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江面上，毛泽东用他小时候在自家门前水塘里自创的游泳方式，时而挥臂侧泳，左右交替，破浪前进，时而张臂仰泳，缓缓向前。游得累了，他就平仰水面，远望天际，任江水把他漂流。
江岸上行路的人们，突然看到江上一点点的有这么多人游泳，在中流急浪中顺流而下，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有的动人景象，并发出了惊奇的赞叹。很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在岸上奔跑。一些人边跑边叫着。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边的建筑物阻挡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一些人还踮着脚瞭望，不肯离去。当主席游过了岸边的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逐渐聚集了观望的人群，人们又跟着跑，跟着叫。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太阳西斜，变得红艳艳又圆又大，毛泽东还游兴不减，依然击浪前进，直到游近一建筑工区，施工阻路，又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才请主席上船返回住地。
毛泽东走上护卫船，站在船头，身披裕衣，看向浩瀚的长江。也许他这时候又涌起了自己的诗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时，岸上的一个小学生叫起来：
“啊，毛主席！”
岸上的人们都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果真是毛主席。大家欢呼起来。毛泽东神采奕奕地向长江两岸成千上万的群众挥手示意。岸上的人越聚越多，变得人山人海，欢呼声惊天动地。毛主席久久地站着，不停地挥着手。

武汉的老百姓几乎倾城出动了。当然，很多人挤到岸上时，只能是“惟见长江天际流”了。
消息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领袖健康的体魄，是人民的幸福；人民有了狂风骇浪全无惧的领袖更何患人间的凶顽！社会主义将无往不胜！几天后，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配以他在披着浴衣站在船头向人民群众挥手示意的照片，全国人民为之振奋。
毛泽东畅游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效果。

十　文革组抚慰红卫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在游长江后的第三天，就回到了北京。他对北京没有透露任何风声。
这天，北京刘少奇正召开一次政治局文化革命汇报会会议。会议一开始，康生就迫不及待地说：
“我认为工作组这种形式很不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为了发动群众，还是撤掉为好。”
康生的话令大家感到突兀，也感到十分惊讶。现在工作组这批灭火队还救不了火，中央恨不得派天兵天将去，他还说要撒工作组！
康生这样提出来，是因为他从江青那里得知了毛泽东写给了她的信，进一步了解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康生现在逆流而动，为的是以后在毛泽东面前邀功。
邓小平摸了一下小平头，两道黑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说：
“撤？再撤，右派、还乡团就复辟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各级工作组的歪风邪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嚣张过。好象北京市委出了个彭真，全国各地的省、市委都有黑帮了，一些学生跑到省委静坐、绝食，好象不打倒省委书记、省长就不过瘾，这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行！”
“问题是这种工作组阻碍了运动，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严重的现实。”康生用不阴不阳的语气说。
“什么现实？最大的现实是各个学校一派混乱，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丧失党的领导还怎么抓工作？”邓小平说。

陈伯达躺在椅子里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一些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
陈伯达也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之一。江青那天在上海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欣喜若狂，因为这能够反映她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一个在毛泽东心中有地位的人，也就是一个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地位的人，她当即就打电话给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告诉他们，也让他们的腰杆子更硬，斗争更有底气。她在电话里还向康生、陈伯达等把信的全文各念了一遍。所以，现在陈伯达觉得不能让康生把邀功的机会一个人抓去。陈伯达接着大声说：
“请注意，我在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递过条子不要派工作组，现在，我又郑重地提出要撤工作组的意见。工作组留在学校毫无进步意义，只能阻碍革命。我们不能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请记录员记下我的意见，以便查对。”
就在这时，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有的人看到了她，多数人没有看到。
刘少奇沉不住了，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说：
“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知道陈伯达今天是在抢他的功，又觉得连一向胆小如鼠的“老夫子”今天都吃了老虎胆似的，自己更应该冲锋陷阵，就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显得蛮横地顶撞说：
“我们文革组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邓小平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
“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会议还没结束，江青又象来时一样，踮着脚，悄然离去。
江青是两天前，根据毛泽东的电话指示“文革小组可以有所作为了”回到北京的。她在上海一直静待着命令，现在终于等到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以前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对毛泽东说文革小组要出击了，但毛泽东指令她不能轻举妄动，避免打草惊蛇，得让牛鬼蛇神一个个跳出来，让他们充分的表演。
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
文革小组必须选一个体面、美好又吉祥的地方安营扎寨。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一九五八年，钓鱼台被选定为国宾馆，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以高标准建造了十六幢别墅式的新楼，豪华、幽雅、秀丽，以接待外国贵宾。可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日益尖锐，钓鱼台也被冷落。现在江青专门开了一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住进了乳白色的十一号楼。给毛泽东留了十二号楼。给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各留了一幢楼。陈伯达本来住在钓鱼台十四号楼。

