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粟裕之问(一）
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五个伟大贡献
粟裕,被历史遗忘的名将
千古一将叹粟裕
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没有权力管理总参谋长粟裕?
粟裕平反了吗?实际上直到现在,粟裕一直都还没有平反!
粟裕评价陈毅
谁更有资格当元帅? 历史上的:叶剑英VS粟裕
(原创)论开国将帅之刘伯承,粟裕(3.1版)
试论欣赏粟裕的三种境界兼评彭林刘粟徐 [原创]-3...
扯谈粟裕
这是底下的几个所谓热帖 推荐说着几乎雷同的话，带着懂历史的面具。
还是那句话，十大元帅各个都有人说长道短，毛邓核心都有人说三道四，其他九大将（陈赓稍好些，还有人记得）都销声匿迹，怎么窜出了神将，就把所有人都比下去了。
。
粟神在此，诸人退位？
粟裕,被历史遗忘的名将
千古一将叹粟裕
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没有权力管理总参谋长粟裕?
粟裕平反了吗?实际上直到现在,粟裕一直都还没有平反!
粟裕评价陈毅
谁更有资格当元帅? 历史上的:叶剑英VS粟裕
(原创)论开国将帅之刘伯承,粟裕(3.1版)
试论欣赏粟裕的三种境界兼评彭林刘粟徐 [原创]-3...
扯谈粟裕
这是底下的几个所谓热帖 推荐说着几乎雷同的话，带着懂历史的面具。
还是那句话，十大元帅各个都有人说长道短，毛邓核心都有人说三道四，其他九大将（陈赓稍好些，还有人记得）都销声匿迹，怎么窜出了神将，就把所有人都比下去了。
。
粟神在此，诸人退位？
@总机叫南京 2017-09-15 14:30:36
抢占孟良崮是叶飞1纵队的任务
他没完成好，让74军上山，多活了2天
话说回来了，战役中，有多个战斗组成，不可能你任何一个战术动作都是成功的。比方上级叫你打个阵地，你确定你只要进攻一次，就保证得手？
74军本身战斗力还是强于三野同等级别纵队的
-----------------------------
@shinkocu 2017-09-15 21:45:13
机总最近不是很积极啊，都有人出来跟你抢生意了。
不过水平跟你比起来差的太远，你要加油啊。
-----------------------------
机总材料充实，比张雄文强。
抢占孟良崮是叶飞1纵队的任务
他没完成好，让74军上山，多活了2天
话说回来了，战役中，有多个战斗组成，不可能你任何一个战术动作都是成功的。比方上级叫你打个阵地，你确定你只要进攻一次，就保证得手？
74军本身战斗力还是强于三野同等级别纵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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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kocu 2017-09-15 21:45:13
机总最近不是很积极啊，都有人出来跟你抢生意了。
不过水平跟你比起来差的太远，你要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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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总材料充实，比张雄文强。
一、粟裕本人申述始末
1979年10月9日，粟裕写了申诉报告，（注:1979年8月22日，粟裕应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之邀去烟台。8月22日至26日，粟裕多次拜访叶副主席。有一天粟个人前去拜望叶副主席，回来后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粟，叶副主席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 粟裕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述的心情。遵叶副主席指示，粟裕返京后写了这份申诉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回想当年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痛心不已。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批斗粟裕，当时我全然不知，照常到商业部上班，早出晚归。他和我都经常加班，为了互不干扰，我们分住套间内外室，入睡和起身大家都轻手轻脚习以为常，我完全没有注意粟裕近期的起居变化。那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去，粟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头痛极了，脑袋都快炸开了。”原来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本来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实际进行中却以“反教条主义”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几位同志。后来突然转批粟裕，无端地对他百般指责，他被迫作了违心检讨，并进行了少量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不料由此却招来更加猛烈的批判，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纷至沓来，一顶顶骇人的帽子强加于他，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已在内室自我封闭有足足七天了，血压也上升至低压110高压240。他边把一堆会议材料全部简报交给我，边沉痛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的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太吃惊了，又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了下来。用这个稿子在大会上检讨总算过了关。回家后他冷冷地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看出他内心极为痛苦。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痛苦，大声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心里觉得委屈，也痛苦地说：“不是你说的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过关就行嘛！”他默默无语，我们相对而泣。现在好了。如果中央受理申述，平反这桩冤案，二十多年一直压在他心头的沉重负担将从此甩掉，他的余生可能过得幸福一些。我的心也热了起来。
1979年10月9日，粟裕写了申诉报告，（注:1979年8月22日，粟裕应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之邀去烟台。8月22日至26日，粟裕多次拜访叶副主席。有一天粟个人前去拜望叶副主席，回来后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粟，叶副主席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 粟裕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述的心情。遵叶副主席指示，粟裕返京后写了这份申诉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回想当年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痛心不已。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批斗粟裕，当时我全然不知，照常到商业部上班，早出晚归。他和我都经常加班，为了互不干扰，我们分住套间内外室，入睡和起身大家都轻手轻脚习以为常，我完全没有注意粟裕近期的起居变化。那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去，粟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头痛极了，脑袋都快炸开了。”原来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本来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实际进行中却以“反教条主义”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几位同志。后来突然转批粟裕，无端地对他百般指责，他被迫作了违心检讨，并进行了少量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不料由此却招来更加猛烈的批判，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纷至沓来，一顶顶骇人的帽子强加于他，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已在内室自我封闭有足足七天了，血压也上升至低压110高压240。他边把一堆会议材料全部简报交给我，边沉痛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的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太吃惊了，又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了下来。用这个稿子在大会上检讨总算过了关。回家后他冷冷地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看出他内心极为痛苦。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痛苦，大声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心里觉得委屈，也痛苦地说：“不是你说的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过关就行嘛！”他默默无语，我们相对而泣。现在好了。如果中央受理申述，平反这桩冤案，二十多年一直压在他心头的沉重负担将从此甩掉，他的余生可能过得幸福一些。我的心也热了起来。
