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第一部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
1913年，谢葆璋奉海军部长黄钟英之令，举家调到北京，住进铁狮子胡同中的中剪子巷十四号。这座宅院不很阔大，门框上挂有“齐宅”的牌子。房东齐老太太年轻时当过和敬公主府的奶妈子。冰心家租住在这座三合院里最里的一座三合院，自成格局，与房东互不干扰。到北京进了海军部的谢葆璋一家，一待就是十六年。海军部没什么事可干，谢葆璋就在不小的三合院里，开荒砌了花台，栽了葡萄，种了茉莉和蜀葵，使之成了小花园，更成了冰心和胡同孩子们的乐园。直到很多年之后“剪子巷的庭院……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默庐试笔》）。
1914年秋，疼爱外甥女的舅舅杨子敬，通过友人的介绍，把冰心送进西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中学读书。学校在“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形的转折处，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我入了贝满中学》）。
当了贝满女中学生的冰心，埋头于数理化，理想当医生。1918年8月，18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进一步实现理想。而在五四运动中，她的文学才华让她在文坛脱颖而出。
1919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冰心，其作品已有自己的特点。即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旨，评论家们将她的早期作品称为“问题小说”。
冰心应感谢她的父亲，谢葆璋是个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他的经历和他口述给女儿的农村生活，成为她笔下的故事和情节；她应该感谢她的母亲，“我每一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和错误”（《冰心全集•自序》）。冰心在创作中，不仅得到双亲的支持和帮助，还在她刚刚尝试写作的时候就有福气地得到又是表兄又是内行的刘放园的鼓励和提携。也是在《冰心全集•自序》里，她这样写道：“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放园表兄又竭力地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
万事开头难，冰心有了1919年的初绽花蕾，艳丽多彩的文学花朵从此开放了她的一生，成为文学史上别样的风景。
到1920年，21岁的冰心，从1月6日开始在《晨报》连载短篇《庄鸿的姊姊》至12月21日，《晨报》发表她的短篇小说《鱼儿》，这一年她共发表小说十三篇，散文六篇，杂感三篇，诗歌三首，译比利时作家梅克林的剧本《青鸟》。这在当时，算是高产作家了。
这一年3月15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女校。是日，召开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大会。会后冰心写《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刊于《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一期，5月21日，冰心加入“燕大季刊社”，担任编辑，是年秋，被选为编辑副主任。
《燕京大学季刊》的编辑还有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冰心与他们经常在一起商量稿件的撰写、选择和编辑工作，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许地山是1920年进入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的。他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行为古怪，反应也迟钝，被同学视为怪人：天天练写梵文；每日总穿下摆带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长过耳；吃窝头不就菜而是蘸糖。此三怪再加上紫红面孔、嘴巴老张开笑，却总郁郁寡欢、独来独往，同学称其为傻子，却赠以雅号“许真人”。
经与他相处一长，同学才发现他懂多国文字，会多种方言，很有才学又乐于助人，冰心等成为他的知己。一次，许地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用了“雇工”二字。冰心编稿时，顺手在“雇”字左加了个“亻”偏旁，成了“僱工”。许地山见之，虽不以为然，却一笑了之。
几天后，冰心收到一封长信，是许地山写的。他引经据典证明古代的“雇”字，没有立人旁。是冰心将“雇”字改错了。冰心看后，忙着手头工作，未予理会。岂料，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信，还是许地山写的，对证明冰心改错“雇”字，又补充了很多材料。
这回冰心不敢怠慢“许真人”了，立即回信曰，“我真的服你了，你说得对，再别寄材料了”云云。许地山这才罢休。从此，冰心见到许地山的稿件，不敢轻易改了，对别人的稿件也不再随意处置了。许地山与冰心成为好友。
1920年，冰心的小说继续关注社会现实。是年的开篇之作《庄鸿的姊姊》写男尊女卑，造成了女子的惨剧。《一篇小说的结局》和《一个军官的笔记》反对军阀混战。《三儿》写穷苦孩子的不幸遭遇。《还乡》呈现农民贫穷的境况。冰心的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明显提升，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由于受思想认识和对社会生活缺乏深入了解的局限，冰心的“问题小说”，还只停留在提出和探索问题的层面。其在艺术上，故事平铺直叙，情节简单，对人物的刻画也是速写式笔法，故人物性格比较单薄。但是，冰心小说朴实的写实风格，及提出的虽未能明确解答的人生社会问题，却发人深省、耐人深思，在早期“为人生”的小说创作上产生过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的冰心胸中积淀了不少问题要借小说写出，但在是年9月的《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登了两篇署名谢婉莹的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和《画—诗》。这年的9月4日，冰心还写过另一篇散文《“无限之生”的界限》，表现了冰心精神世界的另一面。
