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十年轮回，新一轮危机悄悄来临
中兴的被制裁，关键在于时机。
在红笔所示阶段，问题会被掩盖，更多是罚款了事。
但到了黄笔所示阶段，规则改变了。
后果超过中兴本身的设想。
在红笔所示阶段，问题会被掩盖，更多是罚款了事。
但到了黄笔所示阶段，规则改变了。
后果超过中兴本身的设想。
@legend2017
工业产能占比GDP4成，贸易战背景下外需衰退，空出来的产能只能在内需上想办法。
自97年朱镕基改革开始，内需被几座大山房医教养老轮流挖个个遍。稍有经济问题就把内需拿出来刺激下挖掘下。
去年居民贷款增量已经超过了居民存款增量。没地方挖了。
这个时候还想着挖掘消费潜力有点力不从心了。
想挖掘出来只能是GDP倾斜个人收入。
这得靠减税。
政府量出为入，没有支出缩减不可能减税，你看一季度税收大幅超越GDP增速就明白。
口号，行不行先喊着。
工业产能占比GDP4成，贸易战背景下外需衰退，空出来的产能只能在内需上想办法。
自97年朱镕基改革开始，内需被几座大山房医教养老轮流挖个个遍。稍有经济问题就把内需拿出来刺激下挖掘下。
去年居民贷款增量已经超过了居民存款增量。没地方挖了。
这个时候还想着挖掘消费潜力有点力不从心了。
想挖掘出来只能是GDP倾斜个人收入。
这得靠减税。
政府量出为入，没有支出缩减不可能减税，你看一季度税收大幅超越GDP增速就明白。
口号，行不行先喊着。
降准闸门打开，后续仍会降准
2018-04-24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针对企业融资成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降成本”调研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曾经公开表示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公平竞争，“国有企业，首先国字号，银行给他放款觉得很安全，贷款出事信贷员，行长没有责任，或者有责任可以说得过去，这是国有企业。但是要给私营企业放贷款，出了问题，马上别人怀疑你是不是有私向收授。这是一个潜规则，并不是明文的规定，但是潜意识就是这样。”
财政部数据，201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近2.9万亿 同比增23.5%，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的国有企业受益于2017年的去产能及查环保政策，保持了较好的利润度。
国企利润同比大增，国企杠杆率却反而上升3个点。证明在利润较高时，追求利润的冲动只能促使企业加杠杆。
而同期，PPI(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快速上行，CPI却上行无力。
显示靠近消费者以小型私企为主的的中下游厂家无法将上游厂家的价格上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只能自己消化，部分小型私企已实际亏损。
小型私企具有议价能力弱、抗风险能力低、对利润度敏感等特点，2017年私企去杠杆幅度最大，2017年私企杠杆率下降15%。
私企的杠杆率下降来源于两方面；
1、私企贷款利率较高，而利润度由于上下游同时挤压出现下降，利润不足失去了加杠杆的动力。
2、中国的工业产能严重超过国内内需，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需减弱。工业产能被迫自发去产能。
而国企则由于利润度的上升及国家隐性兜底使得国企本身并没有去杠杆的欲望。2017年未，国企债务已超过一百万亿。部分国企利润不够债务还息，形成债务黑洞。
随着银行可贷资金接近极限，如央行不持续投放资金，银行将无法实现增加贷款规模来掩盖旧有债务及新增利息。可贷资金逐渐掩盖不了债务黑洞。国企风险逐渐暴露，进而可能传导至银行形成系统性风险。
上图货币乘数高点5.47。
为何说可贷资金接近极限
M2来源于两部分；即M2=基础货币/准备金率，而货币乘数=1/准备金率。
1、基础货币
来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上图为最新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基础货币体现为央行的储备货币
红框所示储备货币，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央行印钞。
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
可看出储备货币=总资产-总负债红框外部分。
影响比较大的两项为外汇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即经常说的各种粉，逆回购）
以上两项中外汇占款目前由于贸易战的原因可预见将停滞不前甚至减少。
那么基础货币的增长只能靠各种粉的投放支撑，而目前MLF利率为3.3%。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2、商业银行信贷
商业银行以信贷派生准货币，存款派生能力受法定存款储备金限制。
派生极限=贮备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
以目前的M2/储备货币计算准备金率。
显示银行准备金率已接近极限值，2018年1月数值低点为17.8，已接近4.17日宣布降准前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7%。
上图，2015年之后的准备金率
综合上面两点来看，央行为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需推动M2增长，只能选择以MLF、SLF、逆回购等增加基础货币，或实行降准。
如央行以各种粉等推升M2增长，则推升了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间接提高了国企的融资成本。对国企的百万亿债务和政府债务形成压力，由于国有企业及政府债务以国家的信誉隐性担保，最终压力又回到了央行身上。
而降准则以提高了货币乘数的方式增加了银行可贷资金，推升M2。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间接降低国企债务风险。
鉴于中国领导层多次强调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可预见的是，为保证不突破底线，降准不会只有一次。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央行行长易纲问及如何看待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而易纲在回答时多次强调，中国央行已经准备好了。他指出，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面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央行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4月20日，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2.96%，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下滑至3.52%，利差收窄，显然开始逐步进入不那么舒服的区间。
上图数据显示美元LIBOR（3M）利率逐渐攀升而人民币SHIBOR(3M）利率逐渐下滑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利差收窄形成的资本外流压力和国企高负债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压力之间，腾挪空间日窄。
2018-04-24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针对企业融资成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降成本”调研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曾经公开表示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公平竞争，“国有企业，首先国字号，银行给他放款觉得很安全，贷款出事信贷员，行长没有责任，或者有责任可以说得过去，这是国有企业。但是要给私营企业放贷款，出了问题，马上别人怀疑你是不是有私向收授。这是一个潜规则，并不是明文的规定，但是潜意识就是这样。”
财政部数据，201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近2.9万亿 同比增23.5%，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的国有企业受益于2017年的去产能及查环保政策，保持了较好的利润度。
国企利润同比大增，国企杠杆率却反而上升3个点。证明在利润较高时，追求利润的冲动只能促使企业加杠杆。
而同期，PPI(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快速上行，CPI却上行无力。
显示靠近消费者以小型私企为主的的中下游厂家无法将上游厂家的价格上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只能自己消化，部分小型私企已实际亏损。
小型私企具有议价能力弱、抗风险能力低、对利润度敏感等特点，2017年私企去杠杆幅度最大，2017年私企杠杆率下降15%。
私企的杠杆率下降来源于两方面；
1、私企贷款利率较高，而利润度由于上下游同时挤压出现下降，利润不足失去了加杠杆的动力。
2、中国的工业产能严重超过国内内需，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需减弱。工业产能被迫自发去产能。
而国企则由于利润度的上升及国家隐性兜底使得国企本身并没有去杠杆的欲望。2017年未，国企债务已超过一百万亿。部分国企利润不够债务还息，形成债务黑洞。
随着银行可贷资金接近极限，如央行不持续投放资金，银行将无法实现增加贷款规模来掩盖旧有债务及新增利息。可贷资金逐渐掩盖不了债务黑洞。国企风险逐渐暴露，进而可能传导至银行形成系统性风险。
上图货币乘数高点5.47。
为何说可贷资金接近极限
M2来源于两部分；即M2=基础货币/准备金率，而货币乘数=1/准备金率。
1、基础货币
来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上图为最新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基础货币体现为央行的储备货币
红框所示储备货币，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央行印钞。
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
可看出储备货币=总资产-总负债红框外部分。
影响比较大的两项为外汇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即经常说的各种粉，逆回购）
以上两项中外汇占款目前由于贸易战的原因可预见将停滞不前甚至减少。