江青让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独立王国。
在文革小组之下，江青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江青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准备出版一个正式的文革简报《快报》，向毛泽东和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不能像以前一样，事情迭起来了才报，要一事一报，要快。同时，她决定建立碰头会，每天下午三点文革小组成员碰头，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开过碰头会，文革小组全体人马要到一个单位特别是大、中学校去开群众大会，支持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江青在短时间内安排妥当，显示了她蓄积力量已久的爆发力。她建好的营地上架好的“炮”对准了刘少奇主政的怀仁堂。
刘少奇在讲台上发言，没有看到江青。他这天恶着脸回到福禄居。他想不到连派工作组去维护正常秩序的事都有人反对，而且蛮不讲理。难道就让社会主义的江山塌掉？
到了家里已是傍晚。王光美见他不声不响、眉头打结，说：
“这两天丰泽园有轿车进进出出。有人说，在钓鱼台看到过江青，在十一号楼布置新居。她回来，也许毛主席也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同毛主席讲讲，听听他的指示，你肩上的担子也可以轻点。”
王光美的话音刚落，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邓小平打来的。他说，有人告诉他，毛主席今天回到了北京。邓小平的意思，也是叫他快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现在他们要救火，还难救，又有人扯后腿，只能快快去讨指示。

刘少奇一方面感到像得到救星一样高兴，一方面心里又有点不舒服。他觉得他现在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现在毛主席回到北京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漏给他？现在也顾不得这些了，他马上给毛泽东的住处打电话，电话全部占线。他于是传唤了卫士长，让卫士长给他换上了衣服，找了几份文件，就出门找毛泽东去。
福禄居离丰泽园不远，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
刘少奇到了丰泽园门口，站在门口的两名卫兵毫不客气地挡了他。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那位卫士明明认识他，但丝毫没表现出对他的尊重。刘少奇十分恼怒，大声说：
“请你往回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要事求见！”
“对不起，刚才主席秘书传来话，主席刚回来需要好好休息。”卫兵说。
和平时一样，两名卫兵是全副武装，和平时不一样的是刘少奇看到他们手中的枪的感觉。
刘少奇只好悻悻而回。就在他返回身的刹那间，他注意到丰泽园门边空地上停着几辆轿车，有两辆轿车他认识，那是陈伯达和康生的专车。
这时，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一帮人正坐在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向毛泽东汇报文化革命的情况。他们的怀里都端着一迭材料。毛泽东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他让这些人到他卧室汇报，而且自己是这样接见他们，这种待遇，只有以前几个亲密的的政治局常委享受过。那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把他们当作了自己人。

这次陈伯达抢占了先机，第一个向毛泽东汇报。他觉得他比康生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之前就曾向刘少奇递过反对派工作组的条子，还受了委屈。他一开始就讲条子的事，接着讲刚才刘少奇主持的会上他如何主张撤出工作组，接着汇报其他事情，说：
“今年七月一日党诞生纪念，我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社论原稿有‘像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时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少奇同志在审稿时，在这段话前面加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他和小平同志还把原稿中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这类话都删去了。少奇同志还说‘马列主义不是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这些话都是很有问题的。我很气愤，报告了江青同志。”
陈伯达的福建话让在座的很多人都感到他不知在念什么经，好在毛泽东和他打交道多了，大致能听懂。毛泽东说：
“你说我好，要说出个道理来嘛，不然，就只是为了说给我听的。我的战友说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语），可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还说我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的话为什么这样管用，他没有讲。”
大家都知道那是林彪“五一八讲话”里的话。在座的大都是吃理论饭的，便把毛泽东的话暗暗记在心里：以后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分析得透彻，要说其“然”，更要说其“所以然”。