冰心读过泰戈尔的《飞鸟集》，给她留下隽永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作者谈了她初读泰戈尔诗作的感受：“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泰戈尔！谢谢你以快乐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除了东方哲理诗人泰戈尔的诗，西方宗教的经典《圣经》也深深影响着冰心。大自然、上帝生命、死亡和不朽的爱，在年轻的冰心心中，奏出和谐的交响。她的《画—诗》一文，诞生在协和女大理预科这所教会学校里。一个秋天，她在教授《圣经》课的安女士房间里，看到一幅牧羊人与小羊的图画：“一片危峭的石壁，满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背着脸，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抚摩岩下的一只小羊，他的指尖刚及小羊的头上。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可怜的小羊，它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饥鹰紧迫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人来了……它又悲痛，又惭悔，又喜欢，只温柔羞怯的，仰着头，挨着牧人手边站着，动也不动。”这幅画给她安慰和暗示。她又见《圣经》放在安女士膝头，在这诗情画境中，她明白了：“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
泰戈尔和《圣经》的沐浴，让冰心的心灵更加冰清玉洁，在她无法跳出“问题小说”的羁绊时，只能靠“人类之爱”来接触社会矛盾造成的痛苦而自我安慰了。
“在北京这个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这段文字，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冰心就徘徊在新旧之间。她在许地山等前辈的提携下，在1921年初，参加了刚刚诞生的文学研究会。
在五四运动前后众多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和创作社最有名气影响力也最大。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于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不久发展成百余人。他们将茅盾接编、改造的《小说月报》作为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月刊等期刊，出版近百种丛书。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是继《新青年》之后，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流派。
1921年4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四号上，发表了冰心的小说《超人》，引起较大的反响。
《超人》的主人公何彬，就是鲁迅说的“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上，患有抑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何彬是因对社会巨大的失望，而变得消极厌世的，却因受到一个纯真可爱的孩子的启发和感召，终于转变了。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是用无病不治的母爱童心药方，治愈患忧郁症的何彬的。被神化的母爱和童心，成为包治百病的不二法宝，自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在那个缺少爱的时代，小说还是感动了不少读者，引起大的反响。
据说，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先生读过之后，曾感动得泪流满面。十四年后，茅盾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时，有这样的话：“《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模仿，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的青年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茅盾对《超人》的评价，显然有太多鼓励的意味。
冰心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端庄女性大学生，祖父、父亲、母亲给她的传统教育是根深蒂固的，又受教会学校保守思想的长期浸润，冰心的思想、情感是传统的、保守的。冰心在自己写的《“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起社会的误会心。”在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久的北京，冰心的这番表述，无异于是一篇大家闺秀的淑女宣言。这种对传统道德的恪守，贯穿了冰心的一生。
1931年，沈从文称冰心为“教婆”，有些尖刻，却也贴切。事情起因，是源于冰心对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交往并不认同。认为徐志摩的用情不专，不断造成他人的痛苦，与严肃作家的家庭观与恋爱观是相悖的。于是，冰心在丁玲主办的《北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长诗《我劝你》，其中有：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
我只想到上帝创造你，曾费过一番沉吟。单看你那身段，那双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还有你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灵。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他洒下满天的华雨，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不过还有一个好人，你的丈夫……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