那么基础货币的增长只能靠各种粉的投放支撑，而目前MLF利率为3.3%。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2、商业银行信贷
商业银行以信贷派生准货币，存款派生能力受法定存款储备金限制。
派生极限=贮备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
以目前的M2/储备货币计算准备金率。
显示银行准备金率已接近极限值，2018年1月数值低点为17.8，已接近4.17日宣布降准前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7%。
上图，2015年之后的准备金率
综合上面两点来看，央行为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需推动M2增长，只能选择以MLF、SLF、逆回购等增加基础货币，或实行降准。
如央行以各种粉等推升M2增长，则推升了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间接提高了国企的融资成本。对国企的百万亿债务和政府债务形成压力，由于国有企业及政府债务以国家的信誉隐性担保，最终压力又回到了央行身上。
而降准则以提高了货币乘数的方式增加了银行可贷资金，推升M2。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间接降低国企债务风险。
鉴于中国领导层多次强调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可预见的是，为保证不突破底线，降准不会只有一次。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央行行长易纲问及如何看待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而易纲在回答时多次强调，中国央行已经准备好了。他指出，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面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央行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4月20日，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2.96%，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下滑至3.52%，利差收窄，显然开始逐步进入不那么舒服的区间。
上图数据显示美元LIBOR（3M）利率逐渐攀升而人民币SHIBOR(3M）利率逐渐下滑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利差收窄形成的资本外流压力和国企高负债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压力之间，腾挪空间日窄。
降准闸门打开，后续仍会降准
2018-04-24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针对企业融资成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降成本”调研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曾经公开表示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公平竞争，“国有企业，首先国字号，银行给他放款觉得很安全，贷款出事信贷员，行长没有责任，或者有责任可以说得过去，这是国有企业。但是要给私营企业放贷款，出了问题，马上别人怀疑你是不是有私向收授。这是一个潜规则，并不是明文的规定，但是潜意识就是这样。”
财政部数据，201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近2.9万亿 同比增23.5%，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的国有企业受益于2017年的去产能及查环保政策，保持了较好的利润度。
国企利润同比大增，国企杠杆率却反而上升3个点。证明在利润较高时，追求利润的冲动只能促使企业加杠杆。
而同期，PPI(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快速上行，CPI却上行无力。
显示靠近消费者以小型私企为主的的中下游厂家无法将上游厂家的价格上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只能自己消化，部分小型私企已实际亏损。
小型私企具有议价能力弱、抗风险能力低、对利润度敏感等特点，2017年私企去杠杆幅度最大，2017年私企杠杆率下降15%。
私企的杠杆率下降来源于两方面；
1、私企贷款利率较高，而利润度由于上下游同时挤压出现下降，利润不足失去了加杠杆的动力。
2、中国的工业产能严重超过国内内需，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需减弱。工业产能被迫自发去产能。
而国企则由于利润度的上升及国家隐性兜底使得国企本身并没有去杠杆的欲望。2017年未，国企债务已超过一百万亿。部分国企利润不够债务还息，形成债务黑洞。
随着银行可贷资金接近极限，如央行不持续投放资金，银行将无法实现增加贷款规模来掩盖旧有债务及新增利息。可贷资金逐渐掩盖不了债务黑洞。国企风险逐渐暴露，进而可能传导至银行形成系统性风险。
上图货币乘数高点5.47。
为何说可贷资金接近极限
M2来源于两部分；即M2=基础货币/准备金率，而货币乘数=1/准备金率。
1、基础货币
来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上图为最新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基础货币体现为央行的储备货币
红框所示储备货币，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央行印钞。
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
可看出储备货币=总资产-总负债红框外部分。
影响比较大的两项为外汇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即经常说的各种粉，逆回购）
以上两项中外汇占款目前由于贸易战的原因可预见将停滞不前甚至减少。
那么基础货币的增长只能靠各种粉的投放支撑，而目前MLF利率为3.3%。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2、商业银行信贷
商业银行以信贷派生准货币，存款派生能力受法定存款储备金限制。
派生极限=贮备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
以目前的M2/储备货币计算准备金率。
显示银行准备金率已接近极限值，2018年1月数值低点为17.8，已接近4.17日宣布降准前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7%。
上图，2015年之后的准备金率
综合上面两点来看，央行为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需推动M2增长，只能选择以MLF、SLF、逆回购等增加基础货币，或实行降准。
如央行以各种粉等推升M2增长，则推升了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间接提高了国企的融资成本。对国企的百万亿债务和政府债务形成压力，由于国有企业及政府债务以国家的信誉隐性担保，最终压力又回到了央行身上。
而降准则以提高了货币乘数的方式增加了银行可贷资金，推升M2。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间接降低国企债务风险。
鉴于中国领导层多次强调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可预见的是，为保证不突破底线，降准不会只有一次。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央行行长易纲问及如何看待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而易纲在回答时多次强调，中国央行已经准备好了。他指出，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面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央行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4月20日，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2.96%，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下滑至3.52%，利差收窄，显然开始逐步进入不那么舒服的区间。
上图数据显示美元LIBOR（3M）利率逐渐攀升而人民币SHIBOR(3M）利率逐渐下滑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利差收窄形成的资本外流压力和国企高负债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压力之间，腾挪空间日窄。
2018-04-24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针对企业融资成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降成本”调研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曾经公开表示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公平竞争，“国有企业，首先国字号，银行给他放款觉得很安全，贷款出事信贷员，行长没有责任，或者有责任可以说得过去，这是国有企业。但是要给私营企业放贷款，出了问题，马上别人怀疑你是不是有私向收授。这是一个潜规则，并不是明文的规定，但是潜意识就是这样。”
财政部数据，201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近2.9万亿 同比增23.5%，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的国有企业受益于2017年的去产能及查环保政策，保持了较好的利润度。
国企利润同比大增，国企杠杆率却反而上升3个点。证明在利润较高时，追求利润的冲动只能促使企业加杠杆。
而同期，PPI(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快速上行，CPI却上行无力。
显示靠近消费者以小型私企为主的的中下游厂家无法将上游厂家的价格上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只能自己消化，部分小型私企已实际亏损。
小型私企具有议价能力弱、抗风险能力低、对利润度敏感等特点，2017年私企去杠杆幅度最大，2017年私企杠杆率下降15%。
私企的杠杆率下降来源于两方面；
1、私企贷款利率较高，而利润度由于上下游同时挤压出现下降，利润不足失去了加杠杆的动力。
