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大学生向发改委申请公开上调油价依据
2013年02月27日 06:56 中国青年报 我有话说(3915人参与)
本报记者 周凯

今天上午9时，华东政法大学的研二学生赵东海来到学校附近的武宁路邮政支局，向国家发改委发出一封特快专递，内容是申请国家发改委公开提高成品油价格的法律依据。

赵东海的专业是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再过一年半即将毕业，最近他和同学联合向学校申请了“2012—2013年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金项目”，他选的课题名称是“上海高校信息公开的实践及问题分析”，“因为教育部刚刚出台了《高校信息公开办法》，想调研一下上海高校的落实情况”，学校批准了这项课题，还给了8000元的资助。

而最近一则油价上涨的新闻引起了赵东海的注意。2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2月25日零时起执行。国家发改委通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这是2013年国内成品油价首次调整，上次调价日期为2012年11月16日，两次调价间隔70个工作日。

巧合的是，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当日也对油价进行了调整，于2月25日零时起调降各式汽、柴油价格每公升各0.4元、0.3元 (新台币)。台湾中油公司指出，由于美国原油(92.64,0.01,0.01%)库存持续增加、美联储可能调整现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美元劲扬，加上市场传言沙特阿拉伯有意增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下跌，新台币兑美元汇率贬值0.034元，依公式计算油价跌幅为1.39%，汽、柴油每公升各调降0.4元新台币、0.3元新台币。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上看到，发改委对于此次成品油价格提高的解释是，“此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是按照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确定的”。国家发改委网站上题为《国家提高成品油价格》的文章指出，去年11月16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市场预期欧美经济复苏前景向好以及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先抑后扬，2月上旬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回升至每桶95美元和115美元以上。虽然近两日价格有所回落，但国内油价挂钩的国际市场三种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上涨幅度已超过4%，达到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边界条件。

赵东海说，他也看过国家发改委网站上有关成品油价格调整的解释性文章，但仍然有诸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提到，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机制是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三个市场原油价格挂钩，连续22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上涨4%，就进入调整边界，那么，定价机制究竟是与哪三个市场挂钩，为什么是22个工作日，为什么涨幅确定为4%？这些问题是否经过听证？

“油价上调，影响每个公民的利益，国家政府部门应该依法行政，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公众却不知油价上调的依据。”于是，赵东海想申请信息公开，他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而第十三条则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油价上涨，涉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赵东海说，虽然他并不开车，但他觉得油价上涨和他也有关系。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因此，理论上，国家发改委最迟应在收到赵东海申请的3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在向国家发改委邮寄特快专递时，赵东海专门找邮局的工作人员拍了张照片，那位工作人员问他“有什么用”，赵东海回答“我是学法律的，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回到宿舍，他又发了条微博“我只是在做自己想做并认为是对的事”。

据了解，今天，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学生黄雅璟和中山大学的学生钟恒也向国家发改委寄出了申请公开成品油价格上调依据的邮件。

本报上海2月26日电

广州质监部门已将涉嫌镉超标大米封存送检
2013年02月28日 06:40 金羊网-新快报 我有话说(8人参与)
■粮食安全是每一个市民都关心的问题。新快报记者孙毅/摄（资料图片）
■新快报记者冯艳丹 阮剑华 戴晓晓 黎秋玲 通讯员符信

媒体曝光万吨湖南重金属镉超标大米流入广东市场，省政府部署加强粮食市场监管

2月27日，南方日报报道湖南重金属镉超标大米流入广东市场问题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根据省政府领导意见，省政府有关部门迅即召开会议，研究处置办法，确保市场粮食安全。

■省府部署



四年前湖南提走问题大米

据了解，2009年，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分批从湖南省7家粮食企业采购了14800吨大米，经抽样检测，发现7个样品的镉含量全部超标。深圳市食安办将有关情况向省食品药品监督局作了报告，该局迅速将有关情况报告了省政府。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切实加强对湖南问题大米的监管，严防流入市场，并加强对来源于其他产区粮食品种质量安全的监测，确保全省粮食安全。与此同时，深粮集团赴湖南与供货单位进行交涉，提出退货或退款要求，经反复交涉，双方商定检测结果合格的批次按原合同执行，不合格批次由湖南方面提走并退回货款。

要求查清问题大米去向

省政府表示，粮食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各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从生产、流通等各环节加强监管，坚决杜绝问题大米流向餐桌，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粮”。

下一步各部门将迅速核实相关情况。由深圳市政府牵头，省食安办、工商局、粮食局等有关部门配合，结合南方日报所反映的情况，抓紧查清上述湖南问题大米去向报省政府，并如实向社会公布。如确未按省政府要求予以妥善处置，导致问题大米流入市场，要深入查找原因并严肃追究相关部门责任，具体由省食安办提出处理意见报省政府。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省食安办、工商局、质检局、粮食局等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粮食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并根据职责分工，切实加强对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确保粮食安全。

■部门行动



质监局封存涉事大米送检

事件曝光后，昨日广州市质监局和南沙区质监局马上赶赴涉事企业，采取了五项处理措施：一是立即对涉事大米及其成品进行封存，防止涉嫌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二是对涉嫌产品进行产品抽样并送检；三是检查企业对原材料的把关是否依法尽到责任；四是通报全市，对以大米为原料的生产加工企业进行检查；五是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了解该批大米在广州的流向情况。

此外，据珠江啤酒(9.33,-0.33,-3.42%)介绍，该企业2010年从深粮集团进过一批大米，此后一直采用进口大米。市质监局目前正在对珠江啤酒提供的情况进行核实。

工商局组织专项抽检

广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昨日向新快报记者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发展，并已经安排开展有针对性的大米专项抽检。他介绍，大米的重金属检测属于日常检测项目之一，工商部门每年都对广州市场上销售的大米组织多次抽检。对于以往以及本次专项检测不合格的大米，都严格执行对不合格大米下架、销毁措施，确保其不继续流入市场和其他地方，同时对经营者进行处罚。此外，还通报大米生产企业所在地政府加强源头监管。

■企业回应



万余吨镉超标米四年前已退货



深粮集团表示从未让一粒不合格粮食流入市场

新快报讯昨日下午，深粮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做出回应表示，该集团于2009年5月采购的共15415吨湖南早籼米，在通过送检发现样品存在重金属镉残留量均不同程度超标的结果后，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封存该批大米，并把其中镉残留量超标13584吨早籼米全部完成退货退款。深粮集团始终本着对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没有让一粒不合格粮食流入市场。

●2009年5月



公司抽检7品种均镉超标

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了解，2009年5月深粮集团向湖南采购早籼米。从5月31日开始，7个品种早籼米陆续入库，截至当年8月13日，接收入库的湖南早籼米共15415吨。采购湖南早籼米的7家供应商中，最大的供应商是湖南省粮食局的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等七部委的《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规定，深粮集团在该批早籼米入库时进行了质量检测，检测结果符合质量要求。由于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有关湖南省浏阳地区重金属镉污染的情况，深粮集团决定自行对全部入库的湖南早籼米增加指标检测，于8月10日从已入库的7个品种的湖南早籼米中抽取样品送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全部送检的湖南早籼米样品重金属镉残留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

●2009年9月



湖南省赴深谈判再送检

发现上述情况后，深粮集团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并在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是严禁该批卫生指标初步检测不合格的大米出库；二是对该批大米作进一步的检测；三是成立应急工作小组，深粮集团工作小组人员赶赴湖南向有关供应商、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交涉。2009年9月，湖南省派出了由省政府副秘书长带队，由多个政府相关部门厅局级领导组成的小组来深洽谈。深圳市政府有关领导及发改局、质监局、工商局、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督局、贸工局等有关部门参加了洽谈。深粮集团与湖南方面进行了谈判，双方商定几点处理意见。双方共同委托检验检测机构对粮食进行全面抽样检验；依据检验结果对每批粮食分类处理，合格的批次粮食，执行原合同，不合格批次的粮食，由湖南方提走退回并退款；双方确保不合格粮食不进入口粮市场，不合格粮食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2010年4月



问题米被提走未流入市场

据悉，双方达成共识后，签订了《〈粮油采购〉补充协议》。2009年10月20日，深粮集团与湖南供应商共同对早籼米进行抽样，10月22日，双方送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进行检验，11月5日该所出具105份检验报告，检验合格的有14个，不合格的91个。按照双方协议，湖南方面负责组织运力，直接在深粮集团仓库提货，将不合格批次的粮食全部运走。

至2010年4月，不合格13584吨粮食全部由湖南方提走，并退回深粮集团货款。深粮集团始终本着对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没有让一粒不合格粮食流入市场。

■知多D镉超标大米的危害镉对身体危害最严重的是结缔组织损伤、生殖系统功能障碍、肾损伤、致畸和致癌。最新研究成果还表明，镉能引发人类乳腺癌。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镉只有1%～5%被胃肠道吸收，所以食用镉超标大米是机体摄入镉的一种可能，大量长期食用会导致慢性中毒。

