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11时许，信还没有送出，军委办公厅李希庚副主任来电话说：“下午讨论通过的稿子拿错了，是另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看了，比下午讨论的那个稿子更好。因时间紧，不送给你看了。”我听了很吃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同时又奇怪为什么不让我看就上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稿子？我表示，如时间太紧，请在上报的同时抄送我一份。李说：“不必要了，不必要了。”于是，这个上送稿我就无从看一眼。我的心中悲愤交加又万般无奈。




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的消息，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场，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中央不同意，认为还是要从正面讲。而且稿子也太长，决定仍用原来的那个短稿子（即一再说已经作废的稿子）。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痛哭。我心急如焚左右为难，觉得要生不得，欲死不能死活都对粟交代不了。活吧，怎能受得住这冤上加曲；死吧，又怎能实现他的遗愿，他临终时我曾发誓要以全部精力来完成他希望整理的材料。


痛定思痛，思之又思，我决心再作最后的努力，就毅然立刻赶往张部长处。到达张部长处时，张震、朱云谦两位也在。我不顾冒犯地陈述：
一、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的讣告，是组织上对粟裕同志作出评价的最后一个文件了，现在决定用的这个短稿子，朱云谦同志曾正式告诉过我，那是几个不大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起草的东西，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
二、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有崇高的威信，你们应考虑到这个讣告发出后的影响。粟裕同志的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贯制，中央不给他生前平反，难道把生后的路也要给堵死。
三、你们都曾经同粟裕同志一起战斗过，应该说是老战友，大家都会有这一天的。请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




最后我提议讣告由中央批准的四句评语；粟裕同志的主要任职；本人的意愿三个部分组成，其余什么也不要写。中央有权不给他平反，但不能堵死后路，不让后人讲话。如果一定要用最初那个不成样子的稿子，中央决定了，我们服从，但我们不能同意。


我讲完后，张部长表示他们将再研究一下，我逐渐冷静下来，我的心似乎已经死了。


2月10日下午，治丧办送来重新起草的讣告传真，并附有张部长批示复印件。张部长批示：“我同意。请送乔石并仲勋同志并电传杨尚昆副主席审定。”“并送楚青同志。”下面是张部长的签名，时间是2月10日10点40分。我含泪代表全家表示同意。这个讣告于今晚电视广播，第二天见报。

在粟裕同志病重的晚期，我常想到他身后之事。有时我有一种预感，粟裕同志去世后，可能在治丧中受到新的迫害。但是又想到，我们会照他生前意愿办理后事，不举行任何仪式，不会麻烦任何人，何至于呢？虽然我自以为也作了思想准备，却没有料到事情的经过竟是这样令人痛心。我也一直弄不懂，有些人转了那么多弯子还是要用第一次起草的那个讣告，他们在他生前要冤他，在他去世后还要多方留难，究竟为什么？粟裕同志一生对党对人民尽忠尽责，他生性忠厚。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对他的蒙冤挨整，过去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领悟了。我曾说粟裕同志的悲剧遭遇在于两条：一是战功赫赫；二是不搞迎合。一位老战友语重心长地接着说，这两条有一条就够了，何况他有两条！是的，是的，夫复何言！

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顾委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布的粟裕同志逝世的讣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讣告的争执终于结束。可是对治丧举不举行仪式却还不一致。粟裕同志生前意愿“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并得到了批准。考虑到我们家人总是要送送他的，同时许多老同志纷纷来家或来电表示，他们要同我们全家一起见粟总最后一面。因此，我同治丧办联系，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灵堂，以便我们家人和希望随同我们一起去的老战友们为粟裕同志送行。治丧办表示同意。但是2月8日上午收到一份关于治丧问题的批件，下午送来一份具体安排，治丧办通知我们：决定在301医院“瞻仰遗容”，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要参加，时间定在2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那不是又举行不是仪式的仪式了吗?我当即提出不同意，指出那样做不符合粟裕同志的意愿。但治丧办坚持要那样办，说那样对去瞻仰遗容的首长们方便些。他们为了首长们方便，不把粟裕同志本人意愿放在眼里，这使我加倍地受刺激。我愤然说，如果哪一位认为不方便就请他不要去!我坚持到八宝山送行；他们坚持在301瞻仰遗容。这件事就僵住了。

晚上，张爱萍部长召见粟戎生，询问原来是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的，怎么又要搞?张部长对戎生说：“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原来说是不搞遗体告别的，怎么有人说又要搞一个?杨副主席才回来，他问我，我不清楚。所以找你来问一问。”戎生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我爸爸去世的当天，在医院里，我妈妈就向中央和军委的首长转达了爸爸的意愿，当时首长们就原则同意了。后来治丧办的同志又通知要在301医院搞一个小型的、内部的遗体告别，时间定在15日下午3点到5点。我妈妈就向他们提出还是在八宝山送行，时间也不要那么长，这样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符合爸爸的意愿。如果在301那样办，说不是仪式，也是个仪式。但办公室的同志坚持要在30l办，说是对首长方便些。”张部长说：“还是你妈妈意见好。这样既符合中央的精神，又符合你爸爸的意愿。还是按你妈妈的意见办。”

2月12日上午10时，杨尚昆副主席召见戎生，首先对戎生说：“这次报上发表的四个（称号）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在某些方面比彭德怀还高，当然评价彭德怀那个时候，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刚开始平反。关于1958年的事，你爸爸生前有个愿望，我也答应给他办好，但没有想到他会去世这么快。这件事现在办也还有些阻力，当时批判他很激烈的人有些还在。当时主要是他和几位老帅的关系不好，这个问题有他自己的责任，也有几位老帅的责任。以后慢慢地可以把那次会议的文件收回来，把他写的材料也可以存档。”杨副主席说在讣告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样的话不合适，还是从正面写好，应从指挥作战方面多写，以突出战将。之后，他问了告别仪式问题。戎生如实汇报了治丧办的安排和我们的不同意见。杨副主席接着说：“我一下火车就找了军办的同志到我家来研究办丧事的问题，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在301，他们说为了老同志的身体健康，301有暖气。我说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多穿一点，到八宝山脱个帽行个礼还是没有问题的。我同意你妈妈的意见，还是你妈妈意见好，这样，符合你爸爸的意愿，符合从简的精神。”杨副主席表示，到那天他和中顾委少数人去看一下，还有一些华东、三野的老同志和亲属、友好去看一下，他是一定要去的。杨副主席还说，他问军办的同志关于“批件”的问题，军办同志告诉他是中办的人写的。他批评他们办得太欠考虑，如三叉戟是密封的，不能开门，怎么能行?他再次对戎生说：“这件事还是按你妈妈意见办，这个东西（指“批件”）作废。你妈妈是个老同志了，是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他告诉戎生下午3点要来看我，戎生说让我去看他。杨副主席最后说：“不，我应该去的。我下午3点多钟去看她。耀邦同志15号可以赶回来，他也可能会看粟裕同志最后一面，邓主席他回不来，让我表示慰问。下午我去看你妈妈，把这件事最后定下来。”