记：“四人帮”垮台后，中共中央陈云副主席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
1979年10月16日，叶副主席对粟裕的申诉报告作了批示，并批送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陈云、克诚两位因病未阅，其余六位均圈阅。叶副主席的批示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同志遵叶副主席指示送交粟裕看过，随后送总政办理。粟裕指示我按原件抄一份留存。批件如下：
“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
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肖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当否，请酌。
叶剑英
10月16日”
在得悉叶副主席批示后，粟曾两次向总政韦国清主任询问办理情况，未得到明确答复。
今年（1980年）春节是2月16日，在元旦至春节期间，我陪同粟裕同志拜望聂荣臻副主席，在室内只有我们三人时，粟向聂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副主席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副主席为这件事说说话。聂副主席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1980年2月16日，粟裕还拜望了徐向前元帅，并向徐帅报告了自己写申诉报告的事。徐帅也说这件事应该解决。朱楹秘书当天随往。
1980年3月初，粟裕将去年10月9日向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一份送交肖劲光同志，一份送交肖克同志，并各附一短信，告以据悉叶副主席对申诉已批示总政处理。
1979年10月16日，叶副主席对粟裕的申诉报告作了批示，并批送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陈云、克诚两位因病未阅，其余六位均圈阅。叶副主席的批示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同志遵叶副主席指示送交粟裕看过，随后送总政办理。粟裕指示我按原件抄一份留存。批件如下：
“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
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肖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当否，请酌。
叶剑英
10月16日”
在得悉叶副主席批示后，粟曾两次向总政韦国清主任询问办理情况，未得到明确答复。
今年（1980年）春节是2月16日，在元旦至春节期间，我陪同粟裕同志拜望聂荣臻副主席，在室内只有我们三人时，粟向聂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副主席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副主席为这件事说说话。聂副主席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1980年2月16日，粟裕还拜望了徐向前元帅，并向徐帅报告了自己写申诉报告的事。徐帅也说这件事应该解决。朱楹秘书当天随往。
1980年3月初，粟裕将去年10月9日向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一份送交肖劲光同志，一份送交肖克同志，并各附一短信，告以据悉叶副主席对申诉已批示总政处理。
叶副主席批示至今已五个多月，粟裕仍未见有关部门落实解决自己的冤案，不免心情急切。听说陈云同志最近在京，3月10日前后分别给陈、叶两位副主席又写了信，信稿如下：
一、致陈副主席信
去年10月间，我曾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当时您身体不好，这个报告您可能没有见到，现将原件复抄一份呈上，请审阅。
您对我这件事是关切的。“四人帮”垮台后，您还当面指示我在适当时候，在党的会议上将这个问题说一下。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微薄的贡献。
二、致叶副主席信
您老人家好!
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扰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写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至今已经五个月了。在此期间我欢庆又有许多冤案得到了处理，同时也痛苦地想到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的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请原谅我再次打扰您。
一、致陈副主席信
去年10月间，我曾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当时您身体不好，这个报告您可能没有见到，现将原件复抄一份呈上，请审阅。
您对我这件事是关切的。“四人帮”垮台后，您还当面指示我在适当时候，在党的会议上将这个问题说一下。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微薄的贡献。
二、致叶副主席信
您老人家好!
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扰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写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至今已经五个月了。在此期间我欢庆又有许多冤案得到了处理，同时也痛苦地想到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的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请原谅我再次打扰您。
980年3月26日，叶副主席办公室王文理秘书给粟裕的秘书朱楹打电话讲了以下内容：“叶副主席昨天交代，让把以下情况告诉粟裕同志：去年10月9日粟裕同志给中央写信申诉五八年受批判的问题，叶副主席于10月16日作了批示。（王秘书将该批示复述了一遍）今年3月15日肖劲光同志把粟裕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转来叶办，陈云同志因病未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在该件上注了一下：此事叶副主席去年10月16日已批示总政办理，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可上报。”粟当时在南京，朱楹同志即电话告之郭树元同志转报粟裕同志。对给陈云同志的信，后来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又传话说：第一次报告已有批示，又电话查询过情况，这次信就不再批了。
3月28日上午，粟裕从南京打电话给朱楹，要朱向总政领导报告以下内容：“去年10月我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的申述报告，我要求总政在总政作出结论上报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朱楹当即将电话记录抄送韦主任的秘书江波同志，请江秘书呈韦主任。
1980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由朱楹秘书随同前往拜望正到上海的胡耀邦总书记。时赵紫阳同志与耀邦同志住在一起，一同见了面。他们三人进入内室，粟向胡总书记报告了自己申述的问题。耀邦同志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1980年7月6日，粟裕自上海返京，随后发作腰椎错位住入301医院。15日，粟交代秘书朱楹向总政韦主任处询问3月28日电话后的情况。韦主任的江波秘书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到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这件事黄玉昆副主任抓得比较多。后甘渭汉副主任来也抓了，具体工作是组织部张伯祥副部长办的。决定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粟裕同志看的。”
7月6日粟去承德休息考察，8月8日返京。因这件事至今未得结果，粟找甘副主任（他还是军纪委书记）请他催办。甘说你放心，我一定催办。后甘副主任到301医院看望粟时又说，此事张伯祥同志在办，决定初稿已写出，总政党委还没有安排时间讨论，定当催办。8月17日上午，甘渭汉同志告诉粟裕，这件事进行得不顺利。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这使殷切期待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大惑不解。粟深受刺激于次日晨诱发心脏病并卧床不起。此后，平反的事有如石沉大海无人再提，他自己已无力过问，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此事，怕他再受刺激。
3月28日上午，粟裕从南京打电话给朱楹，要朱向总政领导报告以下内容：“去年10月我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的申述报告，我要求总政在总政作出结论上报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朱楹当即将电话记录抄送韦主任的秘书江波同志，请江秘书呈韦主任。