律师质疑湖南部分高速公路收费虚算里程过半
2013年03月01日 11:05 新华网 我有话说
新华网长沙3月1日电(记者丁文杰、史卫燕)近日，湖南长沙市一律师发微博称，湖南高速公路收费存在收费里程比实际里程多的“虚算”情况，有的虚算里程甚至达到52%，此事立即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长沙市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甘元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湖南境内长潭高速公路长沙李家塘收费站至株洲北收费站，他自己按里程表测出的距离为21.3公里，按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每公里收费0.4元计算，应支付9元钱的高速公路费，但实际收取17元。也就是说，收费站是按照44.6公里的距离来收取费用，如此计算，虚算里程高达52%。

记者随后采访了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甘元春律师反映的路段除了21.3公里为主线外，还有连接线和匝道，算在一起计费里程为43.473公里。记者查阅湖南省政府相关文件发现，湖南省高速公路计费里程的确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主线实际长度、匝道收费站互通匝道计0.5公里、连接线长度、桥梁和隧道叠加长度。

甘元春表示，连接线的收费很混乱，下一步他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相关部门公布连接线的界定依据和没有经过连接线的车辆也要收此段费用的法律依据，并进一步要求公布制订收费规则的方法。

香港限奶令致内地代购价疯涨
2013年03月04日 09:41 龙虎网-南京日报 我有话说(2人参与)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顾然)3月1日，香港关于限制奶粉出境的新法规正式生效。这一史上“最严限奶令”，引发港版奶粉在内地市场的代购价格继续疯涨，甚至代购网店也开始同步“限购”。于此同时，看到了限购背后的商机，多个品牌“洋奶粉”开始谋划在中国开网店，并保证直供海外奶源。 每名16岁以上人士每天只可携带不超过1.8公斤奶粉，即大约两罐奶粉出境，16岁以下人士禁止携带奶粉出境；违例者一经定罪，可处最高罚款50万元乃至两年监禁——自今年2月份，香港宣布将实施这一“最严限奶令”之后，港版奶粉在内地市场的销售情况一直在变动。

记者昨天走访市妇幼附近多家母婴商店，店主大多表示，这个月以来店里的港版奶粉价格已经涨了20%以上，但随着存货销售完毕，有可能将暂停港版奶粉经营，看看市场情况再说，“毕竟限购令正式实施后，从香港代购奶粉的成本增加了不少。”

记者查询淘宝上的港版奶粉代购网店发现，一款美素奶粉在2月份的价格从235元涨到260元，3月1日起更是涨到285元，并且对买家实行限购，一人只能买两罐。还有不少网店贴出了“一次限购4罐”的告示，并告知买家，接下来价格还会继续上调。

一位深圳的店主告诉记者，即便价格接连上涨，每天咨询港版奶粉价格并购买的顾客还是络绎不绝。至于港版奶粉价格疯涨的原因，这位店主透露：“我们请的是香港本地人代购，以前每次带10罐奶粉到深圳，付代购费80元，现在每次带两罐，要付60块钱给他。这些成本，只能转嫁给消费者。”

看到巨大商机，一些品牌洋奶粉“乘虚而入”。前天，天猫[微博]宣布将联合达能、雀巢，启动双方旗下6大品牌，在淘宝上提供海外原产地直供销售的进口奶粉。这6大品牌包括达能集团旗下的Karicare、Nutrilon、 Cow&Gate、多美滋(特配系列)，雀巢集团旗下的雀巢超级能恩、惠氏(特配系列)。奶粉原产地包括新西兰、英国、德国、荷兰、瑞士等。其中Nutrilon奶粉的天猫旗舰店将在本月11日开业，其他品牌最迟也将在6月开张。

天猫相关人士表示，这些奶粉从海外奶源地直供到网上，省去不少供应链路，能确保网购消费者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

重庆打黑重创民企信心：躲过风暴后忙转移资产
2013年03月07日 11:36 《中国企业家》杂志 我有话说(100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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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要重建“重庆打黑”中遭受重创的民营企业家信心，核心仍是逐渐改变“大政府”的经济管理模式。

过去五年，重庆——这个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一段波诡云谲的特殊时期。尽管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打黑”也给这座城市的商业生态与官场形态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口。

要考察中国“大政府”的发展模式，重庆无论如何是一个避不过的缩影。由政府主导的大工程、大项目、大投资一度成就了重庆的经济建设亮点。与此同时，公权力对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干预与打压在薄熙来、王立军时期也行至巅峰。

随着一个特殊阶段的终结与落幕，重庆民企的创伤是否愈合，企业家们是否已经摆脱了恐惧，重新投入到这个西部经济中心的掘金大潮中？重庆多年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又是否掩藏风险？

1月25日，重庆两会前夕，距离原重庆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恰近一年。本刊记者来到这个风波不断的城市，密集约访重庆政商两界，试图触摸与探寻遭受重创的民营经济状况，以及重庆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走向。

这显然又是一个敏感而特殊的时间点。政府换届的人事揣测还未尘埃落定，“赵红霞事件”又导致重庆市政府一夜之间将10位政府官员与国企高管免职，国资部门官员人心惶惶，纷纷拒绝本刊的约访。相对而言，企业家们没有失声，却也言辞谨慎，担心哪句话说不到位就给自己招来麻烦。

“我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地产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尽管重庆市政府相继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打黑对企业家群体造成的创伤仍难平复，很多人放弃了继续扩大企业，并移民海外。

这是重庆当政者不愿看到的情况。3300万人口的重庆，民营企业只用三分之一的信贷资源，却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支撑了80%以上的就业，该群体的积极性长期受挫，势必影响重庆经济的活力与潜力。

薄熙来被调查后，无论是国务院副总理 短暂的主政，还是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都明确表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去年12月27日，孙政才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改善政务环境，对民营企业“多关心、多扶持、多服务，少干预、少检查、少添乱，真正做到放开、放手、放活”。

这在重庆企业家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台下所有民营企业家自发全体起立，雷鸣般地鼓掌，真的，大家都感觉重庆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来了。” 参加座谈会的重庆锦天地产集团董事长卢志红对本刊表示。

但是，后来有些参会者也逐渐意识到，不能过于乐观，如何落实这些政策与指示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难的。

薄熙来时期的重庆重新定义与强化了官商关系，官大于商，权大于法，企业主人人自危。如今，要将这个被损害的商业生态彻底修复，重新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和谐与信任关系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做到，“不是说发一个政策，吹两股春风，照照探照灯，就过来了。”上述地产老板直言。

在他看来，经过了打黑的生存考验后，重庆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的参与感反而更强了，他们密切关注着政治的风向，谨慎地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在不断试探和寻找着与政府官员合适的安全距离。而背后散落一地的，是这些曾经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们黑暗的记忆，丢失的梦想，和被摧毁的创富精神。

这是一种弥漫在企业界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情绪。正如置身于重庆高高低低的建筑之中，慢慢就能体会到这座城市的矛盾之处，即使是在最繁华之地，也隐藏着老重庆的气息，那些潜伏于犄角旮旯的破败感与大都市的野心相互交织，让重庆这座城市显得变幻莫测。

黑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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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观音桥的一家咖啡馆里，周力(化名)放下手机，神态略微放松，熟练地卸下了手机电池。打黑风暴中的重庆希尔顿股东彭治民被抓时的一项罪名为：对打黑除恶和公安机关依法管理“颇有微词”。为了避免言谈被官方追究，在打黑风暴高峰期，饭桌上大家会不约而同如此做。周力至今保留了这种小心翼翼的习惯，聊天中他反复强调：要匿名，不要录音。

尽管未身涉打黑风暴，那几年依然是周力最战战兢兢的年份，以绿化等各种名目参与的捐款，他估摸着几年下来不少于几百万，“为了自保，谁都没有少捐钱。怎么办？要不到其它地方投资，要不移民，要不花钱买平安呗。”

周力亦是今年重庆市的政协委员，身处工商联界别。今年的重庆政协会议，企业家代表们不再像前几年那么噤若寒蝉，但抱怨仍然是主流，融资难、玻璃门、弹簧门，这些民营企业的普遍问题在重庆只多不少。

也有十分刺耳的声音。一位政协委员就在讨论会上公开表示，重庆市政府对于打黑的反思不够，目前仅仅把所有罪过归于薄熙来与王立军，“难道仅仅是一个王立军跑到大使馆？”

参加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的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为了安抚与激发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信心，他在会上回顾了重庆历届政府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比如贺国强在任时期安排尹明善做工商联主席。

马正其同时向企业家们承认，薄熙来时期确实对民营经济谈得少，确实在民营经济方面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挫伤了民营经济的感情、友情。紧接着，他引用了邓小平的谚语描述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肯定，“没有国有、民营，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台下掌声阵阵。

的确，自薄熙来被调查后，重庆市政府开始旗帜鲜明地表达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并召开隆重的民营经济座谈会，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及三个配套文件。重庆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告诉《中国企业家》，这些文件主要从鼓励支持民营经济角度，在扩大投资领域、放宽经营条件等45个方面提供政策支撑。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并以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每年安排20亿元作为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德江书记来了几个月，弄得气氛挺好，但只是打一剂强心针，让大家安安神，很多人已经神志恍惚了。”重庆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邱继烈告诉《中国企业家》。

在他看来，之前打黑打得太猛，上千亿的民间财富被这场运动搜刮，当时社会层面上稍微有点气候的老板，非常谨慎，着惊着寒，随时准备逃离，“按照重庆话来说就是，收摊了，不干了，我认识很多老板，基本上都没有五年前发展期那种创富的野心和自信了。”邱继烈说。