陈伯达接着向毛泽东汇报这几天他所知道的大学里发生的情况。当他说到薄一波和蒯大富辩论，薄一波说蒯大富你这个名字也是资本主义，是“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的时候，毛泽东对他们辩论来了兴趣，脸上出现了一点笑影。他因为没有全部听清陈伯达的话，就说：
“这件事你的材料上有？”
陈伯达说“是”，挑出一份材料递过去。
毛泽东认真地看起来。这份材料都是关于红卫兵的情况的。他看了有关蒯大富的后看其他的。大家见他看着时，眉头越锁越紧。
毛泽东看到一半，又向后面翻了翻，把头靠到床背上，闭上眼睛。一会儿，他张开眼睛，喝了一口茶，吸了一口烟，慢慢说：
“薄一波在抗战时期就主张王明那一套，写文章鼓吹‘一切通过阎锡山’，教训人们‘新旧基本的差别不在是不是联盟或叫不叫新的名字，而在是否跟着时代前进，执行司令长官的进步主张，改造健全自己’。他给政治委员定的任务是‘直接地对阎司令长官负责，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一切命令。’”
大家惊诧于毛泽东对历史的记忆力。毛泽东接着说：
“蒯大富是三好学生，他登过人民画报嘛。那个李世英是学生领袖。这些娃娃都是红旗下长大的，凭什么说人家反动？公民结社自由是上了宪法的，凭什么说人家的‘红卫兵’非法？不做红卫兵，难道要做黑卫兵？北大‘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
“中央有人把所有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师生说成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这阻碍了运动。一个多月前轰轰烈烈的局面完全葬送了。那么多可爱的小将被整得死去活来。”康生说。
“这是搞文化大革命吗？不，这是搞文化反革命。”毛泽东气愤地说，“‘中央有人’？是谁？可以直说。”

张春桥抢先说：
“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
“什么批语？”毛泽东警觉地问。
张春桥指的是刘少奇对有关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当时毛泽东在杭州，是听了在上海的江青的电话知道有这一件事，他认为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只是为了让牛鬼蛇神充分表现才不向中央表态，也不让江青为首的文革去保护造反的师生，他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刘少奇的批语。
张春桥忙把印有刘少奇批语的批转给全国所有工作组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脸孔立刻肿了起来，又看了看刘少奇批语落款的日期，说：
“早可以拿出来示人了嘛？”
他的意思是怎么现在才报告他这件事。他尽量克制着让语气和缓，因为张春桥毕竟还是个刚到中央的新手，在他心目中还是红色小将，还应爱护。
张春桥听到毛泽东的责怪，并没有慌神，因为他也是今天上午刚刚得到这份有刘少奇批语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的。一得到，他正要通过周恩来把简报寄给毛泽东，就得到通知说毛主席回来了，叫他们菊香书屋去汇报情况。

张春桥是从康生那里得到的。康生上午在钓鱼台文革小组办公室里说：
“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原来，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原因在于刘少奇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因为那时他只知道毛主席要搞文化革命，但不知道乱成这样是不是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于是便一直不提这件事。
现在，张春桥对毛泽东说，是康老把简报揣在怀里没有拿出来。他本来是无心告康生的状的，自己毕竟新来乍到，还得别人多多关照，现在毛泽东责怪，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毛泽东大怒，说：
“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指挥!”
他又对康生说：
“要你这种人有什么用处?”
康生连连认错。
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蒯大富为革命坐牢。你赶紧派人去，叫他不要急，很快会恢复自由的。”
陈伯达从菊香书屋出来后，就立即派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他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安抚了他一番，说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支持他的革命行动。
这一天，刘少奇一夜没有入睡，吃了平时两倍的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他起床，想马上到丰泽园去。昏昏沉沉地到了门口，才记起毛泽东有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便又回来，坐在屋里看着阳光从东窗移到西窗，才起身往丰泽园走。