我只愿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一个人哪能永远糊涂……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你丢失了你的好人，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有永远的冷淡，是永远的亲密！”
因为诗长，只引用了《我劝你》长诗中的一部分，这首长诗劝告的是一个有丈夫的、美丽高贵而又身陷婚外恋的女作家，警告她面对充满诗意和美丽谎言的爱情，不要真诚，也不要心软，因为这场爱情游戏的结果，是她将失去丈夫，而诗人却“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这首长诗，是首充满强烈说教口吻的劝诫诗，是严肃而有针对性的。不少文章认为冰心在规劝林徽因的同时，对徐志摩用情不专流露出强烈的谴责。就在徐志摩命丧空难没几天，冰心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还指责徐志摩说：“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
对林徽因，冰心虽有同情，但也并不留情面。冰心有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一位上流社会的爱好文学的太太，常在家里招待名人聚会，成了当时北京有名的文化沙龙。小说对太太与诗人之间的暧昧情感，还有社交中的虚荣、虚伪，都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嘲讽。
冰心对徐志摩、林徽因的道德评价，今人仍褒贬臧否不一。
3
陈独秀出狱后，多半时间躲在箭杆胡同，编刊物，写文章，倒也清闲。早春二月，细雪飘飞，有些憔悴的陈独秀在院里散步，他突然想到自己已到了不惑之年，胸中的革命热情虽不减，但壮志未酬，油然而生几分怅然。
这时，有敲门声。他向前拉开门闩，见一年轻人站在门前微笑，从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上，陈独秀认出是两年前那位叫毛泽东的湖南后生。
“是润之呀！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五十三岁的母亲文七妹，不久前刚刚去世。家奠时，他挥泪作《奠母文》，从此身无牵挂。坐在堂屋木椅上，毛泽东告诉陈独秀，在他入狱时，自己正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此次进京，带了一百多人的请愿团，要求当局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
陈独秀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几期《湘江评论》，边翻边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著文赞润之写得好。”
毛泽东记得胡适说《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得到新文化运动的掌旗人赞许，让毛泽东很感激。李大钊对《湘江评论》，也给予高度评价：该刊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告诉陈独秀，《湘江评论》才出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于是有这次百人进京请愿驱逐张敬尧之举。他们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个叫“福佑寺”的旧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又在南城湖南会馆，发起旅京湘籍民众大会，有千人参与。当然，重要的是向先生及胡适、李大钊讨教救国之策。
陈独秀被眼前这位雄姿英发的年轻人的政治热情感动了，也平添了一股热望，告诉年轻人，20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辛亥革命，应该是全新的革命。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有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读着读着，竟然感动得两眼潮润——在他危难之际，毛泽东给了他如此高的舆论评价。
窗外的雪似乎大了，屋檐上积了薄薄的一层。他放下《湘江评论》，研墨挥笔，写下：“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东四牌楼东有辆带布篷的骡车，披着浓浓的暮色，在清冷的大街上由西向东，往朝阳门悠悠驶去。过九爷府南门，天已黑下来，到朝阳门时，守城门的警察照例对骡车检查，询问了几句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又掀开篷帘，昏暗的灯下，见一妇女拥着一个病人，然后挥挥手放行。骡车渐渐融入城外的夜色中，朝天津疾驰。
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撩起篷帘，用浓重的乐亭口音笑道：“仲甫，我们脱险了！”身着油渍麻花棉袄的病人坐起身来，操着皖腔大笑：“守常，我还真捏了把汗呢！”
前不久，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偷偷去了一趟上海，中途胡适又介绍他去武汉演讲，谁料他那次过激活动，被武汉报纸刊登出来，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那时，陈独秀还是受监控之人，不得离京。此刻，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以违反保释戒约，再次逮捕他。
不知内情的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乘火车回京的。回到箭杆胡同，正巧遇到一位警察，对他盘问几句，即匆匆离去。陈独秀夫妇觉得有些异样，未敢在家久留，就出后门叫了辆洋车，去往胡适家，见胡宅人杂，又掉头赶到李大钊家。高一涵也在李大钊家。
李大钊见到是陈独秀夫妇，松了口气，忙说：“仲甫，警察正在追捕你。听说陈炯明想请你筹办西南大学，那就去南方吧。”三人又去北大王星拱教授家，精心化了装，一个成了账房先生，一个扮成邋遢的病人。李大钊雇了辆拉脚的骡车，于是就有了这晚脱险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