按照重庆企业家圈子的说法，当时200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移民加拿大，其中不乏重庆商界的大佬。邱继烈的一位朋友是房地产开发商，虽然躲过第一轮打黑名单，但在王立军最疯狂的时候(已当上副市长)还是没有幸免，当时王通过重庆市纪委、公安、税务、工商等，联合开了一个募捐会，他的朋友就是被邀请者之一，“去了以后王首先讲话，说‘很多人反映房地产行业是暴利，包括涉黑，但是我相信，今天来的都不是这两种情况’，最后出门的时候一个人最少5000万。我那个朋友是躺着中枪，他本来已经移民加拿大了，公司已经挂靠宗申集团，结果那人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邱表示。

两年前，也就是2011年重庆两会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将“缩差共富”定为重庆两会的主基调，曾让躲过打黑风暴的企业家们由战战兢兢变为诚惶诚恐。身为重庆大渡口区工商联主席，卢志红很快接到不少企业家的电话：“卢主席，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企业家们相约喝茶聊天，分析政策风向。“我只能引导，告诉他们政府没说把你的财产拿来分了。”其实，卢志红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大不了我的私人财产给你充公。”卢说，许多民营企业家已无心经营，就是保安全，躲过打黑风暴以后抓紧转移资产和移民。

坊间的一种说法是，2012年8月工商联换届之时，统计部门做了专门的统计，当时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重庆向四川省投资的民间资本达千亿，而四川到重庆投资的只有三四百亿。

2012底，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仅一周，就组织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家们的“心里话和大实话”，足见政府充分意识到打黑给商业生态与企业家信心所造成的破坏。

“至今许多私营企业老板仍然如惊弓之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告诉本刊记者，由于许多打黑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企业家的观望情绪仍比较浓厚。2011年下半年，童之伟曾到重庆实地调研，并发表报告指出重庆打黑是削弱或变相剥夺私营企业，并以其所得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打黑期间，被判重刑和被剥夺个人财产的黎强、王天伦、马当、岳村、龚刚模等人，都是身家过亿的私营企业家。

打黑对于重庆民企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为，虽然身涉打黑风暴的企业从数量上而言占比并不高，但只要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没有真正改善，其给民营企业家群体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遗留问题

“努力消除薄熙来、王立军案件的严重影响，实现了全市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月26日上午重庆人大会议开幕时，市长黄奇帆用极简练的语言总结过去的2012年。列举重庆市政府经济建设工作的诸多成就、新的计划与目标后，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提出，要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廉洁从政。

如果将此看作是一场执政演说，黄奇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似乎没有打动一些民营企业家，“稍微有一点失望，报告中民营经济提得不多，也没有新的支持措施出来，市政府在清算重庆打黑遗留问题方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位民营企业家私下对记者说。

其所说的遗留问题，即是对重庆打黑期间一些“冤假错案”的重新审理与平反，以及涉黑资产的归还与处置。在部分企业家内心深处，这意味着重庆对打黑的真正反思，惟其承认和正视所犯的错误，才能真正取信于商界。而这也成为横亘在政府与企业家群体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

夜晚，以解放碑为圆心所形成的重庆商业中心繁华未减，这里一直是地产商所争夺的黄金地块。重庆地产商李俊曾以4000多万元购得距离解放碑不到百米处的一块土地，意欲打造重庆地标性商业建筑。如今，李俊因涉黑流亡海外，这块土地也早被转卖给当地另一地产商。

自2010年10月李俊从成都飞香港离境，至今已有两年多。1月29日晚上，远在海外的李俊给本刊记者打来电话。“唱红打黑之后，现在重庆总体情况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李俊告诉《中国企业家》，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涉黑而被没收的俊峰集团核心资产俊峰置业已经归还给家族，当时扣押的2亿元现金也由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分14次返还给公司，行政、财务、人事权已全部归还给俊峰置业，负责管理俊峰置业资产的091专案组也于几个月前撤出并解散。

李俊作为“黑老大”被控涉黑涉黄等七宗罪，不少亲属目前仍在监狱服刑。他表示，三日之内，代理律师李庄将会把诉状提交到重庆市检察院等部门。李俊试图为自己平反，但对短期内回国并不抱希望，因为至今为止重庆打黑过程中被抓或判刑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尚无一例申诉成功和平反。

李俊说自己心态很平和，目前政府帮扶民营企业的倾向很明显，但说到底还需要政府直面过去。王立军、薄熙来落马后，像李俊一样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的“黑老大”们开始看到希望，积极进行申诉。这甚至让法院左右为难，虽然这些被打掉的民营企业家案情与罪名有夸大，但也并非全无瑕疵。

重庆南岸区渝都监狱8队，56岁的“黑老大”黎强已入狱三年。对于黎强亲属而言，涉黑资产的追偿渠道尚不畅通，目前主要精力还放在刑事案件的申诉上。黎强26岁的女儿黎俊向本刊表示，她在父亲入狱后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近一年除工作外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父亲的案情，不断向各级司法机关投递申诉书，直到2012年11月第一次收到来自司法机关的材料反馈。

1月份，重庆打黑中被起诉的民营企业家王能过得也不太平。他的代理律师，同时也是马当案的代理律师宣东，于1月下旬接到重庆当地律师的消息再度赴渝。宣东感觉到，在涉黑资产处置方面，风向正在发生变化。

宣东说， 副总理来重庆时有个比较积极的举措，就是强调民营企业家的重要性。当时重庆高院开始开放申诉渠道，“谁都可以提交申诉材料，高院都会接受，但是维持现状，不答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高院曾对没收、扣押的涉黑财产进行摸底，尚未处理完毕的暂时先不要动，超扣的部分都退回去。十八大之后，重庆高院开始从全市范围内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查看彭治民、黎强、龚刚模等大案件的卷宗。

但1月上旬，风向突然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据说专案组将被撤销，并且专案组提出执行已生效的刑事判决。“王能案件很奇怪，法院要执行判决，让他把判决书认定的财产交给政府”，宣东感到奇怪的是，既然还在申诉阶段，为何突然执行判决了呢？

信任裂痕

官与商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复杂的关系，重庆打黑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感、相互误解，乃至观念上的对立。

时至今日，周力依然记得自己请一位区县领导吃饭的情景，这位领导喝了几杯酒以后说：“你们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资格跟我吃饭！要不是某某，不是他的话，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跟我坐在一起。”

那时是薄熙来主政时期，许多区县领导牛的不得了，“在他们看来，天上玉皇大帝，地下县委书记。”周力说，现在区县领导已没有那么嚣张，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企业颐指气使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也是重庆高层不断强调重视民营经济，但企业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核心原因。

学者秋风指出，过去重庆实施的唱红打黑、政府强力推动农民进城、政府大力兴建保障房等政策，都指向强化大政府的管理机制。

“打黑嘛，最多是一种形式上的震慑”，多位重庆民营企业家感到，薄王时代真正影响深远的是大政府的强势作风影响到了区县的行政风气，“他们觉得自己是人民的主人，要的只是尽快出政绩”。

周力说，这种行政作风体现为不诚信，没有法制观念，随意侵害民营企业的利益和打压企业家。黄伟所在的重庆非公经济促进会设有民营企业家投诉中心，时常遇到各类投诉。在我们见面的上午，黄伟刚刚接待过一位民营企业家，他遭遇的问题是在某区县投资后，与领导的亲戚发生矛盾，项目被压住了。

一位女企业家也在重庆两会上提出，政府应当重视招商前、招商后的诚信管理。比如有些签署好的协议，换了领导就不认了。周力身边也有类似的案例，规划局文件已批复，方案也设计好了，政府突然称该片土地需要建公园，要求开发商退出几十亩土地。

在许多当地企业家看来，行政之手不仅伸得太长，而且手太多，“前前后后都是手。”黄伟说，要民营企业发展，就必须扫除一些固有障碍，这些障碍表面上看是行政单位、工商、税务、公安、卫生，但实际背后力量是区县政府。

打黑之后，走访重庆民营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和传统汽摩行业的企业家，听到的抱怨“一箩筐”。这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行业是打黑的重灾区，也是政府垄断土地经营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重庆对传统的汽摩产业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和重视，力帆、宗申、隆鑫等几家明星企业都在转型中遭遇困难，政府则将更多精力投向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而重庆主流企业家恰恰多来自地产和汽摩行业，难免心生失落。

近年，在重庆商界关于政府重国资轻民资、重外资轻内资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但接触到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两个群体时，会感到双方巨大的鸿沟，许多相同话题的讨论，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和理解。

“说政府重视外来企业，不重视本土民营企业，这是不对的。”经信委主任沐华平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仅从目前政府的资金投资流向看就不成立，投到民营企业比重达到49%，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加起来才51%。

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不得不做的事。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对本刊表示，前几年汽摩产业占到了重庆工业产值的40%以上，可以说一业独大，汽摩行业一旦下滑，企业会非常困难，政府也会非常被动，因此必须调整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十一五”开始，重庆就提了一个口号，叫做“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并重，大力招商引资，抓住产业转移机会”。

重庆官方看来，这就是近几年发展产业经济的基本逻辑，比如笔记本电脑在引进项目的同时，要求必须当地企业提供配套，目前有700家民营企业为此产业配套，这实际推动了本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升级。