粟戎生回来后，我立即根据杨副主席对治丧方式的指示写了一个纪要：“中央、中央军委原定在301医院举行内部的、小规模的遗体告别，因尊重粟裕同志的意愿和家属的一再请求，决定不再举行。定于2月15日下午3—4时，由直系亲属、治丧办公室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护灵，前往八宝山火化。不再发讣告。部分生前友好、老战友、老部下一再提出要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家属已经向组织上反映了。领导同志指示，这些同志到时可自行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同粟裕同志见最后一面。”


下午3时，戎生陪我到杨副主席处，自然应该我去。现在我已下定决心不提为粟裕同志平反的事，让这桩冤案留交历史，任后人评说。我准备了一个受接见时的谈话纲要，包括下列各点：

1、表示感谢之情。
2、说明粟裕同志是在对未来事业满怀必胜信念的心情下离去的。对他自己的问题，在我向他转达了杨副主席的意见后，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我以为他的心情是平静的。这一点请杨副主席放心。
3、我虽为他作过申诉，但没有设想过在他身后再提这件事。杨副主席还想为这件事再作努力我十分感激。人在悲伤的时候容易说过头话，冷静下来觉得这件事实在不必再提了，只要求组织上把他的申诉和我的报告，正式存入档案就可以了。我想我若再用这件事来干扰中央、中央军委，定然不符合粟裕同志的心意了。
4、对于中央的讣告，我们全家一致感谢。党和人民给予粟裕同志很高的评价，而且文字写得朴实，符合他为人的一贯作风。
5、我要为治丧问题说几句。我们一直坚持按粟裕同志意愿办事，从未对治丧办提过违背丧事从简原则的要求。但是治丧办的一些做法令人难解。例如讣告的第一次稿，告诉我是由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一个小时内起草的，已经作废，但却又打印，作为正式稿上呈书记处，并且说我已阅过。又如治丧办集体讨论通过的稿子（这次讨论有我列席），不到半小时就来电话告诉我，讨论时的稿子拿错了，不是原来准备提交讨论的稿子。我要求把这个未经讨论的稿子送给我看再上送，他们推说时间来不及而不同意。我要求在上送的同时送我看一看，他们也不同意。使我至今不知上送的是什么样的稿子。再如，这次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所制造的混乱，有传闻说我们本来说不举行仪式，后来又要举行仪式等。我们本来很伤心，听到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更感痛心。
6、关于撤骨灰，我是一定要亲自办这件事的。原定派飞机，但大飞机有技术问题，而小飞机我又因身体不能适应。我请求火化后由我们将骨灰先安放在家里，过一段时间我和子女于适当时机分次逐步去一些地区撒放。
7、粟裕同志生前想把自己亲身参加、指挥过的一些战役、战斗材料整理出来，让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留给后人借鉴。他病中，我们协助他整理了一些，最多只占一半，还有约一半以上工作待完成。请求组织上批准我们继续搞下去，并给予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条件。
8、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困难。孩子们在党的培养下都已成长。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请求留用汽车。一切请组织上放心。

到达杨副主席住地，杨副主席及其夫人李伯钊大姐一同会见我们，4时左右我们告辞返回。杨副主席同我谈话约一小时，记要如下：


杨：我应该去看你的，你先来了。上午我不该跟戎生说，让你知道了。
楚：您那样忙，又刚从外地回来，如果您来看我，我怎么能过得去呢!
杨：还是应该我去看你的，想问一问，看还有什么事。
楚：我向您先汇报一下。（大致如上述准备的提纲，从略）
杨：在我来讲，没有在他很清醒的时候把他1958年的事同他谈清楚，觉得心里有歉意。我应该最后见他一面的。去年4月底我去看他时，他正犯呃逆，很痛苦，没法谈。所以我同你说了“今天不谈了”。当然也还有一点阻力。我本来是想解决得更完满一点。没有想到他去得这样快，这在我心中总是个遗憾。报告存档，还有原来说的文件派人收回、销毁，都是要办的，都可以办到。
关于讣告，四句评语是书记处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点了头。又报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也同意。又告诉了秋里，他也同意。他们都同意。当时起草人他们只说还写了他本人的意愿，至于四句评语底下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不清楚。等了几天没有发表消息。到金华时，正下大雪，我打电话问，说还在写。到了上海我又问。到南京时说写出稿子了，其中有一小段，“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如何如何。我和耀邦都认为不合适，还是从正面写好。我给爱萍打电话说还是从正面讲。爱萍说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稿子。我还说我和耀邦都在南京，你们把全文电传过来，让我们看看，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还问了耀邦，你的意思究竟怎么样?他说，对过去宜粗不宜细，我的意思突出战将、战功，尤其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楚：我向起草组提过这句话，我还说，这不是我说的，是邓主席说过的。
杨：毛主席早就说过，我在中办都知道。苏中七战七捷时就说了。对于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后来他们把稿子的全文电传过来了。我们觉得写得不错。电视广播的那天晚上，南京军区老的聂凤智，现任的向守志、郭林祥等同志和我在一起看电视。王必成同志身体不好，不在。他们听了也比较满意。他们问我，能不能发唁电，能不能去人? 我说，当然可以。用单位、军区的名义可以发，用个人的名义也可以发，都可以。老战友要去的，同军委办公厅联系，由他们安排。回来后，听说有个千把人的仪式，我问爱萍，为什么又搞个仪式，这与原定的不合。他们未给我答复。至于在301医院，他们倒说了，是因为怕领导同志受凉。上午你儿子来，谈了经过，给我看了中央批准的治丧安排，我就清楚了。
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治丧安排报告中有这项仪式，对此我一直提不同意见，但说是中央定了。
杨：那个安排是不合适的，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很好，完全符合粟裕同志的意愿。地址就定在八宝山。你们亲属算是一个方面；我们，书记处、中顾委、中央军委的一些老同志，例如姬鹏飞他们，我估计二三十个人，最后告别一下。这部分由军委办公厅通知。
楚：还有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一再要求在火化前见最后一面，我想让这些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告别后去。
杨：那可以嘛! 由他们自己去，不发通知，需要车辆由办公厅保障。也不一定在中央同志后面，插在中间也可以。在上海、南京时，一些老同志说要写纪念文章，我告诉他们，你们写嘛! 长短不论。还有陈丕显同志托我转告，他因心脏不好，不能回来，让我代慰问。
楚：他是不应该回来的，保重身体要紧。现在整理粟裕同志回忆和总结战争经验的工作只进行了不到一半，请求组织上批准继续办完。
杨：行! 应该把这件事办完。我跟办公厅交待一下。这个事应该继续下去，对党、对人民是有益的。在广州时他曾给我说过有四五个人在搞的。
楚：那些同志早散了，都是临时抽来的，搞一段就回去了。现在又借了二三个人，住在招待所。这些年由于他生病，我们忙于照顾他的病体；进展很慢。我估计还不足一半，也许还得两年多的时间。
杨：两年搞完了就了不起了。（《粟裕战争回忆录》于198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了书名。）先由这些同志搞，以后力量不足再解决。撒骨灰问题，三叉戟不行。这是个不懂军事的人写的（指治丧的批件）。这件事过一段时间办，可以。主要看你的身体。现在南方都是雪，如果不用飞机，那就只能局限在几个点了。
楚：就是两件事请杨副主席交代一下：一件是粟裕同志和我为1958年问题写的申诉报告要求存档；一件是还要留下人员整理粟裕同志的材料。
杨：可以，可以。15号以后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很坚强，我也就放心了。你们以后可以来玩，晚上来嘛!


