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天津，李大钊安排陈独秀住进意租界的一家客栈里，又去码头买了去上海的船票。买到票再给在沪的许德珩和张国焘拍电报，让他们在那里帮陈独秀找房子。

一切安排妥当，换上黑色棉袍的李大钊与一身西装的陈独秀握手道别。

有不少文章说，骡车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交流了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问题，似不可信。谁都知道，那时的陈独秀一直反对建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

李大钊却一直为建立共产党做着精心的准备。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力主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曾向校长蔡元培要房子，主张“兼容并包”的蔡先生果真在校长室不远拨了两间宽敞的青砖房子，给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活动场所。青年布尔什维克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德文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

李大钊等人在这里挂了马克思画像，两边是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陈独秀所言，下联为李大钊出句。四壁有革命的诗歌、格言。激进的学生张国焘，自作聪明地提出，利用蔡元培这把保护伞“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出去，把无产阶级政党尽快建立起来”。

李大钊也激情澎湃，豪情万丈地写出八个大字：“不破不立，不立不破。”而且想尽办法，通过苏俄同志，与共产国际联系。

暑期，张国焘带着天津女界领袖刘清扬来到蝉鸣不绝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陈独秀法租界寓所。他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张国焘的另一任务是受李大钊之托，了解上海建党的事。

陈独秀的寓所是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沙发四张，木椅多把，壁间有四画屏。楼上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居室，楼下住着李达。是夜，陈独秀安排张国焘与李达一屋同住。

陈独秀一如既往地忙，要和章士钊筹建西南大学，又要独自办《新青年》，同时到处活动，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事。

8月中旬，一位俄国客人登门拜访陈独秀，还带了一位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来客是持李大钊亲笔信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杨明斋说，是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他们认识李大钊的。

李大钊的信上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到沪的目的，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

谈话中，陈独秀注意到俄国客人一直以冷峻的鹰眼审视着自己，这让他心里很是不快。沉默片刻，俄国客人说，他是从俄侨口中听说到《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说到此，他还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欠了欠身，以示尊重：“陈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把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望道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李达正筹备《共产党》月刊、戴季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等情况介绍给俄国客人。客人表示很有兴趣一一拜访他们。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张国焘于8月底回到北京，临行前陈独秀让他带一封信给李大钊。李大钊看过信，沉思许久，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甫到“亢慕义斋”讨论。

李大钊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征求维经斯基的意见，维经斯基说，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必强求一致。俄国刚建党时叫社会民主工党，后来改称共产党。我想咱们就叫共产党吧。

其实，陈独秀未决定叫共产党，是怕戴季陶、张东荪不同意，为了争取戴、张加入党内，陈独秀曾考虑不叫共产党为好。

李大钊在屋里踱步良久，然后说：“我给仲甫回信，就定下叫共产党吧。”

李大钊和张申府又讨论陈独秀推荐张国焘入党事宜。张国焘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又是北大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自新潮社的领袖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相继出国留学，北大学生中，张国焘算是能力最强的学生领袖了。

张申府虽对张国焘爱出风头、有时过于激进有看法，但考虑陈独秀关于入党的人数越多越好的建议，同意发展张国焘以增加党员数量。

仲秋时节，天高云淡，在北大的“亢慕义斋”，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展了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为第一批党员。为解决经费问题，李大钊表态，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大洋作为共产党小组活动经费。

谢谢大家

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人。

从9月1日起，陈独秀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加编辑，《新青年》很快发生了转变。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曾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但到了1920年，他又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意识”。

陈独秀在“五四”之后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中国面貌，也正式宣告与胡适在思想上已经分途，从此《新青年》群体走向各自不同甚或对立的道路。令人深思的是陈独秀们与胡适们，在这之后，却不止一次在一份宣言上共同签字，良知未变，友谊尚存。