这次卫兵没有阻拦。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客房里，似乎在等着他。
经过昨天一夜的心里折腾，刘少奇好象大病一场一样，人一下子瘦了不少，脸上的皱纹和白发似乎增加了无数。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他只觉得毛泽东面带倦色，苍白如纸。
“主席要多保重身体，旅途上很疲劳了得多休息几天。”他坐下后说。
“我身体还好，一会半会死不了，能吃能睡，头脑也还好用，不是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也能参加中央的会。”
毛泽东似乎很不愿意听到让他“休息”二字，这两个字，从刘少奇口里出来，总让他联想到政治上的逼宫戏。
他俩各怀心事，都一时沉默。毛泽东的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一会儿又顺手拿过一本线装古书翻起来。毛泽东没有正眼看刘少奇，令刘少奇难受，他赶紧寻找开场白，他怕毛泽东现在就下逐客令。
“主席，你看这一段我主持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吗？我诚恳地希望你能帮助我。”
“你还需要别人帮助？”这时毛泽东才和他打了个照面，把目光停留在他脸上，“这几年你大概觉得自己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不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子？”
刘少奇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听说，听说中央下达了批示，叫工作组把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把小将们自己成立的组织取缔。我感到奇怪，非常奇怪。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反动派，怎共产党中央也反对？”
毛泽东说话时仍然不看刘少奇。刘少奇脸上一阵火辣辣的，耐心地听着，想等毛泽东讲完后，再慢慢解释。毛泽东接着说：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批判黑帮的场面没有了。到处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派工作组去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有些人天天谈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要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群众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毛泽东讲完，从桌上的熊猫牌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点燃，吸了一口。他没有像以往一样同时丢给刘少奇一支。
刘少奇本来是想来汇报现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汇报他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其中包括大规模地派工作组，汇报这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效。昨天到丰泽园来时，他还在想，文化革命这把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结果火势乱蔓延烧，又有人趁火打劫，党的制度有遭破坏的危险，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央当机立断，派出了工作组，才让党的制度和机构正常运转，毛主席即使口里不为他叫好，心里也会高兴。而且，他这样做，也是有先例的，是在步毛主席的后尘，是向毛主席学习。当初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民主，结果很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趁机跳了出来，危及了党的安全，毛主席派了大量的工作组，把一大批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才平息了风波。可是现在，刘少奇如果再把准备的材料汇报出来，就是和毛泽东作对了。但他心里又不服，按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作风，也是毛泽东一直提倡的作风，觉得是真理就应该坚持，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坚持。
“这些问题需要在中央会议上定，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刘少奇说。
毛泽东不动声色。他这时心里十分警觉。需要在会议上定，这不是要和自己较量吗？你刘少奇还真有这么一套！这不是明摆着想学赫鲁晓夫这一套？当初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较量时，赫鲁晓夫用飞机连夜把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弄来，轻而易举地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治服了马林科夫。可是世上只有一个马林科夫。
“我同意你的意见。”毛泽东突然说，“我建议马上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到中央文革小组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这一级，由中央搞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中央的步调搞一致，把这场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用了请君入瓮法。“扩大”的妙处就在于可以把支持毛泽东主张的人扩进来。扩哪些人还不是毛泽东说了算！那些原本不是中央委员的省市负责人，能来中央参加会议本来是莫大的荣耀，又是预先让他们领会按毛泽东指令的会议精神的，加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哪会站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所以毛泽东不怕开会，而“扩大”是他的方针、政策能在会上占压倒多数的法宝。刘邓现在在政治局甚至在中央委员会中有势力，他完全能用诸葛亮借东风的方法击败他们。
刘少奇从毛泽东客房出来，在门口碰到江青，便笑着打招呼：
“你也回来了？”
“我今天刚刚回来。”
江青说着，走进毛泽东屋里去。她自己也不知道要说谎。
刘少奇从毛泽东屋里出来后，迅速分别召开了党内、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对文化革命包括对工作组的意见。他一方面想证实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错，另一方面也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准备。在他听到的，都是一致的意见：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主动；工作组不能撤，撤了，就全乱套了。
刘少奇召开座谈会，马上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本来刘少奇在一线，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是正常的事，可是在不正常的时候也就变得不正常了。在毛泽东看来，他是在做小动作，以便和自己斗争。
毛泽东便连续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来京的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毛泽东说：
“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刘少奇似乎依然不愿在工作组问题上妥协。他以退为守，召开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会议，作出了“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一种是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一种是更加脱离群众。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全部撤，只能换一部分。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为了守住工作组这最后一道防线，刘少奇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他想以此保住工作组。
这几天，江青从各大、中学校，到毛泽东屋里，到文革小组驻地钓鱼台连轴地转。那天她碰到刘少奇，到毛泽东处汇报领了指令后，和陈伯达一起到了北京大学。
毛主席的夫人到北大，大家就像看到毛主席的影子，北京大学一片欢呼。根据江青的旨意，北京大学召开了“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全体师生被集合到东操场。聂元梓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有功之臣和北大红卫兵头头被请到了主席台。
大会首先请江青发言。江青站起来，把话筒扶了扶，大声说：
“革命同学们：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学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也许你们很关心毛主席的身体，毛主席的身体很健康。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现在是不是请我们文革小组组长伯达同志讲讲。”
在江青讲话的时候，坐在他侧边的聂元梓总是频频地向她看。她还是第一次见到江青，而且今天是这么近距离地看到江青。和江青一样，聂元梓也是一个英雄崇拜主义者，不然她也不会嫁给现在那个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老公了。当然，她的老公比起毛主席来还只是英雄身上的虱子。因为崇拜英雄，爱屋及乌，聂元梓也就崇拜英雄的妻子。江青是充满光芒的毛泽东的身边的人，自然也是充满着光芒。江青在说话时总是两手不停在空中划着，像在不停地抓苍蝇，她的嗓音是细而哑，声调颤颤悠悠，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落在聂元梓的眼里都是美的，是一个领袖的妻子所具有的。