杨副主席的这次接见，李伯钊大姐自始至终参加着；戎生也一直陪同我受接见。

在治丧期间，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为粟裕同志平反，他们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我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无法向他们陈述种种情况。

郭化若同志为了这件事几次来电话，要我应为粟总办好这件事。我悲愤难言。
2月8日下午，他又来电话，要秘书记下他的话转告我，他说：“中央说正面平反，无非是评价高一点。讣告是对外的，讲不得反话。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认原来撤销他总长的命令是错误的，至少是考虑不周，那才行。这个平反可以在内部传达。这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建议楚青同志还是去找一下陈云同志。我是一个红军，是粟裕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兵团干部，我随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请把办的结果告我。”

我给郭老简复了一信，只说了粟总生前提出申诉时已报告过陈云同志，这件事只有交付历史了吧。

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写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是为粟裕写悼念文章的第一人。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问题。当他将文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时，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温和之至，但我预计不一定能发表。后来果然报社提出了要删去。肖公不同意。他们再次动员，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上海人民出版杜组稿编辑《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一书时，收入肖劲光同志这篇文章。楚青向杨副主席面报此文被删情况后，经杨副主席批准才恢复原文。《一代名将》于1986年出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了书名。）肖公后来把文章原稿送一份给我作纪念。其情其意至深至长。

王必成司令得悉粟裕同志逝世后立刻给我来电话，他对我讲悼念和慰问的话时语言哽咽，显得很伤心，最后又叹又愤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1984年4月，我赴东南诸省撤放粟裕同志的骨灰。到南京后，我去王必成家看望他。我们泪眼对泪跟，沉默了好一回。当时张文碧同志也在座，张说军区通知参加学习，他不能为粟总送行了。王司令一听很生气，瞪着眼对张说，“你敢! 你要去，你必需去! ” 后来他说，下—次中顾委华东组分片会在杭州召开，他要在会上提出粟总这件冤案。”他认为中央对粟总不公平。我为他的耿直深深感动，同时又考虑到他自己也身处逆境，不愿他因此再受委屈。我劝阻他，他不听。我情急了，就说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我们着想。我希望有一个较为平安的环境来完成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请求他不要提这件事以免反而惹出麻烦。我们双方都很激动、痛苦。大家又沉默了许久，最后他不说话了，似乎默许了我的请求。粟裕蒙冤，内心深表同情的同志极多。但由于压力太大，当年出面仗义执言的，只有肖公劲光和王必成司令二人，我至今还一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

2月15日下午，我们全家到八宝山为粟裕同志送行，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到八宝山送别粟裕同志。没有发通知，消息却不胫而走，成群成群的人自发涌到八宝山要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人固有一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人们心中自有杆秤。
至此，我咽下了一切悲痛，把全部身心专注到整理他的遗作——《粟裕战争回忆录》。经历了种种折磨和痛苦，我再也不愿意提1958年的事了。
我写下：
独步沙丘，
独上层楼，
独自思量独自愁。
四十二年过去也，
空余遗恨付千秋!
我在家中设立了粟裕同志永久的灵位，香案上方悬挂着他晚年的照片。我们相伴相随。他期待的眼光，给我以力量，鼓励我奋进!

四、 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释文的反复


我曾想对1958年问题不再提它，但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 1986年4月，我不能不又提往事，因为客观上把这件事再次摆到我面前。近来得悉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 （征求意见稿）在“肖克”条目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粟裕”条目中却没有写。这是怎么回事? 我既纳闷又着急，只得求见杨副主席，向他陈诉。 1986年4月23日下午4时40分杨副主席接见了我。


谈话记录如下：
楚：我请求杨副主席接见，是为了粟裕同志的问题。粟裕同志逝世后，杨副主席由外地给我打电话，返京后又亲切地接见我，在这两次，杨副主席都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完，本想解决得完满一些，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但他的这件事我还要给他办完。杨副主席的这两次谈话对死者的英灵是极大的慰藉，也是对我极大的安慰。在这两次我都向杨副主席表示：粟裕同志已经离去了，今后我不会再向组织上提这件事了。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单位、地区都在编写党史、军史、人物传记等等，如果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这件事没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将来势必是按留存的档案材料写上历史。最近我看到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征求意见稿，其中“肖克”条写了“1958 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粟裕”条中却没有写。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点名批判的，就是粟裕、肖克两位同志，这是当时党内、军内都知道的。现在条目中对肖克同志平了反，而对粟裕同志没有提，使我万分震惊和忧虑，这岂不是要使粟裕同志蒙冤千古。为此，我不得不再次替粟裕同志申诉。杨副主席曾经让我向粟裕同志转述过组织上拟处理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方案，粟裕同志表示过同意，我恳请杨副主席能使这一方案落实；并恳请解决当前的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肖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我来干扰杨副主席，很觉不安，但又不得不来。

杨：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向我提出来，是应该的。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嘛! 这件事我来办，我把它找出来看看。


楚：这两年我受到很大的压力。一是相当一部分老战友责难我，没有能在粟裕同志治丧期间，请求中央替粟裕同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他们的责难，我也不便说什么。二是有部分同志，因没有见到中央的平反，便对粟裕同志继续散布流言蜚语。前年我去外地撒骨灰，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对有近百位粟裕同志的老部下自发前往车站迎接粟裕同志的骨灰这件事进行责难。


杨：哦! 有这样的事! 南京军区的领导为什么这样?!


楚：据说是在北京听到了一些什么，我认为就是流言蜚语。说明流毒、影响还是存在的。


杨：有的同志对当时的情况并不了解，对粟裕同志也不了解。


楚：我还报告一件最近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本回忆粟裕同志的书，书名《一代名将》，耀邦同志题写了书名。书中收入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逝世的次日写的一 篇文章。文中写了这样一段：“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当时因中央决定对1958年的事，在讣告上从正面讲清 问题，领导上审稿时要肖公将这一段内容删去。开始肖公不同意，后来还是按领导要求删去了。我觉得这段史实对粟裕同志，对我们都极为珍贵，而现在离治丧已经两年了，所以我请求肖公，在再发表时把这段内容恢复。肖公同意了。但后来肖公的秘书又提出如果这次写上，是否要给总政写个报告。现在这本书即将出版，怎能再写报告。这些都说明流毒、影响还是存在的。使我很觉伤心。我在杨副主席面前讲一下我内心的话，我同粟裕同志相处几十年，我毫不感情用事地分析过，我认为他是一个老实人、正派人。他对领导同志是很尊敬的，但比较拘谨；对下面的同志较谦和。这可能和他长期工作在作战第一线有关。另方面，他对他分工负责的工作，提意见一贯直言，对某些他认为是重大问题，甚至比较坚持。杨副主席一直在中央，对这一情况是知道的。我想由于他的这一特性，可能引起某些领导的误解，甚至得罪了什么人。但是，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得罪了什么人，也不能因此而使他蒙冤后世。

杨：你的分析有道理。当年要他过长江，他就提了不同意见，主席马上就同意了。我对粟裕同志有了解。我那时在中央，不过不管军委工作。他每次来，都来看我，同我谈谈。 但是，总是有人不能这样看。


楚：我请求杨副主席为他说公道话。我以为只有杨副主席有魄力处理这个问题。


杨：这本书我找来看看。我赞成写。《肖克》条写了，《粟裕》条也应该写。我看过后找他们研究个办法。肖公文章上的那一段，可以写上。肖公讲的，总不是假话嘛!