“并不是说重视谁，不重视谁的问题，而是说从策略上来讲，通过怎样的路线图来实现本土民营企业改造升级，并不是撒一点钱，给点政策支持，这解决不了民营企业改造升级的根本性问题。”沐华平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至于政府和市场哪只手多一点，哪只手少一点，倒在其次，而要看政府有没有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恰恰遭到了社会及许多企业家的误解，认为政府干预过多。

再有一点就是，重庆市政府认为，国有、外资、当地民营、外地民营都需重视，不能仅针对本地民企制定特殊政策。沐华平说，2012年重庆私营个体投资同比增长42%，甚至吸引了很多重庆籍企业家回渝创业，这便能说明问题。

在重庆，政府对民营企业不可谓不重视，但更多的不是服务，而是管理。最近一段时间，邱继烈的私营企业协会要改名为“民营经济协会”，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名字在民政部门通不过，“他们觉得民营经济概念很大，在重庆有93个主管部门在抓民营经济，为什么你们叫民营经济协会？”

“政府操盘”何去何从

重庆两会召开前，曾有传闻称，今年61岁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将卸任，调任中央某部委任职，这一度成为重庆官员、企业家乃至街谈巷议的热点。

黄奇帆的去留如此牵动这个城市的神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借鉴上海经验一手缔造了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集中分散的政府资源，成立了重庆“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

过去十年来，“八大投”利用国有土地杠杆撬动，向银行和市场借钱投入基建和国企改造。这种运筹财政和国有资产的模式，使得地方财政狂飙突进，5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超过35%。也因此引发与民资夺利，挤占市场空间的争议。

重庆采访期间，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提到了“八大投”，认为其干预了市场竞争。“企业家群体的最大期待，归根结底还是目前的经济发展受制于政府统管，尤其是八大投，但这个问题一天两天解决不了。”邱继烈告诉《中国企业家》。

不过，近期关于重庆将调整“八大投”模式的传闻也甚嚣尘上，称重庆市政府将合并“八大投”为两家或者三家，甚至通过个别破产来削减负债，并通过整体上市充实资本。一直以来，外界对于“八大投”的负债十分担忧。据报道，2012年，重庆贷款余额有1.2万亿，其中大部分贷给了“八大投”，且贷款利率按基础利率下浮10%左右。

在赵红霞不雅视频事件中，重庆城投集团副总经理粟志光、重庆地产集团董事长周天云等多名国资系统负责人落马，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国资贪污腐败的猜测。

众多民营企业家与研究者眼中，政府运作庞大的资产无论效率，还是廉政方面都有着不小风险。一位当地学者告诉本刊，重庆很多国有控股公司都是通过不断增资扩股来弥补亏损，包括西南证券(9.76,-0.09,-0.91%)、安城财险、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由于经营不善，只能不断重组，不断扩股。

两会结束前，黄奇帆成功连任重庆市长。新任期里，他仍将面临“八大投”模式的转型和高额的地方债务。对于“八大投”，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易小光认为，外界多有误解，“其一它仅是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帮政府理财，不是为自己赚钱；二是八大投手里有大量土地储备，从最初四十多万亩到现在二十七八万亩，谁都知道土地是最值钱的资源，手里有资产，负债能有多少？负债不像外边传的那么大，在可控范围内。”易小光表示，虽然重庆本地民企发展不尽如意，但由于基础设施、交通、就业的改善，经济确实是发展起来了，要承认这种模式的成绩。

“这不是玩文字游戏，重庆企业主体五年前只有70多万个，现在130多万个，如果说今年GDP多少，你可能不信，但企业主体摆在那儿，你要是不信，就没办法讨论了。”易小光认为，目前重庆非公经济占比63%，其中外资与非本地民营占40%，本地民营占其余20%多，而这正体现出重庆开放的心态和胸怀，不能只靠本土民营企业来发展。

如今，重庆官方试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清除薄王时代的遗迹，这与民企期望的大力度纠错有一定落差。 “打黑时不管是否自愿，政府部门参与人太多，牵涉面太广，政府显然希望把存量的民企做好，把黎强放出来又怎样？已是满头白发。”一位企业家如此揣测。

五年前，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曾力推“森林工程”，重庆市树——黄桷树被银杏、水杉、香樟取代。不过，这些树种在重庆有些“水土不服”。如今，有心人会发现，就连两会会场外的银杏树上都挂着不少人工树叶。

2月21日，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带领官员植树的活动在电视新闻中播出，孙说，“我们还是要种树，但是要种植适合重庆生长的树。”

我国环保10年花4万亿无大改观 造假被指是祸根
2013年03月08日 02:00 北京晨报 我有话说(1098人参与)
“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给予积极回应。

一些代表委员在审议报告时指出，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松环境治理，保守估计最近10年用于环保的总投入应在4万亿元左右，之所以环境问题仍没有大的改观，症结之一是环保投入上存在“低效症”。他们建议，“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切实提高利用效能。

地方保护主义是祸根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导致我国在环保投入上效率低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些地方、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手法翻新造假，以及一些地方化政府唯GDP论的旧思维诱发的地方保护主义。

“环保治理效率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治理体系系统性不强，头疼医头，各个环节缺乏衔接。”全国人大代表、东兆长泰投资集团董事长郭向东说。另一方面，环境治理中“造假现象”是祸根——许多环保设备“睡大觉”，花的钱“打水漂”。有环保设备，污水却从别的管道偷排；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保设备；采购设备时做手脚，导致环保检测数据失真……

2012年9月，环保部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监督组发现，中石化广东湛江东兴公司部分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系统直接外排，而另一下属公司湛江新中美公司擅自拆除废水处理装置，污染物可通过阀门切换，直接排入雨水沟。

“污水处理厂等治污设施形同虚设的状况在全国并不少见。”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说，出现这些情况，往往是部分企业唯利是图，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肆意妄为。一些地方政府抓环保是搞花架子和面子工程。

环保投入须成“硬约束”

“当前治污的关键，就是要把环保投入变成‘硬约束’。我国经济总量大，但环保投入相对小，应提高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未来十年，环保投入占GDP比重至少要提高到2%，甚至3%。“当前环保投入仍然不足。”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潞宝新能源(5.06,-0.04,-0.78%)集团董事长韩长安认为，我国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问题如此迫切，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应该更大。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全国人大已经制定了30多部环保法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法律的执行和落实不到位。“必须严厉打击一些地方包庇不法企业、在环评上弄虚作假、在环测上暗箱操作、在信息公布上秘而不宣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环境执法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痛知什么是不能触碰的红线，这样才能保证污染永远被挡在外面。”

据新华社

湖南部分镉超标大米退货后再销广东做饲料
2013年03月09日 05:59 金羊网-新快报 我有话说(123人参与)
省食安办通报湖南镉超标大米核查情况

■“湖南毒大米流入广东”追踪

新快报讯 记者 陈杨 阮剑华 通讯员 粤食安 报道 上周媒体曝光湖南重金属镉超标大米流入广东市场后，相关部门开展了全省米及米制品专项检查行动。昨日，省食安办通报，深粮集团确实已退回不合格的大米，但部分被退货的问题大米由湖南经销商销往广东个别地区用于饲料用粮。

据省食安办通报，针对报道反映的问题，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深圳市食安办组织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联合调查组核查，2009年深粮集团从湖南省购入的大米中检出的重金属镉超标问题大米共计13584吨。深粮集团与湖南有关供应商协商后，至2010年4月，湖南经销商将所有不合格粮食通过陆路方式全部运走；同时，深粮集团也收到了不合格大米供应商的全部应退货款和费用共计2551万元。联合调查组对深粮集团提供的相关检测报告、退货、退款单据等原始凭证进行认真核实，这些原始凭证真实有效。

另外，据湖南省有关方面向广东省提供的2009年湖南销往深粮集团镉超标大米流向情况显示，湖南经销商接收深粮集团退货的问题大米数量与深圳市核查的数量相符，部分退货的问题大米由湖南经销商销往我省个别地区用于饲料用粮。

■追问


专家：问题米当饲料或危害人体


1 是否有问题大米流向餐桌？

是否意味着仍有部分大米流向不明，有可能进入餐桌？对此，省食安办相关人士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通报并不是最终结果，目前该事件仍在继续调查，若有最新情况仍会及时公布。

既然湖南已表示，部分问题大米被用作饲料，那最终会否通过食物链影响人体健康？对此，广东省食安办表示，由于饲料涉及农业部门，因此已提醒农业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省农业厅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由于已超出工作时间，需下周才能咨询。

某食品安全专家表示，理论上含重金属镉超标的饲料进入鸡、猪等牲畜体内后，镉会在其体内残留；若人食用这些牲畜制品，镉也会通过这条食物链进入人体内。“但最终有多少镉会进入人体内，需要计算转化率。”该专家表示。

2 问题大米到底镉超标多少？

若要计算转换率，首先需知道这些问题大米的镉含量是多少。然而，至今未有官方部门给出权威数据，昨日省食安办也未明确答复此问题。

据南方日报报道，该报记者将广州某公司从湖南涉事粮库购进的大米米样和排粉样送往国家加工质量监督中心(广州)(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做检测，结果显示：大米的镉含量是0.3mg/kg，超标50%；排粉的镉含量是0.2mg/kg，国家对米粉、排粉等产品含镉的最高限制是0.1mg/kg的标准，该排粉镉含量超标一倍。