陈伯达用他的闽南“普通话”，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因为大家听不懂，由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力作翻译。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的京剧改革其实就是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开端，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江青同志扶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三十多年前，鲁迅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现在，江青同志是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
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知道江青还有这么大的革命干劲和斗争能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这么大的作用。台下欢呼起来：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天空中突然下起了毛毛雨。一直嚷嚷身体有病，怕风怕雨的江青索性把军帽一摘，站起身来鼓掌回应大家的欢呼。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江青、陈伯达等文革小组成员和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不停地在北大、清华、清华附中等大、中学校调查情况，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这天下午，江青等又从其他学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周围是绿树掩映的亭台楼阁，知了也来凑热闹，不停地叫着“知──了，知──了”，增加了天气的闷热。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等文革人员。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
江青细而哑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遍了整个校园。台下立刻欢呼雀跃，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
“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江青接着说，“我今天就是毛主席派来烧火来了！把工作组给你们灭掉的革命之火，造反之火重新烧起来！”
台下一片掌声，像是成千上万的鸭子在田里浮动着的声音。
江青严厉批判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批判工作组。渐渐地，她激动起来：
“看看张承先，在北大干了什么！张承先奉行的是什么干部路线？有一个中文系五年级的学生张少华，曾在一张保他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他就把她招入领导核心。张少华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政治骗子。张少华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很多人目瞪口呆。他们不明白，江青怎么把家庭的内部战争搬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来了？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些尴尬。陈伯达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江青跟前，做了个手势。
江青也意识到了自己说走了嘴。但她这时已经控制不住，心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出来，也让她媳妇一家做不来人。

