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党内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也一向认定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在他想来，毛泽东点这把火是为了照亮群众，现在造成这样混乱的局面，不过是被一些人利用毛泽东的这把火再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想来烧毁我们这个新世界。解铃还须系铃人，刘少奇决定请毛泽东回京来主持这个局面。
刘少奇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召到怀仁堂，研究急剧而下的北京和全国文化革命的形势，提议请毛泽东来主持大局。大家都赞同他的提议。
刘少奇几次致电毛泽东，都是秘书徐业夫接电话。刘少奇说要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徐业夫说他会转告毛主席，结果均无回音。
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飞往杭州。
刘少奇走进汪庄，面对苍松翠竹、湖水碧波和撩人眼目的花草，他突然感觉一阵凉意，同时突然预感到毛泽东不会回北京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预感来自何处。

毛泽东从一九六五年春就离开北京，很少回北京。以前，他总是冬日住在杭州，毕竟江南暖和，如今，已是初夏了，他还要住在杭州。这是反常的。
徐业夫秘书在门口先见了他们，叫他们在门口等着，他先去报告毛泽东。等了好一会儿，徐秘书才出来，说：
“主席在客厅等你们。”
刘少奇等人进去时，毛泽东正襟危坐在客厅里恭候着他们。
刘少奇是个内秀的人，他发觉了毛泽东和以往会见他们的不同之处。以往，毛泽东会见他和另外几个常委，总是不事修饰，穿着睡衣，有时睡衣也是皱巴巴的，头发也往往乱得很。现在，身穿灰色中山装，中山装挺得很，看上去头发也是刚刚梳理了几下的。看来刚才叫他们等在门口，毛泽东是在整理他的衣冠。
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格外热情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们握手。

毛泽东显得神采奕奕。刘少奇等人刚坐定，他就朗声说：
“北京情况怎么样啊？我批了一张大字报惹祸了吧？好在还有你们这两位秦始皇嘛。我看天不会塌下来，乱是会乱点儿的，乱也没关系，不乱不治嘛。”
毛泽东来了个先发制人，让刘少奇张不开口。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而且势头已向全国蔓延。”刘少奇心情沉重地用低沉的语气说，“在京的常委们都感觉到当前有许多问题需要决断，我和小平来除了请示汇报工作外，就是请您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们在第一线大刀阔斧地干，顾得上时找我来问一问，这样也好嘛。少奇同志，中国需要你这么一个秦始皇式的人物。你比我厉害，我在北京说话没人听，你们俩一发怒谁都害怕。”

“在中央的任何决策中，” 邓小平诚恳地说，“我们都将听毛主席的，这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
是的，林彪提倡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其实中央一班人，一向是把自己当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没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翻身得解放，就没有今天。他们一向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带路人。刘邓现在在毛泽东面前毕恭毕敬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他们自觉和毛泽东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我看还是听真理的吧。”毛泽东转头向着邓小平说，“‘永远不变的是：共产党是领袖，这是唯一的。’你过去这句话讲得好嘛！你还讲过，‘老的不行嘛！不要占着茅房不拉屎，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是黄金荣。他的徒弟是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地把座位让给了蒋介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我们为什么不行呢！’我对青红帮没有研究，但你的话很对。所以，我退居二线，让你们干，以后让你们接我的班。”

邓小平想不到毛泽东把他说过的话几乎能够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他的脸孔一阵发热。他避开毛泽东射来的目光，慌忙说：
“我的话不是针对主席的。我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和林彪同志的意见一样，毛主席永远是全党的领袖。”
“是的，主席，包括我在内，过去可能在某些方面对您不够尊重，希望主席能对我们多多谅解。”刘少奇说，“我们还是希望主席能够回北京，去主持工作。”
“我退居二线已经好几年了嘛。我看还是由你来相机处理吧。我们党，历来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没有群众，大事情办不成，小事情也办不成。”
“我们一定按主席教导的办事。”邓小平说。
刘少奇见毛泽东不肯回北京，便开始思考下一步工作。面对波诡云谲的文革运动，他心中无数。他想到的只有派工作组。这是搞运动的老办法，他只能用老办法来对付这新问题。当年土改是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是派工作组，“四清”运动更是大派工作组。
“主席，北京大学我们已经叫北京新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下去。现在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领导、师生致电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毛泽东没有声响，只是吸烟。大家都等着他回答。一会儿，他说：
“可以不派嘛。我说过了，乱也没关系，不乱不治嘛。”
刘少奇再次说，只有派工作组才有可能维护秩序。邓小平表示赞成。他们恳请毛泽东考虑。