1980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由朱楹秘书随同前往拜望正到上海的胡耀邦总书记。时赵紫阳同志与耀邦同志住在一起，一同见了面。他们三人进入内室，粟向胡总书记报告了自己申述的问题。耀邦同志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1980年7月6日，粟裕自上海返京，随后发作腰椎错位住入301医院。15日，粟交代秘书朱楹向总政韦主任处询问3月28日电话后的情况。韦主任的江波秘书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到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这件事黄玉昆副主任抓得比较多。后甘渭汉副主任来也抓了，具体工作是组织部张伯祥副部长办的。决定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粟裕同志看的。”
7月6日粟去承德休息考察，8月8日返京。因这件事至今未得结果，粟找甘副主任（他还是军纪委书记）请他催办。甘说你放心，我一定催办。后甘副主任到301医院看望粟时又说，此事张伯祥同志在办，决定初稿已写出，总政党委还没有安排时间讨论，定当催办。8月17日上午，甘渭汉同志告诉粟裕，这件事进行得不顺利。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这使殷切期待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大惑不解。粟深受刺激于次日晨诱发心脏病并卧床不起。此后，平反的事有如石沉大海无人再提，他自己已无力过问，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此事，怕他再受刺激。
二、楚青向中央写信的前前后后
1981年2月1日，粟裕发作脑溢血，此后频繁发作脑血栓。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继续过问申诉的事了。我异常痛苦，既不忍心让他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去，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能否由我出面替他向党申诉，同时为免刺痛他而暂不告诉他呢？我内心反复斗争着。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陈丕显同志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向陈书记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陈书记：
您好！
现将粟裕同志1979年10月9日给中央的申诉报告送上，我还追记了报告上送后的一些进展情况，一并呈上请您参阅。
这件事是长期压在粟裕同志身上的包袱，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三中全会后曾设想解决问题的条件是成熟的，但自1980年8月他因病不能催问后，事情竟如石沉大海。对于这件事，我从不敢过问。本来寄希望于他病体的恢复，不幸经一年较好的恢复而于上月又再次发生脑血栓。医生会诊，病情发展不容乐观。近周来思维状况又见衰退。由他自己出面申诉事实上是不可能了。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结论的，我也坚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为此我昼夜不安，忧心如焚。我也曾想以自己的名义替他向中央申述，但是想到自己人微言轻，未见得能有结果，徒然耽误时间。您曾长期同粟裕同志一道工作，是了解他的。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把以上情况和自己的急切心情向您反映，恳请您将我的呼吁转报耀邦同志和尚昆同志，如能报告邓主席和几位老帅，更是祈盼之至。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决定，撤消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原总政有关领导如此对待象他这样一个老同志的平反问题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的。
想到您全局重任在身，百事待办，而我又来打扰您，心情很不安，但确实也是无可奈何，想您是会谅解的。是否有当，请指示。临书急切，即颂
冬安
楚青
1982年12月16日
我还把自粟裕提出申诉前后发展至今的简要情况，包括1979年夏叶副主席在烟台对粟的指示，10月9日粟向中央送呈申诉报告，10月16日叶副主席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圈阅，曾两次询问总政韦国清主任未得明确答复，聂帅、徐帅、耀邦同志都曾表态要解决，1980年3月粟再次向陈云副主席和叶副主席送呈报告，3月26日叶办王文理秘书的电话，28日粟要朱秘书向总政打的电话，7月15日总政韦主任处江波秘书的回话，以及1980年8月军委纪委甘渭汉同志答应催办，至今却石沉大海的情况，和粟1980年秋以来病情日益严重，他本人已无力再催问等情节，写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并送呈陈书记
1981年2月1日，粟裕发作脑溢血，此后频繁发作脑血栓。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继续过问申诉的事了。我异常痛苦，既不忍心让他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去，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能否由我出面替他向党申诉，同时为免刺痛他而暂不告诉他呢？我内心反复斗争着。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陈丕显同志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向陈书记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陈书记：
您好！
现将粟裕同志1979年10月9日给中央的申诉报告送上，我还追记了报告上送后的一些进展情况，一并呈上请您参阅。
这件事是长期压在粟裕同志身上的包袱，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三中全会后曾设想解决问题的条件是成熟的，但自1980年8月他因病不能催问后，事情竟如石沉大海。对于这件事，我从不敢过问。本来寄希望于他病体的恢复，不幸经一年较好的恢复而于上月又再次发生脑血栓。医生会诊，病情发展不容乐观。近周来思维状况又见衰退。由他自己出面申诉事实上是不可能了。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结论的，我也坚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为此我昼夜不安，忧心如焚。我也曾想以自己的名义替他向中央申述，但是想到自己人微言轻，未见得能有结果，徒然耽误时间。您曾长期同粟裕同志一道工作，是了解他的。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把以上情况和自己的急切心情向您反映，恳请您将我的呼吁转报耀邦同志和尚昆同志，如能报告邓主席和几位老帅，更是祈盼之至。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决定，撤消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原总政有关领导如此对待象他这样一个老同志的平反问题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的。
想到您全局重任在身，百事待办，而我又来打扰您，心情很不安，但确实也是无可奈何，想您是会谅解的。是否有当，请指示。临书急切，即颂
冬安
楚青
1982年12月16日
我还把自粟裕提出申诉前后发展至今的简要情况，包括1979年夏叶副主席在烟台对粟的指示，10月9日粟向中央送呈申诉报告，10月16日叶副主席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圈阅，曾两次询问总政韦国清主任未得明确答复，聂帅、徐帅、耀邦同志都曾表态要解决，1980年3月粟再次向陈云副主席和叶副主席送呈报告，3月26日叶办王文理秘书的电话，28日粟要朱秘书向总政打的电话，7月15日总政韦主任处江波秘书的回话，以及1980年8月军委纪委甘渭汉同志答应催办，至今却石沉大海的情况，和粟1980年秋以来病情日益严重，他本人已无力再催问等情节，写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并送呈陈书记
1982年12月21日，国防部张爱萍部长到301医院看望粟裕同志。当时我刚好回家了，是惠宁在她爸爸身边陪护。张部长对惠宁说，让你妈妈查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件没有？22日我即给张部长写了一信，感谢他去医院探望粟裕同志，向他汇报了据我所知，军委扩大会议虽未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结论文件，但当时把他的所谓错误传达到团一级，并有文字的传达提纲，而当时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等均有文字材料，并都已存档。我在信中还汇报了1958年对粟裕同志的错误批判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和粟裕同志已于1979年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申诉至今未有结果，以及我于本月16日给陈丕显书记写信的情况。同时把粟裕同志的“申诉报告”和我写的“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两复印件附在信中，于今晚由惠宁去张部长住宅送交。