原来张文秋的大女儿是毛泽东战死在朝鲜战场上的大儿子毛岸英的儿媳，江青和她母女俩一直有矛盾。不久前，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毛岸青又和张文秋的二女儿恋爱结婚了，江青认为这都是张文秋为高攀他们使出的阴谋，很是懊恼。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非常激动，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张文秋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她又放高音量说，“岸青有神经分裂症，让大夫护士在医院里看着，后来张少华去了，是她母亲叫她去的，说是去看他，结果，张少华把护士赶走，趁岸青神志不清……，骗他和她结婚。从医院出来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
全场哗然。
大会组织者为了维护秩序领大家高呼起口号来。
江青又加大音量说：
“我从来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张少华站到反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的立场上，她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这时，有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从下面递给江青一张条子。江青当即展开来，对大家说：
“刚才有人递给我一个纸条，问：‘对运动中出现打人、喷气式等野蛮行为怎么解决？’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江青讲话后，就由康生发言。康生先干咳了一下，抬头扫视了一下整个会场。他的长脸上是非常缜密的一条条皱纹，似乎记载着久经风雨的经历，小胡子硬绑绑的，眼睛十分有神，可以看出他丰富的经验和坚忍的个性。他亮着嗓子说：
“我现在告诉大家，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全场一阵骚动。康生的话实际上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康生大声说。
康生的发言言简意赅。
最后由陈伯达发言：
“工作组是压制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起来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革命！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搬掉！”
台下欢呼起来，口号声响彻在天空。红卫兵们有“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很多人抱在一起哭了，很多人围成一个圈，跳起舞来。组织者似乎早有准备，放起了礼炮，敲起了锣鼓。
其实，江青他们是奉毛泽东的旨意来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的决定的。毛泽东撤工作组想以点带面地展开。事情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北大的工作组被打成错误工作组后，全国再次掀起了驱逐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们除了要权，就是不想工作组参与到他们与“黑帮”的斗争中来，来摘他们熟了的“桃子”。工作组已如风雨飘摇中的漏船。

接着，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他做了个挥之即去的手势，高声说：
“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工作组撤出学校后，红卫兵们的革命斗争更是势不可挡。这一下更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本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们是最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他们是不光彩的丑角，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经过多次运动，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遭人唾弃，自惭形秽，因为被打怕而谨小慎微，现在，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挨斗成了他们的新职业，这里刚刚挨过斗，就被押往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批斗。
文革小组成员按毛泽东的旨意继续穿梭于北京各学校“烧火”。
有一次，在北京市海淀区的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卜大华们发现江青在场，临时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一个同学笔记本上抄着的《一论》和《二论》大字报（缺《三论》），撕下来，又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字条，意思是请毛泽东看看他们的大字报到底是不是像工作组说的是“反动”。江青说：
“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为了鼓励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毛泽东提议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大会如期召开。
红卫兵代表们斗志昂扬地走进会场。
蒯大富来了。他年轻的脸上有了一种沧桑感。陈伯达派王力和关锋去看望他后，工作组便预感到来者不善，就把他放了。放出后，他就投身到了革命斗争中去。不久，他还受到了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蒯大富没有时间去理发店，所以头发胡子很长。这就更像监狱里的许云峰了。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很多其他学校的积极分子向他行注目礼，他向大家举手致意，那动作也一下子变得成熟老练了。那神态，俨然是刚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大英雄。认识他和闻其名的学生无不为之敬佩。很多积极分子围了上去，问候他，问他绝食斗争和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的情形。他就向他们讲开了，大家啧啧赞叹。
聂元梓来了。她的穿着和以前不同。她现在是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她见江青总是穿着军装，便觉得军装能体现一个革命者的革命和斗争精神，就买了绿布替自己做了两套。她走进会场，立刻被外校慕名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围上了。一些第一次见他的积极分子开始还以为她是一位豆寇年华的小将，一看是位中年妇女，就更把她看作红卫兵中的领袖。大家纷纷要她介绍经验。聂元梓就耐心地给他们作指导。她现在说起话来两只手也像抓苍蝇似的在空中乱动，嗓音也是又细又哑，声调颤颤悠悠，颇得江青的神韵。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来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来了。
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来了。
以上五人，被毛泽东称为“五大学生领袖”。