2、中国的工业产能严重超过国内内需，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需减弱。工业产能被迫自发去产能。
而国企则由于利润度的上升及国家隐性兜底使得国企本身并没有去杠杆的欲望。2017年未，国企债务已超过一百万亿。部分国企利润不够债务还息，形成债务黑洞。
随着银行可贷资金接近极限，如央行不持续投放资金，银行将无法实现增加贷款规模来掩盖旧有债务及新增利息。可贷资金逐渐掩盖不了债务黑洞。国企风险逐渐暴露，进而可能传导至银行形成系统性风险。
上图货币乘数高点5.47。
为何说可贷资金接近极限
M2来源于两部分；即M2=基础货币/准备金率，而货币乘数=1/准备金率。
1、基础货币
来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上图为最新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基础货币体现为央行的储备货币
红框所示储备货币，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央行印钞。
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
可看出储备货币=总资产-总负债红框外部分。
影响比较大的两项为外汇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即经常说的各种粉，逆回购）
以上两项中外汇占款目前由于贸易战的原因可预见将停滞不前甚至减少。
那么基础货币的增长只能靠各种粉的投放支撑，而目前MLF利率为3.3%。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2、商业银行信贷
商业银行以信贷派生准货币，存款派生能力受法定存款储备金限制。
派生极限=贮备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
以目前的M2/储备货币计算准备金率。
显示银行准备金率已接近极限值，2018年1月数值低点为17.8，已接近4.17日宣布降准前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7%。
上图，2015年之后的准备金率
综合上面两点来看，央行为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需推动M2增长，只能选择以MLF、SLF、逆回购等增加基础货币，或实行降准。
如央行以各种粉等推升M2增长，则推升了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间接提高了国企的融资成本。对国企的百万亿债务和政府债务形成压力，由于国有企业及政府债务以国家的信誉隐性担保，最终压力又回到了央行身上。
而降准则以提高了货币乘数的方式增加了银行可贷资金，推升M2。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间接降低国企债务风险。
鉴于中国领导层多次强调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可预见的是，为保证不突破底线，降准不会只有一次。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央行行长易纲问及如何看待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而易纲在回答时多次强调，中国央行已经准备好了。他指出，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面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央行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4月20日，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2.96%，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下滑至3.52%，利差收窄，显然开始逐步进入不那么舒服的区间。
上图数据显示美元LIBOR（3M）利率逐渐攀升而人民币SHIBOR(3M）利率逐渐下滑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利差收窄形成的资本外流压力和国企高负债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压力之间，腾挪空间日窄。
美媒：美国司法部正调查华为是否违反向伊朗禁运有关制裁
人民日报04-25 22:17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公司是否违反向伊朗禁运的有关制裁。
人民日报04-25 22:17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公司是否违反向伊朗禁运的有关制裁。
4.23日中央提出新一轮扩内需由谁接盘？
原创 2018-04-26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中重提“扩大内需”。
在整体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扩大内需可能会增加杠杆。难道政策风向变换？
缺啥补啥一直是国内政策调整的依据，既然中央提出了扩大内需，莫名的就猜测可能是内需状况不良。
看了一下统计局的数据同比增长9.8%，比上年微降；还属于正常。
再看一下累计额，好像哪里不太对。
来看一下搜集的数据。
上图2018年公布累计额计算同比和统计局公布同比不一致。
但并不妨碍从公布累计额中看出，社会消费能力下降极快。
果然猜中了，最近似乎发现了自己对猜谜的天赋。之前文章中猜测的中美贸易战、中兴华为可能被制裁、可能降准、港币状况等等一一猜中。
好吧，我傲娇了。
话归正题
来看一下近几年GDP增速
再看一下扩大内需的时间点
会发现近几年每当经济增速下滑时，内需总像是夜壶，关键时候总要用一下。
那2018年状况还是如同之前一样吗？
就单纯交易来看有一条等式。
由于贸易战的影响，外需衰弱大几率成为事实，可是产能还在，多余的产能就需要国内消化，国内商品可能会呈现总量上升。
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央政府适时提出扩大内需是无可争议的。
但问题出在支出方面，即货币+负债。
中央政府要扩大内需，如何扩大?
来来 莫过去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发展房地产业、剌激消费金融等。都需要支出端有潜力。
分成货币和负债两部分来看
1、货币
货币来源于收入，中国居民收入占比GDP比重一直偏低，不足50%，而美国为70%以上。
即算国家想提升居民收入，也是无法立竿见影出效果的。短期内对刺激内需并无帮助。
只能刺激货币存量，诱导居民部门将以前的净存款拿出来，将更多的货币用于消费；
由于长时间多次刺激消费，2017年，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负增长。
2017年5月，央行公布的境内居民住户存款总额为62.6万亿。境内居民人民币贷款已经从2010年的8.8万亿飙升到36.4万亿元，人均净存款不足两万。
鉴于中国福利保障程度较低，居民存款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应付突发状况的保险功能，不到两万的存款可能只能保障一场流感。
货币潜力透支殆尽。
2、负债
2008、2011年的时候，世界范围内正处于货币宽松阶段，利率长时间处于低位。为负债消费提供了有利环境。
2015年末美联储已开始加息，但是中美利差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有较充足的政策空间实施消费刺激政策。
同样由于长时间多次刺激消费，中国居民债务率的一路飙升。目前，中国居民部门总贷款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5%，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
2015年居民新增信贷4.6万亿、2016年达到7.1万亿、2017年新增8万亿，连创新高。
截止2018年4月25日，十年美债收益率已突破3%，十年国债收益率为3.6%，息差收窄。国内利率政策已没有下调空间，贷款利率只能同步走高，负债消费成本增加，刺激消费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中国自2008年以来，每当经济发展受阻时就会刺激消费以更大的债务规模推升经济发展，加杠杆行为也从2008年之前主要由企业加杠杆，转变为2008年之后的地方政府加杠杆，再转变为2015年之后的主要由居民部门加杠杆。
目前，中国整体杠杆率已在BIS警示红色区域之内，已无大规模加杠杆的能力。
实体部门杠杆都加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刺激内需由谁接盘加杠杆？
猜测本轮扩内需中央或试图只刺激杠杆率较低的消费者增加消费，即所谓的结构性刺激，但实施起来未必尽如人意。
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示意图
经济长周期由科技推升的劳动生产率决定；
经济的短周期则由债务周期推升，正常情况下没有信贷则没有金融危机。
债务只是透支未来，借钱始终是要还的。
那么一个经济增长周期跟着一个经济衰退周期是正常的。
中国自2008年以来持续以负债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有下降趋势则以更大的杠杆来推升经济增长，随着时间推移，杠杆率持续攀升。
当杠杆无处可加的时候，最终要沿着红线回归，完成去杠杆的过程，这个过程总要有人成为最后的接盘者，无法避免。
杠杆不会自己消失，却可以转移。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正在寻找美元去杠杆的接盘者。
中国呢，谁将成为杠杆的接盘者？
原创 2018-04-26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中重提“扩大内需”。
在整体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扩大内需可能会增加杠杆。难道政策风向变换？
缺啥补啥一直是国内政策调整的依据，既然中央提出了扩大内需，莫名的就猜测可能是内需状况不良。
看了一下统计局的数据同比增长9.8%，比上年微降；还属于正常。
再看一下累计额，好像哪里不太对。
来看一下搜集的数据。
上图2018年公布累计额计算同比和统计局公布同比不一致。
但并不妨碍从公布累计额中看出，社会消费能力下降极快。
果然猜中了，最近似乎发现了自己对猜谜的天赋。之前文章中猜测的中美贸易战、中兴华为可能被制裁、可能降准、港币状况等等一一猜中。
好吧，我傲娇了。
话归正题
来看一下近几年GDP增速
再看一下扩大内需的时间点
会发现近几年每当经济增速下滑时，内需总像是夜壶，关键时候总要用一下。
那2018年状况还是如同之前一样吗？
就单纯交易来看有一条等式。
由于贸易战的影响，外需衰弱大几率成为事实，可是产能还在，多余的产能就需要国内消化，国内商品可能会呈现总量上升。
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央政府适时提出扩大内需是无可争议的。
但问题出在支出方面，即货币+负债。
中央政府要扩大内需，如何扩大?