毛泽东用力吸了一口烟，把烟灰弹到烟缸里，看着烟缸里的烟灰说：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也许不利于文化革命。”
刘少奇再次请求说：
“北京等地的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像是要驱散烟雾似的挥了挥手，意思是这个问题再不用说了。
“你们既然来了杭州，就好好休息一下，游游西湖，放松放松。”毛泽东说。
“主席，你好好休息吧。”
刘少奇说着站起来。其他的人也跟着站起来。
刘少奇等急忙赶回北京。

刘少奇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北京和各地的大、中学校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刘少奇说：
“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
刘少奇讲话的时候，陈伯达刚刚走进会场。他因为接江青从上海来的一个电话迟到了。
陈伯达是文化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这段时间，文革小组还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只是执行上海江青的指示。刚才江青在电话里把陈伯达批了一通，责备他文革小组不作为，像个算盘珠，拔一拔，动一动，她叫他从今天开始，文革小组成员每天去学校看大字报。她叫他不要让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控制运动，尽力阻止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去扼杀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听了刘少奇的讲话，迅速写了一张条子。
他把条子递给在讲台上的刘少奇。刘少奇摊开纸条，看了一下，立刻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边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邓小平一看，站起来说：
“伯达同志有个条子，我念一下：‘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接着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毛主席现在把这个家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当好！”
大家都赞成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主张。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
会后，中央书记处通知中央各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包括从部队抽人，派工作组到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在短短的几天里，先后有四百多个工作组，共五千五百多人，开进了各大专院校。又有几百个工作组，进入了北京各中学。
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根本上不了解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实质，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规定”开进学校，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他们封闭校门，禁止校内外串连，不准相互支持，背地里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开始懵了，不知道是工作组还是“五一六通知”代表中央的声音。
率领北大那个工作组、并在北大兼任党委书记的人叫张承先。他到北大前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他五十出头，中等的个子，长长的脸盘，威武的眉字间透着一股英气。他在会上叫道：
“阶级敌人混水摸鱼，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动笔我们也动笔，他们动枪我们也动枪。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我们才带来多少人，五个书记，几个秘书，几个做饭的，几个司机，加到一块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嘛。有人问我：有些人像右派一样向党进攻，怎么办？我回答：你可以把他揭出来，这是好事。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边是老虎就用不着怕了嘛。”
张承先枪打出头乌，用阶级斗争威慑了几个闹事乱贴大字报的人，取消了红卫兵组织，“卡”住了全部外出串连的人，又经过和聂元梓等多方工作，总算制住了整个局面，息事宁人了。
可是不久，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出现了。张承先看到后跳起来：
“你们看，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哇！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敢反对，这不是赤裸裸地反党吗？我提醒大家要记取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倒霉的教训，反对党委就是反党，反对工作组也是反党。我们要引蛇出洞，迟早要再来一次反右派！”
张承先举起捏紧的双拳，双拳颤动着：
“党有今日，不容易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于反工作组的坏人，一定要揪出来。在这个紧要关头，斗争到了关键时候了！”

原来，那天陈伯达开会后感到颜面扫地，又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家里，就坐在地毯上对着他老婆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
毛泽东看中陈伯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其实陈伯达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为人处事又十分软弱。
这时，江青的电话来了，问了他开会的情况。江青照例又责备了他几句，说他身为文革组长，没有在会上站出来和刘邓斗争。她对他说，
“文革这把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你还怕什么？毛主席点燃，就是为了让它烧起来，烧遍全国，烧彻大地天空，不是让它现在就被人浇灭了。我告诉你，老夫子，现在对待文化大革命，是表现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是表现一个党员是真党员还是假党员的分水岭！你要告诉在京的所有文革成员，不但要每天下去看大字报，还要宣传文革，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作为你，还要好好利用你手中武器《人民日报》，向反文革的人和旧机构开火，支持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让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最后，江青叫他先打电话给康生，让康生老婆在北大一定要顶住，因为北大是全国文革的龙头。
接了江青的电话，陈伯达忽然漆桶脱底，就如昏迷的人被人打了个巴掌，一下子变得神志清醒了。他自己打了个嘴巴，骂了一声自己“老糊涂”，就去给康生打电话，告诉他江青的“指示”。