楚：需不需要我写个报告?


杨：不要，不要，我来办。


楚：太感谢杨副主席了。


杨副主席的谈话使我颇为感动。


1986年4月26日上午，总政周克玉副主任的秘书王登平同志打电话给朱楹同志说：前两天楚青同志向杨副主席反映的两件事，杨副主席让总政研究一下，现将总政意见通知如下：
1、 关于大百科条目的事正在商量。因别人也有类似问题，需统一考虑。 2、关于肖劲光同志《悼念粟裕同志》文章中毛主席的一段话问题，经军委领导（余秋里主任）同意，可以恢复。请你们直接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


5月3日，姚旭同志来电话说；他听说因杨副主席有批示，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肖克》条目中有关1958年受批判的内容也撤掉了。


5月6日，姚旭同志又来电话说，肖克同志的秘书电话告诉他，总政通知，大百科《肖克》条中不写1958年受批判的事，是因为楚青同志提了意见。姚认为我应向总政问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提出，总政对肖克同志的答复不利于团结。随后，我立即问朱楹同志复核了总政4月26日的电话，并向王登平秘书询问杨副主席批示的内容。王秘书复述了上次的电话通知，并明确答复杨副主席让总政研究，总政让搞条目的同志查一查还有什么人的条目中提到受批判的内容，然后统一考虑。这与总政对肖克同志的答复显然有出入。因王秘书说此事总政尚在研究中，所以我就没有再提出报告。

1987年6月6月晚，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撰稿人金子谷同志与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主任李伟民同志商谈《粟裕》条释文内容。之前，我在去年4月杨副主席接见我后，就把杨副主席同我谈话的内容通报了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主任奚原同志和《粟裕》条撰稿人金子谷同志。奚、金两位都表示有这个精神就好办了。金还告诉我，他已在《粟裕》条加上了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内容，并由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上送总政百科编审室审查。6月初，他们得悉，关于1958年的事，《肖克》条写了，《粟裕》条被删。商谈中李伟民同志认为《粟裕》条中可以加上例如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样的话。障碍在周克玉副主任的秘书王登平传达杨副主席指示是肖、粟都不要写。而奚原同志则说楚青同志说，杨副主席指示肖、粟两人都写，这不一样了。李伟民同志说，《肖克》条之所以又写上，是肖克同志后来又找了杨副主席，有个报告。刘帅条写上是有中央的悼词，当时加不加这句话也有不同意见，最后加上了。《粟裕》条要写上，只要杨副主席那里来个电话。


6月7日，李伟民同志电话告知金子谷同志，他已同原主编周顾问说了。周顾问也同意加上一句。看来现在就缺杨副主席的一句话了。我等待着。


8月31日，又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件事仍未落实。而有消息说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即将正式发排付印。我有些心灰意懒而又不甘心情愿，千思万想，觉得如果就这样了结，实在太对不起粟裕同志了，太对不起关心粟总冤案的广大同志了。我又打起精神作最后的努力。

9月4日我给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肖克同志进行批判，还实际上批了刘帅。粟裕同志于1979年10月9日给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批示，以后中央决定由杨尚昆副主席受理。杨副主席对此案已有指示。1986年4月 23日，我受杨副主席接见，向他报告了人物分册《粟裕》条有关情况，要求写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内容。杨副主席面示：“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现得知军事卷人物分册即将付印，我要求在《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请告知刘帅、肖克同志条中对这一问题是怎样写的。以上务请考虑和答复，不胜感谢。

9月6日，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给我复信，抄录如下：


楚青同志：
九月四日来信收到。您所询问军事卷我军人物条目有关情况，简复如下：
一、刘帅和肖克同志条目释文中，关于1958年受批之事，现各写了一句：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受到错误的批评 （或批判）。

二、在粟裕同志条目释文中，撰写人金子谷同志鉴于 1958年粟裕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并曾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影响很大，故原来亦写有与刘帅、肖克同志相同的内容。我室作为撰写单位，在初审时经过认真研究，完全同意子谷同志的意见，并曾口头向主编单位（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作了说明。后来在审定稿时，该句释文被略去。详情和原因尚不很清楚。
三、您的意见，我们当即转告主编单位，建议在释文中保留“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一句。
您还有什么意见，请随时告知。
此致
敬礼
军事卷编审室
1987年9月6日


接信后，我随即写了—个给杨副主席的报告，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副主席：
您好!
我是在感情不安和痛苦的情况下给您写这份报告的，请恕我对您的干扰。
1986年4月23日下午，您曾接见我，听取我对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有关情况的陈诉，和比照《肖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受错误批判”内容的要求。您当时面示：“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向我提出来，是应该的。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这件事我来办。”您的面示，使我衷心铭感。
4月26日总政周克玉副主任处的王秘书给我来电话，说杨副主席已将此事交总政办。总政因还有类似的问题，待统一考虑后再定。但以后再未有过答复。
近日突然得知人物分册即将付印，《肖克》条写了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内容，《粟裕》条仍然没有写。这显然不符合杨副主席的指示。为此，我立即询问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据该室答复，刘帅、肖克同志条都写了这个内容，《粟裕》条撰稿人写了这一内容，但为主编单位删去。对此我感到异常震惊。粟裕同志1958年的问题中央早就不存在了。我认为这个精神在《粟裕》条中应有适当的体现。
一、粟裕同志1958年受错误批判是历史事实，也是粟裕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应该写入《粟裕》条中，不应删去。
二、粟裕同志受错误批判一事，在全党全军影响很大，甚至在国外也造成影响。粟裕同志生前于1979年10月9日给党中央写的申诉报告中除陈述了具体事实和理由外，还写到：“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
三、大百科是代表国家和军队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将在国内外发行，影响深远。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了粟裕、肖克两位同志，还实际上批了刘帅。这次人物分册中《刘伯承》、《肖克》条都提到1958年受错误批判（或批评）的内容，唯独《粟裕》条不提，相比之下必将造成更坏的影响。
现在该书即将出版，我为此心急如焚。粟裕同志生前已蒙冤二十六年，现在竟要他长久蒙冤后世，这实在太不公道了。我作为粟裕同志的遗孀，不得不再次向您恳切申诉，请求您再次过问，伸张我党一贯的公道对待干部的作风，指示在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的内容。
临书惶恐，祈求批示。如蒙赐见更不胜感盼之至!
专此，致
敬礼
楚青谨上 1987年9月 日