12月22日下午5时，陈小津同志来电话说：“你给我爸爸的信已经转上去了，转报给耀邦、尚昆同志。我爸爸附了一便信，大意说粟裕同志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我对他的政治品质，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能在他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1月18日，陈丕显同志来电话告诉我，他已把我的信转给耀邦同志看了，耀邦同志已批转尚昆同志处理。据尚昆同志说，耀邦同志在批转时写了“我对这个情况不大了解，请你处理这个问题。”听尚昆同志的意思，是乎是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象这类事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我向陈书记反映：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12月22日下午5时，陈小津同志来电话说：“你给我爸爸的信已经转上去了，转报给耀邦、尚昆同志。我爸爸附了一便信，大意说粟裕同志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我对他的政治品质，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能在他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1月18日，陈丕显同志来电话告诉我，他已把我的信转给耀邦同志看了，耀邦同志已批转尚昆同志处理。据尚昆同志说，耀邦同志在批转时写了“我对这个情况不大了解，请你处理这个问题。”听尚昆同志的意思，是乎是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象这类事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我向陈书记反映：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1983年1月21日，经过秘书朱楹同志同杨副主席的陈秘书电话联系，我请求约见杨副主席。我还准备了一个受接见时的汇报提要。
2月2日晚8时，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兼秘书长应我的请求在他的住地接见了我，同我谈了话。杨副主席第一句话就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我当即表示感谢杨副主席对粟裕同志的关心和信任，并请杨副主席理解粟裕同志的沉痛心情。粟裕同志自1958年受冤至今未能得到公正澄清，当年的会议文件又都存了档，并不断被查阅，继续扩散着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流毒。粟裕同志的心灵创伤加重了他的病情，而病情的加剧更迫切期待问题早日解决。接着杨副主席恳切地谈起来，我回家后立即追记如下：
杨：我本来就想找你来商量商量，你写的信耀邦同志转给了我，我把当时的材料,粟裕同志的发言都找来看了。
楚：谢谢您这样周到。
杨：我同爱萍、秋里，我们三人商量了，想研究一个解决办法。这件事，就是元帅们当时对粟有些意见，主要是彭、聂、贺，陈也有些意见。当时都说了过头话。粟裕同志自己的发言，特别是第二次发言也说了过头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违心话。
楚：当时他不作违心的发言是过不去的。
杨：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
楚：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杨：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我为此事同聂老总谈过，问他怎样处理？他说：“我考虑考虑。”这次会议还批了其他的人，很复杂。我们三人研究了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这是一方面。另外怎样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军委指定一人，也就是我去谈。爱萍同志认为这样处理可以，撤销这次会议的所有文件，同粟裕同志谈一谈。
楚：我原来设想能起草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写经中央军委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的批判。
杨：当然也可以这样设想，写个决定，但又顾虑到引起别的问题。写决定就要写对与不对，觉得还是回避这个问题，收回全部文件为好，以后历史上就不提这次会议了。本来就打算找你来谈一谈，听一下你的意见。
楚：我个人认为如果这样处理也是一个办法。据我了解，粟裕同志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消”“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我还要报告一下，我这次写信是瞒着粟裕同志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杨：那就这样，你先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楚：那就太感谢了。我就同粟裕同志谈谈，他近来病情尚稳定，头脑还清楚，我告诉他是您的意见。他对你是非常信任的。本来他以为三中全会后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岂知总政一拖再拖。粟裕同志上送申诉报告后，曾同聂总当面谈过，聂总当时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表示应该解决，可是总政却不办。我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中央认为还应该维持对粟裕同志的批判，那也应该告诉他本人，并允许他申诉，而不能置之不理。
杨：中央哪有这个意思！
楚：我也相信中央不会有这个意思。
杨：总政未处理是什么人负责的时期？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吗？
楚：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
杨：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
那就这样！你征求一下粟裕同志的意见，年后我才能有时间办，到时候我去同粟裕同志谈。事前我先找你再谈一次。
楚：谢谢您！您太周到了。我要求您同粟裕同志谈话时请秘书同志作个记录，我们留个记录好吗？
杨：那可以嘛！我可以先写好个记录给你。
楚：太感谢了。
在结束谈话时，杨副主席还说到陈丕显同志是主张把这个问题尽快给解决了的。又说到有人说肖克同志有个平反决定，他看了，也只是个很简单的含糊的东西。
我追记完这次谈话已经晚上10点半了。
2月2日晚8时，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兼秘书长应我的请求在他的住地接见了我，同我谈了话。杨副主席第一句话就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我当即表示感谢杨副主席对粟裕同志的关心和信任，并请杨副主席理解粟裕同志的沉痛心情。粟裕同志自1958年受冤至今未能得到公正澄清，当年的会议文件又都存了档，并不断被查阅，继续扩散着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流毒。粟裕同志的心灵创伤加重了他的病情，而病情的加剧更迫切期待问题早日解决。接着杨副主席恳切地谈起来，我回家后立即追记如下：
杨：我本来就想找你来商量商量，你写的信耀邦同志转给了我，我把当时的材料,粟裕同志的发言都找来看了。
楚：谢谢您这样周到。
杨：我同爱萍、秋里，我们三人商量了，想研究一个解决办法。这件事，就是元帅们当时对粟有些意见，主要是彭、聂、贺，陈也有些意见。当时都说了过头话。粟裕同志自己的发言，特别是第二次发言也说了过头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违心话。
楚：当时他不作违心的发言是过不去的。
杨：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
楚：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杨：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我为此事同聂老总谈过，问他怎样处理？他说：“我考虑考虑。”这次会议还批了其他的人，很复杂。我们三人研究了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这是一方面。另外怎样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军委指定一人，也就是我去谈。爱萍同志认为这样处理可以，撤销这次会议的所有文件，同粟裕同志谈一谈。
楚：我原来设想能起草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写经中央军委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的批判。
杨：当然也可以这样设想，写个决定，但又顾虑到引起别的问题。写决定就要写对与不对，觉得还是回避这个问题，收回全部文件为好，以后历史上就不提这次会议了。本来就打算找你来谈一谈，听一下你的意见。
楚：我个人认为如果这样处理也是一个办法。据我了解，粟裕同志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消”“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我还要报告一下，我这次写信是瞒着粟裕同志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杨：那就这样，你先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楚：那就太感谢了。我就同粟裕同志谈谈，他近来病情尚稳定，头脑还清楚，我告诉他是您的意见。他对你是非常信任的。本来他以为三中全会后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岂知总政一拖再拖。粟裕同志上送申诉报告后，曾同聂总当面谈过，聂总当时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表示应该解决，可是总政却不办。我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中央认为还应该维持对粟裕同志的批判，那也应该告诉他本人，并允许他申诉，而不能置之不理。
杨：中央哪有这个意思！
楚：我也相信中央不会有这个意思。
杨：总政未处理是什么人负责的时期？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吗？
楚：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
杨：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
那就这样！你征求一下粟裕同志的意见，年后我才能有时间办，到时候我去同粟裕同志谈。事前我先找你再谈一次。
楚：谢谢您！您太周到了。我要求您同粟裕同志谈话时请秘书同志作个记录，我们留个记录好吗？