原来，陈伯达听了江青的话，这才记起，发动文革是毛泽东的意思，只要跟着毛泽东就永远不会错，党的历史表明，凡是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人，用时行的话，“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的委屈也没有了。委屈点，也值得。
康生把江青的“指示”告诉曹轶欧后，曹轶欧就密告聂元梓。聂元梓现在在北大更红了。虽然她是北大动乱的始作俑者，但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工作组不但不敢动她，凡事还得和她商量，得她点头。
他们最怕她的当然是她向他们贴出一张大字报来，要是这样，毛主席再说一声“好”，大祸就会降到他们头上。工作组简直把她当作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她在这边是红人，在红卫兵这边呢，他们又把她当作精神领袖。事实上，北大的学生红卫兵组织是在她的支持和策划下建立起来的。
聂元梓本来不敢违抗工作组，她以为工作组是毛主席派来的，现在得到曹轶欧的密告，她便心里有底了。于是，在她的努力下，加上《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北大的红卫兵又迅速组织了起来，并且和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秘密串联，四处活动。他们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学生运动天然有理”，中央“八条规定”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张承先率领的工作组和红卫兵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红卫兵针尖对麦芒，毫不退让。
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红卫兵们说：
“造反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说他们是“篡改毛主席语录”。红卫兵说在毛选某页上，你们自己去看看。工作组的人翻开毛选，上头白纸黑字写着，果真如此，便只好干瞪眼。

“造反有理”，工作组便变得“无理”，他们便遭到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师生的围攻。清华、师大等大专院校和清华附中等中学的红卫兵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革命精神的队伍，再次一批批涌进北大。
这天，一个好消息从北京邮电学院传遍了北京所有的大、中学校：北京邮电学院赶走了工作组！
全市的造反派师生们上街游行，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声援北京邮电学院。一时之间，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在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跨、斗倒。”
斗“黑帮”本身是一个和工作组对着干的行动，而且，造反派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一时间，造反派和工作组的斗争开始白热化。
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操场上迅速搭起了一个台子，上拉一块横幅，上写“斗鬼台”三字。此时，工作组正在开会，看到这是红卫兵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刚才站在边上指挥搭台子的一个男学生说。
操场的边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着戴的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个个拿着棍子，就像荷枪实弹的卫兵。不断有骑着自行车的人，来向那个指挥的红卫兵头头报告什么。那几个骑自行车的人未戴校徽，看上去也不像是学生。
一会儿，台上的扩音器响起了《国际歌》，一队队红卫兵整齐入场。那个红卫兵头头走上台去，领大家唱《东方红》。歌毕，一个个黑帮，也就是干部、专家、学者，从不远处的教学楼被揪过来。他们每人由两个红卫兵各扭住一条胳膊被推着伛偻着腰过来。他们每人戴着一顶用竹篾扎、白纸糊的高帽子，颈上挂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等。有的人的背上也被贴上了大字报。他们被揪到台子下面，十人一排，站了四排半。接着，红卫兵们一个个上台揭发。每一个红卫兵上台揭发后，就由一名学生到话筒前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那几个骑自行车而未戴校徽的人，每隔一定时候，就到三十斋（北大把楼叫成斋），用电话去和什么人联系，听取指令。
批斗结束，红旗开路，敲锣打鼓吹号子，那些黑帮像刚才押出来一样被押在前面，在校园内进行示威游行。
队伍到未名湖畔时，队伍发生了混乱。先是有几名红卫兵拿着墨汁瓶和毛笔，给每个黑帮脸上涂上墨汁，让他们的“黑”帮，名副其实，接着，有个青年男教师赶上前去，向几名领导施以拳脚。看来此人是平时受领导气的。可就在这时，从树丛中窜出一伙人来，看来也是学生，他们像绿林一样，个个拿着棍子，企图把黑帮分子劫走。可以看出，他们是来救这些被批斗者的。
红卫兵们没有准备，他们去阻止时，被“绿林军”打得落花流水。可是毕竟红卫兵们人多势众，前面的人被打倒了，退却了，后面还有无数的人冲上来。绿林军终于被击垮。黑帮分子大多没有被劫走，因为大多数黑帮不敢跟绿林军走，很多黑帮被拉了也不肯移动脚步。地上，到处是红卫兵被打的血迹。红卫兵便把气撒在了黑帮分子身上，他们就叫他们跪在地上，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还有一些红卫兵，对几名黑帮搞喷气式。与此同时，红卫兵头头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那几个骑自行车不戴校徽的人，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进行了劝阻。