最后，清华附中娃娃脸卜大华也来了。在年龄上，他只是小弟弟，但他是“红卫兵”称号的的缔造者，是红卫兵发源地的领袖，也许毛主席没有看到他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资料，没看到过他卜大华的名字，才没有把他列入“学生领袖”之列。但是他应该是“五大学生领袖”的先行者。而且，不久，江青答应把他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大字报底稿转交给毛泽东，传遍了首都所有红卫兵阵营，让首都所有红卫兵组织和他们的领袖为之羡慕。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和领袖们的地位又为之攀升了一截。所以，卜大华进来后，所吸引的目光并不比“五大学生领袖”少。
人声突然喧闹起来，会场上出现了一阵骚动。原来，主席台上出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北京市委第二副书记吴德的陪同下走向主席台就座。他们刚一坐下，文革顾问康生和文革小组所有成员从会堂的一角出来，他们没有上台，而是走到了台下第一排坐下。
李雪峰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他是大会的主持人。
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这次大会上，要向红卫兵们正式宣布撤出工作组，尽管实际上工作组已经从各学校撤出，同时，毛泽东要求当时决定派工作组的刘邓“解释撤工作组的原因”，其实就是要他们向红卫兵们检讨。
李雪峰宣读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修改，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决定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决定说，“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会场上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几乎所有的红卫兵积极分子的脸上，都表现出激动。这将意味着他们将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一个个都是跃跃欲试的样子。
接着是邓小平发言。他照例先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小平头。他那古铜色的面庞上的鱼尾纹，似乎比以前深了不少。他面向大家说：
“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的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派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撤也是根据群众的需要，目的都是为了把运动搞好。”
邓小平似乎没有理解毛泽东“解释”的潜台词，真的“解释”起来。
康生和江青坐在一起，两人互视了一下。
接着由刘少奇发言。刘少奇的语调显得低沉，甚至透着凉意，完全没有了往日讲话时的那种风采：
“同志们，刚才小平的讲话，我完全完全同意，我就不再重复了。广大师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热情，党中央包括我在内，都坚决支持。许多革命的师生，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说不知道怎么办，想让我们给你们想办法，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江青气恼地对身旁的康生轻声说：
“他这是在顽固抵抗！在混淆视听！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都在‘五一六通知’里，他为什么这样说？”
“让他充分表现么。”康生说。

“现在的革命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进行，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接着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刘少奇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下去：
“我们提倡辩论，但不要把辩论会弄成斗争会。有时很难区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今天是少数，经过辩论，明天就可能是多数。正确意见，也可能是少数，不要强迫别人改变观点，他们可以参加辩论会，也可以不参加，也可以允许会上、会下、会内、会外辩论。这样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因为他们虽坏还不是反革命，让他们充分暴露嘛。有人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大家认为不得了了，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嘛。”
刘少奇说着，又端起杯子喝水。
台下的江青气红了脸。康生在暗笑，待江青看向他，才收起笑形。台上的周恩来把头伸向边上的邓小平，小声说：
“少奇同志怎么能讲这话呢？不该讲！绝对不该讲！”
“道理是对的，不讲为好。”邓小平小声说。
就在刘少奇放下杯子去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主席台后面的大幕右侧突然打开，毛泽东大步流星地从台后走来。他一直往台前沿走，行走带出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拣拾，毛泽东已到台前沿向众人招手。
全场欢声雷动。
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没有说话，向台下招着手，显示了一下最高统帅的风度。他从台前沿的右边走到左边，然后转身，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和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向后台。和刚才出来时一样，他没有正眼看一下刘少奇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刘少奇呆立着，不知所措，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早已起立，和台下的人一道拍手。
这突如其来的事谁也没有想到。这前，台上台下包括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大会开始前就隐身坐在了幕后。
他不出席会议，他不愿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但他要听听刘邓到底是如何向红卫兵“解释”的，了解他们的态度。刚才，毛泽东本来起身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了，他似乎从刘邓发言中掌握了他们的“态度”，他对刘邓的“解释”当然很不满意，尽管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来，但当听到刘少奇最后的那番议论时，他又站下来，听了一会，他把手一挥，几个随从人员会意，把大幕的一边拉开，他便走了出去。
刚才那一幕，台下即使不知中央内幕的红卫兵都容易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冷淡。他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了他与刘邓的分歧。也许这是他要的效果之一。
毛泽东回到幕后，这时周恩来也赶来，陪着他回一一八厅。