来来 莫过去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发展房地产业、剌激消费金融等。都需要支出端有潜力。
分成货币和负债两部分来看
1、货币
货币来源于收入，中国居民收入占比GDP比重一直偏低，不足50%，而美国为70%以上。
即算国家想提升居民收入，也是无法立竿见影出效果的。短期内对刺激内需并无帮助。
只能刺激货币存量，诱导居民部门将以前的净存款拿出来，将更多的货币用于消费；
由于长时间多次刺激消费，2017年，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负增长。
2017年5月，央行公布的境内居民住户存款总额为62.6万亿。境内居民人民币贷款已经从2010年的8.8万亿飙升到36.4万亿元，人均净存款不足两万。
鉴于中国福利保障程度较低，居民存款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应付突发状况的保险功能，不到两万的存款可能只能保障一场流感。
货币潜力透支殆尽。
2、负债
2008、2011年的时候，世界范围内正处于货币宽松阶段，利率长时间处于低位。为负债消费提供了有利环境。
2015年末美联储已开始加息，但是中美利差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有较充足的政策空间实施消费刺激政策。
同样由于长时间多次刺激消费，中国居民债务率的一路飙升。目前，中国居民部门总贷款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5%，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
2015年居民新增信贷4.6万亿、2016年达到7.1万亿、2017年新增8万亿，连创新高。
截止2018年4月25日，十年美债收益率已突破3%，十年国债收益率为3.6%，息差收窄。国内利率政策已没有下调空间，贷款利率只能同步走高，负债消费成本增加，刺激消费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中国自2008年以来，每当经济发展受阻时就会刺激消费以更大的债务规模推升经济发展，加杠杆行为也从2008年之前主要由企业加杠杆，转变为2008年之后的地方政府加杠杆，再转变为2015年之后的主要由居民部门加杠杆。
目前，中国整体杠杆率已在BIS警示红色区域之内，已无大规模加杠杆的能力。
实体部门杠杆都加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刺激内需由谁接盘加杠杆？
猜测本轮扩内需中央或试图只刺激杠杆率较低的消费者增加消费，即所谓的结构性刺激，但实施起来未必尽如人意。
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示意图
经济长周期由科技推升的劳动生产率决定；
经济的短周期则由债务周期推升，正常情况下没有信贷则没有金融危机。
债务只是透支未来，借钱始终是要还的。
那么一个经济增长周期跟着一个经济衰退周期是正常的。
中国自2008年以来持续以负债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有下降趋势则以更大的杠杆来推升经济增长，随着时间推移，杠杆率持续攀升。
当杠杆无处可加的时候，最终要沿着红线回归，完成去杠杆的过程，这个过程总要有人成为最后的接盘者，无法避免。
杠杆不会自己消失，却可以转移。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正在寻找美元去杠杆的接盘者。
中国呢，谁将成为杠杆的接盘者？
@沙弥小
应该还是倾向于调动三四线仍未加杠杆的人群接盘加杠杆，可能会配合放松三四线信贷。
一二线收紧信贷防止加杠杆以防杠杆太高风险传导至银行。
实现结构性加杠杆。
资管新规配合将高息理财逼出至低息存款，可为三四线接盘加杠杆创造低利率有利环境。
同时为国企创造低利率环境，4.23日会议上说的压低实体部门贷款利率应主要是压低国企贷款利率。私企从未在考虑范围之内只是个幌子。
应为国企负债风险已有所提现，导致中央会议中删除了控制货币供给总闸门这句话。
正如公布社会零售品总额，经计算增速降为5.18%，比去年腰斩，且为近20年来最低，开始重提扩消费。
统计局公布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为9.8%。并不是5.18%。
5.18%为我以统计局公布零售品总额对比去年同期零售品总额计算得出。
有可能我数学没学好。各位见谅。
4月2日下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以及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去杠杆”，促使作为主管部门的财政部对地方政府的融资举债行为进行规范，降低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2017年进行了一轮去杠杆，但效果不佳。
由此看，我猜测后面应会对负债率较低的三四线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抓住最后的机会进行杠杆替换。
应该还是倾向于调动三四线仍未加杠杆的人群接盘加杠杆，可能会配合放松三四线信贷。
一二线收紧信贷防止加杠杆以防杠杆太高风险传导至银行。
实现结构性加杠杆。
资管新规配合将高息理财逼出至低息存款，可为三四线接盘加杠杆创造低利率有利环境。
同时为国企创造低利率环境，4.23日会议上说的压低实体部门贷款利率应主要是压低国企贷款利率。私企从未在考虑范围之内只是个幌子。
应为国企负债风险已有所提现，导致中央会议中删除了控制货币供给总闸门这句话。
正如公布社会零售品总额，经计算增速降为5.18%，比去年腰斩，且为近20年来最低，开始重提扩消费。
统计局公布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为9.8%。并不是5.18%。
5.18%为我以统计局公布零售品总额对比去年同期零售品总额计算得出。
有可能我数学没学好。各位见谅。
4月2日下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以及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去杠杆”，促使作为主管部门的财政部对地方政府的融资举债行为进行规范，降低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2017年进行了一轮去杠杆，但效果不佳。
由此看，我猜测后面应会对负债率较低的三四线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抓住最后的机会进行杠杆替换。
资管新规、降准、扩内需综合解读-降低国企系统性风险
2018-05-02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金融，无论其表现形多么多变，其最终都只是为存款和贷款之间架设一道桥梁。
那多样发展的资管产品无论怎么空转，也不外乎是想在存款和贷款的流动中多分一杯羹。
4月23日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压低实体部门贷款利率，从这个方面理解资管新规就容易的多。
存款→金融部门→贷款
资管新规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压低金融部门的收益和压低存款端成本，从通道和存款两个方面压低成本从而实现压低贷款利率。
资管新规重要性更体现在心理方面，打破刚兑增加了对居民对风险的厌恶，短期之内居民是较难接受的。从而会将更多的高息理财转入利率较低但保证刚兑的银行定存，实现压低存款端成本。从而压低贷款利率。
新规也将打压银行外金融部门的收益链条。由于银行外金融部门多追求高收益，其资金去向无外乎债市、股市、房地产等。上述三者中唯有房地产才最为符合高收益特征。资管新规将对房企资金来源造成压力。
而近期的降准同样也为了压低贷款利率。按照规定，商业银行存入央行的当期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62%。而商业银行借央行的MLF利率为3.3%，以降准置换MLF可压低银行存款端成本。
那在中国去杠杆的今天，利率升高挤出杠杆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何监管部门要连出政策来确保实体部门利率下降呢？
这要看中国实体总债务的构成比例，实体部门总债务中，国企及地方政府约占总额的六成，居民部门贷款及私企部门贷款各占约两成。
1、私企贷款
2008年大量投资造就的大量产能并没有匹配的消费能力，目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的过剩降低了行业盈利能力。
小规模的私企产能率先被挤出。体现为2017年私企部门杠杆率下降7.5%。信贷成本降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私企部门盈利能力，私企部门已失去增加信贷的动力。
2、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贷款集中为房产消费贷款，从国家层面来说要想居民加杠杆，用以置换企业部门杠杆，这需要在贷款利率及贷款期限上面增加支持力度。实体部门利率的下降将对居民部门消费有正效应。