杨：那可以嘛！我可以先写好个记录给你。
楚：太感谢了。
在结束谈话时，杨副主席还说到陈丕显同志是主张把这个问题尽快给解决了的。又说到有人说肖克同志有个平反决定，他看了，也只是个很简单的含糊的东西。
我追记完这次谈话已经晚上10点半了。
1983年2月4日上午，我对粟裕同志说：“我有一件事，先前一直不敢告诉你，还好，现在看来这件事还算办得可以，所以才敢对你讲。我为你1958年受错误批判一事向中央写信作了申诉，还得到中央受理呢！现在有了一点结果。”接着我便对他讲了全过程。他当时的表情显得很深沉冷静，思索一下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接着他交代我在尚昆同志再次约见我时，替他本人讲一讲，表示自己的态度。我记录如下：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
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赳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三、 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的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2月13日是春节，节后有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得到杨副主席的召见。3月14日我给杨副主席写了如下一封信：
杨副主席：
您好！
遵照您的指示，我于2月4日向粟裕同志转述了您对我的接见。粟裕同志得知您亲自过问他的问题，十分高兴，十分感激。他说，他完全信赖您，期待着您的来到。对于处理原则，他很同意；有一点具体要求，要我在您再次接见时面报。
我们都知道您甚忙，但仍祈望这个问题能早日有个结果，请您能谅解我们这种急切的心情。何时赐见，请秘书同志通知我。请恕我打扰。
此致
敬礼
楚青
3月14日
随后我又托杨昭明同志向他父亲报告我要求召见。过了不久昭明同志打来电话，说他爸爸这几天较忙，身体又有一些小毛病，一旦安排过来，就约见我。
1983年4月末，粟裕同志病情加重，30日杨副主席来301医院看望他，粟已连续几日呃逆不止，当时正在输液。杨副主席安慰了他一番后，出来对我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我听后内心极度失望和痛苦，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杨副主席未按预案谈话，粟病得厉害、病得痛苦确是实情，但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
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赳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三、 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的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2月13日是春节，节后有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得到杨副主席的召见。3月14日我给杨副主席写了如下一封信：
杨副主席：
您好！
遵照您的指示，我于2月4日向粟裕同志转述了您对我的接见。粟裕同志得知您亲自过问他的问题，十分高兴，十分感激。他说，他完全信赖您，期待着您的来到。对于处理原则，他很同意；有一点具体要求，要我在您再次接见时面报。
我们都知道您甚忙，但仍祈望这个问题能早日有个结果，请您能谅解我们这种急切的心情。何时赐见，请秘书同志通知我。请恕我打扰。
此致
敬礼
楚青
3月14日
随后我又托杨昭明同志向他父亲报告我要求召见。过了不久昭明同志打来电话，说他爸爸这几天较忙，身体又有一些小毛病，一旦安排过来，就约见我。
1983年4月末，粟裕同志病情加重，30日杨副主席来301医院看望他，粟已连续几日呃逆不止，当时正在输液。杨副主席安慰了他一番后，出来对我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我听后内心极度失望和痛苦，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杨副主席未按预案谈话，粟病得厉害、病得痛苦确是实情，但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晚上，我在一张日历纸上写下：他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大概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少奇同志有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相信人民总是会正确判断他的，我只有将它交付历史了。
此后，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经专家汇诊，决定安装起搏器，因行政事故在安装起搏器的当夜引发暴发性肺炎，于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3分逝世。
（301医院与阜外医院、北京医院的三位专家会诊，一致认为粟裕同志需要安装起搏器，专家们的诊断是准确的，他们医治认真，手术也是成功的。但由于医疗外的环节出现意外，导致粟裕同志接受了两次手术，并在进行第二次手术过程中严重受冻，引发了暴发性肺炎。第一次进行手术时，专家们已在病人胸部切开口子，但打开起搏器密封包装时，却发现型号不对，该起搏器竟不是事先嘱用的型号，不得已只好临时缝合切口，把病人送回病房，并紧急派人重新采购。第二次手术是另一天下午，2时许，病人坐上轮椅，我们把他推到手术室，而手术室的门却锁着，赶忙去叫管钥匙的人开门，然而左等右等也不见来人开门，只能在走廊里挨冻等待。手术楼比病房温度低得多，走廊里则更冷，我们虽为病人加上大衣仍抵不住寒冷。好不容易找到人开门，已将近下午5点。进入手术室，室内是冷的，立即打开暖气，但一时温度上不来。粟裕同志脱去衣服躺在几乎是零度的X光手术台上做手术。手术结束，三位专家面带笑容说：“成功，成功。”我们还特地向他们写了感谢信。当晚半夜，粟裕同志发高烧，发生暴发性肺炎，终于不治身亡。）
他终于没有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他离去时是抱憾的，然而是平静的。他已经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指望解决这个问题了。他相信自己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了。我深信人民和历史自有公断。
此后，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经专家汇诊，决定安装起搏器，因行政事故在安装起搏器的当夜引发暴发性肺炎，于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3分逝世。
（301医院与阜外医院、北京医院的三位专家会诊，一致认为粟裕同志需要安装起搏器，专家们的诊断是准确的，他们医治认真，手术也是成功的。但由于医疗外的环节出现意外，导致粟裕同志接受了两次手术，并在进行第二次手术过程中严重受冻，引发了暴发性肺炎。第一次进行手术时，专家们已在病人胸部切开口子，但打开起搏器密封包装时，却发现型号不对，该起搏器竟不是事先嘱用的型号，不得已只好临时缝合切口，把病人送回病房，并紧急派人重新采购。第二次手术是另一天下午，2时许，病人坐上轮椅，我们把他推到手术室，而手术室的门却锁着，赶忙去叫管钥匙的人开门，然而左等右等也不见来人开门，只能在走廊里挨冻等待。手术楼比病房温度低得多，走廊里则更冷，我们虽为病人加上大衣仍抵不住寒冷。好不容易找到人开门，已将近下午5点。进入手术室，室内是冷的，立即打开暖气，但一时温度上不来。粟裕同志脱去衣服躺在几乎是零度的X光手术台上做手术。手术结束，三位专家面带笑容说：“成功，成功。”我们还特地向他们写了感谢信。当晚半夜，粟裕同志发高烧，发生暴发性肺炎，终于不治身亡。）
他终于没有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他离去时是抱憾的，然而是平静的。他已经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指望解决这个问题了。他相信自己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了。我深信人民和历史自有公断。
三、粟裕逝世后治丧、讣告的波折
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终于离开了我们。粟裕同志临终时，我悲不自禁大声哭喊：“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安放在八宝山，我知道那里不是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会照你的意思办的。”同时我心中默默起誓：“你放心，我一定以我的全部精力来完成你的遗愿，把你希望整理出来的材料搞出来。”
粟裕同志溘然而逝，噩耗传出，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他的生前友好，陆续来到医院辞灵慰唁。我强忍悲痛深表感谢，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顾问委员会领导同志汇报了粟裕同志的生前意愿。粟裕同志生前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在场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宋任穷、习仲勋、乔石、荣高棠、张爱萍、杨得志、洪学智、张震、朱云谦等，另有几位我不认识。军事科学院的宋时轮、张翼翔同志也在场。我汇报后，在场的各位领导就议论开了。有部分同志说，粟裕同志个人的意愿要遵重，但是，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不开追悼会恐怕难以通过。另部分同志说，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至于开不开追悼会的问题，由中央来决定。张爱萍同志说，撒骨灰可以派一架飞机，在东南几省转一下。我听着领导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担心粟裕同志生前意愿得不到批准，仍要为他开追悼会，所以又两次发言，恳请组织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办理后事。最后大家议定，这件事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