八届十一中全会迫在眉睫，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仍然抓紧筹备工作，以前是刘少奇干的活，他都揽了过来，他从二线走到了一线。毛泽东下决心要把这次全会变成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在他的心目中，重要性不下于遵义会议。他主持常委会，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什么人参加会议都由他定，有时是“扩大”，有时是“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说是常委会，就可以不让与意见相左的常委参加。和“扩大”一样，“缩小”也是为了收到“一致通过”的效果。而且“缩小”不让意见相左者参加会议，也能防止反对意见对其他与会者的影响。所以，“缩小”的常委会都在菊香书屋开，有时竟没有通知到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另一个一直没有参加开会的是林彪，他一直在大连养病。但毛泽东有时叫叶群来代表他参加常委会，或者政治局会议。和江青一样，现在叶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而且，叶群不用“扩大”就能参加中央核心会议。
会议的公报初稿已在会前在毛泽东授意下由陈伯达主持下写好，在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的名字，在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林彪的名字排在毛泽东之后。林彪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才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名字原本排在其他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当然，对于陈云，毛泽东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就不让他开会。陈云曾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是常委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如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人，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也都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的中央，他左边是刘少奇，右边是邓小平。周恩来、朱德也坐在前面。会议厅的两边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边坐着负责记录的速记员，另一边摆着一架磁带录音机。毛泽东神情严峻，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然后说：
“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要反对，我看反对也没有啥，牛鬼蛇神总要跳嘛。今天我不多讲，主要由小平、少奇和伯达讲。讲完后讨论，研究和通过文件就好。请小平先讲。”
会后，毛泽东照例到一一八厅吃饭、休息。他刚半躺在床上捧了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读，江青进来了。见毛泽东看得专心，也没去打扰他。她打量着房里的一切，尽管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但她每次来总要打量一番。
“有什么事吗？”毛泽东的眼睛没有离开书本。
“主席，我差点给忘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将有二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托我交给你。他们这二篇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无情的打击，现在还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你放着吧。”毛泽东眼睛对着书说。
江青走后，毛泽东又看了一会书。看得累了，放下书，点上一支烟。这时，他注意到床前桌上那几张稿纸。他拿过来，展开看起来。那是几张方格稿纸，上面的字一笔一划，写得认认真真，刚劲有力。因为刚才江青说话没有仔细听，毛泽东一下子为大字报的题目吸引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说得多么好啊，他们说出了他的心里话。毛泽东看信的内容，一句句话，一个个词语，都像是从他心头滴下来一样。造反，造反，革命就是造反！
毛泽东一下子兴奋起来，他为有这样的革命小将而高兴，红卫兵小将应该是他搞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也是主力军，他理应支持他们。

他起床，站到书桌前，铺开纸，拿起毛笔蘸上黑，写起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７月２８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６月２４日和７月４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７月２５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第二天，毛泽东的这封信作为大会文件发给了每个与会代表。
八月三日，毛泽东派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两个红卫兵代表卜大华和王铭召到中南海钓鱼台，向他们展示了毛泽东这封信。两个红卫兵代表惊喜万分，当即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将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给红卫兵战友们。
这特大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中间传开了，巨大的暖流激起心头的热浪。清华附中校园内一片欢腾。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的话，像催征的战鼓，敲击着红卫兵小将们灼热的胸膛。
毛泽东的信，同时迅速地传向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毛泽东鼓励红卫兵大胆地起来造反，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真正开始遍及全中国每个角落。
八届十一中全会按毛泽东制定的程序进行。八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江青等几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被“扩”了进来。
江青领会毛泽东这次会议的意图，那就是为了在这次全会中打垮刘少奇作铺垫，会议一开始，她就走到刘少奇对面，手指着他的脸说：
“刘少奇，你派工作组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必须亲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说着，她看一眼会议桌两边的其他人，尖着嗓子喊道：
“我认为，刘少奇必须到北大、清华去检讨，必须到北大清华听取革命小将的控诉和批判！我强烈要求主席批准这个革命要求！”
会场哑雀无声，大家被江青这突如其来的行为震惊了，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刘少奇叹了一口气，他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但所有的人都听得格外清楚。紧接着，刘少奇不无歉意地说：
“这一段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出了一些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