3、国企和政府负债
国企产权所有人为国家，国企领导人只是代理人。当国企借贷时，以产权所有人的资产和信用作为抵押。即为用国家资产和信用抵押。那当国企发生债务违约时，用作抵押物的国家资产如何处置？
这个问题没得到解决的话，只能是刚性兑付。否则会产生大面积信心危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国企的国有产权使得国企领导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即委托人和代理人诉求点不一时，代理人更倾向于自身诉求。
2017年，中央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希望国企代理人能在利润改善的同时降低杠杆率，但代理人在行使代理职责时倾向于考虑自身利益诉求，在利润率大增的同时并没有降低杠杆率。反而增加了杠杆率以追求更大的利润。
原因在于相对与去杠杆，保证利润增长对国企负责人来说更能体现政绩，更具有激励。
由于政府和国企债务占实体债务约六成，大面积的刚性兑付也引导了全社会刚性兑付的习惯。这个问题短时间很难改变。
那要保证国企和政府债务刚兑之下的可持续，压低利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利率升高将加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
但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的下降代表货币含金量的下滑，将对货币造成贬值压力。
全球紧缩大环境下，利率长期仍将上行。那国企和政府债务问题在利率上行周期要如何解决？
有两条途径；
要么中央银行进行债务置换（印钞解决债务）；要么以国企大面积盈利或出售资产来缩减杠杆。
债务置换的话，假如置换存量债务的10%，基础货币将增加13万亿，以5.46的货币乘数。M2将增长70.98万亿，暴涨41%，引发通胀，同时全社会杠杆率将激增85%，与去杠杆的大背景不符合。
从这方面看，2017年去产能保障国企的利润率大幅增长就找到了理论依据；
但最终并未实现国企杠杆率的下降。
4月23日中央经济会议中删除了控制货币供给总闸门这句表述，应为国企和地方政府负债风险已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货币的供给。资管新规和降准都在为保障国企和政府债务安全性未雨绸缪。
4月2日下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以及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去杠杆”，促使作为主管部门的财政部对地方政府的融资举债行为进行规范，降低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4月23日中央经济会议还提出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相结合。
综合两次会议表述，判断政策仍将倾向于调动三四线仍未加杠杆的人群接盘加杠杆，可能会配合放松三四线信贷。
过程仍将是国开行贷款-棚户区拆迁货币化补偿-制造上涨预期-拆迁户接盘-其他跟风接盘。
一二线则继续收紧二套房以上房贷防止部分人群杠杆率太高将风险传导至银行。
二手房以禁售政策限制交易引导需求定向于新建房，以引导杠杆率较低者置换国企房企杠杆，而不是居民间杠杆置换。
近期已有部分银行贷款期限延长及部分公积金贷款额度升高应都为扩内需配套政策。最终目的都为实现结构性杠杆置换，从而使国企和政府部门刚兑债务顺利着陆。
但实施效果存疑，主要原因有；
1、 2017年居民净存款减少，居民部门总贷款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5%，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消费难以加码。
2、 2017年去产能已对居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人均GDP比率下滑0.59%至43.54%。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7年3月的累计85823亿增长至2018年3月的累计90275亿。经笔者计算同比增长5.187%（统计局公布9.8%），约二十年来最低增速，消费能力萎缩。
4、 美联储利率已超过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已超过3%，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则下滑至3.6%，考虑美联储在2018年仍有2-3次加息，如中国不跟进加息，2018年末中美十年国债将倒挂，央行已失去灵活利率政策空间。如跟进加息则将对去杠杆和扩内需产生负面影响。
在去杠杆阶段，将有如下逻辑链；
部分收入将用作偿债→→导致社会总体消费将下滑→→导致工厂去产能发生裁员和降薪→→社会总体消费进一步下滑→→恶性循环→→触底反升→→经济复苏
在此过程中债务是刚性的不会减少，但收入是弹性的，可能有收入覆盖不了债务的人将被迫甩卖资产用作还债。较多资产甩卖将会导致资产价格暴跌。从而相对来说，现金值钱了，这是现金为王的由来。
你需要在去杠杆阶段加杠杆吗？
2018-05-02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金融，无论其表现形多么多变，其最终都只是为存款和贷款之间架设一道桥梁。
那多样发展的资管产品无论怎么空转，也不外乎是想在存款和贷款的流动中多分一杯羹。
4月23日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压低实体部门贷款利率，从这个方面理解资管新规就容易的多。
存款→金融部门→贷款
资管新规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压低金融部门的收益和压低存款端成本，从通道和存款两个方面压低成本从而实现压低贷款利率。
资管新规重要性更体现在心理方面，打破刚兑增加了对居民对风险的厌恶，短期之内居民是较难接受的。从而会将更多的高息理财转入利率较低但保证刚兑的银行定存，实现压低存款端成本。从而压低贷款利率。
新规也将打压银行外金融部门的收益链条。由于银行外金融部门多追求高收益，其资金去向无外乎债市、股市、房地产等。上述三者中唯有房地产才最为符合高收益特征。资管新规将对房企资金来源造成压力。
而近期的降准同样也为了压低贷款利率。按照规定，商业银行存入央行的当期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62%。而商业银行借央行的MLF利率为3.3%，以降准置换MLF可压低银行存款端成本。
那在中国去杠杆的今天，利率升高挤出杠杆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何监管部门要连出政策来确保实体部门利率下降呢？
这要看中国实体总债务的构成比例，实体部门总债务中，国企及地方政府约占总额的六成，居民部门贷款及私企部门贷款各占约两成。
1、私企贷款
2008年大量投资造就的大量产能并没有匹配的消费能力，目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的过剩降低了行业盈利能力。
小规模的私企产能率先被挤出。体现为2017年私企部门杠杆率下降7.5%。信贷成本降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私企部门盈利能力，私企部门已失去增加信贷的动力。
2、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贷款集中为房产消费贷款，从国家层面来说要想居民加杠杆，用以置换企业部门杠杆，这需要在贷款利率及贷款期限上面增加支持力度。实体部门利率的下降将对居民部门消费有正效应。
3、国企和政府负债
国企产权所有人为国家，国企领导人只是代理人。当国企借贷时，以产权所有人的资产和信用作为抵押。即为用国家资产和信用抵押。那当国企发生债务违约时，用作抵押物的国家资产如何处置？
这个问题没得到解决的话，只能是刚性兑付。否则会产生大面积信心危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国企的国有产权使得国企领导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即委托人和代理人诉求点不一时，代理人更倾向于自身诉求。
2017年，中央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希望国企代理人能在利润改善的同时降低杠杆率，但代理人在行使代理职责时倾向于考虑自身利益诉求，在利润率大增的同时并没有降低杠杆率。反而增加了杠杆率以追求更大的利润。
原因在于相对与去杠杆，保证利润增长对国企负责人来说更能体现政绩，更具有激励。
由于政府和国企债务占实体债务约六成，大面积的刚性兑付也引导了全社会刚性兑付的习惯。这个问题短时间很难改变。
那要保证国企和政府债务刚兑之下的可持续，压低利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利率升高将加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