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终于离开了我们。粟裕同志临终时，我悲不自禁大声哭喊：“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安放在八宝山，我知道那里不是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会照你的意思办的。”同时我心中默默起誓：“你放心，我一定以我的全部精力来完成你的遗愿，把你希望整理出来的材料搞出来。”
粟裕同志溘然而逝，噩耗传出，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他的生前友好，陆续来到医院辞灵慰唁。我强忍悲痛深表感谢，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顾问委员会领导同志汇报了粟裕同志的生前意愿。粟裕同志生前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在场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宋任穷、习仲勋、乔石、荣高棠、张爱萍、杨得志、洪学智、张震、朱云谦等，另有几位我不认识。军事科学院的宋时轮、张翼翔同志也在场。我汇报后，在场的各位领导就议论开了。有部分同志说，粟裕同志个人的意愿要遵重，但是，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不开追悼会恐怕难以通过。另部分同志说，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在他战斗过的土地上，至于开不开追悼会的问题，由中央来决定。张爱萍同志说，撒骨灰可以派一架飞机，在东南几省转一下。我听着领导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担心粟裕同志生前意愿得不到批准，仍要为他开追悼会，所以又两次发言，恳请组织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办理后事。最后大家议定，这件事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
2月6日晨，朱楹同志告诉我，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听说中央书记处已同意尊重粟裕同志的意愿办了。随后，副总参谋长张震同志告诉我，关于治丧问题，在家主持工作的习仲勋同志打电话报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先说开追悼会，但在听了仲勋同志讲到粟裕同志生前有个意愿时说：那就尊重粟裕同志意愿。而且中央去年有个精神，今后丧事从简。但虽不开追悼会，宣传规格要高，可以高于廖（承志）公、谭（震林）老。要有一个不是悼词的悼词。耀邦同志这个意见紫阳同志也同意了。尚昆同志那儿也同意了。（胡、赵、杨三为这时都在外地）所以就定下来了。 6日上午8时许，张爱萍部长的夫人李又兰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杨副主席一会儿要给我通电话，先告诉我一下。10时许，杨副主席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记录如下：
杨：我本想回来再见粟裕同志一面，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丧事中央基本上同意尊重粟裕同志本人的意愿。耀邦、紫阳同志都同意。小平同志在旅途，待联系到后再报告他。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联合发个讣告。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楚：谢谢杨副主席。您在他生病和病危期间一直很关心，这次病危您多次来电话，交代医院尽力抢救。当时他气管已经切开，脑子还清醒，我告诉他，他点点头，心里是明白的。您对他的问题一直是关怀的、尽力的，我是铭感的。去年4月底您来医院看望他后，我似乎已经预感到粟裕同志本人是见不到处理这个冤案的一天了。现在他已离开我们去了，不会知道了！对于中央如何处理这个冤案，我不强求，我只要求一件事：要求把粟裕同志本人的申诉，还有我向中央写的报告同那些诬蔑他的材料一起存档，让历史给他做结论。杨副主席！恕我大胆直言，我认为党对粟裕同志太不公正了！
杨：我们要在讣告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过几天就可以回去，还要同他见最后一面。现在亲密的战友不多了，爱萍同志算一个。我回去后要同爱萍同志商量一下，从正面把问题说清。这个讣告，我来定稿，定稿前要送给你看。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孩子们也要注意。
楚：谢谢关心。我身体还好。我们家中情况不困难，自己都可以安排，我们不会给组织上增添麻烦，更不会给离去的人丢脸，我们一定努力继承遗志。
6日下午4时左右，参加讣告起草组的奚原、金子谷两同志来我处，说时间很急，有了一个初稿，先读给我们听一听。他们说，领导上没有交代要给我看，但他们觉得还是应当让我知道一下。我看了这份稿子有三段，前段帽子112字；中段讲生平274字；末段结束语，包括转述粟裕同志生前意愿，247字，全文共634字，写得很不象话。
杨：我本想回来再见粟裕同志一面，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丧事中央基本上同意尊重粟裕同志本人的意愿。耀邦、紫阳同志都同意。小平同志在旅途，待联系到后再报告他。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联合发个讣告。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楚：谢谢杨副主席。您在他生病和病危期间一直很关心，这次病危您多次来电话，交代医院尽力抢救。当时他气管已经切开，脑子还清醒，我告诉他，他点点头，心里是明白的。您对他的问题一直是关怀的、尽力的，我是铭感的。去年4月底您来医院看望他后，我似乎已经预感到粟裕同志本人是见不到处理这个冤案的一天了。现在他已离开我们去了，不会知道了！对于中央如何处理这个冤案，我不强求，我只要求一件事：要求把粟裕同志本人的申诉，还有我向中央写的报告同那些诬蔑他的材料一起存档，让历史给他做结论。杨副主席！恕我大胆直言，我认为党对粟裕同志太不公正了！
杨：我们要在讣告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过几天就可以回去，还要同他见最后一面。现在亲密的战友不多了，爱萍同志算一个。我回去后要同爱萍同志商量一下，从正面把问题说清。这个讣告，我来定稿，定稿前要送给你看。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孩子们也要注意。
楚：谢谢关心。我身体还好。我们家中情况不困难，自己都可以安排，我们不会给组织上增添麻烦，更不会给离去的人丢脸，我们一定努力继承遗志。
6日下午4时左右，参加讣告起草组的奚原、金子谷两同志来我处，说时间很急，有了一个初稿，先读给我们听一听。他们说，领导上没有交代要给我看，但他们觉得还是应当让我知道一下。我看了这份稿子有三段，前段帽子112字；中段讲生平274字；末段结束语，包括转述粟裕同志生前意愿，247字，全文共634字，写得很不象话。
（这是宣称已作废而又一再要用以正式发表的稿子，录以存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粟裕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粟裕同志1926年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参加南昌起义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英勇顽强，能征善战，胜利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全国解放以后，他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期间，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竭尽全力，为保卫和巩固国防，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十年动乱中，粟裕同志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粟裕同志衷心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他弥留之际，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对于我国建设的光辉前途，满怀必胜的信念，并表示和老同志一起，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粟裕同志的一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共产主义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粟裕同志生前曾表达他的意愿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
粟裕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他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希望全党全军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军队建设新局面的实际行动悼念粟裕同志。
1984年2月6日”）