绍兴市长要求就毒胶囊问责中央：只罚我们不公平
2013年03月10日 06:11 都市快报 微博 我有话说(25395人参与)
绍兴市长钱建民再谈毒胶囊事件


不能只问责地方不问责中央部门

特派记者 陆晨阳 发自北京

绍兴市新昌县毒胶囊(皮革胶囊)事件去年曾震动全国。昨天，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市长钱建民在代表团驻地的小组讨论上，再次挑起这个话题，并直指中央部门推卸责任。

去年4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了河北、浙江一些不法厂商，使用重金属铬超标的工业明胶，冒充食用明胶来生产药用胶囊。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查处问题企业、掐断黑色产业链几个月之后，相关官员开始接受问责。

报道显示，浙江方面被问责的官员有：绍兴市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注册处处长陆家东，新昌县药监局局长梁永华、副局长张柏庆，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副科长陈良忠、吕丹，药品医疗器械稽查科科长陈树声。

钱建民昨天透露，绍兴市还有一位副市长也因此事记了大过，他自己也差一点被处分。

地方出事，领导被问责，原本无可厚非，但钱建民还是有一肚子委屈。在他看来，毒胶囊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中央有关部门，而在被问责的官员中，却没有一个中央相关部门人员，甚至连个出面道歉的也没有。

钱建民说，我国胶囊生产的标准是2010年10月才正式出台的，在此之前一直是空白。然而新标准却比欧盟的现行标准还严格5倍。这样的标准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暂且不说，新标准出台后，包括他在内的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接到通知，也没有被要求配合与支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次毒胶囊事件，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标准。


此外，药监部门是个高度垂直的系统，所有的药品由国家药监局直批。在他们自己批准上市的药品胶囊中发现问题，难道他们没有责任？

钱建民说，新昌生产的胶囊一般分两种，一种仅做包装，另一种可直接口服。两种胶囊的用途是不一样的，价格也不一样，应该选购哪种，制药厂最清楚。毒胶囊事件中，制药厂起了决定的作用。然而，为什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有关部门却没有一个针对药厂使用胶囊的规定呢？

其实，关于中央有关部门是否应该被问责的疑问，早在去年便被提出，不少媒体也因此发表过评论。轰动全国的“毒胶囊”事件，涉案企业分布多省且达数百家之多，“与中央有关部门没人被问责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钱建民看来，卫生部、国家药监局之所以能够逃脱问责，在于其参与并主导了问责处理方案的制订。

“这样太不公平了。”他建议，以后再遇到这类事件，中央有关部门应该多与地方沟通，听取地方的意见，同时，如果涉及本部门的话，在制订责任追究方案时应主动回避。

发信人: maomaomn (相看两不厌（201207 来来）), 信区: Kids
标 题: 在为为网买的moony很差很差！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13年03月11日14:30:06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去年搞活动的时候屯了3包，原价151一包，三包减100，总共353三包。前两天拆开来
用，当时就很奇怪，怎么为为买的moony的包装和在京东买的包装不一样，不过也没在意
，觉得他们换包装也是很正常的。

里面尿不湿上的图案也不同，用过moony的大家都知道，正品的图案很精致，而且标示
档位的数字123都比较小，但是为为网的moony的图案就有点模糊，数字标示是很大很大
的123。

晚上给娃包上了，半夜娃就狂哭，一摸尿不湿，不是很重，但是pp上湿乎乎的，明显
尿液没有被吸走。当时也没多想，换了一个扔在地上。早上准备扔掉的时候发现地上完
全没有水印。原先换下来的尿不湿往地上一扔，不出一两分钟，地上肯定一个圆圆的水
印，说明透气性好，但是为为网的moony扔在地上一点点水汽都没有渗出来。这更加让人
怀疑了。

今天联系了为为，他们十分强硬，本来说提供报关单的，后来说不给你看。还说你去
做鉴定啊，尼玛，质监局只会对产品质量做鉴定，谁会给你真货假货做鉴定啊，当姐不
懂啊。白瞎了原先还挺支持为为网的，以后坚决封杀，坚决封杀。

ps：之前为为网就卖过假花王，被曝光过，看来以后什么都不能相信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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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尚德将启动破产保护 施正荣被指掏空尚德
2013年03月13日 01:57 每日经济新闻 我有话说(3人参与)
每经记者 查道坤 发自江苏

3月11日晚，尚德电力对外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经与超过60%的可转债劵持有人签订了延期两个月的偿还债务协议。协议规定如果尚德在3月15日到期时无法偿还可转债，那么债权人不会在5月15日之前行使权力，除非有某些可能导致协议提前终止的市场事件发生，这就意味着尚德为自己赢得了两个月的缓冲期。

此外，尚德电力董事会已在3月8日对施正荣的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核。“彻查施正荣关联交易以及利益输送只是无锡尚德重组的前奏，也是给投资者一个交代。”国内一家光伏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无锡尚德将启动破产保护

按照计划，无锡尚德将在3月15日向持有尚德电力可转债的债权人支付5.7亿美元的债务，但是按照目前无锡尚德的财务状况，很难支付这笔债务。“此时签署这个协议，证实了之前的传闻，无锡尚德根本拿不出这么多资金来解决债务危机。”一位业内人士说。

面对即将到期的可转债，在去年11月，尚德电力向债权人提供了三种选择方案：第一个是重组可转债，第二个是将可转债转股，第三个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此，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破产重组可转债。如果接下来尚德能把目前已经控制在手的环球太阳能基金旗下的光伏电站资产进行脱手的话，那么就很有希望获得数亿美元的资金，这样将帮助尚德解决两个月后到期的可转债资金问题。”

对于可转债获两个月的延期时间一事，尚德CEO金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可转债务延期协议体现了债权人对尚德的支持，并为双方进一步商讨这些可转债达成共识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我们的磋商已取得进展，正携手以求尽快找到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评估成本和运营，进一步提高效率。”

虽然可转债得到了两个月的延缓时间，但是无锡尚德还是免不了被地方政府接手的命运。

公开报道显示，尚德电力的核心资产无锡尚德将在3月15日至3月20日之间，正式启动破产保护程序。无锡市国联将接手和主导之后的重组工作，它将以母公司或者旗下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全面接管无锡尚德。

无锡尚德进行破产重组，在业内人士看来，对于施正荣将非常不利。“无锡尚德如果启动破产保护程序，那么施正荣面临最大的危险就是之前被广泛怀疑的关联交易，因为彻查施正荣的关联交易以及利益输送是无锡尚德重组的前奏。”无锡市官方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施正荣被指掏空尚德电力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认为无锡尚德将对施正荣进行关联交易进行彻查时，就有消息称，尚德电力董事会在施正荣被辞去董事长职务之后就开始对其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施正荣辞职一是给政府重组进行让路，二就是便于尚德电力进行内部调查。而调查的问题就是之前被外界关注的关联交易，目前调查已经进入内部审计流程。”一位接近无锡尚德的知情人士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据上述知情人士介绍，此次重点审查施正荣个人的关联交易公司包括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洲硅业)、镇江丰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赛伍)、江苏绿扬电子仪器集团 (以下简称绿扬集团)和江苏太阳集团等公司。

而此前一份由尚德电力前任和现任高管联合制作的调查报告，直指施正荣涉嫌转移资产掏空尚德电力。其中在亚洲硅业成立不久后，施正荣就与该公司签订了长达16年的15亿美元无条件支付合约，此外还在2008年向亚洲硅业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同时尚德还向亚洲硅业提供了6120万美元的预付款，而此时该公司并未实现产能生产。“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在施正荣的控制之下，尚德方面的财务人员一直在帮助亚洲硅业向银行贷款，而凭借从尚德获得的大额订单，亚洲硅业获得了银行数亿元的贷款。”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除此之外，尚德还不计成本与苏州赛伍以及绿扬集团进行合作，其中苏州赛伍生产的多种背板，客户只有尚德一家，而尚德的出让价格高出市场价的10%。其他几家关联交易的公司，同样存在尚德高出市场价格采购的情况。“其实施正荣这些关联交易以及利益输送，很多尚德内部高管都知道这个情况，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述知情人士说。

公开消息显示，海外投资者已经将施正荣诉讼至美国法院，该诉讼指控施正荣输送利益给亚洲硅业掏空尚德，此外投资者还指控尚德高管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挪用尚德电力高达16.8亿美元投资资金，目前美国法院已对此立案。