谢谢大家。继续

是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与梁启超以及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张东荪等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一场为期一年的论战。共产党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等以《时报新报》为载体，亮剑鸣镝，相互厮杀，标志着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结束了。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深感惋惜地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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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生气勃勃登上历史舞台、开创历史深刻变革的年代，也是民国清流动荡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各自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新青年》的分裂，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关注的是，此年甫一开始，就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是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召开成立文会。成员有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孙伏园等，大会推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
该会在各大城市设立分会，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为机关刊物。该会宗旨是为新文学诞生摇旗呐喊，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己任。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反对“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成员的作品多以反映现实人生为题材，探索当时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故被人视为“人生派”或“写实主义派”。
文学研究会前后活动十多年，是“五四”后坚持时间较长的新文学社团，其会员有一百七十余人。当新文学运动的主导倾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激烈变化时，其会员的文学观点也发生了演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中，商务印书馆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小说月报》被迫停刊，文学研究会随之自行解体。

继续更新，谢谢大家

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茅盾，生于1896年浙江省鱼米之乡桐乡县乌镇。原名沈雁冰，又名德鸿。桐乡县在清军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繁荣，早已不再。茅盾之父中过秀才，有维新思想。茅盾从小受到开明教育。辛亥革命爆发，茅盾就读的嘉兴府中学仍无民主空气，死气沉沉，茅盾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而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读书。他在该校读秦汉经典，学先秦骈文、建安七子诗歌和六朝人小札，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他因家庭经济窘迫而被迫辍学，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失之交臂。

茅盾离开北京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1923年也入该馆的叶绍钧同室同组工作。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鲜明地提倡新文学“要注重思想”，为人生进步的主张。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年，他和郑振铎担任了创办于1910年的文艺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小说月报》经茅盾的革新，开始大量发表富有反封建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并译介了国外进步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受到赞赏的同时，也受到守旧派的反对。

有件事似有重提必要，有些文学史说，因“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支持守旧派，不久茅盾便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中华文学通史》）。
王云五是位杰出的出版家，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繁荣，有他的贡献。胡适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岂能“推荐”一个“守旧派”到与新文学运动命运攸关的出版界？事实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一向稳健、谨慎的王云五，在《东方杂志》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一文，声讨反动当局，以至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几天后的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洲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及王云五表示敬意，对王云五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二百元，草草了事。

此外，王云五支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日发行二万份。

由此事实可证，说王云五“支持旧派”，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对胡适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到了1924年，共产党已建立三年，胡适仍以积极姿态推动新文化运动，5月30日，开明书店之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受禁之三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刘半农在《晨报副刊》著文《〈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批判当局的丑陋行径。《胡适文存》被禁，却说胡适支持“守旧派”，除了说明论者不够厚道，其手法也过于拙劣。

茅盾离开《小说月报》，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并未因王云五的到来而改变办刊宗旨，恰恰相反，茅盾退出，郑振铎大力改革，经常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创作和论文，积极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小说月报》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而且也是当时主要的新文学期刊之一。至1932年1月，淞沪抗日战争时停刊，共出二十二卷，二百五十八期。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更重要的工作，是积极投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茅盾由李达介绍加入小组。他在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对其有了认识。1921年4月，发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前途。接着又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部分章节。

茅盾是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为党做工作，可惜在较长的时间里，除不多的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外，并没有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与一般的职业政治家无异。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茅盾成为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除政治活动和商务印书馆工作外，茅盾还先后在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等都曾是茅盾的学生。后来，茅盾接编《民国日报》副刊，零散地写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章，支持共产党人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创作。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浅显地介绍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

1923年夏天，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任江浙委员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茅盾，在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时，与毛泽东相遇。毛泽东告诉他：“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

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来上海，听说党员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提出要退党，便找茅盾让他去做他们三人的工作。

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了，陈望道却坚持退党，他说：“我与你相识多年，你应当了解我的为人，鉴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我还是在党外为党工作更好，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

找到沈玄庐，沈也大发牢骚，不满陈独秀的独断独行，但表示考虑党组织的挽留，但到了第二年春，还是退党了。茅盾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鼓励他说：“能争取一位同志也很好嘛。”