写好报告，我打电话给杨副主席办公室，请求杨副主席约见，并打算在杨副主席接见时面呈这份报告。


9月9日，几次请求杨副主席约见都未得答复。今天上午杨副主席的秘书蒋省三同志来电话说，杨副主席实在太忙，责成他先接待我，约定下午6时半在三座门他的办公室面谈。我按时前往。蒋秘书同我一见面就说，我几次求见杨副主席他都向杨副主席报告了。杨副主席实在太忙安排不出时间，所以交代他先听我谈谈，看我有什么要求。我把事先写好的报告，补上今天的日期，递交给蒋秘书请他转呈杨副主席，并向他扼要介绍了写此报告的缘由和报告中的内容以及杨副主席前几次同我谈话的情况，当前就是要求杨副主席为这件事再讲一句话。蒋接着说：“这件事杨副主席原来具体怎么说的我虽然不知道，但大致情况我还知道一些：肖克同志给杨副主席写了报告，是我们送呈杨副主席的。杨副主席见到肖克同志的报告时说：‘粟裕同志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给总政打过招呼，他的问题解决了’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蒋秘书表示他将把我所谈的分作四层意思，即去年谈话情况；有关部门处理；现在的问题；我的要求，向杨副主席报告。后天（9月11日）前办好，然后电话告诉我办理的情况。最后蒋秘书还说，“这件事你如早告诉我，我早就可以给你办了。”

9月9日下午，奚原同志来电话，谈了他向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报告，明确提出《粟裕》条应写上“1958年因所渭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理由有四：1、1958年对粟裕等同志的那次批判，许多老同志屡有反映，现在只要在《粟裕》条上写上一句，就了了此案。2、根据楚青同志来信，杨副主席早有面示，领导上的精神是清楚的。3、粟裕同志 1958年受错误批判，曾传达到军内团以上干部和许多地方干部，影响面较大，写上一句有利于消除种种传闻。4、当时肖克、粟裕同志受批判，刘帅也受批评，现在《刘伯承》、《肖克》条写了，独独《粟裕》条不写，矛盾太突出了，发行后必然引起种种反响以致责询，将难以回答。


9月10日下午6时，我电话询问蒋秘书进展情况，蒋答复已报告首长了，定在明天上午军委常务会议上讨论。 1987年9月12日上午9点15分，杨副主席处蒋省三秘书来电话，正式通知我：1987年9月11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蒋秘书还说杨副主席说：“我已费了很大劲，这件事只能办成这样了。” （注：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已写(粟裕)“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前后经过30年，粟裕这件冤案、错案才算有了一个文字的结果。而我已是精疲力尽，感慨万千，欲哭无泪了。

叙—段插曲：
198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为肖望东同志平反的中发（ 1987 )92号文件，其中引用了粟裕同志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违心检讨的内容。我是到7月中旬才得知此事的。当即写了一份申诉报告，分呈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和总政余秋里主任，并抄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请求主持公道，予以审批澄清。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申诉报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发( 1987 )92号文件批复同意的中组部、总政《关于原淮南军区主力北撤问题》的复查报告( 1987年4月15日 )，是对原华中分局1946年12月 23日《关于淮南路东工作的决定》的复查报告。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责任问题，1958年7月14日粟裕同志，( 原华中军区副司令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淮南失守问题谈到：‘淮南迅速被敌人占领，与我强调苏中地区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观念，没有早作部署也有很大关系，但我却把责任推到肖望东同志身上’。”


对此，我提出如下申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是已经不存在的了。依据如下：
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进行错误批判，粟裕同志在党内民主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1979年10月9日，粟裕同志向中央、中央军委申诉，要求平反，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批示。1983年2月2日军委杨副主席召见楚青，要楚青向粟裕同志转述有关处理申诉的三点指示：
1、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中央早就不存在了。
2、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
3、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材料全部收回，销毁；派专人执行。
楚青原原本本向粟裕同志转述后，粟裕同志表示同意。楚青同志已据此如实报告了杨副主席。
二、1986年10月16日，中央为刘伯承同志所作的悼词中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作了正式评论：“1980年***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 但是，在复查报告中竟然引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违心检查的内容，而且是在粟裕同志已经不在人世，失去发言权的情况下引用。如此做法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也使粟裕同志再次蒙冤。
为此，我特提出申诉，要求更正该报告有关内容。
专此谨呈杨副主席（余主任）
楚青谨上
1987年7月20日
抄呈：中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

报告虽然送出，但我估计组织上不会听取我的申诉更正文件中的错误。而我也只想在有关单位留下一份历史档案。我的报告得到了杨副主席的关注，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批交张震同志阅办。张震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报告，他把草稿给我看了一下，大意是这件事与粟裕同志没有关系， 1958年粟裕同志是被迫作的违心检讨，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当时是谭震林同志力主给肖望东处分；若讲责任应该还是由一级党委负责等等。后来我问过杨副主席办公室，领导上对报告如何处理? 答复是杨副主席表示找个机会议论一下。

1987年10月31日上午，张震同志来雨儿胡同传达杨副主席指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受到错误批判的事，在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中已经写上了，这件事就结束了。肖望东同志受处分确实不是粟裕的责任，但文件已经发了，而且范围很小，是否就不再处理更正了。张震同志说，杨副主席让他来传达并让他做做我的工作。我对杨副主席受理我的申诉内心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当按杨副主席指示办，请杨副主席放心。

1987年11月1日，总政组织部来了一位处长和另一位同志，向我解释说，他们引用粟总的话，没有重提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意思。我对他们的解释甚不满意。为了尊重杨副主席的指示，我指出他们这样行文、处理，在为一个同志平反时又冤屈另一个同志，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至于如何具体处理，由组织上决定。不论如何处理，希望把我的申诉存档。那位处长表示，我的话他们认真作了记录，回去汇报，申诉报告一定会存档的。这样，这件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1987年，几经周折，最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中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即使这淡淡的一句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历经沧桑，我对粟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只坚信他自己说的：“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五、南京六位老同志的报告和军委再受理


1993年11月17日。昨天收到谭肇之同志11月13日来信，说他和金冶、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人联名向军委写了一个旨在为粟总“平冤狱”恢复名誉，“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附来报告的复印件 )。傅奎清同志热心支持帮助，由他致信总政于永波主任转呈军委。据间接了解，于主任已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读后悲思难禁，感慨万千。


这些年来，我的哀思转为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编《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平衡自己的心态。 他们的报告会有什么结果虽难于预料，但他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凛然正气和无畏勇气，令人由衷敬佩，并温暖了我已经冷漠的心和绽出了一线希望。


今天复信肇之同志，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同志的建议报告如下：

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于永波主任并请转呈
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
我们是原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的老战士，过去一直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首长领导、指挥下，转战在大江南北和苏鲁豫皖各地。离休后现在南京安家。但至今仍然崇敬着、怀念着率领我们南征北战，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和卓越功勋的陈、粟、谭这些华野好司令、好政委!
金冶、周蔚昌、谭肇之等同志参加了南京地区粟裕军事思想研究组，1991年5月曾去北京，参加由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联合主持召开的“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听取了张震同志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学习了他发表的论文《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作战的典范》。我们结合平时的粟裕军事思想研究，还认真学习了《粟裕军事文集》、《粟裕战争回忆录》以及新华出版社《名将粟裕》中刊登的张震同志的《一代名将，功垂青史》，杨尚昆同志的《学习粟裕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精神》，张爱萍同志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代名将》中肖劲光同志的《悼念粟裕同志》等等，深受启发教育。对于粟裕同志从南昌起义伊始，在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中先后六次负伤，有的弹片一直留在头颅中未能取出，但仍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又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不断克敌制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战功，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我们怀着深深的崇敬心情。