上海已打捞死猪5916头 浙江确有养殖户乱丢死猪
各地新闻新京报 [微博] 2013-03-13 03:28我要分享 2406

部分耳标显示死猪来自浙江嘉兴
时长：3'22''
来源：央视网
■ “黄浦江漂千头死猪”追踪
综合新华社电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昨日晚发布黄浦江水域漂浮死猪事件最新进展情况。截至当日15时，全市已累计出动打捞船只233艘，共打捞死猪5916头。目前打捞量已开始下降。上海继续加强与浙江省和嘉兴市农业部门的联防联控，从源头上落实防范措施。
浙江省农业厅和嘉兴市同日发布消息称，嘉兴未发生生猪疫情，目前正在协助上海调查死猪来源，并组织力量对河道加紧进行清理。
浙江
少数养殖户随意丢死猪
浙江省农业厅畜牧局昨日发布消息说，自接到上海市对口部门关于上海黄浦江松江段发现大量漂浮死猪（其中有14头死猪佩戴浙江嘉兴市耳标）的情况通报后，浙江省农业厅立即督促嘉兴市有关部门，迅速开展动物疫情排查。经嘉兴市疫情排查和省专家组现场调查，截至目前未发现重大动物疫情。
嘉兴市畜牧局副局长蒋皓说，生猪死亡的原因比较复杂，会因为饲养技术、环境条件、气候、疫病等各种原因造成，从目前来说，嘉兴没有发生大规模疫情，生猪死亡率还在正常范围内。
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说，嘉兴市是生猪主产区，以中小规模养殖为主。尽管这些年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但由于少数养殖户法制意识淡薄，存在随意丢弃死猪现象。目前嘉兴市已组织力量，对重点地区的死猪作深埋、化尸窖等无害化处理，全力调查涉嫌乱丢死猪的业主。
规模养殖减少乱抛死猪
蒋皓说，要减少乱抛死猪现象，一方面要加大惩罚力度，同时也要加强宣传，提高养猪户的素质。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减少养殖数量，进行规模养殖、生态养殖。
上海
生猪未有大规模死亡
上海市政府昨日表示，从调查情况看，前一时期上海生猪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和大规模死亡的情况，也没有发现向黄浦江等水域丢弃死猪的现象，全市生猪生产总体处于稳定状态。
针对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漂浮死猪继续出现的情况，上海市农委将继续做好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指导工作。
水质仍符合饮用标准
上海市政府说，目前，黄浦江上游原水水质总体稳定，与去年同期水质状况基本相似；现有的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松江、金山、闵行、奉贤等相关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发信人: maomaomn (相看两不厌（201207 来来）), 信区: Kids
标 题: To：jianjian，我的一些想法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13年03月14日08:57:06 星期四), 站内信件

刚看到这篇贴，说明我每天带娃带得多么尽心尽力。只要一回家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带
娃的工作中，只有上班了才能抽空上个bbs瞅两眼。

你说的对，为为估计是能拿出正规的进货渠道的，但是，也说不准。我曾经要求为为
提供进口报关材料，他们一开始说可以提供，一副拿出来就吓死你的腔调。结果过了一
天忽然联系我，说我们只给企业消费者提供类似单据，不对个人消费者提供。这就是商
家的不对了，为什么不能对个人消费者提供呢？所以，我联系宝山工商局投诉的一点，
就是为为拒绝出示相关单据。

另外，你说我这边的鉴定报告十有八九拿不到，其实也说不准。队友一开始和中国尤
妮佳公司联系，也就是生产苏菲的那家啦。他们说为为卖的不是他们进口的，所以他们
不能提供鉴定。一脚皮球把队友踢走了。不过，在中国，自古就有从上至下的道理，所
以虽然队友不会日文，但是他凭借蹩脚的英文给日本尤妮佳公司写了封邮件，这封邮件
立刻引起日方的重视，瞬间被转给了中国尤妮佳公司。于是，我们还以为尤妮佳这条路
被堵掉的时候，他们的某部门总监给队友打了电话并发了邮件，诚恳地表明十分愿意配
合我们鉴定商品真假。不过，设置了一个前提，就是请工商部门出面，他们一定配合。
所以，说不准我能拿到官方的鉴定呢~~

还有，你说别浪费功夫和为为搞了，没意思。其实呢，我们的时间的确也很宝贵，但
是也不至于没有时间。队友本身就从事法律服务，帮客户搞伐搞伐的同时也可以跟为为
搞伐搞伐了。我们现在也不求什么赔偿，就是想跟为为说道说道，至少增加一下他们销
售“假货”的成本。即使最终证明为为销售的是正品，但是他们也应该为不向消费者出
示相关单据而付出代价，哪怕这个代价只是被媒体采访一下，被工商敲打一下，被网络
抨击一下。我跟队友老早在学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部门法的时候，就被老师告知，
这个社会是买者当心的时代，卖者当心的时代随着诚信的丧失早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尽绵薄之力，为维护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
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嗯。

“工作人员装宽带”走后 银行卡里少了1.8万
2013年03月16日07:52新闻晨报[微博]王亦菲/忻文轲我要评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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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本市公安机关接连立案侦查两起冒充电信工作人员上门安装宽带、借机盗取用户银行卡信息制作伪卡取现的新型信用卡诈骗案件。据悉，这是该犯罪手法首次在本市出现。
去年12月26日，一自称电信工作人员的男子至被害人白某住处安装宽带，以需激活IP业务为由，诱骗白某在其提供的POS机上刷卡并输入密码，随后该男子称刷卡不成功便借机离开。当日下午，白某发现其银行卡被人取现9000元。
今年1月17日，一自称电信工作人员的男子至被害人丁某住处安装宽带，要求丁某在其提供的POS机上刷卡付费，后告知丁某付款不成功需至营业厅付费，当晚丁某发现其银行卡被人取现1.8万元。
据悉，这两起案件中，被害人都是通过在居民区内看到的大量张贴的“安装宽带”小广告，按上面的电话联系到所谓的“宽带安装”工作人员上门。因这些小广告价格远低于正规运营商价格，因此颇具诱惑力。
而犯罪嫌疑人冒充电信工作人员上门“安装”后，要求被害人在其提供的POS机上刷卡“激活业务”或“付款”，事实上犯罪嫌疑人提供的POS机是由盗卡设备伪装而成的，刷卡后即可盗取银行卡信息，随后制作成伪卡至银行ATM机取现。
针对上述本市出现的新型银行卡犯罪作案手段，警方提醒，宽带业务应到正规的运营商处办理，对于各种上门推销不要轻易相信；在接受上门安装服务时，务必要求对方提供工作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并可拨打服务机构咨询电话进行核实；市民在被要求刷卡付款前，要问清是否提供正规发票或收据，问明可否到电信部门营业厅付款；如工作人员称必须当场付款的，须问明对方工号等信息。

工行客户4000万存款失踪 储户被指不懂常识
2013年03月18日 06:34 理财周报 我有话说(1人参与)
盘锦工行前员工被诉高息诈骗4000万，储户被指不懂常识

“存一万元就返还一千，揽储的说法只是一个圈套，这明显就是民间借贷、高利贷的性质，储户如果说毫不知情是有违常识的。”

理财周报记者 陈虹霖/上海报道

2013年3月8日，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法院审理了一起金融诈骗案。案件的主角，是工商银行(4.14,-0.04,-0.96%)盘锦市盘山县辽河路储蓄所前员工李学武。

据了解，李学武在2010年—2011年期间，以工商银行信贷科科长的身份，用高息返点为引诱四处骗取存款，然后通过网银转走，投放高利贷市场，涉及储户60多名。

实际上，此人2012年4月份就已被逮捕，由于案件复杂，侦查前后已有一年时间，其间被骗储户多次上访希望盘锦市工商银行承担责任。

从理财周报记者多方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储户方与工商银行的说法仍存在多处不一致的地方，工行在此事上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存在争议。

“这个要由法院来断定，3月8日只是第一次开庭，目前此案还没有最终判决，所以不好随便判断。”熟知案情的当地公安人员陈力(化名)对理财周报记者表示。

据陈力透露，此次案件涉及的金额(包括利息等)达到4000万左右，相关赃款正在追缴过程中。

违背常识的高利息引诱

2012年3月末，辽宁省盘山县公安局先后接到程传斌等6名被害人的报案，他们自己存入盘锦市工商银行辽河路储蓄所的巨额现金被人取走。接到报案后，盘山县公安局开始对此系列诈骗案件开展侦办工作。并于4月14日，将藏匿在沈阳市铁西区的犯罪嫌疑人李学武抓捕归案。

李学武虽被抓获，但其转走的钱却早已被投入高利贷市场，全部追回的难度很大。2012年下半年，一则“辽宁盘锦工商银行私办网银骗取储户925万元拒不偿还”的帖子开始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并且不断被各大网站更新转载至今。

发帖人表示，“我们要向盘锦市工商银行要钱，因为我们的存款是在他们的储蓄柜台上办理的，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欺骗了我们，盘锦市工商银行必须承担付款责任。”

同时该帖子上还写道，“2012年3月26日我们到盘锦市工商银行反映情况，该行领导承诺尽快调查给予答复。随后该行工作人员一直与我们电话联系，承认他们工作中存在失误，并保证力争在4月15日前按一年定期存款付本息。4月11日该行工作人员突然变卦，电话通知我们，我们的资金是通过网银支取，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理财周报记者联系发帖人张敏(化名)了解具体情况，她告诉记者，“2010年底，我们与自称工行信贷科科长的李学武相识，他说要完成储蓄任务，恳求我们到他们那存款一年，到期后除付存款利息外，每万元付一千元返点利息。”

据李敏描述，“我们总共有60多个人，来自北票市，相互都是亲戚朋友的关系。受到高回报的诱使，在李学武的指导下，于2010年11月19日将925万元分14个存折存入盘山县辽河路储蓄所。”