但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的下降代表货币含金量的下滑，将对货币造成贬值压力。
全球紧缩大环境下，利率长期仍将上行。那国企和政府债务问题在利率上行周期要如何解决？
有两条途径；
要么中央银行进行债务置换（印钞解决债务）；要么以国企大面积盈利或出售资产来缩减杠杆。
债务置换的话，假如置换存量债务的10%，基础货币将增加13万亿，以5.46的货币乘数。M2将增长70.98万亿，暴涨41%，引发通胀，同时全社会杠杆率将激增85%，与去杠杆的大背景不符合。
从这方面看，2017年去产能保障国企的利润率大幅增长就找到了理论依据；
但最终并未实现国企杠杆率的下降。
4月23日中央经济会议中删除了控制货币供给总闸门这句表述，应为国企和地方政府负债风险已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货币的供给。资管新规和降准都在为保障国企和政府债务安全性未雨绸缪。
4月2日下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以及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去杠杆”，促使作为主管部门的财政部对地方政府的融资举债行为进行规范，降低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4月23日中央经济会议还提出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相结合。
综合两次会议表述，判断政策仍将倾向于调动三四线仍未加杠杆的人群接盘加杠杆，可能会配合放松三四线信贷。
过程仍将是国开行贷款-棚户区拆迁货币化补偿-制造上涨预期-拆迁户接盘-其他跟风接盘。
一二线则继续收紧二套房以上房贷防止部分人群杠杆率太高将风险传导至银行。
二手房以禁售政策限制交易引导需求定向于新建房，以引导杠杆率较低者置换国企房企杠杆，而不是居民间杠杆置换。
近期已有部分银行贷款期限延长及部分公积金贷款额度升高应都为扩内需配套政策。最终目的都为实现结构性杠杆置换，从而使国企和政府部门刚兑债务顺利着陆。
但实施效果存疑，主要原因有；
1、 2017年居民净存款减少，居民部门总贷款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5%，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消费难以加码。
2、 2017年去产能已对居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人均GDP比率下滑0.59%至43.54%。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7年3月的累计85823亿增长至2018年3月的累计90275亿。经笔者计算同比增长5.187%（统计局公布9.8%），约二十年来最低增速，消费能力萎缩。
4、 美联储利率已超过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已超过3%，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则下滑至3.6%，考虑美联储在2018年仍有2-3次加息，如中国不跟进加息，2018年末中美十年国债将倒挂，央行已失去灵活利率政策空间。如跟进加息则将对去杠杆和扩内需产生负面影响。
在去杠杆阶段，将有如下逻辑链；
部分收入将用作偿债→→导致社会总体消费将下滑→→导致工厂去产能发生裁员和降薪→→社会总体消费进一步下滑→→恶性循环→→触底反升→→经济复苏
在此过程中债务是刚性的不会减少，但收入是弹性的，可能有收入覆盖不了债务的人将被迫甩卖资产用作还债。较多资产甩卖将会导致资产价格暴跌。从而相对来说，现金值钱了，这是现金为王的由来。
你需要在去杠杆阶段加杠杆吗？
@sinky110
谈崩了，符合预期吧，谈之前我有预测一下说美国条件必然是想拉爆中国经济问题转移危机，中国政府还存在幻想想适当让一点，想法差距太大。
中国政府习惯于威权指令，碰上美国全鹰派队伍同样的威权指令相当的不适应。
谈崩了，符合预期吧，谈之前我有预测一下说美国条件必然是想拉爆中国经济问题转移危机，中国政府还存在幻想想适当让一点，想法差距太大。
中国政府习惯于威权指令，碰上美国全鹰派队伍同样的威权指令相当的不适应。
天量货币存量形成解析——看好你的资本，放下你的杠杆
原创 2018-05-06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自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渐由总量控制变为利率控制。
对一个相对封闭经济体来说，总量控制和利率控制没什么不同，但是对美国这种开放经济体来说，利率控制和总量控制效果区别极大。
美联储印钞+国民储蓄=对内投资+对外投资
这是一条等式，当美联储控制货币总量时，其同时控制了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两个市场，但当格林斯潘以抗通胀斗士之名以利率水平仅控制美国国内通胀时，其有意纵容放大了对外投资的波动。
从而使得在经济低迷期时，美国仅控制本国的国内货币不对本国经济走势造成负面影响，即实现格林斯潘强调的货币中性。
而放任美元低利率与国外市场形成息差，导致美元蜂拥而出对外套利。
正常情况下资金的流动将导致息差逐渐平衡，但美联储对利率的控制将导致息差会一直存在，不调控货币总量的美联储将对美元海外流动性提供无限支持，形成海外美元流动性泛滥。从而迫使其他国家降息应对以减少息差套利，造就全球的宽松环境。
全球货币宽松所创造的需求会拉升美国经济平稳增长。
这是格林斯潘所设置的CPI陷阱。
而中国，成为了美国放水的最大承接方。
2007年末，中国外储1.53万亿，2014年中，外储3.99万亿；
而中国特色的外储结汇制度又将外储以外储占款的形式结汇为基础货币，2007年末外汇占款为11.52万亿元，2014年6月达到顶峰，为27.35万亿元，之后开始下降，2016年末为21.94万亿元，2017年末为21.48万亿元。
M2可简略看成基础货币和贷款两部分；
快速增长的基础货币只是M2高涨的一个因素；
M2的高涨还来自于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假如社会对资金并无需求，那么M2也没有快速扩张的能力。
2008年，中国政府主导下开启了一轮强投资经济刺激，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同属国有资本，两者之间较少考虑风险问题，很容易达成行动的一致性，而政府和国企往往由于政绩效应追求扩大投资规模，银行又乐于满足无风险的政府和国企的贷款需求。
这导致了中国刺激性政策效率极高，其大半由政府和国企负责实施，国企和政府的贷款急速攀升在这一时期极大地推动了M2的增长。
同期2009-2012年美国国内货币总量的增长年均只是4.5%左右，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流动性泛滥和恶性通货膨胀”，其流动性主要体现在海外。
至2017年底，中国M2/GDP超过200%，远远超出美国M2/GDP之比70%，由于两国统计口径不一致，约形成30%的误差，即按中国统计口径，美国M2/GDP约为100%，显然不是一句统计口径不同可以解释的了。
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在国企和政府投资中往往更看重规模而不看重收益，如高铁已形成了五万亿的负债。
2008大投资期间低收益债务需不停的以更大规模的债务覆盖旧债，目前国企和政府负债约有130多万亿。部分只能不停的以更大的新增债务来覆盖旧债，资金流动性被锁住，导致了M2的数字虚高超出了事实上参与正常市场运作的M2数量。
如以美国数据M2/GDP为100%计算，可能有85万亿的M2被锁住。只能以新债覆盖旧债。约占国企政府负债的65%。
这就是货币天量增长的根源，其源头来源于美联储的宽松及中国结汇制度形成的外储占款，其发展壮大来源于国企政府的高额贷款。
那去向呢？
来分析一下高M2造成的后果。
以交易等式看，即货币+负债=商品+服务；
将金融资产从商品和服务中单独摘出来就为；
货币+负债=商品+服务+金融资产。
货币和负债可视为M2；
商品和服务可视为名义GDP（统计局公布的GDP为名义GDP，统计局公布增速为实际增速已扣除价格影响）；
那么等式就更改为
M2=名义GDP+金融资产。
由等式可分析
M2增速超越名义GDP就是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推升支撑；
房子为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天然结合体，由于中国股市的发展不完善，房产也是中国最好的金融资产。
M2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推升也主要体现在房产上。
M2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资产估值升高——资产抵押贷款升高——继续推涨M2——正向循环。
转折点来自于美联储的政策变向；
当美国CPI增长过快，有迹象显示经济过热时，美联储以调控CPI为由头，拉动美国本土利率上涨，当美国国内利率超越海外时，国外套利的美元资本将流回美国本土。
美联储以CPI为指标调控利率升高时，会控制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内市场利率对海外美元的虹吸作用不削弱，用以吸引资金回流保障美国的经济发展。