队伍在未名湖畔停了好长时间，等他们重新往前游行时，工作组的人赶来了。红卫兵们就像刚才的绿林军一样凶狠，把工作组击退。
张承先带着头上的一个血包回到办公室。他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迅速把今天的事情写成了第九号《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报告党中央。简报中详细介绍了北大工作组对于今后再发生乱斗现象时所决定要采取的种种措施。
简报于二十日就到了刘少奇手中，刘少奇决定把简报立即批转全国。他写下批语：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带着他的批示，决定伺机而动。
再说，北大红卫兵批斗黑帮的革命行动传到北京各个学校，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们大快人心，也纷纷仿照批斗黑帮。
六月二十一日，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蒯大富反背着手在树荫里踱步。
他其实是个好激动，性格外向，心智尚未成熟的人，今年还只有二十岁，可是他却特别要做出深沉多思的样子来，特别是上次参观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他回来后在自己学校组建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自己当了团长，他总觉得自己是当了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一样，仿佛毛主席真的靠他去保卫，红色江山在他的手上，革命的胜负在他一决一样。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他的性格是做事说干就干，无所顾忌。因为“根正苗红”，更是无所顾忌。十八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了“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这件事更令他感到长在新社会的幸福，增长了保持国家、民族不变修的使命感。
现在，“五一六通知”的字句在他的脑子里像过字幕一样一遍遍过着。他已从学校里个别中央高干子弟那里了解到，“五一六通知”才是毛主席的真正声音，工作组不是毛主席派下来的。
那些红色贵族以前在他蒯大富面前趾高气扬，现在他蒯大富比他们走在革命的前面，他们主动和他接近。蒯大富也人尽其用，让他们在自己的手下当领导，以便发挥他们的优势。
蒯大富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去做，还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挥棒去冲锋陷阵。
一种莫名而来的气吞山河的气概充满了他的全身心，他觉得自己应该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走在北大、清华附中前面，走在全中国红卫兵组织的前面，就像毛主席要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样。北大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清华附中诞生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可他们清华大学呢？

他想着自己怎样为革命立功，想不出，便又去复习“五一六通知”。希望从它哪里撩开云雾。
他不知不觉到了一幢办公楼前，抬起头来，眼前是贴满大字报的墙壁。一个男学生手中拿着笔墨，正看他的同伴扒在梯子上贴大字报。蒯大富心头一亮，从这个男生手中拿过笔墨，在墙上一张由别人写的大字报的空白处写上：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他在后面署上“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团长蒯大富”。
蒯大富加上这条震撼人心的批语后，这张大字报前很快聚满了人。
这时，一位身材修长，剪着短发，有一张鹅蛋型面孔的中年妇女，骑着一辆崭新的小型飞鸽牌自行车，在校园里转游着。她东看西望，一看就是新来的。她看到大字报前聚着人，就骑到了那里，下车后站到人群后看起来。她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
她就是王光美。是刘少奇今天派来了解清华大学的情况的。刚才她怕坐轿车来露眼，是让自行车放在卡车上，乘卡车过来的。
王光美看了那条批语后，就回身骑到工作组办公室。这时工作组长叶林，一个中年男子，正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因为他知道王光美要来。
王光美告诉了叶林蒯大富的批语。大家都感到了形势严峻。

叶林是经委副主任，他的顶头上司是副总理薄一波。在讨论对策之前，叶林先打电话给薄一波。薄一波告诉他，照刘主席的指示办，进行反击。
第二天，工作组在大操场召开了声讨大会，批判右倾学生反工作组的行为。薄一波也亲自到会。
当叶林在台上说“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时，会场上顿时一片混乱。蒯大富等一些红卫兵头头跳上台去，批判工作组。蒯大富叫道：
“‘五一六通知’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叫我们夺权，毛主席叫我们夺权，你们工作组不叫我们夺权，你们是什么工作组？是代表谁的利益？你们工作组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

会场里叫喊声一片。红卫兵们都伸出戴着红袖章的臂膀，表示支持蒯大富。
坐在台上的薄一波上前，企图制止蒯大富，两人就站在话筒前发生了争论。他们的话通过高音喇叭响彻了整个校园。
蒯大富运用“五一六通知”精神，说：
“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主席身边还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你们要是不代表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夺权？”
薄一波说到最后，没话找话，说：
“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蒯）’大富！”
全场哄笑起来。
薄一波以为自己占了上风，就向台下大声说：
“同学们，我们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了……”
他刚说了这一句，台上的一个女红卫兵头头就抢过话筒，高喊道：
“拥护毛泽东，打倒党中央！”
台下无数“红卫兵”臂膀举起来，跟着高喊。
领着大家高喊毕，那女红卫兵头头说：
“你薄一波放狗屁！你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黑帮还有待考察呢！你和彭真的关系必须追查！同学们，我们不听他的，他应该听我们的，他应该滚回去！”

这时，王光美在操场外的一幢楼上，正用高倍望远镜密切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她把这里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有两三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回给她传递纸条。
王光美带着他了解到的情况秘密回到中南海福禄居。
刘少奇拍案而起：
“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向我们整个共产党宣战！”
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读书的女儿刘平平，看了看他，说：
“我们学校也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说：‘我们要正告你们这些工作组的老爷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这是变着法子分裂党中央。”刘少奇说。
刘少奇迅速把清华大学和其他一些闹得最凶的学校的工作组的组长叫到自己家里。组长们带来了造反派闹事的一些“证据”，如一些大字报抄件，红卫兵印的小报，一些宣言书等。他们还反映了红卫兵传播小道消息，经常外出串连等现象。