进历史，走过几百万年，徜徉在人类童年的世界里了。犹如在夜的闪电中，祖母的祖母口头流传的往昔，一下子都照亮在我的身边。沉睡的地层和化石，稀奇古怪的鸟类，千变万化的兽类，都活灵活现起来。仿佛置身神话中，亦置身童话里，聆听先辈那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和他们一起渔猎、耕耘、畜牧，手舞足蹈地祈求苍天保佑，生生繁衍不息，体验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宏伟壮丽！我特别震惊于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顶天立地，昂首朝天，在它面前人类显得是多么渺小……
母亲冷漠地陪着我看来看去，脚步越来越慢，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辛酸。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所有的回答都莫名其妙。比如我问：
“妈，我以后也能做标本么，做苏雀的标本，要‘红肚囊’那种，给博物馆送来？”
“恐怕不能。”母亲的声音很低沉。
“为什么，北京没有苏雀，齐齐哈尔有的是呀？”
“没有时间了。”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微地叹口气。
“怎么会呢，明年秋天有的是时间。”
“也许……”
“妈，你说，人也能变成化石么？”
“现在不能了，我们都得变成骨灰！”
“古人猿的化石是怎么留下来的？”
“那是古时候……咱们走吧。”
“不么，我还没看够……明天还能来看恐龙么？”
“我没有明天了，要看你就今天看个够吧。”
母亲心事重重地看着恐龙，不再继续往下说，漠然的眼神无着无落，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兴趣索然，不再看下去，心想明天自己来一趟，仔细看看鸟类馆里有没有“红肚囊”。如果没有，说不定博物馆里能收下我做的苏雀标本，让北京的小朋友也开开眼呢。
《白土地》卷三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四
傍晚，母亲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仔细地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花５分钱，标点符号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了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20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如今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受苦，可什么也改变不了。要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困在北京，旅店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活路，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你哭了，说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忘了她们？一说起她们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再说我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我没死，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活下去就有希望……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我威胁他们，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想开了，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我不死，看谁能笑到最后。坚信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惩罚，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除非打死了没有办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是不会痛快出钱的。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虽然我们知道，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坚决地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
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过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娘俩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四
傍晚，母亲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仔细地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花５分钱，标点符号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了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20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如今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受苦，可什么也改变不了。要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困在北京，旅店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活路，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你哭了，说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忘了她们？一说起她们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再说我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我没死，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活下去就有希望……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我威胁他们，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想开了，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我不死，看谁能笑到最后。坚信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惩罚，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除非打死了没有办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是不会痛快出钱的。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虽然我们知道，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坚决地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
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过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娘俩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白土地》 卷四 腥风血雨第一章 邻居们
一
1967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鞭炮响个不停。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地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外面的积雪堆得比窗子高。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些。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三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介绍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忧伤地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俺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点，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地辩解道：
“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身子，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个最大的冻梨，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满脸陪笑，宽宽地撇开两腿，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最小的女孩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一个劲儿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在哭，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眼泪和大鼻涕……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岔开话头，连连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来呀孩子们，过年了，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吃。”
孩子们拍着巴掌欢呼：
“啊，奶油冰棍！”
人人都笑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过去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
一
1967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鞭炮响个不停。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地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外面的积雪堆得比窗子高。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些。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三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介绍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忧伤地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俺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点，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地辩解道：
“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身子，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个最大的冻梨，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满脸陪笑，宽宽地撇开两腿，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最小的女孩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一个劲儿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在哭，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眼泪和大鼻涕……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岔开话头，连连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来呀孩子们，过年了，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吃。”
孩子们拍着巴掌欢呼：
“啊，奶油冰棍！”
人人都笑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过去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