这个过程中，其他国家必须保持对美国汇率和利率的复合高位以保障资本的收益从而避免资金外流。
来分析一下原因
国内印钞+国民储蓄=对内投资+对外投资
上面也用过这条等式
当其他国家（国内印钞+国民储蓄）恒定时，如汇率和利率不能保障复合高于美国，对内投资将减少，对外投资将增多。
即算增加管制，资本是逐利的，也总会想方设法躲过管制。
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对内投资比对外投资更有收益。
资金才不会流走。
从等式也可以看出，（国内印钞+国民储蓄）越多，对内投资的收益越差，对外投资的动力则越强。
越强的对外投资动力代表了越多本币兑换外币需求，越有本币贬值动力，越需要在利率上予以补偿，以保障复合收益较高。例如最近的阿根廷。
而保障国内经济发展已形成了对货币的依赖，如货币增发速度不够则难以保障经济发展。
增加印钞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和减少印钞才能避免资本外流，条件的相互背离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障碍，不唯中国。
两个条件中那个正向效果比较强才是要考虑的根本。
（国民储蓄+国内印钞）与M2一体两面，与杠杆率息息相关。
国内印钞+国民储蓄=对内投资+对外投资
当印钞拉动经济能力已至边际时，加速去杠杆在等式左端减少可投资量，提高利率在等式右端提升对内投资的收益，才能对抗资本的外流。
对国家而言，在美元的紧缩周期中，就是一场资本争夺战，谁能留的住资本，谁就是赢家。
对个人而言，资本争夺战中，看好你的资本，那是香馍馍。放下你的杠杆，那才是烫手山芋。
原创 2018-05-06 凭栏欲言 凭栏欲言
自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渐由总量控制变为利率控制。
对一个相对封闭经济体来说，总量控制和利率控制没什么不同，但是对美国这种开放经济体来说，利率控制和总量控制效果区别极大。
美联储印钞+国民储蓄=对内投资+对外投资
这是一条等式，当美联储控制货币总量时，其同时控制了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两个市场，但当格林斯潘以抗通胀斗士之名以利率水平仅控制美国国内通胀时，其有意纵容放大了对外投资的波动。
从而使得在经济低迷期时，美国仅控制本国的国内货币不对本国经济走势造成负面影响，即实现格林斯潘强调的货币中性。
而放任美元低利率与国外市场形成息差，导致美元蜂拥而出对外套利。
正常情况下资金的流动将导致息差逐渐平衡，但美联储对利率的控制将导致息差会一直存在，不调控货币总量的美联储将对美元海外流动性提供无限支持，形成海外美元流动性泛滥。从而迫使其他国家降息应对以减少息差套利，造就全球的宽松环境。
全球货币宽松所创造的需求会拉升美国经济平稳增长。
这是格林斯潘所设置的CPI陷阱。
而中国，成为了美国放水的最大承接方。
2007年末，中国外储1.53万亿，2014年中，外储3.99万亿；
而中国特色的外储结汇制度又将外储以外储占款的形式结汇为基础货币，2007年末外汇占款为11.52万亿元，2014年6月达到顶峰，为27.35万亿元，之后开始下降，2016年末为21.94万亿元，2017年末为21.48万亿元。
M2可简略看成基础货币和贷款两部分；
快速增长的基础货币只是M2高涨的一个因素；
M2的高涨还来自于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假如社会对资金并无需求，那么M2也没有快速扩张的能力。
2008年，中国政府主导下开启了一轮强投资经济刺激，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同属国有资本，两者之间较少考虑风险问题，很容易达成行动的一致性，而政府和国企往往由于政绩效应追求扩大投资规模，银行又乐于满足无风险的政府和国企的贷款需求。
这导致了中国刺激性政策效率极高，其大半由政府和国企负责实施，国企和政府的贷款急速攀升在这一时期极大地推动了M2的增长。
同期2009-2012年美国国内货币总量的增长年均只是4.5%左右，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流动性泛滥和恶性通货膨胀”，其流动性主要体现在海外。
至2017年底，中国M2/GDP超过200%，远远超出美国M2/GDP之比70%，由于两国统计口径不一致，约形成30%的误差，即按中国统计口径，美国M2/GDP约为100%，显然不是一句统计口径不同可以解释的了。
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在国企和政府投资中往往更看重规模而不看重收益，如高铁已形成了五万亿的负债。
2008大投资期间低收益债务需不停的以更大规模的债务覆盖旧债，目前国企和政府负债约有130多万亿。部分只能不停的以更大的新增债务来覆盖旧债，资金流动性被锁住，导致了M2的数字虚高超出了事实上参与正常市场运作的M2数量。
如以美国数据M2/GDP为100%计算，可能有85万亿的M2被锁住。只能以新债覆盖旧债。约占国企政府负债的65%。
这就是货币天量增长的根源，其源头来源于美联储的宽松及中国结汇制度形成的外储占款，其发展壮大来源于国企政府的高额贷款。
那去向呢？
来分析一下高M2造成的后果。
以交易等式看，即货币+负债=商品+服务；
将金融资产从商品和服务中单独摘出来就为；
货币+负债=商品+服务+金融资产。
货币和负债可视为M2；
商品和服务可视为名义GDP（统计局公布的GDP为名义GDP，统计局公布增速为实际增速已扣除价格影响）；
那么等式就更改为
M2=名义GDP+金融资产。
由等式可分析
M2增速超越名义GDP就是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推升支撑；
房子为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天然结合体，由于中国股市的发展不完善，房产也是中国最好的金融资产。
M2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推升也主要体现在房产上。
M2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资产估值升高——资产抵押贷款升高——继续推涨M2——正向循环。
转折点来自于美联储的政策变向；
当美国CPI增长过快，有迹象显示经济过热时，美联储以调控CPI为由头，拉动美国本土利率上涨，当美国国内利率超越海外时，国外套利的美元资本将流回美国本土。
美联储以CPI为指标调控利率升高时，会控制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内市场利率对海外美元的虹吸作用不削弱，用以吸引资金回流保障美国的经济发展。
这个过程中，其他国家必须保持对美国汇率和利率的复合高位以保障资本的收益从而避免资金外流。
来分析一下原因
国内印钞+国民储蓄=对内投资+对外投资
上面也用过这条等式
当其他国家（国内印钞+国民储蓄）恒定时，如汇率和利率不能保障复合高于美国，对内投资将减少，对外投资将增多。
即算增加管制，资本是逐利的，也总会想方设法躲过管制。
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对内投资比对外投资更有收益。
资金才不会流走。
从等式也可以看出，（国内印钞+国民储蓄）越多，对内投资的收益越差，对外投资的动力则越强。
越强的对外投资动力代表了越多本币兑换外币需求，越有本币贬值动力，越需要在利率上予以补偿，以保障复合收益较高。例如最近的阿根廷。
而保障国内经济发展已形成了对货币的依赖，如货币增发速度不够则难以保障经济发展。
增加印钞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和减少印钞才能避免资本外流，条件的相互背离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障碍，不唯中国。
两个条件中那个正向效果比较强才是要考虑的根本。
（国民储蓄+国内印钞）与M2一体两面，与杠杆率息息相关。
国内印钞+国民储蓄=对内投资+对外投资
当印钞拉动经济能力已至边际时，加速去杠杆在等式左端减少可投资量，提高利率在等式右端提升对内投资的收益，才能对抗资本的外流。
对国家而言，在美元的紧缩周期中，就是一场资本争夺战，谁能留的住资本，谁就是赢家。
对个人而言，资本争夺战中，看好你的资本，那是香馍馍。放下你的杠杆，那才是烫手山芋。
非常认同层主，这与我想法一致，我在主贴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中国那段阐述过同样意思。从承接他国产业转移时起至本国低端产业转移他国时止，为发展的黄金期。
这期间内发展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创建本国优势产业保证本国就业岗位不外流，是一国持续强大的保障。
这期间内发展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创建本国优势产业保证本国就业岗位不外流，是一国持续强大的保障。
资本跨境流动的受害者——谁将会是下一个荒漠
凭栏欲言 2018-05-10
作者 凭栏欲言
资本的跨境流动导致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