张震同志这位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在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中，与栗裕同志朝夕相处，共历艰辛并分享欢乐的亲密战友—，着重在纪念文章中记述了粟裕同志虽屡建战功，却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并列举了他在华中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工作时“两让司令”，请求仍任副职的经历，在华东地区一些老同志中一直传为美谈。张爱萍同志在粟裕将军逝世当天，写下了“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

可是，这样一位历经无数事实证明“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在我党1957年开始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在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于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却被无辜地蒙上了不白之冤。在这次有军队高级干部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既对主持我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刘伯承、肖克等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又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名义下批判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同志。其理由，据说是因为粟裕在一次会见苏军一位领导人时，曾询及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原意本来是想为总长办公室工作人员起草总参谋部工作条例和各部起草工作细则时用作参考，岂不料为此竟惹出了大祸。这在以“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为主题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成为一条莫大的罪状，被人说成是什么企图摆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的领导，因而也就是犯了谋求争权夺利私欲的“个人主义错误”，等等。

当时除了严肃的思想批判以外，还有严格的组织处理。1958年8月3l日，粟裕被免去已任职四年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一个1958年3月15月宣布成立的新单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个成立仅有半年的军事科学院，除了已公布叶剑英同志任院长兼政委外，还公布了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三人为副院长。粟裕同志去后没有多少事干。论时机，又正值海湾地区爆发伊拉克革命，美军登陆黎巴嫩，而我国为了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正在筹划和实施金门炮战过程中。此时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突然免职并调任这样的工作，事出意外，不能不在我国、我军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不小的震动和不良的影响。我们南京地区的新四军老战土中，金冶、周蔚昌等同志那时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谭肇之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其他一些人则在所在单位听取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同志的传达报告，大家对粟裕同志因所谓“个人主义错误”蒙受批判都深感意外。


粟裕同志是一个宽宏大度，不计个人名利，并在逆境中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人。此后，他在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仍坚持认真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多次写出很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并针对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报告和论著。晚年他虽疾病缠身，仍精心撰写战争回忆录，认真总结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中的宝贵经验，以有利于教育后人、造福后世。

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期间，因对国内经济形势上的严重问题直言无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粟裕同志此时不计个人恩怨，不图落井下石，不去利用这一“良机”去要求为彭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召开会议对他所作错误批判“翻案”。在十年动乱中，栗裕同志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他对刚调往北京工作的张震同志说：“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把小平同志请出来主持工作。现在周总理病重，我们要坚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 见张震同志《一代名将，功垂青史》一文 ) 张震同志在文中还说：“他对***同志的爱戴和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神情，使我至今难忘”。


此时粟裕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有一段时间参加了国务院业务领导工作，在处境十分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总理坚决抵制这帮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恶阴谋和干扰破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持和促进了他所分管的国防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的稳定和发展。当陈丕显、钟期光等新四军老战友遭受政治迫害、身陷逆境时，本身正遭“炮轰”的粟裕同志又冒着风险去探望他们，帮他们说公道话，并设法将被诬陷为“反革命”的他们的子女安排适当出路，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情操。 据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记载： 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不适当的过火批判，致使后来的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原来安置在刘伯承、肖克等同志头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帽子，至今巳经摘除。可是，在1958年同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安置到粟裕同志头上的“个人主义”帽子，至今却仍然存在，未能纠正。这不能不使我们许多新四军和华野部队的老战士引以为憾。

粟裕同志是湖南省会同县人，1907年8月10日出生， 1984年2月5日逝世。到1994年2月，将是他逝世十周年。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 粟裕同志长期工作、 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跟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肖劲光同志生前在纪念文章《悼念粟裕同志》中已经提到：“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同志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见《一代名将》第14页 ) 这次会议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 ( 粟裕夫人 ) 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文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文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 (明年2月5日)， 请一位军委的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激党。

纪念会或座谈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如军委确定在南京召开，请通知南京军区及早着手准备。如有需要，我们较熟悉情况的同志可应邀积极参加。 以上建议，仅是我们这些新四军和华野部队老战士、栗裕同志老部下的迫切心愿。未知当否? 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早日斟酌审定。
建议人：南京军区离休干部 金 冶 谭肇之 秦叔瑾 黄野松 黄亦凡(执笔)
1993年10月28日于南京

傅奎清同志致总政于永波主任的信


于主任：
你好! 金冶、谭肇之等五同志，向你并报呈***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写了一个建议的报告。他们怕你对这五位同志不大熟悉，要我同时给你写封信介绍一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长期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们对粟裕同志生平了解较深，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栗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
详情请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报告。
祝你健康! 敬礼
傅奎清
11月1日于南京
11月18日接到徐充同志15日来信。24日同孙克骥政委通电话。他们都说到了这件事。结果会怎样，我想只能待来日分晓。若军委再次受理，自然是盼望的；如果不能解决，也不感意外。过去多次都说要解决，甚至说代表中央跟粟谈话，最终也没有实现。反正我经受的折磨已够多了，再怎么样也受得了。现在既然有了新的希望，自当尽力争取。不过自己内心里灰心的成分多一点，也看得淡一点。历史总是历史，粟总一生的革命实践摆在那里，不是某一次会议能够否定的。


11月27日，南京吴克斌来电话，说总政郭得河同志向他了解南京军区五位老同志要求为粟总平反的有关情况，郭是总政宣传部编研室副主任，受命就1958年粟总受错误批判问题调查研究。我 ( 吴 ) 介绍他向朱楹同志了解和采访你 ( 楚 )，并把朱楹和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随后，郭副主任即来电话同我联系。我问他领导上对报告批示的内容，他说，军委领导批示：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他表示要向朱楹和我了解情况。我请他先找朱楹，朱楹因病住在301医院。他下午就去医院找朱。晚上朱楹电话告知我，他们去了二人，态度较好，还要采访我。


11月28日，电话告知郭得河同志，向他们表示我愿意配合他们调查，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约定明日下午来家里面谈。粟总蒙冤三十五年，他本人和我都申诉过，中央领导也批示要解决，曾经看到平反在望，不料后来不了了之。他抱憾而终，我把痛苦埋在心里。但我总盼着有朝一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还他一个清白。

11月29日，按昨天的约定，郭得河、李翔两同志于下午2点45分来雨儿胡同。郭先说他对粟总很崇敬，接着说明了来意和总政领导交给他们承办的经过，又说他们写了一个倾向应该予以解决的意见，用总政办公厅名义上报军委办公厅。军办送呈军委刘华清、张震两副主席。刘副主席划了圈。张副主席批示要军办查阅档案，1958年的事交他们调查。他们是抱着把问题得到解决的真诚愿望来找我谈的。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就把1958年的冤案和从 1979年开始申诉，虽经中央领导批示要解决，但石沉大海，粟抱憾重病，并因行政事故而去世，以及讣告、治丧问题，肖劲光文章、大百科条目的周折，撤骨灰情况，为肖望东平反却又再次嫁冤于粟裕等等，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们听后表示，绝对不能想象如粟裕同志这样的人平反竟如此困难，都说该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1958年批判粟裕是公认的冤案，但就是得不到平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该问谁呢?老天该知道其原因吧!