这反映了什么？是不详之兆！我不禁心情沉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粟裕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粟裕同志1926年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参加南昌起义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英勇顽强，能征善战，胜利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全国解放以后，他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期间，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竭尽全力，为保卫和巩固国防，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十年动乱中，粟裕同志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粟裕同志衷心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他弥留之际，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对于我国建设的光辉前途，满怀必胜的信念，并表示和老同志一起，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粟裕同志的一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共产主义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粟裕同志生前曾表达他的意愿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
粟裕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他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希望全党全军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军队建设新局面的实际行动悼念粟裕同志。
1984年2月6日”）
这反映了什么？是不详之兆！我不禁心情沉重。
下午5时许，总参张震副总长、总政朱云谦副主任两位来我家，正式传达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对粟裕同志治丧事宜的表态和尚昆同志的指示。还传达了“张爱萍同志对粟裕同志治丧问题的意见”。
（张爱萍同志对粟裕同志治丧问题的意见：一、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派一架飞机把骨灰撒在有关省、市。二、报纸上发表治丧委员会组成和悼念文章，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对粟裕同志的革命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称颂。悼词中着重写他能征善战，运筹帷幄，英勇气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还要正面写他任总长时的功绩，以去掉免去总长后，有些人给他的不公平的言论与不实之词；表彰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无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鞠躬尽瘁；说明他生前嘱咐，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不开追悼会的意愿。张爱萍同志处。2月5日。这是一份电话记录，由张震、朱云谦两位当面交给了我。）
我问讣告草稿是怎么回事？朱云谦同志说，这个稿子是由一些不大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搞的，已经作废了，现正在重新搞。我当即表示：我对这个稿子不是极不满意，而是不同意！且不论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把1958年问题从正面说清楚，就是撇开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地反映粟裕同志。
看来尽管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指示都说要把问题从正面说清楚，但究竟结果怎样，而要作好碰到麻烦的思想准备。
（张爱萍同志对粟裕同志治丧问题的意见：一、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愿，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派一架飞机把骨灰撒在有关省、市。二、报纸上发表治丧委员会组成和悼念文章，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对粟裕同志的革命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称颂。悼词中着重写他能征善战，运筹帷幄，英勇气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还要正面写他任总长时的功绩，以去掉免去总长后，有些人给他的不公平的言论与不实之词；表彰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无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鞠躬尽瘁；说明他生前嘱咐，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不开追悼会的意愿。张爱萍同志处。2月5日。这是一份电话记录，由张震、朱云谦两位当面交给了我。）
我问讣告草稿是怎么回事？朱云谦同志说，这个稿子是由一些不大了解情况的同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搞的，已经作废了，现正在重新搞。我当即表示：我对这个稿子不是极不满意，而是不同意！且不论杨副主席亲自交代要把1958年问题从正面说清楚，就是撇开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地反映粟裕同志。
看来尽管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指示都说要把问题从正面说清楚，但究竟结果怎样，而要作好碰到麻烦的思想准备。
2月7日上午10时，收到送来的一件信函，里面是一份讣告稿，未附任何信件，也未注明发信单位。我一看这份稿就是昨天朱云谦副主任明确说的作废稿，以为既是作废稿，也就不在意而未加理会。不料下午7时却得悉中央决定当晚8时广播讣告，用的就是这个“作废稿”。我既气愤又焦急，立即赶赴张爱萍同志处向他报告：昨天朱云谦、张震两同志在我家时，朱当面对我表示这个稿子已经作废，我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稿。现在竟然在不同我们商量，并且不向我们通报的情况下播发这个稿子的讣告，不知中央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精神？我请求：与其用这个稿子，不如不发消息，不发讣告。几十万人死了也没有发讣告，这没有关系。
张爱萍同志说，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让李又兰同志立即打电话询问。随后得悉并告诉我当天不发了。张部长说起草讣告“应当征求你的意见”，要我带着意见到起草组去参加起草。
晚上10时，习仲勋书记给我打电话，大意是：粟裕同志逝世已经几天了，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至今还没有发讣告，各方面都有些疑问、反映，听说是我不同意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如实报告了事情经过和真相，明明通知我那个稿子是作废的，不知为何又作为正式讣告决定播发？我怎能盲然同意？请仲勋同志主持公道。仲勋同志深表诧异，接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送给我的可是正式呈批件，是红头文件，不是草稿，也没有说你不同意。我还同耀邦同志通了电话，还报告了邓副主席，小平同志说：四个评语，同意。两个‘家’，应该这样讲。具体的你们办。他们怎么这样搞呢。既然这样，今天就不发。但是讣告消息还是尽快发才好，两天内必须搞出来，你准备好意见，你去参加起草。”
张爱萍同志说，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让李又兰同志立即打电话询问。随后得悉并告诉我当天不发了。张部长说起草讣告“应当征求你的意见”，要我带着意见到起草组去参加起草。
晚上10时，习仲勋书记给我打电话，大意是：粟裕同志逝世已经几天了，他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至今还没有发讣告，各方面都有些疑问、反映，听说是我不同意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如实报告了事情经过和真相，明明通知我那个稿子是作废的，不知为何又作为正式讣告决定播发？我怎能盲然同意？请仲勋同志主持公道。仲勋同志深表诧异，接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送给我的可是正式呈批件，是红头文件，不是草稿，也没有说你不同意。我还同耀邦同志通了电话，还报告了邓副主席，小平同志说：四个评语，同意。两个‘家’，应该这样讲。具体的你们办。他们怎么这样搞呢。既然这样，今天就不发。但是讣告消息还是尽快发才好，两天内必须搞出来，你准备好意见，你去参加起草。”
2月8日，遵照张部长、习书记指示，我于上午8时30分到达京西宾馆治丧办起草组。这时起草组已经有了一个类似悼词的稿子，约五六千字。我对此稿提的意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从正面说清问题，肃清流毒；二是感到对晚年活动部分，内容显得单薄，建议充实一些。对于从正面说清问题，我反复考虑，希望写上“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够正常，他的处境艰难，但他坚韧顽强，毫不气馁。。。。。。”这样的字句；同时希望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他以五十余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晚年活动要充实的内容，我准备了具体材料。在文字结构上，我考虑把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时他处境艰难、被限制接触部队，和他坚韧顽强、从事新的探索结合起来写，以体现向前看的精神。几经推敲，我草拟了一个文字材料交起草组参阅。