1926年初，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时，大会决定让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延年对茅盾说，你和恽代英同志留在广州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受毛泽东同志领导。

一次茅盾参加部务会议，汪精卫到会讲话，希望大家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指示依据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宣部应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于是，毛泽东指示茅盾和萧楚女起草一份宣传大纲，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向全国。

茅盾和萧楚女只用一天即将大纲拟好，交毛泽东审阅。毛提笔润色后，加入“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文字，交由国民党二届中常委讨论，修改后下发了。

不久，毛泽东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因病请假两周”。中常委会议决定，这两周由茅盾临时代理中宣部部长一职。

“中山舰事件”改变了国共合作的格局。毛泽东与茅盾离开了广州。茅盾回到上海，继恽代英之后，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开始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接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董必武任社长的《汉口民国日报》。次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五天后发布“通缉共产党首要令”，茅盾名列其中。他于8月下旬回上海隐居。从1927年8月始，茅盾专心创作，9月中旬完成《幻灭》，12月写了《动摇》，次年6月又创作《追求》。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1930年合为一集，题名“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构成的《蚀》，写的是大革命前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生活经历，反映了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的病态迷惘和命运沉浮。小说的基调沉重。

1927年9月，茅盾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但这也说明茅盾当时的心情的确是存在矛盾的。创作是想“改换一下环境”，使“精神苏醒过来”（《从牯岭到东京》），说白了，是当职业革命家还是做以文艺为武器的作家之间选择的矛盾。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茅盾东渡日本。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种逃避，但从他自此与党失去联系一事揣测，他是在苦闷和失落的矛盾中，匆匆离开落入低潮的革命斗争的。从他在日本写的总题为“随笔七篇”来看，彷徨与苦闷和探索与渴望的复杂思绪，仍依稀可见。优美的散文有振作和进取但还是掩盖不了浓重的悲观情绪。

1929年，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稿），依照茅盾自己的愿望，“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下印痕”（《虹》跋）。可惜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就戛然而止，结尾匆迫不说，小说中弥漫的大革命失败情绪仍是主调。但正是因为小说真实地细腻地呈现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图景，使《虹》具有了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小说主人公梅行素，“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五四”新思想感召下，有了寻求“自我价值”的奋斗和苦闷。若不是强加给她过多的政治色彩，而是按生活和性格发展逻辑去表现，梅行素或可成为鲜活的“陌生”的“这一个”。

1930年春，茅盾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曾任行政书记，与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关系密切。左联的宗派主义，鲁迅被政治化，制约了广大作家的创造力。那是后话。

1932年前后，是茅盾创作最旺盛、收获最丰富的时期。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及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横空出世，震动文坛，确立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善于刻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茅盾的小说与1932年3月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纷纷问世，使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子夜》，他说：“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他视《子夜》为革命文学的重大收获，并以此傲视文坛上的“反对者”（《致曹靖华》）。早年曾反对白话文的学者吴宓，也称赞《子夜》的艺术成就。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上海的茅盾与鲁迅一起给红军发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1940年，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至西安。在西安巧遇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熟稔的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久，茅盾与朱德等踏上去西安的旅途。

到延安后，茅盾去看望自1926年在广州分手的毛泽东，老友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敲开了茅盾住的窑洞，见他正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自打茅盾一家人迁居到延安，毛泽东工作太忙，直到今天抽空来探望，并送来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对茅盾说：“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不久，茅盾举家搬到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7月，毛泽东又邀茅盾到杨家岭深谈了一次，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斗争和抗战文艺运动发展状况的。大约是9月，张闻天持一份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到茅盾住所，说郭沫若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组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让茅盾速去重庆，担任常务委员。茅盾决定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然后向毛泽东辞行，随董必武离开工作了五个月的延安到重庆，1945年初，毛泽东致信茅盾：

雁冰兄：
别去匆匆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些否？回想延安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