“2011年11月22日，我们拿着存折去取钱，发现账户资金被人取走。”另一名储户张宙(化名)回忆道。“我们北票的人涉及得比较多，据我所知还有大连人王兆华被骗2000万元。有媒体报道过，他也是听熟人介绍，将钱存到指定的银行，除了支付标准的利息之外，还可以得到额外的360万元作为感谢。说的是因为存款可以帮助银行完成吸储任务。而且，在他将钱存进去之后，很快就拿到了这360万元。”

对于上述说法，当地公安人士向理财周报记者分析，“存一万元就返还一千、存进银行就能拿360万，这么高的利息哪家银行可能给，揽储的说法只是一个圈套，这明显就是民间借贷、高利贷的性质，对此储户如果说毫不知情是有违常识的。”

复杂的案情：李学武是谁？

钱如何被转走？

“其实李学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工行的员工了，这是他作为个人的诈骗行为，和工行没有关系。”

理财周报记者联系上熟知此事的工行辽宁省分行相关人士，他表示，“据我所知，盘锦行第一时间向公安局报案了，而且检察院、公安局都给我们出示过案件调查的初步结果，认为和我们盘锦工行是无关的。”

张敏则对工行的上述说法表示不认同，“工行这是推脱责任的说法，以前我们找到他们还推脱说李学武是里面的临时工。”

张敏向理财周报记者回忆道，“当天在李学武的指导下，我们北票这边一共8个人前去储蓄所，填写姓名之后，存款手续中的其他内容均由储蓄所所长张德勇和工作人员赵宇红填写。而且我们对办理网上银行之事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他们办好U盾之后并没有交给我们，而是给了李学武，李学武通过U盾将钱卷走，而他每取走一笔银行存款，赵宇红就会得到4万至5万元不等的好处费。”

张敏表示，“他如果不是里面的员工、不通过另外两个人的配合怎么能完成上面这些步骤。”

对此上述情况工行人士则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有关的案情，由于时间太久我已记不太清。这些投诉人的说法只是一面之词，中间存在很多的漏洞和疑点。”

“我记得当地支行把详细的证据都有提供给我们辽宁省分行，我们的证据是站得住脚的。但我现在出差，相关的材料没有办法详尽地提供。”工行的这位人士解释说。

由于双方的说法相差甚远，理财周报记者辗转联系上熟知案情的当地公安人员陈力。

陈力告诉理财周报记者，“据调查，李学武只是里面一个办公室的普通办事员，而不是信贷科长。至于当时还是不是里面的员工，什么时候被开除，这些都不是关键点。其实即使他在职，他所做的事情也属于个人行为。”

另外，陈力向理财周报记者透露，“这些储户存款的时候把密码告诉了李学武，办了网银之后，有的是柜员直接把U盾给了李学武，有的则是储户自己没拿走。”

“关键是储户自己透露了密码，这才给了李学武作案的机会，网银转账密码和U盾缺一不可。”

陈力认为，“正常情况下谁会把自己存折的密码告诉别人？这些储户很可能是在最初就和李学武达成了某种默契，储户自己也是有责任的。这其实就是民间的高利贷行为，出事之后想把责任转嫁给银行。”

而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被储户所投诉的储蓄所所长张德勇和工作人员赵宇红目前仍在工行上班。而赵宇红当时曾被警方以“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批捕，但因证据不足被退回。

陈力表示，“我们前后也是调查了一年了，的确是李学武的个人行为，没有证据证明赵宇红参与此事，而储蓄所所长就更没有证据了。”

对于陈力的说法，储户张敏表示，“他们一直都是向着工行的”，且多名储户均一口咬定，“我们不是把钱借给李学武个人的，是存在工行的，钱不见了工行怎么能不负责任。”

从理财周报记者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银行和储户之前的各种争议仍然有许多模糊的地方，双方所表达的信息均有所保留，究竟事实真相如何仍然扑朔迷离，工行有无责任，这一切还有待法院最终的判决。

谜团未解

据储户张宙称，“李学武将存款取走之后，用来放高利贷、投入钢材市场，买地等等。现在公安在追赃款，追到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但情况不理想，听说一半的钱都要不回来。”“剩下的钱，公安建议我们起诉李学武和工商银行，让两者按比例来承担，不过最终要看法院怎么判。”

实际上，李学武这类以揽储名义骗取存款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之前有媒体报道“浦发银行(10.50,-0.01,-0.10%)河南郑州一支行行长，2年时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计达63亿，最终资金链断裂”的案件，同样是以银行揽储为借口，以高利率回报为诱饵，四处骗取存款，然后将钱转走投入高利贷市场。

“天上不会掉馅饼儿，”公安人员陈力也借由理财周报的平台劝告投资者，“我们遇到很多类似的案件，手段都差不多，银行给出高于4个点的利息已经很不正常了，一万一年给1000元的利息，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高利贷，不管他是以银行的什么职务的身份来跟你谈。并且自己的密码怎么能告诉其它呢？这是基本的常识。”

“所以这些储户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要担一定责任的。”陈力表示。

就此类案件，理财周报记者咨询的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均表示，“银行多少都是存在一定的管理责任。”

中国银行(2.94,-0.03,-1.01%)上海某支行客户经理告诉理财周报记者，“不同银行甚至不同地区、支行管理风险控制的力度和重点都存在差异。比如说办理网银业务，以前很多银行不用当事人，只要带上自己和开户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代办。不过现在普遍管得严了，都必须要本人才能办理。”

“如果按这些储户的说法，8个人办理了14张存折和网银业务，可以说明当时这家储蓄所在风险把控上是比较松的，对自己的员工管理存在失职。”

河北安国首富蹲2年冤狱一贫如洗 索7000万赔偿
社会万象京华时报 [微博] 孙思娅2013-03-19 03:07我要分享 1905

焦占军在法院门口拿着决定书，无语站立。京华时报记者孙思娅摄
河北安国市首富、同仁堂最大供货商之一、两年牢狱、8年申冤、改判无罪、遭遇抗诉、一贫如洗、举债为生、索要天价国家赔偿……上述这些关键词，几乎囊括了焦占军如戏的壮年生活。
3月15日上午，提出近7000万元国家赔偿的焦占军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拿到了一纸“中止赔偿”的决定书，原因是保定市检察院对已经生效两年的无罪判决提出了抗诉。对焦占军来讲，在经历了两年多冤狱、8年多申冤，两年多寻求国家赔偿之路后，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事实上，检方的抗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宣判前夜
谈心情
期盼结果喜忧参半
2013年3月14日下午，焦占军拎着一个纸袋，住进了保定市内一家价位219元的快捷酒店。按照保定中院于3月11日发给他的通知书，他将于15日上午9点拿到他已经期盼了两年（2011年12月8日）之久的国家赔偿决定书。
谁能想象如今这个落魄的老人，10年前曾是河北省安国市的首富、是北京同仁堂最大的供货商；10年前曾在北京拥有一个200多平米的四合院、拥有100多工人的制药厂，在安国市拥有当地最豪华的酒店和年营业额超过千万的中药材企业。
临近傍晚，坐在房间的椅子上，想到次日即将拿到手的国家赔偿决定，焦占军喜忧参半。喜的是，经过了8年申冤和2年的索赔，自己的冤案终于要有一个说法。悲的是，他事业巅峰期被牢狱中断的10年却再也寻不回来，但法律能够还他一个真正公道的可能性渺茫。
“最近在网上也看到有些法律人士说，我虽然提出了近7000万的赔偿，但是对最后的数额不能抱过高期望”，焦占军叹了口气，他担心自己提出的这些赔偿只是镜花水月，担心没人为错案承担责任，没人为他的经济损失买单，担心法院只是象征性地出具一个低价的赔偿决定书，来保护这些错案的制造者。
说现状
举债度日账户遭封
谈起现在的生活，焦占军说，还是要从他12年前遇到的不公对待说起。2001年，焦占军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判刑4年；2003年7月，法院将他的刑期改判为3年，缓刑4年。但焦占军还是不服，“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判我的刑？”此后，他经过8年上访和申诉，终于在2011年从保定中院拿到了一纸无罪判决。
如今的焦占军虽然沉冤得洗，然而窘迫的生活仍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一方面，在被错误羁押之后，法院查封了他的酒店、工商部门吊销了他药材公司的执照、在北京承包的制药厂也因无法运转而倒闭。另一方面，为了申冤和维持基本生活，焦占军低价卖掉了他在安国市所住二层小楼、北京的四合院和豪华轿车。
然而除此之外，焦占军还背负着法院判决的1000多万的债务。
如今，焦占军举债度日。同时，虽然法院于2008年将查封的酒店还给了焦占军，但是他却只有所谓的“使用权”，因为法院查扣了他所有的银行账号，只要酒店有出租的盈利，都会被法院直接划走用于偿还债务。按照焦占军的计算，这些年来，法院一共划走了他账户中的9万余元，其中还包括女儿从石家庄市汇来的，给焦占军老伴治病的1万元钱。
讲原因
错案造成巨额债务
既然曾是安国市首富，那么债务又从何而来？焦占军说，因为当时生意摊子铺得比较大，他又需要购进大量的货，因此在生意往来中，难免就存在抵押借款或者贷款的情况。
在焦占军被错误羁押之后，5个因正常生意往来而与他存在债务关系的个人或单位，得知他涉嫌犯罪之后，担心他无力偿还，而纷纷向安国市法院起诉要求他立即还债。
“其实当时那些债务的期限都还没有到，有一起借款仅仅借了3天，而且法院也没有遵循先刑后民的程序，在我完全没有对等的诉讼权利的情况下，就把案件给我判了”，焦占军说，当时深陷囹圄的他无力抗辩，多个经济案件相继败诉，算上这些年的利息，他总计要支付1000余万元的赔偿。
尽管到2011年，焦占军彻底洗脱了税案的罪名，但这1000余万赔偿的判决依然有效，已经家境破败的焦占军无力偿还，他相继向安国市法院和保定中院申请立案重审多起经济案件，结果都被驳回。
“这些欠债都是错判造成的，如果大楼不被查封，如果我的公司还可以经营，就欠不下债”，焦占军想不通，为何这些应该由错案来承担的损失，如今却要由他来背负。
□案情回放
2001年7月3日
焦占军被刑拘，同年8月2日被批捕。
2002年5月27日
安国市检察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焦占军提起公诉。
2003年1月15日
安国法院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不能成立，判决焦占军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03年1月18日
焦占军上诉到保定中院，中院以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3年7月20日
改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2003年7月21日
焦占军被从看守所释放。至此羁押两年零17天。
释放后，焦占军经过多次上访和申诉。
2011年5月12日
涞源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焦占军无罪。
改判后，涞源县检察院提出抗诉后，保定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
2011年12月16日
经保定中院裁定，涞源县法院判决生效。
2012年9月19日
保定中院正式受理焦占军要求安国法院作出6981万余元国家赔偿的申请。
2012年11月2日
保定中院对此案召开听证会。2013年3月14日
保定检察院对无罪判决提出抗诉。
3月15日
保定中院宣布对焦占军申请国家赔偿案件中止审理。
□庭审现场
法官宣读检方抗诉
15日上午8点多，焦占军来到了保定中院法庭内，等待国家赔偿的结果。记者未被允许录音录像、拍照记录，但获准旁听。此外，已经在大厅外接受过一次安检的记者，被请出法庭，再次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
临近宣判时间9点时，法庭内聚集了大批法官和法警，除了焦占军曾见过赔偿委员会的法官外，还有几名他素未谋面的法官。陌生的法官站在法庭上，向焦占军宣布并送达了一份来自检察机关的抗诉书。
在抗诉书中，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对焦占军此前的无罪判决提出了抗诉，认为涞源法院在审理此案时程序违法，有可能影响公正判决。检察院在抗诉书中称，涞源县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起诉书》指控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罪名进行审理，但是其在审理过程中，在没有收到检察机关书面变更起诉罪名的情况下，违反有关程序规定，按照“偷税罪”对此案进行了审理，而对《起诉书》指控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没有进行审理，在《判决书》中也未就此罪是否成立进行分析认定，属于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
法庭上，焦占军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阅读完了这份抗诉书。随即他举起拳头，在法庭内咆哮起来：“你们这不是故意整人吗？当时案件审理的时候，检察官在法庭上公开变更了罪名，法院的判决书中也有记载，现在检察院又以这个理由来抗诉，又要把我关起来？我拒绝签收！”