我提供起草组参考的书面材料：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粟裕同志的处境艰难。但他坚韧顽强，毫不气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调查研究，并把注意的重心放在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上。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把他完全挤出部队。他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返前线。周恩来同志支持他，为他创造条件，让他到北部地区走一走。他在50多天内，沿西北、华北边境走了6000多公里，察看了沿途的地形、工事，直接听取部队指战员的意见。他针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严重歪曲和强大习惯势力的影响，甘冒“四人帮”横行时的极大风险，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军事辩证法，针对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敌我情况，正确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山地与平原、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科学技术与战略战术、人民战争与武器装备等方面的辨证关系，研究新的作战方法，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就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调查报告。他说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我军的破坏，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付出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他在因重病退出第一线后，仍然整理过去战争材料，要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流给后人借鉴。充分表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负责精神。）
我提供起草组参考的书面材料：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粟裕同志的处境艰难。但他坚韧顽强，毫不气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调查研究，并把注意的重心放在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上。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把他完全挤出部队。他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重返前线。周恩来同志支持他，为他创造条件，让他到北部地区走一走。他在50多天内，沿西北、华北边境走了6000多公里，察看了沿途的地形、工事，直接听取部队指战员的意见。他针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严重歪曲和强大习惯势力的影响，甘冒“四人帮”横行时的极大风险，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军事辩证法，针对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敌我情况，正确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山地与平原、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科学技术与战略战术、人民战争与武器装备等方面的辨证关系，研究新的作战方法，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就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调查报告。他说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我军的破坏，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付出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他在因重病退出第一线后，仍然整理过去战争材料，要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流给后人借鉴。充分表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负责精神。）
下午，起草组向治丧办汇报讣告起草情况和内容。他们先谈了他们的稿子；然后叙说我要求增加的内容，并当场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大致情况是：一、对我补充的晚年调查研究一段，觉得内容是很感人的，但讣告不宜文字太多，这些内容可以将来由其他同志写回忆录。二、关键是对在党内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这一段，究竟写还是不写？竟我力争，治丧办表示先写上，至于写在什么位置仍要推敲。我认为若写得靠后了，同调查研究合为一段，使人误解是在叶帅领导下的这一时段了。我的意见写在任总长那一段后面为宜。他们对“处境艰难”、“被限制接触部队”、“坚韧顽强”几个提法都不同意，说这不完全符合正面讲的精神，有“对着干”的味道，不好。删去上述用语，改为顾全大局之类的词句。最后归结成三条修改意见。 1、紧接任总长一段，加“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一段时间里，他顾全大局，埋头苦干……”。 2、在“195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创建人之一。”后面，适当充实他晚年的工作活动内容。 3、在适当的地方增加“他以五十余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讨论至此，我也无可奈何。回家后，晚上，我抱着再一次陈述要求的希望，给杨副主席、张爱萍部长写了一封信。
（我2月8日晚写给杨尚昆副主席、张爱萍部长的信的基本内容是：粟裕同志的这段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贯制。他长期采取克制态度，即使在彭德怀同志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明确表示绝不利用这个时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期待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获得解决。重病以后，他的心情开始淡薄。杨副主席让我转达打算处理的意见后，他主要心情是平静的，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次中央、军委决定在讣告中正面写一下，以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实在出乎我及全家的希望之外。但实际进行中遇到重大困难：1、平反是针对“反”的，不提“反”，只说正，这个矛盾很难解决。2、中央、军委对这个问题究竟打算写到什么程度，治丧办的领导同志没有对起草组作明确指示。3、起草组的同志不了解情况，个别同志根本不认识粟裕同志，他们从文字、结构等等方面考虑得多，不能体会精神，这样必然形成分歧。我本人，作为粟裕同志的亲人、战友，迫切希望中央为粟裕同志所作的最后文件中，对这一冤案的解决有较好的表述，心情是急切的；但我也一直以大局的利益律己。现在经过各方努力，处理意见是在粟裕任总长后面一段写上“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意志坚韧，无私无畏，埋头苦干，为党工作，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低的方案了。如果仍然不能通过，我请求将这一公案流交历史。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这封信没有发出）
（我2月8日晚写给杨尚昆副主席、张爱萍部长的信的基本内容是：粟裕同志的这段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贯制。他长期采取克制态度，即使在彭德怀同志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明确表示绝不利用这个时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期待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获得解决。重病以后，他的心情开始淡薄。杨副主席让我转达打算处理的意见后，他主要心情是平静的，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次中央、军委决定在讣告中正面写一下，以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实在出乎我及全家的希望之外。但实际进行中遇到重大困难：1、平反是针对“反”的，不提“反”，只说正，这个矛盾很难解决。2、中央、军委对这个问题究竟打算写到什么程度，治丧办的领导同志没有对起草组作明确指示。3、起草组的同志不了解情况，个别同志根本不认识粟裕同志，他们从文字、结构等等方面考虑得多，不能体会精神，这样必然形成分歧。我本人，作为粟裕同志的亲人、战友，迫切希望中央为粟裕同志所作的最后文件中，对这一冤案的解决有较好的表述，心情是急切的；但我也一直以大局的利益律己。现在经过各方努力，处理意见是在粟裕任总长后面一段写上“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意志坚韧，无私无畏，埋头苦干，为党工作，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低的方案了。如果仍然不能通过，我请求将这一公案流交历史。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这封信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