他们临走借去五份材料，打了借条。

12月5日、12日，两次打电话给郭得河同志，询问进展情况和借去的材料复印了没有，若材料已复印请退回原件，并告知他朱楹同志已出院。郭说：材料已复印好，原件于13日亲自送回，送材料时说一下有关情况，暂不找朱楹同志。


13日上午8时半，郭得河同志来电话说，因忙，自己不能来了。材料密封派人送来。8时45分来人送回材料，我退回借条，并附信嘱“事情的结果，请按常例告诉我一下”。


12月25日、27日，郭副主任多次来电话，一是找《一代名将》、《名将粟裕》二书和“中央讣告”；二是询问几件事的具体细节，如聂帅对粟总向他汇报申诉表态时有无秘书在场，粟总到徐帅处的准确日期，张爱萍部长那份治丧意见的电话记录的来处等；三是要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写个回忆材料。我都一一回答和照办了。郭派人于25日取去两本书和内有“中央讣告”的剪报本 ( 我将当年报载粟裕同志逝世治丧的报导剪贴成册，题名《深切悼念粟裕同志》)，30日取去我写的《中央领导对粟裕同志对1958年问题指示、批示追忆》。31日朱楹同志也按郭的要求整理了一份《有关粟裕同志1958年问题申诉的几点回 忆》。


1994年1月15日，下午3点25分给郭得河同志打电话，请他将《深切悼念粟裕同志》剪报本送还。郭说不日即让人送回，接着说这次他们费了很大劲把一些领导人如耀邦同志、丕显同志等以及一些人对粟的评价都找出来了，很费一番工夫，写了报告，上报总政党委。他们认为问题应该解决，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用一句话—带而过。部领导也支持这个意见，而且认为应该用个适当方式郑重处理一下。他还说本想将搜集整理的材料复印一份给我，但觉得不妥，怕我看了生气，有些人的一些话实在太不像样。
2月15日上午，我给郭得河同志打电话，索要 《 深切悼念粟裕同志 》剪报本。他说本子他保存得很好，因领导随时要调阅材料，暂时放在他处，绝不会丢失。接着说总政已将报告上报军委，两位副主席都作了批示，要解决粟总1958年的问题，因1981年中央有个文件，决定以后不再发平反文件，刘帅的问题也是在悼词上写的，故方式决定写篇文章。文章有正面评价，评价参照中央发的讣告，然后把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问题写清楚。我说2月5日张副主席来我家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我乘此机会向张副主席报告：如果要写文章，要求写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所谓‘个人主义’对粟裕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强加给他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写文章也没有意义了。治丧时争的就是这一句话。郭说他们查问了大百科人物条目中为何没有写“个人主义”，据当时的同志说，大百科为学术性辞书，决定不写政治问题，教条主义属观点性质，且那次会议也以反教条主义为标志。同时也觉得写个人主义会使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后辈人觉得怎么粟总还有个人主义问题，影响栗总的威信。那是当时军委常务会议决定的。问我觉得要写“个人主义”吗? 我说是的，而且不能只说“不公正的批评”，应写“错误的批判”。不良影响事实上是存在的，因为大量的档案存在那里，后人总会研究的。他说他们会把问题写清楚的。我又说到时机，希望能尽快解决。他说总想找个有纪念意义的时机。我说清明节也可，他说清明节来不及。又说5月孟良崮战役，6月豫东战役，还有济南战役、淮海战役，8月粟总诞辰都是有意义的，他们一定尽量把这个问题写好。我说关键就在于你们怎么写了。并说拜托了。

尊敬的张副主席：
您好： 我是在急切的心情下向您写这份报告的。2月18日下午，总政宣传部毕副部长向我通报，中央军委已决定由一位副主席写一篇文章，进一步解决粟裕同志1958年的冤案。文章的写法考虑正面评价参照1984年中央为粟裕同志逝世所发讣告，冤案部分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句话。
我对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解决粟总冤案衷心感谢！但对毕副部长告知的所拟措辞有如下申诉：
我认为既然是以写文章的方式解决问题，如何措辞就成了关键。我要求在这篇文章上明确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这句话，而不同意写“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主要理由如下：
一、当年对粟裕同志的批判，强加的帽子都是敌我性质的，如“反党反领导”、“里通外国”、“极端个人主义”等，这种性质的批判，难道还不是错误的吗? 如果使用“不公正”这个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那次会议重点批判了两个人，一是粟裕，一是肖克。对肖克同志一直是使用的“错误的批判”，如果对粟裕同志使用“不公正的批判”，两者的差异，必将加重对粟裕同志的误解。
三、更为重要的是经1987年9月11日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已在大百科军事卷人物条目《粟裕》条中写上了“受到错误的批评”’。尽管“批评”二字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毕竟明确写了“错误”两个字。大百科已在国内外发行，考虑到即将发表的这篇文章，在政治上的权威性是大百科无法比拟的，如果在措辞上出现这样的退步，必然被认为是对大百科的更正，势将使粟裕同志受到新的委屈，从而使进一步解决问题的目的落空。
为此，我非常焦虑，特此向您申诉，恳切祈望能在您的关注下，使这件延续了三十六年的冤案得到合理的解决。
以上申诉，恳请予以批示!
此致敬礼
楚青上
1994年2月25日

下午3时半，去晋见张副主席，当面向他致谢并送呈报告。张副主席说毕副部长已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了。文章已经要南京军区起草了，定稿是北京。待南京起草后送来再改吧。我说我是希望现在能告知南京军区改一改，因为这个不同的词会影响文章的整个基调。


我对呈送的报告略作了些说明。以后转入闲谈。又说起 1958年的事，大致与2月5日所谈差不多。说到粟受不了彭的脾气，他的自尊心很强。我说粟是悲剧人物。他说，不能这样说，他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又说粟青壮年战争紧张，操劳过度，后期压抑太厉害，环境都不好，在总参、在军科环境都不好。 3月7日，郭得河同志来电话说：“那天毕副部长回来后已将你提的三条意见 ( 即：用“受到错误的批判”；军事上从战略思想、战略性建议上评价；文章写好后经你阅看 ) 写报告给于主任，于主任将报告上送张副主席，张副主席批示同意这三条意见，又送刘华清副主席，刘副主席也同意，为此，我们已通知南京军区。”