描述投入产出比的生产函数如下；
产量=投入（劳动量、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政策）；
资本的逐利本能导致其在全球寻求生产函数的最佳配置；
两边同除以劳动量；
人均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投入（人均资本量、人均人力资本、人均自然资源、人均政策红利）。
劳动生产率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资本逐利的目标。
逐项分析：
一、人均资本量
人均投入的资本量正向影响劳动生产率，如全自动化工厂人均投入的资本量高于简易工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均产量高于简易工厂人均产量。
二、人均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分为；
1、可流动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等；可流动自然资源可以全球化配置。不受国别影响，对一国竞争优势影响有限。
2、不可流动自然资源：如土地、环境等。土地的廉价易得和环境承载力较强是一国的竞争优势。
三、人均人力资本量
人力资本代表对劳动力进行的工作技能培训或受教育或工作经验等投入，投入越大，时间越长，劳动力附加价值越高，代表人力资本高。
这其中，高人力资本劳动力（高科技人才）流动性较高，因其大多数可随时选择移民；
低人力资本劳动力（普通劳动者）流动性较差，因为一般没有足够的条件移民。比如说笔者，捂脸！！！
四、人均政策影响
主要体现为人均税收，由于为跨国投资，资本会同时考察投资国汇率稳定性、政策稳定性、政局稳定性。
资本是逐利的，跨境资本会主动选择人均投入产出比最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以达到利润的最大化。
那么根据资本追逐的目标产品不同全球分为了四类国家
1） 流动性资源供给国
主要提供可流动性资源供给，如石油、矿产等，略过不表。
2） 高端资本技术双密集型制造国
高端资本技术双密集产业的高利润使得其对成本没有中低端产业那么敏感。
资本追逐的优势生产要素为高人力资本劳动力（高科技人才）优势，其次为政策优势。
高科技人才拥有流动性，那么产业链高端制造国的产业竞争力就变成了国家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高个人权利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
但其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同样需承担高个人权利的成本溢价，导致了其国家中低端制造业不可能拥有人力成本优势。所以在现实中很难见到高端制造业和中低端同时发展的国家。
3） 中低端资本密集型制造国
由于中低端制造业竞争压力大过高端制造业，其更关注低成本优势。
其重点关注在（红色字体）：
人均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投入（劳动量、人力资本、资本、自然资源、政策）
中低端产业对高端人力资源需求度较低，更注重没有流动性的的中低端人力资源。
因可流通的自然资源较易获得，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资本在对中低端产业确立投资意向的主要关注点为一国是否有足够的优势劳动量（人口红利）、不可流通的自然资源优势（土地红利、环境红利）、政策（税收红利、汇率、政局稳定等）。
三项综合占优的国家将在中低端产业链中取得竞争优势。
4） 以上条件综合无竞争优势的国家
当一国占有某一种竞争优势时，其工作岗位增多，国民收入增加，带动消费。国家在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的同时也会成为重要的消费市场。
当一国没有或失去竞争优势时，其工作岗位的减少也将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其对国际资本逐渐变得即无消费贡献也无投资价值，其必然被国际资本体系抛弃，形成荒漠。
进而导致其劳动生产率公式中人均资本量增长缓慢，从而在劳动生产率上与其他国家差距拉大。
同一时间内张三生产了一个产品，李四生产两个产品，谁会富裕？不言而喻。
劳动生产率最终决定了一国是否属于富国。
当一国被国际资本孤立的时候，荒漠化出现了。
而现在，美国发起了一场资本争夺战。
谁将会是下一个荒漠？
凭栏欲言 2018-05-10
作者 凭栏欲言
资本的跨境流动导致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
描述投入产出比的生产函数如下；
产量=投入（劳动量、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政策）；
资本的逐利本能导致其在全球寻求生产函数的最佳配置；
两边同除以劳动量；
人均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投入（人均资本量、人均人力资本、人均自然资源、人均政策红利）。
劳动生产率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资本逐利的目标。
逐项分析：
一、人均资本量
人均投入的资本量正向影响劳动生产率，如全自动化工厂人均投入的资本量高于简易工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均产量高于简易工厂人均产量。
二、人均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分为；
1、可流动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等；可流动自然资源可以全球化配置。不受国别影响，对一国竞争优势影响有限。
2、不可流动自然资源：如土地、环境等。土地的廉价易得和环境承载力较强是一国的竞争优势。
三、人均人力资本量
人力资本代表对劳动力进行的工作技能培训或受教育或工作经验等投入，投入越大，时间越长，劳动力附加价值越高，代表人力资本高。
这其中，高人力资本劳动力（高科技人才）流动性较高，因其大多数可随时选择移民；
低人力资本劳动力（普通劳动者）流动性较差，因为一般没有足够的条件移民。比如说笔者，捂脸！！！
四、人均政策影响
主要体现为人均税收，由于为跨国投资，资本会同时考察投资国汇率稳定性、政策稳定性、政局稳定性。
资本是逐利的，跨境资本会主动选择人均投入产出比最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以达到利润的最大化。
那么根据资本追逐的目标产品不同全球分为了四类国家
1） 流动性资源供给国
主要提供可流动性资源供给，如石油、矿产等，略过不表。
2） 高端资本技术双密集型制造国
高端资本技术双密集产业的高利润使得其对成本没有中低端产业那么敏感。
资本追逐的优势生产要素为高人力资本劳动力（高科技人才）优势，其次为政策优势。
高科技人才拥有流动性，那么产业链高端制造国的产业竞争力就变成了国家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高个人权利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
但其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同样需承担高个人权利的成本溢价，导致了其国家中低端制造业不可能拥有人力成本优势。所以在现实中很难见到高端制造业和中低端同时发展的国家。
3） 中低端资本密集型制造国
由于中低端制造业竞争压力大过高端制造业，其更关注低成本优势。
其重点关注在（红色字体）：
人均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投入（劳动量、人力资本、资本、自然资源、政策）
中低端产业对高端人力资源需求度较低，更注重没有流动性的的中低端人力资源。
因可流通的自然资源较易获得，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资本在对中低端产业确立投资意向的主要关注点为一国是否有足够的优势劳动量（人口红利）、不可流通的自然资源优势（土地红利、环境红利）、政策（税收红利、汇率、政局稳定等）。
三项综合占优的国家将在中低端产业链中取得竞争优势。
4） 以上条件综合无竞争优势的国家
当一国占有某一种竞争优势时，其工作岗位增多，国民收入增加，带动消费。国家在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的同时也会成为重要的消费市场。
当一国没有或失去竞争优势时，其工作岗位的减少也将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其对国际资本逐渐变得即无消费贡献也无投资价值，其必然被国际资本体系抛弃，形成荒漠。
进而导致其劳动生产率公式中人均资本量增长缓慢，从而在劳动生产率上与其他国家差距拉大。
同一时间内张三生产了一个产品，李四生产两个产品，谁会富裕？不言而喻。
劳动生产率最终决定了一国是否属于富国。
当一国被国际资本孤立的时候，荒漠化出现了。
而现在，美国发起了一场资本争夺战。
谁将会是下一个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