国家赔偿中止审理
在焦占军拒绝签收抗诉书后，陌生法官离开了法庭。紧接着，保定中院赔偿委员会的3名法官又向焦占军宣读了关于他提出国家赔偿的决定书。
焦占军没有停止他的抗议，继续大声地咆哮，而法官们也没有制止他的行为。在焦占军的大声抗议中，法官们匆匆宣读了决定书：由于检察院提出抗诉，因此法院决定中止审理焦占军提出的国家赔偿。
决定书宣读完毕后，焦占军及家属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几名家属从旁听席上站起来，冲向法庭栏杆处，大声质问：“无罪判决已经生效，抗诉可以对抗生效的无罪判决吗？”“检察院的抗诉书，为何让法院来送达，你们是串通一气吗？”对此，一名女法官在离去前回答称，这些都是依照法律程序来做的。
离开法院后，焦占军回到宾馆便忍不住流泪了。原本，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我原本想着最坏的结果就是他们只肯赔偿我一点点钱，不理会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是没想到结果居然会是这样，太意外了，他们太欺负人了”。焦占军说，检察院的抗诉书，将他又打回了原点，他这10多年来辛苦申冤都白费了。
思来想去，焦占军决定去签收检察机关的抗诉书，“我签收不签收，都不影响抗诉，还不如拿回来，好好研究研究，起码手里也拿个他们践踏人权的证据”。
于是，焦占军返回了法院，一位王姓法官向他送达了抗诉书。王姓法官解释称，此次保定市检察院是依审判监督权对焦占军的生效判决提出抗诉的，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法院中止了审理，因而“检察院的抗诉和法院的中止审理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记者追访
首次抗诉主动撤回
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是检察机关第二次对焦占军的无罪判决提出抗诉。第一次，是在2011年5月29日，当时涞源县法院刚刚于5月20日对焦占军作出了无罪判决，但是尚未生效。涞源县检察院从实体上对判决提出了抗诉，理由之一为本案有足够证据证实焦占军偷税的犯罪事实。
此后，案件因第一次抗诉，而由保定中院再次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保定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提出撤诉。保定中院于2011年12月16日裁定准许撤诉，焦占军的无罪判决同时生效。
此次，是检察机关第二次提出抗诉，抗诉机关是之前撤回抗诉的保定检察院。此次抗诉的依据和理由与第一次不同，是保定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的权力，对生效判决提出的抗诉，理由则是从程序上质疑了无罪判决，认为涞源县法院在没有收到检察机关书面变更起诉罪名的情况下，按照“偷税罪”进行了审理。
然而，记者却在涞源县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中看到，判决的第三页第三行明确记载了“审理中公诉机关将该指控罪名变更为偷税罪”。经询问焦占军及旁听过当时庭审的家属后，记者了解到，当时公诉机关是口头变更了罪名。所以，才会出现第二次抗诉中强调的“没有收到检察机关书面变更罪名”。
回忆案情法官落泪
焦占军流泪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在获得无罪判决前，一位法院领导曾让他承诺：不要赔偿、不再闹事、不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否则就不判他无罪；即便判了无罪，也会再重新审判定他更重的罪。“没想到，这些话真的应验了”，焦占军说，他原本以为只是赔偿数额会很低，但是没想到检察院会这样整他。
然而这只是焦占军的一方之言。焦占军此前的无罪判决，到底是不是公正的？带着这一疑问，记者又来到了作出该无罪判决的涞源县法院。
当时审理此案的法院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但是在谈话中，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并作出了庄严承诺，“这个案件每一步都是按照程序走下来的，无论从做人的人格上，还是做法官的职业操守上，我可以说案件事实是清楚的”。
法官称，此案最初是在安国法院，后转到涞源法院指定审理的，历经10多年的时间，合议庭以及法院领导都相当重视此案，所有的审理过程都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当宣布焦占军无罪时，焦占军的小儿子当庭就要给他跪下来，这一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赶紧就将他扶了起来”。
当记者提到目前这个案件的最新进展是保定市检察院已经抗诉了，理由是当时的审理程序不合法。听到这些，法官动容了，他沉默了好久，并用手轻轻擦拭了眼角的眼泪，“不单是我，我相信每一个法官都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这些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东西，裁判文书上都能反映出来”，法官说，这个案件他感慨挺多，对于焦占军来说，这么多年，拿到一份无罪判决，真的很不容易。
在法官与记者的交谈结束后，焦占军本人又就检察机关是否曾当庭改变罪名询问了法官。法官明确表示，检察机关确实改变了罪名，这在庭审笔录和判决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专家观点
检方抗诉意在折腾人
在阅读了焦占军案的文书后，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赵运恒认为，这个案件反映出检察机关司法报复的特征特别明显，在强调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背景下，本案中检察机关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赵运恒表示，检察机关折腾和报复被告人的意图非常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原公诉机关（涞源检察院）在无罪判决作出后，已经提起过抗诉，认为是法律适用错误，没有提到程序问题，后上级检察院（保定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此时，两级检察院都已经没有了继续抗诉权。从审判监督立法来说，两级检察院在审判监督中的抗诉权已经用尽。
第二，在第一次抗诉书中，检察院是以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指控罪名为偷税罪为前提，而作出的实体抗诉，要求追究偷税罪。那么，第二次抗诉却以检察机关自己没有提交书面变更起诉罪名为唯一理由。从第二次抗诉内容来看，检察机关已经对实体不抱希望，其目的之一就是折腾人。
第三，在一审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已经明确检察机关变更起诉罪名的情况下，第一次抗诉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而第二次抗诉的主体——保定检察院，在作出撤回抗诉时，也没有提到该程序问题。时过两年后，又以此为由提出抗诉。
第四，公诉机关提交书面变更起诉罪名，是公诉机关的办案程序是否不当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法院无法制约公诉机关，所以检察机关应对自己的司法行为反思，而不应以此为由指责法院的审理程序违法。
第五，公诉机关是否提高书面变更程序，不是法院依法审理的前提条件，更何况无论检察机关是否变更罪名，人民法院都有权作出与指控罪名不同的认定。
同时，赵运恒还认为，这个案件也体现出检察机关想利用现行司法解释拖延甚至阻止国家赔偿的进行的意图，尤其是赔偿马上就要出结论的期间，检察机关恶意利用司法解释，试图阻止国家赔偿，这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