同日，吴克斌同志受南京军区文章起草组李德平同志委托，听取我对文章写法的意见，我谈了以下意见：


一、1958年问题是对粟的全面否定，流毒影响及于全军全国，至今犹存。故文章应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粟作公正的全面评价；二是旗帜鲜明，起到拨乱反正作用。文章长短关系不大，倾向于鲜明、精炼，并富于感情。
二、全面评价方面，要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军事家、战略家水平，肯定他战略家的地位 ( 见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郭化若《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一文 )，军事上包括以下方面：1、赫赫战功；2、战略思想及战略性建议；3、推进解放战争进程；4、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重要贡献，构成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品德方面是文章重要部分，应适当增加具体内容，突出的一是从不居功自傲、功高不居，两让司令；二是在受错误批判后的态度极为克制，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具体品德可考虑增坚韧不拔和艰苦朴素。
四、对建国后总参和军科两段要有评价：对国防现代化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对军事科学研究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从更高的角度进行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未来战争的探讨，其军事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理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率先在军内党内坚持反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提出研究战争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要学习和运用军事辩证法。
3月9日下午4时半，毕副部长和郭副主任来301医院看我，我谈了对文章的要求，主要是：一、希望达到两个目的，即全面评价和拨乱反正。二、精炼、鲜明和评价有针对性，基本内容大致如前日对吴克斌所谈。


3月26日，黄亦凡同志送来南京起草的文稿，我就该稿作了多处修改增补，以供参考。


4月7日，黄亦凡同志到南京军区招待所来看我。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他们的正义和勇气。说实在的，我知道，对粟总的受冤内心不平和同情的同志确实很多，但敢于仗义执言的却很少。


我这次路过南京，是应邀到海安参加为纪念粟裕逝世十周年而举行的“粟裕与苏中”研讨会。老区人民对粟裕同志始终念念不忘情深潭水。我过去并不认识黄亦凡同志，这是第一次见面。我同他长谈了粟总的一生，他的辉煌和坎坷和他蒙冤、申诉、逝世等遭遇以及我这些年的辛酸。对南京起草的文稿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请他考虑是不是先同向军委写报告的几位老同志一起斟酌一下，要不要向起草文稿的同志反映反映，供他们参考修改。

6月21日上午，郭得河同志来雨儿胡同听取我对《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的意见。从9点半交谈到11点。我谈了三条主要意见和十点文字表述看法。第一条意见是希望写上“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一个历史的失误。这也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看法。”没有后面这两句话，别人看文章体会不到平反的用意。人们看了还不知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纪念文章不少了，张副主席也写了好几篇了。第二条意见觉得文章的第一段写得不太理想，主要是缺少对他在总参期间的评价。似乎只讲战争年代，不完整。这一段实际上是导语，提导全文，应全一点。可先概括他战争年代的功绩，其次是对现代化国防建设中的贡献，再次是个人品德。粟总在总参工作期间，正值建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现代化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第三条意见是请于发表文章的同时，由新华社发一个简短的消息。说军委某副主席撰文，怀念粟裕同志。消息中点出上面为他平反的一段话，这样可以使他当年的老部下都知道。因为现在很多老同志已没订解放军报了，许多同志到地方上去了。
郭表示对第一条那一段话他回去再考虑，设想如何措辞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伤害团结。对其余部分和文字表述意见都记下，表示很好。郭还说到粟老总的功劳实在太大，功高遭忌嘛，这是几千年来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对上，还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其他，他带部队是治军从严，这就难免不得罪人，你对他从严，他就心怀不满。


从同郭的谈话中了解到，1980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开会讨论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华楠同志首先发言，认为对会议的评价和为批评错了的同志平反分两步走，先解决人的问题。韦国清主任作总结是同意的。会议明确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该给予平反，并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对粟裕同志的平反决定已经写好了。但郭得河同志查到了会议记录，查到了档案目录，也查到了其他档案，唯独找不到这份决定。最后，在军纪委帮助下，终于在甘渭汉副主任的个人公文包中找到了。甘副主任已过世，当年他为什么放在自己的公文包中不拿出来，是受到何种影响还是有什么其他考虑，现在也无从猜测，这成了一个谜。



1994年10月15日，这三四个月中，为文章事，郭得河同志、总政宣传部赵部长，或来我家或通电话又作了多次商讨。赵部长说现任的军委领导人和总政领导人对解决粟总的问题都是热心的。今天上午，郭得河同志电话告诉我，总政党委已通过这篇文章了，已于10日上报军委。张副主席出差厦门，20日可回来，回来即可讨论，估计今年发表总没有问题。


11月2日至17日，多次与张副主席处邓秘书和中办曾主任通电话，了解到文章已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委***主席。中央党研室经专家审阅后认为 “事实准确，评语恰当”。文章决定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



1994年12月7日下午4点45分，中央办公厅***主任来电话告诉我：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同志已经批发了。总书记让他打电话告诉我，并要我多保重。我请他向总书记转达，我并代表我全家，还代表地下的粟总向总书记表示衷心的感谢。这说明我们党不愧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曾主任说，实事求是嘛! ( 据悉江主席在审批过程中还有人对江主席施加影响，企图阻挠。可见当年批粟的能量及其流毒影响之大。) 我再次请他务必向总书记转达谢意。我相信许多当年同粟总共同战斗的战友们也会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12月15日下午3点30分，总政宣传部秦怀保副部长、编研室郭得河副主任来我家，出示最后定稿的文章，上附***主席，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批示。并告知文章定于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并附发粟的两张照片；一张为任总长时视察部队训练，一张为豫东战役在前线指挥所。并由他们交代新闻联播中播发两位副主席发表纪念粟总文章的消息。


1994年12月25日，从1979年10月粟裕同志提出申诉起，盼望了十五年之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今天，刘华清、张震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文章，经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同志签发，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这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同志平反的文件。文章除了对粟裕同志的革命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同志蒙冤三十六年，终于大白天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粟裕同志本人固然已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的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不可返回的。历史的失误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和损失已成为历史。毋庸讳言，这既是粟裕同志个人的悲剧，也是党和人民的悲剧。人们的思维定势也是不易改变的，悲剧是人为的，被神化了的人，在某些人心目中宁愿他始终是神。（完）

没有想到送你出去又经过一番周折,但大前天(15日)军办来答复称：领导上已同意了我乘车去送你，杨副主席作了四条指示：
1．批准楚青同志到外地去休息，通知外地时不说撒骨灰之事。
2．不要设灵堂。
3．不要当地领导同志迎送。
4．外出人员控制在10人以内。
第2、第3条也不知是从何说起的，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但批准了，总是了却我的一件心事，我很担心不批准哩!明天将约朱、吴等同志来商量具体行动计划。

今天下午约吴克斌同志来商谈关于继续整理你的回忆录问题。拟将淮海战役、渡江到淞沪两战役作为附录，按你的观点，由其他同志名义来写，这样既可保留你的观点，又不致因我们写得不好而影响到后人对你的军事艺术的评价。
现在的矛盾在于，抓紧完成你的回忆录同抓上海人民出版社拟出版的纪念你的集子，孰先孰后?从重要性来说，自应先完成你的遗著；但从时机来说，又需先抓纪念你的这本书。①(《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于1986年8月出版发行，1987年第2次印 刷。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此书过程中，据说曾因经费困难而搁浅。楚青为 此写信给上海市386市长，请予关心、帮助。不日，江市长复信楚青同志， 告知她经费问题已解决，请放心，望保重身体。)
只有这么两三个人，如何顾得上来?可恨的是军科，对你这位从1959年到1983年二十四年在那里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竟没有人敢于积极地来写点东西，而是屈服于压力。自然，我也不愿使他们为难，只是打算问问郭化若同志，他有无意思写一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